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众人纷说明史，有谁看懂了明朝？
——王家范教授在上海研究生学术论坛的演讲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7年06期
【原文出处】《解放日报》(沪)2007年52期第特②页
思想者小传
王家范 1938年生，江苏昆山人。1957年夏秋之交，别离水乡小镇，投奔华东师范大学，与史学结缘。1961年完成本科学业，留校任教。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专长中国通史、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等。著有《中国历史通论》、《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史家与史学》等。信奉的治学宗旨是古贤所谓“学问乃为己之学”。
不同意见的纷纷纭纭，相左相右，在专业界也同样存在，只是风雅地被包蒙着，没有像网上那样公开挑明而已。
可能你们已经感觉到了，这个题目像是网络上的帖子，我今天谈的正是网络。近年来，诸多因素混合交织的结果，对明清史感兴趣的人正在逐渐多起来。除文学界、经济学界、社会学界、思想文化界外，社会上关心的人也不少。明清皇帝戏自不必说。今天我要说的是好些业余爱好者活跃在网络论坛上的情况。
与史学界多数各行其是、互不相干，或是你好我好、一团和气不同，网上各方观点对峙鲜明，互不相让，真可以说是刀光剑影，砖头横飞。仔细想来，不同意见的纷纷纭纭，相左相右，在史学界也同样存在，只是风雅地被包蒙着，没有像网上那样公开挑明而已。网上争论虽然不那么正规，乱象万千，但抱过分的偏见，不屑一看，也未必明智。
这么短的时间，只能向大家重点介绍一位网络作者。他的网名有些特别，叫“杜车别”，熟悉俄罗斯文学的人，会猜出他取名的来历。从网上介绍看，他并不是文学出身，原来学的专业是数学，迷上了历史，一头钻进去，就全身心投入。他有一部关于评论明史的长篇大作，全文少说也有四十万字，还在不断增加别论。大作的主题在篇名上就非常突出，叫做《明朝的灭亡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另有一篇大作，涉及清朝代替明朝是历史进步还是历史倒退，这是网上争吵的又一个热点。显然他是站在后者的立场，篇名为《文明断裂的悲剧——被满清割断的明朝与近现代中国》。
对杜氏全文作详细介绍，不是很容易。他不是发空论的那种，完全拿材料说话，毕竟数学出身，很讲究形式逻辑，不过材料却大多数是第二手转来的。他几乎读遍了现在他能读到的明史论著与相关文章，总计不下四五百部(篇)。他的绝活，就是能够用别人的材料，为自己的立论作支撑，并且把你批驳得狗血喷头。
全文大体的结构和逻辑是这样：先是用例证辩驳的方法，推倒明亡归于王朝专制和皇帝腐朽的所有旧说，挨批的主要对象有吴思、樊树志、黄仁宇、顾诚、孟森等大家(人名排列以受批的严重程度为序)。大文的第一章是说“明朝的灭亡不是万历的责任”，把万历的六大罪状逐一推翻。第二章论证“崇祯也没有责任”，同样把过去加在崇祯身上的所有罪状脱卸得一干二净。那么他认为明亡的原因在哪里呢？第三章是他为最后答案先作铺垫、打基础的，也是杜氏在史学见识上最为得意的地方。分正反两方面叙述。正面的，他充分利用了近几年来国内外对明代工商业和商品经济的研究成果，历举海外贸易、国内商业、白银资本等等史料，说明工商业高度发达是明朝的一个特点，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第二次大发展(第一次在宋代)。接着就着力揭示一种现象：明代士绅、皇族、官员普遍地参与到了商业中来(这“普遍”二字就是一种夸张！)，明朝不是重农抑商，而是重农不抑商。反面的论证，重点驳斥明朝横征暴敛的旧说，转向了财政赋税问题的讨论。他的结论是明王朝政府的赋税收入过低。理由：第一，明朝农业的税率是5％-10％，在世界上也是低的；一二百年来农业税“原额”始终不动，在人口、耕地、农产增加的情况下，这个比例又打了折扣。再利用政府赋税征收始终不到全额的众多史料，说明农业方面逃税、漏税严重，所以政府税收的实际收入还要低许多。第二，也是他的一个重点，商业税更低。商业税率仅2％-4％，总数不到农业税的1/7，而且其中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商税都给偷漏掉了，这方面的情况比农业更严重。这样，他的“高论”就来了：传统上都说明朝在中国历史上专制程度最高，对人民管制最严厉，每个百姓都生活在政府的高压统治之下，剥削程度最严重，横征暴敛达到极致。然而他现在的研究完全可以颠覆这种传统认识。明代恰恰是中国历史上税收最低，对人民的管制最宽纵、最无力的一个王朝。明代的问题不是政府收的税太多，而是政府收的税太低；不是政府对社会控制得太严密，而恰恰是政府对社会控制得太无力。不得不承认，这一说法具有一定的震撼力，在网上博得许多喝彩，也把一些专家奚落了一番。
到这里，杜氏已经完成了题目前半部分的论证，用大力气推翻前人的“传统观点”，为自己立论扫清道路。后一半是他的正题(从字数说不过是全文的1/5)，希望通过大乱达到大治的目的。他的正论颇有惊世骇俗的风味，明灭亡的原因完全不是什么专制、腐败，而是缘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
网上争论虽然多数出于业余作者，但并非与我们的专业无关，相反却可以对专业研究从侧面起到提醒或者激励的作用。
我想卖一个关子，先穿插几句“说书人”的感想与评论。
我读后的感觉，杜氏议论的最大特点，是善于把一件件事、一个个人物、一个个现象按自己立论的逻辑串联起来，正反摆弄，驳辩能力强，也有思辨的色彩。现在有些专业论文叙述极详、考据也细，但很像顾颉刚当年说的，缺乏自己的见解，说尖锐点是没有思想，读者不知道他做这个题目是想给人什么启示。杜氏则不同，他是太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他在许多事情上的驳辩，泄露了我们现有研究的不足。小的如袁崇焕杀毛文龙，并非明智之举，我也有这方面的证据；大的方面，莫过于至今还没有一部有分量、完整的明代财政史。对明代财政赋税方面的情况，我们不完全清楚，毛估估得居多，论点不乏自相矛盾，留下的空白很多。杜氏钻的就是这个大窟窿，由此恣肆汪洋地发挥出一番新见，恐怕是明史界没有料到的。网上争论并非与我们的专业无关，相反却可以对专业研究从侧面起到提醒或者激励的作用。
提醒之一，单一的微观研究也会有负面效应。没有疑问，疏离陈旧空洞的宏观大话题，向微观领域深入，是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内在逻辑，但是历史宏观、通感的必要性不会因此而消失，只是隐退到幕后，不在而在。理想的是微观研究背后要保持宏观的关怀。现在专业细琐化有越来越强的趋势。我们应该平心静气地看到，微观研究的成果，未必都一定能直接通向宏观历史认识的升华。相反，因为其描述课题的局部与片面，不说清楚与全局的关联，如果还加上作者对自己结论的过分夸张溺爱，给通观方面造成一定的疑惑乃至混乱也很难避免。例如，在“反欧洲中心主义”思潮的鼓动下，关于明代海外贸易材料的发掘，比之前有较大的进步。虽然许多人回避争论，只是就事论事，但从宏观上要求，这种海外贸易在全部社会经济中究竟占多少分量，对明代社会各界的作用有多少是正面的，有多少是负面的，海外贸易的财富积聚有多少，到哪儿去了？在一篇专文中要求全面照顾到是苛刻了，但宏观意识的有无，往往无形中会影响作者局部立论时的谨慎周全与否。把一二百年里找得到的海外贸易活动的材料排列起来，声势壮观，但假若考虑到一年、十年的数据，走私船的风险和损失，死难的、亏本的、被勒索走的船只的数量，下结论就不能不有所保留，至少不要说得太满。
提醒之二，怎么正确处理史料？史学必须凭史料说话，在史学界是一条铁的定律。但是，我们也会遇到这种困惑，找到一些能支持某个论点的材料，不是就能顺利地解决问题。用举例的方法建立论点，还是比较容易。困难就在于：假如你的立论具有较宽广的时空性，例如某朝几百年、例如某一区域、甚至还是全国性的，材料能不能有相应的时空覆盖面，能不能有反映各个侧面的多种材料作旁证，材料特别是数据有没有连续性，有没有相悖、差异、偏离的情况存在，这种时候，对史料的要求就十分高。理想的情况很少，时代越古越难。这时候下断语宁愿保留得多一点，某种存疑、悬挂，都是必要的。要不得的，明明有与之相反的材料，因为不利于既定的立论，置之一边，隐蔽起来。前辈说的辨伪、参证、比勘，既是史料功夫，也是史学的必备要素。杜氏这方面的毛病突出。现在已经有网友对杜氏作品里的这类问题在作清理，题名为《杜车别明朝灭亡原因硬伤举证》。
我在读网上明清史争论时，神经最受刺激，心里很不好受的，就是1949年以来，发展到“文革”登峰造极的，那种两分对立、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绝对化的思维方式，不知什么缘故，不仅没有断根，而且劣根基因的遗传能力特强。上面说的史料处理态度，从深处说，不纯粹是史料问题，更多地反映一种思维习惯。为了证明自己正确，喜欢把事情说得绝对划一，粗暴排斥可能有的任何不同方向的判断，不承认有交叉、重叠、渗透与互动的复杂情景，也缺乏尊重前人成果的敬畏心，缺乏异中求同的那种学术智慧追求。说实话，要想寻找一种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或者想寻找到维护它合理性的理由，材料有的是，用举例的方法最轻便，但也最靠不住。为什么不可以试着转换几种角度，多搜索寻找一些材料，看看这种制度的存在遇到的难题、内在的陷阱以及产生的各种不同后果呢？把多方面的材料综合成一种能呈现复杂性的情景，不是比单一的情景，更接近一些历史生活的真实？
读网文的收获，就是能够比较直接地感受到，这些历史争论有些怪异，也不无偏激，但其背后都不同程度地反映着当下人看历史和看现实互动的思索方式。
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杜氏在经过一系列激辩之后，要我们接受的“思想”是什么。杜文第四章的标题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变迁和宋朝明朝的灭亡”。他从追溯汉唐政治制度开始，特别垂青于宋代政治制度的变迁，最后对宋明政治制度以及灭亡原因作了比较。支持他的核心论点来自于钱穆：“唐、宋、明三代的政治实权，实际都已操在平民社会知识分子手里。”钱氏指的是科举制的影响。这里说明立论不严谨，副作用很大，名家也在所难免。杜氏认为钱穆的说法对唐朝不成立，对宋朝和明朝是成立的。但宋朝和明朝又不同。为了节省时间，我只能节略去他许多具体的论证，展示一些关键性的话语。他说：宋明两代在都是平民社会知识分子操纵实际政权的情况下，采取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两种不同的制度惯性。在宋代，皇帝通过对文官的优厚待遇，和文官集团达成默契、结成联盟，通过他们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而到了明代，文官集团的情况变了，再怎么为皇帝出力，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俸禄是很低的，权势是有限的，为皇帝办事再忠心，如果有了过错，动辄被弹劾甚至受到严厉惩罚。好处没有，坏处一大堆，既得罪了有些以君子自命的官员，更得罪了自己原先所属的利益集团。所以说到了明代，不仅那些所谓的君子是地方上以及私人工商业的利益代言人，即便是那些所谓的小人，实际上充当的也是私人工商业集团的利益代言人。我们看到在万历时期反对矿税的，不仅是东林党那些所谓的君子，也同样包括浙党这类的所谓小人党派(这里反映学界以党派分君子小人有问题，导致杜氏产生误判)。有了这些论据，杜氏的超级思维就开始越走越远。他说：由此可见，唯一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只有皇帝，而皇帝在文官集团内找不到自己真正的同盟者。因此，与许多人所说的相反，锦衣卫和东厂的设立不但不是皇权高度膨胀，专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这是皇权被极度削弱，削弱到接近极限后产生的一种结果。也可以说是皇权被打压到极点之后的一次触底反弹，一次回光返照。
以下的议论就更宏观了，而且看得出明显是受到沃勒斯坦《世界体系》一书的影响，许多特殊用词都是从那里搬来的。杜氏说：这种政治制度上的超前发展，即平民知识分子的过早控制政权，在明代造成的后果就是资本主义萌芽的过度发展，或者说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太小。由于科举制度的实施，大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可以直接通过科举进入政府做官，掌握控制基层乃至中央的行政权力。后果就是到了明朝，资产阶级没有经过什么斗争，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直接操纵控制了政权，就直接让政权来为他们服务。这和西方的资产阶级还需要经过流血斗争，经过革命才能取得政权是完全两样的。
西方的资产阶级由于是经过艰辛的努力，冲破重重的阻碍，才最终掌握政权，所以他们即便掌握了政权，仍旧明白维持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必要控制是不可缺少，大量征收商业税来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来保持强大国力也是不可缺少的。同时他们也在冲破阻碍，与反对他们的势力搏斗的过程中锻炼了自己强大的政治组织能力，培养了自己对军队的组织控制能力。所以在推翻君主专制之后，他们依然有强大的力量能对抗外来的侵略与干涉。明朝则不同，资产阶级就如同被惯坏了的孩子，他们只想着政权来为他们服务，为他们效劳，而不希望这个政权再从他们身上收取任何更多的东西。他们整个阶层就如同一个精明的商人一样，既然已经用最小的成本就获得了最大的收益，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再去增加成本来为支持这个政权多出一份力气呢？于是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国家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控制的政策，任何国家试图增加工商业税收的行为，都必然遭到他们在朝廷的利益代言人坚决一致的抵制排斥，而且这样的抵制活动，几乎无一例外的获得了成功，而且这样的成功进一步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正确性。“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几乎成了他们无往而不胜的理论法宝，“农本商末”在他们那里的意思仅仅是你国家要打就只能打农业的主意，你要增加农业赋税，可以商量，你如果想要增加工商业税收，那就休想！“不言利，只言义”，那都是对国家政府，对皇帝说的话，意思是你政府，你皇帝只要说说义就可以了，来说利就不好，就不光彩！而他们自己何尝不言利？简直就是对利言到了锱铢必较的程度，国家要想增加一丁点的商业税收都好似老虎拔牙一般困难。类似汉武帝时期那种加强对私人经济管制，对偷税漏税行为严厉打击的政策，在明朝，那是休想得以成功实施的，连做梦都不要想。这样，一旦因为某些意外变故，旧有的政府结构崩溃瓦解，他们就像失去了保护的孩子一样，完全手足无措，根本无力自己去进行政治动员组织社会，更谈不上组织军队。在外来侵略势力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只能剩下听天由命，任其宰割的份儿了。
与沃勒斯坦一样，杜氏也深深痛恨资产阶级。但沃勒斯坦恐怕不会想到，他的中国信徒却回过头去寻找皇帝的支持，退回到“前现代”，而不是走向“后现代”，还嫌明朝的“前现代”统治不够强烈“威权”，这不值得深思吗？杜氏在编织这个高论的时候，充分利用了我们对明代“现代性”的研究成果(对此，我一直有强烈的保留)，也利用了批判“前现代”的成果，这种引申固然非这些学者的原意，但也反证了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有许多可以反省的地方。对此，我不能展开讨论了。
最后，回到我前面暂时悬挂着的另一点感想，或许是我今天最想说的话。读网文的收获，就是能够比较直接地感受到，这些历史争论有些怪异，也不无偏激，但其背后都不同程度地反映着当下人看历史和看现实互动的思索方式。像杜氏那样正面提出的以及旁涉、引申出来的许多问题，很像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我们这个时代青年人对历史的关切，其实更多的是对自身命运的高度关切；更是反映了在不充分透明的思想文化教育环境下，青年一代思想取向彷徨不定的窘态。
说实说，我对像杜车别那样的青年人，不仅没有反感，还有点喜欢。有思考总比不思考的好。但我也不会讳言自己的看法：我相信杜氏不是出于政治的功利，他的思考是认真的，对自己的见解是真诚的。那么，他的致命弱点在哪里？社会阅历太少。他没有真正尝过在皇帝淫威下过生活的味道，对皇帝存抱太多幻想，太多曲谅。再说社会这样的大字眼，政治这个人类才有的怪物，个人没有足够的阅历，真的不容易看懂、看明白。凭良心说，我们在这方面吃的亏还嫌少吗？用仅有的一点当下个人感受去论证历史，不简单化，才是怪事。进一步说，直接的社会阅历对一个有限的人生来说，都是不够的。那只能靠吸取前人的知识来弥补，其中读历史是一种极好的途径。如果以这样的态度读历史，一定要避免急于从历史中去找自己需要的答案，而是要让历史来滋补我们经历不足的社会经验。所以我一再要求研究生直接读第一手史料，要直接进入历史情景，不厌其多，就怕必读之书没有读够。历史上人与事的经验，一个人的经验，更多人的经验，各种不同人等的经验，各种不同处境下的经验，如果我们能够较充分地听到他们直接的心声，看到他们真实的想法，把这些情景尽可能多地汇集起来，再分析比较，条分缕析，或许我们能够对什么叫做社会、什么叫做政治，会有更复杂、更丰富的体认。
(演讲时间：2007年4月7日)^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7年06期
【原文出处】《解放日报》(沪)2007年52期第特②页
王家范 1938年生，江苏昆山人。1957年夏秋之交，别离水乡小镇，投奔华东师范大学，与史学结缘。1961年完成本科学业，留校任教。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专长中国通史、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等。著有《中国历史通论》、《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史家与史学》等。信奉的治学宗旨是古贤所谓“学问乃为己之学”。
不同意见的纷纷纭纭，相左相右，在专业界也同样存在，只是风雅地被包蒙着，没有像网上那样公开挑明而已。
可能你们已经感觉到了，这个题目像是网络上的帖子，我今天谈的正是网络。近年来，诸多因素混合交织的结果，对明清史感兴趣的人正在逐渐多起来。除文学界、经济学界、社会学界、思想文化界外，社会上关心的人也不少。明清皇帝戏自不必说。今天我要说的是好些业余爱好者活跃在网络论坛上的情况。
与史学界多数各行其是、互不相干，或是你好我好、一团和气不同，网上各方观点对峙鲜明，互不相让，真可以说是刀光剑影，砖头横飞。仔细想来，不同意见的纷纷纭纭，相左相右，在史学界也同样存在，只是风雅地被包蒙着，没有像网上那样公开挑明而已。网上争论虽然不那么正规，乱象万千，但抱过分的偏见，不屑一看，也未必明智。
这么短的时间，只能向大家重点介绍一位网络作者。他的网名有些特别，叫“杜车别”，熟悉俄罗斯文学的人，会猜出他取名的来历。从网上介绍看，他并不是文学出身，原来学的专业是数学，迷上了历史，一头钻进去，就全身心投入。他有一部关于评论明史的长篇大作，全文少说也有四十万字，还在不断增加别论。大作的主题在篇名上就非常突出，叫做《明朝的灭亡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另有一篇大作，涉及清朝代替明朝是历史进步还是历史倒退，这是网上争吵的又一个热点。显然他是站在后者的立场，篇名为《文明断裂的悲剧——被满清割断的明朝与近现代中国》。
对杜氏全文作详细介绍，不是很容易。他不是发空论的那种，完全拿材料说话，毕竟数学出身，很讲究形式逻辑，不过材料却大多数是第二手转来的。他几乎读遍了现在他能读到的明史论著与相关文章，总计不下四五百部(篇)。他的绝活，就是能够用别人的材料，为自己的立论作支撑，并且把你批驳得狗血喷头。
全文大体的结构和逻辑是这样：先是用例证辩驳的方法，推倒明亡归于王朝专制和皇帝腐朽的所有旧说，挨批的主要对象有吴思、樊树志、黄仁宇、顾诚、孟森等大家(人名排列以受批的严重程度为序)。大文的第一章是说“明朝的灭亡不是万历的责任”，把万历的六大罪状逐一推翻。第二章论证“崇祯也没有责任”，同样把过去加在崇祯身上的所有罪状脱卸得一干二净。那么他认为明亡的原因在哪里呢？第三章是他为最后答案先作铺垫、打基础的，也是杜氏在史学见识上最为得意的地方。分正反两方面叙述。正面的，他充分利用了近几年来国内外对明代工商业和商品经济的研究成果，历举海外贸易、国内商业、白银资本等等史料，说明工商业高度发达是明朝的一个特点，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第二次大发展(第一次在宋代)。接着就着力揭示一种现象：明代士绅、皇族、官员普遍地参与到了商业中来(这“普遍”二字就是一种夸张！)，明朝不是重农抑商，而是重农不抑商。反面的论证，重点驳斥明朝横征暴敛的旧说，转向了财政赋税问题的讨论。他的结论是明王朝政府的赋税收入过低。理由：第一，明朝农业的税率是5％-10％，在世界上也是低的；一二百年来农业税“原额”始终不动，在人口、耕地、农产增加的情况下，这个比例又打了折扣。再利用政府赋税征收始终不到全额的众多史料，说明农业方面逃税、漏税严重，所以政府税收的实际收入还要低许多。第二，也是他的一个重点，商业税更低。商业税率仅2％-4％，总数不到农业税的1/7，而且其中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商税都给偷漏掉了，这方面的情况比农业更严重。这样，他的“高论”就来了：传统上都说明朝在中国历史上专制程度最高，对人民管制最严厉，每个百姓都生活在政府的高压统治之下，剥削程度最严重，横征暴敛达到极致。然而他现在的研究完全可以颠覆这种传统认识。明代恰恰是中国历史上税收最低，对人民的管制最宽纵、最无力的一个王朝。明代的问题不是政府收的税太多，而是政府收的税太低；不是政府对社会控制得太严密，而恰恰是政府对社会控制得太无力。不得不承认，这一说法具有一定的震撼力，在网上博得许多喝彩，也把一些专家奚落了一番。
到这里，杜氏已经完成了题目前半部分的论证，用大力气推翻前人的“传统观点”，为自己立论扫清道路。后一半是他的正题(从字数说不过是全文的1/5)，希望通过大乱达到大治的目的。他的正论颇有惊世骇俗的风味，明灭亡的原因完全不是什么专制、腐败，而是缘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
网上争论虽然多数出于业余作者，但并非与我们的专业无关，相反却可以对专业研究从侧面起到提醒或者激励的作用。
我想卖一个关子，先穿插几句“说书人”的感想与评论。
我读后的感觉，杜氏议论的最大特点，是善于把一件件事、一个个人物、一个个现象按自己立论的逻辑串联起来，正反摆弄，驳辩能力强，也有思辨的色彩。现在有些专业论文叙述极详、考据也细，但很像顾颉刚当年说的，缺乏自己的见解，说尖锐点是没有思想，读者不知道他做这个题目是想给人什么启示。杜氏则不同，他是太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他在许多事情上的驳辩，泄露了我们现有研究的不足。小的如袁崇焕杀毛文龙，并非明智之举，我也有这方面的证据；大的方面，莫过于至今还没有一部有分量、完整的明代财政史。对明代财政赋税方面的情况，我们不完全清楚，毛估估得居多，论点不乏自相矛盾，留下的空白很多。杜氏钻的就是这个大窟窿，由此恣肆汪洋地发挥出一番新见，恐怕是明史界没有料到的。网上争论并非与我们的专业无关，相反却可以对专业研究从侧面起到提醒或者激励的作用。
提醒之一，单一的微观研究也会有负面效应。没有疑问，疏离陈旧空洞的宏观大话题，向微观领域深入，是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内在逻辑，但是历史宏观、通感的必要性不会因此而消失，只是隐退到幕后，不在而在。理想的是微观研究背后要保持宏观的关怀。现在专业细琐化有越来越强的趋势。我们应该平心静气地看到，微观研究的成果，未必都一定能直接通向宏观历史认识的升华。相反，因为其描述课题的局部与片面，不说清楚与全局的关联，如果还加上作者对自己结论的过分夸张溺爱，给通观方面造成一定的疑惑乃至混乱也很难避免。例如，在“反欧洲中心主义”思潮的鼓动下，关于明代海外贸易材料的发掘，比之前有较大的进步。虽然许多人回避争论，只是就事论事，但从宏观上要求，这种海外贸易在全部社会经济中究竟占多少分量，对明代社会各界的作用有多少是正面的，有多少是负面的，海外贸易的财富积聚有多少，到哪儿去了？在一篇专文中要求全面照顾到是苛刻了，但宏观意识的有无，往往无形中会影响作者局部立论时的谨慎周全与否。把一二百年里找得到的海外贸易活动的材料排列起来，声势壮观，但假若考虑到一年、十年的数据，走私船的风险和损失，死难的、亏本的、被勒索走的船只的数量，下结论就不能不有所保留，至少不要说得太满。
提醒之二，怎么正确处理史料？史学必须凭史料说话，在史学界是一条铁的定律。但是，我们也会遇到这种困惑，找到一些能支持某个论点的材料，不是就能顺利地解决问题。用举例的方法建立论点，还是比较容易。困难就在于：假如你的立论具有较宽广的时空性，例如某朝几百年、例如某一区域、甚至还是全国性的，材料能不能有相应的时空覆盖面，能不能有反映各个侧面的多种材料作旁证，材料特别是数据有没有连续性，有没有相悖、差异、偏离的情况存在，这种时候，对史料的要求就十分高。理想的情况很少，时代越古越难。这时候下断语宁愿保留得多一点，某种存疑、悬挂，都是必要的。要不得的，明明有与之相反的材料，因为不利于既定的立论，置之一边，隐蔽起来。前辈说的辨伪、参证、比勘，既是史料功夫，也是史学的必备要素。杜氏这方面的毛病突出。现在已经有网友对杜氏作品里的这类问题在作清理，题名为《杜车别明朝灭亡原因硬伤举证》。
我在读网上明清史争论时，神经最受刺激，心里很不好受的，就是1949年以来，发展到“文革”登峰造极的，那种两分对立、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绝对化的思维方式，不知什么缘故，不仅没有断根，而且劣根基因的遗传能力特强。上面说的史料处理态度，从深处说，不纯粹是史料问题，更多地反映一种思维习惯。为了证明自己正确，喜欢把事情说得绝对划一，粗暴排斥可能有的任何不同方向的判断，不承认有交叉、重叠、渗透与互动的复杂情景，也缺乏尊重前人成果的敬畏心，缺乏异中求同的那种学术智慧追求。说实话，要想寻找一种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或者想寻找到维护它合理性的理由，材料有的是，用举例的方法最轻便，但也最靠不住。为什么不可以试着转换几种角度，多搜索寻找一些材料，看看这种制度的存在遇到的难题、内在的陷阱以及产生的各种不同后果呢？把多方面的材料综合成一种能呈现复杂性的情景，不是比单一的情景，更接近一些历史生活的真实？
读网文的收获，就是能够比较直接地感受到，这些历史争论有些怪异，也不无偏激，但其背后都不同程度地反映着当下人看历史和看现实互动的思索方式。
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杜氏在经过一系列激辩之后，要我们接受的“思想”是什么。杜文第四章的标题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变迁和宋朝明朝的灭亡”。他从追溯汉唐政治制度开始，特别垂青于宋代政治制度的变迁，最后对宋明政治制度以及灭亡原因作了比较。支持他的核心论点来自于钱穆：“唐、宋、明三代的政治实权，实际都已操在平民社会知识分子手里。”钱氏指的是科举制的影响。这里说明立论不严谨，副作用很大，名家也在所难免。杜氏认为钱穆的说法对唐朝不成立，对宋朝和明朝是成立的。但宋朝和明朝又不同。为了节省时间，我只能节略去他许多具体的论证，展示一些关键性的话语。他说：宋明两代在都是平民社会知识分子操纵实际政权的情况下，采取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两种不同的制度惯性。在宋代，皇帝通过对文官的优厚待遇，和文官集团达成默契、结成联盟，通过他们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而到了明代，文官集团的情况变了，再怎么为皇帝出力，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俸禄是很低的，权势是有限的，为皇帝办事再忠心，如果有了过错，动辄被弹劾甚至受到严厉惩罚。好处没有，坏处一大堆，既得罪了有些以君子自命的官员，更得罪了自己原先所属的利益集团。所以说到了明代，不仅那些所谓的君子是地方上以及私人工商业的利益代言人，即便是那些所谓的小人，实际上充当的也是私人工商业集团的利益代言人。我们看到在万历时期反对矿税的，不仅是东林党那些所谓的君子，也同样包括浙党这类的所谓小人党派(这里反映学界以党派分君子小人有问题，导致杜氏产生误判)。有了这些论据，杜氏的超级思维就开始越走越远。他说：由此可见，唯一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只有皇帝，而皇帝在文官集团内找不到自己真正的同盟者。因此，与许多人所说的相反，锦衣卫和东厂的设立不但不是皇权高度膨胀，专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这是皇权被极度削弱，削弱到接近极限后产生的一种结果。也可以说是皇权被打压到极点之后的一次触底反弹，一次回光返照。
以下的议论就更宏观了，而且看得出明显是受到沃勒斯坦《世界体系》一书的影响，许多特殊用词都是从那里搬来的。杜氏说：这种政治制度上的超前发展，即平民知识分子的过早控制政权，在明代造成的后果就是资本主义萌芽的过度发展，或者说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太小。由于科举制度的实施，大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可以直接通过科举进入政府做官，掌握控制基层乃至中央的行政权力。后果就是到了明朝，资产阶级没有经过什么斗争，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直接操纵控制了政权，就直接让政权来为他们服务。这和西方的资产阶级还需要经过流血斗争，经过革命才能取得政权是完全两样的。
西方的资产阶级由于是经过艰辛的努力，冲破重重的阻碍，才最终掌握政权，所以他们即便掌握了政权，仍旧明白维持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必要控制是不可缺少，大量征收商业税来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来保持强大国力也是不可缺少的。同时他们也在冲破阻碍，与反对他们的势力搏斗的过程中锻炼了自己强大的政治组织能力，培养了自己对军队的组织控制能力。所以在推翻君主专制之后，他们依然有强大的力量能对抗外来的侵略与干涉。明朝则不同，资产阶级就如同被惯坏了的孩子，他们只想着政权来为他们服务，为他们效劳，而不希望这个政权再从他们身上收取任何更多的东西。他们整个阶层就如同一个精明的商人一样，既然已经用最小的成本就获得了最大的收益，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再去增加成本来为支持这个政权多出一份力气呢？于是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国家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控制的政策，任何国家试图增加工商业税收的行为，都必然遭到他们在朝廷的利益代言人坚决一致的抵制排斥，而且这样的抵制活动，几乎无一例外的获得了成功，而且这样的成功进一步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正确性。“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几乎成了他们无往而不胜的理论法宝，“农本商末”在他们那里的意思仅仅是你国家要打就只能打农业的主意，你要增加农业赋税，可以商量，你如果想要增加工商业税收，那就休想！“不言利，只言义”，那都是对国家政府，对皇帝说的话，意思是你政府，你皇帝只要说说义就可以了，来说利就不好，就不光彩！而他们自己何尝不言利？简直就是对利言到了锱铢必较的程度，国家要想增加一丁点的商业税收都好似老虎拔牙一般困难。类似汉武帝时期那种加强对私人经济管制，对偷税漏税行为严厉打击的政策，在明朝，那是休想得以成功实施的，连做梦都不要想。这样，一旦因为某些意外变故，旧有的政府结构崩溃瓦解，他们就像失去了保护的孩子一样，完全手足无措，根本无力自己去进行政治动员组织社会，更谈不上组织军队。在外来侵略势力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只能剩下听天由命，任其宰割的份儿了。
与沃勒斯坦一样，杜氏也深深痛恨资产阶级。但沃勒斯坦恐怕不会想到，他的中国信徒却回过头去寻找皇帝的支持，退回到“前现代”，而不是走向“后现代”，还嫌明朝的“前现代”统治不够强烈“威权”，这不值得深思吗？杜氏在编织这个高论的时候，充分利用了我们对明代“现代性”的研究成果(对此，我一直有强烈的保留)，也利用了批判“前现代”的成果，这种引申固然非这些学者的原意，但也反证了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有许多可以反省的地方。对此，我不能展开讨论了。
最后，回到我前面暂时悬挂着的另一点感想，或许是我今天最想说的话。读网文的收获，就是能够比较直接地感受到，这些历史争论有些怪异，也不无偏激，但其背后都不同程度地反映着当下人看历史和看现实互动的思索方式。像杜氏那样正面提出的以及旁涉、引申出来的许多问题，很像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我们这个时代青年人对历史的关切，其实更多的是对自身命运的高度关切；更是反映了在不充分透明的思想文化教育环境下，青年一代思想取向彷徨不定的窘态。
说实说，我对像杜车别那样的青年人，不仅没有反感，还有点喜欢。有思考总比不思考的好。但我也不会讳言自己的看法：我相信杜氏不是出于政治的功利，他的思考是认真的，对自己的见解是真诚的。那么，他的致命弱点在哪里？社会阅历太少。他没有真正尝过在皇帝淫威下过生活的味道，对皇帝存抱太多幻想，太多曲谅。再说社会这样的大字眼，政治这个人类才有的怪物，个人没有足够的阅历，真的不容易看懂、看明白。凭良心说，我们在这方面吃的亏还嫌少吗？用仅有的一点当下个人感受去论证历史，不简单化，才是怪事。进一步说，直接的社会阅历对一个有限的人生来说，都是不够的。那只能靠吸取前人的知识来弥补，其中读历史是一种极好的途径。如果以这样的态度读历史，一定要避免急于从历史中去找自己需要的答案，而是要让历史来滋补我们经历不足的社会经验。所以我一再要求研究生直接读第一手史料，要直接进入历史情景，不厌其多，就怕必读之书没有读够。历史上人与事的经验，一个人的经验，更多人的经验，各种不同人等的经验，各种不同处境下的经验，如果我们能够较充分地听到他们直接的心声，看到他们真实的想法，把这些情景尽可能多地汇集起来，再分析比较，条分缕析，或许我们能够对什么叫做社会、什么叫做政治，会有更复杂、更丰富的体认。
(演讲时间：2007年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