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
陈长文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7年01期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2006年11期第44～48页
【英文标题】The Phenomenon of" Making False Report of Age" in Ming Dynasty
CHEN Chang-wen
( College of History and Society,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25, Shandong, China)
【作者简介】陈长文，鲁东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山东 烟台 264025
陈长文，文学博士，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讲师。
【日 期】2006-06-05
【关 键 词】明代科举/官年/“进士登科录”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of Ming Dynasty/the phenomenon of making false report of age/jin-shi dengke lu
[中图分类号] K248；D691. 3=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83-0214(2006)11-0044-05
一 问题的提出
郗志群《封建科举、职官中的“官年”——从杨守敬的乡试硃卷谈起》一文引发了学术界对官年现象的关注和思考。他认为南宋洪迈所言“官年”俗例直至清末仍在流行，同时指出：“封建科举的‘登科录’中也应该存在着官年问题。因为‘登科录’所记载的中式者姓名、籍贯、年岁、家庭等情况，都是以登第者应试时填报的‘履历’为依据的。”[1] (p155)这里他点到为止，猜测在封建科举的“登科录”中“也应该”存在着虚报年龄的官年现象。
钱茂伟在其《明代进士登科录的史料价值》一文中利用了若干科明代“进士登科录”及“履历便览”等，对明代29位史学家和3位藏书家的生年进行了订补。当他谈到徐日久时，遇到了困惑：“据《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履历便览》，‘庚辰九月二十一日生’，则生于万历八年(1580年)。而据其自撰的《真率先生学谱》(见《中国历代年谱考录》)，则生于万历二年(1574年)，不知何据？登科录、同年录、便览资料，一般说来是较可靠的。”[2] (p347)说明此时他尚未意识到明代“进士登科录”等科举文献中也会存在官年现象。五年后，钱茂伟在其近著《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第十章《科举名录的人物订补价值》中，大概参考了郗志群一文后，对前文作了相关订正。惜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故仍无实质性的提高。如他在文中所言，“明朝是否有这种减岁现象？据当代学者研究，除南宋之外，清朝也存在官年实年现象，则宋、清之间的明朝也应有这种现象。笔者就发现一例，如晚明浙江人徐日久……减去了6岁。不过，减岁是违法现象，当是个别的，且是暗中的，绝对不会严重到政府熟视无睹的程度……则学生们似不可能随意虚报年纪”[3] (p269～270)。上述观点没有建立在大量而翔实的考证基础之上，故其结论略显武断。但为保险起见，他倒提了个不错的建议：“这也提醒我们，在使用登科录资料时，最好能参证其它传记资料。”[3] (p270)他在书中还利用诸多“进士登科录”、“进士同年录”、“履历便览”等对《明人传记资料索引》[4] 一书中的进士生年问题多做补正，因其对明代官年现象存在认识上的局限，故对该书的补正难免不受影响。①
此外，孔学《宋代官员的官年与实年》[5] 和高楠《试析宋代官员官年与实年不符现象》[6] 两文则具体对宋代的官年现象进行了探讨，至今未见学者对明代官年现象展开论述。有鉴于此，笔者在掌握了大量明代“进士登科录”、“进士同年录”、“进士履历便览”以及明代进士的“年谱”、“家谱”、“族谱”等文献的基础上对明代官年现象做进一步深入研究，以期探寻其内在规律及其产生的原因。
二 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
明代究竟有无官年现象？究竟是如钱茂伟所言“个别的”、“暗中的”现象，还是较为普遍的、近乎公开的现象呢？这种现象在明代“进士登科录”中是否也有所体现？笔者试图按照“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沈孚闻→万历五年丁丑科301名进士→整个明代260余年历科进士”这样的思路，由点到线，再由线到面进行逐次研究。在经过对上千名进士生年分析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应该比仅凭猜测来得要客观一些。
万历五年第三甲第一百六十五名进士沈孚闻，据王世贞《河南汝宁府光州商城县知县沈君孚闻墓志铭》载：“四十三而始成进士……四十九而弃我……君初讳令闻，后改孚闻，字贞孺，自号翼亭，后亦更号芷阳。其先为吴江之名族……既成进士，刻《登科录》，当以生齿闻，而君具实数。或谓减不过三岁，而可以预馆选。即毋选，而更五岁，以当给事、御史选，毋害也。且今诸进士谁为不讳齿者？君曰：‘甫仕而遽欺吾君，可乎？’于是君之齿在百人后，而列第四人，不顾也。”[7] (第九三，p4047)由这则材料我们得知：其一，沈孚闻43岁始成进士。其二，如果他少报3岁即在40岁以下，可预馆选，也就是有资格参加翰林院庶吉士的遴选；如果少报5岁，在38岁以下，便可以参加考选六科给事中或监察御史。其三，“讳齿”在当时是一种普遍且近乎公开化的现象。沈孚闻实际年龄43岁，当在百人之后，因“具实数”上报，在“进士登科录”中却排在了第四位。
据《万历五年进士登科录》载：“沈孚闻，贯直隶苏州府吴江县民籍。国子生，治《易经》。字贞孺，行一，年四十三，三月十二日生。”[8] 这里《万历五年进士登科录》中确实记载他中进士时为43岁，与《墓志铭》所言相吻合。而《墓志铭》所言“列第四人”是不确的。其实，该科《进士登科录》所载40岁以上的进士共7人，而他的年龄最大，另外两个43岁的出生月份也比他小。
接下来我们对《万历五年进士登科录》所载该科301位进士全部进行统计分析。其中20岁以下的进士只有陈泰来一人(年龄为19岁)；20～29岁之间有126人(其中20～25岁的18人，26～29岁的108人)；30～39岁之间的167人(其中30～35岁的144人，36～39岁的23人)；40岁以上(含40岁)的7人。特别集中的年龄段是26～35岁，10岁之间有进士252人，占该科进士总数的83.72％，40岁以上的占2.33％，38岁以上的(含38岁)占进士总数的5.65％。因为40岁以下可以参加翰林院庶吉士的遴选，38岁以下可以参加考选六科给事中或监察御史。明天顺(1457～1464年)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宰辅多由翰林院庶吉士起家。时人又言“中举中进士，当官当御史”，六科给事中和各道监察御史口衔天宪，掌握弹劾之权。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这些都是士子们梦寐以求的美差。故而《进士登科录》中所填进士生年在40岁以上(含40岁)的仅占总数的2.33％，38岁以上(含38岁)的仅占进士总数的5.65％。沈孚闻实际年龄43岁当在百人之后，言外之意43岁应当排在中等偏上一点的位置(总数为301人)，由于具实相报，竟然年龄最大。足见当时虚报年龄的现象极其普遍。
下面，将《万历五年进士登科录》与《明人传记资料索引》(或“年谱”)共同载有的29名进士当中生年存在差异的17名进士的具体情况列表如下：
表中17位进士的生年，《万历五年进士登科录》所记载的皆小于《明人传记资料索引》(或“年谱”)的记载，相差1～11岁不等。此17人约占可考人数29人的58.62％，说明万历初年虚报年龄的现象较为严重。
笔者又用明代一百多种“年谱”、“家谱”、“族谱”等文献与“进士登科录”、《明人传记资料索引》进行详核，结果是“年谱”等所载的绝大多数进士的生年与《明人传记资料索引》相吻合，但往往大于“进士登科录”或“同年录”、“履历便览”所记生年。这说明明代“进士登科录”、“同年录”、“履历便览”中存在虚报年龄的官年现象。另外，《明人传记资料索引》多据明代时人所撰“行状”、“墓志铭”等资料，其生年问题的可信程度应当是较高的。于是，笔者用《明人传记资料索引》和“年谱”、“家谱”、“族谱”等文献对所收集到的45科“进士登科录”、“进士同年录”、“进士履历便览”中1203名进士的生年进行考察分析，借此可以窥见明代260余年间官年现象之一斑。
就笔者手头可考见进士生年的这45科明代进士登科录资料来看，利用《明人传记资料索引》和“年谱”等文献可考其生年的进士为1203人，其中存在差异的，也即可能存在官年现象的有371人，占可考人数的30.84％，平均少报年龄为5.05岁。这是对整个明代260余年89榜24586名进士进行的大规模抽样调查，所统计人数占了进士总数的4.89％，将近每二十个进士中抽取一个，涵盖面是比较广的。其中崇祯朝共统计了4科，官年现象较为严重，平均少报11.53岁。
由此表笔者认为：从明初到明末，自始至终在官刻“进士登科录”和私刻“进士同年录”、“履历便览”(即便是官版“履历”中当亦如此)中都程度不等地存在着官年现象。洪武(1368～1400年)至宣德(1426～1435年)时期相对较为严重，这有两种可能：其一，限于文献记载之不足，统计的人数较少，可能影响了结论的公正性；其二，也可能是明初承宋元旧习，官年现象确实较为严重。正统(1436～1449年)以后直至嘉靖(1522～1566年)前期，这一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较为稳定，所占比例多在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此时官年现象不算甚烈，这一阶段的“进士登科录”、“同年录”等相对较为可信。到了嘉靖后期，尤其是万历(1573～1620年)、天启(1621～1627年)、崇祯(1628～1644年)三朝，虚报年岁的人数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同时虚报的年数也越来越多。所以嘉靖后期直至明末这一时段的“进士登科录”、“进士同年录”、“进士履历便览”所载进士生年中的官年现象较为严重。
清承明制，官年现象一直延续下来。顺治十二年(1655年)四月丙子，皇上敕谕礼部：“朕惟人臣事君，勿欺为本。近来进呈‘登科录’及乡、会、殿试等卷，率多隐匿年岁，以老为壮，以壮为少。国家开科取士，本求贤良，进身之始即为虚伪，将来行事可知。更有相沿陋习，轻联同宗，远托华胄，异姓亲属，混列刊布，俱违正道。朝廷用人，量才授任，岂论年齿家世乎？今科‘进士登科录’及以后各试卷，务据实供写，其余陋风，悉行改正，毋(原书作“母”，误)负朕崇诚信、重廉耻至意。”[9] (卷六《除弊》)由此可知，郗志群一文所言“尚未见历朝对此严加取缔过”，并称“检索宋代以后的‘正史’、‘十通’、‘会要’、‘会典’等文献及其工具书，尚未见到相关的记载”[1] (p155)值得商榷。
康熙年间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二《官年》也载：“三十年来士大夫履历，例减年岁，甚或减至十余年；即同人宴会，亦无以真年告人者，可谓薄俗。”[10] 这里他指出：官年这一“薄俗”在康熙年间仍旧盛行，即便是“进士同年录”中所言生年也未必是实年。
三 明代官年现象产生的原因
至于官年产生的原因，《皇朝文献通考》卷四七《选举考一》记载：“周制，乡大夫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此即‘登科录’之制所由昉也。自唐以后，务浮华而少本实。晋魏专重阀阅，故家敝俗相沿，贵少贱老，轻寒门而重世族，是以‘登科录’中亦复习于作伪。”[11] 这种在用人过程中“贵少贱老”的习俗，致使“‘登科录’中亦复习于作伪”，遂产生官年现象。随着科举制度的形成与完善，士子们为了寻求功名，跻身仕途，使这一现象进一步恶化。所以官年现象便在宋朝的文献中已有所体现。
就明代而言，一方面是继承了历史上的官年传统，同时又受嘉靖以后选拔翰林院庶吉士、科道官限年制度等直接影响，遂使这一现象至明末而流于糜烂。例如考选庶吉士限年，据《万历起居注》载，万历十一年考选庶吉士，“照隆庆二年事例，限年四十以下”[12] (第三册，p584)；万历十四年“准照嘉靖四十四年事例，限年四十以下”[12] (第四册，p343)。大概限年之例始于嘉靖末年，而此后考选庶吉士“限年四十以下”渐成定制。此外，考选科道官也大致如此。这种限年之制，也正是明代官年现象从嘉靖朝开始至明亡愈演愈烈的直接原因。清承明制，入清后此风依旧甚烈，以至于顺治帝不得不敕谕严禁，但由于功名利禄的引诱，人们还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注释：
①针对《明人传记资料索引》一书，钱茂伟言：“现在看来，这套书老了些，需要作较多的补充。”他的专著《国家、科举与社会》第十章表10—1《〈明人传记资料索引〉生卒年补正》利用明代“进士登科录”、“同年录”、“履历便览”对《明人传记资料索引》一书进行补正，这事实上有点本末倒置。因为《明人传记资料索引》多据明代时人所撰“行状”、“墓志铭”等，其生年问题的可信程度应当是相当高的。而明代“进士登科录”、“同年录”、“履历便览”中却存在虚报年龄的官年现象。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7年01期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2006年11期第44～48页
【英文标题】The Phenomenon of" Making False Report of Age" in Ming Dynasty
CHEN Chang-wen
( College of History and Society,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25, Shandong, China)
【作者简介】陈长文，鲁东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山东 烟台 264025
陈长文，文学博士，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讲师。
| 【内容提要】 | 在明代“进士登科录”、“进士同年录”、“进士履历便览”等科举文献中，皆存在程度不等的官年现象。嘉靖以后，这一现象逐渐变得普遍且近乎公开化，虚报年龄者越来越多，虚报的年岁越来越大，至明末而流于糜烂。这一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是继承了历史上的官年传统，另一方面又受嘉靖以后选拔翰林院庶吉士、科道官限年制度的直接影响。 The phenomenon of making false report of age had been in existence more than one thousand years since Song Dynasty at least. It became very popular in Ming Dynasty, especially in the years of Wan-li, Tian-qi and Chong-zhen reigns of Ming Dynasty. It became very harmful to society just because the age of jin-shi were constrained when people wanted to be selected for many better official positions by examinations. |
【关 键 词】明代科举/官年/“进士登科录”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of Ming Dynasty/the phenomenon of making false report of age/jin-shi dengke lu
一 问题的提出
郗志群《封建科举、职官中的“官年”——从杨守敬的乡试硃卷谈起》一文引发了学术界对官年现象的关注和思考。他认为南宋洪迈所言“官年”俗例直至清末仍在流行，同时指出：“封建科举的‘登科录’中也应该存在着官年问题。因为‘登科录’所记载的中式者姓名、籍贯、年岁、家庭等情况，都是以登第者应试时填报的‘履历’为依据的。”[1] (p155)这里他点到为止，猜测在封建科举的“登科录”中“也应该”存在着虚报年龄的官年现象。
钱茂伟在其《明代进士登科录的史料价值》一文中利用了若干科明代“进士登科录”及“履历便览”等，对明代29位史学家和3位藏书家的生年进行了订补。当他谈到徐日久时，遇到了困惑：“据《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履历便览》，‘庚辰九月二十一日生’，则生于万历八年(1580年)。而据其自撰的《真率先生学谱》(见《中国历代年谱考录》)，则生于万历二年(1574年)，不知何据？登科录、同年录、便览资料，一般说来是较可靠的。”[2] (p347)说明此时他尚未意识到明代“进士登科录”等科举文献中也会存在官年现象。五年后，钱茂伟在其近著《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第十章《科举名录的人物订补价值》中，大概参考了郗志群一文后，对前文作了相关订正。惜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故仍无实质性的提高。如他在文中所言，“明朝是否有这种减岁现象？据当代学者研究，除南宋之外，清朝也存在官年实年现象，则宋、清之间的明朝也应有这种现象。笔者就发现一例，如晚明浙江人徐日久……减去了6岁。不过，减岁是违法现象，当是个别的，且是暗中的，绝对不会严重到政府熟视无睹的程度……则学生们似不可能随意虚报年纪”[3] (p269～270)。上述观点没有建立在大量而翔实的考证基础之上，故其结论略显武断。但为保险起见，他倒提了个不错的建议：“这也提醒我们，在使用登科录资料时，最好能参证其它传记资料。”[3] (p270)他在书中还利用诸多“进士登科录”、“进士同年录”、“履历便览”等对《明人传记资料索引》[4] 一书中的进士生年问题多做补正，因其对明代官年现象存在认识上的局限，故对该书的补正难免不受影响。①
此外，孔学《宋代官员的官年与实年》[5] 和高楠《试析宋代官员官年与实年不符现象》[6] 两文则具体对宋代的官年现象进行了探讨，至今未见学者对明代官年现象展开论述。有鉴于此，笔者在掌握了大量明代“进士登科录”、“进士同年录”、“进士履历便览”以及明代进士的“年谱”、“家谱”、“族谱”等文献的基础上对明代官年现象做进一步深入研究，以期探寻其内在规律及其产生的原因。
二 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
明代究竟有无官年现象？究竟是如钱茂伟所言“个别的”、“暗中的”现象，还是较为普遍的、近乎公开的现象呢？这种现象在明代“进士登科录”中是否也有所体现？笔者试图按照“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沈孚闻→万历五年丁丑科301名进士→整个明代260余年历科进士”这样的思路，由点到线，再由线到面进行逐次研究。在经过对上千名进士生年分析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应该比仅凭猜测来得要客观一些。
万历五年第三甲第一百六十五名进士沈孚闻，据王世贞《河南汝宁府光州商城县知县沈君孚闻墓志铭》载：“四十三而始成进士……四十九而弃我……君初讳令闻，后改孚闻，字贞孺，自号翼亭，后亦更号芷阳。其先为吴江之名族……既成进士，刻《登科录》，当以生齿闻，而君具实数。或谓减不过三岁，而可以预馆选。即毋选，而更五岁，以当给事、御史选，毋害也。且今诸进士谁为不讳齿者？君曰：‘甫仕而遽欺吾君，可乎？’于是君之齿在百人后，而列第四人，不顾也。”[7] (第九三，p4047)由这则材料我们得知：其一，沈孚闻43岁始成进士。其二，如果他少报3岁即在40岁以下，可预馆选，也就是有资格参加翰林院庶吉士的遴选；如果少报5岁，在38岁以下，便可以参加考选六科给事中或监察御史。其三，“讳齿”在当时是一种普遍且近乎公开化的现象。沈孚闻实际年龄43岁，当在百人之后，因“具实数”上报，在“进士登科录”中却排在了第四位。
据《万历五年进士登科录》载：“沈孚闻，贯直隶苏州府吴江县民籍。国子生，治《易经》。字贞孺，行一，年四十三，三月十二日生。”[8] 这里《万历五年进士登科录》中确实记载他中进士时为43岁，与《墓志铭》所言相吻合。而《墓志铭》所言“列第四人”是不确的。其实，该科《进士登科录》所载40岁以上的进士共7人，而他的年龄最大，另外两个43岁的出生月份也比他小。
接下来我们对《万历五年进士登科录》所载该科301位进士全部进行统计分析。其中20岁以下的进士只有陈泰来一人(年龄为19岁)；20～29岁之间有126人(其中20～25岁的18人，26～29岁的108人)；30～39岁之间的167人(其中30～35岁的144人，36～39岁的23人)；40岁以上(含40岁)的7人。特别集中的年龄段是26～35岁，10岁之间有进士252人，占该科进士总数的83.72％，40岁以上的占2.33％，38岁以上的(含38岁)占进士总数的5.65％。因为40岁以下可以参加翰林院庶吉士的遴选，38岁以下可以参加考选六科给事中或监察御史。明天顺(1457～1464年)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宰辅多由翰林院庶吉士起家。时人又言“中举中进士，当官当御史”，六科给事中和各道监察御史口衔天宪，掌握弹劾之权。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这些都是士子们梦寐以求的美差。故而《进士登科录》中所填进士生年在40岁以上(含40岁)的仅占总数的2.33％，38岁以上(含38岁)的仅占进士总数的5.65％。沈孚闻实际年龄43岁当在百人之后，言外之意43岁应当排在中等偏上一点的位置(总数为301人)，由于具实相报，竟然年龄最大。足见当时虚报年龄的现象极其普遍。
下面，将《万历五年进士登科录》与《明人传记资料索引》(或“年谱”)共同载有的29名进士当中生年存在差异的17名进士的具体情况列表如下：
《万历五年进士 《明人传记资料 二者相差 姓 名 登科录》所载生 索引》或“年谱” 岁数 年及年龄(岁) 所载生年 王士性 1547(31) 1546 1 朱廷益 1551(27) 1546 5 李国士 1545(33) 1534 11 吴达可 1548(30) 1541 7 张鼎思 1550(28) 1543 7 冯梦祯 1548(30) 1546 2 宁化龙 1552(26) 1549 3 曾乾亨 1539(39) 1538 1 屠 隆 1543(35) 1542 1 傅光宅 1550(28) 1547 3 黄 钟 1546(32) 1540 6 傅 霈 1547(31) 1544 3 杨启元 1551(27) 1547 4 刘一相 1549(29) 1542 7 魏允贞 1544(34) 1542 2 苏 浚 1543(35) 1541 2 顾云程 1547(31) 1541 6 |
表中17位进士的生年，《万历五年进士登科录》所记载的皆小于《明人传记资料索引》(或“年谱”)的记载，相差1～11岁不等。此17人约占可考人数29人的58.62％，说明万历初年虚报年龄的现象较为严重。
笔者又用明代一百多种“年谱”、“家谱”、“族谱”等文献与“进士登科录”、《明人传记资料索引》进行详核，结果是“年谱”等所载的绝大多数进士的生年与《明人传记资料索引》相吻合，但往往大于“进士登科录”或“同年录”、“履历便览”所记生年。这说明明代“进士登科录”、“同年录”、“履历便览”中存在虚报年龄的官年现象。另外，《明人传记资料索引》多据明代时人所撰“行状”、“墓志铭”等资料，其生年问题的可信程度应当是较高的。于是，笔者用《明人传记资料索引》和“年谱”、“家谱”、“族谱”等文献对所收集到的45科“进士登科录”、“进士同年录”、“进士履历便览”中1203名进士的生年进行考察分析，借此可以窥见明代260余年间官年现象之一斑。
可考 虚报年 所占 平均少 备注(极个别进士多报年岁，也
科 别 可能是文献记载错误，计入虚报
人数 龄人数 比例 报年数 人数，但不计入平均少报年数)
洪武四年(1371) 2 1 50％ 2
建文二年(1400) 9 5 55.56％ 1.75 胡濙
永乐九年(1411) 8 2 25％ 0.5 钱习礼
永乐十年(1412) 7 4 57.14％ 2.25
宣德八年(1433) 10 3 33.33％ 1.33
正统元年(1436) 6 1 16.67％ ——
天顺元年(1457) 20 4 20％ 1
成化二年(1466) 42 7 16.67％ 2.75 李显、屠滽、熊绣
成化五年(1469) 31 5 16.13％ 7 崔升
成化八年(1472) 32 8 25％ 2.2 刘豸、杨荣、高敞
成化十一年(1475) 27 7 25.93％ 1.2 王傅、黄乾亨、刘璟
弘治九年(1496) 54 11 20.37％ 5.1 杨武
弘治十二年(1499) 41 6 14.63％ 5.5
弘治十八年(1505) 59 10 16.95％ 4.13 马卿、孙绍先
正德三年(1508) 67 7 10.45％ 6.8 王崇庆、刘洙
正德十二年(1517) 49 7 14.29％ 2.6 何鳌、张文奎
正德十六年(1521) 29 6 20.69％ 2.67 王相、王积、杨维聪
嘉靖八年(1529) 37 6 16.22％ 3.67 李良、张忠、项乔
嘉靖十四年(1535) 45 7 15.56％ 1.8 钱邦彦、靳学颜
嘉靖十七年(1538) 40 5 12.5％ 5 沈{K24R101.jpg}、陆师道
可考 虚报年 所占 平均少 备注(极个别进士多报年岁，也
科 别 可能是文献记载错误，计入虚报
人数 龄人数 比例 报年数 人数，但不计入平均少报年数)
嘉靖二十年(1541) 35 2 5.71％ 3
嘉靖二十三年(1544) 48 9 18.75％ 1.38 陈其学
嘉靖二十六年(1547) 40 8 20％ 4 周思兼、陈嘉谟
嘉靖三十二年(1553) 31 2 6.45％ 2 蔡国珍
嘉靖三十五年(1556) 30 6 20％ 5.2
嘉靖四十一年(1562) 35 18 51.43％ 5.71 陈有年
嘉靖四十四年(1565) 53 9 16.98％ 5.5 王基
隆庆二年(1568) 52 16 30.77％ 5.64 宋伯华、黄凤翔
隆庆五年(1571) 40 19 47.5％ 5.68 王教
万历五年(1577) 29 17 58.62％ 4.18
万历八年(1580) 28 19 67.86％ 6.21 南企仲
万历十一年(1583) 22 19 86.36％ 7.53
万历十四年(1586) 13 8 61.54％ 9.5
万历二十年(1592) 12 7 58.33％ 4.57
万历二十三年(1595) 6 4 66.67％ 4
万历二十六年(1598) 17 14 82.35％ 6.93
万历二十九年(1601) 17 13 76.47％ 6.85
万历三十二年(1604) 6 5 83.33％ 7
万历三十五年(1607) 10 8 80％ 9 钱龙锡
万历三十八年(1610) 13 11 84.62％ 8.45
天启二年(1622) 19 15 78.95％ 9.4
崇祯七年(1634) 5 5 100％ 16
崇祯十年(1637) 8 6 75％ 8.83
崇祯十三年(1640) 9 8 88.89％ 11.13
崇祯十六年(1643) 15 14 93.33％ 10.14
合计(45科) 1203 371 30.84％ 5.05 |
就笔者手头可考见进士生年的这45科明代进士登科录资料来看，利用《明人传记资料索引》和“年谱”等文献可考其生年的进士为1203人，其中存在差异的，也即可能存在官年现象的有371人，占可考人数的30.84％，平均少报年龄为5.05岁。这是对整个明代260余年89榜24586名进士进行的大规模抽样调查，所统计人数占了进士总数的4.89％，将近每二十个进士中抽取一个，涵盖面是比较广的。其中崇祯朝共统计了4科，官年现象较为严重，平均少报11.53岁。
由此表笔者认为：从明初到明末，自始至终在官刻“进士登科录”和私刻“进士同年录”、“履历便览”(即便是官版“履历”中当亦如此)中都程度不等地存在着官年现象。洪武(1368～1400年)至宣德(1426～1435年)时期相对较为严重，这有两种可能：其一，限于文献记载之不足，统计的人数较少，可能影响了结论的公正性；其二，也可能是明初承宋元旧习，官年现象确实较为严重。正统(1436～1449年)以后直至嘉靖(1522～1566年)前期，这一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较为稳定，所占比例多在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此时官年现象不算甚烈，这一阶段的“进士登科录”、“同年录”等相对较为可信。到了嘉靖后期，尤其是万历(1573～1620年)、天启(1621～1627年)、崇祯(1628～1644年)三朝，虚报年岁的人数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同时虚报的年数也越来越多。所以嘉靖后期直至明末这一时段的“进士登科录”、“进士同年录”、“进士履历便览”所载进士生年中的官年现象较为严重。
清承明制，官年现象一直延续下来。顺治十二年(1655年)四月丙子，皇上敕谕礼部：“朕惟人臣事君，勿欺为本。近来进呈‘登科录’及乡、会、殿试等卷，率多隐匿年岁，以老为壮，以壮为少。国家开科取士，本求贤良，进身之始即为虚伪，将来行事可知。更有相沿陋习，轻联同宗，远托华胄，异姓亲属，混列刊布，俱违正道。朝廷用人，量才授任，岂论年齿家世乎？今科‘进士登科录’及以后各试卷，务据实供写，其余陋风，悉行改正，毋(原书作“母”，误)负朕崇诚信、重廉耻至意。”[9] (卷六《除弊》)由此可知，郗志群一文所言“尚未见历朝对此严加取缔过”，并称“检索宋代以后的‘正史’、‘十通’、‘会要’、‘会典’等文献及其工具书，尚未见到相关的记载”[1] (p155)值得商榷。
康熙年间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二《官年》也载：“三十年来士大夫履历，例减年岁，甚或减至十余年；即同人宴会，亦无以真年告人者，可谓薄俗。”[10] 这里他指出：官年这一“薄俗”在康熙年间仍旧盛行，即便是“进士同年录”中所言生年也未必是实年。
三 明代官年现象产生的原因
至于官年产生的原因，《皇朝文献通考》卷四七《选举考一》记载：“周制，乡大夫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此即‘登科录’之制所由昉也。自唐以后，务浮华而少本实。晋魏专重阀阅，故家敝俗相沿，贵少贱老，轻寒门而重世族，是以‘登科录’中亦复习于作伪。”[11] 这种在用人过程中“贵少贱老”的习俗，致使“‘登科录’中亦复习于作伪”，遂产生官年现象。随着科举制度的形成与完善，士子们为了寻求功名，跻身仕途，使这一现象进一步恶化。所以官年现象便在宋朝的文献中已有所体现。
就明代而言，一方面是继承了历史上的官年传统，同时又受嘉靖以后选拔翰林院庶吉士、科道官限年制度等直接影响，遂使这一现象至明末而流于糜烂。例如考选庶吉士限年，据《万历起居注》载，万历十一年考选庶吉士，“照隆庆二年事例，限年四十以下”[12] (第三册，p584)；万历十四年“准照嘉靖四十四年事例，限年四十以下”[12] (第四册，p343)。大概限年之例始于嘉靖末年，而此后考选庶吉士“限年四十以下”渐成定制。此外，考选科道官也大致如此。这种限年之制，也正是明代官年现象从嘉靖朝开始至明亡愈演愈烈的直接原因。清承明制，入清后此风依旧甚烈，以至于顺治帝不得不敕谕严禁，但由于功名利禄的引诱，人们还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注释：
①针对《明人传记资料索引》一书，钱茂伟言：“现在看来，这套书老了些，需要作较多的补充。”他的专著《国家、科举与社会》第十章表10—1《〈明人传记资料索引〉生卒年补正》利用明代“进士登科录”、“同年录”、“履历便览”对《明人传记资料索引》一书进行补正，这事实上有点本末倒置。因为《明人传记资料索引》多据明代时人所撰“行状”、“墓志铭”等，其生年问题的可信程度应当是相当高的。而明代“进士登科录”、“同年录”、“履历便览”中却存在虚报年龄的官年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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