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清初的笔帖式
沈一民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6年05期
【原文出处】《历史档案》(京)2006年1期第58～61，71页
【作者简介】作者沈一民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邮编300071
笔帖式（bithesi），是满文名词“bithe”（书、信、文之义，读作“笔特赫”）加上附加成分“si”（音近于汉语的“希”或“式”）而形成的一个派生名词。它是清朝特有的官制，主要职责为翻译文书、掌管簿籍。其源流演变在《清通志》中有明确的记载：“本朝诸司衙门，各置满洲、蒙古、汉军笔帖式，以翻译清汉章奏文牍。盖即金元女直令史译史，蒙古笔且齐之职，而其原实沿历代令史遗制。特是唐宋用人颇轻，而今笔帖式登用之广、迁擢之优，固非前代仅称杂流者可比也。”①
纵观清朝的国家机构，各部院皆设有笔帖式。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所修的《历代职官表》来看，诸如刑部、户部、都察院、内务府等衙门笔帖式的人数都达百名以上，其他如兵部、工部等也有几十名不等。笔帖式群体不仅人数庞大，而且拥有着重要的地位：“笔帖式为满员进身之阶。国初，大学士达海、额尔德尼诸人，并起家武臣，以谙练国书，特恩赐号巴克什，即后之笔帖式也。”② 嘉庆朝以前的满族高官，由笔帖式出身者比比皆是，其中著名者有刚林、年羹尧、兆惠、舒赫德、松筠、托津、长龄等人，他们或是身居大学士、大将军、军机大臣，或是位至尚书、侍郎、总督、巡抚。难怪有人说“笔帖式为文臣储材之地，是以将相大僚多由此途历阶”③。然而这种情况主要集中在清中期，对于清初（即清入关前、顺康二朝）笔帖式的设置及其沿革还未有专文论述。
笔帖式这一名称最早出现的时间是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谕各牛录下出十人，牛四头，于旷土屯田积贮仓廪。复设官十六员，笔帖式八员，会计出入”④。然而这处记载是《清太宗实录》纂修官的误记。《满文老档》对此事的记载为：“并委大臣十六名、巴克什八人，以掌记录库粮，收发赈济事宜。”⑤ 这实际上是纂修官根据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文臣称巴克什者，俱停止，称为笔帖式；如本赐名巴克什者，仍其名”⑥ 这一规定而进行的修改。真正值得注意的记载是，《满文老档》天命六年（1621年）七月，“每牛录各派十人书写档子”⑦。“书写档子”与后来笔帖式所负责的事务是相同的，但是这一原始资料并没有直接提到笔帖式。据此可认为笔帖式出现的时间绝不早于天命六年。根据现存文献，笔帖式正式出现的时间是天聪三年四月，皇太极建文馆（也被称为直房、书房），“上命儒臣分为两直，巴克什达海，同笔帖式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等四人，翻译汉字书籍；巴克什库尔缠同笔帖式吴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等四人，记注本朝政事，以昭信史”⑧。
清入关前，在文馆——内三院中拥有大量的笔帖式，如龙锡、爱巴礼、敦拜等人都做过笔帖式。他们之中又分为“满洲笔帖式、习汉文笔帖式”⑨。六部二院（即都察院、理藩院）中也有笔帖式存在。天聪五年设立六部的同时，也设置了笔帖式，“其余办事笔帖式各酌量事务繁简补授”⑩。在崇德元年（1636年）十月，还提到“都察院汉笔帖式正黄旗吴章京”(11)。以上材料表明：笔帖式已经遍布于清初中央的各个衙门之中了。此外，在地方上也设有笔帖式。崇德三年正月，“先是，有朝鲜人来，镇守通远堡镶白旗拜楚喀、正白旗马元龙书其来由寄来，书多涂抹，字无圈点。至是，凡朝鲜人来，未书其来由。”因此，“正白旗阿尔赛牛录下笔帖式库希各鞭二十七”(12)。这证明在通远堡设有笔帖式这一职务。由于通远堡是朝鲜与清朝交往的必经孔道，此处所设官员负责迎来送往两国的使者，笔帖式的设立是必须的。此外在其他地方也设有笔帖式。崇德七年四月，提到“十里河笔帖式拉拜”(13)。顺治元年五月，“谭珠仍以笔帖式留用于新城”(14)。
“正白旗阿尔赛牛录下笔帖式库希”这种提法并不见于《满文老档》以及《实录》等文献，但是在《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崇德三年满文档案译编》、《盛京刑部原档》这些未经后世改动的原始史料中，这种把笔帖式与某某牛录联用的称法大量出现。如“镶黄旗喀喀穆牛录下巴木拜笔帖式”(15)、“正黄旗夸兰牛录下笔帖式阿尔津”(16) 等等。康熙二十二年三月，康熙帝的训谕可以为此说法作一注脚：“满文中书笔帖式，皆有旗分，汉文中书笔帖式，并无旗分。如此，则或一旗多，或一旗少，殊属不均。今应照旗分均分，其有余者，令解任候缺，不足者，即为增补。”(17) 这里虽然说的是中书笔帖式，但它却反映了一个史实：作为一个国家机构中的官职，必须保持八旗之间的平衡，防止一旗把持部务。清入关前八旗势力插手部务的事件屡次发生。如崇德三年八月，吏部图尔寨牛录下笔帖式莫乐弘把吏部政事告诉给了本旗的伊希达，“笔帖式莫乐弘，尔身在部，然以本部之事私告于伊希达，亦应论死”(18)。为了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必须保持八旗势力在部院内部的平衡以此达到他们之间的互相制约。这种笔帖式与某某牛录联用的称法就是为了明确八旗在各部的人数。
设置如此众多的笔帖式，是因为他们负责的事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是从中央到地方所必须的。其主要的职责就是缮写、保管档案。如天聪八年，皇太极“考察管辖汉民各官，以抚养之善否、户口之繁减分别优劣。甲喇章京殷廷辂所辖，耗损甚多，诘其故，则称俱在诸贝勒大臣及民人之家。已造汉人姓名及容留人姓名册籍，送于考察大臣，后复徉为遗忘，更改一册，诡称逃亡病故，与前册绝不相符。所司校对，知属假造。……笔帖式席喇布为廷辂改造册籍，亦鞭一百，贯耳鼻”(19)。正因为笔帖式负责缮写、保管档案，所以席喇布才有机会改写档案。崇德三年八月，“库尔古里欲免一丁之罪，与本旗达扬阿牛录下笔帖式图勒什商议后，于档册内注解之。带来此丁后，请户部承政英俄尔岱验证，称此丁非所注之丁。为此笔帖式惧，窃将档册三页撕下弃之”(20)。图勒什比席喇布更为大胆，不仅私自删改档案，而且还撕毁档案。
笔帖式还负责其它一些事务。文馆中的笔帖式负责翻译臣下的章奏。《天聪朝臣工奏议》“王文奎条陈时事奏”提到，“至若翻译之笔帖式，在书房之通文理者，止恩国太一人”(21)。恩国太的职责是翻译，然而并未明确指出恩国太翻译什么。在“宁完我请译四书武经通鉴奏”却有明确的提示，“近来本章稀少，常耐、恩革太二人，每每空闲无事”(22)。正因为文馆笔帖式负责翻译臣下的章奏，所以当本章稀少时，这些笔帖式才得以空闲下来。笔帖式还负责赴军前宣布旨意。诸如此类的记载有许多。如天聪七年五月，“汗遣文馆笔帖式龙锡、爱巴礼、郭多惠传谕诸贝勒”(23)。崇德元年十二月，“上遣笔帖式吴达礼率四人赉敕往谕多罗安平贝勒杜度”(24)。
此外，还有一些负有专责的笔帖式。他们有固定的名称，负责固定的事务。如御前说书笔帖式。天聪八年，“往征宣大时，上令御前说书笔帖式卜兰、胡球、托布齐等各随本旗出略”(25)。综合皇太极“乐闻古今得失”的种种表现，我们可以断定御前说书笔帖式所负责的是给皇太极讲解各种汉族史书。在《王文奎条陈时宜奏》（天聪六年九月）中还提到“八固山读书之笔帖式”(26)，根据其名称判断，八固山读书之笔帖式应该与御前说书笔帖式负有相同的责任。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清朝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各种新的问题摆在清朝统治者的面前。其中之一就是大量的明朝降官充实到国家机构中，导致严重的语言隔阂。笔帖式熟悉满汉两种文字，因而被更广泛地应用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衙门之中。“笔帖式专习国书。盛京各衙门，外而督抚并有之，京官满汉各从本书”(27)。他们所负职责也进一步单一化，主要就是负责往来章奏的翻译。“国初海内甫定，督抚多以汉人充之，凡文移用国书者，皆不省识，每省乃委内院笔帖式数人，代司清字文书”(28)。这种情况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文臣数量的增多，大量的汉族文人充实到清朝统治集团中，原先由笔帖式兼摄的部务正式由汉族文人接管；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入关后清朝的官制逐步走向规范。
这是清初笔帖式设置情况的大致轮廓。笔帖式在清初的重要性还在于：“满人入官，或以科目，或以任子，或以捐纳、议叙，亦同汉人。其独异者，惟笔帖式。京师各部、院，盛京五部，外省将军、都统、副都统各署，俱设笔帖式额缺。其名目有翻译、缮本、贴写。其阶级自七品至九品。……六部主事，额设百四十缺，满、蒙缺八十五，补官较易。笔帖式擢补主事，或不数年，辄致通显。其由科甲进者，编、检科仅数人，有甫释褐即迁擢者。翰林坊缺，编、检不敷补用，得以部院科甲司员充之，谓之外班翰林。”(29) 在这里，笔帖式被描述成为八旗文人进入仕途的捷径。
但考察原始文献，记载笔帖式升迁的材料并不多。如崇德三年正月，“授正白旗笔帖式扎苏喀为内秘书院学士”(30)。崇德三年二月，“以笔帖式钟衮为户部参政”(31)。崇德七年，“笔帖式巴木拜为户部署理副理事官”(32)。谈迁在顺治十年也记录了善福的升迁经历。“笔帖式善福者，满洲人。年十七入燕，语貌同于中土，善国书。给事总漕，今晋理事官。巨舰列帜，同妇舍骑而舟，明珰锦被，彼岂自知有今日哉”(33)。根据《八旗通志初集》进行统计，清初由笔帖式起家的共10人。图喇（满洲正黄旗人）、对喀纳（满洲正蓝旗人）、马尔汉（满洲正白旗人）、哈克山（满洲正蓝旗人）等4人都直接从笔帖式擢升，其中图喇升至杭州将军，对喀纳升至内国史院大学士。而其他6人与此情况并不完全相同。他们虽然也以笔帖式为最初的进阶之资，但是都经历过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等官阶，才走上飞黄腾达之路。马祜，满洲镶红旗人。“太宗文皇帝初命八旗习汉文，马祜即在官学肄业。顺治初年，考授兵科他赤哈哈番。九年壬辰科会试，中式举人。选为敬谨亲王教习，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品级官，寻升刑部员外郎。时初设钦天监满官，以马祜为钦天监监正。康熙八年，特简江宁巡抚”(34)。党古礼，满洲正蓝旗人。“初任户部笔帖式，升他赤哈哈番，再升本部员外郎”(35)。阿什坦，满洲正黄旗人。“世祖章皇帝顺治二年，以通满汉文，选授内院六品他敕哈哈番。……九年壬辰科初设满洲科，遂中进士，廷试第二甲第三名。是年升授刑科给事中”(36)。马喇，满洲镶白旗人。“顺治六年，补理藩院笔帖式。时大同逆镇姜瓖叛，即奉差往调蒙古二万人，解大同之围。事平议叙，授本院他赤哈哈番，管主事事，旋升员外郎”(37)。郭四海，满洲正红旗人。“顺治七年，任工部笔帖式，升本部他赤哈哈番，……（康熙）九年正月，迁内秘书院侍读学士”(38)。哈占，满洲正蓝旗人。“顺治八年，由官学生补工部笔帖式。十一年，升本部他赤哈哈番。……（康熙八年）十月，升秘书院学士兼礼部侍郎”(39)。虽然这6人所达到的最高官阶比不上图喇、对喀纳等人，只有马祜做到了江宁巡抚；但是10人中6人曾经任过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这一比例高于直接由笔帖式起家的人员。
顺治十四年正月的上谕更是证明了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才是清初旗人的进身之阶。“今见八旗人民崇尚文学，怠于武事，以披甲为畏途，遂至军旅较前迥别。详究其源，皆由限年定额考取生童，乡会试即得升用。及各部院衙门考取他赤哈哈番及笔帖式哈番，徒以文字由白身优擢六七品官，得邀俸禄。未几，又升副理事、主事等官，得免从军之役。各部院衙门一事数官，以致员缺居多，无不乐于部用。今后限年定额考取生童乡会试俱著停止。各部院衙门取用人员，不必分别满汉文学。初用，授以笔帖式哈番，停其俸禄，照披甲例给以钱粮；任满三年，如果勤敏，该堂官详核给以七品俸禄；再满三年，果能称职，升补他赤哈哈番。”(40) 在顺治十四年以前，旗人由白身升至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得六品官或七品官；再升转至副理事官、主事，得以跻身于堂官之列，其升官速度可以说非常迅速。顺治十四年改革后，也只是限制由笔帖式哈番升转他赤哈哈番的速度，并不妨碍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成为旗人进身之阶。
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在清入关前并不存在，他们的设立时间是顺治元年，“又初设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改为六品、七品、八品及无顶戴笔帖式”(41)。入关后，清朝仿照明朝的官员品级制度对满族原有的官制进行了改革。笔帖式在清入关前就大量地存在，而且随着清入关，其成员又得以不断地扩充。大量的人员任同一官职，这不利于满洲官员的升转。所以多尔衮才从笔帖式中划分出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以适应官员品级制度的需要。顺治二年闰六月，多尔衮“选部院衙门笔帖式年久才能者，半授他赤哈哈番，半授笔帖式哈番”(42)。这表明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实际上是从笔帖式群体中分离出来的。他们的品级为：内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他赤哈哈番，造满汉历日他赤哈哈番为六品。内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笔帖式哈番为七品。然而此官职并没有延续很长的时间。顺治十五年五月，顺治帝开始精简冗员。同年七月，“各衙门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专司书写册籍，俱著裁去衔品。以后止设无官品笔帖式，视其效力年深劳著者，升授职官。见在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仍留顶载，以原品办笔帖式事；如另用，亦照原品”(43)。这一改革的结果就是取消了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同时又规定了笔帖式分六品至无顶戴等几个品级，达到了两全其美的效果。
综上所述，虽然在清初有人员从笔帖式直接擢升，但是按照品级的升迁顺序来看，实际上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才是满人升迁的捷径。但是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等设置短暂，加之政书对他们没有记载，这造成了后世记载的错误。如“国初都沈阳时，未备文学翰林之职。凡制诏簿籍，皆笔帖式司之，其阶级有五、六、七、八、九品分别，以比于学士编检。至雍正年间，各部院尚有六品笔帖式。今惟内府、理藩院有六品委署主事，即六品笔帖式之遗意也。”(44) 这里所说的“六品笔帖式”应该是指六品的他赤哈哈番。
注释：
① 《清通志》卷64，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141页。
②(29) 《清史稿》第12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卷114，第3265—3266页；卷110，第3213—3214页。
③(44) 福格《听雨丛谈》，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页。
④ 《清太祖实录》卷4，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0页。
⑤⑦(11)(24)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7、221、1614、1728页。
⑥⑧⑩(19)(25) 《清太宗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卷9，第124页；卷5，第70页；卷9，第124页；卷21，第279页；卷21，第279页。
⑨(12)(13)(14)(15)(23)(30)(31)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上册，第41页；上册，第169页；上册，第466页；中册，第14页；上册，第276页；上册，第14页；上册，第271页；上册，第282页。
(16) 《盛京刑部原档》，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13页。
(17)(34)(35)(36)(37)(38)(39) 《八旗通志初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卷39，第724页；卷186，第4435页；卷166，第4102页；卷237，第5339页；卷186，第4423页；卷185，第4418页；卷166，第4106页。
(18)(20) 《崇德三年满文档案译编》，辽沈书社1988年版，第180、193页。
(21)(22)(26) 《天聪朝臣工奏议》，载于《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2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72、24页。
(27)(33) 谈迁《北游录》，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69、17页。
(28) 昭梿《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卷8，第225页。
(32) 《盛京吏户礼兵四部文》，载于《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4辑，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页。
(40)(42)(43) 《清世祖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卷106，第832页；卷18，第162页；卷119，第925页。
(41)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6年05期
【原文出处】《历史档案》(京)2006年1期第58～61，71页
【作者简介】作者沈一民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邮编300071
纵观清朝的国家机构，各部院皆设有笔帖式。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所修的《历代职官表》来看，诸如刑部、户部、都察院、内务府等衙门笔帖式的人数都达百名以上，其他如兵部、工部等也有几十名不等。笔帖式群体不仅人数庞大，而且拥有着重要的地位：“笔帖式为满员进身之阶。国初，大学士达海、额尔德尼诸人，并起家武臣，以谙练国书，特恩赐号巴克什，即后之笔帖式也。”② 嘉庆朝以前的满族高官，由笔帖式出身者比比皆是，其中著名者有刚林、年羹尧、兆惠、舒赫德、松筠、托津、长龄等人，他们或是身居大学士、大将军、军机大臣，或是位至尚书、侍郎、总督、巡抚。难怪有人说“笔帖式为文臣储材之地，是以将相大僚多由此途历阶”③。然而这种情况主要集中在清中期，对于清初（即清入关前、顺康二朝）笔帖式的设置及其沿革还未有专文论述。
笔帖式这一名称最早出现的时间是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谕各牛录下出十人，牛四头，于旷土屯田积贮仓廪。复设官十六员，笔帖式八员，会计出入”④。然而这处记载是《清太宗实录》纂修官的误记。《满文老档》对此事的记载为：“并委大臣十六名、巴克什八人，以掌记录库粮，收发赈济事宜。”⑤ 这实际上是纂修官根据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文臣称巴克什者，俱停止，称为笔帖式；如本赐名巴克什者，仍其名”⑥ 这一规定而进行的修改。真正值得注意的记载是，《满文老档》天命六年（1621年）七月，“每牛录各派十人书写档子”⑦。“书写档子”与后来笔帖式所负责的事务是相同的，但是这一原始资料并没有直接提到笔帖式。据此可认为笔帖式出现的时间绝不早于天命六年。根据现存文献，笔帖式正式出现的时间是天聪三年四月，皇太极建文馆（也被称为直房、书房），“上命儒臣分为两直，巴克什达海，同笔帖式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等四人，翻译汉字书籍；巴克什库尔缠同笔帖式吴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等四人，记注本朝政事，以昭信史”⑧。
清入关前，在文馆——内三院中拥有大量的笔帖式，如龙锡、爱巴礼、敦拜等人都做过笔帖式。他们之中又分为“满洲笔帖式、习汉文笔帖式”⑨。六部二院（即都察院、理藩院）中也有笔帖式存在。天聪五年设立六部的同时，也设置了笔帖式，“其余办事笔帖式各酌量事务繁简补授”⑩。在崇德元年（1636年）十月，还提到“都察院汉笔帖式正黄旗吴章京”(11)。以上材料表明：笔帖式已经遍布于清初中央的各个衙门之中了。此外，在地方上也设有笔帖式。崇德三年正月，“先是，有朝鲜人来，镇守通远堡镶白旗拜楚喀、正白旗马元龙书其来由寄来，书多涂抹，字无圈点。至是，凡朝鲜人来，未书其来由。”因此，“正白旗阿尔赛牛录下笔帖式库希各鞭二十七”(12)。这证明在通远堡设有笔帖式这一职务。由于通远堡是朝鲜与清朝交往的必经孔道，此处所设官员负责迎来送往两国的使者，笔帖式的设立是必须的。此外在其他地方也设有笔帖式。崇德七年四月，提到“十里河笔帖式拉拜”(13)。顺治元年五月，“谭珠仍以笔帖式留用于新城”(14)。
“正白旗阿尔赛牛录下笔帖式库希”这种提法并不见于《满文老档》以及《实录》等文献，但是在《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崇德三年满文档案译编》、《盛京刑部原档》这些未经后世改动的原始史料中，这种把笔帖式与某某牛录联用的称法大量出现。如“镶黄旗喀喀穆牛录下巴木拜笔帖式”(15)、“正黄旗夸兰牛录下笔帖式阿尔津”(16) 等等。康熙二十二年三月，康熙帝的训谕可以为此说法作一注脚：“满文中书笔帖式，皆有旗分，汉文中书笔帖式，并无旗分。如此，则或一旗多，或一旗少，殊属不均。今应照旗分均分，其有余者，令解任候缺，不足者，即为增补。”(17) 这里虽然说的是中书笔帖式，但它却反映了一个史实：作为一个国家机构中的官职，必须保持八旗之间的平衡，防止一旗把持部务。清入关前八旗势力插手部务的事件屡次发生。如崇德三年八月，吏部图尔寨牛录下笔帖式莫乐弘把吏部政事告诉给了本旗的伊希达，“笔帖式莫乐弘，尔身在部，然以本部之事私告于伊希达，亦应论死”(18)。为了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必须保持八旗势力在部院内部的平衡以此达到他们之间的互相制约。这种笔帖式与某某牛录联用的称法就是为了明确八旗在各部的人数。
设置如此众多的笔帖式，是因为他们负责的事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是从中央到地方所必须的。其主要的职责就是缮写、保管档案。如天聪八年，皇太极“考察管辖汉民各官，以抚养之善否、户口之繁减分别优劣。甲喇章京殷廷辂所辖，耗损甚多，诘其故，则称俱在诸贝勒大臣及民人之家。已造汉人姓名及容留人姓名册籍，送于考察大臣，后复徉为遗忘，更改一册，诡称逃亡病故，与前册绝不相符。所司校对，知属假造。……笔帖式席喇布为廷辂改造册籍，亦鞭一百，贯耳鼻”(19)。正因为笔帖式负责缮写、保管档案，所以席喇布才有机会改写档案。崇德三年八月，“库尔古里欲免一丁之罪，与本旗达扬阿牛录下笔帖式图勒什商议后，于档册内注解之。带来此丁后，请户部承政英俄尔岱验证，称此丁非所注之丁。为此笔帖式惧，窃将档册三页撕下弃之”(20)。图勒什比席喇布更为大胆，不仅私自删改档案，而且还撕毁档案。
笔帖式还负责其它一些事务。文馆中的笔帖式负责翻译臣下的章奏。《天聪朝臣工奏议》“王文奎条陈时事奏”提到，“至若翻译之笔帖式，在书房之通文理者，止恩国太一人”(21)。恩国太的职责是翻译，然而并未明确指出恩国太翻译什么。在“宁完我请译四书武经通鉴奏”却有明确的提示，“近来本章稀少，常耐、恩革太二人，每每空闲无事”(22)。正因为文馆笔帖式负责翻译臣下的章奏，所以当本章稀少时，这些笔帖式才得以空闲下来。笔帖式还负责赴军前宣布旨意。诸如此类的记载有许多。如天聪七年五月，“汗遣文馆笔帖式龙锡、爱巴礼、郭多惠传谕诸贝勒”(23)。崇德元年十二月，“上遣笔帖式吴达礼率四人赉敕往谕多罗安平贝勒杜度”(24)。
此外，还有一些负有专责的笔帖式。他们有固定的名称，负责固定的事务。如御前说书笔帖式。天聪八年，“往征宣大时，上令御前说书笔帖式卜兰、胡球、托布齐等各随本旗出略”(25)。综合皇太极“乐闻古今得失”的种种表现，我们可以断定御前说书笔帖式所负责的是给皇太极讲解各种汉族史书。在《王文奎条陈时宜奏》（天聪六年九月）中还提到“八固山读书之笔帖式”(26)，根据其名称判断，八固山读书之笔帖式应该与御前说书笔帖式负有相同的责任。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清朝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各种新的问题摆在清朝统治者的面前。其中之一就是大量的明朝降官充实到国家机构中，导致严重的语言隔阂。笔帖式熟悉满汉两种文字，因而被更广泛地应用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衙门之中。“笔帖式专习国书。盛京各衙门，外而督抚并有之，京官满汉各从本书”(27)。他们所负职责也进一步单一化，主要就是负责往来章奏的翻译。“国初海内甫定，督抚多以汉人充之，凡文移用国书者，皆不省识，每省乃委内院笔帖式数人，代司清字文书”(28)。这种情况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文臣数量的增多，大量的汉族文人充实到清朝统治集团中，原先由笔帖式兼摄的部务正式由汉族文人接管；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入关后清朝的官制逐步走向规范。
这是清初笔帖式设置情况的大致轮廓。笔帖式在清初的重要性还在于：“满人入官，或以科目，或以任子，或以捐纳、议叙，亦同汉人。其独异者，惟笔帖式。京师各部、院，盛京五部，外省将军、都统、副都统各署，俱设笔帖式额缺。其名目有翻译、缮本、贴写。其阶级自七品至九品。……六部主事，额设百四十缺，满、蒙缺八十五，补官较易。笔帖式擢补主事，或不数年，辄致通显。其由科甲进者，编、检科仅数人，有甫释褐即迁擢者。翰林坊缺，编、检不敷补用，得以部院科甲司员充之，谓之外班翰林。”(29) 在这里，笔帖式被描述成为八旗文人进入仕途的捷径。
但考察原始文献，记载笔帖式升迁的材料并不多。如崇德三年正月，“授正白旗笔帖式扎苏喀为内秘书院学士”(30)。崇德三年二月，“以笔帖式钟衮为户部参政”(31)。崇德七年，“笔帖式巴木拜为户部署理副理事官”(32)。谈迁在顺治十年也记录了善福的升迁经历。“笔帖式善福者，满洲人。年十七入燕，语貌同于中土，善国书。给事总漕，今晋理事官。巨舰列帜，同妇舍骑而舟，明珰锦被，彼岂自知有今日哉”(33)。根据《八旗通志初集》进行统计，清初由笔帖式起家的共10人。图喇（满洲正黄旗人）、对喀纳（满洲正蓝旗人）、马尔汉（满洲正白旗人）、哈克山（满洲正蓝旗人）等4人都直接从笔帖式擢升，其中图喇升至杭州将军，对喀纳升至内国史院大学士。而其他6人与此情况并不完全相同。他们虽然也以笔帖式为最初的进阶之资，但是都经历过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等官阶，才走上飞黄腾达之路。马祜，满洲镶红旗人。“太宗文皇帝初命八旗习汉文，马祜即在官学肄业。顺治初年，考授兵科他赤哈哈番。九年壬辰科会试，中式举人。选为敬谨亲王教习，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品级官，寻升刑部员外郎。时初设钦天监满官，以马祜为钦天监监正。康熙八年，特简江宁巡抚”(34)。党古礼，满洲正蓝旗人。“初任户部笔帖式，升他赤哈哈番，再升本部员外郎”(35)。阿什坦，满洲正黄旗人。“世祖章皇帝顺治二年，以通满汉文，选授内院六品他敕哈哈番。……九年壬辰科初设满洲科，遂中进士，廷试第二甲第三名。是年升授刑科给事中”(36)。马喇，满洲镶白旗人。“顺治六年，补理藩院笔帖式。时大同逆镇姜瓖叛，即奉差往调蒙古二万人，解大同之围。事平议叙，授本院他赤哈哈番，管主事事，旋升员外郎”(37)。郭四海，满洲正红旗人。“顺治七年，任工部笔帖式，升本部他赤哈哈番，……（康熙）九年正月，迁内秘书院侍读学士”(38)。哈占，满洲正蓝旗人。“顺治八年，由官学生补工部笔帖式。十一年，升本部他赤哈哈番。……（康熙八年）十月，升秘书院学士兼礼部侍郎”(39)。虽然这6人所达到的最高官阶比不上图喇、对喀纳等人，只有马祜做到了江宁巡抚；但是10人中6人曾经任过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这一比例高于直接由笔帖式起家的人员。
顺治十四年正月的上谕更是证明了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才是清初旗人的进身之阶。“今见八旗人民崇尚文学，怠于武事，以披甲为畏途，遂至军旅较前迥别。详究其源，皆由限年定额考取生童，乡会试即得升用。及各部院衙门考取他赤哈哈番及笔帖式哈番，徒以文字由白身优擢六七品官，得邀俸禄。未几，又升副理事、主事等官，得免从军之役。各部院衙门一事数官，以致员缺居多，无不乐于部用。今后限年定额考取生童乡会试俱著停止。各部院衙门取用人员，不必分别满汉文学。初用，授以笔帖式哈番，停其俸禄，照披甲例给以钱粮；任满三年，如果勤敏，该堂官详核给以七品俸禄；再满三年，果能称职，升补他赤哈哈番。”(40) 在顺治十四年以前，旗人由白身升至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得六品官或七品官；再升转至副理事官、主事，得以跻身于堂官之列，其升官速度可以说非常迅速。顺治十四年改革后，也只是限制由笔帖式哈番升转他赤哈哈番的速度，并不妨碍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成为旗人进身之阶。
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在清入关前并不存在，他们的设立时间是顺治元年，“又初设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改为六品、七品、八品及无顶戴笔帖式”(41)。入关后，清朝仿照明朝的官员品级制度对满族原有的官制进行了改革。笔帖式在清入关前就大量地存在，而且随着清入关，其成员又得以不断地扩充。大量的人员任同一官职，这不利于满洲官员的升转。所以多尔衮才从笔帖式中划分出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以适应官员品级制度的需要。顺治二年闰六月，多尔衮“选部院衙门笔帖式年久才能者，半授他赤哈哈番，半授笔帖式哈番”(42)。这表明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实际上是从笔帖式群体中分离出来的。他们的品级为：内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他赤哈哈番，造满汉历日他赤哈哈番为六品。内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笔帖式哈番为七品。然而此官职并没有延续很长的时间。顺治十五年五月，顺治帝开始精简冗员。同年七月，“各衙门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专司书写册籍，俱著裁去衔品。以后止设无官品笔帖式，视其效力年深劳著者，升授职官。见在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仍留顶载，以原品办笔帖式事；如另用，亦照原品”(43)。这一改革的结果就是取消了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同时又规定了笔帖式分六品至无顶戴等几个品级，达到了两全其美的效果。
综上所述，虽然在清初有人员从笔帖式直接擢升，但是按照品级的升迁顺序来看，实际上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才是满人升迁的捷径。但是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等设置短暂，加之政书对他们没有记载，这造成了后世记载的错误。如“国初都沈阳时，未备文学翰林之职。凡制诏簿籍，皆笔帖式司之，其阶级有五、六、七、八、九品分别，以比于学士编检。至雍正年间，各部院尚有六品笔帖式。今惟内府、理藩院有六品委署主事，即六品笔帖式之遗意也。”(44) 这里所说的“六品笔帖式”应该是指六品的他赤哈哈番。
注释：
① 《清通志》卷64，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141页。
②(29) 《清史稿》第12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卷114，第3265—3266页；卷110，第3213—3214页。
③(44) 福格《听雨丛谈》，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页。
④ 《清太祖实录》卷4，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0页。
⑤⑦(11)(24)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7、221、1614、1728页。
⑥⑧⑩(19)(25) 《清太宗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卷9，第124页；卷5，第70页；卷9，第124页；卷21，第279页；卷21，第279页。
⑨(12)(13)(14)(15)(23)(30)(31)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上册，第41页；上册，第169页；上册，第466页；中册，第14页；上册，第276页；上册，第14页；上册，第271页；上册，第282页。
(16) 《盛京刑部原档》，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13页。
(17)(34)(35)(36)(37)(38)(39) 《八旗通志初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卷39，第724页；卷186，第4435页；卷166，第4102页；卷237，第5339页；卷186，第4423页；卷185，第4418页；卷166，第4106页。
(18)(20) 《崇德三年满文档案译编》，辽沈书社1988年版，第180、193页。
(21)(22)(26) 《天聪朝臣工奏议》，载于《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2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72、24页。
(27)(33) 谈迁《北游录》，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69、17页。
(28) 昭梿《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卷8，第225页。
(32) 《盛京吏户礼兵四部文》，载于《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4辑，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页。
(40)(42)(43) 《清世祖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卷106，第832页；卷18，第162页；卷119，第925页。
(41)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