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清代鄂温克族户口档案述略
魏巧燕/冯璐/周丽娜/李建民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7年04期
【原文出处】《满语研究》(哈尔滨)2006年2期第86～94页
【英文标题】General Relations on Registered Permanent Residence Files of Ewenki in Qing Dynasty
WEI Qiao-yan, FENG Lu, ZHOU Li-na, LI Jian-min
(2005 Grade of Manchu Scripts and History & Cultur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作者简介】魏巧燕，黑龙江大学满文与历史文化专业本科生，主要从事满语文及相关历史文化的学习与研究。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冯璐，周丽娜，李建民，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关 键 词】鄂温克族/历史人口/满文档案Ewenki nationality/population/Manchu file/Butha/Hulunbeir
中图分类号：K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873(2006)02-0086-09
由于缺乏历史人口资料，清代东北边疆少数民族人口研究一直比较薄弱。事实上，清代官方编制的户口档案史料十分丰富，只是因为它们都是用满文书写，而且数量大，需要投入的工作量大，成效小，所以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也没有引起学术界的真正重视。本课题围绕黑龙江省档案馆珍藏的清代鄂温克族户口档案进行调研，意在全面了解鄂温克族历史人口资料的现存状况，掌握有关史料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价值，为深入研究鄂温克族历史人口及相关问题奠定基础。黑龙江省档案局（馆）领导对本课题的调研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鼓励，特别感谢历史档案保管处申国政处长以及刘淑珍、杨瑞生、刘德婧等多位老师的具体指导和帮助。
一、清代鄂温克族户口档案简介
（一）鄂温克族户口档案概况
黑龙江省档案馆藏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上起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下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共43723卷。其中满文（含部分满汉合璧）21764卷，约占总数的50%，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的蒙文卷，共计366.37延长米。[1](P10～11)档案涉及综合、军事、民政、司法、财政、文教、中外关系等许多内容，其中民政户口档案占了一定的比例，鄂温克族户口档案即包含其中。
清代鄂温克族通称“索伦”，最初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将军辖下的布特哈、呼伦贝尔两地，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城、呼兰等城的鄂温克族人数极少。还有一部分鄂温克人被调遣到新疆驻防西北边疆。本课题重点调查了布特哈和呼伦贝尔两地的鄂温克族户口档案。
鄂温克族户口档案主要包括户口册和比丁册两种形式。这些户口档案均以满文书写，由左到右，由上至下。户口册尺寸为36.6×22厘米，每页10行，行间距约为1.5厘米，每行约写15-20个满文词汇。比丁册尺寸32.9×19.2厘米，每页9行，行间距为1.3厘米，每行约写10-15个满文词汇。一旦发现书写有误，笔帖式往往进行挖补改正。根据黑龙江省档案馆的《清代户口档案专题目录》进行统计，清代鄂温克族户口册始于咸丰元年（1851年），止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共有383卷，149828页，咸丰年间共计54卷，31054页；同治年间共计49卷，26657页；光绪年间最多，共280卷，92117页。从地域上看，布特哈户口档案共有192卷，96177页，呼伦贝尔户口档案共有191卷，53651页。
户口册与比丁册的编制年代有所差别。布特哈户口册编制年代包括咸丰二年、七年、八年、九年和十一年，同治二年、三年、六年、八年、十一年和十二年，光绪二年至二十六年每年均有。呼伦贝尔户口册编制年代包括咸丰二年至十一年，同治元年、三年、四年、九年至十二年，光绪二年至二十六年每年均有记录。可以看出，户口册几乎年年编制，年代越晚，记录越丰富完整。布特哈比丁册主要分布在咸丰二年、八年、十一年，同治十二年，光绪二年、五年、十一年、十四年等年份。呼伦贝尔比丁册主要分布在咸丰五年、八年，光绪二年至二十六年每隔三年几乎都有记载。比丁册三年一报的规律十分突出。同户口册一样，光绪朝比丁册是最详尽、完整的。遗憾的是，同治朝布特哈、呼伦贝尔两地比丁册仅存1册，缺漏和遗失较多。
（二）布特哈、呼伦贝尔地区的历史沿革
黑龙江将军衙门设于康熙二十二年十月，是清代八旗驻防地方的军事机关，负责管理黑龙江地区的军政、外交、旗务，监管地方民刑等各项事务。衙署最早设在黑龙江左岸的旧瑷珲城（今俄罗斯维谢雪村），康熙二十三年迁至江右岸的新瑷珲城（也称黑龙江城，今瑷珲镇）。康熙二十九年移驻墨尔根城（今嫩江县），三十八年又移至齐齐哈尔城。雍正二年，曾就将军衙门驻地迁移问题进行过讨论，尽管有再迁呼兰和回迁黑龙江城的提法，但在黑龙江将军陈泰的坚持下，雍正皇帝最终同意黑龙江将军衙门继续驻扎齐齐哈尔城。[2]光绪三十三年三月，裁撤将军改设巡抚，黑龙江将军衙门为黑龙江行省公署所取代。
黑龙江将军下设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城、布特哈、呼伦贝尔、呼兰等副都统、总管、城守尉。清初，居住在大兴安岭、嫩江流域的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各部落，由理藩院直属的布特哈索伦达斡尔总管负责管理。黑龙江将军衙门设置后，先于康熙二十三年从达斡尔男丁中选拔500名为八旗兵丁，驻防新建的黑龙江城，以备战雅克萨。后于康熙三十年，将布特哈索伦达斡尔事务划归黑龙江将军管辖。至雍正十年（1733年），正式编设布特哈八旗，同年拣选索伦、达斡尔、巴尔虎、鄂伦春等部兵丁3000名迁移呼伦贝尔附近的济拉嘛泰河口，编设呼伦贝尔八旗。在其后的170多年间，布特哈、呼伦贝尔两地八旗驻防机构由总管衙门升为副都统衙门，兵丁有不食饷到食半饷，军政地位不断得到提升。但它们与黑龙江将军辖下的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城副都统衙门以及所属兵丁完全不同，基本保持了渔猎、游牧的生活方式。
二、清代鄂温克族户口档案的内容
（一）布特哈鄂温克族户口档案
布特哈地区居住着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部族，它们共同组成了布特哈八旗。在布特哈八旗内，各个部族都单独组建牛录。除了正黄旗以外，其他七个旗内都有鄂温克牛录。
1.布特哈鄂温克族户口档案信息
我们首先来看户口册和比丁册所记录的人口信息。咸丰十一年布特哈户口册[3]首页写有：“核查布特哈地方官兵户口细数开列其后。”随后按照镶黄、正黄、正白、正红、镶白、镶红、正蓝、镶蓝旗的顺序记录官兵户口信息。每旗下以牛录为单位，牛录下以户为单位。每户虽未明确指明户主，但每户开始格式为“一户××，××岁”，而且这个人为男性，该户其他成员均以他为中心标注相互关系。此人即被视为户主。即使户主已经死亡，其寡母或寡妻的户口仍以此人为户主。各牛录、各旗都有汇总，详细统计户、丁、余丁、闲散、男孩、妇女、女孩等项总数，佐领、领催、骁骑校、族长等人依次签名担保，俗称“出具保结”、“出具甘结”、“具保”。例如：
镶黄旗金福牛录现有户三十九，丁三十一，闲散九十，西丹十一，男孩二十一，妇女四十九，女孩十六，为此兼理章京额勒精额，署理骁骑校明堂，领催依克塔布，族长庆禄等共同具保。
户口册结尾处有布特哈八旗官兵户口的汇总，统计项目与牛录、旗汇总均相同。最后一页题写着“咸丰十一年四月二十九”，即为户口册编制时间。
比丁册是以男丁为对象专门记载三代男丁的一种户口档案，每三年进行编审一次，主要为征收赋税、调查兵源提供依据。尽管咸丰十一年布特哈比丁册[4]卷首残缺，我们无法得知其开篇题写内容，但此类档案开篇内容大致相同，我们不妨来看看光绪二十六年布特哈比丁册[5]，该卷比丁册首段写有“比验八旗男丁核查比丁开列其后”，故比丁册又称“三代册”、“三代红白册”。
我们具体来看咸丰十一年布特哈比丁册内容。虽然与户口册一样，都以户为单位进行统计，但统计内容明显不同。比丁册依照八旗序次编排，但每一旗内牛录先后顺序与户口册并不相同，而且只记载三代男丁，不记载妇女和儿童。比丁册只标注户主姓名、身份、部族以及其祖父、父亲的相关信息。例如：
一户骁骑校迪博提讷依，故祖父骁骑校，故父骁骑校，陈索伦一。
比丁册各牛录与旗的汇总项目大致相同，如咸丰十一年布特哈比丁册中镶黄旗汇总为：
此旗现共有一百五十户，陈索伦二百三，陈摩凌阿鄂伦春二十四。陈销档达斡尔四。陈残索伦三十八，将其中出征所空缺之披甲一人减去，现有陈残索伦三十七；陈残摩凌阿鄂伦春八。新残索伦三。新进索伦二十四，新进摩凌阿鄂伦春三。除此之外，已故陈索伦二十九，已故摩凌阿鄂伦春六，已故销档达斡尔一，已故陈残索伦十三。署理副管珠尔苏宝、固勒琛等共同具保。
从上述汇总数据可以看出比丁册的统计项目。该比丁册结尾处是完整的，有准确的编制时间，即“咸丰十一年五月二十四”。
2.布特哈鄂温克户口册与比丁册的对比
一般来说，户口册的内容十分详细，不过由于没有所属部族的信息，所以不能反映各旗、各牛录、各户的族属，因此我们无法直接从布特哈、呼伦贝尔两地的户口册中直接提取鄂温克族的人口资料。比丁册恰恰弥补了户口册的这个缺欠。如前所述，比丁册里的每一户都有族属记录，每一个牛录、旗的汇总也都以族属为单位进行统计。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将户口册里的牛录名称与比丁册里的牛录名称一一核对，根据比丁册各牛录的族属记录来确定户口册中各牛录的族属，从而确认鄂温克族的户口信息。
事实上，清代户口册是编制比丁册的基础。黑龙江、吉林、盛京等地原本只有比丁册，直到乾隆三十六年开始编制户口册。[6]户口册的出现使黑龙江乃至东北边疆人口记载更为详细，这不仅完善了男性人口的统计，还收录了妇女、儿童人口信息。编制比丁册的人员可以依据户口册进行男丁的比验，上级机构和官员也可以根据户口册来核查比丁册的真伪虚实，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虚报兵额、冒领饷银或者漏报男丁、逃避兵役的情况。下面我们以咸丰十一年布特哈户口册与比丁册中的正红旗鄂温克牛录为对象，重点说明户口册与比丁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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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所示，户口册牛录汇总第一项与比丁册一样都是户，但从数据上看，相对同一牛录而言，比丁册的户都要少于户口册。从正红旗人口总数来看，户口册中共有519户鄂温克人，而比丁册中有305户，这只能说明在户口册中有的户中没有丁，所以不被计入丁户。另外，把户口册中的“丁”、“余丁”、“闲散”相加总数是829。比丁册中“陈索伦”“陈残索伦”“新进索伦”“新残索伦”相加总数是839。户口册中的丁数与比丁册中的丁数（除去已故的）仅相差10人。然而，户口册中还有1619名妇女和儿重不在比丁册内。因此，仅凭比丁册中的男丁数目来推算当时的人口数很难达到准确。
3.布特哈鄂温克人口的历史演变
我们根据户口册和比丁册资料，既可以概括出包括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民族在内的整个布特哈地区的人口演变情况，也可以梳理出鄂温克族某一家族的人口演变情况。就整个布特哈地区而言，自咸丰十一年至光绪二十六年，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丁户数呈现出递减趋势，这与骁勇善战的布特哈八旗征战全国、死伤严重有直接的关系。虽然同治十二年、光绪十四年丁数有所增长，但至光绪二十六年仍有较大幅度减少。根据比丁册的记载，我们统计出布特哈镶黄旗鄂温克丁户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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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户数的递减规律同样可见于户口册，并且不局限于鄂温克族，同样适用于布特哈地区的达斡尔、鄂伦春族。布特哈镶黄旗由鄂温克和达斡尔两个民族构成，鄂温克占4牛录，达斡尔占12牛录。同一时期镶黄旗总人数在不断减少，且递减速度趋快。闲散数、男孩数、妇数则都处于持续递减阶段，余丁数与女孩数虽有波动，但总体上也呈下降趋势。
如果我们以比丁册所记载的男丁信息构建出家族的世系，再根据户口册内容，就可以全面了解家族人口的繁衍情况。以布特哈镶黄旗鄂温克世袭佐领金福家族为例，截至光绪二十六年，该家族世袭佐领由色尔刚章承袭，其后由长子金福承袭，再次由金福的长子成明承袭。该家族人口数变化不大，色尔刚章一代有4人，金福一代有6人，成明一代有8人，成明之子荣庆一代有有5人，最后一代只有2人。
表4 世袭佐领金福家族世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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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另具特色的呼伦贝尔鄂温克户口档案
呼伦贝尔地区户口册与布特哈地区户口册稍有不同。呼伦贝尔八旗分为索伦、新巴尔虎、厄鲁特三部。索伦八旗包含索伦、达斡尔、（陈）巴尔虎、鄂伦春四个部族的牛录，有的牛录属于单一部族，有的牛录属于两个部族，这就使我们在提取鄂温克族户口信息时遇到很多困难。
1.呼伦贝尔鄂温克族户口册与比丁册
索伦八旗分为左、右翼两部分。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为左翼，其余四旗为右翼。每旗各有三个牛录。以光绪二十六年呼伦贝尔索伦八旗户口册[9]来看，镶黄旗成善、扎奇布牛录，正白旗德宝牛录，镶白旗精善牛录，正红旗丰寿、常兴阿、常绵道尔吉牛录，镶红旗乌尔恭阿、拜唐阿牛录，镶蓝旗松海、车勒恩、绰克托牛录，总计12个牛录均为索伦牛录；镶黄旗穆克德布牛录、正白旗成顺牛录、正黄旗全福、锐喜牛录均为索伦和达斡尔共同构成，正白旗托克通阿、正黄旗萨音布彦牛录均为索伦和鄂伦春构成。另外，镶白旗阿勒精阿牛录、正蓝旗乌尔精扎布和常宝牛录为巴尔虎牛录，镶白旗布隆牛录、正蓝旗恩克牛录为巴尔虎和鄂伦春构成，镶红旗胜福牛录全部都为鄂伦春。由此可知，此24个牛录中有一半为索伦（鄂温克）牛录。
比丁册记载项目包括“现存户”、“原有比丁数”、“新进丁数”、“故比丁数”等，最后同样标注出具保官员。光绪二十六年呼伦贝尔索伦八旗比丁册记载：
镶黄旗现有户二百九十五，陈索伦一百七十四，陈巴尔虎八百八十六，陈达斡尔七十九，陈鄂伦春一；新进索伦十九，新进巴尔虎八十，新进达斡尔七。此外，已逃陈巴尔虎一，故陈索伦十八，故陈巴尔虎六十八，故达斡尔三。总管衔副管巴当阿，副管耶德布等共同具保。”[10](P113)
根据户口册与比丁册的对比可知，索伦左右两翼八旗原本都属于上三旗，比丁册对此旗籍变化有明确的记载，如由镶黄旗拨到镶白旗3个牛录，镶黄旗拨到镶蓝旗3个牛录，正黄旗拨到正红旗3个牛录，正黄旗拨到镶红旗3个牛录，正白旗拨到正蓝旗3个牛录，索伦牛录的旗籍调整也在其中。
2.呼伦贝尔与布特哈的户口册对比
呼伦贝尔索伦户口册的具体内容与布特哈一致，但各牛录、各旗汇总项目要比布特哈户口册复杂。呼伦贝尔户口册的汇总部分有6大项，包括“开除”、“现存户”、“丁总数”、“妇总数”、“男孩总数”、“女孩总数”。其中“开除”项下还包括减少户，逃丁数，亡故丁、妇、男孩、女孩，出嫁姑娘，休回娘家妇。“妇总数”中还包括新娶妻。在“男孩总数”、“女孩总数”时，对新生男孩、女孩另行登记，但包含在男孩总数和女孩总数之内。最后标注出具保官员。光绪二十六年呼伦贝尔索伦八旗户口册记载：
镶黄旗中成善牛录开除故丁一，故男孩一，故女孩一，现有十二户，加上成丁一，共有了二十一，共有妇二十四，共有男孩十九，共有女孩十五。署理佐领骁骑校荣胜、署理骁骑校领催苏分、领催巴雅尔布彦等共同具保。[9](P21)
相对于布特哈户口统计而言，呼伦贝尔索伦八旗的户口统计比较混乱。我们在光绪二十六年呼伦贝尔索伦户口册中选取了一户巴尔虎的资料，从中就会看出呼伦贝尔户口统计不完善之处。
一户闲散讷奇宝(necimboo)七十四岁。纳萨兰(namsaran)之子闲散朱朗阿(jurangga)六十三岁，其妻六十三岁。讷奇讷(necine)之子闲散苏尔精阿(surjingga)五十五岁，其妻五十一岁。子闲散七品顶戴舒明阿({K24R404.JPG}umingga)四十九岁，其妻四十三岁；（子）闲散乌尔图那逊(urtunasun)四十一岁，其妻三十四岁；（子）披甲乌凌阿(ulingga)三十二岁，其妻二十九岁；朱朗阿(jurangga)之子余丁乌尔通(urtung)三十六岁，其妻四十岁，披甲达崇阿(dacungga)二十九岁，其妻十九岁。苏尔精阿(surjngga)之子乌尔衮(urgun)九岁。舒明阿({K24R404.JPG}umingga)之子伯奇伯楞图(bekibelengtu)十四岁，哲奇连吉瓦(jeciliyanggiwa)八岁，托密兰扎布(tomiranjab)四岁，女孩二十一岁，次女十岁。乌尔通阿(urtungga)之子额勒春(erecun)八岁，孪生女孩八岁，次女六岁。乌凌阿(ulingga)之子彦德春(yandecun)七岁，女孩二岁。[9]
这份户口资料存在很多问题。一是讷奇宝、纳萨兰、讷奇讷三人的关系没有记录，但从排列顺序和年龄来考虑，这三个人应该是兄弟。二是随后的“子闲散七品顶戴舒明阿”的父亲是上述兄弟三人中的哪一位，也没有说明，我们把它看作是户主讷奇宝之子。三是对双名问题没有说明，根据户口子嗣的排列推测，乌尔图那逊(urtunasun)与乌尔通阿(urtungga)可能为一人双名现象。上述问题在呼伦贝尔索伦八旗户口册中屡见不鲜，但在布特哈户口册中却不存在。
（三）户口档案与鄂温克社会状况
清代鄂温克族户口档案不仅仅是鄂温克族历史人口的原始记录，还是清代鄂温克社会状况的真实反映。我们首先从咸丰十一年的八旗（正黄旗无鄂温克牛录）户口册中每旗抽取一个鄂温克牛录，来看各个牛录中的男女比例问题。
镶黄旗金福牛录现有户三十九、丁三十一、余丁十一、闲散十、男孩二十一、妇四十九、女孩十六
正白旗依勒兴阿牛录现有户四十九、丁三十三、余丁三十三、闲散二十七、男孩四十六、妇七十六、女孩六十三
镶白旗古勒琛牛录现有户二十九、丁二十八、余丁三、闲散十、男孩二十、妇四十六、女孩二十一
正红旗讷恩登额牛录现有户十八、丁十九、余丁五、闲散六、男孩二十、妇二十一、女孩十一
镶红旗阿尔达西德牛录现有户二十二、丁十一、闲散五、男孩十五、妇二十三、女孩十二
正蓝旗包勒洪阿牛录现有户三十五、丁二十六、闲散十二、男孩十四、妇三十八、女孩十四
镶蓝旗福勒呼讷牛录现有户三十七、丁三十四、余丁三、闲散十三、男孩十一、妇三十九、女孩十五
这8个牛录共有229户，人口总数为901，平均每户3.9人。在总人口中，男性为457人，占50.72%；女性为444人，占49.28%，男女比例比较适中。当然这是咸丰十一年的情况。到了光绪末年，鄂温克族总人口虽已下降，但男女比例变化不大。
我们知道户口册只记录男性名字，女性只以“妻”、“女儿”、“母亲”等身份载入，已婚妇女登记姓氏和年龄，女童则只记年龄。在登记顺序上，往往先记丈夫后记妻子、先记子后记母、先记弟后记姐，可见当时男女尊卑十分明显。如：“一户领催都善三十五岁，其妻苏都里哈拉，长子穆精阿七岁，次子鲁精阿六岁，女儿十六岁。”咸丰十一年，布特哈鄂温克族户内女性的生育年龄大约在21.57-29.24岁之间，其中最小的育龄妇女14岁，最大的40岁。另外，有的母亲只比儿子大两三岁，很可能是继母。也有母亲比儿子大六十几岁的，可能是过继的或是收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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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姓氏并非鄂温克族独属。由于鄂温克族与达斡尔、鄂伦春等民族通婚，所以在鄂温克族户口内所见到的已婚妇女姓氏涉及多个民族。
余论
清代鄂温克族户口档案作为满文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第一，清代鄂温克族户口档案是研究鄂温克族历史人口的第一手资料，能够填补鄂温克族历史人口资料的空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在鄂温克族人口研究方面，沈斌华、高建刚先生合著的《鄂温克族人口概况》[11]具有代表性。该书对鄂温克族人口源流、迁移、分布、婚姻、家庭等很多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不过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对鄂温克族历史人口的论述不多。“我们对少数民族人口历史研究较少，现在挖掘人口历史资料是属于补救性的艰巨工作，费力大，成果小，但对研究人口现状和将来，人口历史资料又较重要。”[12]在调查中，我们对此深有体会。只有经过大量繁琐的整理翻译工作，满文户口册、比丁册才能在研究中发挥作用。也正因如此，保存完整、记录详尽、户口数据丰富的清代鄂温克族户口档案才堪称是鄂温克族历史人口问题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第二，清代鄂温克族户口档案是东北边疆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不仅能够验证其他史料的记载，还能提供更翔实充分的新资料，有助于我们加强清代对东北边疆实施“徙民编旗”措施的认识和理解。第三，大量珍贵的鄂温克族户口档案是我们研究鄂温克族社会文化的重要依据，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鄂温克族的家族、婚姻、经济以及姓名等各种文化要素，推进以鄂温克族为对象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工作的发展。
清代鄂温克族户口档案有部分遗失或破损，这对研究工作而言是巨大的损失。由于数量大，查阅工作也存在着很多困难，且纸张由于年久等原因易破损。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档案全部用满文书写，对于不懂满文的研究者来说只能望尘莫及。因此，强化基础整理工作，加大翻译力度，是今后相当长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
收稿日期：2006-10-15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7年04期
【原文出处】《满语研究》(哈尔滨)2006年2期第86～94页
【英文标题】General Relations on Registered Permanent Residence Files of Ewenki in Qing Dynasty
WEI Qiao-yan, FENG Lu, ZHOU Li-na, LI Jian-min
(2005 Grade of Manchu Scripts and History & Cultur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作者简介】魏巧燕，黑龙江大学满文与历史文化专业本科生，主要从事满语文及相关历史文化的学习与研究。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冯璐，周丽娜，李建民，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 【内容提要】 | 本课题组在黑龙江大学学生学术科技创新基金资助下，围绕黑龙江省档案馆珍藏的清代鄂温克族户口档案进行调研，意在全面了解鄂温克族历史人口状况，掌握有关史料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价值，为深入研究鄂温克族历史人口问题奠定基础。 With the financial aid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reating funds for student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the research group investigated and studied the registered permanent residence files of Ewenki in Qing Dynasty stored in Heilongjiang Archives, in order to thoroughly know about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population of Ewenki, and master the basic contents and essential value of them, and even to lay fundamental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population of Ewenki. |
由于缺乏历史人口资料，清代东北边疆少数民族人口研究一直比较薄弱。事实上，清代官方编制的户口档案史料十分丰富，只是因为它们都是用满文书写，而且数量大，需要投入的工作量大，成效小，所以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也没有引起学术界的真正重视。本课题围绕黑龙江省档案馆珍藏的清代鄂温克族户口档案进行调研，意在全面了解鄂温克族历史人口资料的现存状况，掌握有关史料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价值，为深入研究鄂温克族历史人口及相关问题奠定基础。黑龙江省档案局（馆）领导对本课题的调研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鼓励，特别感谢历史档案保管处申国政处长以及刘淑珍、杨瑞生、刘德婧等多位老师的具体指导和帮助。
一、清代鄂温克族户口档案简介
（一）鄂温克族户口档案概况
黑龙江省档案馆藏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上起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下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共43723卷。其中满文（含部分满汉合璧）21764卷，约占总数的50%，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的蒙文卷，共计366.37延长米。[1](P10～11)档案涉及综合、军事、民政、司法、财政、文教、中外关系等许多内容，其中民政户口档案占了一定的比例，鄂温克族户口档案即包含其中。
清代鄂温克族通称“索伦”，最初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将军辖下的布特哈、呼伦贝尔两地，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城、呼兰等城的鄂温克族人数极少。还有一部分鄂温克人被调遣到新疆驻防西北边疆。本课题重点调查了布特哈和呼伦贝尔两地的鄂温克族户口档案。
鄂温克族户口档案主要包括户口册和比丁册两种形式。这些户口档案均以满文书写，由左到右，由上至下。户口册尺寸为36.6×22厘米，每页10行，行间距约为1.5厘米，每行约写15-20个满文词汇。比丁册尺寸32.9×19.2厘米，每页9行，行间距为1.3厘米，每行约写10-15个满文词汇。一旦发现书写有误，笔帖式往往进行挖补改正。根据黑龙江省档案馆的《清代户口档案专题目录》进行统计，清代鄂温克族户口册始于咸丰元年（1851年），止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共有383卷，149828页，咸丰年间共计54卷，31054页；同治年间共计49卷，26657页；光绪年间最多，共280卷，92117页。从地域上看，布特哈户口档案共有192卷，96177页，呼伦贝尔户口档案共有191卷，53651页。
户口册与比丁册的编制年代有所差别。布特哈户口册编制年代包括咸丰二年、七年、八年、九年和十一年，同治二年、三年、六年、八年、十一年和十二年，光绪二年至二十六年每年均有。呼伦贝尔户口册编制年代包括咸丰二年至十一年，同治元年、三年、四年、九年至十二年，光绪二年至二十六年每年均有记录。可以看出，户口册几乎年年编制，年代越晚，记录越丰富完整。布特哈比丁册主要分布在咸丰二年、八年、十一年，同治十二年，光绪二年、五年、十一年、十四年等年份。呼伦贝尔比丁册主要分布在咸丰五年、八年，光绪二年至二十六年每隔三年几乎都有记载。比丁册三年一报的规律十分突出。同户口册一样，光绪朝比丁册是最详尽、完整的。遗憾的是，同治朝布特哈、呼伦贝尔两地比丁册仅存1册，缺漏和遗失较多。
（二）布特哈、呼伦贝尔地区的历史沿革
黑龙江将军衙门设于康熙二十二年十月，是清代八旗驻防地方的军事机关，负责管理黑龙江地区的军政、外交、旗务，监管地方民刑等各项事务。衙署最早设在黑龙江左岸的旧瑷珲城（今俄罗斯维谢雪村），康熙二十三年迁至江右岸的新瑷珲城（也称黑龙江城，今瑷珲镇）。康熙二十九年移驻墨尔根城（今嫩江县），三十八年又移至齐齐哈尔城。雍正二年，曾就将军衙门驻地迁移问题进行过讨论，尽管有再迁呼兰和回迁黑龙江城的提法，但在黑龙江将军陈泰的坚持下，雍正皇帝最终同意黑龙江将军衙门继续驻扎齐齐哈尔城。[2]光绪三十三年三月，裁撤将军改设巡抚，黑龙江将军衙门为黑龙江行省公署所取代。
黑龙江将军下设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城、布特哈、呼伦贝尔、呼兰等副都统、总管、城守尉。清初，居住在大兴安岭、嫩江流域的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各部落，由理藩院直属的布特哈索伦达斡尔总管负责管理。黑龙江将军衙门设置后，先于康熙二十三年从达斡尔男丁中选拔500名为八旗兵丁，驻防新建的黑龙江城，以备战雅克萨。后于康熙三十年，将布特哈索伦达斡尔事务划归黑龙江将军管辖。至雍正十年（1733年），正式编设布特哈八旗，同年拣选索伦、达斡尔、巴尔虎、鄂伦春等部兵丁3000名迁移呼伦贝尔附近的济拉嘛泰河口，编设呼伦贝尔八旗。在其后的170多年间，布特哈、呼伦贝尔两地八旗驻防机构由总管衙门升为副都统衙门，兵丁有不食饷到食半饷，军政地位不断得到提升。但它们与黑龙江将军辖下的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城副都统衙门以及所属兵丁完全不同，基本保持了渔猎、游牧的生活方式。
二、清代鄂温克族户口档案的内容
（一）布特哈鄂温克族户口档案
布特哈地区居住着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部族，它们共同组成了布特哈八旗。在布特哈八旗内，各个部族都单独组建牛录。除了正黄旗以外，其他七个旗内都有鄂温克牛录。
1.布特哈鄂温克族户口档案信息
我们首先来看户口册和比丁册所记录的人口信息。咸丰十一年布特哈户口册[3]首页写有：“核查布特哈地方官兵户口细数开列其后。”随后按照镶黄、正黄、正白、正红、镶白、镶红、正蓝、镶蓝旗的顺序记录官兵户口信息。每旗下以牛录为单位，牛录下以户为单位。每户虽未明确指明户主，但每户开始格式为“一户××，××岁”，而且这个人为男性，该户其他成员均以他为中心标注相互关系。此人即被视为户主。即使户主已经死亡，其寡母或寡妻的户口仍以此人为户主。各牛录、各旗都有汇总，详细统计户、丁、余丁、闲散、男孩、妇女、女孩等项总数，佐领、领催、骁骑校、族长等人依次签名担保，俗称“出具保结”、“出具甘结”、“具保”。例如：
镶黄旗金福牛录现有户三十九，丁三十一，闲散九十，西丹十一，男孩二十一，妇女四十九，女孩十六，为此兼理章京额勒精额，署理骁骑校明堂，领催依克塔布，族长庆禄等共同具保。
户口册结尾处有布特哈八旗官兵户口的汇总，统计项目与牛录、旗汇总均相同。最后一页题写着“咸丰十一年四月二十九”，即为户口册编制时间。
比丁册是以男丁为对象专门记载三代男丁的一种户口档案，每三年进行编审一次，主要为征收赋税、调查兵源提供依据。尽管咸丰十一年布特哈比丁册[4]卷首残缺，我们无法得知其开篇题写内容，但此类档案开篇内容大致相同，我们不妨来看看光绪二十六年布特哈比丁册[5]，该卷比丁册首段写有“比验八旗男丁核查比丁开列其后”，故比丁册又称“三代册”、“三代红白册”。
我们具体来看咸丰十一年布特哈比丁册内容。虽然与户口册一样，都以户为单位进行统计，但统计内容明显不同。比丁册依照八旗序次编排，但每一旗内牛录先后顺序与户口册并不相同，而且只记载三代男丁，不记载妇女和儿童。比丁册只标注户主姓名、身份、部族以及其祖父、父亲的相关信息。例如：
一户骁骑校迪博提讷依，故祖父骁骑校，故父骁骑校，陈索伦一。
比丁册各牛录与旗的汇总项目大致相同，如咸丰十一年布特哈比丁册中镶黄旗汇总为：
此旗现共有一百五十户，陈索伦二百三，陈摩凌阿鄂伦春二十四。陈销档达斡尔四。陈残索伦三十八，将其中出征所空缺之披甲一人减去，现有陈残索伦三十七；陈残摩凌阿鄂伦春八。新残索伦三。新进索伦二十四，新进摩凌阿鄂伦春三。除此之外，已故陈索伦二十九，已故摩凌阿鄂伦春六，已故销档达斡尔一，已故陈残索伦十三。署理副管珠尔苏宝、固勒琛等共同具保。
从上述汇总数据可以看出比丁册的统计项目。该比丁册结尾处是完整的，有准确的编制时间，即“咸丰十一年五月二十四”。
2.布特哈鄂温克户口册与比丁册的对比
一般来说，户口册的内容十分详细，不过由于没有所属部族的信息，所以不能反映各旗、各牛录、各户的族属，因此我们无法直接从布特哈、呼伦贝尔两地的户口册中直接提取鄂温克族的人口资料。比丁册恰恰弥补了户口册的这个缺欠。如前所述，比丁册里的每一户都有族属记录，每一个牛录、旗的汇总也都以族属为单位进行统计。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将户口册里的牛录名称与比丁册里的牛录名称一一核对，根据比丁册各牛录的族属记录来确定户口册中各牛录的族属，从而确认鄂温克族的户口信息。
事实上，清代户口册是编制比丁册的基础。黑龙江、吉林、盛京等地原本只有比丁册，直到乾隆三十六年开始编制户口册。[6]户口册的出现使黑龙江乃至东北边疆人口记载更为详细，这不仅完善了男性人口的统计，还收录了妇女、儿童人口信息。编制比丁册的人员可以依据户口册进行男丁的比验，上级机构和官员也可以根据户口册来核查比丁册的真伪虚实，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虚报兵额、冒领饷银或者漏报男丁、逃避兵役的情况。下面我们以咸丰十一年布特哈户口册与比丁册中的正红旗鄂温克牛录为对象，重点说明户口册与比丁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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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所示，户口册牛录汇总第一项与比丁册一样都是户，但从数据上看，相对同一牛录而言，比丁册的户都要少于户口册。从正红旗人口总数来看，户口册中共有519户鄂温克人，而比丁册中有305户，这只能说明在户口册中有的户中没有丁，所以不被计入丁户。另外，把户口册中的“丁”、“余丁”、“闲散”相加总数是829。比丁册中“陈索伦”“陈残索伦”“新进索伦”“新残索伦”相加总数是839。户口册中的丁数与比丁册中的丁数（除去已故的）仅相差10人。然而，户口册中还有1619名妇女和儿重不在比丁册内。因此，仅凭比丁册中的男丁数目来推算当时的人口数很难达到准确。
3.布特哈鄂温克人口的历史演变
我们根据户口册和比丁册资料，既可以概括出包括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民族在内的整个布特哈地区的人口演变情况，也可以梳理出鄂温克族某一家族的人口演变情况。就整个布特哈地区而言，自咸丰十一年至光绪二十六年，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丁户数呈现出递减趋势，这与骁勇善战的布特哈八旗征战全国、死伤严重有直接的关系。虽然同治十二年、光绪十四年丁数有所增长，但至光绪二十六年仍有较大幅度减少。根据比丁册的记载，我们统计出布特哈镶黄旗鄂温克丁户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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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户数的递减规律同样可见于户口册，并且不局限于鄂温克族，同样适用于布特哈地区的达斡尔、鄂伦春族。布特哈镶黄旗由鄂温克和达斡尔两个民族构成，鄂温克占4牛录，达斡尔占12牛录。同一时期镶黄旗总人数在不断减少，且递减速度趋快。闲散数、男孩数、妇数则都处于持续递减阶段，余丁数与女孩数虽有波动，但总体上也呈下降趋势。
如果我们以比丁册所记载的男丁信息构建出家族的世系，再根据户口册内容，就可以全面了解家族人口的繁衍情况。以布特哈镶黄旗鄂温克世袭佐领金福家族为例，截至光绪二十六年，该家族世袭佐领由色尔刚章承袭，其后由长子金福承袭，再次由金福的长子成明承袭。该家族人口数变化不大，色尔刚章一代有4人，金福一代有6人，成明一代有8人，成明之子荣庆一代有有5人，最后一代只有2人。
表4 世袭佐领金福家族世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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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另具特色的呼伦贝尔鄂温克户口档案
呼伦贝尔地区户口册与布特哈地区户口册稍有不同。呼伦贝尔八旗分为索伦、新巴尔虎、厄鲁特三部。索伦八旗包含索伦、达斡尔、（陈）巴尔虎、鄂伦春四个部族的牛录，有的牛录属于单一部族，有的牛录属于两个部族，这就使我们在提取鄂温克族户口信息时遇到很多困难。
1.呼伦贝尔鄂温克族户口册与比丁册
索伦八旗分为左、右翼两部分。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为左翼，其余四旗为右翼。每旗各有三个牛录。以光绪二十六年呼伦贝尔索伦八旗户口册[9]来看，镶黄旗成善、扎奇布牛录，正白旗德宝牛录，镶白旗精善牛录，正红旗丰寿、常兴阿、常绵道尔吉牛录，镶红旗乌尔恭阿、拜唐阿牛录，镶蓝旗松海、车勒恩、绰克托牛录，总计12个牛录均为索伦牛录；镶黄旗穆克德布牛录、正白旗成顺牛录、正黄旗全福、锐喜牛录均为索伦和达斡尔共同构成，正白旗托克通阿、正黄旗萨音布彦牛录均为索伦和鄂伦春构成。另外，镶白旗阿勒精阿牛录、正蓝旗乌尔精扎布和常宝牛录为巴尔虎牛录，镶白旗布隆牛录、正蓝旗恩克牛录为巴尔虎和鄂伦春构成，镶红旗胜福牛录全部都为鄂伦春。由此可知，此24个牛录中有一半为索伦（鄂温克）牛录。
比丁册记载项目包括“现存户”、“原有比丁数”、“新进丁数”、“故比丁数”等，最后同样标注出具保官员。光绪二十六年呼伦贝尔索伦八旗比丁册记载：
镶黄旗现有户二百九十五，陈索伦一百七十四，陈巴尔虎八百八十六，陈达斡尔七十九，陈鄂伦春一；新进索伦十九，新进巴尔虎八十，新进达斡尔七。此外，已逃陈巴尔虎一，故陈索伦十八，故陈巴尔虎六十八，故达斡尔三。总管衔副管巴当阿，副管耶德布等共同具保。”[10](P113)
根据户口册与比丁册的对比可知，索伦左右两翼八旗原本都属于上三旗，比丁册对此旗籍变化有明确的记载，如由镶黄旗拨到镶白旗3个牛录，镶黄旗拨到镶蓝旗3个牛录，正黄旗拨到正红旗3个牛录，正黄旗拨到镶红旗3个牛录，正白旗拨到正蓝旗3个牛录，索伦牛录的旗籍调整也在其中。
2.呼伦贝尔与布特哈的户口册对比
呼伦贝尔索伦户口册的具体内容与布特哈一致，但各牛录、各旗汇总项目要比布特哈户口册复杂。呼伦贝尔户口册的汇总部分有6大项，包括“开除”、“现存户”、“丁总数”、“妇总数”、“男孩总数”、“女孩总数”。其中“开除”项下还包括减少户，逃丁数，亡故丁、妇、男孩、女孩，出嫁姑娘，休回娘家妇。“妇总数”中还包括新娶妻。在“男孩总数”、“女孩总数”时，对新生男孩、女孩另行登记，但包含在男孩总数和女孩总数之内。最后标注出具保官员。光绪二十六年呼伦贝尔索伦八旗户口册记载：
镶黄旗中成善牛录开除故丁一，故男孩一，故女孩一，现有十二户，加上成丁一，共有了二十一，共有妇二十四，共有男孩十九，共有女孩十五。署理佐领骁骑校荣胜、署理骁骑校领催苏分、领催巴雅尔布彦等共同具保。[9](P21)
相对于布特哈户口统计而言，呼伦贝尔索伦八旗的户口统计比较混乱。我们在光绪二十六年呼伦贝尔索伦户口册中选取了一户巴尔虎的资料，从中就会看出呼伦贝尔户口统计不完善之处。
一户闲散讷奇宝(necimboo)七十四岁。纳萨兰(namsaran)之子闲散朱朗阿(jurangga)六十三岁，其妻六十三岁。讷奇讷(necine)之子闲散苏尔精阿(surjingga)五十五岁，其妻五十一岁。子闲散七品顶戴舒明阿({K24R404.JPG}umingga)四十九岁，其妻四十三岁；（子）闲散乌尔图那逊(urtunasun)四十一岁，其妻三十四岁；（子）披甲乌凌阿(ulingga)三十二岁，其妻二十九岁；朱朗阿(jurangga)之子余丁乌尔通(urtung)三十六岁，其妻四十岁，披甲达崇阿(dacungga)二十九岁，其妻十九岁。苏尔精阿(surjngga)之子乌尔衮(urgun)九岁。舒明阿({K24R404.JPG}umingga)之子伯奇伯楞图(bekibelengtu)十四岁，哲奇连吉瓦(jeciliyanggiwa)八岁，托密兰扎布(tomiranjab)四岁，女孩二十一岁，次女十岁。乌尔通阿(urtungga)之子额勒春(erecun)八岁，孪生女孩八岁，次女六岁。乌凌阿(ulingga)之子彦德春(yandecun)七岁，女孩二岁。[9]
这份户口资料存在很多问题。一是讷奇宝、纳萨兰、讷奇讷三人的关系没有记录，但从排列顺序和年龄来考虑，这三个人应该是兄弟。二是随后的“子闲散七品顶戴舒明阿”的父亲是上述兄弟三人中的哪一位，也没有说明，我们把它看作是户主讷奇宝之子。三是对双名问题没有说明，根据户口子嗣的排列推测，乌尔图那逊(urtunasun)与乌尔通阿(urtungga)可能为一人双名现象。上述问题在呼伦贝尔索伦八旗户口册中屡见不鲜，但在布特哈户口册中却不存在。
（三）户口档案与鄂温克社会状况
清代鄂温克族户口档案不仅仅是鄂温克族历史人口的原始记录，还是清代鄂温克社会状况的真实反映。我们首先从咸丰十一年的八旗（正黄旗无鄂温克牛录）户口册中每旗抽取一个鄂温克牛录，来看各个牛录中的男女比例问题。
镶黄旗金福牛录现有户三十九、丁三十一、余丁十一、闲散十、男孩二十一、妇四十九、女孩十六
正白旗依勒兴阿牛录现有户四十九、丁三十三、余丁三十三、闲散二十七、男孩四十六、妇七十六、女孩六十三
镶白旗古勒琛牛录现有户二十九、丁二十八、余丁三、闲散十、男孩二十、妇四十六、女孩二十一
正红旗讷恩登额牛录现有户十八、丁十九、余丁五、闲散六、男孩二十、妇二十一、女孩十一
镶红旗阿尔达西德牛录现有户二十二、丁十一、闲散五、男孩十五、妇二十三、女孩十二
正蓝旗包勒洪阿牛录现有户三十五、丁二十六、闲散十二、男孩十四、妇三十八、女孩十四
镶蓝旗福勒呼讷牛录现有户三十七、丁三十四、余丁三、闲散十三、男孩十一、妇三十九、女孩十五
这8个牛录共有229户，人口总数为901，平均每户3.9人。在总人口中，男性为457人，占50.72%；女性为444人，占49.28%，男女比例比较适中。当然这是咸丰十一年的情况。到了光绪末年，鄂温克族总人口虽已下降，但男女比例变化不大。
我们知道户口册只记录男性名字，女性只以“妻”、“女儿”、“母亲”等身份载入，已婚妇女登记姓氏和年龄，女童则只记年龄。在登记顺序上，往往先记丈夫后记妻子、先记子后记母、先记弟后记姐，可见当时男女尊卑十分明显。如：“一户领催都善三十五岁，其妻苏都里哈拉，长子穆精阿七岁，次子鲁精阿六岁，女儿十六岁。”咸丰十一年，布特哈鄂温克族户内女性的生育年龄大约在21.57-29.24岁之间，其中最小的育龄妇女14岁，最大的40岁。另外，有的母亲只比儿子大两三岁，很可能是继母。也有母亲比儿子大六十几岁的，可能是过继的或是收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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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姓氏并非鄂温克族独属。由于鄂温克族与达斡尔、鄂伦春等民族通婚，所以在鄂温克族户口内所见到的已婚妇女姓氏涉及多个民族。
余论
清代鄂温克族户口档案作为满文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第一，清代鄂温克族户口档案是研究鄂温克族历史人口的第一手资料，能够填补鄂温克族历史人口资料的空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在鄂温克族人口研究方面，沈斌华、高建刚先生合著的《鄂温克族人口概况》[11]具有代表性。该书对鄂温克族人口源流、迁移、分布、婚姻、家庭等很多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不过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对鄂温克族历史人口的论述不多。“我们对少数民族人口历史研究较少，现在挖掘人口历史资料是属于补救性的艰巨工作，费力大，成果小，但对研究人口现状和将来，人口历史资料又较重要。”[12]在调查中，我们对此深有体会。只有经过大量繁琐的整理翻译工作，满文户口册、比丁册才能在研究中发挥作用。也正因如此，保存完整、记录详尽、户口数据丰富的清代鄂温克族户口档案才堪称是鄂温克族历史人口问题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第二，清代鄂温克族户口档案是东北边疆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不仅能够验证其他史料的记载，还能提供更翔实充分的新资料，有助于我们加强清代对东北边疆实施“徙民编旗”措施的认识和理解。第三，大量珍贵的鄂温克族户口档案是我们研究鄂温克族社会文化的重要依据，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鄂温克族的家族、婚姻、经济以及姓名等各种文化要素，推进以鄂温克族为对象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工作的发展。
清代鄂温克族户口档案有部分遗失或破损，这对研究工作而言是巨大的损失。由于数量大，查阅工作也存在着很多困难，且纸张由于年久等原因易破损。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档案全部用满文书写，对于不懂满文的研究者来说只能望尘莫及。因此，强化基础整理工作，加大翻译力度，是今后相当长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
收稿日期：2006-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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