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从河州事变看乾隆朝民变的政府对策
张佐良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02期
【原文出处】《学术研究》(广州)2007年11期第110～115页
【作者简介】张佐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北京 100102）。
【关 键 词】河州事变/元顿教/民变/政府对策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7)11-0110-06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甘肃元顿教首王伏林自称弥勒佛转世，倡言天下末劫，欲借召开龙华大会之机，取河州占省城，后遭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而失败。此案是有清一代西北地区由秘密宗教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民变。马西沙先生较早利用档案材料对河州事变作了描述。①清朝中央与地方官员在镇压河州事变的过程中，采取了许多有效的处置措施，迅速控制了局势。笔者将在分析这些具体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乾隆朝民变的政府对策。
一、王伏林及其元顿教
王伏林，乾隆五年（1740年）生，甘肃狄道州沙泥站红济桥人，曾出家为僧，后还俗。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王伏林来到河州，兴立元顿教，“因入教的人名单内系朱笔标的，又名红单教”，亦称“悄悄会”。教内有《十转经》、《弥勒真经》等宝卷，“说的都是古佛临凡，欲度有缘的话”。[1]教徒入教时，教主先传授三皈五戒，命其“每早吸日光三口，能避水火”。[2]王伏林自称弥勒佛转世，其母系五圣老母转世，其妹系观音老母转世，自己法力甚大，能点石成金，有避火的咒语，不怕刀兵水火，如拜他为师可以消灾延寿。为号召徒众，王伏林诡称其母“有件扫霞衣，凡投在他门下的，他把姓名写在衣上，待天上星辰全时，作起法来，将衣轮转，要何星附在何人身上，那星就会掉下来随在人身，那人得了星宿，就猛勇无敌，一切不怕”。[1]王伏林常住在河州教徒张志明家中。张志明向人宣称王伏林是弥勒佛转世，要度有缘人，入了他的教，日后有好处，并称“现在是末劫之时，从了教主王伏林，就遇劫不死”。[2]党日清、支文召等人或拜王伏林、或拜张志明为师相率入教，并在四处广为收徒。
王伏林在元顿教中建立了较为严密的组织系统：大教主、正教王：王伏林；二教主、北霸天、休乐王：张志明，系世界佛三教主；三教主、东霸天、迎春王：王九儿；四教主、西霸天、相继王：石忠信；南霸天、焰摩王：王得彦；军师：赫天祥；将军：王丙顺；八卦头领：坎卦党日清、艮卦王丙信、震卦沈显义、巽卦支文召等；金刚：党善宗、罗存法等；十二星：黄国其、王天宗、孔玉珠等；二十八宿：壁水狳何宗信、娄金狗罗常三、斗木獬王开住、角木蛟王和尚、女土蝠王桃花保等。尚未封全。
二、河州事变的经过
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初九日，二教主张志明将石忠信、支文召、王丙信、党曰清等人招到罗聚洪家商议起事计划，约于十一月十二日先派人到河州城里埋伏，夜间率众攻城，得了河州，十五日去抢兰州。后据教徒杨伏龙供称，其起事源于《十转经》宝卷中有“头一转在河州开荒下种”，教内又有“正月里，春花开，万寿宫里显道来”之说，“故此要在河州会集，先取了河州的印信，就往兰州坐万寿宫。到了万寿宫，现出当来佛，众人就扶他（王伏林）为首。”[2]张志明又令众人在乡里广造舆论，定于下月初四日起在白塔寺王家坡“同建龙华大会，救度众生，若有携带家口前来赴会的，功果圆满，点金赐予众人，全家都有好处”。[3]十一月初四日，王伏林、张志明、王九儿等在王家坡王丙信家竖起三幡，每日念经。“那些乡民听得活佛度世，都听信了，带了家小纷纷聚会，约有一千多人”。[4]王伏林命前来赴会的这些“有缘人”，都在衣服后领上挂一块白布作为记号，并吩咐按五方五色（东青，南赤，中黄，西白，北黑）各穿衣裤，如郝天祥“是北方，即穿黑裤”，[3]以为旗号。王伏林还派人在王家坡各巷口严密防守。初五日，甘肃河州知州杨赓飏闻知白塔寺有人结会竖旙念经，遂命令捕役前去查拿，并立即将情况报知陕甘总督勒尔谨。当日，教徒王存儿、王桃花等人在王家坡“各执刀棍拒捕，殴伤快役七人”。[5]初六日，杨伏龙带领所招教徒300余名到达王家坡。初七日，王伏林派石忠信、郝天祥等7人至河州城探听消息，旋被拿获，供出起事计划。杨伏龙等少数教徒人心里害怕，遂带家眷逃走。但大部分人只听各自教主的，仍留在王家坡。
陕甘总督勒尔谨于十一月初八日接到河州知州杨赓飚的禀报，“想系邪教滋事”，即派遣按察使李本等人前去查办。初九日，勒尔谨接杨赓飚续报王家坡教徒聚众殴差，认为事态严重，当日飞奏乾隆帝，并亲赴河州督办。在调齐兵力后，勒尔谨于十三日率领标兵300名，河州协属兵200名，以河州协副将西德布为前队，自己为后应，丑时出发，未时赶到王家坡。王伏林与张志明、王九儿等人披发伏剑，口中念诵咒语，其母亲、妹妹分执黑白二旗，率领二三百人，各拿朴刀、木棍、流星出村列队，拒敌官兵。王伏林对教徒们说，“你们不用害怕，年老的手执三炷香，口里叫天，自然有神灵保护；年少的持着木棍抵挡，我们都有法术，能避枪炮。[2]清兵施放鸟枪，王伏林等人全无畏惧。清军副将西德布见王伏林仗剑诵咒，遂一箭将王伏林射倒，督标马兵谢崇文上前“用刀砍毙”。[6]清军随后并力进攻，众教徒抵挡不住，躲进村内，将村门关闭。把总杨化禄用力将门推开，清军一拥而入。自“申时起至戍时正，将拒捕各犯或生擒，或杀死，立即完结”，教徒被“杀死四百四十四名口，生擒五百二十二名口”。[3]一时间王家坡尸横遍地，血流成河。王伏林、张志明、王九儿、王伏林之母、妹均在混战中被杀。整个事变自发现至平定，仅历时9天，且“一日之内，已将逆众就擒，渠魁歼殄”，乾隆帝称其“所办甚为妥速”。[7]（卷1045）
三、清政府的处置措施
（一）乾隆帝亲自制订处置方略。十一月十九日，初接陕甘总督勒尔谨关于河州事变的奏折，乾隆帝即有上谕：“内地民人，敢于设教聚众，并立有教主，竖旙占聚一村，入教者皆以白布为号，即与前此山东叛逆王伦无异”，[7]（卷1045）将河州事变定性为邪教谋反。随后，乾隆帝制订了详细的军事预案。他首先命近处之陕甘提督法灵阿，选带精兵星夜弛赴河州协助总督勒尔谨，并预做如下部署：如果勒尔谨到后，能将各犯尽数擒获，就通知法灵阿撤回；如果勒尔谨未能擒获案犯，法灵阿到后，仍然遭到顽抗，不能剋期完事，就一面由六百里弛奏朝廷，一面用六百里加紧印文，飞调三全宁夏驻防满洲兵1000名及索诺木策凌乌鲁木齐满洲兵2000名前去会剿。三全、索诺木策凌应在此前将马匹、器械、干粮等项迅速预备妥当，一得勒尔谨印文，即刻起行，带兵兼程前往，并将起程日期迅速奏闻。乾隆帝又考虑到法灵阿、三全办事虽极为认真，但从未经过战场历练，唯恐他们调度失宜，传谕带兵熟娴的固原镇总兵图钦保，接旨后即“由该处弛驿，迅赴河州，帮同法灵阿办理剿捕之事”。[7]（卷1045）由于勒尔谨行动迅速，及时控制了事态发展，使得乾隆帝此次部署未能实施。为安定人心，乾隆帝指示勒尔谨应当首先张贴布告晓谕民众，使其感激朝廷养育之恩，以协助官军擒捕教匪，并亲自拟定了一份安民告示。乾隆帝认为“如此办理，犯法者既决不待时，守法者必共相激劝，自更易于办理”。[7]（卷1045）为分化瓦解起事民众，乾隆帝称“胁从在内之人，有能各发天良，将此内正伙要犯，设法擒获，到官呈首者，不但可免尔等之罪，并当加以重赏，即或自知畏罪，豫行脱出，赴官呈首者，亦可稍减其罪”。他以为“如此晓谕百姓之后，或果能擒贼送官，尽行解散，其事更可速蒇，实为事半功倍”。[7]（卷1045）
（二）地方官员全力协同缉捕。案发之初，甘肃布政使发牌将河州境内有邪教聚众一案“党羽颇多，从其教者，衣领带白布一方”等基本案情通知各地。地方官闻风而动，迅速调拨兵役设卡缉拿。甘州府知府钟赓起在接获布政使书札后，即“飞饬各属会同营员多拨兵役随带器械，严行防范查拿”，并转呈陕甘提督法灵阿。十二日，法灵阿接报，“随即飞饬附近河州之凉州、西宁二镇属大小营堡一体选调壮健兵丁，执持器械，在于本境及分界要隘处所加意防范，留心物色，如遇领带白布及形迹可疑者，即行拿获押解地方官衙门审办，毋得稍有懈纵”，并于十一月十二日轻骑简从，自甘起程由庄浪、碾伯一路前赴河州，“沿途留心查访，如有自彼脱逃之人，即行严拿惩治。倘逆犯众多，该处官兵不敷应用，奴才即就近在于西宁、凉州二处飞调官兵，相机剿捕，务期匪犯不致漏网。”[8]
（三）对办案人员严明奖惩。因此案“歼毙贼渠，生擒余党，办理甚为妥速”，乾隆帝命将陕甘总督勒尔谨特旨“交部议叙，并赏给朝珠、荷包，以示嘉奖”。[9]对按察使李本、驿传道蒋全迪、河州协副将西德布及其余在事员弁如督标中营都司冯燝、前营守备孝顺阿、前营千总王一虎、河州协属右营把总朱迁系4人亦交部议叙。在奖赏办案有功官员的同时，清政府也依律明确相关人员的责任。此案起于乾隆三十八年，陕甘总督勒尔谨因“至今已届数载，臣毫无觉察，以致聚集多人始行查办，咎实难辞”，[10]自请责处。至于案发地河州，本应追究知州的责任，但因前任知州病故，而杨赓飚系原任碾伯县知县，刚于本年八月内到任，而十月即有此案，是以“止有功而无过”。[11]
（四）对案犯严加处置。乾隆帝以此案实为谋反，命令陕甘总督勒尔谨，“所有首伙各要犯，必须上紧弋获，尽法重治其罪，以示严惩”。在获知石忠信等人被拿吐供之后，他指示勒尔谨对陆续缉获的教众，随获随审，“不可稍存姑息”。[8]（卷1045）勒尔谨遵照乾隆帝的办案方针，除将重犯一律斩首外，其余人犯“俱系甫经入教，并未转纠，应从重发遣云贵等处烟瘴地方；其律应缘坐之家属查明解赴刑部；至不应缘坐之妇女或跟随夫男入教，或潜往该处烧香均属可恶，应一并发往云贵等省安插；其年未及岁之子女，听其携带”。[10]乾隆帝接报后，宣谕：“逆恶党类不值照常佥妻发配”。[11]勒尔谨遂将女犯、孩童改地发遣。王廷荣与同父异母弟王伏林，亦被处以斩监候。足见清政府统治的残酷无情。
四、乾隆朝民变的政府对策
乾隆朝初年，民变人数少，地域小，持续时间短，多在酝酿阶段或刚刚开始就被平息下去；乾隆朝中期民变和秘密会党、秘密宗教联系日益紧密，烈度不断增加；乾隆朝后期，由秘密社会发动的民变成为主流，规模日益增大。以乾隆帝为首的清政府在镇压民变的过程中，逐步制定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政府对策。
（一）加强基层社会控制。清初严禁民间私藏武器，特别是“鸟枪一项，禁例甚严”。[12]（卷104）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十月，受命镇压王伦起义的钦差大臣大学士舒赫德奏请查禁鸟枪，“如此则民间庶不致私藏火器，而藉可永杜事端”。[13]乾隆帝认为鸟枪这一“制胜要器”必须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民间断不宜演习多藏”，[14]以削弱民众抗拒官府的能力。通过查禁民间武器，清政府获得绝对的武器优势，增强了镇压民众反抗的威慑力。学习拳棒强身健体、抗暴自卫，此风民间由来已久。对此清朝统治者认为，民间“习之最恶者莫如纠众结合与学习拳棒二事。盖结会则羽翼有人，习拳则技勇足恃行凶，生事悉由于此”，[15]多次下令严禁。对于向习拳棒的少林寺僧徒，乾隆帝“恐少壮无赖学习滋事”，认为“亦应严禁，违者究治。”[7]（卷107）在他执政之初，即开始整饬僧道，颁给度牒，“岁岁稽查，减除造报”，[16]立法周详，防杜严密。保甲作为国家政权控制基层社会的一种有效手段和基本制度，被认为是“自古及今，消弭奸逆，安靖封疆，未有善于此者也”，[17]“诚久安长治之道也”。[18]乾隆帝严行保甲始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时因“马朝柱案内十余犯，悬缉数年，迄无一人弋获”，乾隆帝认为“此保甲不实力奉行之明验也”，谕令各督抚“嗣后务宜慎重遵行，不得仍前玩视”。[19]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王伦清水教案发，乾隆帝再次严令各省力行保甲。从相关史料来看，此次清查保甲行动持续数年之久，清朝当局首次将一些原先的三不管地带列入清查范围，并对各地的流寓之人也加大了稽查力度。[7]（卷977）宗族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的，祖先崇拜和族规的约束机制，使得宗族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历代统治者都注意利用宗族的力量辅助国家进行社会控制。乾隆初年，通过在“族长之外，设立族正、房长，官给印照，责令约束族丁”等规定，[7]（卷49）将族权政权紧密结合起来，强化地方统治。
（二）强化军队战斗力。军队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任务。军队的武力威慑是政府维持现存统治秩序的坚强后盾，乾隆帝一向高度重视军队的作用。即位之初，他就称“自古制治经邦之道，揆文必兼奋武，诚以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也。国家承平既久，武备营伍，最宜加意整顿”。[7]（卷18）乾隆帝在中后期不断加大军队建设力度。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王伦起事，为严明军纪，他谕令舒赫德将“首先倡逃之驻防绿营兵丁各十余人即正法示众”。[20]在河州事变中，乾隆帝发现“绿营鸟枪兵技艺不精”，遂命各省“将绿营鸟枪弁兵，实力训练，演习准头”，[7]（卷1046）以提高军队的实战能力。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以后，为有效镇压日益频繁的民众反抗运动，乾隆帝又令各地扩充军队。通过这些措施，军队的镇压力和威慑力在当时得到了切实强化。
（三）严厉镇压秘密社会。与秘密社会关系日趋密切是清代民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清中期以后，由秘密社会发动的民变呈现出数量多、规模大、增长快的特点。秘密社会作为民变有效组织手段的趋势日益明显。有鉴于此，清政府在制定民变的政府对策时，始终将秘密社会作为政府所要取谛和镇压的首要对象。在具体政治实践中，相关措施之完善，力度之强大，实所罕见。
清入关后，民间曾利用结盟来组织反清力量。该时期的结盟组织多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清政府将其视为危害统治的重要因素，予以严厉打击。乾隆帝继位后，一直沿用前朝定例。乾隆十三年（1748年）六月，江西巡抚开泰奏报江西建昌府宜黄县关帝会案，乾隆帝谕示其查办会党结盟案件的原则：“办理此等事件，首以镇静不扰为要，必赴机速而见事明，奸民一无漏网，无辜不致株连则得矣。若存息事之见，亦成酿祸之由，权其轻重，酌以宽严。”[21]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福建巡抚定长认为结会树党之恶习，“诚为一切奸宄不法之根源”，而现行律例中无“结会树党治罪之专条”，[22]奏请予以修订。后刑部定例，对结会树党者“不论人数多寡，审实将为首者照凶恶棍徒例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为从减一等，被诱入伙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各衙门兵丁胥役入伙者，照为首例问拟”。[23](P661)乾隆三十九年正月，乾隆帝因广东揭阳县年仅22岁的陈阿高纠众40余人歃血订盟结拜兄弟，仅判拟绞候，“殊觉颟顸失当”，“自当另定例条，以示创惩”。刑部寻奏：“凡异姓人，但有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者，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聚众至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拟绞立决，为从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其无歃血盟誓焚表事情，止序齿结拜弟兄，聚众至四十人之多，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年少居首，并非依齿序列，即属匪党巨魁，首犯拟绞立决，为从发极边烟瘴充军。如序齿结拜，数在四十人以下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及二十人，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为从各减一等。”[7]（卷951）此规定首次明确以人数多寡论罪行轻重，并着重突出了对不序齿结拜的判处，因为年少为首者在群体中极具号召力，其结盟具有更强的政治倾向，势必引起统治者的不安。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台湾林爽文起义爆发，乾隆帝下令追查天地会根源。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台湾彰化县张标、谢志复兴天地会，乾隆帝谕令“遇有台湾地方结会拜盟等案，似此情节重大者，均著加等治罪”。[24]
秘密宗教始于东汉张角五斗米道，明嘉靖、万历朝开始兴盛。秘密宗教主要流行于民间，其教义有别于正统宗教，内容驳杂，缺乏系统性，正统宗教将其称为“附佛法外道”、“邪教”。“邪教”一词也广为历朝封建统治者所引用。雍正帝指出，所谓邪教者，“大抵妄立名号，诳诱愚民，或巧作幻术，夜聚晓散，此等之人，党类繁多，踪迹诡秘，苟不绝其根株，必致蔓延日甚”。[12]（卷21）乾隆时期苏州巡抚陈大受将邪教描述为“非僧非道，并不出家，设立教名，哄诱愚顽持斋念佛，烧香膜拜，夜聚晓散”之组织。[25]清政府打击邪教的主要措施有：(1)严定刑律，取缔、镇压邪教。面对日趋活跃的邪教，清朝统治者“立法严以正之”，[26]《大清律例》在沿袭明律的基础上，对“禁止师巫邪术”律作了更加具体的规定，并加大了惩处力度。(2)制定查办邪教案的方针。乾隆帝认为地方官应于平时注意预防，消弭事端。办案中，要坚持“宽严得中，轻重合宜”的办案原则，督抚对于办案官员，要“随时留心查察，毋骫法以长奸，毋张皇以滋事，斯为宁谥地方之道”，[7]（卷343）处置案犯要彻底，“一有踪迹，务令绝其根株”。[7]（卷667）(3)对案件、案犯分类处理，区别对待。民间邪教众多，但类型不一，处置方法亦应有所不同。乾隆四年（1739年）十二月，湖广总督班第奏请对不同邪教案犯区别处理。如实系白莲教等邪教者，“自当严拿党羽按拟；如仅借名诓骗香钱，似应分别首从，酌量枷责完诘，交保约束；或系外来之人，递籍收管。被诱人等，免其深求，庶杜挠累”。[7]（卷107）(4)采用灵活多样的侦破手段。清朝当局在破获邪教过程中，绞尽脑汁，曾使用了派人到邪教中充当卧底等许多办法。如乾隆十一年（1746年），贵州总督张广泗派吕瑛打入邪教内部，最终成功破获了云南大乘教案。(5)严明在事官员奖惩制度。为督促官员实力查禁邪教，清政府规定将失察邪教地方官予以降调。乾隆十四年（1749年），吏部又加大对失察邪教官员的处罚力度，“嗣后除地方官给奸民告示例革职者，上司照例议处外，若地方例降一级调用者，上司罚俸一年，督抚罚俸六个月；地方官例降二级调用者，上司降一级留任，督抚罚俸九个月”。[7]（卷341）(6)加强对流徒案犯的管理。清政府对邪教案处理是相当严厉的，除首犯按律重治其罪外，即“情罪似乎稍轻，而有附助之形迹者，亦当充发，以散党羽”。[7]（卷270）(7)采取有效化导措施。清政府还希望通过案例宣传教育，减少邪教案的发生。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八月，河南巡抚叶存仁因“豫省民朴而愚，最易惑者莫甚于邪教，托于行善，动以获福。民不知为犯法之事，而转惜邪教陷于刑辟之人”，令地方官张贴禁邪告示，加强对民众的警示教育。(8)加重对旗人信教的惩处。盛京将军弘晌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的邪教大普查中，拿获信教“旗人二十八名”，[27]乾隆帝对此甚为恼怒，命将人犯“从重究治，不得仅照民人倡教之例问拟”。[7]（卷980）
（四）民变中的临变对策。清政府在对民变的镇压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一套比较周密且行之有效的临变对策。主要表现在：(1)建立民变的预防与快速反应机制。清政府历来注意防患于未然，并力图将民变扼杀于萌芽状态。所谓“与其查办于事后，不若豫防于临时也”。[7]（卷436）然而此种事情，“原不能保其必无”，乾隆帝认为对于各种民变的处理，“惟在各督抚于发觉之始，即责成属员严行根缉，俾无倖免，方足以消乱萌而儆奸慝。若查办稍踈，任其兔脱偷生，或致潜滋党类，则累及良民贻害地方，其所关系甚重”。[28]有许多民变是因为政府的取缔和抓捕激变而成的，对于此类案件，除了事先保密外，最重要的是提前做好预案，以应付突发事件。特别是要及时制定军事部署方案，迅速集结附近精锐部队，形成围剿之势。河州事变中乾隆帝所作的预案，就是一个相当周密的军事部署。(2)对案件定性并制定处理方针。乾隆帝对重大民变均从速定性，并从叛逆、谋反等高度严令地方官查拿。定性有利于地方官掌握查处力度，并能约束官员的办案行为，不致激化矛盾，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乾隆帝要求督抚大员在处置性质严重的民变时，“当镇静详慎”，[7]（卷666）分清轻重缓急，先搜捕要犯，并按罪行大小分别从重从快处理，避免案犯任意扳引攀扯，加重社会动荡。对于次要之犯要不动声色，待事件稍微平息后，再严行访查究办。(3)案发后的查拿措施。包括：及时将相关情况通报给相邻州县、省份，一体协查，以达到缩小案犯藏匿区域，迅速捕获逃犯的目的；督抚等高级官员亲临坐镇指挥，相机行事，一方面可以提高士气，一方面又可以避免贻误事机；在全面搜捕的同时，圈定重点区域与重点人群；许以自首，分化瓦解；发布告示，晓谕查拿案犯因由，并申明军纪，严禁扰民，安定人心；开列案犯年貌单，重金悬赏，遍处通缉；广布眼目，乔装密访；编查保甲，按册点验等。
（五）民变的善后措施。清政府通常在平息民变之后，分析引发案件的各种因素，并制定严密的善后对策，以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其主要对策有：(1)加强防范。在案发地疏于设防处添设汛隘，建立多级巡查制度，通过多级巡查，尽量避免或及早发觉异常情况；编查保甲；根据案发原因修订刑律，加重对特定犯罪的惩处力度；将“最易藏奸”的深山密岭勒石封禁；收缴民间武器。(2)安定民居，恢复社会生产。如舒赫德在平定王伦案后，拟定善后事宜六条：搜集流亡、酌给房价、酌给口粮、恳恩缓征、逆产入官、借给牛具。[29]这些措施在大乱之后，都能起到相当大的稳定社会的作用。(3)选调能吏充实地方。大的民变之后，往往人心不稳，经济凋敝，百业待兴，政府必须调用有才干的官员来完成社会复苏工作。(4)加强对流徒案犯的控制。流徒案犯往往对发配地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特别是秘密社会罪犯，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大秘密社会的传播速度和地域。遣发地“聚集匪类多人”，“本地之人，渐染恶习，有关风俗”。[7]（卷16）有鉴于此，乾隆帝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传谕地方，“毋令其彼此群集，勾结生事。如有不遵约束者，量其所犯轻重，随事查办，俾之共知凛畏，杜防未形。庶足以儆奸宄而资绥靖”。[7]（卷823）
五、小结
总体来说，乾隆朝的民变尚未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威胁，加之当时社会处在全盛时期，政府的控制能力和调节能力相对较强，社会处于比较安定的状态。以乾隆帝为首的封建统治者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和行政能力，其制定的一套相对系统而完备的政府对策，无论从当时的历史实际还是现在的研究角度来看，都起到了一定作用，使乾隆朝民变仅限于局部地区，多数被消弭在萌芽之中，或在极短时间内即被平定，从而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和清朝统治。后被白莲教大起义搞得焦头烂额的嘉庆帝曾说：“我皇考临御六十年，天威远震，武功十全，凡出师征讨，即荒徼部落，无不立奏荡平。若内地乱民，如王伦、田五等偶作不靖，不过数月之间，即就殄灭。从未有经历数年之久，糜饷至数千万两之多，而尚未蒇功者。”[30]（卷37）此言亦可佐证乾隆朝民变中政府对策的相对成功。鉴于清朝本身的制度原因，乾隆帝及其后继者无法消弭日趋严重的民变，他们所能做到的仅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民变的规模与影响。
注释：
①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69-671页。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02期
【原文出处】《学术研究》(广州)2007年11期第110～115页
【作者简介】张佐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北京 100102）。
| 【内容提要】 | 河州事变是有清一代西北地区由秘密宗教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民变。其反清政治意图明确，秘密宗教色彩浓厚，余波延及陕甘等省数十年，影响极为深远。本文主要依据原始档案材料对河州事变的具体经过和清政府的镇压措施进行了分析，并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了乾隆朝民变的各种政府对策。 |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甘肃元顿教首王伏林自称弥勒佛转世，倡言天下末劫，欲借召开龙华大会之机，取河州占省城，后遭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而失败。此案是有清一代西北地区由秘密宗教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民变。马西沙先生较早利用档案材料对河州事变作了描述。①清朝中央与地方官员在镇压河州事变的过程中，采取了许多有效的处置措施，迅速控制了局势。笔者将在分析这些具体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乾隆朝民变的政府对策。
一、王伏林及其元顿教
王伏林，乾隆五年（1740年）生，甘肃狄道州沙泥站红济桥人，曾出家为僧，后还俗。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王伏林来到河州，兴立元顿教，“因入教的人名单内系朱笔标的，又名红单教”，亦称“悄悄会”。教内有《十转经》、《弥勒真经》等宝卷，“说的都是古佛临凡，欲度有缘的话”。[1]教徒入教时，教主先传授三皈五戒，命其“每早吸日光三口，能避水火”。[2]王伏林自称弥勒佛转世，其母系五圣老母转世，其妹系观音老母转世，自己法力甚大，能点石成金，有避火的咒语，不怕刀兵水火，如拜他为师可以消灾延寿。为号召徒众，王伏林诡称其母“有件扫霞衣，凡投在他门下的，他把姓名写在衣上，待天上星辰全时，作起法来，将衣轮转，要何星附在何人身上，那星就会掉下来随在人身，那人得了星宿，就猛勇无敌，一切不怕”。[1]王伏林常住在河州教徒张志明家中。张志明向人宣称王伏林是弥勒佛转世，要度有缘人，入了他的教，日后有好处，并称“现在是末劫之时，从了教主王伏林，就遇劫不死”。[2]党日清、支文召等人或拜王伏林、或拜张志明为师相率入教，并在四处广为收徒。
王伏林在元顿教中建立了较为严密的组织系统：大教主、正教王：王伏林；二教主、北霸天、休乐王：张志明，系世界佛三教主；三教主、东霸天、迎春王：王九儿；四教主、西霸天、相继王：石忠信；南霸天、焰摩王：王得彦；军师：赫天祥；将军：王丙顺；八卦头领：坎卦党日清、艮卦王丙信、震卦沈显义、巽卦支文召等；金刚：党善宗、罗存法等；十二星：黄国其、王天宗、孔玉珠等；二十八宿：壁水狳何宗信、娄金狗罗常三、斗木獬王开住、角木蛟王和尚、女土蝠王桃花保等。尚未封全。
二、河州事变的经过
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初九日，二教主张志明将石忠信、支文召、王丙信、党曰清等人招到罗聚洪家商议起事计划，约于十一月十二日先派人到河州城里埋伏，夜间率众攻城，得了河州，十五日去抢兰州。后据教徒杨伏龙供称，其起事源于《十转经》宝卷中有“头一转在河州开荒下种”，教内又有“正月里，春花开，万寿宫里显道来”之说，“故此要在河州会集，先取了河州的印信，就往兰州坐万寿宫。到了万寿宫，现出当来佛，众人就扶他（王伏林）为首。”[2]张志明又令众人在乡里广造舆论，定于下月初四日起在白塔寺王家坡“同建龙华大会，救度众生，若有携带家口前来赴会的，功果圆满，点金赐予众人，全家都有好处”。[3]十一月初四日，王伏林、张志明、王九儿等在王家坡王丙信家竖起三幡，每日念经。“那些乡民听得活佛度世，都听信了，带了家小纷纷聚会，约有一千多人”。[4]王伏林命前来赴会的这些“有缘人”，都在衣服后领上挂一块白布作为记号，并吩咐按五方五色（东青，南赤，中黄，西白，北黑）各穿衣裤，如郝天祥“是北方，即穿黑裤”，[3]以为旗号。王伏林还派人在王家坡各巷口严密防守。初五日，甘肃河州知州杨赓飏闻知白塔寺有人结会竖旙念经，遂命令捕役前去查拿，并立即将情况报知陕甘总督勒尔谨。当日，教徒王存儿、王桃花等人在王家坡“各执刀棍拒捕，殴伤快役七人”。[5]初六日，杨伏龙带领所招教徒300余名到达王家坡。初七日，王伏林派石忠信、郝天祥等7人至河州城探听消息，旋被拿获，供出起事计划。杨伏龙等少数教徒人心里害怕，遂带家眷逃走。但大部分人只听各自教主的，仍留在王家坡。
陕甘总督勒尔谨于十一月初八日接到河州知州杨赓飚的禀报，“想系邪教滋事”，即派遣按察使李本等人前去查办。初九日，勒尔谨接杨赓飚续报王家坡教徒聚众殴差，认为事态严重，当日飞奏乾隆帝，并亲赴河州督办。在调齐兵力后，勒尔谨于十三日率领标兵300名，河州协属兵200名，以河州协副将西德布为前队，自己为后应，丑时出发，未时赶到王家坡。王伏林与张志明、王九儿等人披发伏剑，口中念诵咒语，其母亲、妹妹分执黑白二旗，率领二三百人，各拿朴刀、木棍、流星出村列队，拒敌官兵。王伏林对教徒们说，“你们不用害怕，年老的手执三炷香，口里叫天，自然有神灵保护；年少的持着木棍抵挡，我们都有法术，能避枪炮。[2]清兵施放鸟枪，王伏林等人全无畏惧。清军副将西德布见王伏林仗剑诵咒，遂一箭将王伏林射倒，督标马兵谢崇文上前“用刀砍毙”。[6]清军随后并力进攻，众教徒抵挡不住，躲进村内，将村门关闭。把总杨化禄用力将门推开，清军一拥而入。自“申时起至戍时正，将拒捕各犯或生擒，或杀死，立即完结”，教徒被“杀死四百四十四名口，生擒五百二十二名口”。[3]一时间王家坡尸横遍地，血流成河。王伏林、张志明、王九儿、王伏林之母、妹均在混战中被杀。整个事变自发现至平定，仅历时9天，且“一日之内，已将逆众就擒，渠魁歼殄”，乾隆帝称其“所办甚为妥速”。[7]（卷1045）
三、清政府的处置措施
（一）乾隆帝亲自制订处置方略。十一月十九日，初接陕甘总督勒尔谨关于河州事变的奏折，乾隆帝即有上谕：“内地民人，敢于设教聚众，并立有教主，竖旙占聚一村，入教者皆以白布为号，即与前此山东叛逆王伦无异”，[7]（卷1045）将河州事变定性为邪教谋反。随后，乾隆帝制订了详细的军事预案。他首先命近处之陕甘提督法灵阿，选带精兵星夜弛赴河州协助总督勒尔谨，并预做如下部署：如果勒尔谨到后，能将各犯尽数擒获，就通知法灵阿撤回；如果勒尔谨未能擒获案犯，法灵阿到后，仍然遭到顽抗，不能剋期完事，就一面由六百里弛奏朝廷，一面用六百里加紧印文，飞调三全宁夏驻防满洲兵1000名及索诺木策凌乌鲁木齐满洲兵2000名前去会剿。三全、索诺木策凌应在此前将马匹、器械、干粮等项迅速预备妥当，一得勒尔谨印文，即刻起行，带兵兼程前往，并将起程日期迅速奏闻。乾隆帝又考虑到法灵阿、三全办事虽极为认真，但从未经过战场历练，唯恐他们调度失宜，传谕带兵熟娴的固原镇总兵图钦保，接旨后即“由该处弛驿，迅赴河州，帮同法灵阿办理剿捕之事”。[7]（卷1045）由于勒尔谨行动迅速，及时控制了事态发展，使得乾隆帝此次部署未能实施。为安定人心，乾隆帝指示勒尔谨应当首先张贴布告晓谕民众，使其感激朝廷养育之恩，以协助官军擒捕教匪，并亲自拟定了一份安民告示。乾隆帝认为“如此办理，犯法者既决不待时，守法者必共相激劝，自更易于办理”。[7]（卷1045）为分化瓦解起事民众，乾隆帝称“胁从在内之人，有能各发天良，将此内正伙要犯，设法擒获，到官呈首者，不但可免尔等之罪，并当加以重赏，即或自知畏罪，豫行脱出，赴官呈首者，亦可稍减其罪”。他以为“如此晓谕百姓之后，或果能擒贼送官，尽行解散，其事更可速蒇，实为事半功倍”。[7]（卷1045）
（二）地方官员全力协同缉捕。案发之初，甘肃布政使发牌将河州境内有邪教聚众一案“党羽颇多，从其教者，衣领带白布一方”等基本案情通知各地。地方官闻风而动，迅速调拨兵役设卡缉拿。甘州府知府钟赓起在接获布政使书札后，即“飞饬各属会同营员多拨兵役随带器械，严行防范查拿”，并转呈陕甘提督法灵阿。十二日，法灵阿接报，“随即飞饬附近河州之凉州、西宁二镇属大小营堡一体选调壮健兵丁，执持器械，在于本境及分界要隘处所加意防范，留心物色，如遇领带白布及形迹可疑者，即行拿获押解地方官衙门审办，毋得稍有懈纵”，并于十一月十二日轻骑简从，自甘起程由庄浪、碾伯一路前赴河州，“沿途留心查访，如有自彼脱逃之人，即行严拿惩治。倘逆犯众多，该处官兵不敷应用，奴才即就近在于西宁、凉州二处飞调官兵，相机剿捕，务期匪犯不致漏网。”[8]
（三）对办案人员严明奖惩。因此案“歼毙贼渠，生擒余党，办理甚为妥速”，乾隆帝命将陕甘总督勒尔谨特旨“交部议叙，并赏给朝珠、荷包，以示嘉奖”。[9]对按察使李本、驿传道蒋全迪、河州协副将西德布及其余在事员弁如督标中营都司冯燝、前营守备孝顺阿、前营千总王一虎、河州协属右营把总朱迁系4人亦交部议叙。在奖赏办案有功官员的同时，清政府也依律明确相关人员的责任。此案起于乾隆三十八年，陕甘总督勒尔谨因“至今已届数载，臣毫无觉察，以致聚集多人始行查办，咎实难辞”，[10]自请责处。至于案发地河州，本应追究知州的责任，但因前任知州病故，而杨赓飚系原任碾伯县知县，刚于本年八月内到任，而十月即有此案，是以“止有功而无过”。[11]
（四）对案犯严加处置。乾隆帝以此案实为谋反，命令陕甘总督勒尔谨，“所有首伙各要犯，必须上紧弋获，尽法重治其罪，以示严惩”。在获知石忠信等人被拿吐供之后，他指示勒尔谨对陆续缉获的教众，随获随审，“不可稍存姑息”。[8]（卷1045）勒尔谨遵照乾隆帝的办案方针，除将重犯一律斩首外，其余人犯“俱系甫经入教，并未转纠，应从重发遣云贵等处烟瘴地方；其律应缘坐之家属查明解赴刑部；至不应缘坐之妇女或跟随夫男入教，或潜往该处烧香均属可恶，应一并发往云贵等省安插；其年未及岁之子女，听其携带”。[10]乾隆帝接报后，宣谕：“逆恶党类不值照常佥妻发配”。[11]勒尔谨遂将女犯、孩童改地发遣。王廷荣与同父异母弟王伏林，亦被处以斩监候。足见清政府统治的残酷无情。
四、乾隆朝民变的政府对策
乾隆朝初年，民变人数少，地域小，持续时间短，多在酝酿阶段或刚刚开始就被平息下去；乾隆朝中期民变和秘密会党、秘密宗教联系日益紧密，烈度不断增加；乾隆朝后期，由秘密社会发动的民变成为主流，规模日益增大。以乾隆帝为首的清政府在镇压民变的过程中，逐步制定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政府对策。
（一）加强基层社会控制。清初严禁民间私藏武器，特别是“鸟枪一项，禁例甚严”。[12]（卷104）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十月，受命镇压王伦起义的钦差大臣大学士舒赫德奏请查禁鸟枪，“如此则民间庶不致私藏火器，而藉可永杜事端”。[13]乾隆帝认为鸟枪这一“制胜要器”必须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民间断不宜演习多藏”，[14]以削弱民众抗拒官府的能力。通过查禁民间武器，清政府获得绝对的武器优势，增强了镇压民众反抗的威慑力。学习拳棒强身健体、抗暴自卫，此风民间由来已久。对此清朝统治者认为，民间“习之最恶者莫如纠众结合与学习拳棒二事。盖结会则羽翼有人，习拳则技勇足恃行凶，生事悉由于此”，[15]多次下令严禁。对于向习拳棒的少林寺僧徒，乾隆帝“恐少壮无赖学习滋事”，认为“亦应严禁，违者究治。”[7]（卷107）在他执政之初，即开始整饬僧道，颁给度牒，“岁岁稽查，减除造报”，[16]立法周详，防杜严密。保甲作为国家政权控制基层社会的一种有效手段和基本制度，被认为是“自古及今，消弭奸逆，安靖封疆，未有善于此者也”，[17]“诚久安长治之道也”。[18]乾隆帝严行保甲始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时因“马朝柱案内十余犯，悬缉数年，迄无一人弋获”，乾隆帝认为“此保甲不实力奉行之明验也”，谕令各督抚“嗣后务宜慎重遵行，不得仍前玩视”。[19]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王伦清水教案发，乾隆帝再次严令各省力行保甲。从相关史料来看，此次清查保甲行动持续数年之久，清朝当局首次将一些原先的三不管地带列入清查范围，并对各地的流寓之人也加大了稽查力度。[7]（卷977）宗族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的，祖先崇拜和族规的约束机制，使得宗族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历代统治者都注意利用宗族的力量辅助国家进行社会控制。乾隆初年，通过在“族长之外，设立族正、房长，官给印照，责令约束族丁”等规定，[7]（卷49）将族权政权紧密结合起来，强化地方统治。
（二）强化军队战斗力。军队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任务。军队的武力威慑是政府维持现存统治秩序的坚强后盾，乾隆帝一向高度重视军队的作用。即位之初，他就称“自古制治经邦之道，揆文必兼奋武，诚以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也。国家承平既久，武备营伍，最宜加意整顿”。[7]（卷18）乾隆帝在中后期不断加大军队建设力度。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王伦起事，为严明军纪，他谕令舒赫德将“首先倡逃之驻防绿营兵丁各十余人即正法示众”。[20]在河州事变中，乾隆帝发现“绿营鸟枪兵技艺不精”，遂命各省“将绿营鸟枪弁兵，实力训练，演习准头”，[7]（卷1046）以提高军队的实战能力。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以后，为有效镇压日益频繁的民众反抗运动，乾隆帝又令各地扩充军队。通过这些措施，军队的镇压力和威慑力在当时得到了切实强化。
（三）严厉镇压秘密社会。与秘密社会关系日趋密切是清代民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清中期以后，由秘密社会发动的民变呈现出数量多、规模大、增长快的特点。秘密社会作为民变有效组织手段的趋势日益明显。有鉴于此，清政府在制定民变的政府对策时，始终将秘密社会作为政府所要取谛和镇压的首要对象。在具体政治实践中，相关措施之完善，力度之强大，实所罕见。
清入关后，民间曾利用结盟来组织反清力量。该时期的结盟组织多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清政府将其视为危害统治的重要因素，予以严厉打击。乾隆帝继位后，一直沿用前朝定例。乾隆十三年（1748年）六月，江西巡抚开泰奏报江西建昌府宜黄县关帝会案，乾隆帝谕示其查办会党结盟案件的原则：“办理此等事件，首以镇静不扰为要，必赴机速而见事明，奸民一无漏网，无辜不致株连则得矣。若存息事之见，亦成酿祸之由，权其轻重，酌以宽严。”[21]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福建巡抚定长认为结会树党之恶习，“诚为一切奸宄不法之根源”，而现行律例中无“结会树党治罪之专条”，[22]奏请予以修订。后刑部定例，对结会树党者“不论人数多寡，审实将为首者照凶恶棍徒例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为从减一等，被诱入伙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各衙门兵丁胥役入伙者，照为首例问拟”。[23](P661)乾隆三十九年正月，乾隆帝因广东揭阳县年仅22岁的陈阿高纠众40余人歃血订盟结拜兄弟，仅判拟绞候，“殊觉颟顸失当”，“自当另定例条，以示创惩”。刑部寻奏：“凡异姓人，但有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者，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聚众至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拟绞立决，为从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其无歃血盟誓焚表事情，止序齿结拜弟兄，聚众至四十人之多，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年少居首，并非依齿序列，即属匪党巨魁，首犯拟绞立决，为从发极边烟瘴充军。如序齿结拜，数在四十人以下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及二十人，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为从各减一等。”[7]（卷951）此规定首次明确以人数多寡论罪行轻重，并着重突出了对不序齿结拜的判处，因为年少为首者在群体中极具号召力，其结盟具有更强的政治倾向，势必引起统治者的不安。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台湾林爽文起义爆发，乾隆帝下令追查天地会根源。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台湾彰化县张标、谢志复兴天地会，乾隆帝谕令“遇有台湾地方结会拜盟等案，似此情节重大者，均著加等治罪”。[24]
秘密宗教始于东汉张角五斗米道，明嘉靖、万历朝开始兴盛。秘密宗教主要流行于民间，其教义有别于正统宗教，内容驳杂，缺乏系统性，正统宗教将其称为“附佛法外道”、“邪教”。“邪教”一词也广为历朝封建统治者所引用。雍正帝指出，所谓邪教者，“大抵妄立名号，诳诱愚民，或巧作幻术，夜聚晓散，此等之人，党类繁多，踪迹诡秘，苟不绝其根株，必致蔓延日甚”。[12]（卷21）乾隆时期苏州巡抚陈大受将邪教描述为“非僧非道，并不出家，设立教名，哄诱愚顽持斋念佛，烧香膜拜，夜聚晓散”之组织。[25]清政府打击邪教的主要措施有：(1)严定刑律，取缔、镇压邪教。面对日趋活跃的邪教，清朝统治者“立法严以正之”，[26]《大清律例》在沿袭明律的基础上，对“禁止师巫邪术”律作了更加具体的规定，并加大了惩处力度。(2)制定查办邪教案的方针。乾隆帝认为地方官应于平时注意预防，消弭事端。办案中，要坚持“宽严得中，轻重合宜”的办案原则，督抚对于办案官员，要“随时留心查察，毋骫法以长奸，毋张皇以滋事，斯为宁谥地方之道”，[7]（卷343）处置案犯要彻底，“一有踪迹，务令绝其根株”。[7]（卷667）(3)对案件、案犯分类处理，区别对待。民间邪教众多，但类型不一，处置方法亦应有所不同。乾隆四年（1739年）十二月，湖广总督班第奏请对不同邪教案犯区别处理。如实系白莲教等邪教者，“自当严拿党羽按拟；如仅借名诓骗香钱，似应分别首从，酌量枷责完诘，交保约束；或系外来之人，递籍收管。被诱人等，免其深求，庶杜挠累”。[7]（卷107）(4)采用灵活多样的侦破手段。清朝当局在破获邪教过程中，绞尽脑汁，曾使用了派人到邪教中充当卧底等许多办法。如乾隆十一年（1746年），贵州总督张广泗派吕瑛打入邪教内部，最终成功破获了云南大乘教案。(5)严明在事官员奖惩制度。为督促官员实力查禁邪教，清政府规定将失察邪教地方官予以降调。乾隆十四年（1749年），吏部又加大对失察邪教官员的处罚力度，“嗣后除地方官给奸民告示例革职者，上司照例议处外，若地方例降一级调用者，上司罚俸一年，督抚罚俸六个月；地方官例降二级调用者，上司降一级留任，督抚罚俸九个月”。[7]（卷341）(6)加强对流徒案犯的管理。清政府对邪教案处理是相当严厉的，除首犯按律重治其罪外，即“情罪似乎稍轻，而有附助之形迹者，亦当充发，以散党羽”。[7]（卷270）(7)采取有效化导措施。清政府还希望通过案例宣传教育，减少邪教案的发生。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八月，河南巡抚叶存仁因“豫省民朴而愚，最易惑者莫甚于邪教，托于行善，动以获福。民不知为犯法之事，而转惜邪教陷于刑辟之人”，令地方官张贴禁邪告示，加强对民众的警示教育。(8)加重对旗人信教的惩处。盛京将军弘晌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的邪教大普查中，拿获信教“旗人二十八名”，[27]乾隆帝对此甚为恼怒，命将人犯“从重究治，不得仅照民人倡教之例问拟”。[7]（卷980）
（四）民变中的临变对策。清政府在对民变的镇压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一套比较周密且行之有效的临变对策。主要表现在：(1)建立民变的预防与快速反应机制。清政府历来注意防患于未然，并力图将民变扼杀于萌芽状态。所谓“与其查办于事后，不若豫防于临时也”。[7]（卷436）然而此种事情，“原不能保其必无”，乾隆帝认为对于各种民变的处理，“惟在各督抚于发觉之始，即责成属员严行根缉，俾无倖免，方足以消乱萌而儆奸慝。若查办稍踈，任其兔脱偷生，或致潜滋党类，则累及良民贻害地方，其所关系甚重”。[28]有许多民变是因为政府的取缔和抓捕激变而成的，对于此类案件，除了事先保密外，最重要的是提前做好预案，以应付突发事件。特别是要及时制定军事部署方案，迅速集结附近精锐部队，形成围剿之势。河州事变中乾隆帝所作的预案，就是一个相当周密的军事部署。(2)对案件定性并制定处理方针。乾隆帝对重大民变均从速定性，并从叛逆、谋反等高度严令地方官查拿。定性有利于地方官掌握查处力度，并能约束官员的办案行为，不致激化矛盾，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乾隆帝要求督抚大员在处置性质严重的民变时，“当镇静详慎”，[7]（卷666）分清轻重缓急，先搜捕要犯，并按罪行大小分别从重从快处理，避免案犯任意扳引攀扯，加重社会动荡。对于次要之犯要不动声色，待事件稍微平息后，再严行访查究办。(3)案发后的查拿措施。包括：及时将相关情况通报给相邻州县、省份，一体协查，以达到缩小案犯藏匿区域，迅速捕获逃犯的目的；督抚等高级官员亲临坐镇指挥，相机行事，一方面可以提高士气，一方面又可以避免贻误事机；在全面搜捕的同时，圈定重点区域与重点人群；许以自首，分化瓦解；发布告示，晓谕查拿案犯因由，并申明军纪，严禁扰民，安定人心；开列案犯年貌单，重金悬赏，遍处通缉；广布眼目，乔装密访；编查保甲，按册点验等。
（五）民变的善后措施。清政府通常在平息民变之后，分析引发案件的各种因素，并制定严密的善后对策，以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其主要对策有：(1)加强防范。在案发地疏于设防处添设汛隘，建立多级巡查制度，通过多级巡查，尽量避免或及早发觉异常情况；编查保甲；根据案发原因修订刑律，加重对特定犯罪的惩处力度；将“最易藏奸”的深山密岭勒石封禁；收缴民间武器。(2)安定民居，恢复社会生产。如舒赫德在平定王伦案后，拟定善后事宜六条：搜集流亡、酌给房价、酌给口粮、恳恩缓征、逆产入官、借给牛具。[29]这些措施在大乱之后，都能起到相当大的稳定社会的作用。(3)选调能吏充实地方。大的民变之后，往往人心不稳，经济凋敝，百业待兴，政府必须调用有才干的官员来完成社会复苏工作。(4)加强对流徒案犯的控制。流徒案犯往往对发配地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特别是秘密社会罪犯，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大秘密社会的传播速度和地域。遣发地“聚集匪类多人”，“本地之人，渐染恶习，有关风俗”。[7]（卷16）有鉴于此，乾隆帝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传谕地方，“毋令其彼此群集，勾结生事。如有不遵约束者，量其所犯轻重，随事查办，俾之共知凛畏，杜防未形。庶足以儆奸宄而资绥靖”。[7]（卷823）
五、小结
总体来说，乾隆朝的民变尚未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威胁，加之当时社会处在全盛时期，政府的控制能力和调节能力相对较强，社会处于比较安定的状态。以乾隆帝为首的封建统治者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和行政能力，其制定的一套相对系统而完备的政府对策，无论从当时的历史实际还是现在的研究角度来看，都起到了一定作用，使乾隆朝民变仅限于局部地区，多数被消弭在萌芽之中，或在极短时间内即被平定，从而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和清朝统治。后被白莲教大起义搞得焦头烂额的嘉庆帝曾说：“我皇考临御六十年，天威远震，武功十全，凡出师征讨，即荒徼部落，无不立奏荡平。若内地乱民，如王伦、田五等偶作不靖，不过数月之间，即就殄灭。从未有经历数年之久，糜饷至数千万两之多，而尚未蒇功者。”[30]（卷37）此言亦可佐证乾隆朝民变中政府对策的相对成功。鉴于清朝本身的制度原因，乾隆帝及其后继者无法消弭日趋严重的民变，他们所能做到的仅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民变的规模与影响。
注释：
①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69-6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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