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清代文进士总数考订
毛晓阳/金甦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6年04期
【原文出处】《清史研究》(京)2005年4期第63～77页
【英文标题】Textual Research on the Total Number of Civilian Jinshi in the Qing Dynasty
【作者简介】毛晓阳(1974- )，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所博士生，杭州 310028；
金甦(1977- )，女，闽江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福州 330011
【日 期】2005-03-20
【关 键 词】清代/文进士/26849人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5)-05-0063-15
进士有各种不同种类。历代有文进士、武进士；唐宋有诗赋进士、经义进士；清代有翻译进士，清末有经济特科进士，废除科举后还有法科、农科、医科、工科等游学毕业进士。本文所讨论的清代进士，仅指科举被废除以前的文进士而言。他们的数量究竟有多少？对此问题，学界已有多人作过解答。为简洁明瞭起见，本文谨将相关论著及其数据列成表1。①
表1 学界清代进士人数统计数字举例
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学者们用以统计清代文进士的文献的种类并不多，加起来只有8种，照理说各人的统计结果应该不会有太大差别；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这些数字中，最多的是张希清的26888人，其次是吴建华的26847人，再次是谢宏维的26846人，再次是范金民的26815人，他的数字中还包括了清代2次博学鸿词科的人数；⑤ 接下来是张仲礼、何炳棣和沈登苗的26747人，最少的数字是商衍鎏和陈国生的26391人。数字之间最大的差距达497人。
仔细分析各人的研究数据还颇为有趣。有些人根据同一文献的记载，却得到了不同的统计数字。如吴建华、范金民、沈登苗都是利用《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以下简称《索引》)进行统计，结果却相差甚远。有些人根据不同文献的记载，反而得到了相同的统计数字。如张仲礼、何炳棣、沈登苗分别根据《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以下简称《引得》)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进行统计，结果却都是26747人。
这些学者的研究数字究竟谁的最可信？我们很难进行决断。统计数字不像论断说理，只要言之成理，自圆其说，几种解释可以互见互存；也不像多项选择题，可以有多个答案。它们是单项选择题，只能有一个答案。因此，清代文进士总数统计这一问题尚有深究的必要。
一
回答有关清代历史的问题，我们自然会想到《清史稿》。《清史稿》有关各科进士人数的记载，散处于清代历朝帝王的本纪中。
《清史稿》记载清代各科进士人数的体例比较单一，一般都只包括状元姓名和该科进士人数。比如康熙二十七年(1688)戊辰科，“(三月)壬寅，赐沈廷文等一百四十六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⑥、乾隆二十八年(1763)癸未科，“(四月)壬子，赐秦大成等一百八十八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⑦、光绪九年(1883)癸未科，“(四月)乙亥，赐陈冕等三百八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⑧。
综观《清史稿》对历科文进士人数的记载，我们发现其中存在两个问题。
首先是记载不全。清代共举行了112科殿试，而《清史稿》仅记载了其中104科的进士人数。进士人数被缺载的科年共8科，其中顺治朝7科，即三年丙戌、四年丁亥、六年己丑、九年壬辰、十二年乙未、十五年戊戌、十六年己亥；道光朝1科，三十年庚戌。这些科年，《清史稿》仅记载了状元的姓名。如顺治三年(1646)丙戌科：“(顺治三年三月)乙丑，赐傅以渐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⑨
其次是记载数字不准确。经过与其他文献进行对校，我们发现《清史稿》记载的准确率是很低的，在其所载104科进士人数中，记载不准确的有27科。尤其是康熙年间的21科中，记载不准确的竟然有11科，准确率不到50％。康熙二十四年(1685)乙丑科、五十二年(1713)癸巳恩科、嘉庆元年(1796)丙辰科所记载的数字都仅是第三甲进士的人数，乾隆十七年(1752)壬申恩科的数字则更比该科第三甲进士的人数还要少。《清史稿》所载的104科进士数字的总数是23748人，与实际进士人数的总数相差了3101人。就算补齐书中缺载的8科进士人数，相差数额也仍然有208人。
表2 《清史稿》记载有误各科一览表
续表
二
《清实录》中清代各科进士人数的数字，也是分散在历朝实录的相应年份的记载里。(11) 其记载各科进士人数的体例有两次变化，从而形成了三种体例。
第一种体例是直接叙述“传胪谢恩”时被钦赐的进士人数。这种记载体例，存在于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实录中。例如：顺治六年(1649)己丑科，“甲辰，赐殿试贡士刘子壮等三百九十五名进士及第出身有差”(12)；康熙三十九年(1700)庚辰科，“丙辰，上御太和殿传胪，赐殿试贡士汪绎等三百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13)；雍正十一年(1733)癸丑科，“癸丑，上御太和殿传胪，赐殿试贡士陈倓等三百二十八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14)。
第二种体例是分别叙述殿试一、二、三甲进士的人数。这种体例，存在于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朝实录中。例如：乾隆十六年(1751)辛未科，“辛亥，上御太和殿传胪，赐一甲吴鸿、饶学曙、周沣三人进士及第，二甲沈栻等七十人进士出身，三甲印宪曾等一百七十人同进士出身”(15)、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科，“乙酉，上御太和殿传胪，赐一甲李承霖、冯桂芬、张百揆三人进士及第，二甲殷寿彭等八十七人进士出身，三甲何其仁等九十人同进士出身”(16)、同治七年(1868)戊辰科，“癸卯，上御太和殿传胪，赐一甲洪钧、黄自元、王文在三人进士及第，二甲许有麟等一百二十七人进士出身，三甲郑贤坊等一百四十人同进士出身。”(17)
第三种体例是在第二种体例的基础上，增加分别赐一甲三人为修撰、编修的内容。这种体例，存在于光绪实录中。例如：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恩科，“甲子，上御太和殿传胪，授一甲三人吴鲁为翰林院修撰，文廷式、吴荫培为编修，赐进士及第，二甲萧大猷等一百三十六人赐进士出身，三甲王肇敏等一百八十七人赐同进士出身。”(18)
从乾隆朝实录开始，《清实录》记载每科进士人数的数字从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实录的一个变成了两个，即先叙述参加殿试的贡士人数，再叙述“传胪”钦赐甲第的进士人数。如乾隆元年(1736)丙辰恩科，“(丙寅)策试天下贡士赵青藜等三百四十四人于太和殿前……己巳，赐一甲金德瑛、黄孙懋、秦蕙田三人进士及第，二甲蔡新等九十人进士出身，三甲兴泰等二百五十一人同进士出身。”(19) 这两个数字，前者是参加殿试的贡士的人数，后者是传胪时确定已中进士的人数。一般认为，清代“殿试例不黜落”，因此殿试人数和传胪人数本该是一致的。但是从《清实录》的记载所反映的情况却并非如此。从乾隆元年到光绪三十年共经88科殿试，实录中两种数字不一致的科次有23科，所占比例超过了四分之一。如乾隆七年(1742)壬戌科，“(庚寅)策试天下贡士金甡等三百十三人于太和殿前……甲午，上御太和殿传胪，赐一甲金甡、杨述曾、汤大绅三人进士及第，二甲张进等九十人进士出身，三甲卓道异等二百三十人同进士出身。”(20) 该科传胪进士人数就比殿试贡士人数多了10人。(21)
从嘉庆朝实录开始，记载每科进士人数的数字较乾隆朝实录又多了一个，这就是会试“分省中额”。我们都知道，明代和清前期是按北、中、南卷分区域实行进士录取的，而从康熙五十二年(1713)以后则实行分省取中。不过这只是制度上的规定，具体如何分省则只能执行于会试录取的环节。据光绪十二年(1886)清礼部衙门编纂的《钦定科场条例》：
康熙五十一年奉上谕，近见直隶、各省考取进士额数，或一省偏多，一省偏少，皆因南北卷中未经分别省分，故取中人数不均。今文教广敷，士子俱鼓励勤学，各省赴试之人倍多于昔。贫士自远方跋涉赴试至京，每限于额，多致遗漏。朕深为轸念。自今以后，考取进士额数不必预定。俟天下会试之人齐集京师，著该部将各省应试到部举人实数，及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应考人数，一并查明，预行奏闻。朕计省之大小，人之多寡，按省酌定取中额数。考取之时，就本省卷内择其佳者，照所定之额取中。如此则偏多偏少之弊可除，而学优真才不致遗漏矣。(22)
也就是说，所谓“分省取中”只是确定了进士录取的分省录取原则，具体录取人数则由皇帝在每科会试时临时钦定，其根据则是礼部上报的各省实际进入会试考场的举人人数。《钦定科场条例》卷二十二“乡会试中额·会试中额(附历科总额)”中记载了清代历科会试的录取人数，其中对“分省中额”的记载就是从康熙五十二年癸巳恩科开始的。(23)
在《清实录》里，同类的记载并非始于康熙朝实录，而是始于嘉庆朝实录，并被此后的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实录所取式。如道光二年壬午恩科，“礼部以会试中额请，得旨，满洲取中九名，蒙古取中三名，汉军取中五名，直隶取中二十二名，奉天取中二名，山东取中十八名，山西取中十名，河南取中十名，陕甘取中八名，江苏取中十八名，安徽取中十四名，浙江取中二十一名，江西取中十七名，湖北取中十名，湖南取中八名，福建取中十一名，广东取中九名，广西取中五名，四川取中六名，贵州取中八名，云南取中九名。”(24)“分省中额”只是会试预备录取人数，它们和会试后实际取中贡士的人数、参加殿试的贡士人数，以及最终传胪钦赐进士的人数都可能存在差距。
多方查校之余，我们发现《清实录》的记载也不是完全可靠。《清实录》存在的问题与《清史稿》有相同之处。
第一，《清实录》的记载同样不全。虽然不像《清史稿》缺载了8科进士人数，但《清实录》却也缺载了顺治十六年(1659)己亥科的进士人数。
第二，《清实录》记载的准确率比《清史稿》要高，但依然有记载不准确的科次。除了顺治十六年没有相关数字，《清实录》记载了清代111科的进士人数，其中与实际人数不符的有19科；所载111科进士人数的总数为26494人，与实际进士人数的总数相差了355人。如果补入被它缺载的顺治十六年的进士人数(376人)，则比实际进士人数的总数多出了21人。
表3 《清实录》记载有误各科一览表
续表
与《清史稿》一样，《清实录》也没有被学者们用来统计清代文进士的人数，除了它的记载相对分散，记载数字不准确也应该是一个主要原因。经过认真对校，我们发现这两种文献中记载进士人数不准确的科次的重合率很高，达到了16科。我们认为，除了顺治年间的4科，《清史稿》从《清实录》中继承了其他16科进士人数的记载错误。
三
清代“十通”中，《清朝文献通考》和《清朝续文献通考》有对历科进士人数的专门记载。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献通考》载历科进士人数系于卷五十二《选举六·登科总目》，所载科次为顺治三年(1646)丙戌科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甲辰科。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载历科进士人数系于卷八十七《选举四·登科总目》，所载科次为乾隆五十二年(1787)丁未科到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科。两书合在一起正好提供了完整的清代112科进士的人数。
两部通考记载清代历科进士人数的体例是统一的，即先叙述该科会元及参加殿试的人数，然后叙述该科状元。例如《清朝文献通考》：“(顺治)十六年九月，廷试朱锦等三百七十六人，赐徐元文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25)；“(康熙)四十五年三月，廷试尚居易等二百九十人，赐王云锦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26)。《清朝续文献通考》：“(乾隆)六十年乙卯恩科，廷试王以铻等一百十人，赐王以衔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27)；“(嘉庆)二十五年庚辰科，廷试陈继昌等二百四十六人，赐陈继昌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28)；“(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廷试谭延闿等二百七十三人，赐刘春霖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29)。“清通考”选择的这种记载体例，不反映参加殿试(即“廷试”)的人数和钦赐进士的人数之间的差别，这是建立在“殿试例不黜落”这一认识的基础上的。“清通考”与《清实录》关于清代进士人数记载的最大差别也正在于此。
“清通考”记载清代历科进士人数归类集中、体例统一、记载完整，是我们所查阅的相关文献中最方便的统计底本。但是，经过对校，我们发现“清通考”的数据也存在着准确率的问题。两部“通考”提供了清代全部112科的进士人数，其中数字不准确的有17科；所载各科进士人数的总数为26932人，较实际进士人数的总数多了83人。
表4 《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载有误各科一览表
续表
通过对校各种文献，我们发现，“清通考”记载历科进士人数所犯错误可能是继承自《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以下简称《初集》)谨举例以说明：
1. 康熙五十一年(1712)壬辰科。《清朝文献通考》载为277人。据《初集》“康熙五十一年进士题名碑录”载有“赐进士出身第二甲五十名”、“赐同进士出身第三甲二百二十四名”(30)，合计三甲正好277人。然而细数第三甲的人名，则仅有124人，该科进士实际人数是177人。“清通考”应该是采用了《初集》的标题项人数，而没有它发现与实际人名数量的差别。
2. 雍正二年(1724)甲辰科。据《初集》“雍正二年进士题名碑录”载有“赐进士出身第二甲八十一名”、“赐同进士出身第三甲二百一十五名”(31)，合计该科三甲进士共有299人。这正好是《清朝文献通考》里所载的人数。然查《初集》该科三甲进士末尾，附载有“钦赐进士一名：张泰基，江南苏州府太仓州人”(32)。查《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为使行文简略，下文即以它们书名的最后两字作为它们的简称)所载与《初集》同(33)。则该科全部进士人数应该是300人。
3. 乾隆七年(1742)壬戌科。《清朝文献通考》载为313人。据《初集》“乾隆七年进士题名碑录”载有“赐进士出身第二甲八十名”(34)，然细数却有90位进士的人名，该科进士人数应该是323人。
4. 乾隆四十六年(1781)辛丑科。《清朝文献通考》载为169人。据《初集》“乾隆四十六年进士题名碑录”载有“赐同进士出身第三甲一百十名”(35)，然细数则有111名，该科实际进士人数应该是170人。
5. 咸丰九年(1859)己未科。《清朝续文献通考》载为239人。据《初集》“咸丰九年进士题名碑录”载有“赐进士出身一百八名”，“赐同进士出身一百二十八名”(36)，合计三甲进士人数正好239人。但细数之下，该科第二甲、第三甲进士分别仅有86名和91名，则实际人数应该是180人。
6. 同治十三年(1874)甲戌科。《清朝续文献通考》载为338人。据《初集》，同治十三年进士题名碑录载有“赐同进士出身第三甲二百三名”(37)，据标题合计该科人数为338人。然细数第三甲，则仅有202名。该科实际进士人数应该是337人。
我们发现，本文统计“清通考”清代历科进士人数的总数(26932人)和同样利用“清通考”进行统计的其他学者如商衍鎏(26391人)、吴建华(26847人)、陈国生(26391人)等人的统计结果有较大差别。商衍鎏和陈国生都是以《清会典》和《清朝续文献通考》作为统计底本的；吴建华用的统计底本除“通考”外则还有《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
四
除了以上三种文献，其他记载了清代历科进士人数的文献还有好几种，如商衍鎏、陈国生用过的《清会典》。有4种上述学者们都很少提到的清代史料，也记载了清代历科进士人数。
第一种是《钦定科场条例》，张仲礼的相关统计曾予利用。该书属政府主持编纂的制度大典，光绪十二年(1886)清礼部纂辑并刻印，共60卷。其中的第二十二卷《乡会试中额·会试中额》集中记载了清代自顺治三年至光绪十二年的会试录取人数；从康熙五十二年(1713)开始则先叙述录取总人数，再叙述“分省中额”。光绪二十八年(1902)续刻，称为《续增科场条例》，共6册，不分卷，收入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四十九辑。编纂体例从原来的分类叙述改为直接系于年、月、日下按时间顺序进行叙述，有关光绪十五年、十六年、十八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四年各科会试录取人数的记载也散处于该影印本的第481-486册中。
“科场条例”所载的是会试录取人数，“分省中额”更是会试预备录取人数，在实际录取时还会有所调整与变化；会试中式的部分贡士可能因丁忧、受罚、患病甚至去世而不参加殿试；以前未经殿试的贡士也可能在此科补应殿试；虽然“例不黜落”，但一些特殊原因也可能使部分参加了殿试的贡士不能被钦赐进士，因此“传胪谢恩”时被赐“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的总人数也就可能和前面的数字尤其是和“科场条例”的记载数字有所不同。经过查对，我们发现“科场条例”所记载的110科会试的录取人数中，超过实际进士人数的有40科，少于实际进士人数的有63科，两种数字相同的只有7科。另外，两种数字相差在5人以内的有44科，差距在20人以内的有9科。(38) 据统计，《钦定科场条例》及《续增科场条例》所载清代110科会试录取人数的总数是25981人。
第二种是《钦定国子监志》。清代“国子监志”有多种印本，主要的有乾隆本(收入《四库全书》)、道光本和光绪本。1998年郭亚南等据各种手抄本、刻本点校排版并于2000年由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命名为《钦定国子监志》，题其作者为“文庆、李宗昉”，即一仍道光本所题。该书第六十二卷《金石志十·进士题名碑》刊载了清顺治三年至道光十三年共79科殿试所取进士的人数，(39) 据统计共计18236人。这79科进士人数，与实际进士人数不同的有2科，即顺治十六年(377人，实际人数376人)和雍正二年(299人，实际人数300人)。
第三种是福格《听雨丛谈》，属于私人笔记。该书卷九《乡会试掌故一》与卷十《乡会试掌故二》主要记载顺天乡试及各科会试掌故，内容涉及主考官、中式人数及会元、状元等三鼎甲状况。记载年份始于顺治二年(1645)乙酉科乡试，迄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科会试。所载85科会试中，缺载进士人数的有16科，其它69科进士的总数为16220人。经过对校，我们发现这69科进士人数只有18科与实际人数是相同的。
第四种是佚名《国朝贡举年表》，该书共三卷。其中第二卷和第三卷主要记载清代历科乡会试的主考官、考试题目，会试会元、殿试一甲三人、乡试解元的姓名。其记载内容始于清顺治二年乡试，迄于光绪十八年会试。但所载清代历科进士人数则仅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丁未科，其间乾隆三十一年(1766)丙戌科则缺载了相应的数字。全书实际记载了清代86科殿试的进士人数，其中数字准确的仅36科，合计所载进士共19886人。
五
以上我们用来统计清代文进士总数的七种文献，它们虽然各自的记载并不一致，但却有一个共同的地方，也就是它们都只提供了历科殿试录取进士的数字，而没有提供和这些数字相对应的每名进士的姓名、籍贯与甲次。
为此，我们查阅了4种既提供了历科进士人数，又详细刊载了每名进士姓名、籍贯和甲次的专门的进士名录及进士人名索引工具书，这就是《初集》、《碑录》、《引得》和《索引》。
《初集》是清代专门刊载明清历科进士姓名、籍贯的一种“进士题名碑录”合集，它最早由国子监祭酒李周望刻印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当时全称为《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明洪武至崇祯各科附》，此后历经续刻，形成了很多种印本，甚至还出现了盗刻本。本文所用的是清光绪十六年(1890)的印本，所载清代进士迄于光绪十六年庚寅恩科，该书现藏福建省图书馆。
《碑录》台湾华文书局1969年版，系清光绪三十年(1904)本“初集”的影印本，实质上是一部完整刊载了明清两朝全部201科进士题名碑录的“初集”，其底本原藏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图书馆。
《引得》系房兆楹、杜联喆夫妇编纂，1941年由北平哈佛燕京学社作为“引得特刊第十九号”出版。该书底稿完成于美国，是房氏伉俪旅美期间整理国故的成果。
《索引》乃朱保炯、谢沛霖编纂，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据我们参考学界其他研究者的论文所见，多注为1980年版。我们所用的《索引》，版权页说明为1979年出版，1998年第二次印刷。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中还有该书的一种影印本。
《初集》和《碑录》的每科进士题名碑录都分一、二、三甲，在每甲进士名单的前面都冠以“赐进士及第第一甲三名”、“赐进士出身第二甲□□名”、“赐同进士出身第三甲□□名”的标题。根据这些标题，并细查各甲所载进士人名的数量，我们可以得到每科进士的人数。《引得》和《索引》是根据某种印本的“初集”(40) 编纂的清代和明清进士索引工具书。两书都分为“人名索引”和“历科进士题名录”两部分。在“历科进士题名录”部分的每科进士名单中，依照“初集”的刊载方式，两书都在各甲进士名单前加上了揭示人数的标题。根据这些标题，我们也可以得到清代历科进士的人数。
我们将4种进士工具书所载清代历科进士人数制成“表5”，其他7种文献的相关数字也附于表中。表中各文献的书名均用简称。对这4种进士名录、索引，我们需要说明的有四点：1. 四书中一甲、二甲、三甲进士人数原本依次开列。由于第一甲人数例为3名，因此本文为免冗赘在表中略去；2. 表中《初集》、《碑录》栏中出现“/”的科次，“/”前为两书各甲标题项数据及数据之和，“/”后数字为实际刊载的进士姓名数；3. 表中“未殿试”栏，系对校《初集》与《碑录》后列出的。据考证，《初集》和《碑录》缺载了部分存在未殿试贡士的科年的贡士名单；(41) 4. 表中“科次”栏中加“*”者为恩科。(详见附表：清代文进士总数考订11种文献数据一览表)
表5 十一种文献记载清代文进士数据汇总简表
续表
在制表的过程中，我们详细地对校了4种进士名录、索引，发现它们对清代历科进士人数的记载基本上是相同的。但精确比较之下，则又可以发现，《初集》与《碑录》的记载在刊载形式和刊载人数上都是相同的，(42) 而《引得》和《索引》的数字则普遍一致。这两套数据的差别共有12处，即存在于12科进士人数的记载中。其中因《初集》和《碑录》的标题项数字刊误而产生的差别有8科(43)：
1. 《初集》第一册，“顺治十二年进士题名碑录”汉榜载“赐同进士出身第三甲三百一十七名”(44)，然细数则有319名。《碑录》所载与《初集》同。(45)
2. 《初集》第二册，“康熙五十一年进士题名碑录”载“赐同进士出身第三甲二百二十四名”(46) 进士，然细数仅124名。《碑录》所载与《初集》同。(47)
3. 《初集》第三册，“乾隆七年进士题名碑录”载“赐进士出身第二甲八十名”(48)，然细数共90名。《碑录》所载与《初集》同。(49)
4. 《初集》第四册，“乾隆四十五年进士题名碑录”载“赐同进士出身第三甲一百三名”(50)，然细数仅101名。《碑录》所载与《初集》同。(51)
5. 《初集》第四册，“乾隆四十六年进士题名碑录”载“赐同进士出身第三甲一百十名”(52)，然细数则有111名。《碑录》所载与《初集》同。(53)
6. 《初集》第七册“咸丰九年进士题名碑录”载“赐进士出身第二甲一百八名”、“赐同进士出身第三甲一百二十八名”(54)，然细数则分别仅86名和91名。《碑录》所载与《初集》同。(55)
7. 《初集》第七册“同治十三年进士题名碑录”载“赐同进士出身第三甲二百三名”(56)，然细数仅202名。《碑录》所载与《初集》同。(57)
8. 《碑录》光绪二十四年进士题名碑录载“赐进士出身第二甲一百五十一名”(58)，然细数仅150名。
经按进士姓名逐一查对，4种进士名录、索引中这8科所载进士人名、人数完全一致。
另外4处差别则是在其它4科进士中各相差了1名进士，分别为：
1. 嘉庆十九年甲戌科。《初集》、《碑录》226人，《引得》、《索引》227人，相差的1名进士为“周昌期”。
2. 光绪三年丁丑科。《初集》、《碑录》329人，《引得》、《索引》328人，相差的1名进士为“黄裳华”。
3. 光绪六年庚辰科。《初集》、《碑录》330人，《引得》、《索引》329人，相差的1名进士为“王清绶”。
4.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碑录》293人，《引得》、《索引》292人，相差的1名进士为“康有为”。(59)
这样便形成了有关清代进士的两套数据：
1.根据《引得》和《索引》统计清代文进士的总数是26847人，其中一甲进士342人，二甲进士8970人，三甲进士17534人，另未入甲进士1人。
2.根据《初集》和《碑录》统计清代文进士的总人数则有两种。一是据各科标题项中的数字进行统计为27002人，其中一甲进士342人，二甲进士8985人，三甲进士17674人，另未入甲进士1人；二是据各科实际所载进士人名进行统计为26849人，其中一甲进士仍为342人，二甲进士8972人，三甲进士17534人，未入甲进士1人。我们认为，“26849”才是《碑录》——光绪三十年本“初集”所刊载的清代文进士的实际人数。
六
行文至此，我们事实上得到了有关清代文进士的9套数据，其中包括了清代全部112科进士人数的完整数据共3套，即“清通考”、《引得》与《索引》和《初集》与《碑录》。
表中《初集》和《碑录》的数字本质上属于同一套数据。要从这9套数据中选择最客观、最可信的一套，涉及到清代进士身份的判断标准问题。我们认为，这种标准不可能过于宽泛，但也不一定是唯一的。
判断清代进士身份的标准之一，是清代科举的制度规定。《清史稿·选举志》：“试举人于京师，曰会试，中式者为贡士。天子亲策于廷，曰殿试，名第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60) 也就是说，从制度上讲，必须是先通过了“会试”被录取为“贡士”，然后再参加“殿试”并在“传胪”时被“钦赐”为一、二、三甲中某一名次才能最终被称为“进士”。根据这一标准，只通过了会试而没有参加殿试的贡士就不是进士，博学宏词科也不是进士；钦赐进士不算进士，(61) 明通榜进士、(62) 中正榜进士(63) 也都不算进士。
当然，这种标准存在着操作上的极大困难。比如假设我们要断定清代开国状元傅以渐的进士身份，我们就要查阅他参加会试的记录即顺治三年的会试题名录，以及他参加殿试并在传胪时被钦赐第一甲第一名进士及第的记录即顺治三年的殿试登科录。依此类推，如果我们要判断所有清代进士的身份，就必须查阅清代全部112科的会试题名录和殿试登科录。这从存世文献的角度来讲就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就中国国家图书馆而言，所藏进士登科录也没有超过10种。
更何况在清代进士中还存在着不经过殿试就成了进士、甚至连会试也可以不通过就成了进士的特例进士。前者如雍正五年(1727)丁未科的“王叶滋”，他不但“未与殿试”就“考中”了第二甲10名进士，而且转官也大异常人；(64) 后者如雍正二年(1724)甲辰科的“张泰基”，他不但没有通过会试、没有参加殿试就成了进士，而且还成了只有成绩优秀的进士才能入选的庶吉士。(65) 在推行“人治”的清代，由皇帝突破制度规定而钦赐某些人为进士的特例应该不仅王叶滋和张泰基二人。
因此，以清代科举的制度规定作为进士身份的判断标准在断定单个人的进士身份时或许有用，但用以判断全部进士的进士身份却未必可行。
判断清代进士身份的标准之二，是专门的进士题名录的记载。在清代进士的研究资料中，进士登科录(包括考场中缮写本和礼部刊刻本两种)、进士题名碑、进士题名碑录和今人编纂的《引得》、《索引》是清代进士题名录的几种不同阶段的存在形式。
清代进士登科录存世很少，目前已经不可能根据进士登科录来统计清代文进士的总人数。而且，有些进士在登科录中未被记载，比如上面谈到的张泰基。
今藏北京孔庙(原清代国子监)的进士题名碑是根据进士登科录雕刻的。自清顺治三年(1646)丙戌科，到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科，清代112科殿试后共修建了114通进士题名碑。(66) 但是由于数百年的风雨侵蚀，除了清末的一些石碑尚能辨认，清前期修建的进士题名碑很多已经字迹漫漶。(67) 因此，要想通过进士题名碑来统计清代文进士的总数，尤其是考订某一个进士的姓名、籍贯或甲次，也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而且，我们发现进士题名碑有时候也会出错。有些碑上刻了不是进士的进士，有些进士却在碑上找不到名字。前者如嘉庆十九年(1814)甲戌科的“周昌期”，后者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科的“康有为”。
“周昌期”在嘉庆十九年的题名碑上被刻为最后一名进士，数下来是第三甲124名。但我们在几种印本的“初集”里都没有找到他，如福建省图书馆藏清光绪十六年(1890)本就是如此。(68) 题名碑上载周昌期是江西南昌人。据光绪《南昌县志》卷三十五“人物六·周昌祺、周春祺传”，“周昌期”本作“周昌祺”：“周昌祺，字诩之，一字春溪。……嘉庆十九年成进士。昌祺故工楷书，咸以高第期之，未及廷试而卒。”(69) 从传中强调周昌祺“工楷书”、人们“咸以高第期之”、但他却“未及廷试而卒”，我们推知他没有参加殿试就去世了，传中说他“成进士”只是民间对贡士的习惯性称呼。周昌祺有一个弟弟周春祺也在嘉庆十九年中了第二甲37名进士。“康有为”的名字在光绪二十一年进士题名碑上以及《引得》和《索引》里都没有刊载，但我们在光绪二十一年的进士登科录上找到了他，(70) 而《碑录》的记载则与登科录一致。(71)
《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是根据进士题名碑刊印的。大致从雍正八年(1730)开始，随着国子监进士题名碑的逐一修建，各种印本的“初集”也随即印行。(72) 因此从文献版本与文献保存的角度来说，“初集”反而比进士题名碑更能反映出每科进士的实际情况，因为进士题名碑在建成后可以被后人蓄意改动甚至重建而不为人所知，而“初集”被印行后如加涂改则必会留下蛛丝马迹。而且“初集”在刊印的时候并非完全照抄进士题名碑的内容，它往往添加了编纂者的订正或订补。比如上面谈到的“周昌期”便被“初集”排除在“嘉庆十九年进士题名碑录”之外；部分科次刊载了“未经殿试”贡士的名单，这也是题名碑上所没有的；尤其是乾隆十一年(1746)续刻时还增加了“博学宏词”的名单，(73) 更是打破了“初集”原有的只刊刻进士的体例。
《引得》和《索引》是根据“初集”编纂的，并且还参校了进士题名碑的拓片以及各种登科录和方志，本应该是统计清代文进士最理想的底本。但这两部进士人名索引却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它们对个别进士疏于考证，比如前面谈到的“周昌期”，“初集”已经将他排除在该科进士名单之外，《引得》和《索引》却据进士题名碑将其重新编入；二是它们所利用的“初集”的印本都不是足本，这导致它们漏编了某些题名碑上没有记载的进士。《引得》所用的“初集”是购自“北平文奎堂书肆”的同治七年本和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同治十年本；(74)《索引》没有说明自己所用“初集”是哪年的印本，但从它与《引得》一样都缺载了光绪三年“黄裳华”、六年“王清绶”和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3名进士来看，它所用的“初集”的印本当也不超过光绪三年。
关于“康有为”的进士身份，前文已有论及，此不赘言。“黄裳华”和“王清绶”在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光绪六年本“初集”、福建省图书馆藏光绪十六年本“初集”和《碑录》中的记载是一致的，前者被载为光绪三年丁丑科第二甲93名进士，“(补殿试)黄裳华，福建台湾府台湾县人”(75)；后者被载为光绪六年庚辰科第三甲174名进士，“(补殿试)王清绶，山西平定州孟县人”(76)。我们认为这3人均是进士，《引得》和《索引》应该补编他们的姓名。
判断清代进士身份的标准之三，也是最基础的标准，是必须先有进士的姓名。考订清代文进士总数固然是一种数字工作，但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数字所指的是哪些人，要判断他们是不是进士又从何谈起？从这一标准来看，《清史稿》、《清实录》、“清通考”等文献里的记载就都只能是尚待检验的数字。
因此，讨论完清代进士的判断标准问题后，我们认为在本文所查阅的十一种文献中，记载清代文进士最可信、用于人数统计最可行的一种文献是《国朝历科题名碑最初集》，或者说是根据足本的光绪三十年本“初集”影印出版的《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除了光绪二十一年误增的三名“补朝考”的光绪二十年进士谢远涵、沈同芳和顾祖彭，该书实际所刊载的进士总数是26849人。本文认为这个数字也是清代文进士的实际总人数。
注释：
①研究清代科举考试制度的其它专著如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谢青《中国考试制度史》、李世愉《清代科举制度考辨》、王炳照《中国科举制度研究》等都未见相关研究数据。
②据该书“导言”所署日期，其英文版初版当在1953年12月或稍后。
③按，张希清在《中国科举考试制度》一书的后面以附录的形式列出了自隋唐以来历代进士登科人数，其中清代进士的人数统计反映在“附录六：清代进士登科表”中。但该书每个附录都没有注明所据以列表的文献来源。刘海峰、李兵合著之《中国科举史》一书转引了张文的附录，其中附录一第九表“清代进士登科表”即全部转引自张著，同样没有注明文献来源。(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页472-480。)
④该文原为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第六章“科举和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别”，最初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
⑤“博学鸿词”科亦常写作“博学宏词”或“博学鸿儒”。清代曾两次开科，即康熙十八年己未科和乾隆元年丙辰科。乾隆元年因有部分应考者后期而至，因此乾隆二年又补试了一次，称为丁巳补试博学宏词。这三次考试共录取“鸿博”69人。据(清)李集《鹤徵录》及李富孙《鹤徵后录》载，这三次博学宏词考试所录取的69名鸿博中原本是进士的共有31人，其它38人均非进士。(罗琳《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二辑第23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据嘉庆漾蒹老屋藏版影印版。页555-759。)据查校，这31名进士“鸿博”在《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中已经被刊载于各自中进士的科年里。
⑥赵尔巽《清史稿》卷七“圣祖本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页224。
⑦赵尔巽《清史稿》卷十二“高宗本纪三”，页463。
⑧赵尔巽《清史稿》卷二十三“德宗本纪一”，页874。
⑨赵尔巽《清史稿》卷四“世祖本纪一”，页101。
⑩所谓“正确人数”，是本文经过了对校、考订之后所得出的数据，并非本来就有一套数据可供参考。后文“表2”、“表3”同此。
(11)本文所查《清实录》，为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清代每个帝王实录各自命名、分卷和编页。但每个本子里都找不到版权页，故其出版年未详。网上查国家图书馆所藏台湾华文书局的《清实录》的著录卡片，亦未说明出版年月。
(12)《大清世祖章(顺治)皇帝实录》卷四十三“顺治六年三月至四月”，台北：华文书局影印本。出版年未详，以下清各帝王实录版本同此。页508。
(13)《大清圣祖仁(康熙)皇帝实录》卷一百九十八“康熙三十九年三月至四月”，页2660。
(14)《大清世宗宪(雍正)皇帝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页1900-1901。
(15)《大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卷三百八十八“乾隆十六年五月上”，页5810。
(16)《大清宣宗成(道光)皇帝实录》卷三百三十三“道光二十年四月”，页5986。
(17)《大清穆宗毅(同治)皇帝实录》卷二百三十“同治七年四月下”，页5108。
(18)(24)《大清德宗景(光绪)皇帝实录》卷二百八十四“光绪十六年四月”，页2598，页584。
(19)《大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卷十六“乾隆元年四月上”，页447、页451。
(20)《大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卷一百六十四“乾隆七年四月上”，页2403、页2411。
(21)《清实录》中参加殿试贡士人数与传胪钦赐进士人数不一致的科年除乾隆七年壬戌科外还有22科，略为汇录如下：乾隆十七年壬申229/231、十九年甲戌243/241、二十八年癸未187/188、三十一年丙戌207/213、四十三年戊戌155/157、五十五年庚戌102/97、五十八年癸丑82/81、六十年乙卯114/111；嘉庆元年丙辰148/144、四年己未209/220、十年乙丑233/243；道光二年壬午223/222、十三年癸巳222/220、十八年戊戌183/194、道光三十年庚戌290/212；咸丰十年庚申190/183；同治七年戊辰271/270；光绪九年癸未311/308、十五年己丑296/331、十六年庚寅308/326、二十九年癸卯317/315、三十年甲辰274/273。
(22)(23)(清)礼部《钦定科场条例》卷二十二“乡会试中额”，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四十八辑第474(1)册，台北：文海出版社，据清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影印。页1599-1600，页1605-1647。
(25)(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献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页5348中。
(26)(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献通考》，页5349上。
(27)(28)(29)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页8464上，页8464下，页8466上。
(30)(清)钱维城《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第二册，清光绪十六年(1890)刻本，福建省图书馆藏。页92/1、页93/1。
(31)(32)(清)钱维城《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第三册，“雍正二年进士题名碑录”，页1/1、3/1，页8/2。
(33)《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台北：华文书局，1969年。页1820、房兆楹、杜联喆《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北平：哈佛燕京学社，1941年。页70、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页2695。有关张泰基的论述详见后文。
(34)(清)钱维城《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第三册，“乾隆七年壬戌科进士题名碑录”，页1/1。
(35)(清)钱维城《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第四册，“乾隆四十六年进士题名碑录”，页2/2。
(36)(清)钱维城《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第七册，“咸丰九年进士题名碑录”，页1/1、页3/1。
(37)(56)(清)钱维城《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第七册，同治十三年进士题名碑录，页4/2。
(38)这九科分别为：殿试传胪人数超过会试预备录取人数五科：顺治十六年超出26人、康熙三年超出50人、道光二十七年超出20人、咸丰六年超出25人、光绪二十一年超过46人；殿试传胪人数少于会试预备录取人数四科：顺治三年少27人、康熙二十一年少21人、乾隆二十五年少25人、道光二十四年少20人。
(39)(清)文庆、李宗昉《钦定国子监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据清光绪补刻本点校本。页1102-1109。
(40)据房兆楹自己在《引得》“叙例”和“序”中介绍，该书所用的“初集”有两种，一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同治十年本本，一是北平琉璃厂文奎堂书肆寄去的同治七年本。朱保炯和谢沛霖都没有谈过编纂《索引》所用的“初集”的印本。
(41)谨举两例：顺治九年会元“程可则”(广东南海人)、康熙四十五年“方苞”(安徽桐城人)，他们都没有补应殿试，最终都没有成为进士。这两科在《初集》和《碑录》中都没有列出“未殿试”贡士名单。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十余种清代会试登科录，其中包括了顺治、康熙年间共十科，其人数都超过了各相应科次的进士人数。这说明这十科会试录取的贡士中，有些人便未参加当年殿试。
(42)两书的差别只在于《初集》比《碑录》少刊载了光绪十八年到光绪三十年共6科进士题名碑录。
(43)这8科分别为顺治十二年乙未科、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科、乾隆七年壬戌科、四十五年庚子恩科、四十六年辛丑科、咸丰九年己未科、同治十三年甲戌科、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详细情况见附表中的脚注。
(44)(清)钱维城《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第一册，页45。
(45)(47)(49)(51)(53)(57)(58)(71)《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台北：华文书局，1969年据美国夏威夷大学藏清光绪三十年(1904)本《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影印。页1473，页1740，页1927，页2138，页2148，页2680，页2685，页2851。
(46)(清)钱维城《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第二册，页93-96。
(48)(清)钱维城《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第三册，“乾隆七年进士题名碑录”，页1/1。
(50)(清)钱维城《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第四册，“乾隆四十五年进士题名碑录”，页2/2。
(52)(清)钱维城《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第四册，“乾隆四十六年进士题名碑录”，页2/2。
(54)(清)钱维城《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第七册“咸丰九年进士题名碑录”，页1/1、页3/1。
(55)《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页2579、页2583。
(59)《碑录》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除二甲进士较《引得》、《索引》多出了“康有为”外，三甲进士中还多出了“谢远涵”、“沈同芳”和“顾祖彭”三人。据考他们原本是光绪二十年甲午恩科的进士，光绪二十一年补庶吉士“朝考”。《碑录》、《引得》、《索引》光绪二十年进士名单中均已经记载了他们的名字。《碑录》“光绪二十一年进士题名碑录”再次记载此三人，实际上是掺进了“补朝考”的记载体例，但全书中此种记载仅此一处。
(60)赵尔巽《清史稿》卷一百七“选举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页3147。
(61)清代制度化的“钦赐进士”有将会试未中式举人“钦赐为进士并赐一体殿试”和“年老举人给衔”两种。前者参加了殿试并列入了各甲名单，是正式进士；后者是参加了会试但未中式，因达到规定的年龄，被恩赐虚衔，属于名誉进士。
(62)席裕福、沈师徐《皇朝政典类纂》卷二百“选举十·文科·明通榜”：“(乾隆)二年议准，此次会试之后，遵照雍正五年之例，拣选下第举人文理明通者，大省四十人，中省三十人，小省二十人，引见钦定，令回本省以学正、教谕即用。”(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九十辑第892册，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国六十五年(1974)影印本。页3376。)明通榜进士均从“下第举人”中挑选，与通过了会试、殿试考试的进士有较大区别。
(63)席裕福、沈师徐《皇朝政典类纂》卷二百“选举十·文科·中正榜”：“乾隆二十六年……议准学正额设四缺，学录额设二缺，从前系九卿保举，引见补用。嗣经奏准照中书之例，请旨考取记名，以次补用。是考取补用均与中书一例。今中书既于会试落卷内取录，则学正、学录自应一体办理，以省另考之烦，兼可杜揣摩字迹之弊。”中正榜进士从会试落卷内挑选，自然也不算进士。
(64)据(清)俞樾《同治上海县志》卷十五《选举表上·科第·国朝进士》：“雍正五年丁未科彭启丰榜：叶滋，复姓王，名叶滋，字槐青，并见钦赐科第表。”(清同治九年(1870)刻本，页43。)同卷《选举表上·科第·钦赐进士》：“雍正五年丁未科，王叶滋，丁未进士，未廷试，钦赐二甲第十名，特授常德府知府。”(同上，页51。)《清史稿》有其传：“王叶滋，字槐青，江南华亭人。弱冠，补诸生。浙江巡抚朱轼辟佐幕，器其才。雍正元年，重开明史馆，轼荐之，引见称旨，命入馆纂修。举顺天乡试。福敏督湖广，世宗命叶滋往赞其幕。五年，应礼部试甫毕，上召见，问湖广吏治、民生利弊，奏对甚悉，趣驰传还湖广。榜发中式，未与殿试，赐二甲进士，即授常德知府。”(赵尔巽《清史稿》卷三○○“王叶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页10438。)王叶滋因为才干出众，得到雍正皇帝及大学士朱轼等人的亲睐，因此不必殿试就能成为进士。不过《清史稿》将王叶滋的籍贯误作“江南华亭”。其他明清进士类书则刊载了他的原名“叶滋”，如《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雍正五年进士题名碑录：“叶滋，江南松江府上海县人。”(台北：华文书局，1969年版。页1821。)
(65)据《大清世宗宪(雍正)皇帝实录》卷二十五“雍正二年十月(庚寅)”：“钦赐举人张泰基为进士。”(台北：华文书局影印本，出版年未详。页382。)又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卷三十六《人物·文学二·太仓州》：“张泰基，字大复，明尚书辅元孙。……康熙四十六年南巡献诗称旨。雍正元年顺天乡试举人，明年会试不第，赐进士，改庶吉士，已六十六矣。三年，出知景州，值岁饥，勤赈济，莅任百余日，以事落职归。”(清嘉庆五年(1800)刻本。页14。)雍正二年举行传胪的时间是十月“乙亥”，比张泰基被“钦赐”为进士的“庚寅”早了15天，这说明张泰基没有参加传胪前的殿试，否则就没有必要特别再钦赐他为进士了。各种进士类书均将张泰基附录在该科进士名单的最后，而没有归入各甲之中。如《引得》：“钦赐进士一名(碑未载)：张泰基，江南太仓州”。(北平：哈佛燕京学社，1941年版。页70。)
(66)据(清)文庆、李宗昉《钦定国子监志》卷六十二“金石志十·进士题名碑”载，国子监清代进士题名碑，包括文科进士与翻译科进士两种。翻译科进士共4碑，文科进士共114碑，其中顺治九年、十二年两科满、汉分榜，各自建碑。(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页1106。)不过据《钦定国子监则例》载，清代翻译科进士题名碑应该是5通：“翻译进士题名碑，顺治九年，十二年、乾隆四年、十年、十三年共五通。”(清国子监纂《钦定国子监则例》，卷三二“典籍厅·经理上”，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四十九辑第489册，台北：文海出版社，据清道光四年(1824)刻本影印。页748。)
(67)侯建华《中国进士题名碑刻住进玻璃房》，《石材》，2004年第1期。
(68)(清)钱维城《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第五册，“嘉庆十九年进士题名碑录”，页6/2。
(69)(清)江召棠、魏元旷《光绪南昌县志》，南京，上海，成都：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0年据江西省图书馆1962年铅印本影印。页556。
(70)(清)徐桐《光绪乙未科登科录》第二甲第46名进士：“康有为，贯广东广州府南海县，民籍，荫生。曾祖健昌，祖赞修，父达初。癸已科乡试第八名，乙未科会试第五名。”(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页13。)
(72)《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题识》，页1383。
(73)据(清)钱维城《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题识》：“乾隆十年乙丑例应续刻本科进士姓名、籍贯，敬录雍正二年世宗宪皇帝上谕一道，冠之简端。其康熙己未、乾隆丙辰两科鸿博姓氏亦依次补刊。又得《明贡举考》于钱塘王君荪芸，自洪武乙丑、戊辰、辛未、甲戌、丁丑，建文庚辰，永乐甲申、丙戌、甲辰凡九科皆旧碑所无也，悉为编入，而有明之甲榜始全。”(清光绪十六年本，福建省图书馆藏。第一册，“题识”，页3/1。)这段话说明，这次续刻增入了博学宏词科的名单，确实改变了原来的刊印体例；并且也说明该书虽然书名是“题名碑录”，但所载明代进士并非全部录自进士题名碑，也有从《明贡举考》中抄来的。不过，“题识”说此次续刻补刊了康熙己未和乾隆丙辰两科鸿博姓氏，但笔者所见的三种“初集”中均仅见康熙十八年己未科鸿博的名单，而没有乾隆元年丙辰的名单。是否原来的印本中有而后来的印本脱去了则不得而知。
(74)据房兆楹、杜联喆《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书首序文载：“客秋平中文奎堂书肆寄来《历科进士题名录》一部，至同治七年止，而国会图书馆藏则至同治十年止。联喆与余亟以二本互校，并以国子监进士题名碑拓片及齿录、方志诸书校补，增同治朝一科，光绪朝十三科。”
(75)《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第十三册，“光绪三年进士题名碑录”，页3/2；(清)钱维城《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第七册，“光绪三年进士题名碑录”，页3/2；《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页2714。关于台湾进士研究最具力度的是汪毅夫《地域历史人群研究：台湾进士》一文，载《东南学术》，2003年第3期。该文没有提到“黄裳华”。据陈衍《民国福建通志·选举志卷十·清进士十一》中也没有发现“黄裳华”的姓名。(民国27年(1938)刻本。页12/1。)不过，这还不足以否定黄裳华的进士身份。“王清绶”的情况与“黄裳华”相同。
(76)《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第十三册，“光绪六年进士题名碑录”，清光绪六年(1880)本，浙江大学图书馆藏。页8/2；(清)钱维城《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第七册，“光绪六年进士题名碑录”，页8/2；《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页2742。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6年04期
【原文出处】《清史研究》(京)2005年4期第63～77页
【英文标题】Textual Research on the Total Number of Civilian Jinshi in the Qing Dynasty
【作者简介】毛晓阳(1974- )，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所博士生，杭州 310028；
金甦(1977- )，女，闽江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福州 330011
| 【内容提要】 | 有关清代文进士的总人数，至今没有统一答案。《清史稿》、《清实录》、《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钦定科场条例》、《续增科场条例》、《钦定国子监志》、《国朝贡举年表》、《听雨丛谈》等七种文献中只记载了清代历科进士的人数，而且相互之间多不一致。《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是四种专门记载明清及清代进士的人物名录和人名索引工具书，它们既提供了清代历科进士的人数，也详细刊载了每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和甲次。经过详细对校，发现《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中的记载相对可信，据其统计清代文进士的总人数也最可行。清代文进士的总人数是26849人。 How many civilian jinshi, successful candidates in the highest imperial examination, were there in the Qing Dynasty? Until now we have not had a consistent answer. Major historical works, such as the Qing Shigao, Qing Shilu, Qingchao Wenxian Tongkao, and others, all provide different numbers. Other checklists and indexes of jinshi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however, provide not only the number of jinshi passing each examination, but also the name, native place and the ranking of every jinshi. The author has found that the record in Ming Qing Like Jinshi Timing Beilu is more credible also practicable source for the total number of jinshi. Based on careful analysis and textual research, the author found a total of 26, 849 jinshi in the Qing Dynasty. |
【关 键 词】清代/文进士/26849人
进士有各种不同种类。历代有文进士、武进士；唐宋有诗赋进士、经义进士；清代有翻译进士，清末有经济特科进士，废除科举后还有法科、农科、医科、工科等游学毕业进士。本文所讨论的清代进士，仅指科举被废除以前的文进士而言。他们的数量究竟有多少？对此问题，学界已有多人作过解答。为简洁明瞭起见，本文谨将相关论著及其数据列成表1。①
表1 学界清代进士人数统计数字举例
作者 统计数字 论著篇名 各人统计所据文献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 《光绪钦定科场条例》；《钦定大清会典事 张仲礼 26747 作用的研究》，②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例》；《清德宗实录》；《增校清朝进士题名 1991年版。158-162页 碑录》 《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 《清会典》和《清朝续文献通考》 商衍鎏 26391 版。153页 《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年 张希清 26888 版。179-190页③ 未作说明 《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④ 缪进鸿《中国东南地区人 何炳棣 26747 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 《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 年版。216-221页 吴建华 26847 《科举制下进士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苏州大 《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明 学学报》，1994年第1期 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 《清代四川进士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中国历史 陈国生等 26391 地理论丛》，1994年第2期 《大清会典》、《清朝续文献通考》 范金民 26815 《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 (含“鸿博”) 《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 沈登苗 26747 《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冬之卷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 《论明清时期江西进士的数量变化与地区分布》， 谢宏维 26846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 |
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学者们用以统计清代文进士的文献的种类并不多，加起来只有8种，照理说各人的统计结果应该不会有太大差别；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这些数字中，最多的是张希清的26888人，其次是吴建华的26847人，再次是谢宏维的26846人，再次是范金民的26815人，他的数字中还包括了清代2次博学鸿词科的人数；⑤ 接下来是张仲礼、何炳棣和沈登苗的26747人，最少的数字是商衍鎏和陈国生的26391人。数字之间最大的差距达497人。
仔细分析各人的研究数据还颇为有趣。有些人根据同一文献的记载，却得到了不同的统计数字。如吴建华、范金民、沈登苗都是利用《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以下简称《索引》)进行统计，结果却相差甚远。有些人根据不同文献的记载，反而得到了相同的统计数字。如张仲礼、何炳棣、沈登苗分别根据《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以下简称《引得》)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进行统计，结果却都是26747人。
这些学者的研究数字究竟谁的最可信？我们很难进行决断。统计数字不像论断说理，只要言之成理，自圆其说，几种解释可以互见互存；也不像多项选择题，可以有多个答案。它们是单项选择题，只能有一个答案。因此，清代文进士总数统计这一问题尚有深究的必要。
一
回答有关清代历史的问题，我们自然会想到《清史稿》。《清史稿》有关各科进士人数的记载，散处于清代历朝帝王的本纪中。
《清史稿》记载清代各科进士人数的体例比较单一，一般都只包括状元姓名和该科进士人数。比如康熙二十七年(1688)戊辰科，“(三月)壬寅，赐沈廷文等一百四十六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⑥、乾隆二十八年(1763)癸未科，“(四月)壬子，赐秦大成等一百八十八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⑦、光绪九年(1883)癸未科，“(四月)乙亥，赐陈冕等三百八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⑧。
综观《清史稿》对历科文进士人数的记载，我们发现其中存在两个问题。
首先是记载不全。清代共举行了112科殿试，而《清史稿》仅记载了其中104科的进士人数。进士人数被缺载的科年共8科，其中顺治朝7科，即三年丙戌、四年丁亥、六年己丑、九年壬辰、十二年乙未、十五年戊戌、十六年己亥；道光朝1科，三十年庚戌。这些科年，《清史稿》仅记载了状元的姓名。如顺治三年(1646)丙戌科：“(顺治三年三月)乙丑，赐傅以渐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⑨
其次是记载数字不准确。经过与其他文献进行对校，我们发现《清史稿》记载的准确率是很低的，在其所载104科进士人数中，记载不准确的有27科。尤其是康熙年间的21科中，记载不准确的竟然有11科，准确率不到50％。康熙二十四年(1685)乙丑科、五十二年(1713)癸巳恩科、嘉庆元年(1796)丙辰科所记载的数字都仅是第三甲进士的人数，乾隆十七年(1752)壬申恩科的数字则更比该科第三甲进士的人数还要少。《清史稿》所载的104科进士数字的总数是23748人，与实际进士人数的总数相差了3101人。就算补齐书中缺载的8科进士人数，相差数额也仍然有208人。
表2 《清史稿》记载有误各科一览表
科 次 正确人数⑩ 清史稿人数 相差人数 所在清史稿页码 顺治三年丙戌 373 未载 -373 页101 顺治四年丁亥 298 未载 -298 页106 顺治六年己丑 395 未载 -395 页115 顺治九年壬辰(汉) 397 未载 -397 页128 顺治九年壬辰(满) 50 未载 -50 页128 顺治十二年乙未(汉) 399 未载 -399 页141 顺治十二年乙未(满) 50 未载 -50 页141 顺治十五年戊戌 343 未载 -343 页151 顺治十六年己亥 376 未载 -376 页156 康熙三年甲辰 200 199 -1 页170 康熙六年丁未 155 150 -5 页174 康熙九年庚戌 299 292 -7 页179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 179 176 -3 页211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 164 121 -43 页217 康熙三十年辛未 157 148 -9 页231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 305 301 -4 页253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 166 163 -3 页262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 290 289 -1 页269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 196 143 -53 页285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 165 171 +6 页294 雍正二年甲辰 300 299 -1 页313 乾隆元年丙辰 344 334 -10 页349 乾隆十年乙丑 313 333 +20 页383 乾隆十七年壬申 231 141 -90 页416 乾隆十九年甲戌 241 233 -8 页422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 170 169 -1 页519 嘉庆元年丙辰 144 101 -43 页568 道光十五年乙未 272 276 +4 页665 道光三十年庚戌 212 缺载 -212 咸丰十年庚申 189 183 -6 页759 光绪六年庚辰 330 333 +3 页866 |
续表
科 次 正确人数 清史稿人数 相差人数 所在清史稿页码 光绪十二年丙戌 319 339 +20 页886 光绪十五年己丑 296 331 +35 页894 光绪十六年庚寅 326 336 +10 页897 光绪二十年甲午 314 311 -3 页905-906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 293 282 -11 页913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346 342 -4 页922 共计35科 -3101 |
二
《清实录》中清代各科进士人数的数字，也是分散在历朝实录的相应年份的记载里。(11) 其记载各科进士人数的体例有两次变化，从而形成了三种体例。
第一种体例是直接叙述“传胪谢恩”时被钦赐的进士人数。这种记载体例，存在于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实录中。例如：顺治六年(1649)己丑科，“甲辰，赐殿试贡士刘子壮等三百九十五名进士及第出身有差”(12)；康熙三十九年(1700)庚辰科，“丙辰，上御太和殿传胪，赐殿试贡士汪绎等三百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13)；雍正十一年(1733)癸丑科，“癸丑，上御太和殿传胪，赐殿试贡士陈倓等三百二十八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14)。
第二种体例是分别叙述殿试一、二、三甲进士的人数。这种体例，存在于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朝实录中。例如：乾隆十六年(1751)辛未科，“辛亥，上御太和殿传胪，赐一甲吴鸿、饶学曙、周沣三人进士及第，二甲沈栻等七十人进士出身，三甲印宪曾等一百七十人同进士出身”(15)、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科，“乙酉，上御太和殿传胪，赐一甲李承霖、冯桂芬、张百揆三人进士及第，二甲殷寿彭等八十七人进士出身，三甲何其仁等九十人同进士出身”(16)、同治七年(1868)戊辰科，“癸卯，上御太和殿传胪，赐一甲洪钧、黄自元、王文在三人进士及第，二甲许有麟等一百二十七人进士出身，三甲郑贤坊等一百四十人同进士出身。”(17)
第三种体例是在第二种体例的基础上，增加分别赐一甲三人为修撰、编修的内容。这种体例，存在于光绪实录中。例如：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恩科，“甲子，上御太和殿传胪，授一甲三人吴鲁为翰林院修撰，文廷式、吴荫培为编修，赐进士及第，二甲萧大猷等一百三十六人赐进士出身，三甲王肇敏等一百八十七人赐同进士出身。”(18)
从乾隆朝实录开始，《清实录》记载每科进士人数的数字从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实录的一个变成了两个，即先叙述参加殿试的贡士人数，再叙述“传胪”钦赐甲第的进士人数。如乾隆元年(1736)丙辰恩科，“(丙寅)策试天下贡士赵青藜等三百四十四人于太和殿前……己巳，赐一甲金德瑛、黄孙懋、秦蕙田三人进士及第，二甲蔡新等九十人进士出身，三甲兴泰等二百五十一人同进士出身。”(19) 这两个数字，前者是参加殿试的贡士的人数，后者是传胪时确定已中进士的人数。一般认为，清代“殿试例不黜落”，因此殿试人数和传胪人数本该是一致的。但是从《清实录》的记载所反映的情况却并非如此。从乾隆元年到光绪三十年共经88科殿试，实录中两种数字不一致的科次有23科，所占比例超过了四分之一。如乾隆七年(1742)壬戌科，“(庚寅)策试天下贡士金甡等三百十三人于太和殿前……甲午，上御太和殿传胪，赐一甲金甡、杨述曾、汤大绅三人进士及第，二甲张进等九十人进士出身，三甲卓道异等二百三十人同进士出身。”(20) 该科传胪进士人数就比殿试贡士人数多了10人。(21)
从嘉庆朝实录开始，记载每科进士人数的数字较乾隆朝实录又多了一个，这就是会试“分省中额”。我们都知道，明代和清前期是按北、中、南卷分区域实行进士录取的，而从康熙五十二年(1713)以后则实行分省取中。不过这只是制度上的规定，具体如何分省则只能执行于会试录取的环节。据光绪十二年(1886)清礼部衙门编纂的《钦定科场条例》：
康熙五十一年奉上谕，近见直隶、各省考取进士额数，或一省偏多，一省偏少，皆因南北卷中未经分别省分，故取中人数不均。今文教广敷，士子俱鼓励勤学，各省赴试之人倍多于昔。贫士自远方跋涉赴试至京，每限于额，多致遗漏。朕深为轸念。自今以后，考取进士额数不必预定。俟天下会试之人齐集京师，著该部将各省应试到部举人实数，及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应考人数，一并查明，预行奏闻。朕计省之大小，人之多寡，按省酌定取中额数。考取之时，就本省卷内择其佳者，照所定之额取中。如此则偏多偏少之弊可除，而学优真才不致遗漏矣。(22)
也就是说，所谓“分省取中”只是确定了进士录取的分省录取原则，具体录取人数则由皇帝在每科会试时临时钦定，其根据则是礼部上报的各省实际进入会试考场的举人人数。《钦定科场条例》卷二十二“乡会试中额·会试中额(附历科总额)”中记载了清代历科会试的录取人数，其中对“分省中额”的记载就是从康熙五十二年癸巳恩科开始的。(23)
在《清实录》里，同类的记载并非始于康熙朝实录，而是始于嘉庆朝实录，并被此后的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实录所取式。如道光二年壬午恩科，“礼部以会试中额请，得旨，满洲取中九名，蒙古取中三名，汉军取中五名，直隶取中二十二名，奉天取中二名，山东取中十八名，山西取中十名，河南取中十名，陕甘取中八名，江苏取中十八名，安徽取中十四名，浙江取中二十一名，江西取中十七名，湖北取中十名，湖南取中八名，福建取中十一名，广东取中九名，广西取中五名，四川取中六名，贵州取中八名，云南取中九名。”(24)“分省中额”只是会试预备录取人数，它们和会试后实际取中贡士的人数、参加殿试的贡士人数，以及最终传胪钦赐进士的人数都可能存在差距。
多方查校之余，我们发现《清实录》的记载也不是完全可靠。《清实录》存在的问题与《清史稿》有相同之处。
第一，《清实录》的记载同样不全。虽然不像《清史稿》缺载了8科进士人数，但《清实录》却也缺载了顺治十六年(1659)己亥科的进士人数。
第二，《清实录》记载的准确率比《清史稿》要高，但依然有记载不准确的科次。除了顺治十六年没有相关数字，《清实录》记载了清代111科的进士人数，其中与实际人数不符的有19科；所载111科进士人数的总数为26494人，与实际进士人数的总数相差了355人。如果补入被它缺载的顺治十六年的进士人数(376人)，则比实际进士人数的总数多出了21人。
表3 《清实录》记载有误各科一览表
科次 正确人数 清实录人数 相差人数 所在清实录页码 顺治三年丙戌 373 400 +27 顺治实录，页294 顺治四年丁亥 298 300 +2 顺治实录，页365 顺治十二年乙未 399 499 +100 顺治实录，页508 顺治十六年己亥 376 未载 -376 顺治实录，页1522 康熙三年甲辰 200 199 -1 康熙实录，页68 康熙九年庚戌 299 292 -7 康熙实录，页461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 179 176 -3 康熙实录，页1390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 164 121 -43 康熙实录，页1608 康熙三十年辛未 157 148 -9 康熙实录，页2033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 305 301 -4 康熙实录，页2660 |
续表
科次 正确人数 清实录人数 相差人数 所在清实录页码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 166 163 -3 康熙实录，页2844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 290 289 -1 康熙实录，页3008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 196 143 -53 康熙实录，页3426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 165 171 +6 康熙实录，页3718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 170 169 -1 乾隆实录，页16514 咸丰十年庚申 189 183 -6 咸丰实录，页5082 光绪十五年己丑 296 331 +35 光绪实录，页2474 光绪二十年甲午 314 311 -3 光绪实录，页3024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 293 282 -11 光绪实录，页3324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346 342 -4 光绪实录，页3815 共20科 -355 |
与《清史稿》一样，《清实录》也没有被学者们用来统计清代文进士的人数，除了它的记载相对分散，记载数字不准确也应该是一个主要原因。经过认真对校，我们发现这两种文献中记载进士人数不准确的科次的重合率很高，达到了16科。我们认为，除了顺治年间的4科，《清史稿》从《清实录》中继承了其他16科进士人数的记载错误。
三
清代“十通”中，《清朝文献通考》和《清朝续文献通考》有对历科进士人数的专门记载。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献通考》载历科进士人数系于卷五十二《选举六·登科总目》，所载科次为顺治三年(1646)丙戌科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甲辰科。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载历科进士人数系于卷八十七《选举四·登科总目》，所载科次为乾隆五十二年(1787)丁未科到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科。两书合在一起正好提供了完整的清代112科进士的人数。
两部通考记载清代历科进士人数的体例是统一的，即先叙述该科会元及参加殿试的人数，然后叙述该科状元。例如《清朝文献通考》：“(顺治)十六年九月，廷试朱锦等三百七十六人，赐徐元文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25)；“(康熙)四十五年三月，廷试尚居易等二百九十人，赐王云锦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26)。《清朝续文献通考》：“(乾隆)六十年乙卯恩科，廷试王以铻等一百十人，赐王以衔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27)；“(嘉庆)二十五年庚辰科，廷试陈继昌等二百四十六人，赐陈继昌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28)；“(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廷试谭延闿等二百七十三人，赐刘春霖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29)。“清通考”选择的这种记载体例，不反映参加殿试(即“廷试”)的人数和钦赐进士的人数之间的差别，这是建立在“殿试例不黜落”这一认识的基础上的。“清通考”与《清实录》关于清代进士人数记载的最大差别也正在于此。
“清通考”记载清代历科进士人数归类集中、体例统一、记载完整，是我们所查阅的相关文献中最方便的统计底本。但是，经过对校，我们发现“清通考”的数据也存在着准确率的问题。两部“通考”提供了清代全部112科的进士人数，其中数字不准确的有17科；所载各科进士人数的总数为26932人，较实际进士人数的总数多了83人。
表4 《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载有误各科一览表
科次 正确人数 清通考人数 相差人数 所在页码 顺治六年己丑 395 295 -100 清通考页5348上 顺治十二年乙未 399 449 +50 清通考页5348上、中 |
续表
科次 正确人数 清通考人数 相差人数 所在页码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 177 277 +100 清通考页5349上 雍正二年甲辰 300 299 -1 清通考页5349中 乾隆七年壬戌 323 313 -10 清通考页5349中、下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 155 157 +2 清通考页5350上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 170 169 -1 清通考页5350中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 112 102 -10 清通考页5350中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 137 141 +4 清续通考页8464上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 98 108 +10 清续通考页8464上 乾隆六十年乙卯 111 110 -1 清续通考页8464上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 224 225 +1 清续通考页8464下 咸丰三年癸丑 222 213 -9 清续通考页8465上 咸丰九年己未 180 239 +59 清续通考页8465上 同治十三年甲戌 337 338 +1 清续通考页8465下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 293 279 -14 清续通考页8465下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346 348 +2 清续通考页8466上 共17科 +83 |
通过对校各种文献，我们发现，“清通考”记载历科进士人数所犯错误可能是继承自《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以下简称《初集》)谨举例以说明：
1. 康熙五十一年(1712)壬辰科。《清朝文献通考》载为277人。据《初集》“康熙五十一年进士题名碑录”载有“赐进士出身第二甲五十名”、“赐同进士出身第三甲二百二十四名”(30)，合计三甲正好277人。然而细数第三甲的人名，则仅有124人，该科进士实际人数是177人。“清通考”应该是采用了《初集》的标题项人数，而没有它发现与实际人名数量的差别。
2. 雍正二年(1724)甲辰科。据《初集》“雍正二年进士题名碑录”载有“赐进士出身第二甲八十一名”、“赐同进士出身第三甲二百一十五名”(31)，合计该科三甲进士共有299人。这正好是《清朝文献通考》里所载的人数。然查《初集》该科三甲进士末尾，附载有“钦赐进士一名：张泰基，江南苏州府太仓州人”(32)。查《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为使行文简略，下文即以它们书名的最后两字作为它们的简称)所载与《初集》同(33)。则该科全部进士人数应该是300人。
3. 乾隆七年(1742)壬戌科。《清朝文献通考》载为313人。据《初集》“乾隆七年进士题名碑录”载有“赐进士出身第二甲八十名”(34)，然细数却有90位进士的人名，该科进士人数应该是323人。
4. 乾隆四十六年(1781)辛丑科。《清朝文献通考》载为169人。据《初集》“乾隆四十六年进士题名碑录”载有“赐同进士出身第三甲一百十名”(35)，然细数则有111名，该科实际进士人数应该是170人。
5. 咸丰九年(1859)己未科。《清朝续文献通考》载为239人。据《初集》“咸丰九年进士题名碑录”载有“赐进士出身一百八名”，“赐同进士出身一百二十八名”(36)，合计三甲进士人数正好239人。但细数之下，该科第二甲、第三甲进士分别仅有86名和91名，则实际人数应该是180人。
6. 同治十三年(1874)甲戌科。《清朝续文献通考》载为338人。据《初集》，同治十三年进士题名碑录载有“赐同进士出身第三甲二百三名”(37)，据标题合计该科人数为338人。然细数第三甲，则仅有202名。该科实际进士人数应该是337人。
我们发现，本文统计“清通考”清代历科进士人数的总数(26932人)和同样利用“清通考”进行统计的其他学者如商衍鎏(26391人)、吴建华(26847人)、陈国生(26391人)等人的统计结果有较大差别。商衍鎏和陈国生都是以《清会典》和《清朝续文献通考》作为统计底本的；吴建华用的统计底本除“通考”外则还有《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
四
除了以上三种文献，其他记载了清代历科进士人数的文献还有好几种，如商衍鎏、陈国生用过的《清会典》。有4种上述学者们都很少提到的清代史料，也记载了清代历科进士人数。
第一种是《钦定科场条例》，张仲礼的相关统计曾予利用。该书属政府主持编纂的制度大典，光绪十二年(1886)清礼部纂辑并刻印，共60卷。其中的第二十二卷《乡会试中额·会试中额》集中记载了清代自顺治三年至光绪十二年的会试录取人数；从康熙五十二年(1713)开始则先叙述录取总人数，再叙述“分省中额”。光绪二十八年(1902)续刻，称为《续增科场条例》，共6册，不分卷，收入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四十九辑。编纂体例从原来的分类叙述改为直接系于年、月、日下按时间顺序进行叙述，有关光绪十五年、十六年、十八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四年各科会试录取人数的记载也散处于该影印本的第481-486册中。
“科场条例”所载的是会试录取人数，“分省中额”更是会试预备录取人数，在实际录取时还会有所调整与变化；会试中式的部分贡士可能因丁忧、受罚、患病甚至去世而不参加殿试；以前未经殿试的贡士也可能在此科补应殿试；虽然“例不黜落”，但一些特殊原因也可能使部分参加了殿试的贡士不能被钦赐进士，因此“传胪谢恩”时被赐“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的总人数也就可能和前面的数字尤其是和“科场条例”的记载数字有所不同。经过查对，我们发现“科场条例”所记载的110科会试的录取人数中，超过实际进士人数的有40科，少于实际进士人数的有63科，两种数字相同的只有7科。另外，两种数字相差在5人以内的有44科，差距在20人以内的有9科。(38) 据统计，《钦定科场条例》及《续增科场条例》所载清代110科会试录取人数的总数是25981人。
第二种是《钦定国子监志》。清代“国子监志”有多种印本，主要的有乾隆本(收入《四库全书》)、道光本和光绪本。1998年郭亚南等据各种手抄本、刻本点校排版并于2000年由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命名为《钦定国子监志》，题其作者为“文庆、李宗昉”，即一仍道光本所题。该书第六十二卷《金石志十·进士题名碑》刊载了清顺治三年至道光十三年共79科殿试所取进士的人数，(39) 据统计共计18236人。这79科进士人数，与实际进士人数不同的有2科，即顺治十六年(377人，实际人数376人)和雍正二年(299人，实际人数300人)。
第三种是福格《听雨丛谈》，属于私人笔记。该书卷九《乡会试掌故一》与卷十《乡会试掌故二》主要记载顺天乡试及各科会试掌故，内容涉及主考官、中式人数及会元、状元等三鼎甲状况。记载年份始于顺治二年(1645)乙酉科乡试，迄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科会试。所载85科会试中，缺载进士人数的有16科，其它69科进士的总数为16220人。经过对校，我们发现这69科进士人数只有18科与实际人数是相同的。
第四种是佚名《国朝贡举年表》，该书共三卷。其中第二卷和第三卷主要记载清代历科乡会试的主考官、考试题目，会试会元、殿试一甲三人、乡试解元的姓名。其记载内容始于清顺治二年乡试，迄于光绪十八年会试。但所载清代历科进士人数则仅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丁未科，其间乾隆三十一年(1766)丙戌科则缺载了相应的数字。全书实际记载了清代86科殿试的进士人数，其中数字准确的仅36科，合计所载进士共19886人。
五
以上我们用来统计清代文进士总数的七种文献，它们虽然各自的记载并不一致，但却有一个共同的地方，也就是它们都只提供了历科殿试录取进士的数字，而没有提供和这些数字相对应的每名进士的姓名、籍贯与甲次。
为此，我们查阅了4种既提供了历科进士人数，又详细刊载了每名进士姓名、籍贯和甲次的专门的进士名录及进士人名索引工具书，这就是《初集》、《碑录》、《引得》和《索引》。
《初集》是清代专门刊载明清历科进士姓名、籍贯的一种“进士题名碑录”合集，它最早由国子监祭酒李周望刻印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当时全称为《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明洪武至崇祯各科附》，此后历经续刻，形成了很多种印本，甚至还出现了盗刻本。本文所用的是清光绪十六年(1890)的印本，所载清代进士迄于光绪十六年庚寅恩科，该书现藏福建省图书馆。
《碑录》台湾华文书局1969年版，系清光绪三十年(1904)本“初集”的影印本，实质上是一部完整刊载了明清两朝全部201科进士题名碑录的“初集”，其底本原藏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图书馆。
《引得》系房兆楹、杜联喆夫妇编纂，1941年由北平哈佛燕京学社作为“引得特刊第十九号”出版。该书底稿完成于美国，是房氏伉俪旅美期间整理国故的成果。
《索引》乃朱保炯、谢沛霖编纂，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据我们参考学界其他研究者的论文所见，多注为1980年版。我们所用的《索引》，版权页说明为1979年出版，1998年第二次印刷。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中还有该书的一种影印本。
《初集》和《碑录》的每科进士题名碑录都分一、二、三甲，在每甲进士名单的前面都冠以“赐进士及第第一甲三名”、“赐进士出身第二甲□□名”、“赐同进士出身第三甲□□名”的标题。根据这些标题，并细查各甲所载进士人名的数量，我们可以得到每科进士的人数。《引得》和《索引》是根据某种印本的“初集”(40) 编纂的清代和明清进士索引工具书。两书都分为“人名索引”和“历科进士题名录”两部分。在“历科进士题名录”部分的每科进士名单中，依照“初集”的刊载方式，两书都在各甲进士名单前加上了揭示人数的标题。根据这些标题，我们也可以得到清代历科进士的人数。
我们将4种进士工具书所载清代历科进士人数制成“表5”，其他7种文献的相关数字也附于表中。表中各文献的书名均用简称。对这4种进士名录、索引，我们需要说明的有四点：1. 四书中一甲、二甲、三甲进士人数原本依次开列。由于第一甲人数例为3名，因此本文为免冗赘在表中略去；2. 表中《初集》、《碑录》栏中出现“/”的科次，“/”前为两书各甲标题项数据及数据之和，“/”后数字为实际刊载的进士姓名数；3. 表中“未殿试”栏，系对校《初集》与《碑录》后列出的。据考证，《初集》和《碑录》缺载了部分存在未殿试贡士的科年的贡士名单；(41) 4. 表中“科次”栏中加“*”者为恩科。(详见附表：清代文进士总数考订11种文献数据一览表)
表5 十一种文献记载清代文进士数据汇总简表
文献名称 数字 说明 《清史稿》 23365 缺载了顺治三年丙戌、四年丁亥、六年己丑、九年壬辰、十二年乙未、十五年戊戌、十六年己 亥，道光三十年庚戌共8科进士人数 《清实录》 26464 缺载了顺治十六年己亥科的进士人数 “清通考” 26932 无缺载 “科场条例” 25981 文献刊载内容迄于光绪二十八年，少了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三十年甲辰恩科的进士人数 《钦定国子监志》 18236 仅刊载了顺治三年丙戌科至道光十三年癸巳恩科共79科的进士人数 《听雨丛谈》 16220 所载85科中有16科进士人数缺载 《国朝贡举年表》 19886 仅刊载了顺治三年丙戌科至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共87科，其中乾隆三十一年丙戌科的进士人 数缺载 《初集》 24985 所载进士科次迄于光绪十六年庚寅恩科 《碑录》 26849 没有缺载 |
续表
文献名称 数字 说明 《引得》 26847 没有缺载 《索引》 26847 没有缺载 |
在制表的过程中，我们详细地对校了4种进士名录、索引，发现它们对清代历科进士人数的记载基本上是相同的。但精确比较之下，则又可以发现，《初集》与《碑录》的记载在刊载形式和刊载人数上都是相同的，(42) 而《引得》和《索引》的数字则普遍一致。这两套数据的差别共有12处，即存在于12科进士人数的记载中。其中因《初集》和《碑录》的标题项数字刊误而产生的差别有8科(43)：
1. 《初集》第一册，“顺治十二年进士题名碑录”汉榜载“赐同进士出身第三甲三百一十七名”(44)，然细数则有319名。《碑录》所载与《初集》同。(45)
2. 《初集》第二册，“康熙五十一年进士题名碑录”载“赐同进士出身第三甲二百二十四名”(46) 进士，然细数仅124名。《碑录》所载与《初集》同。(47)
3. 《初集》第三册，“乾隆七年进士题名碑录”载“赐进士出身第二甲八十名”(48)，然细数共90名。《碑录》所载与《初集》同。(49)
4. 《初集》第四册，“乾隆四十五年进士题名碑录”载“赐同进士出身第三甲一百三名”(50)，然细数仅101名。《碑录》所载与《初集》同。(51)
5. 《初集》第四册，“乾隆四十六年进士题名碑录”载“赐同进士出身第三甲一百十名”(52)，然细数则有111名。《碑录》所载与《初集》同。(53)
6. 《初集》第七册“咸丰九年进士题名碑录”载“赐进士出身第二甲一百八名”、“赐同进士出身第三甲一百二十八名”(54)，然细数则分别仅86名和91名。《碑录》所载与《初集》同。(55)
7. 《初集》第七册“同治十三年进士题名碑录”载“赐同进士出身第三甲二百三名”(56)，然细数仅202名。《碑录》所载与《初集》同。(57)
8. 《碑录》光绪二十四年进士题名碑录载“赐进士出身第二甲一百五十一名”(58)，然细数仅150名。
经按进士姓名逐一查对，4种进士名录、索引中这8科所载进士人名、人数完全一致。
另外4处差别则是在其它4科进士中各相差了1名进士，分别为：
1. 嘉庆十九年甲戌科。《初集》、《碑录》226人，《引得》、《索引》227人，相差的1名进士为“周昌期”。
2. 光绪三年丁丑科。《初集》、《碑录》329人，《引得》、《索引》328人，相差的1名进士为“黄裳华”。
3. 光绪六年庚辰科。《初集》、《碑录》330人，《引得》、《索引》329人，相差的1名进士为“王清绶”。
4.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碑录》293人，《引得》、《索引》292人，相差的1名进士为“康有为”。(59)
这样便形成了有关清代进士的两套数据：
1.根据《引得》和《索引》统计清代文进士的总数是26847人，其中一甲进士342人，二甲进士8970人，三甲进士17534人，另未入甲进士1人。
2.根据《初集》和《碑录》统计清代文进士的总人数则有两种。一是据各科标题项中的数字进行统计为27002人，其中一甲进士342人，二甲进士8985人，三甲进士17674人，另未入甲进士1人；二是据各科实际所载进士人名进行统计为26849人，其中一甲进士仍为342人，二甲进士8972人，三甲进士17534人，未入甲进士1人。我们认为，“26849”才是《碑录》——光绪三十年本“初集”所刊载的清代文进士的实际人数。
六
行文至此，我们事实上得到了有关清代文进士的9套数据，其中包括了清代全部112科进士人数的完整数据共3套，即“清通考”、《引得》与《索引》和《初集》与《碑录》。
表中《初集》和《碑录》的数字本质上属于同一套数据。要从这9套数据中选择最客观、最可信的一套，涉及到清代进士身份的判断标准问题。我们认为，这种标准不可能过于宽泛，但也不一定是唯一的。
判断清代进士身份的标准之一，是清代科举的制度规定。《清史稿·选举志》：“试举人于京师，曰会试，中式者为贡士。天子亲策于廷，曰殿试，名第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60) 也就是说，从制度上讲，必须是先通过了“会试”被录取为“贡士”，然后再参加“殿试”并在“传胪”时被“钦赐”为一、二、三甲中某一名次才能最终被称为“进士”。根据这一标准，只通过了会试而没有参加殿试的贡士就不是进士，博学宏词科也不是进士；钦赐进士不算进士，(61) 明通榜进士、(62) 中正榜进士(63) 也都不算进士。
当然，这种标准存在着操作上的极大困难。比如假设我们要断定清代开国状元傅以渐的进士身份，我们就要查阅他参加会试的记录即顺治三年的会试题名录，以及他参加殿试并在传胪时被钦赐第一甲第一名进士及第的记录即顺治三年的殿试登科录。依此类推，如果我们要判断所有清代进士的身份，就必须查阅清代全部112科的会试题名录和殿试登科录。这从存世文献的角度来讲就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就中国国家图书馆而言，所藏进士登科录也没有超过10种。
更何况在清代进士中还存在着不经过殿试就成了进士、甚至连会试也可以不通过就成了进士的特例进士。前者如雍正五年(1727)丁未科的“王叶滋”，他不但“未与殿试”就“考中”了第二甲10名进士，而且转官也大异常人；(64) 后者如雍正二年(1724)甲辰科的“张泰基”，他不但没有通过会试、没有参加殿试就成了进士，而且还成了只有成绩优秀的进士才能入选的庶吉士。(65) 在推行“人治”的清代，由皇帝突破制度规定而钦赐某些人为进士的特例应该不仅王叶滋和张泰基二人。
因此，以清代科举的制度规定作为进士身份的判断标准在断定单个人的进士身份时或许有用，但用以判断全部进士的进士身份却未必可行。
判断清代进士身份的标准之二，是专门的进士题名录的记载。在清代进士的研究资料中，进士登科录(包括考场中缮写本和礼部刊刻本两种)、进士题名碑、进士题名碑录和今人编纂的《引得》、《索引》是清代进士题名录的几种不同阶段的存在形式。
清代进士登科录存世很少，目前已经不可能根据进士登科录来统计清代文进士的总人数。而且，有些进士在登科录中未被记载，比如上面谈到的张泰基。
今藏北京孔庙(原清代国子监)的进士题名碑是根据进士登科录雕刻的。自清顺治三年(1646)丙戌科，到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科，清代112科殿试后共修建了114通进士题名碑。(66) 但是由于数百年的风雨侵蚀，除了清末的一些石碑尚能辨认，清前期修建的进士题名碑很多已经字迹漫漶。(67) 因此，要想通过进士题名碑来统计清代文进士的总数，尤其是考订某一个进士的姓名、籍贯或甲次，也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而且，我们发现进士题名碑有时候也会出错。有些碑上刻了不是进士的进士，有些进士却在碑上找不到名字。前者如嘉庆十九年(1814)甲戌科的“周昌期”，后者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科的“康有为”。
“周昌期”在嘉庆十九年的题名碑上被刻为最后一名进士，数下来是第三甲124名。但我们在几种印本的“初集”里都没有找到他，如福建省图书馆藏清光绪十六年(1890)本就是如此。(68) 题名碑上载周昌期是江西南昌人。据光绪《南昌县志》卷三十五“人物六·周昌祺、周春祺传”，“周昌期”本作“周昌祺”：“周昌祺，字诩之，一字春溪。……嘉庆十九年成进士。昌祺故工楷书，咸以高第期之，未及廷试而卒。”(69) 从传中强调周昌祺“工楷书”、人们“咸以高第期之”、但他却“未及廷试而卒”，我们推知他没有参加殿试就去世了，传中说他“成进士”只是民间对贡士的习惯性称呼。周昌祺有一个弟弟周春祺也在嘉庆十九年中了第二甲37名进士。“康有为”的名字在光绪二十一年进士题名碑上以及《引得》和《索引》里都没有刊载，但我们在光绪二十一年的进士登科录上找到了他，(70) 而《碑录》的记载则与登科录一致。(71)
《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是根据进士题名碑刊印的。大致从雍正八年(1730)开始，随着国子监进士题名碑的逐一修建，各种印本的“初集”也随即印行。(72) 因此从文献版本与文献保存的角度来说，“初集”反而比进士题名碑更能反映出每科进士的实际情况，因为进士题名碑在建成后可以被后人蓄意改动甚至重建而不为人所知，而“初集”被印行后如加涂改则必会留下蛛丝马迹。而且“初集”在刊印的时候并非完全照抄进士题名碑的内容，它往往添加了编纂者的订正或订补。比如上面谈到的“周昌期”便被“初集”排除在“嘉庆十九年进士题名碑录”之外；部分科次刊载了“未经殿试”贡士的名单，这也是题名碑上所没有的；尤其是乾隆十一年(1746)续刻时还增加了“博学宏词”的名单，(73) 更是打破了“初集”原有的只刊刻进士的体例。
《引得》和《索引》是根据“初集”编纂的，并且还参校了进士题名碑的拓片以及各种登科录和方志，本应该是统计清代文进士最理想的底本。但这两部进士人名索引却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它们对个别进士疏于考证，比如前面谈到的“周昌期”，“初集”已经将他排除在该科进士名单之外，《引得》和《索引》却据进士题名碑将其重新编入；二是它们所利用的“初集”的印本都不是足本，这导致它们漏编了某些题名碑上没有记载的进士。《引得》所用的“初集”是购自“北平文奎堂书肆”的同治七年本和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同治十年本；(74)《索引》没有说明自己所用“初集”是哪年的印本，但从它与《引得》一样都缺载了光绪三年“黄裳华”、六年“王清绶”和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3名进士来看，它所用的“初集”的印本当也不超过光绪三年。
关于“康有为”的进士身份，前文已有论及，此不赘言。“黄裳华”和“王清绶”在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光绪六年本“初集”、福建省图书馆藏光绪十六年本“初集”和《碑录》中的记载是一致的，前者被载为光绪三年丁丑科第二甲93名进士，“(补殿试)黄裳华，福建台湾府台湾县人”(75)；后者被载为光绪六年庚辰科第三甲174名进士，“(补殿试)王清绶，山西平定州孟县人”(76)。我们认为这3人均是进士，《引得》和《索引》应该补编他们的姓名。
判断清代进士身份的标准之三，也是最基础的标准，是必须先有进士的姓名。考订清代文进士总数固然是一种数字工作，但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数字所指的是哪些人，要判断他们是不是进士又从何谈起？从这一标准来看，《清史稿》、《清实录》、“清通考”等文献里的记载就都只能是尚待检验的数字。
因此，讨论完清代进士的判断标准问题后，我们认为在本文所查阅的十一种文献中，记载清代文进士最可信、用于人数统计最可行的一种文献是《国朝历科题名碑最初集》，或者说是根据足本的光绪三十年本“初集”影印出版的《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除了光绪二十一年误增的三名“补朝考”的光绪二十年进士谢远涵、沈同芳和顾祖彭，该书实际所刊载的进士总数是26849人。本文认为这个数字也是清代文进士的实际总人数。
注释：
①研究清代科举考试制度的其它专著如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谢青《中国考试制度史》、李世愉《清代科举制度考辨》、王炳照《中国科举制度研究》等都未见相关研究数据。
②据该书“导言”所署日期，其英文版初版当在1953年12月或稍后。
③按，张希清在《中国科举考试制度》一书的后面以附录的形式列出了自隋唐以来历代进士登科人数，其中清代进士的人数统计反映在“附录六：清代进士登科表”中。但该书每个附录都没有注明所据以列表的文献来源。刘海峰、李兵合著之《中国科举史》一书转引了张文的附录，其中附录一第九表“清代进士登科表”即全部转引自张著，同样没有注明文献来源。(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页472-480。)
④该文原为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第六章“科举和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别”，最初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
⑤“博学鸿词”科亦常写作“博学宏词”或“博学鸿儒”。清代曾两次开科，即康熙十八年己未科和乾隆元年丙辰科。乾隆元年因有部分应考者后期而至，因此乾隆二年又补试了一次，称为丁巳补试博学宏词。这三次考试共录取“鸿博”69人。据(清)李集《鹤徵录》及李富孙《鹤徵后录》载，这三次博学宏词考试所录取的69名鸿博中原本是进士的共有31人，其它38人均非进士。(罗琳《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二辑第23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据嘉庆漾蒹老屋藏版影印版。页555-759。)据查校，这31名进士“鸿博”在《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中已经被刊载于各自中进士的科年里。
⑥赵尔巽《清史稿》卷七“圣祖本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页224。
⑦赵尔巽《清史稿》卷十二“高宗本纪三”，页463。
⑧赵尔巽《清史稿》卷二十三“德宗本纪一”，页874。
⑨赵尔巽《清史稿》卷四“世祖本纪一”，页101。
⑩所谓“正确人数”，是本文经过了对校、考订之后所得出的数据，并非本来就有一套数据可供参考。后文“表2”、“表3”同此。
(11)本文所查《清实录》，为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清代每个帝王实录各自命名、分卷和编页。但每个本子里都找不到版权页，故其出版年未详。网上查国家图书馆所藏台湾华文书局的《清实录》的著录卡片，亦未说明出版年月。
(12)《大清世祖章(顺治)皇帝实录》卷四十三“顺治六年三月至四月”，台北：华文书局影印本。出版年未详，以下清各帝王实录版本同此。页508。
(13)《大清圣祖仁(康熙)皇帝实录》卷一百九十八“康熙三十九年三月至四月”，页2660。
(14)《大清世宗宪(雍正)皇帝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页1900-1901。
(15)《大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卷三百八十八“乾隆十六年五月上”，页5810。
(16)《大清宣宗成(道光)皇帝实录》卷三百三十三“道光二十年四月”，页5986。
(17)《大清穆宗毅(同治)皇帝实录》卷二百三十“同治七年四月下”，页5108。
(18)(24)《大清德宗景(光绪)皇帝实录》卷二百八十四“光绪十六年四月”，页2598，页584。
(19)《大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卷十六“乾隆元年四月上”，页447、页451。
(20)《大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卷一百六十四“乾隆七年四月上”，页2403、页2411。
(21)《清实录》中参加殿试贡士人数与传胪钦赐进士人数不一致的科年除乾隆七年壬戌科外还有22科，略为汇录如下：乾隆十七年壬申229/231、十九年甲戌243/241、二十八年癸未187/188、三十一年丙戌207/213、四十三年戊戌155/157、五十五年庚戌102/97、五十八年癸丑82/81、六十年乙卯114/111；嘉庆元年丙辰148/144、四年己未209/220、十年乙丑233/243；道光二年壬午223/222、十三年癸巳222/220、十八年戊戌183/194、道光三十年庚戌290/212；咸丰十年庚申190/183；同治七年戊辰271/270；光绪九年癸未311/308、十五年己丑296/331、十六年庚寅308/326、二十九年癸卯317/315、三十年甲辰274/273。
(22)(23)(清)礼部《钦定科场条例》卷二十二“乡会试中额”，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四十八辑第474(1)册，台北：文海出版社，据清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影印。页1599-1600，页1605-1647。
(25)(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献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页5348中。
(26)(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献通考》，页5349上。
(27)(28)(29)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页8464上，页8464下，页8466上。
(30)(清)钱维城《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第二册，清光绪十六年(1890)刻本，福建省图书馆藏。页92/1、页93/1。
(31)(32)(清)钱维城《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第三册，“雍正二年进士题名碑录”，页1/1、3/1，页8/2。
(33)《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台北：华文书局，1969年。页1820、房兆楹、杜联喆《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北平：哈佛燕京学社，1941年。页70、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页2695。有关张泰基的论述详见后文。
(34)(清)钱维城《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第三册，“乾隆七年壬戌科进士题名碑录”，页1/1。
(35)(清)钱维城《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第四册，“乾隆四十六年进士题名碑录”，页2/2。
(36)(清)钱维城《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第七册，“咸丰九年进士题名碑录”，页1/1、页3/1。
(37)(56)(清)钱维城《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第七册，同治十三年进士题名碑录，页4/2。
(38)这九科分别为：殿试传胪人数超过会试预备录取人数五科：顺治十六年超出26人、康熙三年超出50人、道光二十七年超出20人、咸丰六年超出25人、光绪二十一年超过46人；殿试传胪人数少于会试预备录取人数四科：顺治三年少27人、康熙二十一年少21人、乾隆二十五年少25人、道光二十四年少20人。
(39)(清)文庆、李宗昉《钦定国子监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据清光绪补刻本点校本。页1102-1109。
(40)据房兆楹自己在《引得》“叙例”和“序”中介绍，该书所用的“初集”有两种，一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同治十年本本，一是北平琉璃厂文奎堂书肆寄去的同治七年本。朱保炯和谢沛霖都没有谈过编纂《索引》所用的“初集”的印本。
(41)谨举两例：顺治九年会元“程可则”(广东南海人)、康熙四十五年“方苞”(安徽桐城人)，他们都没有补应殿试，最终都没有成为进士。这两科在《初集》和《碑录》中都没有列出“未殿试”贡士名单。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十余种清代会试登科录，其中包括了顺治、康熙年间共十科，其人数都超过了各相应科次的进士人数。这说明这十科会试录取的贡士中，有些人便未参加当年殿试。
(42)两书的差别只在于《初集》比《碑录》少刊载了光绪十八年到光绪三十年共6科进士题名碑录。
(43)这8科分别为顺治十二年乙未科、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科、乾隆七年壬戌科、四十五年庚子恩科、四十六年辛丑科、咸丰九年己未科、同治十三年甲戌科、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详细情况见附表中的脚注。
(44)(清)钱维城《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第一册，页45。
(45)(47)(49)(51)(53)(57)(58)(71)《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台北：华文书局，1969年据美国夏威夷大学藏清光绪三十年(1904)本《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影印。页1473，页1740，页1927，页2138，页2148，页2680，页2685，页2851。
(46)(清)钱维城《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第二册，页93-96。
(48)(清)钱维城《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第三册，“乾隆七年进士题名碑录”，页1/1。
(50)(清)钱维城《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第四册，“乾隆四十五年进士题名碑录”，页2/2。
(52)(清)钱维城《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第四册，“乾隆四十六年进士题名碑录”，页2/2。
(54)(清)钱维城《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第七册“咸丰九年进士题名碑录”，页1/1、页3/1。
(55)《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页2579、页2583。
(59)《碑录》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除二甲进士较《引得》、《索引》多出了“康有为”外，三甲进士中还多出了“谢远涵”、“沈同芳”和“顾祖彭”三人。据考他们原本是光绪二十年甲午恩科的进士，光绪二十一年补庶吉士“朝考”。《碑录》、《引得》、《索引》光绪二十年进士名单中均已经记载了他们的名字。《碑录》“光绪二十一年进士题名碑录”再次记载此三人，实际上是掺进了“补朝考”的记载体例，但全书中此种记载仅此一处。
(60)赵尔巽《清史稿》卷一百七“选举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页3147。
(61)清代制度化的“钦赐进士”有将会试未中式举人“钦赐为进士并赐一体殿试”和“年老举人给衔”两种。前者参加了殿试并列入了各甲名单，是正式进士；后者是参加了会试但未中式，因达到规定的年龄，被恩赐虚衔，属于名誉进士。
(62)席裕福、沈师徐《皇朝政典类纂》卷二百“选举十·文科·明通榜”：“(乾隆)二年议准，此次会试之后，遵照雍正五年之例，拣选下第举人文理明通者，大省四十人，中省三十人，小省二十人，引见钦定，令回本省以学正、教谕即用。”(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九十辑第892册，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国六十五年(1974)影印本。页3376。)明通榜进士均从“下第举人”中挑选，与通过了会试、殿试考试的进士有较大区别。
(63)席裕福、沈师徐《皇朝政典类纂》卷二百“选举十·文科·中正榜”：“乾隆二十六年……议准学正额设四缺，学录额设二缺，从前系九卿保举，引见补用。嗣经奏准照中书之例，请旨考取记名，以次补用。是考取补用均与中书一例。今中书既于会试落卷内取录，则学正、学录自应一体办理，以省另考之烦，兼可杜揣摩字迹之弊。”中正榜进士从会试落卷内挑选，自然也不算进士。
(64)据(清)俞樾《同治上海县志》卷十五《选举表上·科第·国朝进士》：“雍正五年丁未科彭启丰榜：叶滋，复姓王，名叶滋，字槐青，并见钦赐科第表。”(清同治九年(1870)刻本，页43。)同卷《选举表上·科第·钦赐进士》：“雍正五年丁未科，王叶滋，丁未进士，未廷试，钦赐二甲第十名，特授常德府知府。”(同上，页51。)《清史稿》有其传：“王叶滋，字槐青，江南华亭人。弱冠，补诸生。浙江巡抚朱轼辟佐幕，器其才。雍正元年，重开明史馆，轼荐之，引见称旨，命入馆纂修。举顺天乡试。福敏督湖广，世宗命叶滋往赞其幕。五年，应礼部试甫毕，上召见，问湖广吏治、民生利弊，奏对甚悉，趣驰传还湖广。榜发中式，未与殿试，赐二甲进士，即授常德知府。”(赵尔巽《清史稿》卷三○○“王叶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页10438。)王叶滋因为才干出众，得到雍正皇帝及大学士朱轼等人的亲睐，因此不必殿试就能成为进士。不过《清史稿》将王叶滋的籍贯误作“江南华亭”。其他明清进士类书则刊载了他的原名“叶滋”，如《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雍正五年进士题名碑录：“叶滋，江南松江府上海县人。”(台北：华文书局，1969年版。页1821。)
(65)据《大清世宗宪(雍正)皇帝实录》卷二十五“雍正二年十月(庚寅)”：“钦赐举人张泰基为进士。”(台北：华文书局影印本，出版年未详。页382。)又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卷三十六《人物·文学二·太仓州》：“张泰基，字大复，明尚书辅元孙。……康熙四十六年南巡献诗称旨。雍正元年顺天乡试举人，明年会试不第，赐进士，改庶吉士，已六十六矣。三年，出知景州，值岁饥，勤赈济，莅任百余日，以事落职归。”(清嘉庆五年(1800)刻本。页14。)雍正二年举行传胪的时间是十月“乙亥”，比张泰基被“钦赐”为进士的“庚寅”早了15天，这说明张泰基没有参加传胪前的殿试，否则就没有必要特别再钦赐他为进士了。各种进士类书均将张泰基附录在该科进士名单的最后，而没有归入各甲之中。如《引得》：“钦赐进士一名(碑未载)：张泰基，江南太仓州”。(北平：哈佛燕京学社，1941年版。页70。)
(66)据(清)文庆、李宗昉《钦定国子监志》卷六十二“金石志十·进士题名碑”载，国子监清代进士题名碑，包括文科进士与翻译科进士两种。翻译科进士共4碑，文科进士共114碑，其中顺治九年、十二年两科满、汉分榜，各自建碑。(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页1106。)不过据《钦定国子监则例》载，清代翻译科进士题名碑应该是5通：“翻译进士题名碑，顺治九年，十二年、乾隆四年、十年、十三年共五通。”(清国子监纂《钦定国子监则例》，卷三二“典籍厅·经理上”，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四十九辑第489册，台北：文海出版社，据清道光四年(1824)刻本影印。页748。)
(67)侯建华《中国进士题名碑刻住进玻璃房》，《石材》，2004年第1期。
(68)(清)钱维城《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第五册，“嘉庆十九年进士题名碑录”，页6/2。
(69)(清)江召棠、魏元旷《光绪南昌县志》，南京，上海，成都：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0年据江西省图书馆1962年铅印本影印。页556。
(70)(清)徐桐《光绪乙未科登科录》第二甲第46名进士：“康有为，贯广东广州府南海县，民籍，荫生。曾祖健昌，祖赞修，父达初。癸已科乡试第八名，乙未科会试第五名。”(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页13。)
(72)《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题识》，页1383。
(73)据(清)钱维城《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题识》：“乾隆十年乙丑例应续刻本科进士姓名、籍贯，敬录雍正二年世宗宪皇帝上谕一道，冠之简端。其康熙己未、乾隆丙辰两科鸿博姓氏亦依次补刊。又得《明贡举考》于钱塘王君荪芸，自洪武乙丑、戊辰、辛未、甲戌、丁丑，建文庚辰，永乐甲申、丙戌、甲辰凡九科皆旧碑所无也，悉为编入，而有明之甲榜始全。”(清光绪十六年本，福建省图书馆藏。第一册，“题识”，页3/1。)这段话说明，这次续刻增入了博学宏词科的名单，确实改变了原来的刊印体例；并且也说明该书虽然书名是“题名碑录”，但所载明代进士并非全部录自进士题名碑，也有从《明贡举考》中抄来的。不过，“题识”说此次续刻补刊了康熙己未和乾隆丙辰两科鸿博姓氏，但笔者所见的三种“初集”中均仅见康熙十八年己未科鸿博的名单，而没有乾隆元年丙辰的名单。是否原来的印本中有而后来的印本脱去了则不得而知。
(74)据房兆楹、杜联喆《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书首序文载：“客秋平中文奎堂书肆寄来《历科进士题名录》一部，至同治七年止，而国会图书馆藏则至同治十年止。联喆与余亟以二本互校，并以国子监进士题名碑拓片及齿录、方志诸书校补，增同治朝一科，光绪朝十三科。”
(75)《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第十三册，“光绪三年进士题名碑录”，页3/2；(清)钱维城《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第七册，“光绪三年进士题名碑录”，页3/2；《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页2714。关于台湾进士研究最具力度的是汪毅夫《地域历史人群研究：台湾进士》一文，载《东南学术》，2003年第3期。该文没有提到“黄裳华”。据陈衍《民国福建通志·选举志卷十·清进士十一》中也没有发现“黄裳华”的姓名。(民国27年(1938)刻本。页12/1。)不过，这还不足以否定黄裳华的进士身份。“王清绶”的情况与“黄裳华”相同。
(76)《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第十三册，“光绪六年进士题名碑录”，清光绪六年(1880)本，浙江大学图书馆藏。页8/2；(清)钱维城《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第七册，“光绪六年进士题名碑录”，页8/2；《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页27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