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梅鷟《尚书考异》考辨方法的检讨
——兼谈考辨《古文尚书》的逻辑基点
姜广辉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7年12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07年5期第95～118页
【作者简介】姜广辉，教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410082
【关 键 词】梅鷟/梅鹗/《尚书考异》/《古文尚书》/科斗书
今传《尚书》五十八篇，旧称汉孔安国作《序》并《传》，为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所献。唐孔颖达为之作义疏，此即《五经正义》之一的《尚书正义》。传统皆以此书为《古文尚书》，但经后人考证，其中的三十三篇乃由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二十九篇（或云二十八篇）分出，内容与今文《尚书》基本相同。其余二十五篇则疑为晋人之伪作。
长期以来，《尚书》被作为圣经之一为儒者所尊奉。自南宋以后，学者开始怀疑其中的古文经二十五篇以及孔安国《序》并《传》皆为晋人之伪作。吴棫①《书裨传》首发其难，疑《古文尚书》之伪，朱熹曾多次言及《古文尚书》为晋人伪作。此后，陈振孙《尚书说》开始考定今文、古文；赵孟頫《书古今文集注》开始将今文、古文分编，而吴澄《书纂言》开始专释今文。吴棫、朱熹、吴澄等人都对《古文尚书》抱持怀疑的态度，他们怀疑的理由大要有四点： (1)梅赜《书》传授不与汉儒相接，来历不明；(2)梅赜《书》皆易读，伏生《书》皆难读；②(3)梅赜《书》文字气象不似先汉文章雄浑厚重；(4)千年古书最为晚出，竟如此完整。③这些儒者的怀疑尚仅凭一种感觉与印象，并没有像后世的梅鷟、阎若璩等人那样，撰著专书一一举证，指控其伪。
明代梅鷟《尚书考异》一书的问世，④可以视为尚书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尚书考异》首载“提要”谓：“宋吴棫、朱子、元吴澄皆尝辨其伪，然但据其难易以决真伪，未及一一尽核其实。鷟是书则以安国《序》并增多之二十五篇，悉杂取传记中语以成文，逐条考证，详其所出。”《尚书考异》一书对《古文尚书》进行了广泛而仔细的辨伪搜证工作，发现《尚书》古文经二十五篇中的文句与先秦两汉文献蹈袭雷同之处甚多。《古文尚书》辨伪工作自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笔者将《尚书考异》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历叙《史记·儒林传》、 《汉书·艺文志》、《后汉书·儒林传》、《隋书·经籍志》等史书关于《古文尚书》的记述异同，以及吴棫、朱熹、吴澄、晁公武、郑樵、马端临等私家著述的相关评论。梅鷟一一对之加以评断，其论旨所在，以为唯伏生所传二十九篇今文《尚书》为可信，西汉孔安国所传之《古文尚书》十六篇及东晋梅赜所上之《古文尚书》二十五篇皆为伪作。《尚书考异》第二部分主要讨论所谓“孔安国《尚书序》”；作者指出其中有许多不合事理和逻辑之处，以为孔安国作为孔子之“闻孙”绝不会有此类低劣之作。辨伪者的逻辑似乎是，“孔安国《尚书序》”既被证伪，而被称为孔安国所传之《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也决然为伪作。《尚书考异》第三部分是全书的重点所在，其主要任务是要抉发晋人造伪之迹。《尚书考异》作者遍读晋以前之书，一一指出这些文献中与《古文尚书》经文蹈袭雷同之处，用功之勤，令人敬佩。蹈袭雷同的实例找到了许多，但却不能得出一种逻辑上无懈可击的结论，原因是我们不能从这些蹈袭雷同之处确证谁先谁后，因此也不能判定究竟是谁抄袭谁。这是一个颇使人困扰的问题。《尚书考异》第四部分进一步考证伏生所传之今文《尚书》经文为后人“假壁藏古文之名擅改”之处。
以上是《尚书考异》一书的基本脉络与主要内容。通观全书，作者似乎已先入为主地认定《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晋人之伪作，并将它作为先决的前提来抉发晋人造伪之迹的。然而在笔者看来，《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晋人伪造的这一判断，恰恰是需要审慎论证的。
本文所要做的工作，是将《尚书考异》的辨伪工作作一客观评述，并对其关于《古文尚书》的辨伪方法作一检讨。《古文尚书》问题是中国经学史中的一个千古疑案，异常纷繁复杂。现代学术史著作对之仅作简单化的概述，以至读者无从体会其中的复杂性。
关于《古文尚书》的考辨，当分两个层面：一是考辨方法的层面；二是作伪举证的层面。两者比较，以第一层面更为重要，因为它是考辨工作的指导性的原则，其意义类似于现代法律术语中的“身份甄别”，即将《古文尚书》的“履历资料”与可以资信的历史文献的有关资料作比勘分析，看其是否吻合，如这一“履历资料”与历史文献的有关资料出入较大，乃至有重大冲突，而又不能否定这些历史文献的真确性，则这一“履历资料”即被视为“伪造文书”而加以怀疑。这也就是说，此种怀疑并不需要等待作伪举证之后而产生。
从作伪举证的层面说，一是举出伪品内容与所托之时代不相合；二是指出造伪者缀辑蹈袭之迹。时至今日，《古文尚书》的考辨成果，关于前者的“作伪举证”成绩少之又少。而关于后者的“作伪举证”则颇嫌冗沓，其中许多内容很难称得上是“成绩”。这是因为虽然找到了《古文尚书》与其他文献蹈袭雷同的证据，但却不能判定两者究竟是谁抄谁。梅鷟以及其他许多考辨者已经先入为主地认定《古文尚书》是伪作，从此点出发，将所有发现的蹈袭雷同之处皆作为《古文尚书》缀辑逸《书》而造伪的证据。但《古文尚书》是伪作的预设立场恰恰是应该检讨的。所以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发现了多少蹈袭雷同的证据，而是需要为《古文尚书》辨伪确立一个有说服力的逻辑基点，而这个起点应该建筑在历史文献记载真实性的基础上。古代史家如司马迁曾亲见孔安国，刘向、刘歆、班固皆曾典校皇家秘书，于理皆可亲见孔氏所献之《古文尚书》。如认同他们关于《古文尚书》的记述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则考辨《古文尚书》的逻辑基点就只有一种选择，即刘向、刘歆、班固所记述之《古文尚书》十六篇为真，而东晋梅赜所上之《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假。有了这一逻辑基点，梅鷟等人所抉发的蹈袭雷同之迹才可避免究竟“谁抄谁”的循环论证。而只有有了这一逻辑基点，所谓“作伪举证”方显示其应有的价值。
清代学者程廷祚认为，关于《古文尚书》辨伪，其重点不在于梅赜《书》与伏生《书》是否有难读、易读等分别，也不在于梅赜《书》的思想是否合乎儒家义理，从这些方面很难判分《古文尚书》二十五篇的真伪。若考辨《古文尚书》之伪，重点应放在它来历不明这一点上。他说：
夫二十五篇之《书》，平正疏通，乍观无一言之违于理道。而其为前古书传所称引者，视伏《书》为尤多，又奚以见其可疑也？若谓可疑者文从字顺异于伏《书》，则伏《书》中亦不皆诘曲聱牙也。且周穆王而下暨秦穆公之同时，其文载于《左》、《国》者众矣，未尝与《吕刑》、《文侯之命》、《秦誓》同其体制，岂彼皆可疑乎？盖晚《书》之可疑，在于来历不明，而诸儒不能言其所以然，致使议论沸腾，能发之而不能定也。⑤
程廷祚所言是颇为中肯的。通观梅鷟《尚书考异》，梅鷟考证工夫虽勤，但却对《古文尚书》二十五篇“来历不明”这个关键点重视不够。比较明代梅鷟与清代阎若璩等人在《古文尚书》考辨工作上的成就，梅鷟虽然费尽辛苦一一抉发《古文尚书》二十五篇蹈袭之迹，却不能最终解决“谁抄谁”的问题。而清代阎若璩之《古文尚书》考辨，其逻辑基点正是认同刘向、刘歆、班固所记述之《古文尚书》十六篇为真，而东晋梅赜所上之《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假。阎氏考辨《古文尚书》的成就之所以高于梅鷟，正在于他把两部《古文尚书》的“来历”问题作为一个基点性的问题来考察。
一 梅鹗、梅鷟兄弟与《尚书考异》的关系
梅鷟，字鸣歧，号平埜，别号致斋，旌德（今安徽省旌德县）人。其兄梅鹗，字幼和，一字百一，号凫山。两人生卒年均不详，但可以通过有关其事迹与交游的史料判断他们的在世年代。
先谈梅鹗。梅鹗，明弘治十七年(1504)甲子科举人。此年杨慎17岁。杨慎20岁中举人。估计梅鹗年龄较杨慎稍大。梅鹗又为正德十二年丁丑(1517)舒芬榜进士。所谓“舒芬榜”，是说当年舒芬为进士榜首，即状元。舒芬，字国裳，进贤人。正德二年中举人，10年后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以争议大礼被廷杖。旋遭母丧归，卒于家。舒芬生于明宪宗成化二十年 (1484)，卒于嘉靖六年(1527)，卒年44岁。他考中状元之年为34岁。舒芬著有《易笺问》一卷，朱彝尊《经义考》卷53引梅鹗之言曰：
子舒子博极群书，尤尽心于《易》，祖程宗朱，有《易笺问》之作，其言曰：“爵禄不入于心，沟壑不忘于念，则吾身虽凶，吾道亦贞而吉矣，又何朶颐之凶哉？”又曰：“未济之终，虽当可济，而上九高而无位，才无所施，自信有命，而饮酒为乐，故得无咎。”呜呼！ 贤才固不可以不自惜，而有国者亦不可以不重惜贤才也。予三读其言，而深悲之。
梅鹗当时很钦佩同榜状元舒芬的人品学问，而称舒芬“子舒子”，很有可能梅鹗曾对舒芬执贽行弟子礼。而此言当发于舒芬死后。据《旌德县志》卷8《文苑传》称梅鹗卒年45岁，舒芬死后梅鹗尚在世，则梅鹗生年不应早于舒芬。因此我们不妨作一假定，将梅鹗生年定在舒芬生年（明宪宗成化二十年，1484）与杨慎生年（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之间，约生于明宪宗成化二十二年，即1486年左右。因此，梅鹗中进士之年约为32岁，则其卒年当在明世宗嘉靖九年，即公元1530年左右。
梅鹗其人颇有才情。《万姓统谱》卷16称：“梅鹗……平生好观奇书，博综群籍，为文奇葩出尘，一时人多慕之。”《江南通志》卷167则称：“梅鹗……博综群籍，为文援笔千言，滉洋浩博，誉重一时。未仕卒，弟鷟与鹗齐名。”《旌德县志》卷8《文苑传》：“梅鹗，字百一，号凫山……正德丁丑进士……弱冠志学，默而好深湛之思。家贫僻居，艰得书籍，闻有蓄古奇书者，辄踵门求观借录，日诵数万言，过目不忘。为文立就。其读六经，务去注释，而思圣人之旨。读先儒书，务根理要，而参六经之义。读诸史，非彻首尾该贯不释手。登第后，益肆力于书，著作甚富，未经雠校而卒，年四十五。遗稿多散佚，⑥惟《凫山集》四卷传世。”
与梅鹗、舒芬相知的另一位学者名叫黄佐。《明儒言行录续编》卷2称舒芬“兼知天文，晓音律。香山黄佐尝与陵阳梅（鹗）百一论武王伐殷，岁在鹑火，通考象纬不载，因推步之……百一叹曰：向见舒国裳亦论及此。其后佐入史馆，见公（舒芬）握手曰：‘识公于梅百一久矣。’自是过从甚欢。”黄佐，生于明弘治三年(1490)，卒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卒年77岁。黄佐为正德五年(1510)举人，十年后即正德十五年中进士，曾官南京国子监祭酒。他与梅鹗 （百一）、梅鷟兄弟友善。
梅鷟，正德八年(1513)举人。时杨慎26岁，舒芬30岁，梅鹗约28岁，黄佐24岁。而梅鷟年龄与黄佐相当或略小。舒芬、梅鹗、杨慎、黄佐四人中举人之年皆未超过24岁，⑦估计梅鷟亦如是。由此前推，梅鷟的生年当在明弘治三年(1490)或稍后。
可能黄佐在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期间，聘请梅鷟为南京国子监助教。《四库全书总目》于“《南雍志》二十四卷”条下谓：“明黄佐撰。其第十八卷⑧《经籍考》当时以委助教梅蔫成之。鷟学问淹贯，故叙述亦具有本末。书成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而此时梅鷟的年纪大约54岁上下。翌年，升浙江常州通判。后官云南盐课司提举。
《旌德县志》卷8《文苑传》称“梅鷟，号致斋，鹗之弟，正德癸酉举人。幼与伯兄鹗同学。博闻强记，研析经义。所著有《尚书谱》、《尚书集莹》、《尚书考异》、《春秋指要》、《周易集莹》、《古易考原》、《仪礼翼经》、《大元圜注》、⑨《童子问》等书，其旨多本于伯氏云。”据《旌德县志》卷9《经籍书目》及《旌德县志补遗》卷1，梅鷟尚有《仪礼逸经》、《文集》等。又据林庆彰先生考订，梅鷟还撰有《读易记》、《尚书考正》、《尚书辨证》、《读诗记》、《诗经集莹》、《读春秋记》等书。其书多遗佚，今存者仅有《古易考原》、《尚书谱》、《尚书考异》数种。
梅鷟论学，似较武断。《四库全书总目》于“《古易考原》三卷”条下谓：“明梅鷟撰……是书谓伏羲之易，已有文字。画卦在前，河图后出。伏羲但则之。以揲蓍大衍之数当为九十有九，以五十数为体，以四十九为用，无以中五乘十置一不用之理。论殊创辟。然于古无所授受，皆臆撰也。”所谓“伏羲之易，已有文字”以及“大衍之数当为九十有九”皆可谓无稽之谈。梅鷟作此言论，亦见其武断夸诞之一面。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8称：“余读《焦氏笔乘》，称家有梅鷟《尚书谱》五卷，专攻古文《书》之伪，将版行之不果……求其《谱》凡十载，得于友人黄虞稷⑩家，急缮写以来，读之，殊武断也。”《四库全书总目》于“《尚书谱》五卷”条下谓：“明梅鷟……作《尚书考异》及此书。《考异》引据颇精核。此则徒以空言诋斥，无所依据……且词气叫嚣，动辄丑詈，亦非著书之体，故录其《考异》，而是书仅存目焉。”中国国家图书馆现藏有清抄本《尚书谱》五卷，各卷皆题“旌川梅鷟学”。日本学者本田成之著《中国经学史》，其中说：“梅鷟底《古文尚书考异》六卷，在明儒中是最出色的著述。”(11)
《尚书考异》在明代及清初只有传抄本，并未刻板印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尚书考异》旧抄本两册，不著撰人姓名，不分卷。此书后附一册明韩邦奇《洪范图解》。韩邦奇《洪范图解序》末句题“正德乙亥六月中旬，苑洛子韩邦奇书”。傅兆宽先生《梅鷟辨伪略说及尚书考异证补》以此序为韩邦奇《尚书考异题记》，(12)认为至少在明正德十年（乙亥）前《尚书考异》已经成书。按：此说不确，韩邦奇此语与《尚书考异》一书并无关涉。台湾故宫藏《尚书考异》旧抄本年代不明，但可以断定它早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的《尚书考异》，并且两者同属一系。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尚书考异》亦不著撰人姓名，不分卷。四库馆臣发见书中有“鷟按”字样，因而判定其书作者为“梅鷟”。《四库全书总目》卷12“《尚书考异》五卷”条下谓：
《明史·艺文志》不著录。朱彝尊《经义考》作一卷。此本为范懋柱家天一阁所藏，不题撰人姓名，而书中自称“鷟按”，则出鷟手无疑。原稿未分卷数，而实不止于一卷。今约略篇页，厘为五卷。(13)
台北故宫博物馆藏明抄本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相比较，后者订正了前者许多引文出处等方面的舛误，推测这个工作是由四库馆臣将此书收入四库全书时做的。
清嘉庆中，孙星衍访得《尚书考异》善本，其书分为六卷。此本为孙星衍校刊平津馆丛书之一，也是《尚书考异》的第一部刊刻本（以下简称“平津馆本”），其书扉页有“嘉庆甲戌孟秋兰陵孙氏校刊”字样，甲戌年为公元1814年。平津馆本比文渊阁本字数多出近两万四千字。笔者总体印象是，文渊阁本《尚书考异》应是作者考辨《古文尚书》的一个草稿本，而平津馆本《尚书考异》则是一部完成本的著作，但这并不意味平津馆本的文字正确无误。事实上，平津馆本沿袭了故宫抄本的许多错误，此书虽经顾广圻、孙星衍两位清代大学者“详加校正”，但书中舛讹之处仍然非常多，而文渊阁本则是更正平津馆本一个重要的参校本。
关于《尚书考异》一书的作者，依笔者的研究尚有一些重要疑点有待考察澄清。笔者初步认为，《尚书考异》一书有可能是梅鹗、梅鷟兄弟两人共同的作品。《旌德县志》卷8《文苑传》称梅鷟之书，“其旨多本于伯氏云”，即是说梅鷟所著书，其宗旨多本于其兄梅鹗。
《尚书考异》通篇言“按”、“今按”、“愚今按”，其中言“鷟按”、“鷟曰”仅各有一处。而《尚书谱》一书凡梅鷟加按语处例皆书“鷟曰”、“鷟按”。笔者颇疑《尚书考异》之“今按”与“鷟案”非出一人之手，因而怀疑此书主体很可能由梅鹗撰就，而后由梅鷟续成。下面笔者还可以提供几个佐证：
第一，梅鹗一直留心于尚书学，熟悉各家解经著述，他最早发现元代王充耘（字耕野）《读书管见》的价值，并为此书写题跋：“此书得之西皋王氏，写者甚草草，而其末尤甚。当时恐失其真，辄以纸临写一本，而以意正若干字，略可读。吁！惜吾生之晚，不得抠衣于耕野之堂也。梅幼和鹗云。”(14)在《尚书考异》中可以看到几处大段引用王充耘（耕野）《读书管见》的文字，从中可见作者对王充耘的推重，而这个作者很可能便是梅鹗。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梅鹗把他发现的《读书管见》介绍给他的弟弟梅鷟的可能性，因为梅鷟《尚书谱》中也曾援引王耕野之论。
第二，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2称梅鹗“撰述颇夥，亦疑今、古文，亦谓‘人心’、‘道心’本出《道经》。”卷5下又引梅鹗之言说：‘梅鹗幼和又谓：《古文尚书》东晋上者，较前伪《泰誓》引书加详，故遂乱本经，然尚幸其有纰漏显然以可指议者，如改‘今失其行’为‘今失厥道’，不与‘唐’、‘常’、‘方’、‘纲’、‘亡’协，则昧经书用韵之体矣。离《尧曰》首节为三段，而增加其上，则非‘舜亦以命禹’之文矣。”(15)这两条材料都在《尚书考异》卷2中，一在辨《大禹谟》条中，一在辨《五子之歌》中。
第三，《尚书考异》与梅鷟的《尚书谱》在风格与观点上有明显的不同。 《四库全书总目》于“《尚书谱》五卷”条下谓：
明梅鷟撰……鷟因宋吴棫、朱子及元吴澄之说，作《尚书考异》及此书。《考异》引据颇精核。此则徒以空言诋斥，无所依据，如谓孔壁之十六篇， 出于孔安国所为，实以臆断之，别无确证。又谓东晋之二十五篇出于皇甫谧所为，则但据孔颖达引《晋书· （皇甫）谧传》“从其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一语，其说亦在影响之间，且词气叫嚣，动辄丑詈，亦非著书之体，故录其《考异》，而是书仅存目焉。(16)
《尚书考异》与《尚书谱》同辨《古文尚书》为伪作，假如出于一人之手，为何一书“引据颇精核”，而另一书“徒以空言诋斥，无所依据”？又，《尚书谱》谓“孔壁之十六篇，出于孔安国所为”，而《尚书考异》则以为孔壁之十六篇出于张霸所为。由此看来两书对一些问题的重要看法也有很大的不同。
笔者根据以上一些疑点，怀疑《尚书考异》一书的主要作者可能是梅鹗，而梅鷟则可能是一位续成者。笔者深知，要证明此一看法，证据尚嫌不足，这里录以存疑，有待识者。而为了本文论述的方便，仍将梅鷟视为《尚书考异》的作者。
二 历史文献关于《古文尚书》记载真实性的再审查
有两部总数同为五十八篇的《古文尚书》，各自宣称来自于孔子屋壁。两部《古文尚书》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1)多出伏生所传之今文《尚书》的篇数不同，一为十六篇（或细分为二十四篇）；一为二十五篇，其具体的篇目内容也大不同。(2)有关历史文献记载的各自传承不同。为了方便讨论，我们不妨称前者为甲本，后者为乙本。而从逻辑上说，这两种《古文尚书》或有一真一假，或者两者皆假（梅鷟即持两者皆假的观点），但绝不可能两者皆真。
笔者以为，考辨《古文尚书》之真伪，当首先确立其逻辑的基点，既然两种《古文尚书》不可能皆真，我们的选择便有“甲真乙伪”、“乙真甲伪”、“甲乙皆伪”三种。事实上，十六篇本《古文尚书》早已失传，已无法根据文本本身来讨论其真伪，我们所能做的是就历史文献有关它的记载的真实性问题加以判断。而在历史文献记载的真实性的判断上，更应重视作者是否在场者、亲见者和见证者。这正像公正的法官在审理案情时，会更重视在场者、亲见者和见证者的作证，而不会无视他们的证词，而去专听传闻的意见。而当我们重新审查《古文尚书》的辨伪史的时候，每位研究者和读者都在扮演这个法官的角色。让我们来看这桩历史疑案的一些重要之点。
（一）关于孔安国《古文尚书》的最早记载
最早记载西汉孔安国《古文尚书》之事的是太史公司马迁，太史公叙其事的笔法，是将伏生所传《尚书》与孔安国《古文尚书》连类比照而写的。《史记·儒林列传》称：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 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17)
孔安国的主要活动在汉武帝时期，司马迁曾亲见孔安国，并“向孔安国问故”，其真实性当无可怀疑。唯司马迁当时记述此事较为简略，没有载明《古文尚书》的确切篇数与具体篇目，此后遂成公案。司马迁此处说“逸《书》得十余篇”，并不是说《古文尚书》仅此十余篇，而是说孔氏有《古文尚书》较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滋多”十余篇。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又，司马迁只说“孔氏有《古文尚书》”，未说及此书出于孔子屋壁。但此处所谓“孔氏有《古文尚书》”似又非以代代相传的方式收藏的，而是由某种机缘发现的。太史公写此一句“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在衬托伏生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传《尚书》之人。如当时孔氏世藏《古文尚书》，孝文帝为何独征伏生之书？孔家又为何匿而不献？鲁恭王坏孔子宅之事，非是正举。司马迁乃当时人记当时事，或有“为尊者讳”之意，而不直书其事。
重要的问题是，《史记·儒林传》这条关于《古文尚书》的记述内容是可信的吗？我们随后会看到，后来的刘向、刘歆、班固皆在印证和补充司马迁的记述。如果此说不可信，则司马迁“编假话”唱之于前，而刘向、刘歆、班固诸人“作伪证”随之于后，历史上会有这样的事吗？如果此说可信，则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便不能不受到质疑了。
（二）《古文尚书》“十六篇”篇数及篇目的最早记叙者
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领校中秘书。汉代苟悦《前汉纪》卷25《孝成二》称“刘向典校经传，考集异同”，并引其言云：“鲁恭王坏孔子宅，以广其宫，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及《论语》、《孝经》。武帝时孔安国家献之，会巫蛊事，未列于学官。”(18)刘向显然是接着司马迁讲的，并于司马迁语焉不详处有所补充。司马迁说《古文尚书》“滋多”十余篇，刘向确切说“多十六篇”。并说此书得之于孔子旧宅屋壁中，武帝时由“孔安国家”献之于朝廷。而孔壁《古文尚书》一入皇家藏书之秘府，便成为“中秘《书》”。由于刘向领校秘书的特殊身份，毫无疑问地可以于秘府亲见此书。
刘歆与其父刘向于汉成帝时一同领校秘书，他著名的《移让太常博士书》也曾言及逸《书》十六篇：“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19)班固于汉明帝(58-75)时为兰台令史，典校秘书。以理揆之，班固亦当亲见兰台秘阁所藏《古文尚书》。《汉书·艺文志》说：
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20)
如上所述，司马迁曾亲见孔安国，刘向、刘歆、班固皆曾典校皇家秘书，于理皆可亲见孔安国所献之《古文尚书》，他们正是笔者所说的历史的“在场者”、“亲见者”与“见证者”，他们的记述若不足信，则历史文献将皆不足征信矣。(21)而若认同他们的记述可以征信，则笔者关于考辨《古文尚书》的逻辑基点的选择就只有一种，即前面所言的“甲真乙伪”，从而排除“乙真甲伪”和“甲乙皆伪”的可能。
关于孔壁《古文尚书》十六篇具体篇目的最早记载见于郑玄《书序》，孔颖达《尚书正义·尧典》“虞书”条下曾引述之，此十六篇之篇目为：《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同命》。
（三）孔颖达《古文尚书》十六篇为“张霸之徒”伪作说
东晋梅赜所上《古文尚书》五十八篇，即今传《尚书》孔传，据称传自西晋郑冲。郑冲之前未有任何相关传承谱系，汉魏以前之人皆未曾见，此种情况岂不启人疑窦？但唐代大儒孔颖达等人却信其所当疑，而疑其所当信，并借朝廷功令推行其所定之本。孔颖达于《尚书注疏》卷2《尧典》“虞书”条下说：
前汉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见孔《传》，遂有张霸之徒于郑《注》之外伪造《尚书》凡二十四篇，以足郑注三十四篇，为五十八篇。其数虽与孔同，其篇有异……郑玄则于伏生二十九篇之内分出《盘庚》二篇、《康王之诰》、又《泰誓》三篇，为三十四篇，更增益伪《书》二十四篇，为五十八……以此二十四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为十六。故《艺文志》、刘向《别录》云“五十八篇”。《艺文志》又云“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伪书二十四篇也。刘向作《别录》，班固作《艺文志》并云此言，不见孔《传》也。(22)
孔颖达以东晋梅赜所上《古文尚书》五十八篇为孔壁真古文，谓西汉诸儒知有其篇数而不曾见其书，于是有“张霸之徒”伪造《古文尚书》二十四篇（合《九共》九篇为一篇，即是十六篇）。当时夏侯胜、夏侯建、欧阳和伯等三家所传伏生今文《尚书》已由二十九篇分成三十四篇，亦即后来郑玄为之作注者。二十四篇合三十四篇为五十八篇。“其数虽与孔同，其篇有异。”郑玄号称师祖孔氏《古文尚书》，而所注亡逸之篇与梅赜献上《古文尚书》不合，但所分之三十四篇，却与大、小夏侯与欧阳所传之今文《尚书》的篇数相同。因而孔颖达质问：“郑意师祖孔学……而贱夏侯、欧阳等，何意郑注《尚书》，亡逸并与孔异，篇数并与三家同？”孔颖达认为郑玄在今文《尚书》三十四篇之外“更增益伪《书》二十四篇”，而此伪书二十四篇乃“张霸之徒”所伪造。又此伪书二十四篇中《九共》九篇合以一篇计，即是十六篇。因此，孔颖达提出，刘向、刘歆、班固诸儒所称《古文尚书》“十六篇”者，乃“张霸之徒”伪造之书，非孔壁之真古文。
关于西汉张霸伪造《尚书百两篇》之事，《汉书·儒林传》有明白的记载：
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时大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23)
班固记述，西汉成帝时，张霸曾伪造《尚书百两篇》献于朝廷，汉成帝命人以中《书》校之，结果当下便被识破。这里的关键人物应是刘向，当时刘向领校秘书，而用以校对的所谓“中《书》”，当即是孔安国家所献之《古文尚书》。由此可见，张霸其人与孔氏《古文尚书》并无关涉。而孔颖达提出《古文尚书》十六篇（或二十四篇）乃“张霸之徒”所伪造，刘向、刘歆、班固所载皆“张霸之徒”所造之伪书，其所谓“张霸之徒”云云，语意颇为含糊，可以解释为张霸一类人，未必定指张霸其人，由此亦可见其并无确凿的根据，而纯属主观臆断。这里，孔颖达作了一种旋转乾坤的解读，事实被完全颠倒过来，即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为真孔壁《古文尚书》，而刘向、刘歆、班固所称之《古文尚书》十六篇乃张霸一流人所造之伪《书》，这一观点也正是我们上面所说的“乙真甲伪”说。问题是刘向、刘歆、班固诸人是否亲见或确知有《古文尚书》十六篇？如果他们亲见或确知有《古文尚书》十六篇，那他们所知见者是真《古文尚书》，还是伪《古文尚书》？第一个问题应该是肯定的，《汉书·楚元王传》：
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24)
因为《古文尚书》十六篇实有其书，所以刘歆才上疏建言将之列为学官。此是刘歆亲见或确知有《古文尚书》十六篇的有力证据。但这《古文尚书》十六篇为何便是张霸一流人所造之伪《书》呢？又是谁献上朝廷的呢？此《古文尚书》十六篇又与太史公《史记》所说的“逸《书》得十余篇”是不是一回事呢？凡此之类，孔颖达皆避而不谈。而他认定《古文尚书》十六篇是伪作的根据，便是刘向、刘歆、班固所称之《古文尚书》十六篇， “不见孔《传》也”。是孔颖达已认定“孔《传》”为真，因而刘向、刘歆、班固所称之《古文尚书》十六篇必为伪《书》也。
孔颖达《尚书正义》影响可谓大矣。明之陈第、清之朱鹤龄等深信其说，陈第《尚书疏衍》卷1《尚书考》谓：“刘向作《别录》、班固作《艺文志》及《后汉书·儒林传》所称《古文尚书》者，实皆张霸之伪《书》，非安国之古文……孔颖达所考，而详其颠末如是，则见斯文兴废不偶然也。”(25)朱鹤龄《尚书埤传·卷首》亦谓：“刘向《别录》、班固《艺文志》、《后汉（书） ·儒林传》所称《古文尚书》者，实张霸伪《书》也。”(26)与孔颖达所不同的是，孔颖达说《古文尚书》十六篇是“张霸之徒”的伪作，而陈第、朱鹤龄则坐实为西汉张霸的伪作。但如前所述，张霸实为《尚书百两篇》的伪作者，当时即被识破，而与《古文尚书》十六篇全无干涉。
以今天的观点看，司马迁、刘向、刘歆、班固关于《古文尚书》几乎众口一词的记叙，其史料之真实性不容置疑。这些史料无异是“孔壁《古文尚书》”的身份证明。而“孔壁《古文尚书》”的一个标识，即它是“十六篇”。后世忽然有一天冒出一部书，也自称是“孔壁《古文尚书》”，但它是“二十五篇”，具体篇目也大有出入。这样一份身份证明与两汉史书印证，全然不合，却来争“孔壁《古文尚书》”的名分和地位，能争到吗？如我们所知道的，唐代孔颖达等人帮它争到了。孔颖达凭借奉敕纂修经传注疏的权威，竟将这样的“铁案”翻转过来。
三 “先汉真孔安国之伪书”与“东晋假孔安国之伪书”
《尚书谱》(27)与《尚书考异》两部书，今皆以为梅鷟所撰。两部书的观点有相同之处，即认为无论西汉所出《古文尚书》十六篇，或东晋所献之《古文尚书》二十五篇皆为伪作。这一观点正是前面所说的“甲乙皆伪”说。然而两部书的观点又有不同。其不同点在于，《尚书谱》认为，西汉所出《古文尚书》十六篇乃是孔安国本人的伪作；而《尚书考异》似乎受了孔颖达的影响，认为《古文尚书》十六篇是张霸的伪作。两种观点差别很大。为什么两书观点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当然可以解释是作者思想前后有所变化。但作者思想有如此大的跳跃，亦颇令人产生疑问。而另一种可能则如笔者前面推测，《尚书考异》的主要作者可能是梅鹗，而梅鷟则可能是补苴续成者。
梅鷟《尚书谱序》谓：
（汉高祖）……至孝武世延七八十年间，圣孙名安国者，专治古文，造为伪书，自谓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泰誓》十六篇显行于世，革成周之籀篆，友苍颉之科斗，诬厥先祖父以不“从周”之罪，此岂近于人情？且辞陋而诸所引悉不在，故伪败而书废……底东晋时延四五百年间，称高士曰皇甫谧者，见安国《书》摧弃，人不省惜，造记《书》二十五篇、《大序》及《传》，冒称安国《古文》，以授外弟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颐，遂献上而施行焉。搜奇摘异著于篇，诸引无遗，人遂信为真安国《书》。
又《尚书谱》卷2《孔安国专治古文谱》谓：
吾意安国为人，必也机警了悟，便习科斗文字，积累有日，取二十九篇之经既以古文书之，又日夜造作《尚书》十余篇杂之经内，又裂出正经数篇以为伏生老髦之误合。始出欺人，曰：家有《古文尚书》，吾以今文读之。是始以古文驾今文而取胜，终以今文定古文而征实，其计可谓密矣！曾弗思圣祖哲孙曷尝反古道、革时制，自食其言也哉！
在梅鷟看来，所谓《古文尚书》一开始就是一个造伪事件。孔安国虽然号称圣人裔孙，但却是个头号的造伪者，他精心设计了一个骗局，首先他花了许多时间学习远古时代苍颉所造之科斗文字（梅鷟关于“科斗书”的理解，留待后面专门讨论），然后用此文体重新书写伏生《尚书》二十九篇，又另外赶造出十余篇杂列各篇之中，而成所谓《古文尚书》。书成后，又称以“今文读之”云云。梅鷟替孔安国“设计”了这样一个造伪计划之后，然后评论说：“始以古文驾今文而取胜，终以今文定古文而征实，其计可谓密矣！”在梅鷟看来，司马迁、刘向、刘歆、班固诸大儒皆被此老所蒙骗。考证之学若流于无根据的猜度，则一切结论都有可能达成。反观梅鷟此论，武断臆测，不啻天方夜谭。
而《尚书考异》则以为《古文尚书》十六篇以及东汉杜林于西州所得之漆书《古文尚书》乃是张霸所伪造。两汉关于《古文尚书》的记载，第一，有所谓孔子屋壁发见之“《古文尚书》十六篇”，由孔安国传于都尉朝、都尉朝传于庸生等，后又由孔安国家献于朝廷，藏于中秘。第二，杜林得之于西州的“漆书《古文尚书》”，贾逵、马融、郑玄等曾为之作训注。我们不知此两种《古文尚书》是一是二。但东汉贾逵既是孔安国《古文尚书》十六篇传承谱系的一个环链，又曾为杜林所得之漆书《古文尚书》作训，此两书当有共同的源头。可能正因为如此，《尚书考异》作者将孔壁《古文尚书》十六篇与杜林所得漆书《古文尚书》合并而论，认为两者同出一源，即都是张霸的伪作。《尚书考异》批评《隋书·经籍志》的作者把东晋梅赜所上者误为孔子屋壁《古文尚书》，而以杜林所得之“漆书《古文尚书》”为汉张霸所伪作者：
不知都尉朝、庸生、兒宽、尹敏、盖豫、周防、孔僖、杜林、贾逵、马融、郑玄所传《古文》，同一张霸所作者，遂误以都尉朝、庸生所传者为东晋梅赜所上，而以杜、贾、马、郑所传者，然后为张霸伪《书》故也。夫《隋·志》徒知都尉朝、庸生为《尚书》古文学未得立者为即梅赜所上，而不知孔僖绍孔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实即十六篇张霸等所作之《古文》，而非二十五篇之《古文》，然则《隋·志》之失昭昭矣。(28)
《尚书考异》作者称“孔子屋壁古文尚书十六篇”为“先汉真孔安国之伪书”，即西汉“张霸之徒”所造之伪书，而东晋梅赜所献之《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东晋假孔安国之伪书”，即晋人托西汉孔安国之名所造之伪书。
自安国古文未出之先，（伏生所传）《尚书》正经单行于世，如日月之丽于天，无一蔽亏。及安国古文既出之后……其所治古文一十六篇者，多怪异之说，及经书所引皆不在其内，以故当时老师宿儒尊信正经，不肯置对苟从，据理辨难，不肯奏立学官。虽以刘歆移书之勤，犹哗攻不已。其间或灭或兴，信之者或一二，不信者恒千百。其书遂不显行于世。然其递递相承，盖可考也，此先汉真孔安国之伪《书》……至东晋时善为模仿窥窃之士，见其以讹见疑于世，遂搜括群书，掇拾嘉言，装缀编排，日锻月炼，会粹成书，必求无一字之不本于古语，无一言之不当于人心，无一篇之不可垂训诫。凡为书者二十五篇……此东晋假孔安国之伪《书》。(29)
在笔者看来，《尚书考异》作者关于“孔壁《古文尚书》”为张霸所伪作的说法殊无根据。他的这一看法乃受唐孔颖达《尚书正义》之影响。
但《尚书考异》作者强调晋人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尤为伪作，前者是“先汉真孔安国之伪《书》”，而后者为“东晋假孔安国之伪《书》”。东晋人的作伪手段比之西汉人张霸要高明许多，以致很难为学者识破，虽英伟间生之才“亦尊信服膺之不暇矣”。为此，《尚书考异》作者特申明其从事《古文尚书》辨伪的理由说：
愚每读书至此，未尝不叹息痛恨于先儒也。夫所贵乎儒者之释经，在能除圣经之蔽翳，使秕稗不得以杂嘉谷，鱼目不得以混明珠，华丹不得以乱窈窕焉耳。今反崇信伪书，以囚奴正经。予畏圣人之言，故不得不是而正之，特作《考异》，使学者涣然知蔽塞之由，然后知余之恢复圣经，盖有不得已焉，而非苟为好辨者也！(30)
《尚书考异》作者抨击晋人所献之《古文尚书》二十五篇是“秕稗杂嘉谷”、“鱼目混明珠”、“华丹乱窈窕”，而以考辨伪书、“恢复圣经”之卫道者自居。
四 辨“孔安国《尚书序》”之伪
孔安国《尚书序》，自清以来，学者称之为“伪孔序”。在南宋之时，朱熹已经怀疑此序是晋人的伪作。但朱熹本人以及后世学者并未作认真的分析与批评，有之，则自梅鷟始。梅鷟分析、批评此序，首先是指出其“妄诞”不经，不合逻辑。如此《序》开头便说：
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春秋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之遗书也。(31)
依此《序》而言，中国早在远古的伏牺氏时期就已经有了书契文籍。这有什么根据呢？原来《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称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贾逵云：“三坟，三皇之书；五典，五常之典。”马融云：“八索，八卦；九丘，九州之数也。”此外《周礼》中又有“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之语，郑玄为之注曰：“楚灵王所谓‘三坟五典’是也。”如此一来，“三坟”便是“三皇”之书，“五典”便是“五帝”之书。而《尚书序》所做的进一步推断为“三坟”，言大道也；“五典”，言常道也。由于“三坟”、“五典”为“上世帝王之遗书”所以“历代宝之，以为大训”。此《序》又以孔子后裔的口吻说：
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32)
《尚书序》作者叙述至此便矛盾百出。既称“三坟”、“五典”为“上世帝王之遗书”，“历代宝之，以为大训”，那孔子又凭什么“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呢？梅鷟于《尚书考异》卷1“孔安国尚书序”条批评说：
既曰“言大道”、“言常道”、“历代宝之，以为大训”矣，又曰“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则于“言大道”者尽见删去，于“言常道”者亦去其三，而于“历代所宝，以为大训”者，亦为宝非其宝，而不足以为训；所可宝训，独二典耳。岂夫子“信而好古”之意哉？
事实上，前代儒者已经注意到孔《序》自相矛盾，如二程就曾极力弥缝其失：
孔《序》：“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又曰：“孔子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以二典之言简邃如此，其上可知。所谓大道，虽“性与天道”之说，固圣人所不可得而去也。如言阴阳、四时、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之要语，非后代之繁衍末术也，固亦常道，圣人所不去也。使诚有所谓羲、农之书，乃后世称述当时之事，失其义理，如许行所谓神农之言，及阴阳医方称黄帝之说耳。此圣人所以去之也……又五典既皆“常道”，去其三，何也？盖古虽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为治有迹，得以记载，有史官之职以志其事，自尧始。(33)
梅鷟对此回应说：“审如程子之言，则外史所掌，玉石不分；而倚相所读，疏稗并蓄，此又不通之论也。”梅鷟以为，从孔子的一贯精神看，孔子强调“述而不作”，主张学贵“多识”，必不会将体现“大道”、“常道”的上古珍贵文献轻率删芟。因此，梅鷟又于《尚书考异》卷1“孔安国尚书序”条批评说：
殊不知吾夫子之赞《易》也，虽穆姜之言，亦在所取，况“八卦”之说，岂忍尽刋？诵《诗》也，虽鸟兽草木之名，亦贵“多识”，况九州之志，岂忍尽除？谁谓圣人之闻孙也，而有如此立论哉！
《左传·襄公九年》记鲁宣公夫人穆姜生前之言：“《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斡也。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斡事。”穆姜在孔子之前，而传说为孔子所作“十翼”之一的《文言传》有几乎一致的言论。梅鷟谓孔子作《文言传》，有取穆姜之言。他以此反证如“八索”果为“八卦”之说的来源，孔子怎么会将它尽行刊落呢？同理，孔子强调诵《诗》可以识鸟兽草木之名，“九丘”既然聚集“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的资料，孔子又怎么会将它尽行刊落呢？梅鷟因而质问作为孔子“闻孙”的孔安国，怎么会有如此不合逻辑、不合事理的立论？孔《序》又谓：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34)
梅鷟指出，这段话中也有不合情理之处，第一，孔氏先人藏书屋壁之事，按《孔子家语》所言为孔腾（字襄）所藏，而《汉纪·尹敏传》则云孔鲋所藏。孔腾至孔安国不过四世，孔鲋至孔安国不过五世，数传之后，孔氏家人遂不觉有先人壁藏之经，岂近于人情？第二，鲁共王虽贵，良心犹存，当知圣人旧宅之不当坏，所谓“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之事，此岂近于人情？第三，此《序》中称：“（鲁共）王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此言事涉神怪，“金石丝竹之音”发于何处？“岂其鬼邪？为此说者欲以神其事耳，不知怪神之事，夫子所不道也。”司马迁曾亲受业于孔安国，其所作《史记》并不曾记载鲁共王坏孔子宅之事，此事若出史家笔下，传闻失实，或有可原。而竟出自孔子“闻孙”，自述家事，会如此“妄诞”！如何可信？孔《序》又谓：
（鲁共王）悉以书还孔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其余错乱摩灭，弗可复知，悉上送官，藏之书府，以待能者。(35)
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称：“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班固《汉书·艺文志》称孔安国“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是孔壁《古文尚书》只有“十六篇”，无所谓“二十五篇”。孔《序》谓“以待能者”，在梅鷟看来，刘歆即是西汉末之“能者”，刘歆领校中秘之书，曾亲眼见到《古文尚书》，而刘歆并不曾言《古文尚书》有“二十五篇”，而只称有“十六篇” （事见《汉书》卷36《楚元王传》所载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因此所谓“《古文尚书》二十五篇’’者，乃晋人之妄说。梅鷟于此强调孔安国《古文尚书》与梅赜所上《古文尚书》篇数不合，非为一书。篇数、篇目不合，乃《古文尚书》辨伪中的关键点之一，前此吴棫、朱熹、吴澄诸儒皆未言及之。这个问题虽然简单，但却是《古文尚书》考辨不容忽视的要点。
检讨梅鷟考辨所谓“孔安国《尚书序》”的方法，其主要着眼点在突显孔《序》妄诞不经、不合逻辑、不合事理，以此证明此序一定不出自孔子“闻孙”孔安国之手。此说虽然听似有理，但必须先来证明孔子“闻孙”孔安国一定不会有此类拙劣之作。而要证明此点反而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历史上有关孔安国的资料留存极少。也正因为如此，梅鷟关于“孔安国《尚书序》”的辨伪显得不十分有力，因为人们可以承认“孔安国《尚书序》”写得不甚高明，但并不一定能排除此序为孔安国所作。虽然他在此后的考辨中讨论到篇数问题，但并未将它作为主要的着力点。
五 认为《古文尚书》为伪作的有力证据是什么？
四库馆臣评价梅鷟《尚书考异》说：“鷟是书则以安国《序》并增多之二十五篇悉杂取传记中语以成文，逐条考证，详其所出……所指摘皆有依据。”然明儒陈第对于梅鷟《尚书考异》的看法正好相反：
近世旌川梅鷟，拾吴、朱三子之绪余，而诗张立论，直断谓《古文》晋皇甫谧伪作也，集合诸传记所引而补缀为之。似矣。不知文本于意，意达而文成。若彼此瞻顾，勉强牵合，则词必有所不畅。今读二十五篇，抑何其婉妥而条达也！(36)
陈第认定晋人所献者为真《古文尚书》，故力驳梅鷟之说；而清代四库馆臣已接受了晋人所献者为伪《古文尚书》的观点，故认同梅鷟的举证。而若从中立的立场来看，梅鷟考辨《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字字寻其出处，其考辨之成绩，足可证明《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与秦、汉诸传记文献确有蹈袭雷同之处。但问题在于，究竟是《古文尚书》二十五篇抄袭秦、汉诸传记文献呢？还是秦、汉诸传记文献蹈袭《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呢？若能确定《古文尚书》二十五篇果后世造伪，则梅鷟已得其赃证矣。然而这个前提恰恰是需要证明的。而今虽然“赃证”在手，吾人却无法判定究竟“谁抄谁”。此犹两人皆声称是原作者，而互指抄袭，不能仅以两文相同部分为证据，而须能证明究竟谁为在先的原创者，而谁为其后的蹈袭者。考辨《古文尚书》的难点也正在于此。而只有有了这方面的根据，才称得上是有价值的证据。梅鷟《尚书考异》指控晋人所献《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伪作，以下所列为梅鬻提出的较为有力的证据，但即使这些较为有力的证据，也遭到其后一些儒者的反驳。
（一）考辨所谓“十六字心传”
《古文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四句，自南宋朱熹以后称之为“十六字心传”或“道统心传”。梅鷟指出《大禹谟》中此四句话的前三句抄撮于《荀子》。其言曰：
“允执厥中”，尧之言也，见《论语·尧曰第二十》……自今考之，惟“允执厥中”一句为圣人之言。其余三言盖出《荀子》，而钞略掇拾胶粘而假合之者也。《荀子·解蔽篇》曰：“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处一之危，其荣满侧，养一之微，荣矣而未知。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荀卿称“《道经》曰”，初未尝以为舜之言。作古文者见其首称舜之治天下，遂改二“之”字为二“惟”字，而直以为大舜之言。杨倞为之分疏云：“今《虞书》有此语，而云《道经》，盖有道之经也。”其言似矣。至于“惟精惟一”，则直钞略苟卿前后文字……荀卿子上文有曰：“心者，形之君也……出令而无所受令，故曰心容其择也，无禁必自见，其物也杂博，其精之至也不贰。”又曰：“心枝则无知，倾则不精。”又曰：“有人也不能此精于田、精于市、精于器之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于道者也。”下文有曰：“好义者众矣，而舜之独传者，一也……自古及今，未尝有两而能精者也。”又曰：“蚊
宝之声闻，则挫其精，可谓危矣，未可谓微也。”此其“精”字、“一”字之所自来也。(37)
梅鷟并且指出，荀子著书，援引《诗》、《书》，皆一一详细注明出处，凡引《尚书》处或称“《书》云”，或称《尚书》之篇名。而独此处称引自《道经》，是此数语原出自《道经》一书，而不出自《尚书》之明证。他说：
夫《荀子》一书， 引《诗》则曰“《诗》云”，引《书》则曰“《书》云”。或称篇名者有之，何独于此二语而独易其名曰“《道经》”哉？若曰此二句独美，故以为“有道之经”，则出此二语之外，皆为无道之经也而可乎？虽曰“《荀》疵”，不如是之悖也。(38)
《荀子》引述“人心之危”二语，称出于《道经》。问题是所谓“《道经》”是《尚书》的一种尊称呢，还是另一部专书？唐代杨惊注《荀子》所持即是前一种意见，他说： “今《虞书》有此语，而云‘道经’，盖有道之经也。”这一注释在当时化解了一种理解的冲突。然而依梅鷟的考察，荀子著书，有严格的体例，凡引《诗》、《书》，皆注明出处，独“人心之危”二语，单标出于《道经》，是《道经》乃别为一书。由此导出的问题是，并不是《荀子》引述《尚书》，而是《荀子》引述《道经》，晋世造伪书者又抄撮《荀子》，而所谓“十六字道统心传”云云，乃“钞略掇拾，胶粘假合”而成。
梅鷟进而援引元儒王充耘（耕野）之言，认为“允执其中”乃中土（河南）地区方言，并无深玄高妙的“本体”之意：
中土呼事之当其可者谓之“中”，其不可者谓之“不中”，于物之好恶、人之贤不肖皆以“中”与“不中”目之……其所谓“中”、“不中”，犹南方人言“可”与“不可”， “好”与“不好”耳。盖其常言俗语，虽小夫贱隶皆能言之，初无所谓深玄高妙也。传者不察其“中”为一方言，遂以为此圣贤传授心法也矣……《禹谟》出于孔壁，后人附会，窃取《鲁论·尧曰篇》载记而增益之，析四句为三段，而于“允执其中”之上妄增“人心、道心”等语，传者不悟其伪，而以为实然，于是有“传心法”之论。且以为禹之资不及舜，必益以三言然后喻。几于可笑！盖皆为古文所误耳， 固无足怪也……道者，众人公共之物，虽愚不肖可以与知能行，而谓圣人私以相授者，妄也。(39)
以上梅鷟引自元代王充耘《读书管见》卷上《传授心法之辨》条，王充耘此论甚得其实，尤见宋儒“道统心传”之好笑。然而这个问题在当时提出来是相当重大而严肃的。所以梅鷟之论一出，陈第便挺身予以批驳，他说：
又如“人心”、“道心”则谓本之《道经》，尝考《苟子》曰：“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诏而万物成。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注者曰：“此《虞书》语，而云‘道经’，盖有道之经也。”即《虞书》也。今鷟指为《道经》，岂别有所据乎？(40)
今之学者皆知关于“十六字心传”抄自《荀子》的考辨出自于清初的阎若璩，而不知早于阎若璩一百多年前梅鹗、梅鷟兄弟已对此作了详细的考证。而阎氏实有抄袭梅氏兄弟之嫌。(41)阎若璩考辨“十六字心传”出处说：
此盖纯袭用《荀子》，而世举未之察也。《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唯明君子而后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语，遂隐括为四字，复续以《论语》“允执厥中”以成十六字。伪古文盖如此。或曰：安知非《荀子》引用《大禹谟》之文邪？余曰：合《荀子》前后篇读之，引“无有作好”四句，则冠以“《书》曰”，引“维齐非齐”一句，则冠以“《书》曰”，以及他所引《书》者十皆然。甚至引“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则明冠以“《康诰》”，引“独夫纣”，则明冠以“《泰誓》”，以及《仲虺之诰》亦然。岂独引《大禹谟》而辄改目为“《道经》”邪？予是以知“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必真出古《道经》，而伪古文盖袭用。(42)
接着阎若璩辨白说，在他做出此一考证后不久，见到《旌德县志》，从中知道梅鹗也曾考证《古文尚书》之伪。其言曰：
又按：余著此未匝月，而从弟自旌德归，授余以《县志》，有县人梅鹗百一者，正德丁丑进士，未仕卒。撰述颇夥，亦疑今、古文，亦谓“人心”、“道心”本出《道经》。(43)
阎氏之论一出，毛奇龄又起而驳之，他断定所谓“道经”，乃是对《尚书》经的尊称，为了证明其说，他不惜援引汉代纬书，提出“道经”之名，创自燧人氏，乃是古帝王相传之大道。他说：
此正古《尚书》经之尊称也。古以为帝典王谟，其相授之语，实出自轩黄以来相传之大道，故称“道经”。此如《易通卦验》云：燧人在伏羲前寘刻《道经》，以开三皇五帝之书，故孔氏《书序》亦有云：“三坟为大道，五典为常道”，皆以“道”名，可验也。荀子原以“人心”二句属之舜之诏词，故曰“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诏而万物成”，言不以事物告天下也。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而注者曰：“此《虞书》语。”此与《论语》所云“舜亦命禹”正同。盖“道经”之名，创自燧人。谁谓轩黄即老、列乎？若谓“允执其中”《论语》只此文，上加三句便是行伪，则“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在马融作《忠经》时即引其文，非东晋梅氏所能假也。(44)
毛奇龄此论甚为鄙陋，非但不敌辨伪者之锋锐，其所谓“燧人在伏羲前真刻《道经》”云云，亦不足以取信于一般学者。由此亦可见梅鷟、阎若璩关于虞廷“十六字心传”的考辨，在当时具有相当大的冲击力。
（二）对《大禹谟》“皋陶迈种德，德乃降”之文的质疑
《古文尚书·大禹谟》：“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迈种德，德乃降，黎民怀之，帝念哉！”其中“皋陶迈种德，德乃降”一语见于《春秋左氏传·庄公八年》鲁庄公之语。《春秋·庄公八年》记载：“夏，师及齐师围郕，郕降于齐师。”这是说鲁庄公八年之夏，鲁国军队与齐国军队联合围攻廊国。鲁国与郕国为同姓之国，于义不该伐郕国。当时齐强而鲁弱，郕降鲁则齐怨，降齐则鲁不能争，于是郕独降于齐师，而齐师许其降。其时，仲庆父请求鲁庄公伐齐师，鲁庄公不许。《春秋左氏传·庄公八年》记鲁庄公之语曰：“不可。我实不德。齐师何罪？罪我之由。《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姑务修德以待时乎？”
问题是，《左传》此条材料中的“德乃降”一句是鲁庄公所引《夏书》之文，还是鲁庄公本人之语？西晋之时，杜预将此句理解为鲁庄公本人之语，于“皋陶迈种德”一句下注曰：“《夏书》，逸《书》也。称皋陶能勉种德。迈，勉也。”依杜预的理解，鲁庄公所引《夏书》之语，只有“皋陶迈种德”一句，而“德乃降”以下乃是庄公之语。这一理解显与《古文尚书·大禹漠》“皋陶迈种德，德乃降”不相吻合。唐孔颖达以晋人所献之《古文尚书》为真孔壁《古文尚书》，因而不能不对此作出解释，他说：“杜（预）不见《古文》，故以为‘逸《书》’，不知‘德乃降’亦是《书》文，谓为庄公之语，故隔从下注，言能慕皋陶之种德，乃人自降服之，自恨不能如皋陶也。”这里隐含着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大禹谟》为真《古文尚书》而传自西汉孔安国，何以西晋时代之杜预不得见，而将“德乃降”一语误解为鲁庄公之语？这不是表明《大禹谟》为晚出之《书》吗？梅鷟正据此以揭《大禹谟》之伪：“《大禹谟》，伪书也。《春秋·庄八年》鲁庄公引《夏书》曰：‘皋陶迈种德’，此《书》词也。‘德乃降’三字，乃庄公自言，杜预注此甚明。今乃连袭其文，而以鲁庄之语为《书》词，此非伪乎？”(45)
毛奇龄引录梅鷟之语后，随即站在孔颖达的立场上辩驳说：
《古文》不立学，故赵岐、杜预辈皆不见《古文》……按：《左传》齐师围郕，郕降于齐师，公子庆父请伐齐师。庄公曰：“我实不德，《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如务修德以待时乎？”遂引师还。则明是以“郕降”之故，故引《书》之称“降”者以解之。使只“迈种德”三字，则与“郕降”何与而引其语？且德足降物，引《书》甫毕，然后以“修德”起意，故曰“如务”。未有连作己语而复加“如务”以起其意者。(46)
依毛奇龄之意，鲁庄公乃就“郕降”之事而引《夏书》“德乃降”之语，若《夏书》只有“迈种德”之文，而无“德乃降”之句，那与“郕降”之事有何关联而称引其文？毛奇龄是清代人，对于他的批评，早在九泉之下的梅鷟当然已无法答辩。可是在毛奇龄之后的四库馆臣却挺身出来替梅鷟答辩，四库馆臣所作《尚书考异·提要》谓：
鷟是书则以安国《序》并增多之二十五篇悉杂取传记中语以成文，逐条考证，详其所出。如《左传·庄公八年》“郕降于齐师”，庄公引《夏书》曰“皋陶迈种德”，下“德乃降”本属庄公语，与《宣十二年》引《诗》曰“‘乱离瘼矣，爰其适归’，归于怙乱者也夫”、《襄三十一年》引《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终之实难”、《昭十年》引《诗》曰：“‘德音孔昭，视民不恌’，恌之谓甚矣”，语意一例，而古文误连“德乃降”三字列于经。
四库馆臣举出若干古文文例，以定“皋陶迈种德”与“德乃降”两句不当相连为经文。然而此条是否即符合四库馆臣所定之古文文例，亦在疑似两可之间。因而此条是否能做为证明《大禹谟》为伪书的确证呢？
（三）考辨“同德度义，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之文
伪《古文尚书·泰誓上》有“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之文，梅鷟指出，此一段乃抄缀《左传》而成。《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召简公、南宫嚚以甘桓公见王子朝，刘子谓苌弘曰：“甘氏又往矣。”对曰：“何害？同德度义，《泰誓》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
苌弘讲这番话的历史背景，正是东周王室“王子朝作乱”之时。周景王之太子晋很贤明，但却早卒。景王宠爱庶长子王子朝，欲立之，未果，而景王崩。国人立王子猛，即周悼王。王子朝称兵作乱，攻杀王子猛。国人又立王子丐，即周敬王。王子朝不甘心，自立为王。王子朝居王城，时人称之为“西王”；而王子丐居狄泉，在王城之东，时人称之为“东王”。周室诸臣遂分为两党，附王子猛、王子丐者为单穆公、刘文公诸人，附王子朝者为召简公、南宫嚚、甘桓公诸人。而苌弘是附随于刘文公的。当甘桓公等人又一次去见王子朝时，刘文公担心他们又会合谋做坏事，因而不无忧虑地说：“甘氏又往矣。”苌弘劝慰他说，这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只有同心同德的人才能谋义。接着他引用《尚书·泰誓》中武王之语说；“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梅鷟将此语与伪《古文尚书·泰誓》一一加以比对，并特别指出，“同德度义”一语本是“苌弘之所自言，亦略以为经。”梅鷟说：
作《古文》者，无以钉饾成篇，并苌弘之所自言，亦略以为经……殊不知“受有臣亿万”即“纣有亿兆夷人”，惟“亿万心”即“离心”，“万”字比“兆”字则变而少矣。“予有臣三千”即“予有乱臣十人”，“惟一心”即“同心”，“三千”比“十人”则变而多矣。“三千”，用《孟子》“虎贲三千人”也。(47)
在上一条中，也许还不能确证“德乃降”之语一定是鲁庄公之语。而在此一条中，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同德度义”一句确系苌弘之语，而被造伪者抄缀进伪《古文尚书·泰誓上》中。梅鷟关于此条的指摘是颇有说服力的。
（四）对《君陈》“惟孝友于兄弟”之文的质疑
《古文尚书·君陈》：“惟汝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尚书考异》作者以为，此语乃抄撮《国语·周语》与《论语》而成，“《周语》单襄公曰：‘晋襄公曰：
，此其孙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谁也？’”《论语》：“《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尚书考异》作者于此只是指出其作伪之迹，并未作进一步的分析，但辨伪者所要揭明的意识是清楚的，即《论语》本以“孝乎惟孝”为句，作伪者抄撮《论语》引《书》之语，而截去“孝乎”二字，而以“惟孝友于兄弟”为句。四库馆臣即以此条为辩《古文尚书》之伪的坚强证据之一，《尚书考异。提要》说：
汉石经《论语》“孝于惟孝”，“惟孝”谓所孝之人，与下“兄弟”对文。包咸本“于”作“乎”。古文乃掇“惟孝友于兄弟”，而截去“孝乎”二字，则《论语》“《书》云孝乎”，不能成辞。
关于《论语》以“孝乎惟孝”为句的根据，可以找到许多资料。宋洪适《隶释》载汉《石经论语》残碑，所存971字中有“子曰：《书》云：孝于惟孝，友于兄（下阙）”之文。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1《第十》也指出：
《书》有句读本宜如是，而一旦为晚出《古文》所割裂，遂改以从之者，《论语》“《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三句是也。何晏《集解》引汉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辞。”是以“《书》云”为一句，“孝乎惟孝”为一句，“友于兄弟”为一句。《晋书》夏侯湛《昆弟诰》“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潘岳《闲居赋序》“‘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为政也。”是其证也。伪作《君陈篇》者竟将“孝乎”二字读属上，为孔子之言。历览载籍所引《诗》、《书》之文，从无此等句法。
而惠栋指出，“孝乎惟孝”原本作“孝于惟孝”，汉《石经论语》、汉包咸《论语章句》以及陆德明《经典释文》等皆作“孝于惟孝”。晋人《古文尚书·君陈篇》问世后，后儒据以改“孝于”为“孝乎”。他说：
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释文》作“孝于”，云：一本作“孝乎”。《唐石经》同。案：蔡邕《石经》亦作“于”，故包咸注云：“‘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辞。”后世儒者据晋世所出《君陈篇》改“孝于”为“乎”，以“惟孝”属下句。以今考之，若非
《汉石经》及包氏《注》，亦安从而是正耶？(48)
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卷7有“《论语》‘《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今无‘孝乎’字，何也？”一节，毛氏以为，“《论语》引《书》有四，无不改其词，篡其句，易其读者”。后儒“所引者系《论语》引《书》，而非古文《君陈》之原文也。”毛奇龄又于所作《论语稽求篇》卷 1中讨论此事，谓读《论语》与读《尚书》可以各行其是，句读不同，可以“两存之以备参考”。不可据此以定《古文尚书·君陈》之伪。
（五）考辨“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之文
《古文尚书·大禹谟》中有“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一句，梅鷟谓此语暗袭《论语》“为君难，为臣不易”之意。此两语从字面上看，差别非常之大。梅鷟指出，前一句“后”，即“君”字之别名，“艰”即“难”字之换字也。后一句，“臣”用《论语》原字，“艰”即“不易”之减字。《论语·子路》鲁定公问孔子：“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梅鷟提出怀疑说：“夫圣人教君，远舍前圣之格言，而近述一时之方言，岂偶忘所删述之经邪？抑岂定公质下，不可与入大禹之道，只可与述世俗之常邪？”梅鷟以为，如孔子之时真有所谓《大禹谟》，当孔子答鲁定公之问时，必定会直接引“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二语，而不会引“人之言曰”云云，这是“远舍前圣之格言，而近述一时之方言”，是不合常理的。在他看来，《大禹谟》“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之语，乃袭用《论语》“为君难，为臣不易”之意。但实际上，孔安国《尚书传》已先指出“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亦即是《论语》“为君难，为臣不易”之意。《大禹谟》经文曰：“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孔氏传》曰：“敏，疾也。能知‘为君难，为臣不易’，则其政治，而众民皆疾修德。”
按梅鷟的看法，伪造《古文尚书》之经文者与伪作《孔安国传》者乃是一人。如是，则伪造《古文尚书·大禹谟》之人袭取《论语》“为君难，为臣不易”之意，而造作“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之语，然后又作《传》注明此即是《论语》某两句之意，似乎造伪者太过大胆了。
当然，笔者并不能排除《古文尚书·大禹谟》为伪作的可能，所要检讨的是梅鷟辨伪的根据是否合理。假如《论语》“为君难，为臣不易”的思想确实反映了某种真理性，那么《论语》中的表述当然不会是唯一的表述。梅鷟以《大禹谟》此两句与《论语》的思想相近，便断定是《大禹谟》袭用《论语》之意，其方法和结论皆令人怀疑。至于孔子对鲁定公之问时应该引古经之语，而不应该引“人之言曰”云云，也非一定之规。
（六）考辨“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之文
梅鷟谓《大禹谟》中此语乃袭用《老子》之意。《老子》第22章说：“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24章又说：“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梅鷟认为，老子之术是所谓的“退一步法”，以退为进，乃是一种“立地步、占便宜之术”，其气象只是一种“行干禄气象”，与圣贤大公无我、不计功谋利、盛德之至的气象“若九地视九天之远”。总之，梅鷟谓《大禹谟》舜命禹之言“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云云，道家老子之意重，既有谀词，又有谋利计功之意，有阳示不欲，阴欲得之之意，非我圣贤大公无我之情怀。《大禹谟》果为儒家删述之经典，必不如是之鄙下也。历代儒者注释《古文尚书·大禹谟》都没有提出“不矜”、“不伐”两语不是儒家的精神境界。梅鷟此一理解实有较大的偏差。《大禹谟》此语虽与《老子》之语在字面上相近，但意境却有很大的不同。《老子》教人确有“退一步法”之“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之意，其文语意是：你只要如此，便会如彼。而《大禹谟》中舜此言不是训导之语，而是表彰之语，是说禹虽然很有能力和功劳，却不以能力和功劳夸耀于人。所以舜要将天子之位授给禹，因此《大禹谟》在此二语之后紧接着说：“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有能而不自称能，有功而不自居功，这种精神境界当然是很高的。
笔者以为，梅鷟以词旨相近，便以为有蹈袭之嫌，此种考辨之方法颇值得检讨。如《论语·卫灵公》“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我们不能因为孔子也讲“无为而治”，便认为孔子的精神境界与老子是相同的。
（七）考辨“满招损，谦受益”之文
《大禹谟》中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梅鷟以为，“满招损，谦受益”之语蹈袭《周易·谦》卦之《彖传》：“天道亏盈而益谦”。今易“盈”字为“满”字，易“亏”字为“损”字，所以新其字也。易“亏盈”为“满招损”，易“益谦”为“谦受益”，所以奇其句也。他认为这属于“蹈袭而无当”，因为“以上文观之，舜称禹不自满假，不矜不伐矣，禹何弗谦之有？”在此处梅鷟对前文“不矜”、“不伐”之语做了正确的理解，认为这是舜称许禹的话，既然如此，“禹何弗谦之有？”何须有此“满招损，谦受益”一番话。这是“于上文无当”。而“以下文观之，即引舜之至德要道所以感通神明者，谦又不足以言之也。是于下文无当。”梅鷟此论，又脱离当时之语境讨论问题，因为益之言并不是针对禹个人的谦德问题。当时益从禹征苗，苗民不率服。益赞佐于禹，以为苗民未可威服，宜持谦德以待苗民，而欲禹还兵。益“赞”之者，是禹已先有此意。而且孔颖达《尚书正义》已经指出“满招损，谦受益”之言与《周易·谦》卦彖辞之言具有一致性。其言曰：“《易·谦》卦“彖曰：‘天道亏盈而益谦’……是‘满招损，谦受益’，为天道之常也。益言此者，欲令禹修德息师，持谦以待有苗。”(49)笔者以为，因为两者词旨相近，便断言《大禹谟》蹈袭《周易》，不免有武断之嫌。但以今人看来，《大禹谟》“满招损，谦受益”之言浅显易懂，而《周易·谦》卦彖辞“天道亏盈而益谦”之言晦涩难明。假如《大禹谟》先有此精粹之格言，而后出之《周易·彖传》真拙于言辞者。
对于以上列举的第五、六、七条，明代陈第于《尚书疏衍》中一并回应说：
如《禹谟》“克艰”二语，谓本《论语》之“为君难，为臣不易”也。“不矜”、“不伐”谓本《老子》之“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争”也。“满招损，谦受益”，谓本《易》之“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不知宇宙殊时而一理，圣贤异世而同心，安得以其词之相近也，而遽谓其相袭乎？(50)
陈第强调“宇宙殊时而一理，圣贤异世而同心”，此心此理，四海咸同，古今一揆，不应以词旨相近，便遽谓为某袭于某。其言合于事理，不属无理狡辩。
四库馆臣认为梅鷟考辨《古文尚书》之伪提出了两条非常有力的证据，《四库全书总目》于“《尚书正义》二十卷”条下谓：
孔《传》之依托，自朱子以来，递有论辨……其灼然可据者，梅鷟《尚书考异》攻其注《禹贡》“瀍水出河南北山”一条，“积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一条，地名皆在安国后。
又于“《尚书考异》五卷”条下谓：
然如瀍水出榖城县，两《汉·志》同。晋始省榖城入河南，而孔《传》乃云瀍水出河南北山，又积石山在河关县西南羌中，汉昭帝始元六年始置金城郡，而孔《传》乃云积石山在金城西南。凡此之类，伪托显然。传既如是，则经亦可知，固不得以好为异论责鷟矣。
考辨《古文尚书》之伪的策略，是将《孔氏序》、《孔氏传》及《古文尚书》经文作为一个伪本的整体来看，先攻其薄弱之点作为突破口，这个薄弱点即选在《孔氏传》中。所谓“《孔氏传》”，是晋人托名西汉孔安国为《尚书》五十八篇（合今文《尚书》三十三篇和《古文尚书》二十五篇而言）所作的传注，这一部分被辨伪者称为“伪《孔传》”，其中在今文《尚书·禹贡》的注中说瀍水“出河南北山”，又说“积石山在金城西南”，地名皆在西汉孔安国之后。由此证明，所谓“《孔氏传》”，绝非西汉人孔安国所作。“传既如是，则经亦可知”，《孔氏传》若被证伪，则作为与《孔氏传》一体的《古文尚书》经文也连带证伪了。但遗憾的是，四库馆臣认为梅鷟考辨《古文尚书》之伪所提出的这两条铁证，并不见于梅鷟任何版本的《尚书考异》，抑或《尚书谱》中。此两条证据首先是由清代的阎若璩提出的，四库馆臣完全是张冠李戴。(51)此两条证据之价值，以后我们在讨论阎若璩考辨《古文尚书》之成绩时再作评论。
后世学者对梅鷟考辨《古文尚书》的成绩评价不一。清人朱琳《尚书考异跋》说：“先生则力辨其伪，曲证旁通，具有根据，后阎百诗《尚书古文疏证》、惠定宇《古文尚书考》，其门径皆自先生开之。”而魏源《书古微例言上》则说：“明人梅鷟始力攻古文，而义多武断，考证尚疏，人多不信。其昌言排击，尽发症结者，则始于本朝阎若璩之《古文尚书疏证》；阎书已收入《四库全书》，而惠栋、江声、孙星衍、王鸣盛、段玉裁亦皆有疏证。”平心而论，以专著形式一一举证，抉发《古文尚书》之伪，梅鷟《尚书考异》确实开风气之先。但梅鷟绝大多数的举证材料只是指出了蹈袭雷同的形迹，并没有充分十足的材料确证《古文尚书》一定是缀辑逸《书》而成的。因而其说尚不能折服于人，为学者所信从。
六 附论：关于“古文科斗书”的解读
梅鷟有一通关于“科斗书”的宏论，载之于《尚书谱》卷2，其论曰：
古文科斗书凡更几变，而后至于周矣。周成王时史籀始为籀文，则籀文者，周家之文也，时王之制度也。为时陪臣不从时制文字，时王其谓我何？臣子之心，其意何居？夫子曰：“愚好自用，贱好自专，生今之世，反古之道，灾及其身者也。”子思子曰：“今天下书同文。”夫子、子思言之，而自食其言，有此理也乎哉？故吾以古文必非夫子、子思之所传，成周天下一统，籀文显行，反古文而不同今文，岂不骇人耳目哉？
吾意安国为人，必也机警了悟，便习科斗文字，积累有日，取二十九篇之经既以古文书之，又日夜造作《尚书》十余篇杂之经内，又裂出正经数篇以为伏生老髦之误合。始出欺人，曰：家有《古文尚书》，吾以今文读之。是始以古文驾今文而取胜，终以今文定古文而征实，其计可谓密矣。曾弗思圣祖哲孙曷尝反古道、革时制，自食其言也哉！
《尚书考异》卷1于“古文二十五篇”条下谓：
《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大甲》三篇、《咸有一德》、《说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同命》。此二十五篇者，云皆科斗书。科斗，仓颉所制之字也，故曰“古文”。
秦统一天下以后，实行“书同文”，强制推行秦小篆。而在秦以后更为流行的一种方便书写的字体叫作隶书，当时人称之为“今文”。汉晋时期在民间陆续发现一些出土文献，这些文献是用先秦六国文字书写的，可是当时人已不能识读，而称之为“古文”，后又以其字体形似“蝌蚪”，而称之为“科斗文”或“科斗书”。“科斗文”这个名称究竟起于何时？实有待考证。
司马迁《史记》言及《古文尚书》，但不曾说《古文尚书》以科斗文书写。班固《汉书》言及《古文尚书》，称“皆古字也”，亦不曾说《古文尚书》以科斗文书写。今传本《古文尚书·孔安国序》（又称“《书》大序”）谓：
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
但自清代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问世以后，学者多已认同今传本《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晋人伪作，而《尚书》孔安国《序》并《传》，皆被视为晋人托西汉孔安国之名的伪撰，而被称为“伪孔序”和“伪孔传”。若上面的引文真为西汉的孔安国所撰，那此条便是最早出现的“科斗文”资料。然而此条资料既被视为晋人伪作，那须对“科斗文”一词的来历另作考察。
《后汉书》卷64《卢植传》称卢植上书有云：“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注：“古文，谓孔子壁中书也。形似科斗，因以为名。”(52)卢植上书在东汉灵帝熹平(172-178)年间，循其文义，则至少在东汉之时，“古文科斗”的说法已在学者间流行。
至西晋时，学者渐渐热衷于谈“科斗文”，这大概是因为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在汲县界内旧冢中发现了大批的竹书，“皆简编科斗文字”，而杜预得以亲见其书。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称：
太康元年三月……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发冢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科斗书久废，推寻不能尽通。始者藏在秘府，余晚得见之。
古代谈论“科斗文”的学者中，杜预曾亲见到“科斗文”的实物，因此可以说，所谓“科斗文”并非空穴来风，先秦古书确曾用此文体书写。正因为如此，西晋以后学者谈“科斗文”者便多了起来，以致有人将“科斗文”说成是上古苍颉造字时所创之字体。《晋书》卷60《索靖传》谓：“（索靖）作《草书状》，其辞曰：‘圣皇御世，随时之宜，仓颉既生，书契是为。科斗鸟篆，类物象形。’”(53)而稍后的卫恒则明确指出汉武帝时鲁恭王于孔子屋壁所得之古书，即是所谓“科斗书”。其所作《四体书势序》称：
汉武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以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得见之。魏初传古文者， 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54)
卫恒(?-291)指出曹魏初年（魏文帝曹丕于公元220年立国）邯郸淳尚传“古文科斗”书体，卫恒的祖父卫觊（敬侯）曾摹写邯郸淳的《古文尚书》，竟至以假乱真，邯郸淳不能分别。但二十多年后，即到了正始(240-249)年间，此学已失传。魏正始三体石经中的所谓“古文体”已非真正的“古文体”，而是“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
“科斗文”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书体，大约晋以后的人已无缘得见，于是后人便望文生义，推想其字体之形状。如宋朱长文《墨池编》说：
蝌蚪篆者，其流出于《古文尚书序》，费氏注云：“书有二十法，蝌蚪书是其一法，以其小尾伏头似虾蟆子，故谓之蝌蚪。”昔鲁恭王坏孔子宅以广宫室，得蝌蚪《尚书》。又《礼记》、《论语》足数十篇，皆蝌蚪文字。(55)
《墨池编》所谓“费氏注”，概指南朝梁国子助教费彪，费彪曾撰《尚书义疏》十卷。其书今不传。“虾蟆”，今人称为“蛤蟆”；“虾蟆子”即俗所谓“蛤蟆骨朵”。又，宋夏馔《夏氏尚书详解·尚书孔氏序》称：
科斗，虾蟆子也。言字形多头粗尾细状，腹团圆似科斗，故谓之“科斗书”，其字乃苍颉本体，周犹为之，故屋壁书所以皆科斗文字也。科斗文字，古人所为，今人不用，故谓之古文。(56)
而元代吾丘衍则以为，“科斗文”书体的特点是由书写工具的特性所造成的，其所著《学古编》说：
科斗为字之祖，象虾蟆子形也……上古无笔墨，以竹挺点漆书竹上，竹硬漆腻，画不能行，故头粗尾细似其形耳。(57)
凡此所论，皆未见真古文，而为悬揣之辞。近年中国大陆出土并整理出版《郭店楚墓竹简》与《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其书体应该就是古人所谓的“科斗文”，而所谓“科斗文”，以笔者浅见，这是战国文字中的一种笔画书写方法，运用于某一类字的末笔书写上，写出之效果极像小蝌蚪，颇具自然之美。由于这一类字出现的频次较高，汉以后之人初不识简文，只见满篇有许多小蝌蚪，遂称之为“科斗书”。学者望文生义，称之为“苍颉造字之本体”云云，纯属附会。
注释：
①清代朱彝尊《曝书亭集》卷58《尚书古文辨》谓：“南渡以后，新安朱子始疑之，伸其说者吴棫、赵汝谈、陈振孙诸家，犹未甚也。迨元之吴澄、明之赵汸、梅鷟、郑瑗、归有光、罗敦仁则攻之不遗余力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318册，第297页）朱彝尊以朱熹为始疑《古文尚书》之人，不确。按：吴棫为两宋之际人，早于朱熹。吴棫（约1100-1154）字才老，建安人，北宋宣和六年(1124)进士，绍兴(1131-1162)中为太常丞，以为孟仁仲草表忤秦桧，出为泉州通判以终。朱熹生卒年为1130-1200年。
②吴棫：“安国所增多之书……皆文从字顺，非若伏生之书诘曲聱牙。”（引自明胡广等撰《书经大全·原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3册，第185页）朱熹：“孔壁所出《尚书》……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得难底，至于易底全记不得？”见黎靖德：《朱子语类》卷78，北京：中华书局， 1986年，第1978页。
③吴澄：“千年古书，最晚乃出，而字画略无脱误，文势略无龃龉，不亦大可疑乎？”见《书纂言·目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1册，第7页。
④笔者见到《尚书考异》四个版本：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2.孙星衍校刊平津馆丛书刻本；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抄本；4.明白鹤山房抄本。其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曾经四库馆臣校对，较为精核。平津馆丛书刻本较其他版本多出两万余字，较为整饬。笔者已点校整理完毕《尚书考异》一书。尚未付梓。新点校整理的《尚书考异》以平津馆丛书刻本为底本，以其他三个版本为参校本。本论文所引《尚书考异》之文未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范围，故以此本为准。
⑤程廷祚：《晚书订疑·自序》，清刘世珩校刊《聚学轩丛书》本。
⑥据清嘉庆年间陈炳德等修《旌德县志》卷9《艺文书目·经籍书目》，梅鹗曾撰有：《易经稽疑》、《读易志》、《读书志》、《读诗志》、《读礼志》、《读戴记志》、《读春秋志》、《六经会通》，《周礼稽疑》、《读论语志》、《论语会通》、《读学庸志》、《学庸稽疑》、《韩文公辨诬》、《朱子会通》、《读素问灵枢志》、《读参同契志》、《太元（玄）图记》、《凫山文集》等。又据《旌德县志·补遗》卷1，梅鹗尚有《述小学篇》、《论语会通例》、《诸经会通例》、《读孟子志》、《孟子会通例》、《孔孟异同》、《读荀志》、《周子罪言》、《朱于会通例》、《读葬书志》、《葬书复古编》等撰述。
⑦四人中举的年龄依次如下：舒芬24岁，梅鹗约19岁，杨慎20岁，黄佐21岁。
⑧林庆彰先生订正：《南雍志》卷17、18《经籍考》为梅鷟纂辑。参见林庆彰： 《明代考据学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83年，第133页注6。
⑨笔者以为，其书名当为《太玄图注》，清人刻书避康熙皇帝名讳而改“玄”为“元”。“圜”字当为“图”字之讹。
⑩黄虞稷，宇俞邰，清初学者，先世泉州人，明末流寓上元。著有《千顷堂书目》32卷，所录皆明一代之书。《千顷堂书目》卷1“梅鷟《尚书谱》五卷”条下：“旌德人，正德癸酉举人，南京国子监助教，复官盐课司提举，力攻古文之伪。”此下又列《尚书考异》一条，未系任何评语。
(11)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台北：广文书局，2001年，第254-255页。
(12)傅兆宽《梅鷟辨伪略说及尚书考异证补》第9页：“明韩邦奇书写尚书考异记云：‘正德乙亥六月中旬，苑洛子韩邦奇书。’”第12页注：“明韩邦奇《尚书考异题记》，故宫善本，页二八七，蓝格旧钞本，五卷二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
(13)《四库全书总目》卷12，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9页。
(14)引自王充耘《读书管见》卷下《后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2册，第509页。
(15)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5下第七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6册，第274页。
(16)《四库全书总目》卷13，第109页。
(17)《史记》卷121《儒林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24-3125页。
(18)荀悦：《汉纪》卷25《孝成二》，张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上册，第435页。
(19)《汉书》卷36《楚元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969页。
(20)《汉书》卷30《艺文志》，第1706页。
(21)马雍先生曾说：“孔安国献古文《尚书》固然确有其事，并非刘歆的谎话；但孔安国本人究竟会不会作伪，或者说他所得到的是不是一部伪书，这是谁也不敢保证的……我们对于伏生本人，也可以提出对孔安国那样的疑问：伏生从壁中得到《尚书》残本的故事是可靠的吗？伏生会不会作伪呢？伏生所传的《尚书》会不会掺有伪造品呢？”（《尚书史话》，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74页）孔氏有《古文尚书》这件事，以及孔安国或孔安国家献《古文尚书》之事，载在史策。如果我们相信司马迁、班固等为古之良史，不会随意编造伪史的话，那么也应相信这些事件应当是真实的。问题被推到孔安国那里，是不是孔安国本人伪造《古文尚书》，蒙骗了司马迁、刘向、刘歆、班固等人？从探究历史真相的多维思路而言，可以设想各种可能性，包括孔安国本人作伪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设想孔安国本人作伪，那无论西汉所称之“《古文尚书》十六篇”，或晋人所献之“《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便都不可能是真的，因为两者皆声称出自孔子屋壁。更何况怀疑孔安国本人伪造《古文尚书》没有任何历史根据，亦如同怀疑伏生作伪一样没有任何的历史根据。
(22)孔颖达：《尚书正义》卷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页。
(23)《汉书》卷88《儒林传》，第3607页。
(24)《汉书》卷36《楚元王传》，第1967页。
(25)陈第：《尚书疏衍·尚书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4册，第732页。
(2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6册，第700页。
(27)梅鷟：《尚书谱》卷5，今所见为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
(28)梅鷟：《尚书考异》卷1，“隋经籍志”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4册，第8页。
(29)梅鷟：《尚书考异·原序》，第1-3页。
(30)梅鷟：《尚书考异·原序》，第3页。
(31)孔颖达：《尚书正义》卷1，第1-8页。
(32)孔颖达：《尚书正义》卷1，第8-10页。
(33)程颐：《程氏经说》卷2《书解》，《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册，第1032页。
(34)孔颖达：《尚书正义》卷1，第11-14页。
(35)孔颖达：《尚书正义》卷1，第14-15页。
(36)陈第：《尚书疏衍》卷1《古文辨》，第734页。
(37)梅鷟：《尚书考异》卷2，“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4册，第33页。
(38)梅鷟：《尚书考异》卷2，“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条，第33页。
(39)王充耘：《读书管见》卷上《传授心法之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2册，第453-455页。
(40)陈第：《尚书疏衍》卷1《古文辨》，第734页。
(41)台湾许华锋先生撰有《论〈尚书古文疏证〉与〈古文尚书冤词〉〈尚书考异〉的关系》（载林庆彰主编《经学研究论丛》第1辑，台北：圣环图书公司，1994年，第139-180页）一文，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惠栋《古文尚书考》所引用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抄本中的资料，有七十余条不见于今本《尚书古文疏证》中，而见于梅鷟的《尚书考异》当中，这说明阎若璩曾暗袭梅鷟的《尚书考异》而不加注明。梅鷟的《尚书考异》当时不显于世，阎若璩曾获其书而暗用之，可能阎氏去世前担心此事终不免败露，而将暗袭梅鷟《尚书考异》的内容尽行删去。此为阎氏学术上不诚实的一个污点。
(42)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2第三十一，第197页。
(43)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2第三十一，第198页。
(44)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卷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6册，第581页。
(45)转引自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卷4，第580页。笔者按：梅鷟此语并不见于《尚书考异》与《尚书谱》中。
(46)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卷4，第580页。
(47)梅鷟：《尚书考异》卷4，“同德度义”条，第63-64页。
(48)惠栋：《九经古义》卷16《论语古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91册，第494页。
(49)孔颖达：《尚书正义》卷4，第100页。
(50)陈第：《尚书疏衍》卷1《古文辨》，第733页。
(51)笔者读《四库全书总目》，发现此类错误甚多。
(52)《后汉书》卷64《卢植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116页。
(53)《晋书》卷60《索靖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49页。
(54)《晋书》卷36《卫恒传》，第1061页。
(55)朱长文：《墨池编》卷1，“宋僧梦英十八体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12册，第615页。
(56)夏僎：《夏氏尚书详解·尚书孔氏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6册，第401页。(57)吾丘衍：《学古编》“三十五举”，《说郛》卷97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81册，第516页。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7年12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07年5期第95～118页
【作者简介】姜广辉，教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410082
| 【内容提要】 | 明朝中期，梅鷟著成系统考辨《古文尚书》的第一部专著《尚书考异》，逐一抉发晋以前文献中与《古文尚书》经文蹈袭雷同之处，但无法确证原创与抄袭。故考辨《古文尚书》的要点，并不在于发现多少蹈袭雷同的证据，而是需要为《古文尚书》辨伪确立一个有说服力的逻辑基点。有了这一逻辑基点，作伪举证方能显示其应有价值。《尚书考异》可能由梅鹗撰就，由梅鷟续成之。 |
长期以来，《尚书》被作为圣经之一为儒者所尊奉。自南宋以后，学者开始怀疑其中的古文经二十五篇以及孔安国《序》并《传》皆为晋人之伪作。吴棫①《书裨传》首发其难，疑《古文尚书》之伪，朱熹曾多次言及《古文尚书》为晋人伪作。此后，陈振孙《尚书说》开始考定今文、古文；赵孟頫《书古今文集注》开始将今文、古文分编，而吴澄《书纂言》开始专释今文。吴棫、朱熹、吴澄等人都对《古文尚书》抱持怀疑的态度，他们怀疑的理由大要有四点： (1)梅赜《书》传授不与汉儒相接，来历不明；(2)梅赜《书》皆易读，伏生《书》皆难读；②(3)梅赜《书》文字气象不似先汉文章雄浑厚重；(4)千年古书最为晚出，竟如此完整。③这些儒者的怀疑尚仅凭一种感觉与印象，并没有像后世的梅鷟、阎若璩等人那样，撰著专书一一举证，指控其伪。
明代梅鷟《尚书考异》一书的问世，④可以视为尚书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尚书考异》首载“提要”谓：“宋吴棫、朱子、元吴澄皆尝辨其伪，然但据其难易以决真伪，未及一一尽核其实。鷟是书则以安国《序》并增多之二十五篇，悉杂取传记中语以成文，逐条考证，详其所出。”《尚书考异》一书对《古文尚书》进行了广泛而仔细的辨伪搜证工作，发现《尚书》古文经二十五篇中的文句与先秦两汉文献蹈袭雷同之处甚多。《古文尚书》辨伪工作自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笔者将《尚书考异》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历叙《史记·儒林传》、 《汉书·艺文志》、《后汉书·儒林传》、《隋书·经籍志》等史书关于《古文尚书》的记述异同，以及吴棫、朱熹、吴澄、晁公武、郑樵、马端临等私家著述的相关评论。梅鷟一一对之加以评断，其论旨所在，以为唯伏生所传二十九篇今文《尚书》为可信，西汉孔安国所传之《古文尚书》十六篇及东晋梅赜所上之《古文尚书》二十五篇皆为伪作。《尚书考异》第二部分主要讨论所谓“孔安国《尚书序》”；作者指出其中有许多不合事理和逻辑之处，以为孔安国作为孔子之“闻孙”绝不会有此类低劣之作。辨伪者的逻辑似乎是，“孔安国《尚书序》”既被证伪，而被称为孔安国所传之《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也决然为伪作。《尚书考异》第三部分是全书的重点所在，其主要任务是要抉发晋人造伪之迹。《尚书考异》作者遍读晋以前之书，一一指出这些文献中与《古文尚书》经文蹈袭雷同之处，用功之勤，令人敬佩。蹈袭雷同的实例找到了许多，但却不能得出一种逻辑上无懈可击的结论，原因是我们不能从这些蹈袭雷同之处确证谁先谁后，因此也不能判定究竟是谁抄袭谁。这是一个颇使人困扰的问题。《尚书考异》第四部分进一步考证伏生所传之今文《尚书》经文为后人“假壁藏古文之名擅改”之处。
以上是《尚书考异》一书的基本脉络与主要内容。通观全书，作者似乎已先入为主地认定《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晋人之伪作，并将它作为先决的前提来抉发晋人造伪之迹的。然而在笔者看来，《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晋人伪造的这一判断，恰恰是需要审慎论证的。
本文所要做的工作，是将《尚书考异》的辨伪工作作一客观评述，并对其关于《古文尚书》的辨伪方法作一检讨。《古文尚书》问题是中国经学史中的一个千古疑案，异常纷繁复杂。现代学术史著作对之仅作简单化的概述，以至读者无从体会其中的复杂性。
关于《古文尚书》的考辨，当分两个层面：一是考辨方法的层面；二是作伪举证的层面。两者比较，以第一层面更为重要，因为它是考辨工作的指导性的原则，其意义类似于现代法律术语中的“身份甄别”，即将《古文尚书》的“履历资料”与可以资信的历史文献的有关资料作比勘分析，看其是否吻合，如这一“履历资料”与历史文献的有关资料出入较大，乃至有重大冲突，而又不能否定这些历史文献的真确性，则这一“履历资料”即被视为“伪造文书”而加以怀疑。这也就是说，此种怀疑并不需要等待作伪举证之后而产生。
从作伪举证的层面说，一是举出伪品内容与所托之时代不相合；二是指出造伪者缀辑蹈袭之迹。时至今日，《古文尚书》的考辨成果，关于前者的“作伪举证”成绩少之又少。而关于后者的“作伪举证”则颇嫌冗沓，其中许多内容很难称得上是“成绩”。这是因为虽然找到了《古文尚书》与其他文献蹈袭雷同的证据，但却不能判定两者究竟是谁抄谁。梅鷟以及其他许多考辨者已经先入为主地认定《古文尚书》是伪作，从此点出发，将所有发现的蹈袭雷同之处皆作为《古文尚书》缀辑逸《书》而造伪的证据。但《古文尚书》是伪作的预设立场恰恰是应该检讨的。所以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发现了多少蹈袭雷同的证据，而是需要为《古文尚书》辨伪确立一个有说服力的逻辑基点，而这个起点应该建筑在历史文献记载真实性的基础上。古代史家如司马迁曾亲见孔安国，刘向、刘歆、班固皆曾典校皇家秘书，于理皆可亲见孔氏所献之《古文尚书》。如认同他们关于《古文尚书》的记述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则考辨《古文尚书》的逻辑基点就只有一种选择，即刘向、刘歆、班固所记述之《古文尚书》十六篇为真，而东晋梅赜所上之《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假。有了这一逻辑基点，梅鷟等人所抉发的蹈袭雷同之迹才可避免究竟“谁抄谁”的循环论证。而只有有了这一逻辑基点，所谓“作伪举证”方显示其应有的价值。
清代学者程廷祚认为，关于《古文尚书》辨伪，其重点不在于梅赜《书》与伏生《书》是否有难读、易读等分别，也不在于梅赜《书》的思想是否合乎儒家义理，从这些方面很难判分《古文尚书》二十五篇的真伪。若考辨《古文尚书》之伪，重点应放在它来历不明这一点上。他说：
夫二十五篇之《书》，平正疏通，乍观无一言之违于理道。而其为前古书传所称引者，视伏《书》为尤多，又奚以见其可疑也？若谓可疑者文从字顺异于伏《书》，则伏《书》中亦不皆诘曲聱牙也。且周穆王而下暨秦穆公之同时，其文载于《左》、《国》者众矣，未尝与《吕刑》、《文侯之命》、《秦誓》同其体制，岂彼皆可疑乎？盖晚《书》之可疑，在于来历不明，而诸儒不能言其所以然，致使议论沸腾，能发之而不能定也。⑤
程廷祚所言是颇为中肯的。通观梅鷟《尚书考异》，梅鷟考证工夫虽勤，但却对《古文尚书》二十五篇“来历不明”这个关键点重视不够。比较明代梅鷟与清代阎若璩等人在《古文尚书》考辨工作上的成就，梅鷟虽然费尽辛苦一一抉发《古文尚书》二十五篇蹈袭之迹，却不能最终解决“谁抄谁”的问题。而清代阎若璩之《古文尚书》考辨，其逻辑基点正是认同刘向、刘歆、班固所记述之《古文尚书》十六篇为真，而东晋梅赜所上之《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假。阎氏考辨《古文尚书》的成就之所以高于梅鷟，正在于他把两部《古文尚书》的“来历”问题作为一个基点性的问题来考察。
一 梅鹗、梅鷟兄弟与《尚书考异》的关系
梅鷟，字鸣歧，号平埜，别号致斋，旌德（今安徽省旌德县）人。其兄梅鹗，字幼和，一字百一，号凫山。两人生卒年均不详，但可以通过有关其事迹与交游的史料判断他们的在世年代。
先谈梅鹗。梅鹗，明弘治十七年(1504)甲子科举人。此年杨慎17岁。杨慎20岁中举人。估计梅鹗年龄较杨慎稍大。梅鹗又为正德十二年丁丑(1517)舒芬榜进士。所谓“舒芬榜”，是说当年舒芬为进士榜首，即状元。舒芬，字国裳，进贤人。正德二年中举人，10年后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以争议大礼被廷杖。旋遭母丧归，卒于家。舒芬生于明宪宗成化二十年 (1484)，卒于嘉靖六年(1527)，卒年44岁。他考中状元之年为34岁。舒芬著有《易笺问》一卷，朱彝尊《经义考》卷53引梅鹗之言曰：
子舒子博极群书，尤尽心于《易》，祖程宗朱，有《易笺问》之作，其言曰：“爵禄不入于心，沟壑不忘于念，则吾身虽凶，吾道亦贞而吉矣，又何朶颐之凶哉？”又曰：“未济之终，虽当可济，而上九高而无位，才无所施，自信有命，而饮酒为乐，故得无咎。”呜呼！ 贤才固不可以不自惜，而有国者亦不可以不重惜贤才也。予三读其言，而深悲之。
梅鹗当时很钦佩同榜状元舒芬的人品学问，而称舒芬“子舒子”，很有可能梅鹗曾对舒芬执贽行弟子礼。而此言当发于舒芬死后。据《旌德县志》卷8《文苑传》称梅鹗卒年45岁，舒芬死后梅鹗尚在世，则梅鹗生年不应早于舒芬。因此我们不妨作一假定，将梅鹗生年定在舒芬生年（明宪宗成化二十年，1484）与杨慎生年（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之间，约生于明宪宗成化二十二年，即1486年左右。因此，梅鹗中进士之年约为32岁，则其卒年当在明世宗嘉靖九年，即公元1530年左右。
梅鹗其人颇有才情。《万姓统谱》卷16称：“梅鹗……平生好观奇书，博综群籍，为文奇葩出尘，一时人多慕之。”《江南通志》卷167则称：“梅鹗……博综群籍，为文援笔千言，滉洋浩博，誉重一时。未仕卒，弟鷟与鹗齐名。”《旌德县志》卷8《文苑传》：“梅鹗，字百一，号凫山……正德丁丑进士……弱冠志学，默而好深湛之思。家贫僻居，艰得书籍，闻有蓄古奇书者，辄踵门求观借录，日诵数万言，过目不忘。为文立就。其读六经，务去注释，而思圣人之旨。读先儒书，务根理要，而参六经之义。读诸史，非彻首尾该贯不释手。登第后，益肆力于书，著作甚富，未经雠校而卒，年四十五。遗稿多散佚，⑥惟《凫山集》四卷传世。”
与梅鹗、舒芬相知的另一位学者名叫黄佐。《明儒言行录续编》卷2称舒芬“兼知天文，晓音律。香山黄佐尝与陵阳梅（鹗）百一论武王伐殷，岁在鹑火，通考象纬不载，因推步之……百一叹曰：向见舒国裳亦论及此。其后佐入史馆，见公（舒芬）握手曰：‘识公于梅百一久矣。’自是过从甚欢。”黄佐，生于明弘治三年(1490)，卒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卒年77岁。黄佐为正德五年(1510)举人，十年后即正德十五年中进士，曾官南京国子监祭酒。他与梅鹗 （百一）、梅鷟兄弟友善。
梅鷟，正德八年(1513)举人。时杨慎26岁，舒芬30岁，梅鹗约28岁，黄佐24岁。而梅鷟年龄与黄佐相当或略小。舒芬、梅鹗、杨慎、黄佐四人中举人之年皆未超过24岁，⑦估计梅鷟亦如是。由此前推，梅鷟的生年当在明弘治三年(1490)或稍后。
可能黄佐在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期间，聘请梅鷟为南京国子监助教。《四库全书总目》于“《南雍志》二十四卷”条下谓：“明黄佐撰。其第十八卷⑧《经籍考》当时以委助教梅蔫成之。鷟学问淹贯，故叙述亦具有本末。书成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而此时梅鷟的年纪大约54岁上下。翌年，升浙江常州通判。后官云南盐课司提举。
《旌德县志》卷8《文苑传》称“梅鷟，号致斋，鹗之弟，正德癸酉举人。幼与伯兄鹗同学。博闻强记，研析经义。所著有《尚书谱》、《尚书集莹》、《尚书考异》、《春秋指要》、《周易集莹》、《古易考原》、《仪礼翼经》、《大元圜注》、⑨《童子问》等书，其旨多本于伯氏云。”据《旌德县志》卷9《经籍书目》及《旌德县志补遗》卷1，梅鷟尚有《仪礼逸经》、《文集》等。又据林庆彰先生考订，梅鷟还撰有《读易记》、《尚书考正》、《尚书辨证》、《读诗记》、《诗经集莹》、《读春秋记》等书。其书多遗佚，今存者仅有《古易考原》、《尚书谱》、《尚书考异》数种。
梅鷟论学，似较武断。《四库全书总目》于“《古易考原》三卷”条下谓：“明梅鷟撰……是书谓伏羲之易，已有文字。画卦在前，河图后出。伏羲但则之。以揲蓍大衍之数当为九十有九，以五十数为体，以四十九为用，无以中五乘十置一不用之理。论殊创辟。然于古无所授受，皆臆撰也。”所谓“伏羲之易，已有文字”以及“大衍之数当为九十有九”皆可谓无稽之谈。梅鷟作此言论，亦见其武断夸诞之一面。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8称：“余读《焦氏笔乘》，称家有梅鷟《尚书谱》五卷，专攻古文《书》之伪，将版行之不果……求其《谱》凡十载，得于友人黄虞稷⑩家，急缮写以来，读之，殊武断也。”《四库全书总目》于“《尚书谱》五卷”条下谓：“明梅鷟……作《尚书考异》及此书。《考异》引据颇精核。此则徒以空言诋斥，无所依据……且词气叫嚣，动辄丑詈，亦非著书之体，故录其《考异》，而是书仅存目焉。”中国国家图书馆现藏有清抄本《尚书谱》五卷，各卷皆题“旌川梅鷟学”。日本学者本田成之著《中国经学史》，其中说：“梅鷟底《古文尚书考异》六卷，在明儒中是最出色的著述。”(11)
《尚书考异》在明代及清初只有传抄本，并未刻板印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尚书考异》旧抄本两册，不著撰人姓名，不分卷。此书后附一册明韩邦奇《洪范图解》。韩邦奇《洪范图解序》末句题“正德乙亥六月中旬，苑洛子韩邦奇书”。傅兆宽先生《梅鷟辨伪略说及尚书考异证补》以此序为韩邦奇《尚书考异题记》，(12)认为至少在明正德十年（乙亥）前《尚书考异》已经成书。按：此说不确，韩邦奇此语与《尚书考异》一书并无关涉。台湾故宫藏《尚书考异》旧抄本年代不明，但可以断定它早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的《尚书考异》，并且两者同属一系。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尚书考异》亦不著撰人姓名，不分卷。四库馆臣发见书中有“鷟按”字样，因而判定其书作者为“梅鷟”。《四库全书总目》卷12“《尚书考异》五卷”条下谓：
《明史·艺文志》不著录。朱彝尊《经义考》作一卷。此本为范懋柱家天一阁所藏，不题撰人姓名，而书中自称“鷟按”，则出鷟手无疑。原稿未分卷数，而实不止于一卷。今约略篇页，厘为五卷。(13)
台北故宫博物馆藏明抄本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相比较，后者订正了前者许多引文出处等方面的舛误，推测这个工作是由四库馆臣将此书收入四库全书时做的。
清嘉庆中，孙星衍访得《尚书考异》善本，其书分为六卷。此本为孙星衍校刊平津馆丛书之一，也是《尚书考异》的第一部刊刻本（以下简称“平津馆本”），其书扉页有“嘉庆甲戌孟秋兰陵孙氏校刊”字样，甲戌年为公元1814年。平津馆本比文渊阁本字数多出近两万四千字。笔者总体印象是，文渊阁本《尚书考异》应是作者考辨《古文尚书》的一个草稿本，而平津馆本《尚书考异》则是一部完成本的著作，但这并不意味平津馆本的文字正确无误。事实上，平津馆本沿袭了故宫抄本的许多错误，此书虽经顾广圻、孙星衍两位清代大学者“详加校正”，但书中舛讹之处仍然非常多，而文渊阁本则是更正平津馆本一个重要的参校本。
关于《尚书考异》一书的作者，依笔者的研究尚有一些重要疑点有待考察澄清。笔者初步认为，《尚书考异》一书有可能是梅鹗、梅鷟兄弟两人共同的作品。《旌德县志》卷8《文苑传》称梅鷟之书，“其旨多本于伯氏云”，即是说梅鷟所著书，其宗旨多本于其兄梅鹗。
《尚书考异》通篇言“按”、“今按”、“愚今按”，其中言“鷟按”、“鷟曰”仅各有一处。而《尚书谱》一书凡梅鷟加按语处例皆书“鷟曰”、“鷟按”。笔者颇疑《尚书考异》之“今按”与“鷟案”非出一人之手，因而怀疑此书主体很可能由梅鹗撰就，而后由梅鷟续成。下面笔者还可以提供几个佐证：
第一，梅鹗一直留心于尚书学，熟悉各家解经著述，他最早发现元代王充耘（字耕野）《读书管见》的价值，并为此书写题跋：“此书得之西皋王氏，写者甚草草，而其末尤甚。当时恐失其真，辄以纸临写一本，而以意正若干字，略可读。吁！惜吾生之晚，不得抠衣于耕野之堂也。梅幼和鹗云。”(14)在《尚书考异》中可以看到几处大段引用王充耘（耕野）《读书管见》的文字，从中可见作者对王充耘的推重，而这个作者很可能便是梅鹗。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梅鹗把他发现的《读书管见》介绍给他的弟弟梅鷟的可能性，因为梅鷟《尚书谱》中也曾援引王耕野之论。
第二，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2称梅鹗“撰述颇夥，亦疑今、古文，亦谓‘人心’、‘道心’本出《道经》。”卷5下又引梅鹗之言说：‘梅鹗幼和又谓：《古文尚书》东晋上者，较前伪《泰誓》引书加详，故遂乱本经，然尚幸其有纰漏显然以可指议者，如改‘今失其行’为‘今失厥道’，不与‘唐’、‘常’、‘方’、‘纲’、‘亡’协，则昧经书用韵之体矣。离《尧曰》首节为三段，而增加其上，则非‘舜亦以命禹’之文矣。”(15)这两条材料都在《尚书考异》卷2中，一在辨《大禹谟》条中，一在辨《五子之歌》中。
第三，《尚书考异》与梅鷟的《尚书谱》在风格与观点上有明显的不同。 《四库全书总目》于“《尚书谱》五卷”条下谓：
明梅鷟撰……鷟因宋吴棫、朱子及元吴澄之说，作《尚书考异》及此书。《考异》引据颇精核。此则徒以空言诋斥，无所依据，如谓孔壁之十六篇， 出于孔安国所为，实以臆断之，别无确证。又谓东晋之二十五篇出于皇甫谧所为，则但据孔颖达引《晋书· （皇甫）谧传》“从其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一语，其说亦在影响之间，且词气叫嚣，动辄丑詈，亦非著书之体，故录其《考异》，而是书仅存目焉。(16)
《尚书考异》与《尚书谱》同辨《古文尚书》为伪作，假如出于一人之手，为何一书“引据颇精核”，而另一书“徒以空言诋斥，无所依据”？又，《尚书谱》谓“孔壁之十六篇，出于孔安国所为”，而《尚书考异》则以为孔壁之十六篇出于张霸所为。由此看来两书对一些问题的重要看法也有很大的不同。
笔者根据以上一些疑点，怀疑《尚书考异》一书的主要作者可能是梅鹗，而梅鷟则可能是一位续成者。笔者深知，要证明此一看法，证据尚嫌不足，这里录以存疑，有待识者。而为了本文论述的方便，仍将梅鷟视为《尚书考异》的作者。
二 历史文献关于《古文尚书》记载真实性的再审查
有两部总数同为五十八篇的《古文尚书》，各自宣称来自于孔子屋壁。两部《古文尚书》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1)多出伏生所传之今文《尚书》的篇数不同，一为十六篇（或细分为二十四篇）；一为二十五篇，其具体的篇目内容也大不同。(2)有关历史文献记载的各自传承不同。为了方便讨论，我们不妨称前者为甲本，后者为乙本。而从逻辑上说，这两种《古文尚书》或有一真一假，或者两者皆假（梅鷟即持两者皆假的观点），但绝不可能两者皆真。
笔者以为，考辨《古文尚书》之真伪，当首先确立其逻辑的基点，既然两种《古文尚书》不可能皆真，我们的选择便有“甲真乙伪”、“乙真甲伪”、“甲乙皆伪”三种。事实上，十六篇本《古文尚书》早已失传，已无法根据文本本身来讨论其真伪，我们所能做的是就历史文献有关它的记载的真实性问题加以判断。而在历史文献记载的真实性的判断上，更应重视作者是否在场者、亲见者和见证者。这正像公正的法官在审理案情时，会更重视在场者、亲见者和见证者的作证，而不会无视他们的证词，而去专听传闻的意见。而当我们重新审查《古文尚书》的辨伪史的时候，每位研究者和读者都在扮演这个法官的角色。让我们来看这桩历史疑案的一些重要之点。
（一）关于孔安国《古文尚书》的最早记载
最早记载西汉孔安国《古文尚书》之事的是太史公司马迁，太史公叙其事的笔法，是将伏生所传《尚书》与孔安国《古文尚书》连类比照而写的。《史记·儒林列传》称：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 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17)
孔安国的主要活动在汉武帝时期，司马迁曾亲见孔安国，并“向孔安国问故”，其真实性当无可怀疑。唯司马迁当时记述此事较为简略，没有载明《古文尚书》的确切篇数与具体篇目，此后遂成公案。司马迁此处说“逸《书》得十余篇”，并不是说《古文尚书》仅此十余篇，而是说孔氏有《古文尚书》较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滋多”十余篇。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又，司马迁只说“孔氏有《古文尚书》”，未说及此书出于孔子屋壁。但此处所谓“孔氏有《古文尚书》”似又非以代代相传的方式收藏的，而是由某种机缘发现的。太史公写此一句“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在衬托伏生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传《尚书》之人。如当时孔氏世藏《古文尚书》，孝文帝为何独征伏生之书？孔家又为何匿而不献？鲁恭王坏孔子宅之事，非是正举。司马迁乃当时人记当时事，或有“为尊者讳”之意，而不直书其事。
重要的问题是，《史记·儒林传》这条关于《古文尚书》的记述内容是可信的吗？我们随后会看到，后来的刘向、刘歆、班固皆在印证和补充司马迁的记述。如果此说不可信，则司马迁“编假话”唱之于前，而刘向、刘歆、班固诸人“作伪证”随之于后，历史上会有这样的事吗？如果此说可信，则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便不能不受到质疑了。
（二）《古文尚书》“十六篇”篇数及篇目的最早记叙者
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领校中秘书。汉代苟悦《前汉纪》卷25《孝成二》称“刘向典校经传，考集异同”，并引其言云：“鲁恭王坏孔子宅，以广其宫，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及《论语》、《孝经》。武帝时孔安国家献之，会巫蛊事，未列于学官。”(18)刘向显然是接着司马迁讲的，并于司马迁语焉不详处有所补充。司马迁说《古文尚书》“滋多”十余篇，刘向确切说“多十六篇”。并说此书得之于孔子旧宅屋壁中，武帝时由“孔安国家”献之于朝廷。而孔壁《古文尚书》一入皇家藏书之秘府，便成为“中秘《书》”。由于刘向领校秘书的特殊身份，毫无疑问地可以于秘府亲见此书。
刘歆与其父刘向于汉成帝时一同领校秘书，他著名的《移让太常博士书》也曾言及逸《书》十六篇：“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19)班固于汉明帝(58-75)时为兰台令史，典校秘书。以理揆之，班固亦当亲见兰台秘阁所藏《古文尚书》。《汉书·艺文志》说：
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20)
如上所述，司马迁曾亲见孔安国，刘向、刘歆、班固皆曾典校皇家秘书，于理皆可亲见孔安国所献之《古文尚书》，他们正是笔者所说的历史的“在场者”、“亲见者”与“见证者”，他们的记述若不足信，则历史文献将皆不足征信矣。(21)而若认同他们的记述可以征信，则笔者关于考辨《古文尚书》的逻辑基点的选择就只有一种，即前面所言的“甲真乙伪”，从而排除“乙真甲伪”和“甲乙皆伪”的可能。
关于孔壁《古文尚书》十六篇具体篇目的最早记载见于郑玄《书序》，孔颖达《尚书正义·尧典》“虞书”条下曾引述之，此十六篇之篇目为：《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同命》。
（三）孔颖达《古文尚书》十六篇为“张霸之徒”伪作说
东晋梅赜所上《古文尚书》五十八篇，即今传《尚书》孔传，据称传自西晋郑冲。郑冲之前未有任何相关传承谱系，汉魏以前之人皆未曾见，此种情况岂不启人疑窦？但唐代大儒孔颖达等人却信其所当疑，而疑其所当信，并借朝廷功令推行其所定之本。孔颖达于《尚书注疏》卷2《尧典》“虞书”条下说：
前汉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见孔《传》，遂有张霸之徒于郑《注》之外伪造《尚书》凡二十四篇，以足郑注三十四篇，为五十八篇。其数虽与孔同，其篇有异……郑玄则于伏生二十九篇之内分出《盘庚》二篇、《康王之诰》、又《泰誓》三篇，为三十四篇，更增益伪《书》二十四篇，为五十八……以此二十四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为十六。故《艺文志》、刘向《别录》云“五十八篇”。《艺文志》又云“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伪书二十四篇也。刘向作《别录》，班固作《艺文志》并云此言，不见孔《传》也。(22)
孔颖达以东晋梅赜所上《古文尚书》五十八篇为孔壁真古文，谓西汉诸儒知有其篇数而不曾见其书，于是有“张霸之徒”伪造《古文尚书》二十四篇（合《九共》九篇为一篇，即是十六篇）。当时夏侯胜、夏侯建、欧阳和伯等三家所传伏生今文《尚书》已由二十九篇分成三十四篇，亦即后来郑玄为之作注者。二十四篇合三十四篇为五十八篇。“其数虽与孔同，其篇有异。”郑玄号称师祖孔氏《古文尚书》，而所注亡逸之篇与梅赜献上《古文尚书》不合，但所分之三十四篇，却与大、小夏侯与欧阳所传之今文《尚书》的篇数相同。因而孔颖达质问：“郑意师祖孔学……而贱夏侯、欧阳等，何意郑注《尚书》，亡逸并与孔异，篇数并与三家同？”孔颖达认为郑玄在今文《尚书》三十四篇之外“更增益伪《书》二十四篇”，而此伪书二十四篇乃“张霸之徒”所伪造。又此伪书二十四篇中《九共》九篇合以一篇计，即是十六篇。因此，孔颖达提出，刘向、刘歆、班固诸儒所称《古文尚书》“十六篇”者，乃“张霸之徒”伪造之书，非孔壁之真古文。
关于西汉张霸伪造《尚书百两篇》之事，《汉书·儒林传》有明白的记载：
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时大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23)
班固记述，西汉成帝时，张霸曾伪造《尚书百两篇》献于朝廷，汉成帝命人以中《书》校之，结果当下便被识破。这里的关键人物应是刘向，当时刘向领校秘书，而用以校对的所谓“中《书》”，当即是孔安国家所献之《古文尚书》。由此可见，张霸其人与孔氏《古文尚书》并无关涉。而孔颖达提出《古文尚书》十六篇（或二十四篇）乃“张霸之徒”所伪造，刘向、刘歆、班固所载皆“张霸之徒”所造之伪书，其所谓“张霸之徒”云云，语意颇为含糊，可以解释为张霸一类人，未必定指张霸其人，由此亦可见其并无确凿的根据，而纯属主观臆断。这里，孔颖达作了一种旋转乾坤的解读，事实被完全颠倒过来，即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为真孔壁《古文尚书》，而刘向、刘歆、班固所称之《古文尚书》十六篇乃张霸一流人所造之伪《书》，这一观点也正是我们上面所说的“乙真甲伪”说。问题是刘向、刘歆、班固诸人是否亲见或确知有《古文尚书》十六篇？如果他们亲见或确知有《古文尚书》十六篇，那他们所知见者是真《古文尚书》，还是伪《古文尚书》？第一个问题应该是肯定的，《汉书·楚元王传》：
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24)
因为《古文尚书》十六篇实有其书，所以刘歆才上疏建言将之列为学官。此是刘歆亲见或确知有《古文尚书》十六篇的有力证据。但这《古文尚书》十六篇为何便是张霸一流人所造之伪《书》呢？又是谁献上朝廷的呢？此《古文尚书》十六篇又与太史公《史记》所说的“逸《书》得十余篇”是不是一回事呢？凡此之类，孔颖达皆避而不谈。而他认定《古文尚书》十六篇是伪作的根据，便是刘向、刘歆、班固所称之《古文尚书》十六篇， “不见孔《传》也”。是孔颖达已认定“孔《传》”为真，因而刘向、刘歆、班固所称之《古文尚书》十六篇必为伪《书》也。
孔颖达《尚书正义》影响可谓大矣。明之陈第、清之朱鹤龄等深信其说，陈第《尚书疏衍》卷1《尚书考》谓：“刘向作《别录》、班固作《艺文志》及《后汉书·儒林传》所称《古文尚书》者，实皆张霸之伪《书》，非安国之古文……孔颖达所考，而详其颠末如是，则见斯文兴废不偶然也。”(25)朱鹤龄《尚书埤传·卷首》亦谓：“刘向《别录》、班固《艺文志》、《后汉（书） ·儒林传》所称《古文尚书》者，实张霸伪《书》也。”(26)与孔颖达所不同的是，孔颖达说《古文尚书》十六篇是“张霸之徒”的伪作，而陈第、朱鹤龄则坐实为西汉张霸的伪作。但如前所述，张霸实为《尚书百两篇》的伪作者，当时即被识破，而与《古文尚书》十六篇全无干涉。
以今天的观点看，司马迁、刘向、刘歆、班固关于《古文尚书》几乎众口一词的记叙，其史料之真实性不容置疑。这些史料无异是“孔壁《古文尚书》”的身份证明。而“孔壁《古文尚书》”的一个标识，即它是“十六篇”。后世忽然有一天冒出一部书，也自称是“孔壁《古文尚书》”，但它是“二十五篇”，具体篇目也大有出入。这样一份身份证明与两汉史书印证，全然不合，却来争“孔壁《古文尚书》”的名分和地位，能争到吗？如我们所知道的，唐代孔颖达等人帮它争到了。孔颖达凭借奉敕纂修经传注疏的权威，竟将这样的“铁案”翻转过来。
三 “先汉真孔安国之伪书”与“东晋假孔安国之伪书”
《尚书谱》(27)与《尚书考异》两部书，今皆以为梅鷟所撰。两部书的观点有相同之处，即认为无论西汉所出《古文尚书》十六篇，或东晋所献之《古文尚书》二十五篇皆为伪作。这一观点正是前面所说的“甲乙皆伪”说。然而两部书的观点又有不同。其不同点在于，《尚书谱》认为，西汉所出《古文尚书》十六篇乃是孔安国本人的伪作；而《尚书考异》似乎受了孔颖达的影响，认为《古文尚书》十六篇是张霸的伪作。两种观点差别很大。为什么两书观点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当然可以解释是作者思想前后有所变化。但作者思想有如此大的跳跃，亦颇令人产生疑问。而另一种可能则如笔者前面推测，《尚书考异》的主要作者可能是梅鹗，而梅鷟则可能是补苴续成者。
梅鷟《尚书谱序》谓：
（汉高祖）……至孝武世延七八十年间，圣孙名安国者，专治古文，造为伪书，自谓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泰誓》十六篇显行于世，革成周之籀篆，友苍颉之科斗，诬厥先祖父以不“从周”之罪，此岂近于人情？且辞陋而诸所引悉不在，故伪败而书废……底东晋时延四五百年间，称高士曰皇甫谧者，见安国《书》摧弃，人不省惜，造记《书》二十五篇、《大序》及《传》，冒称安国《古文》，以授外弟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颐，遂献上而施行焉。搜奇摘异著于篇，诸引无遗，人遂信为真安国《书》。
又《尚书谱》卷2《孔安国专治古文谱》谓：
吾意安国为人，必也机警了悟，便习科斗文字，积累有日，取二十九篇之经既以古文书之，又日夜造作《尚书》十余篇杂之经内，又裂出正经数篇以为伏生老髦之误合。始出欺人，曰：家有《古文尚书》，吾以今文读之。是始以古文驾今文而取胜，终以今文定古文而征实，其计可谓密矣！曾弗思圣祖哲孙曷尝反古道、革时制，自食其言也哉！
在梅鷟看来，所谓《古文尚书》一开始就是一个造伪事件。孔安国虽然号称圣人裔孙，但却是个头号的造伪者，他精心设计了一个骗局，首先他花了许多时间学习远古时代苍颉所造之科斗文字（梅鷟关于“科斗书”的理解，留待后面专门讨论），然后用此文体重新书写伏生《尚书》二十九篇，又另外赶造出十余篇杂列各篇之中，而成所谓《古文尚书》。书成后，又称以“今文读之”云云。梅鷟替孔安国“设计”了这样一个造伪计划之后，然后评论说：“始以古文驾今文而取胜，终以今文定古文而征实，其计可谓密矣！”在梅鷟看来，司马迁、刘向、刘歆、班固诸大儒皆被此老所蒙骗。考证之学若流于无根据的猜度，则一切结论都有可能达成。反观梅鷟此论，武断臆测，不啻天方夜谭。
而《尚书考异》则以为《古文尚书》十六篇以及东汉杜林于西州所得之漆书《古文尚书》乃是张霸所伪造。两汉关于《古文尚书》的记载，第一，有所谓孔子屋壁发见之“《古文尚书》十六篇”，由孔安国传于都尉朝、都尉朝传于庸生等，后又由孔安国家献于朝廷，藏于中秘。第二，杜林得之于西州的“漆书《古文尚书》”，贾逵、马融、郑玄等曾为之作训注。我们不知此两种《古文尚书》是一是二。但东汉贾逵既是孔安国《古文尚书》十六篇传承谱系的一个环链，又曾为杜林所得之漆书《古文尚书》作训，此两书当有共同的源头。可能正因为如此，《尚书考异》作者将孔壁《古文尚书》十六篇与杜林所得漆书《古文尚书》合并而论，认为两者同出一源，即都是张霸的伪作。《尚书考异》批评《隋书·经籍志》的作者把东晋梅赜所上者误为孔子屋壁《古文尚书》，而以杜林所得之“漆书《古文尚书》”为汉张霸所伪作者：
不知都尉朝、庸生、兒宽、尹敏、盖豫、周防、孔僖、杜林、贾逵、马融、郑玄所传《古文》，同一张霸所作者，遂误以都尉朝、庸生所传者为东晋梅赜所上，而以杜、贾、马、郑所传者，然后为张霸伪《书》故也。夫《隋·志》徒知都尉朝、庸生为《尚书》古文学未得立者为即梅赜所上，而不知孔僖绍孔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实即十六篇张霸等所作之《古文》，而非二十五篇之《古文》，然则《隋·志》之失昭昭矣。(28)
《尚书考异》作者称“孔子屋壁古文尚书十六篇”为“先汉真孔安国之伪书”，即西汉“张霸之徒”所造之伪书，而东晋梅赜所献之《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东晋假孔安国之伪书”，即晋人托西汉孔安国之名所造之伪书。
自安国古文未出之先，（伏生所传）《尚书》正经单行于世，如日月之丽于天，无一蔽亏。及安国古文既出之后……其所治古文一十六篇者，多怪异之说，及经书所引皆不在其内，以故当时老师宿儒尊信正经，不肯置对苟从，据理辨难，不肯奏立学官。虽以刘歆移书之勤，犹哗攻不已。其间或灭或兴，信之者或一二，不信者恒千百。其书遂不显行于世。然其递递相承，盖可考也，此先汉真孔安国之伪《书》……至东晋时善为模仿窥窃之士，见其以讹见疑于世，遂搜括群书，掇拾嘉言，装缀编排，日锻月炼，会粹成书，必求无一字之不本于古语，无一言之不当于人心，无一篇之不可垂训诫。凡为书者二十五篇……此东晋假孔安国之伪《书》。(29)
在笔者看来，《尚书考异》作者关于“孔壁《古文尚书》”为张霸所伪作的说法殊无根据。他的这一看法乃受唐孔颖达《尚书正义》之影响。
但《尚书考异》作者强调晋人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尤为伪作，前者是“先汉真孔安国之伪《书》”，而后者为“东晋假孔安国之伪《书》”。东晋人的作伪手段比之西汉人张霸要高明许多，以致很难为学者识破，虽英伟间生之才“亦尊信服膺之不暇矣”。为此，《尚书考异》作者特申明其从事《古文尚书》辨伪的理由说：
愚每读书至此，未尝不叹息痛恨于先儒也。夫所贵乎儒者之释经，在能除圣经之蔽翳，使秕稗不得以杂嘉谷，鱼目不得以混明珠，华丹不得以乱窈窕焉耳。今反崇信伪书，以囚奴正经。予畏圣人之言，故不得不是而正之，特作《考异》，使学者涣然知蔽塞之由，然后知余之恢复圣经，盖有不得已焉，而非苟为好辨者也！(30)
《尚书考异》作者抨击晋人所献之《古文尚书》二十五篇是“秕稗杂嘉谷”、“鱼目混明珠”、“华丹乱窈窕”，而以考辨伪书、“恢复圣经”之卫道者自居。
四 辨“孔安国《尚书序》”之伪
孔安国《尚书序》，自清以来，学者称之为“伪孔序”。在南宋之时，朱熹已经怀疑此序是晋人的伪作。但朱熹本人以及后世学者并未作认真的分析与批评，有之，则自梅鷟始。梅鷟分析、批评此序，首先是指出其“妄诞”不经，不合逻辑。如此《序》开头便说：
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春秋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之遗书也。(31)
依此《序》而言，中国早在远古的伏牺氏时期就已经有了书契文籍。这有什么根据呢？原来《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称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贾逵云：“三坟，三皇之书；五典，五常之典。”马融云：“八索，八卦；九丘，九州之数也。”此外《周礼》中又有“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之语，郑玄为之注曰：“楚灵王所谓‘三坟五典’是也。”如此一来，“三坟”便是“三皇”之书，“五典”便是“五帝”之书。而《尚书序》所做的进一步推断为“三坟”，言大道也；“五典”，言常道也。由于“三坟”、“五典”为“上世帝王之遗书”所以“历代宝之，以为大训”。此《序》又以孔子后裔的口吻说：
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32)
《尚书序》作者叙述至此便矛盾百出。既称“三坟”、“五典”为“上世帝王之遗书”，“历代宝之，以为大训”，那孔子又凭什么“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呢？梅鷟于《尚书考异》卷1“孔安国尚书序”条批评说：
既曰“言大道”、“言常道”、“历代宝之，以为大训”矣，又曰“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则于“言大道”者尽见删去，于“言常道”者亦去其三，而于“历代所宝，以为大训”者，亦为宝非其宝，而不足以为训；所可宝训，独二典耳。岂夫子“信而好古”之意哉？
事实上，前代儒者已经注意到孔《序》自相矛盾，如二程就曾极力弥缝其失：
孔《序》：“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又曰：“孔子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以二典之言简邃如此，其上可知。所谓大道，虽“性与天道”之说，固圣人所不可得而去也。如言阴阳、四时、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之要语，非后代之繁衍末术也，固亦常道，圣人所不去也。使诚有所谓羲、农之书，乃后世称述当时之事，失其义理，如许行所谓神农之言，及阴阳医方称黄帝之说耳。此圣人所以去之也……又五典既皆“常道”，去其三，何也？盖古虽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为治有迹，得以记载，有史官之职以志其事，自尧始。(33)
梅鷟对此回应说：“审如程子之言，则外史所掌，玉石不分；而倚相所读，疏稗并蓄，此又不通之论也。”梅鷟以为，从孔子的一贯精神看，孔子强调“述而不作”，主张学贵“多识”，必不会将体现“大道”、“常道”的上古珍贵文献轻率删芟。因此，梅鷟又于《尚书考异》卷1“孔安国尚书序”条批评说：
殊不知吾夫子之赞《易》也，虽穆姜之言，亦在所取，况“八卦”之说，岂忍尽刋？诵《诗》也，虽鸟兽草木之名，亦贵“多识”，况九州之志，岂忍尽除？谁谓圣人之闻孙也，而有如此立论哉！
《左传·襄公九年》记鲁宣公夫人穆姜生前之言：“《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斡也。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斡事。”穆姜在孔子之前，而传说为孔子所作“十翼”之一的《文言传》有几乎一致的言论。梅鷟谓孔子作《文言传》，有取穆姜之言。他以此反证如“八索”果为“八卦”之说的来源，孔子怎么会将它尽行刊落呢？同理，孔子强调诵《诗》可以识鸟兽草木之名，“九丘”既然聚集“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的资料，孔子又怎么会将它尽行刊落呢？梅鷟因而质问作为孔子“闻孙”的孔安国，怎么会有如此不合逻辑、不合事理的立论？孔《序》又谓：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34)
梅鷟指出，这段话中也有不合情理之处，第一，孔氏先人藏书屋壁之事，按《孔子家语》所言为孔腾（字襄）所藏，而《汉纪·尹敏传》则云孔鲋所藏。孔腾至孔安国不过四世，孔鲋至孔安国不过五世，数传之后，孔氏家人遂不觉有先人壁藏之经，岂近于人情？第二，鲁共王虽贵，良心犹存，当知圣人旧宅之不当坏，所谓“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之事，此岂近于人情？第三，此《序》中称：“（鲁共）王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此言事涉神怪，“金石丝竹之音”发于何处？“岂其鬼邪？为此说者欲以神其事耳，不知怪神之事，夫子所不道也。”司马迁曾亲受业于孔安国，其所作《史记》并不曾记载鲁共王坏孔子宅之事，此事若出史家笔下，传闻失实，或有可原。而竟出自孔子“闻孙”，自述家事，会如此“妄诞”！如何可信？孔《序》又谓：
（鲁共王）悉以书还孔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其余错乱摩灭，弗可复知，悉上送官，藏之书府，以待能者。(35)
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称：“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班固《汉书·艺文志》称孔安国“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是孔壁《古文尚书》只有“十六篇”，无所谓“二十五篇”。孔《序》谓“以待能者”，在梅鷟看来，刘歆即是西汉末之“能者”，刘歆领校中秘之书，曾亲眼见到《古文尚书》，而刘歆并不曾言《古文尚书》有“二十五篇”，而只称有“十六篇” （事见《汉书》卷36《楚元王传》所载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因此所谓“《古文尚书》二十五篇’’者，乃晋人之妄说。梅鷟于此强调孔安国《古文尚书》与梅赜所上《古文尚书》篇数不合，非为一书。篇数、篇目不合，乃《古文尚书》辨伪中的关键点之一，前此吴棫、朱熹、吴澄诸儒皆未言及之。这个问题虽然简单，但却是《古文尚书》考辨不容忽视的要点。
检讨梅鷟考辨所谓“孔安国《尚书序》”的方法，其主要着眼点在突显孔《序》妄诞不经、不合逻辑、不合事理，以此证明此序一定不出自孔子“闻孙”孔安国之手。此说虽然听似有理，但必须先来证明孔子“闻孙”孔安国一定不会有此类拙劣之作。而要证明此点反而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历史上有关孔安国的资料留存极少。也正因为如此，梅鷟关于“孔安国《尚书序》”的辨伪显得不十分有力，因为人们可以承认“孔安国《尚书序》”写得不甚高明，但并不一定能排除此序为孔安国所作。虽然他在此后的考辨中讨论到篇数问题，但并未将它作为主要的着力点。
五 认为《古文尚书》为伪作的有力证据是什么？
四库馆臣评价梅鷟《尚书考异》说：“鷟是书则以安国《序》并增多之二十五篇悉杂取传记中语以成文，逐条考证，详其所出……所指摘皆有依据。”然明儒陈第对于梅鷟《尚书考异》的看法正好相反：
近世旌川梅鷟，拾吴、朱三子之绪余，而诗张立论，直断谓《古文》晋皇甫谧伪作也，集合诸传记所引而补缀为之。似矣。不知文本于意，意达而文成。若彼此瞻顾，勉强牵合，则词必有所不畅。今读二十五篇，抑何其婉妥而条达也！(36)
陈第认定晋人所献者为真《古文尚书》，故力驳梅鷟之说；而清代四库馆臣已接受了晋人所献者为伪《古文尚书》的观点，故认同梅鷟的举证。而若从中立的立场来看，梅鷟考辨《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字字寻其出处，其考辨之成绩，足可证明《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与秦、汉诸传记文献确有蹈袭雷同之处。但问题在于，究竟是《古文尚书》二十五篇抄袭秦、汉诸传记文献呢？还是秦、汉诸传记文献蹈袭《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呢？若能确定《古文尚书》二十五篇果后世造伪，则梅鷟已得其赃证矣。然而这个前提恰恰是需要证明的。而今虽然“赃证”在手，吾人却无法判定究竟“谁抄谁”。此犹两人皆声称是原作者，而互指抄袭，不能仅以两文相同部分为证据，而须能证明究竟谁为在先的原创者，而谁为其后的蹈袭者。考辨《古文尚书》的难点也正在于此。而只有有了这方面的根据，才称得上是有价值的证据。梅鷟《尚书考异》指控晋人所献《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伪作，以下所列为梅鬻提出的较为有力的证据，但即使这些较为有力的证据，也遭到其后一些儒者的反驳。
（一）考辨所谓“十六字心传”
《古文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四句，自南宋朱熹以后称之为“十六字心传”或“道统心传”。梅鷟指出《大禹谟》中此四句话的前三句抄撮于《荀子》。其言曰：
“允执厥中”，尧之言也，见《论语·尧曰第二十》……自今考之，惟“允执厥中”一句为圣人之言。其余三言盖出《荀子》，而钞略掇拾胶粘而假合之者也。《荀子·解蔽篇》曰：“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处一之危，其荣满侧，养一之微，荣矣而未知。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荀卿称“《道经》曰”，初未尝以为舜之言。作古文者见其首称舜之治天下，遂改二“之”字为二“惟”字，而直以为大舜之言。杨倞为之分疏云：“今《虞书》有此语，而云《道经》，盖有道之经也。”其言似矣。至于“惟精惟一”，则直钞略苟卿前后文字……荀卿子上文有曰：“心者，形之君也……出令而无所受令，故曰心容其择也，无禁必自见，其物也杂博，其精之至也不贰。”又曰：“心枝则无知，倾则不精。”又曰：“有人也不能此精于田、精于市、精于器之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于道者也。”下文有曰：“好义者众矣，而舜之独传者，一也……自古及今，未尝有两而能精者也。”又曰：“蚊
宝之声闻，则挫其精，可谓危矣，未可谓微也。”此其“精”字、“一”字之所自来也。(37)梅鷟并且指出，荀子著书，援引《诗》、《书》，皆一一详细注明出处，凡引《尚书》处或称“《书》云”，或称《尚书》之篇名。而独此处称引自《道经》，是此数语原出自《道经》一书，而不出自《尚书》之明证。他说：
夫《荀子》一书， 引《诗》则曰“《诗》云”，引《书》则曰“《书》云”。或称篇名者有之，何独于此二语而独易其名曰“《道经》”哉？若曰此二句独美，故以为“有道之经”，则出此二语之外，皆为无道之经也而可乎？虽曰“《荀》疵”，不如是之悖也。(38)
《荀子》引述“人心之危”二语，称出于《道经》。问题是所谓“《道经》”是《尚书》的一种尊称呢，还是另一部专书？唐代杨惊注《荀子》所持即是前一种意见，他说： “今《虞书》有此语，而云‘道经’，盖有道之经也。”这一注释在当时化解了一种理解的冲突。然而依梅鷟的考察，荀子著书，有严格的体例，凡引《诗》、《书》，皆注明出处，独“人心之危”二语，单标出于《道经》，是《道经》乃别为一书。由此导出的问题是，并不是《荀子》引述《尚书》，而是《荀子》引述《道经》，晋世造伪书者又抄撮《荀子》，而所谓“十六字道统心传”云云，乃“钞略掇拾，胶粘假合”而成。
梅鷟进而援引元儒王充耘（耕野）之言，认为“允执其中”乃中土（河南）地区方言，并无深玄高妙的“本体”之意：
中土呼事之当其可者谓之“中”，其不可者谓之“不中”，于物之好恶、人之贤不肖皆以“中”与“不中”目之……其所谓“中”、“不中”，犹南方人言“可”与“不可”， “好”与“不好”耳。盖其常言俗语，虽小夫贱隶皆能言之，初无所谓深玄高妙也。传者不察其“中”为一方言，遂以为此圣贤传授心法也矣……《禹谟》出于孔壁，后人附会，窃取《鲁论·尧曰篇》载记而增益之，析四句为三段，而于“允执其中”之上妄增“人心、道心”等语，传者不悟其伪，而以为实然，于是有“传心法”之论。且以为禹之资不及舜，必益以三言然后喻。几于可笑！盖皆为古文所误耳， 固无足怪也……道者，众人公共之物，虽愚不肖可以与知能行，而谓圣人私以相授者，妄也。(39)
以上梅鷟引自元代王充耘《读书管见》卷上《传授心法之辨》条，王充耘此论甚得其实，尤见宋儒“道统心传”之好笑。然而这个问题在当时提出来是相当重大而严肃的。所以梅鷟之论一出，陈第便挺身予以批驳，他说：
又如“人心”、“道心”则谓本之《道经》，尝考《苟子》曰：“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诏而万物成。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注者曰：“此《虞书》语，而云‘道经’，盖有道之经也。”即《虞书》也。今鷟指为《道经》，岂别有所据乎？(40)
今之学者皆知关于“十六字心传”抄自《荀子》的考辨出自于清初的阎若璩，而不知早于阎若璩一百多年前梅鹗、梅鷟兄弟已对此作了详细的考证。而阎氏实有抄袭梅氏兄弟之嫌。(41)阎若璩考辨“十六字心传”出处说：
此盖纯袭用《荀子》，而世举未之察也。《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唯明君子而后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语，遂隐括为四字，复续以《论语》“允执厥中”以成十六字。伪古文盖如此。或曰：安知非《荀子》引用《大禹谟》之文邪？余曰：合《荀子》前后篇读之，引“无有作好”四句，则冠以“《书》曰”，引“维齐非齐”一句，则冠以“《书》曰”，以及他所引《书》者十皆然。甚至引“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则明冠以“《康诰》”，引“独夫纣”，则明冠以“《泰誓》”，以及《仲虺之诰》亦然。岂独引《大禹谟》而辄改目为“《道经》”邪？予是以知“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必真出古《道经》，而伪古文盖袭用。(42)
接着阎若璩辨白说，在他做出此一考证后不久，见到《旌德县志》，从中知道梅鹗也曾考证《古文尚书》之伪。其言曰：
又按：余著此未匝月，而从弟自旌德归，授余以《县志》，有县人梅鹗百一者，正德丁丑进士，未仕卒。撰述颇夥，亦疑今、古文，亦谓“人心”、“道心”本出《道经》。(43)
阎氏之论一出，毛奇龄又起而驳之，他断定所谓“道经”，乃是对《尚书》经的尊称，为了证明其说，他不惜援引汉代纬书，提出“道经”之名，创自燧人氏，乃是古帝王相传之大道。他说：
此正古《尚书》经之尊称也。古以为帝典王谟，其相授之语，实出自轩黄以来相传之大道，故称“道经”。此如《易通卦验》云：燧人在伏羲前寘刻《道经》，以开三皇五帝之书，故孔氏《书序》亦有云：“三坟为大道，五典为常道”，皆以“道”名，可验也。荀子原以“人心”二句属之舜之诏词，故曰“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诏而万物成”，言不以事物告天下也。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而注者曰：“此《虞书》语。”此与《论语》所云“舜亦命禹”正同。盖“道经”之名，创自燧人。谁谓轩黄即老、列乎？若谓“允执其中”《论语》只此文，上加三句便是行伪，则“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在马融作《忠经》时即引其文，非东晋梅氏所能假也。(44)
毛奇龄此论甚为鄙陋，非但不敌辨伪者之锋锐，其所谓“燧人在伏羲前真刻《道经》”云云，亦不足以取信于一般学者。由此亦可见梅鷟、阎若璩关于虞廷“十六字心传”的考辨，在当时具有相当大的冲击力。
（二）对《大禹谟》“皋陶迈种德，德乃降”之文的质疑
《古文尚书·大禹谟》：“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迈种德，德乃降，黎民怀之，帝念哉！”其中“皋陶迈种德，德乃降”一语见于《春秋左氏传·庄公八年》鲁庄公之语。《春秋·庄公八年》记载：“夏，师及齐师围郕，郕降于齐师。”这是说鲁庄公八年之夏，鲁国军队与齐国军队联合围攻廊国。鲁国与郕国为同姓之国，于义不该伐郕国。当时齐强而鲁弱，郕降鲁则齐怨，降齐则鲁不能争，于是郕独降于齐师，而齐师许其降。其时，仲庆父请求鲁庄公伐齐师，鲁庄公不许。《春秋左氏传·庄公八年》记鲁庄公之语曰：“不可。我实不德。齐师何罪？罪我之由。《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姑务修德以待时乎？”
问题是，《左传》此条材料中的“德乃降”一句是鲁庄公所引《夏书》之文，还是鲁庄公本人之语？西晋之时，杜预将此句理解为鲁庄公本人之语，于“皋陶迈种德”一句下注曰：“《夏书》，逸《书》也。称皋陶能勉种德。迈，勉也。”依杜预的理解，鲁庄公所引《夏书》之语，只有“皋陶迈种德”一句，而“德乃降”以下乃是庄公之语。这一理解显与《古文尚书·大禹漠》“皋陶迈种德，德乃降”不相吻合。唐孔颖达以晋人所献之《古文尚书》为真孔壁《古文尚书》，因而不能不对此作出解释，他说：“杜（预）不见《古文》，故以为‘逸《书》’，不知‘德乃降’亦是《书》文，谓为庄公之语，故隔从下注，言能慕皋陶之种德，乃人自降服之，自恨不能如皋陶也。”这里隐含着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大禹谟》为真《古文尚书》而传自西汉孔安国，何以西晋时代之杜预不得见，而将“德乃降”一语误解为鲁庄公之语？这不是表明《大禹谟》为晚出之《书》吗？梅鷟正据此以揭《大禹谟》之伪：“《大禹谟》，伪书也。《春秋·庄八年》鲁庄公引《夏书》曰：‘皋陶迈种德’，此《书》词也。‘德乃降’三字，乃庄公自言，杜预注此甚明。今乃连袭其文，而以鲁庄之语为《书》词，此非伪乎？”(45)
毛奇龄引录梅鷟之语后，随即站在孔颖达的立场上辩驳说：
《古文》不立学，故赵岐、杜预辈皆不见《古文》……按：《左传》齐师围郕，郕降于齐师，公子庆父请伐齐师。庄公曰：“我实不德，《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如务修德以待时乎？”遂引师还。则明是以“郕降”之故，故引《书》之称“降”者以解之。使只“迈种德”三字，则与“郕降”何与而引其语？且德足降物，引《书》甫毕，然后以“修德”起意，故曰“如务”。未有连作己语而复加“如务”以起其意者。(46)
依毛奇龄之意，鲁庄公乃就“郕降”之事而引《夏书》“德乃降”之语，若《夏书》只有“迈种德”之文，而无“德乃降”之句，那与“郕降”之事有何关联而称引其文？毛奇龄是清代人，对于他的批评，早在九泉之下的梅鷟当然已无法答辩。可是在毛奇龄之后的四库馆臣却挺身出来替梅鷟答辩，四库馆臣所作《尚书考异·提要》谓：
鷟是书则以安国《序》并增多之二十五篇悉杂取传记中语以成文，逐条考证，详其所出。如《左传·庄公八年》“郕降于齐师”，庄公引《夏书》曰“皋陶迈种德”，下“德乃降”本属庄公语，与《宣十二年》引《诗》曰“‘乱离瘼矣，爰其适归’，归于怙乱者也夫”、《襄三十一年》引《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终之实难”、《昭十年》引《诗》曰：“‘德音孔昭，视民不恌’，恌之谓甚矣”，语意一例，而古文误连“德乃降”三字列于经。
四库馆臣举出若干古文文例，以定“皋陶迈种德”与“德乃降”两句不当相连为经文。然而此条是否即符合四库馆臣所定之古文文例，亦在疑似两可之间。因而此条是否能做为证明《大禹谟》为伪书的确证呢？
（三）考辨“同德度义，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之文
伪《古文尚书·泰誓上》有“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之文，梅鷟指出，此一段乃抄缀《左传》而成。《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召简公、南宫嚚以甘桓公见王子朝，刘子谓苌弘曰：“甘氏又往矣。”对曰：“何害？同德度义，《泰誓》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
苌弘讲这番话的历史背景，正是东周王室“王子朝作乱”之时。周景王之太子晋很贤明，但却早卒。景王宠爱庶长子王子朝，欲立之，未果，而景王崩。国人立王子猛，即周悼王。王子朝称兵作乱，攻杀王子猛。国人又立王子丐，即周敬王。王子朝不甘心，自立为王。王子朝居王城，时人称之为“西王”；而王子丐居狄泉，在王城之东，时人称之为“东王”。周室诸臣遂分为两党，附王子猛、王子丐者为单穆公、刘文公诸人，附王子朝者为召简公、南宫嚚、甘桓公诸人。而苌弘是附随于刘文公的。当甘桓公等人又一次去见王子朝时，刘文公担心他们又会合谋做坏事，因而不无忧虑地说：“甘氏又往矣。”苌弘劝慰他说，这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只有同心同德的人才能谋义。接着他引用《尚书·泰誓》中武王之语说；“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梅鷟将此语与伪《古文尚书·泰誓》一一加以比对，并特别指出，“同德度义”一语本是“苌弘之所自言，亦略以为经。”梅鷟说：
作《古文》者，无以钉饾成篇，并苌弘之所自言，亦略以为经……殊不知“受有臣亿万”即“纣有亿兆夷人”，惟“亿万心”即“离心”，“万”字比“兆”字则变而少矣。“予有臣三千”即“予有乱臣十人”，“惟一心”即“同心”，“三千”比“十人”则变而多矣。“三千”，用《孟子》“虎贲三千人”也。(47)
在上一条中，也许还不能确证“德乃降”之语一定是鲁庄公之语。而在此一条中，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同德度义”一句确系苌弘之语，而被造伪者抄缀进伪《古文尚书·泰誓上》中。梅鷟关于此条的指摘是颇有说服力的。
（四）对《君陈》“惟孝友于兄弟”之文的质疑
《古文尚书·君陈》：“惟汝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尚书考异》作者以为，此语乃抄撮《国语·周语》与《论语》而成，“《周语》单襄公曰：‘晋襄公曰：
，此其孙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谁也？’”《论语》：“《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尚书考异》作者于此只是指出其作伪之迹，并未作进一步的分析，但辨伪者所要揭明的意识是清楚的，即《论语》本以“孝乎惟孝”为句，作伪者抄撮《论语》引《书》之语，而截去“孝乎”二字，而以“惟孝友于兄弟”为句。四库馆臣即以此条为辩《古文尚书》之伪的坚强证据之一，《尚书考异。提要》说：汉石经《论语》“孝于惟孝”，“惟孝”谓所孝之人，与下“兄弟”对文。包咸本“于”作“乎”。古文乃掇“惟孝友于兄弟”，而截去“孝乎”二字，则《论语》“《书》云孝乎”，不能成辞。
关于《论语》以“孝乎惟孝”为句的根据，可以找到许多资料。宋洪适《隶释》载汉《石经论语》残碑，所存971字中有“子曰：《书》云：孝于惟孝，友于兄（下阙）”之文。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1《第十》也指出：
《书》有句读本宜如是，而一旦为晚出《古文》所割裂，遂改以从之者，《论语》“《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三句是也。何晏《集解》引汉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辞。”是以“《书》云”为一句，“孝乎惟孝”为一句，“友于兄弟”为一句。《晋书》夏侯湛《昆弟诰》“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潘岳《闲居赋序》“‘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为政也。”是其证也。伪作《君陈篇》者竟将“孝乎”二字读属上，为孔子之言。历览载籍所引《诗》、《书》之文，从无此等句法。
而惠栋指出，“孝乎惟孝”原本作“孝于惟孝”，汉《石经论语》、汉包咸《论语章句》以及陆德明《经典释文》等皆作“孝于惟孝”。晋人《古文尚书·君陈篇》问世后，后儒据以改“孝于”为“孝乎”。他说：
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释文》作“孝于”，云：一本作“孝乎”。《唐石经》同。案：蔡邕《石经》亦作“于”，故包咸注云：“‘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辞。”后世儒者据晋世所出《君陈篇》改“孝于”为“乎”，以“惟孝”属下句。以今考之，若非
《汉石经》及包氏《注》，亦安从而是正耶？(48)
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卷7有“《论语》‘《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今无‘孝乎’字，何也？”一节，毛氏以为，“《论语》引《书》有四，无不改其词，篡其句，易其读者”。后儒“所引者系《论语》引《书》，而非古文《君陈》之原文也。”毛奇龄又于所作《论语稽求篇》卷 1中讨论此事，谓读《论语》与读《尚书》可以各行其是，句读不同，可以“两存之以备参考”。不可据此以定《古文尚书·君陈》之伪。
（五）考辨“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之文
《古文尚书·大禹谟》中有“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一句，梅鷟谓此语暗袭《论语》“为君难，为臣不易”之意。此两语从字面上看，差别非常之大。梅鷟指出，前一句“后”，即“君”字之别名，“艰”即“难”字之换字也。后一句，“臣”用《论语》原字，“艰”即“不易”之减字。《论语·子路》鲁定公问孔子：“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梅鷟提出怀疑说：“夫圣人教君，远舍前圣之格言，而近述一时之方言，岂偶忘所删述之经邪？抑岂定公质下，不可与入大禹之道，只可与述世俗之常邪？”梅鷟以为，如孔子之时真有所谓《大禹谟》，当孔子答鲁定公之问时，必定会直接引“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二语，而不会引“人之言曰”云云，这是“远舍前圣之格言，而近述一时之方言”，是不合常理的。在他看来，《大禹谟》“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之语，乃袭用《论语》“为君难，为臣不易”之意。但实际上，孔安国《尚书传》已先指出“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亦即是《论语》“为君难，为臣不易”之意。《大禹谟》经文曰：“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孔氏传》曰：“敏，疾也。能知‘为君难，为臣不易’，则其政治，而众民皆疾修德。”
按梅鷟的看法，伪造《古文尚书》之经文者与伪作《孔安国传》者乃是一人。如是，则伪造《古文尚书·大禹谟》之人袭取《论语》“为君难，为臣不易”之意，而造作“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之语，然后又作《传》注明此即是《论语》某两句之意，似乎造伪者太过大胆了。
当然，笔者并不能排除《古文尚书·大禹谟》为伪作的可能，所要检讨的是梅鷟辨伪的根据是否合理。假如《论语》“为君难，为臣不易”的思想确实反映了某种真理性，那么《论语》中的表述当然不会是唯一的表述。梅鷟以《大禹谟》此两句与《论语》的思想相近，便断定是《大禹谟》袭用《论语》之意，其方法和结论皆令人怀疑。至于孔子对鲁定公之问时应该引古经之语，而不应该引“人之言曰”云云，也非一定之规。
（六）考辨“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之文
梅鷟谓《大禹谟》中此语乃袭用《老子》之意。《老子》第22章说：“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24章又说：“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梅鷟认为，老子之术是所谓的“退一步法”，以退为进，乃是一种“立地步、占便宜之术”，其气象只是一种“行干禄气象”，与圣贤大公无我、不计功谋利、盛德之至的气象“若九地视九天之远”。总之，梅鷟谓《大禹谟》舜命禹之言“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云云，道家老子之意重，既有谀词，又有谋利计功之意，有阳示不欲，阴欲得之之意，非我圣贤大公无我之情怀。《大禹谟》果为儒家删述之经典，必不如是之鄙下也。历代儒者注释《古文尚书·大禹谟》都没有提出“不矜”、“不伐”两语不是儒家的精神境界。梅鷟此一理解实有较大的偏差。《大禹谟》此语虽与《老子》之语在字面上相近，但意境却有很大的不同。《老子》教人确有“退一步法”之“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之意，其文语意是：你只要如此，便会如彼。而《大禹谟》中舜此言不是训导之语，而是表彰之语，是说禹虽然很有能力和功劳，却不以能力和功劳夸耀于人。所以舜要将天子之位授给禹，因此《大禹谟》在此二语之后紧接着说：“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有能而不自称能，有功而不自居功，这种精神境界当然是很高的。
笔者以为，梅鷟以词旨相近，便以为有蹈袭之嫌，此种考辨之方法颇值得检讨。如《论语·卫灵公》“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我们不能因为孔子也讲“无为而治”，便认为孔子的精神境界与老子是相同的。
（七）考辨“满招损，谦受益”之文
《大禹谟》中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梅鷟以为，“满招损，谦受益”之语蹈袭《周易·谦》卦之《彖传》：“天道亏盈而益谦”。今易“盈”字为“满”字，易“亏”字为“损”字，所以新其字也。易“亏盈”为“满招损”，易“益谦”为“谦受益”，所以奇其句也。他认为这属于“蹈袭而无当”，因为“以上文观之，舜称禹不自满假，不矜不伐矣，禹何弗谦之有？”在此处梅鷟对前文“不矜”、“不伐”之语做了正确的理解，认为这是舜称许禹的话，既然如此，“禹何弗谦之有？”何须有此“满招损，谦受益”一番话。这是“于上文无当”。而“以下文观之，即引舜之至德要道所以感通神明者，谦又不足以言之也。是于下文无当。”梅鷟此论，又脱离当时之语境讨论问题，因为益之言并不是针对禹个人的谦德问题。当时益从禹征苗，苗民不率服。益赞佐于禹，以为苗民未可威服，宜持谦德以待苗民，而欲禹还兵。益“赞”之者，是禹已先有此意。而且孔颖达《尚书正义》已经指出“满招损，谦受益”之言与《周易·谦》卦彖辞之言具有一致性。其言曰：“《易·谦》卦“彖曰：‘天道亏盈而益谦’……是‘满招损，谦受益’，为天道之常也。益言此者，欲令禹修德息师，持谦以待有苗。”(49)笔者以为，因为两者词旨相近，便断言《大禹谟》蹈袭《周易》，不免有武断之嫌。但以今人看来，《大禹谟》“满招损，谦受益”之言浅显易懂，而《周易·谦》卦彖辞“天道亏盈而益谦”之言晦涩难明。假如《大禹谟》先有此精粹之格言，而后出之《周易·彖传》真拙于言辞者。
对于以上列举的第五、六、七条，明代陈第于《尚书疏衍》中一并回应说：
如《禹谟》“克艰”二语，谓本《论语》之“为君难，为臣不易”也。“不矜”、“不伐”谓本《老子》之“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争”也。“满招损，谦受益”，谓本《易》之“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不知宇宙殊时而一理，圣贤异世而同心，安得以其词之相近也，而遽谓其相袭乎？(50)
陈第强调“宇宙殊时而一理，圣贤异世而同心”，此心此理，四海咸同，古今一揆，不应以词旨相近，便遽谓为某袭于某。其言合于事理，不属无理狡辩。
四库馆臣认为梅鷟考辨《古文尚书》之伪提出了两条非常有力的证据，《四库全书总目》于“《尚书正义》二十卷”条下谓：
孔《传》之依托，自朱子以来，递有论辨……其灼然可据者，梅鷟《尚书考异》攻其注《禹贡》“瀍水出河南北山”一条，“积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一条，地名皆在安国后。
又于“《尚书考异》五卷”条下谓：
然如瀍水出榖城县，两《汉·志》同。晋始省榖城入河南，而孔《传》乃云瀍水出河南北山，又积石山在河关县西南羌中，汉昭帝始元六年始置金城郡，而孔《传》乃云积石山在金城西南。凡此之类，伪托显然。传既如是，则经亦可知，固不得以好为异论责鷟矣。
考辨《古文尚书》之伪的策略，是将《孔氏序》、《孔氏传》及《古文尚书》经文作为一个伪本的整体来看，先攻其薄弱之点作为突破口，这个薄弱点即选在《孔氏传》中。所谓“《孔氏传》”，是晋人托名西汉孔安国为《尚书》五十八篇（合今文《尚书》三十三篇和《古文尚书》二十五篇而言）所作的传注，这一部分被辨伪者称为“伪《孔传》”，其中在今文《尚书·禹贡》的注中说瀍水“出河南北山”，又说“积石山在金城西南”，地名皆在西汉孔安国之后。由此证明，所谓“《孔氏传》”，绝非西汉人孔安国所作。“传既如是，则经亦可知”，《孔氏传》若被证伪，则作为与《孔氏传》一体的《古文尚书》经文也连带证伪了。但遗憾的是，四库馆臣认为梅鷟考辨《古文尚书》之伪所提出的这两条铁证，并不见于梅鷟任何版本的《尚书考异》，抑或《尚书谱》中。此两条证据首先是由清代的阎若璩提出的，四库馆臣完全是张冠李戴。(51)此两条证据之价值，以后我们在讨论阎若璩考辨《古文尚书》之成绩时再作评论。
后世学者对梅鷟考辨《古文尚书》的成绩评价不一。清人朱琳《尚书考异跋》说：“先生则力辨其伪，曲证旁通，具有根据，后阎百诗《尚书古文疏证》、惠定宇《古文尚书考》，其门径皆自先生开之。”而魏源《书古微例言上》则说：“明人梅鷟始力攻古文，而义多武断，考证尚疏，人多不信。其昌言排击，尽发症结者，则始于本朝阎若璩之《古文尚书疏证》；阎书已收入《四库全书》，而惠栋、江声、孙星衍、王鸣盛、段玉裁亦皆有疏证。”平心而论，以专著形式一一举证，抉发《古文尚书》之伪，梅鷟《尚书考异》确实开风气之先。但梅鷟绝大多数的举证材料只是指出了蹈袭雷同的形迹，并没有充分十足的材料确证《古文尚书》一定是缀辑逸《书》而成的。因而其说尚不能折服于人，为学者所信从。
六 附论：关于“古文科斗书”的解读
梅鷟有一通关于“科斗书”的宏论，载之于《尚书谱》卷2，其论曰：
古文科斗书凡更几变，而后至于周矣。周成王时史籀始为籀文，则籀文者，周家之文也，时王之制度也。为时陪臣不从时制文字，时王其谓我何？臣子之心，其意何居？夫子曰：“愚好自用，贱好自专，生今之世，反古之道，灾及其身者也。”子思子曰：“今天下书同文。”夫子、子思言之，而自食其言，有此理也乎哉？故吾以古文必非夫子、子思之所传，成周天下一统，籀文显行，反古文而不同今文，岂不骇人耳目哉？
吾意安国为人，必也机警了悟，便习科斗文字，积累有日，取二十九篇之经既以古文书之，又日夜造作《尚书》十余篇杂之经内，又裂出正经数篇以为伏生老髦之误合。始出欺人，曰：家有《古文尚书》，吾以今文读之。是始以古文驾今文而取胜，终以今文定古文而征实，其计可谓密矣。曾弗思圣祖哲孙曷尝反古道、革时制，自食其言也哉！
《尚书考异》卷1于“古文二十五篇”条下谓：
《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大甲》三篇、《咸有一德》、《说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同命》。此二十五篇者，云皆科斗书。科斗，仓颉所制之字也，故曰“古文”。
秦统一天下以后，实行“书同文”，强制推行秦小篆。而在秦以后更为流行的一种方便书写的字体叫作隶书，当时人称之为“今文”。汉晋时期在民间陆续发现一些出土文献，这些文献是用先秦六国文字书写的，可是当时人已不能识读，而称之为“古文”，后又以其字体形似“蝌蚪”，而称之为“科斗文”或“科斗书”。“科斗文”这个名称究竟起于何时？实有待考证。
司马迁《史记》言及《古文尚书》，但不曾说《古文尚书》以科斗文书写。班固《汉书》言及《古文尚书》，称“皆古字也”，亦不曾说《古文尚书》以科斗文书写。今传本《古文尚书·孔安国序》（又称“《书》大序”）谓：
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
但自清代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问世以后，学者多已认同今传本《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晋人伪作，而《尚书》孔安国《序》并《传》，皆被视为晋人托西汉孔安国之名的伪撰，而被称为“伪孔序”和“伪孔传”。若上面的引文真为西汉的孔安国所撰，那此条便是最早出现的“科斗文”资料。然而此条资料既被视为晋人伪作，那须对“科斗文”一词的来历另作考察。
《后汉书》卷64《卢植传》称卢植上书有云：“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注：“古文，谓孔子壁中书也。形似科斗，因以为名。”(52)卢植上书在东汉灵帝熹平(172-178)年间，循其文义，则至少在东汉之时，“古文科斗”的说法已在学者间流行。
至西晋时，学者渐渐热衷于谈“科斗文”，这大概是因为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在汲县界内旧冢中发现了大批的竹书，“皆简编科斗文字”，而杜预得以亲见其书。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称：
太康元年三月……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发冢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科斗书久废，推寻不能尽通。始者藏在秘府，余晚得见之。
古代谈论“科斗文”的学者中，杜预曾亲见到“科斗文”的实物，因此可以说，所谓“科斗文”并非空穴来风，先秦古书确曾用此文体书写。正因为如此，西晋以后学者谈“科斗文”者便多了起来，以致有人将“科斗文”说成是上古苍颉造字时所创之字体。《晋书》卷60《索靖传》谓：“（索靖）作《草书状》，其辞曰：‘圣皇御世，随时之宜，仓颉既生，书契是为。科斗鸟篆，类物象形。’”(53)而稍后的卫恒则明确指出汉武帝时鲁恭王于孔子屋壁所得之古书，即是所谓“科斗书”。其所作《四体书势序》称：
汉武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以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得见之。魏初传古文者， 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54)
卫恒(?-291)指出曹魏初年（魏文帝曹丕于公元220年立国）邯郸淳尚传“古文科斗”书体，卫恒的祖父卫觊（敬侯）曾摹写邯郸淳的《古文尚书》，竟至以假乱真，邯郸淳不能分别。但二十多年后，即到了正始(240-249)年间，此学已失传。魏正始三体石经中的所谓“古文体”已非真正的“古文体”，而是“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
“科斗文”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书体，大约晋以后的人已无缘得见，于是后人便望文生义，推想其字体之形状。如宋朱长文《墨池编》说：
蝌蚪篆者，其流出于《古文尚书序》，费氏注云：“书有二十法，蝌蚪书是其一法，以其小尾伏头似虾蟆子，故谓之蝌蚪。”昔鲁恭王坏孔子宅以广宫室，得蝌蚪《尚书》。又《礼记》、《论语》足数十篇，皆蝌蚪文字。(55)
《墨池编》所谓“费氏注”，概指南朝梁国子助教费彪，费彪曾撰《尚书义疏》十卷。其书今不传。“虾蟆”，今人称为“蛤蟆”；“虾蟆子”即俗所谓“蛤蟆骨朵”。又，宋夏馔《夏氏尚书详解·尚书孔氏序》称：
科斗，虾蟆子也。言字形多头粗尾细状，腹团圆似科斗，故谓之“科斗书”，其字乃苍颉本体，周犹为之，故屋壁书所以皆科斗文字也。科斗文字，古人所为，今人不用，故谓之古文。(56)
而元代吾丘衍则以为，“科斗文”书体的特点是由书写工具的特性所造成的，其所著《学古编》说：
科斗为字之祖，象虾蟆子形也……上古无笔墨，以竹挺点漆书竹上，竹硬漆腻，画不能行，故头粗尾细似其形耳。(57)
凡此所论，皆未见真古文，而为悬揣之辞。近年中国大陆出土并整理出版《郭店楚墓竹简》与《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其书体应该就是古人所谓的“科斗文”，而所谓“科斗文”，以笔者浅见，这是战国文字中的一种笔画书写方法，运用于某一类字的末笔书写上，写出之效果极像小蝌蚪，颇具自然之美。由于这一类字出现的频次较高，汉以后之人初不识简文，只见满篇有许多小蝌蚪，遂称之为“科斗书”。学者望文生义，称之为“苍颉造字之本体”云云，纯属附会。
注释：
①清代朱彝尊《曝书亭集》卷58《尚书古文辨》谓：“南渡以后，新安朱子始疑之，伸其说者吴棫、赵汝谈、陈振孙诸家，犹未甚也。迨元之吴澄、明之赵汸、梅鷟、郑瑗、归有光、罗敦仁则攻之不遗余力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318册，第297页）朱彝尊以朱熹为始疑《古文尚书》之人，不确。按：吴棫为两宋之际人，早于朱熹。吴棫（约1100-1154）字才老，建安人，北宋宣和六年(1124)进士，绍兴(1131-1162)中为太常丞，以为孟仁仲草表忤秦桧，出为泉州通判以终。朱熹生卒年为1130-1200年。
②吴棫：“安国所增多之书……皆文从字顺，非若伏生之书诘曲聱牙。”（引自明胡广等撰《书经大全·原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3册，第185页）朱熹：“孔壁所出《尚书》……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得难底，至于易底全记不得？”见黎靖德：《朱子语类》卷78，北京：中华书局， 1986年，第1978页。
③吴澄：“千年古书，最晚乃出，而字画略无脱误，文势略无龃龉，不亦大可疑乎？”见《书纂言·目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1册，第7页。
④笔者见到《尚书考异》四个版本：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2.孙星衍校刊平津馆丛书刻本；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抄本；4.明白鹤山房抄本。其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曾经四库馆臣校对，较为精核。平津馆丛书刻本较其他版本多出两万余字，较为整饬。笔者已点校整理完毕《尚书考异》一书。尚未付梓。新点校整理的《尚书考异》以平津馆丛书刻本为底本，以其他三个版本为参校本。本论文所引《尚书考异》之文未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范围，故以此本为准。
⑤程廷祚：《晚书订疑·自序》，清刘世珩校刊《聚学轩丛书》本。
⑥据清嘉庆年间陈炳德等修《旌德县志》卷9《艺文书目·经籍书目》，梅鹗曾撰有：《易经稽疑》、《读易志》、《读书志》、《读诗志》、《读礼志》、《读戴记志》、《读春秋志》、《六经会通》，《周礼稽疑》、《读论语志》、《论语会通》、《读学庸志》、《学庸稽疑》、《韩文公辨诬》、《朱子会通》、《读素问灵枢志》、《读参同契志》、《太元（玄）图记》、《凫山文集》等。又据《旌德县志·补遗》卷1，梅鹗尚有《述小学篇》、《论语会通例》、《诸经会通例》、《读孟子志》、《孟子会通例》、《孔孟异同》、《读荀志》、《周子罪言》、《朱于会通例》、《读葬书志》、《葬书复古编》等撰述。
⑦四人中举的年龄依次如下：舒芬24岁，梅鹗约19岁，杨慎20岁，黄佐21岁。
⑧林庆彰先生订正：《南雍志》卷17、18《经籍考》为梅鷟纂辑。参见林庆彰： 《明代考据学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83年，第133页注6。
⑨笔者以为，其书名当为《太玄图注》，清人刻书避康熙皇帝名讳而改“玄”为“元”。“圜”字当为“图”字之讹。
⑩黄虞稷，宇俞邰，清初学者，先世泉州人，明末流寓上元。著有《千顷堂书目》32卷，所录皆明一代之书。《千顷堂书目》卷1“梅鷟《尚书谱》五卷”条下：“旌德人，正德癸酉举人，南京国子监助教，复官盐课司提举，力攻古文之伪。”此下又列《尚书考异》一条，未系任何评语。
(11)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台北：广文书局，2001年，第254-255页。
(12)傅兆宽《梅鷟辨伪略说及尚书考异证补》第9页：“明韩邦奇书写尚书考异记云：‘正德乙亥六月中旬，苑洛子韩邦奇书。’”第12页注：“明韩邦奇《尚书考异题记》，故宫善本，页二八七，蓝格旧钞本，五卷二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
(13)《四库全书总目》卷12，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9页。
(14)引自王充耘《读书管见》卷下《后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2册，第509页。
(15)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5下第七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6册，第274页。
(16)《四库全书总目》卷13，第109页。
(17)《史记》卷121《儒林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24-3125页。
(18)荀悦：《汉纪》卷25《孝成二》，张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上册，第435页。
(19)《汉书》卷36《楚元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969页。
(20)《汉书》卷30《艺文志》，第1706页。
(21)马雍先生曾说：“孔安国献古文《尚书》固然确有其事，并非刘歆的谎话；但孔安国本人究竟会不会作伪，或者说他所得到的是不是一部伪书，这是谁也不敢保证的……我们对于伏生本人，也可以提出对孔安国那样的疑问：伏生从壁中得到《尚书》残本的故事是可靠的吗？伏生会不会作伪呢？伏生所传的《尚书》会不会掺有伪造品呢？”（《尚书史话》，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74页）孔氏有《古文尚书》这件事，以及孔安国或孔安国家献《古文尚书》之事，载在史策。如果我们相信司马迁、班固等为古之良史，不会随意编造伪史的话，那么也应相信这些事件应当是真实的。问题被推到孔安国那里，是不是孔安国本人伪造《古文尚书》，蒙骗了司马迁、刘向、刘歆、班固等人？从探究历史真相的多维思路而言，可以设想各种可能性，包括孔安国本人作伪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设想孔安国本人作伪，那无论西汉所称之“《古文尚书》十六篇”，或晋人所献之“《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便都不可能是真的，因为两者皆声称出自孔子屋壁。更何况怀疑孔安国本人伪造《古文尚书》没有任何历史根据，亦如同怀疑伏生作伪一样没有任何的历史根据。
(22)孔颖达：《尚书正义》卷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页。
(23)《汉书》卷88《儒林传》，第3607页。
(24)《汉书》卷36《楚元王传》，第1967页。
(25)陈第：《尚书疏衍·尚书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4册，第732页。
(2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6册，第700页。
(27)梅鷟：《尚书谱》卷5，今所见为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
(28)梅鷟：《尚书考异》卷1，“隋经籍志”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4册，第8页。
(29)梅鷟：《尚书考异·原序》，第1-3页。
(30)梅鷟：《尚书考异·原序》，第3页。
(31)孔颖达：《尚书正义》卷1，第1-8页。
(32)孔颖达：《尚书正义》卷1，第8-10页。
(33)程颐：《程氏经说》卷2《书解》，《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册，第1032页。
(34)孔颖达：《尚书正义》卷1，第11-14页。
(35)孔颖达：《尚书正义》卷1，第14-15页。
(36)陈第：《尚书疏衍》卷1《古文辨》，第734页。
(37)梅鷟：《尚书考异》卷2，“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4册，第33页。
(38)梅鷟：《尚书考异》卷2，“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条，第33页。
(39)王充耘：《读书管见》卷上《传授心法之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2册，第453-455页。
(40)陈第：《尚书疏衍》卷1《古文辨》，第734页。
(41)台湾许华锋先生撰有《论〈尚书古文疏证〉与〈古文尚书冤词〉〈尚书考异〉的关系》（载林庆彰主编《经学研究论丛》第1辑，台北：圣环图书公司，1994年，第139-180页）一文，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惠栋《古文尚书考》所引用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抄本中的资料，有七十余条不见于今本《尚书古文疏证》中，而见于梅鷟的《尚书考异》当中，这说明阎若璩曾暗袭梅鷟的《尚书考异》而不加注明。梅鷟的《尚书考异》当时不显于世，阎若璩曾获其书而暗用之，可能阎氏去世前担心此事终不免败露，而将暗袭梅鷟《尚书考异》的内容尽行删去。此为阎氏学术上不诚实的一个污点。
(42)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2第三十一，第197页。
(43)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2第三十一，第198页。
(44)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卷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6册，第581页。
(45)转引自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卷4，第580页。笔者按：梅鷟此语并不见于《尚书考异》与《尚书谱》中。
(46)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卷4，第580页。
(47)梅鷟：《尚书考异》卷4，“同德度义”条，第63-64页。
(48)惠栋：《九经古义》卷16《论语古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91册，第494页。
(49)孔颖达：《尚书正义》卷4，第100页。
(50)陈第：《尚书疏衍》卷1《古文辨》，第733页。
(51)笔者读《四库全书总目》，发现此类错误甚多。
(52)《后汉书》卷64《卢植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116页。
(53)《晋书》卷60《索靖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49页。
(54)《晋书》卷36《卫恒传》，第1061页。
(55)朱长文：《墨池编》卷1，“宋僧梦英十八体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12册，第615页。
(56)夏僎：《夏氏尚书详解·尚书孔氏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6册，第401页。(57)吾丘衍：《学古编》“三十五举”，《说郛》卷97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81册，第5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