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利玛窦传播西学的文化适应策略
——以《坤舆万国全图》为中心*
梅晓娟/周晓光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02期
【原文出处】《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芜湖)2007年6期第716～721页
【英文标题】Cultural Accommodation Strategy in Matteo Riccrs Transmission of Western Learning as Seen trom Analysts of Great Universal Geographic Map
Mei Xiao-juan, Zhou Xiao-gua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School of Sociolog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China)
【作者简介】梅晓娟(1974-)，女，安徽无为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生，研究方向：翻译史，词典学，安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周晓光(1964-)，男，江苏昆山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明清史，历史地理，徽学，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关 键 词】《坤舆万国全图》/利玛窦/西学传播/文化适应策略Great Universal Geographic Map/Matteo Ricci/transmission of Western learning/cultural accommodation strategy
中图分类号：G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07)06-0716-06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谈及中外学术交流时曾写道：“明未有一场大公案，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笔特书者，曰欧洲历算学之输入……要而言之，中国智识线和外国智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1]8-9梁氏所言之学术“大公案”，实指明末清初以天主教耶稣会士为主角的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西学东渐。这场持续两个世纪的学术交流活动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就是享有“西学东传第一师”美誉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利玛窦在华28年(1582-1610)间成功地将包括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制图学、伦理学、音韵学等在内的西学知识介绍至中国，并为随后浮槎东来的耶稣会士开辟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学术传教”路线。利玛窦传播的西学知识之所以能被明末士人接受，除了其内容多涉及中国人闻所未闻的新理念、新方法，顺应了明中后期要求社会变革的大潮这个原因之外，他所采用的适应中国知识阶层的心理需求、将西方科学知识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的“文化适应”策略也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曾为利玛窦赢得极高声誉的中文世界地图便是这一策略的集中体现。该图初版时名为《山海舆地全图》(1584)，后来又多次增补修订，图名也屡经变更，其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为1602年李之藻(1565-1630)在北京刻印的《坤舆万国全图》。本文拟在分析1936年禹贡学会影印的明万历三十年李之藻印《坤舆万国全图》复刻本[2]173-222的基础上，探讨利玛窦在传播西学过程中采用的文化适应策略。
一
利玛窦传播西学中的文化适应策略，是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奉行的适应性传教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教士面对国力强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高度发达的中华帝国时不得不采取的迂回妥协政策。16世纪中后期，当沙勿略(Francis Xavier,1506-1552)、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罗明坚(Michel Ruggieri,1543-1607)、利玛窦等早期耶稣会土试图将天主教传入中国时，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已有所发展，但工业革命尚未开始，“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3]169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加上长期以来的自我封闭政策，促生了中国人的文明优越感和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心理。“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4]181在这样的背景下，那种“一手拿着十字架，一手拿着宝剑”、崇尚强制皈依和同化的主流传教模式显然难以奏效，而以寻求共同性和互补性为原则、采取“适应”而不是“摧毁”中华文明的策略方为明智之举。
于是，经过沙勿略的初步酝酿，范礼安的具体谋划，罗明坚的最早实践，直至利玛窦集其大成，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和风俗的传教路线，便一环扣一环，一层深似一层的传承下来和基本形成了。作为这一路线的代表人物，深受基督教人文主义熏陶的利玛窦在瞿汝夔(1549-1612)的指点下，认识到“传道必须先获华人尊敬，以为最善之法莫如渐以学术收揽人心”，[5]32决意采取“学术传教”的方式，通过传播西学争取被视为帝国精英的知识阶层的认可和容纳，最终达到在中国发展天主教的目的。而要将西方学术思想移植到有着深厚历史传统和丰富文化遗产、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中国学术体系中，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以西政西、以中化中”[6]98，尊重和适应中国文化传统，根据中国知识阶层的思维习惯和承受能力，有选择地突出或者省略某些内容。
利玛窦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入了解和知识阶层心理的准确把握，为他在传播西学中采用文化适应策略提供了基础和保障。1584年9月13日，利玛窦来华仅两年之后，便已经在给西班牙税务司司长罗曼的信中“相当熟练地介绍了中国历史演变、地理位置、山川河流、行政区域、气候、物产、矿藏、税收、货币、贸易、科学技术，以及国家治理、皇室生活、官吏选拔、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内容”，[7]319并极力称赞中国的精神文明，认为其成就与欧洲不相上下。利玛窦去世前不久完成的那本震惊西方的《利玛窦中国札记》更显示出他已经完全融入中国主流社会，正如贵州巡抚郭子章在《坤舆万国全图》缩刻本(1604)序中所写的：“利子居中国久，夫夷而中国也，则中国人也”。[8]213
利玛窦潜心钻研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经典，他“凡我国书籍无不读，请先辈与订音释，请明于《四书》性理者解其大义，又请明于《六经》疏义者通其解说”，[9]35被士大夫们尊称为“西儒利氏”。[10]1581593年，利玛窦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并在致耶稣会总会长阿桂委瓦的信中对其赞誉有加：“四书所述的伦理犹如第二位塞尼加(Seneca)的作品，不次于古代罗马任何著名作家的作品”。[11]135“神学家与儒者”的身份使利玛窦得以广泛接触长期受儒家文化浸润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也因此能较为准确地把握知识阶层的心理需求。他们渴求西方科学新知，但又不希望外来文化以“打倒一切”的方式摧毁固有的学术架构。利玛窦在尊重中国文化传统的前提下传播西方科学知识，恰好可以满足他们在两种知识体系之间寻求平衡的心理取向。
二
《坤舆万国全图》一幅六张，由主图、附图和说明组成，主要取材于16世纪欧洲佛莱明学派制图学家的作品，包括麦克托(Gerard Mercator,1512-1594)、奥代理(Abraham Ortelius,1527-1598)、普朗修斯(Peter Plancius, 1552-1622)分别于1569年、1570年、1592年出版的世界地图。[12]323主图与西文原图一样采用椭圆投影法绘制，但却将中国从原图极东之处挪至中央，并画得十分详细精确，这显然是利玛窦为迎合中国人“天朝上邦”心理而作的巧妙变通。万历十一年(1583)利玛窦在肇庆教堂展出他从欧洲带来的世界地图时，中国人的世界地理意识还停留在中古水平，盛行的是罗洪先(1504-1564)根据元代制图家朱思本(1273-1333)《舆地图》增订重编的《广舆图》中传播的知识体系。“他们对整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一无所知。他们确乎也有与这幅相类似的地图，据说是表示整个世界，但他们的世界仅限于他们的十五个省，在它四周所绘出的海中，他们放置上几座小岛，取的是他们所曾听说的各个国家的名字。所有这些岛屿都加在一起还不如一个最小的中国省大。因为知识有限，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夸耀成整个世界，并把它叫做天下，意思是天底下的一切，也就不足为奇了”。[4]179-180这种观念在当时的士人中相当普遍，李之藻见到利玛窦世界地图前曾绘制过中国15省的精确地图，“这对他就意味着全世界”。[4]432教堂里挂着的写满国名的地图满足了知识阶层了解外部世界的渴求，但他们很快发现中国被置于偏东一隅而不是中央，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天下唯中国为中”的地理意识因此受到严重冲击。“他们认为这种想法和他们的大不一样，简直是不可能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它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上的地理概念”。[4]180
当知府王泮要求利玛窦绘制一幅中文世界地图时，利玛窦意识到要迎合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就必须对欧洲原图作适当变动。原图依照欧洲制图学传统，将穿过福岛(Fortunate Islands，今非洲西北岸外之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的本初子午线置于中央，中国则被挤到右边一个很不显眼的位置，而且画得非常简略。利玛窦苦心孤诣地“抹去了福岛的第一条子午线，在地图两边各留下一道边，”[4]180这样本初子午线就向左移动170度，中国正好出现在地图中央。利玛窦的做法满足了中国人惟我独尊的自大心理，为其后继者艾儒略（Julius Aleni,1582-1649，意大利耶稣会士）、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德国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比利时耶稣会士）等沿用。他还参阅《大明一统志》、《广舆图》、《古今形胜之图》、《地理人子须知》、《中国三大干龙总览之图》等中文地理图籍，结合亲身地理观察详细标注了中国的海岸线、山脉、水系、城市，[8]215其精密程度远非同时代的欧洲地图所能及。此外，他采用近代科学方法和仪器作实地测量，画出北京、南京、大同、广州、杭州、西安、太原、济南八大城市的经纬度。[13]5因此，《坤舆万国全图》的中国部分不仅比西文原图要翔实精确，对中国原图也有所补充。日本和朝鲜两国同属中国文化圈，利玛窦也参考中国地理图籍加以详细标注。利玛窦采取的这些“汉化”措施显然迎合了中国土人的口味，“这更符合他们的想法，使得他们十分高兴而且满意”。[4]181
三
《坤舆万国全图》主图中有不少或详或略的释文，主要介绍五大洲，即亚细亚（亚洲）、欧罗巴（欧洲）、利未亚（非洲）、南北亚墨利加（南北美洲）和墨蜡泥加（南极附近）以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景观物产、风土人情等。大部分释文译自普朗修斯1592年世界地图，[14]204注重科学性和严密性，但为了迎合中国人喜好地理传说的心理，也夹杂了少量颇具《山海经》风格的奇闻异说，如“其（指南亚墨利加州——笔者注）至南又有巴大温地方，其人长八尺①，故谓之长人国”。[2]202伯西儿国人“好食人肉，但食男不食女。”[2]202“矮人国条：国人男女长止尺余，五岁生子，八岁而老。常为鹳鹞所食，其人穴居以避。每侯夏三月，出怀其卵云。以羊为骑。”[2]210“女人国条：旧有此国，亦有男子，但多生男即杀之，今亦为男子所并，徒存其名耳。”[2]211
有关北地（即今西伯利亚）一带的记述，利玛窦则参考宋元之际著名史学家马端临(1254-1323)的《文献通考》，其中鬼国、牛蹄突厥、妪厥律、乌洛侯、区度寐、袜结子、北室韦七条更是直接抄录自《文献通考》，仅有个别文字上的出入。“鬼国条：其入夜游昼隐，身剥鹿皮为衣。耳、目、鼻与人同，而口在顶上。啖鹿及蛇。”[2]205可对应“鬼国……其国人夜游昼隐，身着浑剥鹿皮衣。眼、鼻、耳与中国人相同，口在顶上……啖鹿豕及蛇。”[15]卷348“牛蹄突厥条：人身牛足。水曰瓠
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澈底，常烧器消冰乃得饮。”[2]205对应“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徹（澈）底，常烧器销冰乃得饮。”[16]卷345“妪厥律条：地严寒，水出大鱼，又多黑、白、黄貂鼠。其人最勇。”[2]206对应“西北至裕库哷……地严寒，水出大鱼……又多黑、白、黄貂鼠皮……其人最勇，邻国不敢侵。”[15]卷345“乌洛侯条：上②下湿，多雾气而寒，人尚勇，不为奸窃。”[2]206对应“乌洛侯……其土下湿，多雾气而寒……人尚勇，不为奸窃。”[5]卷345“区度寐条：其人甚长而衣短。只有猪，无别畜。人轻捷，一跳三丈，又能浮水，覆水浸腰，与陆走不异。”[2]206对应“驱度寐……其人甚长而衣短……惟有猪，更无诸畜。人轻捷，一跳三丈余，又能立浮卧浮，履水浸腰，与陆走不异。”[16]卷347“袜结子条：其人□③首，披皮为衣，不鞍而骑，善射，遇人辄杀而生食其肉。其三面皆室韦。”[2]206对应“东北至韈劫子，其人髦首，被皮为衣，不鞍而騎，大弓长箭，尤善射，遇人辄杀而生食其肉……其国三面皆室韦。”[15]卷347“北室韦条：地多积雪，人骑木而行，以防坑陷。捕貂为业，衣鱼皮。”[2]206对应“北室韦……地多积雪，惧陷坑阱，骑木而行。俗皆捕貂为业，冠以狐貉，衣以鱼皮”[15]卷347。
欧洲人虽已于15世纪末开辟了西北新航路并发现美洲大陆，但东北新航路的探寻直到16世纪中期才开始。在《坤舆万国全图》的几部西文原图相继出版的16世纪末，欧洲人的探险历程尚未超出今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喀拉海地带[16]122，可以说16世纪的欧洲制图学者对西伯利亚这片辽阔的地理空间几乎一无所知。实际上，欧洲最早的西伯利亚地图直到1687年才由荷兰人维特森(Nicolas Witsen, 1641-1717)绘制完成[12]327。利玛窦参阅、甚至直接抄录《文献通考》中的相关记载，既可以解决西文原图缺乏相关描述的问题，又可以迎合中国人的世界地理观念，可谓一举两得，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在地图上“加上了新的注释，那更符合中国人的天才，也更适合于作者（利玛窦——笔者注）的意图”[4]180。
四
《坤舆万国全图》除主图外，还有说明和多张附图，主要介绍经纬度、赤道、南北极、五带等地理学知识，以及地圆说、日蚀月蚀、九重天说④等天文学知识。对其中占相当篇幅的天文学知识，台湾学者林东阳解释说：“在一本世界地图上，能够有这样多的天文学知识与方法的介绍是相当罕见的。……毫无疑问，利玛窦特别注重西方天文学方法的介绍应与当时中国人急需这方面的知识具有关联。我们知道明代士人不断向利玛窦请教天文数学的为数极多。利玛窦世界地图内容的选择便受到这个趋势的影响”。[12]352《坤舆万国全图》传播的天文新识中最具震撼力的显然是“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2]173的“地圆说”。利玛窦译绘世界地图前已经预料到地圆说对当时盛行的天圆地方说可能会造成冲击：“他们认为天是圆的，但地是平而方的……他们不能理解那种证实大地是球形、由陆地和海洋所构成的说法”，[4]180对中国传统文化了如指掌的他于是转向古代的“浑天说”寻求依据。利玛窦介绍地圆说时用了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地球“居天球之中，诚如鸡子，黄在青内”，这俨然就是张衡《浑天仪图注》中“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的翻版。[17]92利玛窦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寻章摘句、溯本求源的做法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明清时期的“西学东源说”，但从促进知识阶层对地圆说的接受这个角度来看却大有裨益。官方的《明史·天文志》就对地圆说作出如下评价：“浑天家言‘天包地如卵里黄’，则……地为浑圆，古人已言之矣。西洋之说，既不背于古，而有验于天，故表出之”[18]340。
即便如此，利玛窦依然担心地圆说会激起中国士人的抵触情绪，于是他对“天道曰圆，地道曰方”的儒家宇宙观作出巧妙解释：“有谓地为方者，乃语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语其形体也⑤”。[2]173这既可以表明对天圆地方说的否定态度，又能保存天朝大国子民的自尊心，在明末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和清初南怀仁的《坤舆图说》中依然得以沿用： “可见天圆地方乃语其动静之德，非以形论也”[19]1；“世谓天圆地方，此盖言其动静之义、方圆之理耳，非言其形也”[20]14。而对佛教以须弥山为中心的四大部洲观念，利玛窦却给予了正面攻讦：“释氏（佛教徒——笔者注）谓中国在南赡部洲，并计须弥山出入地数，其谬可知也”[2]175。对儒佛两家截然不同的态度，归其原因，在于利玛窦对中国知识阶层“崇儒贬佛”心理的准确把握，这与他接受瞿汝夔的建议，放弃僧人装束、改换儒服儒冠的动机几乎完全一致。
利玛窦对中国文化的适应或者说是妥协，还表现在对地图中诸多细节的处理上。他尽可能沿用中国古地志中已有的海外诸国名称，因此中国士人“看到许多地名和他们古代作家所取的名字完全一致，这时候他们承认那张地图确实表示世界的大小和形状”[4]181。此外，他还使用中国长度单位和时间概念，如“里”、“丈”、“尺”、“寸”、“午时”、“正一刻”等，以拉近与中国人的心理距离。同时，为了消解中国人因倭寇长期侵扰而产生的对域外来客的恐惧感，利玛窦故意把欧洲与中国之间的距离从“六万里”扩大到“八万里”。解释九重天说时，他也没有沿袭西方天文学中星座的概念，而是改用中国古已有之的28宿体系。
利玛窦译绘的世界地图刊行后虽然遭到守旧派的质疑和抨击，但其传播的糅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地理新意识还是吸引了明末一大批知识分子。仅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各种正统版本和摹刻本、仿刻本就达12种以上，商人和梓工为盈利而私刻的版本更是无法计算，创造了中国古代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8]210万历三十一年(1603)，身在北京的朝鲜天主教徒李应试根据《坤舆万国全图》制成八幅一张的《两仪玄览图》，后来被传至朝鲜和日本，扩大了利玛窦地图在中国文化圈的影响。世界地图的广泛传播固然得益于新知识、新理念本身的吸引力，但利玛窦采取的文化适应策略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由于不符合欧洲行之已久的世界地图绘制规则，《坤舆万国全图》将中国置于中央的做法曾受到西方制图界的批评。[8]216邹振环也谈到利玛窦将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距离扩大至八万里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这种迎合中国人盲目自尊自大的做法，这种似是而非的地理上的模糊数字，没有给中国带来一种真正科学意义上的‘世界意识’，而且助长了中国传统中原本不注重数字精确性的恶习”[13]5。以笔者愚见，如果结合利玛窦当时所处的特殊环境，这些批评都是有失公允的。比利时著名汉学家斯坦戴德（Nicolas Standaert,1959—，中文名钟鸣旦）说，“两种不同文化的接触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在初级阶段，一种文化只接纳那些或多或少符合它自己文化模式的新的因素……第二步才是接纳并不适应现有模式的东西。外来的思想很少有原封不动被接纳的情况，首先要根据源语文化加以剪裁和解释，新的解释可能和原意大有出入。但这通常是最终接纳或抵制的前提”[21]88。从这个角度看，利玛窦在西学传播过程中奉行的“和解”而非“对抗”[22]98的文化适应策略符合异质文化交流的规律，是特殊历史条件下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利玛窦传播西学时置中国文化于不顾，采取强制灌输的方式，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所描绘的西方“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接触”[23]196的情况可能不会发生，利玛窦将天主教传播到中国的梦想可能也会化为泡影。所幸的是历史不会重演，所有的可能都没有变成现实，利玛窦用对中华文明有保留的妥协，换得西方学术和宗教在中国的发展，也使他本人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收稿日期：2007-05-20
注释：
①明代长度单位“尺”有裁衣尺、量地尺、营造尺三种，其中裁衣尺最短，1尺合34厘米，8尺应为272厘米。
②此处的“上”可能是朱维铮书中的错误。根据其它文献综合分析，该字应为“土”。
③□表示该字空缺。
④日心说早在1543年就由哥白尼提出，但直到18世纪才被西方天文学界广泛接受。16世纪盛行的依然是亚里士多德—托勒密以地球为中心的同心水晶球式宇宙体系，即《坤舆万国全图》中介绍的九重天说。参见江晓原，“耶稣会士与哥白尼学说在华的传播”，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2年10月号，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204072g.htm。
⑤《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中“语”、“形”、“体”三字空缺，现参考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25页补全。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02期
【原文出处】《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芜湖)2007年6期第716～721页
【英文标题】Cultural Accommodation Strategy in Matteo Riccrs Transmission of Western Learning as Seen trom Analysts of Great Universal Geographic Map
Mei Xiao-juan, Zhou Xiao-gua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School of Sociolog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China)
【作者简介】梅晓娟(1974-)，女，安徽无为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生，研究方向：翻译史，词典学，安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周晓光(1964-)，男，江苏昆山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明清史，历史地理，徽学，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 【内容提要】 | 基于对《坤舆万国全图》的细致分析，探讨利玛窦在传播西学过程中采用的文化适应策略。这种将西方科学知识和中国本土文化融合的文化适应策略有助于知识阶层接受西学，从而间接地促进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 Based on the detailed analysis of Great Universal Geographic Map, discuss the cultural accommodation strategy Matteo Ricci adopted in the process of transmitting Western learning into China and point out that the cultural accommodation strategy, which emphasized the combina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and Chinese culture, contributed to the popularity of Western learning amo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refore, facilitated the development of Catholicism in China indirectly. |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谈及中外学术交流时曾写道：“明未有一场大公案，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笔特书者，曰欧洲历算学之输入……要而言之，中国智识线和外国智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1]8-9梁氏所言之学术“大公案”，实指明末清初以天主教耶稣会士为主角的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西学东渐。这场持续两个世纪的学术交流活动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就是享有“西学东传第一师”美誉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利玛窦在华28年(1582-1610)间成功地将包括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制图学、伦理学、音韵学等在内的西学知识介绍至中国，并为随后浮槎东来的耶稣会士开辟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学术传教”路线。利玛窦传播的西学知识之所以能被明末士人接受，除了其内容多涉及中国人闻所未闻的新理念、新方法，顺应了明中后期要求社会变革的大潮这个原因之外，他所采用的适应中国知识阶层的心理需求、将西方科学知识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的“文化适应”策略也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曾为利玛窦赢得极高声誉的中文世界地图便是这一策略的集中体现。该图初版时名为《山海舆地全图》(1584)，后来又多次增补修订，图名也屡经变更，其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为1602年李之藻(1565-1630)在北京刻印的《坤舆万国全图》。本文拟在分析1936年禹贡学会影印的明万历三十年李之藻印《坤舆万国全图》复刻本[2]173-222的基础上，探讨利玛窦在传播西学过程中采用的文化适应策略。
一
利玛窦传播西学中的文化适应策略，是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奉行的适应性传教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教士面对国力强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高度发达的中华帝国时不得不采取的迂回妥协政策。16世纪中后期，当沙勿略(Francis Xavier,1506-1552)、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罗明坚(Michel Ruggieri,1543-1607)、利玛窦等早期耶稣会土试图将天主教传入中国时，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已有所发展，但工业革命尚未开始，“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3]169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加上长期以来的自我封闭政策，促生了中国人的文明优越感和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心理。“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4]181在这样的背景下，那种“一手拿着十字架，一手拿着宝剑”、崇尚强制皈依和同化的主流传教模式显然难以奏效，而以寻求共同性和互补性为原则、采取“适应”而不是“摧毁”中华文明的策略方为明智之举。
于是，经过沙勿略的初步酝酿，范礼安的具体谋划，罗明坚的最早实践，直至利玛窦集其大成，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和风俗的传教路线，便一环扣一环，一层深似一层的传承下来和基本形成了。作为这一路线的代表人物，深受基督教人文主义熏陶的利玛窦在瞿汝夔(1549-1612)的指点下，认识到“传道必须先获华人尊敬，以为最善之法莫如渐以学术收揽人心”，[5]32决意采取“学术传教”的方式，通过传播西学争取被视为帝国精英的知识阶层的认可和容纳，最终达到在中国发展天主教的目的。而要将西方学术思想移植到有着深厚历史传统和丰富文化遗产、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中国学术体系中，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以西政西、以中化中”[6]98，尊重和适应中国文化传统，根据中国知识阶层的思维习惯和承受能力，有选择地突出或者省略某些内容。
利玛窦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入了解和知识阶层心理的准确把握，为他在传播西学中采用文化适应策略提供了基础和保障。1584年9月13日，利玛窦来华仅两年之后，便已经在给西班牙税务司司长罗曼的信中“相当熟练地介绍了中国历史演变、地理位置、山川河流、行政区域、气候、物产、矿藏、税收、货币、贸易、科学技术，以及国家治理、皇室生活、官吏选拔、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内容”，[7]319并极力称赞中国的精神文明，认为其成就与欧洲不相上下。利玛窦去世前不久完成的那本震惊西方的《利玛窦中国札记》更显示出他已经完全融入中国主流社会，正如贵州巡抚郭子章在《坤舆万国全图》缩刻本(1604)序中所写的：“利子居中国久，夫夷而中国也，则中国人也”。[8]213
利玛窦潜心钻研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经典，他“凡我国书籍无不读，请先辈与订音释，请明于《四书》性理者解其大义，又请明于《六经》疏义者通其解说”，[9]35被士大夫们尊称为“西儒利氏”。[10]1581593年，利玛窦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并在致耶稣会总会长阿桂委瓦的信中对其赞誉有加：“四书所述的伦理犹如第二位塞尼加(Seneca)的作品，不次于古代罗马任何著名作家的作品”。[11]135“神学家与儒者”的身份使利玛窦得以广泛接触长期受儒家文化浸润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也因此能较为准确地把握知识阶层的心理需求。他们渴求西方科学新知，但又不希望外来文化以“打倒一切”的方式摧毁固有的学术架构。利玛窦在尊重中国文化传统的前提下传播西方科学知识，恰好可以满足他们在两种知识体系之间寻求平衡的心理取向。
二
《坤舆万国全图》一幅六张，由主图、附图和说明组成，主要取材于16世纪欧洲佛莱明学派制图学家的作品，包括麦克托(Gerard Mercator,1512-1594)、奥代理(Abraham Ortelius,1527-1598)、普朗修斯(Peter Plancius, 1552-1622)分别于1569年、1570年、1592年出版的世界地图。[12]323主图与西文原图一样采用椭圆投影法绘制，但却将中国从原图极东之处挪至中央，并画得十分详细精确，这显然是利玛窦为迎合中国人“天朝上邦”心理而作的巧妙变通。万历十一年(1583)利玛窦在肇庆教堂展出他从欧洲带来的世界地图时，中国人的世界地理意识还停留在中古水平，盛行的是罗洪先(1504-1564)根据元代制图家朱思本(1273-1333)《舆地图》增订重编的《广舆图》中传播的知识体系。“他们对整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一无所知。他们确乎也有与这幅相类似的地图，据说是表示整个世界，但他们的世界仅限于他们的十五个省，在它四周所绘出的海中，他们放置上几座小岛，取的是他们所曾听说的各个国家的名字。所有这些岛屿都加在一起还不如一个最小的中国省大。因为知识有限，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夸耀成整个世界，并把它叫做天下，意思是天底下的一切，也就不足为奇了”。[4]179-180这种观念在当时的士人中相当普遍，李之藻见到利玛窦世界地图前曾绘制过中国15省的精确地图，“这对他就意味着全世界”。[4]432教堂里挂着的写满国名的地图满足了知识阶层了解外部世界的渴求，但他们很快发现中国被置于偏东一隅而不是中央，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天下唯中国为中”的地理意识因此受到严重冲击。“他们认为这种想法和他们的大不一样，简直是不可能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它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上的地理概念”。[4]180
当知府王泮要求利玛窦绘制一幅中文世界地图时，利玛窦意识到要迎合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就必须对欧洲原图作适当变动。原图依照欧洲制图学传统，将穿过福岛(Fortunate Islands，今非洲西北岸外之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的本初子午线置于中央，中国则被挤到右边一个很不显眼的位置，而且画得非常简略。利玛窦苦心孤诣地“抹去了福岛的第一条子午线，在地图两边各留下一道边，”[4]180这样本初子午线就向左移动170度，中国正好出现在地图中央。利玛窦的做法满足了中国人惟我独尊的自大心理，为其后继者艾儒略（Julius Aleni,1582-1649，意大利耶稣会士）、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德国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比利时耶稣会士）等沿用。他还参阅《大明一统志》、《广舆图》、《古今形胜之图》、《地理人子须知》、《中国三大干龙总览之图》等中文地理图籍，结合亲身地理观察详细标注了中国的海岸线、山脉、水系、城市，[8]215其精密程度远非同时代的欧洲地图所能及。此外，他采用近代科学方法和仪器作实地测量，画出北京、南京、大同、广州、杭州、西安、太原、济南八大城市的经纬度。[13]5因此，《坤舆万国全图》的中国部分不仅比西文原图要翔实精确，对中国原图也有所补充。日本和朝鲜两国同属中国文化圈，利玛窦也参考中国地理图籍加以详细标注。利玛窦采取的这些“汉化”措施显然迎合了中国土人的口味，“这更符合他们的想法，使得他们十分高兴而且满意”。[4]181
三
《坤舆万国全图》主图中有不少或详或略的释文，主要介绍五大洲，即亚细亚（亚洲）、欧罗巴（欧洲）、利未亚（非洲）、南北亚墨利加（南北美洲）和墨蜡泥加（南极附近）以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景观物产、风土人情等。大部分释文译自普朗修斯1592年世界地图，[14]204注重科学性和严密性，但为了迎合中国人喜好地理传说的心理，也夹杂了少量颇具《山海经》风格的奇闻异说，如“其（指南亚墨利加州——笔者注）至南又有巴大温地方，其人长八尺①，故谓之长人国”。[2]202伯西儿国人“好食人肉，但食男不食女。”[2]202“矮人国条：国人男女长止尺余，五岁生子，八岁而老。常为鹳鹞所食，其人穴居以避。每侯夏三月，出怀其卵云。以羊为骑。”[2]210“女人国条：旧有此国，亦有男子，但多生男即杀之，今亦为男子所并，徒存其名耳。”[2]211
有关北地（即今西伯利亚）一带的记述，利玛窦则参考宋元之际著名史学家马端临(1254-1323)的《文献通考》，其中鬼国、牛蹄突厥、妪厥律、乌洛侯、区度寐、袜结子、北室韦七条更是直接抄录自《文献通考》，仅有个别文字上的出入。“鬼国条：其入夜游昼隐，身剥鹿皮为衣。耳、目、鼻与人同，而口在顶上。啖鹿及蛇。”[2]205可对应“鬼国……其国人夜游昼隐，身着浑剥鹿皮衣。眼、鼻、耳与中国人相同，口在顶上……啖鹿豕及蛇。”[15]卷348“牛蹄突厥条：人身牛足。水曰瓠
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澈底，常烧器消冰乃得饮。”[2]205对应“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徹（澈）底，常烧器销冰乃得饮。”[16]卷345“妪厥律条：地严寒，水出大鱼，又多黑、白、黄貂鼠。其人最勇。”[2]206对应“西北至裕库哷……地严寒，水出大鱼……又多黑、白、黄貂鼠皮……其人最勇，邻国不敢侵。”[15]卷345“乌洛侯条：上②下湿，多雾气而寒，人尚勇，不为奸窃。”[2]206对应“乌洛侯……其土下湿，多雾气而寒……人尚勇，不为奸窃。”[5]卷345“区度寐条：其人甚长而衣短。只有猪，无别畜。人轻捷，一跳三丈，又能浮水，覆水浸腰，与陆走不异。”[2]206对应“驱度寐……其人甚长而衣短……惟有猪，更无诸畜。人轻捷，一跳三丈余，又能立浮卧浮，履水浸腰，与陆走不异。”[16]卷347“袜结子条：其人□③首，披皮为衣，不鞍而骑，善射，遇人辄杀而生食其肉。其三面皆室韦。”[2]206对应“东北至韈劫子，其人髦首，被皮为衣，不鞍而騎，大弓长箭，尤善射，遇人辄杀而生食其肉……其国三面皆室韦。”[15]卷347“北室韦条：地多积雪，人骑木而行，以防坑陷。捕貂为业，衣鱼皮。”[2]206对应“北室韦……地多积雪，惧陷坑阱，骑木而行。俗皆捕貂为业，冠以狐貉，衣以鱼皮”[15]卷347。欧洲人虽已于15世纪末开辟了西北新航路并发现美洲大陆，但东北新航路的探寻直到16世纪中期才开始。在《坤舆万国全图》的几部西文原图相继出版的16世纪末，欧洲人的探险历程尚未超出今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喀拉海地带[16]122，可以说16世纪的欧洲制图学者对西伯利亚这片辽阔的地理空间几乎一无所知。实际上，欧洲最早的西伯利亚地图直到1687年才由荷兰人维特森(Nicolas Witsen, 1641-1717)绘制完成[12]327。利玛窦参阅、甚至直接抄录《文献通考》中的相关记载，既可以解决西文原图缺乏相关描述的问题，又可以迎合中国人的世界地理观念，可谓一举两得，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在地图上“加上了新的注释，那更符合中国人的天才，也更适合于作者（利玛窦——笔者注）的意图”[4]180。
四
《坤舆万国全图》除主图外，还有说明和多张附图，主要介绍经纬度、赤道、南北极、五带等地理学知识，以及地圆说、日蚀月蚀、九重天说④等天文学知识。对其中占相当篇幅的天文学知识，台湾学者林东阳解释说：“在一本世界地图上，能够有这样多的天文学知识与方法的介绍是相当罕见的。……毫无疑问，利玛窦特别注重西方天文学方法的介绍应与当时中国人急需这方面的知识具有关联。我们知道明代士人不断向利玛窦请教天文数学的为数极多。利玛窦世界地图内容的选择便受到这个趋势的影响”。[12]352《坤舆万国全图》传播的天文新识中最具震撼力的显然是“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2]173的“地圆说”。利玛窦译绘世界地图前已经预料到地圆说对当时盛行的天圆地方说可能会造成冲击：“他们认为天是圆的，但地是平而方的……他们不能理解那种证实大地是球形、由陆地和海洋所构成的说法”，[4]180对中国传统文化了如指掌的他于是转向古代的“浑天说”寻求依据。利玛窦介绍地圆说时用了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地球“居天球之中，诚如鸡子，黄在青内”，这俨然就是张衡《浑天仪图注》中“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的翻版。[17]92利玛窦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寻章摘句、溯本求源的做法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明清时期的“西学东源说”，但从促进知识阶层对地圆说的接受这个角度来看却大有裨益。官方的《明史·天文志》就对地圆说作出如下评价：“浑天家言‘天包地如卵里黄’，则……地为浑圆，古人已言之矣。西洋之说，既不背于古，而有验于天，故表出之”[18]340。
即便如此，利玛窦依然担心地圆说会激起中国士人的抵触情绪，于是他对“天道曰圆，地道曰方”的儒家宇宙观作出巧妙解释：“有谓地为方者，乃语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语其形体也⑤”。[2]173这既可以表明对天圆地方说的否定态度，又能保存天朝大国子民的自尊心，在明末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和清初南怀仁的《坤舆图说》中依然得以沿用： “可见天圆地方乃语其动静之德，非以形论也”[19]1；“世谓天圆地方，此盖言其动静之义、方圆之理耳，非言其形也”[20]14。而对佛教以须弥山为中心的四大部洲观念，利玛窦却给予了正面攻讦：“释氏（佛教徒——笔者注）谓中国在南赡部洲，并计须弥山出入地数，其谬可知也”[2]175。对儒佛两家截然不同的态度，归其原因，在于利玛窦对中国知识阶层“崇儒贬佛”心理的准确把握，这与他接受瞿汝夔的建议，放弃僧人装束、改换儒服儒冠的动机几乎完全一致。
利玛窦对中国文化的适应或者说是妥协，还表现在对地图中诸多细节的处理上。他尽可能沿用中国古地志中已有的海外诸国名称，因此中国士人“看到许多地名和他们古代作家所取的名字完全一致，这时候他们承认那张地图确实表示世界的大小和形状”[4]181。此外，他还使用中国长度单位和时间概念，如“里”、“丈”、“尺”、“寸”、“午时”、“正一刻”等，以拉近与中国人的心理距离。同时，为了消解中国人因倭寇长期侵扰而产生的对域外来客的恐惧感，利玛窦故意把欧洲与中国之间的距离从“六万里”扩大到“八万里”。解释九重天说时，他也没有沿袭西方天文学中星座的概念，而是改用中国古已有之的28宿体系。
利玛窦译绘的世界地图刊行后虽然遭到守旧派的质疑和抨击，但其传播的糅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地理新意识还是吸引了明末一大批知识分子。仅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各种正统版本和摹刻本、仿刻本就达12种以上，商人和梓工为盈利而私刻的版本更是无法计算，创造了中国古代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8]210万历三十一年(1603)，身在北京的朝鲜天主教徒李应试根据《坤舆万国全图》制成八幅一张的《两仪玄览图》，后来被传至朝鲜和日本，扩大了利玛窦地图在中国文化圈的影响。世界地图的广泛传播固然得益于新知识、新理念本身的吸引力，但利玛窦采取的文化适应策略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由于不符合欧洲行之已久的世界地图绘制规则，《坤舆万国全图》将中国置于中央的做法曾受到西方制图界的批评。[8]216邹振环也谈到利玛窦将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距离扩大至八万里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这种迎合中国人盲目自尊自大的做法，这种似是而非的地理上的模糊数字，没有给中国带来一种真正科学意义上的‘世界意识’，而且助长了中国传统中原本不注重数字精确性的恶习”[13]5。以笔者愚见，如果结合利玛窦当时所处的特殊环境，这些批评都是有失公允的。比利时著名汉学家斯坦戴德（Nicolas Standaert,1959—，中文名钟鸣旦）说，“两种不同文化的接触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在初级阶段，一种文化只接纳那些或多或少符合它自己文化模式的新的因素……第二步才是接纳并不适应现有模式的东西。外来的思想很少有原封不动被接纳的情况，首先要根据源语文化加以剪裁和解释，新的解释可能和原意大有出入。但这通常是最终接纳或抵制的前提”[21]88。从这个角度看，利玛窦在西学传播过程中奉行的“和解”而非“对抗”[22]98的文化适应策略符合异质文化交流的规律，是特殊历史条件下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利玛窦传播西学时置中国文化于不顾，采取强制灌输的方式，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所描绘的西方“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接触”[23]196的情况可能不会发生，利玛窦将天主教传播到中国的梦想可能也会化为泡影。所幸的是历史不会重演，所有的可能都没有变成现实，利玛窦用对中华文明有保留的妥协，换得西方学术和宗教在中国的发展，也使他本人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收稿日期：2007-05-20
注释：
①明代长度单位“尺”有裁衣尺、量地尺、营造尺三种，其中裁衣尺最短，1尺合34厘米，8尺应为272厘米。
②此处的“上”可能是朱维铮书中的错误。根据其它文献综合分析，该字应为“土”。
③□表示该字空缺。
④日心说早在1543年就由哥白尼提出，但直到18世纪才被西方天文学界广泛接受。16世纪盛行的依然是亚里士多德—托勒密以地球为中心的同心水晶球式宇宙体系，即《坤舆万国全图》中介绍的九重天说。参见江晓原，“耶稣会士与哥白尼学说在华的传播”，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2年10月号，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204072g.htm。
⑤《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中“语”、“形”、“体”三字空缺，现参考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25页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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