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第十二届明史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秦海滢/赵毅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02期
【原文出处】《东岳论丛》(济南)2007年6期第199～202页
【作者简介】秦海滢，赵毅，辽宁师范大学，辽宁 大连 116029
2007年8月21日至24日，由中国明史学会和辽宁师范大学主办的第十二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大连召开。本次研讨会共145名学者参加，其中美国、法国、韩国、新加坡各派代表10人，还有中国台湾地区代表12人。来自全国103所高校科研机构的学者共提交会议论文116篇，涉及明代政治、经济、思想与学术、历史人物、社会生活、典籍文献、宗教信仰、史学理论、考证等内容。从参会学者所提交的论文来看，在史料发掘、新论点的提出、基本问题和基本史实的进一步厘清等方面，都有不少新意。具体内容如下：
一、在史料的运用上，对以往不为学界所重视的文献，进行重新审视和整理研究。同时，在新史料的发掘上，也有新的突破
首先，以往一些不为学界所重视的史料得以重新发掘与运用。商传先生《读〈杨文骢诗文三种校注〉》，通过《杨文骢诗文三种校注》，结合南明士人所著史学与文学著述，对杨文骢进行公正评论，间接说明文本的性质与作者的倾向都会制约人们对历史人物的正确评价。黄桂兰《试窥〈千山诗集〉的明遗民心态》一文，利用收录了明末清初函可和尚与冰天诗社成员部分作品的《千山诗集》，说明以明末函可和尚为中心形成的南北交流的遗民群体，在国破家亡之际的艰难处境与共同的民族意识。陈支平《从〈新安蠹状〉所见的徽州条鞭资料》，以明人古之贤的《新安蠹状》为依据，论证明代中后期徽州各地推行一条鞭法的过程中，由于不良官吏的不当施法等因素使得不同地区有所变通，其中关于明代徽州社会外出经商者多造成粮长一职佥派不均，以及里长职责下降等问题的讨论，对梁方仲的粮长制度等内容有所补充。林丽月《善诗与好游：从方用彬看晚明商人的“文人化”问题》一文，根据《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一书收录书信，通过“丰干社”成员共同的经历，可以看出：方用彬及好友的好诗与好游，是商人争取其象征资本的积极作为，进而探讨晚明徽商及其弟子的“文人化”现象。秦海滢《明清淄川地区宗族祭祀形式与祭产管理》，运用田野调查获得的民间资料与史料结合，论述明清淄川宗族祭祀形式与发展变化，并分析这一意识形态背后的动机和实践，以及宗族的礼仪形式与地方社会的融入过程，同时对支持祭祀的祭田等公共族产的管理等问题予以深入探讨。
其次，除了关注新史料外，与会学者也注意对以往史料的价值作进一步的利用。阿风《明代徽州诉讼文书与明代社会》，透过徽州诉讼文书的形成过程与存在状态的讨论，使我们能从一个侧面了解该地社会变动与明代社会变迁的关系。邱仲麟《黑夜与妖眚——明代社会底层的物怪恐慌》，对15-17世纪频繁发生的妖眚事件作详细的统计，进一步考察下层百姓所采取的各种防范方式及官方的态度，反映了怪异现象与社会之间的互动。
再次，与会代表通过对史料的全面收集和细致的整理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关于明代时估制度研究，迄今无专文论述，高寿仙《明代时估制度初探》一文，则以朝廷的物料买办为中心，对明代时估制度的规范化过程加以考述，合理分析明代时估存在的意义与弊端。
此外，还有些学者运用史料加以考证，使得传统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和基本史实得以进一步厘清。思想文化方面，南炳文《朱舜水的实功实用思想及对待程朱陆王的态度》，针对有些学者认为朱舜水反对程朱陆王的研究结论有失准确的观点，本文以其学术思想提倡实功实用之说出发，论证朱舜水尊重程朱、对陆王则肯定与否定兼而有之的态度。赵轶峰《十七世纪中国政治、社会思想诉求的维度——对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一种新解读》，关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思想之倾向，中外学者各有卓见，而该文则从文本产生之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体制本身加以剖析，对该书之思想定位进行辨析，认为该书之政治社会诉求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开明的帝制农商社会。文化交流方面，学界传统认为明洪武初年中日关系的焦点是围绕倭寇问题所展开的，而牛建强《明洪武初期中日僧人间的文化交往——以日僧绝海中津为例》一文以日僧绝海中津为代表，分析自中世以来以僧人交往且采用法律、书法的表现形式成为洪武初年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促进了日本五山文化的发展和深入研究。庞乃明《试论晚明时代的“利玛窦现象”》，不仅仅停留在“利玛窦现象”的表现形式，而重在从晚明文献有关利马窦的记述和评赞入手，说明利马窦现象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实质推进阶段的标志。
当然，考证方面也有所突破。张德信《明顺天巡抚年表校补——〈明督抚年表〉校补之二》，整理《明代职官年表稿》中发现吴廷燮《明督抚年表》中的《顺天巡抚年表》一些问题，以《明实录》为对照，对任职时间、官职、缺载等64条予以校补。郭培贵《关于明代科举几个问题的辨正》，在多年潜心研究基础上，提出明代科举考试为五级体系、童生考试是入学考试而不属科考、科举并非必由学校、崇祯十三年“赐特用”与科举无直接关系等个人见解。伍跃《明代捐纳政策开始时间再考》，关于明代捐纳政策开始时间，学界大多认为是明景泰元年(1450)。本文则认为：正统初年为了筹措征伐麓川军费和用于赈灾救济的资金，开始实施捐纳政策，是国家财政日趋困境的一种救急措施。汪义正《日本是魏晋南北朝时代形成的一个移民国家》，通过日本古代史的资料与文献，从中日间“交通工具”海船问题出发，得出两个结论：一唐代遣唐船是日本学者虚构的，二日本是魏晋南北朝时代形成的一个移民国家。曹永年《翁万达削籍考——兼论庚戌城下之盟与明世宗的心态》，则从明世宗心态变化考证翁万达削籍原因。此外，还有朱文杰《是“吟风”而非“冷风”考述——点校本〈明儒学案〉勘误一则》、李志强《〈李自成家谱〉中的一世祖李彦是李延》、何歌劲《明建文帝朱允炆改名何必华落籍湘潭详考》等。
二、从研究内容来看，既有对传统问题的重新审视，也有对新论题的深入探索
其一、对传统问题的重新审视。
皇室教育方面，张明富《论明代宗学设置的原因》，关注明代宗学在明隆庆三年至万历四十六年广泛设置的原因，既有宗室教育机制的固有缺陷，又受到天顺以后王府官选用制度的蜕变、宗室犯罪率上升等外在因素的影响。此外，还有陈生玺《怎样读四书——张居正〈四书〉皇家读本前言》、王淑艳《张居正的〈帝鉴图说〉》。经济方面，吴大昕《明代的河泊所与渔课》，针对以往明代的鱼课研究集中在渔税之上的情况，则通过官员的活动重新审视渔业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同时，作者以福建为中心，与邱仲麟所谈浙江渔业对比，说明明中叶福建总鱼课并无减少，与浙江海禁和黄贡鱼冲突不同，而是地方官维持海禁政策、稽核有成及渔民补充性渔业所带来的繁荣。高中平《开中法细探》，认为明代晋商的崛起与势力范围的拓展与开中法实施和瓦解有直接关系。张民服、张鹏伟《试论清代中原经贸业的发展》，指出清代中原经贸业发展的同时，河南怀帮商人成为当时颇有影响力的地域性商帮。李为香《试析明末清初善书风行原因》，说明商品经济造成的道德缺失，使得善书传播形式多样化。中外交往方面，栾凡《明朝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宗藩关系》和高艳林《嘉靖时期中朝关系的新阶段》，认为中宗国坚持“至诚事大”的对华政策，促进了中朝一体化的形成。郭渊《夷夏之辨与明初的治边思想》一文，认为明初形成的“华必统夷”的理念和实践，是传统文化在对外交往过程中的积极表现。
其二、对传统观点的质疑。
1.军制司法研究。明代九边关乎明朝生死存亡，前人也多有研究，但本次研讨会也提出了一些新观点。胡凡《明代九边延绥镇形成考论》，总结并分析学术界对延绥镇形成时间的不一观点及原因，本文则注重从九边军镇实质即军事镇戍与征伐体系的形成与运作方面加以论证，认为延绥镇的形成当在明英宗正统前十年。张士尊《明代辽东都司与山东行省》一文中，从政治结构的角度，重新梳理辽东都司与山东行省之间的关系，即名义上，二者划入同一财政、行政和司法监察区内，但事实上，辽东都司一直是个独立的军政组织。
2.经济方面。前辈曾经研究涉及的某些学术问题，与会代表产生质疑并进行重新论证。针对过去的研究成果容易让人低估或误解明代中后期福建的矿业发展实情，唐立宗（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研究所）《明代福建制铁业发展的再思考》一文，与黄启臣、李伯重等前人研究对话，认为明中后期福建制铁业发展不如以往想象的急速下滑，而是发展快速影响到民间社会的常态秩序，包括了土著与移民之间的开发冲突、国家对通番的禁令政策等问题，并对何乔远《闽书》、黄承玄《盟鸥堂集》等记载中存在的问题予以更正。就农业而言，傅衣凌先生于1940年指出闽浙赣交界山区经济在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宋惠中《明清福建的作物分布与轮作制度——闽北、闽西地区为中心的讨论》对此又作了补充，讨论明清福建上四府的粮食作物分布及其轮作调整与发展，从中反映农作物的地域差异以及农业经济发展趋势。此外，傅衣凌先生还对苏州织工、江西陶工反封建斗争有一定研究，但日野康一郎《试谈明朝万历年间景德镇的民变》注重从社会史的角度，观察明末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人口流动，造成了本地民与移民之间的对立，以及官僚和宦官之间为争夺景德镇管辖权问题等两种因素激起了民变。
3.学术思想。以往思想史研究过多讨论学术观点，从本次会议上提交论文看，更关注思维过程与文本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区域社会之间的联系。吕士朋先生《晚明思想界学佛知儒的风气》一文在追溯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时，指出明代王阳明良知说及其弟子门人援佛入儒引起晚明思想界学佛知儒的风气，同时这种改变与政治形势演变亦有一定关系。张兆裕《贺钦之学与成化弘治间的学术》，认为贺钦虽以白沙为师，但在世界观、修养论上却较多继承了程朱的观点，此种现象体现了成化、弘治时期大多数学者共有的特点，即向往于新，而难以超拔于旧，在新旧之间辗转与探索的心理。江心力《明代荀学研究管窥》，认为明中后期由于学校与科举的弊端，使得以李贽、王廷相等为代表形成一股批判理学思想的潮流，荀学研究逐渐由衰微走向复兴，这就改变了明初学术陷入程朱理学一家之言的现象。
其三、对不同人物、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重新审视。
1.针对学界长期以来对张居正的美誉，毛佩琦《张居正改革，一个神话——为张居正正名》一文避开其道德问题，根据明代嘉隆万以及明亡历史事实，分析张居正考成法、一条鞭法、禁止书院讲学等主张都是在原有政治框架中的一种改良，虽能达到自己的行政目的，但却与当时社会经济、思想解放的潮流背道而驰。长期以来，学界缺乏对内阁阁权个案的研究，田澍《张璁与大礼内阁——明代阁权个案研究之二》一文，摆脱长期以来学界对嘉靖内阁混斗现象的简单描述，通过张璁屡罢屡召经过的论述，客观分析了张璁本人性格对其命运的决定作用，同时世宗皇帝面对复杂的权力斗争，利用行政手段化解阁臣矛盾的巧妙之处，突出了大礼议的政治功能，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嘉靖至隆万内阁特性及阁权变革复杂性的认识。
关于朱元璋研究，陈怀仁、夏玉润《从家庭文化的角度看朱元璋与他的养子们》一文，剖析朱元璋广收养子道义背后的功利性。此外，还有马社香《论朱元璋整饬吏治的措施和特点》、孙祥宽《朱元璋与龙兴寺》、马骊《反叛与天命——从社会运动理论上再析朱元璋等农民暴动与元朝的灭亡》。同时，其他人物的研究也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关注。
2.各阶层研究。复社研究近年来过多集中于文学史的范畴，忽略对实政思想的考察，张宪博《复社名士的变革思想——以陈子龙、方以智、侯方域为例》，则注重从政治方面，关注陈子龙、方以智、侯方域针对晚明社会皇权集中、重将权等问题的变革思想，考察复社这一社会集团的政治内涵，并借此探究明代衰亡的体制因素。王恩俊《复社与明末清初江南地区衿绅势力的盛衰》，以明末清初江南地区衿绅势力的盛衰为突破口，集中探讨衿绅阶层活动与复社行动理念和模式的关系，认为衿绅内部分层与清初的打击必然导致文人结社的衰落和致君泽民的理念流于形式。同样是晚明，不同群体会面临不同的命运安排和价值观的选择。赵献海《明后期士人在野经世研究—以林兆恩为个案》，以林兆恩作为明后期在野士人经世的个案，论述嘉靖时期士人群体热衷道学淡视科举之下，林兆恩经历了由显而隐到再从隐到显的转变过程，显示了科举制度在明代晚期的困境和王学思想对士人群体的影响，探讨中国古代士人经世途径的新选择，并揭示士人与国家关系逐渐疏离的相对趋势。针对晚明社会变迁与师道日落现象以及以往研究对塾师生计的概念化倾向，刘晓东《明代塾师“生计”及其治生观念的异变》一文注重分析塾师内部层次之差别与其生活状况的多样化特征，指出随着晚明社会的变迁，士人生计贫困化趋势的增强，不得不融合于“交征于利”的社会风气之中。
其四、研究者视野放宽，注意制度与实践相结合。
首先，以往的制度史研究，往往关注制度本身，而本次研讨会上，有些学者注重制度与实施结果的衔接问题。林金树《明清社会救助的理论与实践—来自朝廷和民间的资讯记录》，以明清时期朝廷和民间的一些资讯记录为依据，分别从国家救助理论和“贫富相资”论的主要内容及实践过程、社会效应等方面进行探讨，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明清时期社会救助的日益政治化使救助实践大打折扣。胡吉勋《洪武开科》，全面考察明初征举人才的举措和开科取士的曲折，并重点论证了洪武六年科举停罢缘于明初士人不乐仕进的心态和有司徵迫、太祖重在考察而不在重用的标准之间的冲突。军事法制是国家法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张金奎《明代卫所司法简论》一文，从法律上运用具体案例说明明代中后期卫所镇抚本身的弊病，加上行政系统法司向卫所不断渗透，使得卫所司法的独立性丧失，逐渐沦为行政系统的附庸，而这正是由明代文尊武卑的大格局所决定的。王雪华《从〈大诰〉看洪武朝胥吏问题》，通过《大诰》中的具体案例分析洪武朝胥吏的权重现象与朱元璋严惩胥吏手段存在一定距离。此外，还有肖立君《明代通政司浅探》、徐晓庄《明代的监察机构及其刑事司法职能》。经济方面，曹琳《明代商人商业经营原则与策略》，注重对商人经营原则与策略的实践研究。王波《明清时期淮盐走私的形式原因和治理》，对明清时期两淮食盐走私形式多样性和复杂性进行了考察。相关的研究还有范金民《贩番贩到死方休——明代后期的通番案》等。
其次，政治史研究开始转向文书运行的考察，柏桦《明代赐尚方宝剑制度》，在追溯尚方剑历史的基础上，论述明代万历年间该制度形成的经过和变化，进而点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原则，认为赐尚方宝剑制度是明王朝在迫不得已情况下的产物，反映出当时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君主的虚伪和无能。而王剑《密疏的非常制参与明代皇权的决策》，认为明代内阁体制下，密疏的非常制参与是专制皇权的必然要求，因为它充分体现了皇权决策的独断性、独立性和绝对性。钱茂伟《明朝的国家观念与国家体制——以〈通纪〉为中心的思考》，通过明中叶陈迪所著《通纪》对明朝政治演变史的记录，思考明代强国家弱社会的国家理论体系。祭祀与礼制研究，赵克生《国家礼制的地方回应：明代乡射礼的嬗变与兴废》一文，把国家礼制运作与地方社会结合，认为成化以后乡射礼虽在明代经历了“重射艺”到“重教化”的功能嬗变，但由于与科举缺乏联系，不被地方士人和地方官重视，出现了兴废无常的现象，这种嬗变反映了国家意志、地方态度与士人追求之间的冲突与妥协。李媛《弘治时期国家祀典厘正论》，从弘治初期士大夫面对国家祀典所处混乱局面，要求厘正，并由此引发了明中期国家祭祀体系在文化精神层面的重要变动问题入手，探讨影响国家祭祀体系的诸多因素及其蕴涵的文化精神理念，其结果由于受到时势、祖制与旧例以及弘治时期佛道政策等诸多因素影响，渐渐流于形式，反映了儒家民本政治哲学精神与非儒家信仰之间的内在冲突。
其五、宏观与微观论题结合。
赵中男《试述明代宫廷史的分期与特点》一文，以宫廷中各种势力间的相互关系，宫廷文化的发展变化，国家与宫廷的财政关系及其变化等内容为依据，从横向和纵向比较中分别论述明代不同时期错综复杂的宫廷史内容和特点。本文界定了宫廷史的范围和划分依据，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宫廷史研究的空缺。方志远《从“祀天”与“视朝”看明朝皇帝的勤政与疏懒》，“祀天”与“视朝”作为君主权威与合法化的象征，在明代体现了各朝帝王从勤政至疏懒的转变过程，本文认为这种转变一定程度上是被官僚集团认可并有意无意地加以推动的结果。张琏《明清帝王庙与历代帝王祭祀—兼谈帝王庙的时代意义》，注意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从明太祖以天命观为核心的祭祀思维与兴建帝王庙的措施谈起，回顾明代以前历代帝王祭祀模式的演变，直到清代帝王庙融文化、民族于一体，指出帝王庙祭祀的真正意义与时代意义。王丽梅《从十三陵神功圣德碑看皇位更替》一文，利用实物资料十三通十三陵神功圣德碑、碑文七篇，论述皇位更替时新君心理活动的复杂性。原祖杰《服饰与明代的社会转型》，从服饰文化变迁的角度探讨了明代社会关系的变化，展示商业环境下以正统文化为依托的国家权力与以财富为支持的平民阶层之间的力量角逐，体现了社会转型时期服饰所体现的文化象征意义。关于区域社会控制研究，罗晓翔《明代南京的坊厢与字铺：地方行政与城市社会》，认为明末南京社会秩序较为平静，得益于南京字铺作为城市中重要基层组织的重要性。通过对南京坊厢与字铺的组织形式，以及它们与各自行政主体间关系的比较，发现二者在城市事务管理以及培养城市居民的集体社会与政治意识方面有着极大的区别，揭示了地方行政与城市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行政框架之下城市基层组织运行的轨迹。
其六、区域性问题。
由于来自不同地区，与会代表在具体关注的问题上，也各有不同。李文君《明代蒙古右翼三万户中的畏兀慎部》，对明代蒙古右翼三万户瓜分及势力强弱与各自不同的发展经历，进行了较为全面而具体的描述。此外，还有肖瑞玲（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明代内蒙古西部地区短暂有限的开发》。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历史趋势及特点》，论述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由农耕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发展趋势，认为这种变迁是中国封建社会整体性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江南不同，其动力主要来自外部，即客观环境的改善和国家政策的导向。李绍强《明清时期山东民间信仰概述》，利用明清时期山东方志资料，对明清时期山东民间信仰进行分类研究，并指出其功利性、混乱性和娱乐性等特点。陈怡行《近代以来福州的城市火灾、火政与火神信仰》，在对近世以来福州火灾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分析的基础上，说明了政府、民众与火神信仰之间的互动。
此外，国外学者研究区域开始有所转移，在区域互动方面，郑炳喆《明末山东和辽东之间的人口流动》一文认为，明后期辽东社会屯田制的瓦解和大量白银的流入，促成了内地人以多种形式投奔辽东，辽军军政社会中的民间因素扩大。但是，随着辽东战祸的影响，辽东汉人又避难到山东和北直隶地区。这种频繁的人际往来和物质交流为康熙年间内地汉人尤其是山东人再次涌进辽东奠定了基础。佐滕文俊《清初土寨秩序的解体——以山东、河南为例》，关注明朝崩溃时期，山东、河南堡寨、山寨的形成过程。同时，在清初恢复过程中，采取寨首和寨民分离政策，土寨秩序的分散解体过程。
三、研究方法上看，研究的国际化和多样化，促进了明史相关领域研究的深入发展
首先，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带动了研究论题的拓展。以往学界往往从三司和督抚制度入手，认识明代省制特征，罗冬阳《明代地方政府中的道》一文，则从现代社会科学的视角，对道的分类与属性、省级职能的强化等整体考察，认为从属性上看，道的增设既予以地方足够的自主权而又保证了中央集权效率的提高，但府州县的权力相对集中，也带来了一些矛盾，从特征上看反映了明代官僚政治专业化和法制化的特点。以往学者对妈祖信仰与历史人物郑成功有过较多的论述，但高致华、黄心平、翁志生《明清时期的传说个案研究——妈祖信仰与郑成功信仰的交会》一文，运用历史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民间传说故事作为文本，通过福建泉州地区天后宫正殿前清代龙柱雕刻过程的传说个案，体现了妈祖信仰与郑成功信仰的交会，呈现历史人物神格化在基层社会信仰中的力量。
其次，专题研究带动了不同领域之间的交流，如以往学术史中对于学派的追溯，基本上是围绕着师承关系展开，对家族与阳明学派发展关系缺少研究，而陈时龙《明代安福三舍刘氏之讲学》一文，以安福三舍刘氏——刘邦采和刘文敏之家族作为明代中晚期靡然风从于阳明学的众多家族之一为代表，利用其家族族谱，重点考证并介绍刘晓开创的惜阴会对阳明学讲会在安福流行中的重要作用与影响，以及家族内刘邦采代表“悟性修命”之学、“克己见过”之说，一定程度上开启了阳学内部道德反思的取向，进而说明阳明学与家族结合之间的内在关系，使得家族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实现有机结合。值得关注的是，韦庆远先生虽年逾八十，但却以深沉丰厚的史学修养和深刻的洞察力，历十年之功，凝聚成约60万字的长篇小说《正德风云：荡子皇帝朱厚照别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深入细致地从建豹房、收义子等多个方面挖掘正德皇帝的心态特点和变迁动向，将史学、文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的方法融会贯通，具有通俗性和可读性特点。此外，赵毅《关于明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徐泓《台湾明史研究五十年》，分别对国内外和台湾地区明史研究现状作了一次全面的学术总结。
总之，本次会议所提交的论文，对明代政治、经济、学术思想史、明清易代、边疆史地、中外文化交流、宗教信仰、民族关系、区域社会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较为广泛、全面的讨论和评述。许多论文见解深刻，代表和反映了目前明史研究领域中的学术水平和最新观点，同时，还体现了史学研究的共同点，即学者在跨学科、多种方法论证论题的时候，仍以丰富、翔实的原始史料作为论证的基础，反映了学术传承与创新并存于史学研究中，为明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借鉴意义。^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02期
【原文出处】《东岳论丛》(济南)2007年6期第199～202页
【作者简介】秦海滢，赵毅，辽宁师范大学，辽宁 大连 116029
一、在史料的运用上，对以往不为学界所重视的文献，进行重新审视和整理研究。同时，在新史料的发掘上，也有新的突破
首先，以往一些不为学界所重视的史料得以重新发掘与运用。商传先生《读〈杨文骢诗文三种校注〉》，通过《杨文骢诗文三种校注》，结合南明士人所著史学与文学著述，对杨文骢进行公正评论，间接说明文本的性质与作者的倾向都会制约人们对历史人物的正确评价。黄桂兰《试窥〈千山诗集〉的明遗民心态》一文，利用收录了明末清初函可和尚与冰天诗社成员部分作品的《千山诗集》，说明以明末函可和尚为中心形成的南北交流的遗民群体，在国破家亡之际的艰难处境与共同的民族意识。陈支平《从〈新安蠹状〉所见的徽州条鞭资料》，以明人古之贤的《新安蠹状》为依据，论证明代中后期徽州各地推行一条鞭法的过程中，由于不良官吏的不当施法等因素使得不同地区有所变通，其中关于明代徽州社会外出经商者多造成粮长一职佥派不均，以及里长职责下降等问题的讨论，对梁方仲的粮长制度等内容有所补充。林丽月《善诗与好游：从方用彬看晚明商人的“文人化”问题》一文，根据《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一书收录书信，通过“丰干社”成员共同的经历，可以看出：方用彬及好友的好诗与好游，是商人争取其象征资本的积极作为，进而探讨晚明徽商及其弟子的“文人化”现象。秦海滢《明清淄川地区宗族祭祀形式与祭产管理》，运用田野调查获得的民间资料与史料结合，论述明清淄川宗族祭祀形式与发展变化，并分析这一意识形态背后的动机和实践，以及宗族的礼仪形式与地方社会的融入过程，同时对支持祭祀的祭田等公共族产的管理等问题予以深入探讨。
其次，除了关注新史料外，与会学者也注意对以往史料的价值作进一步的利用。阿风《明代徽州诉讼文书与明代社会》，透过徽州诉讼文书的形成过程与存在状态的讨论，使我们能从一个侧面了解该地社会变动与明代社会变迁的关系。邱仲麟《黑夜与妖眚——明代社会底层的物怪恐慌》，对15-17世纪频繁发生的妖眚事件作详细的统计，进一步考察下层百姓所采取的各种防范方式及官方的态度，反映了怪异现象与社会之间的互动。
再次，与会代表通过对史料的全面收集和细致的整理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关于明代时估制度研究，迄今无专文论述，高寿仙《明代时估制度初探》一文，则以朝廷的物料买办为中心，对明代时估制度的规范化过程加以考述，合理分析明代时估存在的意义与弊端。
此外，还有些学者运用史料加以考证，使得传统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和基本史实得以进一步厘清。思想文化方面，南炳文《朱舜水的实功实用思想及对待程朱陆王的态度》，针对有些学者认为朱舜水反对程朱陆王的研究结论有失准确的观点，本文以其学术思想提倡实功实用之说出发，论证朱舜水尊重程朱、对陆王则肯定与否定兼而有之的态度。赵轶峰《十七世纪中国政治、社会思想诉求的维度——对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一种新解读》，关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思想之倾向，中外学者各有卓见，而该文则从文本产生之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体制本身加以剖析，对该书之思想定位进行辨析，认为该书之政治社会诉求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开明的帝制农商社会。文化交流方面，学界传统认为明洪武初年中日关系的焦点是围绕倭寇问题所展开的，而牛建强《明洪武初期中日僧人间的文化交往——以日僧绝海中津为例》一文以日僧绝海中津为代表，分析自中世以来以僧人交往且采用法律、书法的表现形式成为洪武初年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促进了日本五山文化的发展和深入研究。庞乃明《试论晚明时代的“利玛窦现象”》，不仅仅停留在“利玛窦现象”的表现形式，而重在从晚明文献有关利马窦的记述和评赞入手，说明利马窦现象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实质推进阶段的标志。
当然，考证方面也有所突破。张德信《明顺天巡抚年表校补——〈明督抚年表〉校补之二》，整理《明代职官年表稿》中发现吴廷燮《明督抚年表》中的《顺天巡抚年表》一些问题，以《明实录》为对照，对任职时间、官职、缺载等64条予以校补。郭培贵《关于明代科举几个问题的辨正》，在多年潜心研究基础上，提出明代科举考试为五级体系、童生考试是入学考试而不属科考、科举并非必由学校、崇祯十三年“赐特用”与科举无直接关系等个人见解。伍跃《明代捐纳政策开始时间再考》，关于明代捐纳政策开始时间，学界大多认为是明景泰元年(1450)。本文则认为：正统初年为了筹措征伐麓川军费和用于赈灾救济的资金，开始实施捐纳政策，是国家财政日趋困境的一种救急措施。汪义正《日本是魏晋南北朝时代形成的一个移民国家》，通过日本古代史的资料与文献，从中日间“交通工具”海船问题出发，得出两个结论：一唐代遣唐船是日本学者虚构的，二日本是魏晋南北朝时代形成的一个移民国家。曹永年《翁万达削籍考——兼论庚戌城下之盟与明世宗的心态》，则从明世宗心态变化考证翁万达削籍原因。此外，还有朱文杰《是“吟风”而非“冷风”考述——点校本〈明儒学案〉勘误一则》、李志强《〈李自成家谱〉中的一世祖李彦是李延》、何歌劲《明建文帝朱允炆改名何必华落籍湘潭详考》等。
二、从研究内容来看，既有对传统问题的重新审视，也有对新论题的深入探索
其一、对传统问题的重新审视。
皇室教育方面，张明富《论明代宗学设置的原因》，关注明代宗学在明隆庆三年至万历四十六年广泛设置的原因，既有宗室教育机制的固有缺陷，又受到天顺以后王府官选用制度的蜕变、宗室犯罪率上升等外在因素的影响。此外，还有陈生玺《怎样读四书——张居正〈四书〉皇家读本前言》、王淑艳《张居正的〈帝鉴图说〉》。经济方面，吴大昕《明代的河泊所与渔课》，针对以往明代的鱼课研究集中在渔税之上的情况，则通过官员的活动重新审视渔业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同时，作者以福建为中心，与邱仲麟所谈浙江渔业对比，说明明中叶福建总鱼课并无减少，与浙江海禁和黄贡鱼冲突不同，而是地方官维持海禁政策、稽核有成及渔民补充性渔业所带来的繁荣。高中平《开中法细探》，认为明代晋商的崛起与势力范围的拓展与开中法实施和瓦解有直接关系。张民服、张鹏伟《试论清代中原经贸业的发展》，指出清代中原经贸业发展的同时，河南怀帮商人成为当时颇有影响力的地域性商帮。李为香《试析明末清初善书风行原因》，说明商品经济造成的道德缺失，使得善书传播形式多样化。中外交往方面，栾凡《明朝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宗藩关系》和高艳林《嘉靖时期中朝关系的新阶段》，认为中宗国坚持“至诚事大”的对华政策，促进了中朝一体化的形成。郭渊《夷夏之辨与明初的治边思想》一文，认为明初形成的“华必统夷”的理念和实践，是传统文化在对外交往过程中的积极表现。
其二、对传统观点的质疑。
1.军制司法研究。明代九边关乎明朝生死存亡，前人也多有研究，但本次研讨会也提出了一些新观点。胡凡《明代九边延绥镇形成考论》，总结并分析学术界对延绥镇形成时间的不一观点及原因，本文则注重从九边军镇实质即军事镇戍与征伐体系的形成与运作方面加以论证，认为延绥镇的形成当在明英宗正统前十年。张士尊《明代辽东都司与山东行省》一文中，从政治结构的角度，重新梳理辽东都司与山东行省之间的关系，即名义上，二者划入同一财政、行政和司法监察区内，但事实上，辽东都司一直是个独立的军政组织。
2.经济方面。前辈曾经研究涉及的某些学术问题，与会代表产生质疑并进行重新论证。针对过去的研究成果容易让人低估或误解明代中后期福建的矿业发展实情，唐立宗（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研究所）《明代福建制铁业发展的再思考》一文，与黄启臣、李伯重等前人研究对话，认为明中后期福建制铁业发展不如以往想象的急速下滑，而是发展快速影响到民间社会的常态秩序，包括了土著与移民之间的开发冲突、国家对通番的禁令政策等问题，并对何乔远《闽书》、黄承玄《盟鸥堂集》等记载中存在的问题予以更正。就农业而言，傅衣凌先生于1940年指出闽浙赣交界山区经济在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宋惠中《明清福建的作物分布与轮作制度——闽北、闽西地区为中心的讨论》对此又作了补充，讨论明清福建上四府的粮食作物分布及其轮作调整与发展，从中反映农作物的地域差异以及农业经济发展趋势。此外，傅衣凌先生还对苏州织工、江西陶工反封建斗争有一定研究，但日野康一郎《试谈明朝万历年间景德镇的民变》注重从社会史的角度，观察明末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人口流动，造成了本地民与移民之间的对立，以及官僚和宦官之间为争夺景德镇管辖权问题等两种因素激起了民变。
3.学术思想。以往思想史研究过多讨论学术观点，从本次会议上提交论文看，更关注思维过程与文本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区域社会之间的联系。吕士朋先生《晚明思想界学佛知儒的风气》一文在追溯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时，指出明代王阳明良知说及其弟子门人援佛入儒引起晚明思想界学佛知儒的风气，同时这种改变与政治形势演变亦有一定关系。张兆裕《贺钦之学与成化弘治间的学术》，认为贺钦虽以白沙为师，但在世界观、修养论上却较多继承了程朱的观点，此种现象体现了成化、弘治时期大多数学者共有的特点，即向往于新，而难以超拔于旧，在新旧之间辗转与探索的心理。江心力《明代荀学研究管窥》，认为明中后期由于学校与科举的弊端，使得以李贽、王廷相等为代表形成一股批判理学思想的潮流，荀学研究逐渐由衰微走向复兴，这就改变了明初学术陷入程朱理学一家之言的现象。
其三、对不同人物、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重新审视。
1.针对学界长期以来对张居正的美誉，毛佩琦《张居正改革，一个神话——为张居正正名》一文避开其道德问题，根据明代嘉隆万以及明亡历史事实，分析张居正考成法、一条鞭法、禁止书院讲学等主张都是在原有政治框架中的一种改良，虽能达到自己的行政目的，但却与当时社会经济、思想解放的潮流背道而驰。长期以来，学界缺乏对内阁阁权个案的研究，田澍《张璁与大礼内阁——明代阁权个案研究之二》一文，摆脱长期以来学界对嘉靖内阁混斗现象的简单描述，通过张璁屡罢屡召经过的论述，客观分析了张璁本人性格对其命运的决定作用，同时世宗皇帝面对复杂的权力斗争，利用行政手段化解阁臣矛盾的巧妙之处，突出了大礼议的政治功能，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嘉靖至隆万内阁特性及阁权变革复杂性的认识。
关于朱元璋研究，陈怀仁、夏玉润《从家庭文化的角度看朱元璋与他的养子们》一文，剖析朱元璋广收养子道义背后的功利性。此外，还有马社香《论朱元璋整饬吏治的措施和特点》、孙祥宽《朱元璋与龙兴寺》、马骊《反叛与天命——从社会运动理论上再析朱元璋等农民暴动与元朝的灭亡》。同时，其他人物的研究也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关注。
2.各阶层研究。复社研究近年来过多集中于文学史的范畴，忽略对实政思想的考察，张宪博《复社名士的变革思想——以陈子龙、方以智、侯方域为例》，则注重从政治方面，关注陈子龙、方以智、侯方域针对晚明社会皇权集中、重将权等问题的变革思想，考察复社这一社会集团的政治内涵，并借此探究明代衰亡的体制因素。王恩俊《复社与明末清初江南地区衿绅势力的盛衰》，以明末清初江南地区衿绅势力的盛衰为突破口，集中探讨衿绅阶层活动与复社行动理念和模式的关系，认为衿绅内部分层与清初的打击必然导致文人结社的衰落和致君泽民的理念流于形式。同样是晚明，不同群体会面临不同的命运安排和价值观的选择。赵献海《明后期士人在野经世研究—以林兆恩为个案》，以林兆恩作为明后期在野士人经世的个案，论述嘉靖时期士人群体热衷道学淡视科举之下，林兆恩经历了由显而隐到再从隐到显的转变过程，显示了科举制度在明代晚期的困境和王学思想对士人群体的影响，探讨中国古代士人经世途径的新选择，并揭示士人与国家关系逐渐疏离的相对趋势。针对晚明社会变迁与师道日落现象以及以往研究对塾师生计的概念化倾向，刘晓东《明代塾师“生计”及其治生观念的异变》一文注重分析塾师内部层次之差别与其生活状况的多样化特征，指出随着晚明社会的变迁，士人生计贫困化趋势的增强，不得不融合于“交征于利”的社会风气之中。
其四、研究者视野放宽，注意制度与实践相结合。
首先，以往的制度史研究，往往关注制度本身，而本次研讨会上，有些学者注重制度与实施结果的衔接问题。林金树《明清社会救助的理论与实践—来自朝廷和民间的资讯记录》，以明清时期朝廷和民间的一些资讯记录为依据，分别从国家救助理论和“贫富相资”论的主要内容及实践过程、社会效应等方面进行探讨，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明清时期社会救助的日益政治化使救助实践大打折扣。胡吉勋《洪武开科》，全面考察明初征举人才的举措和开科取士的曲折，并重点论证了洪武六年科举停罢缘于明初士人不乐仕进的心态和有司徵迫、太祖重在考察而不在重用的标准之间的冲突。军事法制是国家法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张金奎《明代卫所司法简论》一文，从法律上运用具体案例说明明代中后期卫所镇抚本身的弊病，加上行政系统法司向卫所不断渗透，使得卫所司法的独立性丧失，逐渐沦为行政系统的附庸，而这正是由明代文尊武卑的大格局所决定的。王雪华《从〈大诰〉看洪武朝胥吏问题》，通过《大诰》中的具体案例分析洪武朝胥吏的权重现象与朱元璋严惩胥吏手段存在一定距离。此外，还有肖立君《明代通政司浅探》、徐晓庄《明代的监察机构及其刑事司法职能》。经济方面，曹琳《明代商人商业经营原则与策略》，注重对商人经营原则与策略的实践研究。王波《明清时期淮盐走私的形式原因和治理》，对明清时期两淮食盐走私形式多样性和复杂性进行了考察。相关的研究还有范金民《贩番贩到死方休——明代后期的通番案》等。
其次，政治史研究开始转向文书运行的考察，柏桦《明代赐尚方宝剑制度》，在追溯尚方剑历史的基础上，论述明代万历年间该制度形成的经过和变化，进而点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原则，认为赐尚方宝剑制度是明王朝在迫不得已情况下的产物，反映出当时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君主的虚伪和无能。而王剑《密疏的非常制参与明代皇权的决策》，认为明代内阁体制下，密疏的非常制参与是专制皇权的必然要求，因为它充分体现了皇权决策的独断性、独立性和绝对性。钱茂伟《明朝的国家观念与国家体制——以〈通纪〉为中心的思考》，通过明中叶陈迪所著《通纪》对明朝政治演变史的记录，思考明代强国家弱社会的国家理论体系。祭祀与礼制研究，赵克生《国家礼制的地方回应：明代乡射礼的嬗变与兴废》一文，把国家礼制运作与地方社会结合，认为成化以后乡射礼虽在明代经历了“重射艺”到“重教化”的功能嬗变，但由于与科举缺乏联系，不被地方士人和地方官重视，出现了兴废无常的现象，这种嬗变反映了国家意志、地方态度与士人追求之间的冲突与妥协。李媛《弘治时期国家祀典厘正论》，从弘治初期士大夫面对国家祀典所处混乱局面，要求厘正，并由此引发了明中期国家祭祀体系在文化精神层面的重要变动问题入手，探讨影响国家祭祀体系的诸多因素及其蕴涵的文化精神理念，其结果由于受到时势、祖制与旧例以及弘治时期佛道政策等诸多因素影响，渐渐流于形式，反映了儒家民本政治哲学精神与非儒家信仰之间的内在冲突。
其五、宏观与微观论题结合。
赵中男《试述明代宫廷史的分期与特点》一文，以宫廷中各种势力间的相互关系，宫廷文化的发展变化，国家与宫廷的财政关系及其变化等内容为依据，从横向和纵向比较中分别论述明代不同时期错综复杂的宫廷史内容和特点。本文界定了宫廷史的范围和划分依据，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宫廷史研究的空缺。方志远《从“祀天”与“视朝”看明朝皇帝的勤政与疏懒》，“祀天”与“视朝”作为君主权威与合法化的象征，在明代体现了各朝帝王从勤政至疏懒的转变过程，本文认为这种转变一定程度上是被官僚集团认可并有意无意地加以推动的结果。张琏《明清帝王庙与历代帝王祭祀—兼谈帝王庙的时代意义》，注意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从明太祖以天命观为核心的祭祀思维与兴建帝王庙的措施谈起，回顾明代以前历代帝王祭祀模式的演变，直到清代帝王庙融文化、民族于一体，指出帝王庙祭祀的真正意义与时代意义。王丽梅《从十三陵神功圣德碑看皇位更替》一文，利用实物资料十三通十三陵神功圣德碑、碑文七篇，论述皇位更替时新君心理活动的复杂性。原祖杰《服饰与明代的社会转型》，从服饰文化变迁的角度探讨了明代社会关系的变化，展示商业环境下以正统文化为依托的国家权力与以财富为支持的平民阶层之间的力量角逐，体现了社会转型时期服饰所体现的文化象征意义。关于区域社会控制研究，罗晓翔《明代南京的坊厢与字铺：地方行政与城市社会》，认为明末南京社会秩序较为平静，得益于南京字铺作为城市中重要基层组织的重要性。通过对南京坊厢与字铺的组织形式，以及它们与各自行政主体间关系的比较，发现二者在城市事务管理以及培养城市居民的集体社会与政治意识方面有着极大的区别，揭示了地方行政与城市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行政框架之下城市基层组织运行的轨迹。
其六、区域性问题。
由于来自不同地区，与会代表在具体关注的问题上，也各有不同。李文君《明代蒙古右翼三万户中的畏兀慎部》，对明代蒙古右翼三万户瓜分及势力强弱与各自不同的发展经历，进行了较为全面而具体的描述。此外，还有肖瑞玲（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明代内蒙古西部地区短暂有限的开发》。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历史趋势及特点》，论述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由农耕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发展趋势，认为这种变迁是中国封建社会整体性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江南不同，其动力主要来自外部，即客观环境的改善和国家政策的导向。李绍强《明清时期山东民间信仰概述》，利用明清时期山东方志资料，对明清时期山东民间信仰进行分类研究，并指出其功利性、混乱性和娱乐性等特点。陈怡行《近代以来福州的城市火灾、火政与火神信仰》，在对近世以来福州火灾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分析的基础上，说明了政府、民众与火神信仰之间的互动。
此外，国外学者研究区域开始有所转移，在区域互动方面，郑炳喆《明末山东和辽东之间的人口流动》一文认为，明后期辽东社会屯田制的瓦解和大量白银的流入，促成了内地人以多种形式投奔辽东，辽军军政社会中的民间因素扩大。但是，随着辽东战祸的影响，辽东汉人又避难到山东和北直隶地区。这种频繁的人际往来和物质交流为康熙年间内地汉人尤其是山东人再次涌进辽东奠定了基础。佐滕文俊《清初土寨秩序的解体——以山东、河南为例》，关注明朝崩溃时期，山东、河南堡寨、山寨的形成过程。同时，在清初恢复过程中，采取寨首和寨民分离政策，土寨秩序的分散解体过程。
三、研究方法上看，研究的国际化和多样化，促进了明史相关领域研究的深入发展
首先，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带动了研究论题的拓展。以往学界往往从三司和督抚制度入手，认识明代省制特征，罗冬阳《明代地方政府中的道》一文，则从现代社会科学的视角，对道的分类与属性、省级职能的强化等整体考察，认为从属性上看，道的增设既予以地方足够的自主权而又保证了中央集权效率的提高，但府州县的权力相对集中，也带来了一些矛盾，从特征上看反映了明代官僚政治专业化和法制化的特点。以往学者对妈祖信仰与历史人物郑成功有过较多的论述，但高致华、黄心平、翁志生《明清时期的传说个案研究——妈祖信仰与郑成功信仰的交会》一文，运用历史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民间传说故事作为文本，通过福建泉州地区天后宫正殿前清代龙柱雕刻过程的传说个案，体现了妈祖信仰与郑成功信仰的交会，呈现历史人物神格化在基层社会信仰中的力量。
其次，专题研究带动了不同领域之间的交流，如以往学术史中对于学派的追溯，基本上是围绕着师承关系展开，对家族与阳明学派发展关系缺少研究，而陈时龙《明代安福三舍刘氏之讲学》一文，以安福三舍刘氏——刘邦采和刘文敏之家族作为明代中晚期靡然风从于阳明学的众多家族之一为代表，利用其家族族谱，重点考证并介绍刘晓开创的惜阴会对阳明学讲会在安福流行中的重要作用与影响，以及家族内刘邦采代表“悟性修命”之学、“克己见过”之说，一定程度上开启了阳学内部道德反思的取向，进而说明阳明学与家族结合之间的内在关系，使得家族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实现有机结合。值得关注的是，韦庆远先生虽年逾八十，但却以深沉丰厚的史学修养和深刻的洞察力，历十年之功，凝聚成约60万字的长篇小说《正德风云：荡子皇帝朱厚照别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深入细致地从建豹房、收义子等多个方面挖掘正德皇帝的心态特点和变迁动向，将史学、文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的方法融会贯通，具有通俗性和可读性特点。此外，赵毅《关于明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徐泓《台湾明史研究五十年》，分别对国内外和台湾地区明史研究现状作了一次全面的学术总结。
总之，本次会议所提交的论文，对明代政治、经济、学术思想史、明清易代、边疆史地、中外文化交流、宗教信仰、民族关系、区域社会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较为广泛、全面的讨论和评述。许多论文见解深刻，代表和反映了目前明史研究领域中的学术水平和最新观点，同时，还体现了史学研究的共同点，即学者在跨学科、多种方法论证论题的时候，仍以丰富、翔实的原始史料作为论证的基础，反映了学术传承与创新并存于史学研究中，为明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