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清代前期外语教学与译员培养上的制度性问题
——与俄国、日本的比较
邹振环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7年09期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辑刊》(沈阳)2007年1期第160～167页
【作者简介】邹振环，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 200433
邹振环(1975-)，男，浙江宁波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研究。
【日 期】2006-10-16
【关 键 词】清朝/西化/外语教学/制度层面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7)01-0160-08
在外语教学和译员培养方面，清朝前期曾经在制度上作出过若干努力，遗憾的是，清朝皇帝一直没有将学习西方作为一种国家的文化政策加以考虑，因此，终归于失败。而17至19世纪的中国、日本和俄国，都有着类似的中央政府与地方管理构成的帝国型政治制度，也同样面对着来自西方的挑战，与康熙同时的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的德川幕府都做出了仿效西方的努力。本文试图以清初的俄罗斯文馆的俄文教学、拉丁文教学以及通事的地位等问题为中心，通过与俄罗斯、日本的粗浅比较，来讨论清朝前期外语教学与译员培养上的制度性问题，揭示出这一制度性缺陷后面的文化因素。
一、清初俄文翻译人才与俄罗斯文馆
清初与中国最早发生政府间外交往来的近代西方国家是俄国。1688年康熙在与俄国进行尼布楚条约谈判的过程中，由于无法找到俄语人才，只能任用懂拉丁语的耶稣会士法国人张诚和葡萄牙人徐日升充当翻译。中俄双方都意识到需要中俄双语人才，为了拥有自己的汉语人才，俄罗斯提出希望在北京设立永久的商业外交据点，也便于培养自己的汉语译员。同时，清朝也将培养俄语翻译人才提上了议事日程。1708年，康熙两次命大学士马齐广征八旗蒙汉内愿学习俄语者，共得68名，于3月23日在俄商居住的俄罗斯馆内开学，并由俄商之一的瓦西里担任教习。以后还有了正式的名称：内阁俄罗斯文馆。据蔡鸿生研究，俄罗斯文馆创建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又称“内阁俄罗斯学”，馆址在东华门外北池街西。[1] 俄罗斯文馆属内阁与理藩院共同管理，由内阁蒙古房侍读学士或侍读一人充提调官，再由理藩院委派郎中或员外郎一人兼管。《朔方备乘》卷十三“俄罗斯学考”曾记有其学生来源和创设宗旨：“内阁衙门别设八旗学生专习俄罗斯文字，以备翻译，亦谓之‘俄罗斯学’。入学名额二十四人，学制五年。”至嘉庆八年(1803)还订出一套考核任用制度：“考试俄罗斯学生等第作为。五年一次，考列头等者作为八品官，考列二等者作为九品官，考列三等者着交该学善加教诲；由八品官复行考列头等者作为七品官，又七品官考列头等者作为主事，分部学习行走，遇缺即补。”[2]
俄罗斯文馆初办时主要依靠俄国人和定居中国的俄罗斯人充当教习，上谕可于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地投降中国的俄罗斯军人中招聘高水平的教师。康熙五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俄罗斯人尼堪经考试后由康熙录用。①
由此可见，虽然清政府出面兴办了官方的俄罗斯语言学校，但一直没有重视培养自己的俄语教师。从康熙时代起，清朝政府从未有过类似俄罗斯政府派驻北京那样学习俄语的计划，乾隆时代俄罗斯文馆尽管也制定过奖励学习俄语优秀学生的章程，通过官方考试者，一等者授予七品官；七品官复考一等者授予主事，成为有实权的官员。考试成绩低劣者即被淘汰或留馆继续学习。该馆前后持续达145年之久。[3] 但由于缺乏合适的本国教员，完全依靠俄罗斯人，没有有计划地编写合适的俄语教材，因此该馆的成效非常有限，道光四年(1824)大学士托律的奏折称：“俄罗斯学官生诵习俄罗斯文字，乾隆二十九年以前，有在京学习满文俄罗斯协同教授，迨后仅用本学人员。迄今日久，俄罗斯来文颇有支离，承翻时间，无从查考。请仍于驻京学习满文俄罗斯内挑取一名，协同教授，以资校正。”[4] 虽然已经创办了俄罗斯语言的学校，但需要翻译俄文时仍要依靠在京学习满文的俄罗斯学生来充当通事，恰好证明俄罗斯文馆的学生语言学习的情况很差。后来的教学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1862年发现当时全馆只有一名助教稍通俄语，学生的日常作业与五年一考的试卷内容完全一样，而评阅试卷的标准，竟然是依据满文书写的工整与否，至于学生的俄语如何则不加过问。[5]
二、清代前期的拉丁文教学
中国人最早学习拉丁语可以追溯到元代。1625年随着金尼阁编著的《西儒耳目资》的出版，明清士大夫中也有一些人对拉丁语产生过浓厚的兴趣，如张问达、王征、韩云等。1689年中俄交涉过程中，康熙决定让耶稣会士徐日升等以“喇第诺文”“往说罗刹(俄罗斯)”。尼布楚条约签订并用满文、俄罗斯文、拉梯诺文、蒙古文“立石以垂久远”。而上述“喇第诺文”、“拉梯诺文”和“拉替努字话”等都是指拉丁文。用拉丁文签署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缔结的第一个条约，条约以拉丁文为正式文本，其写制、签署、钤印、互换等细节，都严格地按照欧洲的惯例，条约中还加入了使条约得到遵守的附加条款。这也是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欧洲国家在条约实践中都曾采用的办法。康熙很清楚采取一个按照西方标准签订的条约对于约束俄国将更为有力。正是在与俄罗斯的交往中，康熙认识到了学习拉丁文的重要性，在俄罗斯文馆中，除让学生学习俄文外，还让一些学生学习“拉替努字话”。康熙设学培养专习拉丁文人才的计划在雍正年间才得以实现。雍正七年(1729)十月三十日，龚当信(Cyrus Contancin)与P. Souciet书中曰：“是年三月，帝立学校一所，收满汉青年子弟，命读拉丁文，以法国耶稣会士主其事，巴多明掌全校事宜，宋君荣副之。”雍正十年(1733)六月十三日，宋君荣与P. Souciet书称：“拉丁文班情形尚佳，学生多能操拉丁语，成绩颇优。”莱慕沙(A. Remusat)也有类似的记录：“北京设西洋馆，招满洲青年专修拉丁文，备与俄国当折冲之任也，巴多明尝总其事，近乃不起，宋君荣遂继其职。君荣曾充拉丁文及满文译员。”该馆还使用拉丁文本的《华夷译语·拉氐诺语》作为教材。[6] 但据耶稣会士钱德明记述，持续了15年之久的这一西洋馆，并没有产生能充当拉丁文译员的人才。
一方面清政府在官学中推进拉丁文的教学，同时却又在民间严厉禁止传习拉丁文，方豪写道：“康熙以后教中私习拉丁文之风，遍于各省，而雍、乾、嘉、道诸朝为最盛。教人之为地方官拿获者，西洋书与十字架同视为惑众之具，刑法綦重。于是山藏林窜，销声敛迹。然在上者禁教愈严，在下规避责任，隐匿不报者亦愈多。惟教众求逃逸之利便，则往往集居于滨河之地，或深入穷乡僻壤。今日全国各省奉教七八世乃至十余世者，比比皆是。数十户至数百户之老堂口，亦所在多有。而三百年来传习拉丁文之私塾亦胥为此类老堂口所附设。坚苦卓绝，有足多者。今各省历史较久之修院，殆无不渊源于是也。”[7] 可见民间教徒中私习拉丁文之风还是难以完全控制住。
与同一时期俄罗斯外语教学和翻译人员的培养上相比，我们不难看出清政府所实行的外语教学和译员培养上的许多制度性问题。自17世纪70年代起，俄罗斯政府就注意翻译工作，一些贵族也直接参与主持翻译活动，如著名国务活动家、大贵族勒季谢夫将近30位僧侣学者从基辅召来莫斯科，在由他创办的安德烈耶夫修道院中开设一所学校，教授斯拉夫文、希腊文、修辞学、哲学等课程。1665年曾经当过沙皇子女教师的诗人、作家和翻译家波洛茨基在扎伊诺救世主修道院中开办了一所国立学校，为中央政府机关培养有文化的书吏，学校中教授俄语语法、拉丁文和文字学等。1687年创办了俄罗斯第一所高等学府——斯拉夫—希腊—拉丁语言学校(后称学院)，学校的领导者是希腊学者约翰尼基·利胡德和索弗罗尼·利胡德兄弟俩，他们曾在意大利的巴杜亚大学接受教育。这座学府面向“各级官衔、各等职位、各种年龄”的人，目的是培养高级神职干部和国家公务官吏。这座学府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上半期俄罗斯教育的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其毕业生中，有很多人后来成了俄罗斯科学之骄傲的大学者。俄罗斯不仅官方提倡，民间也参与外语教学活动，如1667年莫斯科约翰教堂的教民们请求在教堂中建立一所学堂，以便按照乌克兰兄弟学校的样板教授“语法、斯洛维尼文、希腊文、拉丁文以及其他一些知识”。他们的请求得到了政府的许可。翻译人才的增加反映在译本数量的增加上，整个16世纪只翻译了26本书，在17世纪上半期只译出13本，而在17世纪下半期则译出了114册。其中部分是属于自然科学、技术、史地和军事方面的世俗图书。[8]
而彼得大帝(1672—1725)和康熙一样也是一个非常喜爱科学和艺术的统治者，他对外语也有浓厚的兴趣，他曾向“精通荷兰语的安德烈·维尼乌斯”学习荷兰语。[9] 还派了一部分人专门学习外语，按照彼得的安排，谢苗·纳雷什金等人学习荷兰语，彼得·拉利奥诺夫到柏林学习德语。彼得大帝自己也参与学习德语。当时俄国缺少各种人才，不得不向外国聘请，但彼得大帝清醒地意识到必须在俄罗斯建立大量学校，以培养本土的人才。在他统治期间，除了建立各种技术学校、航海学校外，继续发挥俄罗斯外语教学上的优势，1705年在莫斯科的波克罗夫卡创办了学者格柳克牧师的“中学”，该校教授地理、政治、拉丁语、希腊语、古犹太语、法语、德语、骑术和舞蹈。在该校学生中间，与巴里亚京斯基公爵和布图尔林一起学习的，有士兵子弟和城关居民子弟。[10] 在外事衙门下设外语学校，彼得大帝命令“教士与助祭之子”就学于上述斯拉夫—希腊—拉丁语言学院。[11] 1701年原该校的毕业生费多尔·彼利卡尔波夫在莫斯科编刊了《斯拉夫—希腊—罗马初级课本》，同时还出版若干双语、多语的词典和外语教科书，如《俄文、拉丁文和德文字典》、《俄文拉丁文和荷兰文字典》等。[12] 彼得大帝不仅积极推进西方语言的学习，在汉语学习上同样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态度，这也是俄国18、19世纪能够产生一批杰出汉学家的原因。
三、清朝“通事”制度的地位问题
传统中国曾经有过制度齐全的翻译佛经的译经机构，但作为一种行政贸易需要的译员却很不受官方的重视。参与政府译事的译员编制——通事制度，在王朝行政管理系统中地位低下，译员即通事最初是官方雇用的处理中外行政事务或外贸活动、外事交涉等的译员或中间办事人员。作为官方职员的通事，主要任务是向外商宣示政府法规法令，经办手续，调查外商的违法活动，处理华人与外商之间的一般业务纠纷。作为外商临时委托人角色的通事，主要任务是代书禀帖、通关报税、办理送货、掮客推销以及向政府申报批准、给领执照等。而在中国的大多数通事都是属于公行的业务员，主要任务是上与官厅联系，下与外商来往，成为公行中行商的事务人员，有固定薪俸。作为外商的临时业务代理人，则须领有官厅颁发的专门执照，他们虽然没有固定的收入，但实际收入却数倍于官方职务，也远远高于公行的业务员。需要指出的是，16至18世纪澳门曾经是中西经济和文化交往的主要地区，早期澳门一带担任贸易中间人的很多是葡萄牙人，因此流行的贸易通用语是葡萄牙语。
而“通事”多是与“掮客”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人类似后来的翻译兼商业经纪人。清朝后期的通事有受雇于商行、公司的，当外埠的丝茶等货物进入上海的货栈后，便由栈内的通事前往各家洋行兜售生意、洽谈买卖，而各家洋行的进出口货物也由通事帮助推销，由于通事经办的买卖数额巨大，价值很高，因此这类通事多能从中获得丰厚的利润。也有一种常年在码头或路边为初到租界的外国水手、商人充当导游的通事，多被称为“露天通事”，葛元煦《沪游杂记》卷二有关于“露天通事”的解释：“洋船水手登岸，人地生疏，有曾习西语无业之人，沿江守候，跟随指引，遇有买卖，则代论价值。于中取利，因衣多露肘，无室无家，故以‘露天通事’名之。若辈自为一业，有三十六人之例，如多一人必致争殴。”[13]
这些早期外语学习者中几乎没有像日本福泽谕吉一样的真正的学者，大多是没有很高文化的下层商贾，因此造成初期英语学习上形成的混杂语，其语言特征是语法结构简单，句子不完整，句型结构粗陋；连接词往往是限于简单的几个不断重复的词语，形容词和副词机械呆板。这种语言可以用于简单的商业往来，但不利于真正的思想交流和文化的沟通。只有当外语教育进入官方的层次，外语才被视为正宗的学问来进行教学，才可能将外语从通事的大众语言演变成一个外交官和文化人习读的精致语言。《南京条约》签订后，公行撤销，原在公行之通事，有的转变为海关业务人员，处理监管外商船只报关、纳税等业务；也有转为外商洋行的买办，有的成为介绍外商与华商进行贸易的掮客。中国后来发展起来的外语教学及西学翻译几乎完全与通事无关，而且某种意义上正是对原有层次很低的通事外语翻译方式的一种反动。
同中国相比，18世纪俄罗斯的译员就具有相当高的地位，18世纪后半期社会对文学翻译著作的需求大大增加，作家队伍中分离出一批专门的译者队伍。1768年还建立了翻译组织“外译俄协会”，会员超过百人。翻译协会在15年间出版了112种书籍共计173卷。出版最多的译著是古希腊、罗马作家的著作和18世纪法国作家为主的著作。18世纪的许多译著至今尚属唯一的译本，如普卢塔克、狄奥多、加图、塞涅卡等人的著作。近代作家中译出最多的是孟德斯鸠、伏尔泰、百科全书派、高乃依、斯威夫特、塔索等人的作品。[14] 到了1800年，西欧大多数当代文学名著以及古典著作已经有了俄文译文，它们对俄国的文学和思想具有深远的影响。[15] 而日本的通事制度也与中国完全不同。日本学者六角恒广的研究表明，日本从江户时代起就有着非常完备的“通事”制度。最初从事中日之间贸易业务的翻译称为“唐通事”，而且有着非常完备的制度，设置了许多级衔，如宽永17年(1640)设小通事，1641年设大通事，此后，定员大通事4人，小通事5人，被称为唐通事九家。小通事有辅佐大通事之职责。1653年还设有稽古通事，遵从大小通事的指示进行工作。以后又在稽古通事之下设置了内通事小头和内通事，进而在大通事、小通事内设置了过人、助、助过人等，在向大通事、小通事升进的过程中增加了好几个台阶，作为更复杂的级衔。[16] 随着与荷兰贸易的展开，又有了从事荷兰语译述的“荷兰通词”。如出岛一地最多的官员就是翻译“通词”。“正通词”即一级翻译，有8人，其中4人是大通词，内有1名为年当班，与其他3名联络，另外4名是小通词，起辅佐作用。小通词中也有1名年当班，可以代替担任年当班的大通词。次于正通词的叫“学习通词”，约8名左右。他们都是正通词的亲生子或养子，每天专心学荷兰语和葡萄牙语。他们为实习来到出岛，有时监视装货，还充当间谍，侦察上下船的人。学习通词下面有内通词，他们由荷兰人的家庭雇用，只是定期开市时候来到出岛。他们受雇于荷兰人时还要向政府签订不向荷兰人走漏情报或不深交的保证书。1名荷兰人配备2—6名内通词，他们名义上是翻译，实际上是官方派出的监视荷兰人的密探，受年当班大通词指挥。可贵的是，荷兰通词没有把翻译停留在商业贸易的层面，如茨恩贝格的《日本纪行》写道：“许多上年纪的翻译会说正确的荷兰语……翻译一心想得到欧洲的书籍，他们专心学习这些书，牢记学得的东西……翻译大部分埋头于医学研究，在国民中间恐怕只有他们能实施欧洲医学。”这些荷兰通词不仅自己直接从荷兰书学习西学，而且还将它翻译成日文，广泛介绍给日本人。[17] 而将这一翻译活动提高为摄取近代文化的兰学，并进而向英学发展。19世纪初期，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很少受中国学者的重视，但在日本却广泛注意，深受推崇，兰学和英学研究，或洋学研究，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成为日本近代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赵德宇在《西学与兰学差异论析》一文中指出，日本自16世纪南蛮时代就有不少南蛮通辞(葡萄牙语翻译)，至荷兰商馆开设以后又有荷兰通辞。幕府还逐步确立了稳定而规范的通辞制度并培养荷兰通辞，使日本人掌握了自主了解西方事物的有力工具。日本的第一代兰学家大多是随荷兰通辞学习荷兰语的，而且像本木良永、志筑盅雄等兰学大家本身就是荷兰通辞出身。由于兰学家们掌握了语言工具，因而大都是自己独立研习兰学。因此在文化取舍上有着明显的独立性。兰学家们获得荷兰语图书不是依赖荷兰人的随意提供，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订购。翻译兰书从选定书目到具体翻译也都是日本人自主进行的。这种自主性使日本兰学能在不依赖外国人的情况下，独立地开拓其研究的领域。[18] 1716年德川第八代将军吉宗开始所谓享保改革，发布弛禁书之令，引进西方文化。1717年吉宗名野吕元丈和青木昆阳学习荷兰语，渐渐在上流社会形成了学习荷兰语的热潮。[19]
四、结语
从上述相关内容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内陆型国家的俄国和作为海岛型国家的日本，在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时表现出与中国不同的文化应战。这种不同的应战方式固然有种种因素，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文化背景的影响。俄国在13世纪蒙古人入侵后导致基辅各公国和西方之间以前的密切关系中断了约两个世纪，其间俄国形成了吸收拜占庭文化的传统，这一点为后来迎接西化冲击准备了基础。1700年以后，通过彼得大帝的改革，俄国放弃了拜占庭的传统而接受西方的模式，尽管俄国在价值标准和文化观念上与西方不完全一致，但基本上还是一个欧洲国家，在语言学习上能比较快地与欧洲相适应。而日本是一个文明周边性国家，在漫长的古代，日本是在不断吸收和移植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16世纪末之前在文化脉络上与西方基本没有联系，但仿效中国文化制度的民族特点和文化惯性在面对西方冲击的过程中仍然凸现了出来。
清初外语教学和译员培养上的制度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文化观念问题。传统中国在“华夷观念”的支配下，自称“中华”和“中国”，周边的其他国家一概称之为蛮夷戎狄，因此传统中国在很长的时期里并没有后来意义上民族国家的概念，整个中国是天下而不是“国”，中国人所认识的“国”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列国。所谓“外国”就是居于中国四周边缘的“四夷”。因此明朝官方负责与这些边缘国家进行交往的部门称为“四夷馆”，馆中编写的双语对照辞书称为“华夷译语”。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中国与外国进行交往的过程中，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总以为外国要比中国低一等，是来进行朝贡的；这种文化上不平等的意识反映在对待外语方面，传统中国士大夫不认为有要像学习汉语一样认真学习外语的必要。加之在以经学为中心的知识结构中，外语并不被认为是士大夫应该具备的重要的知识和技能，真正有志学习者凤毛麟角。因为在很多士大夫的心目中，蛮夷实在没有多少可以仿效的东西。明清以来，不仅传统的士绅官员，就是一些杰出的西学学者，也都是对外语完全不通的笔述者。明末无论是对西学非常向往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功成名就的在朝官员，还是瞿太素、徐霞客、宋应星等在野的对西学颇感兴趣的民间学者，都没有学习外语的意愿和经历。从晚明到晚清，尽管西学的传播一波又一波，但进入传播系统的中国学者，多是承担了笔述者或润饰者的角色，外语原本的选择权一直掌握在外来西方传教士的手里。这种局面直到戊戌变法后才真正得到改观。
19世纪初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已经注意到了这一事实，他在谈论中国的翻译时指出：“翻译在中国处于幼稚阶段，中国士大夫没有一个是为了翻译去阅读的。”[20] 利玛窦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继续学习和翻译《几何原本》六卷以下的部分，徐光启也就只能表示遗憾而已。而这种情况正好和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明末吴历和清初郑玛诺学习外语后，都没有能够依靠政府的制度性保证将外语才能用于翻译活动。文化观念上的自大，造成了明清时代略懂外语的都是跻身于社会下层的通事舍人，他们一般只与商业活动发生联系，即使康熙倡导学习拉丁语，组织人员学习俄语，也是完全出于政治上考虑，要求培养一些能懂得俄罗斯语言以便从事外交活动的翻译，而不是从学习西学的角度去加以提倡，从而在根本上将建立外语学堂和培养翻译人员作为一项国策加以推行。清中后期以后，随着国家权力的衰弱和政治统治的不稳固，逐步开始限制甚至禁止民间的外语学习活动，并用行政手段对中外语言的接触交流加以制裁，造成民间懂得外语的人数也日益减少，对原来已经非常险恶的外语学习环境上更是雪上加霜。
相比而言，17—19世纪俄国和日本都开始进入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这个时期对后来两国现代化变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本在18世纪末，幕府和地方、官方和民间都提倡学习荷兰文，1811年还在首都成立了翻译局，由荷兰人提出的索书单的数量和长度都增加了，荷兰和中国商人定期提出有关外部世界的发展情况的报告。私人和政府组织的学习荷兰文的计划造就了一批专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了解西方在科学和军事技术方面的进展情况，他们的预警为应付危机作了思想准备并加深了危机感。1856年翻译局转变为外国书籍的研究机构[21]，没有出现像清朝政府那样对俄罗斯赠送的图书并不关注的问题。在日本的文化构成中，承担着传播外来文化的译员具有较高的地位，17世纪幕府对荷兰学术书的进口不加限制，而荷兰也把书籍作为礼品献给幕府和诸侯，有时幕府和诸侯特意向荷兰定购书籍。不仅官方，民间知识分子也用高价求购荷兰书。日本也出现过禁止基督教传播的锁国时代，幕府政府不准一般日本人接触荷兰人，但荷兰医生则例外，因此不少日本通词直接跟荷兰外科医生学习，有些翻译学了外科技术后转业为医生，日西医之祖西玄甫(1635—1684)向荷兰人兰斯特学医后，从长崎迁居江户担任荷兰翻译兼幕府的医官。[22] 第一批兰学家就是从这些荷兰系统的西医中产生的。日本兰学家在接触西学之初，便致力于学习西洋语言文字，逐步走上了独立译介的道路。学习域外文化首先从学习域外语言开始，几乎是日本输入外来文化的一种模式。早期学习汉语，后来学习葡萄牙语和荷兰语，都与日本自古以来就是文化输入国有着密切的关系。日本学者在学习荷兰语的过程中还注意编写各种荷兰语教材和辞典，如早期兰学家青木昆阳(1698—1769)1745年编写《荷兰文字略考》，其他还有《荷兰字汇》、《助词考》、《荷兰词品考》、《兰语九品集》、《荷兰辞类译名钞》、《荷兰文范摘要》等。西善三郎根据哈尔马的《荷兰辞典》着手编纂《荷日辞典》。大玄泽(1757—1827)的弟子稻村三伯等以此为基础，参照《荷法辞典》等，编成收词64035个的《波留麻和解》，1783年完成，1796年出版，成为最初的《荷日辞典》。掌握荷兰语的双语日本兰学家纷纷成长，青木的弟子、西医前野良泽(1723—1803)与杉田玄白(1733—1817)将荷兰语的《解剖图谱》译成日文，1774年以《解体新书》之名出版，标志着兰学的形成。1786年杉田的弟子大玄泽还在江户开办了第一所学习荷兰语与兰学的学堂“芝兰堂”。稻村三伯、开拓内科学的宇田川玄随和宇田川玄真、京都兰学之祖迁兰堂和小石元俊、大阪兰学家桥本宗吉、写《增译采览异言》的山村才助、仙台藩医所教授佐佐木仲泽等，都曾在该学堂接受兰学教育。[23] 正是制度化使日本的外语教学得到了保证，从而使兰学到西学的传播能够在日本发展为一种独立的体系。
明末清初懂西学的处于中国社会上层的士大夫学者基本上都不学习西文，而会西语的通事处在中国社会下层又完全不懂西学，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晚清，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西学在中国主要是通过外国传教士的中文著述或外国传教士口述、中国学者笔录的方式输入的。这与日本德川后期，西学主要通过日本学者翻译传输形成明显的对比。正是这种西学与西语、西文分离的畸形状况，造成了后来像严复这样真正懂得西语、西文的大学问家仍然很长期间内不受重视，而要设法再考科举。因此，笔者认为，西学与西语、西文的分离，是中国西学传播尽管很早，但一直收效甚微的原因之一，使中国直到晚清仍未真正像日本洋学一般，形成自己独特的体系。
注释：
①现在可以查到确切的被聘用的俄语教师有三位：俄国最早的中国学家罗索欣(1707—1761，又名罗索兴)，他于1729年参加东正教驻北京第二届传教士团学员，曾在国子监习满汉文。1735年任理藩院通译，并在俄罗斯文馆任教。列昂季耶夫(1716—1786)，1742年自愿参加东正教驻北京第三届传教士团为学员，1743年到北京，后出任清廷理藩院满语通译，并在俄语学校任教。莫拉切维奇(魏若明)(1821—1840年)在华20多年，1825年起曾在理藩院的外语学校内担任俄文教习。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7年09期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辑刊》(沈阳)2007年1期第160～167页
【作者简介】邹振环，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 200433
邹振环(1975-)，男，浙江宁波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研究。
| 【内容提要】 | 清朝前期，在译员培养方面曾经在制度上作出过若干努力。遗憾的是，由于清朝皇帝一直没有将学习西方作为一种国家的文化政策加以考虑，因此，尽管清朝前期在外语教学和译员培养方面也有过类似制度性层面的尝试，但结果终归于失败。与康熙同时的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的德川幕府同样面对着来自西方的挑战，他们都做出了仿效西方的努力，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从而为19世纪下半期的改革奠定了基础。比较之下，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深处的文化因素值得深思。 |
【关 键 词】清朝/西化/外语教学/制度层面
在外语教学和译员培养方面，清朝前期曾经在制度上作出过若干努力，遗憾的是，清朝皇帝一直没有将学习西方作为一种国家的文化政策加以考虑，因此，终归于失败。而17至19世纪的中国、日本和俄国，都有着类似的中央政府与地方管理构成的帝国型政治制度，也同样面对着来自西方的挑战，与康熙同时的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的德川幕府都做出了仿效西方的努力。本文试图以清初的俄罗斯文馆的俄文教学、拉丁文教学以及通事的地位等问题为中心，通过与俄罗斯、日本的粗浅比较，来讨论清朝前期外语教学与译员培养上的制度性问题，揭示出这一制度性缺陷后面的文化因素。
一、清初俄文翻译人才与俄罗斯文馆
清初与中国最早发生政府间外交往来的近代西方国家是俄国。1688年康熙在与俄国进行尼布楚条约谈判的过程中，由于无法找到俄语人才，只能任用懂拉丁语的耶稣会士法国人张诚和葡萄牙人徐日升充当翻译。中俄双方都意识到需要中俄双语人才，为了拥有自己的汉语人才，俄罗斯提出希望在北京设立永久的商业外交据点，也便于培养自己的汉语译员。同时，清朝也将培养俄语翻译人才提上了议事日程。1708年，康熙两次命大学士马齐广征八旗蒙汉内愿学习俄语者，共得68名，于3月23日在俄商居住的俄罗斯馆内开学，并由俄商之一的瓦西里担任教习。以后还有了正式的名称：内阁俄罗斯文馆。据蔡鸿生研究，俄罗斯文馆创建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又称“内阁俄罗斯学”，馆址在东华门外北池街西。[1] 俄罗斯文馆属内阁与理藩院共同管理，由内阁蒙古房侍读学士或侍读一人充提调官，再由理藩院委派郎中或员外郎一人兼管。《朔方备乘》卷十三“俄罗斯学考”曾记有其学生来源和创设宗旨：“内阁衙门别设八旗学生专习俄罗斯文字，以备翻译，亦谓之‘俄罗斯学’。入学名额二十四人，学制五年。”至嘉庆八年(1803)还订出一套考核任用制度：“考试俄罗斯学生等第作为。五年一次，考列头等者作为八品官，考列二等者作为九品官，考列三等者着交该学善加教诲；由八品官复行考列头等者作为七品官，又七品官考列头等者作为主事，分部学习行走，遇缺即补。”[2]
俄罗斯文馆初办时主要依靠俄国人和定居中国的俄罗斯人充当教习，上谕可于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地投降中国的俄罗斯军人中招聘高水平的教师。康熙五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俄罗斯人尼堪经考试后由康熙录用。①
由此可见，虽然清政府出面兴办了官方的俄罗斯语言学校，但一直没有重视培养自己的俄语教师。从康熙时代起，清朝政府从未有过类似俄罗斯政府派驻北京那样学习俄语的计划，乾隆时代俄罗斯文馆尽管也制定过奖励学习俄语优秀学生的章程，通过官方考试者，一等者授予七品官；七品官复考一等者授予主事，成为有实权的官员。考试成绩低劣者即被淘汰或留馆继续学习。该馆前后持续达145年之久。[3] 但由于缺乏合适的本国教员，完全依靠俄罗斯人，没有有计划地编写合适的俄语教材，因此该馆的成效非常有限，道光四年(1824)大学士托律的奏折称：“俄罗斯学官生诵习俄罗斯文字，乾隆二十九年以前，有在京学习满文俄罗斯协同教授，迨后仅用本学人员。迄今日久，俄罗斯来文颇有支离，承翻时间，无从查考。请仍于驻京学习满文俄罗斯内挑取一名，协同教授，以资校正。”[4] 虽然已经创办了俄罗斯语言的学校，但需要翻译俄文时仍要依靠在京学习满文的俄罗斯学生来充当通事，恰好证明俄罗斯文馆的学生语言学习的情况很差。后来的教学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1862年发现当时全馆只有一名助教稍通俄语，学生的日常作业与五年一考的试卷内容完全一样，而评阅试卷的标准，竟然是依据满文书写的工整与否，至于学生的俄语如何则不加过问。[5]
二、清代前期的拉丁文教学
中国人最早学习拉丁语可以追溯到元代。1625年随着金尼阁编著的《西儒耳目资》的出版，明清士大夫中也有一些人对拉丁语产生过浓厚的兴趣，如张问达、王征、韩云等。1689年中俄交涉过程中，康熙决定让耶稣会士徐日升等以“喇第诺文”“往说罗刹(俄罗斯)”。尼布楚条约签订并用满文、俄罗斯文、拉梯诺文、蒙古文“立石以垂久远”。而上述“喇第诺文”、“拉梯诺文”和“拉替努字话”等都是指拉丁文。用拉丁文签署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缔结的第一个条约，条约以拉丁文为正式文本，其写制、签署、钤印、互换等细节，都严格地按照欧洲的惯例，条约中还加入了使条约得到遵守的附加条款。这也是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欧洲国家在条约实践中都曾采用的办法。康熙很清楚采取一个按照西方标准签订的条约对于约束俄国将更为有力。正是在与俄罗斯的交往中，康熙认识到了学习拉丁文的重要性，在俄罗斯文馆中，除让学生学习俄文外，还让一些学生学习“拉替努字话”。康熙设学培养专习拉丁文人才的计划在雍正年间才得以实现。雍正七年(1729)十月三十日，龚当信(Cyrus Contancin)与P. Souciet书中曰：“是年三月，帝立学校一所，收满汉青年子弟，命读拉丁文，以法国耶稣会士主其事，巴多明掌全校事宜，宋君荣副之。”雍正十年(1733)六月十三日，宋君荣与P. Souciet书称：“拉丁文班情形尚佳，学生多能操拉丁语，成绩颇优。”莱慕沙(A. Remusat)也有类似的记录：“北京设西洋馆，招满洲青年专修拉丁文，备与俄国当折冲之任也，巴多明尝总其事，近乃不起，宋君荣遂继其职。君荣曾充拉丁文及满文译员。”该馆还使用拉丁文本的《华夷译语·拉氐诺语》作为教材。[6] 但据耶稣会士钱德明记述，持续了15年之久的这一西洋馆，并没有产生能充当拉丁文译员的人才。
一方面清政府在官学中推进拉丁文的教学，同时却又在民间严厉禁止传习拉丁文，方豪写道：“康熙以后教中私习拉丁文之风，遍于各省，而雍、乾、嘉、道诸朝为最盛。教人之为地方官拿获者，西洋书与十字架同视为惑众之具，刑法綦重。于是山藏林窜，销声敛迹。然在上者禁教愈严，在下规避责任，隐匿不报者亦愈多。惟教众求逃逸之利便，则往往集居于滨河之地，或深入穷乡僻壤。今日全国各省奉教七八世乃至十余世者，比比皆是。数十户至数百户之老堂口，亦所在多有。而三百年来传习拉丁文之私塾亦胥为此类老堂口所附设。坚苦卓绝，有足多者。今各省历史较久之修院，殆无不渊源于是也。”[7] 可见民间教徒中私习拉丁文之风还是难以完全控制住。
与同一时期俄罗斯外语教学和翻译人员的培养上相比，我们不难看出清政府所实行的外语教学和译员培养上的许多制度性问题。自17世纪70年代起，俄罗斯政府就注意翻译工作，一些贵族也直接参与主持翻译活动，如著名国务活动家、大贵族勒季谢夫将近30位僧侣学者从基辅召来莫斯科，在由他创办的安德烈耶夫修道院中开设一所学校，教授斯拉夫文、希腊文、修辞学、哲学等课程。1665年曾经当过沙皇子女教师的诗人、作家和翻译家波洛茨基在扎伊诺救世主修道院中开办了一所国立学校，为中央政府机关培养有文化的书吏，学校中教授俄语语法、拉丁文和文字学等。1687年创办了俄罗斯第一所高等学府——斯拉夫—希腊—拉丁语言学校(后称学院)，学校的领导者是希腊学者约翰尼基·利胡德和索弗罗尼·利胡德兄弟俩，他们曾在意大利的巴杜亚大学接受教育。这座学府面向“各级官衔、各等职位、各种年龄”的人，目的是培养高级神职干部和国家公务官吏。这座学府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上半期俄罗斯教育的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其毕业生中，有很多人后来成了俄罗斯科学之骄傲的大学者。俄罗斯不仅官方提倡，民间也参与外语教学活动，如1667年莫斯科约翰教堂的教民们请求在教堂中建立一所学堂，以便按照乌克兰兄弟学校的样板教授“语法、斯洛维尼文、希腊文、拉丁文以及其他一些知识”。他们的请求得到了政府的许可。翻译人才的增加反映在译本数量的增加上，整个16世纪只翻译了26本书，在17世纪上半期只译出13本，而在17世纪下半期则译出了114册。其中部分是属于自然科学、技术、史地和军事方面的世俗图书。[8]
而彼得大帝(1672—1725)和康熙一样也是一个非常喜爱科学和艺术的统治者，他对外语也有浓厚的兴趣，他曾向“精通荷兰语的安德烈·维尼乌斯”学习荷兰语。[9] 还派了一部分人专门学习外语，按照彼得的安排，谢苗·纳雷什金等人学习荷兰语，彼得·拉利奥诺夫到柏林学习德语。彼得大帝自己也参与学习德语。当时俄国缺少各种人才，不得不向外国聘请，但彼得大帝清醒地意识到必须在俄罗斯建立大量学校，以培养本土的人才。在他统治期间，除了建立各种技术学校、航海学校外，继续发挥俄罗斯外语教学上的优势，1705年在莫斯科的波克罗夫卡创办了学者格柳克牧师的“中学”，该校教授地理、政治、拉丁语、希腊语、古犹太语、法语、德语、骑术和舞蹈。在该校学生中间，与巴里亚京斯基公爵和布图尔林一起学习的，有士兵子弟和城关居民子弟。[10] 在外事衙门下设外语学校，彼得大帝命令“教士与助祭之子”就学于上述斯拉夫—希腊—拉丁语言学院。[11] 1701年原该校的毕业生费多尔·彼利卡尔波夫在莫斯科编刊了《斯拉夫—希腊—罗马初级课本》，同时还出版若干双语、多语的词典和外语教科书，如《俄文、拉丁文和德文字典》、《俄文拉丁文和荷兰文字典》等。[12] 彼得大帝不仅积极推进西方语言的学习，在汉语学习上同样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态度，这也是俄国18、19世纪能够产生一批杰出汉学家的原因。
三、清朝“通事”制度的地位问题
传统中国曾经有过制度齐全的翻译佛经的译经机构，但作为一种行政贸易需要的译员却很不受官方的重视。参与政府译事的译员编制——通事制度，在王朝行政管理系统中地位低下，译员即通事最初是官方雇用的处理中外行政事务或外贸活动、外事交涉等的译员或中间办事人员。作为官方职员的通事，主要任务是向外商宣示政府法规法令，经办手续，调查外商的违法活动，处理华人与外商之间的一般业务纠纷。作为外商临时委托人角色的通事，主要任务是代书禀帖、通关报税、办理送货、掮客推销以及向政府申报批准、给领执照等。而在中国的大多数通事都是属于公行的业务员，主要任务是上与官厅联系，下与外商来往，成为公行中行商的事务人员，有固定薪俸。作为外商的临时业务代理人，则须领有官厅颁发的专门执照，他们虽然没有固定的收入，但实际收入却数倍于官方职务，也远远高于公行的业务员。需要指出的是，16至18世纪澳门曾经是中西经济和文化交往的主要地区，早期澳门一带担任贸易中间人的很多是葡萄牙人，因此流行的贸易通用语是葡萄牙语。
而“通事”多是与“掮客”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人类似后来的翻译兼商业经纪人。清朝后期的通事有受雇于商行、公司的，当外埠的丝茶等货物进入上海的货栈后，便由栈内的通事前往各家洋行兜售生意、洽谈买卖，而各家洋行的进出口货物也由通事帮助推销，由于通事经办的买卖数额巨大，价值很高，因此这类通事多能从中获得丰厚的利润。也有一种常年在码头或路边为初到租界的外国水手、商人充当导游的通事，多被称为“露天通事”，葛元煦《沪游杂记》卷二有关于“露天通事”的解释：“洋船水手登岸，人地生疏，有曾习西语无业之人，沿江守候，跟随指引，遇有买卖，则代论价值。于中取利，因衣多露肘，无室无家，故以‘露天通事’名之。若辈自为一业，有三十六人之例，如多一人必致争殴。”[13]
这些早期外语学习者中几乎没有像日本福泽谕吉一样的真正的学者，大多是没有很高文化的下层商贾，因此造成初期英语学习上形成的混杂语，其语言特征是语法结构简单，句子不完整，句型结构粗陋；连接词往往是限于简单的几个不断重复的词语，形容词和副词机械呆板。这种语言可以用于简单的商业往来，但不利于真正的思想交流和文化的沟通。只有当外语教育进入官方的层次，外语才被视为正宗的学问来进行教学，才可能将外语从通事的大众语言演变成一个外交官和文化人习读的精致语言。《南京条约》签订后，公行撤销，原在公行之通事，有的转变为海关业务人员，处理监管外商船只报关、纳税等业务；也有转为外商洋行的买办，有的成为介绍外商与华商进行贸易的掮客。中国后来发展起来的外语教学及西学翻译几乎完全与通事无关，而且某种意义上正是对原有层次很低的通事外语翻译方式的一种反动。
同中国相比，18世纪俄罗斯的译员就具有相当高的地位，18世纪后半期社会对文学翻译著作的需求大大增加，作家队伍中分离出一批专门的译者队伍。1768年还建立了翻译组织“外译俄协会”，会员超过百人。翻译协会在15年间出版了112种书籍共计173卷。出版最多的译著是古希腊、罗马作家的著作和18世纪法国作家为主的著作。18世纪的许多译著至今尚属唯一的译本，如普卢塔克、狄奥多、加图、塞涅卡等人的著作。近代作家中译出最多的是孟德斯鸠、伏尔泰、百科全书派、高乃依、斯威夫特、塔索等人的作品。[14] 到了1800年，西欧大多数当代文学名著以及古典著作已经有了俄文译文，它们对俄国的文学和思想具有深远的影响。[15] 而日本的通事制度也与中国完全不同。日本学者六角恒广的研究表明，日本从江户时代起就有着非常完备的“通事”制度。最初从事中日之间贸易业务的翻译称为“唐通事”，而且有着非常完备的制度，设置了许多级衔，如宽永17年(1640)设小通事，1641年设大通事，此后，定员大通事4人，小通事5人，被称为唐通事九家。小通事有辅佐大通事之职责。1653年还设有稽古通事，遵从大小通事的指示进行工作。以后又在稽古通事之下设置了内通事小头和内通事，进而在大通事、小通事内设置了过人、助、助过人等，在向大通事、小通事升进的过程中增加了好几个台阶，作为更复杂的级衔。[16] 随着与荷兰贸易的展开，又有了从事荷兰语译述的“荷兰通词”。如出岛一地最多的官员就是翻译“通词”。“正通词”即一级翻译，有8人，其中4人是大通词，内有1名为年当班，与其他3名联络，另外4名是小通词，起辅佐作用。小通词中也有1名年当班，可以代替担任年当班的大通词。次于正通词的叫“学习通词”，约8名左右。他们都是正通词的亲生子或养子，每天专心学荷兰语和葡萄牙语。他们为实习来到出岛，有时监视装货，还充当间谍，侦察上下船的人。学习通词下面有内通词，他们由荷兰人的家庭雇用，只是定期开市时候来到出岛。他们受雇于荷兰人时还要向政府签订不向荷兰人走漏情报或不深交的保证书。1名荷兰人配备2—6名内通词，他们名义上是翻译，实际上是官方派出的监视荷兰人的密探，受年当班大通词指挥。可贵的是，荷兰通词没有把翻译停留在商业贸易的层面，如茨恩贝格的《日本纪行》写道：“许多上年纪的翻译会说正确的荷兰语……翻译一心想得到欧洲的书籍，他们专心学习这些书，牢记学得的东西……翻译大部分埋头于医学研究，在国民中间恐怕只有他们能实施欧洲医学。”这些荷兰通词不仅自己直接从荷兰书学习西学，而且还将它翻译成日文，广泛介绍给日本人。[17] 而将这一翻译活动提高为摄取近代文化的兰学，并进而向英学发展。19世纪初期，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很少受中国学者的重视，但在日本却广泛注意，深受推崇，兰学和英学研究，或洋学研究，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成为日本近代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赵德宇在《西学与兰学差异论析》一文中指出，日本自16世纪南蛮时代就有不少南蛮通辞(葡萄牙语翻译)，至荷兰商馆开设以后又有荷兰通辞。幕府还逐步确立了稳定而规范的通辞制度并培养荷兰通辞，使日本人掌握了自主了解西方事物的有力工具。日本的第一代兰学家大多是随荷兰通辞学习荷兰语的，而且像本木良永、志筑盅雄等兰学大家本身就是荷兰通辞出身。由于兰学家们掌握了语言工具，因而大都是自己独立研习兰学。因此在文化取舍上有着明显的独立性。兰学家们获得荷兰语图书不是依赖荷兰人的随意提供，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订购。翻译兰书从选定书目到具体翻译也都是日本人自主进行的。这种自主性使日本兰学能在不依赖外国人的情况下，独立地开拓其研究的领域。[18] 1716年德川第八代将军吉宗开始所谓享保改革，发布弛禁书之令，引进西方文化。1717年吉宗名野吕元丈和青木昆阳学习荷兰语，渐渐在上流社会形成了学习荷兰语的热潮。[19]
四、结语
从上述相关内容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内陆型国家的俄国和作为海岛型国家的日本，在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时表现出与中国不同的文化应战。这种不同的应战方式固然有种种因素，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文化背景的影响。俄国在13世纪蒙古人入侵后导致基辅各公国和西方之间以前的密切关系中断了约两个世纪，其间俄国形成了吸收拜占庭文化的传统，这一点为后来迎接西化冲击准备了基础。1700年以后，通过彼得大帝的改革，俄国放弃了拜占庭的传统而接受西方的模式，尽管俄国在价值标准和文化观念上与西方不完全一致，但基本上还是一个欧洲国家，在语言学习上能比较快地与欧洲相适应。而日本是一个文明周边性国家，在漫长的古代，日本是在不断吸收和移植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16世纪末之前在文化脉络上与西方基本没有联系，但仿效中国文化制度的民族特点和文化惯性在面对西方冲击的过程中仍然凸现了出来。
清初外语教学和译员培养上的制度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文化观念问题。传统中国在“华夷观念”的支配下，自称“中华”和“中国”，周边的其他国家一概称之为蛮夷戎狄，因此传统中国在很长的时期里并没有后来意义上民族国家的概念，整个中国是天下而不是“国”，中国人所认识的“国”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列国。所谓“外国”就是居于中国四周边缘的“四夷”。因此明朝官方负责与这些边缘国家进行交往的部门称为“四夷馆”，馆中编写的双语对照辞书称为“华夷译语”。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中国与外国进行交往的过程中，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总以为外国要比中国低一等，是来进行朝贡的；这种文化上不平等的意识反映在对待外语方面，传统中国士大夫不认为有要像学习汉语一样认真学习外语的必要。加之在以经学为中心的知识结构中，外语并不被认为是士大夫应该具备的重要的知识和技能，真正有志学习者凤毛麟角。因为在很多士大夫的心目中，蛮夷实在没有多少可以仿效的东西。明清以来，不仅传统的士绅官员，就是一些杰出的西学学者，也都是对外语完全不通的笔述者。明末无论是对西学非常向往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功成名就的在朝官员，还是瞿太素、徐霞客、宋应星等在野的对西学颇感兴趣的民间学者，都没有学习外语的意愿和经历。从晚明到晚清，尽管西学的传播一波又一波，但进入传播系统的中国学者，多是承担了笔述者或润饰者的角色，外语原本的选择权一直掌握在外来西方传教士的手里。这种局面直到戊戌变法后才真正得到改观。
19世纪初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已经注意到了这一事实，他在谈论中国的翻译时指出：“翻译在中国处于幼稚阶段，中国士大夫没有一个是为了翻译去阅读的。”[20] 利玛窦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继续学习和翻译《几何原本》六卷以下的部分，徐光启也就只能表示遗憾而已。而这种情况正好和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明末吴历和清初郑玛诺学习外语后，都没有能够依靠政府的制度性保证将外语才能用于翻译活动。文化观念上的自大，造成了明清时代略懂外语的都是跻身于社会下层的通事舍人，他们一般只与商业活动发生联系，即使康熙倡导学习拉丁语，组织人员学习俄语，也是完全出于政治上考虑，要求培养一些能懂得俄罗斯语言以便从事外交活动的翻译，而不是从学习西学的角度去加以提倡，从而在根本上将建立外语学堂和培养翻译人员作为一项国策加以推行。清中后期以后，随着国家权力的衰弱和政治统治的不稳固，逐步开始限制甚至禁止民间的外语学习活动，并用行政手段对中外语言的接触交流加以制裁，造成民间懂得外语的人数也日益减少，对原来已经非常险恶的外语学习环境上更是雪上加霜。
相比而言，17—19世纪俄国和日本都开始进入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这个时期对后来两国现代化变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本在18世纪末，幕府和地方、官方和民间都提倡学习荷兰文，1811年还在首都成立了翻译局，由荷兰人提出的索书单的数量和长度都增加了，荷兰和中国商人定期提出有关外部世界的发展情况的报告。私人和政府组织的学习荷兰文的计划造就了一批专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了解西方在科学和军事技术方面的进展情况，他们的预警为应付危机作了思想准备并加深了危机感。1856年翻译局转变为外国书籍的研究机构[21]，没有出现像清朝政府那样对俄罗斯赠送的图书并不关注的问题。在日本的文化构成中，承担着传播外来文化的译员具有较高的地位，17世纪幕府对荷兰学术书的进口不加限制，而荷兰也把书籍作为礼品献给幕府和诸侯，有时幕府和诸侯特意向荷兰定购书籍。不仅官方，民间知识分子也用高价求购荷兰书。日本也出现过禁止基督教传播的锁国时代，幕府政府不准一般日本人接触荷兰人，但荷兰医生则例外，因此不少日本通词直接跟荷兰外科医生学习，有些翻译学了外科技术后转业为医生，日西医之祖西玄甫(1635—1684)向荷兰人兰斯特学医后，从长崎迁居江户担任荷兰翻译兼幕府的医官。[22] 第一批兰学家就是从这些荷兰系统的西医中产生的。日本兰学家在接触西学之初，便致力于学习西洋语言文字，逐步走上了独立译介的道路。学习域外文化首先从学习域外语言开始，几乎是日本输入外来文化的一种模式。早期学习汉语，后来学习葡萄牙语和荷兰语，都与日本自古以来就是文化输入国有着密切的关系。日本学者在学习荷兰语的过程中还注意编写各种荷兰语教材和辞典，如早期兰学家青木昆阳(1698—1769)1745年编写《荷兰文字略考》，其他还有《荷兰字汇》、《助词考》、《荷兰词品考》、《兰语九品集》、《荷兰辞类译名钞》、《荷兰文范摘要》等。西善三郎根据哈尔马的《荷兰辞典》着手编纂《荷日辞典》。大玄泽(1757—1827)的弟子稻村三伯等以此为基础，参照《荷法辞典》等，编成收词64035个的《波留麻和解》，1783年完成，1796年出版，成为最初的《荷日辞典》。掌握荷兰语的双语日本兰学家纷纷成长，青木的弟子、西医前野良泽(1723—1803)与杉田玄白(1733—1817)将荷兰语的《解剖图谱》译成日文，1774年以《解体新书》之名出版，标志着兰学的形成。1786年杉田的弟子大玄泽还在江户开办了第一所学习荷兰语与兰学的学堂“芝兰堂”。稻村三伯、开拓内科学的宇田川玄随和宇田川玄真、京都兰学之祖迁兰堂和小石元俊、大阪兰学家桥本宗吉、写《增译采览异言》的山村才助、仙台藩医所教授佐佐木仲泽等，都曾在该学堂接受兰学教育。[23] 正是制度化使日本的外语教学得到了保证，从而使兰学到西学的传播能够在日本发展为一种独立的体系。
明末清初懂西学的处于中国社会上层的士大夫学者基本上都不学习西文，而会西语的通事处在中国社会下层又完全不懂西学，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晚清，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西学在中国主要是通过外国传教士的中文著述或外国传教士口述、中国学者笔录的方式输入的。这与日本德川后期，西学主要通过日本学者翻译传输形成明显的对比。正是这种西学与西语、西文分离的畸形状况，造成了后来像严复这样真正懂得西语、西文的大学问家仍然很长期间内不受重视，而要设法再考科举。因此，笔者认为，西学与西语、西文的分离，是中国西学传播尽管很早，但一直收效甚微的原因之一，使中国直到晚清仍未真正像日本洋学一般，形成自己独特的体系。
注释：
①现在可以查到确切的被聘用的俄语教师有三位：俄国最早的中国学家罗索欣(1707—1761，又名罗索兴)，他于1729年参加东正教驻北京第二届传教士团学员，曾在国子监习满汉文。1735年任理藩院通译，并在俄罗斯文馆任教。列昂季耶夫(1716—1786)，1742年自愿参加东正教驻北京第三届传教士团为学员，1743年到北京，后出任清廷理藩院满语通译，并在俄语学校任教。莫拉切维奇(魏若明)(1821—1840年)在华20多年，1825年起曾在理藩院的外语学校内担任俄文教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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