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清代江南乡村的水利兴替与环境变化
——以平湖横桥堰为中心
冯贤亮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01期
【原文出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西安)2007年3期第38～55页
【英文标题】 The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Jiangnanin Qing Dynasty
【作者简介】冯贤亮，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 200433
冯贤亮（1971—），男，浙江嘉善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明清社会经济史、江南地区史等方面的研究。
【关 键 词】江南/横桥堰/地方政府/环境变迁 水利重建Jiangnan/Hengqiao Weir/local government/environmental changes/water conservancy restoration
［中图分类号］K92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07）03—0038—18
一 区域背景
江南地区的核心是环太湖流域，地势低洼，湖荡汊港等水体形态密集分布于内。其水源主要来自西部茅山、天目山的溪流，经苕溪（分东苕、西苕）、荆溪等大流汇入太湖，再经由“三江”下泄入海。明清时期的“三江”地区一般是指吴淞江、刘河、望虞河等。明人早就指出，“东南民命，悬于水利，水利要害，制于三江”①。清代人普遍认为，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与太仓的土地虽不及一省之多，但其赋税“实当天下之半”，堪称国家的根本；而且在地势上，这些地方是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水利修治显得十分重要②。由于江南地区水流“纡迴百折，趋纳有准”，其患常常在“塞”③。洪涝期的排水作业，当属江南地方政府的首重要务，在这样地理条件的局限下，江南产生的治水技术也与此密切相关。
在传统的苏南地区，因处于太湖水系的下游，为基本的排水地带，历史上一直是以吴淞江为中心的；在浙西，则基本属于太湖水系的上游，是水源地带，水利事业的兴废长期以湖州府的漤港为中心。就整个历史时期而言，这里的水利社会史，可以说是以吴淞江为主导的，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对它的关注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地域，这也深刻影响着明清时代及后来人们对江南水利的基本认识，并且经常强调这一带的过剩水量如何排泄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这里的水利史是以洪涝灾害史为主流的。
因此，在以往水利史的研究中，较多关注的是太湖水系上游与下游的洪涝灾害，特别是下游以吴淞江为中心的排水于道治理问题，研究成果较多④。然而，与涝相对的旱，在江南历史上也经常发生，以高阜地带最为明显，危害并不亚于那些大水灾。明代后期的江南大旱灾与清代特大旱灾的屡次发生，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里的水利社会。以清代而言，江南发生过的特大旱灾，至少有14次，即发生于顺治九年（1652年）、康熙十年（1671年）、十八年（1679年）、三十二年（1693年）、四六年（1707年）、五三年（1714年）、六十一年（1722年），雍正元年（1723年）、二年（1724年），雍正十一年（1733年），乾隆五十年（1785年），嘉庆十九年（1814年），道光十五年（1835年），咸丰六年（1856年），都表明旱灾在江南的严重性⑤。譬如，乾隆五十年（1785年）夏秋之交的大旱，使河流四涸，井底干枯，许多地方连日常饮水都感到困难，更无暇车救农田了，人们开始外出求水。嘉庆十九年（1814年）夏季由于旱期太长，地上都长了毛，河港全枯，行路不必再循桥坝，各随走向⑥。这样的旱情，实在令人惊怖。
与松江府、苏州府相毗连的浙西嘉兴府，河港分布也相当复杂。明清两代，该府统辖了嘉兴、秀水、嘉善、海盐、平湖、崇德（清代改称石门）、桐乡七个县⑦，都号称水乡泽国。以水地面积与平地比较来说，水就占了十分之五、六，而且环江带湖地区，纵有浦，横有塘，其支流随地域不同则有港、泾、荡、浜、瀼、淹、溇等称谓⑧。清代著名的水利专家、地方官王凤生的水道概述⑨，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这里的水文环境：
嘉郡，泽国也……众水发源天目，上承杭、湖两郡之委，以下达吴淞之江、黄歇之浦，其间群流交贯，吐纳潮汐，瀦为泽，迤为川，析为港汊，尤难更仆数。……府境之水，其大者有三，一曰漕渠（即运河），一曰长水塘，一曰海盐塘。……以上各水，皆郡之来源，至于汉塘，东至平湖县境五十余里为市西河，受陶泾水（即界泾），东经县治入当湖，又东三十里，或由广陈出朱泾，或由新仓出姚家廊下，或由洁芳桥、吕公桥出溪塘、新塘，至龙头，均归东泖；又由普济桥东出金丝婕桥，至金山，又自城西出孟家桥，至嘉善，又自东湖出东塔桥，合陶泾水，东流入乍浦独山，统归泖湖，由黄浦以入海⑩。
嘉兴府在明代实行分县改革后，南部地势较高的县内，大抵旱多潦少(11)。平湖旧隶海盐，至明宣德五年（1430年）分析其东北境之当湖镇而立县(12)，称平湖，意思是与湖相平。它既与西边的海盐、海宁有着相似的地理背景和水利条件，又与东边的松江府接壤，与淀泖水系相沟通，也属浙西要隘之一；历史上这里发生的旱情多于水患，与真正低洼水乡的社会生活，还有较多的不同，须时时关注水利方面的建设，蓄存水源。乾隆年间的地方文人这样描述平湖：“面山环海，左枕三泖，右控具区，洵西浙之藩篱，东瀛之门户也。城郭之中，街衢纷错，舟楫通行，……东湖一区，实为众水之所潴蓄。(13)”基本上将平湖县的环境特质予以清晰地展示出来了。
平湖县城设于当湖镇，但作为湖泊的当湖，在城的东南部，也称东湖，周40里，分九派，东西南北无所不达，堪称嘉兴府南部诸县的噤喉。就西南地势来说，海盐视平湖稍高，迤逦而西，至海宁，地势更高，直至石门、仁和，绵亘五六百里，都是“仰藉此水，以资灌溉”(14)。嘉庆十九年（1814年），以嘉兴府通判身份摄平湖县事的王凤生(15)，对这里的地理情况显然了如指掌。他说：
东南濒大海，以乍浦九山为其绾毂，北汇三泖，西界嘉兴，南界海盐，西北界嘉善，东北界江南金山县，川原沃衍，泖水一日两潮，均沾利泽。虽东南隅稍形窿阜，而渠港流通，亦能曲达(16)。
但总体而论，平湖县是“原隰不齐”，大概是“原十之七，隰十之三”，容易发生亢旱的地区集中于东十九都、二十都、十四都等，因此必须关注水利建设，多建堰闸(17)。至于平湖境内的水乡地区，多赖潮汐以资灌溉。无论是高阜地带，还是低洼地区，都需要保持河港的通畅，既利于引水通潮，也便于适时的排泄水流，因此特别忌惮泥沙淤塞、堰坝过于重隔(18)。
距离平湖县境东北约30里的地方，是著名的三泖，地属松江府华亭县。那里本来称作“谷泖”的水体，往南经过泖桥，再向东南到达平湖县境内的广陈镇，由广陈往西就到著名的当湖了。当湖东南就是捍海塘。谷泖又分细为长泖、东泖。由泖港蜿蜒至横泖，是为东泖，出东泖为泖桥(19)。
由于三泖在松江、嘉兴一带至为重要，清代浙西有不少官绅对此作过详细的解析。海宁人、生员吴骞就曾考察过三泖的位置与水流，他指出：“三泖本出三江之口，西入虹桥，趋当湖，一支西南入海盐，复经海宁、石门、仁和，汇于塘栖，南达省会之北新关，流入太湖。”又说鲁应龙的《闲窗括异志》谓当湖泖港，至今直通太湖，“尤其确证”(19)。此后，王凤生对其繁复的源流变化与沿革，曾予详细考证。他说，三泖者，一曰圆泖，近泖桥处较为宽大，故又称长泖，从泖桥而上萦绕百余里，别称长泖，其源就来自平湖的当湖。通过古今对比，他认为：“当以北至山泾、南至斜塘、中有泖塔者为圆泖，踰悬星泾而北，南至泖桥者为大泖，其由泖桥南至当湖者为长泖。”具体位置，根据当时新修的《松江府志》，他指出：“长泖在今金山、平湖之间，虽淤废成田，阔如支渠，而其名尚存；大泖在今娄、金之间，已为田为荡，绝无形迹；圆泖在今娄、青之间，周不过二十里，即近山泾之泖。(21)”
王凤生在任平湖县令时，吏治勤敏，深受百姓爱戴。他的考订，显然明确了三泖的沿革与位置，而且也揭示了其间的环境变迁。
毋庸置疑，地方水利一直是江南环境史与社会生活史的核心内容。作为研究清代中国水利社会史的权威学者，森田明曾深刻地指出，水利灌溉、治水等事业是无法单独实施的，必须与历史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方面的各种问题密切配合，方能进行(22)。本文的考察，即以浙西乡村的一个水利设施横桥堰作为解析的个案，拟对地方水利社会史进行重新建构，并就政府如何介入一个乡村小水利设施的全过程，予以特别关注。
二关于横桥堰
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赵善任秀州知州，建海盐堰81处，后来属于平湖县的有39处。当时已经有人指出，由于历年久远，民逐私利，这些堰多被任意改建，以致蓄泄不时，旱潦无备(23)。
至于横桥堰，本是一个普通的水利设施，由于地理形势的紧要，居然在清代历朝经常引起官绅们的高度关注。它建于何时，圯于何时，早已无从稽考。据说，本来是一个泄水的地方，而非来水处所(24)。它位于平湖县城东北45里，东承三泖之流，原来并无堰坝设施；桥本身也荒圮日久，附近居民就筑起堰坝，阻塞了河道(25)。清前期的人这样论道：
横桥，实因横泖而名也。初有横桥而无堰，何以名横桥堰？从后之人名之也。闸亦后建，何以不名闸？闸毁复堰，不知闸而名之也(26)。
毫无疑问，上述对于横桥及其建堰的历史，已经相当模糊，有史可据的，应当是从乾隆年间开始的，而且其在水利上的独特意义，也开始被确认。
海宁人吴骞的《重开平湖县虹桥堰记》曾说：
予夙闻平湖有虹桥堰者，在当湖东北四十五里，曰后厍港之侧，逼近松江府华亭县界，上承三泖之流，潮汐直贯虹桥，西注当湖，支虽九派，而西南与盐官之谷水合，故宋《祥符图经》有谷泖之称，不知何时虹桥倾圮。村民初设舟为渡，既而筑堰，又且日渐填塞，侵占成平地，必迷失其故踪。此水不通，则自平湖以西诸邑皆不免涸辙之忧(27)。
这个虹桥，就是横桥(28)。当时人普遍认为，横桥堰是东南数县水道的关键，但在平湖县新旧地方志中记载极少(29)。相对而言，道光三年（1823年）平湖县令汪仲洋的报告（汪氏用的也是“虹桥”一词），要明确得多。他指出：
虹桥堰并非水口总汇，而溪塘大河上下包纳，岸阔流深，此塞彼通，或可听诸自然，顾开通桥堰，其利虽仅得其半，而不开通虹桥堰，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溪塘大河、虹桥堰相为表里，其导引泖水之内入也，犹人有食气二嗓，饥饱得分物有由入，其泄河水之外出也，犹人有大小二肠，清浊分途，物有由出，一通一塞，犹为偏重，气脉俱绝，不亦僵乎？是不独平湖之病也，由平湖而南则海盐，由海盐而西南则海宁，直西而石门、桐乡，由平湖而西则嘉兴、秀水，由平湖而西北则嘉善，俱病(30)。
从乾隆元年（1736年）以后，平湖地方水势渐缩，到乾隆四十九（1784年）、五十年（1785年）间，浙西频年旱暵，平湖县的当湖之水自救一县不暇，更焉能波及他邑。以故，海盐、海宁诸县尤显困顿，每遇六、七月间，无论支流泾汊，都化为断港绝潢，数十万顷田畴弥望槁壤，小民奔走告灾无虚日。地方官只是仰祷于天，不知俯察于地。当湖联通三泖，颇有诸县噤喉之谓。当湖东北45里的横桥，很早倾圮，村民最初设舟济渡，既而筑堰，又且日渐填塞侵占成平地，致使泖水来路不通(31)。
乾隆五十年（1785年）四月，王恒莅任平湖知县，适逢大旱。他力排众议，果断地下令开决横桥堰，使得泖水顺畅到来，直达苕溪，泽被邻境(32)。五十二年（1787年），盐商方瑞登等奉盐道卢崧的命令，进一步将其改建成三洞环桥，桥的东部建有石闸1座，募夫2名，专司启闭之事(33)。这是横桥堰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首次大事。王恒为此特地撰写了一篇碑记，以述开堰经过及其效验：
乙巳四月，余来承乏，适遇亢阳，远近支河莫不焦涸。六月既望，坊之耆老环籲请开。余驰诣览观，揆形度势，有必不可断遏者，亟为决放，严禁阻挠，水得大来，田无孔暵，在一邑之内，既获有秋，而演漾余波，北至苏州，西渐省会，不第同郡各邑之均为沾溉，泖之利益大矣哉(34)。
辈分比吴骞小很多的嘉兴人姚驾鳌，乾隆五十年（1785年）大旱的时候，他尚未弱冠。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大旱时期，姚驾鳌从友人李肖舟处看到了吴骞给陈焯的信，知道横桥堰地方可以将泖河水引入内河，引贯西南，以资灌溉。姚氏本来要向当地政府申请这样引水济旱，但恪于众议而未成功。这时，海盐的吴榕园也倡议开堰，就一起联合了海宁、海盐等地16人向平湖县令刘肇绅呈请(35)，七月二十七日就开始派人勘办，八月初五引水至王店，渐通海宁硖石(36)。
关于这一次开堰的具体情形，以海盐乡绅王纯的回忆最为详备。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三月，王纯在海宁硖石的张氏“詠斯楼”，写下了《开平湖横桥堰后记》。他感叹道，从平湖县令王恒经营横桥堰开始，到吴骞等人恢扩其事，不数十年间已兴废无常，“可知人存政举，总期后之踵而行之”(37)。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浙西再次出现大旱情。七月初八，嘉兴生耆胡继儒等向府里呈告，要求开横桥闸，并请嘉兴县开麒麟坝，也获得了成功。至于遇到大水如何措置，姚氏提出四条策议，以供当道参考(38)：
首先，因嘉兴府西南地区遇旱即涸、遇水即溢，而河畔桑地每年遭受农民的扩垦，加挑稻杆剥入河滩，使临河桑地帮阔，数年间就可增加4、5尺，结果“地日广，河日狭”，严重的地方还不能通船，所以政府要严责坊保监督流浚河道，不许地方民众私占；
其次，各地鱼簖有阻遏河流之害，必须尽快“请县拔簖，以通流水，使南北通流”；
第三，大水成灾，过去多因开河失误所致，应当由官方事先晓谕乡村，以免怨咨蜂起；
第四，太湖、淀山湖、
脰湖、三泖等都是浙西乡村泄水的重要去处，曾因盗艘出没，居民筑堰塞断水口，使旱不能进、潦不能出，需要趁农暇时下令附近居民改土堰为栅栏(39)，堰外再加闸板，“无事则下闸截堵，有事则启闸流通”。
姚驾鳌的策议，可以反映有清一代江南乡村水利方面的基本问题，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其后，当地居民在横桥堰西面3里的斜桥又筑堰一道。这道堰坝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大旱期间，由嘉兴知府宗源瀚通令开决，挖掘深通(40)。这一年新建的斜桥，由平湖知县邢守道捐钱建造(41)，宗源瀚写了一篇建桥记，以表彰其功。斜桥堰的开通，使河水及时溉及农田，并波及邻境，“旱不为灾”(42)。
道光三年（1823年），江、浙两地都准备大修水利。正月十八日，嘉兴府接上级政府令，要求各县“疏浚下游水道，以资涸复、播种春花”。海盐知县汪仲洋对此作了很好的表态，主要是申请重开横桥堰。他强调从浙西水利的长远考虑，应当在嘉善、平湖通水人泖处加强水利工作；至于经费，应请筹款垫付，再由各县分摊。根据汪氏对平湖横桥堰水利情况的实地查勘，工程估单中涉及的开掘淤沙、重建麒麟坝闸与横桥堰闸的工料、修桥费用等，需要库纹银20609.93两⑤。
嘉兴人姚文枏是浙西名宦，也是徐用福的姻亲。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指出了浙西环境的恶化、水利举措与地方社会的关系，议论也较深刻：
最为害者，土涨后乡人私筑土堰，有十余条之多，以便行路，阻遏来水。嘉善境内，亦有之。余亲历各境，中年人犹指所变桑田不少也。近复渐增渐多，是非水性之不 利，实人事之不修。若不极力疏通，日后河道势必全塞，浙西之生计将绝(44)。
不久，嘉兴知府宗源瀚即向上级政府再次提出开决横桥等堰、引泖水济旱的请求。宗氏的立论依据与开堰原因，是历朝地方官绅的实地勘察经验，以及绅士的各种言论。宗氏提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闰六月二十日以前的旱情，几乎造成灾荒，他提倡应该利用农暇，抓紧水利的修复工作。况且横桥、斜桥一带，河泥壅塞，已占河面三分之二，再不疏通，将会产生旱无以纳、潦无以泄的惨象。宗氏又说：
道光年间，乍浦同知王凤生，留心郡国利病，奉檄遍勘水道，著有《浙西水利备考》，即言平湖通泖各河道，宜疏复深通，剷削涨河，撤去堰坎，清厘旧址，以免久而淤塞。而汪仲洋通禀中亦议清查私垦，开掘沙涂，严禁填占，且于宽深、丈尺、土方、工用，皆有估计，其说甚详。
为此，应该参照历史的经验兴举水利。十月初八日，宗源瀚向上级的报告中，还特别指明，斜桥堰地区已经由平湖县令邢守道全力兴复水利，加固斜桥；而横桥堰的开堰缘由等情况，需要呈明上级后才能展开具体的工作。宗氏特别表扬了邢守道勤于政事、为地方公共工程极尽心力的精神，十分难得(45)。
地方公事，除了地方官员的努力兴导外，绅士们的言行及积极参与十分关键。在清代平湖县有关横桥堰公共工程的屡次兴废过程中，这些官绅，显然颇具乡望色彩。而且许多事例也表明，没有他们，横桥堰的重开工作无一可能成功，自然也不会有水利方面的一系列积极效验。
这些，时任嘉兴知府的宗源瀚看得十分清楚，也多次向他的上级反映这些事实。不过，他首先强调的是政府的态度及其在地方公事中的积极性等问题。宗氏的想法，得到了浙江巡抚杨昌浚的首肯。为了保证水利工程按计划、有序地展开，禁止任何违犯政府举措行为的发生，宗源瀚还以嘉兴知府的名义，向府内各城乡地区发布了一则通告：
钦加三品衔、候补道、浙江嘉兴府正堂、世袭骑都尉、加一云骑尉宗为出示晓谕事。本年十二月二十日，奉藩宪恽札开据，该属绅士徐用福、姚文枏等呈称，厍港等处工程，现已会同印委祀土开工，所有各处阻绝水道之大坝及拦阻潮汐往来各簖，垦乞扎府出示晓谕，一律拆拔，呈请察核等情到司，据此查疏浚厍港各处工程，该绅等择日开办，所有邻近阻绝水道之大坝及拦阻潮汐之鱼簖，自应一概拆除，永远禁止，据呈前情，除批示外，合亟札饬，札到该府，立即遵照，查明邻近各坝、各鱼簖有碍水道之处，刻日出示晓谕，勒令一律拆除，永远禁止，如有抗违，即行拿究，一面转饬平湖县妥为弹压，照料查禁，均毋违延，切切。等因。奉此查泖浦塘、厍港等处工程前经本府会同县委禀奉藩宪详准，拨款开浚，其大徐塘等处归姚绅捐办开通，现已先后开工，所有各该处阻绝水道之大坝及拦阻潮汐往来之鱼簖，自应一律拆除，永远禁止，以通水道，除饬平湖县将开浚各工妥为弹压照料并随时查禁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该乡民渔户人等知悉，凡所有邻近各坝、各鱼簖有碍水道之处，刻日一律拆除，不准再有筑设，如敢抗违及阻挠情事，定即拿究不贷，各宜凛遵毋违，切切，特示。光绪廿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给(46)。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杨氏所允准的“俟农隙之际，察看兴办”，并未得到实行(47)。也许与杨昌浚因牵涉刑案而去职有关(48)。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六月份，浙江布政使恽祖翼(49)，对嘉兴府规复水利、加强河道疏浚的工作，予以高度评价。他认为，凡是有碍农田水利的，应该予以排除，宗源瀚领导的嘉兴府水利规复工作，意义重大，“从此，遇旱则嘉属之七县、杭属之海宁、钱塘均受灌溉；遇潦则并仁和、钱塘、归安、德清等县亦同畅泄，地方受益，实非浅鲜。”因此，他出面向浙江巡抚刘树棠呈请，要求按照嘉兴府的计划，由省里垫付公款银17500两，以后“按丝输捐，分年归补”；对徐用福尽心地方公益，姚文枏捐资工费银2800多两的义举，应向中央申请嘉奖(50)。很快，巡抚刘树棠就作了批示，并在七月十四日向中央禀报，获得通过；而关于表彰徐、姚二人功绩的奏请，也同时在二十八日得到允准(51)：这是清代大规模整治浙西嘉兴府平湖县等地区水利的最后一次，影响深远。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七月间，有关清代平湖县横桥堰的兴废与相关各朝水利事业的隆替，已经地方文人之手，结集而成《浙西横桥堰水利记》。海盐县人徐用福受委托(52)，撰成序文一篇，将横桥堰的历史大概予以详细说明：
乾隆丁未吴槎客（骞）先生致平湖司训陈君，书达邑宰王公（恒），开堰筑桥设闸。己酉，复致宪幕张君，书请琅公发款，派员督率大开。两君皆先生莫逆交，一言而得二十余年乐利，遇也，亦天也。嘉庆己卯、庚 辰，嘉兴生耆请府县启闸，其时桥与闸已废。道光三年，盐令汪公（仲洋）稟估未办。咸丰丙辰，海宁进士陈君锡麒与同志亲访其地，图开未成。同治癸酉，署嘉守宗公（源瀚）勘稟大府，先由平湖令邢公（守道）捐廉数百，开斜桥堰，而虹桥港奉批于农隙举办，时迁则已。光绪壬辰，夏旱，余请于上，委郡守宗公履勘，士人以无关宣泄，尼之，而雨适至，历数十年屡图不成，不遇也，亦天也。以十余县水利，数万金工役，临渴掘井，必无成理。应于海宁、嘉属合筹巨款，力请于上，专委大员，绅出佐理，开复旧规，建桥设闸，以时启闭，则涝可消、旱可纳，且于旱尤宜。先不可使河水之速泻，后可纳泖水之频来。浙西绝大水利，万民有食，成赋无亏。今朝廷方励精图治，特简大臣讲求农学。惟讲农学必求水利，舍是虽别有善策，恐无能为役。爰集府县志所载，及前人记牍汇刻一编，如“南湖考本”，俾后之人有所征焉(53)。
因有切身的感受，徐用福的记录自然具有很强的真实性，特别是几次兴复横桥堰的原委，由他道来，更见精核。
三环境变化
在江南的很多地方，水利设施若非长期细心维护，淤废是必然的结果。
光绪年间，徐用福对浙西水利及其环境作了如是评析：
浙西水利，首在天目，由余杭南湖灌注；尾在三泖，由松江、黄浦消纳。当夏秋之交，海潮盛则泖水亦盛，漫溢内河，俗称北水。此天生不涸之源，以滋养嘉禾也。善、平当尾之口，呼吸灵通；禾郡当尾之右，潜伏消长。故善、平、嘉、秀必大旱而后属意于此。独海宁、海盐居尾之前，如岸之壖，黄梅无雨，南风泻泄，万车齐戽而河先涸，故即小旱而宁、盐两境已困，亟思引泖以救灌。盖地之高下不同，即缓急之情不同也。泖之来源，自青阳汇之龙头，入嘉属通道不一，而溪口厍港最要，取其直西也。惟流逆沙涌，不时加疏通，尾闾阻塞，天时不顺，地利不求，使万顷田畴坐听枯槁。
徐用福还认为，较近的典型事例，是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至七月间，长期出现的干旱，“农人戽水救苗，河尽涸”；不过那时幸运的是，松江泖水忽然增长倒灌，随戽随满，苗寻不死，岁薄有秋(54)。
环境的变化虽然缓慢，但细心的人们都会发现，这种变化的结果是相当严重的。雍正年间，海盐庠生冯人佺在他的水利条议中，就已提到，海盐“城河淤塞，历有年所，自管家桥而东为尤甚；南门、北门虽有河形，舟楫不通，地脉阻塞，所关匪细”(55)。乾隆年间的人们，深刻地意识到平湖县地区“乃以民居稠密，日侵月占，而水道窄、河流淤矣。”显得不无忧虑(56)。嘉善人黄凯钧的《遣睡杂言》，则提及嘉庆十九年（1814年）江、浙夏季大旱时，松江与嘉兴两府地区虽称水乡，都因河流日浅，对农田造成严重影响。当时较积极的做法，是要利用潮汐上涨时候，及时地进灌田苗(57)。
灾害的不断产生，使地方官绅不得不重新审视水利环境。咸丰六年（1856年），江南再次出现大旱(58)，海宁进士陈锡麒与一些关心地方公益的绅士，亲身考察横桥堰等地的水利环境，既作了详细的记录，又提出了若干建设性的意见。陈氏自撰的《访横桥堰日记》写道：
自平湖东湖至杨白堤，沿溪塘大河，直趋东北，约三十余里，抵青阳汇口，西入小港，即新埭镇。出青阳汇而南约六七里，入厍港而西，河面宽者约四五丈，窄者二三丈不等。复四五里，抵横桥故址。惟见桥石横斜，两岸土滩皆昔时河身。桥东旧亦有港，今亦淤塞，潮大时间亦可通。西去里许，抵杨庙。庙南向仅容数武，有王公“横桥碑记”嵌右墙，完好。庙西有大汇漾，漾西沙沱约涨数亩，皆蒲草，沙脚漾口，土人就筑小堰，阑水种菱，广十数亩，蓄水不行。西南一港，又有叠堰；数十步外，望有木桥，即斜江堰也。其南马浦塘，其北不及半里，复有一堰，询系道光初年始填此堰，名高闸基堰，旧时必亦闸基(59)。
他还说，杨庙前面的河道本来呈十字形，东面正好是厍港，港水由港口西来，过指挥坟前，直趋横桥；锺带庙北的余镇塘水，本来也是水流通畅，现在河道里重叠设堰，“蓄水如池”，致使北来之水绝断。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村民始以渡水不便，截流作堰，后复于堰下凿穴启闭，节节递受，节节关防，潮来则开，潮去则塞，不费人力，吐纳如意。彼私其利而欲夺之，其不视为害也几何”。横港水口最淤浅的地方，只能容小艇通过，岸边蒲草交丛，“数年后必无水道”。从厍港南人马浦塘一路，水势仍然较为畅通，“乡民往来以木罂或小船作渡，牵牛者往往浮鼻而过”。而且，欲引北流水源，要从开决高闸基诸堰始，首先要开通源会桥港，但是夏秋间附近都在插种田亩，无空余的积土之区；如果先开马浦塘，估计工长900丈，河面宽5、6丈，挑深5尺，宽3丈，底宽5尺，约土7000余方，需费钱4000串。嘉兴府釐局可以抽垫2000串，从地方绅士那里再筹借2000串。结果，准备开工时适逢大雨，潮漫内河，不及施工而止。
再比方说，新带镇南约3里之西岸一港，称鱼池堰，“旧时对岸亦泖水来港，直射鱼池堰港，以达厍港，今来港淤塞，狭隘不及数尺，无水可通。由鱼池堰西南至厍港之流，又节节作坝，是厍港来水断一路矣”。嘉善、平湖分界处横港桥堰，是当地人新开的，尚未疏浚；平湖祗园坊有大徐堰，河坝地多鱼池，也不利于开挖；平湖、嘉善分界处的祇园寺堰，开通后，水流由双石桥向西，至嘉善胥五区的大云寺，可以直抵嘉兴官塘河。咸丰六年（1856年）初，河道已经水浅，到黄梅时节又逢天旱，乡农纷纷到衙门告荒。晚至七月初八，天才降雨，泖水终于通达内河。这一次陪同陈锡麒考察地方水利环境的，还有绅士朱海曙、蒋寅昉、徐月樵、陈研农、潘小渔等，他们在六月二十一日由嘉兴到嘉善，再至平湖，一路上还有嘉兴府司狱尹小庭相助帮办。七月二十日，他们提出一些开堰浚河的策议，都没有成功，只好返回海宁(61)。
显然，他们的努力，在咸丰年间社会变乱时期，没有产生任何成效。到同治年间，当一些地方官绅再次提出重修水利时，横桥等堰兴复的时已经成熟，那时主要的诱因仍在于旱灾严重。
长期在浙江为官的宗源瀚(62)，在嘉兴府任上时讲述了清代的一些特大旱情，时间上主要在乾隆朝以后。他给上级政府的汇报中这样说道：
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以来，除道光初年及二十九年两次大水外，其余乾隆乙巳（五十年）、己酉（五十四年）、嘉庆甲戌（十九年）、己卯（二十四年）、咸丰丙辰（六年），无不大旱(62)。
同治十二年（1873年）初夏，整个嘉兴府地区已经两月不雨，“田间桔槔声沸昼夜，支河尽涸，漕渠断流”。在许多地方官员天天祈祷上苍的时候，一些有识之士就建议重开横桥堰，导引泖水前来救旱，不但可以解决嘉兴府属7县的灌溉问题，而且附近府县也能获益。时任嘉兴知府的宗源瀚，在闰六月间与平湖知县刑守道，冒着酷暑，亲勘横桥、斜桥等地情况，并带动当地官绅重开横桥堰。对这一过程，宗氏记载较详：
横桥，直西数里之斜桥，有堰，犹之横桥也。泖水挟泥沙而来，至港辄止，愈前愈壅。凡冒暑两易舴艋，仍徒行，始达堰所。附近生耆踵至，出示乾隆丙午开横桥堰碑文，遂定计于七月朔日兴工，备锸，甫施，潮已直趋而过。初三至初五数日间，郡河水骤涨尺余，向之东流者，至是皆西流。堰既除，复造木桥，以通往来。捐资者平湖县知县邢守道，督工者职员俞文镜、廪贡生王家梓也(63)。
至于此堰为何如此深受重视，清代人有许多解释。据清人的考察，乾隆朝前，海潮仅至泖浦塘，未及平湖的当湖，所以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后，王恒在东湖滨建有“问潮亭”，嘉庆年间潮水仍可及当湖(64)。因此，处于当湖与泖浦之间的横桥堰，成为沟通两者的关键。而宗源瀚的解析，则更为深刻：
嘉善枫泾虽通泖，然由枫泾过西塘，则直达吴江，入苏境；平湖之曹家港，溪塘大河，亦通泖，然偏于县东，地势隆阜，不似西流之迅速，是以乾隆、嘉庆以来，为平湖旁邑救旱，皆于横桥一带施工，泖滨之人不私其利，且欣然为董，厥成可知平湖人士之贤。夫泖口淤塞，占河面大半，旱无以纳，即潦无以泄，一遇淫涨，禾西诸县水之趋泖者，为壅沙所遏，平湖且先膺其害，比奉大府檄谋疏浚，图百世之利，是尤平湖人士所宜，距跃俟之者也(65)。
但是，水利工程常因事易时移，多形荒废，特别明显的是淤塞的反复及民间侵占渔利的行为。
从乾隆年间开始，对水利的规复，至嘉庆、道光、咸丰、同治诸朝，都屡有盛举，然而“沙涂日积，侵占日多”之状仍时时出现。一遇水、旱之灾，地方绅耆只好再度联名上请，要求尽快疏导。光绪十五年（1889年）水灾，十八年（1892年）以后又多次遭受的夏旱之灾，都与水利事业不能良好维继有着紧密的关系。当时，侍读衔内阁中书、海盐人徐用福就曾与地方绅士多次提出要按前代事例，兴复水利，疏浚河港，重开堰坝，都未成功。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夏，海宁、海盐等地再次大旱，徐氏将前朝开横桥堰的旧例寄给郡绅、姻亲姚文枏，通过他再转呈上级，终于获得成功。河港的疏浚工作，在道光年间已估挑土钱48000余千，此次工程预计更为艰巨，只能择要疏通，具体工作也就委托徐用福操作。徐氏不敢怠慢，亲自“放舟东泖，周察水道”，了解环境。他发现，当时东泖全河早已久塞，浦潮从龙头至朱仙汇，自东北而南，环包20里，潮来灌入，各口向西南行，属嘉兴之襟喉、浙西下游之关键。而浦水通嘉兴府境的，有魏塘与汉塘，汉塘靠南，对嘉兴府西南部尤显重要：
汉塘之要口有四：一南条，由鸾子汇折西至朱仙汇，南入平湖东湖，流海盐北境，西南入嘉之锺埭，歧港不一，分达汉塘；一中条，由溪口进厍港，过马浦塘北口，经斜港出斜泾口，合朱仙汇来水，西入善、平界桥，即今开之祗园堰，直至大云寺，西南入香花桥，至钟埭，均达汉塘；一北条，由汪德口经俞镇塘，出北周堰、曹家堰，入南北罗泾，过双石桥，亦至大云寺，达汉塘；一后条，水由青阳汇进口，分流青云桥之南栅港，会于北条，其正流西接枫泾、洙泾、张泾，汇北来之水，势已平缓，不达汉塘，故大通桥之水南北分流也(66)。
这四个要口中，又以中条、北条为重。中条已请开浚，北条还隔塞不通。根据当地民众的指引，需要找出故道，疏浚开宽北条。此次工程，从十二月兴工，至次年四月完工；费用达24300缗，由省里先行垫拨，具体从海宁州、嘉兴府属7县的丝捐中按年分期拨款归还。同时还获中央钦定，每隔10年要大修一次。
在这次大规模的水利重建活动中，除徐氏本人出力较多外，姚文枏一人就捐资独开了大徐塘（在朱仙汇以西、南条进入嘉兴府境的首要河道）；此外，知府宗源瀚曾实地参与堪丈工作，候补知县汪肇敏与候补同知刘颂年一起负责估工，平湖县令左元鼎参与帮办，候补知县张善友负责维持社会秩序，新任平湖县令史悠禄、平湖县丞徐德彰也同襄是役，海宁朱逢辰、平湖陆瑞榕等都出资帮助(67)。可见，这样的水利规复，显然是牵动地方各阶层的大事。
与横桥堰相似的，是嘉兴县东南19里的麒麟堰，也称坝，水通汉塘，南北长36里(68)。堰由附近居民建筑，也是时塞时通(69)。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胡继儒等既请开虹桥闸（既横桥堰），复请开此麒麟堰，使北水来南，不致迟缓。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松江府南面濒海的金山县也有河塘名麒麟堰，与海潮相接，恐潮势太猛，附近义民申请在塘内筑起土堰，在塘边还准备了土块、木樁、牛粪囤圈等物作为阻闭之用，每天开塘放潮两次，有利无害。金山在平湖东北，遇旱即开堰，其利还波及嘉善(70)。
四 乡村水利与社会
水利的兴废，通常都发生于乡村地区，其间产生的利弊又勾连整个地域社会各方面的利害关系，而每次水旱大灾的发生，不但揭露了水利方面的荒怠情况，其严重性又总是反复引起官绅阶层的高度关注。
顺治十八年（1661年），桐乡人张履祥给崇德县的朋友曹射侯的信中，指出了当时水旱灾害不断给崇德、桐乡、海宁等地所造成的危害。张履祥亲眼目睹了地处水乡泽国的江南在大旱时田禾尽槁、运河之水逆流而西的恐怖情形，从嘉兴府城到皂林镇的百姓，都冒着酷旱，昼夜不断地“车救”农田，而车不到的地方，只好望天兴叹，庄稼“弥望皆枯”。这些地方都属江南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在灾害时期同样也出现了百姓流亡、“桑柘伐”、“室庐毁”与“父子夫妇离”等惨象，而且“逃赋役者莫敢归，丐于途者靡所适”(71)。这不能不让人感受到灾害的严重和地方政治的荒怠。所以很多士绅百姓都疾呼要全面维护江南地区的水利。
康熙初期，嘉兴知府袁国梓这样论道：“古人治地，必先治水，水利之得失，关乎财赋，财赋之盈缩，关乎国家，而民命因之矣。三吴多水之区，财赋甲天下，浙西诸郡，嘉兴势属下游，故水利视他方为急。”他不但强调了嘉兴地区水利的重要性，而且更强调嘉兴与苏州的水利地位有着同等意义，“禾居上游，苏为委尾”，除了需要不时治理青龙、白茅、安亭、白蚬诸港，令其深阔、便于排除多余的水量外，嘉兴府高阜的乡村地区，特别是平湖全县、嘉善县的南境、石门县的千乘乡、秀水县的零西乡，恒苦旱灾，圩岸、坝闸、塘浦、港汊的维护与海塘的建设一样至关重要(72)。
康熙十年（1671年），秀水知县李见龙指出：江南低洼水乡地带，水源丰富，就嘉兴而言，从西面来的官塘，自王江泾起，设有闻店桥、六里桥、金桥、百步桥，到府城西面设有栅堰桥，这些地方恰恰是诸水冲啮之处，“立桥为门”，以便泄水；而在官塘上下：
每区有圩，有港，皆从东出，潴为大洋，受水之归，而水傍田亩，各筑圩岸，旱则车水使入，涝则车水使出，蓄泄以时，人工丕作，以是禾中最洼下之田亩，收数锺，称为沃壤(73)。
所以，水利蓄泄之法，需要相度地势，疏通各种水港，使水之来去都有道路。对于水利的养护，李见龙作为地方父母官，显然较为尽职。如康熙十二年（1673年）水溢塘圯，他亲自督修重筑，帮阔堤岸，使后世长期受益(74)。
从乾隆元年（1736年）以后，平湖地方水势渐缩，到乾隆四十九（1784年）、五十年（1785年）间，浙西频年旱暵，小民奔走告灾无虚日。地方官只是仰祷于天，不知俯察于地(75)。乾隆五十年（1785年）四月，王恒下令开决横桥堰。这是横桥堰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首次大事(76)。
堰虽已开，但建桥济渡不能遽成，只能暂时设船摆渡；经营盐业的人们提出建牐，但工多费巨。后决定在设渡地方，每年捐36000钱，作为修桥基金，当地人顾禹清、芮广忠等都参与了捐助。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兴工，计划建三个洞，石版平桥，中洞广1丈4尺，两次洞各阔1丈，朝潮夕汐都可望疏畅通流。桥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四月告成，共费30万钱。县令王恒为此还在他撰写的碑记中予以强调，目的是要告知后人“堰不可筑，桥必时修”(77)。
这次大规模开堰前，吴骞曾致书王恒，建议开堰，以通水道(78)。显然，吴骞的建议是起了作用的。
在开堰兴工的第三年，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吴骞给时任平湖县训导的陈焯写了一长信(79)，忆及乾隆五十年浙西大旱时“赤地千里，杭嘉各属之民几为涸鲋”的惨象。在吴骞看来，平湖境内的虹桥堰（即横桥堰）离三泖最近，一旦开决，海盐、海宁等地都可引水灌溉。他准备前往平湖，向当地政府提出开堰建议。可是“赤日燔如，忧惶构疾，跬步不能前，彷徨者弥月”。有一天他忽然见到干涸的附近支流也可棹舴艋之舟，但天并未下过雨，哪来的水。通过询问，他才知横桥堰已被平湖知县王恒下令开启，这令他感怀不已。但吴骞仍然感到惋惜的是，堰应该早一些开启，那么“近邑田塍或尚有薄秋之望”。在信中，他跟陈焯这样说道：
昔足下在敝州，适逢亢旱，每日徒步斋坛，为民请命，焦肤茧足所不辞，州人至今尸祝之。今幸司训兹土，闻虹桥堰去治仅一舍，宜亲履其地，审度形势，与王侯及邑绅之贤者，悉心筹划，广庀石材，修其牐口，更集晓事父老咨询，尅水痕石柱以为准，至第几痕，则水可至某邑，第几痕则可至某邑，即为一记，刊石牐上，使世世遵守，愚民不得藉冲决以沮挠，胥吏不能执奇货以要索。岂非百世之永赖哉。……今足下仕平湖，能与王侯修牐以救浙西，诸郡功不在昔贤（如西门豹治邺）下矣。他日举最入都，圣天子问东南水利，即以此为嘉猷嘉谟之首，其谁曰不然(80)。
在吴骞心目中，陈焯应该是支持王恒开堰的少数者之一，为地方水利事业之重建起过很大作用。所以吴骞又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所谓“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
至于信中所云旱期祷雨，修治水利，刻“水痕石”等措施，在当时官民看来，都属积极的态度和行为。而“水痕石”之议，向来被太湖低洼地区所重视，实际上也就是“水则碑”(81)，不过一般用于勘测大水期间受灾的范围与灾害之等级；但在常旱之区，却成为人们引水覆盖范围的一种指示。乡村高阜地带（包括沿海地区），勘定河流的畅通或堙塞，潮汐上涨的幅度及范围，水流的增减情况就可以通过“水痕石”一目了然。在太湖平原的东部地区（苏州、松江等地），这种刻水痕于石柱，作为水势涨落标记的做法，早为时人所关注(82)。
道光初年，海盐知县汪仲洋忆及乾隆年间的这次开决横桥堰(83)，指出：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间，平湖人将水闸改作堰坝，遏绝了泖水，五十年间大旱，平湖地方田苗枯槁，急忙开堰导水，该年由此仍有收成，“余波北至苏湖，西渐省会”。县令王恒的《重建横桥碑记》，言语似涉夸大。当时开堰后的水道总口，仍然显得浅隘，所以到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又发生旱情。浙江地方动用了盐务闲款，派人重勘了民间所占水道的情况，并一概予以疏浚，当年因此没有出现灾荒，而且达20年无旱涝之患，利用泖水西沾浙西诸邑的功效相当显著。在汪仲洋看来，吴骞在嘉庆十四年（1809年）所撰的《重开平湖县虹桥堰记》，言及开堰引水之功，显然要可信得多(84)。
吴骞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间，曾极力主张要开横桥堰，其两位挚友陈焯（时任平湖训导）与张增（时任乌程主簿），都具相当的政治资源，为吴骞开堰意愿的表达，提供了许多帮助。陈焯还将他的书信亲自转交平湖知县王恒。实际上，当时开堰筑桥虽然成功，但显得较为匆忙，而且平湖地方百姓所捐开堰银两，不过三百多两，“未暇为久计”。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的大旱，显示了那次开堰工程的局限。这时张增已在浙省显宦琅玕处为幕僚，吴骞借机写信请求琅玕重修横桥水利，终于成功，“于是万姓踊跃，欢声动地，鸠工诛石，克日告成事。桥之规制，视旧既加扩，并勘明民间所侵占水道，而尽疏浚之，于是水大至，川渎皆盈，而朝潮夕汐，往来顺轨”。重修后的横桥，高4丈、广1丈4尺、长4丈8尺，南北护有10余丈石堤；桥设三个涵洞，大船都能通过；桥东数十步的地方，又建有两个石碪，各高数丈，以作防御大汛潮势之备。嘉庆十三年（1808年）秋天，吴骞还亲自前来察看，涨潮的水痕都在桥上刻有标记，高达5、6尺，规制宏壮(85)。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又逢大旱，当年因地方绅士们的呈请，平湖地方再次开堰。
关于这一次开堰的具体情形，以海盐乡绅王纯的回忆最为详备。嘉庆二十五年（1820）三月，王纯在海宁硖石的张氏“詠斯楼”，写下了《开平湖横桥堰后记》。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夏秋之交，已有两月不雨，海宁、海盐两邑地高，河水早已干涸，河泥龟裂，田禾一望焚如。农人已停水10余日，纷纷向政府告灾，官府也无从措手。硖石地方百姓委托顾葛民，要求想办法开堰济旱；顾氏请其师曹桐石出面。七月二十五日，曹桐石与潘书城、陈萝溪及海盐的吴榕园乘板轿到王店，又雇一渔舟直奔平湖，当时塘河水少不能容舟，3、4渔民就拖舟前行，至二十七日才抵平湖，请求县令刘肇绅开堰，获得成功。开堰之前，还详细参究了嘉庆十九年（1814年）案例，开堰费用由刘氏筹措。开堰工作，刘氏因万珍（时任县丞），万氏恰好在嘉庆十九年（1814年）辅佐嘉兴知府开堰，熟悉情形。二十八日，当曹桐石等到横桥时，发现堰址所已填平成大道；所谓横桥，也仅存基址。开堰后，八月初一日曹氏等人返棹回海宁，仍从嘉兴故道，发现水势大涨，一路上农人都在踏水车，欢声动地。到初十日，硖石水流浩瀚，米船也从长安镇运来。十三日，塘栖镇至杭州的舟船也通了，是年乡试，举子们徒步到省，试毕后即乘大艑返程。是年，秋收虽歉薄，但犹有2、3分收成。王纯感叹到，从平湖县令王恒经营横桥堰开始，到吴骞等人恢扩其事，不数十年间已兴废无常，“可知人存政举，总期后之踵而行之”(86)。
王纯后来又忆及东泖、当湖等地水利环境，从原本通畅的水流变为沙梗隔噎，揭示了历史变迁及其对水利的负面影响，特别是人事在水利工作中的重要意义，“政待人而举”(87)。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浙西再次出现大旱情。七月初八，嘉兴生耆胡继儒等向府里呈告，要求开横桥闸，并请嘉兴县开麒麟坝，也获得了成功，十三日未刻就开始施工，将闸口及坝基全部疏通。十六日未刻，水流很快上通到王店地方。次日，姚驾鳌于雇船从长水出发，转抵平湖的当湖，踏堪水势。东北方、近松江府娄县的新带（埭）镇一带，水势相当湍急。开通后的横桥基，中桥洞阔1丈4尺，两边小桥洞各阔1丈，桥东不及一里的地方有坝基一道，本来有闸基，经疏通后，水流大至，贯达四境。而且，西南面因海潮顶托上涨的河水，也可顺利到达。由此可见开堰的实际功效。姚氏强调：“自兹以往，倘遇旱干之年，即可依例呈请启闸。(88)”
道光三年（1823年），江浙两地都准备大修水利。正月十八日，嘉兴府接上级政府令，要求各县“疏浚下游水道，以资涸复、播种春花”。海盐知县汪仲洋对此作了很好的表态，主要是申请重开横桥堰。其理由，除了前段时间刚好与杭州知府、嘉兴知府一起勘察过横桥堰的水利情况，对前人开堰之功效多所引征外，还着重说明开堰的益处与道光二年（1822年）夏秋缺雨时节泖水北来的诸多意义，特别是这一年，海盐县南部地区遭受旱灾严重与开堰不够彻底颇有关系，否则，不要说海盐，就是海宁硖石镇的袁花至通园诸乡，也将同沾开堰之利。为了进一步表明开堰对平湖县不会造成洪涝之患，汪氏向上级的报告中，详细解释了横桥（即“虹桥”）一带的地理环境：
卑职日前亲由虹桥堰直东到溪港口。溪港者，虹桥之厍港与溪塘大河合流处也，随流折北行约二十里，至平湖与江苏交界处，地名龙头绳，度两岸宽二十丈，舟人云此即泖也。再东北行九十里逐渐开阔，由洙泾而达黄浦矣。相度两岸，民间多是筑圬，侵占大约如山阴之镜湖，分开田亩，中余汊港而已。夫水之停蓄不湍者，为泖；泖非有潮，借潮水之推盈乃逆上耳。询之土人，夏秋极大潮汛，约涨七八尺，冬春涨仅二三尺，系平水暗涨，回流非有奔腾冲突之势，且现在虹桥水口淤沙平铺斜出，泖涨大汛则冒过，小汛则拦阻，拦阻者可惜，冒过者本无碍也。平湖志云“潮到当湖出状元”，有利无害，亦可概见。
汪仲洋指出，从浙西水利的长远考虑，应当在嘉善、平湖通水入泖处加强水利工作。平湖的这个要口，就在横桥堰。从这里往北到新埭镇，水港及闸基等处，淤沙严重，芦苇丛杂，堆土筑圬的较多。这些都须及时处理，并严禁势豪及百姓侵占；再从横桥堰水口东北处截去一角，以便泖水北来，不必横折而入，俾水势畅通；旧闸基所在河面不宽，适当拓展，龙头绳内最好建立一座大闸，设立水则，均衡各县水势：涝时于泖水涨落启闸放水，若泖涨高于河水则闭闸；旱时于泖涨满时启闸受水，若泖涨低于河水则闭闸蓄水。龙头一带岸阔水深，民田鳞比，不便别开引河，建闸也需妥善。至于经费，应请筹款垫付，再由各县分摊，分摊到县的，基本上都需导引泖水灌溉，像杭州府的海宁及嘉兴府的嘉兴、秀水、嘉善、海盐、平湖、石门、桐乡，共8个州县；以泄水而论，有杭州府的仁和、钱塘，湖州府的归安、德清，都可酌量摊派。每个县中，享受不到这种水利恩惠的，相关图圩可以免派。所以，经办人员必须由公正干练的绅士充当协助。汪仲洋还提到，在浙西地区疏浚水利工程的同时，江苏省应同时设法将吴淞江近泖河下游一带尽力开通，便可“永无旱涝之警”；因这方面的工作对江苏利多，相关经费最好由江苏筹划办理。根据汪氏对平湖横桥堰水利情况的实地查勘，其工程估单中涉及的开掘淤沙、重建麒麟坝闸与横桥堰闸的工料、修桥费用等，需要库纹银20609.93两(89)。
根据当时的考察，修复虹桥堰的规模大概是：河面统宽12丈4尺；外港水深2丈；内河水面深1丈7尺；其桥改建五洞，每洞1丈，做梭墩4座，水底至面2丈7尺，下用滚坝；进深1丈4尺。这样一个工程，应需工料及相关费用需要如下：
坝樁496根，每根8钱（内外坝二埭，各宽1丈2尺），计银396两8钱；
毛竹箯144丈，每丈4钱5分，计银64两8钱；
松板52丈，每丈2两，计银104两；
芦柴12万斤，计银264两；
闸底统共樁木3500根，每根5钱，计银1750两；
钉闸底樁496根，每根2钱6分，计银128两9钱6分；
筏缆，计银75两；
底连石350丈，每丈4两，计银1400两；
条石560丈，每2两2钱，计银1232两；
龙觔石40条，每条6两，计银240两；
滚坝盖樁石280块，每块1两，计银280两；
槛石10块，每块4两2钱，计银42两；
闸柱石20条，每条30两，计银600两；
桥面牵扛石40块（厚1尺、阔1尺，块8寸，长6尺），每块13两，计银520两；
天盘石20丈，每丈6两，计银120两；
盖石16丈，每丈4两，计银64两；
起步石36丈，每丈3两，计银108两；
拦头石2块（长2丈2尺），每丈16两，计银32两；
垫肚石，计银360两；
日夜车水工，计银300两；
架木、戗木、筏索、蔴皮，计银200两；
石灰汁米樁灰灌浆，计银200两；
大小马挑檀木滚木钱器杂料，计银260两；
挑土筑坝抬石錾凿安砌匠工，计银3000两(90)。
总计需要支出库纹银12851两5钱6分。这对乡村地区的一个小水利设施而言，已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不久，嘉兴知府宗源瀚向上级政府再次提出开决横桥等堰、引泖水济旱的请求。他详细讲述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间的经历：
本年六月至闫六月，五十日不雨，日事祈祝祷，得雨不畅，无济于事。有人言及泖水济旱，其利及于数县。卑府博稽志乘，萃集众说，知其征验，遂于闰六月二十五日亲诣平湖，督同邢令，于二十六日先至通松江三泖之龙头地方，察看形势，复折至虹桥，知其地名厍港，为泖水西行必由之路，向有溪洋名目，河宽一二十丈，自乾隆以后日渐侵削，为两岸河泥壅塞，士民食利，植芦苇以实之，遂成荡田。乾隆丙午所建之桥，桥坍石卧，已远在泥田之中，约略丈量，南岸淤塞三丈余，北岸淤塞六丈余，近日河面只有三丈数尺，横桥虽已无堰，而直西三里之斜桥地方，土人筑堰一道，取便行路，犹之横桥堰也。泖水挟沙而来，至港辄止，愈前愈壅，两易舴艋，仍步行至堰。堰身长约九丈，高约六七尺，面传地保及绅董职员俞文镜、廪贡王家梓，告以开堰通水之故，许为另造坚实木桥，土人亦习闻其说，并无阻挠。乾隆时，开堰建桥之碑记，亦至今尚存，在岸旁土地庙墙堵中也。
就在祀土、开工之际，闰六月二十七日碰到大雨，此后两天集夫开掘河道，刚掘开2、3丈，潮水来了，开挖工作暂时停止。七月初缺水时节，平湖至海宁硖石北关一带，水势尚可，皆赖那次开堰后引来泖水的微小功效。就嘉兴府地区而言，联通泖水的，还有嘉善的枫泾，不止平湖一县；平湖境内通泖的，还有偏东之曹家港，与溪塘大河，也不止横桥一路。至于前朝官绅纳水济旱，独重横桥一港，是与这一带的水系地理环境有关。横桥偏西一带能最先迎纳泖水的西流，而且形势迅利，不必经由东湖而直达嘉兴；西南则海盐、海宁，直西则嘉兴、秀水、石门、桐乡。所以，宗氏讲古人泖水河流滋溉七县，西渐杭州，都不是夸大之词；并且特别强调官绅在地方公益中的联合活动与积极作用(91)。
具体事例，如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七月二十七日，海宁举监曹宗闽、吴寿照、曹宗载、蒋星槐、顾澜、顾湘、张翼飞、潘学诗、陈广业、徐兴可与海盐举监吴春、吴宁、张步蟾、陈钤一起，向平湖县令刘肇绅呈请开堰，获得成功；嘉庆二十五（1820年）年七月初六日，海宁职举贡监查端本、顾萼辉、许文安、祝宁昌、许简庭向海宁州鹿嗣宗呈请开平湖横桥闸，以通泖水，缓解旱情，认为“于本州水利农田有益，于附近田庐并无妨碍”，而且有去年的成功案例可据；同年七月初八日，嘉兴生耆胡继儒、沈大存、胡梅村、陈与三向嘉兴府呈请，要求开横桥堰，使泖水流贯嘉兴县西南境内之田，这对平湖农田也有好处；同月同日，这些绅士得到了嘉兴县的批复，同意开麒麟坝，使北水南来，但是若逢大雨，此坝仍须复原；道光二年（1822年）六月初六日，海宁职监王亮熙、苏花农、郭一清、苏信庵、梁人表、徐镐、王採熙、苏香溪、张大迈向海宁州呈请开横桥堰，也获成功；咸丰六年（1856年）六月二十三日，海宁绅士陈锡麒、朱元炅、潘纶、蒋光煦、陈持敬、蒋光焴、俞汉、徐元蓥也向海宁知州孙钦若呈请，经嘉兴府移令平湖县开横桥堰。所有开堰的背景，无一例外都是逢到地方大旱(92)。
同治十二年（1873年）七月二十日，宗源瀚将横桥堰的兴复工作向杨昌浚作了汇报。八月初二日，杨的批复这样写道：“凡地方之事，官用一分心，民受一分益，诚能悉心讲求，必有实济。”嘉兴地方对浙西沟通泖水的工作，开堰济旱的实效，杨完全予以肯定；对平湖县令邢守道的辛苦工作，杨也深表嘉许(93)。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月间，布政使衔记名道姚文枏、候选知府吴伯钦、侍读衔内阁中书徐用福、翰林院检讨吴浚宣、简用道前广东潮州府知府朱丙寿与附贡生朱逢辰，联名向浙江省呈请，并附上前任巡抚杨昌浚的批示，要求大浚平湖等地的重要水道，开堰决流；经费方面，可以按照江苏开河的成案，按亩劝捐，“出之于业，散之于工，收之于农”，官、绅合力举行疏浚工程(94)。
同年十一月，嘉兴知府宗源瀚即收到了浙江布政使的批示，准备筹款开工，疏浚平湖等地河道。具体工作，委托候补同知刘颂年，邀请徐用福、姚文枏前往平湖县，会同查勘。此后，宗源瀚向上级汇报了工作的难度，指出：每遇水旱，绅民屡求开浚，事过辄已。道光三年，海盐令汪仲洋“勘估图说”，横桥并闸之河面宽12丈，今仅存3丈数尺，淤塞多年，欲一旦恢复旧规，仍照原丈尺，则民占地亩固不易清，而出土太多，亦无从堆放，工程既大，经费又巨，办理殊非易事。由于经费拮据，作了“节省办理”，也不需要向民间摊征；如果摊征，嘉兴府属各县会议讨论只是靡费时日，不利工作的及时展开。宗氏特别指出，从溪塘口到斜泾口，自东而西约有10里，工长1925丈，且各河段淤塞情况轻重不一；如果港底并不全部开浚，仅从横桥西开至斜泾口，共计工1720丈。另外，厍港开通之后，所有邻近各堰，暨光绪十六年曾勒石永禁、现复私设各鱼簖的，应请一概拆除，永禁占种。与道光三年考察结果不同的是，泖浦塘朱仙汇西岸的大徐塘，淤塞也很严重，进内300余丈的老堰，不利于贯通水流，必须拆除；北面的小港蔴园港，淤塞虽然不重，近港口半里有一个长约6丈的堰坝也要拆掉，都建木桥。这部分费用，主要由士绅筹集捐办。横桥等工程庞大，士绅也无力兼顾的，由官、绅会商分办，同时必须注意“弹压地方事宜”，以防在工作中民间出现抵触行为。这样的规划，从横桥到斜泾口，长1712丈，开深港底8尺许，估需钱1210O余千；溪口南北两角并溪漾各截去积土数十丈，估需钱750千文；分注新埭南栅桥至俞振塘，计1200多丈，深宽各需开浚5尺；俞振塘私堰改建木桥5、6处，及筑坝戽水等工，估需钱8千余串；此外还有新泾港、香花桥各口浅深难察，酌需钱23000串。这些经费，按照士绅的呈请，本来应该随银或随漕摊捐弥补，现因费用有限，就由浙江省拨款支垫。以上具体工作，由徐用福招集民夫即日展开，委候补知县张善友帮同照料，平湖县令负责弹压。此外，大徐塘所有拆堰、造桥、挑淤工作，姚文枏自愿捐办(95)。可见，从地方勘察、工作调配、人力募集、经费筹措到工程的全面展开，地方政府都极度依赖士绅的襄助。
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四月，地方政府又开决了嘉善、平湖两县交界的祗园堰（在祇园寺旁），并添建相关木桥，前后共领用库钱
五 结语
如何做好农田水利的防护，一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江南地区，其重点一直都是松江上游的泖水地区：“唐宋以来，言水利者，无不以疏通松江泖口为第一义。”所谓“泖通内河，潦则泄泻，旱则内灌”。水利的良好维持，为国家稳定地提供钱漕大有助益，所以又有“赋出于田，田必赖水以滋养”的言论(97)。“欲兴农务，先治水利。”水利的重要性，看来毋庸赘言。浙西以天目山的为中心水网散布系统，长期资灌着杭嘉湖地区，其间常有“年远土淤，不能潴蓄，反荡流而滋水患”的不良状况(98)。
虽然，洪涝期的排水作业当属江南地方政府的首重要务，但是干旱时期河湖水的及时回灌农田，在低丘平原地带依然重要。仅以咸丰六年（1856年）的大旱而言，其具体表现大致是自五月至六月不雨，枝河皆涸，地生毛，禾苗枯槁，此后城乡秋蝗蔽天，食稼伤禾，以致米价腾贵(99)。在这样的情境下，无论是内陆地区的河湖灌溉，还是沿海地带的引入潮汐回灌，都会发生较多的困难，一些河道上长期用于蓄泄水流的重要堰坝，就格外引人关注。河道的疏浚，是关系数百万水田、数百万生灵的重务，“讲求实事，扫除官工积习，第一在择人”(100)。
清人顾广誉认为，以往论议嘉兴地区水利的，“但云相度地势，莫如疏通各水港，使水之来也有门，去也有路，以是为第一义”，这本来是很正确的，但清初至乾隆年间，“人事所得尽者，只此耳”。在此后，“旱暵则恃泖湖以为之纳，水潦则恃泖湖以为之泄”，嘉兴水利之要就首在通泖(101)。许多人还深知：“牐以时蓄泄之启闭，桥以通水陆之往来，而沙涨则出口隘小，旱不利纳，涝不利消，且久久必梗塞矣。”但关键的，还需要“俟有大力者慨然念民命攸关，捐金数千，修整桥闸，开浚沙路，给工食，择坊内人之信实者管守之。”这对地方政府而言，实在能“上以省朝廷蠲缓之帑，下以充闾阎租税之供”，为一桩大“快事”(102)。类似的事例，自乾隆年间重振横桥堰地区水利以来，屡有可述者。
横桥堰在清代屡开屡塞，兴废无常的基本原因，以海盐知县汪仲洋在道光三年（1823年）的解释最中肯綮：每次开堰不久，“近堰小民只图一己目前之利，不知全局久远之谋，就其田边堆筑土圬，俟泖水灌入，则沙土内壅”；海潮一日两度，不到一年，沙土出现平淤，低的地方就种植芦苇，高的栽种禾稻，两岸逐渐相对侵占，以致河流仅通一线；不过一二年，就连这仅剩的涓涓细流也将泯然无存(103)。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变乱之期，规复河道、“夺其己私之利而公之”，就更加困难了。咸丰六年大旱时期的情形，堪称代表。那时的横桥港河身，被侵占渔利的已达十分之七；河道的水源，多被滞沙壅阻，民间私筑的土坝重重；地方百姓有心怀利私的，多有阻挠之态，政府无从实地考察明白；所以在募夫集役，准备兴工疏浚时，民众多有“顽然罔应”者；再者，有需浚之河，却无积土之地。无论是平湖，还是周边的海宁等地，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因此，海宁进士陈锡麒特别强调，对那些有“挠阻而欲私其利者”，必须绳之以法。在社会动荡时节，这一点显得相当紧迫(104)。
当然，横桥堰的事例，在江南地区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体现了江南水利环境与社会史中十分重要的另外一个侧面。堰坝设施在乡村的长期存在，较多的是用于蓄存水流，提防旱情的出现。这在浙西地区比较明显。然而，堰坝废圮的出现，在历史时期就已很频繁。譬如，三国吴时即在吴兴筑青塘，晋时谢安又在吴兴筑谢塘。唐代后期在荆溪上源即今广通镇地方修筑了五堰，对茅山入太湖的水流起到了节制作用(105)。五堰原是用于节制宣歙、金陵、九阳江诸水，由分水、银林两堰直趋太平的芜湖。对于太湖上游水利的宣泄起到了重要的控制作用，明人赞为“五堰之利，或由东坝以通苏、常，或由西垻以通宣、歙，所谓取之左右逢其源者”(106)。后因商人经宣、歙往返贩运木排东入两浙，多为五堰阻隔，大为不便，就废去了五堰，其水流尽入于常州境内的荆溪，汇至太湖，增加了水患的发生(107)。再如海盐，环山滨海，水无停蓄，仅藉官塘一带导灌乡村田亩，“每十日不雨，车戽一动，则其水立涸，农田龟坼”，堰闸的设置似乎比其他地区还要紧要；可惜的是，后人担心阻滞舟船交通，为图一时便利，不但废去堰闸设施，也将每年二月份筑堰、九月开通的积极做法予以废弛，结果“一遇亢旱，动辄告灾”(108)。
也正因为如此，在展开地方公共工程时，跨政区的联合可以为社会资源的合理而有效的调配，也为水利共同体的重新整合及其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更多的保障。
清代江南的水利活动主导，往往是那些地方绅士，从勘察水利到政府出面整顿，不同阶层和力量的地位和关系显得清晰起来，而社会力量的整合及利益的再分配便随之产生。透过地方水利建设的具体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深层次的内容：国家与地方关系在乡村水利史的复杂体现，民间对于社会公共工程的态度与反应，地方政府跨地域的行政、经济合作情况，以及官、绅之间内在密切关系的程度等。大型的公共工程，本来就需要调动地域社会的全体力量，进行整合调配，其间国家动力支配的作用依然不可忽视。横桥堰的事例，更加清楚地体现了清代后期跨地域的州县之间的众多联合行为。但在今天，地方保护的严重性仍然存在，使得许多共同利益遭致损害，对整个社会以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发展和稳定十分不利。
［收稿日期］2006—12—19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2006BLS002）。
注释：
① ［明］沈
：《东南水利议》，载［明］张国维撰：《吴中水利全书》卷22《议》。
② ［清］钱泳：《履园丛话》丛话4《水学》，“水利”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4—98页。
③ ［清］钱泳：《履园丛话》丛话4《水学》，“总论”条，第87—89页。
④ 择要而言，如［日］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东京：亞书房，1974年）是有关清代水利史较为系统的考察；张芳：《明代太湖地区的治水》（载《太湖地区农史论文集》1985年第1辑，第95—105页），专注于明代江南的治水举措及影响；［日］川胜守：《明代江南水利政策的发展》（载《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36—548页），对明代水利政策历时性特征和江南治水阶段，作了纵观性的描画；潘清：《明代太湖流域水利建设的阶段及其特点》（载《中国农史》1997年第2期），也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另《明清时期江南的水利建设》一文（载范金民编：《江南社会经济研究（明清卷）》，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第940—967页）对江南的农田水利、塘浦、海塘等情况，有全面的考察；而对塘浦圩田史的考察，缪启愉：《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年）更是简明精核；彭雨新、张建民著《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对明清两代长江流域的水利有较全面的概括；而与水利有关的社会负担与经费分配等内容，［日］濱島敦俊：《明代江南の水利の一考察》（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47册）与森田明：《清代水利社会史研究》，都有细致的考述；另外，里甲制度本身就是在士绅的重要构成者之一乡居地主们的统率下，常年进行浚筑圩岸的活动，维持水利事业的发展，至少在明代中期以前还是如此，濱島敦俊：《姚文灏登場の背景——魏校〈莊渠遺書〉に拠る試論》（载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編：《佐藤博士還曆记念·中国水利史論集》，国書刊行会，昭和五十六年，第249—265页）证明了这一点；冀朝鼎著、朱诗鳌译：《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从十分宏阔的视野，考察了水利事业与基本经济区的内在密切联系，等等。
⑤ 拙著《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第五章“明末江南地区的大灾荒与社会应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咸丰六年江南大旱与社会应对》（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7期，第162—170页）与《旱魃为虐：清代江南的灾害与社会》（载李文海、夏明方编：《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01—239页）。
⑥ ［清］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之2，“大旱”条，（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
⑦ 关于这一地区历史人文地理与行政区划变革的考察，拙著《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第60—64页。
⑧ ［清］黄辅辰编著，马宗申校释：《营田辑要校释》内编上之下《水利》，（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年。
⑨ 王凤生曾任平湖知县、嘉兴知府、乍浦同知，著有《浙西水利图说备考》、《河北采风录》、《江淮河运图》、《汉江纪程》、《江汉宣防备考》、《淮南北场河运盐走私道路图》等。《清史稿》卷384《王凤生传》。
(10) ［清］王凤生纂修，梁恭辰重校：《浙西水利备考》“嘉兴府水道总说”。
(11) ［清］姚驾鳌：《启放横桥泖水杂记》（嘉庆二十五年十月），载［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光绪二十五年刊本。以下所引史料，若无特别注明，皆引自是书。
(12) 《明宣宗实录》卷64，“宣德五年三月戊辰”条。
(13) 乾隆《平湖县志》卷1《舆地·图说》。
(14) ［清］吴骞：《愚谷文存续编》卷1《重开平湖县虹桥堰记》。
(15) 光绪《平湖县志》卷12《宦绩·文秩》。
(16) 《浙西水利备考》“平湖县水道图说”。
(17) 光绪《嘉兴府志》卷29《水利》。
(18) 《浙西水利备考》“平湖县水道图说”。
(19) ［清］王惟梅：《嘉府典故纂要》卷6《平湖县》。
(20) ［清］吴骞：《愚谷文存续编》卷1《重开平湖县虹桥堰记》。
(21) 《浙西水利备考》“淀泖源流图说”。
(22) ［日］森田明，郑樑生译：《清代水利社会史研究》，（台北）国立编译馆，1996年，第5页。
(23)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24) ［清］姚驾鳌：《启放横桥泖水杂记》（嘉庆二十五年十月）。
(25)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26) ［清］王纯：《开横桥堰水利记事叙》（嘉庆二十五年初夏）。
(27) ［清］吴骞：《愚谷文存续编》卷1《重开平湖县虹桥堰记》。
(28) ［清］宗源瀚：《开掘虹桥、斜桥堰通泖济旱禀牍》（同治十二年七月二十日）。
(29)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30) ［清］汪仲洋：《通禀各宪请开虹桥堰牍》（道光三年）。
(31) ［清］吴骞：《愚谷文存续编》卷1《重开平湖县虹桥堰记》。
(32) 王恒，贵州遵义人，乾隆乙酉举人，乾隆五十年任平湖知县；五十三年，广东乐昌人、监生欧焕棠署县事，不久王恒也于同年复任；此后至五十五年，来任县事的为湖南长沙人、吏员刘云。光绪《平湖县志》卷10《职官·县治文秩》、卷12《宦绩·文秩》。
(33) 光绪《平湖县志》卷4《建置下·关梁》、卷12《宦绩·文秩》。
(34) ［清］王恒：《重建横桥碑记》（乾隆五十三年）。这篇收于《浙西横桥堰水利记》的碑记，亦被光绪《平湖县志》卷4《建置下·关梁》抄录，不过后者在抄录中尚有错讹及遗漏。此处引用的，悉据前者。
(35) 刘肇绅，嘉庆二十二年任平湖知县，次年即由王凤生复任；这一年又经历万珍（江西义安人）短暂的署县事，王氏再复任，最终仍由刘氏出任知县，直到道光元年。光绪《平湖县志》卷10《职官·县治文秩》。
(36) ［清］姚驾鳌：《启放横桥泖水杂记》（嘉庆二十五年十月）。
(37) ［清］王纯：《开平湖横桥堰后记》（嘉庆二十五年三月）。
(38) ［清］姚驾鳌：《启放横桥泖水杂记》（嘉庆二十五年十月）。
(39) 与堰坝一样，水栅也是江南地区常见的水利设施，所谓“甃石筑土为壩，列木通水为栅”，设置的主要目的是为防盗；而湖州地区重要的溇港水利，一般都设有较为坚固的闸门，附近居民经常在溇港上筑堤填坝，以防盗贼。不过，防盗功能的设置，实际上对于水利防护机能的发挥是有阻碍的。拙著《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第六章“明清江南的水利防护与社会调控”与第八章“明末清初江南的地方防护与社会”中的相关考察。
(40) 光绪《嘉兴府志》卷29《水利》。
(41) 邢守道，同治八年任平湖知县，十三年离任。光绪《平湖县志》卷10《职官·县治文秩》。
(42)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43) ［清］汪仲洋：《通禀各宪请开虹桥堰牍》（道光三年）。
(44) ［清］姚文枏：《议治浙西水利引通浦潮以免旱潦说》（光绪二十四年八月）。
(45) ［清］宗源瀚：《开掘虹桥、斜桥堰通泖济旱禀牍》（同治十二年七月二十日）。
(46) ［清］宗源瀚：《为出示晓谕事》（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47)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48) 杨昌浚，同治五年二月任浙江布政使；八年十二月，署浙江巡抚，九年八月，实授此职。光绪初，因余杭县发生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而被革职。光绪四年以后，陆续被起用他职。不著纂人，王锺翰点校：《清史列传》卷61《新办大臣传五》， （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834—4835页：“杨昌浚”条。
(49) 恽祖翼，同治三年举人，光绪十五年授督粮道，后晋按察使，擢浙江布政使。祖翼尽心水利，于嘉兴开泖河，疏港建闸，以资蓄泄。卒后，浙人请立祠祀之。《清史稿》卷448《恽祖翼传》。
(50) ［清］恽祖翼：《详抚院稿》（光绪二十五年六月）。
(51) ［清］刘树棠：《片折稿》（光绪二十五年七月）。
(52) 徐氏是浙西海盐县的名人，其兄用仪（1826—1900），由副贡生入赀主事，签掣刑部，后任军机处章京等职，曾在同治十二年至光绪二年间负责纂成《海盐县志》22卷。用福本人，则是咸丰八年副榜贡生，曾任地方训导一职，专心讲求经世济民，尤尽心于地方公益。光绪十八至二十四年间，因泖河水道淤塞，嘉兴府连续四次遭受夏季大旱，稼禾歉收，尤以海盐、海宁地区为严重。用福多次出面，请嘉兴知府转禀抚院，要求疏浚泖河，终以工费繁巨而止。不久，又请嘉兴姻亲姚文枏向藩台力陈此事，终于成功。用福不顾七旬高龄，往返巡督，在平湖县东北诸水与泖水相接处，共疏浚河道2100多丈，开土74300多方，自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开工，次年四月毕事。此举使嘉兴府七县均受其益，用福也因此得到朝廷的再度嘉奖。《清史稿》卷466《徐用仪传》、《清史列传》卷62《已纂未进大臣传一》“徐用仪”条；另参海盐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海盐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26页所撰徐氏传。
(53)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徐用福《序》。
(54)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徐用福《序》。
(55) 光绪《海盐县志》卷6《舆地考三·水利》。
(56) 乾隆《平湖县志》卷1《舆地·图说》，乾隆十年刻本。
(57)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58) 关于此次大旱灾及其社会反应之个案解剖，拙作《咸丰六年江南大旱与社会应对》，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7期，第162—170页。
(59) ［清］陈锡麒：《访横桥日记》（咸丰六年七月）。
(60) ［清］陈锡麒：《访横桥日记》（咸丰六年七月）。
(61) 宗源瀚，江苏上元人，曾历官浙江衢州、湖州、严州、嘉兴四府知府，在严州任凡五年，湖州任上共两次。其中初任湖州府事，据宗氏自述是在同治九年、十年间，时因前任杨荣绪在湖州从事太湖溇港水利成绩卓著入京受奖，由宗氏代理湖州事务。及杨氏回任，宗氏仍返严州任上。光绪三年，宗氏再次到湖州任事。宗氏著《颐情馆闻过集》光绪三年自叙与《清史稿》卷479《杨荣绪传》。《清史稿》卷452《宗源瀚传》言宗氏“光绪初，官浙江，历署衢州、湖州、嘉兴府事”，时间上显然不当。
(62) ［清］宗源瀚：《开掘虹桥、斜桥堰通泖济旱禀牍》（同治十二年七月二十日）。
(63) ［清］宗源瀚：《开平湖斜桥堰碑记》（同治十二年）。
(64) ［清］顾广誉：《秀州水利纳洩泖湖考》，载［清］葛士浚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93《工政六·水利通论》。
(65) ［清］宗源瀚：《开平湖斜桥堰碑记》（同治十二年）。
(66) ［清］徐用福：《疏浚泖浦塘要口记》（光绪二十五年七月）。
(67) ［清］徐用福：《疏浚泖浦塘要口记》（光绪二十五年七月）。
(68) 光绪《嘉兴府志》卷12《山川一》。
(69) 光绪《嘉兴府志》卷29《水利》。
(70)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71) ［清］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6《书三·与曹射侯》。曹射侯，嘉兴府崇德县（即石门）人。
(72) 康熙《嘉兴府志》卷9《水利》，康熙二十一年刊本。
(73) 光绪《嘉兴县志》卷15《水利》，光绪二十四年刻本。
(74) 光绪《嘉兴府志》卷29《水利》。
(75) ［清］吴骞：《愚谷文存续编》卷1《重开平湖县虹桥堰记》。
(76) ［清］王恒：《重建横桥碑记》（乾隆五十三年）。这篇收于《浙西横桥堰水利记》的碑记，亦被光绪《平湖县志》卷4《建置下·关梁》抄录，不过后者在抄录中尚有错讹及遗漏。此处引用的，悉据前者。
(77) ［清］王恒：《重建横桥碑记》（乾隆五十三年）。
(78) 据［清］蒋元龙：《春雨斋集》所记：吴骞，字槎客，号免牀，虽长期隐居，然而终其一身于地方义举赴之惟恐不及。民国《海宁州志稿》卷29《人物志·文苑》，民国十一年排印本。
(79) 陈焯，乾隆五十二年署平湖训导，次年离任。光绪《平湖县志》卷10《职官·县治文秩》。
(80) ［清］吴骞：《论平湖虹桥堰书》（乾隆五十二年），载［清］贺长龄、魏源等编：《皇朝经世文编》卷116《工政二十二·各省水利三》，（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本。
(81) 水则是江南地区用以水利防护的一种方式，应用较为普遍。一般用石块刻就，分横道水则与直道水则两种。前者主要横刻七则，不同的则位代表不同的水位，也反映相应灾情。后者分为上、下二横，每横又分六个直道，每道代表一个月份，以明灾害时月。这种方法宋代即有，明清时应用更为广泛。另参《吴江县水则碑记》，载［清］金友理：《太湖备考》卷3《水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82) ［清］冯桂芬：《显志堂稿》卷11《稽旱潦议》。
(83) 汪仲洋，道光元年任海盐知县。光绪《海盐县志》卷14《名宦录》。
(84) ［清］汪仲洋：《通禀各宪请开虹桥堰牍》（道光三年）。
(85) ［清］吴骞：《愚谷文存续编》卷1《重开平湖县虹桥堰记》（嘉庆十四年）。
(86) ［清］王纯：《开平湖横桥堰后记》（嘉庆二十五年三月）。
(87) ［清］王纯：《开横桥堰水利记事叙》（嘉庆二十五年初夏）。
(88) ［清］姚驾鳌：《启放横桥泖水杂记》（嘉庆二十五年十月）。
(89) ［清］汪仲洋：《通禀各宪请开虹桥堰牍》（道光三年）。
(90) ［清］汪仲洋：《通禀各宪请开虹桥堰牍》（道光三年）附录“查勘平湖虹桥堰水利情形并估单”。
(91) ［清］宗源瀚：《开掘虹桥、斜桥堰通泖济旱禀牍》（同治十二年七月二十日）。
(92)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93)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94) ［清］姚文枏、徐用福等：《具呈为通泖防灾、环请筹款疏浚、以重民生而济钱漕事》（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八日）。
(95) ［清］宗源瀚：《为照会事》（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
(96)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97) ［清］姚文枏、徐用福等：《具呈为通泖防灾、环请筹款疏浚、以重民生而济钱漕事》（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八日）。
(98) ［清］姚文枏：《议治浙西水利引通浦潮以免旱潦说》（光绪二十四年八月）。
(99) 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31《祥异》；同治《苏州府志》卷143《祥异》；光绪《续修常照合志稿》卷47《祥异志》；光绪《嘉定县志》卷5《禨祥》；光绪《松江府续志》卷39《祥异志》；光绪《嘉兴府志》卷35《祥异》；光绪《嘉善县志》卷34《杂志上·祥眚》；同治《湖州府志》卷44《前事略·祥异》；光绪《华亭县志》卷23《杂志上·祥异》。
(100) ［清］姚文枏：《议治浙西水利引通浦潮以免旱潦说》（光绪二十四年八月）。
(101) ［清］顾广誉：《秀州水利纳洩泖湖考》，载［清］葛士浚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93《工政六·水利通论》。
(102) ［清］王纯：《开平湖横桥堰后记》（嘉庆二十五年三月）。
(103) ［清］汪仲洋：《通禀各宪请开虹桥堰牍》（道光三年）。
(104) ［清］陈锡麒：《访横桥日记》（咸丰六年七月）。
(105) ［明］韩邦宪：《广通坝考》。转引自魏嵩山著：《太湖流域开发探源》，（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8页注引。
(106) ［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2《水利》、卷6《五堰》，（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7、183—184页；嘉靖《南畿志》卷3《总志三·志水利》。
(107) ［清］钱泳：《履园丛话》丛话4《水学》，“来源”条，第92—94页。
(108) 光绪《海盐县志》卷6《舆地考三·堰闸》。^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01期
【原文出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西安)2007年3期第38～55页
【英文标题】 The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Jiangnanin Qing Dynasty
【作者简介】冯贤亮，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 200433
冯贤亮（1971—），男，浙江嘉善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明清社会经济史、江南地区史等方面的研究。
| 【内容提要】 | 本文着重考察江南乡村的水利环境与社会变迁，从观察平湖县横桥堰为中心的区域背景入手，解析有清一代与江南的众多水利设施有着相似情况的横桥堰及其周边社会，特别是将环境变化置于自然与社会两方面考察，分析其对水利设施屡次兴复和周期性堙废的深刻影响；详细说明乡村水利与社会各阶层的诸种关系，尤其是以官绅阶层为代表的各类人物，在地方水利事业重建过程辛的不同表现，而府、县两级地方行政官员的更替出现与影响，也在此过程中得以清晰地展示，从而建构起一个小地方的水利社会史，真切地感受当时的社会与环境变化，并据此略窥清代中国地方社会的一些重要生活侧面。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environment and social changes by looking into the background of Hengqiao weir located in Pinghu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al changes and social evolution, opened out the effect on rural life or agriculture by the water conservancy being destroyed or rebuilt. The article also pointed out the various behaviors from different social class including bureaucracies, gentlemen and commonages. The regional social history could be established by studying this small weir and its circumjacent society, and embodied some typicality in Jiangnan delta. |
一 区域背景
江南地区的核心是环太湖流域，地势低洼，湖荡汊港等水体形态密集分布于内。其水源主要来自西部茅山、天目山的溪流，经苕溪（分东苕、西苕）、荆溪等大流汇入太湖，再经由“三江”下泄入海。明清时期的“三江”地区一般是指吴淞江、刘河、望虞河等。明人早就指出，“东南民命，悬于水利，水利要害，制于三江”①。清代人普遍认为，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与太仓的土地虽不及一省之多，但其赋税“实当天下之半”，堪称国家的根本；而且在地势上，这些地方是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水利修治显得十分重要②。由于江南地区水流“纡迴百折，趋纳有准”，其患常常在“塞”③。洪涝期的排水作业，当属江南地方政府的首重要务，在这样地理条件的局限下，江南产生的治水技术也与此密切相关。
在传统的苏南地区，因处于太湖水系的下游，为基本的排水地带，历史上一直是以吴淞江为中心的；在浙西，则基本属于太湖水系的上游，是水源地带，水利事业的兴废长期以湖州府的漤港为中心。就整个历史时期而言，这里的水利社会史，可以说是以吴淞江为主导的，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对它的关注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地域，这也深刻影响着明清时代及后来人们对江南水利的基本认识，并且经常强调这一带的过剩水量如何排泄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这里的水利史是以洪涝灾害史为主流的。
因此，在以往水利史的研究中，较多关注的是太湖水系上游与下游的洪涝灾害，特别是下游以吴淞江为中心的排水于道治理问题，研究成果较多④。然而，与涝相对的旱，在江南历史上也经常发生，以高阜地带最为明显，危害并不亚于那些大水灾。明代后期的江南大旱灾与清代特大旱灾的屡次发生，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里的水利社会。以清代而言，江南发生过的特大旱灾，至少有14次，即发生于顺治九年（1652年）、康熙十年（1671年）、十八年（1679年）、三十二年（1693年）、四六年（1707年）、五三年（1714年）、六十一年（1722年），雍正元年（1723年）、二年（1724年），雍正十一年（1733年），乾隆五十年（1785年），嘉庆十九年（1814年），道光十五年（1835年），咸丰六年（1856年），都表明旱灾在江南的严重性⑤。譬如，乾隆五十年（1785年）夏秋之交的大旱，使河流四涸，井底干枯，许多地方连日常饮水都感到困难，更无暇车救农田了，人们开始外出求水。嘉庆十九年（1814年）夏季由于旱期太长，地上都长了毛，河港全枯，行路不必再循桥坝，各随走向⑥。这样的旱情，实在令人惊怖。
与松江府、苏州府相毗连的浙西嘉兴府，河港分布也相当复杂。明清两代，该府统辖了嘉兴、秀水、嘉善、海盐、平湖、崇德（清代改称石门）、桐乡七个县⑦，都号称水乡泽国。以水地面积与平地比较来说，水就占了十分之五、六，而且环江带湖地区，纵有浦，横有塘，其支流随地域不同则有港、泾、荡、浜、瀼、淹、溇等称谓⑧。清代著名的水利专家、地方官王凤生的水道概述⑨，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这里的水文环境：
嘉郡，泽国也……众水发源天目，上承杭、湖两郡之委，以下达吴淞之江、黄歇之浦，其间群流交贯，吐纳潮汐，瀦为泽，迤为川，析为港汊，尤难更仆数。……府境之水，其大者有三，一曰漕渠（即运河），一曰长水塘，一曰海盐塘。……以上各水，皆郡之来源，至于汉塘，东至平湖县境五十余里为市西河，受陶泾水（即界泾），东经县治入当湖，又东三十里，或由广陈出朱泾，或由新仓出姚家廊下，或由洁芳桥、吕公桥出溪塘、新塘，至龙头，均归东泖；又由普济桥东出金丝婕桥，至金山，又自城西出孟家桥，至嘉善，又自东湖出东塔桥，合陶泾水，东流入乍浦独山，统归泖湖，由黄浦以入海⑩。
嘉兴府在明代实行分县改革后，南部地势较高的县内，大抵旱多潦少(11)。平湖旧隶海盐，至明宣德五年（1430年）分析其东北境之当湖镇而立县(12)，称平湖，意思是与湖相平。它既与西边的海盐、海宁有着相似的地理背景和水利条件，又与东边的松江府接壤，与淀泖水系相沟通，也属浙西要隘之一；历史上这里发生的旱情多于水患，与真正低洼水乡的社会生活，还有较多的不同，须时时关注水利方面的建设，蓄存水源。乾隆年间的地方文人这样描述平湖：“面山环海，左枕三泖，右控具区，洵西浙之藩篱，东瀛之门户也。城郭之中，街衢纷错，舟楫通行，……东湖一区，实为众水之所潴蓄。(13)”基本上将平湖县的环境特质予以清晰地展示出来了。
平湖县城设于当湖镇，但作为湖泊的当湖，在城的东南部，也称东湖，周40里，分九派，东西南北无所不达，堪称嘉兴府南部诸县的噤喉。就西南地势来说，海盐视平湖稍高，迤逦而西，至海宁，地势更高，直至石门、仁和，绵亘五六百里，都是“仰藉此水，以资灌溉”(14)。嘉庆十九年（1814年），以嘉兴府通判身份摄平湖县事的王凤生(15)，对这里的地理情况显然了如指掌。他说：
东南濒大海，以乍浦九山为其绾毂，北汇三泖，西界嘉兴，南界海盐，西北界嘉善，东北界江南金山县，川原沃衍，泖水一日两潮，均沾利泽。虽东南隅稍形窿阜，而渠港流通，亦能曲达(16)。
但总体而论，平湖县是“原隰不齐”，大概是“原十之七，隰十之三”，容易发生亢旱的地区集中于东十九都、二十都、十四都等，因此必须关注水利建设，多建堰闸(17)。至于平湖境内的水乡地区，多赖潮汐以资灌溉。无论是高阜地带，还是低洼地区，都需要保持河港的通畅，既利于引水通潮，也便于适时的排泄水流，因此特别忌惮泥沙淤塞、堰坝过于重隔(18)。
距离平湖县境东北约30里的地方，是著名的三泖，地属松江府华亭县。那里本来称作“谷泖”的水体，往南经过泖桥，再向东南到达平湖县境内的广陈镇，由广陈往西就到著名的当湖了。当湖东南就是捍海塘。谷泖又分细为长泖、东泖。由泖港蜿蜒至横泖，是为东泖，出东泖为泖桥(19)。
由于三泖在松江、嘉兴一带至为重要，清代浙西有不少官绅对此作过详细的解析。海宁人、生员吴骞就曾考察过三泖的位置与水流，他指出：“三泖本出三江之口，西入虹桥，趋当湖，一支西南入海盐，复经海宁、石门、仁和，汇于塘栖，南达省会之北新关，流入太湖。”又说鲁应龙的《闲窗括异志》谓当湖泖港，至今直通太湖，“尤其确证”(19)。此后，王凤生对其繁复的源流变化与沿革，曾予详细考证。他说，三泖者，一曰圆泖，近泖桥处较为宽大，故又称长泖，从泖桥而上萦绕百余里，别称长泖，其源就来自平湖的当湖。通过古今对比，他认为：“当以北至山泾、南至斜塘、中有泖塔者为圆泖，踰悬星泾而北，南至泖桥者为大泖，其由泖桥南至当湖者为长泖。”具体位置，根据当时新修的《松江府志》，他指出：“长泖在今金山、平湖之间，虽淤废成田，阔如支渠，而其名尚存；大泖在今娄、金之间，已为田为荡，绝无形迹；圆泖在今娄、青之间，周不过二十里，即近山泾之泖。(21)”
王凤生在任平湖县令时，吏治勤敏，深受百姓爱戴。他的考订，显然明确了三泖的沿革与位置，而且也揭示了其间的环境变迁。
毋庸置疑，地方水利一直是江南环境史与社会生活史的核心内容。作为研究清代中国水利社会史的权威学者，森田明曾深刻地指出，水利灌溉、治水等事业是无法单独实施的，必须与历史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方面的各种问题密切配合，方能进行(22)。本文的考察，即以浙西乡村的一个水利设施横桥堰作为解析的个案，拟对地方水利社会史进行重新建构，并就政府如何介入一个乡村小水利设施的全过程，予以特别关注。
二关于横桥堰
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赵善任秀州知州，建海盐堰81处，后来属于平湖县的有39处。当时已经有人指出，由于历年久远，民逐私利，这些堰多被任意改建，以致蓄泄不时，旱潦无备(23)。
至于横桥堰，本是一个普通的水利设施，由于地理形势的紧要，居然在清代历朝经常引起官绅们的高度关注。它建于何时，圯于何时，早已无从稽考。据说，本来是一个泄水的地方，而非来水处所(24)。它位于平湖县城东北45里，东承三泖之流，原来并无堰坝设施；桥本身也荒圮日久，附近居民就筑起堰坝，阻塞了河道(25)。清前期的人这样论道：
横桥，实因横泖而名也。初有横桥而无堰，何以名横桥堰？从后之人名之也。闸亦后建，何以不名闸？闸毁复堰，不知闸而名之也(26)。
毫无疑问，上述对于横桥及其建堰的历史，已经相当模糊，有史可据的，应当是从乾隆年间开始的，而且其在水利上的独特意义，也开始被确认。
海宁人吴骞的《重开平湖县虹桥堰记》曾说：
予夙闻平湖有虹桥堰者，在当湖东北四十五里，曰后厍港之侧，逼近松江府华亭县界，上承三泖之流，潮汐直贯虹桥，西注当湖，支虽九派，而西南与盐官之谷水合，故宋《祥符图经》有谷泖之称，不知何时虹桥倾圮。村民初设舟为渡，既而筑堰，又且日渐填塞，侵占成平地，必迷失其故踪。此水不通，则自平湖以西诸邑皆不免涸辙之忧(27)。
这个虹桥，就是横桥(28)。当时人普遍认为，横桥堰是东南数县水道的关键，但在平湖县新旧地方志中记载极少(29)。相对而言，道光三年（1823年）平湖县令汪仲洋的报告（汪氏用的也是“虹桥”一词），要明确得多。他指出：
虹桥堰并非水口总汇，而溪塘大河上下包纳，岸阔流深，此塞彼通，或可听诸自然，顾开通桥堰，其利虽仅得其半，而不开通虹桥堰，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溪塘大河、虹桥堰相为表里，其导引泖水之内入也，犹人有食气二嗓，饥饱得分物有由入，其泄河水之外出也，犹人有大小二肠，清浊分途，物有由出，一通一塞，犹为偏重，气脉俱绝，不亦僵乎？是不独平湖之病也，由平湖而南则海盐，由海盐而西南则海宁，直西而石门、桐乡，由平湖而西则嘉兴、秀水，由平湖而西北则嘉善，俱病(30)。
从乾隆元年（1736年）以后，平湖地方水势渐缩，到乾隆四十九（1784年）、五十年（1785年）间，浙西频年旱暵，平湖县的当湖之水自救一县不暇，更焉能波及他邑。以故，海盐、海宁诸县尤显困顿，每遇六、七月间，无论支流泾汊，都化为断港绝潢，数十万顷田畴弥望槁壤，小民奔走告灾无虚日。地方官只是仰祷于天，不知俯察于地。当湖联通三泖，颇有诸县噤喉之谓。当湖东北45里的横桥，很早倾圮，村民最初设舟济渡，既而筑堰，又且日渐填塞侵占成平地，致使泖水来路不通(31)。
乾隆五十年（1785年）四月，王恒莅任平湖知县，适逢大旱。他力排众议，果断地下令开决横桥堰，使得泖水顺畅到来，直达苕溪，泽被邻境(32)。五十二年（1787年），盐商方瑞登等奉盐道卢崧的命令，进一步将其改建成三洞环桥，桥的东部建有石闸1座，募夫2名，专司启闭之事(33)。这是横桥堰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首次大事。王恒为此特地撰写了一篇碑记，以述开堰经过及其效验：
乙巳四月，余来承乏，适遇亢阳，远近支河莫不焦涸。六月既望，坊之耆老环籲请开。余驰诣览观，揆形度势，有必不可断遏者，亟为决放，严禁阻挠，水得大来，田无孔暵，在一邑之内，既获有秋，而演漾余波，北至苏州，西渐省会，不第同郡各邑之均为沾溉，泖之利益大矣哉(34)。
辈分比吴骞小很多的嘉兴人姚驾鳌，乾隆五十年（1785年）大旱的时候，他尚未弱冠。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大旱时期，姚驾鳌从友人李肖舟处看到了吴骞给陈焯的信，知道横桥堰地方可以将泖河水引入内河，引贯西南，以资灌溉。姚氏本来要向当地政府申请这样引水济旱，但恪于众议而未成功。这时，海盐的吴榕园也倡议开堰，就一起联合了海宁、海盐等地16人向平湖县令刘肇绅呈请(35)，七月二十七日就开始派人勘办，八月初五引水至王店，渐通海宁硖石(36)。
关于这一次开堰的具体情形，以海盐乡绅王纯的回忆最为详备。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三月，王纯在海宁硖石的张氏“詠斯楼”，写下了《开平湖横桥堰后记》。他感叹道，从平湖县令王恒经营横桥堰开始，到吴骞等人恢扩其事，不数十年间已兴废无常，“可知人存政举，总期后之踵而行之”(37)。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浙西再次出现大旱情。七月初八，嘉兴生耆胡继儒等向府里呈告，要求开横桥闸，并请嘉兴县开麒麟坝，也获得了成功。至于遇到大水如何措置，姚氏提出四条策议，以供当道参考(38)：
首先，因嘉兴府西南地区遇旱即涸、遇水即溢，而河畔桑地每年遭受农民的扩垦，加挑稻杆剥入河滩，使临河桑地帮阔，数年间就可增加4、5尺，结果“地日广，河日狭”，严重的地方还不能通船，所以政府要严责坊保监督流浚河道，不许地方民众私占；
其次，各地鱼簖有阻遏河流之害，必须尽快“请县拔簖，以通流水，使南北通流”；
第三，大水成灾，过去多因开河失误所致，应当由官方事先晓谕乡村，以免怨咨蜂起；
第四，太湖、淀山湖、
脰湖、三泖等都是浙西乡村泄水的重要去处，曾因盗艘出没，居民筑堰塞断水口，使旱不能进、潦不能出，需要趁农暇时下令附近居民改土堰为栅栏(39)，堰外再加闸板，“无事则下闸截堵，有事则启闸流通”。姚驾鳌的策议，可以反映有清一代江南乡村水利方面的基本问题，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其后，当地居民在横桥堰西面3里的斜桥又筑堰一道。这道堰坝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大旱期间，由嘉兴知府宗源瀚通令开决，挖掘深通(40)。这一年新建的斜桥，由平湖知县邢守道捐钱建造(41)，宗源瀚写了一篇建桥记，以表彰其功。斜桥堰的开通，使河水及时溉及农田，并波及邻境，“旱不为灾”(42)。
道光三年（1823年），江、浙两地都准备大修水利。正月十八日，嘉兴府接上级政府令，要求各县“疏浚下游水道，以资涸复、播种春花”。海盐知县汪仲洋对此作了很好的表态，主要是申请重开横桥堰。他强调从浙西水利的长远考虑，应当在嘉善、平湖通水人泖处加强水利工作；至于经费，应请筹款垫付，再由各县分摊。根据汪氏对平湖横桥堰水利情况的实地查勘，工程估单中涉及的开掘淤沙、重建麒麟坝闸与横桥堰闸的工料、修桥费用等，需要库纹银20609.93两⑤。
嘉兴人姚文枏是浙西名宦，也是徐用福的姻亲。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指出了浙西环境的恶化、水利举措与地方社会的关系，议论也较深刻：
最为害者，土涨后乡人私筑土堰，有十余条之多，以便行路，阻遏来水。嘉善境内，亦有之。余亲历各境，中年人犹指所变桑田不少也。近复渐增渐多，是非水性之不 利，实人事之不修。若不极力疏通，日后河道势必全塞，浙西之生计将绝(44)。
不久，嘉兴知府宗源瀚即向上级政府再次提出开决横桥等堰、引泖水济旱的请求。宗氏的立论依据与开堰原因，是历朝地方官绅的实地勘察经验，以及绅士的各种言论。宗氏提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闰六月二十日以前的旱情，几乎造成灾荒，他提倡应该利用农暇，抓紧水利的修复工作。况且横桥、斜桥一带，河泥壅塞，已占河面三分之二，再不疏通，将会产生旱无以纳、潦无以泄的惨象。宗氏又说：
道光年间，乍浦同知王凤生，留心郡国利病，奉檄遍勘水道，著有《浙西水利备考》，即言平湖通泖各河道，宜疏复深通，剷削涨河，撤去堰坎，清厘旧址，以免久而淤塞。而汪仲洋通禀中亦议清查私垦，开掘沙涂，严禁填占，且于宽深、丈尺、土方、工用，皆有估计，其说甚详。
为此，应该参照历史的经验兴举水利。十月初八日，宗源瀚向上级的报告中，还特别指明，斜桥堰地区已经由平湖县令邢守道全力兴复水利，加固斜桥；而横桥堰的开堰缘由等情况，需要呈明上级后才能展开具体的工作。宗氏特别表扬了邢守道勤于政事、为地方公共工程极尽心力的精神，十分难得(45)。
地方公事，除了地方官员的努力兴导外，绅士们的言行及积极参与十分关键。在清代平湖县有关横桥堰公共工程的屡次兴废过程中，这些官绅，显然颇具乡望色彩。而且许多事例也表明，没有他们，横桥堰的重开工作无一可能成功，自然也不会有水利方面的一系列积极效验。
这些，时任嘉兴知府的宗源瀚看得十分清楚，也多次向他的上级反映这些事实。不过，他首先强调的是政府的态度及其在地方公事中的积极性等问题。宗氏的想法，得到了浙江巡抚杨昌浚的首肯。为了保证水利工程按计划、有序地展开，禁止任何违犯政府举措行为的发生，宗源瀚还以嘉兴知府的名义，向府内各城乡地区发布了一则通告：
钦加三品衔、候补道、浙江嘉兴府正堂、世袭骑都尉、加一云骑尉宗为出示晓谕事。本年十二月二十日，奉藩宪恽札开据，该属绅士徐用福、姚文枏等呈称，厍港等处工程，现已会同印委祀土开工，所有各处阻绝水道之大坝及拦阻潮汐往来各簖，垦乞扎府出示晓谕，一律拆拔，呈请察核等情到司，据此查疏浚厍港各处工程，该绅等择日开办，所有邻近阻绝水道之大坝及拦阻潮汐之鱼簖，自应一概拆除，永远禁止，据呈前情，除批示外，合亟札饬，札到该府，立即遵照，查明邻近各坝、各鱼簖有碍水道之处，刻日出示晓谕，勒令一律拆除，永远禁止，如有抗违，即行拿究，一面转饬平湖县妥为弹压，照料查禁，均毋违延，切切。等因。奉此查泖浦塘、厍港等处工程前经本府会同县委禀奉藩宪详准，拨款开浚，其大徐塘等处归姚绅捐办开通，现已先后开工，所有各该处阻绝水道之大坝及拦阻潮汐往来之鱼簖，自应一律拆除，永远禁止，以通水道，除饬平湖县将开浚各工妥为弹压照料并随时查禁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该乡民渔户人等知悉，凡所有邻近各坝、各鱼簖有碍水道之处，刻日一律拆除，不准再有筑设，如敢抗违及阻挠情事，定即拿究不贷，各宜凛遵毋违，切切，特示。光绪廿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给(46)。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杨氏所允准的“俟农隙之际，察看兴办”，并未得到实行(47)。也许与杨昌浚因牵涉刑案而去职有关(48)。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六月份，浙江布政使恽祖翼(49)，对嘉兴府规复水利、加强河道疏浚的工作，予以高度评价。他认为，凡是有碍农田水利的，应该予以排除，宗源瀚领导的嘉兴府水利规复工作，意义重大，“从此，遇旱则嘉属之七县、杭属之海宁、钱塘均受灌溉；遇潦则并仁和、钱塘、归安、德清等县亦同畅泄，地方受益，实非浅鲜。”因此，他出面向浙江巡抚刘树棠呈请，要求按照嘉兴府的计划，由省里垫付公款银17500两，以后“按丝输捐，分年归补”；对徐用福尽心地方公益，姚文枏捐资工费银2800多两的义举，应向中央申请嘉奖(50)。很快，巡抚刘树棠就作了批示，并在七月十四日向中央禀报，获得通过；而关于表彰徐、姚二人功绩的奏请，也同时在二十八日得到允准(51)：这是清代大规模整治浙西嘉兴府平湖县等地区水利的最后一次，影响深远。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七月间，有关清代平湖县横桥堰的兴废与相关各朝水利事业的隆替，已经地方文人之手，结集而成《浙西横桥堰水利记》。海盐县人徐用福受委托(52)，撰成序文一篇，将横桥堰的历史大概予以详细说明：
乾隆丁未吴槎客（骞）先生致平湖司训陈君，书达邑宰王公（恒），开堰筑桥设闸。己酉，复致宪幕张君，书请琅公发款，派员督率大开。两君皆先生莫逆交，一言而得二十余年乐利，遇也，亦天也。嘉庆己卯、庚 辰，嘉兴生耆请府县启闸，其时桥与闸已废。道光三年，盐令汪公（仲洋）稟估未办。咸丰丙辰，海宁进士陈君锡麒与同志亲访其地，图开未成。同治癸酉，署嘉守宗公（源瀚）勘稟大府，先由平湖令邢公（守道）捐廉数百，开斜桥堰，而虹桥港奉批于农隙举办，时迁则已。光绪壬辰，夏旱，余请于上，委郡守宗公履勘，士人以无关宣泄，尼之，而雨适至，历数十年屡图不成，不遇也，亦天也。以十余县水利，数万金工役，临渴掘井，必无成理。应于海宁、嘉属合筹巨款，力请于上，专委大员，绅出佐理，开复旧规，建桥设闸，以时启闭，则涝可消、旱可纳，且于旱尤宜。先不可使河水之速泻，后可纳泖水之频来。浙西绝大水利，万民有食，成赋无亏。今朝廷方励精图治，特简大臣讲求农学。惟讲农学必求水利，舍是虽别有善策，恐无能为役。爰集府县志所载，及前人记牍汇刻一编，如“南湖考本”，俾后之人有所征焉(53)。
因有切身的感受，徐用福的记录自然具有很强的真实性，特别是几次兴复横桥堰的原委，由他道来，更见精核。
三环境变化
在江南的很多地方，水利设施若非长期细心维护，淤废是必然的结果。
光绪年间，徐用福对浙西水利及其环境作了如是评析：
浙西水利，首在天目，由余杭南湖灌注；尾在三泖，由松江、黄浦消纳。当夏秋之交，海潮盛则泖水亦盛，漫溢内河，俗称北水。此天生不涸之源，以滋养嘉禾也。善、平当尾之口，呼吸灵通；禾郡当尾之右，潜伏消长。故善、平、嘉、秀必大旱而后属意于此。独海宁、海盐居尾之前，如岸之壖，黄梅无雨，南风泻泄，万车齐戽而河先涸，故即小旱而宁、盐两境已困，亟思引泖以救灌。盖地之高下不同，即缓急之情不同也。泖之来源，自青阳汇之龙头，入嘉属通道不一，而溪口厍港最要，取其直西也。惟流逆沙涌，不时加疏通，尾闾阻塞，天时不顺，地利不求，使万顷田畴坐听枯槁。
徐用福还认为，较近的典型事例，是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至七月间，长期出现的干旱，“农人戽水救苗，河尽涸”；不过那时幸运的是，松江泖水忽然增长倒灌，随戽随满，苗寻不死，岁薄有秋(54)。
环境的变化虽然缓慢，但细心的人们都会发现，这种变化的结果是相当严重的。雍正年间，海盐庠生冯人佺在他的水利条议中，就已提到，海盐“城河淤塞，历有年所，自管家桥而东为尤甚；南门、北门虽有河形，舟楫不通，地脉阻塞，所关匪细”(55)。乾隆年间的人们，深刻地意识到平湖县地区“乃以民居稠密，日侵月占，而水道窄、河流淤矣。”显得不无忧虑(56)。嘉善人黄凯钧的《遣睡杂言》，则提及嘉庆十九年（1814年）江、浙夏季大旱时，松江与嘉兴两府地区虽称水乡，都因河流日浅，对农田造成严重影响。当时较积极的做法，是要利用潮汐上涨时候，及时地进灌田苗(57)。
灾害的不断产生，使地方官绅不得不重新审视水利环境。咸丰六年（1856年），江南再次出现大旱(58)，海宁进士陈锡麒与一些关心地方公益的绅士，亲身考察横桥堰等地的水利环境，既作了详细的记录，又提出了若干建设性的意见。陈氏自撰的《访横桥堰日记》写道：
自平湖东湖至杨白堤，沿溪塘大河，直趋东北，约三十余里，抵青阳汇口，西入小港，即新埭镇。出青阳汇而南约六七里，入厍港而西，河面宽者约四五丈，窄者二三丈不等。复四五里，抵横桥故址。惟见桥石横斜，两岸土滩皆昔时河身。桥东旧亦有港，今亦淤塞，潮大时间亦可通。西去里许，抵杨庙。庙南向仅容数武，有王公“横桥碑记”嵌右墙，完好。庙西有大汇漾，漾西沙沱约涨数亩，皆蒲草，沙脚漾口，土人就筑小堰，阑水种菱，广十数亩，蓄水不行。西南一港，又有叠堰；数十步外，望有木桥，即斜江堰也。其南马浦塘，其北不及半里，复有一堰，询系道光初年始填此堰，名高闸基堰，旧时必亦闸基(59)。
他还说，杨庙前面的河道本来呈十字形，东面正好是厍港，港水由港口西来，过指挥坟前，直趋横桥；锺带庙北的余镇塘水，本来也是水流通畅，现在河道里重叠设堰，“蓄水如池”，致使北来之水绝断。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村民始以渡水不便，截流作堰，后复于堰下凿穴启闭，节节递受，节节关防，潮来则开，潮去则塞，不费人力，吐纳如意。彼私其利而欲夺之，其不视为害也几何”。横港水口最淤浅的地方，只能容小艇通过，岸边蒲草交丛，“数年后必无水道”。从厍港南人马浦塘一路，水势仍然较为畅通，“乡民往来以木罂或小船作渡，牵牛者往往浮鼻而过”。而且，欲引北流水源，要从开决高闸基诸堰始，首先要开通源会桥港，但是夏秋间附近都在插种田亩，无空余的积土之区；如果先开马浦塘，估计工长900丈，河面宽5、6丈，挑深5尺，宽3丈，底宽5尺，约土7000余方，需费钱4000串。嘉兴府釐局可以抽垫2000串，从地方绅士那里再筹借2000串。结果，准备开工时适逢大雨，潮漫内河，不及施工而止。
再比方说，新带镇南约3里之西岸一港，称鱼池堰，“旧时对岸亦泖水来港，直射鱼池堰港，以达厍港，今来港淤塞，狭隘不及数尺，无水可通。由鱼池堰西南至厍港之流，又节节作坝，是厍港来水断一路矣”。嘉善、平湖分界处横港桥堰，是当地人新开的，尚未疏浚；平湖祗园坊有大徐堰，河坝地多鱼池，也不利于开挖；平湖、嘉善分界处的祇园寺堰，开通后，水流由双石桥向西，至嘉善胥五区的大云寺，可以直抵嘉兴官塘河。咸丰六年（1856年）初，河道已经水浅，到黄梅时节又逢天旱，乡农纷纷到衙门告荒。晚至七月初八，天才降雨，泖水终于通达内河。这一次陪同陈锡麒考察地方水利环境的，还有绅士朱海曙、蒋寅昉、徐月樵、陈研农、潘小渔等，他们在六月二十一日由嘉兴到嘉善，再至平湖，一路上还有嘉兴府司狱尹小庭相助帮办。七月二十日，他们提出一些开堰浚河的策议，都没有成功，只好返回海宁(61)。
显然，他们的努力，在咸丰年间社会变乱时期，没有产生任何成效。到同治年间，当一些地方官绅再次提出重修水利时，横桥等堰兴复的时已经成熟，那时主要的诱因仍在于旱灾严重。
长期在浙江为官的宗源瀚(62)，在嘉兴府任上时讲述了清代的一些特大旱情，时间上主要在乾隆朝以后。他给上级政府的汇报中这样说道：
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以来，除道光初年及二十九年两次大水外，其余乾隆乙巳（五十年）、己酉（五十四年）、嘉庆甲戌（十九年）、己卯（二十四年）、咸丰丙辰（六年），无不大旱(62)。
同治十二年（1873年）初夏，整个嘉兴府地区已经两月不雨，“田间桔槔声沸昼夜，支河尽涸，漕渠断流”。在许多地方官员天天祈祷上苍的时候，一些有识之士就建议重开横桥堰，导引泖水前来救旱，不但可以解决嘉兴府属7县的灌溉问题，而且附近府县也能获益。时任嘉兴知府的宗源瀚，在闰六月间与平湖知县刑守道，冒着酷暑，亲勘横桥、斜桥等地情况，并带动当地官绅重开横桥堰。对这一过程，宗氏记载较详：
横桥，直西数里之斜桥，有堰，犹之横桥也。泖水挟泥沙而来，至港辄止，愈前愈壅。凡冒暑两易舴艋，仍徒行，始达堰所。附近生耆踵至，出示乾隆丙午开横桥堰碑文，遂定计于七月朔日兴工，备锸，甫施，潮已直趋而过。初三至初五数日间，郡河水骤涨尺余，向之东流者，至是皆西流。堰既除，复造木桥，以通往来。捐资者平湖县知县邢守道，督工者职员俞文镜、廪贡生王家梓也(63)。
至于此堰为何如此深受重视，清代人有许多解释。据清人的考察，乾隆朝前，海潮仅至泖浦塘，未及平湖的当湖，所以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后，王恒在东湖滨建有“问潮亭”，嘉庆年间潮水仍可及当湖(64)。因此，处于当湖与泖浦之间的横桥堰，成为沟通两者的关键。而宗源瀚的解析，则更为深刻：
嘉善枫泾虽通泖，然由枫泾过西塘，则直达吴江，入苏境；平湖之曹家港，溪塘大河，亦通泖，然偏于县东，地势隆阜，不似西流之迅速，是以乾隆、嘉庆以来，为平湖旁邑救旱，皆于横桥一带施工，泖滨之人不私其利，且欣然为董，厥成可知平湖人士之贤。夫泖口淤塞，占河面大半，旱无以纳，即潦无以泄，一遇淫涨，禾西诸县水之趋泖者，为壅沙所遏，平湖且先膺其害，比奉大府檄谋疏浚，图百世之利，是尤平湖人士所宜，距跃俟之者也(65)。
但是，水利工程常因事易时移，多形荒废，特别明显的是淤塞的反复及民间侵占渔利的行为。
从乾隆年间开始，对水利的规复，至嘉庆、道光、咸丰、同治诸朝，都屡有盛举，然而“沙涂日积，侵占日多”之状仍时时出现。一遇水、旱之灾，地方绅耆只好再度联名上请，要求尽快疏导。光绪十五年（1889年）水灾，十八年（1892年）以后又多次遭受的夏旱之灾，都与水利事业不能良好维继有着紧密的关系。当时，侍读衔内阁中书、海盐人徐用福就曾与地方绅士多次提出要按前代事例，兴复水利，疏浚河港，重开堰坝，都未成功。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夏，海宁、海盐等地再次大旱，徐氏将前朝开横桥堰的旧例寄给郡绅、姻亲姚文枏，通过他再转呈上级，终于获得成功。河港的疏浚工作，在道光年间已估挑土钱48000余千，此次工程预计更为艰巨，只能择要疏通，具体工作也就委托徐用福操作。徐氏不敢怠慢，亲自“放舟东泖，周察水道”，了解环境。他发现，当时东泖全河早已久塞，浦潮从龙头至朱仙汇，自东北而南，环包20里，潮来灌入，各口向西南行，属嘉兴之襟喉、浙西下游之关键。而浦水通嘉兴府境的，有魏塘与汉塘，汉塘靠南，对嘉兴府西南部尤显重要：
汉塘之要口有四：一南条，由鸾子汇折西至朱仙汇，南入平湖东湖，流海盐北境，西南入嘉之锺埭，歧港不一，分达汉塘；一中条，由溪口进厍港，过马浦塘北口，经斜港出斜泾口，合朱仙汇来水，西入善、平界桥，即今开之祗园堰，直至大云寺，西南入香花桥，至钟埭，均达汉塘；一北条，由汪德口经俞镇塘，出北周堰、曹家堰，入南北罗泾，过双石桥，亦至大云寺，达汉塘；一后条，水由青阳汇进口，分流青云桥之南栅港，会于北条，其正流西接枫泾、洙泾、张泾，汇北来之水，势已平缓，不达汉塘，故大通桥之水南北分流也(66)。
这四个要口中，又以中条、北条为重。中条已请开浚，北条还隔塞不通。根据当地民众的指引，需要找出故道，疏浚开宽北条。此次工程，从十二月兴工，至次年四月完工；费用达24300缗，由省里先行垫拨，具体从海宁州、嘉兴府属7县的丝捐中按年分期拨款归还。同时还获中央钦定，每隔10年要大修一次。
在这次大规模的水利重建活动中，除徐氏本人出力较多外，姚文枏一人就捐资独开了大徐塘（在朱仙汇以西、南条进入嘉兴府境的首要河道）；此外，知府宗源瀚曾实地参与堪丈工作，候补知县汪肇敏与候补同知刘颂年一起负责估工，平湖县令左元鼎参与帮办，候补知县张善友负责维持社会秩序，新任平湖县令史悠禄、平湖县丞徐德彰也同襄是役，海宁朱逢辰、平湖陆瑞榕等都出资帮助(67)。可见，这样的水利规复，显然是牵动地方各阶层的大事。
与横桥堰相似的，是嘉兴县东南19里的麒麟堰，也称坝，水通汉塘，南北长36里(68)。堰由附近居民建筑，也是时塞时通(69)。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胡继儒等既请开虹桥闸（既横桥堰），复请开此麒麟堰，使北水来南，不致迟缓。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松江府南面濒海的金山县也有河塘名麒麟堰，与海潮相接，恐潮势太猛，附近义民申请在塘内筑起土堰，在塘边还准备了土块、木樁、牛粪囤圈等物作为阻闭之用，每天开塘放潮两次，有利无害。金山在平湖东北，遇旱即开堰，其利还波及嘉善(70)。
四 乡村水利与社会
水利的兴废，通常都发生于乡村地区，其间产生的利弊又勾连整个地域社会各方面的利害关系，而每次水旱大灾的发生，不但揭露了水利方面的荒怠情况，其严重性又总是反复引起官绅阶层的高度关注。
顺治十八年（1661年），桐乡人张履祥给崇德县的朋友曹射侯的信中，指出了当时水旱灾害不断给崇德、桐乡、海宁等地所造成的危害。张履祥亲眼目睹了地处水乡泽国的江南在大旱时田禾尽槁、运河之水逆流而西的恐怖情形，从嘉兴府城到皂林镇的百姓，都冒着酷旱，昼夜不断地“车救”农田，而车不到的地方，只好望天兴叹，庄稼“弥望皆枯”。这些地方都属江南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在灾害时期同样也出现了百姓流亡、“桑柘伐”、“室庐毁”与“父子夫妇离”等惨象，而且“逃赋役者莫敢归，丐于途者靡所适”(71)。这不能不让人感受到灾害的严重和地方政治的荒怠。所以很多士绅百姓都疾呼要全面维护江南地区的水利。
康熙初期，嘉兴知府袁国梓这样论道：“古人治地，必先治水，水利之得失，关乎财赋，财赋之盈缩，关乎国家，而民命因之矣。三吴多水之区，财赋甲天下，浙西诸郡，嘉兴势属下游，故水利视他方为急。”他不但强调了嘉兴地区水利的重要性，而且更强调嘉兴与苏州的水利地位有着同等意义，“禾居上游，苏为委尾”，除了需要不时治理青龙、白茅、安亭、白蚬诸港，令其深阔、便于排除多余的水量外，嘉兴府高阜的乡村地区，特别是平湖全县、嘉善县的南境、石门县的千乘乡、秀水县的零西乡，恒苦旱灾，圩岸、坝闸、塘浦、港汊的维护与海塘的建设一样至关重要(72)。
康熙十年（1671年），秀水知县李见龙指出：江南低洼水乡地带，水源丰富，就嘉兴而言，从西面来的官塘，自王江泾起，设有闻店桥、六里桥、金桥、百步桥，到府城西面设有栅堰桥，这些地方恰恰是诸水冲啮之处，“立桥为门”，以便泄水；而在官塘上下：
每区有圩，有港，皆从东出，潴为大洋，受水之归，而水傍田亩，各筑圩岸，旱则车水使入，涝则车水使出，蓄泄以时，人工丕作，以是禾中最洼下之田亩，收数锺，称为沃壤(73)。
所以，水利蓄泄之法，需要相度地势，疏通各种水港，使水之来去都有道路。对于水利的养护，李见龙作为地方父母官，显然较为尽职。如康熙十二年（1673年）水溢塘圯，他亲自督修重筑，帮阔堤岸，使后世长期受益(74)。
从乾隆元年（1736年）以后，平湖地方水势渐缩，到乾隆四十九（1784年）、五十年（1785年）间，浙西频年旱暵，小民奔走告灾无虚日。地方官只是仰祷于天，不知俯察于地(75)。乾隆五十年（1785年）四月，王恒下令开决横桥堰。这是横桥堰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首次大事(76)。
堰虽已开，但建桥济渡不能遽成，只能暂时设船摆渡；经营盐业的人们提出建牐，但工多费巨。后决定在设渡地方，每年捐36000钱，作为修桥基金，当地人顾禹清、芮广忠等都参与了捐助。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兴工，计划建三个洞，石版平桥，中洞广1丈4尺，两次洞各阔1丈，朝潮夕汐都可望疏畅通流。桥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四月告成，共费30万钱。县令王恒为此还在他撰写的碑记中予以强调，目的是要告知后人“堰不可筑，桥必时修”(77)。
这次大规模开堰前，吴骞曾致书王恒，建议开堰，以通水道(78)。显然，吴骞的建议是起了作用的。
在开堰兴工的第三年，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吴骞给时任平湖县训导的陈焯写了一长信(79)，忆及乾隆五十年浙西大旱时“赤地千里，杭嘉各属之民几为涸鲋”的惨象。在吴骞看来，平湖境内的虹桥堰（即横桥堰）离三泖最近，一旦开决，海盐、海宁等地都可引水灌溉。他准备前往平湖，向当地政府提出开堰建议。可是“赤日燔如，忧惶构疾，跬步不能前，彷徨者弥月”。有一天他忽然见到干涸的附近支流也可棹舴艋之舟，但天并未下过雨，哪来的水。通过询问，他才知横桥堰已被平湖知县王恒下令开启，这令他感怀不已。但吴骞仍然感到惋惜的是，堰应该早一些开启，那么“近邑田塍或尚有薄秋之望”。在信中，他跟陈焯这样说道：
昔足下在敝州，适逢亢旱，每日徒步斋坛，为民请命，焦肤茧足所不辞，州人至今尸祝之。今幸司训兹土，闻虹桥堰去治仅一舍，宜亲履其地，审度形势，与王侯及邑绅之贤者，悉心筹划，广庀石材，修其牐口，更集晓事父老咨询，尅水痕石柱以为准，至第几痕，则水可至某邑，第几痕则可至某邑，即为一记，刊石牐上，使世世遵守，愚民不得藉冲决以沮挠，胥吏不能执奇货以要索。岂非百世之永赖哉。……今足下仕平湖，能与王侯修牐以救浙西，诸郡功不在昔贤（如西门豹治邺）下矣。他日举最入都，圣天子问东南水利，即以此为嘉猷嘉谟之首，其谁曰不然(80)。
在吴骞心目中，陈焯应该是支持王恒开堰的少数者之一，为地方水利事业之重建起过很大作用。所以吴骞又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所谓“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
至于信中所云旱期祷雨，修治水利，刻“水痕石”等措施，在当时官民看来，都属积极的态度和行为。而“水痕石”之议，向来被太湖低洼地区所重视，实际上也就是“水则碑”(81)，不过一般用于勘测大水期间受灾的范围与灾害之等级；但在常旱之区，却成为人们引水覆盖范围的一种指示。乡村高阜地带（包括沿海地区），勘定河流的畅通或堙塞，潮汐上涨的幅度及范围，水流的增减情况就可以通过“水痕石”一目了然。在太湖平原的东部地区（苏州、松江等地），这种刻水痕于石柱，作为水势涨落标记的做法，早为时人所关注(82)。
道光初年，海盐知县汪仲洋忆及乾隆年间的这次开决横桥堰(83)，指出：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间，平湖人将水闸改作堰坝，遏绝了泖水，五十年间大旱，平湖地方田苗枯槁，急忙开堰导水，该年由此仍有收成，“余波北至苏湖，西渐省会”。县令王恒的《重建横桥碑记》，言语似涉夸大。当时开堰后的水道总口，仍然显得浅隘，所以到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又发生旱情。浙江地方动用了盐务闲款，派人重勘了民间所占水道的情况，并一概予以疏浚，当年因此没有出现灾荒，而且达20年无旱涝之患，利用泖水西沾浙西诸邑的功效相当显著。在汪仲洋看来，吴骞在嘉庆十四年（1809年）所撰的《重开平湖县虹桥堰记》，言及开堰引水之功，显然要可信得多(84)。
吴骞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间，曾极力主张要开横桥堰，其两位挚友陈焯（时任平湖训导）与张增（时任乌程主簿），都具相当的政治资源，为吴骞开堰意愿的表达，提供了许多帮助。陈焯还将他的书信亲自转交平湖知县王恒。实际上，当时开堰筑桥虽然成功，但显得较为匆忙，而且平湖地方百姓所捐开堰银两，不过三百多两，“未暇为久计”。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的大旱，显示了那次开堰工程的局限。这时张增已在浙省显宦琅玕处为幕僚，吴骞借机写信请求琅玕重修横桥水利，终于成功，“于是万姓踊跃，欢声动地，鸠工诛石，克日告成事。桥之规制，视旧既加扩，并勘明民间所侵占水道，而尽疏浚之，于是水大至，川渎皆盈，而朝潮夕汐，往来顺轨”。重修后的横桥，高4丈、广1丈4尺、长4丈8尺，南北护有10余丈石堤；桥设三个涵洞，大船都能通过；桥东数十步的地方，又建有两个石碪，各高数丈，以作防御大汛潮势之备。嘉庆十三年（1808年）秋天，吴骞还亲自前来察看，涨潮的水痕都在桥上刻有标记，高达5、6尺，规制宏壮(85)。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又逢大旱，当年因地方绅士们的呈请，平湖地方再次开堰。
关于这一次开堰的具体情形，以海盐乡绅王纯的回忆最为详备。嘉庆二十五年（1820）三月，王纯在海宁硖石的张氏“詠斯楼”，写下了《开平湖横桥堰后记》。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夏秋之交，已有两月不雨，海宁、海盐两邑地高，河水早已干涸，河泥龟裂，田禾一望焚如。农人已停水10余日，纷纷向政府告灾，官府也无从措手。硖石地方百姓委托顾葛民，要求想办法开堰济旱；顾氏请其师曹桐石出面。七月二十五日，曹桐石与潘书城、陈萝溪及海盐的吴榕园乘板轿到王店，又雇一渔舟直奔平湖，当时塘河水少不能容舟，3、4渔民就拖舟前行，至二十七日才抵平湖，请求县令刘肇绅开堰，获得成功。开堰之前，还详细参究了嘉庆十九年（1814年）案例，开堰费用由刘氏筹措。开堰工作，刘氏因万珍（时任县丞），万氏恰好在嘉庆十九年（1814年）辅佐嘉兴知府开堰，熟悉情形。二十八日，当曹桐石等到横桥时，发现堰址所已填平成大道；所谓横桥，也仅存基址。开堰后，八月初一日曹氏等人返棹回海宁，仍从嘉兴故道，发现水势大涨，一路上农人都在踏水车，欢声动地。到初十日，硖石水流浩瀚，米船也从长安镇运来。十三日，塘栖镇至杭州的舟船也通了，是年乡试，举子们徒步到省，试毕后即乘大艑返程。是年，秋收虽歉薄，但犹有2、3分收成。王纯感叹到，从平湖县令王恒经营横桥堰开始，到吴骞等人恢扩其事，不数十年间已兴废无常，“可知人存政举，总期后之踵而行之”(86)。
王纯后来又忆及东泖、当湖等地水利环境，从原本通畅的水流变为沙梗隔噎，揭示了历史变迁及其对水利的负面影响，特别是人事在水利工作中的重要意义，“政待人而举”(87)。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浙西再次出现大旱情。七月初八，嘉兴生耆胡继儒等向府里呈告，要求开横桥闸，并请嘉兴县开麒麟坝，也获得了成功，十三日未刻就开始施工，将闸口及坝基全部疏通。十六日未刻，水流很快上通到王店地方。次日，姚驾鳌于雇船从长水出发，转抵平湖的当湖，踏堪水势。东北方、近松江府娄县的新带（埭）镇一带，水势相当湍急。开通后的横桥基，中桥洞阔1丈4尺，两边小桥洞各阔1丈，桥东不及一里的地方有坝基一道，本来有闸基，经疏通后，水流大至，贯达四境。而且，西南面因海潮顶托上涨的河水，也可顺利到达。由此可见开堰的实际功效。姚氏强调：“自兹以往，倘遇旱干之年，即可依例呈请启闸。(88)”
道光三年（1823年），江浙两地都准备大修水利。正月十八日，嘉兴府接上级政府令，要求各县“疏浚下游水道，以资涸复、播种春花”。海盐知县汪仲洋对此作了很好的表态，主要是申请重开横桥堰。其理由，除了前段时间刚好与杭州知府、嘉兴知府一起勘察过横桥堰的水利情况，对前人开堰之功效多所引征外，还着重说明开堰的益处与道光二年（1822年）夏秋缺雨时节泖水北来的诸多意义，特别是这一年，海盐县南部地区遭受旱灾严重与开堰不够彻底颇有关系，否则，不要说海盐，就是海宁硖石镇的袁花至通园诸乡，也将同沾开堰之利。为了进一步表明开堰对平湖县不会造成洪涝之患，汪氏向上级的报告中，详细解释了横桥（即“虹桥”）一带的地理环境：
卑职日前亲由虹桥堰直东到溪港口。溪港者，虹桥之厍港与溪塘大河合流处也，随流折北行约二十里，至平湖与江苏交界处，地名龙头绳，度两岸宽二十丈，舟人云此即泖也。再东北行九十里逐渐开阔，由洙泾而达黄浦矣。相度两岸，民间多是筑圬，侵占大约如山阴之镜湖，分开田亩，中余汊港而已。夫水之停蓄不湍者，为泖；泖非有潮，借潮水之推盈乃逆上耳。询之土人，夏秋极大潮汛，约涨七八尺，冬春涨仅二三尺，系平水暗涨，回流非有奔腾冲突之势，且现在虹桥水口淤沙平铺斜出，泖涨大汛则冒过，小汛则拦阻，拦阻者可惜，冒过者本无碍也。平湖志云“潮到当湖出状元”，有利无害，亦可概见。
汪仲洋指出，从浙西水利的长远考虑，应当在嘉善、平湖通水入泖处加强水利工作。平湖的这个要口，就在横桥堰。从这里往北到新埭镇，水港及闸基等处，淤沙严重，芦苇丛杂，堆土筑圬的较多。这些都须及时处理，并严禁势豪及百姓侵占；再从横桥堰水口东北处截去一角，以便泖水北来，不必横折而入，俾水势畅通；旧闸基所在河面不宽，适当拓展，龙头绳内最好建立一座大闸，设立水则，均衡各县水势：涝时于泖水涨落启闸放水，若泖涨高于河水则闭闸；旱时于泖涨满时启闸受水，若泖涨低于河水则闭闸蓄水。龙头一带岸阔水深，民田鳞比，不便别开引河，建闸也需妥善。至于经费，应请筹款垫付，再由各县分摊，分摊到县的，基本上都需导引泖水灌溉，像杭州府的海宁及嘉兴府的嘉兴、秀水、嘉善、海盐、平湖、石门、桐乡，共8个州县；以泄水而论，有杭州府的仁和、钱塘，湖州府的归安、德清，都可酌量摊派。每个县中，享受不到这种水利恩惠的，相关图圩可以免派。所以，经办人员必须由公正干练的绅士充当协助。汪仲洋还提到，在浙西地区疏浚水利工程的同时，江苏省应同时设法将吴淞江近泖河下游一带尽力开通，便可“永无旱涝之警”；因这方面的工作对江苏利多，相关经费最好由江苏筹划办理。根据汪氏对平湖横桥堰水利情况的实地查勘，其工程估单中涉及的开掘淤沙、重建麒麟坝闸与横桥堰闸的工料、修桥费用等，需要库纹银20609.93两(89)。
根据当时的考察，修复虹桥堰的规模大概是：河面统宽12丈4尺；外港水深2丈；内河水面深1丈7尺；其桥改建五洞，每洞1丈，做梭墩4座，水底至面2丈7尺，下用滚坝；进深1丈4尺。这样一个工程，应需工料及相关费用需要如下：
坝樁496根，每根8钱（内外坝二埭，各宽1丈2尺），计银396两8钱；
毛竹箯144丈，每丈4钱5分，计银64两8钱；
松板52丈，每丈2两，计银104两；
芦柴12万斤，计银264两；
闸底统共樁木3500根，每根5钱，计银1750两；
钉闸底樁496根，每根2钱6分，计银128两9钱6分；
筏缆，计银75两；
底连石350丈，每丈4两，计银1400两；
条石560丈，每2两2钱，计银1232两；
龙觔石40条，每条6两，计银240两；
滚坝盖樁石280块，每块1两，计银280两；
槛石10块，每块4两2钱，计银42两；
闸柱石20条，每条30两，计银600两；
桥面牵扛石40块（厚1尺、阔1尺，块8寸，长6尺），每块13两，计银520两；
天盘石20丈，每丈6两，计银120两；
盖石16丈，每丈4两，计银64两；
起步石36丈，每丈3两，计银108两；
拦头石2块（长2丈2尺），每丈16两，计银32两；
垫肚石，计银360两；
日夜车水工，计银300两；
架木、戗木、筏索、蔴皮，计银200两；
石灰汁米樁灰灌浆，计银200两；
大小马挑檀木滚木钱器杂料，计银260两；
挑土筑坝抬石錾凿安砌匠工，计银3000两(90)。
总计需要支出库纹银12851两5钱6分。这对乡村地区的一个小水利设施而言，已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不久，嘉兴知府宗源瀚向上级政府再次提出开决横桥等堰、引泖水济旱的请求。他详细讲述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间的经历：
本年六月至闫六月，五十日不雨，日事祈祝祷，得雨不畅，无济于事。有人言及泖水济旱，其利及于数县。卑府博稽志乘，萃集众说，知其征验，遂于闰六月二十五日亲诣平湖，督同邢令，于二十六日先至通松江三泖之龙头地方，察看形势，复折至虹桥，知其地名厍港，为泖水西行必由之路，向有溪洋名目，河宽一二十丈，自乾隆以后日渐侵削，为两岸河泥壅塞，士民食利，植芦苇以实之，遂成荡田。乾隆丙午所建之桥，桥坍石卧，已远在泥田之中，约略丈量，南岸淤塞三丈余，北岸淤塞六丈余，近日河面只有三丈数尺，横桥虽已无堰，而直西三里之斜桥地方，土人筑堰一道，取便行路，犹之横桥堰也。泖水挟沙而来，至港辄止，愈前愈壅，两易舴艋，仍步行至堰。堰身长约九丈，高约六七尺，面传地保及绅董职员俞文镜、廪贡王家梓，告以开堰通水之故，许为另造坚实木桥，土人亦习闻其说，并无阻挠。乾隆时，开堰建桥之碑记，亦至今尚存，在岸旁土地庙墙堵中也。
就在祀土、开工之际，闰六月二十七日碰到大雨，此后两天集夫开掘河道，刚掘开2、3丈，潮水来了，开挖工作暂时停止。七月初缺水时节，平湖至海宁硖石北关一带，水势尚可，皆赖那次开堰后引来泖水的微小功效。就嘉兴府地区而言，联通泖水的，还有嘉善的枫泾，不止平湖一县；平湖境内通泖的，还有偏东之曹家港，与溪塘大河，也不止横桥一路。至于前朝官绅纳水济旱，独重横桥一港，是与这一带的水系地理环境有关。横桥偏西一带能最先迎纳泖水的西流，而且形势迅利，不必经由东湖而直达嘉兴；西南则海盐、海宁，直西则嘉兴、秀水、石门、桐乡。所以，宗氏讲古人泖水河流滋溉七县，西渐杭州，都不是夸大之词；并且特别强调官绅在地方公益中的联合活动与积极作用(91)。
具体事例，如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七月二十七日，海宁举监曹宗闽、吴寿照、曹宗载、蒋星槐、顾澜、顾湘、张翼飞、潘学诗、陈广业、徐兴可与海盐举监吴春、吴宁、张步蟾、陈钤一起，向平湖县令刘肇绅呈请开堰，获得成功；嘉庆二十五（1820年）年七月初六日，海宁职举贡监查端本、顾萼辉、许文安、祝宁昌、许简庭向海宁州鹿嗣宗呈请开平湖横桥闸，以通泖水，缓解旱情，认为“于本州水利农田有益，于附近田庐并无妨碍”，而且有去年的成功案例可据；同年七月初八日，嘉兴生耆胡继儒、沈大存、胡梅村、陈与三向嘉兴府呈请，要求开横桥堰，使泖水流贯嘉兴县西南境内之田，这对平湖农田也有好处；同月同日，这些绅士得到了嘉兴县的批复，同意开麒麟坝，使北水南来，但是若逢大雨，此坝仍须复原；道光二年（1822年）六月初六日，海宁职监王亮熙、苏花农、郭一清、苏信庵、梁人表、徐镐、王採熙、苏香溪、张大迈向海宁州呈请开横桥堰，也获成功；咸丰六年（1856年）六月二十三日，海宁绅士陈锡麒、朱元炅、潘纶、蒋光煦、陈持敬、蒋光焴、俞汉、徐元蓥也向海宁知州孙钦若呈请，经嘉兴府移令平湖县开横桥堰。所有开堰的背景，无一例外都是逢到地方大旱(92)。
同治十二年（1873年）七月二十日，宗源瀚将横桥堰的兴复工作向杨昌浚作了汇报。八月初二日，杨的批复这样写道：“凡地方之事，官用一分心，民受一分益，诚能悉心讲求，必有实济。”嘉兴地方对浙西沟通泖水的工作，开堰济旱的实效，杨完全予以肯定；对平湖县令邢守道的辛苦工作，杨也深表嘉许(93)。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月间，布政使衔记名道姚文枏、候选知府吴伯钦、侍读衔内阁中书徐用福、翰林院检讨吴浚宣、简用道前广东潮州府知府朱丙寿与附贡生朱逢辰，联名向浙江省呈请，并附上前任巡抚杨昌浚的批示，要求大浚平湖等地的重要水道，开堰决流；经费方面，可以按照江苏开河的成案，按亩劝捐，“出之于业，散之于工，收之于农”，官、绅合力举行疏浚工程(94)。
同年十一月，嘉兴知府宗源瀚即收到了浙江布政使的批示，准备筹款开工，疏浚平湖等地河道。具体工作，委托候补同知刘颂年，邀请徐用福、姚文枏前往平湖县，会同查勘。此后，宗源瀚向上级汇报了工作的难度，指出：每遇水旱，绅民屡求开浚，事过辄已。道光三年，海盐令汪仲洋“勘估图说”，横桥并闸之河面宽12丈，今仅存3丈数尺，淤塞多年，欲一旦恢复旧规，仍照原丈尺，则民占地亩固不易清，而出土太多，亦无从堆放，工程既大，经费又巨，办理殊非易事。由于经费拮据，作了“节省办理”，也不需要向民间摊征；如果摊征，嘉兴府属各县会议讨论只是靡费时日，不利工作的及时展开。宗氏特别指出，从溪塘口到斜泾口，自东而西约有10里，工长1925丈，且各河段淤塞情况轻重不一；如果港底并不全部开浚，仅从横桥西开至斜泾口，共计工1720丈。另外，厍港开通之后，所有邻近各堰，暨光绪十六年曾勒石永禁、现复私设各鱼簖的，应请一概拆除，永禁占种。与道光三年考察结果不同的是，泖浦塘朱仙汇西岸的大徐塘，淤塞也很严重，进内300余丈的老堰，不利于贯通水流，必须拆除；北面的小港蔴园港，淤塞虽然不重，近港口半里有一个长约6丈的堰坝也要拆掉，都建木桥。这部分费用，主要由士绅筹集捐办。横桥等工程庞大，士绅也无力兼顾的，由官、绅会商分办，同时必须注意“弹压地方事宜”，以防在工作中民间出现抵触行为。这样的规划，从横桥到斜泾口，长1712丈，开深港底8尺许，估需钱1210O余千；溪口南北两角并溪漾各截去积土数十丈，估需钱750千文；分注新埭南栅桥至俞振塘，计1200多丈，深宽各需开浚5尺；俞振塘私堰改建木桥5、6处，及筑坝戽水等工，估需钱8千余串；此外还有新泾港、香花桥各口浅深难察，酌需钱23000串。这些经费，按照士绅的呈请，本来应该随银或随漕摊捐弥补，现因费用有限，就由浙江省拨款支垫。以上具体工作，由徐用福招集民夫即日展开，委候补知县张善友帮同照料，平湖县令负责弹压。此外，大徐塘所有拆堰、造桥、挑淤工作，姚文枏自愿捐办(95)。可见，从地方勘察、工作调配、人力募集、经费筹措到工程的全面展开，地方政府都极度依赖士绅的襄助。
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四月，地方政府又开决了嘉善、平湖两县交界的祗园堰（在祇园寺旁），并添建相关木桥，前后共领用库钱
五 结语
如何做好农田水利的防护，一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江南地区，其重点一直都是松江上游的泖水地区：“唐宋以来，言水利者，无不以疏通松江泖口为第一义。”所谓“泖通内河，潦则泄泻，旱则内灌”。水利的良好维持，为国家稳定地提供钱漕大有助益，所以又有“赋出于田，田必赖水以滋养”的言论(97)。“欲兴农务，先治水利。”水利的重要性，看来毋庸赘言。浙西以天目山的为中心水网散布系统，长期资灌着杭嘉湖地区，其间常有“年远土淤，不能潴蓄，反荡流而滋水患”的不良状况(98)。
虽然，洪涝期的排水作业当属江南地方政府的首重要务，但是干旱时期河湖水的及时回灌农田，在低丘平原地带依然重要。仅以咸丰六年（1856年）的大旱而言，其具体表现大致是自五月至六月不雨，枝河皆涸，地生毛，禾苗枯槁，此后城乡秋蝗蔽天，食稼伤禾，以致米价腾贵(99)。在这样的情境下，无论是内陆地区的河湖灌溉，还是沿海地带的引入潮汐回灌，都会发生较多的困难，一些河道上长期用于蓄泄水流的重要堰坝，就格外引人关注。河道的疏浚，是关系数百万水田、数百万生灵的重务，“讲求实事，扫除官工积习，第一在择人”(100)。
清人顾广誉认为，以往论议嘉兴地区水利的，“但云相度地势，莫如疏通各水港，使水之来也有门，去也有路，以是为第一义”，这本来是很正确的，但清初至乾隆年间，“人事所得尽者，只此耳”。在此后，“旱暵则恃泖湖以为之纳，水潦则恃泖湖以为之泄”，嘉兴水利之要就首在通泖(101)。许多人还深知：“牐以时蓄泄之启闭，桥以通水陆之往来，而沙涨则出口隘小，旱不利纳，涝不利消，且久久必梗塞矣。”但关键的，还需要“俟有大力者慨然念民命攸关，捐金数千，修整桥闸，开浚沙路，给工食，择坊内人之信实者管守之。”这对地方政府而言，实在能“上以省朝廷蠲缓之帑，下以充闾阎租税之供”，为一桩大“快事”(102)。类似的事例，自乾隆年间重振横桥堰地区水利以来，屡有可述者。
横桥堰在清代屡开屡塞，兴废无常的基本原因，以海盐知县汪仲洋在道光三年（1823年）的解释最中肯綮：每次开堰不久，“近堰小民只图一己目前之利，不知全局久远之谋，就其田边堆筑土圬，俟泖水灌入，则沙土内壅”；海潮一日两度，不到一年，沙土出现平淤，低的地方就种植芦苇，高的栽种禾稻，两岸逐渐相对侵占，以致河流仅通一线；不过一二年，就连这仅剩的涓涓细流也将泯然无存(103)。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变乱之期，规复河道、“夺其己私之利而公之”，就更加困难了。咸丰六年大旱时期的情形，堪称代表。那时的横桥港河身，被侵占渔利的已达十分之七；河道的水源，多被滞沙壅阻，民间私筑的土坝重重；地方百姓有心怀利私的，多有阻挠之态，政府无从实地考察明白；所以在募夫集役，准备兴工疏浚时，民众多有“顽然罔应”者；再者，有需浚之河，却无积土之地。无论是平湖，还是周边的海宁等地，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因此，海宁进士陈锡麒特别强调，对那些有“挠阻而欲私其利者”，必须绳之以法。在社会动荡时节，这一点显得相当紧迫(104)。
当然，横桥堰的事例，在江南地区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体现了江南水利环境与社会史中十分重要的另外一个侧面。堰坝设施在乡村的长期存在，较多的是用于蓄存水流，提防旱情的出现。这在浙西地区比较明显。然而，堰坝废圮的出现，在历史时期就已很频繁。譬如，三国吴时即在吴兴筑青塘，晋时谢安又在吴兴筑谢塘。唐代后期在荆溪上源即今广通镇地方修筑了五堰，对茅山入太湖的水流起到了节制作用(105)。五堰原是用于节制宣歙、金陵、九阳江诸水，由分水、银林两堰直趋太平的芜湖。对于太湖上游水利的宣泄起到了重要的控制作用，明人赞为“五堰之利，或由东坝以通苏、常，或由西垻以通宣、歙，所谓取之左右逢其源者”(106)。后因商人经宣、歙往返贩运木排东入两浙，多为五堰阻隔，大为不便，就废去了五堰，其水流尽入于常州境内的荆溪，汇至太湖，增加了水患的发生(107)。再如海盐，环山滨海，水无停蓄，仅藉官塘一带导灌乡村田亩，“每十日不雨，车戽一动，则其水立涸，农田龟坼”，堰闸的设置似乎比其他地区还要紧要；可惜的是，后人担心阻滞舟船交通，为图一时便利，不但废去堰闸设施，也将每年二月份筑堰、九月开通的积极做法予以废弛，结果“一遇亢旱，动辄告灾”(108)。
也正因为如此，在展开地方公共工程时，跨政区的联合可以为社会资源的合理而有效的调配，也为水利共同体的重新整合及其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更多的保障。
清代江南的水利活动主导，往往是那些地方绅士，从勘察水利到政府出面整顿，不同阶层和力量的地位和关系显得清晰起来，而社会力量的整合及利益的再分配便随之产生。透过地方水利建设的具体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深层次的内容：国家与地方关系在乡村水利史的复杂体现，民间对于社会公共工程的态度与反应，地方政府跨地域的行政、经济合作情况，以及官、绅之间内在密切关系的程度等。大型的公共工程，本来就需要调动地域社会的全体力量，进行整合调配，其间国家动力支配的作用依然不可忽视。横桥堰的事例，更加清楚地体现了清代后期跨地域的州县之间的众多联合行为。但在今天，地方保护的严重性仍然存在，使得许多共同利益遭致损害，对整个社会以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发展和稳定十分不利。
［收稿日期］2006—12—19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2006BLS002）。
注释：
① ［明］沈
：《东南水利议》，载［明］张国维撰：《吴中水利全书》卷22《议》。② ［清］钱泳：《履园丛话》丛话4《水学》，“水利”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4—98页。
③ ［清］钱泳：《履园丛话》丛话4《水学》，“总论”条，第87—89页。
④ 择要而言，如［日］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东京：亞书房，1974年）是有关清代水利史较为系统的考察；张芳：《明代太湖地区的治水》（载《太湖地区农史论文集》1985年第1辑，第95—105页），专注于明代江南的治水举措及影响；［日］川胜守：《明代江南水利政策的发展》（载《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36—548页），对明代水利政策历时性特征和江南治水阶段，作了纵观性的描画；潘清：《明代太湖流域水利建设的阶段及其特点》（载《中国农史》1997年第2期），也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另《明清时期江南的水利建设》一文（载范金民编：《江南社会经济研究（明清卷）》，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第940—967页）对江南的农田水利、塘浦、海塘等情况，有全面的考察；而对塘浦圩田史的考察，缪启愉：《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年）更是简明精核；彭雨新、张建民著《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对明清两代长江流域的水利有较全面的概括；而与水利有关的社会负担与经费分配等内容，［日］濱島敦俊：《明代江南の水利の一考察》（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47册）与森田明：《清代水利社会史研究》，都有细致的考述；另外，里甲制度本身就是在士绅的重要构成者之一乡居地主们的统率下，常年进行浚筑圩岸的活动，维持水利事业的发展，至少在明代中期以前还是如此，濱島敦俊：《姚文灏登場の背景——魏校〈莊渠遺書〉に拠る試論》（载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編：《佐藤博士還曆记念·中国水利史論集》，国書刊行会，昭和五十六年，第249—265页）证明了这一点；冀朝鼎著、朱诗鳌译：《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从十分宏阔的视野，考察了水利事业与基本经济区的内在密切联系，等等。
⑤ 拙著《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第五章“明末江南地区的大灾荒与社会应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咸丰六年江南大旱与社会应对》（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7期，第162—170页）与《旱魃为虐：清代江南的灾害与社会》（载李文海、夏明方编：《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01—239页）。
⑥ ［清］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之2，“大旱”条，（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
⑦ 关于这一地区历史人文地理与行政区划变革的考察，拙著《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第60—64页。
⑧ ［清］黄辅辰编著，马宗申校释：《营田辑要校释》内编上之下《水利》，（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年。
⑨ 王凤生曾任平湖知县、嘉兴知府、乍浦同知，著有《浙西水利图说备考》、《河北采风录》、《江淮河运图》、《汉江纪程》、《江汉宣防备考》、《淮南北场河运盐走私道路图》等。《清史稿》卷384《王凤生传》。
(10) ［清］王凤生纂修，梁恭辰重校：《浙西水利备考》“嘉兴府水道总说”。
(11) ［清］姚驾鳌：《启放横桥泖水杂记》（嘉庆二十五年十月），载［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光绪二十五年刊本。以下所引史料，若无特别注明，皆引自是书。
(12) 《明宣宗实录》卷64，“宣德五年三月戊辰”条。
(13) 乾隆《平湖县志》卷1《舆地·图说》。
(14) ［清］吴骞：《愚谷文存续编》卷1《重开平湖县虹桥堰记》。
(15) 光绪《平湖县志》卷12《宦绩·文秩》。
(16) 《浙西水利备考》“平湖县水道图说”。
(17) 光绪《嘉兴府志》卷29《水利》。
(18) 《浙西水利备考》“平湖县水道图说”。
(19) ［清］王惟梅：《嘉府典故纂要》卷6《平湖县》。
(20) ［清］吴骞：《愚谷文存续编》卷1《重开平湖县虹桥堰记》。
(21) 《浙西水利备考》“淀泖源流图说”。
(22) ［日］森田明，郑樑生译：《清代水利社会史研究》，（台北）国立编译馆，1996年，第5页。
(23)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24) ［清］姚驾鳌：《启放横桥泖水杂记》（嘉庆二十五年十月）。
(25)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26) ［清］王纯：《开横桥堰水利记事叙》（嘉庆二十五年初夏）。
(27) ［清］吴骞：《愚谷文存续编》卷1《重开平湖县虹桥堰记》。
(28) ［清］宗源瀚：《开掘虹桥、斜桥堰通泖济旱禀牍》（同治十二年七月二十日）。
(29)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30) ［清］汪仲洋：《通禀各宪请开虹桥堰牍》（道光三年）。
(31) ［清］吴骞：《愚谷文存续编》卷1《重开平湖县虹桥堰记》。
(32) 王恒，贵州遵义人，乾隆乙酉举人，乾隆五十年任平湖知县；五十三年，广东乐昌人、监生欧焕棠署县事，不久王恒也于同年复任；此后至五十五年，来任县事的为湖南长沙人、吏员刘云。光绪《平湖县志》卷10《职官·县治文秩》、卷12《宦绩·文秩》。
(33) 光绪《平湖县志》卷4《建置下·关梁》、卷12《宦绩·文秩》。
(34) ［清］王恒：《重建横桥碑记》（乾隆五十三年）。这篇收于《浙西横桥堰水利记》的碑记，亦被光绪《平湖县志》卷4《建置下·关梁》抄录，不过后者在抄录中尚有错讹及遗漏。此处引用的，悉据前者。
(35) 刘肇绅，嘉庆二十二年任平湖知县，次年即由王凤生复任；这一年又经历万珍（江西义安人）短暂的署县事，王氏再复任，最终仍由刘氏出任知县，直到道光元年。光绪《平湖县志》卷10《职官·县治文秩》。
(36) ［清］姚驾鳌：《启放横桥泖水杂记》（嘉庆二十五年十月）。
(37) ［清］王纯：《开平湖横桥堰后记》（嘉庆二十五年三月）。
(38) ［清］姚驾鳌：《启放横桥泖水杂记》（嘉庆二十五年十月）。
(39) 与堰坝一样，水栅也是江南地区常见的水利设施，所谓“甃石筑土为壩，列木通水为栅”，设置的主要目的是为防盗；而湖州地区重要的溇港水利，一般都设有较为坚固的闸门，附近居民经常在溇港上筑堤填坝，以防盗贼。不过，防盗功能的设置，实际上对于水利防护机能的发挥是有阻碍的。拙著《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第六章“明清江南的水利防护与社会调控”与第八章“明末清初江南的地方防护与社会”中的相关考察。
(40) 光绪《嘉兴府志》卷29《水利》。
(41) 邢守道，同治八年任平湖知县，十三年离任。光绪《平湖县志》卷10《职官·县治文秩》。
(42)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43) ［清］汪仲洋：《通禀各宪请开虹桥堰牍》（道光三年）。
(44) ［清］姚文枏：《议治浙西水利引通浦潮以免旱潦说》（光绪二十四年八月）。
(45) ［清］宗源瀚：《开掘虹桥、斜桥堰通泖济旱禀牍》（同治十二年七月二十日）。
(46) ［清］宗源瀚：《为出示晓谕事》（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47)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48) 杨昌浚，同治五年二月任浙江布政使；八年十二月，署浙江巡抚，九年八月，实授此职。光绪初，因余杭县发生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而被革职。光绪四年以后，陆续被起用他职。不著纂人，王锺翰点校：《清史列传》卷61《新办大臣传五》， （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834—4835页：“杨昌浚”条。
(49) 恽祖翼，同治三年举人，光绪十五年授督粮道，后晋按察使，擢浙江布政使。祖翼尽心水利，于嘉兴开泖河，疏港建闸，以资蓄泄。卒后，浙人请立祠祀之。《清史稿》卷448《恽祖翼传》。
(50) ［清］恽祖翼：《详抚院稿》（光绪二十五年六月）。
(51) ［清］刘树棠：《片折稿》（光绪二十五年七月）。
(52) 徐氏是浙西海盐县的名人，其兄用仪（1826—1900），由副贡生入赀主事，签掣刑部，后任军机处章京等职，曾在同治十二年至光绪二年间负责纂成《海盐县志》22卷。用福本人，则是咸丰八年副榜贡生，曾任地方训导一职，专心讲求经世济民，尤尽心于地方公益。光绪十八至二十四年间，因泖河水道淤塞，嘉兴府连续四次遭受夏季大旱，稼禾歉收，尤以海盐、海宁地区为严重。用福多次出面，请嘉兴知府转禀抚院，要求疏浚泖河，终以工费繁巨而止。不久，又请嘉兴姻亲姚文枏向藩台力陈此事，终于成功。用福不顾七旬高龄，往返巡督，在平湖县东北诸水与泖水相接处，共疏浚河道2100多丈，开土74300多方，自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开工，次年四月毕事。此举使嘉兴府七县均受其益，用福也因此得到朝廷的再度嘉奖。《清史稿》卷466《徐用仪传》、《清史列传》卷62《已纂未进大臣传一》“徐用仪”条；另参海盐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海盐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26页所撰徐氏传。
(53)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徐用福《序》。
(54)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徐用福《序》。
(55) 光绪《海盐县志》卷6《舆地考三·水利》。
(56) 乾隆《平湖县志》卷1《舆地·图说》，乾隆十年刻本。
(57)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58) 关于此次大旱灾及其社会反应之个案解剖，拙作《咸丰六年江南大旱与社会应对》，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7期，第162—170页。
(59) ［清］陈锡麒：《访横桥日记》（咸丰六年七月）。
(60) ［清］陈锡麒：《访横桥日记》（咸丰六年七月）。
(61) 宗源瀚，江苏上元人，曾历官浙江衢州、湖州、严州、嘉兴四府知府，在严州任凡五年，湖州任上共两次。其中初任湖州府事，据宗氏自述是在同治九年、十年间，时因前任杨荣绪在湖州从事太湖溇港水利成绩卓著入京受奖，由宗氏代理湖州事务。及杨氏回任，宗氏仍返严州任上。光绪三年，宗氏再次到湖州任事。宗氏著《颐情馆闻过集》光绪三年自叙与《清史稿》卷479《杨荣绪传》。《清史稿》卷452《宗源瀚传》言宗氏“光绪初，官浙江，历署衢州、湖州、嘉兴府事”，时间上显然不当。
(62) ［清］宗源瀚：《开掘虹桥、斜桥堰通泖济旱禀牍》（同治十二年七月二十日）。
(63) ［清］宗源瀚：《开平湖斜桥堰碑记》（同治十二年）。
(64) ［清］顾广誉：《秀州水利纳洩泖湖考》，载［清］葛士浚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93《工政六·水利通论》。
(65) ［清］宗源瀚：《开平湖斜桥堰碑记》（同治十二年）。
(66) ［清］徐用福：《疏浚泖浦塘要口记》（光绪二十五年七月）。
(67) ［清］徐用福：《疏浚泖浦塘要口记》（光绪二十五年七月）。
(68) 光绪《嘉兴府志》卷12《山川一》。
(69) 光绪《嘉兴府志》卷29《水利》。
(70)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71) ［清］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6《书三·与曹射侯》。曹射侯，嘉兴府崇德县（即石门）人。
(72) 康熙《嘉兴府志》卷9《水利》，康熙二十一年刊本。
(73) 光绪《嘉兴县志》卷15《水利》，光绪二十四年刻本。
(74) 光绪《嘉兴府志》卷29《水利》。
(75) ［清］吴骞：《愚谷文存续编》卷1《重开平湖县虹桥堰记》。
(76) ［清］王恒：《重建横桥碑记》（乾隆五十三年）。这篇收于《浙西横桥堰水利记》的碑记，亦被光绪《平湖县志》卷4《建置下·关梁》抄录，不过后者在抄录中尚有错讹及遗漏。此处引用的，悉据前者。
(77) ［清］王恒：《重建横桥碑记》（乾隆五十三年）。
(78) 据［清］蒋元龙：《春雨斋集》所记：吴骞，字槎客，号免牀，虽长期隐居，然而终其一身于地方义举赴之惟恐不及。民国《海宁州志稿》卷29《人物志·文苑》，民国十一年排印本。
(79) 陈焯，乾隆五十二年署平湖训导，次年离任。光绪《平湖县志》卷10《职官·县治文秩》。
(80) ［清］吴骞：《论平湖虹桥堰书》（乾隆五十二年），载［清］贺长龄、魏源等编：《皇朝经世文编》卷116《工政二十二·各省水利三》，（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本。
(81) 水则是江南地区用以水利防护的一种方式，应用较为普遍。一般用石块刻就，分横道水则与直道水则两种。前者主要横刻七则，不同的则位代表不同的水位，也反映相应灾情。后者分为上、下二横，每横又分六个直道，每道代表一个月份，以明灾害时月。这种方法宋代即有，明清时应用更为广泛。另参《吴江县水则碑记》，载［清］金友理：《太湖备考》卷3《水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82) ［清］冯桂芬：《显志堂稿》卷11《稽旱潦议》。
(83) 汪仲洋，道光元年任海盐知县。光绪《海盐县志》卷14《名宦录》。
(84) ［清］汪仲洋：《通禀各宪请开虹桥堰牍》（道光三年）。
(85) ［清］吴骞：《愚谷文存续编》卷1《重开平湖县虹桥堰记》（嘉庆十四年）。
(86) ［清］王纯：《开平湖横桥堰后记》（嘉庆二十五年三月）。
(87) ［清］王纯：《开横桥堰水利记事叙》（嘉庆二十五年初夏）。
(88) ［清］姚驾鳌：《启放横桥泖水杂记》（嘉庆二十五年十月）。
(89) ［清］汪仲洋：《通禀各宪请开虹桥堰牍》（道光三年）。
(90) ［清］汪仲洋：《通禀各宪请开虹桥堰牍》（道光三年）附录“查勘平湖虹桥堰水利情形并估单”。
(91) ［清］宗源瀚：《开掘虹桥、斜桥堰通泖济旱禀牍》（同治十二年七月二十日）。
(92)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93)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94) ［清］姚文枏、徐用福等：《具呈为通泖防灾、环请筹款疏浚、以重民生而济钱漕事》（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八日）。
(95) ［清］宗源瀚：《为照会事》（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
(96) ［清］佚名：《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97) ［清］姚文枏、徐用福等：《具呈为通泖防灾、环请筹款疏浚、以重民生而济钱漕事》（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八日）。
(98) ［清］姚文枏：《议治浙西水利引通浦潮以免旱潦说》（光绪二十四年八月）。
(99) 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31《祥异》；同治《苏州府志》卷143《祥异》；光绪《续修常照合志稿》卷47《祥异志》；光绪《嘉定县志》卷5《禨祥》；光绪《松江府续志》卷39《祥异志》；光绪《嘉兴府志》卷35《祥异》；光绪《嘉善县志》卷34《杂志上·祥眚》；同治《湖州府志》卷44《前事略·祥异》；光绪《华亭县志》卷23《杂志上·祥异》。
(100) ［清］姚文枏：《议治浙西水利引通浦潮以免旱潦说》（光绪二十四年八月）。
(101) ［清］顾广誉：《秀州水利纳洩泖湖考》，载［清］葛士浚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93《工政六·水利通论》。
(102) ［清］王纯：《开平湖横桥堰后记》（嘉庆二十五年三月）。
(103) ［清］汪仲洋：《通禀各宪请开虹桥堰牍》（道光三年）。
(104) ［清］陈锡麒：《访横桥日记》（咸丰六年七月）。
(105) ［明］韩邦宪：《广通坝考》。转引自魏嵩山著：《太湖流域开发探源》，（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8页注引。
(106) ［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2《水利》、卷6《五堰》，（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7、183—184页；嘉靖《南畿志》卷3《总志三·志水利》。
(107) ［清］钱泳：《履园丛话》丛话4《水学》，“来源”条，第92—94页。
(108) 光绪《海盐县志》卷6《舆地考三·堰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