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陆地与海洋经济的选择
——作为历史人类学个案的刘五店
余丰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6年06期
【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1期第35～40页
【作者简介】余丰，厦门大学历史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日 期】2005-08-10
【关 键 词】刘五店/刘氏家族/海洋社会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06)01-0035-06
刘五店，有关文献资料又称之为刘五、镏江、镏五店、浏江等，是一个滨海小渔村，清代是与厦门东北角的五通对渡的渡口，今为厦门翔安区东南的一处海港，位于马巷镇镇政府驻地西南6-7公里，聚落呈三角形。目前当地有近300户人家，1100多人，有20余姓，以高、刘两姓者居多。今天的刘五店以农业、海洋养殖和捕捞业、手工业为主。作为渔村的刘五店，在明清时期经济就已经相当发达。
刘五店旧属同安县十三都，“相传明代刘五首先在此开设店铺，故名刘五店。”① 这一说法，并不准确。查考乾隆年间当地《刘氏家谱》，内载刘氏移厦第九世祖中有刘宁者，“始与二兄同屋西林，后因经商置五铺于十三都海滨，故其地名曰刘五店。”② 可见当地是因刘宁开设五家店铺而得名的。
那么，刘氏等族人是如何移居并开发当地的呢？
一、明初海滨小村的形成
据乾隆十六年(1751)重修的轮山派同纂辑《刘氏家谱》记载刘氏一族出自河南汝宁光州固始。唐天佑开平间，鼻祖显斋公避地入闽，居建安，又居莆阳，数传而生皇祖极。祖极公生子二，长即制置公锜。刘锜因功绩与韩世忠、岳飞齐名，卒赠太保，封吴王，谥武穆，后葬泉之清溪场旧尊贤里乌济院山，被尊为一世祖。以后因金虏乱华，刘氏二世祖虽曾居金陵、镇江，其后仍迁葬武穆公于泉州。至三世祖，刘氏逊公始入晋江芝山，敬读书、重礼仪，被宋代名士邱钓矶誉为“汉之南阳，宋之眉山”。③ 至五世，文聚公(1212-1259)因出生时百种灵芝俱发，故更名长箕为祥芝，近世谱以之为拓基祖并以此为号。
至六世，有称君辅公(1251-1321)者，“置田于南安、同安等处，共三十六庄，计租八万四千石。”另有山林地税，人称之陶朱公。其建书塾于芝山，延请丘钓矶、林兴祖诸名师授课，每年捐租谷三百石为塾廪。后又与人联构慈济宫、金沙接待院、海会堂等九处寺庙，重修虎岫寺，再造平城桥等公益事业。自六世君辅公起，刘家逐渐发达富裕，在泉州以外多置田产，同时刘氏开始向同安等地发展。
至七世，刘氏中有做漳南巡抚的叔和，族中多为自筑别野、自娱刻著的读书人。至八世，有元举公自芝山迁居同安治之南，再迁古庄，而后人则因以为号。另有元真公，因“豪右专制，避地沙堤。”此时已届元末明初。
至九世，刘氏宗族中有多房迁居同安。如元长公长子俊(1348-1386)，葬同安同禾里五都东山之原；公次子权，配沟西林氏，合葬同禾里荫山之原；四子哲(1357-1389)，葬同禾里五都东山之原；元举公子安生(更名恭)(1346-1374)，自古庄赘屋窑头村，故号曰瑶山先生，子四，晋温、晋辰、晋同、晋澄徒居同安县前。元真公次子谩(1345-1420)移居同安十一都西林，后移往对面大溪墘，因名曰刘溪。④ 元真公四子刘宁则“因经商置五铺于十三都海滨，故其地名曰刘五店。”⑤
自刘宁起，刘氏开始对当地进行较全面的家族性开发。如允安公次子十世衷阳(1400-？)“精敏勤俭，置海荡，受产米叁斗陆升，钞钱捌百三十六文。制网教渔而兹土遂因公以拓。迄今称为刘五店，实由于公。”⑥ 正由于衷阳开海荡、置产业等经济成就，因而保持了刘五店这一地名的延续。虽则先人早在泉州祥芝就已开海荡，“思海可为田以渔也，”⑦ 但于刘五店，就海荡的发展则始于明初的衷阳。
从刘氏的发展来看，宋代仍尚耕读，至六世祖君辅公在同安置田产；至八、九世值元末明初，有多房迁居同安且刘五店以刘氏经商为名。至十世衷阳拓展，兼及渔业及商业。从此，刘氏融入当地海洋社会，至明末清初已蔚为大宗，自九世以下分为24派，分徙福州、建宁、南安及同安各处，此外部分子孙迁徙台湾，如乾隆年间甲显公次子稪朝之子。⑧
对于族谱记载，不少人会有所置疑。就刘氏族谱而言，与史实应大体相符。据其《重修公谱及私谱序》言，“谱中之文，扬者多抑者少，必须据实成章，不可凭空杜撰。俾后之览者，而生疑焉，则家谱将与国史而并传矣。”⑨ 此外，谱中对家中作奸犯科之人也能秉笔直书，未加掩饰。
明末清初，在刘氏族人大发展之时，高氏族人在当地也有所发展。遗憾的是，目前高氏材料已大都遗失，据残留资料记载：
“始祖吾钢公字一清，幼习举子业，补邑庠生。实渤海高氏之后也。第五世祖官正议大夫，讳{K24Q602.jpg}公，字德调，奉檄知泉州，以忠烈贞，为泉之安平高氏奠基始祖也。
{K24Q602.jpg}公之后，声家子孙，先后于元、明、清各代或外方地为官吏。直到后来，因避乱或求谋生等原因，除一部分仍居安平镇内，群星居迁四方，相继传后代之。由到裔孙弟十四世祖士泽公于南宋嘉定年间，由安平镇迁南安水头埕边，……第十六世祖嗣本公再迁到嘉禾浏(刘)五店为高氏家族，系安平高氏第七世祖思连公派下子孙。因村临靠沿海岸，有优势港岸要地。从此，历代子孙大部分以渔业为主。……后有一部份对外南洋经商谋生。据悉今海外人丁兴旺，已相传下一代纪再裔孙第四十一代。今之记录移居海外者仅五代。”⑩
由此看来，刘高两姓先后到达当地，多以渔业为生。
二、明末渔兵结合的生计模式
明代月港自景泰四年(1453)兴起，万历年间达至高峰，这一发展带动影响了大批周边港口，刘五店也受惠于此。明末，郑芝龙海上崛起，曾数度与刘五店发生关系。当时的同安县令曹履泰在其《靖海纪略》(11) 一书中有不少记载。
从书信内容推断，该书著于天启末崇祯初。起初，曹还称郑为“贼”，如“郑贼初四、五两日，大船陆续驾出大担，意在劫洋船也。”(12) 《同安县志》也记载，“时，郑芝龙劫众出没海岛中，履泰素严保甲，练乡勇，喻民以自卫。”不久，由于郑芝龙于崇祯元年(1628年)九月受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招抚，曹的称谓有了改变，如“初六日，郑芝龙自刘五店而往石井，招募乡兵数百，借本县船五十余只，以为剿叛之计。初八日，芝龙对银二十两与刘五店澳长高大藩，要募乡兵五百名。职令大藩还伊银。答之曰：汝辈真能发愤剿贼，乡兵自当助一阵，何须银为？以是芝龙感激，舞思奋胆，气甚壮。”又如“职于初三日往刘五店，督发渔舟三十只、壮丁五百名，给以十日粮。协助芝龙出海，壮彼声势。”(13)
崇祯初年，刘五店的渔民、渔船很多，为对抗海盗，一次可调发渔兵五、六百人，渔船四、五十只。如“初八日，郑芝龙同刘五店渔兵六百余名，于镇海外洋与李魁奇大战，擒获贼船四十余只，犁沉八十余只，贼众溺死无数。”(14) 其中，以崇祯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一次合力剿匪为例，“据守备郑芝龙报称：亲督二十三船，并同安县曹，亲行调发刘五店义兵渔船，擒获贼犯三十名口，小船七只，……看得郑芝龙与刘五店渔民，能以寡敌众，……其刘五店倡首渔民有功，亦一体叙赏擢用。”(15) 以后，“(李)魁奇就擒，(钟)斌投水死。”(16) 查相关史料，李就擒于崇祯三年(1630年)二月，钟死于次年。(17) 可见，曹履泰与郑芝龙的初期合作，均借助于刘五店渔兵义勇。
刘五店海洋渔业发达，经济较为富足，故屡受海盗抢掠，如“且顷因海寇结伙，流突内地。如沿海浯洲、烈屿、大嶝、澳头、刘五店、中左等处，焚掠杀伤，十室九窜，流离载道。”(18)“廿七日芝龙舟泊高崎澳，贼舟东西两路堵截，……芝龙于是焚已之舟，即登岸脱走，正在刘五店。贼向恨此地之人，贴水小屋一带，俱被焚矣。”(19) 可以想见当地渔业生产定会受到影响，如“贼到五通地方，要登岸。……惟刘五店尚未靖，浯洲毒焰方炽，盖内地无可容身，不得不转而之彼也。”(20) 又如“自枭首示六贼后，近地无贼登岸。惟刘五店与浯洲，贼随意出没，拿人报水不绝也。”又如，“前月念一日，有刘五店小渔船四只至古宁大洋捕鱼，被贼掳去船一只。”(21) 所以，刘五店渔民积极投入打击海盗的战斗，曹履泰为此评价极高，如“各乡兵之擒杀叛抚者，不一而足。最快者，是刘五店背水一阵。火焚水溺，以百余人计。”又如，“职另选壮丁惯海千余人，……其中精锐铯伦，止刘五店五百人为最耳。”并且“其所最称壮勇、人船可以调遣者，则惟刘五店一澳”，且称“查刘五店壮丁不及千，连结十三保之众，则有万人。团练之法，不让十八保。”(22)
从征募乡勇一事，可见当地渔民已有统筹管理，以其澳总高大藩为首，各司其责，“据本澳会{K24Q603.jpg}，以林芳船为中军，许克俊船为副军，高方岳船为总督，刘亦富、高奇显、童志敬等船十五只为冲锋。一只管船四只。入俱入，出俱出。遇贼协剿、遇静采捕，永为定规。”(23) 由此形成了遇贼为兵，遇渔为民的模式。当然，渔民调动总体上仍作为官方军队的辅助，如“合就帖仰刘五店渔民哨总许克俊，即督该澳渔兵船只合{K24Q603.jpg}出海，协同官兵剿捕剧贼，不论中左、金门、料罗、澳头等处汛地，如遇寇警，俱要首尾相救，期于制敌。”
刘五店人除驾船出海捕鱼外，还在近岸海域网鱼，甚至影响到往来客船的安全。时人蔡献臣批评说，“澳头、刘五店皆竖网柱以网鱼者也，而海道往来之冲也，……旧惟张于旷远之地，故船不受害。今则密布急流，如列戟然。……客船掛且裂于柱者，比比然。而彼方攘臂抢索、以为有焦头烂额功，其不幸而殒命者，将问之水滨乎。直指陆公，尝下令革、且命操舟者得径自砍拔去，德意甚盛，而恬不为动、網日增多，柱日增密。以区区渔利，而轻百十人命为戏，试问其祖若父，向者不以旷远张网遂至无鱼，则亦何必截流竭泽而后为快乎。噫，彼渔民岂独无人心者哉，理而谕之，法而绳之，航海者庶其有瘳乎。”(24) 可见海上运输业开始兴起，并和渔业发生了矛盾。
三、清代刘五店的渔盐经济
清代，刘五店的渔盐经济获得一定的发展，海上运输业则限于闽南海域。在船政方面，刘五店澳离马巷厅30里，系水师后营管辖，设澳甲一名稽查船只，澳内商渔渡船小艇均领照票，在厅征税。刘五澳头海税四两一钱九分，均付地丁项。以详送船只为例，乾隆四十一年(1776)有关刘五店澳有大渔船19号(均归关)，小渔船2号，小商船8号(内归关1号，中则1号)，小艇上则船9号，小艇中则船8号，小艇下则船5号，小艇不上徵13号。新收归船只中，乾隆四十一年有小商上则船6号(内归关1号)，小商中则船2号，小商下则船1号，小艇不上徵1号。乾隆四十二年(1777)有小商上则船1号，小商中则船1号。至于渡船，刘五店渡有2只，一往五通船户刘应虬，年徵税银二两三钱五分五厘；一往石浔船户洪随履，年徵税银二两三钱五分五厘。(25) 与它处的船只相比，刘五店的规模及数量在当时应是中等偏上的水准。
关于盐政，除浯洲场、烈屿场及四埕等几个产盐地，其余则是作为六馆的几处食盐销售地。以下对刘五店与其他售盐地作一简要对比：(26)
可见，与他处盐量的销售相比，刘五店是最大的民渔盐的销售地，数量超过其他地方的总和，甚至高于作为厅治的马巷。配渔(船)盐的总量也大大高于其他地方。在销民食盐方面，也居各地之首。这说明在清代，刘五店渔盐业已较他处发达。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乾隆时期刘五店的人口也达到了一个高峰，成为当时一个较大的人口聚落，也成为当时同安与外界的出海口及区域海洋贸易地。(27)
四、近代流离海洋与回归陆地
鸦片战争后，厦门辟为通商口岸，刘五店偏离海上通道，失去了港口发展的优势。咸丰三年(1853)，小刀会起义，清军进驻刘五店，作为进攻厦门的桥头堡，“前后凡历四十八战，”攻下厦门。(28) 四年(1854)五月，守备吴鸿源在刘五店捕获小刀会成员林井等九名，送厦防厅讯办。(29) 又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移福建水师后营游击驻马巷、镏五店，拨千把总各一，外委额外各二，战守兵二百四十名。”(30) 从此，刘五店成为海防重地，海洋经济走向衰落。在社会动荡、陆地经济发展困难的情况下，出洋移民成为刘五店人的一种选择，并一直延续到民国时代。
村民高宜牙即是祖母带父亲去的越南。祖母为洪坑人，1922年出生，小时被抱养至刘五店，六岁时随家人去越南，跟外祖父母在西贡做生意，18岁嫁与其祖父。高宜牙本人1943年在越南出生，1956年与父母、小弟回国。父亲后来又去越南，以后在当地去世。1975年南越解放后，堂兄弟移民至加拿大、澳洲。如今在越南仍有母舅、姨母和几个堂兄弟在做生意。(31) 据村民回忆，抗战时日本攻占厦门，大多青壮都跑至南洋，比如越南、菲律宾、新加坡等地，人数约有上千。
现在当地还有不少这样的人家。例如村中人至今还常提到高姓族中的“三弟兄”，那一房本有五兄弟，抗战时老二被日本人杀死。老大、老三及老五去越南做生意，老四留在本村。后老大在越南病死。其余二兄弟一直坚守越南，起初从养鸡场做起，后又做方便面生意，送给驻越美军，以后又做食品罐头，家业逐渐发达。三子后来在南越解放时因财产充公，后去了美国，现居西雅图，2004年还回来过；最小的弟兄则去了加拿大。(32) 由于明清至民国，下南洋做生意的村人较多，延续至今，一些人家还靠侨汇过上了小康生活。
当地最知名的宫庙为明代传下的龙腾宫，自然少不了海神妈祖，另有保生大帝、开闽尊王、注生娘娘、观音、如来等塑像。据乾隆《马巷厅志》记载，其所奉吴真人在当地相当灵验。据说该宫由长于风水的明代官员洪朝选所建(33)。清代以来曾多次修整，至今后殿柱石上还有明清时的船户刘双兴、金合源捐题的名号。毗邻龙腾宫的高氏家庙重建于1988年。碑刻中有不少来自海外的捐款，如美国、马来西亚、越南、香港等地的族亲。而刘氏家庙早已毁损，待作者寻访之时，只剩一片瓜棚豆架，零星的石阶隐约可见，只能遥想当年的盛景。此外当地显明宫、仁安宫、威震殿、日照宫等多复建于1985年至1990年，年节时各有相应庆典。不过出海前的敬拜变成了种植业和养殖业的祝祷。刘五店基督教堂创始于1876年，重建于1992年。(34) 从时间上来看，基督教传入刘五店当地的时间约在1860年前后，目前只有信众二三十人。
曾经一度兴旺的刘五店，为何自近代以来就渐趋衰落了呢？当地人认为大约有以下几种原因。
明末清初，刘五店虽出现了一度的海洋经济繁盛景象，但其后由于人口压力，不少人纷纷外迁。如刘氏谱牒除载有刘宁分同安刘五店之外，另“一支徙嘉禾里即厦门也”。而高姓的人则有部分迁居到高浦等地。此外，抗战时日本人从五通开炮直击刘五店，当地不少村庄都被夷平，人们纷纷外逃，除厦门之外，有的还继续向南洋进发。这样就延续了明清以来的出洋潮。
再有，以往东坑、下滩尾等地一如刘五店，均为港口，但后来由于人工围海造田，不少地方出现了淤塞，大型船只无法进港。比之而言，则厦门港港阔水深，发展迅速。因此，刘五店等澳港都有不同程度地衰落。
而从历史原因考察，清初厦门港的崛起，的确给周边各港口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自明末以来郑芝龙、郑成功家族的开发，以及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在一系列国际、国内背景下，厦门港顺利上升为当地翘楚。而作为厦门岛周边附属港口的刘五店，不能不被边缘化。加之近现代以来社会动荡、政府政策等人为因素影响，当地生计模式转向陆地农业，对以传统渔业、海运商业为主的当地而言，发展呈下降趋势也在所难免。
五、今日刘五店
刘五店在同安东南海滨，明清时代，一直为海防要地；而各地渔船往来其间，多与五通、金门等地对渡，是为刘五店渔盐业及商业贸易最繁盛之时。刘五店与澳头成为当时南北货运的商港，每年南船北运的货物有茶叶、纸张、瓷器、红糖等，返运的北货有北纱、大豆、芝麻、羊脯等农副产品，有“糖去棉花返”的俗语流传。现今当地遗留的店街，仍有“和合堂”的牌匾。
今日的刘五店人口不多，传统的渔业已退居其次，村民以务农或做副业为主，近年多进行胡萝卜种植及虾苗养殖。本地胡萝卜除销往厦门外，大都远销外省或供出口；虾苗则行销至广东、辽宁等地。
改革开放以来，刘五店再次面临走向海洋的选择，陆续建有造船厂、冷冻厂和油库等，驻有渔盐站、码头管理站，有鹭洲公司及可泊3000吨级货轮的过驳码头，为直航港、澳货轮起运点，1980年始发货轮通厦门、香港等地。1994年刘五店码头已辟为台轮停泊点。1999年5月营运的大嶝岛对台小额贸易商品交易市场，则先靠泊刘五店港，再中转运货抵大嶝岛。(35) 2003年，作者曾就海底隧道一事询问当地村民时，他们告知已将地点改在西滨了。(36) 虽则对这一政府决定有些许遗憾，但他们仍客观地认为，西滨从距离上会比刘五店更近些。目前当地正在建设5000吨级滚装码头，是为厦门东通道的一部分，可大大加强当地与厦门五通的通贸能力。随着2005年4月的翔安隧道以及2003年以来水刘线的建设，当地对外交流通道将进一步畅通。(37)
刘五店虽为一滨海小渔村，但其住民在海陆间多次反复迁移，生计上不断在农耕、海洋渔、商业间反复的曲折历程反映了在南中国沿海农业文明与海洋文明彼此间的消长。这也说明了中国从农耕文化走向海洋文化的艰难和曲折。随着目前厦门东通道的逐渐贯通，曾经“以海为田”的刘五店，能否重新抓住历史发展机遇，在这一大潮中再次崛起，再次走向海洋，人们将拭目以待。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同安地名志》，同安县地名志编纂委员会编，1998年10月。
②《刘氏家谱》，乾隆十六年重修轮山派同纂辑。
③《刘氏家谱》，乾隆十六年重修轮山派同纂辑。
④以上资料均引自《刘氏家谱》，乾隆十六年重修轮山派同纂辑。
⑤《温陵芝山刘氏大宗谱牒》，温陵芝山刘氏大宗谱牒编委会，1997年。
⑥《刘氏家谱》，乾隆十六年重修轮山派同纂辑。
⑦参见王凤《刘氏海荡记》，元贞二年(明成宗铁穆耳丙申年，即1296年)。
⑧参见《刘氏家谱》，乾隆十六年重修轮山派同纂辑以及《温陵芝山刘氏大宗谱牒》，温陵芝山刘氏大宗谱牒编委会，1997年。
⑨《刘氏家谱》，乾隆十六年重修轮山派同纂辑。
⑩《溜江高氏祖祠记录概况·高祖始入闽序言》，记录人高宜牙，2003年访问记录。
(11)台湾文献丛刊第三十三种，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曹履泰本为海盐人，天启元年乙丑进士，在同安为官时亲历了明宋朝廷与海寇的争战，包括朝廷对郑芝龙、李魁奇、钟斌等人的收编、抚剿等历史事件。
(12)《靖海纪略·上朱抚台》，台湾文献丛刊第三十三种，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
(13)《靖海纪略》之《上熊抚台》及《上徐鲁人道尊》，台湾文献丛刊第三十三种，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
(14)《靖海纪略·报熊抚台》，台湾文献丛刊第三十三种，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
(15)《靖海纪略·查早渔兵功次》，台湾文献丛刊第三十三种，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
(16)民国《同安县志·卷之三十五·人物录·循吏八》，林学增修、吴锡璜纂，民国十八年铅印本。
(17)参见《开启台湾第一人郑芝龙》，汤锦台著，(台北)果实出版社，2002年，页144以及《明实录类纂？福建台湾卷》，页508。
(18)参见《靖海纪略·通详宽限蠲免稿》，台湾文献丛刊第三十三种，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
(19)参见《靖海纪略》之《上熊抚台》、《上蔡道尊》。
(20)参见《靖海纪略·答朱抚台》，台湾文献丛刊第三十三种，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
(21)参见《靖海纪略·上朱未孩道尊》，台湾文献丛刊第三十三种，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
(22)参见《靖海纪略》之《答何海防》、《上熊抚台》、《议应援》及《上朱未孩道尊》。
(23)《靖海纪略·团练渔兵款目·重督率》，台湾文献丛刊第三十三种，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
(24)明同安直心居士虚台蔡献臣：《清白堂稿·卷八·渔课》，清咸丰岁次癸丑九世孙永勉重抄，万历壬子修《同安县志·舆地志》。
(25)参见乾隆《马巷厅志·卷之五·船政》，清万友正撰修，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修，光绪十九年(1893年)黄家鼎校补刻本。
(26)参见乾隆《马巷厅志·卷之五·盐政》，清万友正撰修，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修，光绪十九年(1893年)黄家鼎校补刻本。
(27)参见乾隆《马巷厅志·卷之七·海防》，清万友正撰修，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修，光绪十九年(1893年)黄家鼎校补刻本。
(28)参见《平定闽南小刀会起义记事石刻》，位于厦门市工人文化宫后“厦门城”旧址。
(29)民国《同安县志·大事记》，林学增修，吴锡璜纂，民国十八年(1929)铅印本。
(30)民国《同安县志·大事记》，林学增修，吴锡璜纂，民国十八年(1929)铅印本。
(31)据村民高宜牙提供说法。
(32)据村民高加南提供说法。
(33)洪朝选(1516～1582年)，字舜臣，又字汝尹，号芳洲，别号静庵，同安翔风里十三都洪厝人，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历任户部主事、郎中，吏部郎中，四川按察副使，广西右参政，山西左参政，太仆寺少卿，都察院右企都御史、右到都御史，刑部右侍郎。以左侍郎致仕。按隆庆三年(1564)洪朝选罢官归里，于万历十年(1582年)春被迫害致死，推其建庙时间当在在隆庆末至万历初。
(34)以上据作者调查资料整理。
(35)参见http: //fjt. infoscape. com. cn/gate/big5/www. vos. com. cn/mnh/2003/10/19_293.htm
(36)据2005年4月30日《厦门日报》报道，连接厦门五通至翔安翔安隧道当日已正式动工。翔安隧道全长约9公里，其中，海底隧道5.95公里，是厦门第三条对外出岛通道，兼具公路和城市道路双重功能，既是厦门市交通干线路网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厦门环东海域地区发展的重要通道。它的建成将实现岛外最后一个区与本岛中心区紧密相连，两地距离由此缩短50公里，原来2个小时路程只需大约15分钟。
(37)参见孔庆任、李春妮《“水浏线”打通泉厦捷径》，2004年1月8日《厦门日报》。^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6年06期
【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1期第35～40页
【作者简介】余丰，厦门大学历史系。（福建 厦门 361005）
| 【内容提要】 | 本文以厦门刘五店村的历史发展为例，追溯了自明末清初以来刘氏等家族如何移入并开发当地，如何从农耕走向海洋生产、渔业贸易，又如何在海陆间辗转的过程，揭示闽南村落从陆地走向海洋过程中的反复性与曲折性。 |
【关 键 词】刘五店/刘氏家族/海洋社会
刘五店，有关文献资料又称之为刘五、镏江、镏五店、浏江等，是一个滨海小渔村，清代是与厦门东北角的五通对渡的渡口，今为厦门翔安区东南的一处海港，位于马巷镇镇政府驻地西南6-7公里，聚落呈三角形。目前当地有近300户人家，1100多人，有20余姓，以高、刘两姓者居多。今天的刘五店以农业、海洋养殖和捕捞业、手工业为主。作为渔村的刘五店，在明清时期经济就已经相当发达。
刘五店旧属同安县十三都，“相传明代刘五首先在此开设店铺，故名刘五店。”① 这一说法，并不准确。查考乾隆年间当地《刘氏家谱》，内载刘氏移厦第九世祖中有刘宁者，“始与二兄同屋西林，后因经商置五铺于十三都海滨，故其地名曰刘五店。”② 可见当地是因刘宁开设五家店铺而得名的。
那么，刘氏等族人是如何移居并开发当地的呢？
一、明初海滨小村的形成
据乾隆十六年(1751)重修的轮山派同纂辑《刘氏家谱》记载刘氏一族出自河南汝宁光州固始。唐天佑开平间，鼻祖显斋公避地入闽，居建安，又居莆阳，数传而生皇祖极。祖极公生子二，长即制置公锜。刘锜因功绩与韩世忠、岳飞齐名，卒赠太保，封吴王，谥武穆，后葬泉之清溪场旧尊贤里乌济院山，被尊为一世祖。以后因金虏乱华，刘氏二世祖虽曾居金陵、镇江，其后仍迁葬武穆公于泉州。至三世祖，刘氏逊公始入晋江芝山，敬读书、重礼仪，被宋代名士邱钓矶誉为“汉之南阳，宋之眉山”。③ 至五世，文聚公(1212-1259)因出生时百种灵芝俱发，故更名长箕为祥芝，近世谱以之为拓基祖并以此为号。
至六世，有称君辅公(1251-1321)者，“置田于南安、同安等处，共三十六庄，计租八万四千石。”另有山林地税，人称之陶朱公。其建书塾于芝山，延请丘钓矶、林兴祖诸名师授课，每年捐租谷三百石为塾廪。后又与人联构慈济宫、金沙接待院、海会堂等九处寺庙，重修虎岫寺，再造平城桥等公益事业。自六世君辅公起，刘家逐渐发达富裕，在泉州以外多置田产，同时刘氏开始向同安等地发展。
至七世，刘氏中有做漳南巡抚的叔和，族中多为自筑别野、自娱刻著的读书人。至八世，有元举公自芝山迁居同安治之南，再迁古庄，而后人则因以为号。另有元真公，因“豪右专制，避地沙堤。”此时已届元末明初。
至九世，刘氏宗族中有多房迁居同安。如元长公长子俊(1348-1386)，葬同安同禾里五都东山之原；公次子权，配沟西林氏，合葬同禾里荫山之原；四子哲(1357-1389)，葬同禾里五都东山之原；元举公子安生(更名恭)(1346-1374)，自古庄赘屋窑头村，故号曰瑶山先生，子四，晋温、晋辰、晋同、晋澄徒居同安县前。元真公次子谩(1345-1420)移居同安十一都西林，后移往对面大溪墘，因名曰刘溪。④ 元真公四子刘宁则“因经商置五铺于十三都海滨，故其地名曰刘五店。”⑤
自刘宁起，刘氏开始对当地进行较全面的家族性开发。如允安公次子十世衷阳(1400-？)“精敏勤俭，置海荡，受产米叁斗陆升，钞钱捌百三十六文。制网教渔而兹土遂因公以拓。迄今称为刘五店，实由于公。”⑥ 正由于衷阳开海荡、置产业等经济成就，因而保持了刘五店这一地名的延续。虽则先人早在泉州祥芝就已开海荡，“思海可为田以渔也，”⑦ 但于刘五店，就海荡的发展则始于明初的衷阳。
从刘氏的发展来看，宋代仍尚耕读，至六世祖君辅公在同安置田产；至八、九世值元末明初，有多房迁居同安且刘五店以刘氏经商为名。至十世衷阳拓展，兼及渔业及商业。从此，刘氏融入当地海洋社会，至明末清初已蔚为大宗，自九世以下分为24派，分徙福州、建宁、南安及同安各处，此外部分子孙迁徙台湾，如乾隆年间甲显公次子稪朝之子。⑧
对于族谱记载，不少人会有所置疑。就刘氏族谱而言，与史实应大体相符。据其《重修公谱及私谱序》言，“谱中之文，扬者多抑者少，必须据实成章，不可凭空杜撰。俾后之览者，而生疑焉，则家谱将与国史而并传矣。”⑨ 此外，谱中对家中作奸犯科之人也能秉笔直书，未加掩饰。
明末清初，在刘氏族人大发展之时，高氏族人在当地也有所发展。遗憾的是，目前高氏材料已大都遗失，据残留资料记载：
“始祖吾钢公字一清，幼习举子业，补邑庠生。实渤海高氏之后也。第五世祖官正议大夫，讳{K24Q602.jpg}公，字德调，奉檄知泉州，以忠烈贞，为泉之安平高氏奠基始祖也。
{K24Q602.jpg}公之后，声家子孙，先后于元、明、清各代或外方地为官吏。直到后来，因避乱或求谋生等原因，除一部分仍居安平镇内，群星居迁四方，相继传后代之。由到裔孙弟十四世祖士泽公于南宋嘉定年间，由安平镇迁南安水头埕边，……第十六世祖嗣本公再迁到嘉禾浏(刘)五店为高氏家族，系安平高氏第七世祖思连公派下子孙。因村临靠沿海岸，有优势港岸要地。从此，历代子孙大部分以渔业为主。……后有一部份对外南洋经商谋生。据悉今海外人丁兴旺，已相传下一代纪再裔孙第四十一代。今之记录移居海外者仅五代。”⑩
由此看来，刘高两姓先后到达当地，多以渔业为生。
二、明末渔兵结合的生计模式
明代月港自景泰四年(1453)兴起，万历年间达至高峰，这一发展带动影响了大批周边港口，刘五店也受惠于此。明末，郑芝龙海上崛起，曾数度与刘五店发生关系。当时的同安县令曹履泰在其《靖海纪略》(11) 一书中有不少记载。
从书信内容推断，该书著于天启末崇祯初。起初，曹还称郑为“贼”，如“郑贼初四、五两日，大船陆续驾出大担，意在劫洋船也。”(12) 《同安县志》也记载，“时，郑芝龙劫众出没海岛中，履泰素严保甲，练乡勇，喻民以自卫。”不久，由于郑芝龙于崇祯元年(1628年)九月受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招抚，曹的称谓有了改变，如“初六日，郑芝龙自刘五店而往石井，招募乡兵数百，借本县船五十余只，以为剿叛之计。初八日，芝龙对银二十两与刘五店澳长高大藩，要募乡兵五百名。职令大藩还伊银。答之曰：汝辈真能发愤剿贼，乡兵自当助一阵，何须银为？以是芝龙感激，舞思奋胆，气甚壮。”又如“职于初三日往刘五店，督发渔舟三十只、壮丁五百名，给以十日粮。协助芝龙出海，壮彼声势。”(13)
崇祯初年，刘五店的渔民、渔船很多，为对抗海盗，一次可调发渔兵五、六百人，渔船四、五十只。如“初八日，郑芝龙同刘五店渔兵六百余名，于镇海外洋与李魁奇大战，擒获贼船四十余只，犁沉八十余只，贼众溺死无数。”(14) 其中，以崇祯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一次合力剿匪为例，“据守备郑芝龙报称：亲督二十三船，并同安县曹，亲行调发刘五店义兵渔船，擒获贼犯三十名口，小船七只，……看得郑芝龙与刘五店渔民，能以寡敌众，……其刘五店倡首渔民有功，亦一体叙赏擢用。”(15) 以后，“(李)魁奇就擒，(钟)斌投水死。”(16) 查相关史料，李就擒于崇祯三年(1630年)二月，钟死于次年。(17) 可见，曹履泰与郑芝龙的初期合作，均借助于刘五店渔兵义勇。
刘五店海洋渔业发达，经济较为富足，故屡受海盗抢掠，如“且顷因海寇结伙，流突内地。如沿海浯洲、烈屿、大嶝、澳头、刘五店、中左等处，焚掠杀伤，十室九窜，流离载道。”(18)“廿七日芝龙舟泊高崎澳，贼舟东西两路堵截，……芝龙于是焚已之舟，即登岸脱走，正在刘五店。贼向恨此地之人，贴水小屋一带，俱被焚矣。”(19) 可以想见当地渔业生产定会受到影响，如“贼到五通地方，要登岸。……惟刘五店尚未靖，浯洲毒焰方炽，盖内地无可容身，不得不转而之彼也。”(20) 又如“自枭首示六贼后，近地无贼登岸。惟刘五店与浯洲，贼随意出没，拿人报水不绝也。”又如，“前月念一日，有刘五店小渔船四只至古宁大洋捕鱼，被贼掳去船一只。”(21) 所以，刘五店渔民积极投入打击海盗的战斗，曹履泰为此评价极高，如“各乡兵之擒杀叛抚者，不一而足。最快者，是刘五店背水一阵。火焚水溺，以百余人计。”又如，“职另选壮丁惯海千余人，……其中精锐铯伦，止刘五店五百人为最耳。”并且“其所最称壮勇、人船可以调遣者，则惟刘五店一澳”，且称“查刘五店壮丁不及千，连结十三保之众，则有万人。团练之法，不让十八保。”(22)
从征募乡勇一事，可见当地渔民已有统筹管理，以其澳总高大藩为首，各司其责，“据本澳会{K24Q603.jpg}，以林芳船为中军，许克俊船为副军，高方岳船为总督，刘亦富、高奇显、童志敬等船十五只为冲锋。一只管船四只。入俱入，出俱出。遇贼协剿、遇静采捕，永为定规。”(23) 由此形成了遇贼为兵，遇渔为民的模式。当然，渔民调动总体上仍作为官方军队的辅助，如“合就帖仰刘五店渔民哨总许克俊，即督该澳渔兵船只合{K24Q603.jpg}出海，协同官兵剿捕剧贼，不论中左、金门、料罗、澳头等处汛地，如遇寇警，俱要首尾相救，期于制敌。”
刘五店人除驾船出海捕鱼外，还在近岸海域网鱼，甚至影响到往来客船的安全。时人蔡献臣批评说，“澳头、刘五店皆竖网柱以网鱼者也，而海道往来之冲也，……旧惟张于旷远之地，故船不受害。今则密布急流，如列戟然。……客船掛且裂于柱者，比比然。而彼方攘臂抢索、以为有焦头烂额功，其不幸而殒命者，将问之水滨乎。直指陆公，尝下令革、且命操舟者得径自砍拔去，德意甚盛，而恬不为动、網日增多，柱日增密。以区区渔利，而轻百十人命为戏，试问其祖若父，向者不以旷远张网遂至无鱼，则亦何必截流竭泽而后为快乎。噫，彼渔民岂独无人心者哉，理而谕之，法而绳之，航海者庶其有瘳乎。”(24) 可见海上运输业开始兴起，并和渔业发生了矛盾。
三、清代刘五店的渔盐经济
清代，刘五店的渔盐经济获得一定的发展，海上运输业则限于闽南海域。在船政方面，刘五店澳离马巷厅30里，系水师后营管辖，设澳甲一名稽查船只，澳内商渔渡船小艇均领照票，在厅征税。刘五澳头海税四两一钱九分，均付地丁项。以详送船只为例，乾隆四十一年(1776)有关刘五店澳有大渔船19号(均归关)，小渔船2号，小商船8号(内归关1号，中则1号)，小艇上则船9号，小艇中则船8号，小艇下则船5号，小艇不上徵13号。新收归船只中，乾隆四十一年有小商上则船6号(内归关1号)，小商中则船2号，小商下则船1号，小艇不上徵1号。乾隆四十二年(1777)有小商上则船1号，小商中则船1号。至于渡船，刘五店渡有2只，一往五通船户刘应虬，年徵税银二两三钱五分五厘；一往石浔船户洪随履，年徵税银二两三钱五分五厘。(25) 与它处的船只相比，刘五店的规模及数量在当时应是中等偏上的水准。
关于盐政，除浯洲场、烈屿场及四埕等几个产盐地，其余则是作为六馆的几处食盐销售地。以下对刘五店与其他售盐地作一简要对比：(26)
类别 年应销 民渔盐 配渔(船)盐 销民食盐
刘五店 5135担 4230担 905担
澳头 1569担60斛(内) 1094担 475担60斛
类别 年应销 民[{K24Q604.jpg}]盐 配[{K24Q604.jpg}]盐 销民食盐
马巷 1000担 100担 900担
类别 年应销 民渔盐 配渔(船)盐 销民食盐
唐厝 1594担 / 500担
董水 686担21斛 / /
新圩 706担31斛 / / |
可见，与他处盐量的销售相比，刘五店是最大的民渔盐的销售地，数量超过其他地方的总和，甚至高于作为厅治的马巷。配渔(船)盐的总量也大大高于其他地方。在销民食盐方面，也居各地之首。这说明在清代，刘五店渔盐业已较他处发达。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乾隆时期刘五店的人口也达到了一个高峰，成为当时一个较大的人口聚落，也成为当时同安与外界的出海口及区域海洋贸易地。(27)
四、近代流离海洋与回归陆地
鸦片战争后，厦门辟为通商口岸，刘五店偏离海上通道，失去了港口发展的优势。咸丰三年(1853)，小刀会起义，清军进驻刘五店，作为进攻厦门的桥头堡，“前后凡历四十八战，”攻下厦门。(28) 四年(1854)五月，守备吴鸿源在刘五店捕获小刀会成员林井等九名，送厦防厅讯办。(29) 又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移福建水师后营游击驻马巷、镏五店，拨千把总各一，外委额外各二，战守兵二百四十名。”(30) 从此，刘五店成为海防重地，海洋经济走向衰落。在社会动荡、陆地经济发展困难的情况下，出洋移民成为刘五店人的一种选择，并一直延续到民国时代。
村民高宜牙即是祖母带父亲去的越南。祖母为洪坑人，1922年出生，小时被抱养至刘五店，六岁时随家人去越南，跟外祖父母在西贡做生意，18岁嫁与其祖父。高宜牙本人1943年在越南出生，1956年与父母、小弟回国。父亲后来又去越南，以后在当地去世。1975年南越解放后，堂兄弟移民至加拿大、澳洲。如今在越南仍有母舅、姨母和几个堂兄弟在做生意。(31) 据村民回忆，抗战时日本攻占厦门，大多青壮都跑至南洋，比如越南、菲律宾、新加坡等地，人数约有上千。
现在当地还有不少这样的人家。例如村中人至今还常提到高姓族中的“三弟兄”，那一房本有五兄弟，抗战时老二被日本人杀死。老大、老三及老五去越南做生意，老四留在本村。后老大在越南病死。其余二兄弟一直坚守越南，起初从养鸡场做起，后又做方便面生意，送给驻越美军，以后又做食品罐头，家业逐渐发达。三子后来在南越解放时因财产充公，后去了美国，现居西雅图，2004年还回来过；最小的弟兄则去了加拿大。(32) 由于明清至民国，下南洋做生意的村人较多，延续至今，一些人家还靠侨汇过上了小康生活。
当地最知名的宫庙为明代传下的龙腾宫，自然少不了海神妈祖，另有保生大帝、开闽尊王、注生娘娘、观音、如来等塑像。据乾隆《马巷厅志》记载，其所奉吴真人在当地相当灵验。据说该宫由长于风水的明代官员洪朝选所建(33)。清代以来曾多次修整，至今后殿柱石上还有明清时的船户刘双兴、金合源捐题的名号。毗邻龙腾宫的高氏家庙重建于1988年。碑刻中有不少来自海外的捐款，如美国、马来西亚、越南、香港等地的族亲。而刘氏家庙早已毁损，待作者寻访之时，只剩一片瓜棚豆架，零星的石阶隐约可见，只能遥想当年的盛景。此外当地显明宫、仁安宫、威震殿、日照宫等多复建于1985年至1990年，年节时各有相应庆典。不过出海前的敬拜变成了种植业和养殖业的祝祷。刘五店基督教堂创始于1876年，重建于1992年。(34) 从时间上来看，基督教传入刘五店当地的时间约在1860年前后，目前只有信众二三十人。
曾经一度兴旺的刘五店，为何自近代以来就渐趋衰落了呢？当地人认为大约有以下几种原因。
明末清初，刘五店虽出现了一度的海洋经济繁盛景象，但其后由于人口压力，不少人纷纷外迁。如刘氏谱牒除载有刘宁分同安刘五店之外，另“一支徙嘉禾里即厦门也”。而高姓的人则有部分迁居到高浦等地。此外，抗战时日本人从五通开炮直击刘五店，当地不少村庄都被夷平，人们纷纷外逃，除厦门之外，有的还继续向南洋进发。这样就延续了明清以来的出洋潮。
再有，以往东坑、下滩尾等地一如刘五店，均为港口，但后来由于人工围海造田，不少地方出现了淤塞，大型船只无法进港。比之而言，则厦门港港阔水深，发展迅速。因此，刘五店等澳港都有不同程度地衰落。
而从历史原因考察，清初厦门港的崛起，的确给周边各港口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自明末以来郑芝龙、郑成功家族的开发，以及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在一系列国际、国内背景下，厦门港顺利上升为当地翘楚。而作为厦门岛周边附属港口的刘五店，不能不被边缘化。加之近现代以来社会动荡、政府政策等人为因素影响，当地生计模式转向陆地农业，对以传统渔业、海运商业为主的当地而言，发展呈下降趋势也在所难免。
五、今日刘五店
刘五店在同安东南海滨，明清时代，一直为海防要地；而各地渔船往来其间，多与五通、金门等地对渡，是为刘五店渔盐业及商业贸易最繁盛之时。刘五店与澳头成为当时南北货运的商港，每年南船北运的货物有茶叶、纸张、瓷器、红糖等，返运的北货有北纱、大豆、芝麻、羊脯等农副产品，有“糖去棉花返”的俗语流传。现今当地遗留的店街，仍有“和合堂”的牌匾。
今日的刘五店人口不多，传统的渔业已退居其次，村民以务农或做副业为主，近年多进行胡萝卜种植及虾苗养殖。本地胡萝卜除销往厦门外，大都远销外省或供出口；虾苗则行销至广东、辽宁等地。
改革开放以来，刘五店再次面临走向海洋的选择，陆续建有造船厂、冷冻厂和油库等，驻有渔盐站、码头管理站，有鹭洲公司及可泊3000吨级货轮的过驳码头，为直航港、澳货轮起运点，1980年始发货轮通厦门、香港等地。1994年刘五店码头已辟为台轮停泊点。1999年5月营运的大嶝岛对台小额贸易商品交易市场，则先靠泊刘五店港，再中转运货抵大嶝岛。(35) 2003年，作者曾就海底隧道一事询问当地村民时，他们告知已将地点改在西滨了。(36) 虽则对这一政府决定有些许遗憾，但他们仍客观地认为，西滨从距离上会比刘五店更近些。目前当地正在建设5000吨级滚装码头，是为厦门东通道的一部分，可大大加强当地与厦门五通的通贸能力。随着2005年4月的翔安隧道以及2003年以来水刘线的建设，当地对外交流通道将进一步畅通。(37)
刘五店虽为一滨海小渔村，但其住民在海陆间多次反复迁移，生计上不断在农耕、海洋渔、商业间反复的曲折历程反映了在南中国沿海农业文明与海洋文明彼此间的消长。这也说明了中国从农耕文化走向海洋文化的艰难和曲折。随着目前厦门东通道的逐渐贯通，曾经“以海为田”的刘五店，能否重新抓住历史发展机遇，在这一大潮中再次崛起，再次走向海洋，人们将拭目以待。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同安地名志》，同安县地名志编纂委员会编，1998年10月。
②《刘氏家谱》，乾隆十六年重修轮山派同纂辑。
③《刘氏家谱》，乾隆十六年重修轮山派同纂辑。
④以上资料均引自《刘氏家谱》，乾隆十六年重修轮山派同纂辑。
⑤《温陵芝山刘氏大宗谱牒》，温陵芝山刘氏大宗谱牒编委会，1997年。
⑥《刘氏家谱》，乾隆十六年重修轮山派同纂辑。
⑦参见王凤《刘氏海荡记》，元贞二年(明成宗铁穆耳丙申年，即1296年)。
⑧参见《刘氏家谱》，乾隆十六年重修轮山派同纂辑以及《温陵芝山刘氏大宗谱牒》，温陵芝山刘氏大宗谱牒编委会，1997年。
⑨《刘氏家谱》，乾隆十六年重修轮山派同纂辑。
⑩《溜江高氏祖祠记录概况·高祖始入闽序言》，记录人高宜牙，2003年访问记录。
(11)台湾文献丛刊第三十三种，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曹履泰本为海盐人，天启元年乙丑进士，在同安为官时亲历了明宋朝廷与海寇的争战，包括朝廷对郑芝龙、李魁奇、钟斌等人的收编、抚剿等历史事件。
(12)《靖海纪略·上朱抚台》，台湾文献丛刊第三十三种，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
(13)《靖海纪略》之《上熊抚台》及《上徐鲁人道尊》，台湾文献丛刊第三十三种，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
(14)《靖海纪略·报熊抚台》，台湾文献丛刊第三十三种，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
(15)《靖海纪略·查早渔兵功次》，台湾文献丛刊第三十三种，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
(16)民国《同安县志·卷之三十五·人物录·循吏八》，林学增修、吴锡璜纂，民国十八年铅印本。
(17)参见《开启台湾第一人郑芝龙》，汤锦台著，(台北)果实出版社，2002年，页144以及《明实录类纂？福建台湾卷》，页508。
(18)参见《靖海纪略·通详宽限蠲免稿》，台湾文献丛刊第三十三种，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
(19)参见《靖海纪略》之《上熊抚台》、《上蔡道尊》。
(20)参见《靖海纪略·答朱抚台》，台湾文献丛刊第三十三种，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
(21)参见《靖海纪略·上朱未孩道尊》，台湾文献丛刊第三十三种，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
(22)参见《靖海纪略》之《答何海防》、《上熊抚台》、《议应援》及《上朱未孩道尊》。
(23)《靖海纪略·团练渔兵款目·重督率》，台湾文献丛刊第三十三种，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
(24)明同安直心居士虚台蔡献臣：《清白堂稿·卷八·渔课》，清咸丰岁次癸丑九世孙永勉重抄，万历壬子修《同安县志·舆地志》。
(25)参见乾隆《马巷厅志·卷之五·船政》，清万友正撰修，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修，光绪十九年(1893年)黄家鼎校补刻本。
(26)参见乾隆《马巷厅志·卷之五·盐政》，清万友正撰修，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修，光绪十九年(1893年)黄家鼎校补刻本。
(27)参见乾隆《马巷厅志·卷之七·海防》，清万友正撰修，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修，光绪十九年(1893年)黄家鼎校补刻本。
(28)参见《平定闽南小刀会起义记事石刻》，位于厦门市工人文化宫后“厦门城”旧址。
(29)民国《同安县志·大事记》，林学增修，吴锡璜纂，民国十八年(1929)铅印本。
(30)民国《同安县志·大事记》，林学增修，吴锡璜纂，民国十八年(1929)铅印本。
(31)据村民高宜牙提供说法。
(32)据村民高加南提供说法。
(33)洪朝选(1516～1582年)，字舜臣，又字汝尹，号芳洲，别号静庵，同安翔风里十三都洪厝人，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历任户部主事、郎中，吏部郎中，四川按察副使，广西右参政，山西左参政，太仆寺少卿，都察院右企都御史、右到都御史，刑部右侍郎。以左侍郎致仕。按隆庆三年(1564)洪朝选罢官归里，于万历十年(1582年)春被迫害致死，推其建庙时间当在在隆庆末至万历初。
(34)以上据作者调查资料整理。
(35)参见http: //fjt. infoscape. com. cn/gate/big5/www. vos. com. cn/mnh/2003/10/19_293.htm
(36)据2005年4月30日《厦门日报》报道，连接厦门五通至翔安翔安隧道当日已正式动工。翔安隧道全长约9公里，其中，海底隧道5.95公里，是厦门第三条对外出岛通道，兼具公路和城市道路双重功能，既是厦门市交通干线路网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厦门环东海域地区发展的重要通道。它的建成将实现岛外最后一个区与本岛中心区紧密相连，两地距离由此缩短50公里，原来2个小时路程只需大约15分钟。
(37)参见孔庆任、李春妮《“水浏线”打通泉厦捷径》，2004年1月8日《厦门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