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
罗志田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7年03期
【原文出处】《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成都)2006年5期第5～15页
【英文标题】"New Learning" in Daoguang and Xianfeng Period and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Learning in Qing Dynasty: An Introduction to On China's History of Learning in Recent 300 Years
LUO Zhitia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作者简介】罗志田(1952-)，男，重庆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 成都 610064
【关 键 词】学术史/道咸“新学”/乾嘉汉学/章太炎/刘师培history of learning/"New Learning" in Daoguang and Xianfeng Period/the Han school of classical philology in Oianlong and Jiaqing time/Zhang Taiyan/Liu Shipei
［中图分类号］K249;B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6)05-0005-11
新文化运动期间，老革命党人张继曾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中国政体虽变，“戏剧文学仍照满清帝政时代的样子”，可知其“思想仍是历史传来的家庭个人主义”；而“风俗如婚宴丧祭，与非洲的土人相去不远”，可以说“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1]。他所关心的，是思想风俗与政治的关联①。所谓中国“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颇能代表很多老民党对民国代清这一政治鼎革的整体失望，或有些“故意说”的成分。然而张氏关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却有所见。
从最粗浅的层面言，当不少人开始整体反思一个时段的往昔之时，这“一个时代”大约也就真正成为“历史”了。与张继的观察不同，在“思想”和与其关联密切的“学术”方面，民初中国实际处在一个典范转移的时期。最明显的一个表征，便是许多时人动辄曰“近三百年”、“三百年来”的称谓来表述刚刚过去的昨天②。不论表述者自觉不自觉，时人有意无意间已感到思想学术等“世风”到了该做总结的时候了。
这方面梁启超仍然是开风气者，他在1923-1924年间开出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课程，随即出版了同名的讲义③。此后蒋维乔、钱穆、龙榆生等人的思想史、学术史以及词选，也都沿其例冠以“近三百年”④。词选不必论，在学术史思想史方面，后来影响最大而多次再版者，则为梁、钱二氏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早在1902-1904年间即著有《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其中1904年所著的《近世之学术》一部分，约占全文三分之一，已开始通论这一时段的“学术思想”[2]1-104。1920年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字数上比前论扩充一倍有余⑤；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不仅分量大增，立意上也稍别。用他自己的话说：该书旨在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之所以“题目不叫做清代学术”，是“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故“把最近三百年认做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因此，这“也可以说是十七、十八、十九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3]1。
从其三次论述看，最后一语看上去似乎不过由“清代”返回早年的“中国”，但前次表述时还在清季，对一般人而言“中国”与“清朝”基本就是同义词；此时则已在民国，其特意表明“不叫做清代学术”，并用西历之世纪来标举“中国学术史”的时段，在力图表述得更“科学”的同时，多少也有些“去清朝化”的涵义在；与近年西方汉学界特别强调“清朝”的“非中国”特色，看上去适成对照，背后的思虑或也有相通之处。
梁启超三次论述的另一变化，即其最初所论是“学术思想”，后两次则仅言“学术”，而不及“思想”。其实他三次所论述的，如其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除具体人、事的去取有差异外，根本观念无大异同[4]1；三者的研究对象基本是一回事，可见明显的继承关系。则晚年梁氏仅言“学术”而不及“思想”，固可能有更加“精密准确”的自觉意识在，但若说其心目中“思想”与“学术”的关系密切到几乎可以混为一谈或融于一炉的程度，大概也差不多⑥。
中国传统本不强调学术分科，今日所谓“思想”与“学术”之分，在清人以及清代以前绝大多数历代学人心中，或根本不存在。故梁启超和钱穆的两本同名著作，一般被视为既存关于清代“学术史”最权威作品，但同时也是清代“思想史”的必读书；若依今日的后见之明看，或许还更多是思想史著作。如李学勤先生以为梁启超书基本是学术史，而钱穆书“便实际上是思想史，而且主要是哲学史”⑦。有意思的是，陆宝千先生晚近所著的《清代思想史》共八章，其以“思想”名者仅二，以“学”名者凡六⑧；故其全书虽以“思想史”名，却明显继承了梁、钱二氏的“学术史”取向，颇值玩味。可知20世纪思想史与学术史著作的“沟通”渊源甚早，影响也相当深远。
马克思主义史家侯外庐关于这一时段学术思想的研究是另一个明显的例子，侯先生先出版了两大本《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⑨，其书名与梁、钱二书接近。其后此书屡有改易，然1949年后各版本虽多在前书的基础上改写，却明显越来越偏重于接近“哲学”一线的“思想”，而原较注重的“学说”反倒淡化了（这或许是受到苏联学术倾向的影响）；后出各衍生版皆无“学说”二字，多称为“思想史”，甚至有径名为“哲学史”者。如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便是在前书基础上补充修改而成，不过略去了鸦片战争以后的原第三编。这一修改本后来成为侯先生主持的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中的第五卷。侯先生晚年回顾该卷的修订说他“主要着力于增补鸦片战争前清代社会史的论述：十七世纪启蒙思想之赖以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的背景，以及十八世纪汉学兴起和十九世纪上半思潮变向的社会根源”[5]。
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侯外庐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所论时段从鸦片战争前夕的龚自珍思想到五四时期。1993年侯先生去世后，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由黄宣民校订的侯著《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内容基本是原来《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被略去的第三编。后者不仅在书名上从“哲学”回归到“思想”，且开篇即论康有为，黄先生以为体现了侯氏独特的历史分期观点，即学术思想史的分期和社会、政治史可以有不同，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标志的中国近代史可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作为开端，而具有近代意义的早期启蒙思想史可以上溯到明清之际，完整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则应该从康有为开始⑩。
然而，部分或因其后来偏重“哲学”的倾向，侯书各版在近世学术史领域的影响不甚显著（以下所说的“学术史”，基本在前述与“思想史”互通的意义之上）。最明显的例子是同样以马克思主义取向治清代学术史的陈祖武先生到20世纪末尚不甚注意侯先生的著作，他在1995年总结近人治清代学术史的成绩说：
近人治清代学术史，章太炎、梁任公、钱宾四三位大师，先后相继，鼎足而成。太炎先生辟除榛莽，开风气之先声，首倡之功，最可纪念。任公先生大刀阔斧，建树尤多，所获已掩前哲而上。宾四先生深入底蕴，精进不已，独以深邃见识而得真髓。学如积薪，后来居上。以此而论章、梁、钱三位大师之清代学术史研究，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总其成者无疑当属钱宾四先生。[6]该文收入陈先生1999年出版的著作中，那时陈先生进入清代学术史领域已20年，所论尚不及侯著。差不多10年后，他有了新的认识，以为“侯外庐先生继诸位大师而起，博采众长，融为我有，复以其深厚的史学素养和理论功底，掩众贤而上，将研究向前推进”(11)。这里的“掩众贤而上”基本是前面“掩前哲而上”的再表述，大致把此前对梁启超、钱穆的评价转赠于侯外庐。这一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见解转变或较多体现了一位作者的读书历程，惟其专业恰是清代学术史，似仍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侯著在特定领域里的影响范围。
这样，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清代学术史”或“近三百年学术史”领域里影响最大的是梁、钱二氏的同名著作，或不为过。问题是，晚清道咸以后学风有明显转变，梁、钱两著虽在内容的处理、侧重的面相以及风格、识见等方面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例如梁偏汉学而钱近宋学），但基本不出“务为前人所不为”的道咸“新学”之大范围，故皆可以说是道咸以来“新学”一线的产物。以“读书必先识字”为表征的乾嘉汉学正宗一线，虽因章太炎等恰好身与反清革命而使章门弟子在民初的北京大学文科中一度处于控制地位，在这特定的研究领域中，影响反而小得多。
我们的人文学领域长期以来有重专著轻论文的传统，尽管目前受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影响，已出现偏重学术论文的倾向（部分也因近年著作出版太滥），大体上著作的影响仍非论文可比。其实章太炎和刘师培就写过相当精彩的论文总结清代学术，却并未写出长篇著作。民初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北大新学人虽对清代学术相当看重，尤其顾颉刚更有长期的准备，却因种种原因未产生篇幅较大的著作，仅写出一些散篇文章。稍后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清代学术似较新文化人更为关注，前引侯外庐的《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便可视为代表作，然而实际的情形是侯著的影响不够广泛。结果，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一领域的基本参考书便长期为道咸“新学”的观念所占据，后学无形中也更受此派观念的影响。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即丘为君先生总结出的20世纪“对清代思想史研究具有深远影响的三个重要理论”，分别是梁启超与胡适的“理学反动说”、钱穆的“每转益进说”和余英时先生的“内在理路说”。丘先生以为，尽管“理学反动说”影响相当广泛，也确有其价值；若从长时段来考察中国学术思想的流变，后二说更有高瞻远瞩之气象[7]。这一判断是否确切是一回事，但章太炎和刘师培的论述显然不在其所论范围之内。
论者或曰，梁、钱二书有相当显著的不同，而钱先生自己后来明言，他当初在北大讲授“近三百年学术史”一课是有意为之，盖“因与任公意见相异，故特开此课程，自编讲义”。且因其与梁开同样的课而论述不同，一时颇受注目[8]。这样，要说两书都在道咸“新学”之大范围内，似乎有些勉强。这就需要对道咸“新学”进行简单的考察。
王国维指出：清代学术凡三变，以国初、乾嘉、与道咸三点分成三个时段。其各自的特征为：“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具体到治学内容的变化，道咸以降之学即“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王氏强调，虽然道咸以降之学基本为国初与乾嘉“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但因时代政治风俗之变，特别是国势不振的大语境促成了“变革一切”的愿望，故时人治学“颇不循国初及乾嘉诸老为学之成法”，而“务为前人所不为”[9]。
这一趋势到光绪年间变得更明显，张之洞在戊戌年曾有一首题为《学术》的诗：“理乱寻源学术乖，父雠子劫有由来。刘郎不叹多葵麦，只恨荆榛满路栽。”其自注说：“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10]诗中刘郎指刘逢禄，张氏并非所谓汉学家，但对经今文学兴起而导致的学术变化，显然不满意。所谓“务为前人所不为”，实即处处与此前居于正统的乾嘉问学路径反其道而行之，颇有些胡适所谓“正统”崩坏、“异军”复活的气象(12)。
张之洞观察到的“经学讲公羊”是道咸“新学”的一个主要特点，经古文学与经今文学的区分和不同点甚多(13)，但最基本的或许是以何种方式“见道”这一儒家关怀的根本问题：一主张读书先识字，字义明而经义明；一主张体会经之微言大义。冯友兰曾提出，清代之今文经学家所讲的义理之学“大与道学家不同”，盖“其所讨论之问题，与道学家所讨论者”有别[11]1010。但寻求微言大义的今文家与偏重“义理”的宋学及诸子学仍有共性，钱穆就注意到，今文家宋翔凤晚年“深推两宋道学，以程朱与董仲舒并尊”[12]528。从社会史视角看三者在晚清并起，非常值得玩味(14)。
晚近言学术史者对今文家的态度差异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据此常可看出立言者的立场。一般情形下，受道咸“新学”影响者在经学中基本平等看待古文今文，甚或更重今文，这方面梁启超表现得更明显。而偏于古文一边的，则通常对乾嘉时的今文家尚承认其有所得，对道咸以后的今文家便多斥责其把学术搞乱。而章太炎等之所以反对今文家，除今古文家派意识外，也因他们特别不欣赏康有为引进西人宗教观念以树孔教之“创新意识”。戊戌前一年，章太炎便因“酒醉失言，诋康长素教匪；为康党所闻，来与枚叔斗辨，至挥拳”[13]。
当然，这部分也因章太炎向来主张“说经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适今”，而以为“通经致用，特汉儒所以干禄”[13]。不过，他们这样说汉儒，多少也有些倒放电影的意思，因章太炎、刘师培等论清代学术时基本已确立反满革命的观念，所以特别注意士人对入主之异朝的态度。在他们看来，清初李光地等理学名臣和后来提倡“经世致用”的今文家在这方面有共同之处，其实都不脱“干禄”之意。刘师培指出：主汉学者多不仕或仕而不显，而“经世之学，假高名以营利；义理之学，借道德以沽名。卑者视为利禄之途，高者用为利权之饵。外逞匡时化俗之谈，然实不副名”(15)。受汉学家影响的邓实也认为，道咸以降之今文家不过“外托今文以自尊，而实则思假其术以干贵人、觊权位而已”(16)。平心而论，道咸以降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转变即因内忧外患而促成经世之学的兴起，今文家更多涉及时政与这一外在的现实直接相关，其希望“干贵人、觊权位”也不过是“得君行道”这一传统的自然发展。
而且，在基本不涉政治的学术领域，经今文学的兴起也可以说是顺流而上自然产生的。相对偏于经古文学的叶德辉便说：“学既有争，变亦无已……有汉学之攘宋，必有西汉之攘东汉。吾恐异日必更有以战国诸子之学攘西汉者矣。”[14]而相对偏于今文学的蒙文通后来也说：“近三百年来的学术，可以说全是复古运动，愈讲愈精，也愈复愈古，恰似拾级而登的样子。”[15]两人一从学术竞争的角度看问题，一从正面解释，都大体指明了学者关注的典籍对象日益近古这一清代学术发展趋势。若承认今文家所处理的典籍更近古这一事实，则今文学不仅不差，还可能是更有所见的正统，故受道咸“新学”影响者通常会更正面地论述今文学与古文学的衔接，而章太炎等则务必从很多方面将道咸以后的今文学斥为把学术搞乱的“异端”(17)。
道咸“新学”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崇宋学，那时不仅经今文学凸显而出，宋学也在各领域得到不同程度的复兴：乾嘉时被压倒的理学在咸同时期可见明显的复苏，颇讲义理的曾国藩等人影响了不止一代人；推重唐宋“八大家”的桐城文派也借曾氏而复兴；诗坛出现的“同光体”，其最大特点就是尊宋诗（部分当然因为宋诗确比唐诗书卷气重，或可说更士大夫化），其影响直至今人钱锤书。可以说，推崇宋代是道咸以后的一个基本风气。
严复以为，读史“当留心细察古今社会异同之点”，而赵宋一朝是古今变革之中枢。故若“研究人心风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16]。陈寅恪后来也说：“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论断；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17]这一到民国仍余波荡漾的“新宋学”，正可为“道咸以降之学新”作注。
在推崇宋学倾向方面，钱穆比梁启超更明显。钱著一开始就说“不知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平汉宋之是非”；更进而说“道咸以下，则汉宋兼采之说渐盛，抑且多尊宋贬汉，对乾嘉为平反者。故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12]自序1、正文1。但学界对钱先生关于清学的论述有些误解，很多人都将其《清儒学案》（书之全稿遗失，其序尚存）与其《近三百年学术史》合而并论。其实两者固有可以共论的关联之处，也明显侧重不同，不能完全混同讨论。盖《清儒学案》系承接《明儒学案》之传统循流而下，自然以理学家派为归依。而《近三百年学术史》虽也强调宋学的重要，究竟是在讨论“中国学术史”，所照顾的面要宽许多。钱先生对二者异同的处理是有分寸的，惜少有知音(18)。
正因道咸“新学”有“务为前人所不为”的特点，复因道咸以后出现一股日益增强的“调和汉宋”趋势，宋学、汉学的范围和指谓从清季起便开始出现疑问，入民国后开始由怀疑转否定，连柳诒徵这样被视为“守旧”者，也说“汉学宋学两名词，皆不成为学术之名”(19)。近年治史提倡“创新”，一些人常以后见之明重新“发现”昔之所无，或以现代眼光“径改”昔人之向背，此风益盛。其实温故而后能知新，诸如古文今文、汉学宋学、吴派皖派等昔人分类，当时都至少存在上百年，一般人均能理解其所指，少有质疑（偶有质疑者也不过以为其说不准确，显然是在了解其通常指谓的基础上提出疑问）(20)。今日读书，对上述分类应尽可能承认接受，不过当辨明是何人在何时、何种情形下所使用，因何要如此区分，则史学之目的达矣。尤其“汉学”一词，在清中叶以后，很长时间里基本指乾嘉时兴起的朴学或经古文学（两者不全相同）；后来兴起的经今文学，严格说当然也是汉代之学，但昔人不如此说，则学术史著亦当顺应昔人表述习惯（本文中除非专门指出，经今文学一般不作“汉学”论）。
上一辈学者中，周予同比较明确地注意这一点。他在早年斥责当时“乌烟瘴气的学术界”——尤其是所谓“国学家”——时便说：“他们连经史不分，汉宋学不分，今古文不分，他们只觉得一个完全无缺的所谓国粹也者在面前发毫光。”其晚年所讲经学史，也基本接受章太炎的说法，把清中期的经学家分为吴、皖二派[18]609。且周先生是少数讲近三百年学术史而特别注意章太炎学说者，他曾两次列举清代学术的参考文献，均强调章太炎的《检论·清儒》一文“很重要”，若“要了解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一定要读这篇《清儒》，它是清代学术的概论”[18]836-837。
周先生也一再指出梁启超论清代学术很受章太炎的影响。他一则说梁启超“论述近三百年学术史，实在是从章太炎《清儒》那里来的”；再则说“梁氏两书取于章氏、刘氏的著作”。这里的刘氏即刘师培，周先生第一次举参考文献不及刘文，第二次则包括了刘师培的《清儒得失论》和《近代汉学变迁论》，所以梁启超所“继承”的也由章而延伸到刘。有意思的是，周先生也两次列举了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但第一次列举把钱著置入“附”一类，说“这部书还是可以参考的”，显然略带保留（第二次未作解说）[18]900。因此，在“近三百年学术史”领域里真正强调章、刘之说的是周予同，但因其是在通论中提及，并非专论清代学术，所以其主张在这一领域影响不甚广(21)。
当然，梁启超虽受章太炎等影响，但一开始也有不同（如前述对今文经学的处理），而且明显呈现出越来越疏离于汉学立场的趋向。只要比较下面两段对于方东树《汉学商兑》的评论，便可看出差异：
其一，《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其时与惠、戴学树敌者曰桐城派。方东树著《汉学商兑》，抨击不遗余力，其文辞斐然，论锋敏锐，所攻者间亦中症结。虽然，汉学固可议，顾桐城一派，非能议汉学之人，其学亦非惠、戴敌，故往而辄败也。[2]95
其二，《清代学术概论》：
方东树之《汉学商兑》，却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其书成于嘉庆间，正值正统派炙手可热之时，奋然与抗，亦一种革命事业也。其书为宋学辩护处，固多迂旧，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就中指斥言“汉易”者之矫诬，及言典章制度之莫衷一是，尤为知言。后此治汉学者颇欲调和汉宋，如阮元著《性命古训》。陈澧著《汉儒通义》，谓汉儒亦言理学，其《东塾读书记》中有《朱子》一卷，谓朱子亦言考证，盖颇受此书之反响云。[4]69
关于方著击中汉学病症一点，两次所述略同；后一次说其是“一种革命事业”的评价大致也是受当时世风影响，可不必论。重要的是对方著学术影响的不同看法，一曰其学非惠、戴敌，故以失败告终；一曰其余波不绝，后之大儒阮元、陈澧皆颇受此书影响；且后者只见褒扬，全不提失败，与此前所论自不可同日而语。可知梁氏固受章、刘的影响，然日渐疏远，其倾向性亦自有别(22)。
在一定程度上，钱穆也呈现出逐渐疏离于汉学立场的趋向。其早年所撰《国学概论》有“清代考证学”一章，广引章太炎《检论》和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以及胡适当时的新近言论。该书虽说明考证学主要是指乾嘉以后，清初之学不能以考证括之，然仍承认“清初诸儒，正值理学烂败之余，而茁其新生”。其所容纳人物，也与章、梁所论相近，而与后来之《近三百年学术史》颇不同（如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重要朴学人物后俱不存，而新增不少非汉学人物，特别凸显曾国藩的地位等）[19]。可知钱先生也是在治学过程中逐渐偏向宋学一边的。
而清代学术史中汉宋关系至关紧要，以一般所论看，清学以“经学即理学”开端，以“汉宋调和”收尾，则汉学与宋学那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可以说贯穿始终；尤其晚清“汉宋调和”取向是出现在汉学成正统以后，其中相当一些人明显倾向于宋学，不过以“调和”的面貌出现，故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说清学是以反宋学始而以复宋学终(23)。
这里面当然还有更细致的分别，一方面，清初反宋学者所针对的“空疏”等多是明学特征，他们所反的宋学实际更多是明学，以及宋学的陆、王一系，而程、朱一系则所受冲击相对较轻。且如后人所指出的，清人所兴的“汉学”中确有不少程、朱一系特别是朱子系统的“宋学”成分。另一方面，当事人自己的表述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明学连作为反对的目标也不齿及，固体现出分外的轻蔑；然当事人将其作为“宋学”来反，当然也代表他们心目中的“宋学”。同样，道咸以后复兴的宋学与乾嘉诸儒所反对的宋学其实不必是一个宋学，此前之宋学实多为明学，最多也就上溯到宋学的陆、王一系；而此后复兴的宋学则更多是程、朱一系，且愈来愈由程转朱。晚清汉宋调和者及后来民初学者常说清代汉学本是继承宋学，便多是指朱学而言(24)。
傅斯年就曾说：“自今日观之，清代所谓宋学实是明代之官学；而所谓汉学，大体上直是自紫阳至深宁一脉相承之宋学。今人固可有此‘觚不觚’之叹，在当时环境中则不易在此处平心静气。”[20]清人汉学本从朱子一系之宋学所出，也是从清季便存的说法(25)，然傅先生特别区分“今日”的眼光与“当时环境”的歧异，则尤为得体。
一般多以为，清代汉学不长于义理，所以戴震等才不得不“明避宋学之途，暗夺宋学之席”，出入于汉宋两学之间(26)。但冯友兰的看法则相当不同，他虽然也说清代“汉学家之义理之学，表面上虽为反道学，而实则系一部分道学之继续发展”；但同时相当轻视清代的宋学家，认为他们“只传述”，而“少显著的新见解。故讲此时代之哲学，须在所谓汉学家中求之”。冯先生又说，清初诸大儒“皆反宋学，而其所攻击辩论者，多及理学家，而鲜及心学家”[11]974-975。这不啻说清儒所反的是真宋学而非明学，与多数人所见恰相反，怪不得陈寅恪说冯著“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27)。
但冯友兰关于清代汉学与宋学关系的言说也有所本。刘师培已说，清代“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之训故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要例以治群书耳”(28)。换言之，一时代学术的特征当从其所思考所讨论的问题、所依据和处理的典籍、以及所运用的治学方法等方面求之。此意冯氏得之，他特别重视清代汉学家所讨论的问题“仍是宋明道学家所提出之问题；其所据之经典，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仍是宋明道学家所提出之四书”。而清代汉学家对“宋明道学家之问题，能予以较不同的解答；对于宋明道学家所依经典，能予以较不同的解释”[11]1009。若后一点成立，则说清代“哲学”当从汉学中求，而不必从宋学中求，也有所见。这大概也是前引冯氏区分今文家与道学家的一个思想基础。
这样，若就对清代学术至关紧要的汉宋关系言，若把梁、钱二人所见与章太炎和刘师培的见解结合起来看，在章、刘之中，章的汉学立场更坚定，而刘有时稍近宋学；在梁、钱二人中，则梁明显更近于汉学。这样，若将汉学和宋学置于左右两端而以图形表示，则从左至右大体呈现出章、刘、梁、钱的顺序。当然，此仅指大的倾向而言，在具体人物、题目的处理上，四人又各有异同。
在人物的去取轻重方面，偏汉学者和偏道咸“新学”者之间常有一些较大的差异，章学诚就是一个显例。章太炎、刘师培对章学诚都是一笔带过，评价也不甚高。虽然太炎私下也说他自己“之于实斋，亦犹康成之于仲师，同宗大儒，明理典籍，宗仰子骏，如晦见明，私心倾向久矣”；但若以章学诚与戴震比，则两人相去甚远，即使在章学诚擅长的史学方面，他也认为“实斋实未作史，徒为郡邑志乘，固无待高引古义；试作通史，然后知戴氏之学，弥仑万有”[21]。按郑众和郑玄虽有先郑、后郑之称，而后郑之学固过于先郑；太炎以郑玄自居，而以郑众拟实斋，在自负之余，已知其对章学诚的看法实不能有多高。在更正式的著述中，他在《訄书·清儒》中说“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过《史通》”；到《检论·清儒》中则改为“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近《史通》”。从“卓约过《史通》”到“近《史通》”，可见其评价是后而益低(29)。而刘师培在《近儒学术统系论》中也不过说章学诚“亦熟于文献，既乃杂治史例，上追刘子玄、郑樵之传，区别古籍，因流溯源，以穷其派别”。在《清儒得失论》中更仅将章学诚列入戴震交游范围之内，以“章氏达于史例”一句带过。
在梁启超和钱穆的书中，章学诚的地位就高太多了。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有一段专论章学诚，视其为清学全盛期与蜕分期之间一“重要人物”。这一段文字的分量虽不多，在另一处又说其“著《文史通义》，学识在刘知几、郑樵上”[4]69-70,18，已是相当高的评价了。梁氏《近三百年学术史》因实际未曾以章节论及清中叶人物，所以不知其将如何专论章学诚。但他把章学诚和全祖望并列为“浙东一派领袖人物”，又说“乾嘉诸老中有三两位——如戴东原、焦里堂、章实斋等，都有他们自己的哲学，超乎考证学以上”，并表示这些内容“待下文再讲”，可知其原拟较详细地讨论章学诚的“哲学”。至于史学，梁氏更明言章学诚是“清代唯一之史学大师”，其地位已至高无上了[3]22-24,304。而钱穆尊章更甚，在其全书以人物领衔的十三章正文中，章学诚就占了一章，与戴震同等(30)。
除人物处置外，四人论清学史还有一隐而不显的差别，即经史之分，在叙述晚清一段时尤其明显。四人中最年轻的钱穆已经不在科举时代成长，所以连带着对经学的疏离也较远(31)。与其他三人所论大体不离经学统系不同，钱先生在解释晚清学术演变时，特重曾国藩，专列一章进行论述。从今人眼光看，明显可见偏重思想史甚于学术史的意味。曾氏在同时代人中的全方位影响确难有匹敌，其学术修为，在其自己界定的义理、辞章、考据、经济（经世）四项中可说已占其三，独第三项“考据”无大贡献，故凡以经学为基础论清学者便很少语及这位从史学角度看不能不述的人物。
梁启超在相当程度上亦然。虽然晚清学术演变与经今文学的兴起密切相关，而明显亲今文学的梁氏所重除康有为外，所陈述的也是谭嗣同等“思想人物”，与章太炎所标举的大不相同。太炎在《说林下》中论“近世经师”说：
研精故训而不支，博考事实而不乱，文理密察，发前修所未见，每下一义，泰山不移，若德清俞先生、定海黄以周、瑞安孙诒让，此其上也；守一家之学，为之疏通证明，文句隐没，钩深而致之显，上比伯渊，下规凤喈，若善化皮锡瑞，此其次也；己无心得，亦无以发前人隐义，而通知法式，能辨真妄，比辑章句，秩如有条，不滥以俗儒狂夫之说，若长沙王先谦，此其次也；高论西汉而谬于实证，侈谈大义而杂以夸言，务为华妙，以悦文人，相其文质，不出辞人说经之域，若丹徒庄忠棫、湘潭王闿运，又其次也。归命素王，以其言为无不包络，未来之事，如占蓍龟，瀛海之大，如观掌上；其说经也，略法今文，而不通其条贯，一字之近于译文者，以为重宝，使经典为图书符命，若井研廖平，又其次也。[22]
且不论太炎对各人的评价，凡能入其法眼而能被提及者，不管是褒是贬，都是其人学术地位的体现。这些人中与今文学近者多，而所处地域则相当大部分在湖南、四川，精准地描述了清季学术的走向。可见章氏虽十分不喜晚清今文家，但观察学术脉络和走向仍相当平正，不以个人喜好为取舍（其个人观感多以评议中的痛下针砭来表现），颇有分寸。与他人论晚清“学术”者多见“思想”和“起而行”者的表现，实不可同日而语。
基本上，经学背景愈深厚者所论愈近于章太炎的观察。刘师培论晚清学术也注意到今文学由湖南向四川的走向，惟所述人物不及章太炎周详(32)。另一位比较能综合章、刘等汉学倾向和道咸“新学”倾向双方研究成绩的是侯外庐，他对晚清的处理也是重“思想”甚于“学术”。有意思的是，侯著在结构等方面颇近钱穆的《国学概论》和《近三百年学术史》，然其较多引用章太炎和梁启超，基本不提钱著(33)。当然，侯著与钱著的相近，也可能因为两人俱无什么经学背景，所以常能无家派观念，然又皆偏重“义理”，有时甚或是从民国的趋新观念反观晚清，故章太炎注意到的“旧”学人物他们都视而不见。
另一方面，也不能过分强调章、刘等与道咸“新学”一系的歧异之处，这两种看似不同甚或对立的取向在不少方面也有相通甚至共同之处。例如倒放电影的倾向，便是章、刘、梁、钱所共同的。他们多少都受到清季革命党观念的影响，对清初的理学名臣或视而不见、几乎不提，或极力贬斥。当然，这方面各人受影响的程度不同，相对而言，较年轻也明显尊崇宋学的钱穆对清初理学名臣的包容要超过上面三人。同时，道咸以降的学问大家，即使是宗“汉学”者，也都特别讲究“义理”。章太炎自己就说，“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不能不讲求小学；但更“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他也曾批评清儒治诸子“惟有训诂，未有明其义理”之不足(34)。强调义理的重要在语言文字之上，并因此而高看诸子，这恐怕是以文字训诂见道的乾嘉汉学家很少想到的问题(35)。
无论如何，在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没有被充分结合进学术史研究之前，我们对清代或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都有些偏颇。正因显带倾向性的梁、钱二著长期成为清代学术史的权威参考书，对这一时段学术的一些基本的看法不仅可能有偏向，且有些偏颇的看法已渐成流行的观念，甚至接近众皆认可的程度了。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当然不必回到清人“汉宋、今古”一类的藩篱之中，但把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则是非常必要的，也有利于后人在此基础上写出更具包容性的清代学术史论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体会学界之所需，请徐亮工先生整理出这本《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研究这一时段学术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我所知，本书筹备选编已有数年，处理是相当审慎的。本书同时辑入邓实在《国粹学报》上论述清学的两文，甚有见地。盖邓实从简朝亮学，是朱次琦一脉，本所谓“调和汉宋”一线的学人。因乾嘉汉学的积威到晚清尚余波未息，一般“调和汉宋”者实多偏宋，朱氏在这方面尤其明显。然其学传到简朝亮已朝相反的倾向发展，钱穆就注意到，朱次琦“论学，在当时要为孤掌之鸣。从学有简朝亮最著，然似未能承其学，仍是乾嘉经学余绪耳”[23]。这是相当准确的观察，故邓实虽属“调和汉宋”一脉，实则更偏于汉学。
按照梁启超的“三百年”的定义，上包括晚明而下进入民国，即将民初10多年也包括在内。而章、刘所论，均少及民国学术。本书附录另收入樊少泉（抗父）的《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一文，多少弥补了这一遗憾[24]。樊氏一文作于1922年，他是当时少数能兼顾新旧治学取向之成就者。其所论虽名为“旧学”，实际不仅述及王先谦当时整理旧籍的新成绩和柯劭忞的《新元史》等，更主要表彰了罗振玉和王国维在那时开新的面相(36)。该文叙述的很多内容明显在“20世纪新史学”范围之内，而今人讲20世纪“新史学”却常忽略这些内容，更增加了本文在学术史上的参考价值。
胡适在整理国故时期也有好几篇与清代学术相关的论文，应该参考。还可以参考的，则是当年北大两位学生在1919年的见解，即傅斯年的《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25]和顾颉刚的《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26]；后者虽然出版时间甚晚，也作于1919年。与胡适一样，两人都承认清代学术有接近科学的一面。傅先生更多是遵循旧体系而出新，尤其侧重清学的“文艺复兴”一面；顾先生则有较多体现时代风采的个人“裁断”，常跳出往昔的汉宋、今古等区分。两人都有些超出梁、钱二书也不同于章、刘之文的重要见解。
傅斯年当年曾说：康有为和章太炎代表了清代学问的结束期，这一时期非常重要，“中国人的思想到了这时期，已经把‘孔子及真理’一条信条摇动了，已经临于绝境，必须有急转直下的趋向了；古文学今文学已经成就了精密的系统，不能有大体的增加了；又当西洋学问渐渐入中国，相逢之下，此消彼长的时机已熟了。所以这个时期竟可说是中国近代文化转移的枢纽。这个以前，是中国的学艺复兴时代；这个以后，便要是中国学艺的再造时代”[25]。傅先生说此话已经过了八九十年，不论他所论是否确切，今人的确应该进入“中国学艺的再造时代”了。学术的再造只能走温故知新的路，本书便是温故的好帮手。全书集大家之言，定会成为这一领域长期持续的主要参考书。
［收稿日期］2006-06-12
注释：
①这是那一代人常思考的问题，如梁启超便曾说，“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1904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38页）。但他随后就更强调“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皆其子孙”（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59页）。类似的思虑曾经缠绕着许多近代读书人，从“新民”到“新文化”再到“新生活”等的持续努力与此密切相关，此不赘。
②胡适就是其中的一个，他那时讲话写文章很爱使用的时代分段就是三百年，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中华书局，2006年，160-161页。
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以下径引书名）。此书较好的版本是朱维铮校注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中所收者，惜亦增添了少许“现代”手书之误。
④蒋维乔：《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我所用的是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重印本）；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有意思的对比是，当年讨论政治军事外交的则常用“近三十年”、“近百年”这样的时代分段，如上海太平洋书店在1930年便出版了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后扩充为《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和刘彦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当然，这只是就倾向而言，如稍后郭湛波便有《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后扩充为《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大北书局，1935年）。
⑤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按《近世之学术》约25,000字，《清代学术概论》则已略超过55,000字。
⑥梁启超早年在与人讨论时，似乎以为若写“哲学史”便当选择性地论述那些“完全”而“有条理”的思想，若讨论“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则必须述及所有“在其时代占势力”而“可以代表一时代一地方之思想者”，而不必计其优劣。则其论“思想”或更重其社会影响。参见梁启超：《〈周末学术余议〉识语》（1902年），《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夏晓虹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4-105页。
⑦李先生的原话是：“梁任公的《清代学术概论》，以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真是覆盖了中国学术的方方面面，使我们看到学术史应当是怎样的规模。后来的一些书，包括大家熟悉的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便实际上是思想史，而且主要是哲学史了。站在今天的高度上，接续梁启超的学术史研究事业，是当前学术界应该承担的责任。”参见《怎样重写学术史（笔谈）》，《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10月3日，5版。
⑧我所用的是台北广文书局1983年3版。
⑨原名《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重庆三友书店1944-1945年初版；我所用的是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修订版，上下册。
⑩参见黄宣民为其校订的侯外庐著《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一书撰写的《后记》。
(11)陈祖武、朱彤：《乾嘉学派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674-675页。本文所引部分为陈先生所写。
(12)胡适的原话是“‘正统’的崩坏，‘异军’的复活”。参见“胡适致钱玄同”，1932年5月10日，引在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198页。
(13)现在也有学者认为经学中本无此区分，都是后人所造出。从纯“科学”分析的角度看，固然也可以就此探讨，但那样必先严格界定何为“经学”，然后据此定义以倒衡古人。若从史学眼光看，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有相当数量的学人有此看法，就是历史事实，不宜无视昔人实际认知的存在。
(14)这个问题所涉甚宽，只能另文展开讨论。一些初步的探讨，可参阅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302-375页。
(15)参见《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出，我看到的是初期校样，尚未定稿，以下所引此书均不注页码）所收的章太炎：《与吴检斋论清代学术书》、刘师培：《清儒得失论》。
(16)参见《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所收邓实的《国学今论》，原刊《国粹学报》第1年第4期。
(17)类似思路入民国后仍持续，一度兴盛的“古史辨”派便上接今文家脉，而章氏弟子孙思昉（至诚）代其师指出：“康南海《新学伪经考》出，则群经之可读者鲜矣；崔适之《史记探源》出，则史之可读者鲜矣。近之以尧舜神禹为虚造者，实自康、崔诸为今文学者启之。”参见徐一士：《一士类稿·太炎弟子论述师说》，见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2)，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105页。
(18)有意思的是，今人不能领会钱穆的分寸感，部分可能还是受梁启超的影响。梁启超在1904年说，“《明儒学案》六十二卷，为一代儒林薮，尚矣；非徒讲学之圭臬，抑亦史界一新纪元也。学之有史，自梨洲始”（《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82页）。后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又说，清代“史学之祖当推宗羲，所著《明儒学案》，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清代学术概论》，17页）。其实《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更多是理学书而非史学书，在论述理学特别是其学脉时自不能不述及家派，然其本身未必是今人所认知的“学术史”。惟梁氏影响力甚广，后人追而随之，自不容易看出钱穆的分寸感了。
(19)按他所谓学术的“正确名词”，不过依据外来学术分类的“性质”而定。参见柳诒徵（讲演，赵万里、王汉记）：《汉学与宋学》，东南大学、南京高师国学研究会编《国学研究会演讲录》，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84-90页（本文承徐雁平君代为复制，谨此致谢）。柳诒徵的学术取向比较特殊，有时他也以更“保守”的态度批评章太炎破坏传统，也有稍偏于道咸“新学”一系的意味。同时他也不满梁启超对清代学术的见解，有些后来得到传播的观念，如顾炎武非清学之开山，在很多方面不过是继承明学的说法，似即为柳氏最先进行系统论述（参见柳诒徵：《顾氏学述》，原刊《学衡》1922年5期，收入《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柳曾符、柳定生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此说对钱穆有明显的影响，盖可证清学不仅非明学之“反动”，而且是其承接者。今人有把柳诒徵的观念算作钱穆之创获者，不知钱著乃教科书，所以基本不提他人言说出处；若专论钱先生述清学之成绩，便当多读书而后知何为因何为创也。
(20)反倒是今人爱说的“扬州学派”，才是晚出之说。如《清代扬州学记》的作者张舜徽所说：“近人研究清代学术史的，莫不认为‘汉学’兴起时有吴、皖二派。……很少有人注意到扬州学者们在清代学术界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广陵书社，2004年，2页。观张氏书中所论，俱为人人提到的清代大儒，从未被忽视；则所谓“很少有人注意到”，实即“扬州学派”一说基本不存于昔人心中也。
(21)近年朱维铮先生的著述颇申其师说，发扬而光大之，渐有改变风尚的趋向。其实朱先生是《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言最合适的撰人，我也曾数次向出版社建议敦请朱先生主此事，上海古籍社似与朱先生联络较密切，云其文债积累已太多，恐难有余力及此，这是很可惜的。
(22)按：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颇有些新颖特别的见解，如他特别关注到当时“学者社会”之状况（书中两次提及“学者社会”），并据此而讨论学术的发展。这在今日也还属于“新说”一类，梁氏则很早见及，其眼光犀利，确过常人。惟此书本为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之序，而梁、蒋二氏在游欧期间曾一起听法国人讲欧洲文艺复兴（蒋著即本该系列演讲而成），也不排除这一视角受到法国人影响，至少西方文艺复兴是他心目中的参照系；如梁氏也特别注意到清之考证学“运动热度最高时，可以举全社会各部分之人人，悉参加于此运动”；因此，对考证学之发达产生助力者包括各类看似与学问无关之人，他当时心中所思的，便是其“与南欧巨室豪贾之于文艺复兴，若合符契”（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66-67页）。
(23)这也只是就一个主要倾向而言，如周予同就更侧重晚清今文学的兴起，以为“初期清学是反明代之学而复于汉唐之学，中期是反唐宋之学而复于汉学，后期是反东汉经学而复于西汉经学”。参见其《中国经学史讲义》，《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903页。
(24)民初宋学重新得到提倡，然时人所说的宋学，又未必侧重理学，颇值得玩味。不过，说清儒的考据式汉学实出于宋学者，多未重视传经与传道的区别。盖传经者不敢疑经，甚至不敢疑汉儒的“传”（读若zhuan），其重在经之“传承”；传道者以道为贵，无所谓经、无所谓传；只要自己悟道，不仅连经也敢疑，天下事无不可疑（当然不一定要疑）。因此，说宋儒已开考据之先河是不错的，说清儒在这方面继承宋儒也不错；但若说清儒之汉学即朱子一脉的宋学，则在基本精神上忽视了基本不疑经的清儒与敢于疑经的朱熹等宋人的区别。
(25)如叶德辉就认为清代汉学是从“宋学”中化出，他说：“国初巨儒如顾亭林、阎百诗诸先生，其初皆出于宋学，而兼为训诂考订之事，遂为汉学之胚胎。汉学之名，古无有也。倡之者三惠，成之者江慎修、戴东原。然此数君，皆未化宋学之迹者也。”叶氏收藏有戴震《诗经补注》原稿，其中“采宋人说最多”，只不过后来刊刻的戴氏遗书及学海堂本将这些内容“皆删去”。故他认为：后来有调和汉宋学派这一取向的出现，即因“乾嘉诸儒，晚年亦侵［浸？］宋学”。像戴震、孙星衍、阮元等，“皆明避宋学之途，暗夺宋学之席”（叶德辉：《郋园书札·与戴宣翘书》，19-20页）。
(26)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344-348页。
(27)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282页。此语在陈先生未必是褒扬，盖多少让人想到他审查冯著上册所说的“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一语（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280页）。
(28)参见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
(29)三文俱见《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章太炎晚年在《救学弊论》中更说章学诚“标举《文史》、《校雠》诸义，陵厉无前，然于《汉·艺文志》儒家所列平原老七篇者误仞为赵公子胜，于是发抒狂语，谓游食者依附为之，乃不悟班氏自注明云朱建；疏略至是，亦何以为校雠之学邪”？
(30)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9章。可资对比的是，乾嘉大儒钱大昕，在钱书中几乎不曾齿及；而一般认为清代汉学吴派开山者的惠栋，也只不过附在戴震一章里略作讨论（按刘师培在《近代汉学变迁论》中，已在讨论第二期征实派时将“惠氏之治《易》”附论于其所论“江、戴之学”一段中）。
(31)许多反对科举的人都以为昔年考试并不以真学问为重，故影响了学术的发展；其实在“名教”尚起作用的时代，科举与学术的关系非常微妙，学术本身自有其有形无形的“权势”（包括社会权势和学术权势）在，与科举并存而互动。章太炎在1910年说，“科举文辞至腐朽，得科举者，犹自知不为成学。入官以后，尚往往理群籍、质通人。故书数之艺、六籍之故、史志之守、性命之学，不因以蠹败；或乃乘时间出，有愈于前”（章太炎：《程师》，《章太炎全集》，第4卷，139-140页）。此见甚高，学问一道的“话语权势”主要不在科举，然两者也有互补的一面。故科举的社会功能主要确为官吏养成所和绅士制造所，而学之高下则自有“学界”圈内的定评，虽受学术以外的“势”所影响，终不能全为其左右。此问题这里不能展开，当另文探讨。
(32)参见《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所收《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近代汉学变迁论》中相关内容。
(33)若论及道咸“新学”那“务为前人所不为”的特点，侯外庐与梁启超一样明显。梁氏最能与时俱进，常以倒放电影的方式反观往昔，如其特别重视清儒在算学等方面的科学进展，关注早期注音字母的产生等，似均过分强调了这些因素在当时学术中的地位和影响。他也爱以西学比附中学，使用诸如文艺复兴一类说法来表述清代学术。这方面侯外庐颇类似，他所引进的“启蒙”观念是他论述近三百年学术思想的主轴。
(34)章太炎：《致国粹学报书》（1909年），《章太炎政论选集》，497页。按太炎对诸子学的态度是有转变的，他在《致国粹学报书》中尚认为“甄明理学，此可为道德之训言（即伦理学），不足为真理之归趣……惟诸子能起近人之废”。然他当时也已指出，若“提倡者欲令分析至精，而苟弄笔札者或变为猖狂无验之词”（同前书，498页）。而张之洞早就说过，“道光以来，学人喜以纬书、佛书讲经学；光绪以来，学人尤喜治周秦诸子；其流弊恐有非好学诸君子所及料者”（张之洞：《劝学篇·宗经》，《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556页）。章氏晚年在苏州办国学讲习会时，即注意到过分强调讲究义理的诸子学的确造成了避实就虚的负面影响，以为“诸子之学，在今日易滋流弊”，只能少讲，故其课程设置“以经为最多”。参见章太炎复李续川书，引在厉鼎煃：《章太炎先生访问记》，《国风》（南京），8卷4期（1936年4月），132页。同样的态度转变也反映在他对自己1906年所著的《诸子学略说》之上，该文确实有些“创新之说”，连胡适在1914年读到也觉其中“多谬妄臆说，不似经师之语”（《胡适日记全编》，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914年9月13日，第1册，484页）。后来太炎手定《章氏丛书》，已不收此文。1922年柳诒徵批评此文“诋孔”，太炎公开表示感谢，懊悔“前声已放，驷不及舌；后虽刊落，反为浅人所取”。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下册，634页。
(35)不过，如余英时师注意到的，戴晚年也说“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与其早年专强调考证不同，两者实相辅相成。参见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三联书店，2004年，74页。
(36)这篇文章论及王国维的新成绩甚多，以至于10多年后金毓黻还在猜这篇文章可能是王国维自己所作。参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1938年10月24日。辽沈书社，1993年，第6册，4240页。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7年03期
【原文出处】《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成都)2006年5期第5～15页
【英文标题】"New Learning" in Daoguang and Xianfeng Period and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Learning in Qing Dynasty: An Introduction to On China's History of Learning in Recent 300 Years
LUO Zhitia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作者简介】罗志田(1952-)，男，重庆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 成都 610064
| 【内容提要】 | 王国维曾以清初、乾嘉、与道咸三点将清代学术分成三个阶段，并以“务为前人所不为”来体现“道咸以后之学新”的特色。晚清学风的明显转变影响到后来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领域里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书基本不出道咸“新学”之大范围，而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反受到忽视，致使我们对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有些偏颇。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应把清代汉学一脉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 Wang Guowei once divided scholarship in Qing Dynasty into three stages based on the chronological order of early Qing, Qianlong and Jiaqing time, Daoguang and Xianfeng period. He emphasized that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new learning after Daoguang and Xianfeng" was embodied in its" devotion to achieve what the predecessors refused to perform." Evidently changed scholarship in late Qing period affects later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learning of Qing Dynasty. In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e most influential books in this field were done by Liao Qichao and Qian Mu bearing the same title China's History of Learning in Recent 300 Years. Both books are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new learning" of Daoguang and Xianfeng time while neglecting the ideas of the Han school of classical philology in Qianlong and Jiaqing time with the result that our acquaintance with and cognition of the" scholarship" of the recent 300 years are rather partial. To systematically clarify and arrange the scholarship of recent 300 years more proportionately and reasonably, we should well collect and emphatically publicize the ideas and statements in the works of Zhang Taiyan, Liu Shipei and other scholars in the line of the Han school of classical philology in Qing Dynasty so that to parallel them with the books of Liang Qichao and Qian Mu as the main reference in the field of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learning in Qing Dynasty. |
新文化运动期间，老革命党人张继曾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中国政体虽变，“戏剧文学仍照满清帝政时代的样子”，可知其“思想仍是历史传来的家庭个人主义”；而“风俗如婚宴丧祭，与非洲的土人相去不远”，可以说“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1]。他所关心的，是思想风俗与政治的关联①。所谓中国“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颇能代表很多老民党对民国代清这一政治鼎革的整体失望，或有些“故意说”的成分。然而张氏关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却有所见。
从最粗浅的层面言，当不少人开始整体反思一个时段的往昔之时，这“一个时代”大约也就真正成为“历史”了。与张继的观察不同，在“思想”和与其关联密切的“学术”方面，民初中国实际处在一个典范转移的时期。最明显的一个表征，便是许多时人动辄曰“近三百年”、“三百年来”的称谓来表述刚刚过去的昨天②。不论表述者自觉不自觉，时人有意无意间已感到思想学术等“世风”到了该做总结的时候了。
这方面梁启超仍然是开风气者，他在1923-1924年间开出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课程，随即出版了同名的讲义③。此后蒋维乔、钱穆、龙榆生等人的思想史、学术史以及词选，也都沿其例冠以“近三百年”④。词选不必论，在学术史思想史方面，后来影响最大而多次再版者，则为梁、钱二氏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早在1902-1904年间即著有《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其中1904年所著的《近世之学术》一部分，约占全文三分之一，已开始通论这一时段的“学术思想”[2]1-104。1920年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字数上比前论扩充一倍有余⑤；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不仅分量大增，立意上也稍别。用他自己的话说：该书旨在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之所以“题目不叫做清代学术”，是“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故“把最近三百年认做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因此，这“也可以说是十七、十八、十九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3]1。
从其三次论述看，最后一语看上去似乎不过由“清代”返回早年的“中国”，但前次表述时还在清季，对一般人而言“中国”与“清朝”基本就是同义词；此时则已在民国，其特意表明“不叫做清代学术”，并用西历之世纪来标举“中国学术史”的时段，在力图表述得更“科学”的同时，多少也有些“去清朝化”的涵义在；与近年西方汉学界特别强调“清朝”的“非中国”特色，看上去适成对照，背后的思虑或也有相通之处。
梁启超三次论述的另一变化，即其最初所论是“学术思想”，后两次则仅言“学术”，而不及“思想”。其实他三次所论述的，如其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除具体人、事的去取有差异外，根本观念无大异同[4]1；三者的研究对象基本是一回事，可见明显的继承关系。则晚年梁氏仅言“学术”而不及“思想”，固可能有更加“精密准确”的自觉意识在，但若说其心目中“思想”与“学术”的关系密切到几乎可以混为一谈或融于一炉的程度，大概也差不多⑥。
中国传统本不强调学术分科，今日所谓“思想”与“学术”之分，在清人以及清代以前绝大多数历代学人心中，或根本不存在。故梁启超和钱穆的两本同名著作，一般被视为既存关于清代“学术史”最权威作品，但同时也是清代“思想史”的必读书；若依今日的后见之明看，或许还更多是思想史著作。如李学勤先生以为梁启超书基本是学术史，而钱穆书“便实际上是思想史，而且主要是哲学史”⑦。有意思的是，陆宝千先生晚近所著的《清代思想史》共八章，其以“思想”名者仅二，以“学”名者凡六⑧；故其全书虽以“思想史”名，却明显继承了梁、钱二氏的“学术史”取向，颇值玩味。可知20世纪思想史与学术史著作的“沟通”渊源甚早，影响也相当深远。
马克思主义史家侯外庐关于这一时段学术思想的研究是另一个明显的例子，侯先生先出版了两大本《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⑨，其书名与梁、钱二书接近。其后此书屡有改易，然1949年后各版本虽多在前书的基础上改写，却明显越来越偏重于接近“哲学”一线的“思想”，而原较注重的“学说”反倒淡化了（这或许是受到苏联学术倾向的影响）；后出各衍生版皆无“学说”二字，多称为“思想史”，甚至有径名为“哲学史”者。如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便是在前书基础上补充修改而成，不过略去了鸦片战争以后的原第三编。这一修改本后来成为侯先生主持的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中的第五卷。侯先生晚年回顾该卷的修订说他“主要着力于增补鸦片战争前清代社会史的论述：十七世纪启蒙思想之赖以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的背景，以及十八世纪汉学兴起和十九世纪上半思潮变向的社会根源”[5]。
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侯外庐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所论时段从鸦片战争前夕的龚自珍思想到五四时期。1993年侯先生去世后，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由黄宣民校订的侯著《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内容基本是原来《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被略去的第三编。后者不仅在书名上从“哲学”回归到“思想”，且开篇即论康有为，黄先生以为体现了侯氏独特的历史分期观点，即学术思想史的分期和社会、政治史可以有不同，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标志的中国近代史可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作为开端，而具有近代意义的早期启蒙思想史可以上溯到明清之际，完整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则应该从康有为开始⑩。
然而，部分或因其后来偏重“哲学”的倾向，侯书各版在近世学术史领域的影响不甚显著（以下所说的“学术史”，基本在前述与“思想史”互通的意义之上）。最明显的例子是同样以马克思主义取向治清代学术史的陈祖武先生到20世纪末尚不甚注意侯先生的著作，他在1995年总结近人治清代学术史的成绩说：
近人治清代学术史，章太炎、梁任公、钱宾四三位大师，先后相继，鼎足而成。太炎先生辟除榛莽，开风气之先声，首倡之功，最可纪念。任公先生大刀阔斧，建树尤多，所获已掩前哲而上。宾四先生深入底蕴，精进不已，独以深邃见识而得真髓。学如积薪，后来居上。以此而论章、梁、钱三位大师之清代学术史研究，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总其成者无疑当属钱宾四先生。[6]该文收入陈先生1999年出版的著作中，那时陈先生进入清代学术史领域已20年，所论尚不及侯著。差不多10年后，他有了新的认识，以为“侯外庐先生继诸位大师而起，博采众长，融为我有，复以其深厚的史学素养和理论功底，掩众贤而上，将研究向前推进”(11)。这里的“掩众贤而上”基本是前面“掩前哲而上”的再表述，大致把此前对梁启超、钱穆的评价转赠于侯外庐。这一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见解转变或较多体现了一位作者的读书历程，惟其专业恰是清代学术史，似仍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侯著在特定领域里的影响范围。
这样，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清代学术史”或“近三百年学术史”领域里影响最大的是梁、钱二氏的同名著作，或不为过。问题是，晚清道咸以后学风有明显转变，梁、钱两著虽在内容的处理、侧重的面相以及风格、识见等方面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例如梁偏汉学而钱近宋学），但基本不出“务为前人所不为”的道咸“新学”之大范围，故皆可以说是道咸以来“新学”一线的产物。以“读书必先识字”为表征的乾嘉汉学正宗一线，虽因章太炎等恰好身与反清革命而使章门弟子在民初的北京大学文科中一度处于控制地位，在这特定的研究领域中，影响反而小得多。
我们的人文学领域长期以来有重专著轻论文的传统，尽管目前受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影响，已出现偏重学术论文的倾向（部分也因近年著作出版太滥），大体上著作的影响仍非论文可比。其实章太炎和刘师培就写过相当精彩的论文总结清代学术，却并未写出长篇著作。民初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北大新学人虽对清代学术相当看重，尤其顾颉刚更有长期的准备，却因种种原因未产生篇幅较大的著作，仅写出一些散篇文章。稍后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清代学术似较新文化人更为关注，前引侯外庐的《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便可视为代表作，然而实际的情形是侯著的影响不够广泛。结果，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一领域的基本参考书便长期为道咸“新学”的观念所占据，后学无形中也更受此派观念的影响。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即丘为君先生总结出的20世纪“对清代思想史研究具有深远影响的三个重要理论”，分别是梁启超与胡适的“理学反动说”、钱穆的“每转益进说”和余英时先生的“内在理路说”。丘先生以为，尽管“理学反动说”影响相当广泛，也确有其价值；若从长时段来考察中国学术思想的流变，后二说更有高瞻远瞩之气象[7]。这一判断是否确切是一回事，但章太炎和刘师培的论述显然不在其所论范围之内。
论者或曰，梁、钱二书有相当显著的不同，而钱先生自己后来明言，他当初在北大讲授“近三百年学术史”一课是有意为之，盖“因与任公意见相异，故特开此课程，自编讲义”。且因其与梁开同样的课而论述不同，一时颇受注目[8]。这样，要说两书都在道咸“新学”之大范围内，似乎有些勉强。这就需要对道咸“新学”进行简单的考察。
王国维指出：清代学术凡三变，以国初、乾嘉、与道咸三点分成三个时段。其各自的特征为：“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具体到治学内容的变化，道咸以降之学即“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王氏强调，虽然道咸以降之学基本为国初与乾嘉“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但因时代政治风俗之变，特别是国势不振的大语境促成了“变革一切”的愿望，故时人治学“颇不循国初及乾嘉诸老为学之成法”，而“务为前人所不为”[9]。
这一趋势到光绪年间变得更明显，张之洞在戊戌年曾有一首题为《学术》的诗：“理乱寻源学术乖，父雠子劫有由来。刘郎不叹多葵麦，只恨荆榛满路栽。”其自注说：“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10]诗中刘郎指刘逢禄，张氏并非所谓汉学家，但对经今文学兴起而导致的学术变化，显然不满意。所谓“务为前人所不为”，实即处处与此前居于正统的乾嘉问学路径反其道而行之，颇有些胡适所谓“正统”崩坏、“异军”复活的气象(12)。
张之洞观察到的“经学讲公羊”是道咸“新学”的一个主要特点，经古文学与经今文学的区分和不同点甚多(13)，但最基本的或许是以何种方式“见道”这一儒家关怀的根本问题：一主张读书先识字，字义明而经义明；一主张体会经之微言大义。冯友兰曾提出，清代之今文经学家所讲的义理之学“大与道学家不同”，盖“其所讨论之问题，与道学家所讨论者”有别[11]1010。但寻求微言大义的今文家与偏重“义理”的宋学及诸子学仍有共性，钱穆就注意到，今文家宋翔凤晚年“深推两宋道学，以程朱与董仲舒并尊”[12]528。从社会史视角看三者在晚清并起，非常值得玩味(14)。
晚近言学术史者对今文家的态度差异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据此常可看出立言者的立场。一般情形下，受道咸“新学”影响者在经学中基本平等看待古文今文，甚或更重今文，这方面梁启超表现得更明显。而偏于古文一边的，则通常对乾嘉时的今文家尚承认其有所得，对道咸以后的今文家便多斥责其把学术搞乱。而章太炎等之所以反对今文家，除今古文家派意识外，也因他们特别不欣赏康有为引进西人宗教观念以树孔教之“创新意识”。戊戌前一年，章太炎便因“酒醉失言，诋康长素教匪；为康党所闻，来与枚叔斗辨，至挥拳”[13]。
当然，这部分也因章太炎向来主张“说经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适今”，而以为“通经致用，特汉儒所以干禄”[13]。不过，他们这样说汉儒，多少也有些倒放电影的意思，因章太炎、刘师培等论清代学术时基本已确立反满革命的观念，所以特别注意士人对入主之异朝的态度。在他们看来，清初李光地等理学名臣和后来提倡“经世致用”的今文家在这方面有共同之处，其实都不脱“干禄”之意。刘师培指出：主汉学者多不仕或仕而不显，而“经世之学，假高名以营利；义理之学，借道德以沽名。卑者视为利禄之途，高者用为利权之饵。外逞匡时化俗之谈，然实不副名”(15)。受汉学家影响的邓实也认为，道咸以降之今文家不过“外托今文以自尊，而实则思假其术以干贵人、觊权位而已”(16)。平心而论，道咸以降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转变即因内忧外患而促成经世之学的兴起，今文家更多涉及时政与这一外在的现实直接相关，其希望“干贵人、觊权位”也不过是“得君行道”这一传统的自然发展。
而且，在基本不涉政治的学术领域，经今文学的兴起也可以说是顺流而上自然产生的。相对偏于经古文学的叶德辉便说：“学既有争，变亦无已……有汉学之攘宋，必有西汉之攘东汉。吾恐异日必更有以战国诸子之学攘西汉者矣。”[14]而相对偏于今文学的蒙文通后来也说：“近三百年来的学术，可以说全是复古运动，愈讲愈精，也愈复愈古，恰似拾级而登的样子。”[15]两人一从学术竞争的角度看问题，一从正面解释，都大体指明了学者关注的典籍对象日益近古这一清代学术发展趋势。若承认今文家所处理的典籍更近古这一事实，则今文学不仅不差，还可能是更有所见的正统，故受道咸“新学”影响者通常会更正面地论述今文学与古文学的衔接，而章太炎等则务必从很多方面将道咸以后的今文学斥为把学术搞乱的“异端”(17)。
道咸“新学”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崇宋学，那时不仅经今文学凸显而出，宋学也在各领域得到不同程度的复兴：乾嘉时被压倒的理学在咸同时期可见明显的复苏，颇讲义理的曾国藩等人影响了不止一代人；推重唐宋“八大家”的桐城文派也借曾氏而复兴；诗坛出现的“同光体”，其最大特点就是尊宋诗（部分当然因为宋诗确比唐诗书卷气重，或可说更士大夫化），其影响直至今人钱锤书。可以说，推崇宋代是道咸以后的一个基本风气。
严复以为，读史“当留心细察古今社会异同之点”，而赵宋一朝是古今变革之中枢。故若“研究人心风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16]。陈寅恪后来也说：“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论断；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17]这一到民国仍余波荡漾的“新宋学”，正可为“道咸以降之学新”作注。
在推崇宋学倾向方面，钱穆比梁启超更明显。钱著一开始就说“不知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平汉宋之是非”；更进而说“道咸以下，则汉宋兼采之说渐盛，抑且多尊宋贬汉，对乾嘉为平反者。故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12]自序1、正文1。但学界对钱先生关于清学的论述有些误解，很多人都将其《清儒学案》（书之全稿遗失，其序尚存）与其《近三百年学术史》合而并论。其实两者固有可以共论的关联之处，也明显侧重不同，不能完全混同讨论。盖《清儒学案》系承接《明儒学案》之传统循流而下，自然以理学家派为归依。而《近三百年学术史》虽也强调宋学的重要，究竟是在讨论“中国学术史”，所照顾的面要宽许多。钱先生对二者异同的处理是有分寸的，惜少有知音(18)。
正因道咸“新学”有“务为前人所不为”的特点，复因道咸以后出现一股日益增强的“调和汉宋”趋势，宋学、汉学的范围和指谓从清季起便开始出现疑问，入民国后开始由怀疑转否定，连柳诒徵这样被视为“守旧”者，也说“汉学宋学两名词，皆不成为学术之名”(19)。近年治史提倡“创新”，一些人常以后见之明重新“发现”昔之所无，或以现代眼光“径改”昔人之向背，此风益盛。其实温故而后能知新，诸如古文今文、汉学宋学、吴派皖派等昔人分类，当时都至少存在上百年，一般人均能理解其所指，少有质疑（偶有质疑者也不过以为其说不准确，显然是在了解其通常指谓的基础上提出疑问）(20)。今日读书，对上述分类应尽可能承认接受，不过当辨明是何人在何时、何种情形下所使用，因何要如此区分，则史学之目的达矣。尤其“汉学”一词，在清中叶以后，很长时间里基本指乾嘉时兴起的朴学或经古文学（两者不全相同）；后来兴起的经今文学，严格说当然也是汉代之学，但昔人不如此说，则学术史著亦当顺应昔人表述习惯（本文中除非专门指出，经今文学一般不作“汉学”论）。
上一辈学者中，周予同比较明确地注意这一点。他在早年斥责当时“乌烟瘴气的学术界”——尤其是所谓“国学家”——时便说：“他们连经史不分，汉宋学不分，今古文不分，他们只觉得一个完全无缺的所谓国粹也者在面前发毫光。”其晚年所讲经学史，也基本接受章太炎的说法，把清中期的经学家分为吴、皖二派[18]609。且周先生是少数讲近三百年学术史而特别注意章太炎学说者，他曾两次列举清代学术的参考文献，均强调章太炎的《检论·清儒》一文“很重要”，若“要了解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一定要读这篇《清儒》，它是清代学术的概论”[18]836-837。
周先生也一再指出梁启超论清代学术很受章太炎的影响。他一则说梁启超“论述近三百年学术史，实在是从章太炎《清儒》那里来的”；再则说“梁氏两书取于章氏、刘氏的著作”。这里的刘氏即刘师培，周先生第一次举参考文献不及刘文，第二次则包括了刘师培的《清儒得失论》和《近代汉学变迁论》，所以梁启超所“继承”的也由章而延伸到刘。有意思的是，周先生也两次列举了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但第一次列举把钱著置入“附”一类，说“这部书还是可以参考的”，显然略带保留（第二次未作解说）[18]900。因此，在“近三百年学术史”领域里真正强调章、刘之说的是周予同，但因其是在通论中提及，并非专论清代学术，所以其主张在这一领域影响不甚广(21)。
当然，梁启超虽受章太炎等影响，但一开始也有不同（如前述对今文经学的处理），而且明显呈现出越来越疏离于汉学立场的趋向。只要比较下面两段对于方东树《汉学商兑》的评论，便可看出差异：
其一，《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其时与惠、戴学树敌者曰桐城派。方东树著《汉学商兑》，抨击不遗余力，其文辞斐然，论锋敏锐，所攻者间亦中症结。虽然，汉学固可议，顾桐城一派，非能议汉学之人，其学亦非惠、戴敌，故往而辄败也。[2]95
其二，《清代学术概论》：
方东树之《汉学商兑》，却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其书成于嘉庆间，正值正统派炙手可热之时，奋然与抗，亦一种革命事业也。其书为宋学辩护处，固多迂旧，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就中指斥言“汉易”者之矫诬，及言典章制度之莫衷一是，尤为知言。后此治汉学者颇欲调和汉宋，如阮元著《性命古训》。陈澧著《汉儒通义》，谓汉儒亦言理学，其《东塾读书记》中有《朱子》一卷，谓朱子亦言考证，盖颇受此书之反响云。[4]69
关于方著击中汉学病症一点，两次所述略同；后一次说其是“一种革命事业”的评价大致也是受当时世风影响，可不必论。重要的是对方著学术影响的不同看法，一曰其学非惠、戴敌，故以失败告终；一曰其余波不绝，后之大儒阮元、陈澧皆颇受此书影响；且后者只见褒扬，全不提失败，与此前所论自不可同日而语。可知梁氏固受章、刘的影响，然日渐疏远，其倾向性亦自有别(22)。
在一定程度上，钱穆也呈现出逐渐疏离于汉学立场的趋向。其早年所撰《国学概论》有“清代考证学”一章，广引章太炎《检论》和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以及胡适当时的新近言论。该书虽说明考证学主要是指乾嘉以后，清初之学不能以考证括之，然仍承认“清初诸儒，正值理学烂败之余，而茁其新生”。其所容纳人物，也与章、梁所论相近，而与后来之《近三百年学术史》颇不同（如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重要朴学人物后俱不存，而新增不少非汉学人物，特别凸显曾国藩的地位等）[19]。可知钱先生也是在治学过程中逐渐偏向宋学一边的。
而清代学术史中汉宋关系至关紧要，以一般所论看，清学以“经学即理学”开端，以“汉宋调和”收尾，则汉学与宋学那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可以说贯穿始终；尤其晚清“汉宋调和”取向是出现在汉学成正统以后，其中相当一些人明显倾向于宋学，不过以“调和”的面貌出现，故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说清学是以反宋学始而以复宋学终(23)。
这里面当然还有更细致的分别，一方面，清初反宋学者所针对的“空疏”等多是明学特征，他们所反的宋学实际更多是明学，以及宋学的陆、王一系，而程、朱一系则所受冲击相对较轻。且如后人所指出的，清人所兴的“汉学”中确有不少程、朱一系特别是朱子系统的“宋学”成分。另一方面，当事人自己的表述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明学连作为反对的目标也不齿及，固体现出分外的轻蔑；然当事人将其作为“宋学”来反，当然也代表他们心目中的“宋学”。同样，道咸以后复兴的宋学与乾嘉诸儒所反对的宋学其实不必是一个宋学，此前之宋学实多为明学，最多也就上溯到宋学的陆、王一系；而此后复兴的宋学则更多是程、朱一系，且愈来愈由程转朱。晚清汉宋调和者及后来民初学者常说清代汉学本是继承宋学，便多是指朱学而言(24)。
傅斯年就曾说：“自今日观之，清代所谓宋学实是明代之官学；而所谓汉学，大体上直是自紫阳至深宁一脉相承之宋学。今人固可有此‘觚不觚’之叹，在当时环境中则不易在此处平心静气。”[20]清人汉学本从朱子一系之宋学所出，也是从清季便存的说法(25)，然傅先生特别区分“今日”的眼光与“当时环境”的歧异，则尤为得体。
一般多以为，清代汉学不长于义理，所以戴震等才不得不“明避宋学之途，暗夺宋学之席”，出入于汉宋两学之间(26)。但冯友兰的看法则相当不同，他虽然也说清代“汉学家之义理之学，表面上虽为反道学，而实则系一部分道学之继续发展”；但同时相当轻视清代的宋学家，认为他们“只传述”，而“少显著的新见解。故讲此时代之哲学，须在所谓汉学家中求之”。冯先生又说，清初诸大儒“皆反宋学，而其所攻击辩论者，多及理学家，而鲜及心学家”[11]974-975。这不啻说清儒所反的是真宋学而非明学，与多数人所见恰相反，怪不得陈寅恪说冯著“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27)。
但冯友兰关于清代汉学与宋学关系的言说也有所本。刘师培已说，清代“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之训故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要例以治群书耳”(28)。换言之，一时代学术的特征当从其所思考所讨论的问题、所依据和处理的典籍、以及所运用的治学方法等方面求之。此意冯氏得之，他特别重视清代汉学家所讨论的问题“仍是宋明道学家所提出之问题；其所据之经典，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仍是宋明道学家所提出之四书”。而清代汉学家对“宋明道学家之问题，能予以较不同的解答；对于宋明道学家所依经典，能予以较不同的解释”[11]1009。若后一点成立，则说清代“哲学”当从汉学中求，而不必从宋学中求，也有所见。这大概也是前引冯氏区分今文家与道学家的一个思想基础。
这样，若就对清代学术至关紧要的汉宋关系言，若把梁、钱二人所见与章太炎和刘师培的见解结合起来看，在章、刘之中，章的汉学立场更坚定，而刘有时稍近宋学；在梁、钱二人中，则梁明显更近于汉学。这样，若将汉学和宋学置于左右两端而以图形表示，则从左至右大体呈现出章、刘、梁、钱的顺序。当然，此仅指大的倾向而言，在具体人物、题目的处理上，四人又各有异同。
在人物的去取轻重方面，偏汉学者和偏道咸“新学”者之间常有一些较大的差异，章学诚就是一个显例。章太炎、刘师培对章学诚都是一笔带过，评价也不甚高。虽然太炎私下也说他自己“之于实斋，亦犹康成之于仲师，同宗大儒，明理典籍，宗仰子骏，如晦见明，私心倾向久矣”；但若以章学诚与戴震比，则两人相去甚远，即使在章学诚擅长的史学方面，他也认为“实斋实未作史，徒为郡邑志乘，固无待高引古义；试作通史，然后知戴氏之学，弥仑万有”[21]。按郑众和郑玄虽有先郑、后郑之称，而后郑之学固过于先郑；太炎以郑玄自居，而以郑众拟实斋，在自负之余，已知其对章学诚的看法实不能有多高。在更正式的著述中，他在《訄书·清儒》中说“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过《史通》”；到《检论·清儒》中则改为“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近《史通》”。从“卓约过《史通》”到“近《史通》”，可见其评价是后而益低(29)。而刘师培在《近儒学术统系论》中也不过说章学诚“亦熟于文献，既乃杂治史例，上追刘子玄、郑樵之传，区别古籍，因流溯源，以穷其派别”。在《清儒得失论》中更仅将章学诚列入戴震交游范围之内，以“章氏达于史例”一句带过。
在梁启超和钱穆的书中，章学诚的地位就高太多了。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有一段专论章学诚，视其为清学全盛期与蜕分期之间一“重要人物”。这一段文字的分量虽不多，在另一处又说其“著《文史通义》，学识在刘知几、郑樵上”[4]69-70,18，已是相当高的评价了。梁氏《近三百年学术史》因实际未曾以章节论及清中叶人物，所以不知其将如何专论章学诚。但他把章学诚和全祖望并列为“浙东一派领袖人物”，又说“乾嘉诸老中有三两位——如戴东原、焦里堂、章实斋等，都有他们自己的哲学，超乎考证学以上”，并表示这些内容“待下文再讲”，可知其原拟较详细地讨论章学诚的“哲学”。至于史学，梁氏更明言章学诚是“清代唯一之史学大师”，其地位已至高无上了[3]22-24,304。而钱穆尊章更甚，在其全书以人物领衔的十三章正文中，章学诚就占了一章，与戴震同等(30)。
除人物处置外，四人论清学史还有一隐而不显的差别，即经史之分，在叙述晚清一段时尤其明显。四人中最年轻的钱穆已经不在科举时代成长，所以连带着对经学的疏离也较远(31)。与其他三人所论大体不离经学统系不同，钱先生在解释晚清学术演变时，特重曾国藩，专列一章进行论述。从今人眼光看，明显可见偏重思想史甚于学术史的意味。曾氏在同时代人中的全方位影响确难有匹敌，其学术修为，在其自己界定的义理、辞章、考据、经济（经世）四项中可说已占其三，独第三项“考据”无大贡献，故凡以经学为基础论清学者便很少语及这位从史学角度看不能不述的人物。
梁启超在相当程度上亦然。虽然晚清学术演变与经今文学的兴起密切相关，而明显亲今文学的梁氏所重除康有为外，所陈述的也是谭嗣同等“思想人物”，与章太炎所标举的大不相同。太炎在《说林下》中论“近世经师”说：
研精故训而不支，博考事实而不乱，文理密察，发前修所未见，每下一义，泰山不移，若德清俞先生、定海黄以周、瑞安孙诒让，此其上也；守一家之学，为之疏通证明，文句隐没，钩深而致之显，上比伯渊，下规凤喈，若善化皮锡瑞，此其次也；己无心得，亦无以发前人隐义，而通知法式，能辨真妄，比辑章句，秩如有条，不滥以俗儒狂夫之说，若长沙王先谦，此其次也；高论西汉而谬于实证，侈谈大义而杂以夸言，务为华妙，以悦文人，相其文质，不出辞人说经之域，若丹徒庄忠棫、湘潭王闿运，又其次也。归命素王，以其言为无不包络，未来之事，如占蓍龟，瀛海之大，如观掌上；其说经也，略法今文，而不通其条贯，一字之近于译文者，以为重宝，使经典为图书符命，若井研廖平，又其次也。[22]
且不论太炎对各人的评价，凡能入其法眼而能被提及者，不管是褒是贬，都是其人学术地位的体现。这些人中与今文学近者多，而所处地域则相当大部分在湖南、四川，精准地描述了清季学术的走向。可见章氏虽十分不喜晚清今文家，但观察学术脉络和走向仍相当平正，不以个人喜好为取舍（其个人观感多以评议中的痛下针砭来表现），颇有分寸。与他人论晚清“学术”者多见“思想”和“起而行”者的表现，实不可同日而语。
基本上，经学背景愈深厚者所论愈近于章太炎的观察。刘师培论晚清学术也注意到今文学由湖南向四川的走向，惟所述人物不及章太炎周详(32)。另一位比较能综合章、刘等汉学倾向和道咸“新学”倾向双方研究成绩的是侯外庐，他对晚清的处理也是重“思想”甚于“学术”。有意思的是，侯著在结构等方面颇近钱穆的《国学概论》和《近三百年学术史》，然其较多引用章太炎和梁启超，基本不提钱著(33)。当然，侯著与钱著的相近，也可能因为两人俱无什么经学背景，所以常能无家派观念，然又皆偏重“义理”，有时甚或是从民国的趋新观念反观晚清，故章太炎注意到的“旧”学人物他们都视而不见。
另一方面，也不能过分强调章、刘等与道咸“新学”一系的歧异之处，这两种看似不同甚或对立的取向在不少方面也有相通甚至共同之处。例如倒放电影的倾向，便是章、刘、梁、钱所共同的。他们多少都受到清季革命党观念的影响，对清初的理学名臣或视而不见、几乎不提，或极力贬斥。当然，这方面各人受影响的程度不同，相对而言，较年轻也明显尊崇宋学的钱穆对清初理学名臣的包容要超过上面三人。同时，道咸以降的学问大家，即使是宗“汉学”者，也都特别讲究“义理”。章太炎自己就说，“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不能不讲求小学；但更“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他也曾批评清儒治诸子“惟有训诂，未有明其义理”之不足(34)。强调义理的重要在语言文字之上，并因此而高看诸子，这恐怕是以文字训诂见道的乾嘉汉学家很少想到的问题(35)。
无论如何，在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没有被充分结合进学术史研究之前，我们对清代或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都有些偏颇。正因显带倾向性的梁、钱二著长期成为清代学术史的权威参考书，对这一时段学术的一些基本的看法不仅可能有偏向，且有些偏颇的看法已渐成流行的观念，甚至接近众皆认可的程度了。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当然不必回到清人“汉宋、今古”一类的藩篱之中，但把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则是非常必要的，也有利于后人在此基础上写出更具包容性的清代学术史论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体会学界之所需，请徐亮工先生整理出这本《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研究这一时段学术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我所知，本书筹备选编已有数年，处理是相当审慎的。本书同时辑入邓实在《国粹学报》上论述清学的两文，甚有见地。盖邓实从简朝亮学，是朱次琦一脉，本所谓“调和汉宋”一线的学人。因乾嘉汉学的积威到晚清尚余波未息，一般“调和汉宋”者实多偏宋，朱氏在这方面尤其明显。然其学传到简朝亮已朝相反的倾向发展，钱穆就注意到，朱次琦“论学，在当时要为孤掌之鸣。从学有简朝亮最著，然似未能承其学，仍是乾嘉经学余绪耳”[23]。这是相当准确的观察，故邓实虽属“调和汉宋”一脉，实则更偏于汉学。
按照梁启超的“三百年”的定义，上包括晚明而下进入民国，即将民初10多年也包括在内。而章、刘所论，均少及民国学术。本书附录另收入樊少泉（抗父）的《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一文，多少弥补了这一遗憾[24]。樊氏一文作于1922年，他是当时少数能兼顾新旧治学取向之成就者。其所论虽名为“旧学”，实际不仅述及王先谦当时整理旧籍的新成绩和柯劭忞的《新元史》等，更主要表彰了罗振玉和王国维在那时开新的面相(36)。该文叙述的很多内容明显在“20世纪新史学”范围之内，而今人讲20世纪“新史学”却常忽略这些内容，更增加了本文在学术史上的参考价值。
胡适在整理国故时期也有好几篇与清代学术相关的论文，应该参考。还可以参考的，则是当年北大两位学生在1919年的见解，即傅斯年的《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25]和顾颉刚的《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26]；后者虽然出版时间甚晚，也作于1919年。与胡适一样，两人都承认清代学术有接近科学的一面。傅先生更多是遵循旧体系而出新，尤其侧重清学的“文艺复兴”一面；顾先生则有较多体现时代风采的个人“裁断”，常跳出往昔的汉宋、今古等区分。两人都有些超出梁、钱二书也不同于章、刘之文的重要见解。
傅斯年当年曾说：康有为和章太炎代表了清代学问的结束期，这一时期非常重要，“中国人的思想到了这时期，已经把‘孔子及真理’一条信条摇动了，已经临于绝境，必须有急转直下的趋向了；古文学今文学已经成就了精密的系统，不能有大体的增加了；又当西洋学问渐渐入中国，相逢之下，此消彼长的时机已熟了。所以这个时期竟可说是中国近代文化转移的枢纽。这个以前，是中国的学艺复兴时代；这个以后，便要是中国学艺的再造时代”[25]。傅先生说此话已经过了八九十年，不论他所论是否确切，今人的确应该进入“中国学艺的再造时代”了。学术的再造只能走温故知新的路，本书便是温故的好帮手。全书集大家之言，定会成为这一领域长期持续的主要参考书。
［收稿日期］2006-06-12
注释：
①这是那一代人常思考的问题，如梁启超便曾说，“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1904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38页）。但他随后就更强调“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皆其子孙”（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59页）。类似的思虑曾经缠绕着许多近代读书人，从“新民”到“新文化”再到“新生活”等的持续努力与此密切相关，此不赘。
②胡适就是其中的一个，他那时讲话写文章很爱使用的时代分段就是三百年，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中华书局，2006年，160-161页。
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以下径引书名）。此书较好的版本是朱维铮校注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中所收者，惜亦增添了少许“现代”手书之误。
④蒋维乔：《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我所用的是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重印本）；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有意思的对比是，当年讨论政治军事外交的则常用“近三十年”、“近百年”这样的时代分段，如上海太平洋书店在1930年便出版了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后扩充为《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和刘彦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当然，这只是就倾向而言，如稍后郭湛波便有《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后扩充为《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大北书局，1935年）。
⑤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按《近世之学术》约25,000字，《清代学术概论》则已略超过55,000字。
⑥梁启超早年在与人讨论时，似乎以为若写“哲学史”便当选择性地论述那些“完全”而“有条理”的思想，若讨论“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则必须述及所有“在其时代占势力”而“可以代表一时代一地方之思想者”，而不必计其优劣。则其论“思想”或更重其社会影响。参见梁启超：《〈周末学术余议〉识语》（1902年），《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夏晓虹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4-105页。
⑦李先生的原话是：“梁任公的《清代学术概论》，以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真是覆盖了中国学术的方方面面，使我们看到学术史应当是怎样的规模。后来的一些书，包括大家熟悉的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便实际上是思想史，而且主要是哲学史了。站在今天的高度上，接续梁启超的学术史研究事业，是当前学术界应该承担的责任。”参见《怎样重写学术史（笔谈）》，《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10月3日，5版。
⑧我所用的是台北广文书局1983年3版。
⑨原名《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重庆三友书店1944-1945年初版；我所用的是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修订版，上下册。
⑩参见黄宣民为其校订的侯外庐著《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一书撰写的《后记》。
(11)陈祖武、朱彤：《乾嘉学派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674-675页。本文所引部分为陈先生所写。
(12)胡适的原话是“‘正统’的崩坏，‘异军’的复活”。参见“胡适致钱玄同”，1932年5月10日，引在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198页。
(13)现在也有学者认为经学中本无此区分，都是后人所造出。从纯“科学”分析的角度看，固然也可以就此探讨，但那样必先严格界定何为“经学”，然后据此定义以倒衡古人。若从史学眼光看，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有相当数量的学人有此看法，就是历史事实，不宜无视昔人实际认知的存在。
(14)这个问题所涉甚宽，只能另文展开讨论。一些初步的探讨，可参阅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302-375页。
(15)参见《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出，我看到的是初期校样，尚未定稿，以下所引此书均不注页码）所收的章太炎：《与吴检斋论清代学术书》、刘师培：《清儒得失论》。
(16)参见《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所收邓实的《国学今论》，原刊《国粹学报》第1年第4期。
(17)类似思路入民国后仍持续，一度兴盛的“古史辨”派便上接今文家脉，而章氏弟子孙思昉（至诚）代其师指出：“康南海《新学伪经考》出，则群经之可读者鲜矣；崔适之《史记探源》出，则史之可读者鲜矣。近之以尧舜神禹为虚造者，实自康、崔诸为今文学者启之。”参见徐一士：《一士类稿·太炎弟子论述师说》，见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2)，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105页。
(18)有意思的是，今人不能领会钱穆的分寸感，部分可能还是受梁启超的影响。梁启超在1904年说，“《明儒学案》六十二卷，为一代儒林薮，尚矣；非徒讲学之圭臬，抑亦史界一新纪元也。学之有史，自梨洲始”（《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82页）。后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又说，清代“史学之祖当推宗羲，所著《明儒学案》，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清代学术概论》，17页）。其实《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更多是理学书而非史学书，在论述理学特别是其学脉时自不能不述及家派，然其本身未必是今人所认知的“学术史”。惟梁氏影响力甚广，后人追而随之，自不容易看出钱穆的分寸感了。
(19)按他所谓学术的“正确名词”，不过依据外来学术分类的“性质”而定。参见柳诒徵（讲演，赵万里、王汉记）：《汉学与宋学》，东南大学、南京高师国学研究会编《国学研究会演讲录》，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84-90页（本文承徐雁平君代为复制，谨此致谢）。柳诒徵的学术取向比较特殊，有时他也以更“保守”的态度批评章太炎破坏传统，也有稍偏于道咸“新学”一系的意味。同时他也不满梁启超对清代学术的见解，有些后来得到传播的观念，如顾炎武非清学之开山，在很多方面不过是继承明学的说法，似即为柳氏最先进行系统论述（参见柳诒徵：《顾氏学述》，原刊《学衡》1922年5期，收入《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柳曾符、柳定生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此说对钱穆有明显的影响，盖可证清学不仅非明学之“反动”，而且是其承接者。今人有把柳诒徵的观念算作钱穆之创获者，不知钱著乃教科书，所以基本不提他人言说出处；若专论钱先生述清学之成绩，便当多读书而后知何为因何为创也。
(20)反倒是今人爱说的“扬州学派”，才是晚出之说。如《清代扬州学记》的作者张舜徽所说：“近人研究清代学术史的，莫不认为‘汉学’兴起时有吴、皖二派。……很少有人注意到扬州学者们在清代学术界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广陵书社，2004年，2页。观张氏书中所论，俱为人人提到的清代大儒，从未被忽视；则所谓“很少有人注意到”，实即“扬州学派”一说基本不存于昔人心中也。
(21)近年朱维铮先生的著述颇申其师说，发扬而光大之，渐有改变风尚的趋向。其实朱先生是《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言最合适的撰人，我也曾数次向出版社建议敦请朱先生主此事，上海古籍社似与朱先生联络较密切，云其文债积累已太多，恐难有余力及此，这是很可惜的。
(22)按：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颇有些新颖特别的见解，如他特别关注到当时“学者社会”之状况（书中两次提及“学者社会”），并据此而讨论学术的发展。这在今日也还属于“新说”一类，梁氏则很早见及，其眼光犀利，确过常人。惟此书本为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之序，而梁、蒋二氏在游欧期间曾一起听法国人讲欧洲文艺复兴（蒋著即本该系列演讲而成），也不排除这一视角受到法国人影响，至少西方文艺复兴是他心目中的参照系；如梁氏也特别注意到清之考证学“运动热度最高时，可以举全社会各部分之人人，悉参加于此运动”；因此，对考证学之发达产生助力者包括各类看似与学问无关之人，他当时心中所思的，便是其“与南欧巨室豪贾之于文艺复兴，若合符契”（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66-67页）。
(23)这也只是就一个主要倾向而言，如周予同就更侧重晚清今文学的兴起，以为“初期清学是反明代之学而复于汉唐之学，中期是反唐宋之学而复于汉学，后期是反东汉经学而复于西汉经学”。参见其《中国经学史讲义》，《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903页。
(24)民初宋学重新得到提倡，然时人所说的宋学，又未必侧重理学，颇值得玩味。不过，说清儒的考据式汉学实出于宋学者，多未重视传经与传道的区别。盖传经者不敢疑经，甚至不敢疑汉儒的“传”（读若zhuan），其重在经之“传承”；传道者以道为贵，无所谓经、无所谓传；只要自己悟道，不仅连经也敢疑，天下事无不可疑（当然不一定要疑）。因此，说宋儒已开考据之先河是不错的，说清儒在这方面继承宋儒也不错；但若说清儒之汉学即朱子一脉的宋学，则在基本精神上忽视了基本不疑经的清儒与敢于疑经的朱熹等宋人的区别。
(25)如叶德辉就认为清代汉学是从“宋学”中化出，他说：“国初巨儒如顾亭林、阎百诗诸先生，其初皆出于宋学，而兼为训诂考订之事，遂为汉学之胚胎。汉学之名，古无有也。倡之者三惠，成之者江慎修、戴东原。然此数君，皆未化宋学之迹者也。”叶氏收藏有戴震《诗经补注》原稿，其中“采宋人说最多”，只不过后来刊刻的戴氏遗书及学海堂本将这些内容“皆删去”。故他认为：后来有调和汉宋学派这一取向的出现，即因“乾嘉诸儒，晚年亦侵［浸？］宋学”。像戴震、孙星衍、阮元等，“皆明避宋学之途，暗夺宋学之席”（叶德辉：《郋园书札·与戴宣翘书》，19-20页）。
(26)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344-348页。
(27)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282页。此语在陈先生未必是褒扬，盖多少让人想到他审查冯著上册所说的“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一语（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280页）。
(28)参见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
(29)三文俱见《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章太炎晚年在《救学弊论》中更说章学诚“标举《文史》、《校雠》诸义，陵厉无前，然于《汉·艺文志》儒家所列平原老七篇者误仞为赵公子胜，于是发抒狂语，谓游食者依附为之，乃不悟班氏自注明云朱建；疏略至是，亦何以为校雠之学邪”？
(30)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9章。可资对比的是，乾嘉大儒钱大昕，在钱书中几乎不曾齿及；而一般认为清代汉学吴派开山者的惠栋，也只不过附在戴震一章里略作讨论（按刘师培在《近代汉学变迁论》中，已在讨论第二期征实派时将“惠氏之治《易》”附论于其所论“江、戴之学”一段中）。
(31)许多反对科举的人都以为昔年考试并不以真学问为重，故影响了学术的发展；其实在“名教”尚起作用的时代，科举与学术的关系非常微妙，学术本身自有其有形无形的“权势”（包括社会权势和学术权势）在，与科举并存而互动。章太炎在1910年说，“科举文辞至腐朽，得科举者，犹自知不为成学。入官以后，尚往往理群籍、质通人。故书数之艺、六籍之故、史志之守、性命之学，不因以蠹败；或乃乘时间出，有愈于前”（章太炎：《程师》，《章太炎全集》，第4卷，139-140页）。此见甚高，学问一道的“话语权势”主要不在科举，然两者也有互补的一面。故科举的社会功能主要确为官吏养成所和绅士制造所，而学之高下则自有“学界”圈内的定评，虽受学术以外的“势”所影响，终不能全为其左右。此问题这里不能展开，当另文探讨。
(32)参见《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所收《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近代汉学变迁论》中相关内容。
(33)若论及道咸“新学”那“务为前人所不为”的特点，侯外庐与梁启超一样明显。梁氏最能与时俱进，常以倒放电影的方式反观往昔，如其特别重视清儒在算学等方面的科学进展，关注早期注音字母的产生等，似均过分强调了这些因素在当时学术中的地位和影响。他也爱以西学比附中学，使用诸如文艺复兴一类说法来表述清代学术。这方面侯外庐颇类似，他所引进的“启蒙”观念是他论述近三百年学术思想的主轴。
(34)章太炎：《致国粹学报书》（1909年），《章太炎政论选集》，497页。按太炎对诸子学的态度是有转变的，他在《致国粹学报书》中尚认为“甄明理学，此可为道德之训言（即伦理学），不足为真理之归趣……惟诸子能起近人之废”。然他当时也已指出，若“提倡者欲令分析至精，而苟弄笔札者或变为猖狂无验之词”（同前书，498页）。而张之洞早就说过，“道光以来，学人喜以纬书、佛书讲经学；光绪以来，学人尤喜治周秦诸子；其流弊恐有非好学诸君子所及料者”（张之洞：《劝学篇·宗经》，《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556页）。章氏晚年在苏州办国学讲习会时，即注意到过分强调讲究义理的诸子学的确造成了避实就虚的负面影响，以为“诸子之学，在今日易滋流弊”，只能少讲，故其课程设置“以经为最多”。参见章太炎复李续川书，引在厉鼎煃：《章太炎先生访问记》，《国风》（南京），8卷4期（1936年4月），132页。同样的态度转变也反映在他对自己1906年所著的《诸子学略说》之上，该文确实有些“创新之说”，连胡适在1914年读到也觉其中“多谬妄臆说，不似经师之语”（《胡适日记全编》，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914年9月13日，第1册，484页）。后来太炎手定《章氏丛书》，已不收此文。1922年柳诒徵批评此文“诋孔”，太炎公开表示感谢，懊悔“前声已放，驷不及舌；后虽刊落，反为浅人所取”。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下册，634页。
(35)不过，如余英时师注意到的，戴晚年也说“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与其早年专强调考证不同，两者实相辅相成。参见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三联书店，2004年，74页。
(36)这篇文章论及王国维的新成绩甚多，以至于10多年后金毓黻还在猜这篇文章可能是王国维自己所作。参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1938年10月24日。辽沈书社，1993年，第6册，4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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