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清代皖江圩区自然灾害论略
赵崔莉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03期
【原文出处】《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7年3期第33～56页
【英文标题】 Research into Natural Disasters in the Polder Regions of the River Systems in Anhui Province in the Qing Dynasty
【作者简介】赵崔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北京 100029）
【关 键 词】皖江/圩区/自然灾害/社会问题
中图分类号：K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07)03—0053—04
清代皖江流域是圩田的重要分布区。“大江南北情形相若，沿江接阡，皆赖圩田蓄泄”。[1] 圩民利用圩堤这种特殊的水利形式，进行生产和生活，形成一个独特的水利共同体，即圩区。由于受气候、水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皖江流域是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地区。自然灾害的发生对圩区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产生较大的破坏，因此通过对皖江圩区自然灾害的概况、特点、致灾因子以及引发的圩区社会问题的研究对深化圩区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一、清代皖江圩区自然灾害的概况及特点
安徽历史上是个多灾的地区，水灾、旱灾、虫灾、瘟疫等灾害时有发生，尤其是水旱频发。整个清代，皖江流域水旱灾害情况详见下表：
以上资料表明，皖江圩区水旱灾害非常频繁，而且水灾的发生尤其频繁。水灾会导致圩区圩埂被冲、禾苗被淹，极大破坏圩区的农业生产。
安徽水灾频发，大量的档案奏折、地方志以及文集对水灾有较为具体而详实地描绘。如雍正年间，安庆府属潜山县、宁国府属旌德县、泗州属盱眙县、滁州并所属来安、全椒县于六七月间骤雨水涨。洪水冲坍圩埂，沿江圩田无处泄水，低洼田禾被淹[2]。《丙午大水行》中描写到当涂水灾发生的悲惨场面：“田头屋，民之室，嗟嗟都在水中央。”[3]
当涂县吴立在《戊子大水行》中描述了当涂县大水冲破圩堤的情形，作者禁悲叹道：“君不见七年干旱九年涝，盛朝亦有灾祲告”，“忍闻我乡圩岸塌裂四三处，喧豗激射声□如万军摧樯掘屋。童叟耳，老妪挟儿啼欲死，大儿呼舟舟不来。邻家亦自携妻子，流离骨肉不相见。萍飘梗泛恍一片，可怜绝粒釜复沉。……百年世事仍循环。”[3]
南陵县俞篑成一生中经历过许多次大大小小的水灾，他在《道光三年水灾记》中写到：“圩乡之有水灾也，屡矣。余生于乾隆四十四年，四十九年即被水灾。时固幼冲，然亦有收成。厥后，嘉靖五年立秋三日破圩。……九年淹麦淹秧，以黄霉雨水过多，低圩竟成巨浸。……十有五年与二十年圩亦破，水势亦大。”此后，俞篑成又在《道光十一年水灾记》记载了道光三年、五年、八年、十年发生水灾：“道光三年之大水，余以为奇灾而作文以记之矣。而孰意五年之后，尤有大而奇者乎？八年五月初四日破圩，六月上旬自插之禾苗，继以旱干，又继之以虫伤，稻之收者寡矣。……不料十年之水，又大于八年之水。五月初几，自清弋江丁家坝漫冲而下，水直驾乎？圩堤之上而南埂沉矣，而八圩又被水灾矣。”[4]
旱灾是皖江圩区仅次下水灾的一种自然灾害。乾隆五十年(1785)，安徽省州县秋禾遭受旱灾的地方达59处[5]。光绪十四年(1888)十月，桐城、宿州、庐州、霍邱、东流、桐城、亳州、芜湖、舒城、宣城、当涂、无为等十七州县遭受水灾、旱灾、风灾、虫灾，收成仅是往年的一半[6]。
蝗虫之灾往往出现在旱灾以后，对圩区农业生产造成很大破坏。雍正二年(1724)闰四月，安徽巡抚李成龙奏报桐城、合肥、舒城、庐江、芜湖、当涂等处，间有蝻子萌发[7]。蝗虫漫延很快，致使虫灾发生范围较广。乾隆九年(1744)六月以来，庐州、凤阳、颍上三府，滁、泗二州各府属三十余州县卫出现蝗蝻[8]。风灾同样是皖江圩区一种严重的自然灾害。巢湖绵长约三百余里，宽广约一百余里。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三日午刻，陡起大风，巨浪飞来，二百余艘船只遭倾覆之灾[9]。同年，和州上游保大圩被洪水淹没后，当天东南风强劲，水借风势，又横扫了保大圩北部的大汤圩、老四圩、血梁圩[10]。
综观清代皖江圩区的自然灾害，不难发现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受灾面积较大。由于皖江流域圩区绵延相连，自然灾害发生时，往往少则几个州县，多则十几甚至二三十个州县圩区同时受灾。乾隆三十二年(1767)，怀宁、桐城、宿松、望江、贵池、东流、铜陵、当涂、芜湖、繁昌、无为、和州、含山十三州同时遭受水灾。道光三年，俞篑成在《道光三年水灾记》记载，南陵县除熊窦圩以外，无不破之圩；不破的圩亦沉于水底；已破之圩，更是一片汪洋。自徽州、宁国、池州、太平以至庐州、凤阳各府州县圩乡“莫不皆然。行舟者即从本地，扬帆直达于南京，无所阻碍矣”[4]。乾隆九年(1744)，庐州、凤阳、颍上三府，滁、泗二州各府属共计二三十余州县卫遭受蝗灾。
第二，受灾程度不同。地势高下不等，致使遭受水灾程度不同，地势较低处水灾严重，而地势略高处水灾较轻；灾后排涝条件小同，从而导致同一州县所受水灾轻重程度不同。乾隆九年(1744)九月，徽宁山区山洪暴发，宁国、贵池、东流、广德、青阳等州县因境内多山，或本地山水骤涨，或上游蛟水骤过，洪水消退较快，所受水灾并不严重；宣城、南陵、芜湖、繁昌等县却受到重灾，这是因为这几个县皆在宁国下流。同样，地势不同的圩区在灌溉条件不同所遭受旱灾不同。乾隆四十年(1775)，宁国府南陵县、池州府属贵池县、东流县、太平府属当涂、芜湖、繁昌三县、广德州、建平县遭受旱灾。沿江滨江的圩区，有水可引灌，受灾较轻。高阜山田引灌不到之处则造成一隅偏灾。
第三，水旱灾害交替发生。受季风影响显著，安徽省各地降雨不均，造成同一时期内一个地区组织抗洪抢险；另一个地区则动员抗旱；或同一地区在不同时节分别遭受水灾、旱灾。据《安徽省水旱灾害整理分析》，庐州府从顺治十四年到光绪二十一年水旱灾害交替发生[11]。又以太平府为例，顺治八年(1651)、顺治十一年(1654)、乾隆四十二年(1777)同时发生水旱灾害。光绪十五年(1889)，安徽三十余州县遭受水旱交乘，并且已历三年之久[12]。水旱灾害的交替发生无疑加剧了救灾的难度。
二、清代皖江圩区自然灾害的诱因
清代皖江圩区水旱灾害频发，虫灾瘟疫时有发生，这其中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类社会自身所造成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条：
首先，从气候因素上来看，皖江流域属于南北气候过渡带，季风盛行，降水量变化大，且年内分配极为不均，极易造成年内水灾与旱灾的交替发生。皖江圩区的降雨多集中于春秋以及初夏的梅雨，造成皖江流域大面积的洪涝灾害。江湖、湖水、河水的溢涨是导致沿江、沿湖、沿河圩区发生水灾的重要原因之一。四五月，宣城县山洪暴发，水势汹涌，导致一场大水患：“五六十万圩田堤防尽决，虽百有一二，力救未溃，中亦汇为巨浸，茫无疆界。”[13] 局部地区暴雨及下游壅堵或排水不畅，使圩区遭受较严重水灾。如舒城生齿日繁，山林垦荒渐多，河道堵塞，以致造成河流“下游愈壅塞，则上游愈溃决”[14]。
其次，从地形上看，皖江流域群山耸立。从山区发源的河流，枝杈纵横，流向长江。夏季汛期来临，山洪暴发往往会淹没地势低洼的圩田。南部徽宁山区是山洪易爆发区，而这往往会淹及下游圩区。康熙五十七年(1792)七月，徽宁二府山水骤发，淹及民田[15]。光绪十五年(1889)五月，安庆府大雨滂沱，山水下注，宿松、太湖、潜山、怀宁等县低洼圩区多遭漫溢。不同州县的圩区水涸速度的快慢不不同，这与位于长江上下游不同位置有关。由于江流渐向东，地势渐向下，归江之水愈多，江水消退就会较慢，水灾就会更严重。乾隆二十九年(1764)大水，安徽西部东流、望江洪水已消至将半，地势低洼的当涂、和州等处的洪水只消三分之一[16]
第三，从皖江水系上看，长江上游来水在时间上较为集中，水量较多，给圩区带来极大的冲击。光绪元年(1875)五月，江水漫过宿松县马家港的腾宗六号江堤，致使堤内低田受淹。另外，芜湖县东乡保丰圩、北乡卞家圩及外坝、两乡外坝、潜山县之长厚贞崇等堤坝被山水冲溃。以上六县之圩，广济及大官圩遭受水灾最为严重，圩内圩外一片汪洋。靠近江西、湖北的州县由于最先承纳上游来水，江潮冲击严重。乾隆四十八年春夏以来，江水日渐增长，沿江怀宁、桐城、宿松、望江、贵池、东流六县圩区遭受水灾。其中，宿松与湖北黄梅接壤，望江、东流与江西彭泽毗邻，这三县水灾较重，贵池、桐城、怀宁则次之[17]。
河道迂回曲折、水流不畅，河水就会冲出堤岸，使沿河圩区遭受水灾。来安县黑水河汇集滁州、全椒、来安三州县山溪，流向长江，水道迂洄曲折，河水易涨而难消。每遇山水暴发，就会造成来安七十二圩、滁州、全椒、江宁、江浦等县圩田的水灾。巢县境内贾塘塘水上涨，湖波震撼，周边圩田有顷刻溃决之险[18]。在长江南岸开挖水塘会使水流向北逼近，从而加剧水流对北岸的冲刷，使其面临崩溃危险，即“塘筑于南水，逼于北，遂阴啮圩岸，而易于崩溃，其为患与伏矶等”之说[19]。
第四，从人为因素上看，圩民的过度围湖垦田造成湖泊蓄水量的减少，使水无泄处，容易发生水灾。当涂路西湖中围湖成田，此圩建于湖中。汛期来临之际，此圩壅塞疏通之路。洪水不仅冲毁当涂五十四圩，又殃及宣城[3]。
圩塘边多是高塘湖堰，盛产鱼类。滨河居民为了渔利往往沿堤私自挖塘筑窖，以致阻断水流，使圩堤受到冲刷。当涂官圩圩民为在河中捕鱼，私布渔网，堵塞河道；傍埂脚挖鱼池，或挑淤泥粪，造成池日益深，埂日益陡，破坏圩堤。圩民在堤上放牧或公然搭圈堤畔，栖息家禽，堤坝被践踏后，一经骤雨，坝泥泻入沟池，致使圩堤松塌。池州濒河居民为捕鱼，在沿堤河底，私凿塘窖、排桩、筑埂，以致阻水决堤，损害商民舟楫之利。此外，獾獭、虫蚁、蚯蚓等动物穿凿圩堤，以堤为穴，使圩堤发生渗漏。如果不及时修防加固，则会酿成堤溃大祸。池州仁丰圩都埂遭到蚁穿蚓溜，渗漏如泉涌[19]。
三、自然灾害引发的圩区社会问题
自然灾害引发的社会问题首先表现在移民、流民的增加，威胁社会的安定。圩区自然灾害使圩民生活遭到很大破坏，特别是水灾，使圩田、民房被淹没，农作物被摧毁，圩民生活处于崩溃边缘。一些生活失去着落的圩民为了生存，自然会四处逃荒乞讨，形成流民。而流民势必会威胁所流经地办社会的安定。
圩区遭受水旱灾害，当地官府对灾民进行救济，易招致其它地区灾民的到来。康熙四十七年(1708)秋，望江两圩被冲破，又逢上大旱，引起饥荒。冬季，当地官府散仓谷救济，江南灾民闻讯而来[20]。宣统三年(1911)芜湖大水，知县朱祖坼和绅商汤善福、潘祖光、吴云姜志彬等筹捐办赈，散放铜圆、麦饼、山芋，引来沿江数以万计的灾民[21]。
为保存本地劳力，当地官府鼓励灾民留在本地；实在无力赈济灾民时，官府只得允许其暂时迁移到附近收成较好的地区。乾隆十八年(1753)夏，大水淹漫，一些灾民无地可栖，携家外出。经巡抚劝说，暂移高阜之地领赈度日。但时近寒冬，水势不能消退，灾民无家可归，有些外出逃荒。在这种情况下，官府只好允许灾民移到邻近丰收之地谋生。灾民所到之处，官府要妥善安置灾民，将其分散到城乡市镇暂住。具体采取措施如下：“对灾民要查明其籍贯姓名，一面移查原籍，以杜重冒；一面照例留养，免致失所；仍饬文武官员不时查点约束，毋令朋比为奸，滋扰良善。一俟灾地水退春暖，资送回籍，俾令安土耕田，各还本业。倘敢恃强生事，立拿严究，毋少始纵。于安插之内加防，即于防闲之中寓弹压。如此办理，则稽查严而灾民不至为匪，或亦安靖地方之一端也。”[22] 把灾民安插到本地民众之中，严加稽查，既保障其生活，又加强了对灾民的防范，使其不致滋扰生事，危害地方。
乾隆八年(1743)，灾民流入安徽各州县的人数少至数十人，多至数千人。官府为安排灾民制定了一套严密而有效的措施，以保证灾民得以过活。这些措施既包括本省对灾民的安置，“自应随地安插，勿致冻弊”，又包括对灾民原籍政府的要求。为了保证本地区的安定，安徽官府一般是于春初发给灾民口粮、路费，令其返回原籍。对灾民的安置也是区分对待，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对于已经佣工力作的流民，是采取随其自便的措施。对于有病之流民，派出医生为其医治。此外，安徽官府还考虑到灾民回籍后的生活困难，努力与灾民原籍当局协调，建议其提前做好房屋修葺以及救济口粮的发放等工作，以保障灾民生活有所依靠[23]。
第二种社会问题是受灾圩区抗粮、抢粮时有发生。皖江流域圩区面积较广，圩民按田纳赋。大水灾使圩区农业生产遭受很大破坏，圩民生计困难，难于按时完纳赋税，一些圩区就出现了圩民抗粮、抢粮行为，直接影响了当地政府的收入以及国家的税粮。池州府贵池县就发生了抗粮事件。贵池地势参差，塘田高冈不一。雨水偶多，塘田被淹；雨水偶缺，高冈失收。由于自然条件所限，贵池县民或求蠲免，或恳缓征。抗粮事件是贵池县民在张士如，生员吕垣等民众的带领下，向新任知州周璠呈递旱灾的呈词，并征得他的支持。但府县拒绝贵池县民的请求。经安徽巡抚徐本访问，一而将周璠撤回，一面饬令池州府确查是否遭旱。这引起贵池县民众的愤怒，百余名粮民各挑稻禾将县衙门堵住，吵闹叫嚷，往里横冲要夺回周璠，并扬言哄抢米店，以此恐吓衙门[24]。
迫于自然灾害，民众强借官粮、抗纳赋税闹事，导致官民关系紧张。康熙四十七年(1708)，安徽巡抚刘光美为此大伤脑筋，他认为：近日民风骄悍，遇事生端，毫无忌惮。夏雨水过多，田禾淹没。一些灾民便鼓动众人，向官民借谷。官府出借稍迟，“彼即辱官”。民不允借，“彼则抢民”，以致游予好闲之徒，团聚小船，口称灾民借禾，拥上客船，竟行抢夺[25]。
自然灾害引发的第三个圩区社会问题是粮价上涨。水灾过后，皖江圩区更易产生粮食短缺、米价昂贵现象。一些不良商贩趁机囤积粮食，抬高粮价，加剧粮食短缺和灾民生活的艰难。此外，清代湖广、江西圩田规模扩大，粮食生产发展快，并向皖江流域及其它地方进行粮食输出。湖广、江西粮食一旦减产，势必会减少对皖江圩区粮食的输出。湖广、江西粮食减产导致米价上扬。康熙年间，皖江地方丰收之年，不但本地有米，另有湖广、江西米船聚泊沿江镇市，彼此贩卖，到处流通。后来皖江圩区收成歉薄，湖广、江两客米又少，以致缺粮严重。乾隆二十年(1682)，安徽三十二州县卫遭受水灾，但仍有商贩收购粮食，贩卖到受灾更为严重的江浙。这加剧了圩区缺粮的严重，一些不受灾州县的粮价也被抬高[26]。为此，安徽官府采取严查关卡、禁止米粮出口以及缓征漕粮、截漕平粜等措施，以抑制米价、保障灾民生活。
总之，由于复杂多变的自然条件以及人为破坏水利设施的因素，造成清代皖江圩区灾害频仍，给圩区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严重影响了当地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
基金项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级科研课题(05LSYB01)。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03期
【原文出处】《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7年3期第33～56页
【英文标题】 Research into Natural Disasters in the Polder Regions of the River Systems in Anhui Province in the Qing Dynasty
【作者简介】赵崔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北京 100029）
| 【内容提要】 | 清代皖江流域灾害多发，具有受灾面积大、受灾程度不同、水旱灾害交替发生的特点。自然灾害的产生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因素。自然灾害引起移民流民增加、抗粮抢粮行为发生、粮价上涨等社会问题，使得圩民生活雪上加霜，威胁了社会的安定。 |
清代皖江流域是圩田的重要分布区。“大江南北情形相若，沿江接阡，皆赖圩田蓄泄”。[1] 圩民利用圩堤这种特殊的水利形式，进行生产和生活，形成一个独特的水利共同体，即圩区。由于受气候、水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皖江流域是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地区。自然灾害的发生对圩区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产生较大的破坏，因此通过对皖江圩区自然灾害的概况、特点、致灾因子以及引发的圩区社会问题的研究对深化圩区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一、清代皖江圩区自然灾害的概况及特点
安徽历史上是个多灾的地区，水灾、旱灾、虫灾、瘟疫等灾害时有发生，尤其是水旱频发。整个清代，皖江流域水旱灾害情况详见下表：
以上资料表明，皖江圩区水旱灾害非常频繁，而且水灾的发生尤其频繁。水灾会导致圩区圩埂被冲、禾苗被淹，极大破坏圩区的农业生产。
安徽水灾频发，大量的档案奏折、地方志以及文集对水灾有较为具体而详实地描绘。如雍正年间，安庆府属潜山县、宁国府属旌德县、泗州属盱眙县、滁州并所属来安、全椒县于六七月间骤雨水涨。洪水冲坍圩埂，沿江圩田无处泄水，低洼田禾被淹[2]。《丙午大水行》中描写到当涂水灾发生的悲惨场面：“田头屋，民之室，嗟嗟都在水中央。”[3]
当涂县吴立在《戊子大水行》中描述了当涂县大水冲破圩堤的情形，作者禁悲叹道：“君不见七年干旱九年涝，盛朝亦有灾祲告”，“忍闻我乡圩岸塌裂四三处，喧豗激射声□如万军摧樯掘屋。童叟耳，老妪挟儿啼欲死，大儿呼舟舟不来。邻家亦自携妻子，流离骨肉不相见。萍飘梗泛恍一片，可怜绝粒釜复沉。……百年世事仍循环。”[3]
南陵县俞篑成一生中经历过许多次大大小小的水灾，他在《道光三年水灾记》中写到：“圩乡之有水灾也，屡矣。余生于乾隆四十四年，四十九年即被水灾。时固幼冲，然亦有收成。厥后，嘉靖五年立秋三日破圩。……九年淹麦淹秧，以黄霉雨水过多，低圩竟成巨浸。……十有五年与二十年圩亦破，水势亦大。”此后，俞篑成又在《道光十一年水灾记》记载了道光三年、五年、八年、十年发生水灾：“道光三年之大水，余以为奇灾而作文以记之矣。而孰意五年之后，尤有大而奇者乎？八年五月初四日破圩，六月上旬自插之禾苗，继以旱干，又继之以虫伤，稻之收者寡矣。……不料十年之水，又大于八年之水。五月初几，自清弋江丁家坝漫冲而下，水直驾乎？圩堤之上而南埂沉矣，而八圩又被水灾矣。”[4]
旱灾是皖江圩区仅次下水灾的一种自然灾害。乾隆五十年(1785)，安徽省州县秋禾遭受旱灾的地方达59处[5]。光绪十四年(1888)十月，桐城、宿州、庐州、霍邱、东流、桐城、亳州、芜湖、舒城、宣城、当涂、无为等十七州县遭受水灾、旱灾、风灾、虫灾，收成仅是往年的一半[6]。
蝗虫之灾往往出现在旱灾以后，对圩区农业生产造成很大破坏。雍正二年(1724)闰四月，安徽巡抚李成龙奏报桐城、合肥、舒城、庐江、芜湖、当涂等处，间有蝻子萌发[7]。蝗虫漫延很快，致使虫灾发生范围较广。乾隆九年(1744)六月以来，庐州、凤阳、颍上三府，滁、泗二州各府属三十余州县卫出现蝗蝻[8]。风灾同样是皖江圩区一种严重的自然灾害。巢湖绵长约三百余里，宽广约一百余里。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三日午刻，陡起大风，巨浪飞来，二百余艘船只遭倾覆之灾[9]。同年，和州上游保大圩被洪水淹没后，当天东南风强劲，水借风势，又横扫了保大圩北部的大汤圩、老四圩、血梁圩[10]。
综观清代皖江圩区的自然灾害，不难发现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受灾面积较大。由于皖江流域圩区绵延相连，自然灾害发生时，往往少则几个州县，多则十几甚至二三十个州县圩区同时受灾。乾隆三十二年(1767)，怀宁、桐城、宿松、望江、贵池、东流、铜陵、当涂、芜湖、繁昌、无为、和州、含山十三州同时遭受水灾。道光三年，俞篑成在《道光三年水灾记》记载，南陵县除熊窦圩以外，无不破之圩；不破的圩亦沉于水底；已破之圩，更是一片汪洋。自徽州、宁国、池州、太平以至庐州、凤阳各府州县圩乡“莫不皆然。行舟者即从本地，扬帆直达于南京，无所阻碍矣”[4]。乾隆九年(1744)，庐州、凤阳、颍上三府，滁、泗二州各府属共计二三十余州县卫遭受蝗灾。
第二，受灾程度不同。地势高下不等，致使遭受水灾程度不同，地势较低处水灾严重，而地势略高处水灾较轻；灾后排涝条件小同，从而导致同一州县所受水灾轻重程度不同。乾隆九年(1744)九月，徽宁山区山洪暴发，宁国、贵池、东流、广德、青阳等州县因境内多山，或本地山水骤涨，或上游蛟水骤过，洪水消退较快，所受水灾并不严重；宣城、南陵、芜湖、繁昌等县却受到重灾，这是因为这几个县皆在宁国下流。同样，地势不同的圩区在灌溉条件不同所遭受旱灾不同。乾隆四十年(1775)，宁国府南陵县、池州府属贵池县、东流县、太平府属当涂、芜湖、繁昌三县、广德州、建平县遭受旱灾。沿江滨江的圩区，有水可引灌，受灾较轻。高阜山田引灌不到之处则造成一隅偏灾。
第三，水旱灾害交替发生。受季风影响显著，安徽省各地降雨不均，造成同一时期内一个地区组织抗洪抢险；另一个地区则动员抗旱；或同一地区在不同时节分别遭受水灾、旱灾。据《安徽省水旱灾害整理分析》，庐州府从顺治十四年到光绪二十一年水旱灾害交替发生[11]。又以太平府为例，顺治八年(1651)、顺治十一年(1654)、乾隆四十二年(1777)同时发生水旱灾害。光绪十五年(1889)，安徽三十余州县遭受水旱交乘，并且已历三年之久[12]。水旱灾害的交替发生无疑加剧了救灾的难度。
二、清代皖江圩区自然灾害的诱因
清代皖江圩区水旱灾害频发，虫灾瘟疫时有发生，这其中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类社会自身所造成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条：
首先，从气候因素上来看，皖江流域属于南北气候过渡带，季风盛行，降水量变化大，且年内分配极为不均，极易造成年内水灾与旱灾的交替发生。皖江圩区的降雨多集中于春秋以及初夏的梅雨，造成皖江流域大面积的洪涝灾害。江湖、湖水、河水的溢涨是导致沿江、沿湖、沿河圩区发生水灾的重要原因之一。四五月，宣城县山洪暴发，水势汹涌，导致一场大水患：“五六十万圩田堤防尽决，虽百有一二，力救未溃，中亦汇为巨浸，茫无疆界。”[13] 局部地区暴雨及下游壅堵或排水不畅，使圩区遭受较严重水灾。如舒城生齿日繁，山林垦荒渐多，河道堵塞，以致造成河流“下游愈壅塞，则上游愈溃决”[14]。
其次，从地形上看，皖江流域群山耸立。从山区发源的河流，枝杈纵横，流向长江。夏季汛期来临，山洪暴发往往会淹没地势低洼的圩田。南部徽宁山区是山洪易爆发区，而这往往会淹及下游圩区。康熙五十七年(1792)七月，徽宁二府山水骤发，淹及民田[15]。光绪十五年(1889)五月，安庆府大雨滂沱，山水下注，宿松、太湖、潜山、怀宁等县低洼圩区多遭漫溢。不同州县的圩区水涸速度的快慢不不同，这与位于长江上下游不同位置有关。由于江流渐向东，地势渐向下，归江之水愈多，江水消退就会较慢，水灾就会更严重。乾隆二十九年(1764)大水，安徽西部东流、望江洪水已消至将半，地势低洼的当涂、和州等处的洪水只消三分之一[16]
第三，从皖江水系上看，长江上游来水在时间上较为集中，水量较多，给圩区带来极大的冲击。光绪元年(1875)五月，江水漫过宿松县马家港的腾宗六号江堤，致使堤内低田受淹。另外，芜湖县东乡保丰圩、北乡卞家圩及外坝、两乡外坝、潜山县之长厚贞崇等堤坝被山水冲溃。以上六县之圩，广济及大官圩遭受水灾最为严重，圩内圩外一片汪洋。靠近江西、湖北的州县由于最先承纳上游来水，江潮冲击严重。乾隆四十八年春夏以来，江水日渐增长，沿江怀宁、桐城、宿松、望江、贵池、东流六县圩区遭受水灾。其中，宿松与湖北黄梅接壤，望江、东流与江西彭泽毗邻，这三县水灾较重，贵池、桐城、怀宁则次之[17]。
河道迂回曲折、水流不畅，河水就会冲出堤岸，使沿河圩区遭受水灾。来安县黑水河汇集滁州、全椒、来安三州县山溪，流向长江，水道迂洄曲折，河水易涨而难消。每遇山水暴发，就会造成来安七十二圩、滁州、全椒、江宁、江浦等县圩田的水灾。巢县境内贾塘塘水上涨，湖波震撼，周边圩田有顷刻溃决之险[18]。在长江南岸开挖水塘会使水流向北逼近，从而加剧水流对北岸的冲刷，使其面临崩溃危险，即“塘筑于南水，逼于北，遂阴啮圩岸，而易于崩溃，其为患与伏矶等”之说[19]。
第四，从人为因素上看，圩民的过度围湖垦田造成湖泊蓄水量的减少，使水无泄处，容易发生水灾。当涂路西湖中围湖成田，此圩建于湖中。汛期来临之际，此圩壅塞疏通之路。洪水不仅冲毁当涂五十四圩，又殃及宣城[3]。
圩塘边多是高塘湖堰，盛产鱼类。滨河居民为了渔利往往沿堤私自挖塘筑窖，以致阻断水流，使圩堤受到冲刷。当涂官圩圩民为在河中捕鱼，私布渔网，堵塞河道；傍埂脚挖鱼池，或挑淤泥粪，造成池日益深，埂日益陡，破坏圩堤。圩民在堤上放牧或公然搭圈堤畔，栖息家禽，堤坝被践踏后，一经骤雨，坝泥泻入沟池，致使圩堤松塌。池州濒河居民为捕鱼，在沿堤河底，私凿塘窖、排桩、筑埂，以致阻水决堤，损害商民舟楫之利。此外，獾獭、虫蚁、蚯蚓等动物穿凿圩堤，以堤为穴，使圩堤发生渗漏。如果不及时修防加固，则会酿成堤溃大祸。池州仁丰圩都埂遭到蚁穿蚓溜，渗漏如泉涌[19]。
三、自然灾害引发的圩区社会问题
自然灾害引发的社会问题首先表现在移民、流民的增加，威胁社会的安定。圩区自然灾害使圩民生活遭到很大破坏，特别是水灾，使圩田、民房被淹没，农作物被摧毁，圩民生活处于崩溃边缘。一些生活失去着落的圩民为了生存，自然会四处逃荒乞讨，形成流民。而流民势必会威胁所流经地办社会的安定。
圩区遭受水旱灾害，当地官府对灾民进行救济，易招致其它地区灾民的到来。康熙四十七年(1708)秋，望江两圩被冲破，又逢上大旱，引起饥荒。冬季，当地官府散仓谷救济，江南灾民闻讯而来[20]。宣统三年(1911)芜湖大水，知县朱祖坼和绅商汤善福、潘祖光、吴云姜志彬等筹捐办赈，散放铜圆、麦饼、山芋，引来沿江数以万计的灾民[21]。
为保存本地劳力，当地官府鼓励灾民留在本地；实在无力赈济灾民时，官府只得允许其暂时迁移到附近收成较好的地区。乾隆十八年(1753)夏，大水淹漫，一些灾民无地可栖，携家外出。经巡抚劝说，暂移高阜之地领赈度日。但时近寒冬，水势不能消退，灾民无家可归，有些外出逃荒。在这种情况下，官府只好允许灾民移到邻近丰收之地谋生。灾民所到之处，官府要妥善安置灾民，将其分散到城乡市镇暂住。具体采取措施如下：“对灾民要查明其籍贯姓名，一面移查原籍，以杜重冒；一面照例留养，免致失所；仍饬文武官员不时查点约束，毋令朋比为奸，滋扰良善。一俟灾地水退春暖，资送回籍，俾令安土耕田，各还本业。倘敢恃强生事，立拿严究，毋少始纵。于安插之内加防，即于防闲之中寓弹压。如此办理，则稽查严而灾民不至为匪，或亦安靖地方之一端也。”[22] 把灾民安插到本地民众之中，严加稽查，既保障其生活，又加强了对灾民的防范，使其不致滋扰生事，危害地方。
乾隆八年(1743)，灾民流入安徽各州县的人数少至数十人，多至数千人。官府为安排灾民制定了一套严密而有效的措施，以保证灾民得以过活。这些措施既包括本省对灾民的安置，“自应随地安插，勿致冻弊”，又包括对灾民原籍政府的要求。为了保证本地区的安定，安徽官府一般是于春初发给灾民口粮、路费，令其返回原籍。对灾民的安置也是区分对待，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对于已经佣工力作的流民，是采取随其自便的措施。对于有病之流民，派出医生为其医治。此外，安徽官府还考虑到灾民回籍后的生活困难，努力与灾民原籍当局协调，建议其提前做好房屋修葺以及救济口粮的发放等工作，以保障灾民生活有所依靠[23]。
第二种社会问题是受灾圩区抗粮、抢粮时有发生。皖江流域圩区面积较广，圩民按田纳赋。大水灾使圩区农业生产遭受很大破坏，圩民生计困难，难于按时完纳赋税，一些圩区就出现了圩民抗粮、抢粮行为，直接影响了当地政府的收入以及国家的税粮。池州府贵池县就发生了抗粮事件。贵池地势参差，塘田高冈不一。雨水偶多，塘田被淹；雨水偶缺，高冈失收。由于自然条件所限，贵池县民或求蠲免，或恳缓征。抗粮事件是贵池县民在张士如，生员吕垣等民众的带领下，向新任知州周璠呈递旱灾的呈词，并征得他的支持。但府县拒绝贵池县民的请求。经安徽巡抚徐本访问，一而将周璠撤回，一面饬令池州府确查是否遭旱。这引起贵池县民众的愤怒，百余名粮民各挑稻禾将县衙门堵住，吵闹叫嚷，往里横冲要夺回周璠，并扬言哄抢米店，以此恐吓衙门[24]。
迫于自然灾害，民众强借官粮、抗纳赋税闹事，导致官民关系紧张。康熙四十七年(1708)，安徽巡抚刘光美为此大伤脑筋，他认为：近日民风骄悍，遇事生端，毫无忌惮。夏雨水过多，田禾淹没。一些灾民便鼓动众人，向官民借谷。官府出借稍迟，“彼即辱官”。民不允借，“彼则抢民”，以致游予好闲之徒，团聚小船，口称灾民借禾，拥上客船，竟行抢夺[25]。
自然灾害引发的第三个圩区社会问题是粮价上涨。水灾过后，皖江圩区更易产生粮食短缺、米价昂贵现象。一些不良商贩趁机囤积粮食，抬高粮价，加剧粮食短缺和灾民生活的艰难。此外，清代湖广、江西圩田规模扩大，粮食生产发展快，并向皖江流域及其它地方进行粮食输出。湖广、江西粮食一旦减产，势必会减少对皖江圩区粮食的输出。湖广、江西粮食减产导致米价上扬。康熙年间，皖江地方丰收之年，不但本地有米，另有湖广、江西米船聚泊沿江镇市，彼此贩卖，到处流通。后来皖江圩区收成歉薄，湖广、江两客米又少，以致缺粮严重。乾隆二十年(1682)，安徽三十二州县卫遭受水灾，但仍有商贩收购粮食，贩卖到受灾更为严重的江浙。这加剧了圩区缺粮的严重，一些不受灾州县的粮价也被抬高[26]。为此，安徽官府采取严查关卡、禁止米粮出口以及缓征漕粮、截漕平粜等措施，以抑制米价、保障灾民生活。
总之，由于复杂多变的自然条件以及人为破坏水利设施的因素，造成清代皖江圩区灾害频仍，给圩区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严重影响了当地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
基金项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级科研课题(05LSYB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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