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明代科举各级考试的规模及其录取率
郭培贵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7年03期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2006年12期第24～31页
【英文标题】The Scale of Different Level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its Enrollment Rate
GUO Pei-gui
(College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Liaoning, China)
【作者简介】郭培贵，历史学博士，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辽宁 大连 116029
【关 键 词】明代/科举考试/规模/录取率Ming dynasty/China's imperial examinations/scale/enrollment rate
［中图分类号］K248；D691.3=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6)12-0024-08
明代科举考试体系空前完善，自下而上，由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考试等五级构成①。其中，殿试不行黜落，只是把应试者区分为三甲，分别赐予“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而已②，所以其录取率自然为百分之百；而科考、乡试、会试和庶吉士考试则都属于淘汰性考试，它们各自的考试规模及其录取率又怎样呢？弄清这一问题对于推动明代科举与士人出路及其与当时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对此进行研究的是吴宣德先生，他在《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明代卷》第七章《明代的科举制度》中指出：乡试录取率，永乐时“大约为 10%”，景泰七年顺天乡试“为7.5%”，嘉靖末年可能“低于4%”；会试录取率“大约在1/10左右”。[1](p476,477,485)接着，钱茂伟先生在其《国家、科举与社会》一书中又对此设专章进行了探讨，主要利用各省直部分“乡试录序”等资料，得出了“明代乡试录取率在4%左右，会试录取率在 10%左右”[2](p87)的肯定性结论。这对于推动该论题研究的深入是很有意义的。以此为起点，笔者对以上结论进行了重新探讨，并进而对科考和庶吉士考试的规模及其录取率也做了尝试性的推测，以期有助于该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 科考规模及录取率
科考是由各省直提学官主持的确认应试生儒乡试资格的考试③，每三年一次，在乡试之前举行。由于各省直人口多寡及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一，甚至相差悬殊，故科考规模也就因省直而异。因相关资料缺乏，目前尚无法完全弄清各省直每科科考的具体规模，但据现有资料至少可以作出以下判断：各省直科考规模的大小直接取决于本省直准备应试的生员和儒士的多少，多者上万乃至数万人，如江西嘉靖三十七年就达“万人”[3]（卷一《戊午江西乡举龄录序》），隆庆四年，仅选“遗才”的覆试，参加者竟近“四万人”[4]（卷五二，隆庆四年十二月乙卯，p1304）；浙江万历十年参加科考者也“至二万余员”[5]（卷七《浙江乡试录序》）。少者仅数千人，如贵州，弘治十二年“学校至二十四处、生徒至四千余人”[6]（卷一五二，弘治十二年七月丁丑，p2691）；嘉靖十四年奏准单独开科乡试，估计应科考者也不过五六千人。
至于科考录取率，也是因省直而异的。若做一个大致的估计，明中后期全国科考的平均录取率大致应在10%上下浮动，不会低于8%。因从宏观上推测，成化至嘉靖间，全国生员大致在25万～35万之间，而同期全国乡试实际平均录取率大致为4%（见下页《成化至嘉靖三十七年各省直若干乡试平均中式率》），全国各科乡试录取举人总数在1160～1190之间[7](p370)，则全国每科乡试应试人数（也即科考的录取数）应为 29000余人，而科考的平均录取率则应在 11.6%～8.3%之间；隆庆以后，生员大致在35万～50万之间，同期全国乡试实际平均录取率为3.1%（见下统计），全国各科乡试录取举人总数在1190～1415之间[7](p370～371)，则全国每科乡试应试人数（即科考录取数）应在38000～ 45000余人之间，科考的平均录取率则应在11%～9%之间。
还有一个大致符合实际的判断，这就是科举相对落后省份的科考录取率往往要高于科举发达的省份。如据钱茂伟先生《国家、科举与社会》一书附表3-1《明朝各地乡试录取率》提供的贵州嘉靖十六年、三十七年、四十年和崇祯十二年乡试应试人数（即科考录取数）分别是八百余人、一千二百余人、二千余人和一千四百余人[2](p289)，假设上述额数都是按10%的录取率录取的，那么以上诸科的应试士子就应分别是八千余人、一万二千余人、二万余人和一万四千余人，而事实上，当时贵州科考的应试士子是难以甚至不可能达到这样的规模的，而若低于这样的规模，其录取率自然就应高于10%。
二 乡试录取率
在科举各级考试中，乡试竞争是最为激烈的。明初对乡试录取率没有明确规定，但杨荣所撰永乐十六年《进士题名记》有以下记载：“夫当大比之秋，京郡合国子监及畿甸之士，天下布政司合所隶郡邑之士，三试之，拔其尤者贡于礼部，盖什之一。”[8]（卷九《进士题名记》）可知当时各省直乡试录取率一般应为10%。成、弘间，明廷对“两京应试生儒人等”作出了“止许二千三百有余”的明确规定[6]（卷八八，弘治七年五月戊戌，p1624～1626），因两京规定的解额都是135名，故其录取率都应为5.9%；嘉靖四十年，复规定各处乡试每解额1名，许25人应试，则录取率下降为4%；四十五年，又规定各处乡试每解额一名，许三十人应试[9](p157)，则录取率又下降为3.3%。成、弘以后，朝廷规定的乡试录取率相对于明初的不断下降，反映了乡试竞争激烈程度的不断加剧。
而事实上，实际的乡试录取率又在朝廷规定的录取率之下。这从以下对成化至明末各省直以及全国乡试的平均中式率的统计中就可看出。（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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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显示，统计成化至嘉靖三十七年间各省直有考生数和录取数记载的乡试资料，得出全国乡试平均中式率为3.95%的结论；其中山东最高，为5.6%；贵州最低，为2.7%；皆在成、弘间朝廷规定的5.9%的中式率之下。而统计钱茂伟先生《国家、科举与社会》一书附表3-1《明朝各地乡试录取率》提供的隆庆元年④至明末福建、广东、贵州、河南、湖广、江西、山东、陕西、顺天、应天、云南、浙江等12省直共29次乡试的录取率，平均则为3.1%，也低于同期规定3.3%的录取率。以上两组统计反映了一个同样的事实，这就是自成、弘至明末，无论全国还是各省直的乡试平均中式率皆在朝廷规定的乡试录取率之下。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应主要是由于在应试士子众多的压力下，提学官在科考之时为“收士心”，“往往于定额之外加取”，[10]（卷六九，p1687）也即参加乡试的人数多于规定额数造成的。
由上可知，无论相对于朝廷规定的录取率的变化，还是相比于各省直实际的录取情况，“明代乡试录取率在4%左右”的说法，还是有失笼统的。
三 会试录取率
有学者估计明代“举人成为进士的比例为 31.3%”，这是在其认为明代“举人总数约八万左右”的基础上作出的推断。[2](p138)而据笔者考证，明代录取举人至少为十万二千三百九十余名，进士则有二万四千五百九十余名；⑤依此计，则明代举人最终摘取进士桂冠的应该是24%，而非“31.3%”。
但24%的举人能够考中进士并非就是会试的录取率，二者虽有密切联系——会试录取率越高，则成为进士的举人就会越多——但并非完全一事。会试录取率仅指每科会试录取人数与应试人数之间的比例；而在明代，举人则是可以连续参加会试的。笔者以明代科举专书《皇明贡举考》⑥所载洪武至万历间各科会试应试数和录取数资料为主，参以《南雍志》⑦和若干“会试录”中的有关资料，对明代会试的录取率做了重新考察，并列表显示如下（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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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自洪武四年至万历三十二年之间，在查到有准确应试人数记载的63科会试中，平均录取率为8.6%，其中达到和超过10%录取率的仅有16科，录取率在10%以下者则有47科。洪武至永乐二年，表现为大起大落，但总体看录取率很高，平均达到21.7%；永乐四年以后则趋于平稳，自此至万历三十二年共59科，平均录取率为8.4%。其间，平均录取率还体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成化五年至万历三十二年共43科下降到8%；嘉靖五年至万历三十二年共24科又下降到7.6%；万历二年至三十二年共8科复下降为7%。
会试录取率的不断下降，是直接由应试者持续增加而录取额却增长缓慢甚至长期相对稳定造成的。如成化十一年乙未科，应试者首次接近四千人的规模，此后一直在三千五百人至四千人之间起伏；而自嘉靖十七年戊戌科以后，应试者则稳定地超过四千人，并渐次超过四千五百人；万历后又逐渐向五千人的规模逼近。而录取数则自成化十一年乙未到崇祯十六年癸未共55科，则一直维持在300～400人之间；其中，以 400人为额者，仅有正德九年甲戌、嘉靖二年癸未、嘉靖三十二年癸丑、嘉靖四十四年乙丑、隆庆二年戊辰、隆庆五年辛未、天启壬戌和崇祯十六年癸未等8科，其他47科则维持在300～350人之间。一方面是应试者数量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是录取额的相对稳定，这就自然导致了录取率的不断下降，体现出会试的竞争度也在不断加剧的发展趋势。
有学者认为这是“科举不堪重负”的表现。从表面看来，的确如此；但从根本上说，这应是专制官僚体制下官本位的必然结果。因在这种体制下，当官是士人惟一的光明出路，而朝廷所能提供的官缺又是极为有限的，科举既然是选拔官员来源的制度，所取之士都要由吏部依例授官，因此会试录取额数也就不可能脱离官缺规模而自行增长。
四 庶吉士录取率
庶吉士是明代出现的一个位于二甲进士之上的高科名政治和社会群体，是明代阁臣等高级和重要官员的主要来源之一。洪武十八年，明太祖把“观政于近侍衙门”的二、三甲进士称为庶吉士，是为有庶吉士之始；永乐后，则主要通过考试方式在二、三甲进士中选拔。据笔者考证和统计，在明代88科共89榜进士中⑧，总计60科有庶吉士，占总科数的68%；各类庶吉士共计 1397名，占明代二、三甲进士总数的5.7%。⑨但因明代并非每科进士都考选庶吉士，所以这个数字显然还不是庶吉士的录取率。又因文献中并没有像乡试、会试那样，留下记载考选庶吉士应试者数量的资料，所以庶吉士的录取率成为一个最难估算的比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求其次，在以下假设的条件下——凡考选庶吉士的科次，二、三甲进士都参加了考试⑩——进行估算，并列表如下（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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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自永乐二年至崇祯十六年，明朝共在51科14938名二、三甲进士中考选了 1277名庶吉士，录取率为8.55%。其中，最高者为永乐二年甲申科，二、三甲进士总数为469名，考选庶吉士122名，录取率达26%；最低者为宣德二年丁未科，考选庶吉士仅1人，录取率为 1%。永乐至景泰间，无论单科考选庶吉士数还是录取率，都表现出明显的大起大落的特点，反映出该制尚处于不稳定的粗放阶段。天顺以后，单科考选庶吉士数以天启二年壬戌和崇祯十六年癸未2科最高，皆为36名；最低为天顺四年庚辰科，为15名，相差已不甚远；若从各科录取率来看，除嘉靖二十年辛丑科高至11.2%外，其余科次都保持在6%～9.8%的变化幅度内，反映了考选庶吉士及其录取率都由粗放进入平稳、成熟的运行轨道。
最后还需要说明一点，这就是上述各级考试的录取率，尽管从表面上看，都是“考”出来的，但实际上都是在朝廷的控制之下形成的，不完全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如会试和庶吉士考试的录取数始终都是预定的，而非所有达到录取标准的考生都能录取；乡试在定额录取时期，不仅录取数是预定的，而且应试数在成化以后大体上也是预定的，同时意味着科考的录取数也是预定的。之所以要进行控制，是由国家政治资源也即官缺的有限性和科举取士用途的单一性造成的。
收稿日期 2006-07-06
注释：
①关于明代科举考试的层级，学界流行两种看法：一是认为实行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考试，如吴宣德先生认为“乡试是明代科举考试中最先举行的考试”，“会试和殿试是科举考试的第二和第三阶段”；而选拔庶吉士则“是科举考试的一个附带产品”（《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明代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58、477、453页），也即不能视为一级独立的科举考试。王凯旋先生则更明确指出，“明代科举取士实行三级考试制度，即乡试、会试和殿试”（《明代科举制度考论》，沈阳出版社2005年，第76页）。二是认为实行四级考试，如刘海峰先生《科举制与“科举学”》一书认为，“明清时期科举大体分为童生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85页）。笔者认为“童生试”仅仅是童生的入学考试，与科举考试无直接关系，所以不能视做科举的一级考试；而正统九年出现的科考则是明朝此后二百年间确定应试生儒乡试资格的考试，故实为科举考试中最低一级的考试。永乐后，庶吉士主要以考试方式选拔，虽还未能像清朝那样每科皆考，但有庶吉士的科次已占同期总科次的71.6%，其中直接考选庶吉士的科次占63%，说明此选确已成为明代以殿试为基础的选拔高层次人才的经常性考试，理应视为科举考试体系中一级独立的考试。故明代科举的考试层级应为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考试五级制。
②自洪武四年至崇祯十六年，明廷共举行殿试88科89榜。其中，只有洪武二十一年殿试黜落2名，其余殿试无一黜落者。
③明初应考乡试者“皆由有司保举申送”。正统九年，设立“科考”，规定“各处应试生儒人等，从提学官考送”。 （《明会典》卷七七《乡试事例》）即自此开始，应试生儒必须通过由各省直提学官主持的这一考试方能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详见郭培贵2005年博士论文《〈明史·选举志〉与明代选举制度考论》第362～363页“从‘有司保举申送’到‘科考’的出现”和第363～367页“科考的发展及其评价”二节，藏南开大学图书馆。
④嘉靖四十五年规定的1:30的乡试录取率，实际上隆庆元年（1567年）丁卯科才能实行。
⑤明代乡试共开科90次，分为“不拘额数”录取和“按定额”录取两种情况。前者共取举人22289人，后者共取举人80110人。二者相加总数为102399人。明代举行殿试总计89次，共取进士24599人。关于明代举人、进士数量的详细考证，分见郭培贵2005年博士论文《〈明史·选举志〉与明代选举制度考论》第373～ 375页“明代的举人数量”和第376～387页“明代的进士榜数及进士数”二节，藏南开大学图书馆。
⑥张朝瑞：《皇明贡举考》，续修四库全书本。
⑦《南雍志》，续修四库全书本。
⑧洪武三十年丁丑科分春、夏两榜，故为88科89榜。
⑨笔者在逐一确认明代各科进士数的基础上，统计明代 89榜进士总数为24599名，减去其中的一甲进士267名，则二、三甲进士总数应为24332名。明代1397名庶吉士，占二、三甲进士总数的5.7%。
⑩因一般情况下，永乐后考选庶吉士，同科二、三甲进士皆有报考的资格。尽管每次考选庶吉士，难免会有人因疾病、奔丧、守制等原因不能参加，但应是个别情况，故这一假设不会距事实太远。
(11)明代60科庶吉士中，非经考选产生者，有洪武十八年、二十一年2科的“观政”类，永乐十年、十九年、二十二年和正统七年等4科单纯改进士“专习译书”类，正德三年的“传奉”类；崇祯七年、十三年2科虽经“考选”，但前者是从已任职的该科进士中考选，后者则考选后直接任为“检讨”。本表只计直接从二、三甲进士中考选为庶吉士者；表中数据主要依据明各朝“实录”、《弇山堂别集·科试考》、《皇明贡举考》、《皇明三元考》、《殿阁词林记》、《翰林记》、《礼部志稿》、《国榷》、《明史》和各省“通志”的记载或考证得出。详见郭培贵2005年博士论文《〈明史·选举志〉与明代选举制度考论》第 380～387页《明代历科会试、殿试榜数及其录取名数表》和第388～424页《明代科举各科庶吉士名籍甲第表》，藏南开大学图书馆。
(12)19名中，包括宣德八年考选宣德五年庚戌科进士胡端祯等“历事六科以备用”的3名。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7年03期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2006年12期第24～31页
【英文标题】The Scale of Different Level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its Enrollment Rate
GUO Pei-gui
(College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Liaoning, China)
【作者简介】郭培贵，历史学博士，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辽宁 大连 116029
| 【内容提要】 | 明中叶后，各省直的科考规模在四五千人至数万人之间，平均录取率估计在10%上下。乡试录取率，明初一般在10%上下；成、弘间定为5.9%；嘉靖末年又降为3.3%；而实际录取率又低于此。会试录取率，自洪武至万历中平均为8.6%；其中，洪武至永乐二年平均为21.7%，永乐四年至万历中期平均为 8.4%。殿试规模和录取数在理论上皆等于同科会试录取数。永乐二年后，明廷共在51科14938名二、三甲进士中考选了1277名庶吉士，平均录取率为8.55%。上述录取率，都是在朝廷调控下形成的，并非完全自由竞争的结果。而之所以进行调控，又是由官缺的有限性和科举取士用途的单一性矛盾造成的。 After the middle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scale of the Ke-kao was between 4 or 5 thousand and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in each province, its average enrollment rate was estimated about 10%. The enrollment rate of the Xiang-shi was usually about 10%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Dynast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Cheng-Hong, the enrollment rate was stipulated 5.9%; in the last year of the Jia-Jing, it was stipulated 3.3% again; actual enrollment rate was lower than the one. The average enrollment rate of the Hui-shi was 8.6%. from the period of the Hong-Wu to the middle of the Wan-li; among them, 21.7% from the the Hong-Wu to the year 2 of the Yong-Le, and 8.4% from the year 4 of the Yong-Le to the middle of the Wan-li. The scale and enrollment amount of the Dian-shi was equal to the Hui-shi that year in theory. After the year 2 of the Yong-Le, the Ming government selected 1277 Shu-ji-shi from 14938 second and third-class jin-shi of 51 the Dian-shi, the average enrollment rate was 8.55%. The above-mentioned enrollment rate all was formulated under the regulation of the government, it was caused by the paradox between the limitation of position and the sole use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
明代科举考试体系空前完善，自下而上，由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考试等五级构成①。其中，殿试不行黜落，只是把应试者区分为三甲，分别赐予“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而已②，所以其录取率自然为百分之百；而科考、乡试、会试和庶吉士考试则都属于淘汰性考试，它们各自的考试规模及其录取率又怎样呢？弄清这一问题对于推动明代科举与士人出路及其与当时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对此进行研究的是吴宣德先生，他在《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明代卷》第七章《明代的科举制度》中指出：乡试录取率，永乐时“大约为 10%”，景泰七年顺天乡试“为7.5%”，嘉靖末年可能“低于4%”；会试录取率“大约在1/10左右”。[1](p476,477,485)接着，钱茂伟先生在其《国家、科举与社会》一书中又对此设专章进行了探讨，主要利用各省直部分“乡试录序”等资料，得出了“明代乡试录取率在4%左右，会试录取率在 10%左右”[2](p87)的肯定性结论。这对于推动该论题研究的深入是很有意义的。以此为起点，笔者对以上结论进行了重新探讨，并进而对科考和庶吉士考试的规模及其录取率也做了尝试性的推测，以期有助于该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 科考规模及录取率
科考是由各省直提学官主持的确认应试生儒乡试资格的考试③，每三年一次，在乡试之前举行。由于各省直人口多寡及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一，甚至相差悬殊，故科考规模也就因省直而异。因相关资料缺乏，目前尚无法完全弄清各省直每科科考的具体规模，但据现有资料至少可以作出以下判断：各省直科考规模的大小直接取决于本省直准备应试的生员和儒士的多少，多者上万乃至数万人，如江西嘉靖三十七年就达“万人”[3]（卷一《戊午江西乡举龄录序》），隆庆四年，仅选“遗才”的覆试，参加者竟近“四万人”[4]（卷五二，隆庆四年十二月乙卯，p1304）；浙江万历十年参加科考者也“至二万余员”[5]（卷七《浙江乡试录序》）。少者仅数千人，如贵州，弘治十二年“学校至二十四处、生徒至四千余人”[6]（卷一五二，弘治十二年七月丁丑，p2691）；嘉靖十四年奏准单独开科乡试，估计应科考者也不过五六千人。
至于科考录取率，也是因省直而异的。若做一个大致的估计，明中后期全国科考的平均录取率大致应在10%上下浮动，不会低于8%。因从宏观上推测，成化至嘉靖间，全国生员大致在25万～35万之间，而同期全国乡试实际平均录取率大致为4%（见下页《成化至嘉靖三十七年各省直若干乡试平均中式率》），全国各科乡试录取举人总数在1160～1190之间[7](p370)，则全国每科乡试应试人数（也即科考的录取数）应为 29000余人，而科考的平均录取率则应在 11.6%～8.3%之间；隆庆以后，生员大致在35万～50万之间，同期全国乡试实际平均录取率为3.1%（见下统计），全国各科乡试录取举人总数在1190～1415之间[7](p370～371)，则全国每科乡试应试人数（即科考录取数）应在38000～ 45000余人之间，科考的平均录取率则应在11%～9%之间。
还有一个大致符合实际的判断，这就是科举相对落后省份的科考录取率往往要高于科举发达的省份。如据钱茂伟先生《国家、科举与社会》一书附表3-1《明朝各地乡试录取率》提供的贵州嘉靖十六年、三十七年、四十年和崇祯十二年乡试应试人数（即科考录取数）分别是八百余人、一千二百余人、二千余人和一千四百余人[2](p289)，假设上述额数都是按10%的录取率录取的，那么以上诸科的应试士子就应分别是八千余人、一万二千余人、二万余人和一万四千余人，而事实上，当时贵州科考的应试士子是难以甚至不可能达到这样的规模的，而若低于这样的规模，其录取率自然就应高于10%。
二 乡试录取率
在科举各级考试中，乡试竞争是最为激烈的。明初对乡试录取率没有明确规定，但杨荣所撰永乐十六年《进士题名记》有以下记载：“夫当大比之秋，京郡合国子监及畿甸之士，天下布政司合所隶郡邑之士，三试之，拔其尤者贡于礼部，盖什之一。”[8]（卷九《进士题名记》）可知当时各省直乡试录取率一般应为10%。成、弘间，明廷对“两京应试生儒人等”作出了“止许二千三百有余”的明确规定[6]（卷八八，弘治七年五月戊戌，p1624～1626），因两京规定的解额都是135名，故其录取率都应为5.9%；嘉靖四十年，复规定各处乡试每解额1名，许25人应试，则录取率下降为4%；四十五年，又规定各处乡试每解额一名，许三十人应试[9](p157)，则录取率又下降为3.3%。成、弘以后，朝廷规定的乡试录取率相对于明初的不断下降，反映了乡试竞争激烈程度的不断加剧。
而事实上，实际的乡试录取率又在朝廷规定的录取率之下。这从以下对成化至明末各省直以及全国乡试的平均中式率的统计中就可看出。（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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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显示，统计成化至嘉靖三十七年间各省直有考生数和录取数记载的乡试资料，得出全国乡试平均中式率为3.95%的结论；其中山东最高，为5.6%；贵州最低，为2.7%；皆在成、弘间朝廷规定的5.9%的中式率之下。而统计钱茂伟先生《国家、科举与社会》一书附表3-1《明朝各地乡试录取率》提供的隆庆元年④至明末福建、广东、贵州、河南、湖广、江西、山东、陕西、顺天、应天、云南、浙江等12省直共29次乡试的录取率，平均则为3.1%，也低于同期规定3.3%的录取率。以上两组统计反映了一个同样的事实，这就是自成、弘至明末，无论全国还是各省直的乡试平均中式率皆在朝廷规定的乡试录取率之下。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应主要是由于在应试士子众多的压力下，提学官在科考之时为“收士心”，“往往于定额之外加取”，[10]（卷六九，p1687）也即参加乡试的人数多于规定额数造成的。
由上可知，无论相对于朝廷规定的录取率的变化，还是相比于各省直实际的录取情况，“明代乡试录取率在4%左右”的说法，还是有失笼统的。
三 会试录取率
有学者估计明代“举人成为进士的比例为 31.3%”，这是在其认为明代“举人总数约八万左右”的基础上作出的推断。[2](p138)而据笔者考证，明代录取举人至少为十万二千三百九十余名，进士则有二万四千五百九十余名；⑤依此计，则明代举人最终摘取进士桂冠的应该是24%，而非“31.3%”。
但24%的举人能够考中进士并非就是会试的录取率，二者虽有密切联系——会试录取率越高，则成为进士的举人就会越多——但并非完全一事。会试录取率仅指每科会试录取人数与应试人数之间的比例；而在明代，举人则是可以连续参加会试的。笔者以明代科举专书《皇明贡举考》⑥所载洪武至万历间各科会试应试数和录取数资料为主，参以《南雍志》⑦和若干“会试录”中的有关资料，对明代会试的录取率做了重新考察，并列表显示如下（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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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自洪武四年至万历三十二年之间，在查到有准确应试人数记载的63科会试中，平均录取率为8.6%，其中达到和超过10%录取率的仅有16科，录取率在10%以下者则有47科。洪武至永乐二年，表现为大起大落，但总体看录取率很高，平均达到21.7%；永乐四年以后则趋于平稳，自此至万历三十二年共59科，平均录取率为8.4%。其间，平均录取率还体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成化五年至万历三十二年共43科下降到8%；嘉靖五年至万历三十二年共24科又下降到7.6%；万历二年至三十二年共8科复下降为7%。
会试录取率的不断下降，是直接由应试者持续增加而录取额却增长缓慢甚至长期相对稳定造成的。如成化十一年乙未科，应试者首次接近四千人的规模，此后一直在三千五百人至四千人之间起伏；而自嘉靖十七年戊戌科以后，应试者则稳定地超过四千人，并渐次超过四千五百人；万历后又逐渐向五千人的规模逼近。而录取数则自成化十一年乙未到崇祯十六年癸未共55科，则一直维持在300～400人之间；其中，以 400人为额者，仅有正德九年甲戌、嘉靖二年癸未、嘉靖三十二年癸丑、嘉靖四十四年乙丑、隆庆二年戊辰、隆庆五年辛未、天启壬戌和崇祯十六年癸未等8科，其他47科则维持在300～350人之间。一方面是应试者数量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是录取额的相对稳定，这就自然导致了录取率的不断下降，体现出会试的竞争度也在不断加剧的发展趋势。
有学者认为这是“科举不堪重负”的表现。从表面看来，的确如此；但从根本上说，这应是专制官僚体制下官本位的必然结果。因在这种体制下，当官是士人惟一的光明出路，而朝廷所能提供的官缺又是极为有限的，科举既然是选拔官员来源的制度，所取之士都要由吏部依例授官，因此会试录取额数也就不可能脱离官缺规模而自行增长。
四 庶吉士录取率
庶吉士是明代出现的一个位于二甲进士之上的高科名政治和社会群体，是明代阁臣等高级和重要官员的主要来源之一。洪武十八年，明太祖把“观政于近侍衙门”的二、三甲进士称为庶吉士，是为有庶吉士之始；永乐后，则主要通过考试方式在二、三甲进士中选拔。据笔者考证和统计，在明代88科共89榜进士中⑧，总计60科有庶吉士，占总科数的68%；各类庶吉士共计 1397名，占明代二、三甲进士总数的5.7%。⑨但因明代并非每科进士都考选庶吉士，所以这个数字显然还不是庶吉士的录取率。又因文献中并没有像乡试、会试那样，留下记载考选庶吉士应试者数量的资料，所以庶吉士的录取率成为一个最难估算的比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求其次，在以下假设的条件下——凡考选庶吉士的科次，二、三甲进士都参加了考试⑩——进行估算，并列表如下（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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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自永乐二年至崇祯十六年，明朝共在51科14938名二、三甲进士中考选了 1277名庶吉士，录取率为8.55%。其中，最高者为永乐二年甲申科，二、三甲进士总数为469名，考选庶吉士122名，录取率达26%；最低者为宣德二年丁未科，考选庶吉士仅1人，录取率为 1%。永乐至景泰间，无论单科考选庶吉士数还是录取率，都表现出明显的大起大落的特点，反映出该制尚处于不稳定的粗放阶段。天顺以后，单科考选庶吉士数以天启二年壬戌和崇祯十六年癸未2科最高，皆为36名；最低为天顺四年庚辰科，为15名，相差已不甚远；若从各科录取率来看，除嘉靖二十年辛丑科高至11.2%外，其余科次都保持在6%～9.8%的变化幅度内，反映了考选庶吉士及其录取率都由粗放进入平稳、成熟的运行轨道。
最后还需要说明一点，这就是上述各级考试的录取率，尽管从表面上看，都是“考”出来的，但实际上都是在朝廷的控制之下形成的，不完全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如会试和庶吉士考试的录取数始终都是预定的，而非所有达到录取标准的考生都能录取；乡试在定额录取时期，不仅录取数是预定的，而且应试数在成化以后大体上也是预定的，同时意味着科考的录取数也是预定的。之所以要进行控制，是由国家政治资源也即官缺的有限性和科举取士用途的单一性造成的。
收稿日期 2006-07-06
注释：
①关于明代科举考试的层级，学界流行两种看法：一是认为实行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考试，如吴宣德先生认为“乡试是明代科举考试中最先举行的考试”，“会试和殿试是科举考试的第二和第三阶段”；而选拔庶吉士则“是科举考试的一个附带产品”（《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明代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58、477、453页），也即不能视为一级独立的科举考试。王凯旋先生则更明确指出，“明代科举取士实行三级考试制度，即乡试、会试和殿试”（《明代科举制度考论》，沈阳出版社2005年，第76页）。二是认为实行四级考试，如刘海峰先生《科举制与“科举学”》一书认为，“明清时期科举大体分为童生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85页）。笔者认为“童生试”仅仅是童生的入学考试，与科举考试无直接关系，所以不能视做科举的一级考试；而正统九年出现的科考则是明朝此后二百年间确定应试生儒乡试资格的考试，故实为科举考试中最低一级的考试。永乐后，庶吉士主要以考试方式选拔，虽还未能像清朝那样每科皆考，但有庶吉士的科次已占同期总科次的71.6%，其中直接考选庶吉士的科次占63%，说明此选确已成为明代以殿试为基础的选拔高层次人才的经常性考试，理应视为科举考试体系中一级独立的考试。故明代科举的考试层级应为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考试五级制。
②自洪武四年至崇祯十六年，明廷共举行殿试88科89榜。其中，只有洪武二十一年殿试黜落2名，其余殿试无一黜落者。
③明初应考乡试者“皆由有司保举申送”。正统九年，设立“科考”，规定“各处应试生儒人等，从提学官考送”。 （《明会典》卷七七《乡试事例》）即自此开始，应试生儒必须通过由各省直提学官主持的这一考试方能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详见郭培贵2005年博士论文《〈明史·选举志〉与明代选举制度考论》第362～363页“从‘有司保举申送’到‘科考’的出现”和第363～367页“科考的发展及其评价”二节，藏南开大学图书馆。
④嘉靖四十五年规定的1:30的乡试录取率，实际上隆庆元年（1567年）丁卯科才能实行。
⑤明代乡试共开科90次，分为“不拘额数”录取和“按定额”录取两种情况。前者共取举人22289人，后者共取举人80110人。二者相加总数为102399人。明代举行殿试总计89次，共取进士24599人。关于明代举人、进士数量的详细考证，分见郭培贵2005年博士论文《〈明史·选举志〉与明代选举制度考论》第373～ 375页“明代的举人数量”和第376～387页“明代的进士榜数及进士数”二节，藏南开大学图书馆。
⑥张朝瑞：《皇明贡举考》，续修四库全书本。
⑦《南雍志》，续修四库全书本。
⑧洪武三十年丁丑科分春、夏两榜，故为88科89榜。
⑨笔者在逐一确认明代各科进士数的基础上，统计明代 89榜进士总数为24599名，减去其中的一甲进士267名，则二、三甲进士总数应为24332名。明代1397名庶吉士，占二、三甲进士总数的5.7%。
⑩因一般情况下，永乐后考选庶吉士，同科二、三甲进士皆有报考的资格。尽管每次考选庶吉士，难免会有人因疾病、奔丧、守制等原因不能参加，但应是个别情况，故这一假设不会距事实太远。
(11)明代60科庶吉士中，非经考选产生者，有洪武十八年、二十一年2科的“观政”类，永乐十年、十九年、二十二年和正统七年等4科单纯改进士“专习译书”类，正德三年的“传奉”类；崇祯七年、十三年2科虽经“考选”，但前者是从已任职的该科进士中考选，后者则考选后直接任为“检讨”。本表只计直接从二、三甲进士中考选为庶吉士者；表中数据主要依据明各朝“实录”、《弇山堂别集·科试考》、《皇明贡举考》、《皇明三元考》、《殿阁词林记》、《翰林记》、《礼部志稿》、《国榷》、《明史》和各省“通志”的记载或考证得出。详见郭培贵2005年博士论文《〈明史·选举志〉与明代选举制度考论》第 380～387页《明代历科会试、殿试榜数及其录取名数表》和第388～424页《明代科举各科庶吉士名籍甲第表》，藏南开大学图书馆。
(12)19名中，包括宣德八年考选宣德五年庚戌科进士胡端祯等“历事六科以备用”的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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