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倭寇记忆与中国海权观念的演进
——从《筹海图编》到《洋防辑要》的考察
李恭忠/李霞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7年12期
【原文出处】《江海学刊》2007年3期第150～155页
【作者简介】李恭忠，1974年生，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学系讲师；
李霞，1973年生，历史学博士，江苏省行政学院副教授。
【关 键 词】倭寇/历史记忆/海权
明代倭寇问题向为史学界关注。在已有的论著中，探讨倭患经过、原因和性质，以及平倭人物、策略和经过者占绝大多数。本文尝试探讨一个新的问题，即“倭寇”记忆如何影响了明清时期中国海防思想乃至海权观念的变迁。明朝嘉靖末年以后，以郑若曾编撰《筹海图编》为代表，曾经身历倭患的一些人以及关心海洋事务的士大夫，相继编纂了一系列筹海、海防论著，其中寄托着一代又一代人对倭寇事件的记忆，也表达了他们对海洋事务的见解。在随后的近三百年里，这种海防撰述传统一直为后人传承下来，从而在16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前期形成一种持续的“筹海”话语，对这一时期中国的海洋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般以为，在马汉关于海权的经典论述引入之前，中国并没有真正的海权思想。就近代意义上的“海权”定义而论，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不过，若从对“海利”、海防的认识而言，近世中国海商的海上活动盛况，明初郑和下西洋这一壮举所反映的国家海上力量的强大，明清时期的诸多筹海、海防论著，以及这一时期中国的海洋政策和海防制度，都传达了一种持续存在的海洋实践和海权观念。①当然，这种海洋实践与海权观念，与近代欧洲的情况差异很大，具体情形尚待深入探讨。本文仅从倭寇记忆与明清时期海防论著的变迁这个侧面进行初步考察，希望能够引发更深入的批评和研讨。
倭寇记忆与明代海防论著的产生
自明初开始，东南沿海地区即屡有零星的倭寇事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由于政策失当，遂演变为嘉靖年间大规模的“倭患”。②对于这一历史过程，明中后期的各种官私著述、地方史志均有详略不同的叙述，从而构筑了不同层次的“倭寇”记忆。官方著述以《明实录》为代表，逐年记述嘉靖倭患的平定经过。私人著述方面，明万历以后，出现了一批记载倭患经过、探析倭患缘由的著作，比如《吴淞甲乙倭变志》、《倭患考原》、《嘉靖东南平倭通录》、《倭寇事略》、《金山倭变小志》等。至于倭患波及的各地，嘉靖以后修纂的地方史志，无不对当年的倭患念念不忘。
明代倭患在给后人留下深刻历史记忆的同时，也对明中期以降的海防思想产生了持续影响。初刊于明末天启元年的兵书集成著作《武备志》“海防”部分，开篇即为编者茅元仪的感叹：“茅子曰：海防岂易言哉！海之有防，自本朝始也；海之严于防，自肃庙时始也……日本……狡然有启疆之虑……嘉靖之际，经措失方，以天下钱谷之本，供其渔猎，国几不支……而其要在拒之于海，故首采诸家之论，因按胡宗宪、郑若曾绘分合诸图，而并按其戍守险要、兵力，以永示来者焉。”③这段文字表达了两点认识：第一，中国海防之兴，乃是起因于明代以来日本的入犯；第二，海防学问的源头即为当年的御倭历史，后人应该认真继承前人的御倭经验。
茅元仪辑录的胡宗宪、郑若曾绘分合诸图、诸家之论，即世传为胡宗宪所著、实为郑若曾编纂的《筹海图编》。④该书可谓明中期以后倭患催生的海防论著的滥觞，对此后两百余年的同类论著有着持续的影响。
郑若曾，字伯鲁，号开阳，南直隶昆山人，嘉靖年间入总督胡宗宪幕府，参与平倭事务。受胡宗宪委托，他编撰了《筹海图编》十三卷。关于该书的编辑初衷，郑若曾在“刻筹海图编引”中说得很清楚：“壬子以来，倭之变极矣……当变之始作也，莅事者欲按往绩……而记载蔑如，无所从得。……咸以为恨。荆川唐公顺之谓曾：‘宜有所述，毋复令后人之恨今也。’”⑤也就是说，明初以来愈演愈烈的“倭患”经历以及相关研究的缺乏，在郑若曾这一代亲历者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促使他们去研究倭情，整理御倭经验，创作出划时代的海防著作，以为后人借鉴。
《筹海图编》以“倭寇”为关注焦点，全书内容重在全面总结倭患和御倭历史，分析经验教训，探求备倭方略。卷一所载72幅“沿海山沙图”和“日本岛夷入寇之图”，“综合明中期因抗倭而聚积的海防资料成果”⑥，参考了前人已有的各种沿海图籍，用不同图形和符号标注沿海各军事、行政单位名称，以及山丘、港湾、河口、岛屿、沙洲、礁石等情况，形成了最翔实的海防图，对于掌握海防地理形势极为重要。卷二包括“王官使倭略”、“倭国入贡事略”、“倭国事略”和两幅“日本国图”，简要梳理中日关系的历史，对日本国情进行全面研究。卷三至卷七，分述广东、福建、浙江、直隶、山东和辽阳海疆形势。每卷首为沿海各府地图；次为“兵防考”，开列沿海各地自提督、总督、各级镇将以次沿海卫所、巡检司烽堠的分布、员额以及沿海卫所战船数量；再次为“倭变记”，编年概述该省区自明初以来历年倭患情况；最后为各省事宜，综述该省区海防地理形胜和备倭要点，这些形胜要点刚好与卷一的“沿海山沙图”相配。卷八至卷十，集中记述嘉靖倭患的情况，首以图表逐月开列惠潮、漳泉、兴福、温台、宁绍、杭嘉、苏松、常镇、淮扬八个区域的倭患大事，次以谱系图扼要显示十四股“昭灼人之耳目”的倭寇概况，再记平倭过程中取得的历次大捷和历年倭患中的殉难者名字、身份。最后三卷“经略考”，既有宏观层次的政略、战略思考，也有微观层次的战术、纪律、兵船、兵器等内容；既包括军事方面的战守、训练、城建、保甲，也包括经济、外交方面的内容。总之，该书图文并茂，可谓明代前中期备倭、御倭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
除了《筹海图编》，郑若曾还有《江南经略》、《郑开阳杂著》两书。《江南经略》全书凡八卷，四库提要称该书“为江南倭患而作，兼及防御土寇之事……究非纸上空谈，检谱而角抵者也”⑦。《郑开阳杂著》为郑氏旧作的汇集，凡十一卷。四库提要称该书“江防、海防形势皆所目击，日本诸考皆谘访考究得其实据，非剽掇史传以成书，与书生纸上之谈固有殊焉”⑧。
当代学者指出：“明代以前，中国的边患主要来自北方，边疆地理学者多垂注北方，对其他部分则甚少留意。《筹海图编》及《江南经略》把国人的注意力部分地移往东南沿海地区。”⑨《筹海图编》初刊于明嘉靖四十一年 (1562)，隆庆六年(1572)、万历年间（胡灯重校本）、天启四年(1624)、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分别有重刊本。《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边防之属，只收录了两部著作，即郑若曾的《筹海图编》和《郑开阳杂著》。《江南经略》则被收入《四库全书》子部兵家类。《筹海图编》中的海防图籍，也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万历年间以后出现了更多的海防地图，它们“多以郑氏沿海山沙图的图式为蓝本”⑩，形式均为长卷式地图，内容均为各地海防备倭资料的汇集。郑氏著作在明清海防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郑若曾之后出现了更多的海防论著。万历二十年 (1592)，日本进犯朝鲜，再度激发海疆之警。总督两广军务的萧彦认为《筹海图编》“谈海事甚具”，命邓钟删其繁芜，添以续闻，重辑成书，命名为《筹海重编》。萧彦推许是书“可与九边图论并存”，一“以防虏”，一“以防倭”。(11)
万历二十四年(1596)，浙江温处兵备兼巡浙东道副使蔡逢时，有感于“浙为海内首藩，而浙之东南温处，其门户也”(12)，嘉靖年间倭患尤深，而《筹海图编》、《海防类考》等前人论著于浙东海防论述不够详细，乃据当时文书册籍，编成《温处海防图略》二卷。该书于浙东水陆冲要、风潮汛期、入寇海道、驻防兵制、兵饷船械以及城防战守选练之法，均详细记载，井附有“温处地图”、“温区海图”、“倭夷入寇海道图”、“日本倭岛图”。
万历三十年(1602)，鉴于“浙省东南一大都会，郡邑半临海滨，每年汛期，防倭为急”(13)，并且浙江沿海在嘉靖倭患中被害颇深，时任浙江按察使司管海兵备道的范涞，奉提督、浙江巡抚刘某之命，参考《筹海图编》和万历三年刊印的《海防类考》等书，综合万历以来浙江海防的新资料，纂成《两浙海防类考续编》一书。该书凡十卷，内容结构仿《筹海图编》，尤详于浙江沿海兵卫巡防饷额事宜。是书编成后，浙江巡抚令各沿海兵道、府衙有司，及参将、游击、备倭把总衙门，自备纸张到省城各抄写一份，带回各地遵照施行。(14)
万历四十一年(1613)，曾任浙江按察使、时任湖广学政的王在晋编成《海防纂要》。王在晋的自序说，之所以编纂该书，是因为倭患日紧：“昔所虞者，零星剽掠之倭；而今所虞者，大举入寇之倭。昔之倭为边幅四肢之患，今之倭为神京肘腋之患……当事者不得不以倭为外惧。”(15)他认为“今所为防倭要书者，曰‘筹海图编’，再辑为‘筹海重编’，迩又纂为‘海防类考’，漠略具载，而近事或有所遗轶”(16)，于是参照《筹海图编》、《筹海重编》、《海防类考》三书，结合新近的资料，编为《海防纂要》一书。该书亦分十三卷，“与《筹海图编》同”。王在晋自认为“是编合三书而寓目焉，海防要目，庶可穷其梗概也”(17)。
直至天启元年(1621)，茅元仪刊行《武备志》，其中“海防”部分亦取自郑若曾的著作。首卷的五篇“诸家论记”，其中第一篇“御海洋论”、第三篇“固海岸论”、第四篇“勤会哨论”，均辑自《筹海图编》卷十二。第二篇“洋山记”，则完全引述郑若曾论述浙直海防地理形势的文字。(18)对于胡宗宪、郑若曾的“防海之制谓之海防，则必宜防之于海”、“哨贼于远洋而不常厥居，挈贼于近洋而勿使近岸”等观点，茅元仪颇表赞同：“体二公立法之意，而悠久可行矣。”(19)《武备志》“海防”部分还收录了如下舆图：“舆地总图”、“日本入犯图”、“沿海山沙图”、“广东沿海总图”、广东沿海各府图以及“江防图”、“湖防图”，这些地图均为郑氏著作中所收地图的翻版。
通观上述海防论著，有两点颇值得注意。首先，虽然它们的产生前后相差半个多世纪，且具体时局背景亦不全相同，但与郑若曾的著作一样，它们都承载着深厚的“倭寇”记忆，都以“御倭”为基本着眼点，形成了一种持续存在的以“倭／寇”为假想敌、以“防海”为宗旨的“备倭”话语。这种话语的基本结构包括如下方面：倭寇的特性、危害，倭寇常至路线、地点，沿海防倭要冲，御倭方略。可以说，后来诸书基本都奉郑若曾的《筹海图编》为圭臬，都在不断更新郑若曾的著作。
其次，上述涉海论著的书名（或者标题），有一个前后变化过程。早期的作品，分别以“筹海”、“经略”为题；而后来的同类作品，则多以“海防”为题。“筹”与“防”虽仅一字之差，但结合王在晋前述自序，却隐约可见晚明士大夫在海权观念方面的微妙走向，即在海疆危机面前越来越感到被动、无奈，越来越倾向于内守式的防卫。
清前期海防论著中备倭话语的延续
明中后期形成的“倭寇”记忆和“备倭”话语，并未因明清易代而中断。从清初到鸦片战争前夕，它一直顽强地存留在各种海防论著之中。
清代的海防论著，首推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与郑若曾一样，顾炎武亦为昆山人，留心经世之学。该书关于苏州、苏松、浙江、福建、广东的各卷，辑录了丰富的明代海防资料，其中多有对郑若曾等明人著作的继承。比如关于苏松海防，该书引用郑若曾《筹海图编》中的话：“海防之策有二：曰御海洋，曰固海岸……防海之制，谓之海防，则必宜防之于海，断乎以御寇羊山为上策。”顾炎武并且评论说：“其言是也，盖苏松事体与福浙不侔。”(20)关于苏州太湖地区的防备，顾炎武详细引用郑若曾的观点，并称赞说“向来论经略者多未之及”(21)。是书收录的海防图，亦仿郑若曾《万里海防图》初稿的样式，并于要害处以方框文字作出说明。比如浙东海防图部分方框文字：“临山卫系要冲，嘉靖三十二年倭贼攻陷，今留前、中二营各二哨官兵防守，分哨泗门等处。”“龛山、鳖子门冲要，嘉靖三十二等年倭贼登犯，先后建寨，拨兵防守。”(22)这些文字，与深受郑若曾著作影响的《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卷一海图中的相关内容一模一样，前后继承关系非常明显。由于该书在清代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它实际上起到了“中转站”的作用，即保存明中期以来的“倭寇”记忆和“御倭”经验，并将之传承给后人。
大致与《天下郡国利病书》同一时期，还有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问世。顾祖禹与顾炎武同为清初著名的经世学者，他这部书共一百三十卷，可谓明代以前历史地理学之集大成者，其中关于沿海各省的论述，多涉及明代以来的海防地理形势和分防备倭情况，当时即被誉为“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23)，颇受当代及后人推重。
康熙中期，吏部侍郎杜臻撰《海防述略》一卷。清政府收复台湾后，杜臻曾奉命巡视闽粤两省沿海防务，后来结合其他大臣在浙江、江南的巡视情况，撰成此书。(24)是书可谓清初海防思想和实践的集中反映。道光八年曹溶的《学海类编》、光绪三年王锡祺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均收录是书，可见其在清代海防思想史上的重要性。据当代学者研究，该书显然继承了明代周弘祖《海防总论》和郑若曾《郑开阳杂著》中的许多观点。(25)这里尚需注意的是，明代周弘祖的《海防总论》，其实又明显继承了郑若曾的著作。《海防总论》开头略述全国海岸势要，紧接着是一段关于倭寇的论述：“总其入寇，则随风所之……向之入寇者，萨摩、肥后、长门三洲之贼居多，其次则大隅、筑前、筑后、博多。博人善造舟，而丰前、丰后、和泉之人，间亦有之，乃因商于萨摩而附行者。”(26)这段话显系摘自《筹海图编》卷二“倭国事略”，几乎一字不差。《海防总论》云：“广东列郡者十，分为三路……而东路尤为要冲……”(27)，此段改编自《郑开阳杂著》卷一“广东要害论”。也就是说，作为清初海防重要文献的杜臻《海防述略》，其实源于郑若曾的海防论著，其要义和基本内容，都体现了明中期以来“备倭”话语的延续。
康熙中期，名儒姜宸英亦撰《海防总论》一卷。该书首先回顾明初海防废弛情况和嘉靖倭患经历，然后引用《筹海图编》卷十二“御海洋”篇的论述。对于郑若曾“必哨贼于远洋而不常厥居，挈贼于近洋而勿使近岸”的观点，姜宸英谓“斯策之最善”。(28)从内容上看，是书基本为郑若曾著作的延续，更具守成色彩。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先随姜氏《湛园集》一并收入《四库全书》，后又收入曹溶的《学海类编》、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和王锡祺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在清代的影响不可谓不大。此种际遇，颇能显示清代海防思想发展在时间意义上的“眼光向后”特征，即注重历史经验教训的传承，守成有余而创新不足。
清初韩奕撰《防海集要》一卷，列举沿海各要冲之处及明清以来的设官驻军方案。与明中期以来的海防论著一样，是编仍然以“倭／寇”为假想敌，内容上多沿袭郑若曾的著作。比如论浙江海防形势一段，显系辑自《郑开阳杂著》卷一之“浙洋守御论”(29)，论述广东海防形势的一段，完全取自《筹海图编》卷三之“广东事宜”(30)，仅个别文字有所损益。
嘉道年间，欧洲力量东扩势头愈益强烈。在此形势下，又一批海防论著纷纷面世。比如嘉庆六年(1801)刊印的薛传源《防海备览》十卷，道光十八年(1838)刊印的严如熤《洋防辑要》二十四卷以及道光二十二年(1842)刊印的俞昌会《防海辑要》十八卷。这些著作的性质与明中期郑若曾的《筹海图编》类似，均为具有官方背景的综合性海防资料汇编，其中许多内容与郑氏著作之间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面世于鸦片战争前夕、规模最大的《洋防辑要》，可谓这一时期代表，也是明嘉靖年间郑若曾以降海防撰著的涓涓细流的汇集和尾声。
《洋防辑要》的编纂者严如煜，湖南溆浦人，嘉道年间知名经世学者，曾在两广总督那彦成手下参与筹划海防事宜，因有《洋防辑要》之编纂。该书凡二十四卷。卷一为 12幅“总分直省海疆图说”。卷二、卷三辑录清代以来关于水师管理、出海民船管理方面的文件，以及各省水师分防编制、水师人事管理、沿海府州县概况资料等。卷四至卷八，分别为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舆地考”，完全辑自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卷九至卷十五，分别为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四省“防海略”，完全辑自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十六为“沿海形势总略”，卷十七为“策略”，卷十八为“风潮占验”，卷十九为“操练水师略”，卷二十为“水战筹”，卷二十一为“兵器筹”，卷二十二为“海运旧制”，卷二十三为“盐务”，卷二十四为“洋夷市贡”。
值得注意的是，《洋防辑要》这样一部面世于鸦片战争前夕的海防巨著，严如煜这样一位亲身经历过广东海事的士大夫，其海防思考方向依然是“眼光向后”。他在该书序言中阐述了明代倭患历史及海防经验教训的重要意义：“夫不知前代之失，无由知国家之所以为得也。明自嘉靖以降，凌夷不可言矣。”然后略述明嘉靖年间郑若曾等人的海防论述，及清初顾祖禹、顾炎武等人的地理著作，表示自己此书系辑录他们的观点资料，期望“沿海文武士民，恪循经制，无敢废坠，则亿万斯年享义安之福也已”(31)。
从思想内容来看，严如煜这本书同样没有超出明中期以来“备倭”话语的框架。书中关于江南和广东两地海防的论述即为明证。卷九“江南防海略”首先描绘海防对象：“倭奴天性狡猾，以剽劫为俗，而溟海万里，因风力，乘潮候，倏忽不可踪迹，所谓来如风雨，去如绝弦，犹不足以喻之，故武备既设，时复跳梁。”(32)关于江南各府江海防卫形势的记载，时而夹杂明中期的“倭寇”记忆。如“掘港营…尤倭寇首犯要地……嘉靖三十三年倭夷大举入寇，大被蹂躏”(33)。关于江南海防的总体方略：“海防之策有二：曰御海洋，曰固海岸……郑若曾云：‘哨贼于远洋而不常厥居，挈贼于近洋而勿使近岸’，两言颇为知要。”(34)这些“备倭”论述，均辑自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而顾炎武这些话，又辑自郑若曾的《江南经略》卷一下之“海防论一”、“海防论二”以及《筹海图编》卷十二之“御海洋”等篇。
如果说江南因为地近日本，且嘉靖倭患尤重，海防思路自以“倭寇”为警，以“备倭”为要，那么对于倭患相对较轻的广东地区，海防思路是否有所不同？实际不然。关于广东海疆，该书首先提到的就是明代倭患：“洪武永乐间倭夷入犯，广东屡为所扰。嘉靖中倭寇闽浙，滋蔓亦及于广东。”(35)关于广东海防形势，该书依然沿袭郑若曾以来的三路说：“议者谓广东海防当分为三路。三路者，左为惠潮，右为高雷廉，而广州为中。”(36)海防要点如下：“海口有三路，设巡海备倭官军以守之……”(37)这些论述分别辑自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和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而两顾显又辑自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三之“广东事宜”和《郑开阳杂著》卷一之“广东要害论”，其海防思路依然不脱明中期以来的“备倭”框架。
当然，《洋防辑要》也体现了些许新意。一方面，该书对华南沿海“盗贼”更加重视。郑若曾在《筹海图编》卷三专设“广东倭变记”，以编年方式集中记述明初以来广东历年倭患。《洋防辑要》亦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辑录了类似的编年记载，内容更加详细，且添加了更多的“海寇／贼”事件。尽管“海寇／贼”与“倭寇”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但无论是嘉靖“倭患”一个多世纪以后的顾炎武，还是近三个世纪以后的严如煜，都与郑若曾一样，均在“倭患”框架下将这些频年发生的“海寇／贼”事件编入史册。明中期以来的“备倭”话语对后人海防认知的深远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另一方面，时间过去了两个多世纪，严如煜那一代人的海防知识，自然比明中期的郑若曾一代更加丰富。对此，严如煜似乎颇感自豪：“凡内海外洋沙线礁碛趋避驾泊之宜，罔不了如指掌……以言市舶则无路不通，以言防倭则无要不备。”(38)不过，海防论说的“御倭”目标和“备倭”框架并没有改变。
倭寇记忆、备倭话语对中国海权观念演进的影响
如前所述，明清时期的海防著作保留了一种持续的“倭寇”记忆，形成了一套从“倭患”历史中寻求“御倭”方略的“备倭”话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海防论著的编纂和刊印，并非出自赢利性的书商背景，而是出于官方背景。其编纂者多为有过海事经历的士大夫，编纂工作的缘起往往与海疆危机或海事经历有关，编纂过程中往往得到官方尤其是沿海督抚及各级防务机构的积极支持与配合，著作编成后主要在士大夫尤其是在与海防有关的人士当中流传。这表明，上述著作中体现的“倭寇”记忆和“备倭”话语，基本可以说是时人思想和观念的真实反映，也确实对时人及后代的海防思想、海权观念产生了真实的影响。
那么，这种“倭寇”记忆和“备倭”话语为何能在明清时期的海防论中长期延续？原因大致有三：首先，有明一代，日本确实对帝制中国形成了一定的海上威胁，给士大夫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们对日本保持警惕 明中后期一系列海防论著的编纂，往往由于倭患事件的刺激而提上日程。其次，在当时的中国，海防论是一个相对偏僻的知识领域，同时有着很强的实践性。一旦形成某种既定论说框架，后人往往相互沿袭，很难独辟蹊径，另成一家或数家之言。郑若曾的开创性著作一出，后来者遂承续其思考方向、论说框架乃至具体内容。再次，中国士大夫素来重视历史记忆的保存，习惯于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寻求对现实的借鉴。在这方面，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尤为突出，其《天下郡国利病书》有意从明中期以来的海防论著、地方志中辑录关于倭寇历史和御倭方略的资料，以为后人之借鉴。明代周弘祖《海防总论》一文，在其他文献中已很难找到，正是由于《天下郡国利病书》的收录，才得以保留下来，并对清初海防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39)
从长时段来看，这种持续的“倭寇”记忆和“备倭”话语，固然促进了中国海防思想的渐进发展，但同时也制约了明清时期中国海权观念的进步。这种制约体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倭／寇”不分的“备倭”话语之下，海防的对象其实主要指向中国的民间海洋力量。明代官私著述注意到，所谓“倭寇”多为中国人。《嘉靖实录》云：“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40)明人郑晓也说：“……大抵贼中皆我华人，倭奴直十之一、二。”(41)从《洋防辑要》卷十五的记述来看，自洪武初年以至嘉靖末年，广东各地的海患，多数实由“海寇／贼”，也即民间海上力量而起，所谓“倭寇”仅为寥寥数例。学术界现已基本明确，明代的海寇，就其性质而言实为民间海洋力量，只不过在政府的海禁政策下，其行为倾向为与国家政权背道而驰。(42)但明清时期的各种海防论著却大量使用“倭寇”名义来指称他们，“倭”、“寇”、“盗”、“贼”，“御倭”、“御寇”，“御盗”、“御贼”等词汇往往不加区分地混同使用，而且越到后来，越强调对海上“寇／贼”的防备。这样，“备倭”即为“御寇”，江海防卫的基本目标所指均为中国的民间海洋力量，而非来自海洋竞争中的他国势力。明中后期如此，至清中期依然如此。
在近代海权论鼻祖马汉看来，民间海洋力量对于一国海权的成长、兴衰具有重大意义：“从事与海洋有关职业的庞大人群，一如既往的是海上权利的重要因素。”(43)马汉并且指出，没有强大的民间海洋力量为基础，“一位独裁君主可以组建起一支纯粹军事性质的海上力量……但经验显示，他的海军就如同没有根系的植物一样，不久就会枯萎”(44)。在明清时期“倭寇”记忆和“备倭”话语下，官方的海洋经略中基本没有为民间海洋力量留出一席之地，这显然制约了中国海权观念的演进和中国海权的成长。
另一方面，在“备倭”话语之下，“倭／寇”成为海防的基本对象，而16世纪以来开始对中国海权形成真正威胁的欧洲商业殖民主义力量，却被相对忽略。当然，一些海防论著对此已经有所觉察，但其观察和思考依然不脱“倭寇”记忆和“备倭”话语的框架。成书于道光十九年(1839)的《广东海防汇览》，主要编纂者为著名经世学者梁廷楠，研究者誉之为一部“广东海防通史”(45)。不过，关于欧洲东来势力对广东海防的冲击，书中却未予以特别的关注。当代学者指出，清前期的多数海防地理论者“对于来自西方的威胁认识还相当模糊，有的感觉甚至是错误的”，因而一直把日本作为海上的主要对手，长期把小股的倭寇作为海防的假想敌。(46)导致这种局面，对西方威胁的认识模糊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倭寇”记忆和“备倭”话语的长期延续以至于形成思维定势，才是更深层的原因。
综上所述，“倭寇”记忆对明中后期以迄清中期的海防论述和海权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明嘉靖年间郑若曾的《筹海图编》，到鸦片战争前夕严如煜的《洋防辑要》，一系列海防论著多以“倭／寇”为假想敌，以“备倭／防寇”为基本着眼点。这些海防论著表达了一种“眼光向后”的海权观念。从时间意义上看，这种海权观念多以数百年前的历史经验为准绳，而不是密切关注变化中的现实形势；从空间意义上看，这种海权观念多以陆权为中心，目标不在于如何经略海洋，而在于如何防范东亚“华夷”秩序圈内的传统挑战者——“倭／寇”，尤其是防止中国民间海洋力量对帝制政权的挑战，却忽略了正在膨胀的另一种新兴挑战者——欧洲商业殖民主义。对手意识的错位，阻碍了中国海权观念的进步，埋下了中国在近代中西海权竞争中失败的深刻缘由。
注释：
①关于这种海洋实践，从海权角度着眼的研究还比较少，已有的探讨主要集中于郑和下西洋的海权意义及其性质。参见时平《元明时期的海权观念与郑和下西洋》、《古代中国海权观的发展》、《论郑和海权的性质》等论文，收入杨新华、时平编《中华海权与历史文化》，海潮出版社1997年版，第48～61、35～47、62～69页。
②参见戴裔煊《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7页。
③(18)(19)《武备志》卷二○九，“续修四库全书”本。
④关于《筹海图编》，已有的研究多集中于考证其版本、作者情况，或者把它当作“倭患”史实的一手记载来运用，或者侧重于发掘其军事谋略价值。参见范中义《筹海图编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页；汪向荣《中日关系文献论考》，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59～217页。
⑤(11)《筹海重编》，第6、2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⑥⑩张伟国：《明清时期长卷式沿海地图述论》，李金强、刘义章、麦劲生编《近代中国海防——军事与经济》，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1999年版，第3～16页。
⑦《江南经略·提要》，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郑开阳杂著·提要》，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罗天佑、方骏：《郑若曾的海防思想》，李金强、刘义章、麦劲生编：《近代中国海防——军事与经济》，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1999年版，第17～40页。
(12)《温处海防图略·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第642页。
(13)(14)《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册由”，第275、276页，“续修四库全书”本。
(15)(16)(17)《海防纂要》，第638、638～639、642页，“续修四库全书”本。
(20)(21)(22)(26)(27)《天下郡国利病书》，第757、640、6～7、244、244页，“续修四库全书”本。
(23)《读史方舆纪要》，“魏禧叙”，第3～4页，“续修四库全书”本。
(24)《海防述略·提要》，第267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5)(39)(46)王宏斌：《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181、252页。
(28)《湛园集》卷四《海防总论》，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30)《防海集要》，第94、95页，“丛书集成新编”本。
(31)《洋防辑要·序》，道光戊戌来鹿堂版。
(32)(33)(34)《洋防辑要》卷九。
(35)(36)《洋防辑要》卷八。
(37)《洋防辑要》卷一四。
(38)《洋防辑要》卷一。
(40)《明世宗嘉靖实录》卷四○三，“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壬寅”条。
(41)郑晓：《吾学篇》，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三。
(42)参见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陈尚胜《“怀夷”与“抑商”——明代海洋力量兴衰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3)(44)马汉：《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8、90～91页。
(45)陈文源：《〈广东海防汇览〉研究》，李金强、刘义章、麦劲生编：《近代中国海防——军事与经济》，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1999年版，第41～60页。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7年12期
【原文出处】《江海学刊》2007年3期第150～155页
【作者简介】李恭忠，1974年生，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学系讲师；
李霞，1973年生，历史学博士，江苏省行政学院副教授。
| 【内容提要】 | 明代的“倭患”经历，留下了持续的“倭寇”记忆，对明清时期的海权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明嘉靖年间郑若曾的《筹海图编》，到鸦片战争前夕严如煜的《洋防辑要》，自明中后期又以迄清中期的海防论述多以“倭／寇”为假想敌，以“备倭／防寇”为基本着眼点。这些海防论著表达了一种“眼光向后”的海权观念：多以致百年前的历史经验为准绳，而不是密切关注变化中的现实形势；多以陆权为中心，目标在于如何“防”海，而不是如何经略海洋。结果，16～18世纪，中国政权的海上关注焦点一直放在东亚秩序圈内的传统挑战者 （“倭／寇”）身上，却忽略了正在膨胀的欧洲商业殖民主义的挑战。对手意识的错位，埋下了中国在近代中西海权竞争中失败的深刻缘由。 |
一般以为，在马汉关于海权的经典论述引入之前，中国并没有真正的海权思想。就近代意义上的“海权”定义而论，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不过，若从对“海利”、海防的认识而言，近世中国海商的海上活动盛况，明初郑和下西洋这一壮举所反映的国家海上力量的强大，明清时期的诸多筹海、海防论著，以及这一时期中国的海洋政策和海防制度，都传达了一种持续存在的海洋实践和海权观念。①当然，这种海洋实践与海权观念，与近代欧洲的情况差异很大，具体情形尚待深入探讨。本文仅从倭寇记忆与明清时期海防论著的变迁这个侧面进行初步考察，希望能够引发更深入的批评和研讨。
倭寇记忆与明代海防论著的产生
自明初开始，东南沿海地区即屡有零星的倭寇事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由于政策失当，遂演变为嘉靖年间大规模的“倭患”。②对于这一历史过程，明中后期的各种官私著述、地方史志均有详略不同的叙述，从而构筑了不同层次的“倭寇”记忆。官方著述以《明实录》为代表，逐年记述嘉靖倭患的平定经过。私人著述方面，明万历以后，出现了一批记载倭患经过、探析倭患缘由的著作，比如《吴淞甲乙倭变志》、《倭患考原》、《嘉靖东南平倭通录》、《倭寇事略》、《金山倭变小志》等。至于倭患波及的各地，嘉靖以后修纂的地方史志，无不对当年的倭患念念不忘。
明代倭患在给后人留下深刻历史记忆的同时，也对明中期以降的海防思想产生了持续影响。初刊于明末天启元年的兵书集成著作《武备志》“海防”部分，开篇即为编者茅元仪的感叹：“茅子曰：海防岂易言哉！海之有防，自本朝始也；海之严于防，自肃庙时始也……日本……狡然有启疆之虑……嘉靖之际，经措失方，以天下钱谷之本，供其渔猎，国几不支……而其要在拒之于海，故首采诸家之论，因按胡宗宪、郑若曾绘分合诸图，而并按其戍守险要、兵力，以永示来者焉。”③这段文字表达了两点认识：第一，中国海防之兴，乃是起因于明代以来日本的入犯；第二，海防学问的源头即为当年的御倭历史，后人应该认真继承前人的御倭经验。
茅元仪辑录的胡宗宪、郑若曾绘分合诸图、诸家之论，即世传为胡宗宪所著、实为郑若曾编纂的《筹海图编》。④该书可谓明中期以后倭患催生的海防论著的滥觞，对此后两百余年的同类论著有着持续的影响。
郑若曾，字伯鲁，号开阳，南直隶昆山人，嘉靖年间入总督胡宗宪幕府，参与平倭事务。受胡宗宪委托，他编撰了《筹海图编》十三卷。关于该书的编辑初衷，郑若曾在“刻筹海图编引”中说得很清楚：“壬子以来，倭之变极矣……当变之始作也，莅事者欲按往绩……而记载蔑如，无所从得。……咸以为恨。荆川唐公顺之谓曾：‘宜有所述，毋复令后人之恨今也。’”⑤也就是说，明初以来愈演愈烈的“倭患”经历以及相关研究的缺乏，在郑若曾这一代亲历者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促使他们去研究倭情，整理御倭经验，创作出划时代的海防著作，以为后人借鉴。
《筹海图编》以“倭寇”为关注焦点，全书内容重在全面总结倭患和御倭历史，分析经验教训，探求备倭方略。卷一所载72幅“沿海山沙图”和“日本岛夷入寇之图”，“综合明中期因抗倭而聚积的海防资料成果”⑥，参考了前人已有的各种沿海图籍，用不同图形和符号标注沿海各军事、行政单位名称，以及山丘、港湾、河口、岛屿、沙洲、礁石等情况，形成了最翔实的海防图，对于掌握海防地理形势极为重要。卷二包括“王官使倭略”、“倭国入贡事略”、“倭国事略”和两幅“日本国图”，简要梳理中日关系的历史，对日本国情进行全面研究。卷三至卷七，分述广东、福建、浙江、直隶、山东和辽阳海疆形势。每卷首为沿海各府地图；次为“兵防考”，开列沿海各地自提督、总督、各级镇将以次沿海卫所、巡检司烽堠的分布、员额以及沿海卫所战船数量；再次为“倭变记”，编年概述该省区自明初以来历年倭患情况；最后为各省事宜，综述该省区海防地理形胜和备倭要点，这些形胜要点刚好与卷一的“沿海山沙图”相配。卷八至卷十，集中记述嘉靖倭患的情况，首以图表逐月开列惠潮、漳泉、兴福、温台、宁绍、杭嘉、苏松、常镇、淮扬八个区域的倭患大事，次以谱系图扼要显示十四股“昭灼人之耳目”的倭寇概况，再记平倭过程中取得的历次大捷和历年倭患中的殉难者名字、身份。最后三卷“经略考”，既有宏观层次的政略、战略思考，也有微观层次的战术、纪律、兵船、兵器等内容；既包括军事方面的战守、训练、城建、保甲，也包括经济、外交方面的内容。总之，该书图文并茂，可谓明代前中期备倭、御倭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
除了《筹海图编》，郑若曾还有《江南经略》、《郑开阳杂著》两书。《江南经略》全书凡八卷，四库提要称该书“为江南倭患而作，兼及防御土寇之事……究非纸上空谈，检谱而角抵者也”⑦。《郑开阳杂著》为郑氏旧作的汇集，凡十一卷。四库提要称该书“江防、海防形势皆所目击，日本诸考皆谘访考究得其实据，非剽掇史传以成书，与书生纸上之谈固有殊焉”⑧。
当代学者指出：“明代以前，中国的边患主要来自北方，边疆地理学者多垂注北方，对其他部分则甚少留意。《筹海图编》及《江南经略》把国人的注意力部分地移往东南沿海地区。”⑨《筹海图编》初刊于明嘉靖四十一年 (1562)，隆庆六年(1572)、万历年间（胡灯重校本）、天启四年(1624)、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分别有重刊本。《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边防之属，只收录了两部著作，即郑若曾的《筹海图编》和《郑开阳杂著》。《江南经略》则被收入《四库全书》子部兵家类。《筹海图编》中的海防图籍，也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万历年间以后出现了更多的海防地图，它们“多以郑氏沿海山沙图的图式为蓝本”⑩，形式均为长卷式地图，内容均为各地海防备倭资料的汇集。郑氏著作在明清海防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郑若曾之后出现了更多的海防论著。万历二十年 (1592)，日本进犯朝鲜，再度激发海疆之警。总督两广军务的萧彦认为《筹海图编》“谈海事甚具”，命邓钟删其繁芜，添以续闻，重辑成书，命名为《筹海重编》。萧彦推许是书“可与九边图论并存”，一“以防虏”，一“以防倭”。(11)
万历二十四年(1596)，浙江温处兵备兼巡浙东道副使蔡逢时，有感于“浙为海内首藩，而浙之东南温处，其门户也”(12)，嘉靖年间倭患尤深，而《筹海图编》、《海防类考》等前人论著于浙东海防论述不够详细，乃据当时文书册籍，编成《温处海防图略》二卷。该书于浙东水陆冲要、风潮汛期、入寇海道、驻防兵制、兵饷船械以及城防战守选练之法，均详细记载，井附有“温处地图”、“温区海图”、“倭夷入寇海道图”、“日本倭岛图”。
万历三十年(1602)，鉴于“浙省东南一大都会，郡邑半临海滨，每年汛期，防倭为急”(13)，并且浙江沿海在嘉靖倭患中被害颇深，时任浙江按察使司管海兵备道的范涞，奉提督、浙江巡抚刘某之命，参考《筹海图编》和万历三年刊印的《海防类考》等书，综合万历以来浙江海防的新资料，纂成《两浙海防类考续编》一书。该书凡十卷，内容结构仿《筹海图编》，尤详于浙江沿海兵卫巡防饷额事宜。是书编成后，浙江巡抚令各沿海兵道、府衙有司，及参将、游击、备倭把总衙门，自备纸张到省城各抄写一份，带回各地遵照施行。(14)
万历四十一年(1613)，曾任浙江按察使、时任湖广学政的王在晋编成《海防纂要》。王在晋的自序说，之所以编纂该书，是因为倭患日紧：“昔所虞者，零星剽掠之倭；而今所虞者，大举入寇之倭。昔之倭为边幅四肢之患，今之倭为神京肘腋之患……当事者不得不以倭为外惧。”(15)他认为“今所为防倭要书者，曰‘筹海图编’，再辑为‘筹海重编’，迩又纂为‘海防类考’，漠略具载，而近事或有所遗轶”(16)，于是参照《筹海图编》、《筹海重编》、《海防类考》三书，结合新近的资料，编为《海防纂要》一书。该书亦分十三卷，“与《筹海图编》同”。王在晋自认为“是编合三书而寓目焉，海防要目，庶可穷其梗概也”(17)。
直至天启元年(1621)，茅元仪刊行《武备志》，其中“海防”部分亦取自郑若曾的著作。首卷的五篇“诸家论记”，其中第一篇“御海洋论”、第三篇“固海岸论”、第四篇“勤会哨论”，均辑自《筹海图编》卷十二。第二篇“洋山记”，则完全引述郑若曾论述浙直海防地理形势的文字。(18)对于胡宗宪、郑若曾的“防海之制谓之海防，则必宜防之于海”、“哨贼于远洋而不常厥居，挈贼于近洋而勿使近岸”等观点，茅元仪颇表赞同：“体二公立法之意，而悠久可行矣。”(19)《武备志》“海防”部分还收录了如下舆图：“舆地总图”、“日本入犯图”、“沿海山沙图”、“广东沿海总图”、广东沿海各府图以及“江防图”、“湖防图”，这些地图均为郑氏著作中所收地图的翻版。
通观上述海防论著，有两点颇值得注意。首先，虽然它们的产生前后相差半个多世纪，且具体时局背景亦不全相同，但与郑若曾的著作一样，它们都承载着深厚的“倭寇”记忆，都以“御倭”为基本着眼点，形成了一种持续存在的以“倭／寇”为假想敌、以“防海”为宗旨的“备倭”话语。这种话语的基本结构包括如下方面：倭寇的特性、危害，倭寇常至路线、地点，沿海防倭要冲，御倭方略。可以说，后来诸书基本都奉郑若曾的《筹海图编》为圭臬，都在不断更新郑若曾的著作。
其次，上述涉海论著的书名（或者标题），有一个前后变化过程。早期的作品，分别以“筹海”、“经略”为题；而后来的同类作品，则多以“海防”为题。“筹”与“防”虽仅一字之差，但结合王在晋前述自序，却隐约可见晚明士大夫在海权观念方面的微妙走向，即在海疆危机面前越来越感到被动、无奈，越来越倾向于内守式的防卫。
清前期海防论著中备倭话语的延续
明中后期形成的“倭寇”记忆和“备倭”话语，并未因明清易代而中断。从清初到鸦片战争前夕，它一直顽强地存留在各种海防论著之中。
清代的海防论著，首推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与郑若曾一样，顾炎武亦为昆山人，留心经世之学。该书关于苏州、苏松、浙江、福建、广东的各卷，辑录了丰富的明代海防资料，其中多有对郑若曾等明人著作的继承。比如关于苏松海防，该书引用郑若曾《筹海图编》中的话：“海防之策有二：曰御海洋，曰固海岸……防海之制，谓之海防，则必宜防之于海，断乎以御寇羊山为上策。”顾炎武并且评论说：“其言是也，盖苏松事体与福浙不侔。”(20)关于苏州太湖地区的防备，顾炎武详细引用郑若曾的观点，并称赞说“向来论经略者多未之及”(21)。是书收录的海防图，亦仿郑若曾《万里海防图》初稿的样式，并于要害处以方框文字作出说明。比如浙东海防图部分方框文字：“临山卫系要冲，嘉靖三十二年倭贼攻陷，今留前、中二营各二哨官兵防守，分哨泗门等处。”“龛山、鳖子门冲要，嘉靖三十二等年倭贼登犯，先后建寨，拨兵防守。”(22)这些文字，与深受郑若曾著作影响的《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卷一海图中的相关内容一模一样，前后继承关系非常明显。由于该书在清代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它实际上起到了“中转站”的作用，即保存明中期以来的“倭寇”记忆和“御倭”经验，并将之传承给后人。
大致与《天下郡国利病书》同一时期，还有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问世。顾祖禹与顾炎武同为清初著名的经世学者，他这部书共一百三十卷，可谓明代以前历史地理学之集大成者，其中关于沿海各省的论述，多涉及明代以来的海防地理形势和分防备倭情况，当时即被誉为“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23)，颇受当代及后人推重。
康熙中期，吏部侍郎杜臻撰《海防述略》一卷。清政府收复台湾后，杜臻曾奉命巡视闽粤两省沿海防务，后来结合其他大臣在浙江、江南的巡视情况，撰成此书。(24)是书可谓清初海防思想和实践的集中反映。道光八年曹溶的《学海类编》、光绪三年王锡祺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均收录是书，可见其在清代海防思想史上的重要性。据当代学者研究，该书显然继承了明代周弘祖《海防总论》和郑若曾《郑开阳杂著》中的许多观点。(25)这里尚需注意的是，明代周弘祖的《海防总论》，其实又明显继承了郑若曾的著作。《海防总论》开头略述全国海岸势要，紧接着是一段关于倭寇的论述：“总其入寇，则随风所之……向之入寇者，萨摩、肥后、长门三洲之贼居多，其次则大隅、筑前、筑后、博多。博人善造舟，而丰前、丰后、和泉之人，间亦有之，乃因商于萨摩而附行者。”(26)这段话显系摘自《筹海图编》卷二“倭国事略”，几乎一字不差。《海防总论》云：“广东列郡者十，分为三路……而东路尤为要冲……”(27)，此段改编自《郑开阳杂著》卷一“广东要害论”。也就是说，作为清初海防重要文献的杜臻《海防述略》，其实源于郑若曾的海防论著，其要义和基本内容，都体现了明中期以来“备倭”话语的延续。
康熙中期，名儒姜宸英亦撰《海防总论》一卷。该书首先回顾明初海防废弛情况和嘉靖倭患经历，然后引用《筹海图编》卷十二“御海洋”篇的论述。对于郑若曾“必哨贼于远洋而不常厥居，挈贼于近洋而勿使近岸”的观点，姜宸英谓“斯策之最善”。(28)从内容上看，是书基本为郑若曾著作的延续，更具守成色彩。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先随姜氏《湛园集》一并收入《四库全书》，后又收入曹溶的《学海类编》、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和王锡祺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在清代的影响不可谓不大。此种际遇，颇能显示清代海防思想发展在时间意义上的“眼光向后”特征，即注重历史经验教训的传承，守成有余而创新不足。
清初韩奕撰《防海集要》一卷，列举沿海各要冲之处及明清以来的设官驻军方案。与明中期以来的海防论著一样，是编仍然以“倭／寇”为假想敌，内容上多沿袭郑若曾的著作。比如论浙江海防形势一段，显系辑自《郑开阳杂著》卷一之“浙洋守御论”(29)，论述广东海防形势的一段，完全取自《筹海图编》卷三之“广东事宜”(30)，仅个别文字有所损益。
嘉道年间，欧洲力量东扩势头愈益强烈。在此形势下，又一批海防论著纷纷面世。比如嘉庆六年(1801)刊印的薛传源《防海备览》十卷，道光十八年(1838)刊印的严如熤《洋防辑要》二十四卷以及道光二十二年(1842)刊印的俞昌会《防海辑要》十八卷。这些著作的性质与明中期郑若曾的《筹海图编》类似，均为具有官方背景的综合性海防资料汇编，其中许多内容与郑氏著作之间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面世于鸦片战争前夕、规模最大的《洋防辑要》，可谓这一时期代表，也是明嘉靖年间郑若曾以降海防撰著的涓涓细流的汇集和尾声。
《洋防辑要》的编纂者严如煜，湖南溆浦人，嘉道年间知名经世学者，曾在两广总督那彦成手下参与筹划海防事宜，因有《洋防辑要》之编纂。该书凡二十四卷。卷一为 12幅“总分直省海疆图说”。卷二、卷三辑录清代以来关于水师管理、出海民船管理方面的文件，以及各省水师分防编制、水师人事管理、沿海府州县概况资料等。卷四至卷八，分别为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舆地考”，完全辑自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卷九至卷十五，分别为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四省“防海略”，完全辑自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十六为“沿海形势总略”，卷十七为“策略”，卷十八为“风潮占验”，卷十九为“操练水师略”，卷二十为“水战筹”，卷二十一为“兵器筹”，卷二十二为“海运旧制”，卷二十三为“盐务”，卷二十四为“洋夷市贡”。
值得注意的是，《洋防辑要》这样一部面世于鸦片战争前夕的海防巨著，严如煜这样一位亲身经历过广东海事的士大夫，其海防思考方向依然是“眼光向后”。他在该书序言中阐述了明代倭患历史及海防经验教训的重要意义：“夫不知前代之失，无由知国家之所以为得也。明自嘉靖以降，凌夷不可言矣。”然后略述明嘉靖年间郑若曾等人的海防论述，及清初顾祖禹、顾炎武等人的地理著作，表示自己此书系辑录他们的观点资料，期望“沿海文武士民，恪循经制，无敢废坠，则亿万斯年享义安之福也已”(31)。
从思想内容来看，严如煜这本书同样没有超出明中期以来“备倭”话语的框架。书中关于江南和广东两地海防的论述即为明证。卷九“江南防海略”首先描绘海防对象：“倭奴天性狡猾，以剽劫为俗，而溟海万里，因风力，乘潮候，倏忽不可踪迹，所谓来如风雨，去如绝弦，犹不足以喻之，故武备既设，时复跳梁。”(32)关于江南各府江海防卫形势的记载，时而夹杂明中期的“倭寇”记忆。如“掘港营…尤倭寇首犯要地……嘉靖三十三年倭夷大举入寇，大被蹂躏”(33)。关于江南海防的总体方略：“海防之策有二：曰御海洋，曰固海岸……郑若曾云：‘哨贼于远洋而不常厥居，挈贼于近洋而勿使近岸’，两言颇为知要。”(34)这些“备倭”论述，均辑自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而顾炎武这些话，又辑自郑若曾的《江南经略》卷一下之“海防论一”、“海防论二”以及《筹海图编》卷十二之“御海洋”等篇。
如果说江南因为地近日本，且嘉靖倭患尤重，海防思路自以“倭寇”为警，以“备倭”为要，那么对于倭患相对较轻的广东地区，海防思路是否有所不同？实际不然。关于广东海疆，该书首先提到的就是明代倭患：“洪武永乐间倭夷入犯，广东屡为所扰。嘉靖中倭寇闽浙，滋蔓亦及于广东。”(35)关于广东海防形势，该书依然沿袭郑若曾以来的三路说：“议者谓广东海防当分为三路。三路者，左为惠潮，右为高雷廉，而广州为中。”(36)海防要点如下：“海口有三路，设巡海备倭官军以守之……”(37)这些论述分别辑自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和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而两顾显又辑自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三之“广东事宜”和《郑开阳杂著》卷一之“广东要害论”，其海防思路依然不脱明中期以来的“备倭”框架。
当然，《洋防辑要》也体现了些许新意。一方面，该书对华南沿海“盗贼”更加重视。郑若曾在《筹海图编》卷三专设“广东倭变记”，以编年方式集中记述明初以来广东历年倭患。《洋防辑要》亦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辑录了类似的编年记载，内容更加详细，且添加了更多的“海寇／贼”事件。尽管“海寇／贼”与“倭寇”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但无论是嘉靖“倭患”一个多世纪以后的顾炎武，还是近三个世纪以后的严如煜，都与郑若曾一样，均在“倭患”框架下将这些频年发生的“海寇／贼”事件编入史册。明中期以来的“备倭”话语对后人海防认知的深远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另一方面，时间过去了两个多世纪，严如煜那一代人的海防知识，自然比明中期的郑若曾一代更加丰富。对此，严如煜似乎颇感自豪：“凡内海外洋沙线礁碛趋避驾泊之宜，罔不了如指掌……以言市舶则无路不通，以言防倭则无要不备。”(38)不过，海防论说的“御倭”目标和“备倭”框架并没有改变。
倭寇记忆、备倭话语对中国海权观念演进的影响
如前所述，明清时期的海防著作保留了一种持续的“倭寇”记忆，形成了一套从“倭患”历史中寻求“御倭”方略的“备倭”话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海防论著的编纂和刊印，并非出自赢利性的书商背景，而是出于官方背景。其编纂者多为有过海事经历的士大夫，编纂工作的缘起往往与海疆危机或海事经历有关，编纂过程中往往得到官方尤其是沿海督抚及各级防务机构的积极支持与配合，著作编成后主要在士大夫尤其是在与海防有关的人士当中流传。这表明，上述著作中体现的“倭寇”记忆和“备倭”话语，基本可以说是时人思想和观念的真实反映，也确实对时人及后代的海防思想、海权观念产生了真实的影响。
那么，这种“倭寇”记忆和“备倭”话语为何能在明清时期的海防论中长期延续？原因大致有三：首先，有明一代，日本确实对帝制中国形成了一定的海上威胁，给士大夫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们对日本保持警惕 明中后期一系列海防论著的编纂，往往由于倭患事件的刺激而提上日程。其次，在当时的中国，海防论是一个相对偏僻的知识领域，同时有着很强的实践性。一旦形成某种既定论说框架，后人往往相互沿袭，很难独辟蹊径，另成一家或数家之言。郑若曾的开创性著作一出，后来者遂承续其思考方向、论说框架乃至具体内容。再次，中国士大夫素来重视历史记忆的保存，习惯于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寻求对现实的借鉴。在这方面，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尤为突出，其《天下郡国利病书》有意从明中期以来的海防论著、地方志中辑录关于倭寇历史和御倭方略的资料，以为后人之借鉴。明代周弘祖《海防总论》一文，在其他文献中已很难找到，正是由于《天下郡国利病书》的收录，才得以保留下来，并对清初海防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39)
从长时段来看，这种持续的“倭寇”记忆和“备倭”话语，固然促进了中国海防思想的渐进发展，但同时也制约了明清时期中国海权观念的进步。这种制约体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倭／寇”不分的“备倭”话语之下，海防的对象其实主要指向中国的民间海洋力量。明代官私著述注意到，所谓“倭寇”多为中国人。《嘉靖实录》云：“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40)明人郑晓也说：“……大抵贼中皆我华人，倭奴直十之一、二。”(41)从《洋防辑要》卷十五的记述来看，自洪武初年以至嘉靖末年，广东各地的海患，多数实由“海寇／贼”，也即民间海上力量而起，所谓“倭寇”仅为寥寥数例。学术界现已基本明确，明代的海寇，就其性质而言实为民间海洋力量，只不过在政府的海禁政策下，其行为倾向为与国家政权背道而驰。(42)但明清时期的各种海防论著却大量使用“倭寇”名义来指称他们，“倭”、“寇”、“盗”、“贼”，“御倭”、“御寇”，“御盗”、“御贼”等词汇往往不加区分地混同使用，而且越到后来，越强调对海上“寇／贼”的防备。这样，“备倭”即为“御寇”，江海防卫的基本目标所指均为中国的民间海洋力量，而非来自海洋竞争中的他国势力。明中后期如此，至清中期依然如此。
在近代海权论鼻祖马汉看来，民间海洋力量对于一国海权的成长、兴衰具有重大意义：“从事与海洋有关职业的庞大人群，一如既往的是海上权利的重要因素。”(43)马汉并且指出，没有强大的民间海洋力量为基础，“一位独裁君主可以组建起一支纯粹军事性质的海上力量……但经验显示，他的海军就如同没有根系的植物一样，不久就会枯萎”(44)。在明清时期“倭寇”记忆和“备倭”话语下，官方的海洋经略中基本没有为民间海洋力量留出一席之地，这显然制约了中国海权观念的演进和中国海权的成长。
另一方面，在“备倭”话语之下，“倭／寇”成为海防的基本对象，而16世纪以来开始对中国海权形成真正威胁的欧洲商业殖民主义力量，却被相对忽略。当然，一些海防论著对此已经有所觉察，但其观察和思考依然不脱“倭寇”记忆和“备倭”话语的框架。成书于道光十九年(1839)的《广东海防汇览》，主要编纂者为著名经世学者梁廷楠，研究者誉之为一部“广东海防通史”(45)。不过，关于欧洲东来势力对广东海防的冲击，书中却未予以特别的关注。当代学者指出，清前期的多数海防地理论者“对于来自西方的威胁认识还相当模糊，有的感觉甚至是错误的”，因而一直把日本作为海上的主要对手，长期把小股的倭寇作为海防的假想敌。(46)导致这种局面，对西方威胁的认识模糊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倭寇”记忆和“备倭”话语的长期延续以至于形成思维定势，才是更深层的原因。
综上所述，“倭寇”记忆对明中后期以迄清中期的海防论述和海权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明嘉靖年间郑若曾的《筹海图编》，到鸦片战争前夕严如煜的《洋防辑要》，一系列海防论著多以“倭／寇”为假想敌，以“备倭／防寇”为基本着眼点。这些海防论著表达了一种“眼光向后”的海权观念。从时间意义上看，这种海权观念多以数百年前的历史经验为准绳，而不是密切关注变化中的现实形势；从空间意义上看，这种海权观念多以陆权为中心，目标不在于如何经略海洋，而在于如何防范东亚“华夷”秩序圈内的传统挑战者——“倭／寇”，尤其是防止中国民间海洋力量对帝制政权的挑战，却忽略了正在膨胀的另一种新兴挑战者——欧洲商业殖民主义。对手意识的错位，阻碍了中国海权观念的进步，埋下了中国在近代中西海权竞争中失败的深刻缘由。
注释：
①关于这种海洋实践，从海权角度着眼的研究还比较少，已有的探讨主要集中于郑和下西洋的海权意义及其性质。参见时平《元明时期的海权观念与郑和下西洋》、《古代中国海权观的发展》、《论郑和海权的性质》等论文，收入杨新华、时平编《中华海权与历史文化》，海潮出版社1997年版，第48～61、35～47、62～69页。
②参见戴裔煊《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7页。
③(18)(19)《武备志》卷二○九，“续修四库全书”本。
④关于《筹海图编》，已有的研究多集中于考证其版本、作者情况，或者把它当作“倭患”史实的一手记载来运用，或者侧重于发掘其军事谋略价值。参见范中义《筹海图编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页；汪向荣《中日关系文献论考》，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59～217页。
⑤(11)《筹海重编》，第6、2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⑥⑩张伟国：《明清时期长卷式沿海地图述论》，李金强、刘义章、麦劲生编《近代中国海防——军事与经济》，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1999年版，第3～16页。
⑦《江南经略·提要》，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郑开阳杂著·提要》，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罗天佑、方骏：《郑若曾的海防思想》，李金强、刘义章、麦劲生编：《近代中国海防——军事与经济》，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1999年版，第17～40页。
(12)《温处海防图略·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第642页。
(13)(14)《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册由”，第275、276页，“续修四库全书”本。
(15)(16)(17)《海防纂要》，第638、638～639、642页，“续修四库全书”本。
(20)(21)(22)(26)(27)《天下郡国利病书》，第757、640、6～7、244、244页，“续修四库全书”本。
(23)《读史方舆纪要》，“魏禧叙”，第3～4页，“续修四库全书”本。
(24)《海防述略·提要》，第267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5)(39)(46)王宏斌：《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181、252页。
(28)《湛园集》卷四《海防总论》，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30)《防海集要》，第94、95页，“丛书集成新编”本。
(31)《洋防辑要·序》，道光戊戌来鹿堂版。
(32)(33)(34)《洋防辑要》卷九。
(35)(36)《洋防辑要》卷八。
(37)《洋防辑要》卷一四。
(38)《洋防辑要》卷一。
(40)《明世宗嘉靖实录》卷四○三，“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壬寅”条。
(41)郑晓：《吾学篇》，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三。
(42)参见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陈尚胜《“怀夷”与“抑商”——明代海洋力量兴衰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3)(44)马汉：《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8、90～91页。
(45)陈文源：《〈广东海防汇览〉研究》，李金强、刘义章、麦劲生编：《近代中国海防——军事与经济》，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1999年版，第4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