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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清史
卫周安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04期
【原文出处】《清史研究》(京)2008年1期第109～116页
【作者简介】［美］卫周安(1952-)，女，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文是对以下著作所作的评论：
1.柯娇燕：《透镜：清帝国意识形态的历史与认同》，(Pamela K.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9年。
2.欧立德：《满族之道：清朝的八旗与民族认同》，(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1年。
3.菲立浦·弗瑞：《规划承德：清帝国的景观事业》，(Phillippe Foret, Mapping Chengde: The Qing Landscape Enterprise.)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0年。
4.乔迅：《石涛：清初的绘画和现代性》，(Jonathan S. Hay, Shitao: Painting and Modernity in Early Qing China.)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
5.劳拉·霍斯泰特勒《清朝的殖民事业：近代中国早期的民族志和制图学》，(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1年。
6.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7年；［译注：汉文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
7.米华健：《嘉峪关外：1759-1864年清朝中亚地区的经济、民族和国家》，(James P.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8年。
8.罗友枝：《末朝皇帝：清朝帝制的社会史研究》，(Evelyn S. Rawski,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8年。
9.司徒安：《身与笔：中国近代早期作为文本和表演的大祀》，(Angela Zito, Of Body and Brush: Grand Sacrifice as Text/Performance in Early Modern China.)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7年。
从1636年开始直到20世纪初统治清帝国的满族有何特别之处？清朝与其他统治中国的王朝是否不同，如有不同，又表现在什么方面？清帝国是怎样的成功，又为什么如此成功？满族是否差不多全部汉化，抑或他们设法保持自己的特色？清的所作所为能否描述为帝国主义式(imperialist)的？人们应该将清归之为“近代早期”(early modern)、“帝制晚期”(late imperial)，或是别的什么？近年来，这些以及其他的问题成为历史学家激烈讨论的焦点，这是对1842年之前的约两个世纪的探讨，而此后中国则被欧洲强权所控制，与此前处处有着断裂。对于专业人士，同样也非专业人士来说，这一争论既对于清史问题，也对于一些与非西方的现代性相关的更为广泛的问题——不论是否被视为是西方现代化的另种途径，或与其具有共时性，或是别的什么——提供了新鲜的见解。我将自己的讨论限制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既因为它们在清史中处于中心地位——全方位的探讨及该问题的复杂性远不是一篇文章所能胜任，也因为它们与研究其他的地区及学科所关心的某些重要问题不一样。因此，我考察这一新学术中以下问题：民族认同和多元文化、性别、帝国和殖民技艺、战争和军事文化、地区和仪礼、公共和私人空间，以及物质文化——所有以上这些都不可避免地互有关联。在文章中，我也简略地反思这一新学术的见解可能会告诉我们评价清史的西方标准的效用及其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①
还在不久前，与中原的语言和文化背景迥异的满族，还被视为外来统治者一系的殿军，他们大规模地采纳了中原的文化和制度使他们能够统治广阔的领土和众多的人口。简言之，清（也就是满族王朝及其统治者）被认为在1800年前差不多完全汉化，接下来进入一个长而缓慢的衰败阶段，其间，满族民族自我利益明显地复苏，这与他们在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拯救中国的责任相冲突。这不仅解释了，为什么将中国19世纪和20世纪无尽的苦难大部分归罪于满人，而且，因此人们也错误地将假定的、最终导致他们垮台的无能，从19世纪推延开来，乃至涵盖了整个清朝。
然而，近来，对汉文和满文档案以及稀见文献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关于清政策之精妙和老道的证据——至少是在1683年至1820年间，这段被曼素恩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的“长十八世纪”(long eighteenth century)时期——使我们能够将任何有关完全汉化或是清不够成熟的认识抛至脑后。②这一修正性认识的核心内容，就是新清史所揭示的：在清鼎盛之时，它并不视中原为他们帝国——远为辽阔的区域，包括了亚洲腹地的疆域：蒙古、西藏和东北（今天有时称之为满洲③）和新疆——的核心，只是一个部分而已，尽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这一揭示最重要的结果可能是，人们会同时认识到清的这一做法：清同等对待亚洲腹地和中原地区。这两种传统其来有自。前者大多源于成吉思汗的伟大的13世纪蒙古帝国，这包括了与强势的宗教人物合作；而后者利用的是自身悠久而丰富的历史——尽管许多是与外来影响相结合的产物——普遍的做法则是宗教服从政治。这一认识反过来又引发这样的自觉：对于满族和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性，我们应该做比目前的认识更为严肃的思考。这就是新清史的核心目的；它的意义不仅影响中国以及其他横跨欧亚中部以及更广阔地区的帝国形成的历史，而且也影响我们对于帝国种种问题及更具普遍性的、恼人的现代性过渡问题的理解。④
新清史所作的修正性论述——本文所探讨的专著和一些有关的论文是其主要的代表作品——不乏评论者。有些问题，当我们细加考察时，还是会感到惊奇的，甚至是一些先前没有争议的问题，如清帝国由1644年算起的说法，现在也被改变，遵行的是与中国历史不甚契合的一种观点。就这个问题而言，断限的变化业已发生，因为在1636年，满族的领袖皇太极清晰明白地宣称他要建立帝国的目的，这一帝国他起名为清。为表明他的意愿，皇太极立即进行持续不断的军事征战，同时进行帝国标志物的建设，例如，承载着象征意义的大规模公共工程的建设——当代受过教育的人本应能立即辨别出这是帝王雄心的标示物。只是在1644年，8年之后，满族才进入北京，建立他们的都城并发动征服中原的战争。换言之，清帝国的缔造先于占领中原将近十年，并基本上是独立于后者进行的。这一时间差明白的显示，中原尽管对于帝国的雄心至关重要，但并不是他们惟一的关注点。⑤
再如，人们不怀疑以前的“对于清朝消极面的认识……大部分要归于20世纪初民族主义对于满族的妖魔化”，这一事实本身就使得修订历史成为一个敏感的问题。（乔迅，xvii）。第一，将清——在19世纪和20世纪是西方帝国主义一个主要的受害者，概括为曾做尽了坏事，而这与后来那些强加于清朝的国家并无不同，这样做在当前的政治状况下很困难。第二，许多人感到要摒弃有着广泛影响的观点十分艰难：中华文明是文化海绵，吸收所有进入其文化轨道者。因此，在两位杰出历史学家何炳棣和罗友枝之间发生了不同寻常的激烈交锋——两人都是亚洲研究学会的主席，但处于不同年代，相隔了30年。何炳棣1967年具有创见的文章《清朝在中国历史的重要意义》，其中主张（在他看来无可辩驳），满族的汉化构成了清作为中国统治者成功的首要原因。1996年，罗友枝寻求重塑解释框架，引证了当时相当多的中西学术成果，这些都赞成更多地关注清的特质。对于这一新的研究，何炳棣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文章，为满族的汉化激烈辩护，但并没有否认满族对于中国历史的独有贡献。反对清史中“去中原中心”的激烈反应使人们不可避免地产生这样的感觉：民族主义的强势，可能还有政治认同，继续起着作用。无论如何，下面的断言现在说来可能是正确的：许多清史学家已经认为新清史所揭示的已毋庸置疑，而其他的学者仍旧认为这些毫无道理可言。我现在转向要讨论的著述，首先考察对于清统治下中国民族问题的新的理解与建构。⑥
柯娇燕和欧立德这两位学者过去十数年尤其关注清统治下的民族问题，他们的观点经常尖锐对立，然而又互相赞赏。简言之，柯娇燕，以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研究，虽然有时令人费解，认为脱离帝国文化的具体情境而使用民族概念是不合适的。在她看来早期满族，与其说是一个民族，不如说是一系列的部落。只是到了后来当帝国的意识形态觉得需要（重新）来建构民族身份，以保持满族的特质，以及应对满族中的“汉军”——汉人支持者这一复杂的问题：他们从一开始构成征服精英的一部分，但可以说，最终在民族身份上还是降低了。
而欧立德在广泛对满文档案的研究之上，认为民族与制度的联系甚为密切，尤其是八旗制度，这一征服前就有的军事管理组织成为满族最明显的与众不同的标志物。其表现，在社会构成方面：八旗制度创造了一世袭贵族，与以德为本的汉族士人精英阶层并行；在财政方面：拨付巨额的经费以资助旗人；在物质形态方面：清在全国建立的满城构成一种确切无疑的军事占领的标志。这种想象的或是真实的“满族之道”——欧立德的书名，也就是旧有的尚武和勤俭之道，在他看来，对于将旗人置于一起使之成为一个有凝聚力和有效率的民族——尽管文化的悬殊不断增大——起着很大的作用。清的统治者承受着司徒安所说的“界限的焦虑”(boundary anxiety)不足为奇，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清发现需要更明确地定义民族问题。⑦
民族，还有性别，构成了帝国建构的主要内容。建立在高彦颐(Dorothy Ko)的关于17世纪研究的著作之上，曼素恩的著作内容翔实、令人信服，她认为，清对上层女性生活有着影响，同时女性也影响着清。其中，上层女性的写作使她们进入“文”的领域——这一属于男人的世界。曼素恩描述了这些方式，其中，至少对于这一少数人，她们居住的家内空间，形成了（“文”的）连续统一体(continuum)的一端，另一端是“她们的男人们的外部政治生活”。在曼素恩看来，盛清(high Qing)的性别关系史清楚地表明“在当时的中国文化中，精英的公共话语中女人之朴素被知识分子中的领军人物所认可并加以表述。”
清统治下的民族与帝国的“性别本质”还表现在其他的一些方面：首先，满族女性和男性，在某些有着重要意义的身体做法上被区别对待。举例来说，汉人和满人的男性都必须保留满族的发式，剃光前额并留有长长的辫子作为臣服的标志。而另一面，满族女性被强烈地告诫，不要如同大多数汉人妇女那样缠足。至少在清初曾有发布上谕，产生了缠足成为汉族女性的文化上标志这样的效果（曼素恩，56页）⑧。第二，对于守寡的区别对待。对于汉人寡妇，国家十分鼓励她们守节，甚至到了鼓励她们自杀的地步，经常树立牌坊以表彰最有德性的人，她们因此也会给她们亡夫的家乡带来荣耀。然而，至少直到18世纪中叶，如同欧立德在书中（253页）指出并在近来的文章中进一步探讨的，对于满族女性，这种做法遭到强烈的反对。⑨第三，在清对帝国边缘的土著少数民族进行教化时，女人作为淑仪典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相应地，“其他”的少数民族妇女的地位和行为也经常被作为清完成其殖民事业的衡量标尺。人们可以在乾隆“香妃”的这一不同寻常故事中找到殖民技艺的进一步证据。⑩
随着18世纪中叶对新疆的征服，帝国统治达到了极致。除了中原，它不但包括了东北——统治者的老家、新疆，而且还有台湾、蒙古和西藏，总人口增加极快，它的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也快速增多。造成清异质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于，构成了帝国臣民的不同民族间的关系格局。罗友枝、米华健等学者以其丰富的论证，使人不再不假思索地接受过去的那种围绕着中华文化的等级制和同心性的观念，依照这种说法，处于中国影响之下的政权和民众，离帝国中心越远就越不开化。这些学者已证明，尤其是在乾隆朝(1736-1795)，“五种语言或是民族群体［满、汉、蒙、藏和回］共存，不是等第分明，而是某种更像是相互平行的关系。尽管帝国是向心的，其中心，既非一个抽象的‘中华文明’，甚至也不是儒家的天子，而是爱新觉罗家族［清帝室］，体现在具有多侧面的清帝一人身上。”（米华健，201页）。这其中意味着，清的成功在于，针对帝国内居住在亚洲腹地周边其他主要非汉民族，它有能力，实行弹性、特别的文化政策。（罗友枝，7页）
如此一来，清的统治随环境不同而使用不同的语言。汉语和满语构成国家的主要语言，对于两者的读写知识的掌握成为仕途追逐者必要的技能，而同时，涉及国家安全的通信联系，首先选择的是满文（汉语中称之为“清文”）。(11)纪念帝国胜利和辉煌的碑碣几乎都有四个面，每面的文字各不相同，通常是满文、汉文、蒙文和藏文，在一些情况下，第四种文字可能是维吾尔文（一些新疆居民的语言）或是阿拉伯文（为的是一些居住在更往西但仍在清控制下的穆斯林）。这些文字的内容不必完全相同。(12)
乾隆皇帝尤其擅长在不同臣民面前呈现不同的面像。对于汉大臣，他俨然是一个儒家的统治者，对于别的大臣，又是别的形象。这一方面特别有名的例子是，他对于藏传佛教——这是他的许多蒙古臣民还有大部分西藏居民的宗教——作为一种权力工具的使用。这是清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先例，尤其在于继承了大元皇帝的衣钵。知道了清的定位是欧亚大陆中部地区与中原地区同等重要，因此上述做法对于帝国的建设很重要。例如，这一技艺在清初的领袖人物皇太极的公共工程那里就很明显。皇太极在都城建造了精美的藏传佛教庙宇，意味着他要取代蒙古人来统治西藏。这种做法，也包括皇太极和后来皇帝们，再次像忽必烈一样，将自己作为文殊菩萨的化身。文殊菩萨在三位一体(a Buddhist trinity)菩萨（译注：指观音、普贤［有说是手持金刚］和文殊菩萨）中的位居第三，其他两个后来被分别说成化身为西藏的达赖喇嘛和蒙古的一位汗王。这种人物身份的假说，暗含着满族皇帝已超越了蒙古汗王，成为了“新的忽必烈”，结果就是，清帝国（包含了蒙古）和西藏有了特殊的关系。(13)
清与准噶尔蒙古为了笼络所有藏传佛教信众展开竞争，准噶尔蒙古是漠西蒙古的一支，有着他们自己的帝国野心，故而，藏传佛教在清帝国建设中地位重要。清灭绝准噶尔人，征服新疆成为可能，同时确立了他们对藏传佛教的优势地位。然而，乾隆从没有将清的利益与那些喇嘛集团的利益等同起来，继续极其慎重地对待他们。(14)
皇帝对于与藏传佛教相关地点的资助在盛清时期也起着突出的作用。两个重要的地方很好地阐明了清的这一特色：五台山和雍和宫。五台山有着喇嘛庙，清朝皇帝颁赐礼物，多次巡幸，予以特别眷顾。雍和宫是乾隆皇帝的出生地，当时是他的父亲，即后来的雍正皇帝的藩邸。在乾隆朝，它成为北京这一心脏地区“藏传佛教的中心”。(15)
对于藏传佛教的利用只是清帝所采纳众多统治技艺中的一个，而且也不是全新的——至少明朝的一个皇帝也使用过——但是他们将之改进至一个新的水平。另一种至少同样重要的技艺，是对于仪式(ritual)的利用。近来的多部著作都分析了帝国仪式的不同方面，其中有司徒安对于大祀、罗友枝对于宫廷仪式，何伟亚(James Hevia)对于宾礼，贾宁(Chia Ning)对于亚洲腹地礼仪，侯锦郎(Hou Chin-lang)和毕梅雪(Michele Pirazzoli-t' Serstevens)对于木兰秋狝，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对于萨满祭祀，以及我对于军礼的研究。每一研究都以不同的方式证明了清创造性地将亚洲腹地和中原传统相结合，同时吸引两方面的臣民是多么的内行熟练。换言之，他们在定居的中原农业世界和其外的草原游牧世界间，设法创造出一个连续统一体；两者间在过去曾有严格的区分界限。一种情况是，清将亚洲腹地的仪式进行装扮，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中原的传统，这样就可以偷梁换柱；另一种情况是，在汉文编纂的传统礼仪作品中，收录了这些仪式的文本，显然是赞成这些仪式，因此亚洲腹地的仪式表演对于汉人观众也就合法化了。汉人仪式的实践与亚洲腹地传统的调配将清的仪式推向成熟，恰恰是在寻求广泛性这一点上与此前的汉人仪式区别开来。清在仪式上进一步的不同在于——由司徒安细致、翔实描述并论证的——文本与表演的紧密结合，以及皇帝不断地追求要以单一的形式表现出多重意义。在这方面，仪式表演构成了典礼(ceremony)和更具普遍含义的场景(spectacle)间联系的关键。(16)
场景构成了清帝国一个重要的方面，当皇帝们利用景点作为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正如同菲利浦·弗瑞明确指出的，承德避暑山庄对于清“宏业”具有重要意义。在1703至1760年间，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营建承德，它坐落在北京正北，是中原、蒙古和满洲的交汇之地。它以微缩景观（技艺精湛，意在表达清的绝对权力）的方式，再造了帝国许多最著名的建筑和景点，从拉萨的布达拉宫到地居长江流域中心的金山寺。在此，景观不仅表达清的统治权，而且同时予以自身一些它们所仿建景点的神圣庄严意义。在承德，“具有隐喻的景观，由一个非欧洲的政权以现代的方法加以运用，来支持对所征服疆域进行文化统治”，菲利浦·弗瑞的这一说法具有说服力，同时也指出这种做法并没有受到中国以外的影响。（24页、121-122页）(17)
在一个不同的情境之下，霍斯泰特勒的著作强化了菲利浦·弗瑞的断言。她强烈主张将18世纪的中国视为近代早期。在她看来，当我们大致考察全球同一时代发展问题时，时间，要比空间重要。换言之，一些事情何时发生，要比它在哪里发生重要：同时发生并不一定意味着影响。她分析了清朝新近确立的边疆地区和所征服疆域在地图（很凑巧，一些是由为清廷服务的耶稣会士绘制的）上的表达(representation)，以及细致描述了被征服人群的民族志图文的创作。(18)
对于上述种种表达的新的关注构成了帝国整体(whole)表述的一个部分；帝国建构，还有维持它的战争，也是清自我定义的重要方面。在文化领域，这种对帝国的关注，表现在有一场前后一贯的弘扬武力及由之带来的胜利的宣传运动。这种对于武力的宣扬是与描述文化场景的人文技巧被同等对待的，而过去后者曾经占据绝对的上风。透过常常是多层次、多途径的清意识形态和实际行动的谱系，人们可以找出这一做法的证据。比如，庆祝帝国军事胜利的一次仪式，被记录在刻有皇帝诗文的碑碣之上，而这些诗文又被收录到皇帝的著作中，作为描述该仪式的绘画里皇帝书法的一个说明，它还被收录在这次战争的官方历史记述中。这既模糊了文与武之间的区别，也是在两者影响力方面有利于后者的一个转变。这可能是清最具特点的方面之一。它也可以归入更普遍的分类：就是更强调补充而不是强调差异。(19)
意识到清对于战争和武力的关注也引发了对于数次皇帝南巡的重新解释，而这曾被理解为巡幸，主要是通过炫耀帝国的繁荣以拉拢曾经是威胁力量的长江下游的士人。新的研究认为，南巡是精心组织的，沿着战争的路线，意在通过这种具有威胁性的方法提醒南方人注意清的强势武力。(20)
学者们对于清实力的物质表现，以及皇帝们使用物质文化作为帝国一种武器的不同方式，进行了讨论，其中包括柯娇燕，她著作的封面就是由耶稣会士郎世宁绘制著名的、身着戎装进行阅军的乾隆皇帝。她甚至认为，乾隆皇帝“将郎世宁……视为帝国进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272页）罗友枝的著作细致入微地探讨了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和清宫廷的仪式，完美地阐释了我正在表述的观点——如同菲利浦·弗瑞一样。(21)简言之，新清史，阐明了物质文化在清帝生活（也就是说，既包括皇帝们的生活，著名的如乾隆，也包括帝国生活自身）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伴之而来的、不断增强的、一些学者主张认为构成了清代中国早期现代性的进一步证据的消费主义的意义。(22)
乔迅在他对个性画家石涛的研究中，生动描述了这种消费主义和17世纪末生活在扬州的精英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些物质因素：衣食住行、互赠礼物，等等。乔迅甚是熟悉石涛的历史背景，这极有利于他对于绘画作品自身的解读，他将石涛视为现代性的先驱，是因为“三个相互交差的关联点”，第一，身怀涉及到国家、市场和社会的自治志向，经常怀有要人们承认和自治合法化的愿望。第二是一种社会和历史的自觉，或本能反应。最后一点是背叛，是对于已确立的、约定成俗的社会话语的怀疑(xvii)。(23)乔迅认为，在明朝向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存在一个“清朝的中断”(Qing closure)，他的论述新意迭见，十分有说服力，从正面支持了清异质的论点。当然，石涛极端的个性主义必定会颠覆任何加在这位画家头上的代表性。
乔迅大多数论点都必然要涉及公与私的问题，这是从欧洲有关现代性理论而来的主题，在中国的环境之下的表现很是不同。例如，通过利用汉族士人的私人作品达到官方的目的，清有意地造成很难在个人的与公共的行为间划一界线，包括绘画。从清资助的重要文献编纂，我们可以明白这一点，最著名的是“四库全书”，这些编纂聘用汉族士人，要不然的话，他们不肯为政府服务。皇帝的这一策略使合作者与持不同政见者不可能截然分开，如此一来，就将文臣们更拉近了清的意识形态轨道。其他编纂者的独立性也同样大打折扣。私家礼仪著述——支持仪式表演的文本编纂——的一位主要编纂者得到了与朝廷有着种种渠道联系的许多学者的支持。这种关系使得这部著作易受皇帝的影响，就如皇帝公开资助的作品一样。（译注：这里指的是秦蕙田及所著《五礼通考》，该书于乾隆二十六年成书，四十三年收入《四库全书》）其结果，又一次的是为了公（皇帝）的目的而笼络私人的活动，持不同政见者的存在也因此日益成为了问题。(24)曼素恩对于上层女性的观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但不如乔迅对此的讨论更为直接。
综合来看，新清史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在许多不同的领域，为了利于考察连续统一体和共时性(simultaneity)进程——既在那些清起着直接或精妙作用的，也在那些超出它们的直接统治的那些地区——我们不应该用二元对立，而是应不断地去除明显的界别。为了寻求事情的本真，就要求模糊区别。而且，清的这些特色方面常常并不新鲜，但仅仅是代表着对于现有模式的一系列精妙的运用。而这自身也构成了一个清与众不同的特点，作为新清史的一个成果，业已引起了我们的关注。(25)
这些考察再一次提醒我们，将建立在欧洲历史经验之上的标准应用于中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在看待中国现代性问题上——缺了它，当然，早期现代性也就不存在了——可以说尤为正确。我们或许可以总结一下新清史的研究。它向我们展示，对于汉族统治者来说是正确的东西，在清朝不一定如此：有些东西的重要意义不同于汉人的认识。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于中国历史上这一时段的理解。而且，它对关于中国过去的传统智慧背后的最基本假设也提出了质疑。尽管如此，传统智慧的另一面可能会被证明比它过去所认为的更为正确。当乾隆皇帝用臭名昭著又有些狡诈的语句“我朝无所不有”拒绝英人进一步通商的提议时，他心中可能已经想到——我们现在所明白的——作为盛清皇帝寻求将万物纳入帝国以进行全方位的控制。如此一来，结果可能是，新清史，通过展示这位18世纪中国皇帝，使人们认识到极权主义有了先例，那么它所解释的，就要比最初打算对前近代世界的讨论要多。(26)
［收稿日期］2007-9-20
注释：
①对于本文所探讨历史时期的研究，近期出版了许多很好的著作，但我不打算予以讨论，因为这些著作主要关注的不是清朝的特质问题。对于非西方的现代性，当然有大量著作，基本上都是在效仿(imitations)或是另外途径(alternatives)的学术框架之下进行讨论的。关于共时性的现代性研究，具有原创性的著作包括：Harry Harootunian《现代性的胜利：两次世界大战间的日本的历史、文化和社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年；以及他的《历史的忧虑：现代性和日常生活》，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②最早利用档案做广泛研究、具有原创性的著作之一，是白彬菊(Beatrice S. Bartlett)的《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耶鲁大学出版社1991年。近期有著作对清朝统治最后数十年的重新评价也对后来满族无能的理论产生置疑，但它在本文所探讨的清初的历史范围之列，见路康乐(Edward Rhoads)《满与汉：1861-1928年间的民族关系和政治权力》(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1861-1928)，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③关于满洲(Manchuria)的使用，见欧立德的文章《鞑靼的界限：帝国的满洲与地理上的满洲》(The Limits of Tatary: Manchuria in Imperial and Geographies)，《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9卷3期（2000年），第603-646页。
④含混不清的问题是，尽管亚洲腹地(Inner Asia)一词，经常用来指称蒙古、西藏和东北（现在我们所知的、而不知清时所知的满洲）和新疆；但新疆，有时也作为中亚或是欧亚中部地区的一部分，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⑤Samuel Grupper《清初满族皇帝的崇拜》(The Manchu Imperial Cult of the Early Ch'ing Dynasty)，令人信服地将清帝国起始定在1636年；印第安纳大学1980年博士学位论文。此后，柯娇燕更全面地讨论了征服中国以前的帝国。
⑥何炳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亚洲研究杂志》26卷2期（1967年）第189-195页。罗友枝的主席演讲：《再观清朝：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亚洲研究杂志》55卷4期（1996年），第829-850页；何炳棣《捍卫汉化：驳罗友枝的再观清朝》(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亚洲研究杂志》57卷1期（1998年），第123-155页。（译注：三篇文章的汉文翻译与介绍分别见《清史译文》1980年第1期；《清史研究》1998年第2期；《清史研究》2000年第1期与第3期。）
⑦柯娇燕《透镜》，尤其是27页、108页；也见柯娇燕《对于近代早期中国族性的思考》(Thinking about Ethnic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帝制晚期中国》(Late Imperial China)11卷1期（1990年）：第1-35页；对于八旗影响的讨论，也见卫周安《十八世纪清朝的帝国空间变化》(Changing Spaces of Empire in Eighteenth-Century Qing China)，见狄宇宙及D. Wyatt编《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边疆、民族边界和人文地理》(Political Frontiers, Ethnic Boundaries, and Human Geographies in Chinese History), Routledge/Curzon出版社2003年。
⑧曼素恩引用了高彦颐的作品《以身体为装饰：十七世纪中国的缠足及反缠足的界限》(The body As Attire: Footbinding and the Boundaries of Aherity o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妇女史研究》(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8卷4期（1996年），第8-27页。
⑨欧立德《满人寡妇与清代的民族性》(Manchu Widows and Ethnicity in Qing China)，《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41卷1期（1993年），第33-71页。
⑩参见米华健《乾隆宫廷的穆斯林：香妃的意义》(A Uyghur Muslim in Qianlong's Court: The Meanings of the Fragrant Concubine)，《亚洲研究杂志》53卷2期（1994年），第427-458页。
(11)白彬菊《君主与大臣》，第130页；柯娇燕、罗友枝《清史中的满语》(A Profile of the Manchu Language in Ch'ing History)，《哈佛亚洲研究》(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53卷1期（1993年），第63-102页。
(12)卫周安《十八世纪中国值得纪念的战争》(Commemorating War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近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30卷4期（1996年），第869-899页；并见罗友枝《末朝皇帝》，第6页，第300-301页。
(13)对于清朝皇帝、藏传佛教、文殊菩萨以及对赞助喇嘛关系的研究，可以参见Grupper《清初满族皇帝的崇拜》；罗友枝《末朝皇帝》，第231-263页，引用了David Farquhar《清帝国统治中作为菩萨形象的皇帝》(Emperor As Bodhisattva in the Governance of the Qing Empire)，《哈佛亚洲研究》38卷1期（1978年），第5-34页；何伟亚《怀柔远人：马戛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杜克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38-49页；（译注：汉文译本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米华健《土尔扈特人、蒙古遗产和近代欧亚大陆中部“历史的终结”》(The Torghuds, the Mongol Legacy, and the "End of History" in Modern Central Eurasia)，未发表论文，2001年。
(14)濮德培(Peter Perdue)《中国向西进军：1600-1800年清朝对欧亚大陆中部的征服》(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1600-1800)，哈佛大学出版社将要出版（译注：此书已于2005年出版）；卫周安《十八世纪中国的宗教、战争和帝国》(Religion, War, and Empi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国际历史评论》(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20卷2期（1998年），第336-352页。
(15)滕华睿(Gray Tuttle)《西藏喇嘛在帝国宫廷》(Tibetan Lamas at the Imperial Court)，亚洲研究学年会会议论文，华盛顿特区2002年4月；Ferdinand D. Lessing《雍和宫：居于北京的体现喇嘛教神话和崇拜的喇嘛庙》(Yung-he-Kung: An Iconography of the Lamaist Cathedral in Peking with Notes of Lamaist Mythology and Cult)，斯德哥尔摩：Sino-Swedish Expeditions1942年；文中引文见何伟亚《怀柔远人》，第48-49页。
(16)见司徒安《身与笔》；罗友枝《末朝皇帝》；何伟亚《怀柔远人》以及贾宁《清初（1644-1795年）的理藩院和亚洲腹地的礼仪》(The Lifanyuan and the Inner Asian Rituals in the Early Ch'ing[1644-1795])，《帝制晚期中国》14卷1期（1993年），第60-92页，其中指出了模糊定居与游牧的界限（69页）；侯锦郎和毕梅雪《乾隆皇帝木兰秋狝》(Les Chasses d'automne de I'empereur Qianlong Mulan)，《通报》(T'oung Pao)65卷（1979年），第13-50页；（译注：两人合著有《木兰图与乾隆秋季大猎之研究》，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2年。）狄宇宙《清宫廷的满族萨满典礼》(Manchu Shamanic Ceremonies at the Qing Court)见Joseph McDermott编《中国的政治与礼仪》(State and Ritual in China)，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51-395页；卫周安《军礼和清帝国》(Military Ritual and the Qing Empire)，见狄宇宙编《亚洲腹地历史上的战争》(Warfare in Inner Asian History)，Brill 2002年，第405-444页。周启荣(Chow Kai-wing)《中华帝制晚期儒家仪式主义的兴起：民族、经典和谱系话语》(The Rise of Confucian Ritual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thnics, Classics, and Lineage Discourse)，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7年，对此有探讨，但是严格说来不属于我称之为的新清史。
(17)也见Chandra Mukerji《领土的野心和凡尔赛宫》(Territorial Ambitions and the Gardens of Versailles)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年。
(18)除了霍斯泰特勒对两者进行探讨外，对于制图，见濮德培《边界、地图和运动：近代早期欧亚地区的：中国、俄国和蒙古帝国》(Boundaries, Maps, and Movement: Chinese, Russian and Mongolian Empires in Early Modern central Eurasia)，《国际历史评论》20卷2期（1998年），第263-286页；对于民族志，见柯娇燕《透镜》第332-336页。
(19)卫周安《十八世纪中国值得纪念的战争》、《地区、战争和帝国》、《军礼和清帝国》及《十八世纪清朝的帝国空间变化》。
(20)张勉治(Michael G. Chang)《马背上的朝廷：1751-1784年满族王朝的建构》(A Court on Horseback: The Construction of Manchu Ethno-Dynastic Rule in China, 1751-1784)，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哥分校2001年博士论文。
(21)上面提到的四种文字的碑碣当然也形成利用物质文化为帝国服务的一部分。
(22)对此的讨论，见Craig Clunas的评论文章《全球的和地区的现代性：消费和西方的兴起》(Modernity Global and Local: Consumption and Rise of the West)，《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4卷 5期（1999年），第1497-511页。
(23)人们好奇，上述适用于石涛这位艺术家的第二点和第三点，是否也可以用在清朝的皇帝身上。
(24)见盖博坚(R. Kent Guy)《四库全书》(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哈佛大学出版社1997年。也见卫周安《军礼和清帝国》第409-412页以及柯娇燕《透镜》，第25页，探讨了一位官僚的公共的和私人的文人角色。
(25)与连续统一体概念相关的是概念是：居于中心(centering)、居中调停(mediating)和边缘地区或边界的聚合(bringing together of peripheries)，这些在司徒安及何伟亚关于礼仪的讨论中有关揭示，他们认为这是清权力模式的关键所在。司徒安《身与笔》第30页、100页、129页。何伟亚《怀柔远人》第123页、143页、155-158页、185页、196页。
(26)对于马戛尔尼使团，见何伟亚《怀柔远人》；乾隆臭名昭著的上谕，见卫周安《十八世纪中国和西方的技术》(China and Western Technology in the Eighteen Century)，《美国历史评论》98卷5期（1993年），第1525-1544页。^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04期
【原文出处】《清史研究》(京)2008年1期第109～116页
【作者简介】［美］卫周安(1952-)，女，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
1.柯娇燕：《透镜：清帝国意识形态的历史与认同》，(Pamela K.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9年。
2.欧立德：《满族之道：清朝的八旗与民族认同》，(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1年。
3.菲立浦·弗瑞：《规划承德：清帝国的景观事业》，(Phillippe Foret, Mapping Chengde: The Qing Landscape Enterprise.)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0年。
4.乔迅：《石涛：清初的绘画和现代性》，(Jonathan S. Hay, Shitao: Painting and Modernity in Early Qing China.)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
5.劳拉·霍斯泰特勒《清朝的殖民事业：近代中国早期的民族志和制图学》，(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1年。
6.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7年；［译注：汉文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
7.米华健：《嘉峪关外：1759-1864年清朝中亚地区的经济、民族和国家》，(James P.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8年。
8.罗友枝：《末朝皇帝：清朝帝制的社会史研究》，(Evelyn S. Rawski,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8年。
9.司徒安：《身与笔：中国近代早期作为文本和表演的大祀》，(Angela Zito, Of Body and Brush: Grand Sacrifice as Text/Performance in Early Modern China.)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7年。
从1636年开始直到20世纪初统治清帝国的满族有何特别之处？清朝与其他统治中国的王朝是否不同，如有不同，又表现在什么方面？清帝国是怎样的成功，又为什么如此成功？满族是否差不多全部汉化，抑或他们设法保持自己的特色？清的所作所为能否描述为帝国主义式(imperialist)的？人们应该将清归之为“近代早期”(early modern)、“帝制晚期”(late imperial)，或是别的什么？近年来，这些以及其他的问题成为历史学家激烈讨论的焦点，这是对1842年之前的约两个世纪的探讨，而此后中国则被欧洲强权所控制，与此前处处有着断裂。对于专业人士，同样也非专业人士来说，这一争论既对于清史问题，也对于一些与非西方的现代性相关的更为广泛的问题——不论是否被视为是西方现代化的另种途径，或与其具有共时性，或是别的什么——提供了新鲜的见解。我将自己的讨论限制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既因为它们在清史中处于中心地位——全方位的探讨及该问题的复杂性远不是一篇文章所能胜任，也因为它们与研究其他的地区及学科所关心的某些重要问题不一样。因此，我考察这一新学术中以下问题：民族认同和多元文化、性别、帝国和殖民技艺、战争和军事文化、地区和仪礼、公共和私人空间，以及物质文化——所有以上这些都不可避免地互有关联。在文章中，我也简略地反思这一新学术的见解可能会告诉我们评价清史的西方标准的效用及其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①
还在不久前，与中原的语言和文化背景迥异的满族，还被视为外来统治者一系的殿军，他们大规模地采纳了中原的文化和制度使他们能够统治广阔的领土和众多的人口。简言之，清（也就是满族王朝及其统治者）被认为在1800年前差不多完全汉化，接下来进入一个长而缓慢的衰败阶段，其间，满族民族自我利益明显地复苏，这与他们在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拯救中国的责任相冲突。这不仅解释了，为什么将中国19世纪和20世纪无尽的苦难大部分归罪于满人，而且，因此人们也错误地将假定的、最终导致他们垮台的无能，从19世纪推延开来，乃至涵盖了整个清朝。
然而，近来，对汉文和满文档案以及稀见文献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关于清政策之精妙和老道的证据——至少是在1683年至1820年间，这段被曼素恩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的“长十八世纪”(long eighteenth century)时期——使我们能够将任何有关完全汉化或是清不够成熟的认识抛至脑后。②这一修正性认识的核心内容，就是新清史所揭示的：在清鼎盛之时，它并不视中原为他们帝国——远为辽阔的区域，包括了亚洲腹地的疆域：蒙古、西藏和东北（今天有时称之为满洲③）和新疆——的核心，只是一个部分而已，尽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这一揭示最重要的结果可能是，人们会同时认识到清的这一做法：清同等对待亚洲腹地和中原地区。这两种传统其来有自。前者大多源于成吉思汗的伟大的13世纪蒙古帝国，这包括了与强势的宗教人物合作；而后者利用的是自身悠久而丰富的历史——尽管许多是与外来影响相结合的产物——普遍的做法则是宗教服从政治。这一认识反过来又引发这样的自觉：对于满族和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性，我们应该做比目前的认识更为严肃的思考。这就是新清史的核心目的；它的意义不仅影响中国以及其他横跨欧亚中部以及更广阔地区的帝国形成的历史，而且也影响我们对于帝国种种问题及更具普遍性的、恼人的现代性过渡问题的理解。④
新清史所作的修正性论述——本文所探讨的专著和一些有关的论文是其主要的代表作品——不乏评论者。有些问题，当我们细加考察时，还是会感到惊奇的，甚至是一些先前没有争议的问题，如清帝国由1644年算起的说法，现在也被改变，遵行的是与中国历史不甚契合的一种观点。就这个问题而言，断限的变化业已发生，因为在1636年，满族的领袖皇太极清晰明白地宣称他要建立帝国的目的，这一帝国他起名为清。为表明他的意愿，皇太极立即进行持续不断的军事征战，同时进行帝国标志物的建设，例如，承载着象征意义的大规模公共工程的建设——当代受过教育的人本应能立即辨别出这是帝王雄心的标示物。只是在1644年，8年之后，满族才进入北京，建立他们的都城并发动征服中原的战争。换言之，清帝国的缔造先于占领中原将近十年，并基本上是独立于后者进行的。这一时间差明白的显示，中原尽管对于帝国的雄心至关重要，但并不是他们惟一的关注点。⑤
再如，人们不怀疑以前的“对于清朝消极面的认识……大部分要归于20世纪初民族主义对于满族的妖魔化”，这一事实本身就使得修订历史成为一个敏感的问题。（乔迅，xvii）。第一，将清——在19世纪和20世纪是西方帝国主义一个主要的受害者，概括为曾做尽了坏事，而这与后来那些强加于清朝的国家并无不同，这样做在当前的政治状况下很困难。第二，许多人感到要摒弃有着广泛影响的观点十分艰难：中华文明是文化海绵，吸收所有进入其文化轨道者。因此，在两位杰出历史学家何炳棣和罗友枝之间发生了不同寻常的激烈交锋——两人都是亚洲研究学会的主席，但处于不同年代，相隔了30年。何炳棣1967年具有创见的文章《清朝在中国历史的重要意义》，其中主张（在他看来无可辩驳），满族的汉化构成了清作为中国统治者成功的首要原因。1996年，罗友枝寻求重塑解释框架，引证了当时相当多的中西学术成果，这些都赞成更多地关注清的特质。对于这一新的研究，何炳棣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文章，为满族的汉化激烈辩护，但并没有否认满族对于中国历史的独有贡献。反对清史中“去中原中心”的激烈反应使人们不可避免地产生这样的感觉：民族主义的强势，可能还有政治认同，继续起着作用。无论如何，下面的断言现在说来可能是正确的：许多清史学家已经认为新清史所揭示的已毋庸置疑，而其他的学者仍旧认为这些毫无道理可言。我现在转向要讨论的著述，首先考察对于清统治下中国民族问题的新的理解与建构。⑥
柯娇燕和欧立德这两位学者过去十数年尤其关注清统治下的民族问题，他们的观点经常尖锐对立，然而又互相赞赏。简言之，柯娇燕，以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研究，虽然有时令人费解，认为脱离帝国文化的具体情境而使用民族概念是不合适的。在她看来早期满族，与其说是一个民族，不如说是一系列的部落。只是到了后来当帝国的意识形态觉得需要（重新）来建构民族身份，以保持满族的特质，以及应对满族中的“汉军”——汉人支持者这一复杂的问题：他们从一开始构成征服精英的一部分，但可以说，最终在民族身份上还是降低了。
而欧立德在广泛对满文档案的研究之上，认为民族与制度的联系甚为密切，尤其是八旗制度，这一征服前就有的军事管理组织成为满族最明显的与众不同的标志物。其表现，在社会构成方面：八旗制度创造了一世袭贵族，与以德为本的汉族士人精英阶层并行；在财政方面：拨付巨额的经费以资助旗人；在物质形态方面：清在全国建立的满城构成一种确切无疑的军事占领的标志。这种想象的或是真实的“满族之道”——欧立德的书名，也就是旧有的尚武和勤俭之道，在他看来，对于将旗人置于一起使之成为一个有凝聚力和有效率的民族——尽管文化的悬殊不断增大——起着很大的作用。清的统治者承受着司徒安所说的“界限的焦虑”(boundary anxiety)不足为奇，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清发现需要更明确地定义民族问题。⑦
民族，还有性别，构成了帝国建构的主要内容。建立在高彦颐(Dorothy Ko)的关于17世纪研究的著作之上，曼素恩的著作内容翔实、令人信服，她认为，清对上层女性生活有着影响，同时女性也影响着清。其中，上层女性的写作使她们进入“文”的领域——这一属于男人的世界。曼素恩描述了这些方式，其中，至少对于这一少数人，她们居住的家内空间，形成了（“文”的）连续统一体(continuum)的一端，另一端是“她们的男人们的外部政治生活”。在曼素恩看来，盛清(high Qing)的性别关系史清楚地表明“在当时的中国文化中，精英的公共话语中女人之朴素被知识分子中的领军人物所认可并加以表述。”
清统治下的民族与帝国的“性别本质”还表现在其他的一些方面：首先，满族女性和男性，在某些有着重要意义的身体做法上被区别对待。举例来说，汉人和满人的男性都必须保留满族的发式，剃光前额并留有长长的辫子作为臣服的标志。而另一面，满族女性被强烈地告诫，不要如同大多数汉人妇女那样缠足。至少在清初曾有发布上谕，产生了缠足成为汉族女性的文化上标志这样的效果（曼素恩，56页）⑧。第二，对于守寡的区别对待。对于汉人寡妇，国家十分鼓励她们守节，甚至到了鼓励她们自杀的地步，经常树立牌坊以表彰最有德性的人，她们因此也会给她们亡夫的家乡带来荣耀。然而，至少直到18世纪中叶，如同欧立德在书中（253页）指出并在近来的文章中进一步探讨的，对于满族女性，这种做法遭到强烈的反对。⑨第三，在清对帝国边缘的土著少数民族进行教化时，女人作为淑仪典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相应地，“其他”的少数民族妇女的地位和行为也经常被作为清完成其殖民事业的衡量标尺。人们可以在乾隆“香妃”的这一不同寻常故事中找到殖民技艺的进一步证据。⑩
随着18世纪中叶对新疆的征服，帝国统治达到了极致。除了中原，它不但包括了东北——统治者的老家、新疆，而且还有台湾、蒙古和西藏，总人口增加极快，它的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也快速增多。造成清异质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于，构成了帝国臣民的不同民族间的关系格局。罗友枝、米华健等学者以其丰富的论证，使人不再不假思索地接受过去的那种围绕着中华文化的等级制和同心性的观念，依照这种说法，处于中国影响之下的政权和民众，离帝国中心越远就越不开化。这些学者已证明，尤其是在乾隆朝(1736-1795)，“五种语言或是民族群体［满、汉、蒙、藏和回］共存，不是等第分明，而是某种更像是相互平行的关系。尽管帝国是向心的，其中心，既非一个抽象的‘中华文明’，甚至也不是儒家的天子，而是爱新觉罗家族［清帝室］，体现在具有多侧面的清帝一人身上。”（米华健，201页）。这其中意味着，清的成功在于，针对帝国内居住在亚洲腹地周边其他主要非汉民族，它有能力，实行弹性、特别的文化政策。（罗友枝，7页）
如此一来，清的统治随环境不同而使用不同的语言。汉语和满语构成国家的主要语言，对于两者的读写知识的掌握成为仕途追逐者必要的技能，而同时，涉及国家安全的通信联系，首先选择的是满文（汉语中称之为“清文”）。(11)纪念帝国胜利和辉煌的碑碣几乎都有四个面，每面的文字各不相同，通常是满文、汉文、蒙文和藏文，在一些情况下，第四种文字可能是维吾尔文（一些新疆居民的语言）或是阿拉伯文（为的是一些居住在更往西但仍在清控制下的穆斯林）。这些文字的内容不必完全相同。(12)
乾隆皇帝尤其擅长在不同臣民面前呈现不同的面像。对于汉大臣，他俨然是一个儒家的统治者，对于别的大臣，又是别的形象。这一方面特别有名的例子是，他对于藏传佛教——这是他的许多蒙古臣民还有大部分西藏居民的宗教——作为一种权力工具的使用。这是清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先例，尤其在于继承了大元皇帝的衣钵。知道了清的定位是欧亚大陆中部地区与中原地区同等重要，因此上述做法对于帝国的建设很重要。例如，这一技艺在清初的领袖人物皇太极的公共工程那里就很明显。皇太极在都城建造了精美的藏传佛教庙宇，意味着他要取代蒙古人来统治西藏。这种做法，也包括皇太极和后来皇帝们，再次像忽必烈一样，将自己作为文殊菩萨的化身。文殊菩萨在三位一体(a Buddhist trinity)菩萨（译注：指观音、普贤［有说是手持金刚］和文殊菩萨）中的位居第三，其他两个后来被分别说成化身为西藏的达赖喇嘛和蒙古的一位汗王。这种人物身份的假说，暗含着满族皇帝已超越了蒙古汗王，成为了“新的忽必烈”，结果就是，清帝国（包含了蒙古）和西藏有了特殊的关系。(13)
清与准噶尔蒙古为了笼络所有藏传佛教信众展开竞争，准噶尔蒙古是漠西蒙古的一支，有着他们自己的帝国野心，故而，藏传佛教在清帝国建设中地位重要。清灭绝准噶尔人，征服新疆成为可能，同时确立了他们对藏传佛教的优势地位。然而，乾隆从没有将清的利益与那些喇嘛集团的利益等同起来，继续极其慎重地对待他们。(14)
皇帝对于与藏传佛教相关地点的资助在盛清时期也起着突出的作用。两个重要的地方很好地阐明了清的这一特色：五台山和雍和宫。五台山有着喇嘛庙，清朝皇帝颁赐礼物，多次巡幸，予以特别眷顾。雍和宫是乾隆皇帝的出生地，当时是他的父亲，即后来的雍正皇帝的藩邸。在乾隆朝，它成为北京这一心脏地区“藏传佛教的中心”。(15)
对于藏传佛教的利用只是清帝所采纳众多统治技艺中的一个，而且也不是全新的——至少明朝的一个皇帝也使用过——但是他们将之改进至一个新的水平。另一种至少同样重要的技艺，是对于仪式(ritual)的利用。近来的多部著作都分析了帝国仪式的不同方面，其中有司徒安对于大祀、罗友枝对于宫廷仪式，何伟亚(James Hevia)对于宾礼，贾宁(Chia Ning)对于亚洲腹地礼仪，侯锦郎(Hou Chin-lang)和毕梅雪(Michele Pirazzoli-t' Serstevens)对于木兰秋狝，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对于萨满祭祀，以及我对于军礼的研究。每一研究都以不同的方式证明了清创造性地将亚洲腹地和中原传统相结合，同时吸引两方面的臣民是多么的内行熟练。换言之，他们在定居的中原农业世界和其外的草原游牧世界间，设法创造出一个连续统一体；两者间在过去曾有严格的区分界限。一种情况是，清将亚洲腹地的仪式进行装扮，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中原的传统，这样就可以偷梁换柱；另一种情况是，在汉文编纂的传统礼仪作品中，收录了这些仪式的文本，显然是赞成这些仪式，因此亚洲腹地的仪式表演对于汉人观众也就合法化了。汉人仪式的实践与亚洲腹地传统的调配将清的仪式推向成熟，恰恰是在寻求广泛性这一点上与此前的汉人仪式区别开来。清在仪式上进一步的不同在于——由司徒安细致、翔实描述并论证的——文本与表演的紧密结合，以及皇帝不断地追求要以单一的形式表现出多重意义。在这方面，仪式表演构成了典礼(ceremony)和更具普遍含义的场景(spectacle)间联系的关键。(16)
场景构成了清帝国一个重要的方面，当皇帝们利用景点作为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正如同菲利浦·弗瑞明确指出的，承德避暑山庄对于清“宏业”具有重要意义。在1703至1760年间，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营建承德，它坐落在北京正北，是中原、蒙古和满洲的交汇之地。它以微缩景观（技艺精湛，意在表达清的绝对权力）的方式，再造了帝国许多最著名的建筑和景点，从拉萨的布达拉宫到地居长江流域中心的金山寺。在此，景观不仅表达清的统治权，而且同时予以自身一些它们所仿建景点的神圣庄严意义。在承德，“具有隐喻的景观，由一个非欧洲的政权以现代的方法加以运用，来支持对所征服疆域进行文化统治”，菲利浦·弗瑞的这一说法具有说服力，同时也指出这种做法并没有受到中国以外的影响。（24页、121-122页）(17)
在一个不同的情境之下，霍斯泰特勒的著作强化了菲利浦·弗瑞的断言。她强烈主张将18世纪的中国视为近代早期。在她看来，当我们大致考察全球同一时代发展问题时，时间，要比空间重要。换言之，一些事情何时发生，要比它在哪里发生重要：同时发生并不一定意味着影响。她分析了清朝新近确立的边疆地区和所征服疆域在地图（很凑巧，一些是由为清廷服务的耶稣会士绘制的）上的表达(representation)，以及细致描述了被征服人群的民族志图文的创作。(18)
对于上述种种表达的新的关注构成了帝国整体(whole)表述的一个部分；帝国建构，还有维持它的战争，也是清自我定义的重要方面。在文化领域，这种对帝国的关注，表现在有一场前后一贯的弘扬武力及由之带来的胜利的宣传运动。这种对于武力的宣扬是与描述文化场景的人文技巧被同等对待的，而过去后者曾经占据绝对的上风。透过常常是多层次、多途径的清意识形态和实际行动的谱系，人们可以找出这一做法的证据。比如，庆祝帝国军事胜利的一次仪式，被记录在刻有皇帝诗文的碑碣之上，而这些诗文又被收录到皇帝的著作中，作为描述该仪式的绘画里皇帝书法的一个说明，它还被收录在这次战争的官方历史记述中。这既模糊了文与武之间的区别，也是在两者影响力方面有利于后者的一个转变。这可能是清最具特点的方面之一。它也可以归入更普遍的分类：就是更强调补充而不是强调差异。(19)
意识到清对于战争和武力的关注也引发了对于数次皇帝南巡的重新解释，而这曾被理解为巡幸，主要是通过炫耀帝国的繁荣以拉拢曾经是威胁力量的长江下游的士人。新的研究认为，南巡是精心组织的，沿着战争的路线，意在通过这种具有威胁性的方法提醒南方人注意清的强势武力。(20)
学者们对于清实力的物质表现，以及皇帝们使用物质文化作为帝国一种武器的不同方式，进行了讨论，其中包括柯娇燕，她著作的封面就是由耶稣会士郎世宁绘制著名的、身着戎装进行阅军的乾隆皇帝。她甚至认为，乾隆皇帝“将郎世宁……视为帝国进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272页）罗友枝的著作细致入微地探讨了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和清宫廷的仪式，完美地阐释了我正在表述的观点——如同菲利浦·弗瑞一样。(21)简言之，新清史，阐明了物质文化在清帝生活（也就是说，既包括皇帝们的生活，著名的如乾隆，也包括帝国生活自身）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伴之而来的、不断增强的、一些学者主张认为构成了清代中国早期现代性的进一步证据的消费主义的意义。(22)
乔迅在他对个性画家石涛的研究中，生动描述了这种消费主义和17世纪末生活在扬州的精英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些物质因素：衣食住行、互赠礼物，等等。乔迅甚是熟悉石涛的历史背景，这极有利于他对于绘画作品自身的解读，他将石涛视为现代性的先驱，是因为“三个相互交差的关联点”，第一，身怀涉及到国家、市场和社会的自治志向，经常怀有要人们承认和自治合法化的愿望。第二是一种社会和历史的自觉，或本能反应。最后一点是背叛，是对于已确立的、约定成俗的社会话语的怀疑(xvii)。(23)乔迅认为，在明朝向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存在一个“清朝的中断”(Qing closure)，他的论述新意迭见，十分有说服力，从正面支持了清异质的论点。当然，石涛极端的个性主义必定会颠覆任何加在这位画家头上的代表性。
乔迅大多数论点都必然要涉及公与私的问题，这是从欧洲有关现代性理论而来的主题，在中国的环境之下的表现很是不同。例如，通过利用汉族士人的私人作品达到官方的目的，清有意地造成很难在个人的与公共的行为间划一界线，包括绘画。从清资助的重要文献编纂，我们可以明白这一点，最著名的是“四库全书”，这些编纂聘用汉族士人，要不然的话，他们不肯为政府服务。皇帝的这一策略使合作者与持不同政见者不可能截然分开，如此一来，就将文臣们更拉近了清的意识形态轨道。其他编纂者的独立性也同样大打折扣。私家礼仪著述——支持仪式表演的文本编纂——的一位主要编纂者得到了与朝廷有着种种渠道联系的许多学者的支持。这种关系使得这部著作易受皇帝的影响，就如皇帝公开资助的作品一样。（译注：这里指的是秦蕙田及所著《五礼通考》，该书于乾隆二十六年成书，四十三年收入《四库全书》）其结果，又一次的是为了公（皇帝）的目的而笼络私人的活动，持不同政见者的存在也因此日益成为了问题。(24)曼素恩对于上层女性的观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但不如乔迅对此的讨论更为直接。
综合来看，新清史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在许多不同的领域，为了利于考察连续统一体和共时性(simultaneity)进程——既在那些清起着直接或精妙作用的，也在那些超出它们的直接统治的那些地区——我们不应该用二元对立，而是应不断地去除明显的界别。为了寻求事情的本真，就要求模糊区别。而且，清的这些特色方面常常并不新鲜，但仅仅是代表着对于现有模式的一系列精妙的运用。而这自身也构成了一个清与众不同的特点，作为新清史的一个成果，业已引起了我们的关注。(25)
这些考察再一次提醒我们，将建立在欧洲历史经验之上的标准应用于中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在看待中国现代性问题上——缺了它，当然，早期现代性也就不存在了——可以说尤为正确。我们或许可以总结一下新清史的研究。它向我们展示，对于汉族统治者来说是正确的东西，在清朝不一定如此：有些东西的重要意义不同于汉人的认识。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于中国历史上这一时段的理解。而且，它对关于中国过去的传统智慧背后的最基本假设也提出了质疑。尽管如此，传统智慧的另一面可能会被证明比它过去所认为的更为正确。当乾隆皇帝用臭名昭著又有些狡诈的语句“我朝无所不有”拒绝英人进一步通商的提议时，他心中可能已经想到——我们现在所明白的——作为盛清皇帝寻求将万物纳入帝国以进行全方位的控制。如此一来，结果可能是，新清史，通过展示这位18世纪中国皇帝，使人们认识到极权主义有了先例，那么它所解释的，就要比最初打算对前近代世界的讨论要多。(26)
［收稿日期］2007-9-20
注释：
①对于本文所探讨历史时期的研究，近期出版了许多很好的著作，但我不打算予以讨论，因为这些著作主要关注的不是清朝的特质问题。对于非西方的现代性，当然有大量著作，基本上都是在效仿(imitations)或是另外途径(alternatives)的学术框架之下进行讨论的。关于共时性的现代性研究，具有原创性的著作包括：Harry Harootunian《现代性的胜利：两次世界大战间的日本的历史、文化和社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年；以及他的《历史的忧虑：现代性和日常生活》，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②最早利用档案做广泛研究、具有原创性的著作之一，是白彬菊(Beatrice S. Bartlett)的《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耶鲁大学出版社1991年。近期有著作对清朝统治最后数十年的重新评价也对后来满族无能的理论产生置疑，但它在本文所探讨的清初的历史范围之列，见路康乐(Edward Rhoads)《满与汉：1861-1928年间的民族关系和政治权力》(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1861-1928)，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③关于满洲(Manchuria)的使用，见欧立德的文章《鞑靼的界限：帝国的满洲与地理上的满洲》(The Limits of Tatary: Manchuria in Imperial and Geographies)，《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9卷3期（2000年），第603-646页。
④含混不清的问题是，尽管亚洲腹地(Inner Asia)一词，经常用来指称蒙古、西藏和东北（现在我们所知的、而不知清时所知的满洲）和新疆；但新疆，有时也作为中亚或是欧亚中部地区的一部分，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⑤Samuel Grupper《清初满族皇帝的崇拜》(The Manchu Imperial Cult of the Early Ch'ing Dynasty)，令人信服地将清帝国起始定在1636年；印第安纳大学1980年博士学位论文。此后，柯娇燕更全面地讨论了征服中国以前的帝国。
⑥何炳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亚洲研究杂志》26卷2期（1967年）第189-195页。罗友枝的主席演讲：《再观清朝：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亚洲研究杂志》55卷4期（1996年），第829-850页；何炳棣《捍卫汉化：驳罗友枝的再观清朝》(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亚洲研究杂志》57卷1期（1998年），第123-155页。（译注：三篇文章的汉文翻译与介绍分别见《清史译文》1980年第1期；《清史研究》1998年第2期；《清史研究》2000年第1期与第3期。）
⑦柯娇燕《透镜》，尤其是27页、108页；也见柯娇燕《对于近代早期中国族性的思考》(Thinking about Ethnic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帝制晚期中国》(Late Imperial China)11卷1期（1990年）：第1-35页；对于八旗影响的讨论，也见卫周安《十八世纪清朝的帝国空间变化》(Changing Spaces of Empire in Eighteenth-Century Qing China)，见狄宇宙及D. Wyatt编《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边疆、民族边界和人文地理》(Political Frontiers, Ethnic Boundaries, and Human Geographies in Chinese History), Routledge/Curzon出版社2003年。
⑧曼素恩引用了高彦颐的作品《以身体为装饰：十七世纪中国的缠足及反缠足的界限》(The body As Attire: Footbinding and the Boundaries of Aherity o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妇女史研究》(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8卷4期（1996年），第8-27页。
⑨欧立德《满人寡妇与清代的民族性》(Manchu Widows and Ethnicity in Qing China)，《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41卷1期（1993年），第33-71页。
⑩参见米华健《乾隆宫廷的穆斯林：香妃的意义》(A Uyghur Muslim in Qianlong's Court: The Meanings of the Fragrant Concubine)，《亚洲研究杂志》53卷2期（1994年），第427-458页。
(11)白彬菊《君主与大臣》，第130页；柯娇燕、罗友枝《清史中的满语》(A Profile of the Manchu Language in Ch'ing History)，《哈佛亚洲研究》(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53卷1期（1993年），第63-102页。
(12)卫周安《十八世纪中国值得纪念的战争》(Commemorating War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近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30卷4期（1996年），第869-899页；并见罗友枝《末朝皇帝》，第6页，第300-301页。
(13)对于清朝皇帝、藏传佛教、文殊菩萨以及对赞助喇嘛关系的研究，可以参见Grupper《清初满族皇帝的崇拜》；罗友枝《末朝皇帝》，第231-263页，引用了David Farquhar《清帝国统治中作为菩萨形象的皇帝》(Emperor As Bodhisattva in the Governance of the Qing Empire)，《哈佛亚洲研究》38卷1期（1978年），第5-34页；何伟亚《怀柔远人：马戛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杜克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38-49页；（译注：汉文译本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米华健《土尔扈特人、蒙古遗产和近代欧亚大陆中部“历史的终结”》(The Torghuds, the Mongol Legacy, and the "End of History" in Modern Central Eurasia)，未发表论文，2001年。
(14)濮德培(Peter Perdue)《中国向西进军：1600-1800年清朝对欧亚大陆中部的征服》(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1600-1800)，哈佛大学出版社将要出版（译注：此书已于2005年出版）；卫周安《十八世纪中国的宗教、战争和帝国》(Religion, War, and Empi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国际历史评论》(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20卷2期（1998年），第336-352页。
(15)滕华睿(Gray Tuttle)《西藏喇嘛在帝国宫廷》(Tibetan Lamas at the Imperial Court)，亚洲研究学年会会议论文，华盛顿特区2002年4月；Ferdinand D. Lessing《雍和宫：居于北京的体现喇嘛教神话和崇拜的喇嘛庙》(Yung-he-Kung: An Iconography of the Lamaist Cathedral in Peking with Notes of Lamaist Mythology and Cult)，斯德哥尔摩：Sino-Swedish Expeditions1942年；文中引文见何伟亚《怀柔远人》，第48-49页。
(16)见司徒安《身与笔》；罗友枝《末朝皇帝》；何伟亚《怀柔远人》以及贾宁《清初（1644-1795年）的理藩院和亚洲腹地的礼仪》(The Lifanyuan and the Inner Asian Rituals in the Early Ch'ing[1644-1795])，《帝制晚期中国》14卷1期（1993年），第60-92页，其中指出了模糊定居与游牧的界限（69页）；侯锦郎和毕梅雪《乾隆皇帝木兰秋狝》(Les Chasses d'automne de I'empereur Qianlong Mulan)，《通报》(T'oung Pao)65卷（1979年），第13-50页；（译注：两人合著有《木兰图与乾隆秋季大猎之研究》，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2年。）狄宇宙《清宫廷的满族萨满典礼》(Manchu Shamanic Ceremonies at the Qing Court)见Joseph McDermott编《中国的政治与礼仪》(State and Ritual in China)，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51-395页；卫周安《军礼和清帝国》(Military Ritual and the Qing Empire)，见狄宇宙编《亚洲腹地历史上的战争》(Warfare in Inner Asian History)，Brill 2002年，第405-444页。周启荣(Chow Kai-wing)《中华帝制晚期儒家仪式主义的兴起：民族、经典和谱系话语》(The Rise of Confucian Ritual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thnics, Classics, and Lineage Discourse)，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7年，对此有探讨，但是严格说来不属于我称之为的新清史。
(17)也见Chandra Mukerji《领土的野心和凡尔赛宫》(Territorial Ambitions and the Gardens of Versailles)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年。
(18)除了霍斯泰特勒对两者进行探讨外，对于制图，见濮德培《边界、地图和运动：近代早期欧亚地区的：中国、俄国和蒙古帝国》(Boundaries, Maps, and Movement: Chinese, Russian and Mongolian Empires in Early Modern central Eurasia)，《国际历史评论》20卷2期（1998年），第263-286页；对于民族志，见柯娇燕《透镜》第332-336页。
(19)卫周安《十八世纪中国值得纪念的战争》、《地区、战争和帝国》、《军礼和清帝国》及《十八世纪清朝的帝国空间变化》。
(20)张勉治(Michael G. Chang)《马背上的朝廷：1751-1784年满族王朝的建构》(A Court on Horseback: The Construction of Manchu Ethno-Dynastic Rule in China, 1751-1784)，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哥分校2001年博士论文。
(21)上面提到的四种文字的碑碣当然也形成利用物质文化为帝国服务的一部分。
(22)对此的讨论，见Craig Clunas的评论文章《全球的和地区的现代性：消费和西方的兴起》(Modernity Global and Local: Consumption and Rise of the West)，《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4卷 5期（1999年），第1497-511页。
(23)人们好奇，上述适用于石涛这位艺术家的第二点和第三点，是否也可以用在清朝的皇帝身上。
(24)见盖博坚(R. Kent Guy)《四库全书》(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哈佛大学出版社1997年。也见卫周安《军礼和清帝国》第409-412页以及柯娇燕《透镜》，第25页，探讨了一位官僚的公共的和私人的文人角色。
(25)与连续统一体概念相关的是概念是：居于中心(centering)、居中调停(mediating)和边缘地区或边界的聚合(bringing together of peripheries)，这些在司徒安及何伟亚关于礼仪的讨论中有关揭示，他们认为这是清权力模式的关键所在。司徒安《身与笔》第30页、100页、129页。何伟亚《怀柔远人》第123页、143页、155-158页、185页、196页。
(26)对于马戛尔尼使团，见何伟亚《怀柔远人》；乾隆臭名昭著的上谕，见卫周安《十八世纪中国和西方的技术》(China and Western Technology in the Eighteen Century)，《美国历史评论》98卷5期（1993年），第1525-15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