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晚清航海探险史研究中的郑和
邹振环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6年05期
【原文出处】《学术研究》(广州)2005年12期第107～113页
【作者简介】邹振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上海 200433）。
【关 键 词】晚清/航海探险/郑和/梁启超
〔中图分类号〕K252；K248.1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5）12—0107—07
15世纪至16世纪，世界历史揭开了人类征服海洋史上崭新的一页，出现了一批征服海洋的先驱。1405年至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首开洲际航海的创举；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1451—1506年）横渡大西洋；1497年至1504年意大利航海家亚美利加三次去美洲的探险，确认哥伦布发现的是“新大陆”；1497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1460—1524年）绕过好望角到达东方，成为横渡印度洋的第一人；1519年至1522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1480—1521年）完成环球航行。
西方历史著作中，给予15、16世纪之交的航海探险极高的评价，因为在地理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发现，使西半球和东半球、新大陆和旧大陆联系起来了，古代人关于大地球形的假设得到了航海的证实，中世纪狭小的世界观被彻底打破，地理大发现成为推动欧洲科学进步、导致文艺复兴的一大因素。如果我们从整个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着眼，那么，地理发现可以理解为任何一个文明民族第一次到达本民族或其他民族都不了解的未知地域或首次确定已知地域的空间联系。因此，我们完全应该将郑和下西洋看作是构成15世纪开始的世界航海探险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加以认识。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拟通过对基本文献的梳理，试图对晚清留日学者有关郑和的研究之实况进行描述与分析，阐明今天增强冒险进取精神和海权意识，仍有着现实的意义。
一、晚清传教士所介绍的西方航海探险史
在中国最早介绍世界航海探险事迹的是明末清初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所著的《职方外纪》一书。该书分五卷，卷四为南北亚墨利加和墨瓦蜡尼加，在“亚墨利加总说”中特别指出：“初，西土仅知有亚细亚、欧逻巴、利未亚三大州，于大地全体中止得什三，余什七云是海。至百年前，西国有一大臣名阁龙者，素深于格物穷理之学，又生平讲习行海之法，居常念天主化生天地，本为人生据所，传闻海多于地，天主爱人之意恐不其然，毕竟三州之外，海中尚应有地。……一日行游西海，嗅海中气味，忽有省悟，谓此非海水之气，乃土地之气也，自此以西，必有人烟国土矣。因闻诸国王，资以舟航粮糗器具货财，且与将卒，以防寇盗，珍宝以备交易。阁龙遂率众出海，展转数月，茫茫无得，路既危险，复生疾病，从人咸怨欲还。阁龙志意坚决，只促令前行。忽一日舶上望楼中人大声言有地矣，众共欢喜，颂谢天主，亟取道前行，果至一地。……”[1](P119—120) 这是目前笔者所知汉文文献中最早的关于意大利人哥伦布生平事迹的记述。后文讲到：“亚墨利哥者，至欧逻巴西南海，寻得赤道以南之大地，即以其名名之，故曰亚墨里加。”[1](P120) 这也是首次有关意大利人亚美利哥·维斯普奇航行到南美，肯定此为新大陆，后人以其名字命名新大陆的史实记述。
晚清比较突出地介绍西方航海探险史有《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一刊。据黄时鉴研究，该刊1833年8月1日创刊于广州，其中包含了不少关于地理考察与地理探险的描述。在《欧罗巴列国之民寻新地论》一文中讲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地理大发现：“葡萄牙国要开水路，绕驶亚非利驾，西方只恐往南，畏被日之蒸晒，乃渐渐拢近，虽有大暑，尚可耐之也。嗣后西班牙国派船三只，寻到中国水路，其水师官暗想，地球圆形，往向西，必抵中国，立意渡大西洋。忽至亚墨理驾大陆地，行此，喜出望外，盖从来欧人未知有此地。”这里记述的西班牙国所派出的三只船的“水师官”显然就是哥伦布了。“葡萄牙王闻知，则加意寻着印度之水路，本艘沿赴亚非利驾海边，毕竟望浪山，以为亚利驾之极南。始初起兴其谋，不辞险阻如此，弘治年间竟抵印度迪吉福履，豪兴大作，遍南洋无所不巡。”[2](P234—235) 这可能是近代汉文文献中首次对达·伽马航海探险的描述，可惜都没有提及任何一个航海地理探险家的名字。在《寻新地》一文，第一次非常详细地给中国人描述了英国探险家库克的事迹：“英吉利农夫名谷，家贫心实，虽居穷巷，廉直不屈。雍正五年（1727年）生子，自幼年纪好飘海。适有十三岁，驾船运煤炭，七年完为舵工。……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英国预备船只，致寻新地矣。……其船驶到大洋海，前必经过亚默利加南方海出之山头。冷气迫人，万里彤云厚，长空雪乱飘，真可谓‘红楼画栋皆成粉，远水遥山尽花银’。然谷勉力查出山头之形势，以示后驾船之人等容易绕航也。后入太洋，初看许多州。丛树夭夭，其叶蓁蓁，而无人之迹矣。大洋海中有州，称为阿大希地（今译塔希提岛），其居民虽蛮，厚待远客，友然往来，互相施恩，供食物也。观金星之后，而知其周行轮转，详细录之。遂望南驶到新西兰。……绕驶其州，就望西北抵新荷兰大州。”这是库克的简要生平及其1768年开始的为时2年零9个半月的首次环球航行。[2](P29)
1853年11月《遐迩贯珍》第4号上刊出的《极西开荒建治析国源流》一文中比较详细地谈到了哥伦布和亚美利加的航海探险活动：“夫梯山航海，创议者想象诚奇，而拓地开荒，始作者经营匪易，鸿荒启于辟凿，鸟道坦如康庄，考籍按图，论者尚焉。在昔四百载，泰西诸国，未知极西之区，尚有南北亚美理驾一绝大地段，惟彼土著之人，生长终老其间而已。斯时有一人，名歌林白士，产自真那亚城，家本寒素，其兄深谙地理，以彼时所悉之疆土，绘作舆图为业。因思周地球有三百六十度，何以仅见其半为陆地，而所余悉属平洋，渺无涯际，计彼半球，定有陆地，与此相埒，意欲措船，由大吕宋海滨直驶西迈，不辞劳瘁，探获其境而止，但筹资无力，遂历诣诸邻国主，求济饮资费，以申其志，而所愿虽切，屡不能酬。幸终得大吕宋君后，助以三舟，即于中土明之弘治四年启行，自是驶行两阅月不息，遂得抵现译称之西印度海群岛，恰称其愿而回，未几复往随返迨三次，竟探得亚美理驾大地。大吕宋君嘉之，封于所得地为总领，无何为人挟衅参劾，旋被拿问返国，尚蒙宽宥，犹命再往，复侦得数新地，惜其后终糟谗受屈而死也。初歌林白士首探获斯土回时，声名四溢，因其时邻境复出一人，名亚美理歌·威士卜治，慕其踪而效之，亦驾小舟西行，与歌林白士第三次行程，同时抵其地。斯地所以得名为亚美理驾，然别名亦尚呼歌林比亚也。”①
有意思的是晚清关于新大陆已经使用了我们后来时髦的译名“旧世界”和“新世界”。早在嘉庆庚辰年（1820年）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第71帙所载《论亚默利加列国》一文中已将哥伦布发现的美洲称之为“新世界”。1855年7月号《遐迩贯珍》中刊出的《续地理撮要论》一文指出：“自以大热那亚人哥林（今译哥伦布）始涉大西洋海，然后寻出亚麦利加之洲，至今仅有三百余年，此旧新二洲之名，所由来也。或有时名曰：旧世界、新世界者。”[3](P508[211]) 1877年的《格致汇编》中也有关于哥伦布、麦哲伦、古克、富兰克林、蒙奇巴克、立恒士敦等著名探险家的介绍。1885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撰有《西学略述》一书，在“海舶周觅新地考原”一节中也介绍哥伦布创浮海周觅新地之举。地理探险曾是西方物质文明发展的动力，被认为是近现代文化之母，西方近代文明是地理探险的文明。有科学史家甚至认为，发起近代科学革命的不是哥白尼、伽利略，也不是刻卜勒、牛顿，而是航海者亨利王子。[4] 由此可见，艾约瑟在《西学略述》中用相当的篇幅描述全世界的地理探险的活动并不是偶然的，他想让中国人了解西学的整体面貌。
二、中国学者笔下的西方航海探险史实
最早注意15世纪以来的西方航海探险史的中国学者是梁廷楠，他所编的美国通志《合省国说》详细地叙述道：“……有意大利国民哥伦布者亟欲亲往验之，乞船主不得，则转诣葡萄呀国，见王请之，亦勿许也。最后积八年之久，辗转费尽心力，乃得请于西班雅王。王既深然其说，遽给大舶一、小舶三，皆百有余人，咸载与俱，于弘治五年（1492年）八月初三日望西发，九十日绝无畔岸，同舟人惧水食不继，咸怨之弗恤同舟，相与密约，将缚沉于海，转舵而回。哥伦布知之，曲为解喻，疑信半焉。又前，忽见空际鸟飞，远岸渐滋青草，喜极，遂泊舟有人烟处，即今米利坚所居亚墨格洲地。居五阅月，次年正月乃返。”书中还述及亚美利哥再次航行美洲、证实哥伦布所到之地为一新大陆，以及新大陆命名美洲的缘由：1497年，西班牙国“亚墨理哥者，再督舶循故道往，留居最久，地荒陋，乏土名，无以举述，因即以‘亚墨理哥’名其地。谓从西方新觅而得也，别名之曰‘新地’。”书中对麦哲伦发现新航路的史实也有陈述。[5](卷1, P3—5) 熊月之认为“这是中国人最早较为详细地介绍哥伦布航行美洲的历史”。[6](P228)
中国学者介绍西方航海探险史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宣扬西方航海家的进取和冒险的精神，以及通过航海探险史揭示强国智民的重要性。如《大陆报》1902年第2期刊有《哥伦布传》；1903年3月18日《浙江潮》第2期“小说栏”刊有“海上逸史”一篇，详述“葛玛（今译达·伽马）航行印度事”：“……一千四百九十七年七月，葛玛奉王命使行，予以船三艘，水夫六十人。葛玛遂起行，向印度进发，行至数旬，过亚非利加之抱脱岬岛，自此后洋面漭瀁遗篇毫无涯际，终日接于眼帘者，惟水天一色而已。经三月，船益南进，至十一月初四日，船上水夫，远远了望忽见有岛若隐若现，船上人久不见陆地，至是皆大喜握手道贺，换着新装，待上岸，然是时计达岛岸须数日。是岛即数百年后为欧洲最有名之法帝拿破仑被流放之处，所谓洒脱黑而纳岛Saint kelena是也。抵岛后，船暂停数日，复南进，时暴风骤至，船几覆，船上皆扰乱惊骇卒庆无恙。十一月二十日，始绕过喜望峰之南角（今译好望角），二十五日，波尔脱瓦尔之航海家鞠池，以过亚非利加最南之海，遂与相遇，同驰行，进向北方。”在详细的描述之后，作者提出了自己的史论：“外史氏曰：印度之亡也五百年，前已烛照而数计矣，宁俟十九世纪哉！同一国也分崩离析，弗统辖之，其极至如恳纳陆尔之自相离贰；若加利加尔者，初欲拒之，继欲媚之，至求媚之而不得，抑亦愚矣！君子曰：覆祚之券固如是夫。然膏盲毒螫，弥漫充塞于五百年前而已。然异矣！悠悠黄种，于葛玛夫何言。”
1905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2月18日、3月6日第63、64期上发表了《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文，在附言中解说了西方航海探险的兴起原因：“当中古时代，欧人往来于印度之孔道有三：（甲）由叙利亚上陆，出幼发拉底河畔，下入波斯湾；（乙）入黑海，由亚尔米尼亚（今译亚美尼亚）上陆，下泰格里士河（今译底格里斯河），入波斯湾；（丙）由亚历山德里亚，溯尼罗河，横绝沙漠，入红海。自土耳其人起西亚，（甲）、（乙）两路皆梗绝，所余者惟（丙）路，而沙漠之阻滋弗便，此欧人所以欲觅新航路之理由也。时葡王约翰第一，大奖励航海，自一三九四年以来，屡派遣探险队，沿亚非利加海岸而南，一四八六年，达其极南端，遇暴飓不得渡，废然失望而返，归乃讳之，易其名为‘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一四九七年，有维哥达·嘉马（Vasco da Gama）者，复往航焉，卒以翌一四九八年五月而是日，达印度麻拉巴海岸（Malabar Coast）之加拉吉大（Calicut，今译加尔各答），此所谓印度新航路者也。盖距哥仑布之发见美洲，仅六年后云。此实欧亚两洲交涉史一大事也。”[7](第3集，P1704)
三、梁启超等人解说的郑和航海
远在地理大发现前半个世纪，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明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领导了庞大的中国船队七下西洋，经由南海横渡印度洋，最远到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部赤道以南的海岸，前后经历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一较之哥伦布更早的航海探险的历史从19世纪下半期开始，受到了西方学者的注意，如外国学者W. F. Mayers 1875年3月发表在《中国评论》（China Review）第3、4期上的《十五世纪中国人在印度洋的探险》（Chinese Explorations of the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15[th] Century）；E. Bretshneider在1875至1876年的《中国评论》（China Review）第4卷上刊出了长文《十五世纪中国与中亚和西亚诸国的交往》（China's Intercourse with the Countries of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 During the XV Century）；G. Phillips的《印度和锡兰的海港，由十五世纪中国航海家所描述，并附有中国航海记录》（The Seaports of the India and Ceylon, Described by Chinese Voyag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together with an account of Chinese Navigation）刊载于《皇家亚洲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885年第20期、1886年第21期；W. P. Groenveldt《谈谈马来群岛和马六甲》（Notes on the Malay Archipelago and Mlacca）一文，刊载于《有关印度支那的各类文章》（In Miscellaneous Papers relation to Indo-China, 2[nd] series）第1卷，1887年；这些论文讨论了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地理和名物等内容。② 光绪二年（1876年）当时澳洲学者在北部达尔文港郊外，一棵很古老的榕树下四尺深的土里曾经发掘出一个高约四寸的中国寿星石像，英国学者费吉罗认为是郑和自爪哇、缔汶岛南下在澳洲修船时遗留下来的。[8](P589) 也许这些信息影响太小，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似乎始终没有译介过西方学者介绍郑和航海探险的类似研究。最早从世界航海探险史的大背景下来考察郑和事迹的是清末游学日本的中国学者。
为了唤起中国人救亡图存的热情，清末留学生和游学日本的学者纷纷介绍世界英雄人物的传记和史实，1904年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中指出：“表赞已往之英雄，而开导未来之英雄”，这不但是“历史家之责任”，而且也是“国民之分应”。他在介绍中国历史上杰出的英雄人物时特别提到了郑和：“我中国有开通西域，寻觅新地，陆地旅行之大冒险家（张骞、班超），世界莫能及；我中国有巡历西洋，驶入红海，威服诸岛之大航海家（郑和），世界莫能及”。[9]
以往郑和研究史的学者认为，在历史上，对于郑和的研究可以以清初张廷玉的《明史》“郑和传”为代表，但记述过于简略，且有错误。其他文人学士的笔记、资料，如《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书，虽有涉及，但一鳞半爪，较为零星。 故真正称得上对郑和及其史迹做出较完整研究之开其端者是梁启超。[10](P1—4) 其实，首先揭开中国近世郑和研究序幕的可能是发表在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十日（1903年9月30日）出版的《大陆报》第11期“传记”栏的《支那航海家郑和传》一文，该文分六节，一、支那民族十五世纪之航海家；二、略传；三、当时之航海术；四、当时各国之形势；五、郑和所至各地；六、结论。该文认为，世界各国中，对文明做出最大贡献的是“善航海辟新地之祖国”。而古今豪杰中“最有功于今世之文明者”也是“善航海辟新地之冒险家”。文章讲述到，“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明永乐帝既即位。疑建文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乃命和通使西洋。……先后七奉使，所历者凡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实物，不可胜计。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至者，要不如永乐时。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称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15世纪出现了伟大的航海家，如葡萄牙有大航海家二，“一曰大亚士（Bortholomew Diaz），即由下几内亚以达于好望角者也；一曰伐司哥达羯磨（Vasco do Gama），即出好望角，向印度以达于坎尔加搭者也。”但他们与郑和相比，伐司要晚73年，而大亚士要晚61年。郑和是作为“支那民族之代表以达于亚非利加之南岸者也。惜乎！郑和不能于穆山辟克峡再折而南而卒，让大亚士、伐司哥达羯磨之成功也。”自意大利航海家大亚士、伐司“发见新航海也，而天下之大势为之一变；自哥伦布发见新世界，而天下之大势又为之一变。”后来葡萄牙航海家马盖兰（今译麦哲伦）“发见太平洋”，英国航海家汲顿曲（今译詹姆斯·库克）“发见澳大利亚”，“浸假而澳门，而香港，而割其缅甸、越南之属国，而踞其广胶旅大之良港，于是欧人之海权，愈扩而愈大。”而中国之海权则“愈割而愈微”。作者期望通过对郑和航海探险世界航海探险史的比较来唤起中国民众的海权意识与爱国热情。
在游学日本的学者中，梁启超是比较系统地最早从世界史的角度研究郑和的学者，他很早就注意研究和介绍西方航海探险史，但是他认为在世界航海探险史上最了不起的人物首先还是中国的郑和。（1904年第3期第21号）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文的附言中，梁启超解说了西方航海探险的兴起原因的同时特别指出了郑和航海的世界意义：“我永乐间，郑和七次航海，由满刺加（Malacca）海峡经滨角湾（Bay of Bengal）至锡兰；沿印度半岛之西岸，入波斯湾；更道阿刺伯海至阿丹湾（Aden）；（今通译亚丁或雅典，此从郑所译名）溯红抵昃达（Jiddah，今译吉达），复从非洲东岸，即今亚比西尼亚（Abyssinia）之沿海，航摩森比克（Mozambique）海峡，以至马达加斯加岛边（Madagascar），此其距好望角咫尺耳。郑君航海，在维哥达·嘉马发见新航路前七十余年，乃亏此一篑，致成维氏之名，惜哉！”[7](P1704)
1905年5月18日，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的署名，在《新民丛报》第69号发表了郑和的传记《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将郑和的一生放在世界航海探险史大背景下来进行考察和分析，指出：“西纪一千五六百年之交，全欧沿岸诸民族，各以航海业相竞。时则有葡之王子亨利Don Henry献身海事，既发大西洋附近钵仙图群岛Port Santo、挨莎士群岛Azores、加拿里群岛Canary。（1394—1463年）未几，哥仑布遂航大西洋，发见西印度群岛，前后四度，遂启亚美利加大陆。（1440—1506年）同时，葡人维歌·达·嘉马Vasco Da Gama沿亚非利加南岸，逾好望角，达印度，回航以归欧洲。（1486—1497年）越十余年，而葡人麦折伦Magellan，横渡太平洋，启菲律宾群岛，绕世界一周。（1519—1522年）自是新旧两陆、东西两洋交通大开，全球比邻，备哉灿烂，有史以来，最光焰之时代也。而我泰东大帝国与彼并时而兴者，有一海上之巨人郑和在。”
梁启超在这篇《郑和传》中将郑和下西洋的这一伟举放到整个世界航海探险史的背景下去评估的，他写道：“郑和，云南人，世称三宝太监者也。初事明成祖于燕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成祖之在位，当西纪千四百三年至千四百二十四年，正葡萄牙王子亨利奖励航海时代，而字史所称新纪元之过渡也。成祖以雄才大略，承高帝之后，天下初定，国力大充，乃思扬威德于域外，此其与汉孝武、唐太宗之时代相类。成祖既北定鞑靼，耀兵于乌梁海以西，西辟乌斯藏，以法号羁縻其酋；南戡越南，夷为郡县。陆运之盛几追汉、唐，乃更进而树威于新国。郑和之业，其主动者，实绝世英主明成祖其人也。”他认为郑和下西洋在世界航海史上第一个突出的贡献是“其目的在通欧西也”：“盖自马可·波罗入仕以来，欧人读其书而知中国有文明，始汲汲谋东航，此印度新航路之所由发见也。彼此皆未克达最终之目的地，而今日东西通道之健钥，实胎孕于是。”第二个举世瞩目的成就是“航海利器之发达也”：“造大舶修四十四丈，长十八丈者六十二，容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其时蒸汽机关未经发明，乃能运用如此庞硕之艨艟，凌越万里则驾驶术亦必有过人者。”而且，哥伦布航海前后四次，伋顿廓航海五次，而郑和航海则七次，与这些西洋航海家相比，郑和毫不逊色：七次出洋远航，聘访“凡四十国”。梁启超在传记中评论道“新史氏曰：班定远既定西域，使甘英航海求大秦，而安息人（波斯）遮之不得达，谬言海上之奇新殊险，英遂气沮，于是东西文明相接触之一机会坐失。读史者有无穷之憾焉。谓大陆人民不习海事，性或然也。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还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仑布发见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嘉·达·哥马发见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可以说梁启超是郑和研究史上第一个指出了郑和在世界航海史上的杰出地位，郑和航海的次数超过了哥伦布，“为海上生活者三十年”也非世界上其他任何航海家可比拟，而郑和下西洋所经历的空间，也是空前的，“亚细亚之海岸线，和所经行者十而八九矣。嘻，盛哉！”他认为哥伦布等实在是不能与郑和并肩相比的，而能与郑和相比的应该只有司马迁，认为他们两人堪称“国史之光”。
“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梁启超从思想史的角度对郑和七下西洋后海上活动日趋式微的原因进行了解释，他指出，尽管郑和的洲际航海几乎与“葡萄牙王子亨利奖励航海时代……西史所称新纪元之过渡”同时，但中西两种价值观则根本不同，西方航海探险史的目的是“欲求新地以自殖”，所以，尽管哥伦布的航海之目的在印度而发现的是美洲，维嘉的航海目的在中国而发现的是印度，但他们都多少达到了母国人的欲望，换言之，只要探索新土地开发新市场的欲望存在，催发西方人航海探险的动力在西方始终存在。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明成祖朱棣认为自己“陆运之盛几追汉、唐，乃更进而树威于新国”。“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于是有命和航海之举。”中国“驰域外观者，其希望之性质安在？则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因此，当郑和下西洋的成就，在明成祖看来即已“踌躇满志”了，因此也就不可能有无量数郑和的出现了。而西方哥伦布“创探新地，辟阿墨利加大洲，而印度、非洲、南洋、澳岛相继垦殖，徙欧民以实之，莽莽五洲，辙迹殆满，是以白种之权利遍天下。”[7](第1集, P90,《论中国之将强》) 可见西方航海探险带回的东西所体现的价值远远要超过远航所耗去的资金，为欧洲人带来了直接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在欧洲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去东方冒险，使地理大发现很快形成热潮。相反，郑和下西洋不仅没有后来西欧探险家远航所带来的巨额利润，反而耗资巨大，使国库空虚，这也是中国航海探险难以为继的原因。
四、海权认识与冒险精神的提倡
近代中国最早提倡海权的是魏源，他主张政府应该鼓励与资助华人到南洋去开拓疆土，建立新国，而与西方人对抗。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Alfred T. Mahan, 1840—1919年）在其名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指出：海权一词与海军力量的意义决不相同，海权所包括的不单是统治海洋的海上武力，或者武装部队中的任何部分，而是同样的“由于承平时代的商业与航运”。又以为生产—航运以及殖民地乃是历史的主要因素。可见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主张制造商船、发展航运，模仿英国训练海军，扶持南洋华侨，加强海外殖民地等，几乎已经接近马汉的海权观念。在时间上来看，却又较马汉早了半个世纪。[11](P307—317)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新民说》，其中有一篇《论进取冒险》，开篇指出：“天下无中立之事，不猛进斯倒退矣。人生与忧患俱来，苟畏难斯落险矣。吾见夫今日天系万国中，其退步之速，与险象之剧者，莫吾中国若也。吾为此惧。欧洲民族所以优强于中国者，原因非一，而其富于进取冒险之精神，殆其尤要者也。今勿征诸远，请言其近者。当罗马解纽以后，欧洲人满为忧，纷竞不可终日。时则有一窭人子，孑身万里，四度航海，舟人失望睊怒之极，欲杀之而饮其血，而顾勇獟不屈，有进无退，卒觅得亚美利加，为生灵开出新世界者，则西班牙之哥仑布士（Cloumbus）其人也。……扁舟绕地球一周，凌重涛、冒万死，三年乃还，卒开通太平洋航路，为两半球凿交通之孔道者，则葡萄牙之麦志伦（Magellan）其人也。只身探险于亚非利加内地，越万里之撒哈拉沙漠，与瘴气战，与土蛮战，与猛兽战，数十年如一日，卒使全非开通，为白人殖民地者，则英国之力温斯敦（Livingstone）其人也。”[7](第1集, P562) 在《新民说·论毅力》中他再次提到哥伦布：“昔哥仑布，新世界之开辟者也，彼信海西之必有大陆，是其识之过人也。然其蚤你，丧其爱妻，丧其爱子，丧其资财，穷饿无聊，行乞于市。既而游说于豪贵，豪贵笑之；建白于葡萄牙政府，政府斥之。及其承西班牙王之命初航海也，舟西指六十余日不见寸土，同行之人，失望思归，从而尼之挠之者不下十数次，乃至共谋杀其饮其血。使哥仑布毅力稍不足，则初焉以穷困而沮，苟有一者，则哥仑布必为夫败之人，无可疑也。”[7](第4集, P609) 晚清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不遗余力地译介和研究世界航海史上的人物，特别是表彰郑和的功绩，无非是要唤起中国人的冒险进取意识，增强中国人的海权意识。
中国文明发展的总趋势是由西北而东南，由大陆向海洋推进，中国经济重心向东南沿海地区移动的速度，在南宋时开始加快，近代西方全球性的扩张，经海上入侵中国，使中国不得不面对海洋，沿海的通商和国际贸易，构成了晚清商业变革的重心。早在晚清时戴季陶就说过：“航业者，灌输文明之媒介，而发展工商业之起点也。故航权之所在，即工商业势力之所在。泱泱神州，莽莽大陆，江汉之间，湖海之际，汽笛鸣鸣，煤烟暗暗者，皆为外人之所有。嗟乎，交通之权既失，而国家之势力，人民之生命，随之去矣。”[12] 海洋占地球面积的2／3， 是经济全球化的动脉和纽带，国际贸易量的95％是由海上运输来承担的。海洋本身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空间。以资源为例，海洋里的矿物资源、生物资源是陆地的1000倍左右。因此，海洋不仅关系于一国的国防，也关系于一个民族的生存。同时，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从一个“大陆性格”向“海洋性格”逐渐转变的过程，海洋对中国当代的商业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今天尽管已经进入太空时代，但为了扩大人民生存的空间，开发和利用自然的资源，向海洋发展仍是中国一项重要的国策，它不仅有关目前国家的安全，而且也关系到未来民族的前途。因此，晚清提倡的航海冒险进取的精神，对于今天的中国，仍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6年05期
【原文出处】《学术研究》(广州)2005年12期第107～113页
【作者简介】邹振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上海 200433）。
| 【内容提要】 | 晚清比较突出地介绍西方航海探险史的有《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遐迩贯珍》等，其中不少文章比较详细地谈到了哥伦布和亚美利加等航海探险活动。但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似乎始终没有译介过西方学者介绍郑和航海探险的类似研究。最早从世界航海探险史的大背景下来考察郑和事迹的是清末游学日本的中国学者。首先揭开中国近世郑和研究序幕的可能是发表在1903年第11期《大陆报》上的《支那航海家郑和传》；1905年5月18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69号发表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将郑和的一生放在整个世界航海探险史大背景下来进行分析。晚清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不遗余力地译介和研究世界航海史上的人物，特别是表彰郑和的功绩，无非是要唤起中国人的冒险进取意识，通过航海探险史揭示强国智民的重要性，增强中国人的海权意识。晚清提倡的航海冒险进取的精神，至今仍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
15世纪至16世纪，世界历史揭开了人类征服海洋史上崭新的一页，出现了一批征服海洋的先驱。1405年至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首开洲际航海的创举；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1451—1506年）横渡大西洋；1497年至1504年意大利航海家亚美利加三次去美洲的探险，确认哥伦布发现的是“新大陆”；1497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1460—1524年）绕过好望角到达东方，成为横渡印度洋的第一人；1519年至1522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1480—1521年）完成环球航行。
西方历史著作中，给予15、16世纪之交的航海探险极高的评价，因为在地理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发现，使西半球和东半球、新大陆和旧大陆联系起来了，古代人关于大地球形的假设得到了航海的证实，中世纪狭小的世界观被彻底打破，地理大发现成为推动欧洲科学进步、导致文艺复兴的一大因素。如果我们从整个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着眼，那么，地理发现可以理解为任何一个文明民族第一次到达本民族或其他民族都不了解的未知地域或首次确定已知地域的空间联系。因此，我们完全应该将郑和下西洋看作是构成15世纪开始的世界航海探险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加以认识。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拟通过对基本文献的梳理，试图对晚清留日学者有关郑和的研究之实况进行描述与分析，阐明今天增强冒险进取精神和海权意识，仍有着现实的意义。
一、晚清传教士所介绍的西方航海探险史
在中国最早介绍世界航海探险事迹的是明末清初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所著的《职方外纪》一书。该书分五卷，卷四为南北亚墨利加和墨瓦蜡尼加，在“亚墨利加总说”中特别指出：“初，西土仅知有亚细亚、欧逻巴、利未亚三大州，于大地全体中止得什三，余什七云是海。至百年前，西国有一大臣名阁龙者，素深于格物穷理之学，又生平讲习行海之法，居常念天主化生天地，本为人生据所，传闻海多于地，天主爱人之意恐不其然，毕竟三州之外，海中尚应有地。……一日行游西海，嗅海中气味，忽有省悟，谓此非海水之气，乃土地之气也，自此以西，必有人烟国土矣。因闻诸国王，资以舟航粮糗器具货财，且与将卒，以防寇盗，珍宝以备交易。阁龙遂率众出海，展转数月，茫茫无得，路既危险，复生疾病，从人咸怨欲还。阁龙志意坚决，只促令前行。忽一日舶上望楼中人大声言有地矣，众共欢喜，颂谢天主，亟取道前行，果至一地。……”[1](P119—120) 这是目前笔者所知汉文文献中最早的关于意大利人哥伦布生平事迹的记述。后文讲到：“亚墨利哥者，至欧逻巴西南海，寻得赤道以南之大地，即以其名名之，故曰亚墨里加。”[1](P120) 这也是首次有关意大利人亚美利哥·维斯普奇航行到南美，肯定此为新大陆，后人以其名字命名新大陆的史实记述。
晚清比较突出地介绍西方航海探险史有《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一刊。据黄时鉴研究，该刊1833年8月1日创刊于广州，其中包含了不少关于地理考察与地理探险的描述。在《欧罗巴列国之民寻新地论》一文中讲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地理大发现：“葡萄牙国要开水路，绕驶亚非利驾，西方只恐往南，畏被日之蒸晒，乃渐渐拢近，虽有大暑，尚可耐之也。嗣后西班牙国派船三只，寻到中国水路，其水师官暗想，地球圆形，往向西，必抵中国，立意渡大西洋。忽至亚墨理驾大陆地，行此，喜出望外，盖从来欧人未知有此地。”这里记述的西班牙国所派出的三只船的“水师官”显然就是哥伦布了。“葡萄牙王闻知，则加意寻着印度之水路，本艘沿赴亚非利驾海边，毕竟望浪山，以为亚利驾之极南。始初起兴其谋，不辞险阻如此，弘治年间竟抵印度迪吉福履，豪兴大作，遍南洋无所不巡。”[2](P234—235) 这可能是近代汉文文献中首次对达·伽马航海探险的描述，可惜都没有提及任何一个航海地理探险家的名字。在《寻新地》一文，第一次非常详细地给中国人描述了英国探险家库克的事迹：“英吉利农夫名谷，家贫心实，虽居穷巷，廉直不屈。雍正五年（1727年）生子，自幼年纪好飘海。适有十三岁，驾船运煤炭，七年完为舵工。……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英国预备船只，致寻新地矣。……其船驶到大洋海，前必经过亚默利加南方海出之山头。冷气迫人，万里彤云厚，长空雪乱飘，真可谓‘红楼画栋皆成粉，远水遥山尽花银’。然谷勉力查出山头之形势，以示后驾船之人等容易绕航也。后入太洋，初看许多州。丛树夭夭，其叶蓁蓁，而无人之迹矣。大洋海中有州，称为阿大希地（今译塔希提岛），其居民虽蛮，厚待远客，友然往来，互相施恩，供食物也。观金星之后，而知其周行轮转，详细录之。遂望南驶到新西兰。……绕驶其州，就望西北抵新荷兰大州。”这是库克的简要生平及其1768年开始的为时2年零9个半月的首次环球航行。[2](P29)
1853年11月《遐迩贯珍》第4号上刊出的《极西开荒建治析国源流》一文中比较详细地谈到了哥伦布和亚美利加的航海探险活动：“夫梯山航海，创议者想象诚奇，而拓地开荒，始作者经营匪易，鸿荒启于辟凿，鸟道坦如康庄，考籍按图，论者尚焉。在昔四百载，泰西诸国，未知极西之区，尚有南北亚美理驾一绝大地段，惟彼土著之人，生长终老其间而已。斯时有一人，名歌林白士，产自真那亚城，家本寒素，其兄深谙地理，以彼时所悉之疆土，绘作舆图为业。因思周地球有三百六十度，何以仅见其半为陆地，而所余悉属平洋，渺无涯际，计彼半球，定有陆地，与此相埒，意欲措船，由大吕宋海滨直驶西迈，不辞劳瘁，探获其境而止，但筹资无力，遂历诣诸邻国主，求济饮资费，以申其志，而所愿虽切，屡不能酬。幸终得大吕宋君后，助以三舟，即于中土明之弘治四年启行，自是驶行两阅月不息，遂得抵现译称之西印度海群岛，恰称其愿而回，未几复往随返迨三次，竟探得亚美理驾大地。大吕宋君嘉之，封于所得地为总领，无何为人挟衅参劾，旋被拿问返国，尚蒙宽宥，犹命再往，复侦得数新地，惜其后终糟谗受屈而死也。初歌林白士首探获斯土回时，声名四溢，因其时邻境复出一人，名亚美理歌·威士卜治，慕其踪而效之，亦驾小舟西行，与歌林白士第三次行程，同时抵其地。斯地所以得名为亚美理驾，然别名亦尚呼歌林比亚也。”①
有意思的是晚清关于新大陆已经使用了我们后来时髦的译名“旧世界”和“新世界”。早在嘉庆庚辰年（1820年）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第71帙所载《论亚默利加列国》一文中已将哥伦布发现的美洲称之为“新世界”。1855年7月号《遐迩贯珍》中刊出的《续地理撮要论》一文指出：“自以大热那亚人哥林（今译哥伦布）始涉大西洋海，然后寻出亚麦利加之洲，至今仅有三百余年，此旧新二洲之名，所由来也。或有时名曰：旧世界、新世界者。”[3](P508[211]) 1877年的《格致汇编》中也有关于哥伦布、麦哲伦、古克、富兰克林、蒙奇巴克、立恒士敦等著名探险家的介绍。1885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撰有《西学略述》一书，在“海舶周觅新地考原”一节中也介绍哥伦布创浮海周觅新地之举。地理探险曾是西方物质文明发展的动力，被认为是近现代文化之母，西方近代文明是地理探险的文明。有科学史家甚至认为，发起近代科学革命的不是哥白尼、伽利略，也不是刻卜勒、牛顿，而是航海者亨利王子。[4] 由此可见，艾约瑟在《西学略述》中用相当的篇幅描述全世界的地理探险的活动并不是偶然的，他想让中国人了解西学的整体面貌。
二、中国学者笔下的西方航海探险史实
最早注意15世纪以来的西方航海探险史的中国学者是梁廷楠，他所编的美国通志《合省国说》详细地叙述道：“……有意大利国民哥伦布者亟欲亲往验之，乞船主不得，则转诣葡萄呀国，见王请之，亦勿许也。最后积八年之久，辗转费尽心力，乃得请于西班雅王。王既深然其说，遽给大舶一、小舶三，皆百有余人，咸载与俱，于弘治五年（1492年）八月初三日望西发，九十日绝无畔岸，同舟人惧水食不继，咸怨之弗恤同舟，相与密约，将缚沉于海，转舵而回。哥伦布知之，曲为解喻，疑信半焉。又前，忽见空际鸟飞，远岸渐滋青草，喜极，遂泊舟有人烟处，即今米利坚所居亚墨格洲地。居五阅月，次年正月乃返。”书中还述及亚美利哥再次航行美洲、证实哥伦布所到之地为一新大陆，以及新大陆命名美洲的缘由：1497年，西班牙国“亚墨理哥者，再督舶循故道往，留居最久，地荒陋，乏土名，无以举述，因即以‘亚墨理哥’名其地。谓从西方新觅而得也，别名之曰‘新地’。”书中对麦哲伦发现新航路的史实也有陈述。[5](卷1, P3—5) 熊月之认为“这是中国人最早较为详细地介绍哥伦布航行美洲的历史”。[6](P228)
中国学者介绍西方航海探险史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宣扬西方航海家的进取和冒险的精神，以及通过航海探险史揭示强国智民的重要性。如《大陆报》1902年第2期刊有《哥伦布传》；1903年3月18日《浙江潮》第2期“小说栏”刊有“海上逸史”一篇，详述“葛玛（今译达·伽马）航行印度事”：“……一千四百九十七年七月，葛玛奉王命使行，予以船三艘，水夫六十人。葛玛遂起行，向印度进发，行至数旬，过亚非利加之抱脱岬岛，自此后洋面漭瀁遗篇毫无涯际，终日接于眼帘者，惟水天一色而已。经三月，船益南进，至十一月初四日，船上水夫，远远了望忽见有岛若隐若现，船上人久不见陆地，至是皆大喜握手道贺，换着新装，待上岸，然是时计达岛岸须数日。是岛即数百年后为欧洲最有名之法帝拿破仑被流放之处，所谓洒脱黑而纳岛Saint kelena是也。抵岛后，船暂停数日，复南进，时暴风骤至，船几覆，船上皆扰乱惊骇卒庆无恙。十一月二十日，始绕过喜望峰之南角（今译好望角），二十五日，波尔脱瓦尔之航海家鞠池，以过亚非利加最南之海，遂与相遇，同驰行，进向北方。”在详细的描述之后，作者提出了自己的史论：“外史氏曰：印度之亡也五百年，前已烛照而数计矣，宁俟十九世纪哉！同一国也分崩离析，弗统辖之，其极至如恳纳陆尔之自相离贰；若加利加尔者，初欲拒之，继欲媚之，至求媚之而不得，抑亦愚矣！君子曰：覆祚之券固如是夫。然膏盲毒螫，弥漫充塞于五百年前而已。然异矣！悠悠黄种，于葛玛夫何言。”
1905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2月18日、3月6日第63、64期上发表了《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文，在附言中解说了西方航海探险的兴起原因：“当中古时代，欧人往来于印度之孔道有三：（甲）由叙利亚上陆，出幼发拉底河畔，下入波斯湾；（乙）入黑海，由亚尔米尼亚（今译亚美尼亚）上陆，下泰格里士河（今译底格里斯河），入波斯湾；（丙）由亚历山德里亚，溯尼罗河，横绝沙漠，入红海。自土耳其人起西亚，（甲）、（乙）两路皆梗绝，所余者惟（丙）路，而沙漠之阻滋弗便，此欧人所以欲觅新航路之理由也。时葡王约翰第一，大奖励航海，自一三九四年以来，屡派遣探险队，沿亚非利加海岸而南，一四八六年，达其极南端，遇暴飓不得渡，废然失望而返，归乃讳之，易其名为‘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一四九七年，有维哥达·嘉马（Vasco da Gama）者，复往航焉，卒以翌一四九八年五月而是日，达印度麻拉巴海岸（Malabar Coast）之加拉吉大（Calicut，今译加尔各答），此所谓印度新航路者也。盖距哥仑布之发见美洲，仅六年后云。此实欧亚两洲交涉史一大事也。”[7](第3集，P1704)
三、梁启超等人解说的郑和航海
远在地理大发现前半个世纪，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明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领导了庞大的中国船队七下西洋，经由南海横渡印度洋，最远到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部赤道以南的海岸，前后经历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一较之哥伦布更早的航海探险的历史从19世纪下半期开始，受到了西方学者的注意，如外国学者W. F. Mayers 1875年3月发表在《中国评论》（China Review）第3、4期上的《十五世纪中国人在印度洋的探险》（Chinese Explorations of the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15[th] Century）；E. Bretshneider在1875至1876年的《中国评论》（China Review）第4卷上刊出了长文《十五世纪中国与中亚和西亚诸国的交往》（China's Intercourse with the Countries of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 During the XV Century）；G. Phillips的《印度和锡兰的海港，由十五世纪中国航海家所描述，并附有中国航海记录》（The Seaports of the India and Ceylon, Described by Chinese Voyag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together with an account of Chinese Navigation）刊载于《皇家亚洲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885年第20期、1886年第21期；W. P. Groenveldt《谈谈马来群岛和马六甲》（Notes on the Malay Archipelago and Mlacca）一文，刊载于《有关印度支那的各类文章》（In Miscellaneous Papers relation to Indo-China, 2[nd] series）第1卷，1887年；这些论文讨论了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地理和名物等内容。② 光绪二年（1876年）当时澳洲学者在北部达尔文港郊外，一棵很古老的榕树下四尺深的土里曾经发掘出一个高约四寸的中国寿星石像，英国学者费吉罗认为是郑和自爪哇、缔汶岛南下在澳洲修船时遗留下来的。[8](P589) 也许这些信息影响太小，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似乎始终没有译介过西方学者介绍郑和航海探险的类似研究。最早从世界航海探险史的大背景下来考察郑和事迹的是清末游学日本的中国学者。
为了唤起中国人救亡图存的热情，清末留学生和游学日本的学者纷纷介绍世界英雄人物的传记和史实，1904年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中指出：“表赞已往之英雄，而开导未来之英雄”，这不但是“历史家之责任”，而且也是“国民之分应”。他在介绍中国历史上杰出的英雄人物时特别提到了郑和：“我中国有开通西域，寻觅新地，陆地旅行之大冒险家（张骞、班超），世界莫能及；我中国有巡历西洋，驶入红海，威服诸岛之大航海家（郑和），世界莫能及”。[9]
以往郑和研究史的学者认为，在历史上，对于郑和的研究可以以清初张廷玉的《明史》“郑和传”为代表，但记述过于简略，且有错误。其他文人学士的笔记、资料，如《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书，虽有涉及，但一鳞半爪，较为零星。 故真正称得上对郑和及其史迹做出较完整研究之开其端者是梁启超。[10](P1—4) 其实，首先揭开中国近世郑和研究序幕的可能是发表在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十日（1903年9月30日）出版的《大陆报》第11期“传记”栏的《支那航海家郑和传》一文，该文分六节，一、支那民族十五世纪之航海家；二、略传；三、当时之航海术；四、当时各国之形势；五、郑和所至各地；六、结论。该文认为，世界各国中，对文明做出最大贡献的是“善航海辟新地之祖国”。而古今豪杰中“最有功于今世之文明者”也是“善航海辟新地之冒险家”。文章讲述到，“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明永乐帝既即位。疑建文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乃命和通使西洋。……先后七奉使，所历者凡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实物，不可胜计。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至者，要不如永乐时。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称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15世纪出现了伟大的航海家，如葡萄牙有大航海家二，“一曰大亚士（Bortholomew Diaz），即由下几内亚以达于好望角者也；一曰伐司哥达羯磨（Vasco do Gama），即出好望角，向印度以达于坎尔加搭者也。”但他们与郑和相比，伐司要晚73年，而大亚士要晚61年。郑和是作为“支那民族之代表以达于亚非利加之南岸者也。惜乎！郑和不能于穆山辟克峡再折而南而卒，让大亚士、伐司哥达羯磨之成功也。”自意大利航海家大亚士、伐司“发见新航海也，而天下之大势为之一变；自哥伦布发见新世界，而天下之大势又为之一变。”后来葡萄牙航海家马盖兰（今译麦哲伦）“发见太平洋”，英国航海家汲顿曲（今译詹姆斯·库克）“发见澳大利亚”，“浸假而澳门，而香港，而割其缅甸、越南之属国，而踞其广胶旅大之良港，于是欧人之海权，愈扩而愈大。”而中国之海权则“愈割而愈微”。作者期望通过对郑和航海探险世界航海探险史的比较来唤起中国民众的海权意识与爱国热情。
在游学日本的学者中，梁启超是比较系统地最早从世界史的角度研究郑和的学者，他很早就注意研究和介绍西方航海探险史，但是他认为在世界航海探险史上最了不起的人物首先还是中国的郑和。（1904年第3期第21号）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文的附言中，梁启超解说了西方航海探险的兴起原因的同时特别指出了郑和航海的世界意义：“我永乐间，郑和七次航海，由满刺加（Malacca）海峡经滨角湾（Bay of Bengal）至锡兰；沿印度半岛之西岸，入波斯湾；更道阿刺伯海至阿丹湾（Aden）；（今通译亚丁或雅典，此从郑所译名）溯红抵昃达（Jiddah，今译吉达），复从非洲东岸，即今亚比西尼亚（Abyssinia）之沿海，航摩森比克（Mozambique）海峡，以至马达加斯加岛边（Madagascar），此其距好望角咫尺耳。郑君航海，在维哥达·嘉马发见新航路前七十余年，乃亏此一篑，致成维氏之名，惜哉！”[7](P1704)
1905年5月18日，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的署名，在《新民丛报》第69号发表了郑和的传记《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将郑和的一生放在世界航海探险史大背景下来进行考察和分析，指出：“西纪一千五六百年之交，全欧沿岸诸民族，各以航海业相竞。时则有葡之王子亨利Don Henry献身海事，既发大西洋附近钵仙图群岛Port Santo、挨莎士群岛Azores、加拿里群岛Canary。（1394—1463年）未几，哥仑布遂航大西洋，发见西印度群岛，前后四度，遂启亚美利加大陆。（1440—1506年）同时，葡人维歌·达·嘉马Vasco Da Gama沿亚非利加南岸，逾好望角，达印度，回航以归欧洲。（1486—1497年）越十余年，而葡人麦折伦Magellan，横渡太平洋，启菲律宾群岛，绕世界一周。（1519—1522年）自是新旧两陆、东西两洋交通大开，全球比邻，备哉灿烂，有史以来，最光焰之时代也。而我泰东大帝国与彼并时而兴者，有一海上之巨人郑和在。”
梁启超在这篇《郑和传》中将郑和下西洋的这一伟举放到整个世界航海探险史的背景下去评估的，他写道：“郑和，云南人，世称三宝太监者也。初事明成祖于燕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成祖之在位，当西纪千四百三年至千四百二十四年，正葡萄牙王子亨利奖励航海时代，而字史所称新纪元之过渡也。成祖以雄才大略，承高帝之后，天下初定，国力大充，乃思扬威德于域外，此其与汉孝武、唐太宗之时代相类。成祖既北定鞑靼，耀兵于乌梁海以西，西辟乌斯藏，以法号羁縻其酋；南戡越南，夷为郡县。陆运之盛几追汉、唐，乃更进而树威于新国。郑和之业，其主动者，实绝世英主明成祖其人也。”他认为郑和下西洋在世界航海史上第一个突出的贡献是“其目的在通欧西也”：“盖自马可·波罗入仕以来，欧人读其书而知中国有文明，始汲汲谋东航，此印度新航路之所由发见也。彼此皆未克达最终之目的地，而今日东西通道之健钥，实胎孕于是。”第二个举世瞩目的成就是“航海利器之发达也”：“造大舶修四十四丈，长十八丈者六十二，容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其时蒸汽机关未经发明，乃能运用如此庞硕之艨艟，凌越万里则驾驶术亦必有过人者。”而且，哥伦布航海前后四次，伋顿廓航海五次，而郑和航海则七次，与这些西洋航海家相比，郑和毫不逊色：七次出洋远航，聘访“凡四十国”。梁启超在传记中评论道“新史氏曰：班定远既定西域，使甘英航海求大秦，而安息人（波斯）遮之不得达，谬言海上之奇新殊险，英遂气沮，于是东西文明相接触之一机会坐失。读史者有无穷之憾焉。谓大陆人民不习海事，性或然也。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还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仑布发见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嘉·达·哥马发见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可以说梁启超是郑和研究史上第一个指出了郑和在世界航海史上的杰出地位，郑和航海的次数超过了哥伦布，“为海上生活者三十年”也非世界上其他任何航海家可比拟，而郑和下西洋所经历的空间，也是空前的，“亚细亚之海岸线，和所经行者十而八九矣。嘻，盛哉！”他认为哥伦布等实在是不能与郑和并肩相比的，而能与郑和相比的应该只有司马迁，认为他们两人堪称“国史之光”。
“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梁启超从思想史的角度对郑和七下西洋后海上活动日趋式微的原因进行了解释，他指出，尽管郑和的洲际航海几乎与“葡萄牙王子亨利奖励航海时代……西史所称新纪元之过渡”同时，但中西两种价值观则根本不同，西方航海探险史的目的是“欲求新地以自殖”，所以，尽管哥伦布的航海之目的在印度而发现的是美洲，维嘉的航海目的在中国而发现的是印度，但他们都多少达到了母国人的欲望，换言之，只要探索新土地开发新市场的欲望存在，催发西方人航海探险的动力在西方始终存在。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明成祖朱棣认为自己“陆运之盛几追汉、唐，乃更进而树威于新国”。“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于是有命和航海之举。”中国“驰域外观者，其希望之性质安在？则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因此，当郑和下西洋的成就，在明成祖看来即已“踌躇满志”了，因此也就不可能有无量数郑和的出现了。而西方哥伦布“创探新地，辟阿墨利加大洲，而印度、非洲、南洋、澳岛相继垦殖，徙欧民以实之，莽莽五洲，辙迹殆满，是以白种之权利遍天下。”[7](第1集, P90,《论中国之将强》) 可见西方航海探险带回的东西所体现的价值远远要超过远航所耗去的资金，为欧洲人带来了直接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在欧洲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去东方冒险，使地理大发现很快形成热潮。相反，郑和下西洋不仅没有后来西欧探险家远航所带来的巨额利润，反而耗资巨大，使国库空虚，这也是中国航海探险难以为继的原因。
四、海权认识与冒险精神的提倡
近代中国最早提倡海权的是魏源，他主张政府应该鼓励与资助华人到南洋去开拓疆土，建立新国，而与西方人对抗。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Alfred T. Mahan, 1840—1919年）在其名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指出：海权一词与海军力量的意义决不相同，海权所包括的不单是统治海洋的海上武力，或者武装部队中的任何部分，而是同样的“由于承平时代的商业与航运”。又以为生产—航运以及殖民地乃是历史的主要因素。可见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主张制造商船、发展航运，模仿英国训练海军，扶持南洋华侨，加强海外殖民地等，几乎已经接近马汉的海权观念。在时间上来看，却又较马汉早了半个世纪。[11](P307—317)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新民说》，其中有一篇《论进取冒险》，开篇指出：“天下无中立之事，不猛进斯倒退矣。人生与忧患俱来，苟畏难斯落险矣。吾见夫今日天系万国中，其退步之速，与险象之剧者，莫吾中国若也。吾为此惧。欧洲民族所以优强于中国者，原因非一，而其富于进取冒险之精神，殆其尤要者也。今勿征诸远，请言其近者。当罗马解纽以后，欧洲人满为忧，纷竞不可终日。时则有一窭人子，孑身万里，四度航海，舟人失望睊怒之极，欲杀之而饮其血，而顾勇獟不屈，有进无退，卒觅得亚美利加，为生灵开出新世界者，则西班牙之哥仑布士（Cloumbus）其人也。……扁舟绕地球一周，凌重涛、冒万死，三年乃还，卒开通太平洋航路，为两半球凿交通之孔道者，则葡萄牙之麦志伦（Magellan）其人也。只身探险于亚非利加内地，越万里之撒哈拉沙漠，与瘴气战，与土蛮战，与猛兽战，数十年如一日，卒使全非开通，为白人殖民地者，则英国之力温斯敦（Livingstone）其人也。”[7](第1集, P562) 在《新民说·论毅力》中他再次提到哥伦布：“昔哥仑布，新世界之开辟者也，彼信海西之必有大陆，是其识之过人也。然其蚤你，丧其爱妻，丧其爱子，丧其资财，穷饿无聊，行乞于市。既而游说于豪贵，豪贵笑之；建白于葡萄牙政府，政府斥之。及其承西班牙王之命初航海也，舟西指六十余日不见寸土，同行之人，失望思归，从而尼之挠之者不下十数次，乃至共谋杀其饮其血。使哥仑布毅力稍不足，则初焉以穷困而沮，苟有一者，则哥仑布必为夫败之人，无可疑也。”[7](第4集, P609) 晚清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不遗余力地译介和研究世界航海史上的人物，特别是表彰郑和的功绩，无非是要唤起中国人的冒险进取意识，增强中国人的海权意识。
中国文明发展的总趋势是由西北而东南，由大陆向海洋推进，中国经济重心向东南沿海地区移动的速度，在南宋时开始加快，近代西方全球性的扩张，经海上入侵中国，使中国不得不面对海洋，沿海的通商和国际贸易，构成了晚清商业变革的重心。早在晚清时戴季陶就说过：“航业者，灌输文明之媒介，而发展工商业之起点也。故航权之所在，即工商业势力之所在。泱泱神州，莽莽大陆，江汉之间，湖海之际，汽笛鸣鸣，煤烟暗暗者，皆为外人之所有。嗟乎，交通之权既失，而国家之势力，人民之生命，随之去矣。”[12] 海洋占地球面积的2／3， 是经济全球化的动脉和纽带，国际贸易量的95％是由海上运输来承担的。海洋本身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空间。以资源为例，海洋里的矿物资源、生物资源是陆地的1000倍左右。因此，海洋不仅关系于一国的国防，也关系于一个民族的生存。同时，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从一个“大陆性格”向“海洋性格”逐渐转变的过程，海洋对中国当代的商业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今天尽管已经进入太空时代，但为了扩大人民生存的空间，开发和利用自然的资源，向海洋发展仍是中国一项重要的国策，它不仅有关目前国家的安全，而且也关系到未来民族的前途。因此，晚清提倡的航海冒险进取的精神，对于今天的中国，仍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