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清前期“安南之役”略论
张明富/张颖超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7年03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6年6期第9～15页
【英文标题】A Discussion on the War between Qing Dynasty and Annam in Early Qing Dynasty
ZHANG Ming- fu 1, ZHANG Ying-chao 2
(1.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 Sou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2.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Sou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作者简介】张明富(1964-)，男，四川通江人，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史；重庆 400715
张颖超(1964-)，女，吉林四平人，西南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研究方向为明清史与编辑学。重庆 400715
【关 键 词】清前期/安南之役/宗藩关系the early periods of Qing Dynasty/the War between Qing Dynasty and Annam/suzerain-vassal relationship
中图分类号：K249.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6)06-O009-07
在清朝前期的历史上，中国与安南发生过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战争。这场战争发生在乾隆末年。乾隆五十三年(1788)十月二十八日，两广总督孙士毅奉命带兵出镇南关，用兵安南，未及一月，攻陷其国都——黎城。然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正月初，即兵败而归。前后仅两月余。这就是我们所称的“安南之役”。此役历时虽短，但它是清前期中越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值得关注。越南方面有人称：“这是我们民族抗击北方封建集团侵略历史上最后一次伟大决战。”①那么，对这场战争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国内学术界已有学者就乾隆出兵的目的、入越清兵人数及清“灭阮扶黎”政策的转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述，②但战争发生的纵深背景、战争的阶段划分、战争前期胜利和后期失败的原因尚未明晰。另外，在辨正越南方面对战争性质的认识时也乏学理分析。故本文欲就此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不妥之处，祈请方家赐教。
一、“安南之役”发生的背景
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度。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上，皆视战争为迫不得已而使用的手段。如孙子有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老子亦云，兵者凶器，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在这种文化传统下，历代统治者的施政多反对穷兵黩武。清朝虽系满族入主中原而建立，但它已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保护者，也毫无例外地受到传统战争观的规范。那么，清朝为什么要出兵安南，发动这场战争？要明了这个问题，让我们首先从清朝时中安宗藩关系的建立谈起。
安南，古称交趾，与我国云南、广西壤地相接，隔海与广东相望。自明英宗册封黎麟为安南国王以来，虽其政局几经变化，但黎氏仍“世王安南”，并与明朝保持着密切的宗藩关系。清朝与安南黎氏政权的首次接触，纯系不期而遇。顺治四年(1647)，清军平定福建，时安南向南明进贡的使臣尚留闽未还。于是，被“执送京师”。清廷赐以衣帽、缎匹，遣返归国，同时颁发敕谕给安南国王。敕谕大意为：尔国世世臣事中国，遣使朝贡，业有往例。现清朝已抚定中国，视天下为一家。若能顺天循理，将故明所给封诰、印敕遣使送京，清朝亦照旧封赐。[1]（卷32）表达了欲与安南黎氏建立宗藩关系的意愿。然由于战乱，未果。事隔十二年后，两国方开始进一步接触。顺治十六年(1659)，清军平定云南，安南国王黎维禔遣使劳军。[2]（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十七年(1660)，安南国王黎维祺正式向清朝奉表投诚，进贡方物。[1]（卷140)在建立宗藩关系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此后，两国交往密切，安南黎氏表贡不绝。然安南国王以前代旧制为据，不愿将故明所颁敕印上缴清廷，换取清朝敕印，双方发生分歧。[3]（卷4）这一分歧，对清朝来说是原则性的，它涉及到安南对故明的态度和对清朝统治合法性的认可，不可能让步。因此，清朝“屡谕缴送”。安南则始称无缴送之例，后又提出委官携敕印至关当面销毁的折中办法。清廷认为，此举“殊非尊奉天朝之礼”。并于康熙五年(1664)二月，以严厉的措词晓谕安南国王：“速将伪敕印送京，准其入贡；否则绝其来使。”[3]（卷18）在清廷强大的压力下，安南国王黎维禧始于同年五月缴送南明永历敕命一道，金印一颗。争论即告结束。康熙帝立即遣使至安南，册封黎维禧为安南国王。[3]（卷19）康熙七年(1668)，应安南国王黎维禧的请求，贡期由三年一贡，改为六年两贡并进。贡期的固定，[3]（卷26）标志着中安宗藩关系正式确立。虽然这一过程充满了争议和分歧，但焦点不是要不要建立宗藩关系，而是宗藩关系建立的前提。因此，中安宗藩关系不是清朝强加的，它反映了双方各自的需要。清朝欲让其“恪守藩封，长为屏翰”，[3]（卷107）并以此造成万邦来朝，天下一家的局面；安南则是通过它加强在国内的统治和谋求经济利益。宗藩关系既已建立，双方就要履行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安南作为清朝的属国，“臣事中朝，恪修职贡”。[4]（庚编第一本，安南国王黎维祹请复文书旧规并明定拜诏礼奏本）就清朝方面而言，安南国王去世告哀，要遣使致祭，新国王即位要行册封，进贡要厚赏，以此维护安南黎氏统治的稳定和巩固。
然而，乾隆五十三年(1788)，安南阮氏篡国对这一宗藩体制发起了挑战。乾隆五十三年(1788)四月，广南阮惠领兵攻入黎城，国王黎维祁出奔。其母妻、王子及宗族二百余人在大臣阮辉宿、黎炯的保护下，由高平府登舟，逃至广西太平府龙州斗奥隘对河求救，并冒死涉水登北岸。过河男妇老幼62人，没来得及渡河者尽为南岸追兵所杀。[5]（卷1308）广西巡抚孙永清得报，立即将这一情况上奏。乾隆皇帝认为，黎氏传国日久，且臣服天朝最为恭顺，今猝被强臣篡夺，若竟置之不理，殊非字小存亡之道。令两广总督孙士毅驰赴广西龙州，询明妥办。[5]（卷1307）显示了乾隆皇帝维护宗藩体制、为黎氏复国的决心。但清廷并未立即做出“厚集兵力，声罪致讨”的决定。而是根据奏报，陆续做了如下布置：第一，妥善安插黎氏眷属及随从人员，优给廪膳，勿使失所。并派兵保护，保证其生命安全。[5]（卷1307）第二，调兵驻守各关隘，整饬兵马、器械，朝夕操练，造成清朝不日即将出兵的声势，以此威慑阮惠，声援黎维祁，希望黎维祁借此声援，招集义兵，徐图恢复。[5]（卷1308）第三，檄谕安南高平、谅山等处镇目，尔等俱系黎氏旧臣，又与天朝接壤，理应拥戴旧主，何得甘心附逆？倘能改邪归正，必邀厚赏。如不速知悔改，将来大兵进讨，决不宽贷。[5]（卷1308）广发檄文，发动政治攻势，对阮惠营垒予以分化瓦解。第四，阮氏逐主乱常，不许其进贡纳款，于镇南关对其贡使“大声呵斥，并谕以天朝已调大兵，分路进讨”，同时令进贡夷官归谕阮惠迅速悔罪自新，迎还故主。[5]（卷1309）对阮氏政权不予承认，施加政治压力等等。总之，希望通过黎维祁依靠旧臣拥戴，或阮氏悔罪迎还故主的方式达到黎氏复国的目的，不烦内地兵力。然而，这一希望很快就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化为了泡影。黎维祁赴山南招集义兵，被阮惠攻逼，势穷入山藏匿，不能力图恢复；[5]（卷1311）阮惠打听到清朝进兵的消息，退回富春，保护旧巢，不肯妥协。[5]（卷1312）因此，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八月末，清廷即酝酿用兵，并为赢得这场战争做着各个方面的准备。其军事布署为：两路出击，两广总督孙士毅、广西提督许世亨率兵一万出镇南关为正兵，担任主攻；云南提督乌大经率兵八千出白马关为偏师，配合作战。两路皆听孙士毅节制。[2]（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乾隆皇帝明确规定了这次用兵的战略目的：官兵直抵黎城，设法将首恶擒获，以期一劳永逸，确保黎氏在安南的统治者地位。他说：“黎维祁系无能之人，全仗内地大兵代为恢复。若不趁此兵力将阮惠悉数成擒，倘大兵撤回，复乘虚构乱，黎维祁断难抵御，势必将该嗣孙及送回眷属一并戕害，岂不虚此一番进剿？且将来又须另办，倍觉费手，殊非一劳永逸之计，自须全行拿获，方可蒇事。”[5]（卷1315）由上可见，清朝出兵安南决策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它是在其它解决途径无效，而又要履行宗藩关系所赋予的义务这种情况下才决定出兵的，并非利其土地。
二、“安南之役”前期进军顺利和后期失败的原因
“安南之役”历时虽短，但根据战争的进程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乾隆五十三年(1788)十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二十日为战争的前期；乾隆五十三年(1788)十一月二十日至五十四年(1789)正月二十四为后期。
前期进军顺利。十月二十八日，孙士毅统兵出关，一路势如破竹，各守隘军队望风奔遁，阮惠惟扼三江之险，以拒清军。十一月十三日五鼓，清军抵达寿昌江北岸，阮军退守南岸。清军发起猛攻，浮桥断，乘筏直冲。时浓雾弥漫，昏暗不辨敌我。阮军于雾中自相格杀。清军乘势全部渡江。十五日，进军至市球江。市球江江面宽阔，且南岸依山，地势高于北岸。阮军据险列炮，守御甚固。清军进攻受阻。为迷惑阮军，清军伐运竹木，于正面搭建浮桥作欲渡之象，同时派兵二千潜行至上游二十里处宵济。十七日，于上游渡江的清兵已绕至阮军背后，乘高大呼下击，正面清军乘势抢渡，阮军瓦解败北。十九日，军抵富良江，江之南岸即为安南首都黎城。此为黎城最后一道屏障。为阻止清军过江，在清军到达前，阮惠下令尽伐沿江竹木，并将沿江所有船只停泊南岸。清军到达后，艰难觅得几只小舟。夜幕降临，载兵百余，驶向江心，夺得战舰一只。许世亨亲自率兵乘舰渡江，复夺得小舟三十余只，更番渡兵，分捣敌营。昏夜中，阮军不辨多寡，惊慌溃逃，清军焚其战舰十余艘。二十日黎明，清军全部过江。黎氏宗族、百姓出迎，匍匐道左。黎城不攻自溃，阮惠遁还广南。是夜二鼓，黎维祁方走出藏身处所，赶赴军营进见孙士毅。乌大经所带滇省官兵出关后，于十二月二十一日才行抵宣光，于此料理一、二日，亦即启程前赴黎城。③在这一阶段，清军以万余兵长驱深入，进军神速，从十月二十八日出镇南关，到十一月二十日黎城克复，仅用了二十二天的时间。那么，清军进军胜利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民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此次用兵安南的目的是为黎氏复国，师出有名，并非利其土地和人民，道义上的合理性为清军赢得了广泛的支持。黎氏传国已久，自明朝英宗以来，虽政治风云多有变幻，王权孱弱，但一直保持着安南合法统治的地位。猝被阮惠颠覆，人心思旧。清朝为黎氏复国之举，反映了思黎旧民的愿望和要求，赢得了他们的拥护和支持。如在清军尚未出关前，即有安南牧马土司闭阮律等将阮惠任命的伪官阮远猷等擒获，解献内地；阮惠心腹潘启德接到清军檄文即“去逆效顺”。④普通“夷人”投顺亦复不少，“关外夷人纷纷吁请赏给口粮，随同进剿。”[5]（卷1315）清军出关后更是得到安南民众的欢迎。清军打过寿昌江后，“其沿途村庄人等跪迎道左，”并予物质援助。孙士毅虽“不受其馈献”，但表明了他们的态度。[5]（卷1318）清军进至市球江，战斗异常惨烈，“江岸及江中积尸几满，总在千人以上”，安南“义民”予清军以支援，为清军搭盖浮桥。[5]（卷1318）安南厂丁为数众多，亦因感念黎氏旧德，“随同官兵打仗杀贼，{K24R301.JPG}探道路，均属出力”，不少厂民还因此获得清朝奖赏。厂民李宏旺、林槐端、徐绍富俱著赏给千总顶戴，陈秉钧、何景昌、魏荣标、冯陶、曾君元，俱著赏给把总顶戴。⑤他们熟悉情况，为清军“先驱向导”，是清军进军胜利的重要力量。
第二，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是一支胜利之师所必备的。清军在出关前，两广总督孙士毅就站在全局的高度反复申明纪律：“不许兵丁擅入该国民居，妄取一草一木，致夷地无知不以为德，而反以为怨”。乾隆认为此举“所见正大，深合朕意。”[5]（卷1315）这一举措因获乾隆激赏而在军中严格执行。“王师所过秋毫无扰”。[2]（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
第三，后勤保障有力。大兵出关征战，军需浩繁。为保证军需供给，清朝方面做了妥善的安排。兵行饷随，粮草筹措尤为关键。此次进兵为黎氏复国，本应由黎维祁供应军粮，但因战乱，安南官民盖藏俱尽，势难供应。若大兵出关后就地采买，又因“安南地方节年荒歉，今岁秋间雨水过多，收成自薄”，粮食不敷，难以采办。乾隆决定全由内地运往，⑥并指派专人负责。云南一路，由云贵总督富纲“在边防一带，弹压稽查，办送粮运”；广西一路，“办理粮饷事务，系孙永清专责”。⑦军装、军火更是打仗所不可缺少的。这些也都运自内地。为运送粮饷、军装、军火，清朝在关内、关外安设了大量的台站。道路宽敞平坦，“以百里为一站，如遇偏桥路仄，车马难行，口内七十里为一站，口外为四十里为一站”。[4]（庚编第二本，“两广总督福康安等题本”十三）滇、粤两路共设台站七十余所。[2]（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运送军需物资的队伍浩浩荡荡。仅广西一路，“常川在站滚运粮饷、军装、军火一切物件以及应付官兵等项”的夫役即达五万四千名，运送军装、军火、炮位等项共重达七十八万八千二百零八斤，米八万余石。⑧通过这些台站，大批的军需物资及时地运到了前线，切实地保障了战争的胜利。
第四，孙士毅调度有方。两广总督孙士毅作为此次用兵的主帅，其才能是得到乾隆皇帝赏识的。如在主将的选择上，乾隆皇帝颇费思量，在已任命两广总督孙士毅为主帅后，云贵总督富纲亦随之上奏，恳请与乌大经一同带兵出关。乾隆皇帝立即看出了富纲的意图，并直截了当地道明了他选定孙士毅的缘由。他说：“富纲之意，自因伊与孙士毅同系总督，而富纲又属满洲，见孙士毅既带兵出关，是以有此一奏。不知富纲才具，若果能承办此事，料理妥协，则伊系满洲总督，朕早将此事交与专办。皆缘富纲平日办事才具见知于朕者不能如孙士毅，是以剿捕安南事宜，专交孙士毅督办。”[5]（卷1316）另如在孙士毅率兵渡过富良江、克复黎城奏捷后，乾隆皇帝更是兴奋异常，对孙士毅大加赞赏。他说：“朕览之以手加额，庆国家得一全材好大臣，较之平定安南，尤为快意!”[5]（卷1318）等等。考诸史实，孙士毅在战争前期的指挥、调度确实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如此次进兵，粤师担任主攻，为保证这支军队的绝对安全，孙士毅采取了分路前进的策略，总兵尚维升、副将庆成率广西兵，总兵张朝龙、李化龙率广东兵，两路互为犄角，“使贼无从掩袭后路”，⑨安排颇具匠心。在指挥进攻市球江、富良江的战斗中更充分地展示了孙士毅的军事才能。十一月十五日，清军进至市球江，阮军在江对岸山梁屯扎，为数颇多，防守坚固。经孙士毅筹划，于十六日黄昏发起攻击，以密集的炮火猛轰对面山梁，并令加紧修建浮桥，于正面牢牢地吸引住敌人。同时，密令总兵张朝龙带兵二千，驰至上游二十里处，在夜色的掩护下用竹筏和农家小船暗渡。十七日，正当正面战事相持正急之时，上游暗渡之兵已绕至阮军背后，清军前后夹击，阮军弃寨奔逃。⑩清军取得胜利。孙士毅奇正相互为用的用兵谋略显示了他娴熟的指挥艺术。在横渡富良江的战斗中，孙士毅更运用夜战的战法取得了奇效。十九日黎明，清军推进到富良江，其时，沿江竹木已被伐尽，船只全都收泊对岸。清军仅从远岸觅得小船，于当夜载兵百余至江心，夺得战舰一只。孙士毅令许世亨等督率官兵二百余人，乘昏黑之夜直冲对岸。阮军不辨清军兵数多寡，惊慌溃败。清军复乘胜追赶敌船，“用枪炮火球围烧”，阮船十余只沉入江心。二十日黎明，清军毕济，黎城不攻自溃(11)等等。我们不能因其后期的失败而将其前期的勋劳予以抹杀。
除此以外，前期进军顺利的原因还有：许世亨、张朝龙、李化龙等将领皆系久历戎阵的战将，有丰富的指挥作战的经验；以及将士争先用命，奋勇拼杀等。(12)限于篇幅，兹不细述。
后期是清军战略优势逐渐丧失，并走向失败的时期。这一时期又可分为悬军黎城和败退回国两个阶段。在悬军黎城阶段，除孙士毅于十一月二十二日传旨令黎维祁袭封安南国王，并知会广西巡抚孙永清将黎维祁母妻眷属送回安南，[2]（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外其它则无大的举动。清军在黎城按兵不动达一个多月之久。最终由主动变为被动。乾隆五十四年正月朔，军中置酒张乐，至夜忽报阮惠倾巢而至，清军仓促御敌。阮军人数众多，将粤兵四面密围，且以大象驮载大炮猛攻，粤兵寡不敌众，乱作一团，黑夜中自相践踏。黎维祁心胆俱裂，手抱幼孩，随同伊母北遁。滇师闻炮声震天，知情况有变，亦退走。孙士毅夺围而出，渡过富良江，人马纷纷抢渡，浮桥断。由是尚在南岸御敌的提督许世亨、总兵张朝龙、尚维升等官兵血战身殁。孙士毅逃回镇南关，毁弃辎重无算，士马还者不及一半。滇师因有黎氏之臣黄文通为向导，得于正月二十四日全师而返。(13)安南之役以清朝的失败而告结束。
后期之所以遭此惨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如下：
首先，作为主帅的孙士毅在进驻黎城后被战争前期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对当时的战争局势作了盲目乐观和不切实际的判断，并由此滋生了骄傲自满、麻痹轻敌的思想情绪。他认为，黎维祁既已袭封安南国王，阮惠败回广南，即大局已定，阮惠不再会有胆量和实力发动军事攻势。在这一错误认识的指导下，采取了错误的行动：“不设备，散遣土兵义勇”，[2]（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希冀阮惠等投出，或被旁人缚送”。[5]（卷1321）孙士毅放松戒备，坐等阮惠投降给阮惠重整旗鼓提供了可乘之机。关于这一点，乾隆皇帝在上谕中亦明确指出：“阮惠既经逃回，复率众前至黎城滋扰，必非旦夕所能纠集……。孙士毅在彼何不留心侦察，预为布置？乃待贼至，始行迎堵，”[5]（卷1321）黎城之失再次印证了骄兵必败的道理。
第二，悬军黎城，未能及早班师也是“安南之役”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清朝发动“安南之役”的战略目的最初为消灭阮氏，根除黎氏后患，已见前述。但战争开始后，随着战争的进行，清朝对这一战略目的进行了调整。第一次调整开始于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壬午(1788.12.21.)。此时，孙士毅尚出关未远。调整的原因是，乾隆皇帝素知孙士毅遇事向来勇往直前，担心其不顾客观条件的变化，锐意灭阮扶黎，使清军陷于“涉险持久”的不利境地。乾隆皇帝在本日颁发的谕旨中说：“该督此次带兵前往，能将阮惠等生擒，固为上策；否则，收复黎城，俾黎维祁收复其境土，不失天朝字小存亡之体，足以蒇事，亦即为中策。看来收复黎城尚为易办，而生擒阮惠，或不免远窜负隅。在孙士毅既力任于前，自不肯复将碍难办理情形遽行陈奏；而朕反复思维，不得不预为指示，予以退步，俾临期有所遵循，不至涉险持久。想该督系晓事之人，倘阮惠无难速获，断不至拘泥此旨，将就了事，反至疏纵。设实有难办之处，不妨俟收复黎城，使黎维祁复国后，若果阮惠远遁，难于生擒，即据实奏明，带兵回粤。惟在该督善体朕意，动出万全。”[5]（卷1317）在不根本改变战前确立的战略目标的前提下，增加了灵活性：生擒阮惠，永除该国后患，固属全美；如阮惠“远窜负隅”，“搜捕需时”，即当在收复黎城、传旨敕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后，撤兵回粤，不必久驻安南。既不可因畏难而将就了事，亦不可冒险用兵，有损国体。究竟应做何抉择，要孙士毅临机决断。乾隆皇帝给予了孙士毅较大的自主权，也表现出了乾隆皇帝对孙士毅的极大信任。在攻克黎城后，于乾隆五十三年丙申(1789.1.4.)颁发的谕旨中，乾隆皇帝再次针对孙士毅的性格特点明确指示：“用兵固不可稍存畏怯，然知进而不知退，亦非大将计出万全之道。现在黎城已经收复，复传旨将该嗣孙敕封国王，于天朝字小存亡体统已得。”如阮惠畏惧远窜，即“不值以内地钱粮、兵力，为属国搜缉逋逃，深入穷追，久耽时日。”[5]（卷1318）时阮惠已逃回老巢广南，而黎城至广南尚有二千余里，道路险远，粮运维艰。然孙士毅并考虑到进军的艰巨性，也没有在意乾隆皇帝要其知进、知退的告诫，而是上奏乾隆皇帝，“俟筹办台站事宜就绪，即领兵前赴广南，进捣贼巢”[5]（卷1318）乾隆皇帝思考再三，毅然于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己酉(1789.1.17.)做出了迅速撤兵的决定，对战略目标再次作了调整。他说：“此事办理之始，原为安南臣服已久，猝被土酋占夺，不得不加征讨，为之继灭存亡，初非利其境土，亦并无好大喜功之见。今安南大局已定，阮惠等畏罪远飓，不过苟延残喘，又何必深入穷追，耽延时日，致大兵在彼久驻，于该国反多未便，自应作速撤回，以示体恤。”[5]（卷1319）乾隆皇帝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主要是出自两方面的考虑：一是黎城至广南二千余里，道路险远，粮运艰难，如深入追讨，仅粤兵即须安设台站五十余座，雇夫十余万人；滇师由云南至黎城已设四十站，若复至广南，又须增设台站五十三座，雇用人夫亦不下十余万名。纷纷征调，劳费不资。二是黎氏近年以来，构乱多故，黎维祁又懦怯无能，优柔废弛，是一扶不起的刘阿斗。他说：“今其国运如此，看来天心已有厌弃黎氏之象，此时即将阮惠等擒获，而黎维祁不能振作自强，安知三五年后，不又有如阮惠其人者复出？岂有屡烦天朝兵力，为之戡定之理？……朕从来办理庶务，无不顺天而行。今天厌黎氏，而朕欲扶之，非所以仰体天心”。因此，“进剿广南一事，现在非不能办，揆之天时、地利、人事，实有不值。”[5]（卷1319）然孙士毅知进而不知退，接旨后仍意存贪功，一厢情愿地等候阮惠投出乞降，乾隆皇帝多次下旨催促，亦未能作速凯旋，以致贻误时机，惨败而归。
第三，滇师、粤兵各自为战、互不支援也是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乾隆皇帝当初定策两路出兵，其目的就是要分散阮惠兵力，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让滇师配合粤兵作战。但当阮惠倾巢突袭黎城粤兵之时，战斗激烈，炮声震天，滇师不但不施救援，而是全然不顾粤兵安危，一闻炮声即退，致使粤兵失去战略支援，寡不敌众，损兵折将。因此，云南提督乌大经亦应负有战争失败的责任。然乾隆皇帝却并未给滇师统帅乌大经任何处罚，此可谓赏罚分明之主乎!
三、“安南之役”的性质和影响
“安南之役”以清朝的失败而告终。它没有实现预期的战略目标——为黎氏复国，消灭阮氏集团。那么，这场战争的性质如何？是不是清朝对安南的侵略？要判定“安南之役”是不是清朝对安南的侵略，首先要明确构成侵略的要件。通常认为，“侵略”一词主要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一国或几国对他国领土、主权的侵犯；二是一国或几国对他国人民的掠夺和奴役。根据这一解释，构成侵略的要件即是：侵占他国领土；干涉他国内政，损害其主权；掠夺他国财富。如果符合这些要件，当然就是侵略。否则，就不是。我们看看清朝出兵安南，发动“安南之役”是否具备了这些要件。首先，清朝有无向安南进行领土扩张的企图呢？关于清朝出兵安南的目的前述已明，是为了履行宗主国的义务，恢复黎氏在安南的统治，并不是为了扩张领土。如收复黎城，立黎维祁为国王，阮惠远遁后，乾隆皇帝即揆时度势，下令撤兵回国就是明证。其次，自清初以来，清朝与黎氏保持着密切的宗藩关系，保护黎氏，维护黎氏在安南的统治地位是宗藩体制赋予清朝义不容辞的义务。我们不能套用现代主权国家的观念予以苛责。再次，清朝没有对安南进行掠夺。清军所需粮食、弹药等一应军需物资皆运自内地，不资安南一草一木。为运送这些物资，清朝征调了几万人的运输队伍，建立台站达七十余座。就是安南百姓的馈赠，孙士毅也未予接受。可见，“安南之役”不具备上述要件中的任何一个。因此，“安南之役”不是清朝对安南的侵略，而是清朝为维护与安南黎氏的宗藩关系而进行的战争。
那么，这场战争对清前期的中安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安南之役”两国交兵，无疑使清前期的中安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但它并未长久的影响中安关系的正常发展。随着两国政策的逐步调整，很快就驱除了战争的阴霾，迎来了两国关系发展的灿烂前景。“安南之役”败北，大批清朝将士殒命安南。乾隆皇帝令败将孙士毅解任回京，调福康安补授两广总督，相机办理安南事宜。那么，是继续执行固有的安南政策，还是因时制宜予以适当调整？乾隆皇帝并未因安南阮惠伤损官兵而丧失理智，再次大举兴兵进剿，而是进行了冷静的思考。他说：“方今国家全盛，阮惠以安南土目，若集兵会剿，原不难为捣穴擒渠之计。但该处向多瘴疠，即使收入版图，照新疆之例，又须分派多员驻扎；而该处贡赋所入，必不敷经费。况安南民情反复，胜国以前，郡县其地者，不久仍生变故，历有前车之鉴。朕再四思维，实不值大办，莫若量宽一线，俾其畏罪输诚，不劳兵力而可以蒇事之为愈，福康安等不可不知此意也。”[5]（卷1321）至于已进关的黎维祁，乾隆皇帝认为，他“本系无能之人，屡经播越，失守藩封，今已敕封为国王，又复弃国逃遁，律以内地官常，亦应斥革治罪。将来即欲恳请瞻觐，亦不值准其来京，只可等诸编氓，予以衣食之资，俾足存活。”[5]（卷1321）不值再加扶植。乾隆皇帝决计不再调兵进剿安南。福康安亦认为，此时应以“养军威，存国体”为要，慑之以兵威，使其“穷蹙款关”，断不能喜功好大，触瘴行师。[5]（卷1323）与乾隆皇帝的想法正相吻合。应该说这一决策是明智的。阮惠方面虽然突袭黎城成功，清军败退，但亦存在许多问题：拥戴黎维祁的势力还在活动，与其兄阮岳水火不容，内部矛盾重重；“又方与暹罗构兵，恐暹罗乘其后”。[2]（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真可谓内外交困!急需与清朝和解，得到清朝皇帝的册封，取得合法地位，以号召国人，巩固在国内的统治。因此，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正月二十二日始，阮惠多次遣使乞降请封。清朝虽已决定放弃黎氏，与阮氏讲和，但为保全天朝体面，先后提出了四项乞降请封的条件：（一）必须将散落安南的清朝官兵先行送出；（二）戕害清朝提、镇大员之人，其罪深重，在所难赦，须缚献军前正法示众；[5]（卷1322）（三）阮惠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八月高宗八旬万寿节到来之际，“亲自赴京吁恳”；（四）在安南为许世亨等阵亡将士建立祠宇，春秋虔祭。[5]（卷1328）阮惠因急于得到清朝的承认与支持，及早稳定国内政局，全部接受清方条件，并陆续付诸实施。“每逢天朝迷路落后兵丁，即资其口粮盘费，导送进关”，[6]（卷19）并将戕害提、镇之人查出正法。[5]（卷1328）至六月初，复遣人上表、进呈贡物。在表文中称，“已先为阵亡提、镇大臣筑坛奠祭。现于国内择吉立庙，请颁提、镇官衔谥号，以便遵照奉祀，稍赎前愆。”并“求于明年亲自到京祝厘展觐”。[5]（卷1333）乾隆皇帝以“阮惠呈进表文，极为恭谨”，为其至诚所感，特颁谕旨：“该国镇抚民人，全仗天朝封爵，况造邦伊始，诸事未宁，尤赖正名定分，明示宠荣，以示绥辑久远之计。今阮惠既经悔罪投诚，自不敢再有反复，若必待亲身诣阙后，再加封爵，转似居奇，恐外夷小视天朝。”[4]（庚编第二本，福康安奏折）先行册封阮惠为安南国王，将所进贡物亦令收纳，并派礼部员外郎成林于八月一日恭捧敕谕启程赴安南黎城主持册封。十月十五日宣旨赐封礼成。[5]（卷1342）阮惠受封为安南国王后，亦如期践约，于次年三月自安南启程，赴京恭祝乾隆皇帝八十大寿，[5]（卷1353）七月到达热河，受到乾隆皇帝的隆重接见。[5]（卷1358）八月至京，参加乾隆皇帝八旬庆典，[5]（卷1360）年底回到安南。清朝与阮氏安南的宗藩关系正式确立。两国关系步重新入正常化的轨道。此后，安南与清朝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更加紧密，清前期中安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收稿日期：2006-04-02
注释：
①范玉奉：《我们民族历史上的战略决战》，《人民报》1977年4月24日，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编辑组编《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第74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②见郭振铎，张笑梅：《试析1788至1789年间清兵入越战争中的几个问题》，《东南亚纵横》1992年4期；李延凌：《乾隆与清代中越战争》，《印度支那》1989年第2期等。
③《圣武记》卷六《乾隆征抚安南记》；《清高宗实录》卷1320，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己巳。
④《清高宗实录》卷1312，乾隆五十三年九月丁卯；卷1311，乾隆五十三年八月丙辰。
⑤《清高宗实录》卷1310，乾隆五十三年八月辛丑；卷1318，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癸巳。
⑥《清高宗实录》卷1315，乾隆五十三年十月戊午；卷1314，乾隆五十三年十月辛丑。
⑦《清高宗实录》卷1316，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丁卯；卷1317，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乙亥。
⑧“两广总督福康安等题本”十四；“户部等部残题本”；“两广总督福康安等题本”九，《明清史料》庚编第二本，中华书局1987年第1版。
⑨《清高宗实录》卷1318，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己丑；《圣武记》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
⑩《清高宗实录》卷1318，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癸巳；《圣武记》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
(11)《清高宗实录》卷1318，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丙申；《圣武记》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
(12)《清高宗实录》卷1318，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癸巳；《圣武记》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
(13)“两广总督福康安等题本”十四；“户部等部残题本”；“两广总督福康安等题本”九，《明清史料》庚编第二本，中华书局1987年第1版。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7年03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6年6期第9～15页
【英文标题】A Discussion on the War between Qing Dynasty and Annam in Early Qing Dynasty
ZHANG Ming- fu 1, ZHANG Ying-chao 2
(1.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 Sou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2.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Sou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作者简介】张明富(1964-)，男，四川通江人，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史；重庆 400715
张颖超(1964-)，女，吉林四平人，西南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研究方向为明清史与编辑学。重庆 400715
| 【内容提要】 | “安南之役”是清乾隆年间中、安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文章从“安南之役”发生的背景、“安南之役”前期进军顺利和后期失败的原因、“安南之役”的性质和影响等三个方面对“安南之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认为“安南之役”是清朝为维护中、安宗藩关系发动的战争，并非清朝对安南的侵略，它也未从根本上影响以后中、安关系的正常发展。 The War between Qing Dynasty and Annam occurred in the periods of Qianlong. The articie discusses the war between Qing Dynasty and Annam from three aspects: the background of the war, the reason why the Qing Dynasty won the war in the early periods and lost the war in the later periods, and the character and influence of the war. The authors argue that the war against Annam is for the purpose of keeping suzerain-vas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Qing Dynasty and Annam, and it hasn' t influenced the normal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Qing Dynasty and Annam. |
在清朝前期的历史上，中国与安南发生过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战争。这场战争发生在乾隆末年。乾隆五十三年(1788)十月二十八日，两广总督孙士毅奉命带兵出镇南关，用兵安南，未及一月，攻陷其国都——黎城。然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正月初，即兵败而归。前后仅两月余。这就是我们所称的“安南之役”。此役历时虽短，但它是清前期中越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值得关注。越南方面有人称：“这是我们民族抗击北方封建集团侵略历史上最后一次伟大决战。”①那么，对这场战争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国内学术界已有学者就乾隆出兵的目的、入越清兵人数及清“灭阮扶黎”政策的转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述，②但战争发生的纵深背景、战争的阶段划分、战争前期胜利和后期失败的原因尚未明晰。另外，在辨正越南方面对战争性质的认识时也乏学理分析。故本文欲就此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不妥之处，祈请方家赐教。
一、“安南之役”发生的背景
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度。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上，皆视战争为迫不得已而使用的手段。如孙子有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老子亦云，兵者凶器，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在这种文化传统下，历代统治者的施政多反对穷兵黩武。清朝虽系满族入主中原而建立，但它已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保护者，也毫无例外地受到传统战争观的规范。那么，清朝为什么要出兵安南，发动这场战争？要明了这个问题，让我们首先从清朝时中安宗藩关系的建立谈起。
安南，古称交趾，与我国云南、广西壤地相接，隔海与广东相望。自明英宗册封黎麟为安南国王以来，虽其政局几经变化，但黎氏仍“世王安南”，并与明朝保持着密切的宗藩关系。清朝与安南黎氏政权的首次接触，纯系不期而遇。顺治四年(1647)，清军平定福建，时安南向南明进贡的使臣尚留闽未还。于是，被“执送京师”。清廷赐以衣帽、缎匹，遣返归国，同时颁发敕谕给安南国王。敕谕大意为：尔国世世臣事中国，遣使朝贡，业有往例。现清朝已抚定中国，视天下为一家。若能顺天循理，将故明所给封诰、印敕遣使送京，清朝亦照旧封赐。[1]（卷32）表达了欲与安南黎氏建立宗藩关系的意愿。然由于战乱，未果。事隔十二年后，两国方开始进一步接触。顺治十六年(1659)，清军平定云南，安南国王黎维禔遣使劳军。[2]（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十七年(1660)，安南国王黎维祺正式向清朝奉表投诚，进贡方物。[1]（卷140)在建立宗藩关系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此后，两国交往密切，安南黎氏表贡不绝。然安南国王以前代旧制为据，不愿将故明所颁敕印上缴清廷，换取清朝敕印，双方发生分歧。[3]（卷4）这一分歧，对清朝来说是原则性的，它涉及到安南对故明的态度和对清朝统治合法性的认可，不可能让步。因此，清朝“屡谕缴送”。安南则始称无缴送之例，后又提出委官携敕印至关当面销毁的折中办法。清廷认为，此举“殊非尊奉天朝之礼”。并于康熙五年(1664)二月，以严厉的措词晓谕安南国王：“速将伪敕印送京，准其入贡；否则绝其来使。”[3]（卷18）在清廷强大的压力下，安南国王黎维禧始于同年五月缴送南明永历敕命一道，金印一颗。争论即告结束。康熙帝立即遣使至安南，册封黎维禧为安南国王。[3]（卷19）康熙七年(1668)，应安南国王黎维禧的请求，贡期由三年一贡，改为六年两贡并进。贡期的固定，[3]（卷26）标志着中安宗藩关系正式确立。虽然这一过程充满了争议和分歧，但焦点不是要不要建立宗藩关系，而是宗藩关系建立的前提。因此，中安宗藩关系不是清朝强加的，它反映了双方各自的需要。清朝欲让其“恪守藩封，长为屏翰”，[3]（卷107）并以此造成万邦来朝，天下一家的局面；安南则是通过它加强在国内的统治和谋求经济利益。宗藩关系既已建立，双方就要履行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安南作为清朝的属国，“臣事中朝，恪修职贡”。[4]（庚编第一本，安南国王黎维祹请复文书旧规并明定拜诏礼奏本）就清朝方面而言，安南国王去世告哀，要遣使致祭，新国王即位要行册封，进贡要厚赏，以此维护安南黎氏统治的稳定和巩固。
然而，乾隆五十三年(1788)，安南阮氏篡国对这一宗藩体制发起了挑战。乾隆五十三年(1788)四月，广南阮惠领兵攻入黎城，国王黎维祁出奔。其母妻、王子及宗族二百余人在大臣阮辉宿、黎炯的保护下，由高平府登舟，逃至广西太平府龙州斗奥隘对河求救，并冒死涉水登北岸。过河男妇老幼62人，没来得及渡河者尽为南岸追兵所杀。[5]（卷1308）广西巡抚孙永清得报，立即将这一情况上奏。乾隆皇帝认为，黎氏传国日久，且臣服天朝最为恭顺，今猝被强臣篡夺，若竟置之不理，殊非字小存亡之道。令两广总督孙士毅驰赴广西龙州，询明妥办。[5]（卷1307）显示了乾隆皇帝维护宗藩体制、为黎氏复国的决心。但清廷并未立即做出“厚集兵力，声罪致讨”的决定。而是根据奏报，陆续做了如下布置：第一，妥善安插黎氏眷属及随从人员，优给廪膳，勿使失所。并派兵保护，保证其生命安全。[5]（卷1307）第二，调兵驻守各关隘，整饬兵马、器械，朝夕操练，造成清朝不日即将出兵的声势，以此威慑阮惠，声援黎维祁，希望黎维祁借此声援，招集义兵，徐图恢复。[5]（卷1308）第三，檄谕安南高平、谅山等处镇目，尔等俱系黎氏旧臣，又与天朝接壤，理应拥戴旧主，何得甘心附逆？倘能改邪归正，必邀厚赏。如不速知悔改，将来大兵进讨，决不宽贷。[5]（卷1308）广发檄文，发动政治攻势，对阮惠营垒予以分化瓦解。第四，阮氏逐主乱常，不许其进贡纳款，于镇南关对其贡使“大声呵斥，并谕以天朝已调大兵，分路进讨”，同时令进贡夷官归谕阮惠迅速悔罪自新，迎还故主。[5]（卷1309）对阮氏政权不予承认，施加政治压力等等。总之，希望通过黎维祁依靠旧臣拥戴，或阮氏悔罪迎还故主的方式达到黎氏复国的目的，不烦内地兵力。然而，这一希望很快就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化为了泡影。黎维祁赴山南招集义兵，被阮惠攻逼，势穷入山藏匿，不能力图恢复；[5]（卷1311）阮惠打听到清朝进兵的消息，退回富春，保护旧巢，不肯妥协。[5]（卷1312）因此，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八月末，清廷即酝酿用兵，并为赢得这场战争做着各个方面的准备。其军事布署为：两路出击，两广总督孙士毅、广西提督许世亨率兵一万出镇南关为正兵，担任主攻；云南提督乌大经率兵八千出白马关为偏师，配合作战。两路皆听孙士毅节制。[2]（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乾隆皇帝明确规定了这次用兵的战略目的：官兵直抵黎城，设法将首恶擒获，以期一劳永逸，确保黎氏在安南的统治者地位。他说：“黎维祁系无能之人，全仗内地大兵代为恢复。若不趁此兵力将阮惠悉数成擒，倘大兵撤回，复乘虚构乱，黎维祁断难抵御，势必将该嗣孙及送回眷属一并戕害，岂不虚此一番进剿？且将来又须另办，倍觉费手，殊非一劳永逸之计，自须全行拿获，方可蒇事。”[5]（卷1315）由上可见，清朝出兵安南决策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它是在其它解决途径无效，而又要履行宗藩关系所赋予的义务这种情况下才决定出兵的，并非利其土地。
二、“安南之役”前期进军顺利和后期失败的原因
“安南之役”历时虽短，但根据战争的进程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乾隆五十三年(1788)十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二十日为战争的前期；乾隆五十三年(1788)十一月二十日至五十四年(1789)正月二十四为后期。
前期进军顺利。十月二十八日，孙士毅统兵出关，一路势如破竹，各守隘军队望风奔遁，阮惠惟扼三江之险，以拒清军。十一月十三日五鼓，清军抵达寿昌江北岸，阮军退守南岸。清军发起猛攻，浮桥断，乘筏直冲。时浓雾弥漫，昏暗不辨敌我。阮军于雾中自相格杀。清军乘势全部渡江。十五日，进军至市球江。市球江江面宽阔，且南岸依山，地势高于北岸。阮军据险列炮，守御甚固。清军进攻受阻。为迷惑阮军，清军伐运竹木，于正面搭建浮桥作欲渡之象，同时派兵二千潜行至上游二十里处宵济。十七日，于上游渡江的清兵已绕至阮军背后，乘高大呼下击，正面清军乘势抢渡，阮军瓦解败北。十九日，军抵富良江，江之南岸即为安南首都黎城。此为黎城最后一道屏障。为阻止清军过江，在清军到达前，阮惠下令尽伐沿江竹木，并将沿江所有船只停泊南岸。清军到达后，艰难觅得几只小舟。夜幕降临，载兵百余，驶向江心，夺得战舰一只。许世亨亲自率兵乘舰渡江，复夺得小舟三十余只，更番渡兵，分捣敌营。昏夜中，阮军不辨多寡，惊慌溃逃，清军焚其战舰十余艘。二十日黎明，清军全部过江。黎氏宗族、百姓出迎，匍匐道左。黎城不攻自溃，阮惠遁还广南。是夜二鼓，黎维祁方走出藏身处所，赶赴军营进见孙士毅。乌大经所带滇省官兵出关后，于十二月二十一日才行抵宣光，于此料理一、二日，亦即启程前赴黎城。③在这一阶段，清军以万余兵长驱深入，进军神速，从十月二十八日出镇南关，到十一月二十日黎城克复，仅用了二十二天的时间。那么，清军进军胜利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民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此次用兵安南的目的是为黎氏复国，师出有名，并非利其土地和人民，道义上的合理性为清军赢得了广泛的支持。黎氏传国已久，自明朝英宗以来，虽政治风云多有变幻，王权孱弱，但一直保持着安南合法统治的地位。猝被阮惠颠覆，人心思旧。清朝为黎氏复国之举，反映了思黎旧民的愿望和要求，赢得了他们的拥护和支持。如在清军尚未出关前，即有安南牧马土司闭阮律等将阮惠任命的伪官阮远猷等擒获，解献内地；阮惠心腹潘启德接到清军檄文即“去逆效顺”。④普通“夷人”投顺亦复不少，“关外夷人纷纷吁请赏给口粮，随同进剿。”[5]（卷1315）清军出关后更是得到安南民众的欢迎。清军打过寿昌江后，“其沿途村庄人等跪迎道左，”并予物质援助。孙士毅虽“不受其馈献”，但表明了他们的态度。[5]（卷1318）清军进至市球江，战斗异常惨烈，“江岸及江中积尸几满，总在千人以上”，安南“义民”予清军以支援，为清军搭盖浮桥。[5]（卷1318）安南厂丁为数众多，亦因感念黎氏旧德，“随同官兵打仗杀贼，{K24R301.JPG}探道路，均属出力”，不少厂民还因此获得清朝奖赏。厂民李宏旺、林槐端、徐绍富俱著赏给千总顶戴，陈秉钧、何景昌、魏荣标、冯陶、曾君元，俱著赏给把总顶戴。⑤他们熟悉情况，为清军“先驱向导”，是清军进军胜利的重要力量。
第二，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是一支胜利之师所必备的。清军在出关前，两广总督孙士毅就站在全局的高度反复申明纪律：“不许兵丁擅入该国民居，妄取一草一木，致夷地无知不以为德，而反以为怨”。乾隆认为此举“所见正大，深合朕意。”[5]（卷1315）这一举措因获乾隆激赏而在军中严格执行。“王师所过秋毫无扰”。[2]（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
第三，后勤保障有力。大兵出关征战，军需浩繁。为保证军需供给，清朝方面做了妥善的安排。兵行饷随，粮草筹措尤为关键。此次进兵为黎氏复国，本应由黎维祁供应军粮，但因战乱，安南官民盖藏俱尽，势难供应。若大兵出关后就地采买，又因“安南地方节年荒歉，今岁秋间雨水过多，收成自薄”，粮食不敷，难以采办。乾隆决定全由内地运往，⑥并指派专人负责。云南一路，由云贵总督富纲“在边防一带，弹压稽查，办送粮运”；广西一路，“办理粮饷事务，系孙永清专责”。⑦军装、军火更是打仗所不可缺少的。这些也都运自内地。为运送粮饷、军装、军火，清朝在关内、关外安设了大量的台站。道路宽敞平坦，“以百里为一站，如遇偏桥路仄，车马难行，口内七十里为一站，口外为四十里为一站”。[4]（庚编第二本，“两广总督福康安等题本”十三）滇、粤两路共设台站七十余所。[2]（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运送军需物资的队伍浩浩荡荡。仅广西一路，“常川在站滚运粮饷、军装、军火一切物件以及应付官兵等项”的夫役即达五万四千名，运送军装、军火、炮位等项共重达七十八万八千二百零八斤，米八万余石。⑧通过这些台站，大批的军需物资及时地运到了前线，切实地保障了战争的胜利。
第四，孙士毅调度有方。两广总督孙士毅作为此次用兵的主帅，其才能是得到乾隆皇帝赏识的。如在主将的选择上，乾隆皇帝颇费思量，在已任命两广总督孙士毅为主帅后，云贵总督富纲亦随之上奏，恳请与乌大经一同带兵出关。乾隆皇帝立即看出了富纲的意图，并直截了当地道明了他选定孙士毅的缘由。他说：“富纲之意，自因伊与孙士毅同系总督，而富纲又属满洲，见孙士毅既带兵出关，是以有此一奏。不知富纲才具，若果能承办此事，料理妥协，则伊系满洲总督，朕早将此事交与专办。皆缘富纲平日办事才具见知于朕者不能如孙士毅，是以剿捕安南事宜，专交孙士毅督办。”[5]（卷1316）另如在孙士毅率兵渡过富良江、克复黎城奏捷后，乾隆皇帝更是兴奋异常，对孙士毅大加赞赏。他说：“朕览之以手加额，庆国家得一全材好大臣，较之平定安南，尤为快意!”[5]（卷1318）等等。考诸史实，孙士毅在战争前期的指挥、调度确实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如此次进兵，粤师担任主攻，为保证这支军队的绝对安全，孙士毅采取了分路前进的策略，总兵尚维升、副将庆成率广西兵，总兵张朝龙、李化龙率广东兵，两路互为犄角，“使贼无从掩袭后路”，⑨安排颇具匠心。在指挥进攻市球江、富良江的战斗中更充分地展示了孙士毅的军事才能。十一月十五日，清军进至市球江，阮军在江对岸山梁屯扎，为数颇多，防守坚固。经孙士毅筹划，于十六日黄昏发起攻击，以密集的炮火猛轰对面山梁，并令加紧修建浮桥，于正面牢牢地吸引住敌人。同时，密令总兵张朝龙带兵二千，驰至上游二十里处，在夜色的掩护下用竹筏和农家小船暗渡。十七日，正当正面战事相持正急之时，上游暗渡之兵已绕至阮军背后，清军前后夹击，阮军弃寨奔逃。⑩清军取得胜利。孙士毅奇正相互为用的用兵谋略显示了他娴熟的指挥艺术。在横渡富良江的战斗中，孙士毅更运用夜战的战法取得了奇效。十九日黎明，清军推进到富良江，其时，沿江竹木已被伐尽，船只全都收泊对岸。清军仅从远岸觅得小船，于当夜载兵百余至江心，夺得战舰一只。孙士毅令许世亨等督率官兵二百余人，乘昏黑之夜直冲对岸。阮军不辨清军兵数多寡，惊慌溃败。清军复乘胜追赶敌船，“用枪炮火球围烧”，阮船十余只沉入江心。二十日黎明，清军毕济，黎城不攻自溃(11)等等。我们不能因其后期的失败而将其前期的勋劳予以抹杀。
除此以外，前期进军顺利的原因还有：许世亨、张朝龙、李化龙等将领皆系久历戎阵的战将，有丰富的指挥作战的经验；以及将士争先用命，奋勇拼杀等。(12)限于篇幅，兹不细述。
后期是清军战略优势逐渐丧失，并走向失败的时期。这一时期又可分为悬军黎城和败退回国两个阶段。在悬军黎城阶段，除孙士毅于十一月二十二日传旨令黎维祁袭封安南国王，并知会广西巡抚孙永清将黎维祁母妻眷属送回安南，[2]（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外其它则无大的举动。清军在黎城按兵不动达一个多月之久。最终由主动变为被动。乾隆五十四年正月朔，军中置酒张乐，至夜忽报阮惠倾巢而至，清军仓促御敌。阮军人数众多，将粤兵四面密围，且以大象驮载大炮猛攻，粤兵寡不敌众，乱作一团，黑夜中自相践踏。黎维祁心胆俱裂，手抱幼孩，随同伊母北遁。滇师闻炮声震天，知情况有变，亦退走。孙士毅夺围而出，渡过富良江，人马纷纷抢渡，浮桥断。由是尚在南岸御敌的提督许世亨、总兵张朝龙、尚维升等官兵血战身殁。孙士毅逃回镇南关，毁弃辎重无算，士马还者不及一半。滇师因有黎氏之臣黄文通为向导，得于正月二十四日全师而返。(13)安南之役以清朝的失败而告结束。
后期之所以遭此惨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如下：
首先，作为主帅的孙士毅在进驻黎城后被战争前期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对当时的战争局势作了盲目乐观和不切实际的判断，并由此滋生了骄傲自满、麻痹轻敌的思想情绪。他认为，黎维祁既已袭封安南国王，阮惠败回广南，即大局已定，阮惠不再会有胆量和实力发动军事攻势。在这一错误认识的指导下，采取了错误的行动：“不设备，散遣土兵义勇”，[2]（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希冀阮惠等投出，或被旁人缚送”。[5]（卷1321）孙士毅放松戒备，坐等阮惠投降给阮惠重整旗鼓提供了可乘之机。关于这一点，乾隆皇帝在上谕中亦明确指出：“阮惠既经逃回，复率众前至黎城滋扰，必非旦夕所能纠集……。孙士毅在彼何不留心侦察，预为布置？乃待贼至，始行迎堵，”[5]（卷1321）黎城之失再次印证了骄兵必败的道理。
第二，悬军黎城，未能及早班师也是“安南之役”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清朝发动“安南之役”的战略目的最初为消灭阮氏，根除黎氏后患，已见前述。但战争开始后，随着战争的进行，清朝对这一战略目的进行了调整。第一次调整开始于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壬午(1788.12.21.)。此时，孙士毅尚出关未远。调整的原因是，乾隆皇帝素知孙士毅遇事向来勇往直前，担心其不顾客观条件的变化，锐意灭阮扶黎，使清军陷于“涉险持久”的不利境地。乾隆皇帝在本日颁发的谕旨中说：“该督此次带兵前往，能将阮惠等生擒，固为上策；否则，收复黎城，俾黎维祁收复其境土，不失天朝字小存亡之体，足以蒇事，亦即为中策。看来收复黎城尚为易办，而生擒阮惠，或不免远窜负隅。在孙士毅既力任于前，自不肯复将碍难办理情形遽行陈奏；而朕反复思维，不得不预为指示，予以退步，俾临期有所遵循，不至涉险持久。想该督系晓事之人，倘阮惠无难速获，断不至拘泥此旨，将就了事，反至疏纵。设实有难办之处，不妨俟收复黎城，使黎维祁复国后，若果阮惠远遁，难于生擒，即据实奏明，带兵回粤。惟在该督善体朕意，动出万全。”[5]（卷1317）在不根本改变战前确立的战略目标的前提下，增加了灵活性：生擒阮惠，永除该国后患，固属全美；如阮惠“远窜负隅”，“搜捕需时”，即当在收复黎城、传旨敕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后，撤兵回粤，不必久驻安南。既不可因畏难而将就了事，亦不可冒险用兵，有损国体。究竟应做何抉择，要孙士毅临机决断。乾隆皇帝给予了孙士毅较大的自主权，也表现出了乾隆皇帝对孙士毅的极大信任。在攻克黎城后，于乾隆五十三年丙申(1789.1.4.)颁发的谕旨中，乾隆皇帝再次针对孙士毅的性格特点明确指示：“用兵固不可稍存畏怯，然知进而不知退，亦非大将计出万全之道。现在黎城已经收复，复传旨将该嗣孙敕封国王，于天朝字小存亡体统已得。”如阮惠畏惧远窜，即“不值以内地钱粮、兵力，为属国搜缉逋逃，深入穷追，久耽时日。”[5]（卷1318）时阮惠已逃回老巢广南，而黎城至广南尚有二千余里，道路险远，粮运维艰。然孙士毅并考虑到进军的艰巨性，也没有在意乾隆皇帝要其知进、知退的告诫，而是上奏乾隆皇帝，“俟筹办台站事宜就绪，即领兵前赴广南，进捣贼巢”[5]（卷1318）乾隆皇帝思考再三，毅然于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己酉(1789.1.17.)做出了迅速撤兵的决定，对战略目标再次作了调整。他说：“此事办理之始，原为安南臣服已久，猝被土酋占夺，不得不加征讨，为之继灭存亡，初非利其境土，亦并无好大喜功之见。今安南大局已定，阮惠等畏罪远飓，不过苟延残喘，又何必深入穷追，耽延时日，致大兵在彼久驻，于该国反多未便，自应作速撤回，以示体恤。”[5]（卷1319）乾隆皇帝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主要是出自两方面的考虑：一是黎城至广南二千余里，道路险远，粮运艰难，如深入追讨，仅粤兵即须安设台站五十余座，雇夫十余万人；滇师由云南至黎城已设四十站，若复至广南，又须增设台站五十三座，雇用人夫亦不下十余万名。纷纷征调，劳费不资。二是黎氏近年以来，构乱多故，黎维祁又懦怯无能，优柔废弛，是一扶不起的刘阿斗。他说：“今其国运如此，看来天心已有厌弃黎氏之象，此时即将阮惠等擒获，而黎维祁不能振作自强，安知三五年后，不又有如阮惠其人者复出？岂有屡烦天朝兵力，为之戡定之理？……朕从来办理庶务，无不顺天而行。今天厌黎氏，而朕欲扶之，非所以仰体天心”。因此，“进剿广南一事，现在非不能办，揆之天时、地利、人事，实有不值。”[5]（卷1319）然孙士毅知进而不知退，接旨后仍意存贪功，一厢情愿地等候阮惠投出乞降，乾隆皇帝多次下旨催促，亦未能作速凯旋，以致贻误时机，惨败而归。
第三，滇师、粤兵各自为战、互不支援也是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乾隆皇帝当初定策两路出兵，其目的就是要分散阮惠兵力，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让滇师配合粤兵作战。但当阮惠倾巢突袭黎城粤兵之时，战斗激烈，炮声震天，滇师不但不施救援，而是全然不顾粤兵安危，一闻炮声即退，致使粤兵失去战略支援，寡不敌众，损兵折将。因此，云南提督乌大经亦应负有战争失败的责任。然乾隆皇帝却并未给滇师统帅乌大经任何处罚，此可谓赏罚分明之主乎!
三、“安南之役”的性质和影响
“安南之役”以清朝的失败而告终。它没有实现预期的战略目标——为黎氏复国，消灭阮氏集团。那么，这场战争的性质如何？是不是清朝对安南的侵略？要判定“安南之役”是不是清朝对安南的侵略，首先要明确构成侵略的要件。通常认为，“侵略”一词主要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一国或几国对他国领土、主权的侵犯；二是一国或几国对他国人民的掠夺和奴役。根据这一解释，构成侵略的要件即是：侵占他国领土；干涉他国内政，损害其主权；掠夺他国财富。如果符合这些要件，当然就是侵略。否则，就不是。我们看看清朝出兵安南，发动“安南之役”是否具备了这些要件。首先，清朝有无向安南进行领土扩张的企图呢？关于清朝出兵安南的目的前述已明，是为了履行宗主国的义务，恢复黎氏在安南的统治，并不是为了扩张领土。如收复黎城，立黎维祁为国王，阮惠远遁后，乾隆皇帝即揆时度势，下令撤兵回国就是明证。其次，自清初以来，清朝与黎氏保持着密切的宗藩关系，保护黎氏，维护黎氏在安南的统治地位是宗藩体制赋予清朝义不容辞的义务。我们不能套用现代主权国家的观念予以苛责。再次，清朝没有对安南进行掠夺。清军所需粮食、弹药等一应军需物资皆运自内地，不资安南一草一木。为运送这些物资，清朝征调了几万人的运输队伍，建立台站达七十余座。就是安南百姓的馈赠，孙士毅也未予接受。可见，“安南之役”不具备上述要件中的任何一个。因此，“安南之役”不是清朝对安南的侵略，而是清朝为维护与安南黎氏的宗藩关系而进行的战争。
那么，这场战争对清前期的中安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安南之役”两国交兵，无疑使清前期的中安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但它并未长久的影响中安关系的正常发展。随着两国政策的逐步调整，很快就驱除了战争的阴霾，迎来了两国关系发展的灿烂前景。“安南之役”败北，大批清朝将士殒命安南。乾隆皇帝令败将孙士毅解任回京，调福康安补授两广总督，相机办理安南事宜。那么，是继续执行固有的安南政策，还是因时制宜予以适当调整？乾隆皇帝并未因安南阮惠伤损官兵而丧失理智，再次大举兴兵进剿，而是进行了冷静的思考。他说：“方今国家全盛，阮惠以安南土目，若集兵会剿，原不难为捣穴擒渠之计。但该处向多瘴疠，即使收入版图，照新疆之例，又须分派多员驻扎；而该处贡赋所入，必不敷经费。况安南民情反复，胜国以前，郡县其地者，不久仍生变故，历有前车之鉴。朕再四思维，实不值大办，莫若量宽一线，俾其畏罪输诚，不劳兵力而可以蒇事之为愈，福康安等不可不知此意也。”[5]（卷1321）至于已进关的黎维祁，乾隆皇帝认为，他“本系无能之人，屡经播越，失守藩封，今已敕封为国王，又复弃国逃遁，律以内地官常，亦应斥革治罪。将来即欲恳请瞻觐，亦不值准其来京，只可等诸编氓，予以衣食之资，俾足存活。”[5]（卷1321）不值再加扶植。乾隆皇帝决计不再调兵进剿安南。福康安亦认为，此时应以“养军威，存国体”为要，慑之以兵威，使其“穷蹙款关”，断不能喜功好大，触瘴行师。[5]（卷1323）与乾隆皇帝的想法正相吻合。应该说这一决策是明智的。阮惠方面虽然突袭黎城成功，清军败退，但亦存在许多问题：拥戴黎维祁的势力还在活动，与其兄阮岳水火不容，内部矛盾重重；“又方与暹罗构兵，恐暹罗乘其后”。[2]（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真可谓内外交困!急需与清朝和解，得到清朝皇帝的册封，取得合法地位，以号召国人，巩固在国内的统治。因此，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正月二十二日始，阮惠多次遣使乞降请封。清朝虽已决定放弃黎氏，与阮氏讲和，但为保全天朝体面，先后提出了四项乞降请封的条件：（一）必须将散落安南的清朝官兵先行送出；（二）戕害清朝提、镇大员之人，其罪深重，在所难赦，须缚献军前正法示众；[5]（卷1322）（三）阮惠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八月高宗八旬万寿节到来之际，“亲自赴京吁恳”；（四）在安南为许世亨等阵亡将士建立祠宇，春秋虔祭。[5]（卷1328）阮惠因急于得到清朝的承认与支持，及早稳定国内政局，全部接受清方条件，并陆续付诸实施。“每逢天朝迷路落后兵丁，即资其口粮盘费，导送进关”，[6]（卷19）并将戕害提、镇之人查出正法。[5]（卷1328）至六月初，复遣人上表、进呈贡物。在表文中称，“已先为阵亡提、镇大臣筑坛奠祭。现于国内择吉立庙，请颁提、镇官衔谥号，以便遵照奉祀，稍赎前愆。”并“求于明年亲自到京祝厘展觐”。[5]（卷1333）乾隆皇帝以“阮惠呈进表文，极为恭谨”，为其至诚所感，特颁谕旨：“该国镇抚民人，全仗天朝封爵，况造邦伊始，诸事未宁，尤赖正名定分，明示宠荣，以示绥辑久远之计。今阮惠既经悔罪投诚，自不敢再有反复，若必待亲身诣阙后，再加封爵，转似居奇，恐外夷小视天朝。”[4]（庚编第二本，福康安奏折）先行册封阮惠为安南国王，将所进贡物亦令收纳，并派礼部员外郎成林于八月一日恭捧敕谕启程赴安南黎城主持册封。十月十五日宣旨赐封礼成。[5]（卷1342）阮惠受封为安南国王后，亦如期践约，于次年三月自安南启程，赴京恭祝乾隆皇帝八十大寿，[5]（卷1353）七月到达热河，受到乾隆皇帝的隆重接见。[5]（卷1358）八月至京，参加乾隆皇帝八旬庆典，[5]（卷1360）年底回到安南。清朝与阮氏安南的宗藩关系正式确立。两国关系步重新入正常化的轨道。此后，安南与清朝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更加紧密，清前期中安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收稿日期：2006-04-02
注释：
①范玉奉：《我们民族历史上的战略决战》，《人民报》1977年4月24日，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编辑组编《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第74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②见郭振铎，张笑梅：《试析1788至1789年间清兵入越战争中的几个问题》，《东南亚纵横》1992年4期；李延凌：《乾隆与清代中越战争》，《印度支那》1989年第2期等。
③《圣武记》卷六《乾隆征抚安南记》；《清高宗实录》卷1320，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己巳。
④《清高宗实录》卷1312，乾隆五十三年九月丁卯；卷1311，乾隆五十三年八月丙辰。
⑤《清高宗实录》卷1310，乾隆五十三年八月辛丑；卷1318，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癸巳。
⑥《清高宗实录》卷1315，乾隆五十三年十月戊午；卷1314，乾隆五十三年十月辛丑。
⑦《清高宗实录》卷1316，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丁卯；卷1317，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乙亥。
⑧“两广总督福康安等题本”十四；“户部等部残题本”；“两广总督福康安等题本”九，《明清史料》庚编第二本，中华书局1987年第1版。
⑨《清高宗实录》卷1318，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己丑；《圣武记》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
⑩《清高宗实录》卷1318，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癸巳；《圣武记》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
(11)《清高宗实录》卷1318，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丙申；《圣武记》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
(12)《清高宗实录》卷1318，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癸巳；《圣武记》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
(13)“两广总督福康安等题本”十四；“户部等部残题本”；“两广总督福康安等题本”九，《明清史料》庚编第二本，中华书局1987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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