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晚明启蒙思潮与晚明人的觉醒
高建立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7年11期
【原文出处】《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开封)2007年5期第107～111页
【英文标题】 The Enlightenment and Awakening of the People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作者简介】高建立，商丘师范学院政法系，河南 商丘 476000
高建立（1966—），男，河南商丘人，商丘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
【关 键 词】晚明/启蒙思潮/觉醒the late Ming Dynasty/enlightenment/awakening
中图分类号：K248；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5—0107—05
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真正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进行冲击和颠覆，并引发人们思想行为大解放的有两个历史时期，一个是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魏晋，再一个就是封建社会后期的晚明。尤其是晚明的思想启蒙运动和人的觉醒影响极其深远。它不但体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思想启蒙意义，而且为之后的社会思想解放运动埋下了种子，并传递了先声。因此，研究晚明启蒙思潮和人的觉醒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关于晚明人的思想解放和世风演变，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沈忱农先生就在1955年《民主评论》第6卷、1962年《民主潮》第12卷撰文做了初步研究，代表了解放初期这方面的主要成果；80年代吴仁安、王兴亚、徐泓、刘志琴等就晚明时期区域性社会风尚的变化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90年代关于晚明世风研究就比较丰富了，这一时期的研究重在探讨心学与社会风气嬗变的关系，研究更为深入，学者左东岭、周明初、王振忠、陈宝良、邱仲麟、常建华等做了不少工作；进入21世纪，研究视野将更为宽泛，也更为深入细致，必将把晚明社会研究带入更为广阔的视域内。本文试将晚明引发的启蒙思潮对当时社会的涤荡和由此引发的人的觉醒问题进行研究，以期在晚明思想和社会变迁的视野内挖掘人性解放的深层因子，更为深入地阐释这一时期人的觉醒所表征出的人类深层的理性精神。
一
晚明时期，我国商业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新兴市民阶层也随之崛起，思想领域中所蕴涵的革命性因素的衍生以及程朱理学的衰朽，使得一些有识之士在对理学进行认真反思的同时，为了维护新兴市民阶层的切身利益，提出了一系列与理学相悖的政治伦理思想。这股新异的思想即启蒙思潮的特点就是从人的自然性情出发，把人的自然需要当作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据。这股思潮在哲学上表现为竭力阐发人的主体意识和人的社会价值，提倡个性解放和人文主义。此以泰州学派的王艮、何心隐、李贽及冯梦龙、公安三袁、唐伯虎等为主要代表人物。
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主张合乎百姓需要的思想即是道，否定了传统“道”的神圣性。在他看来，只有合乎平民百姓日常生活需要的思想学说，才是真正的圣人之道，否则便是异端。他肯定饮食男女之性，认为这是人的天然权利，不需要统治阶级的人为安排、人为干涉。王艮的《乐学歌》最能反映其心性自然的思想。歌曰：“人心本是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
泰州学派的继承人何心隐更具有积极的战斗精神。他肯定声、味等物质上的享受是人性本然的要求，是出于天性，是完全合理的，认为应该适当满足这种要求。他批判统治者腐朽奢侈糜烂的生活方式，并指出统治者的贪欲是“弃天弃道”的行为，[1]40,卷2 强调统治者与百姓同欲才是合理的，这显然具有自然人性平等论的因子。同时这个命题跟道学家武断人欲即是罪恶的说法完全相反，在当时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顾宪成就指出：“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2]卷32 此外，何心隐还具有强烈的平等意识，认为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是应该相互尊重的，指出“凡有血气之莫不亲”、“凡有血气之莫不尊”，[1]27,卷2 冲破了传统尊尊亲亲的僵死界限，把尊尊亲亲扩展到所有人，这是非常进步的思想。
作为反理学旗手的李贽，更是对晚明黑暗的社会现实极为不满，与理学格格不入。他摆开“堂堂之阵”，高举“正正之旗”，同理学开战，表现了非凡的勇气和无畏的战斗精神。李贽从“私心”说出发，鲜明地指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3]10,卷1 并公开宣称，自私出于人之天性，“趋利避害，人人同心”。[3]10,卷1 李贽一方面把封建礼教世俗化，另一方面又将“礼”融于世俗生活之中，其目的“实际是为了呼唤人文主义思潮的到来，把礼给予无情的稀释和溶解”。[4]20 这种伦理道德观，在晚明起着与西方新兴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潮完全相同的历史作用。
李贽还从抽象的一般的人的观点出发，提出了自己的天赋平等论。在他看来，“唐虞揖让三杯酒，汤武征诛一盘棋”，[3]卷19“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通为一身矣”，[3]卷19 认为人人都有同等的认识能力和物质要求，他对封建的男尊女卑观点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余窃谓欲论见之长短者当如此，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3]“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3]明灯道古录上 既然人人平等，那么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李贽十分赞赏罗汝芳的“形色天性”，[2]泰州学案三近溪语录 提出了自己的“童心说”，认为人应“各任其性”，“以率性之真，推而广之，与天下为公，乃谓之道”。“人各有心，不能皆合，各不相碍”。[3]卷1
至于当时的文人如汤显祖、公安三袁、冯梦龙等也都高高举起了主情反理的大旗，同理学展开了斗争。汤显祖高扬人的个体感性，认为情就是性，离情而言性，一家之私言，合情而言性，天下之公言，把情欲视作人性之本能。公安三袁之一的袁宏道早年即接受王学和泰州学派的影响，尤其是对李贽非常佩服，他极为推崇《焚书》，认为：“《焚书》一部，愁可以破颜，病可以健脾，昏可以醒眼，甚得力。”[5]221,卷5 在情与理的关系上，他倡导以情为本，“理在情内”，坚决反对“拂情以为理”，提倡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按照个人的自然性情去过“自适”的生活，既无外在的束缚，又无内在的节制。冯梦龙也身受泰州学派的影响，提倡冲破名教的束缚，主张“情真不可废”，他的作品就是要“借男女之风情，发名教之伪药”，甚至公然主张“六经皆情教”，“情为理之纬”，[6]卷1 体现了他鲜明的叛逆精神！
二
对礼教的批判，对人性全面复归的呼唤，使得人们以异乎寻常的勇气，大胆冲决理学的藩篱，通过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质疑和反思，给人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以全新的诠释和界定。人们心目中理学道德的神秘光环开始黯然失色，自然之性开始在沉睡中觉醒。
首先，是士人阶层对理想人格的自我实践。
随着对理学的批判，具有新的思想特质的哲学的张扬，晚明社会中的士人阶层也开始发生新的变化。他们不仅在思想领域探讨伦理道德、人生理想，并且开始对人生价值由理性的分析探讨转入深刻的自我实践。冲锋陷阵的李贽出言无忌、狂行不狷，常以异端自居；被誉为“江左第一风流才子”的唐伯虎绝意仕宦，于乡里筑桃花坞，行为放浪形骸，追求现实的感官快乐，“日与祝希哲、文征仲诗酒相狎。踏雪野寺，联句高山，纵游平康妓家，或坐临街小楼，写画易酒。醉则岸渍浩歌，三江烟树，百二山河，尽拾桃花坞中矣”。[7]528,序“康对山常与妓女同跨一蹇驴，令从人赍琵琶自随。游行道中，傲然不屑”；[8]卷18 杨用修谪居泸州时，“胡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门生舁之，诸伎捧觞，游行城市”。[9]246,卷7 文坛巨子徐渭更是性好谑浪，使酒佯狂，“傅纵不为儒傅”，“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以至于“自持斧头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槌其囊，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5]徐文长传 这是对人性压抑的激烈抗争，在其自谑的背后潜藏着主体自身的巨大痛苦和悲愤。袁宏道从人性自然出发，力反理学之禁囿，以快乐论代替理学的克己论；卢楠为人柝弛，好使酒骂座，都表现了他们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心灵扭曲的痛苦的宣泄，同时也深深体现出对自然人生理想的执著追求。虽然残酷的社会现实令他们怆然和痛苦，但他们对自由的希冀、探索却一刻也不曾停止过。
晚明商业经济的大发展，使得个性自由解放的思潮和享乐主义一拍即合。中下层士子往往通过及时行乐、追求感官刺激来宣泄自己心中的愤懑，填补内心的不平。“修齐治平“的入世理想由于享乐主义的困扰而失衡，“山色与粉黛，一种是逍遥”成为这些士子所欣羡的目标，“人生七十古来少，前除幼年后除老；中间光景不多时，又有炎霜与烦恼，花前月下得高歌，急须满把金樽倒”，[7]一世歌 把落魄士子们的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其次，是市民阶层生活方式的转变。
商业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崭新的思想意识和人生态度像一股强劲的颶风在晚明的城市和乡村鼓荡，原本宁静的世界开始变得躁动不安，市民文化生活世界愈来愈多彩多姿，歌馆酒楼，流连忘返，酣歌醉舞，百态竞陈。“浮华渐盛，竞相夸诩”，[10]72,卷6 奢靡之风在整个市民阶层中弥漫开来。在著名的秦淮河一带，“夹岸楼阁，中流箫鼓，日夜不绝”；[11]卷3“扬州习尚素骄奢”，[12]卷50 杭州“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苏州则更有“奢靡为天下最”之说，“山水园亭多于他郡，游具则载酒佳肴，画舫箫鼓”，一些大户人家“鲜衣怒马，甲第琼筵”；松江，“嘉隆以来，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博带儒冠，长奸长傲”。[13]1,卷2 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服饰变化最为明显，远远超出了洪武时期太祖规定的衣冠礼制，“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僭拟无涯”，[14]卷7 至此还不满足，有的干脆以奇装异服来博得人们的青睐，如在城市中竟然有男子以穿着女装为美，当时有人作打油诗描述了这一奇观：“昨日到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15]卷10 甚至“有以千金为妇饰者”，[16]“市井贩鬻，厮隶走卒”，则毫无顾忌地穿着缨帽缃鞋、纱裙细裤，出入于酒庐茶肆。有的“大家奴皆用三穰官履，与仕宦漫无分别，而仕宦亦喜奴辈穿着”，[14]卷2 而不怕什么僭越、逾礼。就连“贱妾愚妇”也是“翠髻琼冠，一珠千金”。[17]卷34 有的平民之家娶媳妇，“不论家世何等，辄用掌扇、黄盖、银瓜等物，习以为常，殆十室而九，而掌扇上必粘‘翰林院’三字”。[18]卷5 此外在住房、饮食、出行、家庭用度以及墓祭等方面都追求豪华和奢侈，致使传统的等级分野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
奢靡之风的蔓延，致使有人竟以“卒岁之资，制一裳而无余”，[19]178 甚至“非绣衣大红不服”。人们只顾眼前的享乐，“夜则归市肴酒，夫妇团醉而后已，明日又为别计”，即使是乡间小镇，“日用会社婚葬，皆以俭省为耻。贫人负担之徒自不必言，妻多好饰，也必饮酒”。[20]
晚明人对衣食住行的奢侈要求，反映了人们自然本性的原始冲动，也是人们对人生价值的重新认定和把握。它是对理学家所鼓吹的“明天理，灭人欲”思想的最现实批判和唾弃，反映了晚明市民阶层的人的觉醒。
再次，从晚明文学作品看当时社会的世态百象。
启蒙思潮影响下的晚明文学作品以世俗人情为主题，荡漾着清新的时代气息。追求个人幸福、顺乎情欲的人格形象，在晚明文学作品中有大量描写，绘就了当时社会多姿多彩的风俗画卷。大文学家汤显祖的《牡丹亭》以“主情”为主导思想，热情讴歌了主人公杜丽娘这一艺术形象，“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情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21]卷33 热情赞颂了杜丽娘为追求个人爱情的幸福，由梦生情、由情而病、由病而死、由死而生的执著精神，鲜明地反映了当时青年男女的人生理想和爱情追求。汤显祖的《牡丹亭》面世后，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广陵女子冯小青屈从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人为妾，不得为欢，读《牡丹亭》后，写下了“冷雨敲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22]卷2 不久小青即抑郁而终。
袁宏道在文学创作上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8]卷4 的观点，主张表现作家自己的思想和创作特点，他尤为赞赏新兴的市民文艺，认为市井民歌应是文学革新的目标。的确，当时的市井民歌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情趣，如《锁南枝》：“傻俊角，我的哥，和块黄泥捏咱两个。捏一个你，捏一个我，捏的来一似儿活脱，捏的来同床上歇卧。将泥人儿摔碎，着水重和过，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语言通俗易懂，形式活泼生动，袁宏道认为这样的市井民歌才是明代诗歌作品的最高成就。
晚明文人冯梦龙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在广泛搜集宋元话本和明代拟话本的基础上加工编成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短篇小说集，世称“三言”。它以当时市民群众新鲜朴素的口语和他们所喜闻乐见的故事形式，描写了市民阶层的生活追求、思想意识，宣扬和歌颂了市民阶层中产生的民主、自由、平等、友爱的进步思想，与同时代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三言”、“二拍”。著名的“三言”、“二拍”作为晚明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以淋漓的笔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世态百象、五光十色，闪耀着追求个性自由解放的光彩。
三
为什么历史的车轮碾过千年的岁月，会在晚明时期发出异响，汇成一股汹涌澎湃的启蒙思潮？这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
首先，是腐败黑暗的社会政治。朱明王朝是通过农民大起义而建立起来的封建政权，在立国之初，由于朱元璋的励精图治，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使国家逐渐走向强盛，尤其是永乐时期，曾达到了顶点。但到明代中晚期，由于皇帝沉湎酒色、贪图享乐，长期不闻朝政，致使宦官乘机窃夺权柄，挟制内阁，给封建政治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如武宗时的刘瑾、熹宗时的魏忠贤就是臭名昭著的宦官代表。刘瑾在武宗当太子时就随侍他身边，武宗当政后，刘瑾倚仗武宗，专横跋扈，胡作非为，排斥异己。大臣韩文曾联合九卿上书反对刘瑾，刘瑾“恨文甚，日令人伺文过”，[23]4916,卷186 最后韩文还是没有逃脱刘瑾的迫害。万历时期的朝政更为腐败，皇帝常常耽乐于后宫，不闻朝政，万历帝甚至有20多年不与群臣见面。最为不堪的是张居正死后的政治清算和争国本事件，给晚明士人的心理蒙上了一层阴影，知识分子对大一统王朝的凝聚力开始涣散，加之“言路势张，恣为抨击。是非瞀乱，贤否混淆，群相敌仇，罔顾国是，垢谇日积”，[23]5782,卷219 以至于“朝政弛，则士大夫腾空言而少实用。”[23]6294,卷242 明末时的阉臣魏忠贤更是臭名昭著，他的爪牙遍布国内，“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23]6823,魏忠贤传 此外，他们设立东厂、西厂，广布特务，搜刮财富，蹂躏乡里，无恶不作。
对晚明政治影响极大的还有党争问题。万历当政后，张居正遭到清算，使得原来受到压抑的言路得以舒张，内阁大臣政治上的不作为和保守心态遭到了言路的反对，两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许多中下级朝廷官员为了与阁臣争斗，便联合在一起，从而出现了朋党。后来双方斗争日趋激烈，致使“物议横生，党祸继作”，[23]6053,卷231 弄得整个朝堂乌烟瘴气；到了天启年间魏忠贤的阉党专政，更是“公道沦亡，人心败坏，凶气参会，群邪翕谋”，[23]6370,卷245 正直之士受到残酷打击和报复，“权枉盈廷，谴谪相继”，[23]6317,卷243 给明朝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不但阉党专政和朋党之争愈演愈烈，而且贪污之风日炽，许多朝中显贵利用手中的权力，假公济私，中饱私囊。宪宗时，宦官汪直占田竟达2万余顷。武宗时，刘瑾家有黄金24万余锭，白银更多。内阁首辅严嵩，在北京附近有庄田150余所，又“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23]5569,邹应龙传 徐阶仅在松江占田就达6万余亩。福王封藩河南，神宗一次就赐给他土地2千万亩。万历后期发展到皇帝有皇庄、亲王有王庄、官僚有官庄的局面。政治的腐败，民生的凋敝，使得一些士人知识分子绝意仕宦。嘉靖中期以后，有些人干脆弃官不就，如陈鹤弃其所授官，着山人服，李元昭尽管世袭千户，仍弃去不就。万历以后，一些读书人甚至放弃科举考试，以布衣终生。
其次，是商业资本主义的萌芽。宋元以后，随着商业经济和城镇的发展，士商关系开始有所松动，尤其是到明朝，重商意识开始觉醒，商人地位日渐提高，商业经济日益发达起来。在江南地区，漕运业、丝织业和工商业等十分发达。据陆深《俨山纂金录》记载：“本朝国初总计天下税量共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一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苏赢于浙以一府视一省，天下之最重也。”可见当时江浙一带经济之发达。杭州、苏州、湖州等商业较为发达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当时的杭州“北湖州市，南浙江驿，咸延袤十里，井屋鳞次，烟火数十万家”；[24]69,卷4 在“小巷十家三酒店，豪门五日一尝新”的姑苏城里，各种商业店铺如山如林，仕宦游客、贾客行商南来北往，商业性庙会也日渐繁荣，盐商、典商、批发商也相继在晚明出现。
城镇商业人口的增多和市场的繁荣，使商品经济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东南沿海，特别是长江三角洲一带，以手工业和商业为主的市镇数量最多，也最为有名，像以棉纺织业为主的松江府城、魏塘镇、枫泾镇，以丝织业为主的盛泽镇、南浔镇等，在这些地方开始出现了“机产出资，机工出力”的资本与雇佣劳动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以南京为中心的苏、杭染局因丝织业发达而闻名于世。据《明史》记载：“明制，两京织染，内外皆置局，内局以应上供，外局以备公用。南京有神帛堂、供应机房，苏、杭等府亦各有织染局。”[23]1994 士商关系的裂变和重商意识的加强，使得这一时期的商业经济出现了非常活跃的局面，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商帮如徽州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宁波商帮、洞庭商帮等都形成于这一时期。商业经济的发展、手工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使原有的封建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的萌芽开始在封建经济的母胎中滋生出来。在这一时期，商品的等价交换原则，对封建专制的经济文化有着极强的销蚀作用。尤其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航海业的兴起、国内外市场一定程度的开拓、西学的东渐，促使人们以新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以崭新的姿态去面对生活，从而生发出了一种异乎往昔的时代精神。
再次，是理学的衰朽。理学发展到明代，日益教条化、绝对化。由于理学占有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致使社会上形成了以“理”作为区分是非的标准，若有言不合朱子者，道学先生们就会群起而攻之。人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以“理”为依据，用“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任何偏离理学的思想、言行都会被视为离经叛道，非圣无法。这些都严重扼杀了人们的自然情性，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使理学变成了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对于理学家们的空谈心性，吕坤曾进行了驳斥和揭露，认为理学家都是伪君子，平日里“口坠天花，而试之小小设施，辄不济”。[25]
晚明时期的理学，已经严重脱离实际，给当时的文化思想领域布上了沉重的阴霾。这种愚民思想限制着新兴市民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势必遭到他们的反对。正是在这种压抑的氛围中，一股新异的进步思潮的清风，在理学阴云下悄然吹起，大有澄宇之势。因此，晚明启蒙思潮的泛起，与随之而来的人的理性觉醒，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启蒙思潮至“五四”时期达到高峰。它和魏晋时期人的思想解放相比，具有更强的现实性和主动性，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抹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收稿日期：2006—12—20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04—GH—076）。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7年11期
【原文出处】《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开封)2007年5期第107～111页
【英文标题】 The Enlightenment and Awakening of the People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作者简介】高建立，商丘师范学院政法系，河南 商丘 476000
高建立（1966—），男，河南商丘人，商丘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
| 【内容提要】 | 晚明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时期，这一时期，商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新兴市民阶层崛起。作为理学异己因素的启蒙思潮，伴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而渐渐走上意识形态领域的前台。启蒙思潮的兴起，不但对理学思想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颠覆，而且在张扬人性自主精神的同时，唤起了人们的觉醒。晚明人的觉醒与魏晋时期的人文思想解放相互辉映，绘就了我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史上的两朵奇葩。 The late Ming Dynasty was a declining period ofthefeudalsystem in China when the commercial economy boomed together with the new city citizens.The enlightenment thoughts began to dominate in the ideological area accompanied with the capitalist germination which differed greatly from the Confucianism.The rising of it overthrew the Confucianism and awakened people while displaying fully their self-dependence.The awakening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humanist emancipation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were vying with each other which constituted two splendid stars in feudal China. |
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真正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进行冲击和颠覆，并引发人们思想行为大解放的有两个历史时期，一个是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魏晋，再一个就是封建社会后期的晚明。尤其是晚明的思想启蒙运动和人的觉醒影响极其深远。它不但体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思想启蒙意义，而且为之后的社会思想解放运动埋下了种子，并传递了先声。因此，研究晚明启蒙思潮和人的觉醒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关于晚明人的思想解放和世风演变，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沈忱农先生就在1955年《民主评论》第6卷、1962年《民主潮》第12卷撰文做了初步研究，代表了解放初期这方面的主要成果；80年代吴仁安、王兴亚、徐泓、刘志琴等就晚明时期区域性社会风尚的变化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90年代关于晚明世风研究就比较丰富了，这一时期的研究重在探讨心学与社会风气嬗变的关系，研究更为深入，学者左东岭、周明初、王振忠、陈宝良、邱仲麟、常建华等做了不少工作；进入21世纪，研究视野将更为宽泛，也更为深入细致，必将把晚明社会研究带入更为广阔的视域内。本文试将晚明引发的启蒙思潮对当时社会的涤荡和由此引发的人的觉醒问题进行研究，以期在晚明思想和社会变迁的视野内挖掘人性解放的深层因子，更为深入地阐释这一时期人的觉醒所表征出的人类深层的理性精神。
一
晚明时期，我国商业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新兴市民阶层也随之崛起，思想领域中所蕴涵的革命性因素的衍生以及程朱理学的衰朽，使得一些有识之士在对理学进行认真反思的同时，为了维护新兴市民阶层的切身利益，提出了一系列与理学相悖的政治伦理思想。这股新异的思想即启蒙思潮的特点就是从人的自然性情出发，把人的自然需要当作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据。这股思潮在哲学上表现为竭力阐发人的主体意识和人的社会价值，提倡个性解放和人文主义。此以泰州学派的王艮、何心隐、李贽及冯梦龙、公安三袁、唐伯虎等为主要代表人物。
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主张合乎百姓需要的思想即是道，否定了传统“道”的神圣性。在他看来，只有合乎平民百姓日常生活需要的思想学说，才是真正的圣人之道，否则便是异端。他肯定饮食男女之性，认为这是人的天然权利，不需要统治阶级的人为安排、人为干涉。王艮的《乐学歌》最能反映其心性自然的思想。歌曰：“人心本是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
泰州学派的继承人何心隐更具有积极的战斗精神。他肯定声、味等物质上的享受是人性本然的要求，是出于天性，是完全合理的，认为应该适当满足这种要求。他批判统治者腐朽奢侈糜烂的生活方式，并指出统治者的贪欲是“弃天弃道”的行为，[1]40,卷2 强调统治者与百姓同欲才是合理的，这显然具有自然人性平等论的因子。同时这个命题跟道学家武断人欲即是罪恶的说法完全相反，在当时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顾宪成就指出：“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2]卷32 此外，何心隐还具有强烈的平等意识，认为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是应该相互尊重的，指出“凡有血气之莫不亲”、“凡有血气之莫不尊”，[1]27,卷2 冲破了传统尊尊亲亲的僵死界限，把尊尊亲亲扩展到所有人，这是非常进步的思想。
作为反理学旗手的李贽，更是对晚明黑暗的社会现实极为不满，与理学格格不入。他摆开“堂堂之阵”，高举“正正之旗”，同理学开战，表现了非凡的勇气和无畏的战斗精神。李贽从“私心”说出发，鲜明地指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3]10,卷1 并公开宣称，自私出于人之天性，“趋利避害，人人同心”。[3]10,卷1 李贽一方面把封建礼教世俗化，另一方面又将“礼”融于世俗生活之中，其目的“实际是为了呼唤人文主义思潮的到来，把礼给予无情的稀释和溶解”。[4]20 这种伦理道德观，在晚明起着与西方新兴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潮完全相同的历史作用。
李贽还从抽象的一般的人的观点出发，提出了自己的天赋平等论。在他看来，“唐虞揖让三杯酒，汤武征诛一盘棋”，[3]卷19“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通为一身矣”，[3]卷19 认为人人都有同等的认识能力和物质要求，他对封建的男尊女卑观点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余窃谓欲论见之长短者当如此，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3]“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3]明灯道古录上 既然人人平等，那么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李贽十分赞赏罗汝芳的“形色天性”，[2]泰州学案三近溪语录 提出了自己的“童心说”，认为人应“各任其性”，“以率性之真，推而广之，与天下为公，乃谓之道”。“人各有心，不能皆合，各不相碍”。[3]卷1
至于当时的文人如汤显祖、公安三袁、冯梦龙等也都高高举起了主情反理的大旗，同理学展开了斗争。汤显祖高扬人的个体感性，认为情就是性，离情而言性，一家之私言，合情而言性，天下之公言，把情欲视作人性之本能。公安三袁之一的袁宏道早年即接受王学和泰州学派的影响，尤其是对李贽非常佩服，他极为推崇《焚书》，认为：“《焚书》一部，愁可以破颜，病可以健脾，昏可以醒眼，甚得力。”[5]221,卷5 在情与理的关系上，他倡导以情为本，“理在情内”，坚决反对“拂情以为理”，提倡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按照个人的自然性情去过“自适”的生活，既无外在的束缚，又无内在的节制。冯梦龙也身受泰州学派的影响，提倡冲破名教的束缚，主张“情真不可废”，他的作品就是要“借男女之风情，发名教之伪药”，甚至公然主张“六经皆情教”，“情为理之纬”，[6]卷1 体现了他鲜明的叛逆精神！
二
对礼教的批判，对人性全面复归的呼唤，使得人们以异乎寻常的勇气，大胆冲决理学的藩篱，通过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质疑和反思，给人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以全新的诠释和界定。人们心目中理学道德的神秘光环开始黯然失色，自然之性开始在沉睡中觉醒。
首先，是士人阶层对理想人格的自我实践。
随着对理学的批判，具有新的思想特质的哲学的张扬，晚明社会中的士人阶层也开始发生新的变化。他们不仅在思想领域探讨伦理道德、人生理想，并且开始对人生价值由理性的分析探讨转入深刻的自我实践。冲锋陷阵的李贽出言无忌、狂行不狷，常以异端自居；被誉为“江左第一风流才子”的唐伯虎绝意仕宦，于乡里筑桃花坞，行为放浪形骸，追求现实的感官快乐，“日与祝希哲、文征仲诗酒相狎。踏雪野寺，联句高山，纵游平康妓家，或坐临街小楼，写画易酒。醉则岸渍浩歌，三江烟树，百二山河，尽拾桃花坞中矣”。[7]528,序“康对山常与妓女同跨一蹇驴，令从人赍琵琶自随。游行道中，傲然不屑”；[8]卷18 杨用修谪居泸州时，“胡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门生舁之，诸伎捧觞，游行城市”。[9]246,卷7 文坛巨子徐渭更是性好谑浪，使酒佯狂，“傅纵不为儒傅”，“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以至于“自持斧头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槌其囊，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5]徐文长传 这是对人性压抑的激烈抗争，在其自谑的背后潜藏着主体自身的巨大痛苦和悲愤。袁宏道从人性自然出发，力反理学之禁囿，以快乐论代替理学的克己论；卢楠为人柝弛，好使酒骂座，都表现了他们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心灵扭曲的痛苦的宣泄，同时也深深体现出对自然人生理想的执著追求。虽然残酷的社会现实令他们怆然和痛苦，但他们对自由的希冀、探索却一刻也不曾停止过。
晚明商业经济的大发展，使得个性自由解放的思潮和享乐主义一拍即合。中下层士子往往通过及时行乐、追求感官刺激来宣泄自己心中的愤懑，填补内心的不平。“修齐治平“的入世理想由于享乐主义的困扰而失衡，“山色与粉黛，一种是逍遥”成为这些士子所欣羡的目标，“人生七十古来少，前除幼年后除老；中间光景不多时，又有炎霜与烦恼，花前月下得高歌，急须满把金樽倒”，[7]一世歌 把落魄士子们的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其次，是市民阶层生活方式的转变。
商业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崭新的思想意识和人生态度像一股强劲的颶风在晚明的城市和乡村鼓荡，原本宁静的世界开始变得躁动不安，市民文化生活世界愈来愈多彩多姿，歌馆酒楼，流连忘返，酣歌醉舞，百态竞陈。“浮华渐盛，竞相夸诩”，[10]72,卷6 奢靡之风在整个市民阶层中弥漫开来。在著名的秦淮河一带，“夹岸楼阁，中流箫鼓，日夜不绝”；[11]卷3“扬州习尚素骄奢”，[12]卷50 杭州“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苏州则更有“奢靡为天下最”之说，“山水园亭多于他郡，游具则载酒佳肴，画舫箫鼓”，一些大户人家“鲜衣怒马，甲第琼筵”；松江，“嘉隆以来，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博带儒冠，长奸长傲”。[13]1,卷2 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服饰变化最为明显，远远超出了洪武时期太祖规定的衣冠礼制，“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僭拟无涯”，[14]卷7 至此还不满足，有的干脆以奇装异服来博得人们的青睐，如在城市中竟然有男子以穿着女装为美，当时有人作打油诗描述了这一奇观：“昨日到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15]卷10 甚至“有以千金为妇饰者”，[16]“市井贩鬻，厮隶走卒”，则毫无顾忌地穿着缨帽缃鞋、纱裙细裤，出入于酒庐茶肆。有的“大家奴皆用三穰官履，与仕宦漫无分别，而仕宦亦喜奴辈穿着”，[14]卷2 而不怕什么僭越、逾礼。就连“贱妾愚妇”也是“翠髻琼冠，一珠千金”。[17]卷34 有的平民之家娶媳妇，“不论家世何等，辄用掌扇、黄盖、银瓜等物，习以为常，殆十室而九，而掌扇上必粘‘翰林院’三字”。[18]卷5 此外在住房、饮食、出行、家庭用度以及墓祭等方面都追求豪华和奢侈，致使传统的等级分野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
奢靡之风的蔓延，致使有人竟以“卒岁之资，制一裳而无余”，[19]178 甚至“非绣衣大红不服”。人们只顾眼前的享乐，“夜则归市肴酒，夫妇团醉而后已，明日又为别计”，即使是乡间小镇，“日用会社婚葬，皆以俭省为耻。贫人负担之徒自不必言，妻多好饰，也必饮酒”。[20]
晚明人对衣食住行的奢侈要求，反映了人们自然本性的原始冲动，也是人们对人生价值的重新认定和把握。它是对理学家所鼓吹的“明天理，灭人欲”思想的最现实批判和唾弃，反映了晚明市民阶层的人的觉醒。
再次，从晚明文学作品看当时社会的世态百象。
启蒙思潮影响下的晚明文学作品以世俗人情为主题，荡漾着清新的时代气息。追求个人幸福、顺乎情欲的人格形象，在晚明文学作品中有大量描写，绘就了当时社会多姿多彩的风俗画卷。大文学家汤显祖的《牡丹亭》以“主情”为主导思想，热情讴歌了主人公杜丽娘这一艺术形象，“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情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21]卷33 热情赞颂了杜丽娘为追求个人爱情的幸福，由梦生情、由情而病、由病而死、由死而生的执著精神，鲜明地反映了当时青年男女的人生理想和爱情追求。汤显祖的《牡丹亭》面世后，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广陵女子冯小青屈从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人为妾，不得为欢，读《牡丹亭》后，写下了“冷雨敲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22]卷2 不久小青即抑郁而终。
袁宏道在文学创作上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8]卷4 的观点，主张表现作家自己的思想和创作特点，他尤为赞赏新兴的市民文艺，认为市井民歌应是文学革新的目标。的确，当时的市井民歌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情趣，如《锁南枝》：“傻俊角，我的哥，和块黄泥捏咱两个。捏一个你，捏一个我，捏的来一似儿活脱，捏的来同床上歇卧。将泥人儿摔碎，着水重和过，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语言通俗易懂，形式活泼生动，袁宏道认为这样的市井民歌才是明代诗歌作品的最高成就。
晚明文人冯梦龙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在广泛搜集宋元话本和明代拟话本的基础上加工编成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短篇小说集，世称“三言”。它以当时市民群众新鲜朴素的口语和他们所喜闻乐见的故事形式，描写了市民阶层的生活追求、思想意识，宣扬和歌颂了市民阶层中产生的民主、自由、平等、友爱的进步思想，与同时代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三言”、“二拍”。著名的“三言”、“二拍”作为晚明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以淋漓的笔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世态百象、五光十色，闪耀着追求个性自由解放的光彩。
三
为什么历史的车轮碾过千年的岁月，会在晚明时期发出异响，汇成一股汹涌澎湃的启蒙思潮？这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
首先，是腐败黑暗的社会政治。朱明王朝是通过农民大起义而建立起来的封建政权，在立国之初，由于朱元璋的励精图治，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使国家逐渐走向强盛，尤其是永乐时期，曾达到了顶点。但到明代中晚期，由于皇帝沉湎酒色、贪图享乐，长期不闻朝政，致使宦官乘机窃夺权柄，挟制内阁，给封建政治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如武宗时的刘瑾、熹宗时的魏忠贤就是臭名昭著的宦官代表。刘瑾在武宗当太子时就随侍他身边，武宗当政后，刘瑾倚仗武宗，专横跋扈，胡作非为，排斥异己。大臣韩文曾联合九卿上书反对刘瑾，刘瑾“恨文甚，日令人伺文过”，[23]4916,卷186 最后韩文还是没有逃脱刘瑾的迫害。万历时期的朝政更为腐败，皇帝常常耽乐于后宫，不闻朝政，万历帝甚至有20多年不与群臣见面。最为不堪的是张居正死后的政治清算和争国本事件，给晚明士人的心理蒙上了一层阴影，知识分子对大一统王朝的凝聚力开始涣散，加之“言路势张，恣为抨击。是非瞀乱，贤否混淆，群相敌仇，罔顾国是，垢谇日积”，[23]5782,卷219 以至于“朝政弛，则士大夫腾空言而少实用。”[23]6294,卷242 明末时的阉臣魏忠贤更是臭名昭著，他的爪牙遍布国内，“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23]6823,魏忠贤传 此外，他们设立东厂、西厂，广布特务，搜刮财富，蹂躏乡里，无恶不作。
对晚明政治影响极大的还有党争问题。万历当政后，张居正遭到清算，使得原来受到压抑的言路得以舒张，内阁大臣政治上的不作为和保守心态遭到了言路的反对，两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许多中下级朝廷官员为了与阁臣争斗，便联合在一起，从而出现了朋党。后来双方斗争日趋激烈，致使“物议横生，党祸继作”，[23]6053,卷231 弄得整个朝堂乌烟瘴气；到了天启年间魏忠贤的阉党专政，更是“公道沦亡，人心败坏，凶气参会，群邪翕谋”，[23]6370,卷245 正直之士受到残酷打击和报复，“权枉盈廷，谴谪相继”，[23]6317,卷243 给明朝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不但阉党专政和朋党之争愈演愈烈，而且贪污之风日炽，许多朝中显贵利用手中的权力，假公济私，中饱私囊。宪宗时，宦官汪直占田竟达2万余顷。武宗时，刘瑾家有黄金24万余锭，白银更多。内阁首辅严嵩，在北京附近有庄田150余所，又“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23]5569,邹应龙传 徐阶仅在松江占田就达6万余亩。福王封藩河南，神宗一次就赐给他土地2千万亩。万历后期发展到皇帝有皇庄、亲王有王庄、官僚有官庄的局面。政治的腐败，民生的凋敝，使得一些士人知识分子绝意仕宦。嘉靖中期以后，有些人干脆弃官不就，如陈鹤弃其所授官，着山人服，李元昭尽管世袭千户，仍弃去不就。万历以后，一些读书人甚至放弃科举考试，以布衣终生。
其次，是商业资本主义的萌芽。宋元以后，随着商业经济和城镇的发展，士商关系开始有所松动，尤其是到明朝，重商意识开始觉醒，商人地位日渐提高，商业经济日益发达起来。在江南地区，漕运业、丝织业和工商业等十分发达。据陆深《俨山纂金录》记载：“本朝国初总计天下税量共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一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苏赢于浙以一府视一省，天下之最重也。”可见当时江浙一带经济之发达。杭州、苏州、湖州等商业较为发达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当时的杭州“北湖州市，南浙江驿，咸延袤十里，井屋鳞次，烟火数十万家”；[24]69,卷4 在“小巷十家三酒店，豪门五日一尝新”的姑苏城里，各种商业店铺如山如林，仕宦游客、贾客行商南来北往，商业性庙会也日渐繁荣，盐商、典商、批发商也相继在晚明出现。
城镇商业人口的增多和市场的繁荣，使商品经济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东南沿海，特别是长江三角洲一带，以手工业和商业为主的市镇数量最多，也最为有名，像以棉纺织业为主的松江府城、魏塘镇、枫泾镇，以丝织业为主的盛泽镇、南浔镇等，在这些地方开始出现了“机产出资，机工出力”的资本与雇佣劳动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以南京为中心的苏、杭染局因丝织业发达而闻名于世。据《明史》记载：“明制，两京织染，内外皆置局，内局以应上供，外局以备公用。南京有神帛堂、供应机房，苏、杭等府亦各有织染局。”[23]1994 士商关系的裂变和重商意识的加强，使得这一时期的商业经济出现了非常活跃的局面，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商帮如徽州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宁波商帮、洞庭商帮等都形成于这一时期。商业经济的发展、手工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使原有的封建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的萌芽开始在封建经济的母胎中滋生出来。在这一时期，商品的等价交换原则，对封建专制的经济文化有着极强的销蚀作用。尤其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航海业的兴起、国内外市场一定程度的开拓、西学的东渐，促使人们以新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以崭新的姿态去面对生活，从而生发出了一种异乎往昔的时代精神。
再次，是理学的衰朽。理学发展到明代，日益教条化、绝对化。由于理学占有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致使社会上形成了以“理”作为区分是非的标准，若有言不合朱子者，道学先生们就会群起而攻之。人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以“理”为依据，用“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任何偏离理学的思想、言行都会被视为离经叛道，非圣无法。这些都严重扼杀了人们的自然情性，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使理学变成了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对于理学家们的空谈心性，吕坤曾进行了驳斥和揭露，认为理学家都是伪君子，平日里“口坠天花，而试之小小设施，辄不济”。[25]
晚明时期的理学，已经严重脱离实际，给当时的文化思想领域布上了沉重的阴霾。这种愚民思想限制着新兴市民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势必遭到他们的反对。正是在这种压抑的氛围中，一股新异的进步思潮的清风，在理学阴云下悄然吹起，大有澄宇之势。因此，晚明启蒙思潮的泛起，与随之而来的人的理性觉醒，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启蒙思潮至“五四”时期达到高峰。它和魏晋时期人的思想解放相比，具有更强的现实性和主动性，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抹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收稿日期：2006—12—20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04—GH—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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