| 明清史 |
清代台湾原住民赴大陆贺寿朝觐事迹考
郝时远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04期
【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京)2008年1期第115～128页
【作者简介】郝时远，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81）。
【关 键 词】清代/台湾原住民/理番/贺寿/朝觐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在台湾设“一府三县”，辖于福建省，台湾正式纳入清朝的行政区划。清廷统治台湾后，最重要的事务之一是所谓“理番”。清廷以元明王朝对大陆西南、西北少数民族之泛称，①将台湾原住民依归化程度分为“熟番”、“生番”，即所谓“内附输饷者曰熟番，未服教化者曰生番或曰野番。”②故“理番”之要，在于迫使原住民各番社输饷纳贡、落发归顺，随之而来的则是“番地”的农业开垦。“理番”之外，清朝在台湾的“治民”政策与大陆亦有所不同，即如连横概括：“唯其所异者，则挈眷偷渡之律、侵垦番地之律、娶纳番妇之律。”③但这些禁令均与官府鼓励农业垦殖的政策相矛盾。因此，台湾的土地问题始终是有清一代“理番”与“治民”的焦点。随着大陆移民规模不断扩大，“番汉”之间的土地矛盾日益突出，且由平原地区不断向内山扩展，以致内山“生番”抗拒侵垦、袭杀汉民的事件频繁发生。雍乾时期的“理番”政策突出剿抚并重、“民番”分界、设隘隔离等特点。而“治民”之道，则苦于应对汉族移民假“反清复明”旗号的起义，以及按祖籍相聚形成的漳泉、闽客等“分类械斗”。
据统计，从康熙三十五年吴球事件至乾隆六十年(1795)郑贺事件，近百年间，台湾规模较大的民变事件达47起，其中汉族移民反清抗官事件27起、分类械斗11起，原住民抗官事件9起。④在这些事件中，震动清廷的反清事件莫过于康熙六十年的朱一贵起义和乾隆五十一年的林爽文起义。而原住民事件中，则以雍正年间水沙连、大甲西等番社的抗官事件最为突出。但正是这一时期，出现了雍正末年台湾“熟番”赴大陆贺寿、乾隆年间“生番”赴大陆朝觐贺寿之事，成为有清一代台湾原住民赴大陆参加贺寿典礼、经历朝觐礼仪的重要事件。
然而，在清代台湾史、台湾原住民史的研究中，台湾“熟番”、“生番”赴大陆贺寿朝觐这一重要事件，并未引起学界应有的注意。就笔者所及，1950年代台湾学者曾就乾隆年间原住民朝觐贺寿一事的部分史料做过专文考述，⑤1985年另有台湾学者在通史性著作中提及此事且列出“番目远赴北京瞻觐”标题。⑥但对雍正年间原住民赴大陆贺寿一事，尚无研究线索可证。事实上，雍乾时期台湾原住民赴大陆贺寿朝觐，虽然是清廷在台“理番”政策实践中的特殊例证，但是在清代整个民族事务中仍属重要之举。本文拟就这一事关清代官方与原住民在王朝仪轨层面互动关系中的重要事务做一梳理，揭示这一为台湾史和台湾原住民史研究中忽略的重大史实及其意义，以期全面、客观地认识清代在台的“理番”事务。
一、雍正年间台湾原住民赴福建贺寿事迹
康熙、雍正年间，台湾“番多民少，生番均未归化，熟番苦于诛求，故康熙、雍正间乱亦三起。”⑦雍正前期，虽台府官员不断奏报“生番归化”之抚番政绩，但汉民越界侵垦、“生番”潜出杀人等事则日渐频繁。同时，当地官府对归化番社征赋、差役无度，且与番社通事、社商等勾结欺蒙“番人”，也往往导致番社杀死通事、抗拒盘剥的激变。雍正九年(1731)，北路彰化县大甲西社掀起抗官事变，即是清代台湾规模较大的“番乱”之一。
是年十二月，因“淡水同知张弘章扰累番人起衅”，⑧大甲西社林武力等聚众袭击衙署、杀死兵丁、围攻彰化县城，引起其他番社响应。史称：“闻系大甲西、大甲东、牛骂、沙辘、水里、猫雾栋、阿里史、朴仔篱等社，通共逆番不过二千人。”⑨其后，官府遂发兵进剿，甚至由福建调兵增援。战事延续几近一年，台湾南北两路番社动荡不安，汉族流民亦趁机起事，成为雍正年间台湾“番情”的最大危机。直到雍正十一年，大甲西社事件及其连锁反应方告平息。⑩为此，官府专门立“镇番碑”以铭记功绩，府县官员、巡台御史分赴南北两路安抚各社、招抚向化。大甲西等番社经历战乱后，虽蒙“皇恩许迁善（沙辘奉改为迁善社、牛骂改为感恩社、大甲西改为德化社），生者还其乡”的善后抚慰；但已是“番妇半寡居，番童少雁行”的一派凄凉。(11)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番民赴省庆贺万寿”之议。
雍正十二年十月，巡台官员图尔泰、林天木奏称：淡水、台湾、凤山、诸罗、彰化等处通事林秀俊等率领各属番黎，“欣逢万寿圣节，欢呼踊跃。愿效华封，吁赴省会，不惮梯航。番黎众多、情词恳切，随晓以重洋往来未便齐赴，慰谕众番安业，择有庆福、万年等二十余人，允其赴省。”(12)林秀俊即为德化社（原大甲西社）通事，而庆福、万年等二十二人或为番社土目，或为番社社丁人等，均属“略通官音之土目番民”。(13)据此推断，庆福、万年等人很可能是经历大甲西社之乱后重新复社的德化、迁善、感恩等番社的首领。清朝皇帝的万寿节庆，通常举国庆贺，邦国藩属亦派使朝贺献礼，而台湾原住民提出赴大陆贺寿则前所未有。这一提议虽为通事林秀俊一干人等提出，但不排除地方官员授意，以期通过剿抚大甲西社事件后，昭示皇恩浩大、番社向心“感恩”、“迁善”和“德化”，为雍正大寿增添“绥辑万方、爱恤黎元”之光彩。
台湾原住民庆福等一行渡海赴福建省城贺寿，行前台地官府各赏赐银牌一面，(14)“给其衣帽、铺盖、盘费，差通事五名，千总、典史各一员护送过海。”抵达福建后，福建水师提督等官员“一一亲加慰劳”，(15)委专人照料，“日给口粮，令其随同耆老拜舞恭祝皇上万寿。”“礼毕后仍传集番众谕知皇恩浩荡，赏以缎绫布疋、靴帽带袜等物……各番踊跃欢呼，叩谢天恩。”并表示“得以仰瞻圣朝典礼威仪之盛，实出望外，惟有到家输诚永戴、守分安业、和睦众番、教训子弟，共享升平之福。”(16)当时，正值福建驻防旗营官兵“例应合操之期”，故福建官员在检阅之日专门安排原住民观礼，“俾得瞻睹内地兵威之盛，并宣扬天恩盛德，似与教化番人或有裨益”。对此，福建将军印务海关监督郎中准泰在向皇帝的奏报中称：“海外各社番黎不辞跋涉重洋叩祝圣寿，皆缘前次剿抚得宜，使野性之番既畏天威、更感皇仁，今又得见内地之衣冠仪制、政教兵威，看其情形怀德畏威出于诚实，回社之后转相传布，自无不输诚向化矣。”(17)凡此种种，足见台湾、福建官员对此事之用心和重视。然而，雍正对这些“颂圣”之说并不欣赏且申斥有加。
雍正一朝，在内地“番政”方面的重大举措是推动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由此也引起西南地区“番夷”土司的持续反抗。台湾“番情”不同于内地，故雍正对台湾“理番”事务颇为重视，尤其看重“理番”官吏的作用。早在雍正三年，他就针对福建、台府官员交相奏报“生番归化”告诫说：“今日之接踵输诚固属可称，他日之掉臂逃叛亦属可虑，全在地方上文武官弁安辑得法，始不至贻笑将来也。此等处封疆大吏不可不预为筹及，严饬属员，施恩布教。务令野番心悦诚服，向慕归附，永无变更，方不愧柔远之道。”为此，他多次警告涉台官员“驾御之方时刻在念，勿得忽略。倘致偶启衅端，别生枝节，非认罪颂圣即可了结之事，当勤为访察，严饬各属。慎之、慎之！”(18)然而，时隔不久，雍正四年、六年，台湾先后爆发了水沙连社、山猪毛社的“番变”，这使雍正大为恼火。
雍正一朝尤重整饬吏治，对台湾“番情”之变深谙个中原因，他认为“理番”之“要在文武官弁抚恤得法，使百姓总不干犯熟番，熟番永不欺凌生番，各安生理，两不相涉，自不至生事。设或文员贪黩，武弁懈弛，百姓侵扰熟番，熟番又复虐用生番，遂尔激成祸端。”(19)故此对巡台官吏严加申斥：“前于汝等出京时，朕谆谆训诲，但当划清界限，使生、熟番夷及内地百姓各安生理，两不相侵，始可免意外之虞。尔等岂遗忘此谕耶！明者远见于未萌，智者防患于无形，若似此逐案推求，随时整饬，皆属事后之补救，亦恐不胜其烦。总之，汝辈庸流，因循不振者多，实心任事者少，奈何！”(20)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雍正九年大甲西等社“熟番”的抗官事件，使面对内地西南苗疆之乱频起的雍正深感“理番”之难，也颇有“贻笑将来”之愧。
因此，虽然台湾原住民赴省城贺寿之议经他允准，但他对福建官员有关原住民贺寿及其输诚归化的种种好大喜功的溢美之词，却很不以为然。认为不过是“汝等识见扁浅之辈”所图“虚浮事也”。他在准泰的奏折上朱批称：“岂可以目前之景而定必其永久输诚内化也？总在内外两地文武抚驭得法、实心任事，便不输诚内化何碍之有？”(21)这固然反映了他一贯反对虚浮、务实求真的治道理念，但也表达了对台湾“理番”事务的失望心境。他历来认为，如果因为官吏失职造成“已归之心而复生离意”，那还“不如非归化之人不伤体国也。”(22)所谓“便不输诚内化何碍之有”的说法正是由此而发。当年，雍正万寿免朝贺，或许这也是他对福建、台湾官员组织台湾原住民赴大陆贺寿一事未持乐观态度的原因之一。
台湾原住民庆福一行于雍正十二年十月九日抵达福建，十一月三日“著来员护送过海回籍”，在大陆停留20余日。无论这一事件源自原住民“向心归化”之愿望，还是地方官员弘扬皇恩之举措，它开启了清代台湾原住民通过官方渠道赴大陆参访的先声，这不仅在清廷的台湾“理番”实践中属别出心裁之举，而且对乾隆时期原住民两次赴大陆贺寿朝觐也提供了前朝之鉴。
二、乾隆年间台湾原住民赴北京朝觐事迹
如果说雍正年间台湾原住民赴大陆贺寿，是平息大甲西等社“番乱”后的宣恩抚番之策，那么乾隆年间台湾原住民赴北京朝觐，则是对内山“生番”协助平息林爽文事件的褒奖。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彰化地区的天地会首领林爽文率众起义，并一举攻陷彰化县城、杀知府等官吏数十人，进而攻克淡水厅治之地，一时声威大振，台湾各路天地会党人纷纷响应并拥戴林爽文为“盟主”，号称聚众十万，立年号“顺天”，建立政权，形成与清廷分庭抗礼之势。是时，台南凤山县的庄大田也揭竿而起，并于乾隆五十二年攻占凤山县，随即移师北上，与林爽文部合围台湾府城，清廷大震。乾隆数度调兵遣将，仍无法扭转困境，遂于是年八月调陕甘总督福康安率湖南、贵州、广西、四川兵力赴台平乱。
福康安到达台湾后，假强兵之势，安抚归顺百姓、分化瓦解义军，很快扭转了被动局面，迫使林爽文率余部逃入内山。福康安以汉庄依靠“义民”、以内山招抚“生番”之策，对林爽文等进行围剿，于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将林爽文捕获，平息了继康熙年间朱一贵事件后震动朝野的台湾最大危机。随后，福康安主持了清查台湾积弊并酌筹善后事宜等，其中对台湾“理番”政策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如按照四川“降番”的屯练之制推行“番屯”政策等。
台湾原住民“生番”朝觐之动议，是在清廷平定林爽文事件之后由福康安提出的。乾隆五十三年五月初九日，福康安上奏称：
窃查台湾南北各路民人仰沐恩施，普加赈恤，复于出力剿御之村庄番社，特赏匾额以昭奖励。民番等感激欢呼，归庄益众，从前荒废田园多已修治播种……至内山生番等，虽 野性难驯，而摄以兵威、结以恩信，未尝不深知感畏，向来地方官视为异类，阻其向化之心，奸民等又复越界滋扰，致启衅端。前臣追剿逆匪时，亲至内山宣扬威德，设法招致。该生番等皆知效顺、协同堵截，实为出力可嘉。兹复钦奉恩旨，令查明出力生番优加赏给，派员前赴隘口传旨加赏，无不欢欣踊跃，出于至诚。伏思此等生番既知慕义，自应广示招徕，民番等得已共庆升平、相安无事。臣曾遣熟悉番情之贡生张维光至番社晓谕，酌令生番头目数人照四川屯练土司之例，进京瞻仰天颜，使化外番黎优沾圣泽，而海疆荒僻地咸得被服声教，永庆敉宁兹业。据张维光禀报，生番等极为欣悦、情愿前往。如蒙俞允请俟天气凉爽交与徐嗣曾妥协办理，派员带领于年前至京，是否可行，伏候训示至。(23)
乾隆允准了这一动议。福康安动议台湾原住民进京朝觐，实为昭示乾隆功业，同时也想以此为契机推动台湾的“生番”归化。福康安此议虽未涉及前朝例证，但“照四川屯练土司之例”之说则颇有深意。所谓“四川屯练土司”，是指乾隆年间平定大小金川之后着力推行的一种由“降番”丁壮组成的地方少数民族武装制度，日常从事生产，战时从军调遣。福康安受命平定林爽文之乱，力主征调四川屯练赴台，其重在“降番屯练”具有以千抵万的战斗力。对此，乾隆虽忧虑远隔数省、跨海调遣之劳繁，但更担心“降番”因此而认为朝廷兵力不足、再生反意。但终因台湾情势危机，决定调四川屯练“降番”两千人长途跋涉赴台驰援。这些屯练藏兵在平定林爽文事件中的确发挥了奋勇善战的作用，同时也促使福康安在“酌筹善后事宜”中按四川屯练模式确立台湾“屯番”之制等。因此，“照四川屯练土司之例”令“生番”进京朝觐，也就成为内地“理番”政策移植台湾的题中之义。
是时，台湾形势平定不仅博得朝野一片歌功颂德之声，而且乾隆对此也颇为得意。在他心目中，平台之功固然不能与平定西南、西北等武功业绩相比，“不值刊碑太学”，但“此次办理迅速，首伙生擒，亦不可无纪实之作。朕现驻跸热河，欲将此次平定台湾事迹，御制碑文于热河大成门庑内嵌石刊刻，俾振武敷文盛轨，永昭上塞。”不日，御制“平定台湾告成热河文庙碑文”成，其中特别铭记：“生番化外，然亦人类；怵之以威，赉之以惠；彼知畏怀，贼窜无地；遂以成擒，爽文首系。”可见，乾隆此刻的心境与雍正完全不同，雍正平息台湾“熟番”之乱，留下的是对“理番”成效的失望；而乾隆平定台湾“乱民聚众”，则得到化外“生番”的协力配合，终使“贼窜无地”束手就擒。因此，乾隆不仅在功绩碑中镌记了台湾“生番”的功劳，而且对“生番”进京朝觐一事专门诏谕安排，称“台湾生番，前据福康安奏，于秋凉后，令其起程渡洋，来京瞻觐。因思此次该义民人等随同打仗，殊为奋勉，其中如曾中立、黄奠邦等已赏给同知都司等衔，并令送部引见，酌量补用。著传谕李侍尧等，即令应行引见之义民，与生番等具于秋凉后一同起程，并计算日期，务于十二月十五以前到京，以便同年班众部，共入筵宴，俾伊等仰荷宠锡观光，倍加感奋。”(24)可见，乾隆对台湾“生番”来京朝觐之事的特别重视。
乾隆五十三年八月上旬，进京朝觐之原住民陆续集中于台湾府。当时，“郡城百姓人等见生番驯化归诚、往来街市上，俱夹道拥观，传为太平盛事。”(25)此次选中进京的“生番”分别来自“北路则屋鳌等七社，中路则阿里山等九社、大武垄等六社，南路则傀儡山等八社。共计：生番头目四名、番目二十六名、通事四名、社丁八名。”(26)即屋鳌、阿里山、大武垄和傀儡山四个总社首领、通事各一名，社丁各两名，四社所属各社番目一名，总计四十二人。(27)当时，福建巡抚徐嗣曾奏报进京朝觐的番社人等名单如下：
屋鳌总社番头目华都哇哨，该社所属攸乃武社番目怀足由干、狮头社番目也士乌踏、打铁寮社番目华笃由东、虾骨社番目华笃雪、合欢社番目哈贵乃目、哈仔烂社番目大鹿。“以上屋鳌一社及所辖六社通事贡生张凤华，社丁刘立、张士。”
阿里山总社番头目阿吧哩，该社所属珠母乐社番目凹士弄、踏邦社番目麽澳、兰仔濑社番目宇振、大规佛社番目刘吁呐、涧仔雾社番目阿艾、阿拔泉社番目舞屡、鹿珠社番目磨踏男、皂罗社番目阿米。“以上阿里山一社及所辖八社通事郑黄和，社丁黄瓊、黄信。”
大武垄总社番头目乐吧红，该社所属内攸社番目迈仔、藤桥社番目斗界、美笼社番目迈武笼沙连、岸社番目节里目、万斗笼社番目汗领岸阿眉。“以上大武垄一社及所辖五社通事陈远，社丁林参、张补。”
傀儡山总社番头目加六赛，该社所属枋寮社番目社林妈林、乐里北社番目均力力、柴乐篱社番目匏仔里焉、加那仑社番目社杞老、八里蒙孩社番目扶览旦、礁浓社番目阿四落、大的吉社番目巴里伯立。“以上傀儡山一社及所辖七社通事王冠英，社丁陈秀奇、潘乾生。”(28)这些番社，如阿里山等社均属于“化番”之属，即所谓“归化生番”（输饷不薙发），亦有所谓“叛服无常”的特点。但是，这些番社在协同清军于内山围堵林爽文及其余部时出力甚重，诸如“淡水同知徐梦麟带领屋鳌社番众雅惟斯毕岱等赴军门谒见将军福康安。福康安慰劳之，令赴内山堵缉首逆”；(29)在大武垄之地“获逆爽弟林勇、贼目陈宁等五人”；等等。故“以生番向义，令其入觐。”(30)除这些番社的首领人等外，还包括了“熟悉番情之义民首张维光、叶培英、王松”以及乾隆钦点的“义民”首领曾中立、黄奠邦等。行前，台府官员赏赉各番社首领布疋、盐、茶等物，“令其散播各社，将家属妥为安顿，赶紧制棉衣、行李等件，以资安渡远行。”八月二十八日，这一赴大陆朝觐的原住民“代表团”自鹿耳门（今台南市）登船，“候风开驾”。同时，福建省府“并将该生番等居宿饮食所宜及一切行走章程，咨会督臣饬知经过各地方，妥为预备，以利遄行。”(31)可以说，福建、台湾两地官府对此作出了精心安排。
关于原住民抵闽后如何长途跋涉进京的沿途事迹，尚无史证可考。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台湾原住民一行抵达京城，随即参加了年班朝觐活动：
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戊申），“上幸瀛台。土尔扈特郡王车凌德勒克、和阗所属玉陇哈什四品奇木伯克莫罗穆弩斯……台湾屋鳌总社番头目华笃哇哨、阿里山总社番头目阿吧哩、大武垅总社番头目乐吧红、傀儡山总社番头目加六赛等于西华门外瞻觐。命随至瀛台，赐食”；十二月二十三日（庚戌），“上御抚辰殿大幄次，赐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及土尔扈特郡王、回部伯克，朝鲜国、暹罗国使臣，台湾生番等宴”；十二月二十九日（丙辰），“上御重华宫，赐土尔扈特郡王、回部伯克、台湾生番等宴，并赏赉有差”；十二月三十日（丁巳），“上御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台湾屋鳌总社番头目华笃哇哨、阿里山总社番头目阿吧哩、大武垅总社番头目乐吧红、傀儡山总社番头目加六赛……至御座前，赐酒成礼。”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初五（壬戌），“上御紫光阁，赐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回部郡王、伯克，朝鲜、暹罗国使臣，台湾生番等宴”；正月十四日 （辛未），“御山高水长，赐王公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回部郡王、伯克，朝鲜、暹罗国使臣，台湾生番等食。至癸酉皆如之。”(32)
期间，乾隆在紫光阁赐宴外藩后，曾赋诗称：“漠陲新部胥仪熟，台峤生番许惠承。”前句指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各部虽新附，但拜跪如仪。后句则专指“台湾屋鳌、阿里山、大武垅、傀儡山四社生番头目三十余人，上年随福康安协力剿贼，甚为出力。兹愿赴京瞻觐，是日并予入宴，以嘉其向化之诚。”(33)
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十七日，台湾原住民一行由新授山东青州府知府杨绍裘带领离开北京返闽，在京月余。三月四日，行抵浙江江山县清湖之地。屋鳌总社所属狮头社番目也士乌踏、合欢社番目哈贵乃沐二人表示：“我等既入内地，已沐天恩，非从前化外可比，情愿薙发。”(34)前此，进京朝觐的原住民在得知皇帝恩准他们进京朝觐后，已有先行薙发者。“即如屋鳌社头目华笃哇哨及打铁寮社番目华笃由东二名，因现在起身进京即已先自薙发，愿比于熟番之列。”(35)三月二十二日，原住民一行返抵福建省城，受到省府大员的筵宴，赏赉“布疋、盐、茶等物。并令通事晓谕该番等仰戴皇恩……令委员杨绍裘并义民首叶培英等管送，预饬沿途地方官妥为供给照料，探候风信，酌量配渡，以期平稳迅达。(36)四月二十一日，杨绍裘等护送原住民一行抵达台府，台湾总兵奎林等官员，“宣谕尔等仰蒙皇上天恩、得遂瞻仰、复蒙厚赏。如今回社，务须约束各生番，不许滋事。”各社番目人等表示“今得仰觐天颜，蒙皇上赏给多物，此实从来梦想不到之圣恩。回社自当传告各生番，并严加约束，不敢混生事端。”台府“将花红、布疋、盐、筋、烟、米等物逐名赏犒，并给饭肉，各番目具喜悦叩头。除给与盘费，饬令义民首、通事选拨妥人，护送回社。”(37)历经八个月余的赴京朝觐活动至此结束。
三、乾隆年间台湾原住民赴热河、北京贺寿事迹
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十三日，是乾隆皇帝“八旬万寿”。对此，朝廷极其重视，乾隆亦非常上心。自上年开始，就不断就“万寿”盛典降旨督办，其中对各地官员、外国来使、藩属人等赴热河、北京朝贺之事叮嘱颇多。
关于此次台湾“生番”赴大陆贺寿一事，《八旬万寿盛典》载记颇详，而非“其事只见于高宗实录”。(38)五十五年三月，台湾提督奎林等奏称：“台湾各社生番，自上年春间由京回社之后，据道府禀报，该番等得觐天颜、沾被皇仁，交相荣幸。其上次未及进京之番闻之亦深欣慕。又据清查埔地各员禀称，该番等出界叩头，各求轮流进京等语。臣等以叩求进京之番系何社、何名、共有若干、是否出于至诚具饬确查。去后，今据复，北路狮仔等四社、中路八洞关等四社、南路望仔立等四社，共计生番头目十二人，具系情出至诚吁求入京叩祝万寿。现饬熟悉生番之义民首等带领来郡，于三月内海波恬静，当即委员护送内渡等情。前来，臣等复查南北中三路驯化生番上次未及进京者，前经附折声请准予次年陆续到京，钦奉俞允在案。今岁恭逢皇上八旬万寿，该番等虔恳入都叩祝，其喁喁向化之诚，似难阻抑。臣等现饬厦门海口及经过地方官照料至省，臣等亲加察询再饬妥协护送赴京。”(39)由此可知，乾隆五十三年原住民“生番”朝觐后，乾隆曾允准其他“未及进京者”陆续进京。奎林等上奏既有“生番”出界恳请之实，也有“钦奉俞允在案”之据。
此次南北中三路十二番社及其首领，分别为“狮仔社番头目怀目怀、沙里兴社番头目乌达老域、末笃社番头目罗沙怀祝、屋鳌社番头目也曂哇丹、八洞关社番头目迈阿台、珠萝大埔社番头目投旺、茄茇藔社番头目阿眉达主吧里、荖浓社番头目劳达楼兵雅、望仔立社番头目均力力、旺子立社番头目阿邦、七脚亭社番头目知母恋、浮圳鹿社番头目大匏。”(40)其中狮仔社一说为雍正三年归附，另说为乾隆三十一年招抚，(41)属归化“生番”，若即若离；沙里兴社属雍正十二年平息大甲西事件后招抚的“生番”，(42)即“水沙连及巴老远、沙里兴等三十六社，具于康熙、雍正年间先后归化。”(43)其中，沙里兴社为雍正十二年归化。(44)这些番社均为在平定林爽文事件中出力的主要番社，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初一日，有狮子沙里心生番社长刘阿里带领生番头人、社番三十六名来营禀称，业已带领番众在内山遍搜，并无贼匪踪迹。该生番等踊跃急公，甚为恭顺，臣已面加晓谕，赏以银牌、烟、布等物，仍令入山搜捕。”(45)望仔立社属傀儡山“生番”七十二社之属，“望仔立社辖二社：无朗逸社、七脚亭社。”(46)其他番社之“社群”归属不详，疑为琅峤番社之属，林爽文事件中的庄大田即在琅峤之地被俘获，当时琅峤“各社生番复缚献贼匪三百余人。”(47)又，前次进京朝觐，有屋鳌总社头目华笃哇哨和总社所属打铁寮社番目华笃由东、虾骨社番目华笃雪，此次贺寿又有“屋鳌社番头目也曂哇丹”，疑为屋鳌总社头目华笃哇哨之子。史称台湾“番无姓名，以父名为姓，以祖名为名；如祖名甲，父名乙，即以乙为姓、甲为名。”(48)据此，华笃哇哨一名中“华笃”应为其父名，故为姓。同时，也曂哇丹一名中的“哇丹”与“华笃”音近，似符合以父姓为名之说。(49)无论是否，屋鳌社番头目系第二次入朝。
乾隆五十五年三月十一日，皇帝就台湾“生番”进京贺寿一事诏谕军机大臣等：“该生番等畏威怀德，驯化归诚，联名吁恳祝厘，洵属好事。现经奎林等派令熟悉番情之贡生张维光，带同各番目于三月内由鹿耳门配船内渡，四月内应可行抵福州省城。徐嗣曾前以派令八月来京祝嘏，即著该抚带同各番目等起身，务于七月二十日以内前赴热河瞻觐，俾与外藩蒙古同与筵宴。生番等渡海远来，沿途有大员带领行走，照料一切，较之派委员弁更为妥善也。”(50)此谕不仅对台湾“生番”进京贺寿的时间和礼遇专门予以强调，而且要求“沿途有大员带领行走”，足见乾隆皇帝对“生番”朝贺之重视。据此，福建巡抚徐嗣曾奏报称：“内渡生番头目十二名及义民、通事、社丁等于四月初九日自鹿耳门开船……十六日由厦门登陆，今于二十八日行抵省城。”“随令知府徐梦麟，并添委延平协副将特克什布协同管带该番目等，于初三日自省起程，接站行查。”“臣徐嗣曾于五月初六日将福建巡抚关防交臣伍拉纳……即起程驰赴前途，妥为照料。计至七月初旬，定可前抵热河。”(51)福建巡抚徐嗣曾遵旨亲自安排行程并随行照料，可谓礼遇有加。
乾隆五十五年秋七月，“驾驻避暑山庄。初九日，张乐为始，内外大臣等咸赐入座。”(52)各路贺寿人等陆续到达并相继入觐朝见。台湾原住民“是月十三日，叩觐于避暑山庄，仍入京称庆如礼。”(53)自始至终参加了乾隆的万寿盛典。在避暑山庄，台湾原住民的活动如下：
七月初九日（丁亥），“土尔扈特汗策凌那木扎勒、杜尔伯特多罗郡王纳旺索诺本、和硕特多罗贝勒德勒克乌巴什、阿尔台乌梁海散秩大臣布延德勒克等四人，哈密郡王……及各回城阿奇木伯克等十七人，缅甸国使臣……等十人，南掌国使臣……等六人，台湾生番头目怀目怀等十二人入觐。上御卷阿胜境召见，同扈从王、贝勒、贝子、公、大臣，蒙古王、贝勒……等赐食，并赏赉有差。”十一日（乙丑），“安南国王阮光平、陪臣吴文楚等，金川木坪宣慰司……等三十人，哈萨克汗……等五人入觐。上御卷阿胜境召见。同扈从王、贝勒、贝子、公、大臣，蒙古王……台湾生番等赐食。并赐安南国王阮光平诗，赏赉有差。”(54)十四日（壬辰），“上御澹泊敬诚殿，赐扈从王、贝勒、贝子、公、大臣，蒙古王、贝勒、额驸、台吉等，回部王、公、伯克，安南国王、及陪臣，缅甸国、南掌国使臣，金川土司、台湾生番等宴。”(55)计一百七十余人，是夜“并赐万树园观烟火”。(56)十六日（甲午），朝鲜国正使黄仁点、副使徐浩修等入觐。上御卷阿胜境召见。同扈从王……金川土司、台湾生番等赐食。至丁酉皆如此。(57)
是年七月二十三日，乾隆“自避暑山庄回銮”，王公贵戚、文武大臣、外藩使臣、贺寿人等随行返京。三十日，乾隆“回跸至圆明园”。从八月初一日开始京城的贺寿活动，并在同乐园开戏庆贺，是日“看守之王、大臣、额驸、侍卫、军机大臣及安南国王、回子、番子、各国来使等具拟长班进内。蒙古王公、外省大臣等分为两班，每分三十余人更换入内”观戏。其中“番子”一说是否包括了台湾“生番”？根据内务府八月二十日最隆重的筵宴安排，入宴礼仪的顺序为：“宗室王公，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回子王公，安南国王、及朝鲜、安南、缅甸、南掌使臣，土尔扈特来使，土司、番子，京城文武满汉大臣、衍圣公，外省提督、巡抚等，具各按次入坐御前。”按照金川土司、台湾“生番”的排列顺序，可证“番子”即指台湾“生番”。因此，台湾原住民在热河、北京的贺寿活动中，除在八月二十日筵宴上未排入“皇上手赐卮酒者三十九人”之列（其中包括“金川土司二”人）外，(58)始终“照四川屯练土司之例”，与“金川土司”共进退。在八月京城的贺寿活动中，史料记称：
八月初一日（己酉朔），“上御同乐园，赐王、贝勒、贝子、公、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回部郡王、伯克，安南国王及陪臣，朝鲜、缅甸、南掌等国使臣，金川土司、台湾生番等食。至甲寅皆如之。”十二日（庚申），“上御礼舆，还宫。骑架卤簿全设，导迎乐作，并奏万寿衢歌。皇子、皇孙……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员、绅民、耆老、蒙古王……金川土司、台湾生番等环跪称庆。十三日（辛酉），上诣奉先殿行礼，御太和殿，王、贝勒……金川土司、台湾生番等行庆贺礼，作乐宣表如仪，礼成。”并于宁寿宫赐宴。十九日（丁卯），“上御同乐园，赐王、公、大臣，蒙古王……金川土司、台湾生番等食。”二十日（戊辰），“上御正大光明殿。赐王、贝勒、贝子、公、大臣，蒙古王……金川土司、台湾生番等食，并赏赉有差。”(59)
乾隆八旬万寿，京城“献祝之日，臣民恭迎庆辇，夹道欢呼”。自圆明园、西直门至西华门，数十里辇道张灯结彩、“歌陈百戏”，贺寿王公贵族、官员、使臣、各色人等各有恭祝瞻觐位置。出圆明园不远有红桥一处，“红桥之北面为山，一形如曲尺，翼以朱栏，西旁严洞为门，取径而登。上有亭两扁，曰瀛壶、曰西峤，亭上演万国来朝剧。山之麓为安南国王阮光平及其陪臣，并朝鲜、南掌、缅甸各国使臣，金川、台湾山番，以至蒙古、回部各汗、王、台吉等，均鞠（月卺）道旁瞻就天日。”其场景被绘制为图载入史册。(60)
贺寿期间，乾隆再次赋诗称赞屋鳌等社在平定林爽文事件中的功劳，同时赞赏狮仔、八洞关、望仔立等番社倾心向化、赴京叩祝万寿的诚意，其诗云：“生番巢内山，化外教无颁。靖逆嘉力助，朝正厚赐还。路三胥羡社，呼万愿随班。虽曰弗关政，国威鬯海寰。”(61)其中“朝正厚赐还”系指上年屋鳌等社朝觐一事，而“路三胥羡社”则指此次北、中、南三路番社。同时，“自七月初九至八月二十等日”，乾隆相继赏赐王公贵戚、文武百官、中外使臣、藩属人等礼物，其中“赐台湾生番头目带领番子、义民首、通事、社丁等二十一人，共缎绸二百二十疋，大小荷包三十对，布一百九十二疋，瓷、漆盘、碗、盂、烟壶、火燧等器三百二十一件，及茶果诸品。”(62)由此可知，此次台湾原住民贺寿一行除怀目怀等十二名番社头目外，同行还有“义民”首领、通事、社丁等九名。
台湾原住民一行经历乾隆八旬大寿庆典之后，何时起程南下返台，史籍无考。当时，陪同台湾原住民抵热河的大员是奉旨护送的福建巡抚徐嗣曾，返程似应继续陪同。史记：“五十五年，高宗八旬万寿，台湾生番头人请赴京祝嘏，嗣曾以闻，命率诣热河行在瞻觐。十一月，回任。次山东台庄，病作，遂卒。”(63)如徐嗣曾回任系陪同台湾原住民南下，那么似可证台湾原住民在乾隆八旬万寿庆典之后，在京城逗留了一段时间。参考原住民第一次进京朝觐的返程时间：正月十七日离京、三月二十二日抵福建省城，历时两个月余。如是，原住民一行若随徐嗣曾返闽，按两个月计，应在次年正月左右抵闽。对此，宫中军机处档案清楚地记载了原住民返回台府的时间：五十六年“台湾南北两路各番日于本年正月初八日到郡”，并受到台府官员的款待和赏赐以及盘缠，遣人护送回社。(64)历时也是两个月，由此可证，台湾“生番”应是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离京，次年正月返台。因此，有关台湾“生番”头目怀目怀等十二人至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1791年1月时仍滞京未归”一说，(65)应属误读史料。
四、台湾原住民贺寿朝觐的意义
雍乾年间台湾原住民三次赴大陆贺寿朝觐，虽然背景、缘由不同，但均属清代台湾“理番”事务中的重大事件。台湾原住民赴闽省贺寿、赴北京随年班朝觐、赴热河—北京贺寿，并于《皇清职贡图》中载记，是清代官府、皇帝与台湾原住民在王朝仪轨层面直接互动的例证。特别是乾隆年间台湾“生番”的两次朝觐贺寿事迹，在清代全国范围的“理番”事务中亦属特别。
其中，雍正年间台湾原住民赴省贺寿，时间短暂且并未受到皇帝的重视，其原因表面来看主要在于“熟番”变乱使雍正对“理番”事务及其谋求“永无变更”的成效失望万分，以致产生与其令“已归之心而复生离意”，还莫如“便不输诚内化何碍之有”的想法。但是，从心理深层而言，则与雍正对台湾之“番”的歧见有关。从雍正有关台湾“理番”事务的朱批奏折中可知，雍正虽然对台湾“理番”之要在于得人，即强调官吏抚驭得当，但同时对台湾原住民亦心存歧视。故多次将“生番”杀人、“熟番”激变，视为“此等番人，如禽兽之类”，“彼皆为禽兽之类野人，何事而不可为？”云云。(66)雍正虽存“如全赖以兵威、朕不取也”之心，认为“将此无知之类如此剿杀诛戏，实为可悯。将此以为功乎？朕实耻之！”(67)但从中亦不难体味将台湾之“番”视为非人的蔑视。事实上，这正是雍正“便不输诚内化何碍之有”心理的底层意识。
乾隆年间台湾“生番”两次进京朝觐贺寿，是在乾隆“理番”、“平乱”取得“丰功伟绩”条件下发生的事件，加之乾隆八旬大寿的“颂圣”朝野氛围，使这两次活动颇有锦上添花的点缀意味。然而，虽然乾隆有好大喜功的一面，但是他对台湾“生番”以礼相待的言行并非只因所谓原住民向心朝觐、吁请贺寿而生。在福康安入内山追剿林爽文时，乾隆从奏折上获悉生番“在内山尽力穷追、迎头堵截，将林爽文擒获”之功，曾感慨称“不料生番竟能如此”。(68)显然，这在很大程度改变了乾隆对台湾之“番”、特别是未经教化的“生番”的认识。所以才有御制“平定台湾告成热河文庙碑文”中“生番化外，然亦人类”的平等观念，乃至对台湾“生番”朝觐、贺寿事宜的重视和礼遇。
乾隆对台湾“生番”朝觐、贺寿之行的重视和礼遇，虽属昭示皇恩浩大之举，但其中亦含遵循乾隆年间“理番”事务成规定例的意图。乾隆五十三年台湾“生番”首次朝觐期间，十二月二十一日，乾隆前往西苑用膳办事，所有年班藩部、外国贡使等于西华门外迎谒，“今岁并有台湾生番头目俯伏道旁瞻觐。随入西苑赐食，并令与观冰嬉。该生番等平日以捕鹿为业，山野之性居然拜跪如礼，而行色亦具极恭敬欢服。已命于《职贡图》增绘补编，以志国家抚御广远，益励钦承帝佑。”当时，乾隆赋诗云：“贺正近远毕来同，抚谕凭舆言语通。西北新番称旧仆，东南捕鹿学宾鸿。冰嬉仍寓诘戎训，苑觐都怀奉朔衷。众喜康强颂四得，独深虔巩昊恩蒙。”(69)其中“东南捕鹿学宾鸿”即指台湾“生番”。而乾隆命于《职贡图》中增绘补编台湾“生番”朝觐事迹，则表明乾隆对台湾“生番”朝觐一事已非权宜之褒奖，而是希图将其纳入定制。乾隆五十五年三月，台湾提督奎林奏报台湾“生番”贺寿之事所据“钦奉俞允在案”，即可为证。
乾隆十六年，乾隆谕令各边疆大吏采访、绘制国内归化“番夷”和外邦来使人等的衣冠状貌图谱，其中即包括了福建省府提供的台湾原住民图像。乾隆二十六年，傅恒主持完成《皇朝职贡图》的编辑，其中收录了台湾凤山、诸罗、彰化县和淡水厅“熟番”、“归化生番”男女各13幅图像及简要的文字说明。而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谕令增补台湾“生番”朝觐事迹一事，见于殿本《皇清职贡图》卷3台湾原住民图像附尾的一段文字：“谨按，台湾生番向由该督抚图形呈进者，兹乾隆五十三年，福康安等追捕逆匪林爽文、庄大田，各生番协同擒剿，倾心归顺。是年冬，番社头目华笃哇哨等三十人来京朝贡。并记于此。”(70)这一记述，不仅将台湾原住民“生番”纳入了清朝统治范围的少数民族藩属之列，(71)而且体现了台湾“番政”长治久安的意图。
台湾“生番”进京朝觐，诚然为乾隆的盛世功业增添了举国向化的独特风光，同样也直接影响了清廷对台湾平乱后的安抚、治理之策。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在台湾“生番”结束朝觐之际，乾隆召令“蠲免福建淡水、台湾、凤山、嘉义、彰化五厅县乾隆五十三年额征谷粟，并嘉义县乾隆五十四年额征谷粟。”(72)此举无疑有利于台湾的休养生息，亦利于推行“番屯”之制。是时，台湾“理番”、“治民”除抚慰人心外，重在推行“番屯”之制。即设立“番屯”、招募番丁，通过清查番界被侵垦土地以确定“番”、民界限，使之各得其所、相安无事。乾隆对台湾“生番”施恩礼遇、“番”民一体的态度，虽彰显广施皇恩之意，但并非权宜之计，其目的在于防止官府、汉民欺凌番社、挑起事端，维护“生番”倾心向化的形势。因此，乾隆对挑唆、构衅于番社的事件十分重视，往往亲自谕令处置。
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台湾汉民彭贵生因与泉州人不和，图谋挑唆“生番”出山，利用“生番”肇事袭杀泉州人聚居庄户。彭贵生虽因此被官府擒获，但台府官员对如何惩治该犯尚犹豫不决。对此，乾隆针对台湾总兵奎林关于“拿获图诱生番滋事匪徒，审明定拟”一折谕令军机处称：“此事甚有关系”，若彭犯勾引成功，造成“生番”出山杀人，官府“必将生番痛加剿戮”，致使“番”汉关系再起衅端，危害“理番”方略。乾隆对台府大员处置“此等勾引生番杀人泄愤、事关构衅重大之犯”不能衡量其轻重、当机立断，而“拘泥请旨、殊不可解”。认为奎林“于轻重缓急机宜，不能卓有把握，忽昧忽明”，谕令“此等要犯既经拿获、审出确情，自应立正刑诛，以示儆惩。”(73)可见，在经历林爽文事件之后，乾隆不仅对“生番”协力相助之功念念不忘，而且对台湾“五方之民杂处之地，匪徒凶棍最易滋事”的情形十分清楚，对官府凡事多归罪于“生番”凶悍无教的失之公允予以纠正，对无端生事者即行惩治。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台湾汛兵吴祥贞等在“番汉”之界砍柴，有“生番”在“番界”内追逐捕鹿，吴祥贞等越界驱赶“生番”，被“生番用镖掷伤身死。”乾隆针对台府大员此事的奏报谕称：“今该番等在彼赶鹿并未入界，该兵丁等辄行出界赶逐，致被生番戕害，实为多事。该处生番已经归化，尚届恭顺。防守汛兵固应随时稽察，亦何得有意欺凌，辄致无端生事，殊非抚驭番夷之道？……至此次出界赶逐生番之兵陈得顺、元启等，业据该提督等分别责革，嗣后文武所属兵弁，务须一体严加管束。如再有无故出界生事者，即当从严惩治，以安番众而靖海疆。”(74)由此可见，乾隆对台湾“番政”之于国家的重要性认识——“安番众而靖海疆”，较之雍正“不如非归化之人不伤体国也”的心境，无疑具有更高一筹的眼界。
雍正年间台湾原住民“熟番”赴闽省贺寿，其事虽若过眼烟云，但毕竟是清代官府与原住民在皇朝仪轨范畴互动的开端。而乾隆年间台湾原住民“生番”两次赴大陆朝觐贺寿，则可谓清廷在台湾“理番”剿抚并重之策中施恩有加的高峰。此举虽未成定制，但确属清廷在台“理番”政策中不可忽略的史实，也是清代台湾“理番”政策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透过这一事件，不仅可以看到乾隆末年在台“理番”事务中的开明、远见和身体力行的政策变革，而且其成效在后世亦影响显著。乾隆之后，台湾平埔番地随着番屯制度的推行，番丁亦成为官府维护社会稳定的一支力量。嘉庆年间，台湾“番情”几无波动，而汉族移民械斗、抗官、反清之变则累年发生，官府平息这类民变事件多所征调番丁协力清剿。与此同时平埔之地的番社也加速了民番杂处的过程，“平埔番”日趋汉化，台湾“番多民少”的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乾隆时期平埔之地的“熟番”、“生番”之分，扩展为台湾平原与内山的“平埔熟番”、“高山生番”之别。这一过程的加速，无疑与乾隆末年平埔“生番”朝觐、贺寿，乃至番屯制度的推行直接相关。
雍乾年间曾经历朝觐贺寿的“熟番”、“生番”，是否留下赴大陆朝觐贺寿的记忆，清人史料尚无记载可循。但是，日本占领台湾后进行的采访调查对此则有记述。据《平安县杂记》载：
四社番化熟，系乾隆五十一年。当时原居于顶四社，与生番为伍。因是年台地林爽文作乱，清政府广招内山生番出与御侮攻贼有功。蒙闽浙总督福康安奏明皇帝，着其送引见，其时有大武垄里、萧里社民人张三爷（称三爷者因忘其名也）是该处绅富，与近山各社生番素有往来，为所信服，出为向导，引率四社酋长十人，乘舟至福州总督府谒见。福中堂饬派营弁护送晋京引见。蒙皇帝嘉奖其功，恩赐龙袍十领，旨令归化薙发。回台后，遂相率其顶四社居住之番，一尽出山，薙发化熟，集居于四社山杉林各庄……查其清皇帝所赐龙袍有无遗迹，据云前数年间甲仙埔番民林参之子孙林照、林猫家中尚存一领，闻今亦已毁坏无遗，其余早经毁灭。(75)所谓“顶四社”，史料记称：“阿里山，在县治东南一十七里，地极辽阔，内有顶四社、下四社熟番。”(76)而乾隆五十三年首次进京朝觐的四番社中包括了阿里山总社首领。所记“民人张三爷”应是上文史料所述“熟悉番情之贡生”、“义民首”张维光。同时，此记中提及的“甲仙埔番民林参”也与乾隆五十三年进京朝觐的大武垄番社随行“社丁林参”相合。是故，日本人这一采访所得确与史料相符。据此可证，距乾隆五十三年原住民进京朝觐百余年后，即光绪二十一年(1895)后，在原住民中仍有进京朝觐的记忆流传。
在当代台湾学界有关平埔族的研究中，有关雍乾年间原住民赴大陆的事迹亦有其他传说。如雍正年间平息大甲西社之乱时，曾得到巴宰族岸里社的协助，事后该社首领潘敦仔被“王郡提督带至北京兵部引见，成为第一位受皇帝召见的原住民，且受赏予大片埔地供拓垦。雍正十二年叙封正七品官衔，更赐封蟒袍等宝物。”(77)其时间虽与雍正十一年原住民赴闽省贺寿相合，但其说并无历史文献依据。同时，有关潘敦仔的事迹亦另有说法。如“乾隆二十三年，岸里社首度赐姓‘潘’。乾隆三十五年更由皇帝亲自召见潘敦（阿莫之孙），受‘大由仁’名”之说；同时该项研究又称史料记载“乾隆五年，赐岸里社土目熟番敦仔姓潘姓”和“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乾隆召见潘敦仔，赐名大由仁。”(78)不过，这些赐姓授名之说跨越于乾隆五年至五十五年之间，且在时间上相互矛盾。虽然史料中确有岸里社潘姓敦仔、“大由仁”之名，但并无—上述记载，所谓“按史料记载”所据为何？来源不详。唯有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召见潘敦仔一说，在时间上似与“生番”贺寿一事略合。但据史料记载，乾隆五十五年“生番”贺寿诸社中并无岸里社，而且也没有赐名一说。同时，前述说法称“乾隆36年(1771)，潘敦仔逝世，葬于大社枫仔林，后迁大社潘家墓园。”(79)若此，有关乾隆五十五年召见潘敦仔之说更不能成立。如果这些所谓史料系源于当代平埔族后裔传颂的历史记忆，似乎可以证明朝觐贺寿的经历在乎埔族中仍在流传，当然也不排除研究者据史访谈激发出被访者的记忆重构。此外，在台湾乡土文化研究中，还有乾隆下江南时听说台湾番社奇人异事而招致大陆接见的传说，但尚无史料可证。无论如何，雍乾年间台湾“熟番”、“生番”三次赴大陆贺寿朝觐，是无可辩驳的史实。
在当今台湾学界汗牛充栋的清代台湾原住民研究中，挞伐“理番”政策对原住民侮谩、欺凌、教化、征剿、殖民之论比比皆是，其说固然有据，但对原住民赴大陆朝觐贺寿事迹的忽视则有失历史科学的准则。以至有关中国古代朝贡体系的民间讨论，也自然流于台湾“生番”、“熟番”有清一代“都没有朝贡”的认知，造成因对史实和前人研究的无知而陷入“去中国化”的历史误区。因此，本文对雍乾年间台湾原住民赴大陆朝觐贺寿事迹的考究，目的并非为修饰清代在台的“理番”政策，而在于通过揭示这段史实全面认识清廷的台湾“番政”和最终融入汉人社会的平埔族曾有过的特殊经历。
注释：
①参见拙文：《清代台湾原住民之民族志——〈番俗六考〉》，罗贤佑主编：《历史与民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②周钟瑄：《诸罗县志》卷8《风俗志·状貌》，台湾文献丛刊第141种，第154页，台北：大通书局有限公司、宗青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
③连雅堂：《台湾通史》卷12《刑法志》，台北：众文图书公司，1979年，第328页。
④参见张菼：《清代初期治台政策的检讨》，《台湾文献》第21卷第1期，1970年。
⑤参见林衡立：《清乾隆年台湾生番朝贡考》，《文献专刊》第4卷第3期，1953年。该文主要就《清实录》中的相关资料进行了举证，难窥其事迹全貌。
⑥参见戚嘉林：《台湾史》第2册，台北：农学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第558页。
⑦丁绍仪：《东瀛识略》卷7《奇异、兵燹·兵燹》，台湾文献丛刊第2种，第86页。
⑧阿尔赛、赵国麟：《台湾土番渡海赴省城叩祝圣寿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3辑，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印行，1979年，第676页。
⑨蓝鼎元：《鹿洲文集》，“上郝制府论台湾事宜书”，丁曰健：《治台必告录》卷1，台湾文献丛刊第17种，第65页。
⑩参见郝玉鳞：《奏报搜捕台番余孽已净折》，《宫中档奏折中台湾原住民史料》（电子版），【雍144】，http://www.sinica.edu.tw/～pingpu/library/fulltext/npmdatabase/.
(11)刘良壁：《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卷20《艺文·诗·沙辘行》，台湾文献丛刊第74种，第598页。
(12)图尔泰、林天木：《奏报台湾番民庆贺万寿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3辑，第597页。
(13)阿尔赛、赵国麟：《奏报台湾番民向化叩祝圣寿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3辑，第698页。
(14)清代以银牌作为赏赉之物，用途颇广，尤得台湾原住民喜好，台府官员常以银牌、文衣等作为对有功的原住民进行奖赏，受赏者往往将其作为饰物挂在身上。据载，银牌一般为三五钱重，形制不详。
(15)王郡：《奏报台湾土番赴省叩祝圣寿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3辑，第801页。
(16)阿尔赛、赵国麟：《奏报台湾番民向化叩祝圣寿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3辑，第698页。
(17)准泰：《奏报台湾土番渡海赴省城叩祝万寿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3辑，第677页。
(18)《雍正朱批奏折选辑》(1)，25《福建巡抚黄国材奏闻事折》、26《福建巡抚黄国材恭缴谕旨折》，台湾文献丛刊第300种，第24-25页。
(19)《雍正朱批奏折选辑》(1)，39《巡台御史索琳剿捕生番折》，台湾文献丛刊第300种，第39页。
(20)《雍正朱批奏折选辑》(1)，71《巡台吏科给事中赫硕色、兼理学政御史夏之芳奏闻事折》，第72页。
(21)准泰：《奏报台湾土番渡海赴省城叩祝万寿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3辑，第677页。
(22)林良：《奏报生番归化折》，《宫中档奏折中台湾原住民史料》（电子版），【雍12】。
(23)福康安：《奏为查明台地出力生番等优加赏给缘由折》，《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68辑，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印行，1988年，第209页。
(24)《大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卷1306，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9年，第19326页。
(25)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朝》，徐嗣曾：《生番等于八月二十八日启程瞻觐》，全宗号3、卷7944、号36。
(26)《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64《六月初八日至九月二十六日》，台湾文献丛刊第102种，第1029页。
(27)《台湾诗钞》卷3，弘历：《嘉平二十一日于西苑觐年班各部并台湾生番》，记：“兹屋鳌总社番头目华笃哇哨及所辖六社番目、阿里山总社番头目阿巴里及所辖八社番目、大武垅总社番头目乐吧红及所辖五社番目、傀儡山总社番头目加六赛及所辖七社番目并通事、社丁共四十二人班迎西华门外。”台湾文献丛刊第280种，第44页。此记与《钦定平定台湾纪略》所载四总社各辖番社数不同，总数亦有差。即一为30社，一为26社，所差系未将四总社列入计数。
(28)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朝》，《福建巡抚徐嗣曾奏呈台湾各社生番、通事、社丁名单》，全宗号3、卷7944、号35。
(29)《平台纪事本末》，台湾文献丛刊第16种，第59页。
(30)杨廷理辑：《东瀛纪事》，《十有七日（庚戌）嘉勇福康安班师入台湾郡城》，见《海滨大事记》，台湾文献丛刊第213种，第72页。
(31)《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64，“九月二十六日（甲申）”，台湾文献丛刊第102种，第1030页。
(32)《大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卷1319，第19538、19541、19548、19548-19550页；卷1320，第19558、19561页。
(33)《台湾诗钞》卷3，弘历：《紫光阁赐宴外藩作（己酉）》，台湾文献丛刊第280种，第45页。
(34)觉罗伍拉纳、徐嗣曾：《护送生番渡台缘由片》，《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71辑，第509页。
(35)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朝》，徐嗣曾：《生番等于八月二十八日启程瞻觐》，全宗号3、卷7944、号36。又，阿桂等：《八旬万寿盛典》卷23，四库全书，第660册，第271页记：“其屋鳌社头目华笃由东等闻旨准令入京，即自行薙发以表畏怀”。
(36)觉罗伍拉纳、徐嗣曾：《护送生番渡台缘由片》，《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71辑，第509页。
(37)奎林、万钟杰：《犒赏台湾番目缘由折》，《宫中档奏折中台湾原住民史料》（电子版），【乾129】。
(38)林衡立：《清乾隆年台湾生番朝贡考》，《文献专刊》第4卷第3期，1953年。
(39)阿桂等：《八旬万寿盛典》卷52《台湾生番吁请赴京庆祝恭折》，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660册，第618页。
(40)阿桂等：《八旬万寿盛典》卷52《台湾生番吁请赴京庆祝恭折》，四库全书，第660册，第619页。
(41)参见《雍正朱批奏折选辑》(1)，25《福建巡抚黄国材奏闻事折》，台湾文献丛刊第300种，第24页；《台湾通志》，《列传·政绩·余文仪》，台湾文献丛刊第130种，第483页。
(42)刘良壁：《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卷8《户役·陆饷（附）·彰化县》，台湾文献丛刊第74种，第201页。
(43)傅恒等：《皇清职贡图》卷3《彰化县水沙连等社归化生番》，四库全书，第594册，第487页。
(44)图尔泰、林天木：《奏报彰化沙里兴社生番输诚归化折》，《宫中档奏折中台湾原住民史料》（电子版），【雍147】。
(45)《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49，台湾文献丛刊第102种，第791页。
(46)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7《番俗六考·南路凤山傀儡山二》，台湾文献丛刊第2辑第4种，第151页，台北：大通书局有限公司、宗青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
(47)《福建通志台湾府》，《外纪·乾隆五十三年—六十年》，台湾文献丛刊第84种，第1020页。
(48)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7《番俗六考·南路凤山琅峤十八社三》，第157页。
(49)史籍中台湾原住民姓名除改汉姓者外，多为记录者依读音用汉字转写，各个记录者用字不同，故本文仅以音近比较之。
(50)《大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卷1350，第20041页。
(51)《台案汇录壬集》卷1《兵部移会闽浙总督觉罗伍拉纳等奏报带领生番进京起程日期折》，台湾文献丛刊第227种，第8页。
(52)阿桂等：《八旬万寿盛典》卷73，四库全书，第660册，第876页。
(53)阿桂等：《八旬万寿盛典》卷52，四库全书，第660册，第618页。“十三日”之说并非台湾原住民叩觐之首日，据《大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记载，台湾原住民七月初九入觐。
(54)(55)《大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卷1358，第20176-20177、20180页。
(56)阿桂等：《八旬万寿盛典》卷73，四库全书，第660册，第877页。
(57)《大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卷1359，第20183页。又，《八旬万寿盛典》卷73，第877页记：“十七日、十九日、二十日赐入坐如前。”即十六日后，台湾原住民还参加了十七、十九、二十日的筵宴。
(58)阿桂等：《八旬万寿盛典》卷73，四库全书，第660册，第881页。
(59)《大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卷1360、1361，第20201、20212、20213、20222页。
(60)阿桂等：《八旬万寿盛典》卷79，四库全书，第661册，第247页；图见卷78，第233-234页。
(61)《台湾诗钞》卷3，弘历：《台湾提督奎林、布政使万钟杰奏报生番虔请赴京祝寿，诗以记事（庚戌）》，台湾文献丛刊第280种，第49页。
(62)阿桂等：《八旬万寿盛典》卷73，四库全书，第660册，第886页。
(63)《清史稿》卷332，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970页。
(64)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朝》，《台湾镇总兵奎林、福建台湾道万钟杰奏报番目回社缘由》，全宗号3、卷239、号7。
(65)戚嘉林：《台湾史》第2册，第558页。该说所据清高宗实录中有关台湾“生番”入觐贺寿的记载，均为乾隆五十五年八月之事，同一史源中有关五十五年十二月的年班朝觐活动记载中绝无台湾“生番”之记录。
(66)高其倬：《奏报水沙连社番肆恶情形折》，《宫中档奏折中台湾原住民史料》（电子版），【雍29】；索琳：《奏报剿抚生番以保民命折》，《宫中档奏折中台湾原住民史料》（电子版），【雍35】。
(67)索琳：《奏报剿抚生番以保民命折》，《宫中档奏折中台湾原住民史料》（电子版），【雍35】；高其倬：《奏报剿拿凤山县不法生番折》，《宫中档奏折中台湾原住民史料》（电子版），【雍57】。
(68)福康安：《复奏林爽文窜入内山不能预筹晓谕生番堵截事》，《宫中档奏折中台湾原住民史料》（电子版），【乾107】。
(69)《台湾诗钞》卷3，弘历：《嘉平二十一日于西苑觐年班各部并台湾生番，示以冰嬉即事得句》，台湾文献丛刊第280种，第44页。
(70)傅恒等编：《皇清职贡图》卷3，沈阳：辽沈书社，1991年影印本，第306页。
(71)《皇清职贡图》卷3所载，为东北、福建（含台湾）、湖南地区的少数民族。
(72)《大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卷1321，第19566页。
(73)(74)《大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卷1388，第20635-20636页；卷1397，第20766页。
(75)《平安县杂记》，《调查四番社一切俗尚情形详底》，台湾文献丛刊第52种，第56页。
(76)《台湾府舆图纂要》，“台湾府舆图册·山水·嘉义县”，台湾文献丛刊第181种，第29页。
(77)沈恒伃：《潘敦仔》，http://taipedia.cca.gov.tw/Entry/EntryDetail.
(78)黄美雯：《平埔后裔的族群认同——以大社巴宰族为例》，http://www3.nccu.edu.tw/～g9254012/new_page_28.htm.
(79)沈恒伃：《潘敦仔》，http://taipedia.cca.gov.tw/Entry/EntryDetail.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04期
【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京)2008年1期第115～128页
【作者简介】郝时远，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81）。
| 【内容提要】 | 雍正、乾隆年间，台湾原住民先后三次赴大陆贺寿朝觐，其缘由、背景虽然不同，且未成定制，但均属清季台湾“理番”事务中的重要事件。雍正年间台湾原住民“熟番”赴闽贺寿，其事虽未引起朝廷重视，但毕竟是清廷与原住民在皇朝仪轨范畴互动的开端。乾隆年间台湾原住民“生番”两次赴大陆朝觐贺寿，则标志着清廷在台湾“理番”政策的变革，对后世影响显著。 |
据统计，从康熙三十五年吴球事件至乾隆六十年(1795)郑贺事件，近百年间，台湾规模较大的民变事件达47起，其中汉族移民反清抗官事件27起、分类械斗11起，原住民抗官事件9起。④在这些事件中，震动清廷的反清事件莫过于康熙六十年的朱一贵起义和乾隆五十一年的林爽文起义。而原住民事件中，则以雍正年间水沙连、大甲西等番社的抗官事件最为突出。但正是这一时期，出现了雍正末年台湾“熟番”赴大陆贺寿、乾隆年间“生番”赴大陆朝觐贺寿之事，成为有清一代台湾原住民赴大陆参加贺寿典礼、经历朝觐礼仪的重要事件。
然而，在清代台湾史、台湾原住民史的研究中，台湾“熟番”、“生番”赴大陆贺寿朝觐这一重要事件，并未引起学界应有的注意。就笔者所及，1950年代台湾学者曾就乾隆年间原住民朝觐贺寿一事的部分史料做过专文考述，⑤1985年另有台湾学者在通史性著作中提及此事且列出“番目远赴北京瞻觐”标题。⑥但对雍正年间原住民赴大陆贺寿一事，尚无研究线索可证。事实上，雍乾时期台湾原住民赴大陆贺寿朝觐，虽然是清廷在台“理番”政策实践中的特殊例证，但是在清代整个民族事务中仍属重要之举。本文拟就这一事关清代官方与原住民在王朝仪轨层面互动关系中的重要事务做一梳理，揭示这一为台湾史和台湾原住民史研究中忽略的重大史实及其意义，以期全面、客观地认识清代在台的“理番”事务。
一、雍正年间台湾原住民赴福建贺寿事迹
康熙、雍正年间，台湾“番多民少，生番均未归化，熟番苦于诛求，故康熙、雍正间乱亦三起。”⑦雍正前期，虽台府官员不断奏报“生番归化”之抚番政绩，但汉民越界侵垦、“生番”潜出杀人等事则日渐频繁。同时，当地官府对归化番社征赋、差役无度，且与番社通事、社商等勾结欺蒙“番人”，也往往导致番社杀死通事、抗拒盘剥的激变。雍正九年(1731)，北路彰化县大甲西社掀起抗官事变，即是清代台湾规模较大的“番乱”之一。
是年十二月，因“淡水同知张弘章扰累番人起衅”，⑧大甲西社林武力等聚众袭击衙署、杀死兵丁、围攻彰化县城，引起其他番社响应。史称：“闻系大甲西、大甲东、牛骂、沙辘、水里、猫雾栋、阿里史、朴仔篱等社，通共逆番不过二千人。”⑨其后，官府遂发兵进剿，甚至由福建调兵增援。战事延续几近一年，台湾南北两路番社动荡不安，汉族流民亦趁机起事，成为雍正年间台湾“番情”的最大危机。直到雍正十一年，大甲西社事件及其连锁反应方告平息。⑩为此，官府专门立“镇番碑”以铭记功绩，府县官员、巡台御史分赴南北两路安抚各社、招抚向化。大甲西等番社经历战乱后，虽蒙“皇恩许迁善（沙辘奉改为迁善社、牛骂改为感恩社、大甲西改为德化社），生者还其乡”的善后抚慰；但已是“番妇半寡居，番童少雁行”的一派凄凉。(11)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番民赴省庆贺万寿”之议。
雍正十二年十月，巡台官员图尔泰、林天木奏称：淡水、台湾、凤山、诸罗、彰化等处通事林秀俊等率领各属番黎，“欣逢万寿圣节，欢呼踊跃。愿效华封，吁赴省会，不惮梯航。番黎众多、情词恳切，随晓以重洋往来未便齐赴，慰谕众番安业，择有庆福、万年等二十余人，允其赴省。”(12)林秀俊即为德化社（原大甲西社）通事，而庆福、万年等二十二人或为番社土目，或为番社社丁人等，均属“略通官音之土目番民”。(13)据此推断，庆福、万年等人很可能是经历大甲西社之乱后重新复社的德化、迁善、感恩等番社的首领。清朝皇帝的万寿节庆，通常举国庆贺，邦国藩属亦派使朝贺献礼，而台湾原住民提出赴大陆贺寿则前所未有。这一提议虽为通事林秀俊一干人等提出，但不排除地方官员授意，以期通过剿抚大甲西社事件后，昭示皇恩浩大、番社向心“感恩”、“迁善”和“德化”，为雍正大寿增添“绥辑万方、爱恤黎元”之光彩。
台湾原住民庆福等一行渡海赴福建省城贺寿，行前台地官府各赏赐银牌一面，(14)“给其衣帽、铺盖、盘费，差通事五名，千总、典史各一员护送过海。”抵达福建后，福建水师提督等官员“一一亲加慰劳”，(15)委专人照料，“日给口粮，令其随同耆老拜舞恭祝皇上万寿。”“礼毕后仍传集番众谕知皇恩浩荡，赏以缎绫布疋、靴帽带袜等物……各番踊跃欢呼，叩谢天恩。”并表示“得以仰瞻圣朝典礼威仪之盛，实出望外，惟有到家输诚永戴、守分安业、和睦众番、教训子弟，共享升平之福。”(16)当时，正值福建驻防旗营官兵“例应合操之期”，故福建官员在检阅之日专门安排原住民观礼，“俾得瞻睹内地兵威之盛，并宣扬天恩盛德，似与教化番人或有裨益”。对此，福建将军印务海关监督郎中准泰在向皇帝的奏报中称：“海外各社番黎不辞跋涉重洋叩祝圣寿，皆缘前次剿抚得宜，使野性之番既畏天威、更感皇仁，今又得见内地之衣冠仪制、政教兵威，看其情形怀德畏威出于诚实，回社之后转相传布，自无不输诚向化矣。”(17)凡此种种，足见台湾、福建官员对此事之用心和重视。然而，雍正对这些“颂圣”之说并不欣赏且申斥有加。
雍正一朝，在内地“番政”方面的重大举措是推动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由此也引起西南地区“番夷”土司的持续反抗。台湾“番情”不同于内地，故雍正对台湾“理番”事务颇为重视，尤其看重“理番”官吏的作用。早在雍正三年，他就针对福建、台府官员交相奏报“生番归化”告诫说：“今日之接踵输诚固属可称，他日之掉臂逃叛亦属可虑，全在地方上文武官弁安辑得法，始不至贻笑将来也。此等处封疆大吏不可不预为筹及，严饬属员，施恩布教。务令野番心悦诚服，向慕归附，永无变更，方不愧柔远之道。”为此，他多次警告涉台官员“驾御之方时刻在念，勿得忽略。倘致偶启衅端，别生枝节，非认罪颂圣即可了结之事，当勤为访察，严饬各属。慎之、慎之！”(18)然而，时隔不久，雍正四年、六年，台湾先后爆发了水沙连社、山猪毛社的“番变”，这使雍正大为恼火。
雍正一朝尤重整饬吏治，对台湾“番情”之变深谙个中原因，他认为“理番”之“要在文武官弁抚恤得法，使百姓总不干犯熟番，熟番永不欺凌生番，各安生理，两不相涉，自不至生事。设或文员贪黩，武弁懈弛，百姓侵扰熟番，熟番又复虐用生番，遂尔激成祸端。”(19)故此对巡台官吏严加申斥：“前于汝等出京时，朕谆谆训诲，但当划清界限，使生、熟番夷及内地百姓各安生理，两不相侵，始可免意外之虞。尔等岂遗忘此谕耶！明者远见于未萌，智者防患于无形，若似此逐案推求，随时整饬，皆属事后之补救，亦恐不胜其烦。总之，汝辈庸流，因循不振者多，实心任事者少，奈何！”(20)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雍正九年大甲西等社“熟番”的抗官事件，使面对内地西南苗疆之乱频起的雍正深感“理番”之难，也颇有“贻笑将来”之愧。
因此，虽然台湾原住民赴省城贺寿之议经他允准，但他对福建官员有关原住民贺寿及其输诚归化的种种好大喜功的溢美之词，却很不以为然。认为不过是“汝等识见扁浅之辈”所图“虚浮事也”。他在准泰的奏折上朱批称：“岂可以目前之景而定必其永久输诚内化也？总在内外两地文武抚驭得法、实心任事，便不输诚内化何碍之有？”(21)这固然反映了他一贯反对虚浮、务实求真的治道理念，但也表达了对台湾“理番”事务的失望心境。他历来认为，如果因为官吏失职造成“已归之心而复生离意”，那还“不如非归化之人不伤体国也。”(22)所谓“便不输诚内化何碍之有”的说法正是由此而发。当年，雍正万寿免朝贺，或许这也是他对福建、台湾官员组织台湾原住民赴大陆贺寿一事未持乐观态度的原因之一。
台湾原住民庆福一行于雍正十二年十月九日抵达福建，十一月三日“著来员护送过海回籍”，在大陆停留20余日。无论这一事件源自原住民“向心归化”之愿望，还是地方官员弘扬皇恩之举措，它开启了清代台湾原住民通过官方渠道赴大陆参访的先声，这不仅在清廷的台湾“理番”实践中属别出心裁之举，而且对乾隆时期原住民两次赴大陆贺寿朝觐也提供了前朝之鉴。
二、乾隆年间台湾原住民赴北京朝觐事迹
如果说雍正年间台湾原住民赴大陆贺寿，是平息大甲西等社“番乱”后的宣恩抚番之策，那么乾隆年间台湾原住民赴北京朝觐，则是对内山“生番”协助平息林爽文事件的褒奖。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彰化地区的天地会首领林爽文率众起义，并一举攻陷彰化县城、杀知府等官吏数十人，进而攻克淡水厅治之地，一时声威大振，台湾各路天地会党人纷纷响应并拥戴林爽文为“盟主”，号称聚众十万，立年号“顺天”，建立政权，形成与清廷分庭抗礼之势。是时，台南凤山县的庄大田也揭竿而起，并于乾隆五十二年攻占凤山县，随即移师北上，与林爽文部合围台湾府城，清廷大震。乾隆数度调兵遣将，仍无法扭转困境，遂于是年八月调陕甘总督福康安率湖南、贵州、广西、四川兵力赴台平乱。
福康安到达台湾后，假强兵之势，安抚归顺百姓、分化瓦解义军，很快扭转了被动局面，迫使林爽文率余部逃入内山。福康安以汉庄依靠“义民”、以内山招抚“生番”之策，对林爽文等进行围剿，于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将林爽文捕获，平息了继康熙年间朱一贵事件后震动朝野的台湾最大危机。随后，福康安主持了清查台湾积弊并酌筹善后事宜等，其中对台湾“理番”政策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如按照四川“降番”的屯练之制推行“番屯”政策等。
台湾原住民“生番”朝觐之动议，是在清廷平定林爽文事件之后由福康安提出的。乾隆五十三年五月初九日，福康安上奏称：
窃查台湾南北各路民人仰沐恩施，普加赈恤，复于出力剿御之村庄番社，特赏匾额以昭奖励。民番等感激欢呼，归庄益众，从前荒废田园多已修治播种……至内山生番等，虽 野性难驯，而摄以兵威、结以恩信，未尝不深知感畏，向来地方官视为异类，阻其向化之心，奸民等又复越界滋扰，致启衅端。前臣追剿逆匪时，亲至内山宣扬威德，设法招致。该生番等皆知效顺、协同堵截，实为出力可嘉。兹复钦奉恩旨，令查明出力生番优加赏给，派员前赴隘口传旨加赏，无不欢欣踊跃，出于至诚。伏思此等生番既知慕义，自应广示招徕，民番等得已共庆升平、相安无事。臣曾遣熟悉番情之贡生张维光至番社晓谕，酌令生番头目数人照四川屯练土司之例，进京瞻仰天颜，使化外番黎优沾圣泽，而海疆荒僻地咸得被服声教，永庆敉宁兹业。据张维光禀报，生番等极为欣悦、情愿前往。如蒙俞允请俟天气凉爽交与徐嗣曾妥协办理，派员带领于年前至京，是否可行，伏候训示至。(23)
乾隆允准了这一动议。福康安动议台湾原住民进京朝觐，实为昭示乾隆功业，同时也想以此为契机推动台湾的“生番”归化。福康安此议虽未涉及前朝例证，但“照四川屯练土司之例”之说则颇有深意。所谓“四川屯练土司”，是指乾隆年间平定大小金川之后着力推行的一种由“降番”丁壮组成的地方少数民族武装制度，日常从事生产，战时从军调遣。福康安受命平定林爽文之乱，力主征调四川屯练赴台，其重在“降番屯练”具有以千抵万的战斗力。对此，乾隆虽忧虑远隔数省、跨海调遣之劳繁，但更担心“降番”因此而认为朝廷兵力不足、再生反意。但终因台湾情势危机，决定调四川屯练“降番”两千人长途跋涉赴台驰援。这些屯练藏兵在平定林爽文事件中的确发挥了奋勇善战的作用，同时也促使福康安在“酌筹善后事宜”中按四川屯练模式确立台湾“屯番”之制等。因此，“照四川屯练土司之例”令“生番”进京朝觐，也就成为内地“理番”政策移植台湾的题中之义。
是时，台湾形势平定不仅博得朝野一片歌功颂德之声，而且乾隆对此也颇为得意。在他心目中，平台之功固然不能与平定西南、西北等武功业绩相比，“不值刊碑太学”，但“此次办理迅速，首伙生擒，亦不可无纪实之作。朕现驻跸热河，欲将此次平定台湾事迹，御制碑文于热河大成门庑内嵌石刊刻，俾振武敷文盛轨，永昭上塞。”不日，御制“平定台湾告成热河文庙碑文”成，其中特别铭记：“生番化外，然亦人类；怵之以威，赉之以惠；彼知畏怀，贼窜无地；遂以成擒，爽文首系。”可见，乾隆此刻的心境与雍正完全不同，雍正平息台湾“熟番”之乱，留下的是对“理番”成效的失望；而乾隆平定台湾“乱民聚众”，则得到化外“生番”的协力配合，终使“贼窜无地”束手就擒。因此，乾隆不仅在功绩碑中镌记了台湾“生番”的功劳，而且对“生番”进京朝觐一事专门诏谕安排，称“台湾生番，前据福康安奏，于秋凉后，令其起程渡洋，来京瞻觐。因思此次该义民人等随同打仗，殊为奋勉，其中如曾中立、黄奠邦等已赏给同知都司等衔，并令送部引见，酌量补用。著传谕李侍尧等，即令应行引见之义民，与生番等具于秋凉后一同起程，并计算日期，务于十二月十五以前到京，以便同年班众部，共入筵宴，俾伊等仰荷宠锡观光，倍加感奋。”(24)可见，乾隆对台湾“生番”来京朝觐之事的特别重视。
乾隆五十三年八月上旬，进京朝觐之原住民陆续集中于台湾府。当时，“郡城百姓人等见生番驯化归诚、往来街市上，俱夹道拥观，传为太平盛事。”(25)此次选中进京的“生番”分别来自“北路则屋鳌等七社，中路则阿里山等九社、大武垄等六社，南路则傀儡山等八社。共计：生番头目四名、番目二十六名、通事四名、社丁八名。”(26)即屋鳌、阿里山、大武垄和傀儡山四个总社首领、通事各一名，社丁各两名，四社所属各社番目一名，总计四十二人。(27)当时，福建巡抚徐嗣曾奏报进京朝觐的番社人等名单如下：
屋鳌总社番头目华都哇哨，该社所属攸乃武社番目怀足由干、狮头社番目也士乌踏、打铁寮社番目华笃由东、虾骨社番目华笃雪、合欢社番目哈贵乃目、哈仔烂社番目大鹿。“以上屋鳌一社及所辖六社通事贡生张凤华，社丁刘立、张士。”
阿里山总社番头目阿吧哩，该社所属珠母乐社番目凹士弄、踏邦社番目麽澳、兰仔濑社番目宇振、大规佛社番目刘吁呐、涧仔雾社番目阿艾、阿拔泉社番目舞屡、鹿珠社番目磨踏男、皂罗社番目阿米。“以上阿里山一社及所辖八社通事郑黄和，社丁黄瓊、黄信。”
大武垄总社番头目乐吧红，该社所属内攸社番目迈仔、藤桥社番目斗界、美笼社番目迈武笼沙连、岸社番目节里目、万斗笼社番目汗领岸阿眉。“以上大武垄一社及所辖五社通事陈远，社丁林参、张补。”
傀儡山总社番头目加六赛，该社所属枋寮社番目社林妈林、乐里北社番目均力力、柴乐篱社番目匏仔里焉、加那仑社番目社杞老、八里蒙孩社番目扶览旦、礁浓社番目阿四落、大的吉社番目巴里伯立。“以上傀儡山一社及所辖七社通事王冠英，社丁陈秀奇、潘乾生。”(28)这些番社，如阿里山等社均属于“化番”之属，即所谓“归化生番”（输饷不薙发），亦有所谓“叛服无常”的特点。但是，这些番社在协同清军于内山围堵林爽文及其余部时出力甚重，诸如“淡水同知徐梦麟带领屋鳌社番众雅惟斯毕岱等赴军门谒见将军福康安。福康安慰劳之，令赴内山堵缉首逆”；(29)在大武垄之地“获逆爽弟林勇、贼目陈宁等五人”；等等。故“以生番向义，令其入觐。”(30)除这些番社的首领人等外，还包括了“熟悉番情之义民首张维光、叶培英、王松”以及乾隆钦点的“义民”首领曾中立、黄奠邦等。行前，台府官员赏赉各番社首领布疋、盐、茶等物，“令其散播各社，将家属妥为安顿，赶紧制棉衣、行李等件，以资安渡远行。”八月二十八日，这一赴大陆朝觐的原住民“代表团”自鹿耳门（今台南市）登船，“候风开驾”。同时，福建省府“并将该生番等居宿饮食所宜及一切行走章程，咨会督臣饬知经过各地方，妥为预备，以利遄行。”(31)可以说，福建、台湾两地官府对此作出了精心安排。
关于原住民抵闽后如何长途跋涉进京的沿途事迹，尚无史证可考。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台湾原住民一行抵达京城，随即参加了年班朝觐活动：
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戊申），“上幸瀛台。土尔扈特郡王车凌德勒克、和阗所属玉陇哈什四品奇木伯克莫罗穆弩斯……台湾屋鳌总社番头目华笃哇哨、阿里山总社番头目阿吧哩、大武垅总社番头目乐吧红、傀儡山总社番头目加六赛等于西华门外瞻觐。命随至瀛台，赐食”；十二月二十三日（庚戌），“上御抚辰殿大幄次，赐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及土尔扈特郡王、回部伯克，朝鲜国、暹罗国使臣，台湾生番等宴”；十二月二十九日（丙辰），“上御重华宫，赐土尔扈特郡王、回部伯克、台湾生番等宴，并赏赉有差”；十二月三十日（丁巳），“上御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台湾屋鳌总社番头目华笃哇哨、阿里山总社番头目阿吧哩、大武垅总社番头目乐吧红、傀儡山总社番头目加六赛……至御座前，赐酒成礼。”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初五（壬戌），“上御紫光阁，赐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回部郡王、伯克，朝鲜、暹罗国使臣，台湾生番等宴”；正月十四日 （辛未），“御山高水长，赐王公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回部郡王、伯克，朝鲜、暹罗国使臣，台湾生番等食。至癸酉皆如之。”(32)
期间，乾隆在紫光阁赐宴外藩后，曾赋诗称：“漠陲新部胥仪熟，台峤生番许惠承。”前句指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各部虽新附，但拜跪如仪。后句则专指“台湾屋鳌、阿里山、大武垅、傀儡山四社生番头目三十余人，上年随福康安协力剿贼，甚为出力。兹愿赴京瞻觐，是日并予入宴，以嘉其向化之诚。”(33)
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十七日，台湾原住民一行由新授山东青州府知府杨绍裘带领离开北京返闽，在京月余。三月四日，行抵浙江江山县清湖之地。屋鳌总社所属狮头社番目也士乌踏、合欢社番目哈贵乃沐二人表示：“我等既入内地，已沐天恩，非从前化外可比，情愿薙发。”(34)前此，进京朝觐的原住民在得知皇帝恩准他们进京朝觐后，已有先行薙发者。“即如屋鳌社头目华笃哇哨及打铁寮社番目华笃由东二名，因现在起身进京即已先自薙发，愿比于熟番之列。”(35)三月二十二日，原住民一行返抵福建省城，受到省府大员的筵宴，赏赉“布疋、盐、茶等物。并令通事晓谕该番等仰戴皇恩……令委员杨绍裘并义民首叶培英等管送，预饬沿途地方官妥为供给照料，探候风信，酌量配渡，以期平稳迅达。(36)四月二十一日，杨绍裘等护送原住民一行抵达台府，台湾总兵奎林等官员，“宣谕尔等仰蒙皇上天恩、得遂瞻仰、复蒙厚赏。如今回社，务须约束各生番，不许滋事。”各社番目人等表示“今得仰觐天颜，蒙皇上赏给多物，此实从来梦想不到之圣恩。回社自当传告各生番，并严加约束，不敢混生事端。”台府“将花红、布疋、盐、筋、烟、米等物逐名赏犒，并给饭肉，各番目具喜悦叩头。除给与盘费，饬令义民首、通事选拨妥人，护送回社。”(37)历经八个月余的赴京朝觐活动至此结束。
三、乾隆年间台湾原住民赴热河、北京贺寿事迹
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十三日，是乾隆皇帝“八旬万寿”。对此，朝廷极其重视，乾隆亦非常上心。自上年开始，就不断就“万寿”盛典降旨督办，其中对各地官员、外国来使、藩属人等赴热河、北京朝贺之事叮嘱颇多。
关于此次台湾“生番”赴大陆贺寿一事，《八旬万寿盛典》载记颇详，而非“其事只见于高宗实录”。(38)五十五年三月，台湾提督奎林等奏称：“台湾各社生番，自上年春间由京回社之后，据道府禀报，该番等得觐天颜、沾被皇仁，交相荣幸。其上次未及进京之番闻之亦深欣慕。又据清查埔地各员禀称，该番等出界叩头，各求轮流进京等语。臣等以叩求进京之番系何社、何名、共有若干、是否出于至诚具饬确查。去后，今据复，北路狮仔等四社、中路八洞关等四社、南路望仔立等四社，共计生番头目十二人，具系情出至诚吁求入京叩祝万寿。现饬熟悉生番之义民首等带领来郡，于三月内海波恬静，当即委员护送内渡等情。前来，臣等复查南北中三路驯化生番上次未及进京者，前经附折声请准予次年陆续到京，钦奉俞允在案。今岁恭逢皇上八旬万寿，该番等虔恳入都叩祝，其喁喁向化之诚，似难阻抑。臣等现饬厦门海口及经过地方官照料至省，臣等亲加察询再饬妥协护送赴京。”(39)由此可知，乾隆五十三年原住民“生番”朝觐后，乾隆曾允准其他“未及进京者”陆续进京。奎林等上奏既有“生番”出界恳请之实，也有“钦奉俞允在案”之据。
此次南北中三路十二番社及其首领，分别为“狮仔社番头目怀目怀、沙里兴社番头目乌达老域、末笃社番头目罗沙怀祝、屋鳌社番头目也曂哇丹、八洞关社番头目迈阿台、珠萝大埔社番头目投旺、茄茇藔社番头目阿眉达主吧里、荖浓社番头目劳达楼兵雅、望仔立社番头目均力力、旺子立社番头目阿邦、七脚亭社番头目知母恋、浮圳鹿社番头目大匏。”(40)其中狮仔社一说为雍正三年归附，另说为乾隆三十一年招抚，(41)属归化“生番”，若即若离；沙里兴社属雍正十二年平息大甲西事件后招抚的“生番”，(42)即“水沙连及巴老远、沙里兴等三十六社，具于康熙、雍正年间先后归化。”(43)其中，沙里兴社为雍正十二年归化。(44)这些番社均为在平定林爽文事件中出力的主要番社，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初一日，有狮子沙里心生番社长刘阿里带领生番头人、社番三十六名来营禀称，业已带领番众在内山遍搜，并无贼匪踪迹。该生番等踊跃急公，甚为恭顺，臣已面加晓谕，赏以银牌、烟、布等物，仍令入山搜捕。”(45)望仔立社属傀儡山“生番”七十二社之属，“望仔立社辖二社：无朗逸社、七脚亭社。”(46)其他番社之“社群”归属不详，疑为琅峤番社之属，林爽文事件中的庄大田即在琅峤之地被俘获，当时琅峤“各社生番复缚献贼匪三百余人。”(47)又，前次进京朝觐，有屋鳌总社头目华笃哇哨和总社所属打铁寮社番目华笃由东、虾骨社番目华笃雪，此次贺寿又有“屋鳌社番头目也曂哇丹”，疑为屋鳌总社头目华笃哇哨之子。史称台湾“番无姓名，以父名为姓，以祖名为名；如祖名甲，父名乙，即以乙为姓、甲为名。”(48)据此，华笃哇哨一名中“华笃”应为其父名，故为姓。同时，也曂哇丹一名中的“哇丹”与“华笃”音近，似符合以父姓为名之说。(49)无论是否，屋鳌社番头目系第二次入朝。
乾隆五十五年三月十一日，皇帝就台湾“生番”进京贺寿一事诏谕军机大臣等：“该生番等畏威怀德，驯化归诚，联名吁恳祝厘，洵属好事。现经奎林等派令熟悉番情之贡生张维光，带同各番目于三月内由鹿耳门配船内渡，四月内应可行抵福州省城。徐嗣曾前以派令八月来京祝嘏，即著该抚带同各番目等起身，务于七月二十日以内前赴热河瞻觐，俾与外藩蒙古同与筵宴。生番等渡海远来，沿途有大员带领行走，照料一切，较之派委员弁更为妥善也。”(50)此谕不仅对台湾“生番”进京贺寿的时间和礼遇专门予以强调，而且要求“沿途有大员带领行走”，足见乾隆皇帝对“生番”朝贺之重视。据此，福建巡抚徐嗣曾奏报称：“内渡生番头目十二名及义民、通事、社丁等于四月初九日自鹿耳门开船……十六日由厦门登陆，今于二十八日行抵省城。”“随令知府徐梦麟，并添委延平协副将特克什布协同管带该番目等，于初三日自省起程，接站行查。”“臣徐嗣曾于五月初六日将福建巡抚关防交臣伍拉纳……即起程驰赴前途，妥为照料。计至七月初旬，定可前抵热河。”(51)福建巡抚徐嗣曾遵旨亲自安排行程并随行照料，可谓礼遇有加。
乾隆五十五年秋七月，“驾驻避暑山庄。初九日，张乐为始，内外大臣等咸赐入座。”(52)各路贺寿人等陆续到达并相继入觐朝见。台湾原住民“是月十三日，叩觐于避暑山庄，仍入京称庆如礼。”(53)自始至终参加了乾隆的万寿盛典。在避暑山庄，台湾原住民的活动如下：
七月初九日（丁亥），“土尔扈特汗策凌那木扎勒、杜尔伯特多罗郡王纳旺索诺本、和硕特多罗贝勒德勒克乌巴什、阿尔台乌梁海散秩大臣布延德勒克等四人，哈密郡王……及各回城阿奇木伯克等十七人，缅甸国使臣……等十人，南掌国使臣……等六人，台湾生番头目怀目怀等十二人入觐。上御卷阿胜境召见，同扈从王、贝勒、贝子、公、大臣，蒙古王、贝勒……等赐食，并赏赉有差。”十一日（乙丑），“安南国王阮光平、陪臣吴文楚等，金川木坪宣慰司……等三十人，哈萨克汗……等五人入觐。上御卷阿胜境召见。同扈从王、贝勒、贝子、公、大臣，蒙古王……台湾生番等赐食。并赐安南国王阮光平诗，赏赉有差。”(54)十四日（壬辰），“上御澹泊敬诚殿，赐扈从王、贝勒、贝子、公、大臣，蒙古王、贝勒、额驸、台吉等，回部王、公、伯克，安南国王、及陪臣，缅甸国、南掌国使臣，金川土司、台湾生番等宴。”(55)计一百七十余人，是夜“并赐万树园观烟火”。(56)十六日（甲午），朝鲜国正使黄仁点、副使徐浩修等入觐。上御卷阿胜境召见。同扈从王……金川土司、台湾生番等赐食。至丁酉皆如此。(57)
是年七月二十三日，乾隆“自避暑山庄回銮”，王公贵戚、文武大臣、外藩使臣、贺寿人等随行返京。三十日，乾隆“回跸至圆明园”。从八月初一日开始京城的贺寿活动，并在同乐园开戏庆贺，是日“看守之王、大臣、额驸、侍卫、军机大臣及安南国王、回子、番子、各国来使等具拟长班进内。蒙古王公、外省大臣等分为两班，每分三十余人更换入内”观戏。其中“番子”一说是否包括了台湾“生番”？根据内务府八月二十日最隆重的筵宴安排，入宴礼仪的顺序为：“宗室王公，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回子王公，安南国王、及朝鲜、安南、缅甸、南掌使臣，土尔扈特来使，土司、番子，京城文武满汉大臣、衍圣公，外省提督、巡抚等，具各按次入坐御前。”按照金川土司、台湾“生番”的排列顺序，可证“番子”即指台湾“生番”。因此，台湾原住民在热河、北京的贺寿活动中，除在八月二十日筵宴上未排入“皇上手赐卮酒者三十九人”之列（其中包括“金川土司二”人）外，(58)始终“照四川屯练土司之例”，与“金川土司”共进退。在八月京城的贺寿活动中，史料记称：
八月初一日（己酉朔），“上御同乐园，赐王、贝勒、贝子、公、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回部郡王、伯克，安南国王及陪臣，朝鲜、缅甸、南掌等国使臣，金川土司、台湾生番等食。至甲寅皆如之。”十二日（庚申），“上御礼舆，还宫。骑架卤簿全设，导迎乐作，并奏万寿衢歌。皇子、皇孙……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员、绅民、耆老、蒙古王……金川土司、台湾生番等环跪称庆。十三日（辛酉），上诣奉先殿行礼，御太和殿，王、贝勒……金川土司、台湾生番等行庆贺礼，作乐宣表如仪，礼成。”并于宁寿宫赐宴。十九日（丁卯），“上御同乐园，赐王、公、大臣，蒙古王……金川土司、台湾生番等食。”二十日（戊辰），“上御正大光明殿。赐王、贝勒、贝子、公、大臣，蒙古王……金川土司、台湾生番等食，并赏赉有差。”(59)
乾隆八旬万寿，京城“献祝之日，臣民恭迎庆辇，夹道欢呼”。自圆明园、西直门至西华门，数十里辇道张灯结彩、“歌陈百戏”，贺寿王公贵族、官员、使臣、各色人等各有恭祝瞻觐位置。出圆明园不远有红桥一处，“红桥之北面为山，一形如曲尺，翼以朱栏，西旁严洞为门，取径而登。上有亭两扁，曰瀛壶、曰西峤，亭上演万国来朝剧。山之麓为安南国王阮光平及其陪臣，并朝鲜、南掌、缅甸各国使臣，金川、台湾山番，以至蒙古、回部各汗、王、台吉等，均鞠（月卺）道旁瞻就天日。”其场景被绘制为图载入史册。(60)
贺寿期间，乾隆再次赋诗称赞屋鳌等社在平定林爽文事件中的功劳，同时赞赏狮仔、八洞关、望仔立等番社倾心向化、赴京叩祝万寿的诚意，其诗云：“生番巢内山，化外教无颁。靖逆嘉力助，朝正厚赐还。路三胥羡社，呼万愿随班。虽曰弗关政，国威鬯海寰。”(61)其中“朝正厚赐还”系指上年屋鳌等社朝觐一事，而“路三胥羡社”则指此次北、中、南三路番社。同时，“自七月初九至八月二十等日”，乾隆相继赏赐王公贵戚、文武百官、中外使臣、藩属人等礼物，其中“赐台湾生番头目带领番子、义民首、通事、社丁等二十一人，共缎绸二百二十疋，大小荷包三十对，布一百九十二疋，瓷、漆盘、碗、盂、烟壶、火燧等器三百二十一件，及茶果诸品。”(62)由此可知，此次台湾原住民贺寿一行除怀目怀等十二名番社头目外，同行还有“义民”首领、通事、社丁等九名。
台湾原住民一行经历乾隆八旬大寿庆典之后，何时起程南下返台，史籍无考。当时，陪同台湾原住民抵热河的大员是奉旨护送的福建巡抚徐嗣曾，返程似应继续陪同。史记：“五十五年，高宗八旬万寿，台湾生番头人请赴京祝嘏，嗣曾以闻，命率诣热河行在瞻觐。十一月，回任。次山东台庄，病作，遂卒。”(63)如徐嗣曾回任系陪同台湾原住民南下，那么似可证台湾原住民在乾隆八旬万寿庆典之后，在京城逗留了一段时间。参考原住民第一次进京朝觐的返程时间：正月十七日离京、三月二十二日抵福建省城，历时两个月余。如是，原住民一行若随徐嗣曾返闽，按两个月计，应在次年正月左右抵闽。对此，宫中军机处档案清楚地记载了原住民返回台府的时间：五十六年“台湾南北两路各番日于本年正月初八日到郡”，并受到台府官员的款待和赏赐以及盘缠，遣人护送回社。(64)历时也是两个月，由此可证，台湾“生番”应是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离京，次年正月返台。因此，有关台湾“生番”头目怀目怀等十二人至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1791年1月时仍滞京未归”一说，(65)应属误读史料。
四、台湾原住民贺寿朝觐的意义
雍乾年间台湾原住民三次赴大陆贺寿朝觐，虽然背景、缘由不同，但均属清代台湾“理番”事务中的重大事件。台湾原住民赴闽省贺寿、赴北京随年班朝觐、赴热河—北京贺寿，并于《皇清职贡图》中载记，是清代官府、皇帝与台湾原住民在王朝仪轨层面直接互动的例证。特别是乾隆年间台湾“生番”的两次朝觐贺寿事迹，在清代全国范围的“理番”事务中亦属特别。
其中，雍正年间台湾原住民赴省贺寿，时间短暂且并未受到皇帝的重视，其原因表面来看主要在于“熟番”变乱使雍正对“理番”事务及其谋求“永无变更”的成效失望万分，以致产生与其令“已归之心而复生离意”，还莫如“便不输诚内化何碍之有”的想法。但是，从心理深层而言，则与雍正对台湾之“番”的歧见有关。从雍正有关台湾“理番”事务的朱批奏折中可知，雍正虽然对台湾“理番”之要在于得人，即强调官吏抚驭得当，但同时对台湾原住民亦心存歧视。故多次将“生番”杀人、“熟番”激变，视为“此等番人，如禽兽之类”，“彼皆为禽兽之类野人，何事而不可为？”云云。(66)雍正虽存“如全赖以兵威、朕不取也”之心，认为“将此无知之类如此剿杀诛戏，实为可悯。将此以为功乎？朕实耻之！”(67)但从中亦不难体味将台湾之“番”视为非人的蔑视。事实上，这正是雍正“便不输诚内化何碍之有”心理的底层意识。
乾隆年间台湾“生番”两次进京朝觐贺寿，是在乾隆“理番”、“平乱”取得“丰功伟绩”条件下发生的事件，加之乾隆八旬大寿的“颂圣”朝野氛围，使这两次活动颇有锦上添花的点缀意味。然而，虽然乾隆有好大喜功的一面，但是他对台湾“生番”以礼相待的言行并非只因所谓原住民向心朝觐、吁请贺寿而生。在福康安入内山追剿林爽文时，乾隆从奏折上获悉生番“在内山尽力穷追、迎头堵截，将林爽文擒获”之功，曾感慨称“不料生番竟能如此”。(68)显然，这在很大程度改变了乾隆对台湾之“番”、特别是未经教化的“生番”的认识。所以才有御制“平定台湾告成热河文庙碑文”中“生番化外，然亦人类”的平等观念，乃至对台湾“生番”朝觐、贺寿事宜的重视和礼遇。
乾隆对台湾“生番”朝觐、贺寿之行的重视和礼遇，虽属昭示皇恩浩大之举，但其中亦含遵循乾隆年间“理番”事务成规定例的意图。乾隆五十三年台湾“生番”首次朝觐期间，十二月二十一日，乾隆前往西苑用膳办事，所有年班藩部、外国贡使等于西华门外迎谒，“今岁并有台湾生番头目俯伏道旁瞻觐。随入西苑赐食，并令与观冰嬉。该生番等平日以捕鹿为业，山野之性居然拜跪如礼，而行色亦具极恭敬欢服。已命于《职贡图》增绘补编，以志国家抚御广远，益励钦承帝佑。”当时，乾隆赋诗云：“贺正近远毕来同，抚谕凭舆言语通。西北新番称旧仆，东南捕鹿学宾鸿。冰嬉仍寓诘戎训，苑觐都怀奉朔衷。众喜康强颂四得，独深虔巩昊恩蒙。”(69)其中“东南捕鹿学宾鸿”即指台湾“生番”。而乾隆命于《职贡图》中增绘补编台湾“生番”朝觐事迹，则表明乾隆对台湾“生番”朝觐一事已非权宜之褒奖，而是希图将其纳入定制。乾隆五十五年三月，台湾提督奎林奏报台湾“生番”贺寿之事所据“钦奉俞允在案”，即可为证。
乾隆十六年，乾隆谕令各边疆大吏采访、绘制国内归化“番夷”和外邦来使人等的衣冠状貌图谱，其中即包括了福建省府提供的台湾原住民图像。乾隆二十六年，傅恒主持完成《皇朝职贡图》的编辑，其中收录了台湾凤山、诸罗、彰化县和淡水厅“熟番”、“归化生番”男女各13幅图像及简要的文字说明。而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谕令增补台湾“生番”朝觐事迹一事，见于殿本《皇清职贡图》卷3台湾原住民图像附尾的一段文字：“谨按，台湾生番向由该督抚图形呈进者，兹乾隆五十三年，福康安等追捕逆匪林爽文、庄大田，各生番协同擒剿，倾心归顺。是年冬，番社头目华笃哇哨等三十人来京朝贡。并记于此。”(70)这一记述，不仅将台湾原住民“生番”纳入了清朝统治范围的少数民族藩属之列，(71)而且体现了台湾“番政”长治久安的意图。
台湾“生番”进京朝觐，诚然为乾隆的盛世功业增添了举国向化的独特风光，同样也直接影响了清廷对台湾平乱后的安抚、治理之策。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在台湾“生番”结束朝觐之际，乾隆召令“蠲免福建淡水、台湾、凤山、嘉义、彰化五厅县乾隆五十三年额征谷粟，并嘉义县乾隆五十四年额征谷粟。”(72)此举无疑有利于台湾的休养生息，亦利于推行“番屯”之制。是时，台湾“理番”、“治民”除抚慰人心外，重在推行“番屯”之制。即设立“番屯”、招募番丁，通过清查番界被侵垦土地以确定“番”、民界限，使之各得其所、相安无事。乾隆对台湾“生番”施恩礼遇、“番”民一体的态度，虽彰显广施皇恩之意，但并非权宜之计，其目的在于防止官府、汉民欺凌番社、挑起事端，维护“生番”倾心向化的形势。因此，乾隆对挑唆、构衅于番社的事件十分重视，往往亲自谕令处置。
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台湾汉民彭贵生因与泉州人不和，图谋挑唆“生番”出山，利用“生番”肇事袭杀泉州人聚居庄户。彭贵生虽因此被官府擒获，但台府官员对如何惩治该犯尚犹豫不决。对此，乾隆针对台湾总兵奎林关于“拿获图诱生番滋事匪徒，审明定拟”一折谕令军机处称：“此事甚有关系”，若彭犯勾引成功，造成“生番”出山杀人，官府“必将生番痛加剿戮”，致使“番”汉关系再起衅端，危害“理番”方略。乾隆对台府大员处置“此等勾引生番杀人泄愤、事关构衅重大之犯”不能衡量其轻重、当机立断，而“拘泥请旨、殊不可解”。认为奎林“于轻重缓急机宜，不能卓有把握，忽昧忽明”，谕令“此等要犯既经拿获、审出确情，自应立正刑诛，以示儆惩。”(73)可见，在经历林爽文事件之后，乾隆不仅对“生番”协力相助之功念念不忘，而且对台湾“五方之民杂处之地，匪徒凶棍最易滋事”的情形十分清楚，对官府凡事多归罪于“生番”凶悍无教的失之公允予以纠正，对无端生事者即行惩治。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台湾汛兵吴祥贞等在“番汉”之界砍柴，有“生番”在“番界”内追逐捕鹿，吴祥贞等越界驱赶“生番”，被“生番用镖掷伤身死。”乾隆针对台府大员此事的奏报谕称：“今该番等在彼赶鹿并未入界，该兵丁等辄行出界赶逐，致被生番戕害，实为多事。该处生番已经归化，尚届恭顺。防守汛兵固应随时稽察，亦何得有意欺凌，辄致无端生事，殊非抚驭番夷之道？……至此次出界赶逐生番之兵陈得顺、元启等，业据该提督等分别责革，嗣后文武所属兵弁，务须一体严加管束。如再有无故出界生事者，即当从严惩治，以安番众而靖海疆。”(74)由此可见，乾隆对台湾“番政”之于国家的重要性认识——“安番众而靖海疆”，较之雍正“不如非归化之人不伤体国也”的心境，无疑具有更高一筹的眼界。
雍正年间台湾原住民“熟番”赴闽省贺寿，其事虽若过眼烟云，但毕竟是清代官府与原住民在皇朝仪轨范畴互动的开端。而乾隆年间台湾原住民“生番”两次赴大陆朝觐贺寿，则可谓清廷在台湾“理番”剿抚并重之策中施恩有加的高峰。此举虽未成定制，但确属清廷在台“理番”政策中不可忽略的史实，也是清代台湾“理番”政策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透过这一事件，不仅可以看到乾隆末年在台“理番”事务中的开明、远见和身体力行的政策变革，而且其成效在后世亦影响显著。乾隆之后，台湾平埔番地随着番屯制度的推行，番丁亦成为官府维护社会稳定的一支力量。嘉庆年间，台湾“番情”几无波动，而汉族移民械斗、抗官、反清之变则累年发生，官府平息这类民变事件多所征调番丁协力清剿。与此同时平埔之地的番社也加速了民番杂处的过程，“平埔番”日趋汉化，台湾“番多民少”的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乾隆时期平埔之地的“熟番”、“生番”之分，扩展为台湾平原与内山的“平埔熟番”、“高山生番”之别。这一过程的加速，无疑与乾隆末年平埔“生番”朝觐、贺寿，乃至番屯制度的推行直接相关。
雍乾年间曾经历朝觐贺寿的“熟番”、“生番”，是否留下赴大陆朝觐贺寿的记忆，清人史料尚无记载可循。但是，日本占领台湾后进行的采访调查对此则有记述。据《平安县杂记》载：
四社番化熟，系乾隆五十一年。当时原居于顶四社，与生番为伍。因是年台地林爽文作乱，清政府广招内山生番出与御侮攻贼有功。蒙闽浙总督福康安奏明皇帝，着其送引见，其时有大武垄里、萧里社民人张三爷（称三爷者因忘其名也）是该处绅富，与近山各社生番素有往来，为所信服，出为向导，引率四社酋长十人，乘舟至福州总督府谒见。福中堂饬派营弁护送晋京引见。蒙皇帝嘉奖其功，恩赐龙袍十领，旨令归化薙发。回台后，遂相率其顶四社居住之番，一尽出山，薙发化熟，集居于四社山杉林各庄……查其清皇帝所赐龙袍有无遗迹，据云前数年间甲仙埔番民林参之子孙林照、林猫家中尚存一领，闻今亦已毁坏无遗，其余早经毁灭。(75)所谓“顶四社”，史料记称：“阿里山，在县治东南一十七里，地极辽阔，内有顶四社、下四社熟番。”(76)而乾隆五十三年首次进京朝觐的四番社中包括了阿里山总社首领。所记“民人张三爷”应是上文史料所述“熟悉番情之贡生”、“义民首”张维光。同时，此记中提及的“甲仙埔番民林参”也与乾隆五十三年进京朝觐的大武垄番社随行“社丁林参”相合。是故，日本人这一采访所得确与史料相符。据此可证，距乾隆五十三年原住民进京朝觐百余年后，即光绪二十一年(1895)后，在原住民中仍有进京朝觐的记忆流传。
在当代台湾学界有关平埔族的研究中，有关雍乾年间原住民赴大陆的事迹亦有其他传说。如雍正年间平息大甲西社之乱时，曾得到巴宰族岸里社的协助，事后该社首领潘敦仔被“王郡提督带至北京兵部引见，成为第一位受皇帝召见的原住民，且受赏予大片埔地供拓垦。雍正十二年叙封正七品官衔，更赐封蟒袍等宝物。”(77)其时间虽与雍正十一年原住民赴闽省贺寿相合，但其说并无历史文献依据。同时，有关潘敦仔的事迹亦另有说法。如“乾隆二十三年，岸里社首度赐姓‘潘’。乾隆三十五年更由皇帝亲自召见潘敦（阿莫之孙），受‘大由仁’名”之说；同时该项研究又称史料记载“乾隆五年，赐岸里社土目熟番敦仔姓潘姓”和“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乾隆召见潘敦仔，赐名大由仁。”(78)不过，这些赐姓授名之说跨越于乾隆五年至五十五年之间，且在时间上相互矛盾。虽然史料中确有岸里社潘姓敦仔、“大由仁”之名，但并无—上述记载，所谓“按史料记载”所据为何？来源不详。唯有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召见潘敦仔一说，在时间上似与“生番”贺寿一事略合。但据史料记载，乾隆五十五年“生番”贺寿诸社中并无岸里社，而且也没有赐名一说。同时，前述说法称“乾隆36年(1771)，潘敦仔逝世，葬于大社枫仔林，后迁大社潘家墓园。”(79)若此，有关乾隆五十五年召见潘敦仔之说更不能成立。如果这些所谓史料系源于当代平埔族后裔传颂的历史记忆，似乎可以证明朝觐贺寿的经历在乎埔族中仍在流传，当然也不排除研究者据史访谈激发出被访者的记忆重构。此外，在台湾乡土文化研究中，还有乾隆下江南时听说台湾番社奇人异事而招致大陆接见的传说，但尚无史料可证。无论如何，雍乾年间台湾“熟番”、“生番”三次赴大陆贺寿朝觐，是无可辩驳的史实。
在当今台湾学界汗牛充栋的清代台湾原住民研究中，挞伐“理番”政策对原住民侮谩、欺凌、教化、征剿、殖民之论比比皆是，其说固然有据，但对原住民赴大陆朝觐贺寿事迹的忽视则有失历史科学的准则。以至有关中国古代朝贡体系的民间讨论，也自然流于台湾“生番”、“熟番”有清一代“都没有朝贡”的认知，造成因对史实和前人研究的无知而陷入“去中国化”的历史误区。因此，本文对雍乾年间台湾原住民赴大陆朝觐贺寿事迹的考究，目的并非为修饰清代在台的“理番”政策，而在于通过揭示这段史实全面认识清廷的台湾“番政”和最终融入汉人社会的平埔族曾有过的特殊经历。
注释：
①参见拙文：《清代台湾原住民之民族志——〈番俗六考〉》，罗贤佑主编：《历史与民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②周钟瑄：《诸罗县志》卷8《风俗志·状貌》，台湾文献丛刊第141种，第154页，台北：大通书局有限公司、宗青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
③连雅堂：《台湾通史》卷12《刑法志》，台北：众文图书公司，1979年，第328页。
④参见张菼：《清代初期治台政策的检讨》，《台湾文献》第21卷第1期，1970年。
⑤参见林衡立：《清乾隆年台湾生番朝贡考》，《文献专刊》第4卷第3期，1953年。该文主要就《清实录》中的相关资料进行了举证，难窥其事迹全貌。
⑥参见戚嘉林：《台湾史》第2册，台北：农学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第558页。
⑦丁绍仪：《东瀛识略》卷7《奇异、兵燹·兵燹》，台湾文献丛刊第2种，第86页。
⑧阿尔赛、赵国麟：《台湾土番渡海赴省城叩祝圣寿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3辑，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印行，1979年，第676页。
⑨蓝鼎元：《鹿洲文集》，“上郝制府论台湾事宜书”，丁曰健：《治台必告录》卷1，台湾文献丛刊第17种，第65页。
⑩参见郝玉鳞：《奏报搜捕台番余孽已净折》，《宫中档奏折中台湾原住民史料》（电子版），【雍144】，http://www.sinica.edu.tw/～pingpu/library/fulltext/npmdatabase/.
(11)刘良壁：《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卷20《艺文·诗·沙辘行》，台湾文献丛刊第74种，第598页。
(12)图尔泰、林天木：《奏报台湾番民庆贺万寿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3辑，第597页。
(13)阿尔赛、赵国麟：《奏报台湾番民向化叩祝圣寿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3辑，第698页。
(14)清代以银牌作为赏赉之物，用途颇广，尤得台湾原住民喜好，台府官员常以银牌、文衣等作为对有功的原住民进行奖赏，受赏者往往将其作为饰物挂在身上。据载，银牌一般为三五钱重，形制不详。
(15)王郡：《奏报台湾土番赴省叩祝圣寿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3辑，第801页。
(16)阿尔赛、赵国麟：《奏报台湾番民向化叩祝圣寿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3辑，第698页。
(17)准泰：《奏报台湾土番渡海赴省城叩祝万寿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3辑，第677页。
(18)《雍正朱批奏折选辑》(1)，25《福建巡抚黄国材奏闻事折》、26《福建巡抚黄国材恭缴谕旨折》，台湾文献丛刊第300种，第24-25页。
(19)《雍正朱批奏折选辑》(1)，39《巡台御史索琳剿捕生番折》，台湾文献丛刊第300种，第39页。
(20)《雍正朱批奏折选辑》(1)，71《巡台吏科给事中赫硕色、兼理学政御史夏之芳奏闻事折》，第72页。
(21)准泰：《奏报台湾土番渡海赴省城叩祝万寿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3辑，第677页。
(22)林良：《奏报生番归化折》，《宫中档奏折中台湾原住民史料》（电子版），【雍12】。
(23)福康安：《奏为查明台地出力生番等优加赏给缘由折》，《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68辑，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印行，1988年，第209页。
(24)《大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卷1306，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9年，第19326页。
(25)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朝》，徐嗣曾：《生番等于八月二十八日启程瞻觐》，全宗号3、卷7944、号36。
(26)《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64《六月初八日至九月二十六日》，台湾文献丛刊第102种，第1029页。
(27)《台湾诗钞》卷3，弘历：《嘉平二十一日于西苑觐年班各部并台湾生番》，记：“兹屋鳌总社番头目华笃哇哨及所辖六社番目、阿里山总社番头目阿巴里及所辖八社番目、大武垅总社番头目乐吧红及所辖五社番目、傀儡山总社番头目加六赛及所辖七社番目并通事、社丁共四十二人班迎西华门外。”台湾文献丛刊第280种，第44页。此记与《钦定平定台湾纪略》所载四总社各辖番社数不同，总数亦有差。即一为30社，一为26社，所差系未将四总社列入计数。
(28)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朝》，《福建巡抚徐嗣曾奏呈台湾各社生番、通事、社丁名单》，全宗号3、卷7944、号35。
(29)《平台纪事本末》，台湾文献丛刊第16种，第59页。
(30)杨廷理辑：《东瀛纪事》，《十有七日（庚戌）嘉勇福康安班师入台湾郡城》，见《海滨大事记》，台湾文献丛刊第213种，第72页。
(31)《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64，“九月二十六日（甲申）”，台湾文献丛刊第102种，第1030页。
(32)《大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卷1319，第19538、19541、19548、19548-19550页；卷1320，第19558、19561页。
(33)《台湾诗钞》卷3，弘历：《紫光阁赐宴外藩作（己酉）》，台湾文献丛刊第280种，第45页。
(34)觉罗伍拉纳、徐嗣曾：《护送生番渡台缘由片》，《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71辑，第509页。
(35)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朝》，徐嗣曾：《生番等于八月二十八日启程瞻觐》，全宗号3、卷7944、号36。又，阿桂等：《八旬万寿盛典》卷23，四库全书，第660册，第271页记：“其屋鳌社头目华笃由东等闻旨准令入京，即自行薙发以表畏怀”。
(36)觉罗伍拉纳、徐嗣曾：《护送生番渡台缘由片》，《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71辑，第509页。
(37)奎林、万钟杰：《犒赏台湾番目缘由折》，《宫中档奏折中台湾原住民史料》（电子版），【乾129】。
(38)林衡立：《清乾隆年台湾生番朝贡考》，《文献专刊》第4卷第3期，1953年。
(39)阿桂等：《八旬万寿盛典》卷52《台湾生番吁请赴京庆祝恭折》，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660册，第618页。
(40)阿桂等：《八旬万寿盛典》卷52《台湾生番吁请赴京庆祝恭折》，四库全书，第660册，第619页。
(41)参见《雍正朱批奏折选辑》(1)，25《福建巡抚黄国材奏闻事折》，台湾文献丛刊第300种，第24页；《台湾通志》，《列传·政绩·余文仪》，台湾文献丛刊第130种，第483页。
(42)刘良壁：《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卷8《户役·陆饷（附）·彰化县》，台湾文献丛刊第74种，第201页。
(43)傅恒等：《皇清职贡图》卷3《彰化县水沙连等社归化生番》，四库全书，第594册，第487页。
(44)图尔泰、林天木：《奏报彰化沙里兴社生番输诚归化折》，《宫中档奏折中台湾原住民史料》（电子版），【雍147】。
(45)《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49，台湾文献丛刊第102种，第791页。
(46)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7《番俗六考·南路凤山傀儡山二》，台湾文献丛刊第2辑第4种，第151页，台北：大通书局有限公司、宗青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
(47)《福建通志台湾府》，《外纪·乾隆五十三年—六十年》，台湾文献丛刊第84种，第1020页。
(48)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7《番俗六考·南路凤山琅峤十八社三》，第157页。
(49)史籍中台湾原住民姓名除改汉姓者外，多为记录者依读音用汉字转写，各个记录者用字不同，故本文仅以音近比较之。
(50)《大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卷1350，第20041页。
(51)《台案汇录壬集》卷1《兵部移会闽浙总督觉罗伍拉纳等奏报带领生番进京起程日期折》，台湾文献丛刊第227种，第8页。
(52)阿桂等：《八旬万寿盛典》卷73，四库全书，第660册，第876页。
(53)阿桂等：《八旬万寿盛典》卷52，四库全书，第660册，第618页。“十三日”之说并非台湾原住民叩觐之首日，据《大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记载，台湾原住民七月初九入觐。
(54)(55)《大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卷1358，第20176-20177、20180页。
(56)阿桂等：《八旬万寿盛典》卷73，四库全书，第660册，第877页。
(57)《大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卷1359，第20183页。又，《八旬万寿盛典》卷73，第877页记：“十七日、十九日、二十日赐入坐如前。”即十六日后，台湾原住民还参加了十七、十九、二十日的筵宴。
(58)阿桂等：《八旬万寿盛典》卷73，四库全书，第660册，第881页。
(59)《大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卷1360、1361，第20201、20212、20213、20222页。
(60)阿桂等：《八旬万寿盛典》卷79，四库全书，第661册，第247页；图见卷78，第233-234页。
(61)《台湾诗钞》卷3，弘历：《台湾提督奎林、布政使万钟杰奏报生番虔请赴京祝寿，诗以记事（庚戌）》，台湾文献丛刊第280种，第49页。
(62)阿桂等：《八旬万寿盛典》卷73，四库全书，第660册，第886页。
(63)《清史稿》卷332，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970页。
(64)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朝》，《台湾镇总兵奎林、福建台湾道万钟杰奏报番目回社缘由》，全宗号3、卷239、号7。
(65)戚嘉林：《台湾史》第2册，第558页。该说所据清高宗实录中有关台湾“生番”入觐贺寿的记载，均为乾隆五十五年八月之事，同一史源中有关五十五年十二月的年班朝觐活动记载中绝无台湾“生番”之记录。
(66)高其倬：《奏报水沙连社番肆恶情形折》，《宫中档奏折中台湾原住民史料》（电子版），【雍29】；索琳：《奏报剿抚生番以保民命折》，《宫中档奏折中台湾原住民史料》（电子版），【雍35】。
(67)索琳：《奏报剿抚生番以保民命折》，《宫中档奏折中台湾原住民史料》（电子版），【雍35】；高其倬：《奏报剿拿凤山县不法生番折》，《宫中档奏折中台湾原住民史料》（电子版），【雍57】。
(68)福康安：《复奏林爽文窜入内山不能预筹晓谕生番堵截事》，《宫中档奏折中台湾原住民史料》（电子版），【乾107】。
(69)《台湾诗钞》卷3，弘历：《嘉平二十一日于西苑觐年班各部并台湾生番，示以冰嬉即事得句》，台湾文献丛刊第280种，第44页。
(70)傅恒等编：《皇清职贡图》卷3，沈阳：辽沈书社，1991年影印本，第306页。
(71)《皇清职贡图》卷3所载，为东北、福建（含台湾）、湖南地区的少数民族。
(72)《大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卷1321，第19566页。
(73)(74)《大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卷1388，第20635-20636页；卷1397，第20766页。
(75)《平安县杂记》，《调查四番社一切俗尚情形详底》，台湾文献丛刊第52种，第56页。
(76)《台湾府舆图纂要》，“台湾府舆图册·山水·嘉义县”，台湾文献丛刊第181种，第29页。
(77)沈恒伃：《潘敦仔》，http://taipedia.cca.gov.tw/Entry/EntryDetail.
(78)黄美雯：《平埔后裔的族群认同——以大社巴宰族为例》，http://www3.nccu.edu.tw/～g9254012/new_page_28.htm.
(79)沈恒伃：《潘敦仔》，http://taipedia.cca.gov.tw/Entry/Entry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