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明代的商贸旅游
陈宝良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7年11期
【原文出处】《中州学刊》(郑州)2007年5期第155～161页
【作者简介】陈宝良，西南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重庆 400715
陈宝良，男，西南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
【关 键 词】明代/集市/庙会/商贸旅游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7）05—0155—07
所谓商贸旅游，其实就是指那些有着商业目的的旅游活动。商人弃家远行，在求得商业利润的过程中，同样不免有游览当地名胜古迹的活动。尤其是商业路程书的出现，其中关于旅途中旅游景点的介绍，更说明商贸与旅游的关系密不可分。与此同时，众多的集市，尤其是庙会，尽管内部具有商业贸易的特点，甚至不乏宗教的虔诚，但前来赶庙会的人们，除了买卖之外，无不游览当地胜景，将赶庙会当作一次极好的旅游。
一、商游
所谓“商游”，用传统的典籍来表述，就是“贾人游”。那些行商，为了获取利益，奔走于江湖之间，经商之余，或与贤士大夫交游，或游览各地名胜古迹。① 从商人游历的地域来说，商游可以分为域内与海外两种；而从商游的具体内容来说，应该包括下面两类：一是商人的交游，在行商的旅程中，主动地接近士大夫，并与士大夫交往；二是商人在经商之余，通过游览名山大川而获得消闲。
1.商帮与国内商旅
在明代，确实存在着这样一批商人，他们虽然因为经商而长年在外游历，但志向并不是在经商上，而是仰慕司马迁之游，“假商以自名，实非商也”。如商人廖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游历江湖之处，“西极乎岷峨，东尽于海，往来乎洞庭、彭蠡、震泽之间，览其形胜，访其人物，山之涯，水之澨”②，无不游历殆尽。明代有名的商帮，南有徽商，北有晋商。其他如浙江的龙游商人，三吴的洞庭商人，也在当时较为著名。关于明代的山西商人，明人王士性记道：
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祖父或以子母息匄贷于人而道亡，贷者业舍之数十年矣，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其贷，则他大有居积者，争欲得斯人以为伙计，谓其不忌死肯背生也，则斯人输小息于前而获大利于后。故有本无本者咸得以为生。且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于伙计。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盖是富者不能遽贫，贫者可以立富，其居室善而行止胜也。③
从上面可知，山西商人之巨富，在于下面两条：一是诚信经商，伙计对于出本的主人，永远是靠自己的诚信而取得主人的信任；二是靠的是合伙经营，即所谓的“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而商人的资本也往往投于众伙计处，从而减少了投资的风险。在徽州商人中，盐商是最为富有的商人。关于他们的生活，明人陈铎与薛论道各有一首以《盐商》为题的歌曲，可以反映盐商的“风月”冶游生活。歌曲道：
下场引方才告缴，脱空钱早已花销。衣冠假儒士，风月花胡哨，那里也十万缠腰。累岁经年守候着，将到手支头欠少。
花乡酒乡，处处随心赏。兰堂画堂，夜夜笙歌响。五鼎不谈，三公不讲；受用写芙蓉锦帐，粉黛红妆。江湖那知廊庙忙？舞女弄霓裳，金樽饮玉浆。三枚两谎，真个是人间天上。④
尽管这两首歌曲风格各异，一首对商人有讽刺，而另一首则对商人却无微词，但基本都是当时商人生活的真实反映。从中不难看出商人生活的基本特点：一是商人的特点是以赚钱为目的，他们可以“五鼎不谈，三公不讲”，做官封荫当然不是他们的理想目标，但“衣冠假儒士”一句，显然也已说明尚儒之风在商人中开始风行；二是商人也开始追求舒适、雅致的生活，诸如建造画堂、兰堂，在里面有粉黛、红妆、舞女，夜夜笙歌，而且还在风月场中花里胡哨的乱窜，确实也过着一种与士大夫一般的冶游生活，真如人间天上；三是商人经商，说谎、作假还是他们的常态，尽管当时已经有人提倡以诚信经商，甚至倡导一些商人道德。
在明代，浙江龙游人也以“善贾”著称。龙游商人主要是一些珠宝商，所卖者多是明珠、翠羽、宝石、猫睛之类轻便之物。龙游商人贩物也颇有特点，这些珠宝虽价值千金，却一人敢于到京城贩卖。通常他们将珠宝藏在败絮、僧鞋、蒙茸、褴褛、假痈、巨疽、膏药之中，很少被人发觉，便于旅途的安全。“异哉，贾也！”⑤ 明人王士性从龙游商人的经商心计中不免发出这样的感慨。
在传统社会，商居“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地位之低，不言而喻。到了明代中期，商人的地位逐渐提高，他们自己对走江湖、逛娼楼的生活乐而不疲，显得信心十足。张来仪《静居集》卷二有一首诗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诗云：“长年何曾在乡国，心性由来好为客。只将生事寄江湖，利市何愁远行役。烧钱酾酒晓祁风，逐侣悠悠西复东，浮宅泛宅无牵挂，姓名不系官籍中。嵯峨大舶夹双橹，大妇能歌小妇舞，旗亭美酒日日沽，不识人间离别苦。长江两岸娼楼多，千门万户恣经过，人生何如贾客乐，除却风波奈若何。”⑥ 如此看来，这不仅仅是商人生活的自白，简直可以看作一曲“贾客乐”。商人虽常年在外，但他们对这种奔波的生活并无怨言，甚至“年久在外，窝住人家，娶妻生子”。如云南姚安军民府，地处边陲，但浙江龙游、江西安福的客商，在此地经商的人数不下三、五万人，“偏处城市乡村屯堡安歇，生放前债，利上生利，收债米谷，贱买贵卖，娶妻生子，置买奴仆，二三十年不回原籍”⑦。可见，尽管商人外出经商是一种“远行役”，但他们只是将它当作一种“客游”，甚至享受其中“逐侣悠悠西复东”的生活乐趣。
2.海商与海上商贸之旅
已有的研究成果显示，明代前期的海上私人走私贸易主要有下面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出远洋，直接到日本、朝鲜、琉球及东南亚各国从事长途贩运的民间商人，他们因需长途跋涉，历经惊涛骇浪之险，故一般人数较多，经常是几十艘船结队而行。第二种是沿海守御官军执法犯法，私自派人或役使军人，利用所督率的海船到国外从事走私贸易，以图私利。第三种是奉命出使外国的官员乘机载运私货或挟带商人到国外进行走私贸易。第四种是在沿海一带进行走私贸易。⑧
明初所一直奉行的海禁政策，因嘉靖倭患而受到很大的冲击，甚至迫使明朝廷对海外贸易政策进行一些反思与调整。隆庆元年（1567），在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奏请下，明朝统治者同意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人出海贸易，从此结束了明代前期维持近200年的朝贡贸易体系，并使明代后期的私人海外贸易得到迅速的发展。
明代后期私人海外贸易船的贸易范围相当之广，“西至欧罗巴，东至日本之吕宋、长崎”，无不都有海外贸易商人的踪迹。⑨ 概括来说，包括西洋与东洋两大类。去西洋的贸易之地，有交趾、占城、暹罗、下港、加留吧、柬埔寨、大泥、旧港、麻六甲、亚齐、彭亨、柔佛、丁机宜、思吉港这些国家和地区。当时往西洋的贸易点主要是集中在北大年、万丹和巴达维亚三个地方。去东洋的贸易之地，有吕宋、苏禄、猫里务、沙瑶、呐哔丹、美洛居、文莱、鸡笼、淡水这些国家和地区。比较而言，往东洋菲律宾的商船因路近而获利较多，因而去东洋贸易的船只相对就较多。⑩
这些从事海外贸易的船只，不但装载大量的货物，而且还搭乘不少客商。正如明人张燮所记：“每舶舶主为政，诸商附之，如蚁封卫长，合并徙巢。亚此则财副一人，爰使掌记。又总管一人，统理舟中事，代舶主传呼。其司战具者为直库，上樯桅者为阿班，司椗者有头椗、二椗，司缭者有大缭、二缭，司舵者为舵工，亦二人更代。其司针者名火长，波路壮阔，悉听指挥。”(11) 这是明代后期一艘海外贸易船上的基本人员组成，而海商基本是搭乘这些船只出洋贸易。他们“占风犯涛，博十一于鳞介之国”(12)，踏上开拓海外贸易的旅程。其结果则有下面两种：一是“走洋如适市”，在中国与海外之间往来，为国内带来了“海供”、“夷产”。(13) 二是通过这些贸易商船，使大量的华人开始移居到东南亚，这是海上商贸之旅的另一种结局。
二、商人旅行指南书
商人外出经商，就必须对道路了如指掌，甚至对沿途一带的风土人情也有所了解。否则，就会前路渺茫，苦于询问，甚至“厄于歧路”(14)。于是，在明代就出现了一些专门供士商旅行之用的程图路引，相当于现在的旅行指南一类的书籍。明代编纂目的旨在便于商人外出经商的书籍，主要有下面三类：一是专门记载水陆行程的图记，如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就是此类书籍的代表；二是专门记载经营知识和经商经验的商书，如《三台万用正宗·商旅门》即是此类著作；三是兼有上面两种内容的汇编，新安原版程春宇所辑《士商类要》则是其代表。
程图路引是明代士商旅行的必备之物。行旅参照程图，依靠路引判定所在方向，计算旅程远近，并借助于询问，确定行进路线，便能到达目的地。正如明人吴岫所言，程图一类的书籍，“士大夫得之，可为四牲览劳之资；商贾得之，可知风俗利害。入境知禁，涉方审直，万里在一目中，大为天下利益，实世有用之书”(15)。据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尽管明代流传下来的地方志种类很多，数量也颇丰富，但由商人编纂的路程图记流传下来的却为数很少。迄今所知，此类图记仅有《一统路程图记》、《华夷风物商程一览》、《水陆路程》、《士商类要》、《天下路程图引》、《客商一览醒迷天下水陆路程》、《图像南北两京路程》等数种。(16) 此类书籍大多散佚海外，尤以日本内阁文库和尊经阁文库收藏居多，而国内则濒于失传。
大体说来，山水之间，或以石胜，如岩、峦之类，或以土胜，如阜、垤之类。天下名山，首先必须提到“五岳”。正如明代著名的旅行家王士性所言：“神州赤县，五岳为尊。太玄帝時，作配自今。瑶池宝轴，用秘真形。”(17) 而明代商人人手一册的旅行指南书中，对天下名山的记载相当丰富，从某种程度上证明商人在经商的旅途中，同样关心名山大川一类的旅游风景。此类名山，以五岳最为著名，路程书中对五岳的介绍亦显详细。
除五岳之外，当数佛、道二教名山最为著名。佛教名山有普陀、五台、峨眉，道教名山有武当、齐云。明代士商必备的旅行指南一类的书籍，对这些宗教名山无不都有介绍，无非就是为了便于士、商在行路中顺路游览。明代士商旅行指南书，还刻意提醒游者，每年的春末夏处，可以去五台山游玩。到了秋冬，既有了边警，又有寒气，不宜去五台山旅游。而四川峨眉山，是普贤菩萨道场。普贤殿在绝顶，“风极大，瓦以铁为之，放光奇迹晴则见，惟四、五月可登。其山后坑雪，冬夏不消，七、八月间，雪封崖径，不可往矣”(18)。从宁波去普陀山烧香，所需要的花销，此类旅游指南书也明白地加以记载：出了宁波的东大门，至桃花渡，上香船，每人送店主人家银一钱，吃饭一餐，朝香回来之日，又吃饭一餐，连往返船钱都在内。(19)
道教名山的记载，最著名的是武当山的记载，有明代“第一仙山”之称。在山上，有明代皇帝御制之联，云：“顶镇乾坤，天下无双圣境；峰联霄汉，大明第一仙山。”程春宇之《士商类要》，对武当山的宫观就有详细的记载，如记太圣南崖宫云：
正殿上有金灯一盏，殿前有圣泽玉露井，殿后有圣父母殿。前有龙头香，左有石梁，石柱，殿內坐五百位灵官，旁有下碁亭，右有文昌祠、南秉亭。正殿后，右边有五龙捧圣亭，下即舍身崖。各有胜致，惟有南崖最多。谚云：“南崖景，紫霄（木旁沙字），到了五龙不思家。”登山观览，斯言信之矣。(20)此外，如圣父母殿、元君殿、太岳太和宫之类，书中均有记载。
浙江的雁荡山、福建的武夷山，也是天下的名山之一，明代旅游指南一类的书籍，对这两座山也有记载。雁荡山在乐清县（今浙江乐清市）东90里。山高40里，巅有湖，只有雁宿湖上，人迹罕至，故称为雁荡山。雁荡峰峦峭拔，千态完状，泉有大、小龙湫，自巅而倾，随风变态，虽旱不息。一般的记载，无不说天下峰峦，当以雁荡为奇。(21) 武夷山在福建建安县、崇安县一带。《道书》称之为第十八洞天，山景色绝胜。明代旅游指南书籍，对此山未作详细介绍，仅是引用朱熹所作《武夷山九曲棹歌》，以识其胜概。(22)
商贸旅游指南书中，对钱江大潮也偶记载。一般说来，近海之处全都有潮，只有钱江有巨涛，各处只是长水而已。潮之大小，一般随月，月高潮小，月低潮大。这种潮候，只是就其大概而言。具体什么时辰潮头到达，也是各有其别：或此时之初至，或此时之末至。在明带旅行指南类书籍中，当然也不忘告诫观潮者所应注意的安全：“登舟登岸者，先避一时为佳。若是风大，必然潮高，切宜谨慎。”(23)
三、集市与旅游
集市是商业的自然会聚之所，是人们聚集的中心。集市的繁荣，毫无疑问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其目的也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兴盛，但集市的出现，一方面使“商游”有了落脚之处，另一方面乡村百姓的“赶集”与“趁墟”，尽管是为了卖或买的经济活动，却也有游玩的意义蕴涵其中，于是也就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1.贸易集市
明代的贸易集市，从其职能分工而言，可以分为诸如庙市、会市、香市、内市、灯市、积市一类的专业市场和集市两类。
（1）专业市场
其一，庙市、会市。明代北京号称有“三大市”，庙市则是其一。北京的庙市，设在都城之西，也即都城隍庙的左右街，每月初一、十五、廿五开市。(24) 明人吴溥记北京城隍庙市道：“每月朔暨望，则商贾毕集。大者车载，小者担负，又其小者挟持而往，海内外所产之物咸集焉。至则画地为界限，张肆以售。持金帛相贸易者，纵横旁午于其中，至不能行，相排挤而人，非但摩肩接踵而已。”(25) 北京城隍庙市所售之物，堪称万物咸集，有文人士大夫之图籍，武士之弓矢，农夫之农具，工匠之斧凿刀铁，富贵家常用之明珠大贝，贫夫所需的敝衣败履，儿童喜欢之弄具，妇女必备之粉黛脂泽，以及释、道之鱼锣铙鼓，俳优之筝、箫、管一类的乐器。北京城隍庙市所卖之书画古董，真伪错陈，“北人不能鉴别，往往为吴侬以贱值收之。其他剔红填漆旧物，自内廷阑出者，尤为精好”(26)。庙市在有些地方称“会市”，这是因为它多在迎神赛会期间开市。如福建清流县，每年就有“樊公会”、“转水会”、“余朋会”三大会市。当地民间相传每年的八月二十八日是樊公诞辰，就在这一日举行赛会。在八月初，直隶、江浙、闽广各地的客商就携带货物前来交易，四方之人也赶来买货，一直到九月才散。每年九月重阳，一些客商将在樊公会上卖剩的货物，拿到位于县之四保的地方发卖，数日才散，称“转水会”。每年十月初一，在县的梦溪里，客商在此交易货物，数日而散，称“余朋会”。(27) 按照有些研究者的观点，这种传统的庙市的一切活动，诸如度量衡制、商品种类、贸易习惯以及运输权等，差不多都受到了乡族势力的严格控制。(28)
其二，香市。在明代，最著名的香市，当数杭州的“西湖香市”。西湖香市，每年起于花朝节，至端午节结束，前后达四个月。每年白花朝节以后，山东人到普陀山进香，或嘉兴、湖州人至天竺进香，无不集于西湖，与西湖当地的居民交易，所以称为“香市”。香市所设，从三天竺、岳王坟，一直到湖心亭、陆宣公祠，最后集中于昭庆寺。在昭庆寺的两廊，甬道上下，山门内外，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棚，棚外又摊，显得相当热闹。香市所售之物，从三代八朝之古董，外国来的珍异，到妇女所用的簪珥、牙尺、剪刀，以及经典、木鱼和小孩的玩具，无所不有。崇祯十三年（1640），昭庆寺发生火灾。另外，就在这一年和接下来的两年，又发生饥荒，百姓有很多死于饥饿，再加之崇祯十五年满兵侵扰山东，道路受阻，香客断绝，西湖香市遂废。(29)
其三，内市。所谓“内市”，即设于皇城之内、禁城之外的市场。按照《会典》，内官各监、局的工役之人，有夹带财物人宫内买卖，守卫官必须具奏，将夹带者治罪。至后，就出现了内市，其创设时间不详。每月初四，是内市开市的日子，买卖之物相当丰富，甚至像刀、枪、弓、箭一类的违禁之物，也公然在内市上陈设出来，以供人买卖。(30) 其实，内市的出现，完全是按照周代礼制中的“前朝后市”之制而设。内市原本设于玄武门外。明熹宗刚即位，将内市暂时移至北安门外。天启七年（1627）七月，熹宗下谕，自当年八月初四日始，内市重新搬回玄武门外。(31) 从禁城之左，过光禄寺入内门，自御马监以至西海子一带，全是内市之处。(32) 至崇祯年间，内市开设时间稍有增加，从每月初四一天，变为每月逢四开市，即每月的初四、十四、廿四开市。内市的繁盛虽不如庙市，但也是诸货毕集。(33)
其四，灯市。在明代，灯市也是北京三大市之一。所谓灯市，就是上元灯节时自然形成的市场。市在东华门外，向东陈设，长达十余里，开市时间为正月十日至十八日。灯市所售，虽无所不有，但主要有两大类物品：一是纨素珠玉，适于妇女购买；二是华丽装饰品，适于贵戚购买。此外，就是一些猥杂器用、饮食与假古铜器。(34)
其五，积市。按照明代的制度，一省最高的学官提学院道官员上任之后，需要对所辖范围内各府的学校生员进行岁考与科考。所谓“积市”，又称“赶积”，就是一些商人携带商品与货物，跟随这些提学官到各府所在的考试地开市做买卖。这种积市上所卖货物，大多适应这些考试生员的需要，多为书籍和古玩珍异，此外尚有一些寻常应用之物，如笔墨纸砚之类，以及一些生活用品。(35)
其六，其他专业市场。明代的专业市场，最有名的当数广东的四大市。所谓四大市，一为“药市”，在罗浮县的冲虚观左，又称“洞天药市”，是一处专门的药材市场；二是“香市”，在东莞县的寥步，凡是东莞所产生熟诸香都汇聚于此交易；三是“花市”，在广州城的七门，所卖仅为素馨，无别花；四是“珠市”，在廉州城西卖鱼桥畔，当盛平时，“蚌壳堆积，有如玉阜”(36)。
（2）集市
由于各地风俗的不同，南、北方或西南、岭南、西北的市场名称或开市之日也多有差异。早在唐诗中，就有将市集称为“嚣”的例子。(37) 在江南的吴、越两地，一般将市场称为“市”，符合古人“日中为市”之义。在河南，则将市称为“集”。在岭南，将市称为“虚”（又作“墟”），其义大概取不常开市，多有虚日之意。广东之虚，最有名的当数东莞县的章村。章村之虚，“为肆若干，或肆有常人，或肆有常人无常居，十日为三会。坐肆之租有常，负贩提挈贸于途者无常，薄取之。岁入若干繈，会民读法，春秋赛祠，问高年，宾髦士，凶荒祈望，一岁经费皆取给焉”(38)。显然，章村虚市的自治管理之制，已相当完善。在四川，将市称为“痃”，意思是说开市如发疟疾，间而复作。但这种称呼到了江南，又发生了变化。江南人厌恶用“痃”名，就将它改成“亥”。如江西武宁有一处“常州亥”，就是一个例证。(39) 在贵州，一般将市场称为“场”，而且以十二干支所肖为场，如子日开市称“鼠场”，丑日开市为“牛场”。在贵州的附郭，还有卯、申、子、午四场。(40) 在云南，一般将市场称为“街子”。如在云南府，每年的三月十五、十六、十七三天，云南各州县的商旅都携带货物集中到城西教场内贸易，称为“观音街子”。而在云南的姚州，当地的百姓一日一小市，称“小街子”；五日一大市，称“大街子”。(41) 在北方，一般均将市称作“集”，而民间则将上市场购物或做买卖，称作“赶集”。(42) 在山东，每次开集，“四远竞凑，大至骡、马、牛、羊、奴婢、妻子，小至斗粟、尺布，必于其日聚焉”。岭南称市为“虚”，于是民间将上市场称为“趁虚”。(43) 北方之集，也分大市、小市，开市的间隔日子不一。市场大多“不坐肆而货”，而是“陈于坊门”，(44) 近于古代交市、朝市之义。在有些市场上还设立木牌，按所售货物不同，“标分界限，俾贸易者知所守焉”。如易州的市集，分别有：易州集，为一州大集，设于城内官街中，分东、西二市，三日一小市，五日一大市；柴厂集，一日一市；唐胡集，五日一市。涞水县市集，有涞水集，十日一市；永安坊集，十日一大市，五日一小市；楼村集，五日一市；石亭集，五日一市。(45) 北方的集市，很多是定下每月逢日开市，或每月逢三（即三、十三、廿三）开市，或每月逢四、九日（即四、九、十四、十九、廿四、廿九）开市。至于每天都开市的市场，则称“常市”。如雄县，有市集共九个：瓦济，南逢三开市，北逢八开市；易易，逢六开市；瓦桥，逢一开市，而桥上则为常市；北关，逢五开市；永通，逢十开市；涞河，逢四、九开市；东赵，逢二、七开市；下村，逢四、九开市；留镇，逢五开市。(46)
明代的很多专业集市，或设于寺庙之旁，或在灯节举行期间。若在寺庙之旁香市，那么诸如商人、香客在赶香市的同时，也就顺便将寺庙游览一遍；若是灯节期间的灯市，那么节日时所演的诸多抬阁、戏剧，同样也就丰富了灯市的内涵，使其包括了旅游的功能。如浙江绍兴的灯景相当闻名。每当灯节时，城中无论是贫富之家，无不挂灯。在大街上，多者挂有百灯，而小巷亦有十灯。又在十字街头搭一木棚，挂大灯笼一个，当地人俗称“呆灯”，在上面画上《四书》或《千家诗》的故事，或者在上面写上灯谜，供人商猜。在“庵堂寺观以木架作柱灯及门额，写‘庆赏元宵’、‘与民同乐’等字。佛前红纸荷花琉璃百盏，以佛图灯带间之，熊熊煜煜。庙门前高台鼓吹。五夜市廛，如横街、轩亭、会稽县西桥，闾里相约，故盛其灯。更于其地斗狮子灯，鼓吹弹唱，施放烟火，挤挤杂杂。小街曲巷有空地，则跳大头和尚，锣鼓声杂，处处有人团簇看之。城中妇女，多相率步行，往闹处看灯；否则大家小户杂坐门前，吃瓜子糖豆，看往来士女，午夜方散。乡村夫妇，多在白日进城，乔乔画画，东穿西走，曰‘钻灯棚’，曰‘走灯桥’，天晴无日无之。”(47) 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2.社会、庙会与旅游
什么是“社火”？小说《二刻拍案惊奇》记山东兖州府巨野县有个铱芳亭，是当地乡民在秋收之时，祭赛田祖先农、公举社会聚饮的地方。至社日，乡村中的男妇儿童，无不毕赴，一同观看社火。小说接着将社火解释如下：“凡一应吹箫打鼓、踢球放弹、勾拦傀儡、五花爨弄诸般戏具，尽皆施呈，却象献来与神道观玩的意思，其实只是人扶人兴，大家笑耍取乐而已。所以王孙公子，尽有携酒挟伎特来观看的。直待诸戏尽完，赛祭礼毕，大众齐散，止留下主会几个父老，亭中同分神福，享其祭余，尽醉方休。此是历年故事。”(48) 关于举行社会的目的，明人王稚登云：“里社之设，所以祈年谷、祓灾祲、洽党闾、乐天平而已。”(49) 一个“乐”字，已经道出了参与社会的百姓的游玩心态。
庙会导源于古老的祭社活动，但与祭社的社会相较，其内容更为广泛，每年的活动也更为频繁。庙会大多在当地的各色神庙中举行，以神庙的神灵偶像为祭祀中心，故又称“神会”。庙会的兴盛，起源于“淫祠”的泛滥。什么是“淫祠”？唐人段成式言：“大凡非境之望，及吏无著绩，冒配于社，皆曰淫祠。”(50) 可见，除社坛、社庙以及朝廷祀典所列神庙之外，凡是民间私自创设而不被朝廷承认的神庙，均在淫祠之列。
明初，朱元璋对民间的迎神赛会进行了限制(51)，并制定了一套里社祭祀仪式。所以，明初民间只有春秋二社的祭社活动，庙会暂趋沉寂。中期以后，由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各种庙寺的增建，再加之官方限制的松懈，因而各地的庙会重又盛行。如浙江杭州仁和县，庙会就形成于成化末年。北直隶的广平府，至正德初年，始有庙会此俗。广平府的庙会以永年县的娘娘庙、肥乡县的赵王庙、曲周县的龙王庙最为闻名。每当庙会时，“先期货物果集，酒肆罗列，男女人庙烧香，以求福利”(52)。城市民间的社会、庙会，一方面祈祷上苍神灵，以求佑护他们一年发财有望，灾患不生，是人力不能左右自然的一种无力表现；另一方面，百姓在一年的辛劳之后，庆其有成，借庙会以求娱乐、享受。概言之，名为悦神，实则娱人。庙会名义上是一种宗教活动，却为一般百姓提供了一次极好的旅游机会。
明代苏州有很多社会，诸如松花会、猛将会、关王会、观音会等等。其中松花、关王两会，一般是在有了旱蝗之灾时才举行，而关王会则以昆山县为盛，观音在苏州各地间一行之。当然，在各种社会中，当以“五方圣贤会”为最盛。在社会举行之日，流行一种“看会”之俗，“会过门之家，折简召宾客徒戚属闺秀婴奇，云至雨集”。尤其是在“五方圣贤会”举行期间，大多实行一种“妆会”的仪式，所表演的节目相当丰富，分别有：杂剧则，所演之戏包括虎牢关、曲江池、楚霸王、单刀会、游赤壁、刘知远、水晶宫、劝农丞、采桑娘、三顾茅庐、八仙庆寿。神鬼则，民间百姓自己扮演的神鬼故事包括观世音、二郎神、汉天师、十八罗汉、钟馗嫁妹、西天取经、雷公电母、后土夫人。人物则，民间百姓自己扮演的人物故事包括伍子胥、孙夫人、姜太公、王彦章、李太白、宋公明、状元归、十八学士、十三太保、征西寡妇、十八诸侯。技术则，多为表演杂技节目，诸如傀儡、竿木、刀门、戏马、马上橇、走索、弄伞、广东狮子。缠结则，即扎起诸如蓝关亭、镜子亭、麦柴亭、五云亭、九层亭、锦毬门、秋千架、采莲船，色彩斑斓，五花八门。乐部则，演奏多种鼓乐，乐曲包括柘枝鼓、得胜乐、军中乐、太平乐、清平调、单合笙、双合笙、歇拍鼓、十样锦、海东青。珍异则，展示各种奇珍异物，诸如金花铠、真珠带、飞鱼袍、蟒龙衣、犀角弓、紫檀筝、商金鞍、刻丝鞯、玳瑁笙、珠伞、水墨花伞、错金兵仗、螺钿兵仗、百斤沉香、百斤雄黄。散妆则，其实是一种队舞，其形式分别有打围场、野仙人、八蛮朝、山魈戏、太保参、平倭队、沙兵队、广兵队、毛女仙、小僧道、小医师、金钱卜、莲花鼓、琵琶妇、行脚僧、小将军、射生弩、斗蟋蟀、采芝仙、白猿精。(53) 如此热闹的场面，加上有如此精彩的节目，乃至各式各样的奇珍异物，无不吸引四方百姓前来观看。在社会举行期间，这些百姓既是活动的参与者，又是观赏者，通过参与、观赏，一年的紧张劳作得到了放松。简言之，也是一次很好的休闲旅游活动。
今人动辄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其义无非是说文化活动与经济活动无不紧密相连。从明代的商贸旅游活动中，我们同样可以证明纯粹的闲暇旅游活动与商业不无关系。商人外出经商，除了本身称为“商游”之外，他们在经商之余也无不关注各地的名山大川，在闲暇时饱览大自然的美景；各种集市的存在，其目的是为了民间交易的便利，但是整年被劳作所缠的民间百姓，当他们在“赶集”或“趁墟”之时，除了购买日常生活用品或者售卖农产品之外，显然也有游逛的用意在内，实则是一次短暂的旅行经历。至于庙会的兴起，尽管带有宗教的意义，事实上却为百姓提供了一些外出旅游的机会。至于庙会期间“香市”的形成，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客商，恰恰是旅游与商贸结合的明证。尤其在明代，泰山、武当、普陀等地的庙会，都带有全国性的规模，民间百姓千里走集，顺路游玩，更是民间百姓多年劳作之余的一种休闲享受。而路上所闻所见，均能开阔他们的视野。尤其是妇女，平常被锁闭在深宅大院与绣房闺楼，或被庖厨一类的家庭琐事所缠，只有庙会之时，她们才得以自由外出旅游，参加集会和看戏，这对于扩大妇女的社会交往以及妇女的解放，同样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收稿日期：2007—07—17
注释：
① 如徽州商人程瑞，为经商“出游江湖间”，并知书识礼，与士大夫交游，曾与明代著名文人“往来西湖上”。此即其例。参见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二三《歙县处士程次公墓志铭》，载《茅坤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89页。
② 丘濬：《重编琼台类稿》卷十《江湖胜游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05—206页。
③ 王士性：《广志绎》卷三《江北四省》，中华书局，1981年，第61—62页。
④ 路工编：《明代歌曲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16—17、109—110页。
⑤ 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中华书局，1981年，第75页。
⑥ 明人张藉有一首《野老歌》，其中有句道：“西江贾客珠万斛，船中养犬长食肉。”也是说尽贾客之乐。参见陈益祥《陈履吉采芝堂文集》卷十三《木钺》，明万历四十一年刻本。
⑦ 戴金编：《皇明条法事类纂》卷十二，《云南按察司查究江西等处客人躲往地方生事疏》、《不许纵容窝主老引客商例》。
⑧ 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87—88页。
⑨ 王胜时：《漫游纪略》，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
⑩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参见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09—121页。
(11) 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卷九《舟师考》，中华书局，2000年，第170—171页。
(12) 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中华书局，2000年，第135页。
(13) 萧基：《东西洋考·小引》，《东西洋考》，中华书局，2000年，第15页。
(14) 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序》，《明代驿站考》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35页。
(15) 吴岫：《一统路程图记·后序》，《明代驿站考》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28页。
(16) 关于明代的路程书，其详细的研究，可参见山根幸夫《明代の路程书につぃこ》，载日本《明代史研究》第22号（1994年4月），第9—24页。
(17) 王士性：《五岳游草·自序》，《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9页。
(18) 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六、卷七，《明代驿站考》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92、200、213页。
(19)(20)(22) 程春宇：《士商类要》卷一，《明代驿站考》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54、249—250、251页。
(21)(23) 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七，《明代驿站考》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16页。
(24) 蒋德璟：《游宫市记》，《明文海》卷三五九。
(25) 吴溥：《送司训徐君序》，《明文海》卷二八八。
(26)(32)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庙市日期》、《内市》，中华书局，1997年，第613、612—613页。
(27) 嘉靖《清流县志》卷一《墟市》。按：明人何乔远亦记：“《清流志》：七月二十日至八月朔，阖县祭渔沧庙樊神牛酒大会，中秋望日迎灯庆神，二十七日奉神像出游，商旅货贿来会，谓之樊公会。”载氏著《闽书》卷三十八《风俗》。
(28) 傅衣凌：《论乡族势力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2页。
(29) 张岱：《陶庵梦忆》卷七《西湖香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1页。
(30) 《明神宗实录》卷五三二，万历四十三年五月辛未条。
(31) 《明熹宗实录》卷八十六，天启七年七月戊子条。
(33) 蒋德璟：《游宫市小记》，《明文海》卷三五九。按：沈德符记北京内市，“每月初四、十四、廿四三日，俱设场贸易”。则知每月三日贸易，在万历年间已是如此。两者记载有别，不知孰是？俟考。
(34) 谢肇淛：《五杂组》卷三《地部》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61页。
(35) 叶梦珠：《阅世编》卷二，《学校》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6页。
(36)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四市》，中华书局，1985年，第48页。
(37)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中华书局，1957年，第88—89页。
(38)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虚》，中华书局，1985年，第47—48页。按：在岭南，也有将市集称为“务”之例。说具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中华书局，1957年，第89页。
(39) 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中华书局，1981年，第85页。按：在四川，也将市集称为“场”。说具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中华书局，1957年，第89页。
(40) 嘉靖《贵州通志》卷三《风俗》。
(41) 正德《云南通志》卷三、卷九《风俗》。
(42) 如北京人就将上市称作“赶集”。此其例也。见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七《上字·民风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94页。
(43) 明人张瀚记岭南新宁赤?{墟，小艇络绎而来，土人称之为“趁墟”，如北人云“赶集”，云云。《松窗梦语》卷二《南游纪》，中华书局，1985年，第27页。
(44) 嘉靖《威县志》卷二《地理志·坊市》。
(45) 弘治《易州志》卷五《街坊》。
(46) 嘉靖《雄乘》卷上《疆域》第1。
(47) 张岱：《陶庵梦忆》卷六《绍兴灯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3—54页。
(48) 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岳麓书社，2002年，第11页。
(49)(53) 王稚登：《吴社编》，《说郛续》卷二十八。
(50) 段成式：《好道庙记》，《全唐文》卷七八七。
(51) 如明代法律规定，“若军民装扮神像，鸣锣击鼓，迎神赛会者，杖一百，罪坐为首之人”。参见熊鸣岐辑《昭代王章》卷二《禁止师巫邪术》。
(52) 嘉靖《广平府志》卷十六《风俗志》。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7年11期
【原文出处】《中州学刊》(郑州)2007年5期第155～161页
【作者简介】陈宝良，西南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重庆 400715
陈宝良，男，西南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
| 【内容提要】 | 商贸旅游是众多旅游活动的一种。随着明代商业的发展，商贸与旅游之间的关系渐趋紧密，明代商人、民间百姓的旅游闲暇生活渐趋丰富，明代的商贸旅游兼具商业与旅游休闲的双重功能。 |
所谓商贸旅游，其实就是指那些有着商业目的的旅游活动。商人弃家远行，在求得商业利润的过程中，同样不免有游览当地名胜古迹的活动。尤其是商业路程书的出现，其中关于旅途中旅游景点的介绍，更说明商贸与旅游的关系密不可分。与此同时，众多的集市，尤其是庙会，尽管内部具有商业贸易的特点，甚至不乏宗教的虔诚，但前来赶庙会的人们，除了买卖之外，无不游览当地胜景，将赶庙会当作一次极好的旅游。
一、商游
所谓“商游”，用传统的典籍来表述，就是“贾人游”。那些行商，为了获取利益，奔走于江湖之间，经商之余，或与贤士大夫交游，或游览各地名胜古迹。① 从商人游历的地域来说，商游可以分为域内与海外两种；而从商游的具体内容来说，应该包括下面两类：一是商人的交游，在行商的旅程中，主动地接近士大夫，并与士大夫交往；二是商人在经商之余，通过游览名山大川而获得消闲。
1.商帮与国内商旅
在明代，确实存在着这样一批商人，他们虽然因为经商而长年在外游历，但志向并不是在经商上，而是仰慕司马迁之游，“假商以自名，实非商也”。如商人廖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游历江湖之处，“西极乎岷峨，东尽于海，往来乎洞庭、彭蠡、震泽之间，览其形胜，访其人物，山之涯，水之澨”②，无不游历殆尽。明代有名的商帮，南有徽商，北有晋商。其他如浙江的龙游商人，三吴的洞庭商人，也在当时较为著名。关于明代的山西商人，明人王士性记道：
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祖父或以子母息匄贷于人而道亡，贷者业舍之数十年矣，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其贷，则他大有居积者，争欲得斯人以为伙计，谓其不忌死肯背生也，则斯人输小息于前而获大利于后。故有本无本者咸得以为生。且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于伙计。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盖是富者不能遽贫，贫者可以立富，其居室善而行止胜也。③
从上面可知，山西商人之巨富，在于下面两条：一是诚信经商，伙计对于出本的主人，永远是靠自己的诚信而取得主人的信任；二是靠的是合伙经营，即所谓的“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而商人的资本也往往投于众伙计处，从而减少了投资的风险。在徽州商人中，盐商是最为富有的商人。关于他们的生活，明人陈铎与薛论道各有一首以《盐商》为题的歌曲，可以反映盐商的“风月”冶游生活。歌曲道：
下场引方才告缴，脱空钱早已花销。衣冠假儒士，风月花胡哨，那里也十万缠腰。累岁经年守候着，将到手支头欠少。
花乡酒乡，处处随心赏。兰堂画堂，夜夜笙歌响。五鼎不谈，三公不讲；受用写芙蓉锦帐，粉黛红妆。江湖那知廊庙忙？舞女弄霓裳，金樽饮玉浆。三枚两谎，真个是人间天上。④
尽管这两首歌曲风格各异，一首对商人有讽刺，而另一首则对商人却无微词，但基本都是当时商人生活的真实反映。从中不难看出商人生活的基本特点：一是商人的特点是以赚钱为目的，他们可以“五鼎不谈，三公不讲”，做官封荫当然不是他们的理想目标，但“衣冠假儒士”一句，显然也已说明尚儒之风在商人中开始风行；二是商人也开始追求舒适、雅致的生活，诸如建造画堂、兰堂，在里面有粉黛、红妆、舞女，夜夜笙歌，而且还在风月场中花里胡哨的乱窜，确实也过着一种与士大夫一般的冶游生活，真如人间天上；三是商人经商，说谎、作假还是他们的常态，尽管当时已经有人提倡以诚信经商，甚至倡导一些商人道德。
在明代，浙江龙游人也以“善贾”著称。龙游商人主要是一些珠宝商，所卖者多是明珠、翠羽、宝石、猫睛之类轻便之物。龙游商人贩物也颇有特点，这些珠宝虽价值千金，却一人敢于到京城贩卖。通常他们将珠宝藏在败絮、僧鞋、蒙茸、褴褛、假痈、巨疽、膏药之中，很少被人发觉，便于旅途的安全。“异哉，贾也！”⑤ 明人王士性从龙游商人的经商心计中不免发出这样的感慨。
在传统社会，商居“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地位之低，不言而喻。到了明代中期，商人的地位逐渐提高，他们自己对走江湖、逛娼楼的生活乐而不疲，显得信心十足。张来仪《静居集》卷二有一首诗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诗云：“长年何曾在乡国，心性由来好为客。只将生事寄江湖，利市何愁远行役。烧钱酾酒晓祁风，逐侣悠悠西复东，浮宅泛宅无牵挂，姓名不系官籍中。嵯峨大舶夹双橹，大妇能歌小妇舞，旗亭美酒日日沽，不识人间离别苦。长江两岸娼楼多，千门万户恣经过，人生何如贾客乐，除却风波奈若何。”⑥ 如此看来，这不仅仅是商人生活的自白，简直可以看作一曲“贾客乐”。商人虽常年在外，但他们对这种奔波的生活并无怨言，甚至“年久在外，窝住人家，娶妻生子”。如云南姚安军民府，地处边陲，但浙江龙游、江西安福的客商，在此地经商的人数不下三、五万人，“偏处城市乡村屯堡安歇，生放前债，利上生利，收债米谷，贱买贵卖，娶妻生子，置买奴仆，二三十年不回原籍”⑦。可见，尽管商人外出经商是一种“远行役”，但他们只是将它当作一种“客游”，甚至享受其中“逐侣悠悠西复东”的生活乐趣。
2.海商与海上商贸之旅
已有的研究成果显示，明代前期的海上私人走私贸易主要有下面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出远洋，直接到日本、朝鲜、琉球及东南亚各国从事长途贩运的民间商人，他们因需长途跋涉，历经惊涛骇浪之险，故一般人数较多，经常是几十艘船结队而行。第二种是沿海守御官军执法犯法，私自派人或役使军人，利用所督率的海船到国外从事走私贸易，以图私利。第三种是奉命出使外国的官员乘机载运私货或挟带商人到国外进行走私贸易。第四种是在沿海一带进行走私贸易。⑧
明初所一直奉行的海禁政策，因嘉靖倭患而受到很大的冲击，甚至迫使明朝廷对海外贸易政策进行一些反思与调整。隆庆元年（1567），在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奏请下，明朝统治者同意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人出海贸易，从此结束了明代前期维持近200年的朝贡贸易体系，并使明代后期的私人海外贸易得到迅速的发展。
明代后期私人海外贸易船的贸易范围相当之广，“西至欧罗巴，东至日本之吕宋、长崎”，无不都有海外贸易商人的踪迹。⑨ 概括来说，包括西洋与东洋两大类。去西洋的贸易之地，有交趾、占城、暹罗、下港、加留吧、柬埔寨、大泥、旧港、麻六甲、亚齐、彭亨、柔佛、丁机宜、思吉港这些国家和地区。当时往西洋的贸易点主要是集中在北大年、万丹和巴达维亚三个地方。去东洋的贸易之地，有吕宋、苏禄、猫里务、沙瑶、呐哔丹、美洛居、文莱、鸡笼、淡水这些国家和地区。比较而言，往东洋菲律宾的商船因路近而获利较多，因而去东洋贸易的船只相对就较多。⑩
这些从事海外贸易的船只，不但装载大量的货物，而且还搭乘不少客商。正如明人张燮所记：“每舶舶主为政，诸商附之，如蚁封卫长，合并徙巢。亚此则财副一人，爰使掌记。又总管一人，统理舟中事，代舶主传呼。其司战具者为直库，上樯桅者为阿班，司椗者有头椗、二椗，司缭者有大缭、二缭，司舵者为舵工，亦二人更代。其司针者名火长，波路壮阔，悉听指挥。”(11) 这是明代后期一艘海外贸易船上的基本人员组成，而海商基本是搭乘这些船只出洋贸易。他们“占风犯涛，博十一于鳞介之国”(12)，踏上开拓海外贸易的旅程。其结果则有下面两种：一是“走洋如适市”，在中国与海外之间往来，为国内带来了“海供”、“夷产”。(13) 二是通过这些贸易商船，使大量的华人开始移居到东南亚，这是海上商贸之旅的另一种结局。
二、商人旅行指南书
商人外出经商，就必须对道路了如指掌，甚至对沿途一带的风土人情也有所了解。否则，就会前路渺茫，苦于询问，甚至“厄于歧路”(14)。于是，在明代就出现了一些专门供士商旅行之用的程图路引，相当于现在的旅行指南一类的书籍。明代编纂目的旨在便于商人外出经商的书籍，主要有下面三类：一是专门记载水陆行程的图记，如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就是此类书籍的代表；二是专门记载经营知识和经商经验的商书，如《三台万用正宗·商旅门》即是此类著作；三是兼有上面两种内容的汇编，新安原版程春宇所辑《士商类要》则是其代表。
程图路引是明代士商旅行的必备之物。行旅参照程图，依靠路引判定所在方向，计算旅程远近，并借助于询问，确定行进路线，便能到达目的地。正如明人吴岫所言，程图一类的书籍，“士大夫得之，可为四牲览劳之资；商贾得之，可知风俗利害。入境知禁，涉方审直，万里在一目中，大为天下利益，实世有用之书”(15)。据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尽管明代流传下来的地方志种类很多，数量也颇丰富，但由商人编纂的路程图记流传下来的却为数很少。迄今所知，此类图记仅有《一统路程图记》、《华夷风物商程一览》、《水陆路程》、《士商类要》、《天下路程图引》、《客商一览醒迷天下水陆路程》、《图像南北两京路程》等数种。(16) 此类书籍大多散佚海外，尤以日本内阁文库和尊经阁文库收藏居多，而国内则濒于失传。
大体说来，山水之间，或以石胜，如岩、峦之类，或以土胜，如阜、垤之类。天下名山，首先必须提到“五岳”。正如明代著名的旅行家王士性所言：“神州赤县，五岳为尊。太玄帝時，作配自今。瑶池宝轴，用秘真形。”(17) 而明代商人人手一册的旅行指南书中，对天下名山的记载相当丰富，从某种程度上证明商人在经商的旅途中，同样关心名山大川一类的旅游风景。此类名山，以五岳最为著名，路程书中对五岳的介绍亦显详细。
除五岳之外，当数佛、道二教名山最为著名。佛教名山有普陀、五台、峨眉，道教名山有武当、齐云。明代士商必备的旅行指南一类的书籍，对这些宗教名山无不都有介绍，无非就是为了便于士、商在行路中顺路游览。明代士商旅行指南书，还刻意提醒游者，每年的春末夏处，可以去五台山游玩。到了秋冬，既有了边警，又有寒气，不宜去五台山旅游。而四川峨眉山，是普贤菩萨道场。普贤殿在绝顶，“风极大，瓦以铁为之，放光奇迹晴则见，惟四、五月可登。其山后坑雪，冬夏不消，七、八月间，雪封崖径，不可往矣”(18)。从宁波去普陀山烧香，所需要的花销，此类旅游指南书也明白地加以记载：出了宁波的东大门，至桃花渡，上香船，每人送店主人家银一钱，吃饭一餐，朝香回来之日，又吃饭一餐，连往返船钱都在内。(19)
道教名山的记载，最著名的是武当山的记载，有明代“第一仙山”之称。在山上，有明代皇帝御制之联，云：“顶镇乾坤，天下无双圣境；峰联霄汉，大明第一仙山。”程春宇之《士商类要》，对武当山的宫观就有详细的记载，如记太圣南崖宫云：
正殿上有金灯一盏，殿前有圣泽玉露井，殿后有圣父母殿。前有龙头香，左有石梁，石柱，殿內坐五百位灵官，旁有下碁亭，右有文昌祠、南秉亭。正殿后，右边有五龙捧圣亭，下即舍身崖。各有胜致，惟有南崖最多。谚云：“南崖景，紫霄（木旁沙字），到了五龙不思家。”登山观览，斯言信之矣。(20)此外，如圣父母殿、元君殿、太岳太和宫之类，书中均有记载。
浙江的雁荡山、福建的武夷山，也是天下的名山之一，明代旅游指南一类的书籍，对这两座山也有记载。雁荡山在乐清县（今浙江乐清市）东90里。山高40里，巅有湖，只有雁宿湖上，人迹罕至，故称为雁荡山。雁荡峰峦峭拔，千态完状，泉有大、小龙湫，自巅而倾，随风变态，虽旱不息。一般的记载，无不说天下峰峦，当以雁荡为奇。(21) 武夷山在福建建安县、崇安县一带。《道书》称之为第十八洞天，山景色绝胜。明代旅游指南书籍，对此山未作详细介绍，仅是引用朱熹所作《武夷山九曲棹歌》，以识其胜概。(22)
商贸旅游指南书中，对钱江大潮也偶记载。一般说来，近海之处全都有潮，只有钱江有巨涛，各处只是长水而已。潮之大小，一般随月，月高潮小，月低潮大。这种潮候，只是就其大概而言。具体什么时辰潮头到达，也是各有其别：或此时之初至，或此时之末至。在明带旅行指南类书籍中，当然也不忘告诫观潮者所应注意的安全：“登舟登岸者，先避一时为佳。若是风大，必然潮高，切宜谨慎。”(23)
三、集市与旅游
集市是商业的自然会聚之所，是人们聚集的中心。集市的繁荣，毫无疑问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其目的也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兴盛，但集市的出现，一方面使“商游”有了落脚之处，另一方面乡村百姓的“赶集”与“趁墟”，尽管是为了卖或买的经济活动，却也有游玩的意义蕴涵其中，于是也就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1.贸易集市
明代的贸易集市，从其职能分工而言，可以分为诸如庙市、会市、香市、内市、灯市、积市一类的专业市场和集市两类。
（1）专业市场
其一，庙市、会市。明代北京号称有“三大市”，庙市则是其一。北京的庙市，设在都城之西，也即都城隍庙的左右街，每月初一、十五、廿五开市。(24) 明人吴溥记北京城隍庙市道：“每月朔暨望，则商贾毕集。大者车载，小者担负，又其小者挟持而往，海内外所产之物咸集焉。至则画地为界限，张肆以售。持金帛相贸易者，纵横旁午于其中，至不能行，相排挤而人，非但摩肩接踵而已。”(25) 北京城隍庙市所售之物，堪称万物咸集，有文人士大夫之图籍，武士之弓矢，农夫之农具，工匠之斧凿刀铁，富贵家常用之明珠大贝，贫夫所需的敝衣败履，儿童喜欢之弄具，妇女必备之粉黛脂泽，以及释、道之鱼锣铙鼓，俳优之筝、箫、管一类的乐器。北京城隍庙市所卖之书画古董，真伪错陈，“北人不能鉴别，往往为吴侬以贱值收之。其他剔红填漆旧物，自内廷阑出者，尤为精好”(26)。庙市在有些地方称“会市”，这是因为它多在迎神赛会期间开市。如福建清流县，每年就有“樊公会”、“转水会”、“余朋会”三大会市。当地民间相传每年的八月二十八日是樊公诞辰，就在这一日举行赛会。在八月初，直隶、江浙、闽广各地的客商就携带货物前来交易，四方之人也赶来买货，一直到九月才散。每年九月重阳，一些客商将在樊公会上卖剩的货物，拿到位于县之四保的地方发卖，数日才散，称“转水会”。每年十月初一，在县的梦溪里，客商在此交易货物，数日而散，称“余朋会”。(27) 按照有些研究者的观点，这种传统的庙市的一切活动，诸如度量衡制、商品种类、贸易习惯以及运输权等，差不多都受到了乡族势力的严格控制。(28)
其二，香市。在明代，最著名的香市，当数杭州的“西湖香市”。西湖香市，每年起于花朝节，至端午节结束，前后达四个月。每年白花朝节以后，山东人到普陀山进香，或嘉兴、湖州人至天竺进香，无不集于西湖，与西湖当地的居民交易，所以称为“香市”。香市所设，从三天竺、岳王坟，一直到湖心亭、陆宣公祠，最后集中于昭庆寺。在昭庆寺的两廊，甬道上下，山门内外，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棚，棚外又摊，显得相当热闹。香市所售之物，从三代八朝之古董，外国来的珍异，到妇女所用的簪珥、牙尺、剪刀，以及经典、木鱼和小孩的玩具，无所不有。崇祯十三年（1640），昭庆寺发生火灾。另外，就在这一年和接下来的两年，又发生饥荒，百姓有很多死于饥饿，再加之崇祯十五年满兵侵扰山东，道路受阻，香客断绝，西湖香市遂废。(29)
其三，内市。所谓“内市”，即设于皇城之内、禁城之外的市场。按照《会典》，内官各监、局的工役之人，有夹带财物人宫内买卖，守卫官必须具奏，将夹带者治罪。至后，就出现了内市，其创设时间不详。每月初四，是内市开市的日子，买卖之物相当丰富，甚至像刀、枪、弓、箭一类的违禁之物，也公然在内市上陈设出来，以供人买卖。(30) 其实，内市的出现，完全是按照周代礼制中的“前朝后市”之制而设。内市原本设于玄武门外。明熹宗刚即位，将内市暂时移至北安门外。天启七年（1627）七月，熹宗下谕，自当年八月初四日始，内市重新搬回玄武门外。(31) 从禁城之左，过光禄寺入内门，自御马监以至西海子一带，全是内市之处。(32) 至崇祯年间，内市开设时间稍有增加，从每月初四一天，变为每月逢四开市，即每月的初四、十四、廿四开市。内市的繁盛虽不如庙市，但也是诸货毕集。(33)
其四，灯市。在明代，灯市也是北京三大市之一。所谓灯市，就是上元灯节时自然形成的市场。市在东华门外，向东陈设，长达十余里，开市时间为正月十日至十八日。灯市所售，虽无所不有，但主要有两大类物品：一是纨素珠玉，适于妇女购买；二是华丽装饰品，适于贵戚购买。此外，就是一些猥杂器用、饮食与假古铜器。(34)
其五，积市。按照明代的制度，一省最高的学官提学院道官员上任之后，需要对所辖范围内各府的学校生员进行岁考与科考。所谓“积市”，又称“赶积”，就是一些商人携带商品与货物，跟随这些提学官到各府所在的考试地开市做买卖。这种积市上所卖货物，大多适应这些考试生员的需要，多为书籍和古玩珍异，此外尚有一些寻常应用之物，如笔墨纸砚之类，以及一些生活用品。(35)
其六，其他专业市场。明代的专业市场，最有名的当数广东的四大市。所谓四大市，一为“药市”，在罗浮县的冲虚观左，又称“洞天药市”，是一处专门的药材市场；二是“香市”，在东莞县的寥步，凡是东莞所产生熟诸香都汇聚于此交易；三是“花市”，在广州城的七门，所卖仅为素馨，无别花；四是“珠市”，在廉州城西卖鱼桥畔，当盛平时，“蚌壳堆积，有如玉阜”(36)。
（2）集市
由于各地风俗的不同，南、北方或西南、岭南、西北的市场名称或开市之日也多有差异。早在唐诗中，就有将市集称为“嚣”的例子。(37) 在江南的吴、越两地，一般将市场称为“市”，符合古人“日中为市”之义。在河南，则将市称为“集”。在岭南，将市称为“虚”（又作“墟”），其义大概取不常开市，多有虚日之意。广东之虚，最有名的当数东莞县的章村。章村之虚，“为肆若干，或肆有常人，或肆有常人无常居，十日为三会。坐肆之租有常，负贩提挈贸于途者无常，薄取之。岁入若干繈，会民读法，春秋赛祠，问高年，宾髦士，凶荒祈望，一岁经费皆取给焉”(38)。显然，章村虚市的自治管理之制，已相当完善。在四川，将市称为“痃”，意思是说开市如发疟疾，间而复作。但这种称呼到了江南，又发生了变化。江南人厌恶用“痃”名，就将它改成“亥”。如江西武宁有一处“常州亥”，就是一个例证。(39) 在贵州，一般将市场称为“场”，而且以十二干支所肖为场，如子日开市称“鼠场”，丑日开市为“牛场”。在贵州的附郭，还有卯、申、子、午四场。(40) 在云南，一般将市场称为“街子”。如在云南府，每年的三月十五、十六、十七三天，云南各州县的商旅都携带货物集中到城西教场内贸易，称为“观音街子”。而在云南的姚州，当地的百姓一日一小市，称“小街子”；五日一大市，称“大街子”。(41) 在北方，一般均将市称作“集”，而民间则将上市场购物或做买卖，称作“赶集”。(42) 在山东，每次开集，“四远竞凑，大至骡、马、牛、羊、奴婢、妻子，小至斗粟、尺布，必于其日聚焉”。岭南称市为“虚”，于是民间将上市场称为“趁虚”。(43) 北方之集，也分大市、小市，开市的间隔日子不一。市场大多“不坐肆而货”，而是“陈于坊门”，(44) 近于古代交市、朝市之义。在有些市场上还设立木牌，按所售货物不同，“标分界限，俾贸易者知所守焉”。如易州的市集，分别有：易州集，为一州大集，设于城内官街中，分东、西二市，三日一小市，五日一大市；柴厂集，一日一市；唐胡集，五日一市。涞水县市集，有涞水集，十日一市；永安坊集，十日一大市，五日一小市；楼村集，五日一市；石亭集，五日一市。(45) 北方的集市，很多是定下每月逢日开市，或每月逢三（即三、十三、廿三）开市，或每月逢四、九日（即四、九、十四、十九、廿四、廿九）开市。至于每天都开市的市场，则称“常市”。如雄县，有市集共九个：瓦济，南逢三开市，北逢八开市；易易，逢六开市；瓦桥，逢一开市，而桥上则为常市；北关，逢五开市；永通，逢十开市；涞河，逢四、九开市；东赵，逢二、七开市；下村，逢四、九开市；留镇，逢五开市。(46)
明代的很多专业集市，或设于寺庙之旁，或在灯节举行期间。若在寺庙之旁香市，那么诸如商人、香客在赶香市的同时，也就顺便将寺庙游览一遍；若是灯节期间的灯市，那么节日时所演的诸多抬阁、戏剧，同样也就丰富了灯市的内涵，使其包括了旅游的功能。如浙江绍兴的灯景相当闻名。每当灯节时，城中无论是贫富之家，无不挂灯。在大街上，多者挂有百灯，而小巷亦有十灯。又在十字街头搭一木棚，挂大灯笼一个，当地人俗称“呆灯”，在上面画上《四书》或《千家诗》的故事，或者在上面写上灯谜，供人商猜。在“庵堂寺观以木架作柱灯及门额，写‘庆赏元宵’、‘与民同乐’等字。佛前红纸荷花琉璃百盏，以佛图灯带间之，熊熊煜煜。庙门前高台鼓吹。五夜市廛，如横街、轩亭、会稽县西桥，闾里相约，故盛其灯。更于其地斗狮子灯，鼓吹弹唱，施放烟火，挤挤杂杂。小街曲巷有空地，则跳大头和尚，锣鼓声杂，处处有人团簇看之。城中妇女，多相率步行，往闹处看灯；否则大家小户杂坐门前，吃瓜子糖豆，看往来士女，午夜方散。乡村夫妇，多在白日进城，乔乔画画，东穿西走，曰‘钻灯棚’，曰‘走灯桥’，天晴无日无之。”(47) 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2.社会、庙会与旅游
什么是“社火”？小说《二刻拍案惊奇》记山东兖州府巨野县有个铱芳亭，是当地乡民在秋收之时，祭赛田祖先农、公举社会聚饮的地方。至社日，乡村中的男妇儿童，无不毕赴，一同观看社火。小说接着将社火解释如下：“凡一应吹箫打鼓、踢球放弹、勾拦傀儡、五花爨弄诸般戏具，尽皆施呈，却象献来与神道观玩的意思，其实只是人扶人兴，大家笑耍取乐而已。所以王孙公子，尽有携酒挟伎特来观看的。直待诸戏尽完，赛祭礼毕，大众齐散，止留下主会几个父老，亭中同分神福，享其祭余，尽醉方休。此是历年故事。”(48) 关于举行社会的目的，明人王稚登云：“里社之设，所以祈年谷、祓灾祲、洽党闾、乐天平而已。”(49) 一个“乐”字，已经道出了参与社会的百姓的游玩心态。
庙会导源于古老的祭社活动，但与祭社的社会相较，其内容更为广泛，每年的活动也更为频繁。庙会大多在当地的各色神庙中举行，以神庙的神灵偶像为祭祀中心，故又称“神会”。庙会的兴盛，起源于“淫祠”的泛滥。什么是“淫祠”？唐人段成式言：“大凡非境之望，及吏无著绩，冒配于社，皆曰淫祠。”(50) 可见，除社坛、社庙以及朝廷祀典所列神庙之外，凡是民间私自创设而不被朝廷承认的神庙，均在淫祠之列。
明初，朱元璋对民间的迎神赛会进行了限制(51)，并制定了一套里社祭祀仪式。所以，明初民间只有春秋二社的祭社活动，庙会暂趋沉寂。中期以后，由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各种庙寺的增建，再加之官方限制的松懈，因而各地的庙会重又盛行。如浙江杭州仁和县，庙会就形成于成化末年。北直隶的广平府，至正德初年，始有庙会此俗。广平府的庙会以永年县的娘娘庙、肥乡县的赵王庙、曲周县的龙王庙最为闻名。每当庙会时，“先期货物果集，酒肆罗列，男女人庙烧香，以求福利”(52)。城市民间的社会、庙会，一方面祈祷上苍神灵，以求佑护他们一年发财有望，灾患不生，是人力不能左右自然的一种无力表现；另一方面，百姓在一年的辛劳之后，庆其有成，借庙会以求娱乐、享受。概言之，名为悦神，实则娱人。庙会名义上是一种宗教活动，却为一般百姓提供了一次极好的旅游机会。
明代苏州有很多社会，诸如松花会、猛将会、关王会、观音会等等。其中松花、关王两会，一般是在有了旱蝗之灾时才举行，而关王会则以昆山县为盛，观音在苏州各地间一行之。当然，在各种社会中，当以“五方圣贤会”为最盛。在社会举行之日，流行一种“看会”之俗，“会过门之家，折简召宾客徒戚属闺秀婴奇，云至雨集”。尤其是在“五方圣贤会”举行期间，大多实行一种“妆会”的仪式，所表演的节目相当丰富，分别有：杂剧则，所演之戏包括虎牢关、曲江池、楚霸王、单刀会、游赤壁、刘知远、水晶宫、劝农丞、采桑娘、三顾茅庐、八仙庆寿。神鬼则，民间百姓自己扮演的神鬼故事包括观世音、二郎神、汉天师、十八罗汉、钟馗嫁妹、西天取经、雷公电母、后土夫人。人物则，民间百姓自己扮演的人物故事包括伍子胥、孙夫人、姜太公、王彦章、李太白、宋公明、状元归、十八学士、十三太保、征西寡妇、十八诸侯。技术则，多为表演杂技节目，诸如傀儡、竿木、刀门、戏马、马上橇、走索、弄伞、广东狮子。缠结则，即扎起诸如蓝关亭、镜子亭、麦柴亭、五云亭、九层亭、锦毬门、秋千架、采莲船，色彩斑斓，五花八门。乐部则，演奏多种鼓乐，乐曲包括柘枝鼓、得胜乐、军中乐、太平乐、清平调、单合笙、双合笙、歇拍鼓、十样锦、海东青。珍异则，展示各种奇珍异物，诸如金花铠、真珠带、飞鱼袍、蟒龙衣、犀角弓、紫檀筝、商金鞍、刻丝鞯、玳瑁笙、珠伞、水墨花伞、错金兵仗、螺钿兵仗、百斤沉香、百斤雄黄。散妆则，其实是一种队舞，其形式分别有打围场、野仙人、八蛮朝、山魈戏、太保参、平倭队、沙兵队、广兵队、毛女仙、小僧道、小医师、金钱卜、莲花鼓、琵琶妇、行脚僧、小将军、射生弩、斗蟋蟀、采芝仙、白猿精。(53) 如此热闹的场面，加上有如此精彩的节目，乃至各式各样的奇珍异物，无不吸引四方百姓前来观看。在社会举行期间，这些百姓既是活动的参与者，又是观赏者，通过参与、观赏，一年的紧张劳作得到了放松。简言之，也是一次很好的休闲旅游活动。
今人动辄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其义无非是说文化活动与经济活动无不紧密相连。从明代的商贸旅游活动中，我们同样可以证明纯粹的闲暇旅游活动与商业不无关系。商人外出经商，除了本身称为“商游”之外，他们在经商之余也无不关注各地的名山大川，在闲暇时饱览大自然的美景；各种集市的存在，其目的是为了民间交易的便利，但是整年被劳作所缠的民间百姓，当他们在“赶集”或“趁墟”之时，除了购买日常生活用品或者售卖农产品之外，显然也有游逛的用意在内，实则是一次短暂的旅行经历。至于庙会的兴起，尽管带有宗教的意义，事实上却为百姓提供了一些外出旅游的机会。至于庙会期间“香市”的形成，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客商，恰恰是旅游与商贸结合的明证。尤其在明代，泰山、武当、普陀等地的庙会，都带有全国性的规模，民间百姓千里走集，顺路游玩，更是民间百姓多年劳作之余的一种休闲享受。而路上所闻所见，均能开阔他们的视野。尤其是妇女，平常被锁闭在深宅大院与绣房闺楼，或被庖厨一类的家庭琐事所缠，只有庙会之时，她们才得以自由外出旅游，参加集会和看戏，这对于扩大妇女的社会交往以及妇女的解放，同样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收稿日期：2007—07—17
注释：
① 如徽州商人程瑞，为经商“出游江湖间”，并知书识礼，与士大夫交游，曾与明代著名文人“往来西湖上”。此即其例。参见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二三《歙县处士程次公墓志铭》，载《茅坤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89页。
② 丘濬：《重编琼台类稿》卷十《江湖胜游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05—206页。
③ 王士性：《广志绎》卷三《江北四省》，中华书局，1981年，第61—62页。
④ 路工编：《明代歌曲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16—17、109—110页。
⑤ 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中华书局，1981年，第75页。
⑥ 明人张藉有一首《野老歌》，其中有句道：“西江贾客珠万斛，船中养犬长食肉。”也是说尽贾客之乐。参见陈益祥《陈履吉采芝堂文集》卷十三《木钺》，明万历四十一年刻本。
⑦ 戴金编：《皇明条法事类纂》卷十二，《云南按察司查究江西等处客人躲往地方生事疏》、《不许纵容窝主老引客商例》。
⑧ 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87—88页。
⑨ 王胜时：《漫游纪略》，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
⑩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参见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09—121页。
(11) 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卷九《舟师考》，中华书局，2000年，第170—171页。
(12) 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中华书局，2000年，第135页。
(13) 萧基：《东西洋考·小引》，《东西洋考》，中华书局，2000年，第15页。
(14) 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序》，《明代驿站考》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35页。
(15) 吴岫：《一统路程图记·后序》，《明代驿站考》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28页。
(16) 关于明代的路程书，其详细的研究，可参见山根幸夫《明代の路程书につぃこ》，载日本《明代史研究》第22号（1994年4月），第9—24页。
(17) 王士性：《五岳游草·自序》，《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9页。
(18) 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六、卷七，《明代驿站考》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92、200、213页。
(19)(20)(22) 程春宇：《士商类要》卷一，《明代驿站考》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54、249—250、251页。
(21)(23) 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七，《明代驿站考》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16页。
(24) 蒋德璟：《游宫市记》，《明文海》卷三五九。
(25) 吴溥：《送司训徐君序》，《明文海》卷二八八。
(26)(32)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庙市日期》、《内市》，中华书局，1997年，第613、612—613页。
(27) 嘉靖《清流县志》卷一《墟市》。按：明人何乔远亦记：“《清流志》：七月二十日至八月朔，阖县祭渔沧庙樊神牛酒大会，中秋望日迎灯庆神，二十七日奉神像出游，商旅货贿来会，谓之樊公会。”载氏著《闽书》卷三十八《风俗》。
(28) 傅衣凌：《论乡族势力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2页。
(29) 张岱：《陶庵梦忆》卷七《西湖香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1页。
(30) 《明神宗实录》卷五三二，万历四十三年五月辛未条。
(31) 《明熹宗实录》卷八十六，天启七年七月戊子条。
(33) 蒋德璟：《游宫市小记》，《明文海》卷三五九。按：沈德符记北京内市，“每月初四、十四、廿四三日，俱设场贸易”。则知每月三日贸易，在万历年间已是如此。两者记载有别，不知孰是？俟考。
(34) 谢肇淛：《五杂组》卷三《地部》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61页。
(35) 叶梦珠：《阅世编》卷二，《学校》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6页。
(36)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四市》，中华书局，1985年，第48页。
(37)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中华书局，1957年，第88—89页。
(38)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虚》，中华书局，1985年，第47—48页。按：在岭南，也有将市集称为“务”之例。说具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中华书局，1957年，第89页。
(39) 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中华书局，1981年，第85页。按：在四川，也将市集称为“场”。说具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中华书局，1957年，第89页。
(40) 嘉靖《贵州通志》卷三《风俗》。
(41) 正德《云南通志》卷三、卷九《风俗》。
(42) 如北京人就将上市称作“赶集”。此其例也。见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七《上字·民风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94页。
(43) 明人张瀚记岭南新宁赤?{墟，小艇络绎而来，土人称之为“趁墟”，如北人云“赶集”，云云。《松窗梦语》卷二《南游纪》，中华书局，1985年，第27页。
(44) 嘉靖《威县志》卷二《地理志·坊市》。
(45) 弘治《易州志》卷五《街坊》。
(46) 嘉靖《雄乘》卷上《疆域》第1。
(47) 张岱：《陶庵梦忆》卷六《绍兴灯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3—54页。
(48) 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岳麓书社，2002年，第11页。
(49)(53) 王稚登：《吴社编》，《说郛续》卷二十八。
(50) 段成式：《好道庙记》，《全唐文》卷七八七。
(51) 如明代法律规定，“若军民装扮神像，鸣锣击鼓，迎神赛会者，杖一百，罪坐为首之人”。参见熊鸣岐辑《昭代王章》卷二《禁止师巫邪术》。
(52) 嘉靖《广平府志》卷十六《风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