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18世纪前后清代农家生计收入的研究
张研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6年06期
【原文出处】《古今农业》(京)2006年1期第67～75页
【英文标题】Research on the Farmhouse Livelihood in Eighteenth Century of Qing Dynasty
Zhang Yan
( Research Institute of Qing Dynasty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作者简介】张研，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北京 100872
张研(1948—)，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历史。
【关 键 词】清代/农家/生计收入Qing Dynasty/Farmhouse/Livelihood Income
农民家庭既是消费单位，又是生产单位。生活消费支出，需要生计收入的支持。那么，农民采取何种经营规模和经营方式，方能维持收入与支出的平衡，养活一家老小呢？
制约经营规模的因素，第一是生存消费的需求；第二是土地亩产量；第三是生产能力。为简明、集约考察总体上的情况，我们仍选择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小农”作为待“解剖”的“麻雀”，并分别南、北方，将以上三点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和分析。
南方。李伯重、方行提出或论证了清代江南普通农户经营规模中“人耕10亩”的标准模式，认为这种模式既是最佳的、又是可能的、而且是实际存在的人地资源配置模式。黄冕堂推算清代江浙平均亩产2～2.67石(稻谷)；李伯重推算清中期江南亩产约为4.6石(稻谷)。以李伯重推算为准，江南农户5口之家2个劳动力，种田20亩，每年收获稻谷92石。晾晒减去5/100①，供赋役减去4/100②，再减去种子1.6石(0.08石/亩)还剩82.3石，合米41.2石或银41.2两(清后期合钱62920文)。
清前期全家一年口粮需求约为米18石合银18两，副食需求约为7两，加衣物3两、住房1.6两、燃料3两共32.6两；清后期全家一年口粮需求约为米18石合银31.84两或钱50496文，副食需求约为银16.63两或钱26600文，加衣物银3.125两或钱5000文、住房银1.6两或钱2560文、燃料银5.4两或钱8640文，共约银58.31两或钱93296文。可知清前期江南农户依据农田收入的生存消费支出有余，清后期江南农户依据农田收入的生存消费支出不足。如下表。
表1 清代江南农户生存消费收支对比表(一)
而李伯重所谓的“人耕10亩”，似乎等同于或倾向于“户耕10亩”，因为他以江南农户5口之家一夫一妇2个劳动力中妇女多不事耕种、或在耕种中只起辅助作用。事实上，李伯重从人口与耕地数字的角度，明确论述了江南明清两代人口最多时期农户平均耕地接近“户耕10亩”的状况：“在1620年前后大约是每户(即一个家庭农场)平均有耕地14.5亩，而1850年时则是每户约耕8.5亩”，“就清代中期的情况而言，‘户耕十亩’之说”“可以大致成立”，“而在清代前期，由于农户数比1850年数少，户均耕地更接近于10亩”。③
这样，如果一户农家种田10亩，每年收获46石，晾晒减去5/100④，供赋役减去4/100⑤，再减去种子0.8石(0.08石/亩)还剩41.15石，合米20.6石或银20.6两(清后期合钱32960文)。可知清前期江南农户依据农田收入的生存消费支出不足，清后期江南农户依据农田收入的生存消费支出严重不足。如下表。
表2 清代江南农户生存消费收支对比表(二)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只计算了生存消费支出，如果将文化消费支出完全省略(实际并无可能)，那么还有不能省略的生产工本支出没有计算在内。而李伯重又举清人张海珊之言：乾隆时江南“一夫耕(田)不能十亩”，“(苏州府)人浮于田，计一家所耕田不能五亩”；姜皋之言：道光时，松江佃农多“自种租田三五亩”；英国传教士之言：光绪时，江苏南部一个农业雇工仅耕种水田6亩，杭州亦然。⑥ 如此，缺额占需求百分比将达到70％以上，真真是叫人没法活了。
然而，尽管土地所入远远不足，江南绝大多数农家却不仅能够存活，而且人口仍在增长，甚至“奢靡之风”也能够浸染、流行，这是由于其生产生活方式所致。或者，换言之，是其生产生活方式规定了“户耕十亩”的农业生产模式，使得“户耕十亩”的农业生产模式成为最佳的、可能的、而且是实际存在的人地资源配置模式。
首先一点，是精耕细作下复种、套种、轮作的麦豆(即所谓“春花”)、杂粮，没有计算在内。高产的麦豆杂粮，特别是在清后期，成为农家食物的主要构成部分(细粮不够，或不舍得自食，可用于出售)，这是江南农家能够提供“余粮”的重要原因。其次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其时江南农家多数“男耕女织”，“以织补耕”。如薛福保所说：“往时江南无尺寸隙地，民力田，佃十五亩者称上农，家饶裕矣，次仅五六亩，次三四亩，佐以杂作，非凶岁亦可无饥，何者？男耕于外，妇人蚕织于内，五口之家，人人自食其力，不仰给于一人也”⑦。
张研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男耕女织”的“织”，具有自给性副业的特色；“以织补耕”的“织”，具有商品性副业的特色。清代小农家庭的“织”，显然是后者重于前者，而清代小农家庭的“男耕女织”，则是5口之家2个成年男女劳动力的分工。⑧ 清代关于小农家庭“收成之后家家纺织，赖此营生，上完国课、下养老幼”；“耕获所入，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已罄，其衣食全赖红女”；“缫车轧轧响山庄，二月新丝价正昂，莫羡人家着罗绮，阿侬换得半年粮”⑨ 等记载比比皆是。有的记载十分具体，如：小农家庭人均“不足一亩，即竭终岁之耕，不足供二三月”，俗称“六十日财主”，其一年大部分时间的生活资金，均来自纺织等家庭手工业所入⑩。一般是男耕女织，“自春分饲蚕，小满取茧，蚕事方兴，农工迭起，男子耕作，女子采桑，自春徂夏，人无片刻之闲”。也有农忙时全家共耕，“于耕隙则男女纺绩”，“篝灯燎火至达旦不休”。(11)
与前代相比，明清小农家庭生产中的“织”，以及与之有关生产的比重逐渐加重。在经济领先发达及地窄人稠、生存竞争激烈的江南地区其更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某些地区家庭手工业及经济作物的种植，已从辅助地位上升到了主要地位。如无锡农家“舍织布纺花，别无他务”；苏州、嘉兴“纺之为纱，织之为布，家为恒业”(12) 等。这些农家“以机为田，以梭为禾”，农耕反退居次要地位。年虽歉，只要外地棉花运来，纺织有获，也称为“小稔”，“乡民不致大困”；纺织无获，“虽棉稻两丰，不济也”(13)。与之相关的经济作物种植，则成了另一些地区农家的主业。长江三角洲及东南沿海地区“种花者多而种稻者少”，“知务本种稻者，不过十分之二三，图利种棉者则有十分之七八”(14)。
清代小农家庭生产中经济作物的种植、家庭手工业的收益，远大于农业的收益。
如丝织。浙江桐乡1亩地植桑可养10数筐蚕，少亦4、5筐，最下为2、3筐(2、3筐即又有豆2熟)(15)。丝贵时，蚕1筐即等于1亩之息，也就是说桑蚕1亩所入等于种稻1亩所入的4、5倍以至10几倍。唐甄《惰贫》文中记载了丝绸产量：“一亩之桑获丝八斤，为绸二十匹”。叶世倬《劝业桑田告示》记载了蚕丝产值：“凡好田种麦谷，每亩丰年纵收二石，不过值银二三两，若使种桑叶，每亩采叶饲蚕可收水丝九斤值银十五六两”。
如棉纺。康熙年间籽棉亩产在80斤左右，市价百斤银2.1两，每亩植棉地的收入约1.68两。顺康时1匹布大约150文左右，亦即0.2两左右(乾隆后布值不一，高的达1匹6、700文)(16)。布的日产量为1匹，所谓匹夫匹妇“日织一匹”；“计日成匹”(17)。也有“积一日半夜之力，得布两匹者”；“有日成二三匹者”(18)。有“健妇”的农家每年大约织50多匹布(方行估计，清代上海县种5亩地的农户年产商品布、自用布60匹不为多(19))，收入10几两银子。“贫民业在纺织者，竭一旦之力，赡八口而无虞”(20)。
其他经济作物获利也大于稻谷，如烟草，“种烟者收值数倍于谷”(21) 等。考虑到这些因素，清中后期小农家庭的生产方够支付其家庭的生活所需。
关于明清江南桑农与稻农的耕作能力，李伯重有专文讨论。他认为，湖州、嘉兴和苏州等主要蚕桑地区，一个专业桑农(成年男劳动力)的治桑能力通常在5亩上下(22)；一个专业稻农的耕作能力，以合理调剂和使用人畜力资源为前提，大约可种稻10亩左右(23)。也就是说，在明清江南农家的经营方式下，一个专业桑农和一个专业稻农的最大耕作能力之比，大约为1∶2。关于明清江南专业棉农的植耕能力，李伯重也有考证。他以钦善“种棉之农，夫夫妇妇，洒汗坳硗，人踖二亩”及张春华“下农种木棉三五亩”之言合观(24)，认为乾嘉时期江苏松江一个种棉“下农”家庭的耕作能力甚小，大约4亩上下；中等农户应有不同，约为5亩或略多一些。
李伯重指出，明清江南，专业桑农以及只种稻不种桑、养蚕所需桑叶通过市场获得的农户都是少数。大多数农户既种桑，又种稻，几乎所有农户都养蚕。假设所有农户都养蚕，且桑稻兼种，那么，一个农户种桑、稻各几亩？李伯重以为，决定桑、稻种植比例的，主要是农户养蚕的能力。明清江南农村养蚕(包括缫丝)主要是妇女的工作。一个成年妇女能够养蚕的上限，大约为8～10筐。如张履祥《补农书·总论》所说，“且如匹夫匹妇，男治田地可十亩，女养蚕可十筐”。明清江南中等桑园每亩所产之叶，可养蚕8～9筐，农妇一人养蚕8筐，大约需要中等桑园1亩。若将农妇之外的老幼劳力合起来以一个成年女劳力计，这一农户所养之蚕，需要2亩桑园方能供给。已知一个成年男劳力可以治桑5亩或种稻10亩，为满足其家人养蚕须治桑2亩，此外就只能再种稻6亩。桑园与稻田合计，一共8亩(25)。当然，李伯重说，这只是一个大概的平均数，实际情况可能会有所出入，但不会很大。如果此家还有未成年劳动力，总数还可有所增加，亦即一个农户耕种田地的总数，大约接近10亩而略少。棉区为防病虫害、提高产量，普遍采用棉田3年轮作(即2年种棉1年种稻)的“翻田制”。在这种耕作制下，棉农每年必须以1/3的田地种植水稻。若其每年种棉5亩，还须同时种稻2.5亩，即总计种田7.5亩左右，也是接近而略少于10亩。(26)
一户桑稻兼种农家，种稻6亩，每年收获27.6石，晾晒减去5/100(27)，供赋役减去4/100(28)，再减去种子0.48石(0.08石/亩)还剩24.6石，合米12.3石或银12.3两；治桑2亩等于养蚕20筐，按蚕1筐即等于1亩之息(12.3两)，20筐收入为46两，两项收入合计为银58.3两，不算织绸(29)，已大大超过了江南农家生存消费支出年需求的银32.6两。
一户棉稻兼种农家，种稻2.5亩，每年收获11.5石，晾晒减去5/100(30)，供赋役减去4/100(31)，再减去种子0.2石(0.08石/亩)还剩10.29石，合米5.15石或银5.15两；植棉5亩，按每亩籽棉收入1.68两，5亩收入8.4两；年产布60匹，按1匹布0.6两，60匹布收入36两，三项合计为银48.55两，也已大大超过了江南农家生存消费支出年需求的银32.6两。
关于清代北方小农家庭的生计，张研等指出，以往分析有二误：一是以册籍人口数除册籍土地数，得出极少的人均耕地数，如嘉庆十七年(1812年)人均耕地1.95亩等(32)。如今，清中期以前官方册籍人口并非实际人口的观点已为共识，然清代鲜少变化的册籍土地数同样不是实在的地亩数，而是经过“折亩”的“粮田”、“税亩”。因此，其方法和结论均不正确。二是依据清人所说，得出不高的土地产出数，如“南方种田，一亩所获以石计，北方种地一亩所获以斗计”；南方“每亩所收止一二石”，北方“一亩不过一石”等(33)。然清人多根据赋税、地租额推算亩产量，而赋税、地租通常不计间种套种、2岁3收、1岁再收的菽荞菜豆。因此，其结论与事实也有差距。
张研等以地方志资料具体分析了安徽凤台的小农生计。纂修凤台县志的李兆洛等用地理学计田法，从实际地况出发，纵横测量，截长补短，减去城郭、途巷、山陵、林麓、川泽等非耕之地，得出凤台实有耕地400万亩左右；用嘉庆十五年(1810年)通过保甲系统统计上来的数字，得出丁口30万，减去士工商不在农者约5万，得出农业人口25万；并据实陈述了农耕所入：“黍麦菽荞菜稻为大种，率二岁而三收。二月种黍，七月而收；九月种麦，至四月而收；五月种菽，九月而毕收。乃稍息之，及明年二月复种黍。其一岁再收者麦，若稻若菽若瓜若荞，春秋皆可种，其熟又速，间种荞者，或一岁三收矣”。“亩所收者，当其稔时，黍麦可二石，稻可四五石”。从而明晰算出了人地比及产出：
凡县中田地当得四百万亩有奇，计亩岁收二石，当得米谷八百万石。以二十五万丁口治四百万亩之地，人可得十六亩，家有三丁，通力合作，治其屋下之田，不为兼并所取，计岁米谷常在九十石以上。家不过八口，人食日一升，岁所食三十石。以其余具粪溉、供租赋，与工商交易其有无，为婚嫁丧葬之具。又以余力治塘堰、穿窦窖，为水旱之备。塘可以鱼，堰可以树，亦足以悠游乡里，长子养孙，为安足之氓矣。
凤台田地400万亩，按普遍种植的黍麦计算，亩岁收2石，当得原粮800万石，合粮400万石。以25万农民除400万亩耕地，平均每人16亩。家有3丁，共种48亩。按亩产2石，48亩所收为原粮96石，合粮48石，还不算间种套种、两岁三收、一岁再收的菽荞菜稻及清中后期推广的玉米番薯等高产余额。如家有8口，每人每天食粮1升，那么每年消耗仅为28.8石，剩余近20石，可交纳地丁田赋、作为土肥灌溉工本、用于购买生产生活资料以及住居、娱乐、祭祀、婚嫁丧葬等方面的支出。而“家有八口”亦为“假设”，如果按同书“民户近十万，丁口不及三十万”的记载，多数家庭应该是2～3口的小家庭，那么，情况还要好得更多。在李兆洛等县志纂修者以及后续纂修者的眼中，小农家庭只要全家通力合作，辛勤耕耘，“不为兼并所取”，“又以余力治塘堰、穿窦窖，为水旱之备”，“塘可以鱼，堰可以树”，则足可以“悠游乡里”，养子育孙，成为安乐富足的小康之家了。小农家庭中有兼为佃农者。佃农需要佃种比自耕农更多的土地，凤台2牛1犁叫做“1犋”，佃田百亩叫做“一犋牛”，“一夫所治常数犋牛”。也就是说，1个佃农治田可达数百亩(按：前所谓“8口之家”，只有3个劳力，只计平均地亩数：16亩×3人为共治48亩，其他5口也有平均亩数而未计，这就为地主占有较多土地、佃农1人治数百亩土地留下了余地)。“牛种皆田主给之”，收获物五五对半分成。比小农条件差得多的佃农，如果年成好，一年佃耕也即能获得数年的积蓄，若是连年丰收，“无立锥者”竟能“或致千金”。
这些情况与人们印象中至贫的皖北小农生计完全不同。张研等指出，清中后期皖北小农确实陷入了贫困，但深层原因毋宁是落后的生产技术及生产方式，与已发生深刻变迁的社会经济环境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历史上皖北纺织业曾十分发达，亳州宿县的贡绢、寿州的贡丝布、颍州的贡丝绵等在唐朝被列于全国7等级中的1、2、3等；据云亳州轻纱似轻雾，入手似无重量。清中期以后，这些地区曾经辉煌过的纺织业归于暗淡或销声匿迹。凤阳地土本“宜麻宜棉”，而“愚农囿于所习，艺者终鲜”，“事杼柚廖廖，畴昔桑田阡陌，杳不复辨”(34)；凤台“杂稼宜棉”，“地亦宜桑柘”，而“无饲蚕之家，间种棉，亦不知纺织。丝布皆资之他邑”(35)；霍丘“地亦产桑，饲蚕者少”(36)；泗州、盱眙、五河“女子不解纺织”、“不知纺织”、“不务纺织”(37)；妇女常牵犊荷锄，与男子杂作“(38)。事实上，清前期皖北商业发展状况与皖南相差不多。皖北沿淮河及其支流的水陆商道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繁荣的市镇。捻军发源地雉河集即是襟带2州1县(亳州、宿州、蒙城县)、水运发达的商业中心。集上有晋商的字号和会馆，也有本地大姓开的买卖，所谓“南王北马势力大，大桥头上数郑家”(39)。清朝于安徽设有3处榷关(税关)——皖北的凤阳户部关及皖南的芜湖户部关与工部关，分别征收淮河、长江商运航道上的货物通行税。清前期2地3关之入均较开关之初增加了几倍。凤阳关实际征收关税与芜湖两关相差不过8、9万两，若只计户关所入，凤阳更在芜湖以上。皖北同其他地区一样，被纳入了全国性的市场网络。在这样的市场网络中，不单南方经济发展先进地区形成了原料、生产、销售环环相扣的手工业专业区，即其他诸多地区也打破了原来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完成了粗略的自然分工。其中，皖北依平原优势成为单一的传统农业区，然仅仅是保持落后的粗放式生产技术的传统农业区，既没有生产工具的变革，又没有生产方式的革命。18世纪末19世纪初，安徽人口密度在全国位列第三(40)。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距李兆洛修成《凤台县志》的嘉庆十六年(1811年)仅过了8年，凤台人口已从30万人增长到了38.7万余人，再没有人均16亩之事。与之同时，皖北小农破产、地主兼并土地，“无千金之家亦无半菽不饱之民”被代之以“贫万于富”，皖北本来即在全国粗略的自然分工中处于被动劣势，一旦人口与资源失衡，一旦自然条件由利变害(41)，从事单一传统农业，不再男耕女织、以织补耕的众多小农家庭丧失了购买力，以天灾人祸为标志的灾难便临近了。(42)
北方少数地区农家也有艺棉、种烟等经济作物种植及相关的专业化手工业分工。如“冀、赵、真定诸州属，农之艺棉者，十之八九”(43)；山东齐东土地所入仅足以糊口，“一切公赋及终岁经费多取办于木棉”(44) 等，其收入计算与南方同。更多的地区，农田多为产量很低的中低产田。徐浩指出，清代华北一般年成两收亩产在1石左右，养活1人至少需要3亩口粮田。如果没有复种，则需6亩土地。如直隶望都县，上中下土地“均匀计算，每亩得谷五六斗，须六亩可养一人，望邑额地一千七百余顷。现存男妇六万余名口，宜其地之所出不敷卒岁之用”，“上户饭粗粝，中户下户掺糠和菜以为食”；山西解县“当全盛之时，户口七万有零，平均分之每人仅得四五亩旱地，终岁劳苦，丰年略可自饱，仍不可事父母，畜妻子，一遇凶歉，死亡殆尽”。(45) 其中的问题，一是望都册载土地1700余顷，明载是“额地”；一是只论及“谷”，未论及豆菽及其他间种套种的杂粮，特别是未论及已事推广的高产作物玉米和番薯。
总体上，方行对清代小农生计进行了精辟的概括。他将小农生产分为3种模式。
第一，专门种植粮食，亦即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统一于粮食作物种植的模式。清代全国各地普遍存在专门种植粮食的农民。他们种植粮食，既是为了自给口粮，也是为了取得货币，用以换取不能自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维持家庭温饱以至改善生活，都要靠提高粮食商品率。这种模式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被动型。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农作物种植加工的选择性很小，农业生产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局限性很大，农民难以发展多种经营，只能从事单一的粮食种植。所谓“土苦寒”，“崎岖硗确，山农力瘁阪田”，“产瘠而利微”，“农末相资、通功易事者，概乎未之前闻”；“民间耕种，仅止二麦，别无土产，民间所用之布，皆系商人贩卖而来”(46)。布价相对于粮食产出十分昂贵——“每岁出数石粟，始成一件衣”，结果农民“数年补用一衣，历年不更一巾”；“终岁不制一衣者十室而九”(47)。必须添置衣被时，只能卖食买衣。乾隆年间，陕西许多农民“每岁必卖食买衣，因衣之费，而食已减其半，其艰于食者固自不少，而缺于衣者抑已良多”(48)。农民收入与支出的平衡点很低，只能从消费上调整自给产品与出售产品的比例，挪用口粮买布，忍饥挨饿，提高粮食商品率来支付家用；一种是主动型。由于粮食自给部分的弹性较小，需求量大体稳定，多数农民努力提高粮食商品率。自然条件适宜、土地平衍肥沃地区的农民以增产为手段，提高粮食商品率。浙江江山“一秋之获，可支数年”；陕西汉阴“一岁之获，可支数载”；安徽阜阳“沃壤广轮数十百里，一年之收，可备数年之食”(49)。重要产粮区如河南“原隰平衍，膏腴千里，岁果有秋，粟支十年”；湖南“湖田之稻，一岁再种，一熟则湖南足，再熟则湖南有余粟”(50) 等。粮食产量高，能用于出售的部分就大，货币收入就多，生活水平——其收入与支出的平衡点也就较高。自然条件较差、增产有限地区的农民以调整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比例为手段，提高粮食商品率。时复种制在全国各地得到推广。北方多为小麦、豆类作物和高粱等杂粮复种。南方多为稻、麦和薯类等杂粮复种。稻米、小麦、大豆等作物的价值高；高粱、小米、玉米、薯类等杂粮的产量高。农民为了满足口粮需要，同时获得较多货币，“以杂粮自食，以谷售人”。如山东巨野农民“种植五谷以十亩为率，大约二麦居六，秋禾居四”，“秋禾以高粱谷豆为主，其次则黍稷”，而“民多食高粱”；湖南蓝山“多稻田，州人率一岁三月食麦薯苞苽，入谷卖钱”；“家累千金者，仍饭包谷、红苕，稻米颇贱，仍珍而勿食”(51) 等。
第二，既种植粮食，又种植经济作物的模式。粮食种植作为自给性生产，保证家庭的口粮供给，经济作物种植作为商品性生产，取得货币、支付家庭的各种开支。其中，比较普遍的是以粮食种植为主，经济作物种植为辅。如陕西“汉川民有田地数十亩之家，必栽烟草数亩，田则栽姜或药材数亩。烟草亩摘三四百斤，卖青蚨十千以外。姜药材数亩，收八九百斤，卖青蚨二三十千，以为纳钱粮市盐布庆吊人情之用”(52)。他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因地制宜种植经济作物，如烟、竹、桐、茶等，“凡可供日用者，不惮陟巉岩，辟草莽，陂者平之，罅者塞之，岁计所入，以助衣食之不足”(53)。呈现出大量增加趋势的是以经济作物种植为主、粮食种植为辅，自给部分口粮，购买部分口粮。如直隶栾城“稼十之四”，“棉十之六”，“民竭终岁之力，售其佳者以易粟，而自衣其余”；江西瑞金“缘乡比户往往以种烟为务”，“通邑之田，既去其半不树谷”，“卖烟得钱，即可易米”(54)。还有为数不多的全不种粮，专门种植经济作物或经济林木。如江南嘉定“植花以始之，成布以终之，然后贸易钱米，以资食用”；四川什邡“园户无田者甚多，一年仰事俯畜，衣食所靠，皆在于茶”；江西南丰桔“四方知名”，“城南杨梅村人，不事农功，专以为业”(55)。
第三，既种植粮食、经济作物，又从事商品性手工业生产，“耕织结合”，“不专仰食于田”(56) 的模式。丝织、棉纺，前文已述，此不赘言。其他多就地取材，开发各种手工业产品，以添补家用。如纸，浙江莫干山“诸村之民，大率为樵为耕，以其隙造纸……鬻于市”；江西泸溪、陕西略阳“其民三时务农，冬则造纸为业”(57) 等。如陶瓦器。山西平定、河南林县“力农之外，多陶冶沙铁等器以自食”；“业稼穑兼陶窑”(58) 等。另有编织、采矿等。
综上所述，方行以为，清代农民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生产结构，已获得了普遍而充分的发展。这种生产结构以各种模式，对于各种不同的自然条件及农民在耕地、资金和劳动力上的不同条件，具有很大的适应性。清代农民根据当地和各自的生产条件，灵活配置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比例，使它们互为盈缩，相辅相成，较好地解决了家庭的温饱问题，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59)
注释：
①方苞：《望溪集》卷一七；《切间斋文钞》卷一五，黄震孙：《限田论》。
②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训子语》上；包世臣：《安吴四种》，《齐民四术》卷二，《庚辰杂著》二。
③李伯重：《“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五》，载于《中国农史》，1996，1期。
④方苞：《望溪集》卷一七；《切间斋文钞》卷一五，黄震孙：《限田论》。
⑤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训子语》上；包世臣：《安吴四种》，《齐民四术》卷二，《庚辰杂著》二。
⑥《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九，张海珊：《积谷会议》；《皇朝经世文编》卷四三，张海珊：《甲子救荒私议》；姜皋：《浦泖农咨》；转引自李文治：《明清时代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载于李文治、魏金玉、经君健等著：《明清时代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以上参见李伯重：《“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五》，载于《中国农史》，1996，1期。
⑦转引自方行：《清代农民经济扩大再生产的形式》，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1期。
⑧张研：《清代经济简史》，中州古籍出版社，郑州，1998年版。
⑨《上海掌故丛书》，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
⑩《李煦奏折》；光绪《南汇县志》卷二十；《清朝杭郡诗》三辑卷十三，毛一新：《蚕饲》；嘉庆《石冈广福合志》卷一，《风俗》；嘉庆《石冈广福合志》卷四，《物产》等。
(11)同治《荣昌县志》卷一六，《风俗》；乾隆《沙头里志》卷二，《风俗》；康熙《上海县志》，《序》等。
(12)《锡金识小录》卷一，《力作之力》；民国《吴县志》卷五一，引康熙《长洲县志》；乾隆《嘉兴府志》卷三二，《物产》等。
(13)郑光祖：《一斑录·杂述》卷一，《风俗》；《锡金识小录》卷一，《力作之力》。
(14)《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七，高晋：《请海疆禾棉兼种疏》。
(15)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中，《补农书》上卷。
(16)姚廷遴：《历年计》；叶梦珠：《阅世编》。
(17)光绪《嘉定县志》卷八；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四。
(18)《上海掌故丛书》1辑，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
(19)方行：《论清前期棉纺织的社会分工》，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1期。
(20)《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乾隆十八年四月庄有恭奏。
(21)光绪《桐乡县志》卷七，《物产》。
(22)李伯重：《对〈沈氏农书〉中一段文字之我见》，载于《中国农史》，1984，1期。
(23)李伯重：《明清江南种稻农户生产能力初探》，载于《中国农史》，1986，2期。
(24)《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八，钦善《松问》；《上海掌故丛书》1辑，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
(25)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一九，《凭耕末议》所附“授田额”中有：“一夫一妇，授田三亩，地二亩……代主人耕田二亩，地一亩”，亦即1户奴婢夫妇2人，仅能耕田5亩，管地3亩(即桑园)，二者合计共8亩，与上所估相近。
(26)李伯重：《“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五》，载于《中国农史》，1996，1期。
(27)方苞：《望溪集》卷一七；《切间斋文钞》卷一五，黄震孙：《限田论》。
(28)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训子语》上；包世臣：《安吴四种》，《齐民四术》卷二，《庚辰杂著》二。
(29)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农书》载，一般情况下，2名妇人年织绢120匹，每匹1两，计价120两。除去经纬丝价等工本资金和妇人口食共90两，实收30两。若蚕丝是自己的，利还要大。
(30)方苞：《望溪集》卷一七；《切问斋文钞》卷一五，黄震孙：《限田论》。
(31)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训子语》上；包世臣：《安吴四种》，《齐民四术》卷二，《庚辰杂著》二。
(32)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0年版。
(33)《康熙朝东华录》卷八十；《皇朝经世文编补》卷三六，尹会一：《敬陈农桑四务疏》等。
(34)光绪《凤阳府志·食货考》；光绪《凤阳府志·物产志》。
(35)嘉庆《凤台县志·物产志》。
(36)光绪《南陵小志·风俗志》。
(37)光绪《泗虹合志·风俗志》；同治《盱眙县志·风俗志》；光绪《五河县志·风俗志》。
(38)光绪《凤台县志·风俗志》。
(39)《涡阳史话》，政协安徽省涡阳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86年，内部发行，2页。
(40)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版，272页。
(41)皖北乾隆元年-宣统三年(1736-1911)175年间，共发生洪涝灾害936次，受灾90次以上的州县占州县总数的一半。
(42)张研、毛立平：《19世纪中期中国家庭的社会经济透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3)《御制棉花图》，方观承：《跋》。
(44)康熙《齐东县志》卷一，《风俗》。
(45)光绪《望都县乡土图说》，《田亩》；民国《解县志》卷三，《丁役略》。
(46)乾隆《永寿县志》，《志余》；卢坤：《秦疆治略》。
(47)嘉庆《延安府志》卷三九；雍正《陕西通志》卷四五；乾隆《孝义县志》，《物产·民俗》。
(48)民国《兴平县志》卷七。
(49)同治《江山县志》卷一一，《康熙间记事》；同治《汉阴厅志》卷九，《嘉庆间记事》；道光《阜阳县志》，周天爵：《序》。
(50)黄彭年：《陶楼文钞》卷二；光绪《应城县志》卷二，《嘉庆间记事》。
(51)道光《钜野县志》卷二三；同治《桂阳直隶州志》卷二十；搏沙拙老：《闲处光阴》卷下，《道光间纪事》。
(52)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八。
(53)康熙《安溪县志》卷四。
(54)道光《栾城县志》物产；乾隆《瑞金县志》卷七；道光《瑞金县志》卷二。
(55)乾隆《嘉定县志》，《物产》；嘉庆《什邡县志》卷二九；同治《南丰县志》卷九。
(56)雍正《昭文县志》卷四。
(57)同治《湖州府志》卷三三；乾隆《泸溪县志》卷四；道光《略阳县志》卷四。
(58)光绪《平定州志》卷五；乾隆《林县志》卷五。
(59)方行：《清代前期的小农经济》，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3期。^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6年06期
【原文出处】《古今农业》(京)2006年1期第67～75页
【英文标题】Research on the Farmhouse Livelihood in Eighteenth Century of Qing Dynasty
Zhang Yan
( Research Institute of Qing Dynasty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作者简介】张研，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北京 100872
张研(1948—)，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历史。
| 【内容提要】 | 18世纪前后，中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90％左右。农家的生活消费与生计来源代表了全社会普通人家收支的主流。本文拟对清代农家生计收入的研究进行归纳和介绍，以期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清代生活与生产水平的一般状况。 In eighteenth Century, 90％ of the total populations of China were engaged in Agriculture.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farmhouse livelihood income of Qing Dynasty, in order to get a general picture of life and production levels in Qing Dynasty. |
制约经营规模的因素，第一是生存消费的需求；第二是土地亩产量；第三是生产能力。为简明、集约考察总体上的情况，我们仍选择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小农”作为待“解剖”的“麻雀”，并分别南、北方，将以上三点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和分析。
南方。李伯重、方行提出或论证了清代江南普通农户经营规模中“人耕10亩”的标准模式，认为这种模式既是最佳的、又是可能的、而且是实际存在的人地资源配置模式。黄冕堂推算清代江浙平均亩产2～2.67石(稻谷)；李伯重推算清中期江南亩产约为4.6石(稻谷)。以李伯重推算为准，江南农户5口之家2个劳动力，种田20亩，每年收获稻谷92石。晾晒减去5/100①，供赋役减去4/100②，再减去种子1.6石(0.08石/亩)还剩82.3石，合米41.2石或银41.2两(清后期合钱62920文)。
清前期全家一年口粮需求约为米18石合银18两，副食需求约为7两，加衣物3两、住房1.6两、燃料3两共32.6两；清后期全家一年口粮需求约为米18石合银31.84两或钱50496文，副食需求约为银16.63两或钱26600文，加衣物银3.125两或钱5000文、住房银1.6两或钱2560文、燃料银5.4两或钱8640文，共约银58.31两或钱93296文。可知清前期江南农户依据农田收入的生存消费支出有余，清后期江南农户依据农田收入的生存消费支出不足。如下表。
表1 清代江南农户生存消费收支对比表(一)
时期 生存消费支出年需求 “人耕10亩”的农户 年收支差额 余缺额占需求百分比 农田年收入 清前期 银32.6两 银41.2两 余额银8.6两 26％ 清后期 银58.31两或钱93296文 银41.2两或钱62920文 缺额银34.02两 17.11％ 或钱54432文 |
而李伯重所谓的“人耕10亩”，似乎等同于或倾向于“户耕10亩”，因为他以江南农户5口之家一夫一妇2个劳动力中妇女多不事耕种、或在耕种中只起辅助作用。事实上，李伯重从人口与耕地数字的角度，明确论述了江南明清两代人口最多时期农户平均耕地接近“户耕10亩”的状况：“在1620年前后大约是每户(即一个家庭农场)平均有耕地14.5亩，而1850年时则是每户约耕8.5亩”，“就清代中期的情况而言，‘户耕十亩’之说”“可以大致成立”，“而在清代前期，由于农户数比1850年数少，户均耕地更接近于10亩”。③
这样，如果一户农家种田10亩，每年收获46石，晾晒减去5/100④，供赋役减去4/100⑤，再减去种子0.8石(0.08石/亩)还剩41.15石，合米20.6石或银20.6两(清后期合钱32960文)。可知清前期江南农户依据农田收入的生存消费支出不足，清后期江南农户依据农田收入的生存消费支出严重不足。如下表。
表2 清代江南农户生存消费收支对比表(二)
时期 生存消费支出年需求 “户耕10亩”的农户 年收支差额 缺额占需求百分比 农田年收入 清前期 银32.6两 银20.6两 缺额银12两 37％ 清后期 银58.31两或钱93296文 银20.6两或钱32960文 缺额银37.71两 65％ 或钱60336文 |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只计算了生存消费支出，如果将文化消费支出完全省略(实际并无可能)，那么还有不能省略的生产工本支出没有计算在内。而李伯重又举清人张海珊之言：乾隆时江南“一夫耕(田)不能十亩”，“(苏州府)人浮于田，计一家所耕田不能五亩”；姜皋之言：道光时，松江佃农多“自种租田三五亩”；英国传教士之言：光绪时，江苏南部一个农业雇工仅耕种水田6亩，杭州亦然。⑥ 如此，缺额占需求百分比将达到70％以上，真真是叫人没法活了。
然而，尽管土地所入远远不足，江南绝大多数农家却不仅能够存活，而且人口仍在增长，甚至“奢靡之风”也能够浸染、流行，这是由于其生产生活方式所致。或者，换言之，是其生产生活方式规定了“户耕十亩”的农业生产模式，使得“户耕十亩”的农业生产模式成为最佳的、可能的、而且是实际存在的人地资源配置模式。
首先一点，是精耕细作下复种、套种、轮作的麦豆(即所谓“春花”)、杂粮，没有计算在内。高产的麦豆杂粮，特别是在清后期，成为农家食物的主要构成部分(细粮不够，或不舍得自食，可用于出售)，这是江南农家能够提供“余粮”的重要原因。其次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其时江南农家多数“男耕女织”，“以织补耕”。如薛福保所说：“往时江南无尺寸隙地，民力田，佃十五亩者称上农，家饶裕矣，次仅五六亩，次三四亩，佐以杂作，非凶岁亦可无饥，何者？男耕于外，妇人蚕织于内，五口之家，人人自食其力，不仰给于一人也”⑦。
张研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男耕女织”的“织”，具有自给性副业的特色；“以织补耕”的“织”，具有商品性副业的特色。清代小农家庭的“织”，显然是后者重于前者，而清代小农家庭的“男耕女织”，则是5口之家2个成年男女劳动力的分工。⑧ 清代关于小农家庭“收成之后家家纺织，赖此营生，上完国课、下养老幼”；“耕获所入，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已罄，其衣食全赖红女”；“缫车轧轧响山庄，二月新丝价正昂，莫羡人家着罗绮，阿侬换得半年粮”⑨ 等记载比比皆是。有的记载十分具体，如：小农家庭人均“不足一亩，即竭终岁之耕，不足供二三月”，俗称“六十日财主”，其一年大部分时间的生活资金，均来自纺织等家庭手工业所入⑩。一般是男耕女织，“自春分饲蚕，小满取茧，蚕事方兴，农工迭起，男子耕作，女子采桑，自春徂夏，人无片刻之闲”。也有农忙时全家共耕，“于耕隙则男女纺绩”，“篝灯燎火至达旦不休”。(11)
与前代相比，明清小农家庭生产中的“织”，以及与之有关生产的比重逐渐加重。在经济领先发达及地窄人稠、生存竞争激烈的江南地区其更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某些地区家庭手工业及经济作物的种植，已从辅助地位上升到了主要地位。如无锡农家“舍织布纺花，别无他务”；苏州、嘉兴“纺之为纱，织之为布，家为恒业”(12) 等。这些农家“以机为田，以梭为禾”，农耕反退居次要地位。年虽歉，只要外地棉花运来，纺织有获，也称为“小稔”，“乡民不致大困”；纺织无获，“虽棉稻两丰，不济也”(13)。与之相关的经济作物种植，则成了另一些地区农家的主业。长江三角洲及东南沿海地区“种花者多而种稻者少”，“知务本种稻者，不过十分之二三，图利种棉者则有十分之七八”(14)。
清代小农家庭生产中经济作物的种植、家庭手工业的收益，远大于农业的收益。
如丝织。浙江桐乡1亩地植桑可养10数筐蚕，少亦4、5筐，最下为2、3筐(2、3筐即又有豆2熟)(15)。丝贵时，蚕1筐即等于1亩之息，也就是说桑蚕1亩所入等于种稻1亩所入的4、5倍以至10几倍。唐甄《惰贫》文中记载了丝绸产量：“一亩之桑获丝八斤，为绸二十匹”。叶世倬《劝业桑田告示》记载了蚕丝产值：“凡好田种麦谷，每亩丰年纵收二石，不过值银二三两，若使种桑叶，每亩采叶饲蚕可收水丝九斤值银十五六两”。
如棉纺。康熙年间籽棉亩产在80斤左右，市价百斤银2.1两，每亩植棉地的收入约1.68两。顺康时1匹布大约150文左右，亦即0.2两左右(乾隆后布值不一，高的达1匹6、700文)(16)。布的日产量为1匹，所谓匹夫匹妇“日织一匹”；“计日成匹”(17)。也有“积一日半夜之力，得布两匹者”；“有日成二三匹者”(18)。有“健妇”的农家每年大约织50多匹布(方行估计，清代上海县种5亩地的农户年产商品布、自用布60匹不为多(19))，收入10几两银子。“贫民业在纺织者，竭一旦之力，赡八口而无虞”(20)。
其他经济作物获利也大于稻谷，如烟草，“种烟者收值数倍于谷”(21) 等。考虑到这些因素，清中后期小农家庭的生产方够支付其家庭的生活所需。
关于明清江南桑农与稻农的耕作能力，李伯重有专文讨论。他认为，湖州、嘉兴和苏州等主要蚕桑地区，一个专业桑农(成年男劳动力)的治桑能力通常在5亩上下(22)；一个专业稻农的耕作能力，以合理调剂和使用人畜力资源为前提，大约可种稻10亩左右(23)。也就是说，在明清江南农家的经营方式下，一个专业桑农和一个专业稻农的最大耕作能力之比，大约为1∶2。关于明清江南专业棉农的植耕能力，李伯重也有考证。他以钦善“种棉之农，夫夫妇妇，洒汗坳硗，人踖二亩”及张春华“下农种木棉三五亩”之言合观(24)，认为乾嘉时期江苏松江一个种棉“下农”家庭的耕作能力甚小，大约4亩上下；中等农户应有不同，约为5亩或略多一些。
李伯重指出，明清江南，专业桑农以及只种稻不种桑、养蚕所需桑叶通过市场获得的农户都是少数。大多数农户既种桑，又种稻，几乎所有农户都养蚕。假设所有农户都养蚕，且桑稻兼种，那么，一个农户种桑、稻各几亩？李伯重以为，决定桑、稻种植比例的，主要是农户养蚕的能力。明清江南农村养蚕(包括缫丝)主要是妇女的工作。一个成年妇女能够养蚕的上限，大约为8～10筐。如张履祥《补农书·总论》所说，“且如匹夫匹妇，男治田地可十亩，女养蚕可十筐”。明清江南中等桑园每亩所产之叶，可养蚕8～9筐，农妇一人养蚕8筐，大约需要中等桑园1亩。若将农妇之外的老幼劳力合起来以一个成年女劳力计，这一农户所养之蚕，需要2亩桑园方能供给。已知一个成年男劳力可以治桑5亩或种稻10亩，为满足其家人养蚕须治桑2亩，此外就只能再种稻6亩。桑园与稻田合计，一共8亩(25)。当然，李伯重说，这只是一个大概的平均数，实际情况可能会有所出入，但不会很大。如果此家还有未成年劳动力，总数还可有所增加，亦即一个农户耕种田地的总数，大约接近10亩而略少。棉区为防病虫害、提高产量，普遍采用棉田3年轮作(即2年种棉1年种稻)的“翻田制”。在这种耕作制下，棉农每年必须以1/3的田地种植水稻。若其每年种棉5亩，还须同时种稻2.5亩，即总计种田7.5亩左右，也是接近而略少于10亩。(26)
一户桑稻兼种农家，种稻6亩，每年收获27.6石，晾晒减去5/100(27)，供赋役减去4/100(28)，再减去种子0.48石(0.08石/亩)还剩24.6石，合米12.3石或银12.3两；治桑2亩等于养蚕20筐，按蚕1筐即等于1亩之息(12.3两)，20筐收入为46两，两项收入合计为银58.3两，不算织绸(29)，已大大超过了江南农家生存消费支出年需求的银32.6两。
一户棉稻兼种农家，种稻2.5亩，每年收获11.5石，晾晒减去5/100(30)，供赋役减去4/100(31)，再减去种子0.2石(0.08石/亩)还剩10.29石，合米5.15石或银5.15两；植棉5亩，按每亩籽棉收入1.68两，5亩收入8.4两；年产布60匹，按1匹布0.6两，60匹布收入36两，三项合计为银48.55两，也已大大超过了江南农家生存消费支出年需求的银32.6两。
关于清代北方小农家庭的生计，张研等指出，以往分析有二误：一是以册籍人口数除册籍土地数，得出极少的人均耕地数，如嘉庆十七年(1812年)人均耕地1.95亩等(32)。如今，清中期以前官方册籍人口并非实际人口的观点已为共识，然清代鲜少变化的册籍土地数同样不是实在的地亩数，而是经过“折亩”的“粮田”、“税亩”。因此，其方法和结论均不正确。二是依据清人所说，得出不高的土地产出数，如“南方种田，一亩所获以石计，北方种地一亩所获以斗计”；南方“每亩所收止一二石”，北方“一亩不过一石”等(33)。然清人多根据赋税、地租额推算亩产量，而赋税、地租通常不计间种套种、2岁3收、1岁再收的菽荞菜豆。因此，其结论与事实也有差距。
张研等以地方志资料具体分析了安徽凤台的小农生计。纂修凤台县志的李兆洛等用地理学计田法，从实际地况出发，纵横测量，截长补短，减去城郭、途巷、山陵、林麓、川泽等非耕之地，得出凤台实有耕地400万亩左右；用嘉庆十五年(1810年)通过保甲系统统计上来的数字，得出丁口30万，减去士工商不在农者约5万，得出农业人口25万；并据实陈述了农耕所入：“黍麦菽荞菜稻为大种，率二岁而三收。二月种黍，七月而收；九月种麦，至四月而收；五月种菽，九月而毕收。乃稍息之，及明年二月复种黍。其一岁再收者麦，若稻若菽若瓜若荞，春秋皆可种，其熟又速，间种荞者，或一岁三收矣”。“亩所收者，当其稔时，黍麦可二石，稻可四五石”。从而明晰算出了人地比及产出：
凡县中田地当得四百万亩有奇，计亩岁收二石，当得米谷八百万石。以二十五万丁口治四百万亩之地，人可得十六亩，家有三丁，通力合作，治其屋下之田，不为兼并所取，计岁米谷常在九十石以上。家不过八口，人食日一升，岁所食三十石。以其余具粪溉、供租赋，与工商交易其有无，为婚嫁丧葬之具。又以余力治塘堰、穿窦窖，为水旱之备。塘可以鱼，堰可以树，亦足以悠游乡里，长子养孙，为安足之氓矣。
凤台田地400万亩，按普遍种植的黍麦计算，亩岁收2石，当得原粮800万石，合粮400万石。以25万农民除400万亩耕地，平均每人16亩。家有3丁，共种48亩。按亩产2石，48亩所收为原粮96石，合粮48石，还不算间种套种、两岁三收、一岁再收的菽荞菜稻及清中后期推广的玉米番薯等高产余额。如家有8口，每人每天食粮1升，那么每年消耗仅为28.8石，剩余近20石，可交纳地丁田赋、作为土肥灌溉工本、用于购买生产生活资料以及住居、娱乐、祭祀、婚嫁丧葬等方面的支出。而“家有八口”亦为“假设”，如果按同书“民户近十万，丁口不及三十万”的记载，多数家庭应该是2～3口的小家庭，那么，情况还要好得更多。在李兆洛等县志纂修者以及后续纂修者的眼中，小农家庭只要全家通力合作，辛勤耕耘，“不为兼并所取”，“又以余力治塘堰、穿窦窖，为水旱之备”，“塘可以鱼，堰可以树”，则足可以“悠游乡里”，养子育孙，成为安乐富足的小康之家了。小农家庭中有兼为佃农者。佃农需要佃种比自耕农更多的土地，凤台2牛1犁叫做“1犋”，佃田百亩叫做“一犋牛”，“一夫所治常数犋牛”。也就是说，1个佃农治田可达数百亩(按：前所谓“8口之家”，只有3个劳力，只计平均地亩数：16亩×3人为共治48亩，其他5口也有平均亩数而未计，这就为地主占有较多土地、佃农1人治数百亩土地留下了余地)。“牛种皆田主给之”，收获物五五对半分成。比小农条件差得多的佃农，如果年成好，一年佃耕也即能获得数年的积蓄，若是连年丰收，“无立锥者”竟能“或致千金”。
这些情况与人们印象中至贫的皖北小农生计完全不同。张研等指出，清中后期皖北小农确实陷入了贫困，但深层原因毋宁是落后的生产技术及生产方式，与已发生深刻变迁的社会经济环境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历史上皖北纺织业曾十分发达，亳州宿县的贡绢、寿州的贡丝布、颍州的贡丝绵等在唐朝被列于全国7等级中的1、2、3等；据云亳州轻纱似轻雾，入手似无重量。清中期以后，这些地区曾经辉煌过的纺织业归于暗淡或销声匿迹。凤阳地土本“宜麻宜棉”，而“愚农囿于所习，艺者终鲜”，“事杼柚廖廖，畴昔桑田阡陌，杳不复辨”(34)；凤台“杂稼宜棉”，“地亦宜桑柘”，而“无饲蚕之家，间种棉，亦不知纺织。丝布皆资之他邑”(35)；霍丘“地亦产桑，饲蚕者少”(36)；泗州、盱眙、五河“女子不解纺织”、“不知纺织”、“不务纺织”(37)；妇女常牵犊荷锄，与男子杂作“(38)。事实上，清前期皖北商业发展状况与皖南相差不多。皖北沿淮河及其支流的水陆商道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繁荣的市镇。捻军发源地雉河集即是襟带2州1县(亳州、宿州、蒙城县)、水运发达的商业中心。集上有晋商的字号和会馆，也有本地大姓开的买卖，所谓“南王北马势力大，大桥头上数郑家”(39)。清朝于安徽设有3处榷关(税关)——皖北的凤阳户部关及皖南的芜湖户部关与工部关，分别征收淮河、长江商运航道上的货物通行税。清前期2地3关之入均较开关之初增加了几倍。凤阳关实际征收关税与芜湖两关相差不过8、9万两，若只计户关所入，凤阳更在芜湖以上。皖北同其他地区一样，被纳入了全国性的市场网络。在这样的市场网络中，不单南方经济发展先进地区形成了原料、生产、销售环环相扣的手工业专业区，即其他诸多地区也打破了原来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完成了粗略的自然分工。其中，皖北依平原优势成为单一的传统农业区，然仅仅是保持落后的粗放式生产技术的传统农业区，既没有生产工具的变革，又没有生产方式的革命。18世纪末19世纪初，安徽人口密度在全国位列第三(40)。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距李兆洛修成《凤台县志》的嘉庆十六年(1811年)仅过了8年，凤台人口已从30万人增长到了38.7万余人，再没有人均16亩之事。与之同时，皖北小农破产、地主兼并土地，“无千金之家亦无半菽不饱之民”被代之以“贫万于富”，皖北本来即在全国粗略的自然分工中处于被动劣势，一旦人口与资源失衡，一旦自然条件由利变害(41)，从事单一传统农业，不再男耕女织、以织补耕的众多小农家庭丧失了购买力，以天灾人祸为标志的灾难便临近了。(42)
北方少数地区农家也有艺棉、种烟等经济作物种植及相关的专业化手工业分工。如“冀、赵、真定诸州属，农之艺棉者，十之八九”(43)；山东齐东土地所入仅足以糊口，“一切公赋及终岁经费多取办于木棉”(44) 等，其收入计算与南方同。更多的地区，农田多为产量很低的中低产田。徐浩指出，清代华北一般年成两收亩产在1石左右，养活1人至少需要3亩口粮田。如果没有复种，则需6亩土地。如直隶望都县，上中下土地“均匀计算，每亩得谷五六斗，须六亩可养一人，望邑额地一千七百余顷。现存男妇六万余名口，宜其地之所出不敷卒岁之用”，“上户饭粗粝，中户下户掺糠和菜以为食”；山西解县“当全盛之时，户口七万有零，平均分之每人仅得四五亩旱地，终岁劳苦，丰年略可自饱，仍不可事父母，畜妻子，一遇凶歉，死亡殆尽”。(45) 其中的问题，一是望都册载土地1700余顷，明载是“额地”；一是只论及“谷”，未论及豆菽及其他间种套种的杂粮，特别是未论及已事推广的高产作物玉米和番薯。
总体上，方行对清代小农生计进行了精辟的概括。他将小农生产分为3种模式。
第一，专门种植粮食，亦即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统一于粮食作物种植的模式。清代全国各地普遍存在专门种植粮食的农民。他们种植粮食，既是为了自给口粮，也是为了取得货币，用以换取不能自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维持家庭温饱以至改善生活，都要靠提高粮食商品率。这种模式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被动型。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农作物种植加工的选择性很小，农业生产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局限性很大，农民难以发展多种经营，只能从事单一的粮食种植。所谓“土苦寒”，“崎岖硗确，山农力瘁阪田”，“产瘠而利微”，“农末相资、通功易事者，概乎未之前闻”；“民间耕种，仅止二麦，别无土产，民间所用之布，皆系商人贩卖而来”(46)。布价相对于粮食产出十分昂贵——“每岁出数石粟，始成一件衣”，结果农民“数年补用一衣，历年不更一巾”；“终岁不制一衣者十室而九”(47)。必须添置衣被时，只能卖食买衣。乾隆年间，陕西许多农民“每岁必卖食买衣，因衣之费，而食已减其半，其艰于食者固自不少，而缺于衣者抑已良多”(48)。农民收入与支出的平衡点很低，只能从消费上调整自给产品与出售产品的比例，挪用口粮买布，忍饥挨饿，提高粮食商品率来支付家用；一种是主动型。由于粮食自给部分的弹性较小，需求量大体稳定，多数农民努力提高粮食商品率。自然条件适宜、土地平衍肥沃地区的农民以增产为手段，提高粮食商品率。浙江江山“一秋之获，可支数年”；陕西汉阴“一岁之获，可支数载”；安徽阜阳“沃壤广轮数十百里，一年之收，可备数年之食”(49)。重要产粮区如河南“原隰平衍，膏腴千里，岁果有秋，粟支十年”；湖南“湖田之稻，一岁再种，一熟则湖南足，再熟则湖南有余粟”(50) 等。粮食产量高，能用于出售的部分就大，货币收入就多，生活水平——其收入与支出的平衡点也就较高。自然条件较差、增产有限地区的农民以调整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比例为手段，提高粮食商品率。时复种制在全国各地得到推广。北方多为小麦、豆类作物和高粱等杂粮复种。南方多为稻、麦和薯类等杂粮复种。稻米、小麦、大豆等作物的价值高；高粱、小米、玉米、薯类等杂粮的产量高。农民为了满足口粮需要，同时获得较多货币，“以杂粮自食，以谷售人”。如山东巨野农民“种植五谷以十亩为率，大约二麦居六，秋禾居四”，“秋禾以高粱谷豆为主，其次则黍稷”，而“民多食高粱”；湖南蓝山“多稻田，州人率一岁三月食麦薯苞苽，入谷卖钱”；“家累千金者，仍饭包谷、红苕，稻米颇贱，仍珍而勿食”(51) 等。
第二，既种植粮食，又种植经济作物的模式。粮食种植作为自给性生产，保证家庭的口粮供给，经济作物种植作为商品性生产，取得货币、支付家庭的各种开支。其中，比较普遍的是以粮食种植为主，经济作物种植为辅。如陕西“汉川民有田地数十亩之家，必栽烟草数亩，田则栽姜或药材数亩。烟草亩摘三四百斤，卖青蚨十千以外。姜药材数亩，收八九百斤，卖青蚨二三十千，以为纳钱粮市盐布庆吊人情之用”(52)。他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因地制宜种植经济作物，如烟、竹、桐、茶等，“凡可供日用者，不惮陟巉岩，辟草莽，陂者平之，罅者塞之，岁计所入，以助衣食之不足”(53)。呈现出大量增加趋势的是以经济作物种植为主、粮食种植为辅，自给部分口粮，购买部分口粮。如直隶栾城“稼十之四”，“棉十之六”，“民竭终岁之力，售其佳者以易粟，而自衣其余”；江西瑞金“缘乡比户往往以种烟为务”，“通邑之田，既去其半不树谷”，“卖烟得钱，即可易米”(54)。还有为数不多的全不种粮，专门种植经济作物或经济林木。如江南嘉定“植花以始之，成布以终之，然后贸易钱米，以资食用”；四川什邡“园户无田者甚多，一年仰事俯畜，衣食所靠，皆在于茶”；江西南丰桔“四方知名”，“城南杨梅村人，不事农功，专以为业”(55)。
第三，既种植粮食、经济作物，又从事商品性手工业生产，“耕织结合”，“不专仰食于田”(56) 的模式。丝织、棉纺，前文已述，此不赘言。其他多就地取材，开发各种手工业产品，以添补家用。如纸，浙江莫干山“诸村之民，大率为樵为耕，以其隙造纸……鬻于市”；江西泸溪、陕西略阳“其民三时务农，冬则造纸为业”(57) 等。如陶瓦器。山西平定、河南林县“力农之外，多陶冶沙铁等器以自食”；“业稼穑兼陶窑”(58) 等。另有编织、采矿等。
综上所述，方行以为，清代农民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生产结构，已获得了普遍而充分的发展。这种生产结构以各种模式，对于各种不同的自然条件及农民在耕地、资金和劳动力上的不同条件，具有很大的适应性。清代农民根据当地和各自的生产条件，灵活配置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比例，使它们互为盈缩，相辅相成，较好地解决了家庭的温饱问题，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59)
注释：
①方苞：《望溪集》卷一七；《切间斋文钞》卷一五，黄震孙：《限田论》。
②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训子语》上；包世臣：《安吴四种》，《齐民四术》卷二，《庚辰杂著》二。
③李伯重：《“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五》，载于《中国农史》，1996，1期。
④方苞：《望溪集》卷一七；《切间斋文钞》卷一五，黄震孙：《限田论》。
⑤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训子语》上；包世臣：《安吴四种》，《齐民四术》卷二，《庚辰杂著》二。
⑥《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九，张海珊：《积谷会议》；《皇朝经世文编》卷四三，张海珊：《甲子救荒私议》；姜皋：《浦泖农咨》；转引自李文治：《明清时代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载于李文治、魏金玉、经君健等著：《明清时代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以上参见李伯重：《“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五》，载于《中国农史》，1996，1期。
⑦转引自方行：《清代农民经济扩大再生产的形式》，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1期。
⑧张研：《清代经济简史》，中州古籍出版社，郑州，1998年版。
⑨《上海掌故丛书》，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
⑩《李煦奏折》；光绪《南汇县志》卷二十；《清朝杭郡诗》三辑卷十三，毛一新：《蚕饲》；嘉庆《石冈广福合志》卷一，《风俗》；嘉庆《石冈广福合志》卷四，《物产》等。
(11)同治《荣昌县志》卷一六，《风俗》；乾隆《沙头里志》卷二，《风俗》；康熙《上海县志》，《序》等。
(12)《锡金识小录》卷一，《力作之力》；民国《吴县志》卷五一，引康熙《长洲县志》；乾隆《嘉兴府志》卷三二，《物产》等。
(13)郑光祖：《一斑录·杂述》卷一，《风俗》；《锡金识小录》卷一，《力作之力》。
(14)《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七，高晋：《请海疆禾棉兼种疏》。
(15)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中，《补农书》上卷。
(16)姚廷遴：《历年计》；叶梦珠：《阅世编》。
(17)光绪《嘉定县志》卷八；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四。
(18)《上海掌故丛书》1辑，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
(19)方行：《论清前期棉纺织的社会分工》，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1期。
(20)《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乾隆十八年四月庄有恭奏。
(21)光绪《桐乡县志》卷七，《物产》。
(22)李伯重：《对〈沈氏农书〉中一段文字之我见》，载于《中国农史》，1984，1期。
(23)李伯重：《明清江南种稻农户生产能力初探》，载于《中国农史》，1986，2期。
(24)《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八，钦善《松问》；《上海掌故丛书》1辑，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
(25)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一九，《凭耕末议》所附“授田额”中有：“一夫一妇，授田三亩，地二亩……代主人耕田二亩，地一亩”，亦即1户奴婢夫妇2人，仅能耕田5亩，管地3亩(即桑园)，二者合计共8亩，与上所估相近。
(26)李伯重：《“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五》，载于《中国农史》，1996，1期。
(27)方苞：《望溪集》卷一七；《切间斋文钞》卷一五，黄震孙：《限田论》。
(28)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训子语》上；包世臣：《安吴四种》，《齐民四术》卷二，《庚辰杂著》二。
(29)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农书》载，一般情况下，2名妇人年织绢120匹，每匹1两，计价120两。除去经纬丝价等工本资金和妇人口食共90两，实收30两。若蚕丝是自己的，利还要大。
(30)方苞：《望溪集》卷一七；《切问斋文钞》卷一五，黄震孙：《限田论》。
(31)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训子语》上；包世臣：《安吴四种》，《齐民四术》卷二，《庚辰杂著》二。
(32)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0年版。
(33)《康熙朝东华录》卷八十；《皇朝经世文编补》卷三六，尹会一：《敬陈农桑四务疏》等。
(34)光绪《凤阳府志·食货考》；光绪《凤阳府志·物产志》。
(35)嘉庆《凤台县志·物产志》。
(36)光绪《南陵小志·风俗志》。
(37)光绪《泗虹合志·风俗志》；同治《盱眙县志·风俗志》；光绪《五河县志·风俗志》。
(38)光绪《凤台县志·风俗志》。
(39)《涡阳史话》，政协安徽省涡阳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86年，内部发行，2页。
(40)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版，272页。
(41)皖北乾隆元年-宣统三年(1736-1911)175年间，共发生洪涝灾害936次，受灾90次以上的州县占州县总数的一半。
(42)张研、毛立平：《19世纪中期中国家庭的社会经济透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3)《御制棉花图》，方观承：《跋》。
(44)康熙《齐东县志》卷一，《风俗》。
(45)光绪《望都县乡土图说》，《田亩》；民国《解县志》卷三，《丁役略》。
(46)乾隆《永寿县志》，《志余》；卢坤：《秦疆治略》。
(47)嘉庆《延安府志》卷三九；雍正《陕西通志》卷四五；乾隆《孝义县志》，《物产·民俗》。
(48)民国《兴平县志》卷七。
(49)同治《江山县志》卷一一，《康熙间记事》；同治《汉阴厅志》卷九，《嘉庆间记事》；道光《阜阳县志》，周天爵：《序》。
(50)黄彭年：《陶楼文钞》卷二；光绪《应城县志》卷二，《嘉庆间记事》。
(51)道光《钜野县志》卷二三；同治《桂阳直隶州志》卷二十；搏沙拙老：《闲处光阴》卷下，《道光间纪事》。
(52)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八。
(53)康熙《安溪县志》卷四。
(54)道光《栾城县志》物产；乾隆《瑞金县志》卷七；道光《瑞金县志》卷二。
(55)乾隆《嘉定县志》，《物产》；嘉庆《什邡县志》卷二九；同治《南丰县志》卷九。
(56)雍正《昭文县志》卷四。
(57)同治《湖州府志》卷三三；乾隆《泸溪县志》卷四；道光《略阳县志》卷四。
(58)光绪《平定州志》卷五；乾隆《林县志》卷五。
(59)方行：《清代前期的小农经济》，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