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明清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余同元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01期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2007年11期第53～61页
【英文标题】 The Formation and Develepment of Early Industrialized Society in Jiangnan in Ming-Qing Period
【作者简介】余同元，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021
余同元，历史学博士，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关 键 词】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工业人口/早期工业化社会Ming-Qing period/Jiangnan/people with jobs/early industrialized society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7）11—0053—09
中国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于何时？形成的主要标志是什么？学术界有多种说法。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一书认为，“早期工业化”（Early Industrialization）所指时间是明代中后期到清代中前期[1]；费维凯《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他的官督商办企业》一书认为，中国“早期工业化”（The Early Period of Modern Industrialization）发生于晚清到民国初年[2]；马敏《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若干问题》一文认为，“早期工业化阶段，主要指1860年代至1949年的近代工业化，但往前可追溯到明清时期”[3]。三家之所以分歧较大，关键在于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一文，从丝、棉织品出口驱动的外向型经济所带来的巨额白银资本，江南市镇雇佣工人群体与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地权分散化趋势与田面权、田底权的分离等方面，论证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其中一节讨论了以雇佣工人群体、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市镇人口结构的变化作为江南市镇内部变革和早期工业化的重要指标，揭示工商业人口比重的增大与市镇早期工业化发展的内在联系，确定了衡量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标准。[4] 本文在此基础上，专门以传统的区域工业，特别是区域支柱产业从业人数增长为关键指标，分期估算明中后期到清末民初江南传统工业从业人数增长情况，论述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发展的时间和标志，以与上述各家研究相呼应。
一 明清江南棉纺织业从业人数的增长
随着棉花与棉布产业的发达，明代嘉靖、万历（1522～1620年）以后，棉花棉布产业从业人员空前增加。清代乾隆以后江南棉纺织业更为发达，从业人员也更加众多。下面先根据有关历史资料，运用学术界常用的从棉布产量推测纺织人数的计算方法，对明后期和清中期江南棉纺织业从业人数做一初步估算。
一是明代后期：吴承明估计江南地区明末棉布的年输出量为1500万匹～2000万匹。[5](p29～30) 范金民估计明末江南年产棉布2500万匹（仅松江就有2000万匹）。[6](p29～30) 李伯重推算明后期（1620年左右）江南棉布年输出量为1500万匹～2000万匹；本地人口2000万（城市人口占当时总人口的15％），若按人均消费1.6匹／年，或按每家5人折为400万户、户均消费棉布8.35匹／年计算，可知江南区域内总消费量为4200万匹。加上输出量，约计5000万匹，即为明后期江南棉布的总产量。[1](p39～40)
二是清代中期：徐新吾估计清代江南商品棉布产量每年二千数百万匹。[7](p17) 吴承明推算苏松地区年产4500万匹，进入长距离运销的4000万匹。[8](p260) 范金民在《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一书中加进了苏松以外的江南地区，推算松江年产棉布3000万匹，常熟年产2000万匹，嘉定、太仓年产2000万匹，江阴、平湖、海盐、嘉善、乌程等县年产500万匹，无锡年产300万匹，共计江南年产棉布可达7800万匹，进入市场的商品量在7000万匹左右。[6](p29～30)
李伯重推算清代中期（1850年前）江南棉布年输出量为4000万匹；江南3600万口，折为720万户（其中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0％），按户均消费8.4匹／年估算，得出清中期江南消费棉布6100万匹。两项相加，即为清中期江南棉布的总产量，共计10000万匹。[1](p39～40) 若按江南人均消费棉布1.6匹／年（城市人均消费1.80匹／年、农村纺织户人均消费量1.65匹／年、非纺织户为1.35匹／年的标准估算）[9](p229)，同样可得出明末江南棉布年产量约5000万匹，清中期（1850年）为10000万匹；再按康熙前织一匹布需7个工作日、此后需6个工作日推算，得出明后期江南一个农妇一年可纺织棉布29匹，清代中期则为33匹；[9](p53,472,505,553) 最后按江南各地平均每年每个村妇纺织的时间约在200天计算①，得出明代后期每年生产5000万匹棉布，需170万农妇从事纺织，而清代中期每年生产10000万匹棉布，则需300万农妇从事纺织。[10]
在棉布产量的估算上，显然前者的数字与李伯重的数字差距较大。但本人认为，尽管李伯重的估数最高，仍然是比较保守的估计。本文在上述各家研究的基础上，估算明代后期有340万江南妇女从事纺织业，清代中期有570多万江南妇女从事纺织业。
首先，从各方面的资料看，明后期到清中期江南妇女劳动力多数从事纺织业（含丝织业）生产是毋庸置疑的。
如明天启初年，在上海、嘉定等地从事传教活动的耶稣会传教士葡萄牙人鲁德昭，就当地的棉纺织业生产情况记录道：“南直隶最东边的地区，殷富肥沃，出产大量的棉花。据当地人们肯定的说法，只在广大的上海城镇及其所辖区内，有以这些棉花为原料的20万台织机②。因此，仅以此一地每年就要向皇帝缴纳45万杜卡特③。织机和布匹同样是窄幅的，所以在一间屋内可放置多架，几乎全部是妇女从事此项工作。”[9](p33)
又如《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说，天启末年上海县城和郊区人口30余万，其中织布工人达20万；[11](p420) 又谈迁《枣林杂俎》说隆庆六年上海全县在籍男妇总数19万余人，其中男158532人，妇人34425人，如果妇女的实际人口数与在籍男子一样多，就是30多万人。[1](p73) 织布工人20万，即占了总人口的2／3，几乎是全县全部劳动力的总和。所以清代官员尹会一在奏疏中说：“江南苏松两郡最为繁庶，而贫乏之民得以俯仰有资者，不在丝而在布。女子七八岁以上即能纺絮，十二三岁即能织布，一日之经营，尽足以供一人之用度而有余。”[12](卷三六,尹会一《敬陈农桑四议疏》) 真可谓“无论贫富妇女，无不纺织”[13](卷一《食货》)，“女红自针黹外，以布为恒业”[14](卷一《风俗》)。这说明江南乡村妇女劳力绝大部分都从事纺织业。
其次，在明后期和清中期江南乡村分别只有170万和340万女劳力从事纺织业是保守的估计。
关于明清时期江南人口的数量，明前期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和清中期道光三十年（1850年）都有较可靠的记载。根据万历《明会典》卷十九记载，苏、松、常、镇、应天五府1393年人口为606万，再根据康熙《浙江通志》卷十五记载，杭、嘉、湖三府“明初”人口是264万，这样1393年江南八府合计人口870万，到1400年大约900万；[1](p39,398) 清代中期的江南人口，则以道光三十年《户部清册》中江、浙两省人口总数为基数，再根据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两省人口分布情况，推出江南八府一州1850年的人口在3600万左右。[15] 最后以1393～1600年全国人口3.8％的年增长率推得，明泰昌元年（1620年）江南人口在2000万左右。[14] 如果根据徐光启《农政全书》中说的江南“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大兵革，则不得减”，则明末江南人口要远远大于2000万。[16](p292)
关于明代后期与清代中期江南的城市化水平，曹树基和李伯重的研究结论分别为15％[17](p424～425) 和20％[1](p414)。
在明后期2000万江南人口中，除掉15％的城市人口300万，再以每户5口人推算，得出从事农业劳动的为340万户；同样，从清代中期3600万江南人口中，除掉20％的城市人口720万，再以每户5口人推算，得出从事农业劳动的为576万户。就乡村劳力而言，每户以2人计，则分别为680万人和1152万人。若每户出女劳力1人，则明后期有340万江南妇女从事纺织业，清中期有576万江南妇女从事纺织业。由此可见，李伯重所推算的明后期170万江南乡村妇女劳力（只占女劳力人数的50％）从事纺织业是较为保守的数字，而清代中期300万江南乡村妇女劳力（只占当时女劳力人数的52％）从事纺织业同样也是一种较低的估计。
二 明清江南丝织业从业人数的增长
先看明末清初：主要表现为织机总数增多。
范金民估算明后期江南官营织机3500台，民营织机1万台～1.5万台；清代前期（含乾嘉时期）江南官营织机1836台，民间织机可能达到8万台。[18](p200～204) 按照官营织机明代平均每机4.2人操作、清代平均每机3.8人操作，[5](p364) 民营织机用工少一些，平均每机2人操作计算，[18](p201) 明末直接从事丝织业生产的织工人数为3万到4万人，清前期（含中期）则有16万～17万人。④ 徐新吾推算清代前期南京、苏州、镇江、盛泽、杭州、湖州、双林、绍兴、宁波诸地有织机6.89万台，织工约有21.3万人。[19](p56) 若去掉其中的绍兴、宁波等地的织机数，当与当时实际织工人数相差不大。
再看清代中期：主要表现为民营织机增多。
吴承明估计清中叶江宁织机在4万台以上，苏、杭二地在2万台以上，加上官营织机和湖州、常州、松江织机的台数，总数在8万台以上。[5](p370) 范金民认为，清代中前期江南丝织业又有较大的发展，19世纪初期江南输往国内市场的各类丝织品相当于1400万匹濮院绸，价值1500万两；从匹数上看，增加了25倍，从价值上看增加了38倍。[18](p203～204) 具体说来：
一是苏州，织机在万台以上。乾隆《元和县志》称，苏州“东城，比户习织，不啻万家。工匠各有专能，计日受值”[20](卷一六《物产》)。可见乾隆时仅苏州东城工匠就“不啻万家”。特别是民营丝织业较明末清初更为增多。嘉庆九年到十年间苏州大灾，周夔芳等“力募绅富，按户赈恤，全活万众”[21](卷一九)。
二是杭州，民间丝织业最盛，雍正时人厉鹗说：“杭东城，机杼之声比户相闻。”[22] 估计乾隆年间织机至少达万台以上。[18](p201)
三是湖州，明代中后期湖州府城丝织业尚不发达[23](p104)，但至乾隆时已有织机四千余台，织工上万人。[24](p21)
四是盛泽镇，当地人以为并峙苏杭，号为诸镇第一。“在乾隆三十五——四十五年间，盛泽镇周围的农村有织机八千多台”[25]，织工不下二三万人。
五是濮院镇，早在万历时，濮院镇就“肆廛栉比，华夏鳞次，机杼声轧轧相闻，日出锦帛千计”[26]。乾隆时杨树本说：“他邑之织多散处，濮川之织聚一镇，比户操作，明动晦休，实吾衣食之本……机杼为阖镇恒业。”[27](卷一四《织作》) 所以，清中叶该镇有织机上万台，织工三四万人。[28](p84～85)
六是双林镇，明末清初有居民三千余户，嘉道间增至近万户。清初镇上有衣庄七十余所，乾隆时尚存四十余所，可见产绢之多。[18](p203) 估计两镇织机有三千台左右。
七是江宁府，江宁在乾嘉时有织机三万台。[29](卷七《食货考》)
综上所述，清代中期江南民间丝织业最为兴盛时，南京、苏州和杭州三大丝织城市的织机总数在5万台左右，盛泽等市镇和乡村织机约有2.5万台，总计约为7.5万台。如果加上镇江、嘉兴等城市和菱湖、乌镇、长安、硖石等市镇及其周围乡村的织机，江南民间织机总数在8万台以上。由此可知，从明后期到清中期的二三百年间，民营丝织业力量大为增长。若清代中后期按每机3人推算，则清中期江南8万台织机从业人员达24万人。所以，李伯重认为，如加上丝织业的辅助行业和丝织品流通行业中的从业人数，清中期江南丝织业的从业人员总数在50万人以上。[1](p43～45)
三 明清江南纺织辅助行业从业人数的增加
纺织业的辅助行业很多，如棉纺织业的辅助行业有治标布、踹布、服装加工（染匠、踹匠、裁缝匠）等系列；丝织业的辅助行业更多，以缫丝、纺丝、染色、络丝和刺绣业的从业人员最多。明清时期，这些辅助行业的主要从业人员也都是当时手工工匠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些工匠中，有一部分属于简单技术操作的行业雇工，只能属于半工匠性质。
首先看棉布加工业的从业人数。明代后期以降，随着江南棉纺织业的发达，治标布、踹布、服装加工业（染匠、踹匠、裁缝匠）的从业人数均随之增加。
踹布作坊，开设者叫“作头”，或称“包头”。康熙年间，苏州“踹工多至一二万人”[30](p4)。其经营情况，雍正年间浙江总督兼管江苏督捕事务李卫、署理两江总督史贻直、江苏巡抚尹继善等作过说明：“苏郡五方杂处，百货聚汇，为商贾通贩要津。其中各省青兰布匹，俱于此地兑买，染色之后，必用大石脚踹砑光。即有一种之人，名日包头，备置菱角式样巨石、木滚家具、房屋，招集踹匠居住，垫发柴米银钱，向客店领布发碾，每匹工价银一分一厘三毫，皆系各匠所得，按名逐月给包头银三钱六分，以偿者房屋、家具之费。习此匠业者，非精壮而强有力不能，皆江南、江北各县之人，递相传授牵引而来，率多单身乌合不守本分之辈……从前各坊不过七八千人……现在细查苏州阊门外一带，充包头者共有三百四十余人，设立踹坊四百五十余处，每坊容匠各数十人不等。查其踹石已有一万九百余块，人数称是。”[31](p53) 可见清代前期的苏州，仅城西一带踹布作坊的包头与踹布匠就有11240（340＋10900）人。
清代苏州整染作坊中，“自漂布、染布及看布、行布各有其人，一字号常数十家赖以举火。中染布一业，远近不逞之徒，往往聚而为之，名曰踏布房”[32](卷一○,p5)。清代中期，苏州踹坊有六七百家之多，雇有踹匠万人以上，而过去仅有七八千人。染坊数量也不少，染匠也有万人。因染坊、踹坊过多，造成水道污染，乾隆二年，地方政府颁布了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的专门法令，即著名的《苏州府永禁虎丘开设染坊污染河道碑》。碑文记载元和、长洲、吴县官府告示曰：“因有射利之徒，妄希开设染坊”，致使“满河青红黑紫”，因此“饬将置备染作器物迁移他处开张”。[33](p71～73)
其次是丝织业辅助行业的从业人数。丝织业辅助行业的从业人员很多，以缫丝业从业人员和刺绣业从业人员为主，另外还有纺丝工（车户、纺经户、掉经娘）、络纬工（将纬丝绕到棱管上）、牵接匠（牵经接头工）、摇经匠、染匠等，其从业人数甚至不少于织工人数。万历二十九年曹时聘说，苏州“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坊罢而织工散者数千人”[34](卷三六一,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丙午条)。如绸缎商人开设账房，用机户为其织造，织挽之前，要加工丝料——纺丝、染色、络丝。其中络丝交个体户进行，工匠在商人支配下于自己家中进行丝料加工。络工“日络三四窠，得钱易米，可供一日食”[35](卷三《记机业》)。1913年苏州开业账房57家，支配机户1000家，共有织机1524台，使用男女工徒7681人，平均每机5人。[36](卷五一) 江南缫丝业从业人数的变化，与整个丝织业的发展是同步而行的。近代刺绣业从业人数的增长则是异军突起，后来居上。
再次是清末民初传统纺织业的转型与现代纺织工人的出现。清末民初，中国纺织业的发展进入了传统纺织业衰退与现代纺织业兴起的转型期。与此同时，传统的纺织工匠出现减少的趋势，而现代纺织业工人队伍则开始成长起来。根据范金民研究，清末同治、光绪以后，江南丝织业总体上是处于衰退之中。南京、苏州和杭州三大城市的民间丝织业的衰退尤为明显。南京在同治十一到十二年（1872～1873年），因同治大婚典礼需用缎匹浩繁，缎机添至16700余张。据统计，光绪六年（1880年）只有织机4500张，从业者7600余人。光绪十一年为8367张，次年底稍稍上升到12281张。苏州织机在光绪六年降为8000台，清亡时仅为7000台。杭州的情形与苏州相似，太平天国革命期间机户“幸存者不过数家”，光绪六年增加到3000台左右。总计三大城市的民机到清亡时大约只有以前兴盛时的一半，[18](p204) 江南传统的纺织工匠自然也大大减额，一部分从业人员开始向现代纺织业工人转变。如《马关条约》签订后，德商瑞记纱厂就佣工1000人。与近现代棉纺织业工人队伍出现的同时，近现代丝织业工人队伍也在清末民初产生了。如1914年莫觞清创建的久成织丝集团，佣工就达3700人。[30](p83,153) 这些新式纺织业工人，大多是直接来源于江南传统纺织工匠。
四 工业人数增长与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之成长
1.西方早期工业化时期的工匠与工人数量情况
根据法国著名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研究，17世纪初期的欧洲7000万居民中，有二三百万工匠。他说：“如果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10％，即600—700万，若说有200—300万工匠，即占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威尼斯的情况特殊，兵工厂工人3000人，毛纺工人5000人，丝织工人5000人，总共有工匠13000人。再把他们的家属包括进去，就占这个城市14万人中的5万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各种各样的私人造船厂里的工人，以及整个泥水匠大军”。“还应该把制毛毯工人也算进去。在离城市更远一些的地方，还有磨坊工人……除此之外，还应该再加上铜匠、铁匠、首饰匠、制糖技工、穆拉诺的玻璃工人、吉乌德卡的皮革工。此外还有大批其他工匠，例如印刷工人。16世纪威尼斯印刷的书籍占欧洲的一大部分”。“在这个总数里还应加上农村的工匠。每个村庄不论人口多少，总有工匠的存在，总有工业活动为副业……16世纪的乡村工业在人数方面即使不在质量方面或在收入总量方面，与城市工业处于同等地位。没有任何事实证明这一点，也没有任何事实否认这一点。至多有300万的农村居民（工匠）和300万城市贫民（工匠）加在一起，也就是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手工作坊的世界”。[37](p615～617)
这段话包含了三个早期工业化时期的工商业人口指标：一是700万城市人口占城乡总人口的10％，而300万城市工匠占城市人口的42.85％；二是300万乡村工匠人数占乡村6300万（7000万—700万）总人口的4.76％；三是农村工业人数与城市工业人数共计600万（300万＋300万），占城乡总人口的8.57％。由此可见，西欧在城市人口占城乡总人口10％的情况下，乡村工匠占乡村人口的4.76％左右，农村工业人数与城市工业人数占城乡总人口的8.57％左右，正是欧洲进入早期工业化的关键指标。这一关键指标为我们确定明清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2.明清时期江南工匠与工人队伍的壮大
首先看明代前期：明代前期官手工业工匠人数，轮班匠以景泰五年（1454年）2.89万人[38](卷二四○,景泰五年夏四月甲辰条) 为基本数，住坐匠以永乐年间（1403～1424年）北京2.7万人[39](卷一八九《工匠二》)⑤ 和嘉靖九年（1530年）南京7600人⑥ 为基本数，军匠以宣德年间（1426～1435年）2.6万人[40](卷一七五)⑦ 为基本数，共计工匠34.96万人。再按当时“一匠伍夫”（即每个工匠配5名工匠助手，称匠夫，为半工匠）的夫役旧例计算。可以得出34.96万工匠和174.8万名民夫数，两者相加为209.76万人。据《明史·食货志》载，明洪武二十六年全国人口为1065万户、6055万人，而官府手工业所占用的劳动力为209.76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3.46％。若按每户一个劳动力计算，明代前期官手工业工匠及匠夫人数约占全国总劳力的20％。这个数字略高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17％的估算结果。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一书列有《明代前期在籍工匠人数表》，认为官手工业占有工匠30万人左右，加上每个工匠配5名工匠助手，共计150万人，便有占全国人口3％（即30万＋150万＝180万人）和占全国家庭劳动力17％（按一户一匠计）的人在官手工业部门服役。[5](p114～115) 但这个数字未包括从事商品化生产的乡村家庭纺织业劳力，也没有算入相关工匠助手人数。而且明清江南地区家庭纺织业多是男女劳力一起投入的，所以其劳力数应是户数的两倍。如果将上述3.46％乘以2（即增加一倍），则为6.92％，与欧洲早期工业化时期城乡手工业人数占城乡总人口的8.57％相差不大。
再根据上文对江南纺织业从业人数的论述看，仅以50％的乡村妇女劳力从事棉纺织业计算，明代后期从事乡村棉纺织业的妇女也有170万人，再相应的加上明代后期江南地区男性手工业劳力170万⑧，共340万，占明后期（1620年）江南2000万总人口的17％，是明前期的1.62倍。
同样仅以50％的乡村妇女劳力从事棉纺织业计算，清代中期江南乡村棉纺织业妇女288万，对应加上清代中期江南地区男性手工业劳力288万以及丝织业劳力50万，共计626万，约占清中期（1850年）江南3600万总人口的17.4％，是明前期的2.98倍。
可见明代后期到清代中期江南乡村手工业劳力一直呈增长趋势，工匠与工人队伍日益壮大是无疑的。加上城镇工商业人口，明后期（1620年）300万（以15％的比例推算），清中期（1850年）720万（以20％的比例推算），分别得出江南城镇工商业人口数明后期是640万，清中期是1346万，分别占明后期总人口的32％（而17世纪欧洲只有10％）和清中期总人口的37.4％。这正是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的一个核心标志。
3.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的相关指标
工业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工业化是指一个国家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的过程，而广义的工业化则是“发展”与“现代化”。[41](p202～203) 对于狭义的“工业化”定义，美国经济学家W.W.罗斯托说：“工业产品和劳动力结构，以及人口居住发生的重要的变动，一般都归结于工业化和城市化。”[42](p26) 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说：“产品的来源和资源的去处从农业活动转向非农业生产活动，即工业化的过程；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口分布发生变化，即城市化的过程。”[43](p1) 英国经济学家汤姆·肯普说：工业化“根本的特点在于劳动力和资源从农业（粮食生产）转向工业制造及有关部门”。“非农业人口不断增长，从事粮食和初级产品生产的人口在有些阶段反而下降”。“随着‘非农业化’的发生，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急剧增加”。[44](p5)
工业化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工业革命以前有一个“前工业时期”。前工业时期的西方，特别是英国的技术进步和工业增长称为“前工业化”或“原始工业化”，主要指乡村工业化。早期工业化的原工业化时代和工业化初期阶段，既是工业化的准备时期，又是工业化发展过程的组成部分。西欧发达国家的早期工业化大约是在16～19世纪进行的。其中16～18世纪西欧开始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被西方史学界称为“原工业化时代”。乡村工业在农业部门之外开辟了新的产业领域，这个领域与传统农业的一个显著区别是以资本而不是以土地为主要资源。资本是可以再生的，而且是直接通过人的劳动创造出来的，这样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人口或劳动力与资源的关系。
在探讨西欧工业化动因时，国内外学者争议颇大，有皮朗的“贸易根源说”、波斯坦的“新人口论”、布伦纳的“阶级斗争推动说”、瓦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和诺斯的“产权革命说”以及“农民个人力量说”、“城市主导论”等主要观点。但另外一些学者在探讨工业化的起源时又发现：“工业世界的胞子——乡村工业”业已存在于农耕世界，它的孕育、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现代化基石”。[45] 广大乡村农民将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亦工亦农，生活在“二元经济”之中。
作为早期工业化第一发展阶段的原工业化时期，正是乡村工业将大批附着于土地的农民“解放”出来，使之成为提供工业劳动力的工资劳动者和半工半农者，解决了人口增长与土地数量不足之间的矛盾。劳动力资源由传统农业部门向工商业部门转移，将农业中多余的劳动力转移到工商业部门，又为工业品创造出容量更大的市场。所以，当时的人口职业构成，直接透视了早期工业化社会的性质特征。
根据西方学者哈瑞森《普通的人民——从诺曼征服到现在的历史》介绍，1350年以前，英格兰村庄分布了数量惊人的手工业者，例如木匠、铁匠、马具匠、屋顶匠、车夫、漂洗工、染工、制皂者、硝皮匠、制针匠、黄铜匠等，多来自小土地持有者阶层。村庄手工业者和工资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较弱，前者经济地位比后者优裕。他们也是农民和商人，用贸易中赚取的利润经营起比邻居规模更大的农业。在14世纪晚期的人头税调查册上，常常可以见到农村中的铁匠、木匠、制革匠、鞋匠、裁缝、屠夫、织工和剪刀匠的名字。14世纪中叶到1520年，德比郡雇工队伍增长了；到16世纪末，雇工人数已超过一半。这大概是个别地区的情况。[46](p129,69～70) 就不列颠全国而言，哈瑞森肯定地说，到16世纪，雇工人口相当于乡村全体人口的25％～30％。[45]
根据迪恩和科尔《英国的经济发展：1688—1957》一书介绍，18世纪中叶以前，农业是英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1688年前后，制造业、矿业和建筑业加在一起，仅创造国民收入的21％。当时的工业还处在手工工场和家庭作坊阶段，大部分分散在农村。农业和手工业还没有完全分离，许多农民同时又是手工业者，他们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做工。手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就产在农村，所需动力是风力、水力或者畜力。当时在英国工业中大约占30％的毛纺织业也大多分散在农村。全国经济生活的重心在农村，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也生活在农村，1750年农村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3／4。这种情况在18世纪中前期无大的改变。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工业革命以后，由于机器生产取代了手工劳动，工厂制取代了手工工场和家庭作坊，蒸汽机成了万能的动力机，工业摆脱了对风力和水力等自然力的依赖。[47](p156) 工业生产的机械化和工厂化使工业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农业，工业和与之有关的采矿、建筑、商业、交通运输行业迅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很快超过农业。
相比之下，明代中后期历清代前期到清代中期的江南，正处在早期工业化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即所谓的“原工业化时代”，这从以下几个数据中可以得到充分说明。
一是从江南乡村工业从业人数比率看，分别为明后期的17％和清中期的17.4％，远高于17世纪欧洲工业人数4.76％的比率。
二是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看，采用比较保守的说法，分别为明后期的15％和清中期的20％，均高于17世纪欧洲城市人口10％的比率。清代中期，苏州、南京、杭州在当时是工商业发达的大城市，拥有大批的工匠和各类手工业人口。据载，清代中期苏州府城人口在百万以上[12](卷二三,沈寓《治苏》)，无疑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和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南京城市人口在乾隆年间可能达到85万。至咸丰三年（1853年），“南京城中的在籍人口‘几九十万’，加上不在籍者，人口当超过100万”。除了大城市以外，江南地区的中小城市和众多的市镇工商业都非常发达。清代前期江苏城市人口等级模式如下：“小市镇约2000人，县城及中等市镇约1.2—1.5万人（县城计作1.2万人，中等市镇计作1.5万人）、府城及大市镇约5万人，中心城市的人口规模从15万至85万不等。苏南三级市镇之间的人口级差，大约为5倍。”在小市镇之下，江南地区还分布着大大小小几百个“市”，有些“市”因人口众多，已经达到了镇的标准。[48] 所以刘石吉认为，清代强盛时期，江南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约为20％，而乾隆时期苏州府吴江县的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率为35％。[49](p136～137)
三是从江南城镇工业从业人数比例看，略低于17世纪欧洲城市工业人口比例。从明代中后期至清代中期，江南城镇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均有长足发展，“清代乾隆年间，江南地区的城市和大小市镇达五六百个以上，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的各种行业数以百计”[50]。全面估算在这些城镇和行业中就业的雇佣劳动者，无疑是困难的，但从一些市镇人口的历史记载中还是能够看出江南城镇工业人口的大致比例。如乾隆初年，苏州木渎镇有制酒“烧锅者二千余家”，“日耗米万石”，[51](p469) 当时木渎镇的总户数也不过二三千户，仅制酒业人口至少占总人口的50％以上。又如同治年间，苏州周庄镇全镇居民5000余人，其中作坊店铺雇工1000余人，占20％左右。[50] 李伯重估计清中期（1850年）江南城镇人口720万，以20％的工商业人口比例计算，则江南城镇雇工为150万人。[1](p417) 这只反映了江南中小市镇的情况，在苏州、南京、杭州等大城、市中，工商业人力则远远大于这个比例，估计接近17世纪欧洲城市工业人口的比例，但总比例稍低于欧洲的42.85％。
四是从现代工人队伍形成上看江南早期工业化的发展。随着晚清现代工业在江南的兴起，现代工人阶级群体也在江南正式出现。江南及其周边地区大量高水平的熟练工匠是江南现代技术工人的直接来源，江南各大城市形成了中国最集中的廉价劳动力市场。特别是晚清的上海和无锡，迅速成为江南新兴的工业中心城市和发达的工业劳动力中心市场。
上海开埠虽在鸦片战争以后，但其工商业龙头都市地位的形成却与明代以来松江府深厚的农业基础和发达的工商业经济一脉相承。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曰：“陶宗仪（南村）称松江以黄妪故，有棉布之利。而仲深（丘浚字）先生亦云，其利视丝枲百倍。此言信然。然其利，今不在民矣。尝考宋绍兴中，松郡税粮十八万石耳，今平米九十七万石，会计、加编、征收，耗剩，起解、铺垫，诸色役费，当复称是，是十倍宋也。壤地广袤，不过百里而遥；农亩之入，非能有加于他郡邑也。所繇共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非独松也，苏、杭、常、镇之币帛枲纻，嘉、湖之丝纩，皆恃此女红末业，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52](卷三五,p969)
上海城市人口，1893年已达90余万，1913年达120万，此后至1915年平均每年增加14万人。[53](p90～91) 上海新增加的主要是工商业人口，其中工业人口又占了50％以上。仅以上海公共租界为例，1876年华人数量为9.5万余人，1885年已有12.5万余人，1895年达到24.1万余人。[54](p69～70) 1930～1936年增长的45.2982万人之中，产业工人占了21.0707万，占人口增长总数的46.6％，另有3.9万人进入剩余劳动力市场（即无业人口），加起来占增长总数的55.2％。[53](p90～118) 无锡地处沪宁铁路和江南运河的中心，据估计，清末人口达20万左右，也已是一个大型的工商业城市了。[48]
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于明代中后期的嘉、万年间，此后到清末民初是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时期。其中清末民初已开启了江南工业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早期工业与现代工业并存，标志着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已开始向工业现代化社会转变（将另撰文论述）。从明代嘉、万年间开始的江南早期工业化时期，包含了人们常说的原始工业化阶段和工业化初级阶段，主要指以动力机器为基础的近代工业产生之前的、以商品生产为目的、以手工工具为基础、程度不同地在手工作坊、手工工场或在家庭内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工业生产时期。它是家庭手工业到现代机器工业的过渡形态。它与自给自足的家庭手工业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手工业，都是手工形态的工业生产；不同点在于它是商品生产，属于市场经济，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出售，而自给自足的家庭手工业则主要是为了自给，自给有余才出售。它与近代工业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商品生产，区别在于它是手工生产，而近代工业是动力化的机器生产。原始工业化阶段和工业化初级阶段虽然有区别，但其共同的本质特征，除了都表现为商品性生产以外，还特别表现为工业生产者在工业生产过程中技术科学化（即经验型技术向科学型技术转变）与科学技术化（即科学理论转化为生产技术）的继承性和延续性。[55]
收稿日期 2005—08—25
注释：
① 根据有关统计，19世纪末叶常熟农妇每年织布168天，20世纪初江阴妇女每年织布180天，上海郊区农妇每年织布200天，1860年松江农户中专门从事棉纺织业生产的农村妇女从事纺织的天数多达265天，因此说江南各地平均每年每个村妇纺织的时间约在200天。（见徐新吾《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53、242、243、472、505、553页）
② 所谓织机20万台，可能是当时松江府属七邑或上海县邻各邑的总和。以上海一县而言，五口之家的户数不会超过10万，不可能拥有20万台织机。
③ 杜卡特亦称杜卡托，初铸于1284年，是威尼斯金币Daucato的音译，为欧洲中世纪最通行的金币。16世纪中叶后，铸造有大型杜卡特银币。上文所指当系银币。
④ 因为对清代历史分期方法不同，本文分为前、中、后三期，“清前期”这个数字在统计中包含了清中期乾嘉时期的情况，若去掉乾嘉时期的增长数，则清前朝江南民营织工实际不足16万人。
⑤ 申时行重修《大明会典》卷一八九《工匠二》记：时由南京迁往北京的工匠为27000户。按每户出工匠1人计算，为27000人。
⑥ 《明世宗实录》卷一一四，嘉靖九年六月甲子条记：“南京内府各监局人匠约七千六百余人。”
⑦ 张廷玉《明史》卷一七五记：军匠为26000户。按每户一匠计算，为26000人。
⑧ 从事纺织辅助行业、建筑营造业、食品加工业和器具制造业等行业，按明初工匠6.92％的比率推算为134万，在明中后期又有增加是肯定无疑的。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01期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2007年11期第53～61页
【英文标题】 The Formation and Develepment of Early Industrialized Society in Jiangnan in Ming-Qing Period
【作者简介】余同元，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021
余同元，历史学博士，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 【内容提要】 | 明代中期以后，江南纺织业等传统支柱产业从业人数空前增加，清中期以后江南工业更为发达，从业人员也更加众多。根据传统工业从业人口增长这一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标准，分期估算明中后期到清末民初江南传统工业从业人数，说明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于明代中后期的嘉、万年间，此后到清末民初是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时期。 After the medium of Ming Dynasty,the number of people with jobs in traditional industries in Jiangnan,especially textile industries,grew rapidly.Since the medium of Qing Dynasty,industry developed more quickly and the employees also increased in number accordingly in Jiangnan.Taking the growing employees in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s the main index,this article estimates the numbers of employees in traditional industries from the medium of Ming Dynasty to the last phase of Qing dynasty by stages,to illustrate that the society of the early perio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Jiangnan was formed in the middle and later period of Ming Dynasty.From then on till the late period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its developing stage. |
中国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于何时？形成的主要标志是什么？学术界有多种说法。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一书认为，“早期工业化”（Early Industrialization）所指时间是明代中后期到清代中前期[1]；费维凯《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他的官督商办企业》一书认为，中国“早期工业化”（The Early Period of Modern Industrialization）发生于晚清到民国初年[2]；马敏《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若干问题》一文认为，“早期工业化阶段，主要指1860年代至1949年的近代工业化，但往前可追溯到明清时期”[3]。三家之所以分歧较大，关键在于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一文，从丝、棉织品出口驱动的外向型经济所带来的巨额白银资本，江南市镇雇佣工人群体与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地权分散化趋势与田面权、田底权的分离等方面，论证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其中一节讨论了以雇佣工人群体、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市镇人口结构的变化作为江南市镇内部变革和早期工业化的重要指标，揭示工商业人口比重的增大与市镇早期工业化发展的内在联系，确定了衡量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标准。[4] 本文在此基础上，专门以传统的区域工业，特别是区域支柱产业从业人数增长为关键指标，分期估算明中后期到清末民初江南传统工业从业人数增长情况，论述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发展的时间和标志，以与上述各家研究相呼应。
一 明清江南棉纺织业从业人数的增长
随着棉花与棉布产业的发达，明代嘉靖、万历（1522～1620年）以后，棉花棉布产业从业人员空前增加。清代乾隆以后江南棉纺织业更为发达，从业人员也更加众多。下面先根据有关历史资料，运用学术界常用的从棉布产量推测纺织人数的计算方法，对明后期和清中期江南棉纺织业从业人数做一初步估算。
一是明代后期：吴承明估计江南地区明末棉布的年输出量为1500万匹～2000万匹。[5](p29～30) 范金民估计明末江南年产棉布2500万匹（仅松江就有2000万匹）。[6](p29～30) 李伯重推算明后期（1620年左右）江南棉布年输出量为1500万匹～2000万匹；本地人口2000万（城市人口占当时总人口的15％），若按人均消费1.6匹／年，或按每家5人折为400万户、户均消费棉布8.35匹／年计算，可知江南区域内总消费量为4200万匹。加上输出量，约计5000万匹，即为明后期江南棉布的总产量。[1](p39～40)
二是清代中期：徐新吾估计清代江南商品棉布产量每年二千数百万匹。[7](p17) 吴承明推算苏松地区年产4500万匹，进入长距离运销的4000万匹。[8](p260) 范金民在《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一书中加进了苏松以外的江南地区，推算松江年产棉布3000万匹，常熟年产2000万匹，嘉定、太仓年产2000万匹，江阴、平湖、海盐、嘉善、乌程等县年产500万匹，无锡年产300万匹，共计江南年产棉布可达7800万匹，进入市场的商品量在7000万匹左右。[6](p29～30)
李伯重推算清代中期（1850年前）江南棉布年输出量为4000万匹；江南3600万口，折为720万户（其中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0％），按户均消费8.4匹／年估算，得出清中期江南消费棉布6100万匹。两项相加，即为清中期江南棉布的总产量，共计10000万匹。[1](p39～40) 若按江南人均消费棉布1.6匹／年（城市人均消费1.80匹／年、农村纺织户人均消费量1.65匹／年、非纺织户为1.35匹／年的标准估算）[9](p229)，同样可得出明末江南棉布年产量约5000万匹，清中期（1850年）为10000万匹；再按康熙前织一匹布需7个工作日、此后需6个工作日推算，得出明后期江南一个农妇一年可纺织棉布29匹，清代中期则为33匹；[9](p53,472,505,553) 最后按江南各地平均每年每个村妇纺织的时间约在200天计算①，得出明代后期每年生产5000万匹棉布，需170万农妇从事纺织，而清代中期每年生产10000万匹棉布，则需300万农妇从事纺织。[10]
在棉布产量的估算上，显然前者的数字与李伯重的数字差距较大。但本人认为，尽管李伯重的估数最高，仍然是比较保守的估计。本文在上述各家研究的基础上，估算明代后期有340万江南妇女从事纺织业，清代中期有570多万江南妇女从事纺织业。
首先，从各方面的资料看，明后期到清中期江南妇女劳动力多数从事纺织业（含丝织业）生产是毋庸置疑的。
如明天启初年，在上海、嘉定等地从事传教活动的耶稣会传教士葡萄牙人鲁德昭，就当地的棉纺织业生产情况记录道：“南直隶最东边的地区，殷富肥沃，出产大量的棉花。据当地人们肯定的说法，只在广大的上海城镇及其所辖区内，有以这些棉花为原料的20万台织机②。因此，仅以此一地每年就要向皇帝缴纳45万杜卡特③。织机和布匹同样是窄幅的，所以在一间屋内可放置多架，几乎全部是妇女从事此项工作。”[9](p33)
又如《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说，天启末年上海县城和郊区人口30余万，其中织布工人达20万；[11](p420) 又谈迁《枣林杂俎》说隆庆六年上海全县在籍男妇总数19万余人，其中男158532人，妇人34425人，如果妇女的实际人口数与在籍男子一样多，就是30多万人。[1](p73) 织布工人20万，即占了总人口的2／3，几乎是全县全部劳动力的总和。所以清代官员尹会一在奏疏中说：“江南苏松两郡最为繁庶，而贫乏之民得以俯仰有资者，不在丝而在布。女子七八岁以上即能纺絮，十二三岁即能织布，一日之经营，尽足以供一人之用度而有余。”[12](卷三六,尹会一《敬陈农桑四议疏》) 真可谓“无论贫富妇女，无不纺织”[13](卷一《食货》)，“女红自针黹外，以布为恒业”[14](卷一《风俗》)。这说明江南乡村妇女劳力绝大部分都从事纺织业。
其次，在明后期和清中期江南乡村分别只有170万和340万女劳力从事纺织业是保守的估计。
关于明清时期江南人口的数量，明前期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和清中期道光三十年（1850年）都有较可靠的记载。根据万历《明会典》卷十九记载，苏、松、常、镇、应天五府1393年人口为606万，再根据康熙《浙江通志》卷十五记载，杭、嘉、湖三府“明初”人口是264万，这样1393年江南八府合计人口870万，到1400年大约900万；[1](p39,398) 清代中期的江南人口，则以道光三十年《户部清册》中江、浙两省人口总数为基数，再根据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两省人口分布情况，推出江南八府一州1850年的人口在3600万左右。[15] 最后以1393～1600年全国人口3.8％的年增长率推得，明泰昌元年（1620年）江南人口在2000万左右。[14] 如果根据徐光启《农政全书》中说的江南“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大兵革，则不得减”，则明末江南人口要远远大于2000万。[16](p292)
关于明代后期与清代中期江南的城市化水平，曹树基和李伯重的研究结论分别为15％[17](p424～425) 和20％[1](p414)。
在明后期2000万江南人口中，除掉15％的城市人口300万，再以每户5口人推算，得出从事农业劳动的为340万户；同样，从清代中期3600万江南人口中，除掉20％的城市人口720万，再以每户5口人推算，得出从事农业劳动的为576万户。就乡村劳力而言，每户以2人计，则分别为680万人和1152万人。若每户出女劳力1人，则明后期有340万江南妇女从事纺织业，清中期有576万江南妇女从事纺织业。由此可见，李伯重所推算的明后期170万江南乡村妇女劳力（只占女劳力人数的50％）从事纺织业是较为保守的数字，而清代中期300万江南乡村妇女劳力（只占当时女劳力人数的52％）从事纺织业同样也是一种较低的估计。
二 明清江南丝织业从业人数的增长
先看明末清初：主要表现为织机总数增多。
范金民估算明后期江南官营织机3500台，民营织机1万台～1.5万台；清代前期（含乾嘉时期）江南官营织机1836台，民间织机可能达到8万台。[18](p200～204) 按照官营织机明代平均每机4.2人操作、清代平均每机3.8人操作，[5](p364) 民营织机用工少一些，平均每机2人操作计算，[18](p201) 明末直接从事丝织业生产的织工人数为3万到4万人，清前期（含中期）则有16万～17万人。④ 徐新吾推算清代前期南京、苏州、镇江、盛泽、杭州、湖州、双林、绍兴、宁波诸地有织机6.89万台，织工约有21.3万人。[19](p56) 若去掉其中的绍兴、宁波等地的织机数，当与当时实际织工人数相差不大。
再看清代中期：主要表现为民营织机增多。
吴承明估计清中叶江宁织机在4万台以上，苏、杭二地在2万台以上，加上官营织机和湖州、常州、松江织机的台数，总数在8万台以上。[5](p370) 范金民认为，清代中前期江南丝织业又有较大的发展，19世纪初期江南输往国内市场的各类丝织品相当于1400万匹濮院绸，价值1500万两；从匹数上看，增加了25倍，从价值上看增加了38倍。[18](p203～204) 具体说来：
一是苏州，织机在万台以上。乾隆《元和县志》称，苏州“东城，比户习织，不啻万家。工匠各有专能，计日受值”[20](卷一六《物产》)。可见乾隆时仅苏州东城工匠就“不啻万家”。特别是民营丝织业较明末清初更为增多。嘉庆九年到十年间苏州大灾，周夔芳等“力募绅富，按户赈恤，全活万众”[21](卷一九)。
二是杭州，民间丝织业最盛，雍正时人厉鹗说：“杭东城，机杼之声比户相闻。”[22] 估计乾隆年间织机至少达万台以上。[18](p201)
三是湖州，明代中后期湖州府城丝织业尚不发达[23](p104)，但至乾隆时已有织机四千余台，织工上万人。[24](p21)
四是盛泽镇，当地人以为并峙苏杭，号为诸镇第一。“在乾隆三十五——四十五年间，盛泽镇周围的农村有织机八千多台”[25]，织工不下二三万人。
五是濮院镇，早在万历时，濮院镇就“肆廛栉比，华夏鳞次，机杼声轧轧相闻，日出锦帛千计”[26]。乾隆时杨树本说：“他邑之织多散处，濮川之织聚一镇，比户操作，明动晦休，实吾衣食之本……机杼为阖镇恒业。”[27](卷一四《织作》) 所以，清中叶该镇有织机上万台，织工三四万人。[28](p84～85)
六是双林镇，明末清初有居民三千余户，嘉道间增至近万户。清初镇上有衣庄七十余所，乾隆时尚存四十余所，可见产绢之多。[18](p203) 估计两镇织机有三千台左右。
七是江宁府，江宁在乾嘉时有织机三万台。[29](卷七《食货考》)
综上所述，清代中期江南民间丝织业最为兴盛时，南京、苏州和杭州三大丝织城市的织机总数在5万台左右，盛泽等市镇和乡村织机约有2.5万台，总计约为7.5万台。如果加上镇江、嘉兴等城市和菱湖、乌镇、长安、硖石等市镇及其周围乡村的织机，江南民间织机总数在8万台以上。由此可知，从明后期到清中期的二三百年间，民营丝织业力量大为增长。若清代中后期按每机3人推算，则清中期江南8万台织机从业人员达24万人。所以，李伯重认为，如加上丝织业的辅助行业和丝织品流通行业中的从业人数，清中期江南丝织业的从业人员总数在50万人以上。[1](p43～45)
三 明清江南纺织辅助行业从业人数的增加
纺织业的辅助行业很多，如棉纺织业的辅助行业有治标布、踹布、服装加工（染匠、踹匠、裁缝匠）等系列；丝织业的辅助行业更多，以缫丝、纺丝、染色、络丝和刺绣业的从业人员最多。明清时期，这些辅助行业的主要从业人员也都是当时手工工匠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些工匠中，有一部分属于简单技术操作的行业雇工，只能属于半工匠性质。
首先看棉布加工业的从业人数。明代后期以降，随着江南棉纺织业的发达，治标布、踹布、服装加工业（染匠、踹匠、裁缝匠）的从业人数均随之增加。
踹布作坊，开设者叫“作头”，或称“包头”。康熙年间，苏州“踹工多至一二万人”[30](p4)。其经营情况，雍正年间浙江总督兼管江苏督捕事务李卫、署理两江总督史贻直、江苏巡抚尹继善等作过说明：“苏郡五方杂处，百货聚汇，为商贾通贩要津。其中各省青兰布匹，俱于此地兑买，染色之后，必用大石脚踹砑光。即有一种之人，名日包头，备置菱角式样巨石、木滚家具、房屋，招集踹匠居住，垫发柴米银钱，向客店领布发碾，每匹工价银一分一厘三毫，皆系各匠所得，按名逐月给包头银三钱六分，以偿者房屋、家具之费。习此匠业者，非精壮而强有力不能，皆江南、江北各县之人，递相传授牵引而来，率多单身乌合不守本分之辈……从前各坊不过七八千人……现在细查苏州阊门外一带，充包头者共有三百四十余人，设立踹坊四百五十余处，每坊容匠各数十人不等。查其踹石已有一万九百余块，人数称是。”[31](p53) 可见清代前期的苏州，仅城西一带踹布作坊的包头与踹布匠就有11240（340＋10900）人。
清代苏州整染作坊中，“自漂布、染布及看布、行布各有其人，一字号常数十家赖以举火。中染布一业，远近不逞之徒，往往聚而为之，名曰踏布房”[32](卷一○,p5)。清代中期，苏州踹坊有六七百家之多，雇有踹匠万人以上，而过去仅有七八千人。染坊数量也不少，染匠也有万人。因染坊、踹坊过多，造成水道污染，乾隆二年，地方政府颁布了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的专门法令，即著名的《苏州府永禁虎丘开设染坊污染河道碑》。碑文记载元和、长洲、吴县官府告示曰：“因有射利之徒，妄希开设染坊”，致使“满河青红黑紫”，因此“饬将置备染作器物迁移他处开张”。[33](p71～73)
其次是丝织业辅助行业的从业人数。丝织业辅助行业的从业人员很多，以缫丝业从业人员和刺绣业从业人员为主，另外还有纺丝工（车户、纺经户、掉经娘）、络纬工（将纬丝绕到棱管上）、牵接匠（牵经接头工）、摇经匠、染匠等，其从业人数甚至不少于织工人数。万历二十九年曹时聘说，苏州“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坊罢而织工散者数千人”[34](卷三六一,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丙午条)。如绸缎商人开设账房，用机户为其织造，织挽之前，要加工丝料——纺丝、染色、络丝。其中络丝交个体户进行，工匠在商人支配下于自己家中进行丝料加工。络工“日络三四窠，得钱易米，可供一日食”[35](卷三《记机业》)。1913年苏州开业账房57家，支配机户1000家，共有织机1524台，使用男女工徒7681人，平均每机5人。[36](卷五一) 江南缫丝业从业人数的变化，与整个丝织业的发展是同步而行的。近代刺绣业从业人数的增长则是异军突起，后来居上。
再次是清末民初传统纺织业的转型与现代纺织工人的出现。清末民初，中国纺织业的发展进入了传统纺织业衰退与现代纺织业兴起的转型期。与此同时，传统的纺织工匠出现减少的趋势，而现代纺织业工人队伍则开始成长起来。根据范金民研究，清末同治、光绪以后，江南丝织业总体上是处于衰退之中。南京、苏州和杭州三大城市的民间丝织业的衰退尤为明显。南京在同治十一到十二年（1872～1873年），因同治大婚典礼需用缎匹浩繁，缎机添至16700余张。据统计，光绪六年（1880年）只有织机4500张，从业者7600余人。光绪十一年为8367张，次年底稍稍上升到12281张。苏州织机在光绪六年降为8000台，清亡时仅为7000台。杭州的情形与苏州相似，太平天国革命期间机户“幸存者不过数家”，光绪六年增加到3000台左右。总计三大城市的民机到清亡时大约只有以前兴盛时的一半，[18](p204) 江南传统的纺织工匠自然也大大减额，一部分从业人员开始向现代纺织业工人转变。如《马关条约》签订后，德商瑞记纱厂就佣工1000人。与近现代棉纺织业工人队伍出现的同时，近现代丝织业工人队伍也在清末民初产生了。如1914年莫觞清创建的久成织丝集团，佣工就达3700人。[30](p83,153) 这些新式纺织业工人，大多是直接来源于江南传统纺织工匠。
四 工业人数增长与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之成长
1.西方早期工业化时期的工匠与工人数量情况
根据法国著名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研究，17世纪初期的欧洲7000万居民中，有二三百万工匠。他说：“如果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10％，即600—700万，若说有200—300万工匠，即占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威尼斯的情况特殊，兵工厂工人3000人，毛纺工人5000人，丝织工人5000人，总共有工匠13000人。再把他们的家属包括进去，就占这个城市14万人中的5万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各种各样的私人造船厂里的工人，以及整个泥水匠大军”。“还应该把制毛毯工人也算进去。在离城市更远一些的地方，还有磨坊工人……除此之外，还应该再加上铜匠、铁匠、首饰匠、制糖技工、穆拉诺的玻璃工人、吉乌德卡的皮革工。此外还有大批其他工匠，例如印刷工人。16世纪威尼斯印刷的书籍占欧洲的一大部分”。“在这个总数里还应加上农村的工匠。每个村庄不论人口多少，总有工匠的存在，总有工业活动为副业……16世纪的乡村工业在人数方面即使不在质量方面或在收入总量方面，与城市工业处于同等地位。没有任何事实证明这一点，也没有任何事实否认这一点。至多有300万的农村居民（工匠）和300万城市贫民（工匠）加在一起，也就是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手工作坊的世界”。[37](p615～617)
这段话包含了三个早期工业化时期的工商业人口指标：一是700万城市人口占城乡总人口的10％，而300万城市工匠占城市人口的42.85％；二是300万乡村工匠人数占乡村6300万（7000万—700万）总人口的4.76％；三是农村工业人数与城市工业人数共计600万（300万＋300万），占城乡总人口的8.57％。由此可见，西欧在城市人口占城乡总人口10％的情况下，乡村工匠占乡村人口的4.76％左右，农村工业人数与城市工业人数占城乡总人口的8.57％左右，正是欧洲进入早期工业化的关键指标。这一关键指标为我们确定明清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2.明清时期江南工匠与工人队伍的壮大
首先看明代前期：明代前期官手工业工匠人数，轮班匠以景泰五年（1454年）2.89万人[38](卷二四○,景泰五年夏四月甲辰条) 为基本数，住坐匠以永乐年间（1403～1424年）北京2.7万人[39](卷一八九《工匠二》)⑤ 和嘉靖九年（1530年）南京7600人⑥ 为基本数，军匠以宣德年间（1426～1435年）2.6万人[40](卷一七五)⑦ 为基本数，共计工匠34.96万人。再按当时“一匠伍夫”（即每个工匠配5名工匠助手，称匠夫，为半工匠）的夫役旧例计算。可以得出34.96万工匠和174.8万名民夫数，两者相加为209.76万人。据《明史·食货志》载，明洪武二十六年全国人口为1065万户、6055万人，而官府手工业所占用的劳动力为209.76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3.46％。若按每户一个劳动力计算，明代前期官手工业工匠及匠夫人数约占全国总劳力的20％。这个数字略高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17％的估算结果。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一书列有《明代前期在籍工匠人数表》，认为官手工业占有工匠30万人左右，加上每个工匠配5名工匠助手，共计150万人，便有占全国人口3％（即30万＋150万＝180万人）和占全国家庭劳动力17％（按一户一匠计）的人在官手工业部门服役。[5](p114～115) 但这个数字未包括从事商品化生产的乡村家庭纺织业劳力，也没有算入相关工匠助手人数。而且明清江南地区家庭纺织业多是男女劳力一起投入的，所以其劳力数应是户数的两倍。如果将上述3.46％乘以2（即增加一倍），则为6.92％，与欧洲早期工业化时期城乡手工业人数占城乡总人口的8.57％相差不大。
再根据上文对江南纺织业从业人数的论述看，仅以50％的乡村妇女劳力从事棉纺织业计算，明代后期从事乡村棉纺织业的妇女也有170万人，再相应的加上明代后期江南地区男性手工业劳力170万⑧，共340万，占明后期（1620年）江南2000万总人口的17％，是明前期的1.62倍。
同样仅以50％的乡村妇女劳力从事棉纺织业计算，清代中期江南乡村棉纺织业妇女288万，对应加上清代中期江南地区男性手工业劳力288万以及丝织业劳力50万，共计626万，约占清中期（1850年）江南3600万总人口的17.4％，是明前期的2.98倍。
可见明代后期到清代中期江南乡村手工业劳力一直呈增长趋势，工匠与工人队伍日益壮大是无疑的。加上城镇工商业人口，明后期（1620年）300万（以15％的比例推算），清中期（1850年）720万（以20％的比例推算），分别得出江南城镇工商业人口数明后期是640万，清中期是1346万，分别占明后期总人口的32％（而17世纪欧洲只有10％）和清中期总人口的37.4％。这正是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的一个核心标志。
3.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的相关指标
工业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工业化是指一个国家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的过程，而广义的工业化则是“发展”与“现代化”。[41](p202～203) 对于狭义的“工业化”定义，美国经济学家W.W.罗斯托说：“工业产品和劳动力结构，以及人口居住发生的重要的变动，一般都归结于工业化和城市化。”[42](p26) 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说：“产品的来源和资源的去处从农业活动转向非农业生产活动，即工业化的过程；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口分布发生变化，即城市化的过程。”[43](p1) 英国经济学家汤姆·肯普说：工业化“根本的特点在于劳动力和资源从农业（粮食生产）转向工业制造及有关部门”。“非农业人口不断增长，从事粮食和初级产品生产的人口在有些阶段反而下降”。“随着‘非农业化’的发生，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急剧增加”。[44](p5)
工业化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工业革命以前有一个“前工业时期”。前工业时期的西方，特别是英国的技术进步和工业增长称为“前工业化”或“原始工业化”，主要指乡村工业化。早期工业化的原工业化时代和工业化初期阶段，既是工业化的准备时期，又是工业化发展过程的组成部分。西欧发达国家的早期工业化大约是在16～19世纪进行的。其中16～18世纪西欧开始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被西方史学界称为“原工业化时代”。乡村工业在农业部门之外开辟了新的产业领域，这个领域与传统农业的一个显著区别是以资本而不是以土地为主要资源。资本是可以再生的，而且是直接通过人的劳动创造出来的，这样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人口或劳动力与资源的关系。
在探讨西欧工业化动因时，国内外学者争议颇大，有皮朗的“贸易根源说”、波斯坦的“新人口论”、布伦纳的“阶级斗争推动说”、瓦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和诺斯的“产权革命说”以及“农民个人力量说”、“城市主导论”等主要观点。但另外一些学者在探讨工业化的起源时又发现：“工业世界的胞子——乡村工业”业已存在于农耕世界，它的孕育、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现代化基石”。[45] 广大乡村农民将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亦工亦农，生活在“二元经济”之中。
作为早期工业化第一发展阶段的原工业化时期，正是乡村工业将大批附着于土地的农民“解放”出来，使之成为提供工业劳动力的工资劳动者和半工半农者，解决了人口增长与土地数量不足之间的矛盾。劳动力资源由传统农业部门向工商业部门转移，将农业中多余的劳动力转移到工商业部门，又为工业品创造出容量更大的市场。所以，当时的人口职业构成，直接透视了早期工业化社会的性质特征。
根据西方学者哈瑞森《普通的人民——从诺曼征服到现在的历史》介绍，1350年以前，英格兰村庄分布了数量惊人的手工业者，例如木匠、铁匠、马具匠、屋顶匠、车夫、漂洗工、染工、制皂者、硝皮匠、制针匠、黄铜匠等，多来自小土地持有者阶层。村庄手工业者和工资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较弱，前者经济地位比后者优裕。他们也是农民和商人，用贸易中赚取的利润经营起比邻居规模更大的农业。在14世纪晚期的人头税调查册上，常常可以见到农村中的铁匠、木匠、制革匠、鞋匠、裁缝、屠夫、织工和剪刀匠的名字。14世纪中叶到1520年，德比郡雇工队伍增长了；到16世纪末，雇工人数已超过一半。这大概是个别地区的情况。[46](p129,69～70) 就不列颠全国而言，哈瑞森肯定地说，到16世纪，雇工人口相当于乡村全体人口的25％～30％。[45]
根据迪恩和科尔《英国的经济发展：1688—1957》一书介绍，18世纪中叶以前，农业是英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1688年前后，制造业、矿业和建筑业加在一起，仅创造国民收入的21％。当时的工业还处在手工工场和家庭作坊阶段，大部分分散在农村。农业和手工业还没有完全分离，许多农民同时又是手工业者，他们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做工。手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就产在农村，所需动力是风力、水力或者畜力。当时在英国工业中大约占30％的毛纺织业也大多分散在农村。全国经济生活的重心在农村，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也生活在农村，1750年农村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3／4。这种情况在18世纪中前期无大的改变。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工业革命以后，由于机器生产取代了手工劳动，工厂制取代了手工工场和家庭作坊，蒸汽机成了万能的动力机，工业摆脱了对风力和水力等自然力的依赖。[47](p156) 工业生产的机械化和工厂化使工业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农业，工业和与之有关的采矿、建筑、商业、交通运输行业迅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很快超过农业。
相比之下，明代中后期历清代前期到清代中期的江南，正处在早期工业化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即所谓的“原工业化时代”，这从以下几个数据中可以得到充分说明。
一是从江南乡村工业从业人数比率看，分别为明后期的17％和清中期的17.4％，远高于17世纪欧洲工业人数4.76％的比率。
二是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看，采用比较保守的说法，分别为明后期的15％和清中期的20％，均高于17世纪欧洲城市人口10％的比率。清代中期，苏州、南京、杭州在当时是工商业发达的大城市，拥有大批的工匠和各类手工业人口。据载，清代中期苏州府城人口在百万以上[12](卷二三,沈寓《治苏》)，无疑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和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南京城市人口在乾隆年间可能达到85万。至咸丰三年（1853年），“南京城中的在籍人口‘几九十万’，加上不在籍者，人口当超过100万”。除了大城市以外，江南地区的中小城市和众多的市镇工商业都非常发达。清代前期江苏城市人口等级模式如下：“小市镇约2000人，县城及中等市镇约1.2—1.5万人（县城计作1.2万人，中等市镇计作1.5万人）、府城及大市镇约5万人，中心城市的人口规模从15万至85万不等。苏南三级市镇之间的人口级差，大约为5倍。”在小市镇之下，江南地区还分布着大大小小几百个“市”，有些“市”因人口众多，已经达到了镇的标准。[48] 所以刘石吉认为，清代强盛时期，江南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约为20％，而乾隆时期苏州府吴江县的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率为35％。[49](p136～137)
三是从江南城镇工业从业人数比例看，略低于17世纪欧洲城市工业人口比例。从明代中后期至清代中期，江南城镇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均有长足发展，“清代乾隆年间，江南地区的城市和大小市镇达五六百个以上，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的各种行业数以百计”[50]。全面估算在这些城镇和行业中就业的雇佣劳动者，无疑是困难的，但从一些市镇人口的历史记载中还是能够看出江南城镇工业人口的大致比例。如乾隆初年，苏州木渎镇有制酒“烧锅者二千余家”，“日耗米万石”，[51](p469) 当时木渎镇的总户数也不过二三千户，仅制酒业人口至少占总人口的50％以上。又如同治年间，苏州周庄镇全镇居民5000余人，其中作坊店铺雇工1000余人，占20％左右。[50] 李伯重估计清中期（1850年）江南城镇人口720万，以20％的工商业人口比例计算，则江南城镇雇工为150万人。[1](p417) 这只反映了江南中小市镇的情况，在苏州、南京、杭州等大城、市中，工商业人力则远远大于这个比例，估计接近17世纪欧洲城市工业人口的比例，但总比例稍低于欧洲的42.85％。
四是从现代工人队伍形成上看江南早期工业化的发展。随着晚清现代工业在江南的兴起，现代工人阶级群体也在江南正式出现。江南及其周边地区大量高水平的熟练工匠是江南现代技术工人的直接来源，江南各大城市形成了中国最集中的廉价劳动力市场。特别是晚清的上海和无锡，迅速成为江南新兴的工业中心城市和发达的工业劳动力中心市场。
上海开埠虽在鸦片战争以后，但其工商业龙头都市地位的形成却与明代以来松江府深厚的农业基础和发达的工商业经济一脉相承。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曰：“陶宗仪（南村）称松江以黄妪故，有棉布之利。而仲深（丘浚字）先生亦云，其利视丝枲百倍。此言信然。然其利，今不在民矣。尝考宋绍兴中，松郡税粮十八万石耳，今平米九十七万石，会计、加编、征收，耗剩，起解、铺垫，诸色役费，当复称是，是十倍宋也。壤地广袤，不过百里而遥；农亩之入，非能有加于他郡邑也。所繇共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非独松也，苏、杭、常、镇之币帛枲纻，嘉、湖之丝纩，皆恃此女红末业，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52](卷三五,p969)
上海城市人口，1893年已达90余万，1913年达120万，此后至1915年平均每年增加14万人。[53](p90～91) 上海新增加的主要是工商业人口，其中工业人口又占了50％以上。仅以上海公共租界为例，1876年华人数量为9.5万余人，1885年已有12.5万余人，1895年达到24.1万余人。[54](p69～70) 1930～1936年增长的45.2982万人之中，产业工人占了21.0707万，占人口增长总数的46.6％，另有3.9万人进入剩余劳动力市场（即无业人口），加起来占增长总数的55.2％。[53](p90～118) 无锡地处沪宁铁路和江南运河的中心，据估计，清末人口达20万左右，也已是一个大型的工商业城市了。[48]
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于明代中后期的嘉、万年间，此后到清末民初是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时期。其中清末民初已开启了江南工业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早期工业与现代工业并存，标志着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已开始向工业现代化社会转变（将另撰文论述）。从明代嘉、万年间开始的江南早期工业化时期，包含了人们常说的原始工业化阶段和工业化初级阶段，主要指以动力机器为基础的近代工业产生之前的、以商品生产为目的、以手工工具为基础、程度不同地在手工作坊、手工工场或在家庭内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工业生产时期。它是家庭手工业到现代机器工业的过渡形态。它与自给自足的家庭手工业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手工业，都是手工形态的工业生产；不同点在于它是商品生产，属于市场经济，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出售，而自给自足的家庭手工业则主要是为了自给，自给有余才出售。它与近代工业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商品生产，区别在于它是手工生产，而近代工业是动力化的机器生产。原始工业化阶段和工业化初级阶段虽然有区别，但其共同的本质特征，除了都表现为商品性生产以外，还特别表现为工业生产者在工业生产过程中技术科学化（即经验型技术向科学型技术转变）与科学技术化（即科学理论转化为生产技术）的继承性和延续性。[55]
收稿日期 2005—08—25
注释：
① 根据有关统计，19世纪末叶常熟农妇每年织布168天，20世纪初江阴妇女每年织布180天，上海郊区农妇每年织布200天，1860年松江农户中专门从事棉纺织业生产的农村妇女从事纺织的天数多达265天，因此说江南各地平均每年每个村妇纺织的时间约在200天。（见徐新吾《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53、242、243、472、505、553页）
② 所谓织机20万台，可能是当时松江府属七邑或上海县邻各邑的总和。以上海一县而言，五口之家的户数不会超过10万，不可能拥有20万台织机。
③ 杜卡特亦称杜卡托，初铸于1284年，是威尼斯金币Daucato的音译，为欧洲中世纪最通行的金币。16世纪中叶后，铸造有大型杜卡特银币。上文所指当系银币。
④ 因为对清代历史分期方法不同，本文分为前、中、后三期，“清前期”这个数字在统计中包含了清中期乾嘉时期的情况，若去掉乾嘉时期的增长数，则清前朝江南民营织工实际不足16万人。
⑤ 申时行重修《大明会典》卷一八九《工匠二》记：时由南京迁往北京的工匠为27000户。按每户出工匠1人计算，为27000人。
⑥ 《明世宗实录》卷一一四，嘉靖九年六月甲子条记：“南京内府各监局人匠约七千六百余人。”
⑦ 张廷玉《明史》卷一七五记：军匠为26000户。按每户一匠计算，为26000人。
⑧ 从事纺织辅助行业、建筑营造业、食品加工业和器具制造业等行业，按明初工匠6.92％的比率推算为134万，在明中后期又有增加是肯定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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