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清代慈善机构的地域分布及其原因
刘宗志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03期
【原文出处】《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新乡)2007年5期第162～165页
【英文标题】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Charity in Qing Dyllasty antl Its Reasons
【作者简介】刘宗志，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郑州 450002）
【关 键 词】清代/慈善/地域性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7)05—0162—04
清代是慈善活动比较发达的一个时期，大量慈善机构纷纷设立，它们所开展的救助活动涵盖了慈幼、养老、恤婺、助葬和疾病救助等。从救助主体的角度来看，清代慈善机构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官方为主导的养济院、育婴堂、普济堂等；另一类是民间力量为主导的地方善堂、宗族义庄和工商业者的会馆公所。清代慈善问题，近年逐渐引起学者们关注，尤以夫马进、梁其姿、王卫平的成果最为丰硕。但是，从整体上对清代慈善机构地域分布特征进行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拟从这一角度进行探讨。
一
在官方为主导的慈善机构中，养济院完全由政府办理。养济院最早出现在南宋，制度化始于元代，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诏“各路立养济院一所”[1]。明洪武五年(1372年)，“诏天下郡县立孤老院，凡民之孤独残疾不能自立者，许入院，官为赡养，……寻又改孤老院为养济院”[2]，进一步将养济院推广到州县一级。清承明制，随着清政府对全国统治的建立与巩固，养济院制度也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养济院是前代比较成熟的救济制度，各州县大都有现成的设施，对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的满清政权来讲，这样一个行“仁政”、奠定自己统治合法性的机会，它自然不会放弃。顺治五年(1648年)，清政府下诏“各处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及残疾无告之人，有司留心举行，月粮依时发给，无致失所。应用钱粮，察明旧例，在京于户部、在外于存留项下动支”[3](卷二六九，户部，蠲恤)。养济院制度在清代的发展首先体现在其救济覆盖范围的扩大上。由于清代统治区域的扩大，边疆一些地区也被纳入这一救济体系。如广西镇安府，在清初为流府时，“向未有孤贫口粮”，雍正七年(1729年)改府，领州二县一土州四，到十三年“准其各设四名”。
清代养济院制度的救济对象，在《大清律例》中有明确规定：“鳏寡孤独及笃废之人，贫穷无亲属依倚，不能自存”[4]，要求受救济者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丧失劳动能力、没有私人财产并处于家庭赡养之外。这个群体处于社会的底层，失去了生存能力，最需要外来帮助，在政府实施的有限救助活动中，得到了优先考虑。养济院皆有定额，按省确立，各省名额从数百到数千不等。乾隆初年，河南省额为1990名，山西省额设孤贫人数为1148名，陕西省额内2191名，额外498名[3](卷二六九，户部，蠲恤)，各省再将名额分配给所属州县。为收养这些人，基本上每州县设立一所养济院。可以说，清代的养济院是平均分布于全国各地的。
从明末开始，民办的慈善机构逐渐出现，清初政府并没有太多介入。雍正年间，官方逐渐渗透其中，使其变为官民合办机构，这些慈善机构以育婴堂和普济堂为代表。雍正二年(1724年)闰四月，雍正发布上谕：“京师广宁门外，向有普济堂，凡老疾无依之人，每栖息于此。司其事者，乐善不倦，殊为可嘉……尔等均有地方之责，宜时加奖励，以鼓舞之。”[3]同时，对育婴堂也要求“行文各省督抚，转饬有司，劝募好善之人，于通都大邑人烟稠集之处，照京师例，推而行之”[3](卷四零六，礼部，风教)，并向北京广渠门内育婴堂颁赐“功深保赤”匾额一方和银一千两，以示鼓励。育婴堂和普济堂本来是由地方社会主持创设的民间慈善机构，自雍正二年诏谕发布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其官营色彩日趋浓厚，各堂在经费来源和日常管理上受官方的影响较多，逐渐转化为官督民办的机构。雍正还只是鼓励民间力量在大城市设立普济堂、育婴堂，而到了乾隆年间，官办趋势则进一步增强。乾隆元年(1736年)议准“各省会及通都大郡，概设立普济堂，养赡老疾无依之人，拨给入官田产，及罚赎银两、社仓积谷，以资养赡”[3](卷二六九，户部，蠲恤)。用地方公产来保证普济、育婴二堂的设立，进一步将两者推向全国。从此以后，不少地方即由官方担负起创设、管理普济堂和育婴堂的责任。各级地方政府奉旨纷纷建堂，一时间形成“由京师达郡县，育婴堂乃遍天下”[5] 的局面，普济堂也大抵如此。就全国而言，不仅各省的省会，而且各府、州、县治，都置有相应的机构。
政府对普济堂、育婴堂的介入体现在清政府财政拨款上。如“福建省城育婴堂经费，岁拨存公项下银五百两，又拨盐道库羡余剩充公银一千二百两，并以岁收田租、生息等银凑用(岁无定额)，与普济堂各半分支，报部核销”[6]。太仓普济堂，“清雍正二年奉旨劝谕开设。乾隆四年，知州江之炜、知县平其政奉文将入官房屋改为一州四县医赡老疾之所，计屋四十九间半，续又奉文拨给入官田产暨绅士前后捐田充用”[7]。政府对普济堂、育婴堂拨入了公款，自然会参与其中的管理，太仓普济堂于乾隆“五十五年，奉两江总督孙士毅行令，停止董事，官为经理”[7]。在实际运营中，育婴堂、普济堂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
二
从清中叶开始，全国人口出现了迅猛发展的局面。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达到了3亿，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全国人口总数达到了4.128亿[8](P251—252)。伴随着人口的增加的是社会的整体贫困化和贫富分化，从而使社会的救济需求大大增加。与此同时，清政府的财政日趋匮乏，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时，曾有结余7000余万两。但自嘉庆元年(1796年)至九年(1804年)，为镇压白莲教起义，所耗军需饷银多达2亿两之巨，相当于清政府5年的全部财政收入，国库极度空虚，政府已很难再为社会救济支出更多的经费。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开展慈善活动的主体开始由政府向民间转变，民间为主导的慈善机构逐渐增多。一方面，主要依靠民间力量的综合性善堂在一些大城市开始兴起；另一方面，完全由民间办理的宗族义庄和会馆公所(以互助为主要职能的)在江南迅速发展。
综合性善堂开展的活动覆盖面广，规模较大。嘉庆九年(1804年)设立的上海同仁辅元堂，开展的救济活动主要有“一恤婺，凡旧族孀居，贫苦无依者，月给钱七百；一赡老，凡年过六十，贫苦无依或残疾不能谋生者，月给钱六百；一施棺，凡贫无以殓者，予之棺并灰沙百斤；一掩埋，凡无主棺木，及贫不能葬者，一例收埋。后又建有义学，施棉衣，收买字纸以及代葬、济急、水龙、放生、收瘗路毙浮尸等事。它如栖流、救生、给过路流民口粮悉预焉。”成为上海“诸善堂之冠”[9]。广东最著名的善堂是创办于同治十年(1871年)的广州爱育善堂。据记载，当年邑中绅富设爱育善堂于广州城西十七铺，官方在批准的同时，又“先后赀助四千金为之倡”，并“普谕绅士及各行店量力认捐，以成善举”，得到了富商们的积极响应，“赀助者三万两有奇，各行认捐者每年六千两有奇”。资金齐备以后，绅董们制定了章程，将所筹资金除用于建堂外，余款皆“分别治产生息”。其活动主要有“开设义学、施药施棺、捡拾腐骼、栖养废疾诸善事”。爱育善堂在当时“规模之大，积储之厚，捐输之广，施济之宏，尤前此未有…其惠几遍于全省”[10]。创设于光绪四年(1878年)的天津广仁堂“分设六所，一曰慈幼所，收养男孩，初时则为涤垢治病，继则分拨各所授事。二曰蒙养所，设义学整斋，择聪俊者，延师课读。三曰力田所，于堂之左右购置地亩，种植木棉稻黍菜蔬，择笨者雇老农教习。四曰工艺所，择不能耕读者，令习编藤织席刻字印书，俟年长业成，听其出堂自谋衣食。五曰敬节所，收养青年节妇及无依幼女，无家可归，俟长成为之婚择配。六曰戒烟所，广延良医，妥置方药，疗治鸦片瘾病，俾吸食者有自新之路庶烟禁不致徒设”[11]。综合性善堂适应了城市发展需要，弥补了官办慈善机构的不足，同时也有助于地方士绅更多地介入地方事务的管理，从而得到士绅的青睐。松江府“道光以来，郡邑村镇递次兴建，几于靡善不便”[12]。这些善堂，政府仍然参与监管，只不过已不占主导地位。
至于完全由民间办理的宗族内社会救济和工商业领域的救助活动，发展更不平衡。清代宗族内的救济设施主要是义田、义庄。义庄以义田为主体，以赡养贫困族人为宗旨，作为赡族组织机构的义庄拥有庄屋、义庄田、墓祭地、宗祠等。北宋皇佑二年(1050年)，范仲淹在苏州创建了全国最早的义庄——范氏义庄。范氏义庄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陈奂《济阳义庄记》中说：“范氏设义庄以赡族之贫，至今吴人效法者颇众。”[13] 义庄和义田主要分布在江南地区，苏松常三府较多，以苏州最为集中。据潘光旦、全慰天在“土改”时的调查，苏南地区吴县、常熟两县义庄较多，吴县有64家，常熟有88家，其他各县除无锡、武进外，义庄却不多见[14](P49—51)。
工商业领域的互助活动通过工商业者的组织会馆、公所实现的，会馆、公所主要分布于各城市和商业巨镇。其职能很多，但救助功能较强的却集中在苏州、上海地区，开展救助活动是两地会馆公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职能。如嘉庆八年(1803年)在沪宁波人的四明公所以从事同乡救助为其唯一职能。进入民国时期，在其章程第一条中，仍规定以建殡舍、置义冢为公所宗旨。又如苏州漆作业，在这一时期创立性善公所，“以备同业贫苦孤独、病残无依者生养死葬等事”[15](P148)。
苏州、上海民间救济活动发达，当时人就注意到了。冯桂芬说：“今世善堂义学之法，意犹近古。能行之者，惟我江苏为备，江苏中又以苏州、上海为备，虽都会如江宁、膏腴如扬州，弗逮也。”[16] 苏州“城内外善堂可偻指数者，不下数十。生有养，死有葬，老者、废疾者、孤寡者、婴者，部分类叙，日饩月给，旁逮惜字、义塾、放生之属，靡弗周也”[17](P368)。上海“善堂林立，甲于他邑。而资斧亦皆充足”[18]。两地民间慈善活动的发达程度，远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
三
从总体上看清代的慈善机构的地域分布，其平衡程度与政府介入程度成正比：完全由政府开展的救济活动，其地域分布最均衡；政府起主导作用的，其分布比较均衡；民间自行开展的，则最不平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我们可以从政府政策和各地经济文化差异等方面进行探讨。
清政府的政策由各州县等地方政府来执行，所以政府起决定作用的慈善活动，其分布便比较均衡。救济需求是慈善活动存在的基础，无依无靠的孤老、寡妇、残疾人是一个社会的普遍现象，清代自然也不例外，因此对这个群体进行救助的养济院、普济堂、清节堂应运而生。随着人口的增多、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贫富分化，这个群体的数量逐渐增大，而清政府受其财力的制约，仅靠自身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号召民间力量的参与。清政府宣布：“凡士民人等，或养恤孤寡、或捐资赡族、或捐修公所及桥梁道路、或收瘗尸骨，实与地方有裨益者，八旗由该都统具奏，直省由该督抚具题，均造册送部。其捐银至千两以上，或田粟准值银千两以上者，均请旨建坊。”[3](卷四零三，礼部，风教) 由于各地的经济、文化情况的巨大差异，民间社会主导的慈善机构分布极不平衡，集中在江南一带。
清代江南地区社会慈善事业的兴盛，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一定关系。晚清上海慈善机构数目的大量增加，与这一时期上海人口膨胀不无关系。鸦片战争之后的上海发展迅速，人口剧增，带来各种社会问题。又如晚清工商业领域的互助活动将广设义冢作为重点，与这一时期各大城市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城镇地价不断增值有很大关系。再加上交通不便和土葬风气的盛行，工商业者帮助安葬死者作为最重要的救助内容。另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城镇繁荣、商业的兴盛，开展慈善活动需要大量的金钱，拥有雄厚经济资源的商人及其帮助必不可少。晚清上海的善堂领导阶层有越来越多商人参与，如上虞商人经元善等，都是清末上海著名的“善人”。相对而言，内地的救济活动较少，与当地经济实力较弱也有一定联系。
在民间盛行的儒、释、道三教中均有大量社会救济的思想观念，儒家认为仁者应超越自我去关心他人，这样才能达到仁的境界。佛家讲求因果报应，把布施救济、济贫恤困作为人生价值实现的途径。道家认为行善可使子孙得到福报。江南文化发达，善书传播广泛，行善的思想相应也得到了广泛传播。从清初开始，好善风气逐渐在长江三角洲一带盛行。“生长是邦，耳濡目染，因视善善为分内事”[17](P368)。一地有了慈善活动，就会带来善行的模仿。苏州肉店同业设立公所进行互助的理由是“苏郡建设各善堂，恤养老幼贫病，施舍棺药，收埋尸柩等项善举，无一不备”[15](P259)。其最终结果就是“东南好之义之名称天下”[12]，形成了民间慈善机构分布的不平衡局面。
收稿日期：2007—04—11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03期
【原文出处】《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新乡)2007年5期第162～165页
【英文标题】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Charity in Qing Dyllasty antl Its Reasons
【作者简介】刘宗志，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郑州 450002）
| 【内容提要】 | 清代慈善机构地域分布的均衡程度与政府介入的多少成正比，完全由官方办理的养济院分布均匀；政府起主导作用的育婴堂、普济堂分布比较均衡；民间自行办理的地方善堂、宗族义庄和工商业者的会馆公所等则分布最不平衡，集中在江南地区。这种分布特征源于政府政策、救济需求和各地经济文化差异等因素的互相作用。清政府的政策由各州县等地方政府来执行，所以政府起决定作用的慈善活动，其分布便比较均衡。清中期以后，随着救济需求的增加，政府对举办慈善活动力有不逮，主要依靠社会来兴办慈善事业。以苏州、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发达，为慈善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充足的经济基础。再加上当地文化发达，善书传播广泛，行善的思想相应也得到了广泛传播，好善风气的盛行进一步推动了民间慈善事业的兴盛。 |
清代是慈善活动比较发达的一个时期，大量慈善机构纷纷设立，它们所开展的救助活动涵盖了慈幼、养老、恤婺、助葬和疾病救助等。从救助主体的角度来看，清代慈善机构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官方为主导的养济院、育婴堂、普济堂等；另一类是民间力量为主导的地方善堂、宗族义庄和工商业者的会馆公所。清代慈善问题，近年逐渐引起学者们关注，尤以夫马进、梁其姿、王卫平的成果最为丰硕。但是，从整体上对清代慈善机构地域分布特征进行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拟从这一角度进行探讨。
一
在官方为主导的慈善机构中，养济院完全由政府办理。养济院最早出现在南宋，制度化始于元代，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诏“各路立养济院一所”[1]。明洪武五年(1372年)，“诏天下郡县立孤老院，凡民之孤独残疾不能自立者，许入院，官为赡养，……寻又改孤老院为养济院”[2]，进一步将养济院推广到州县一级。清承明制，随着清政府对全国统治的建立与巩固，养济院制度也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养济院是前代比较成熟的救济制度，各州县大都有现成的设施，对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的满清政权来讲，这样一个行“仁政”、奠定自己统治合法性的机会，它自然不会放弃。顺治五年(1648年)，清政府下诏“各处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及残疾无告之人，有司留心举行，月粮依时发给，无致失所。应用钱粮，察明旧例，在京于户部、在外于存留项下动支”[3](卷二六九，户部，蠲恤)。养济院制度在清代的发展首先体现在其救济覆盖范围的扩大上。由于清代统治区域的扩大，边疆一些地区也被纳入这一救济体系。如广西镇安府，在清初为流府时，“向未有孤贫口粮”，雍正七年(1729年)改府，领州二县一土州四，到十三年“准其各设四名”。
清代养济院制度的救济对象，在《大清律例》中有明确规定：“鳏寡孤独及笃废之人，贫穷无亲属依倚，不能自存”[4]，要求受救济者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丧失劳动能力、没有私人财产并处于家庭赡养之外。这个群体处于社会的底层，失去了生存能力，最需要外来帮助，在政府实施的有限救助活动中，得到了优先考虑。养济院皆有定额，按省确立，各省名额从数百到数千不等。乾隆初年，河南省额为1990名，山西省额设孤贫人数为1148名，陕西省额内2191名，额外498名[3](卷二六九，户部，蠲恤)，各省再将名额分配给所属州县。为收养这些人，基本上每州县设立一所养济院。可以说，清代的养济院是平均分布于全国各地的。
从明末开始，民办的慈善机构逐渐出现，清初政府并没有太多介入。雍正年间，官方逐渐渗透其中，使其变为官民合办机构，这些慈善机构以育婴堂和普济堂为代表。雍正二年(1724年)闰四月，雍正发布上谕：“京师广宁门外，向有普济堂，凡老疾无依之人，每栖息于此。司其事者，乐善不倦，殊为可嘉……尔等均有地方之责，宜时加奖励，以鼓舞之。”[3]同时，对育婴堂也要求“行文各省督抚，转饬有司，劝募好善之人，于通都大邑人烟稠集之处，照京师例，推而行之”[3](卷四零六，礼部，风教)，并向北京广渠门内育婴堂颁赐“功深保赤”匾额一方和银一千两，以示鼓励。育婴堂和普济堂本来是由地方社会主持创设的民间慈善机构，自雍正二年诏谕发布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其官营色彩日趋浓厚，各堂在经费来源和日常管理上受官方的影响较多，逐渐转化为官督民办的机构。雍正还只是鼓励民间力量在大城市设立普济堂、育婴堂，而到了乾隆年间，官办趋势则进一步增强。乾隆元年(1736年)议准“各省会及通都大郡，概设立普济堂，养赡老疾无依之人，拨给入官田产，及罚赎银两、社仓积谷，以资养赡”[3](卷二六九，户部，蠲恤)。用地方公产来保证普济、育婴二堂的设立，进一步将两者推向全国。从此以后，不少地方即由官方担负起创设、管理普济堂和育婴堂的责任。各级地方政府奉旨纷纷建堂，一时间形成“由京师达郡县，育婴堂乃遍天下”[5] 的局面，普济堂也大抵如此。就全国而言，不仅各省的省会，而且各府、州、县治，都置有相应的机构。
政府对普济堂、育婴堂的介入体现在清政府财政拨款上。如“福建省城育婴堂经费，岁拨存公项下银五百两，又拨盐道库羡余剩充公银一千二百两，并以岁收田租、生息等银凑用(岁无定额)，与普济堂各半分支，报部核销”[6]。太仓普济堂，“清雍正二年奉旨劝谕开设。乾隆四年，知州江之炜、知县平其政奉文将入官房屋改为一州四县医赡老疾之所，计屋四十九间半，续又奉文拨给入官田产暨绅士前后捐田充用”[7]。政府对普济堂、育婴堂拨入了公款，自然会参与其中的管理，太仓普济堂于乾隆“五十五年，奉两江总督孙士毅行令，停止董事，官为经理”[7]。在实际运营中，育婴堂、普济堂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
二
从清中叶开始，全国人口出现了迅猛发展的局面。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达到了3亿，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全国人口总数达到了4.128亿[8](P251—252)。伴随着人口的增加的是社会的整体贫困化和贫富分化，从而使社会的救济需求大大增加。与此同时，清政府的财政日趋匮乏，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时，曾有结余7000余万两。但自嘉庆元年(1796年)至九年(1804年)，为镇压白莲教起义，所耗军需饷银多达2亿两之巨，相当于清政府5年的全部财政收入，国库极度空虚，政府已很难再为社会救济支出更多的经费。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开展慈善活动的主体开始由政府向民间转变，民间为主导的慈善机构逐渐增多。一方面，主要依靠民间力量的综合性善堂在一些大城市开始兴起；另一方面，完全由民间办理的宗族义庄和会馆公所(以互助为主要职能的)在江南迅速发展。
综合性善堂开展的活动覆盖面广，规模较大。嘉庆九年(1804年)设立的上海同仁辅元堂，开展的救济活动主要有“一恤婺，凡旧族孀居，贫苦无依者，月给钱七百；一赡老，凡年过六十，贫苦无依或残疾不能谋生者，月给钱六百；一施棺，凡贫无以殓者，予之棺并灰沙百斤；一掩埋，凡无主棺木，及贫不能葬者，一例收埋。后又建有义学，施棉衣，收买字纸以及代葬、济急、水龙、放生、收瘗路毙浮尸等事。它如栖流、救生、给过路流民口粮悉预焉。”成为上海“诸善堂之冠”[9]。广东最著名的善堂是创办于同治十年(1871年)的广州爱育善堂。据记载，当年邑中绅富设爱育善堂于广州城西十七铺，官方在批准的同时，又“先后赀助四千金为之倡”，并“普谕绅士及各行店量力认捐，以成善举”，得到了富商们的积极响应，“赀助者三万两有奇，各行认捐者每年六千两有奇”。资金齐备以后，绅董们制定了章程，将所筹资金除用于建堂外，余款皆“分别治产生息”。其活动主要有“开设义学、施药施棺、捡拾腐骼、栖养废疾诸善事”。爱育善堂在当时“规模之大，积储之厚，捐输之广，施济之宏，尤前此未有…其惠几遍于全省”[10]。创设于光绪四年(1878年)的天津广仁堂“分设六所，一曰慈幼所，收养男孩，初时则为涤垢治病，继则分拨各所授事。二曰蒙养所，设义学整斋，择聪俊者，延师课读。三曰力田所，于堂之左右购置地亩，种植木棉稻黍菜蔬，择笨者雇老农教习。四曰工艺所，择不能耕读者，令习编藤织席刻字印书，俟年长业成，听其出堂自谋衣食。五曰敬节所，收养青年节妇及无依幼女，无家可归，俟长成为之婚择配。六曰戒烟所，广延良医，妥置方药，疗治鸦片瘾病，俾吸食者有自新之路庶烟禁不致徒设”[11]。综合性善堂适应了城市发展需要，弥补了官办慈善机构的不足，同时也有助于地方士绅更多地介入地方事务的管理，从而得到士绅的青睐。松江府“道光以来，郡邑村镇递次兴建，几于靡善不便”[12]。这些善堂，政府仍然参与监管，只不过已不占主导地位。
至于完全由民间办理的宗族内社会救济和工商业领域的救助活动，发展更不平衡。清代宗族内的救济设施主要是义田、义庄。义庄以义田为主体，以赡养贫困族人为宗旨，作为赡族组织机构的义庄拥有庄屋、义庄田、墓祭地、宗祠等。北宋皇佑二年(1050年)，范仲淹在苏州创建了全国最早的义庄——范氏义庄。范氏义庄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陈奂《济阳义庄记》中说：“范氏设义庄以赡族之贫，至今吴人效法者颇众。”[13] 义庄和义田主要分布在江南地区，苏松常三府较多，以苏州最为集中。据潘光旦、全慰天在“土改”时的调查，苏南地区吴县、常熟两县义庄较多，吴县有64家，常熟有88家，其他各县除无锡、武进外，义庄却不多见[14](P49—51)。
工商业领域的互助活动通过工商业者的组织会馆、公所实现的，会馆、公所主要分布于各城市和商业巨镇。其职能很多，但救助功能较强的却集中在苏州、上海地区，开展救助活动是两地会馆公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职能。如嘉庆八年(1803年)在沪宁波人的四明公所以从事同乡救助为其唯一职能。进入民国时期，在其章程第一条中，仍规定以建殡舍、置义冢为公所宗旨。又如苏州漆作业，在这一时期创立性善公所，“以备同业贫苦孤独、病残无依者生养死葬等事”[15](P148)。
苏州、上海民间救济活动发达，当时人就注意到了。冯桂芬说：“今世善堂义学之法，意犹近古。能行之者，惟我江苏为备，江苏中又以苏州、上海为备，虽都会如江宁、膏腴如扬州，弗逮也。”[16] 苏州“城内外善堂可偻指数者，不下数十。生有养，死有葬，老者、废疾者、孤寡者、婴者，部分类叙，日饩月给，旁逮惜字、义塾、放生之属，靡弗周也”[17](P368)。上海“善堂林立，甲于他邑。而资斧亦皆充足”[18]。两地民间慈善活动的发达程度，远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
三
从总体上看清代的慈善机构的地域分布，其平衡程度与政府介入程度成正比：完全由政府开展的救济活动，其地域分布最均衡；政府起主导作用的，其分布比较均衡；民间自行开展的，则最不平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我们可以从政府政策和各地经济文化差异等方面进行探讨。
清政府的政策由各州县等地方政府来执行，所以政府起决定作用的慈善活动，其分布便比较均衡。救济需求是慈善活动存在的基础，无依无靠的孤老、寡妇、残疾人是一个社会的普遍现象，清代自然也不例外，因此对这个群体进行救助的养济院、普济堂、清节堂应运而生。随着人口的增多、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贫富分化，这个群体的数量逐渐增大，而清政府受其财力的制约，仅靠自身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号召民间力量的参与。清政府宣布：“凡士民人等，或养恤孤寡、或捐资赡族、或捐修公所及桥梁道路、或收瘗尸骨，实与地方有裨益者，八旗由该都统具奏，直省由该督抚具题，均造册送部。其捐银至千两以上，或田粟准值银千两以上者，均请旨建坊。”[3](卷四零三，礼部，风教) 由于各地的经济、文化情况的巨大差异，民间社会主导的慈善机构分布极不平衡，集中在江南一带。
清代江南地区社会慈善事业的兴盛，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一定关系。晚清上海慈善机构数目的大量增加，与这一时期上海人口膨胀不无关系。鸦片战争之后的上海发展迅速，人口剧增，带来各种社会问题。又如晚清工商业领域的互助活动将广设义冢作为重点，与这一时期各大城市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城镇地价不断增值有很大关系。再加上交通不便和土葬风气的盛行，工商业者帮助安葬死者作为最重要的救助内容。另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城镇繁荣、商业的兴盛，开展慈善活动需要大量的金钱，拥有雄厚经济资源的商人及其帮助必不可少。晚清上海的善堂领导阶层有越来越多商人参与，如上虞商人经元善等，都是清末上海著名的“善人”。相对而言，内地的救济活动较少，与当地经济实力较弱也有一定联系。
在民间盛行的儒、释、道三教中均有大量社会救济的思想观念，儒家认为仁者应超越自我去关心他人，这样才能达到仁的境界。佛家讲求因果报应，把布施救济、济贫恤困作为人生价值实现的途径。道家认为行善可使子孙得到福报。江南文化发达，善书传播广泛，行善的思想相应也得到了广泛传播。从清初开始，好善风气逐渐在长江三角洲一带盛行。“生长是邦，耳濡目染，因视善善为分内事”[17](P368)。一地有了慈善活动，就会带来善行的模仿。苏州肉店同业设立公所进行互助的理由是“苏郡建设各善堂，恤养老幼贫病，施舍棺药，收埋尸柩等项善举，无一不备”[15](P259)。其最终结果就是“东南好之义之名称天下”[12]，形成了民间慈善机构分布的不平衡局面。
收稿日期：2007—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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