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北京城市社会的民间水治
董晓萍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04期
【原文出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1期第65～73页
【英文标题】Non-governmental Water Administration in the Urban Society of Beijing History
DONG Xiao-ping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Folklore, Classics, and Characters, BNU, Beijing 100875, China)
【作者简介】董晓萍(1953-)，女，辽宁省大连市人，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教授。北京 100875
【关 键 词】北京用水/北京地方文献/国家水治/民间水治water use in Beijing/Beijing local literature/governmental water management/non-governmental water administration
［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8)01-0065-09
北京明清史料是北京城市社会的地方历史文献，从地方历史文献中考察民间水治，与从国家河渠志上考察，有三点不同：一是国家资料记载的水利工程，由水的自然环境所决定，以农村用水为主，而北京史料以城市用水为主；二是国家资料记载的水利功能，由农业国家的农耕水利命脉所决定，以灌溉水利为主，而北京史料则集灌溉、航运、城防和城市消费生活为一体；三是在历史上，北京史料的编纂者往往也是国家资料的编纂者，他们为了突出北京的统治地位和繁华的帝都生活，增加了对北京民间水治和社情民心的记述。明清以后，在国家级河渠志等专门文献之外，北京还出现了官修史志和私人风土笔记，它们在记述北京城市的社会生活中，也提到了用水，并描述了各种用水场合和大小人物，其中有不少供职朝廷的权要，有吟咏田园的知识分子，也有行业工匠、寺观僧侣和胡同居民等普通城市角色，还有往来于城乡之间供应粮草蔬菜、烧炭木材的流动人口，这些都使北京民间水治独具历史文化内涵，对认识现代北京城市的用水习惯有很多启示。
一、在水道分布中叙述城市社会结构与用水民俗
北京明清史志中的城市水利记载，受到了水利运行对北京城市社会运行的规定性的影响，也受到了北京城市社会功能对城市水利运行需求的限定。北京还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城市，多样化的用水民俗共存，这也使北京的民间水治既有国家依附性，也有多民族性；既有等级性，也有内在的文化秩序。长期以来，北京民间水治与国家水治相协调的优秀成分，还逐渐融会为一种城市性格，延续到现代社会。
（一）水道及其流经路线和社会布局
在北京明清史志中，对北京的水道记述很多。所谓水道，指北京城市供水工程，以及配套的井渠设施和城市建筑。我们通过这类记述能看到，自金元时期以来，北京在灌溉、航运、供水、防洪和城市环境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很多成就，水道的流经路线和沿岸的城市建筑分布默契，展现了北京的社会结构外壳，这是这批文献比国家河渠志更为地方化之处。
金元以后，开凿白浮瓮山河，引水入积水潭，此后，增修城市闸河，引金水河，并多次导引永定河和玉泉山的泉水入城，保证了城市用水，也提供了城市景观。明代蒋一葵的《长安客话》对此做了描述。他专门写了一章叫《积水潭》，我们读他的文字，能知道，一个三百年前的缺水城市，自从有了积水潭，曾是如何优美和繁华。
都城北隅旧有积水潭，周广数里，西山诸泉从高粱桥流入北水门汇此。内多植莲，因名“莲花池”。池上建有莲花菴、净业寺等，及王宫贵人家水轩、水亭，最为幽胜。于文定公慎行莲花菴潭上夕饮诗：“禅宫遥倚北楼开，楼下平湖落照来。金水环城全象汉，莲花涌寺宛成台。诸香各捧空王座，一叶能浮太乙杯。便是忘归归亦醉，夕阳清角莫相催”。……袁宏道游北城临水诸寺至德胜桥水轩集诸公诗：“西山去城三十里，紫山献青逻见湖底，一泓寒水半庭沙，攒得白云到城里。茭叶浓浓遮雉朵，野客登堂如登舸。稻花水渍御池香，槐风阵阵宫云凉”[1](P12-13)。
我们能看到，在当时人眼里，北京市内有湖，好比杭州有西湖，是一种城市霸气、王者气象。积水潭自成风景，还把有限的水域融入城市文化，引得“诸香各捧空王座”。晚明公安派领袖袁宏道也曾来此游览，称赞从城外遥远的地方引水入城，是了不起的壮举。袁宏道是明代通俗文艺运动提倡者，他吟咏北京水道和积水潭的诗句也写得宛如民歌，朗朗上口，如“西山去城三十里”、“攒得白云到城里”。
作者还写了西山流水进城后，从“德胜门”“流入西苑”，再向东华门外“南出为玉河”，整个水道是通向城市核心地带和市区要道的水线。（引文中的括号内文字为原著所加，原以小号楷体字表示，现改为括号内文字，以方便读者阅读和对照。本节以下引文中的括号文字，皆为相同的处理方法。）
皇城内有海子，在西苑中，源自宛平县玉泉山，合西北诸泉流入都城，汇集积水潭，亦名海子，（德胜桥东西是）复流入西苑，汪洋若海，人呼西海子。南出为玉河。元马祖常诗：“御沟春水晓潺湲，真似长虹曲似环。流入宫墙才咫尺，便分天上与人间”。永乐间周迥建亭榭以备游幸，赐名太液池。京师八景有“太液池”谓此[1](P14)。
作者也说明，在水利工程技术上，从德胜门起，对城外入城的水量有特殊控制的，主要是从城门起，采用缓化的措施，减缓水的流速，而不是一定要修筑水坝。这让我们看到，当时在水道要害的建设上，是有对城市安全的考虑的。
德胜门之西，城垣下有水窦焉。西山诸水从此流入都城。水口为石犀以当之，遏冲突，缓水势也。而菴其上，名曰镇水观音菴。其北即水入处，泠泠有海潮之音。其南则晶淼千顷，草树菁葱，鸥凫上下，亭榭掩映，列刹相望，烟云水月，时出奇观，允都下第一胜也。[1](P25)
从作者的介绍中，我们可以得知，当时的水利技术，是以城门“水口”，在水口处，设“石犀”分水，缓和水势，以利节水和防洪。这正是我国历史上国家水治和民间水治的共同经验。而这种率先保证政治中心用水安全的水利设计，也正是国家水治的一个特点，它也成为北京水治的一道政治文化风景线，被用来歌颂水利德政。据说在历史上不仅有袁宏道，其他很多参政文人都为北京水道做过应制诗篇[1](P14)，他们看到了积水潭一带的水文地理重要性，把它命名为“京师八景”之一。
除了把守水口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技术措施。如从积水潭起，在高粱河的入城水道上分段设立闸门，凿井蓄水，让渠水能够得到节节控制，按照城市用水的社会需求分配水量，达到以合理利用水资源的目标。从文献看，从元代到晚清，这件事从未停止过，到清《光绪顺天府志》时还有此记录：
地安门外大街（地安桥）下闸迤西有石小桥一。火神庙在桥西，濒什刹海，唐贞观时火德真君庙遗址，庙前井一[2](P354)。
这种城市水利模式的地位之重要，在于它能适应皇城环境建设和农田灌溉的两种目的，营造了早期北京史中的城市田园格局，如“积水潭水从德胜桥东下。桥东偏有公田若干顷，中贵引水为池以灌禾黍。……稍折而南，直环北安门宫墙左右”[1](P16)。北京自汉代以来就是华北周围最先发展灌溉的地区，早有凿井灌溉的传统。到金元代建都引河入城后，又发展了井渠双灌，扩大了城市用水规模。
（二）水道流势对北京城门、城墙和市内建筑的决定作用
实际上，在北京史志文献中，我们能看到更为宏观的北京水系布局，及其对北京城市建筑的左右作用。首先，城市水系与城门关系密切，城门的地址要有利于水进水出，体现促进城市社会管理的功能。其次，城市水系与城市地形关系密切，水道要避高就低，而城市建筑要避低就高，由此形成了北京城墙与城内的高台和平地与水网流势恰成比例的格局，使自然环境与社会利用做到天人合一。再次，保障皇城和民居的双向供水。应该说，这些史志文献不是水利科学史，但它们仍以作者亲自考察的方式和简约的现场走访文字，说明了作者对北京水系的体验，让我们看到了一些与水利科学史一致的社会事实，这也体现了史料文献的价值。
很多文献记录了北京水渠所流经的“南顺城街”、“阜成门内大街”、现在赵登禹路上的“马市街”等地点，以及途中的水利建筑、井数和城市用途。
西直门南顺城街，井二（中心台井一，马圈井一）。[2](P376)
阜成门内，历代帝王庙。历代帝王庙内，井一。[3](P812)
东马市街，井五。亦称西大街，见旧闻考，井三。[2](P365)
在水道沿途，重要的建筑是“历代帝王庙”，它以井蓄水的目的，是祭祀统治北京城的帝王祖先和祈求福荫。陈宗藩在《燕都丛考》中引《顺天府志》，并做了实地考察，对此做了比较详细的解释：“景德门外东为神库、神厨各三间，宰牲亭、井亭各一”[4](P348)。他也说明，在这条水线上，除了皇家宗祠，还有民间信仰的寺庙坐镇，包括蒙、满民族信奉的萨满教寺庙等。寺内有井，与附近其他三座井共同称作“四眼井”，构成民用水系。
缸瓦市至新街口附近曰四眼井，曰甜水井，曰井儿胡同，曰沙井胡同，曰显灵宫。《顺天府志》：显灵宫，明建，崇奉萨真人及王灵官也。在四眼井，其旧门亦在兵马司胡同。[4](P342)
还有一个重要的水利信息，就是水渠路线对北京城内高台地段采取避让措施，而不是硬性削地让路，如此能节水省工，减少开支。现在看，这种做法还保持了城市自然地貌，并能把本钱花在国家水治的真正目标上。例如，不少史料都写到了一个重要的地名的“上岗”，并提到那里有井。此指西直门水渠行至现北京西城区二龙路南，遇到了一个高岗，受到了阻隔，于是水渠绕开了这块台地，从马市街向南，蜿蜒前行。明代将北京城向南扩展，也是要避开“上岗”[5](P5)。
《光绪顺天府志》：“变驴胡同，上冈，井一。”[2](P370)
《燕都丛考》：“西城阜成门内之上冈。《天咫偶闻》：阮文达公蝶梦园在上冈。此园今已改为花厂，无复亭台花木，只石井存耳。”[4](P272)
北京城墙和城门的建筑定位，有时还受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不都是顺从自然水系的原因。现南城墙的局部向外凸出，是因为当时要把双塔寺圈入城内[5](P6)。双塔寺，金代游牧民族在北京城内兴建，元代蒙古族统治者当然重视，所以要把它保留在城内，继续使用。明代以后，它经历拆建，又延续下来，仍被当作正统寺庙。它的庙史伴随着北京皇城史的兴衰，连它的寺井也衍生了很多政治意义。
小时雍坊西长安街，双塔寺旁，井一。崇祯甲申三月十九日，都城破，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范景文于双塔寺旁井中死之。本朝顺治间谥曰文忠。[6](P131-132)
北京水道南出崇文门而下，对南城的社会格局也产生了影响。过去崇文门一带坊巷胡同的设置皆依水利网络而成，它们即便被史志记载，分成不同的条目，也显得格局相似，整齐划一。例如，《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东城（崇文门里，街东往北，至城墙并东关外）明时坊井儿胡同。东城（崇文门里，街东往北，至城墙并东关外）南居贤坊冯良儿井。”[7](P8-9)
我们从北京史志中还能看出，在历史上，北京水道的航运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这是与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和国家水治中心的地位分不开的。航运进货，提供国库存储、皇室需求、安全保卫和民间日常之用，对它与北京城市建筑的关系，要放到当时全国物质输入北京的水路网络中去看。《帝京景物略》抄录了一首顾起元的诗，反映了时人的认识。
江宁顾起元《朝天宫》：黄金仙阙绛河开，白玉丹台落碧回。树杪鹤从远海集，池边龙自葛陂来。甘泉已奏扬雄赋，汾水还歌汉主才。何俟求仙遣方士，人间此地已蓬莱。[8](P187)
这种开放性的水利工程，是一个技术系统的智慧体现，也是一个政治经济系统的规模象征。诗中所说的“黄金仙阙绛河开”和“树杪鹤从远海集”，都是以诗的语言，对北京元代以来水利成就与社会发展规模相映衬的概括，而不是普通的夸张，民间水治的说法是龙王爷保佑，如诗中说“池边龙自葛陂来”，其实这也是对吉祥的水利文化的憧憬。
二、在水井地点中描述城市社会关系与民俗
北京周围的水资源并不丰富，仅仅依靠永定河和西山泉水提供庞大的国家水治和民间水治的需求是不敷使用的，所以大部分官署衙门和城市居民还要饮用井水。在这个背景下，北京水系与北京城市社会关系，是由此塑造的社会关系。在北京史志文献中，往往通过描述水井地点，描述了这种社会关系，它们给了我们很多地方知识，也让我们了解到一些北京历史上的水井民俗。
（一）宗教公共管理
北京史志文献记载水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体现了水井与寺庙的关系，在长达近三百年的记载中，几乎有井处皆有庙。我们在前面引用的史料中可以看到，积水潭水多庙也多，其实其他城内地区也如此，但比较而言，积水潭是国家水治的权力与财富，水井是寺庙神治的权力与财富。积水潭的使用是有封建等级的，水井的使用是城市集体的；积水潭的分配是有国家依附性的，水井的分配是有城市生活秩序性的；积水潭的共享是以皇苑、城防和公田灌溉为主的，水井的共享是以甜、苦水井的水质区分为主的。从水井看北京水治，更容易看到它的内部社会。
以下随手摘抄数则寺庙与水井关系的记录，以便使读者能大体看到我们所说的情况。
内四区武王侯胡同，宝禅寺内，井一。[9](P52,54)
内四区正觉寺胡同，正觉寺内，井二。[9](P52,54)
桦皮厂，关帝庙，北水关，北城根，井一。[2](P386)
铸钟厂，碧霞元君庙后，井一。[2](P382)
通过这些史料，我们可以具体地看到北京水井管理的特点。仍以积水潭做参照。水井与积水潭不同的是，它是城市内部用水的象征。它的封闭构造和小块占地，使它既不能航运，也不能防洪，更不能被改道以转移水源，只能提供家户使用，因此，没有资料记载井的大、小等规模，只记载它的水井数量，如“井一”或“井二”。它的统计方法，被以寺庙的数量统计，如“庙前井一”，也有的以坊巷数量或归入寺庙和坊巷的公共地统计。此外，北京的地形和水质情况，使水井的开凿并不容易、也不富裕，没有人可能把它们列为私家用品，都是要按照公开地点登记在册的，任何市民都可以按图索骥找到它。井权的性质，有的是庙产，有的是官署使用，也有的是坊巷居民利用，但总的说，以寺庙管理居多，特别对那些为数不多的甜水井，更强调寺庙管理。在这个意义上说，宗教寺庙是一种公共管理城市水资源的公平符号，但没有任何史料记载北京寺庙的管井权力是由政府颁发的，因此，寺庙以依靠神祇执行公共管理为最好的办法。我们甚至会从文献中看到，不依靠政府拨款，而是依靠僧道出资凿井，提供公用的个案，这种井也因此也获得广泛的赞誉，被呼为“义井”。北京流传的僧道治水的传说也很多，成为一种水利口碑，有的还被写入北京史志，转化为一种地方文献。如“僧善祖营寺”的事迹就被地方文献化了，在《日下旧闻考》中，把他列入“齐化门”和“太庙前”的历史事件，升格褒奖，百年后的《光绪顺天府志》和《燕都丛考》也都延用此例，予以接续记载。
《日下旧闻考》：
辽重熙清宁间，筑义井精舍于开阳门之郭，旁有古井，清凉滑甘，因以名焉。金天德三年，展筑京城，乃开阳之名为其里。大定中，僧善祖营寺，朝廷嘉之，赐额大觉。贞祐初，天兵南伐，兵火之余，寺舍悉为居民有之。戊子春，宣差刘从立与其僚佐高从遇辈请奥公和尚为国焚修，因革元为禅，奥公罄常住之所有续换寮舍，瑞像殿之前，无垢净光佛舍利塔在焉几仆，提控李德，至是施财完葺。继有提控晋元者，施蔬圃一区于寺之内，以给众用。庚寅冬，刘公以状闻朝廷，请以招提院所贮余经一藏迁于本寺安置，许之。于是创建壁藏斗帐龙龛一周，凡二十架，饰之以金，缋之以彩，计所费之直白金百笏。既成，请湛然居士为记。湛然居士集。［臣等谨按］大觉寺久费，考畿辅通志云，义井精舍在大兴县东，辽时筑义井精舍于开阳之郭，旁有古井因名。又考析津志，义井一在齐化门太庙前，一在思成坊洞阳观前。今大觉寺既废，义井亦不能确指其处矣。又按朱彝尊原书引湛然居士大觉寺初建经藏记，删去提控李德修塔句，又余经一藏讹余金，今俱据本集增正。[3](P771)
陈宗藩补充了崇文门的明代史料，说明僧道人员开凿义井另有其例，如“南居贤坊有老君堂，云即洞阳观旧址也。元时观前有义井”[4](P313)。关于寺庙与水井的关系，在北京史料中，能找到三条线索：一水井与关帝庙和观音庙的结合，二是水井与土地庙的结合，三是水井与皇家寺庙的结合。这些都有深厚的文化背景，也有元明清社会上层和民间宗教的影响。我们曾去过西城区西四报子胡同隆长寺调查，现在那里已变成寺庙大院，但当年寺僧对水井的管理至今还被居民所记忆。距此相望是白塔寺，北京史料对白塔寺水井的描写，便把佛教神权提升到了至高的地位，为一般水利史料所少见。
都城西北隅妙应寺（阜成门内），偏右有白塔一座，人多称白塔寺。世传是塔创自辽寿昌二年，为释迦佛舍利建，内贮舍利戒珠二十粒，香泥小塔二千，无垢净光等陀罗尼经五部，水晶为轴。后因兵毁湮没，每于静夜现光，居民惊疑失火，仰视之烟焰却无，乃知舍利威灵，人始礼敬。元至元八年，世祖发而详视，果有香泥小塔，石函铜瓶，香水盈满，色如玉浆，舍利坚圆，灿若金粟，前二龙王跪而守护，案上五经，宛然无损。[1](P25)
这段资料讲，白塔寺内藏供奉佛舍利，所以连东西殿的两口井的中国龙王都进殿充任看守，这就进一步把寺庙管理井权的权力绝对化了。白塔寺以南，是前抄手胡同，那里曾住着西四双关帝庙的最后一位住持，这座双关帝庙毗邻隆长寺，据我们调查，至上世纪50年代初，也是由佛僧管井，并与胡同居民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二）水井的城市公共利用
封建中央集权是北京水治的大背景。在这个大背景下看，水道的性格是外向的，水井的性格是内向的，两者是有相对区别的。但两者也有诸多联系，这也是我们所不能忽略的，在整个北京城市社会的运行中，水井的使用与封建政治、封建文化和传统城市行业也有高度的综合，不过是从比较微观的层面上，体现了水渠与水井、国家水治与民间水治、国防、城防与传统城市行业的关系等。
1.官署用水：水井与水渠的关系
上面已约略提到，元、明、清国家政治文化机构的设立，是与北京地形和水渠路线的结构有直接关系的。虽然元代集权机构的布局经明代的改造后有了很多变化，但重要的中央机构对城市水利的支配权和享用特权没有改变。北京史料正在这点上做了记载。在《宸垣识略》和《燕都丛考》中，都提到了官署翰林院，并说那里“院内东偏有井”，“井之外为莲池”，“莲池”是由积水潭下来的水。总之，此处既有水井，又有水渠，水源相连，诗意无限。
《宸垣识略》：
东长安街北玉河桥之西翰林院署院内东偏，井一。院内东偏有井，覆以亭，曰刘井。明嘉靖戊子始建御制五箴碑于敬一亭。亭树于堂南，左则刘文安井，井之外为莲池。右则柯竹严亭，亭之前为土山。刘文安名定之，官学士。柯竹严名潜，官学士。施润章刘井诗：青荧谁凿水晶寒？锦石银床位置安。起草群臣曾洗砚，论文异代一凭栏。宫云近覆晴犹润，海眼潜通旱未干。倘有泥蟠神物在，那愁霖雨被人难。又柯亭诗：仙客联翩倚槛来，丹亭曾向日边开。残荷蔽芾犹连井，芳草凄迷旧有台。接坐共怜星聚地，凌云谁称岁寒材？风流未坠余陈迹，怅望千春首重回。[6](P84-85)
《燕都丛考》：
东长安门外翰林院，院内东偏有井，覆以亭，曰刘井。[4](P180)
在其他史料中，也提到了另外一些中央官署的水井，如司礼监的两口井等[2](P337)。在这个地点上，还有其他重要权力机构，如吏部、户部、兵部、工部、钦天监等，它们都和翰林院一样，位于紫禁城的城门与城市水道之间，尽享水渠和水井。与一般水井的坊巷用户不同的是，官署井水的享用者同时是国家水治的形象化身，因此他们的概念比较宏观，所要考虑的是举国水利的历史与现实。
2.贵族用水：国家水治与市民和民族的关系
在北京史料中，我们能看到，城市历史街区与封建等级是有序划分的，一条史料特别记录了供养皇子、皇女的奶妈的府第“奶子府”及其水井分布，并且王府和官宦特权生活区的水井还都是比较充裕的，大都有“井二”。但相同史料也记载了共享用水的民居胡同，这就使这种特权的记载尽管突出，但又与我们在上面所讨论的社区共享用水是不矛盾的。
丰顺胡同，母猪胡同，灌肠胡同，奶子府，南大院井一，花园井一。[2](P353)
王府大街，井二。[2](P352)
太仆寺街，井二。[2](P356)
太平胡同，黄面胡同，口袋胡同，翠花胡同，井二。[2](P353)
与之相关的另一种情况是，元、明、清政府的城市规划，特别在元代和清代，都曾按蒙、满、回、汉等民族的不同划分了不同居址，我们在这个历史背景下看水井的分布，还能看到对民族民俗用水的关照。例如，“枣林街，井一”[2](P372)。枣林街，位于宣武区岗上地带，是北京四大回民聚居区之一。清康熙皇帝曾专门赐匾，强调民族团结。康熙也是在北京史上把国家水治和城市水利建设结合得最好的一位皇帝，他对北京永定河水源地的有效治理，现代社会还在受益。他的民族政策眼光也体现在水井利用上，我们能看到，在宣武高岗的这样一个供水困难的地方，仍有“井一”。
3.封建城市行业用水：国防、城防和社稷民生的关系
北京是传统消费城市，这种城市的性质，使它的传统加工业特别发达，这是在许多历史文献中都能看到的。但从水利史的角度看，这种城市行业的发达，又是与北京城市水利系统分不开的。北京水系长期承担着国家水治的责任和帝都城防的任务，它的传统行业的形成，是与这种政治军事结构相一致的，如以“枪”、“炮”、“箭”和“火药”行业居多，史料也有很多将城防、军备与粮仓和用井并提的记录。
火药局胡同，井一。河沿龙王庙井一。[2](P338)火神庙井一。箭厂，井一。[2](P385)
天师菴草场，在皇城外东北，正统年间，以张天师旧初建，故名。有井。[10](P115)
禄米仓大街以禄米仓得名，清时为仓储之所，其西有安乐巷、井儿胡同。[4](P223)
北京漕运从京杭州大运河进入，分别在东城台基厂，北城西直门，南城崇文门等装卸粮食、草料、木材和军需物质等，所以这一带的粮仓、草料场、盔甲行等也跟着布建，并在这些物流重地，配有水井和相关管理寺庙，从而使国家航运和城市水井管理形成不解之缘。
另一方面，来自全国的物质在北京加工，也在北京发展对应的结构性行业。但仔细看北京史料，又能发现，北京也不单单是国家的行业加工厂，它还借助这些原料，加工和生产了自己城市需要的产品，扩大了自身手工行业的发展规模。从北京城市内部的角度看，北京手工行业的加工服务，又有很多是提供上层官署的日用、仪礼和岁时生活的，包括重大的节日庆典和岁时民俗活动等，它们都对北京风俗的结构形成产生了长期的作用，也对全国物质输入的地域结构和原料结构有相当的影响。北京史料在记载水井的同时，也记载了这些加工行业的来料结构和生产结构，这对我们进一步认识水利史事是有帮助的。以下，将一些与北京传统手工行业有关的条目摘抄如下，并用阿拉伯数字编号表示，以便做整体对比和分析。
1.大、小石作，井二。[2](P343)
2.惜薪司胡同，土地庙，井一。[2](P341)
3.大、小红罗厂，井二。[2](P358)
4.天安门之东附近里新库其东曰鸭蛋井。《顺天府志》：户部所属缎库在南池子东，与大库、颜料库通谓之三库。[4](P454-456)
5.火药局胡同，井一。河沿龙王庙井一。火神庙井一。[2](P385)
6.炮厂，井一。庙前井一。[2](P359)
7.枪厂，井一。《会典事例》：盔甲厂在崇文门内之东，今贮废炮。芜史：盔甲厂即鞍辔局。[2](P358)
8.箭厂，井一。[2](P385)
9.快子胡同，盔甲厂，井一。[2](P359)
10.茶叶胡同，井一。[2](P375)
11.猪毛厂，井一。[2](P375)
在第1条中，“大、小石作”归内官监掌管，但石匠作坊只是其中的一行。内官监还管另外的行业作坊，如木匠行、瓦匠行、木材行、土建行，油漆行、婚礼行、火药行以及米库、盐库、皇坛库和冰窖库等，这些行业，都在皇家宫苑园林的建造中和大型庆典祭祀仪式的举办中发展，成为北京政治文化中心不可缺少的项目。有些行坊，如木作，根据皇室打造龙桌、龙床和箱柜的专门需要，还另调工匠精工细作，成为御前作[10](P99)，在皇帝办公的地方安设硬木桌椅等，又称佛作[10](P103)。对于重要的粮油物质及其在北京市面上的粮价、面价、油价和盐价等，还要每月派专人向皇帝奏报，以使皇帝掌握农岁丰歉和了解市情民心[10](P101)。所以，表面看是木匠作坊等，但在实际管理上，却是通上达下的具体运作渠道，这种行业就有了晴雨表的性质。它们的水井不少，应该是与行业的性质相配套的。
第2条的“惜薪司”和第3条的“红罗厂”，还有三口井和一个土地庙，是一个系统。据明刘若愚《酌中志》记载：
惜薪司专管宫中所用柴碳及二十四衙门、山陵等处内臣柴碳。每月初四、十四、二十四、开玄武门放夫匠及打扫净车，抬运堆积粪壤。每月春暖，开长庚、苍震等门，率夫役淘沟渠。正旦节安彩妆。凡遇冬寒，宫中各铜缸、木桶、该内官添水凑安铁篥篱其中，每日添碳，以防冰冻，备火灾。侯春融则止，皆惜薪司事也。凡宫中所用红罗碳等，皆易州一带山中硬木烧成，运至红罗厂，按尺寸锯截，编小圆荆筐，用红土刷筐而盛之，故曰红罗碳也。每根长尺许，园径二三寸不等，气暖而耐久，灰白而不爆。[10](P106)
这段文字，说到夏冰冬柴，写得充实紧凑。里面的传统行业就像走马灯一样终年忙碌，成为整个北京城市新陈代谢的器官，连皇室和老百姓都包括在内，无一不依赖行业机体的活力而生存。以柴行业为例，它的分工很细，加工要求极高，连来料地点、加工尺寸、包装筐形和颜色等都有讲究，不容马虎。红罗厂今存，虽然行业已去，但读此历史，仍能让现代人增加知识。其他惜薪司的行业也具有很强的岁时季节性，文字中充满了民俗风情。
第4条中的绸缎原料采集和加工，是一个集航运和作坊生产为一体的综合系统。北京的绸缎输入量历来很大，除了宫廷仪仗、服饰和军用以外，连市面店铺的加工也都需要。丝绸原料产于江浙，需要由京杭运河输入，朝廷便专设丙子库、承运库和广运库采办。其中，丙子库“每岁浙江办纳丝棉、合罗丝串、五色荒丝，以备各项奏讨。而山东、河南、顺天等处供棉花绒，则内官之冬衣、军士之布衣，皆取于此”；承运库“职掌浙江、四川、湖广等省黄白生绢、以备奏讨钦赏夷入，并内官冬衣，乐舞生净衣等用项”；广运库“职掌黄红等色平罗熟娟、各色杭纱及棉布，以备奏讨”。这些原料运抵北京后，交由内织染局处理，他们“掌染织御用及宫内应用缎匹绢帛”。另有东城和西北城的蓝靛厂和洗涤厂做深加工。接着由衣行、缝行、帽行、鞋行和戏行等各行加工生产。还有绦作，专做“经手织造各色兜罗绒、五毒等绦，花素勒甲板绦，及长随火者牌总绦”[10](P111,115,116)，形成了一条龙作业。北京的绸缎行业长盛不衰，涌现了八大祥的老字号，与此有关。这个行业生产的“五毒”服饰，还是官民皆用的端午节饰物，至今使用。而在这类行业中，水的使用是生产环节，也是织染的配方用品。
第5至9条诸行，属兵仗局，据明刘若愚《酌中志》，该局“掌造刀枪、剑戟、鞭斧、盔甲、弓矢各样神器”，是国防与城防类的行业。但从它的水井配备看，却知道不同兵器的生产其实是分散在城区几处的，不像内织染局和惜薪司那么集中，这显然与原料储存和保管加工的特殊要求都有关系。最让人想不到、也最令人兴奋的是，这个兵仗局，在为国家做事的同时，也为北京皇城的传统文化活动服务，刘若愚的文字也写得绿肥红瘦、简捷生动。
又，火药局一处属者宫中。元宵上螯山顶上之灯，例点放神器三位，则监工事也。凡每年七月七夕宫中乞巧小针，并御前铁锁、锤钳、针剪之类，及日月蚀救护锣鼓响器，宫中做法事钟鼓、铙拔法器，皆隶之。是以亦称小御用监也。[10](P110-111)
我们能看到，兵仗局所对内制造的，主要是节日和救灾使用的焰火响器之类，提供“元宵放灯”、“七夕乞巧”、“日月救蚀”和“宫中法事”使用。从前北京民间的这类行业也很发达，在太平盛世时，还有朝廷与民同乐的景象。当然，在现代社会，这些都是民俗行业了，已由宫廷走向民间。而在这种传统行业中，水曾是航运工具，也是消防武器。
第10和11条，讲到茶叶和猪肉加工业，并提到其井址。茶叶、猪肉和牛羊肉等都是北京的传统饮食，在传统饮食作坊加工中，对水井的水质要求是十分严格的，这时水既是产品的成分，又决定着产品的质量。
北京城市消费生活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这方面的记载大都是民俗，如提到隆福寺庙会时说“寺后一井”[2](P365)。隆福寺是北京历史上有名的两大庙会之一，另一个是护国寺，也有寺井的记录。过去民俗学者看这段资料时，只注意两大庙会的繁华，却不大注意它们的用水，现在这些资料给我们提了个醒。这些资料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指出水井所在胡同之后，还顺便告诉读者一些民间称谓。在这些地方，作者笔调之活泼，是国家河渠志所不可能有的。例如：
大沟巷（俗讹打狗巷），井一。[2](P385)
伽蓝殿胡同［俗讹车辇（碾、簾）店］，井一。[2](P383)
南、北养马营（俗讹羊毛营），井一。[2](P372)
腾禧殿，井一。《金鳌退食笔记》：腾禧殿在旃檀寺西，明武宗以居晋王乐伎刘良女，俗呼为黑老婆殿。傍有古井，曰王妈妈井。[4](P445)
这些民间说法，如果不是长期生活在北京的人，是不大容易知道的。而读者知道了这些说法，即便是不用按图索骥，也能凭着市民的现场指点找到这些水井，而史料本身同样能反映水井与国防、祭祀中心、街区行政、行业和日用的关系，有总比无好。
三、在水利史事中介绍城市历史文化隐喻
北京水利史有很多传说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能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北京的城市社会史。这些史料，通过对同一事件、同一水利地点的反复记载，让我们看到，国内水治的一些主要问题，都能在北京得到基本的体现和较高的重视，同时北京水利也有自己的特点，形成了一些特有的象征隐喻，水事隐喻的稳定性还超过了政治事件的稳定性。
北京的水利与政治中心关系密切，一些位处中央皇权所在地的水井往往成为政治上的代号。当历史朝代更迭或社会发生巨大动荡的历史转折时刻，某些水井还被赋予政治属性，成为权力斗争的特殊象征。有一些井的命名，如“珍妃井”等，便与此有关，这在北京史上是不乏其例的。还有一些史志资料，介绍朝廷士臣的经历，也提到了水井，并被多次记录，反映了这种水利建筑有不平常的含义，以及作者要把它们流传下去的态度。早在明初，这种记录便已经出现，如明七子之一何大复记录元朝往事。
明何孟春余冬序录：洪武八年八月，天兵定燕都，危学士素走报恩寺，俯身入井。寺僧大梓挽出之，谓曰：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危由是不死。翰林待制黄殷士冔投居贤坊井中，从人张午负以出，曰：君小臣而死社稷耶？黄曰：齐太史兄弟皆死，小官，彼何人哉！午使家人环守，至日昃，会大将军徐达下令，胜国之臣俱输告身。黄绐午取告身，午出，还求勿得，亟往视井，则黄已死。午买棺以敛，且营葬焉。[2](P385)
何大复与李梦阳齐名，都是明才子，不过李梦阳写了北海，何大复写了一位元朝忠臣与井的干系。文中的报国寺，是一所宗教寺庙，内有水井，经过这次政治事件，此井便进入了政治史。此后，清代的《日下旧闻考》和《光绪顺天府志》等，也都记录了这段井事，基本是全文抄录，惟《光绪顺天府志》增加了一行字：“有报恩寺，有明成化二年碑，修撰严安礼撰，寺内有井，元翰林待制黄冔殉节所也”[2](P499)，看来是经过勘察的结果。同类的“入井”轶闻，明亡清兴时也有，水井地点就在本文上面提到的西长安街双塔寺。
西长安街（双塔寺井），明大学士范文忠景文殉节所也。孙承泽《畿辅人物志》：崇祯甲申三月十九日，都城破，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吴桥范公景文，先已绝粒不食，至是见贼骑纵横，望阙哭，于双塔寺旁井中死之。[2](P499,355-356)
此文的事主范某，被《畿辅人物志》的作者呼为北京历史人物，《光绪顺天府志》编修者则将此事称为“传信”或“无名氏甲申小纪”。从情节结构上看，它与上则史料属于同一个“入井”母题类型。更早的“入井”者还有“舜”、“象”等神话帝君，因此说它是“无名氏”之作也是有道理的，而水井史事一旦生成故事母题，便能广泛地传达城市的历史隐喻，而从北京史料看，这样的“入井”母题其实还有很多①。
综上所述，北京地方文献记述和介绍北京水治，具有传统农业社会国家水治的恢宏气象，也有首都城市水利文化的特有内涵，与现代水利资料相比，这个特点是十分突出的。相比之下，北京现代水利资料，主要是水利气象的现代科学管理记载，大多是北京水系的水利工程与水利减灾事件，如1949年前后的华北水利工程局和北京水利气象局的档案。还有不少散存资料，分别保存在环境、地理、地质、农业、建筑和城市民用工程等部门的档案中，各有分类标准，也反映一些在特定情况下急需解决的水利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后编撰出版的北京《水利志》，以及各城区相应编纂的水利分志等[11]，系统地反映了北京现代水利建设事业的建设过程和发展成就。我们将北京现代水利资料与北京水利史料相比较，能对传统水利术语的现代科学解释有了新的认识，也能发现它们共同关注的一些水利问题，包括北京水系的水利工程地点和水利事件等，我们还特别关注它们在处理水利纠纷过程中所依据的政府政策和民间习惯法的记述，考察通过这些记述所体现的北京城市用水传统和现代变迁。另外，也有一些北京文史资料和个人著作等，里面涉及北京传统文化和用水，如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北京往事谈》，陈垣《从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说到石老娘胡同当街庙》，都提供给了我们一定的地方知识。
［收稿日期］2007-09-10
注释：
①另如《燕都丛考》记申佳允投井：“《天问阁集》：申佳允，北直永平人，甲申三月闻变，仰天号哭，谓仆曰，往吾拜客时，顾得僻处，可随行。至王恭厂，见井趋投之，仓促仆挽袖，袖绝遂死。”（民）陈宗藩《燕都丛考》，民国刻本，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重印本），1981年版，第262页。《光绪顺天府志》记毛百户投井：“《甲申传信录》：毛百户，其名，住观音寺胡同，三月十九日贼入，举家三十余口悉入井死。”（清）周家楣、缪荃孙等编纂《光绪顺天府志》，清光绪十五年本，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重印本），1987年版，第360页。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04期
【原文出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1期第65～73页
【英文标题】Non-governmental Water Administration in the Urban Society of Beijing History
DONG Xiao-ping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Folklore, Classics, and Characters, BNU, Beijing 100875, China)
【作者简介】董晓萍(1953-)，女，辽宁省大连市人，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教授。北京 100875
| 【内容提要】 | 从北京明清史料考察北京城市用水民俗，大体有三个特点：一是北京历史上的国家水治和城市社会的历史发展，对城市用水民俗产生了重要影响；二是城市民间水治依附于宗教性的公共管理，这使城市水治所崇拜的主要神祇，如龙王、关公和土地神等，有时也成为北京传统行业的公共信仰神灵；三是国家资本、中小行业资本与小农结合的投资用水模式，适应了城市社会和外来流动人口生存的多样化需求。 According to the local literature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urban water use custom in Beijing history has three characters. First, the governmental water management and the urban society development have had an essential impact on the water use custom. Secondly, the urban water administration custom is affiliated to the public management with religious beliefs, and to the main gods people worshiped in the urban water use custom, such as Dragon King, Guan Yu(one of three non-genetic brothers in late Han Dynasty), and Tudi god (earth god: local god of the land) and others, which were the popular gods of Beijing's traditional professions sometimes. Thirdly, the water use model was a combination of the governmental capitals, middle-and-small industry capitals, and individual farmers. Such a way of water use management could satisfy the diversified demands of the urban society and the non-native mobiles. |
北京明清史料是北京城市社会的地方历史文献，从地方历史文献中考察民间水治，与从国家河渠志上考察，有三点不同：一是国家资料记载的水利工程，由水的自然环境所决定，以农村用水为主，而北京史料以城市用水为主；二是国家资料记载的水利功能，由农业国家的农耕水利命脉所决定，以灌溉水利为主，而北京史料则集灌溉、航运、城防和城市消费生活为一体；三是在历史上，北京史料的编纂者往往也是国家资料的编纂者，他们为了突出北京的统治地位和繁华的帝都生活，增加了对北京民间水治和社情民心的记述。明清以后，在国家级河渠志等专门文献之外，北京还出现了官修史志和私人风土笔记，它们在记述北京城市的社会生活中，也提到了用水，并描述了各种用水场合和大小人物，其中有不少供职朝廷的权要，有吟咏田园的知识分子，也有行业工匠、寺观僧侣和胡同居民等普通城市角色，还有往来于城乡之间供应粮草蔬菜、烧炭木材的流动人口，这些都使北京民间水治独具历史文化内涵，对认识现代北京城市的用水习惯有很多启示。
一、在水道分布中叙述城市社会结构与用水民俗
北京明清史志中的城市水利记载，受到了水利运行对北京城市社会运行的规定性的影响，也受到了北京城市社会功能对城市水利运行需求的限定。北京还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城市，多样化的用水民俗共存，这也使北京的民间水治既有国家依附性，也有多民族性；既有等级性，也有内在的文化秩序。长期以来，北京民间水治与国家水治相协调的优秀成分，还逐渐融会为一种城市性格，延续到现代社会。
（一）水道及其流经路线和社会布局
在北京明清史志中，对北京的水道记述很多。所谓水道，指北京城市供水工程，以及配套的井渠设施和城市建筑。我们通过这类记述能看到，自金元时期以来，北京在灌溉、航运、供水、防洪和城市环境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很多成就，水道的流经路线和沿岸的城市建筑分布默契，展现了北京的社会结构外壳，这是这批文献比国家河渠志更为地方化之处。
金元以后，开凿白浮瓮山河，引水入积水潭，此后，增修城市闸河，引金水河，并多次导引永定河和玉泉山的泉水入城，保证了城市用水，也提供了城市景观。明代蒋一葵的《长安客话》对此做了描述。他专门写了一章叫《积水潭》，我们读他的文字，能知道，一个三百年前的缺水城市，自从有了积水潭，曾是如何优美和繁华。
都城北隅旧有积水潭，周广数里，西山诸泉从高粱桥流入北水门汇此。内多植莲，因名“莲花池”。池上建有莲花菴、净业寺等，及王宫贵人家水轩、水亭，最为幽胜。于文定公慎行莲花菴潭上夕饮诗：“禅宫遥倚北楼开，楼下平湖落照来。金水环城全象汉，莲花涌寺宛成台。诸香各捧空王座，一叶能浮太乙杯。便是忘归归亦醉，夕阳清角莫相催”。……袁宏道游北城临水诸寺至德胜桥水轩集诸公诗：“西山去城三十里，紫山献青逻见湖底，一泓寒水半庭沙，攒得白云到城里。茭叶浓浓遮雉朵，野客登堂如登舸。稻花水渍御池香，槐风阵阵宫云凉”[1](P12-13)。
我们能看到，在当时人眼里，北京市内有湖，好比杭州有西湖，是一种城市霸气、王者气象。积水潭自成风景，还把有限的水域融入城市文化，引得“诸香各捧空王座”。晚明公安派领袖袁宏道也曾来此游览，称赞从城外遥远的地方引水入城，是了不起的壮举。袁宏道是明代通俗文艺运动提倡者，他吟咏北京水道和积水潭的诗句也写得宛如民歌，朗朗上口，如“西山去城三十里”、“攒得白云到城里”。
作者还写了西山流水进城后，从“德胜门”“流入西苑”，再向东华门外“南出为玉河”，整个水道是通向城市核心地带和市区要道的水线。（引文中的括号内文字为原著所加，原以小号楷体字表示，现改为括号内文字，以方便读者阅读和对照。本节以下引文中的括号文字，皆为相同的处理方法。）
皇城内有海子，在西苑中，源自宛平县玉泉山，合西北诸泉流入都城，汇集积水潭，亦名海子，（德胜桥东西是）复流入西苑，汪洋若海，人呼西海子。南出为玉河。元马祖常诗：“御沟春水晓潺湲，真似长虹曲似环。流入宫墙才咫尺，便分天上与人间”。永乐间周迥建亭榭以备游幸，赐名太液池。京师八景有“太液池”谓此[1](P14)。
作者也说明，在水利工程技术上，从德胜门起，对城外入城的水量有特殊控制的，主要是从城门起，采用缓化的措施，减缓水的流速，而不是一定要修筑水坝。这让我们看到，当时在水道要害的建设上，是有对城市安全的考虑的。
德胜门之西，城垣下有水窦焉。西山诸水从此流入都城。水口为石犀以当之，遏冲突，缓水势也。而菴其上，名曰镇水观音菴。其北即水入处，泠泠有海潮之音。其南则晶淼千顷，草树菁葱，鸥凫上下，亭榭掩映，列刹相望，烟云水月，时出奇观，允都下第一胜也。[1](P25)
从作者的介绍中，我们可以得知，当时的水利技术，是以城门“水口”，在水口处，设“石犀”分水，缓和水势，以利节水和防洪。这正是我国历史上国家水治和民间水治的共同经验。而这种率先保证政治中心用水安全的水利设计，也正是国家水治的一个特点，它也成为北京水治的一道政治文化风景线，被用来歌颂水利德政。据说在历史上不仅有袁宏道，其他很多参政文人都为北京水道做过应制诗篇[1](P14)，他们看到了积水潭一带的水文地理重要性，把它命名为“京师八景”之一。
除了把守水口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技术措施。如从积水潭起，在高粱河的入城水道上分段设立闸门，凿井蓄水，让渠水能够得到节节控制，按照城市用水的社会需求分配水量，达到以合理利用水资源的目标。从文献看，从元代到晚清，这件事从未停止过，到清《光绪顺天府志》时还有此记录：
地安门外大街（地安桥）下闸迤西有石小桥一。火神庙在桥西，濒什刹海，唐贞观时火德真君庙遗址，庙前井一[2](P354)。
这种城市水利模式的地位之重要，在于它能适应皇城环境建设和农田灌溉的两种目的，营造了早期北京史中的城市田园格局，如“积水潭水从德胜桥东下。桥东偏有公田若干顷，中贵引水为池以灌禾黍。……稍折而南，直环北安门宫墙左右”[1](P16)。北京自汉代以来就是华北周围最先发展灌溉的地区，早有凿井灌溉的传统。到金元代建都引河入城后，又发展了井渠双灌，扩大了城市用水规模。
（二）水道流势对北京城门、城墙和市内建筑的决定作用
实际上，在北京史志文献中，我们能看到更为宏观的北京水系布局，及其对北京城市建筑的左右作用。首先，城市水系与城门关系密切，城门的地址要有利于水进水出，体现促进城市社会管理的功能。其次，城市水系与城市地形关系密切，水道要避高就低，而城市建筑要避低就高，由此形成了北京城墙与城内的高台和平地与水网流势恰成比例的格局，使自然环境与社会利用做到天人合一。再次，保障皇城和民居的双向供水。应该说，这些史志文献不是水利科学史，但它们仍以作者亲自考察的方式和简约的现场走访文字，说明了作者对北京水系的体验，让我们看到了一些与水利科学史一致的社会事实，这也体现了史料文献的价值。
很多文献记录了北京水渠所流经的“南顺城街”、“阜成门内大街”、现在赵登禹路上的“马市街”等地点，以及途中的水利建筑、井数和城市用途。
西直门南顺城街，井二（中心台井一，马圈井一）。[2](P376)
阜成门内，历代帝王庙。历代帝王庙内，井一。[3](P812)
东马市街，井五。亦称西大街，见旧闻考，井三。[2](P365)
在水道沿途，重要的建筑是“历代帝王庙”，它以井蓄水的目的，是祭祀统治北京城的帝王祖先和祈求福荫。陈宗藩在《燕都丛考》中引《顺天府志》，并做了实地考察，对此做了比较详细的解释：“景德门外东为神库、神厨各三间，宰牲亭、井亭各一”[4](P348)。他也说明，在这条水线上，除了皇家宗祠，还有民间信仰的寺庙坐镇，包括蒙、满民族信奉的萨满教寺庙等。寺内有井，与附近其他三座井共同称作“四眼井”，构成民用水系。
缸瓦市至新街口附近曰四眼井，曰甜水井，曰井儿胡同，曰沙井胡同，曰显灵宫。《顺天府志》：显灵宫，明建，崇奉萨真人及王灵官也。在四眼井，其旧门亦在兵马司胡同。[4](P342)
还有一个重要的水利信息，就是水渠路线对北京城内高台地段采取避让措施，而不是硬性削地让路，如此能节水省工，减少开支。现在看，这种做法还保持了城市自然地貌，并能把本钱花在国家水治的真正目标上。例如，不少史料都写到了一个重要的地名的“上岗”，并提到那里有井。此指西直门水渠行至现北京西城区二龙路南，遇到了一个高岗，受到了阻隔，于是水渠绕开了这块台地，从马市街向南，蜿蜒前行。明代将北京城向南扩展，也是要避开“上岗”[5](P5)。
《光绪顺天府志》：“变驴胡同，上冈，井一。”[2](P370)
《燕都丛考》：“西城阜成门内之上冈。《天咫偶闻》：阮文达公蝶梦园在上冈。此园今已改为花厂，无复亭台花木，只石井存耳。”[4](P272)
北京城墙和城门的建筑定位，有时还受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不都是顺从自然水系的原因。现南城墙的局部向外凸出，是因为当时要把双塔寺圈入城内[5](P6)。双塔寺，金代游牧民族在北京城内兴建，元代蒙古族统治者当然重视，所以要把它保留在城内，继续使用。明代以后，它经历拆建，又延续下来，仍被当作正统寺庙。它的庙史伴随着北京皇城史的兴衰，连它的寺井也衍生了很多政治意义。
小时雍坊西长安街，双塔寺旁，井一。崇祯甲申三月十九日，都城破，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范景文于双塔寺旁井中死之。本朝顺治间谥曰文忠。[6](P131-132)
北京水道南出崇文门而下，对南城的社会格局也产生了影响。过去崇文门一带坊巷胡同的设置皆依水利网络而成，它们即便被史志记载，分成不同的条目，也显得格局相似，整齐划一。例如，《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东城（崇文门里，街东往北，至城墙并东关外）明时坊井儿胡同。东城（崇文门里，街东往北，至城墙并东关外）南居贤坊冯良儿井。”[7](P8-9)
我们从北京史志中还能看出，在历史上，北京水道的航运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这是与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和国家水治中心的地位分不开的。航运进货，提供国库存储、皇室需求、安全保卫和民间日常之用，对它与北京城市建筑的关系，要放到当时全国物质输入北京的水路网络中去看。《帝京景物略》抄录了一首顾起元的诗，反映了时人的认识。
江宁顾起元《朝天宫》：黄金仙阙绛河开，白玉丹台落碧回。树杪鹤从远海集，池边龙自葛陂来。甘泉已奏扬雄赋，汾水还歌汉主才。何俟求仙遣方士，人间此地已蓬莱。[8](P187)
这种开放性的水利工程，是一个技术系统的智慧体现，也是一个政治经济系统的规模象征。诗中所说的“黄金仙阙绛河开”和“树杪鹤从远海集”，都是以诗的语言，对北京元代以来水利成就与社会发展规模相映衬的概括，而不是普通的夸张，民间水治的说法是龙王爷保佑，如诗中说“池边龙自葛陂来”，其实这也是对吉祥的水利文化的憧憬。
二、在水井地点中描述城市社会关系与民俗
北京周围的水资源并不丰富，仅仅依靠永定河和西山泉水提供庞大的国家水治和民间水治的需求是不敷使用的，所以大部分官署衙门和城市居民还要饮用井水。在这个背景下，北京水系与北京城市社会关系，是由此塑造的社会关系。在北京史志文献中，往往通过描述水井地点，描述了这种社会关系，它们给了我们很多地方知识，也让我们了解到一些北京历史上的水井民俗。
（一）宗教公共管理
北京史志文献记载水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体现了水井与寺庙的关系，在长达近三百年的记载中，几乎有井处皆有庙。我们在前面引用的史料中可以看到，积水潭水多庙也多，其实其他城内地区也如此，但比较而言，积水潭是国家水治的权力与财富，水井是寺庙神治的权力与财富。积水潭的使用是有封建等级的，水井的使用是城市集体的；积水潭的分配是有国家依附性的，水井的分配是有城市生活秩序性的；积水潭的共享是以皇苑、城防和公田灌溉为主的，水井的共享是以甜、苦水井的水质区分为主的。从水井看北京水治，更容易看到它的内部社会。
以下随手摘抄数则寺庙与水井关系的记录，以便使读者能大体看到我们所说的情况。
内四区武王侯胡同，宝禅寺内，井一。[9](P52,54)
内四区正觉寺胡同，正觉寺内，井二。[9](P52,54)
桦皮厂，关帝庙，北水关，北城根，井一。[2](P386)
铸钟厂，碧霞元君庙后，井一。[2](P382)
通过这些史料，我们可以具体地看到北京水井管理的特点。仍以积水潭做参照。水井与积水潭不同的是，它是城市内部用水的象征。它的封闭构造和小块占地，使它既不能航运，也不能防洪，更不能被改道以转移水源，只能提供家户使用，因此，没有资料记载井的大、小等规模，只记载它的水井数量，如“井一”或“井二”。它的统计方法，被以寺庙的数量统计，如“庙前井一”，也有的以坊巷数量或归入寺庙和坊巷的公共地统计。此外，北京的地形和水质情况，使水井的开凿并不容易、也不富裕，没有人可能把它们列为私家用品，都是要按照公开地点登记在册的，任何市民都可以按图索骥找到它。井权的性质，有的是庙产，有的是官署使用，也有的是坊巷居民利用，但总的说，以寺庙管理居多，特别对那些为数不多的甜水井，更强调寺庙管理。在这个意义上说，宗教寺庙是一种公共管理城市水资源的公平符号，但没有任何史料记载北京寺庙的管井权力是由政府颁发的，因此，寺庙以依靠神祇执行公共管理为最好的办法。我们甚至会从文献中看到，不依靠政府拨款，而是依靠僧道出资凿井，提供公用的个案，这种井也因此也获得广泛的赞誉，被呼为“义井”。北京流传的僧道治水的传说也很多，成为一种水利口碑，有的还被写入北京史志，转化为一种地方文献。如“僧善祖营寺”的事迹就被地方文献化了，在《日下旧闻考》中，把他列入“齐化门”和“太庙前”的历史事件，升格褒奖，百年后的《光绪顺天府志》和《燕都丛考》也都延用此例，予以接续记载。
《日下旧闻考》：
辽重熙清宁间，筑义井精舍于开阳门之郭，旁有古井，清凉滑甘，因以名焉。金天德三年，展筑京城，乃开阳之名为其里。大定中，僧善祖营寺，朝廷嘉之，赐额大觉。贞祐初，天兵南伐，兵火之余，寺舍悉为居民有之。戊子春，宣差刘从立与其僚佐高从遇辈请奥公和尚为国焚修，因革元为禅，奥公罄常住之所有续换寮舍，瑞像殿之前，无垢净光佛舍利塔在焉几仆，提控李德，至是施财完葺。继有提控晋元者，施蔬圃一区于寺之内，以给众用。庚寅冬，刘公以状闻朝廷，请以招提院所贮余经一藏迁于本寺安置，许之。于是创建壁藏斗帐龙龛一周，凡二十架，饰之以金，缋之以彩，计所费之直白金百笏。既成，请湛然居士为记。湛然居士集。［臣等谨按］大觉寺久费，考畿辅通志云，义井精舍在大兴县东，辽时筑义井精舍于开阳之郭，旁有古井因名。又考析津志，义井一在齐化门太庙前，一在思成坊洞阳观前。今大觉寺既废，义井亦不能确指其处矣。又按朱彝尊原书引湛然居士大觉寺初建经藏记，删去提控李德修塔句，又余经一藏讹余金，今俱据本集增正。[3](P771)
陈宗藩补充了崇文门的明代史料，说明僧道人员开凿义井另有其例，如“南居贤坊有老君堂，云即洞阳观旧址也。元时观前有义井”[4](P313)。关于寺庙与水井的关系，在北京史料中，能找到三条线索：一水井与关帝庙和观音庙的结合，二是水井与土地庙的结合，三是水井与皇家寺庙的结合。这些都有深厚的文化背景，也有元明清社会上层和民间宗教的影响。我们曾去过西城区西四报子胡同隆长寺调查，现在那里已变成寺庙大院，但当年寺僧对水井的管理至今还被居民所记忆。距此相望是白塔寺，北京史料对白塔寺水井的描写，便把佛教神权提升到了至高的地位，为一般水利史料所少见。
都城西北隅妙应寺（阜成门内），偏右有白塔一座，人多称白塔寺。世传是塔创自辽寿昌二年，为释迦佛舍利建，内贮舍利戒珠二十粒，香泥小塔二千，无垢净光等陀罗尼经五部，水晶为轴。后因兵毁湮没，每于静夜现光，居民惊疑失火，仰视之烟焰却无，乃知舍利威灵，人始礼敬。元至元八年，世祖发而详视，果有香泥小塔，石函铜瓶，香水盈满，色如玉浆，舍利坚圆，灿若金粟，前二龙王跪而守护，案上五经，宛然无损。[1](P25)
这段资料讲，白塔寺内藏供奉佛舍利，所以连东西殿的两口井的中国龙王都进殿充任看守，这就进一步把寺庙管理井权的权力绝对化了。白塔寺以南，是前抄手胡同，那里曾住着西四双关帝庙的最后一位住持，这座双关帝庙毗邻隆长寺，据我们调查，至上世纪50年代初，也是由佛僧管井，并与胡同居民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二）水井的城市公共利用
封建中央集权是北京水治的大背景。在这个大背景下看，水道的性格是外向的，水井的性格是内向的，两者是有相对区别的。但两者也有诸多联系，这也是我们所不能忽略的，在整个北京城市社会的运行中，水井的使用与封建政治、封建文化和传统城市行业也有高度的综合，不过是从比较微观的层面上，体现了水渠与水井、国家水治与民间水治、国防、城防与传统城市行业的关系等。
1.官署用水：水井与水渠的关系
上面已约略提到，元、明、清国家政治文化机构的设立，是与北京地形和水渠路线的结构有直接关系的。虽然元代集权机构的布局经明代的改造后有了很多变化，但重要的中央机构对城市水利的支配权和享用特权没有改变。北京史料正在这点上做了记载。在《宸垣识略》和《燕都丛考》中，都提到了官署翰林院，并说那里“院内东偏有井”，“井之外为莲池”，“莲池”是由积水潭下来的水。总之，此处既有水井，又有水渠，水源相连，诗意无限。
《宸垣识略》：
东长安街北玉河桥之西翰林院署院内东偏，井一。院内东偏有井，覆以亭，曰刘井。明嘉靖戊子始建御制五箴碑于敬一亭。亭树于堂南，左则刘文安井，井之外为莲池。右则柯竹严亭，亭之前为土山。刘文安名定之，官学士。柯竹严名潜，官学士。施润章刘井诗：青荧谁凿水晶寒？锦石银床位置安。起草群臣曾洗砚，论文异代一凭栏。宫云近覆晴犹润，海眼潜通旱未干。倘有泥蟠神物在，那愁霖雨被人难。又柯亭诗：仙客联翩倚槛来，丹亭曾向日边开。残荷蔽芾犹连井，芳草凄迷旧有台。接坐共怜星聚地，凌云谁称岁寒材？风流未坠余陈迹，怅望千春首重回。[6](P84-85)
《燕都丛考》：
东长安门外翰林院，院内东偏有井，覆以亭，曰刘井。[4](P180)
在其他史料中，也提到了另外一些中央官署的水井，如司礼监的两口井等[2](P337)。在这个地点上，还有其他重要权力机构，如吏部、户部、兵部、工部、钦天监等，它们都和翰林院一样，位于紫禁城的城门与城市水道之间，尽享水渠和水井。与一般水井的坊巷用户不同的是，官署井水的享用者同时是国家水治的形象化身，因此他们的概念比较宏观，所要考虑的是举国水利的历史与现实。
2.贵族用水：国家水治与市民和民族的关系
在北京史料中，我们能看到，城市历史街区与封建等级是有序划分的，一条史料特别记录了供养皇子、皇女的奶妈的府第“奶子府”及其水井分布，并且王府和官宦特权生活区的水井还都是比较充裕的，大都有“井二”。但相同史料也记载了共享用水的民居胡同，这就使这种特权的记载尽管突出，但又与我们在上面所讨论的社区共享用水是不矛盾的。
丰顺胡同，母猪胡同，灌肠胡同，奶子府，南大院井一，花园井一。[2](P353)
王府大街，井二。[2](P352)
太仆寺街，井二。[2](P356)
太平胡同，黄面胡同，口袋胡同，翠花胡同，井二。[2](P353)
与之相关的另一种情况是，元、明、清政府的城市规划，特别在元代和清代，都曾按蒙、满、回、汉等民族的不同划分了不同居址，我们在这个历史背景下看水井的分布，还能看到对民族民俗用水的关照。例如，“枣林街，井一”[2](P372)。枣林街，位于宣武区岗上地带，是北京四大回民聚居区之一。清康熙皇帝曾专门赐匾，强调民族团结。康熙也是在北京史上把国家水治和城市水利建设结合得最好的一位皇帝，他对北京永定河水源地的有效治理，现代社会还在受益。他的民族政策眼光也体现在水井利用上，我们能看到，在宣武高岗的这样一个供水困难的地方，仍有“井一”。
3.封建城市行业用水：国防、城防和社稷民生的关系
北京是传统消费城市，这种城市的性质，使它的传统加工业特别发达，这是在许多历史文献中都能看到的。但从水利史的角度看，这种城市行业的发达，又是与北京城市水利系统分不开的。北京水系长期承担着国家水治的责任和帝都城防的任务，它的传统行业的形成，是与这种政治军事结构相一致的，如以“枪”、“炮”、“箭”和“火药”行业居多，史料也有很多将城防、军备与粮仓和用井并提的记录。
火药局胡同，井一。河沿龙王庙井一。[2](P338)火神庙井一。箭厂，井一。[2](P385)
天师菴草场，在皇城外东北，正统年间，以张天师旧初建，故名。有井。[10](P115)
禄米仓大街以禄米仓得名，清时为仓储之所，其西有安乐巷、井儿胡同。[4](P223)
北京漕运从京杭州大运河进入，分别在东城台基厂，北城西直门，南城崇文门等装卸粮食、草料、木材和军需物质等，所以这一带的粮仓、草料场、盔甲行等也跟着布建，并在这些物流重地，配有水井和相关管理寺庙，从而使国家航运和城市水井管理形成不解之缘。
另一方面，来自全国的物质在北京加工，也在北京发展对应的结构性行业。但仔细看北京史料，又能发现，北京也不单单是国家的行业加工厂，它还借助这些原料，加工和生产了自己城市需要的产品，扩大了自身手工行业的发展规模。从北京城市内部的角度看，北京手工行业的加工服务，又有很多是提供上层官署的日用、仪礼和岁时生活的，包括重大的节日庆典和岁时民俗活动等，它们都对北京风俗的结构形成产生了长期的作用，也对全国物质输入的地域结构和原料结构有相当的影响。北京史料在记载水井的同时，也记载了这些加工行业的来料结构和生产结构，这对我们进一步认识水利史事是有帮助的。以下，将一些与北京传统手工行业有关的条目摘抄如下，并用阿拉伯数字编号表示，以便做整体对比和分析。
1.大、小石作，井二。[2](P343)
2.惜薪司胡同，土地庙，井一。[2](P341)
3.大、小红罗厂，井二。[2](P358)
4.天安门之东附近里新库其东曰鸭蛋井。《顺天府志》：户部所属缎库在南池子东，与大库、颜料库通谓之三库。[4](P454-456)
5.火药局胡同，井一。河沿龙王庙井一。火神庙井一。[2](P385)
6.炮厂，井一。庙前井一。[2](P359)
7.枪厂，井一。《会典事例》：盔甲厂在崇文门内之东，今贮废炮。芜史：盔甲厂即鞍辔局。[2](P358)
8.箭厂，井一。[2](P385)
9.快子胡同，盔甲厂，井一。[2](P359)
10.茶叶胡同，井一。[2](P375)
11.猪毛厂，井一。[2](P375)
在第1条中，“大、小石作”归内官监掌管，但石匠作坊只是其中的一行。内官监还管另外的行业作坊，如木匠行、瓦匠行、木材行、土建行，油漆行、婚礼行、火药行以及米库、盐库、皇坛库和冰窖库等，这些行业，都在皇家宫苑园林的建造中和大型庆典祭祀仪式的举办中发展，成为北京政治文化中心不可缺少的项目。有些行坊，如木作，根据皇室打造龙桌、龙床和箱柜的专门需要，还另调工匠精工细作，成为御前作[10](P99)，在皇帝办公的地方安设硬木桌椅等，又称佛作[10](P103)。对于重要的粮油物质及其在北京市面上的粮价、面价、油价和盐价等，还要每月派专人向皇帝奏报，以使皇帝掌握农岁丰歉和了解市情民心[10](P101)。所以，表面看是木匠作坊等，但在实际管理上，却是通上达下的具体运作渠道，这种行业就有了晴雨表的性质。它们的水井不少，应该是与行业的性质相配套的。
第2条的“惜薪司”和第3条的“红罗厂”，还有三口井和一个土地庙，是一个系统。据明刘若愚《酌中志》记载：
惜薪司专管宫中所用柴碳及二十四衙门、山陵等处内臣柴碳。每月初四、十四、二十四、开玄武门放夫匠及打扫净车，抬运堆积粪壤。每月春暖，开长庚、苍震等门，率夫役淘沟渠。正旦节安彩妆。凡遇冬寒，宫中各铜缸、木桶、该内官添水凑安铁篥篱其中，每日添碳，以防冰冻，备火灾。侯春融则止，皆惜薪司事也。凡宫中所用红罗碳等，皆易州一带山中硬木烧成，运至红罗厂，按尺寸锯截，编小圆荆筐，用红土刷筐而盛之，故曰红罗碳也。每根长尺许，园径二三寸不等，气暖而耐久，灰白而不爆。[10](P106)
这段文字，说到夏冰冬柴，写得充实紧凑。里面的传统行业就像走马灯一样终年忙碌，成为整个北京城市新陈代谢的器官，连皇室和老百姓都包括在内，无一不依赖行业机体的活力而生存。以柴行业为例，它的分工很细，加工要求极高，连来料地点、加工尺寸、包装筐形和颜色等都有讲究，不容马虎。红罗厂今存，虽然行业已去，但读此历史，仍能让现代人增加知识。其他惜薪司的行业也具有很强的岁时季节性，文字中充满了民俗风情。
第4条中的绸缎原料采集和加工，是一个集航运和作坊生产为一体的综合系统。北京的绸缎输入量历来很大，除了宫廷仪仗、服饰和军用以外，连市面店铺的加工也都需要。丝绸原料产于江浙，需要由京杭运河输入，朝廷便专设丙子库、承运库和广运库采办。其中，丙子库“每岁浙江办纳丝棉、合罗丝串、五色荒丝，以备各项奏讨。而山东、河南、顺天等处供棉花绒，则内官之冬衣、军士之布衣，皆取于此”；承运库“职掌浙江、四川、湖广等省黄白生绢、以备奏讨钦赏夷入，并内官冬衣，乐舞生净衣等用项”；广运库“职掌黄红等色平罗熟娟、各色杭纱及棉布，以备奏讨”。这些原料运抵北京后，交由内织染局处理，他们“掌染织御用及宫内应用缎匹绢帛”。另有东城和西北城的蓝靛厂和洗涤厂做深加工。接着由衣行、缝行、帽行、鞋行和戏行等各行加工生产。还有绦作，专做“经手织造各色兜罗绒、五毒等绦，花素勒甲板绦，及长随火者牌总绦”[10](P111,115,116)，形成了一条龙作业。北京的绸缎行业长盛不衰，涌现了八大祥的老字号，与此有关。这个行业生产的“五毒”服饰，还是官民皆用的端午节饰物，至今使用。而在这类行业中，水的使用是生产环节，也是织染的配方用品。
第5至9条诸行，属兵仗局，据明刘若愚《酌中志》，该局“掌造刀枪、剑戟、鞭斧、盔甲、弓矢各样神器”，是国防与城防类的行业。但从它的水井配备看，却知道不同兵器的生产其实是分散在城区几处的，不像内织染局和惜薪司那么集中，这显然与原料储存和保管加工的特殊要求都有关系。最让人想不到、也最令人兴奋的是，这个兵仗局，在为国家做事的同时，也为北京皇城的传统文化活动服务，刘若愚的文字也写得绿肥红瘦、简捷生动。
又，火药局一处属者宫中。元宵上螯山顶上之灯，例点放神器三位，则监工事也。凡每年七月七夕宫中乞巧小针，并御前铁锁、锤钳、针剪之类，及日月蚀救护锣鼓响器，宫中做法事钟鼓、铙拔法器，皆隶之。是以亦称小御用监也。[10](P110-111)
我们能看到，兵仗局所对内制造的，主要是节日和救灾使用的焰火响器之类，提供“元宵放灯”、“七夕乞巧”、“日月救蚀”和“宫中法事”使用。从前北京民间的这类行业也很发达，在太平盛世时，还有朝廷与民同乐的景象。当然，在现代社会，这些都是民俗行业了，已由宫廷走向民间。而在这种传统行业中，水曾是航运工具，也是消防武器。
第10和11条，讲到茶叶和猪肉加工业，并提到其井址。茶叶、猪肉和牛羊肉等都是北京的传统饮食，在传统饮食作坊加工中，对水井的水质要求是十分严格的，这时水既是产品的成分，又决定着产品的质量。
北京城市消费生活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这方面的记载大都是民俗，如提到隆福寺庙会时说“寺后一井”[2](P365)。隆福寺是北京历史上有名的两大庙会之一，另一个是护国寺，也有寺井的记录。过去民俗学者看这段资料时，只注意两大庙会的繁华，却不大注意它们的用水，现在这些资料给我们提了个醒。这些资料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指出水井所在胡同之后，还顺便告诉读者一些民间称谓。在这些地方，作者笔调之活泼，是国家河渠志所不可能有的。例如：
大沟巷（俗讹打狗巷），井一。[2](P385)
伽蓝殿胡同［俗讹车辇（碾、簾）店］，井一。[2](P383)
南、北养马营（俗讹羊毛营），井一。[2](P372)
腾禧殿，井一。《金鳌退食笔记》：腾禧殿在旃檀寺西，明武宗以居晋王乐伎刘良女，俗呼为黑老婆殿。傍有古井，曰王妈妈井。[4](P445)
这些民间说法，如果不是长期生活在北京的人，是不大容易知道的。而读者知道了这些说法，即便是不用按图索骥，也能凭着市民的现场指点找到这些水井，而史料本身同样能反映水井与国防、祭祀中心、街区行政、行业和日用的关系，有总比无好。
三、在水利史事中介绍城市历史文化隐喻
北京水利史有很多传说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能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北京的城市社会史。这些史料，通过对同一事件、同一水利地点的反复记载，让我们看到，国内水治的一些主要问题，都能在北京得到基本的体现和较高的重视，同时北京水利也有自己的特点，形成了一些特有的象征隐喻，水事隐喻的稳定性还超过了政治事件的稳定性。
北京的水利与政治中心关系密切，一些位处中央皇权所在地的水井往往成为政治上的代号。当历史朝代更迭或社会发生巨大动荡的历史转折时刻，某些水井还被赋予政治属性，成为权力斗争的特殊象征。有一些井的命名，如“珍妃井”等，便与此有关，这在北京史上是不乏其例的。还有一些史志资料，介绍朝廷士臣的经历，也提到了水井，并被多次记录，反映了这种水利建筑有不平常的含义，以及作者要把它们流传下去的态度。早在明初，这种记录便已经出现，如明七子之一何大复记录元朝往事。
明何孟春余冬序录：洪武八年八月，天兵定燕都，危学士素走报恩寺，俯身入井。寺僧大梓挽出之，谓曰：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危由是不死。翰林待制黄殷士冔投居贤坊井中，从人张午负以出，曰：君小臣而死社稷耶？黄曰：齐太史兄弟皆死，小官，彼何人哉！午使家人环守，至日昃，会大将军徐达下令，胜国之臣俱输告身。黄绐午取告身，午出，还求勿得，亟往视井，则黄已死。午买棺以敛，且营葬焉。[2](P385)
何大复与李梦阳齐名，都是明才子，不过李梦阳写了北海，何大复写了一位元朝忠臣与井的干系。文中的报国寺，是一所宗教寺庙，内有水井，经过这次政治事件，此井便进入了政治史。此后，清代的《日下旧闻考》和《光绪顺天府志》等，也都记录了这段井事，基本是全文抄录，惟《光绪顺天府志》增加了一行字：“有报恩寺，有明成化二年碑，修撰严安礼撰，寺内有井，元翰林待制黄冔殉节所也”[2](P499)，看来是经过勘察的结果。同类的“入井”轶闻，明亡清兴时也有，水井地点就在本文上面提到的西长安街双塔寺。
西长安街（双塔寺井），明大学士范文忠景文殉节所也。孙承泽《畿辅人物志》：崇祯甲申三月十九日，都城破，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吴桥范公景文，先已绝粒不食，至是见贼骑纵横，望阙哭，于双塔寺旁井中死之。[2](P499,355-356)
此文的事主范某，被《畿辅人物志》的作者呼为北京历史人物，《光绪顺天府志》编修者则将此事称为“传信”或“无名氏甲申小纪”。从情节结构上看，它与上则史料属于同一个“入井”母题类型。更早的“入井”者还有“舜”、“象”等神话帝君，因此说它是“无名氏”之作也是有道理的，而水井史事一旦生成故事母题，便能广泛地传达城市的历史隐喻，而从北京史料看，这样的“入井”母题其实还有很多①。
综上所述，北京地方文献记述和介绍北京水治，具有传统农业社会国家水治的恢宏气象，也有首都城市水利文化的特有内涵，与现代水利资料相比，这个特点是十分突出的。相比之下，北京现代水利资料，主要是水利气象的现代科学管理记载，大多是北京水系的水利工程与水利减灾事件，如1949年前后的华北水利工程局和北京水利气象局的档案。还有不少散存资料，分别保存在环境、地理、地质、农业、建筑和城市民用工程等部门的档案中，各有分类标准，也反映一些在特定情况下急需解决的水利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后编撰出版的北京《水利志》，以及各城区相应编纂的水利分志等[11]，系统地反映了北京现代水利建设事业的建设过程和发展成就。我们将北京现代水利资料与北京水利史料相比较，能对传统水利术语的现代科学解释有了新的认识，也能发现它们共同关注的一些水利问题，包括北京水系的水利工程地点和水利事件等，我们还特别关注它们在处理水利纠纷过程中所依据的政府政策和民间习惯法的记述，考察通过这些记述所体现的北京城市用水传统和现代变迁。另外，也有一些北京文史资料和个人著作等，里面涉及北京传统文化和用水，如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北京往事谈》，陈垣《从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说到石老娘胡同当街庙》，都提供给了我们一定的地方知识。
［收稿日期］2007-09-10
注释：
①另如《燕都丛考》记申佳允投井：“《天问阁集》：申佳允，北直永平人，甲申三月闻变，仰天号哭，谓仆曰，往吾拜客时，顾得僻处，可随行。至王恭厂，见井趋投之，仓促仆挽袖，袖绝遂死。”（民）陈宗藩《燕都丛考》，民国刻本，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重印本），1981年版，第262页。《光绪顺天府志》记毛百户投井：“《甲申传信录》：毛百户，其名，住观音寺胡同，三月十九日贼入，举家三十余口悉入井死。”（清）周家楣、缪荃孙等编纂《光绪顺天府志》，清光绪十五年本，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重印本），1987年版，第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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