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清代甘肃书院时间分布特点成因分析
陈尚敏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6年04期
【原文出处】《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兰州)2006年2期第68～73页
【作者简介】陈尚敏，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陈尚敏(1969—)，男，甘肃会宁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兰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从事文献学、西北开发史研究
【日 期】2005-10-09
【关 键 词】清代/甘肃/书院
[中图分类号]K249(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6)02-0068-06
清代甘肃有籍可考的书院共103所，其中新建93所，重建、重修前代书院10所。① 在新建书院中，有朝段可考者82所，占新建书院总数的89％；有明确年代可考者76所，占新建书院总数的82％。前代书院延至清代，以第一次重建或重修的时间为准，有明确朝段可考者5所。
表中可见，甘肃书院的设置大致分为四个阶段：自顺治朝至雍正朝，甘肃书院由空白开始走向萌芽，是甘肃书院的准备期；乾隆朝迎来了甘肃书院建设的高潮，并延及嘉庆朝；道、咸时期为甘肃书院建设的回落期；同、光两朝是甘肃书院建设的复兴阶段；清末实施“新政”，书院因改学堂而废止。与其他地区，如河南省书院设置情况相比，甘肃书院除了每个朝段设置的数量少之外，书院的发展准备期太长，整整花费了92年。在这将近一个世纪的时段里，甘肃仅有9所书院设立。“清代河南书院发展的总趋势是前期繁荣，尤以乾隆朝为最；后期衰落，尤以咸丰朝为甚。”“河南书院的发展与全国书院发展相一致，因此可以说，河南是清代书院发展中一个有代表性的地区。”[1] 比较可知，甘肃是清代书院发展中一个非代表性的地区。造成甘肃书院发展的原因，除了受到清廷的文教政策、国内政治时局的影响之外，与甘肃省本土的一些情况密切相关。现就清代甘肃书院时间分布特点的成因，略陈己见，敬请方家指正。
清代甘肃历朝书院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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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廷书院政策的干预
清代书院经历了由清初的禁止到康、雍、乾三朝的鼓励，再到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对书院逐渐加强控制和管理的不同阶段。
明代中后期，书院讲会与结社蔚然成风，特别是东林书院讽议朝政，臧否人物，活跃了士人的思想，直接威胁到明廷的统治。清统治者鉴于此，对士子极力实行压制政策，顺治九年(1652)颁发的《训士卧碑文》规定：“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2] (卷395《礼部·学校·训士规条》)同年又谕告各省：“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党徒，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因则起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3] (《选举典》卷17《学校部》)“实际上扼杀了书院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自由讲学和议论朝政。”[4] (P778)终顺治朝，书院教育处于沉寂状态。但另一个方面，书院教育至清已存在了数百年之久，不可能在一朝皇帝任期就消除它的影响，何况清统治者并不像明朝那样对书院实行极端的禁毁政策，他们对一些有影响的书院给予一定的支持，顺治十四年(1657)，从抚臣袁廓宇之请，修复衡阳石鼓书院。总之，顺治朝的书院政策表现出极大的摇摆性。河南在顺治朝建书院9所，[1] 即其显例。
康熙统治时期，清政权逐渐巩固，社会日趋安定，士人反清复明之心也开始泯灭，转而心向功名，以科举为业，读书人的增多与官学不足之间的矛盾，使书院成为补充官学的一种形式。康熙皇帝在熊赐履、范文程等人的影响下，对汉民族的先进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继位不久即提出“崇儒重道”的治国方略。现实的要求使康熙皇帝改变了清初禁止书院建设的态度，逐渐由默许而至鼓励。自康熙二十五年(1686)始，康熙皇帝先后为全国9个省份的19所书院赐书赐匾。有最高统治者的倡导，各地书院的建设也如雨后春笋，如浙江在康熙朝建书院56所，江苏20所，福建36所，江西61所。[5] (第5卷《清代》，P204)地处边远的甘肃亦有了书院的建设。静宁州陇干书院，本明成化年间建，后废。康熙五十五年(1717)知州黄廷钰重建。吴之珽《为黄廷钰创建陇干书院碑记》曰：“黄使君始成陇干书院于州治之东”，“以其暇日，宣扬圣化，养育人才。”[6](卷35《学校志·书院》)康熙三十六年(1697)，靖远卫守备王三锡创建培风书院，记曰：“若夫崇兴文学，鼓励人才，区区此衷，不禁三致意焉。”“一切土木瓦石，工匠夫役，悉捐薄俸以办之，竭蹶三载，规模粗就，敦请学行端严者，尊为西席，招示城乡子弟，有志上进，无力读书者，咸得来学。”[6](卷35《学校志·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清世宗正式谕令各省酌立书院，“朕临御以来，时时以教育人才为念。但稔闻书院之设，实有裨益者少，浮慕虚名者多。是以未曾饬令各省通行，盖欲徐徐有待，而后颁降谕旨也。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读书应举之人，亦颇能屏去浮嚣奔竞之习。则建立书院，择其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督抚驻扎之所，为省会之地，著该督抚商酌举行，各赐帑金一千两。将来士子群居读书，须预为筹划，资其膏火，以垂永远。其不足者，在于存公银内支用。封疆大臣等并有化导士子之职，各宜殚心奉行，黜浮崇实，以储国家莆莪棫朴之选。如此则书院之设，有裨益于士习民风而无流弊，乃朕之所厚望也。”[2](卷395《礼部·学校·各省书院》)在诏书中，除了设立省级大书院外，对府州县书院经费管理也作了规定：“其余各省府州县书院，或绅士出资创办，或地方官拨公经理，俱申报该管官查核。”[2] (卷395《礼部·学校·各省书院》)世宗谕令的核心是加强官府对书院的管理和控制。这种重点发展，兼顾其余的提倡政策，给了书院一个明确合法的地位，同时也使各省有一两所书院占据了全省最高学府的位置，填补了历史上省一级无学校设置的空白。因而世宗这一谕令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结果17个省的23所书院享受此项优惠政策，各获得“赐帑”千金的足额经费。甘肃兰山书院位列其中。省级大书院的设立，为各府州县书院树立了范式。有力地推动了府州县书院的发展。乾隆皇帝继承了雍正皇帝对书院的政策，使书院发展更上一层楼。乾隆元年谕曰：“书院之制，所以导进人才，广学校所不及。我世宗宪皇帝命设之省会，发帑金以资膏火，恩意至渥也。古者乡学之秀，始升于国，然其时诸侯之国皆有学。今府州县学并建，而无递升之法，国子监虽设于京师，而道里辽远，四方之士不能胥会，则书院即古诸侯之学也。居讲席者固宜老成宿望，而从游之士亦必立品勤学，争相濯磨，俾相观而善，庶人材成就，足备朝廷任使，不负教育之意。”[2] (卷395《礼部·学校·各省书院》)重申了雍正时期的书院政策，希望借助书院来实现培养人才的目的。
清代后期，伴随着官学的衰微，书院成为重要的育才场所，清廷加强了对书院的管理，宣宗道光二年(1822)，“通谕各省督、抚与所属书院，务须认真稽查，延请品学兼优绅士，住院训课。”[2] (卷395《礼部·学校·各省书院》)道光十五年又下谕：“书院所以育才，今州县书院率多废圮，或以无品无学之人滥充山长，因循苟且，视为具文。著通谕各省督抚严饬地方官，兴复书院，选择山长不准以奉行虚文了事。”[7] (《学校考七·书院》)。此后各朝皇帝都有加强书院管理的谕告，无奈国势日衰，吏治败坏，一般官员对清廷之屡次谕令，皆视若具文。但也有部分督抚官员积极呼吁，力图振兴。陕甘总督左宗棠即遵循清政府的“敦切告诫”，采取措施，躬行实践，使甘肃书院教育一度出现兴复局面。
二、国内政治时局的影响
清初，西北局势不稳，从陇东到陇西，从陇中到陇南，战火连天，兵燹不断。时任三边总督的孟乔芳慨叹道：“寇乱数十年，民化青磷，田鞠茂草，无处不有荒田，无户不有绝丁”，“民间所种熟田，不过近城平衍之处，其余则荒芜弥望，久无耕耨之迹。”[8] (卷34《艺文》)这是河西、西宁、宁夏、兰州一带的情形；陇东一带，也是“无城不屠，无村不戮”，“所遗残民，十仅存一”。[9] (卷39《艺文》)发展教育，必须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局面，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百姓的生存都成问题，何谈兴学。
自康熙朝始，清政权逐渐巩固，并逐渐走向盛世，人心思定，士子向学，甘肃也开始了书院建设，虽然数量不多(仅有8所)，但毕竟是清代甘肃书院建设的嚆矢。特别是雍正十一年(1733)谕令各省建立省级大书院，甘肃兰山书院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其他府州县书院的发展，为乾隆朝(1736—1795)甘肃书院建设高潮的到来准备着条件。另外，康、雍、乾三朝，清政府在西北实行民族隔离、扶助生产、蠲免粮草和救济灾荒等一系列防范与扶助相结合的民族政策，从而有效地稳住了它在西北的统治。[10] (PP. 370-372)同时也给西北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局面。云川书院在永昌城西，清乾隆十二年知县李炳文建，黄时《云川书院记》：“《易》曰：‘观人文以化成天下’，惟我朝为极盛焉，永地处边陲，近百余年来，登科第者三人，士气抑塞，风教颇未光，其需书院最急。”[6] (卷35《学校志·书院》)又酒泉书院，明建，后废，乾隆初知州黄文炜重建，其《酒泉书院记》：“三代之世，自辟雍畔官，党庠书序以达于闾左，莫不立之学焉，所以涵育英才，陶冶而成就之者，甚详而有法。我国家重熙累洽，文教覃敷，率土人士罔不蒸{K24Q403.JPG}，而犹特颁恩诏，命督抚大宪，凡省会之地发公帑建书院，为之购书延师以劝之学，畀之膳修、膏火以安其心，其教养兴贤诚轶三代而上之，彼士之生于今者，何其幸也。”[6] (卷35《学校志·书院》)正当乾隆盛世，国泰民安，人心思定，官员以推行教化为己任，兴学之热情，溢于言表。多重因素使甘肃书院在乾隆朝的兴建达到高潮，终乾隆朝甘肃新建、修复书院28所，占清代甘肃书院总数的27％，并将兴建的劲头延续到嘉庆朝(1796—1820)。
道光(1821—1850)、咸丰(1851—1861)两朝，甘肃书院的发展出现回落趋势，这与清廷在鸦片战争之后，朝政废退，政局动荡，内忧外患接踵而来有关。但与河南的情况相比，它回落的势头不是那么强劲。河南在最盛的乾隆朝年均设置书院数为1.58所，最少的咸丰年间为0.45所，其比率为3.5∶1。[1] 则甘肃为1.5∶1。河南地处中原，相对靠近政治中心和东南沿海地区，更多地受到时局的影响，包括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及太平天国起义的战争破坏，其书院发展出现大幅度的倒退是不可避免的。甘肃地处西北边陲，受战争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所以书院发展的停滞和倒退幅度要小一些。
晚清，中国社会在列强的坚船利炮的进逼之下，被动地开始了社会转型，作为传统教育资源的书院为适应现实的要求，不断变革并融入到这一历史的进程之中。先是尝试着引入“西学”课程，最终实现改制。甘肃书院的变革肇始于“甲午战争”之后，光绪二十二年(1896)，总督陶模率先在兰山、求古两书院添加算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兰州士绅刘尔炘在五泉书院引入算学、格致、舆地等西学课程。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实行新政。兴学堂、育人才是新政的核心内容。改书院为学堂，大力发展近代新式教育是其举措之一。虽然清廷有书院改制的明确谕令，但大部分省份还处在观望和徘徊之中，因为科举未废，士子依旧醉心功名。伴随着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的废止，各地督抚闻风而动，全国性的书院改制进入到具体的实施阶段。据笔者统计，就在光绪三十一年前后，甘肃共有59所书院完成了改制。其中兰山、求古两所省级书院分别改为优级师范学堂和初级师范学堂，各府(直隶州)属书院改为中学堂，共计11所，除固原、安西、泾州三直隶州中学堂新建外，其他府(直隶州)均由书院改制，县(州)、乡村书院改为小学堂，共计46所。甘肃书院的改制基本遵循清廷谕令，原有的书院经费和学田划归学堂所有。书院的改制其实是对旧有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仅就书院改制一项，使甘肃学堂的学科建设初具规模，“各郡邑虽书院改造，按之学科，亦能完备”，原有书院经费等资源即“移以充用也”。[6] (卷35《学校志·书院》)从这个意义上讲，甘肃书院的改制有利于甘肃近代教育制度的迅速建立。同时，也意味着存在了千年之久的书院教育的终结。
三、甘肃设省对书院发展的推动
康熙年间，甘肃省的设立，对甘肃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初，西北的行政建制沿袭明朝。康熙三年(1664)，陕西布政使司分设左、右两个布政使，左驻西安，右驻巩昌(治今甘肃陇西县)。康熙六年(1667)，改陕西右布政司为巩昌布政司，七年(1668)，又改为甘肃布政使司，治所移至兰州。其后，陕甘总督驻兰州，甘肃遂成为西北的政治中心。
省治设立后，甘肃直接隶属于清廷，不仅各种信息畅通便捷，更能得到政策上的优惠。雍正十一年(1733)，清政府谕令各省建立省级大书院，并赐足额经费(千金)予以支持。时隔两年，即雍正十三年(1735)，时任甘肃巡抚的许容奉旨修建兰山书院，“筹膏奖，增月课，躬亲训迪，士风由是蒸蒸日上。”[6] (卷56《职官志·大吏传下》)兰山书院以其规模宏敞，藏书丰富，肄业人数众多(道光年间达到三、四百人)，声名远播。在兰山书院的带动下，各府州县书院亦蓬勃发展：“雍正年间，命各省城设立书院，甘肃兰山书院因建焉，自是府州县俱仿行之。”[6] (卷35《学校志·书院》，秦维岳《建修五泉书院碑记》)“惟世宗宪皇帝敕直省各建书院，嗣是郡县守令亦仰承德意，所在创兴。”[6] (卷35《学校志·书院》，冯祖悦《甘泉书院碑记》)兰山书院的设立，无疑推动了各府州县书院的发展，并成为各省书院的范式，“兰山建书院，各书院之本立。”[6] (《学校志·书院》，孙承弼《灵文书院碑记》)光绪九年(1883)，总督谭钟麟、学政陆廷黻在省会兰州建立求古书院。自此，甘肃就有两所省级大书院，成为全省士子肄业之处。兰山、求古两书院成为全省书院的龙头，陕甘分闱后，历次乡试，“每科中式者，两书院几占其半。”[11] (卷25)甘肃乡试定额40名，两书院每隔三年将会产生将近20名举人。
甘肃建省后，省会兰州自然成了全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成为全省的首要之地和首善之区。对书院教育发展来说，省会兰州拥有着多方面的有利因素，如人才荟萃、名院汇集、经济发达、人口众多、交通便利等，这些因素都会有利于书院教育的发展。从书院数量来看，兰州府属各县拥有着较多的书院，皋兰有书院4所，在全省县级行政区划中拥有的数量最多。靖远、河州分别有书院3所，在全省名列前茅。金县(榆中)和狄道(临洮)分别有2所书院。清代甘肃实现了书院教育的普及化，基本上每县(州、厅)都拥有一所书院。相对而言，兰州府是清代甘肃书院教育的发达地区，这与其所拥有的区位优势密不可分。换言之，是甘肃建省的结果。
甘肃建省初，乡试仍旧合闱陕西，甘肃士子长途跋涉，赴西安乡试，多有不便。有些士子“穷经皓首，一试无缘”。[6] (卷33《贡院》，总督左宗棠《奏请甘肃分闱疏》)后经左宗棠多方努力，兰州建贡院，陕甘分闱，每科中额40名，永成定制。光绪元年(1875)，新皇帝登基，清廷令各省举行纪元恩科乡试，决定甘肃分闱，独自筹办。另外，分设学政，光绪二年(1876)，甘肃分派了第一任学政，主持甘肃学务。甘肃分闱并分设学政，史无前例，千年旷举，足慰士心，有力地激发了陇原士子向学的热情，同时也推动了书院的发展。这一系列新举措能够付诸实施，是以甘肃设立省制为前提的。
四、左宗棠与同、光时期甘肃书院的复兴
左宗棠受命于危难之际，奉调陕甘总督，主办陕甘两省及西北其他一些地方事务。从同治五年(1866)至光绪六年(1880)的十余年时间里，左宗棠在戎马倥偬间隙，鼓励文武官吏和士民纷纷兴学。据不完全统计，左氏在任期间，先后新建书院15所，原有书院在兵事中毁去的，或年久失修废置的，此刻也先后修复，共计18所。[12] (PP. 254-256)
关于左宗棠陇原兴学，论者多有，本文并不想展开。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左宗棠把兴办教育、推广儒家文化，看成是他经营西北方略中重要一环。作为洋务运动的主将，左宗棠重视实业兴办、水利开凿、交通修建，更把教育放在兴省的高度。摆脱贫穷落后，消除社会动乱，是他发展地方教育的主要目标。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左宗棠除了拨用有限的地方财政，鼓励官民兴学并以身作则，捐俸捐廉外，甚至还冒险动用军费开支。
他来到甘肃，慨叹陇中苦瘠甲天下，“自有天地以来，此方不沾圣人教泽”。[13] (《札件》，P316)经过多年努力，他留给甘肃大地的不仅是新建、修复的数十所书院和数以百计的义学，更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兴复陇原教育过程中，他往往为崭露头角的甘肃士子而欢欣，为新建的宽敞书院而鼓舞，一介封疆大吏所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精神，无论是在远去的封建专制时代，还是民主化的今日，都是极其可贵的。当政者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并能以身作则，身为表率，必将有利于地方事业的发展。
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倡办书院和义学，广布儒家文化，渴望化民成俗，解决动乱根源。同治平乱后，新设化平厅，令有司建书院，教导回族子弟，有司推诿，宗棠立斥：“代生英杰，何地无才，顾视培植者如何耳。”“限三月内将书院修理完竣，大门题额，即以‘归儒’名之。”[11] (卷23)左宗棠《归儒书院碑记》：“人所别于禽兽者，何也？曰性善也。孩提之童子，孝弟发于性，虽戎与狄无异也。则就所发者，推之君臣之义从孝出也，夫妇朋友从弟出也。同本而异枝，滋乎此，必去乎彼也。故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虽然，性之善，戎狄无异也，而犯上作乱无所顾忌，中国有之矣，戎狄为尤甚，何也？曰此非性之异，教之异也。”[6] (卷35《学校志·书院》)此番议论，其立论不出儒家道统，同时还有着一种对儒家文化过于自尊的陈腐，左宗棠也许并不十分清楚民族冲突的社会根源。但在客观上，他重视民族地区的教育，有利于实现民族的平等，儒家文化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有利于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价值认同，对相互理解，消除彼此隔阂，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
五、余论
一个朝段书院建设数量有的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乾隆朝，甘肃书院设置最多，原因有以下三端：清廷对书院建设的鼓励政策；清王朝正处在盛世，国泰民安，人心思定，官员积极兴学；清政府在西北实行有利于西北发展的民族政策。有的主要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同、光两朝，全国书院建设处于低谷，而甘肃却迎来了一次书院建设的高潮，这是时任陕甘总督，被誉为“中兴名臣”的左宗棠经营西北的结果，他身居要职，具有着强大的干预能力，更能躬行实践，身为表率，慷慨解囊，捐俸助学，对其他官员是一种无形的示范作用。另外，甘肃省制的设立，对整个清代甘肃书院的发展都起着推动作用。
在清代甘肃书院发展中，由回民起义引发的战争对书院的破坏不容低估。包括顺治五年(1648)由米喇印、丁国栋领导的甘州回民起义；乾隆四十六年(1781)爆发于青海循化地区的苏四十三领导的回、撒拉哲赫林耶教派的反清起义；乾隆四十八年(1783)田五等人领导的甘肃通渭石峰堡起义；咸、同年间(1861—1873)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下爆发的陕甘回民大起义；光绪二十一年(1894)发生的河湟事变等。[14] 战乱所及，首先破坏的是书院建筑及公共设施。张国香《五泉书院修理经费碑记》：“骄乔悍勇，据为邸馆，桃李为薪，窗扇尽废，惟余数楹破厦，四壁残碑，与蓬蒿相掩映而已。”[6](卷35《学校志·书院》)“横经之士，日辗转于颠沛流离中。”[11] (卷23)其次，书院的日常经费主要通过发商生息的渠道获得，战乱中，商人破产，书院就断了经费来源。同治年间，为皋兰书院提供日常经费的茶商的破产，致使书院停学数载。再次，战乱中，无法进行正常的岁、科考试，甚至士子无法参加乡试。严重地挫伤了士人求学的热情。陕甘分闱之前，学政驻陕西三原县，每三年按临一次，自从同治元年回民起义爆发，“生、童未应试者十余年矣！”[11] (卷23)当时，甘肃士子应乡试要赴陕西西安，自战乱以来，“民俗凌夷，人心浮动，劫杀争夺视为故常，动辄啸聚多人，恣为不法，民间诗书已焚，经济困难，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11] (卷22)如此险恶的环境，士子必将断了登进的念头。
甘肃地处边远，地瘠民贫，书院修建及日常经费多来自官民捐纳，一座书院的修建到投入使用，往往因经费的短绌，时断时续，一波三折，但一场战火可能让耗尽众人心血的教育设施毁于一旦。战乱对教育的破坏还不只在于教育设施，它更能摧抑一地兴学的热情，这个损失是难以估量的。左宗棠督甘期间，重视少数民族的教育，其出发点无疑是为了大清王朝的统治，对民族起义的根源也许并不十分清楚，只是从一个有良知的士大夫的理念出发，深信在少数民族地区广布儒家文化，即能化民成俗，消除战乱的根源，在当时来说，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注释：
①前人对清代甘肃书院的研究尚少。就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宣统《甘肃新通志》卷35《学校志·书院》对甘肃书院史料进行了收集整理，登录书院82所，辑录“书院碑记”和“书院记”以及“书院章程或条规”共计36篇。民国《甘肃通志稿》卷44《教育二·书院》基本遵此，无多新内容。其他地方志亦有书院情况的记录，但大多失之太略或语焉不详，稍有例外者如光绪《重修皋兰县志》和光绪《西宁府续志》对所在区域的书院有较为详尽的载录。当代书院学文献类著作如季啸凤主编《中国书院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附《中国书院名录》以现行政区为准，收甘肃书院57所，宁夏11所，青海13所，共计81所。清代甘肃政区包括今宁夏、青海地区。王炳照著《中国古代书院》(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附《各省(区)历代书院统计表》亦以现行政区为准，收甘肃书院62所，宁夏11所，青海3所，共计76所。两书对清代甘肃书院的统计有一定的出入，其中漏收、错收的地方亦不少。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收录清代甘肃“书院碑记”、“书院章程或条规”共计29篇。一些综合性论著，如盛朗西著《中国书院制度》(中华书局1934年版)；陈元晖著《中国古代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白新良著《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胡青著《书院的社会功能及其文化特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李国钧、王炳照主编《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多以南方书院为例，很少提及北方书院，更遑论甘肃书院了。一些专述性论文在取材上亦是如此，此类论文太多，从略。以甘肃书院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有，蒋制心、张嘉馥《浅谈清代兰州的书院》(《兰州学刊》1987年第5期)；王迎喜《简谈清代甘肃书院》(《西北史地》1988年第1期)；漆子扬《甘肃书院考》(《西北史地》1994年第4期)；王励勤《兰山书院及其他》载《悠久的甘肃历史》(甘肃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张世清《西北书院制度略论》(《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笔者从大量方志、金石录、书院志入手并参稽当代人的研究成果，考得清代甘肃有书院103所。并以历史的角度，分析其时间分布状况及其原因，对今天的教育发展提供借鉴。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6年04期
【原文出处】《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兰州)2006年2期第68～73页
【作者简介】陈尚敏，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陈尚敏(1969—)，男，甘肃会宁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兰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从事文献学、西北开发史研究
| 【内容提要】 | 在清代书院高度官学化的大背景下，甘肃实现了书院教育的普及，从省会到各府州县，甚至有些乡村，都有了书院教育。甘肃书院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准备、兴盛、回落、中兴和废止几个阶段。甘肃书院的发展一方面折射着清廷文教政策和国内时局的变化，同时也受甘肃本土条件的制约和影响。甘肃书院的发展和全国书院发展不相一致，因此可以说，甘肃是清代书院发展中一个非代表性地区。 |
【关 键 词】清代/甘肃/书院
清代甘肃有籍可考的书院共103所，其中新建93所，重建、重修前代书院10所。① 在新建书院中，有朝段可考者82所，占新建书院总数的89％；有明确年代可考者76所，占新建书院总数的82％。前代书院延至清代，以第一次重建或重修的时间为准，有明确朝段可考者5所。
表中可见，甘肃书院的设置大致分为四个阶段：自顺治朝至雍正朝，甘肃书院由空白开始走向萌芽，是甘肃书院的准备期；乾隆朝迎来了甘肃书院建设的高潮，并延及嘉庆朝；道、咸时期为甘肃书院建设的回落期；同、光两朝是甘肃书院建设的复兴阶段；清末实施“新政”，书院因改学堂而废止。与其他地区，如河南省书院设置情况相比，甘肃书院除了每个朝段设置的数量少之外，书院的发展准备期太长，整整花费了92年。在这将近一个世纪的时段里，甘肃仅有9所书院设立。“清代河南书院发展的总趋势是前期繁荣，尤以乾隆朝为最；后期衰落，尤以咸丰朝为甚。”“河南书院的发展与全国书院发展相一致，因此可以说，河南是清代书院发展中一个有代表性的地区。”[1] 比较可知，甘肃是清代书院发展中一个非代表性的地区。造成甘肃书院发展的原因，除了受到清廷的文教政策、国内政治时局的影响之外，与甘肃省本土的一些情况密切相关。现就清代甘肃书院时间分布特点的成因，略陈己见，敬请方家指正。
清代甘肃历朝书院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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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廷书院政策的干预
清代书院经历了由清初的禁止到康、雍、乾三朝的鼓励，再到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对书院逐渐加强控制和管理的不同阶段。
明代中后期，书院讲会与结社蔚然成风，特别是东林书院讽议朝政，臧否人物，活跃了士人的思想，直接威胁到明廷的统治。清统治者鉴于此，对士子极力实行压制政策，顺治九年(1652)颁发的《训士卧碑文》规定：“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2] (卷395《礼部·学校·训士规条》)同年又谕告各省：“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党徒，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因则起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3] (《选举典》卷17《学校部》)“实际上扼杀了书院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自由讲学和议论朝政。”[4] (P778)终顺治朝，书院教育处于沉寂状态。但另一个方面，书院教育至清已存在了数百年之久，不可能在一朝皇帝任期就消除它的影响，何况清统治者并不像明朝那样对书院实行极端的禁毁政策，他们对一些有影响的书院给予一定的支持，顺治十四年(1657)，从抚臣袁廓宇之请，修复衡阳石鼓书院。总之，顺治朝的书院政策表现出极大的摇摆性。河南在顺治朝建书院9所，[1] 即其显例。
康熙统治时期，清政权逐渐巩固，社会日趋安定，士人反清复明之心也开始泯灭，转而心向功名，以科举为业，读书人的增多与官学不足之间的矛盾，使书院成为补充官学的一种形式。康熙皇帝在熊赐履、范文程等人的影响下，对汉民族的先进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继位不久即提出“崇儒重道”的治国方略。现实的要求使康熙皇帝改变了清初禁止书院建设的态度，逐渐由默许而至鼓励。自康熙二十五年(1686)始，康熙皇帝先后为全国9个省份的19所书院赐书赐匾。有最高统治者的倡导，各地书院的建设也如雨后春笋，如浙江在康熙朝建书院56所，江苏20所，福建36所，江西61所。[5] (第5卷《清代》，P204)地处边远的甘肃亦有了书院的建设。静宁州陇干书院，本明成化年间建，后废。康熙五十五年(1717)知州黄廷钰重建。吴之珽《为黄廷钰创建陇干书院碑记》曰：“黄使君始成陇干书院于州治之东”，“以其暇日，宣扬圣化，养育人才。”[6](卷35《学校志·书院》)康熙三十六年(1697)，靖远卫守备王三锡创建培风书院，记曰：“若夫崇兴文学，鼓励人才，区区此衷，不禁三致意焉。”“一切土木瓦石，工匠夫役，悉捐薄俸以办之，竭蹶三载，规模粗就，敦请学行端严者，尊为西席，招示城乡子弟，有志上进，无力读书者，咸得来学。”[6](卷35《学校志·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清世宗正式谕令各省酌立书院，“朕临御以来，时时以教育人才为念。但稔闻书院之设，实有裨益者少，浮慕虚名者多。是以未曾饬令各省通行，盖欲徐徐有待，而后颁降谕旨也。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读书应举之人，亦颇能屏去浮嚣奔竞之习。则建立书院，择其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督抚驻扎之所，为省会之地，著该督抚商酌举行，各赐帑金一千两。将来士子群居读书，须预为筹划，资其膏火，以垂永远。其不足者，在于存公银内支用。封疆大臣等并有化导士子之职，各宜殚心奉行，黜浮崇实，以储国家莆莪棫朴之选。如此则书院之设，有裨益于士习民风而无流弊，乃朕之所厚望也。”[2](卷395《礼部·学校·各省书院》)在诏书中，除了设立省级大书院外，对府州县书院经费管理也作了规定：“其余各省府州县书院，或绅士出资创办，或地方官拨公经理，俱申报该管官查核。”[2] (卷395《礼部·学校·各省书院》)世宗谕令的核心是加强官府对书院的管理和控制。这种重点发展，兼顾其余的提倡政策，给了书院一个明确合法的地位，同时也使各省有一两所书院占据了全省最高学府的位置，填补了历史上省一级无学校设置的空白。因而世宗这一谕令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结果17个省的23所书院享受此项优惠政策，各获得“赐帑”千金的足额经费。甘肃兰山书院位列其中。省级大书院的设立，为各府州县书院树立了范式。有力地推动了府州县书院的发展。乾隆皇帝继承了雍正皇帝对书院的政策，使书院发展更上一层楼。乾隆元年谕曰：“书院之制，所以导进人才，广学校所不及。我世宗宪皇帝命设之省会，发帑金以资膏火，恩意至渥也。古者乡学之秀，始升于国，然其时诸侯之国皆有学。今府州县学并建，而无递升之法，国子监虽设于京师，而道里辽远，四方之士不能胥会，则书院即古诸侯之学也。居讲席者固宜老成宿望，而从游之士亦必立品勤学，争相濯磨，俾相观而善，庶人材成就，足备朝廷任使，不负教育之意。”[2] (卷395《礼部·学校·各省书院》)重申了雍正时期的书院政策，希望借助书院来实现培养人才的目的。
清代后期，伴随着官学的衰微，书院成为重要的育才场所，清廷加强了对书院的管理，宣宗道光二年(1822)，“通谕各省督、抚与所属书院，务须认真稽查，延请品学兼优绅士，住院训课。”[2] (卷395《礼部·学校·各省书院》)道光十五年又下谕：“书院所以育才，今州县书院率多废圮，或以无品无学之人滥充山长，因循苟且，视为具文。著通谕各省督抚严饬地方官，兴复书院，选择山长不准以奉行虚文了事。”[7] (《学校考七·书院》)。此后各朝皇帝都有加强书院管理的谕告，无奈国势日衰，吏治败坏，一般官员对清廷之屡次谕令，皆视若具文。但也有部分督抚官员积极呼吁，力图振兴。陕甘总督左宗棠即遵循清政府的“敦切告诫”，采取措施，躬行实践，使甘肃书院教育一度出现兴复局面。
二、国内政治时局的影响
清初，西北局势不稳，从陇东到陇西，从陇中到陇南，战火连天，兵燹不断。时任三边总督的孟乔芳慨叹道：“寇乱数十年，民化青磷，田鞠茂草，无处不有荒田，无户不有绝丁”，“民间所种熟田，不过近城平衍之处，其余则荒芜弥望，久无耕耨之迹。”[8] (卷34《艺文》)这是河西、西宁、宁夏、兰州一带的情形；陇东一带，也是“无城不屠，无村不戮”，“所遗残民，十仅存一”。[9] (卷39《艺文》)发展教育，必须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局面，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百姓的生存都成问题，何谈兴学。
自康熙朝始，清政权逐渐巩固，并逐渐走向盛世，人心思定，士子向学，甘肃也开始了书院建设，虽然数量不多(仅有8所)，但毕竟是清代甘肃书院建设的嚆矢。特别是雍正十一年(1733)谕令各省建立省级大书院，甘肃兰山书院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其他府州县书院的发展，为乾隆朝(1736—1795)甘肃书院建设高潮的到来准备着条件。另外，康、雍、乾三朝，清政府在西北实行民族隔离、扶助生产、蠲免粮草和救济灾荒等一系列防范与扶助相结合的民族政策，从而有效地稳住了它在西北的统治。[10] (PP. 370-372)同时也给西北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局面。云川书院在永昌城西，清乾隆十二年知县李炳文建，黄时《云川书院记》：“《易》曰：‘观人文以化成天下’，惟我朝为极盛焉，永地处边陲，近百余年来，登科第者三人，士气抑塞，风教颇未光，其需书院最急。”[6] (卷35《学校志·书院》)又酒泉书院，明建，后废，乾隆初知州黄文炜重建，其《酒泉书院记》：“三代之世，自辟雍畔官，党庠书序以达于闾左，莫不立之学焉，所以涵育英才，陶冶而成就之者，甚详而有法。我国家重熙累洽，文教覃敷，率土人士罔不蒸{K24Q403.JPG}，而犹特颁恩诏，命督抚大宪，凡省会之地发公帑建书院，为之购书延师以劝之学，畀之膳修、膏火以安其心，其教养兴贤诚轶三代而上之，彼士之生于今者，何其幸也。”[6] (卷35《学校志·书院》)正当乾隆盛世，国泰民安，人心思定，官员以推行教化为己任，兴学之热情，溢于言表。多重因素使甘肃书院在乾隆朝的兴建达到高潮，终乾隆朝甘肃新建、修复书院28所，占清代甘肃书院总数的27％，并将兴建的劲头延续到嘉庆朝(1796—1820)。
道光(1821—1850)、咸丰(1851—1861)两朝，甘肃书院的发展出现回落趋势，这与清廷在鸦片战争之后，朝政废退，政局动荡，内忧外患接踵而来有关。但与河南的情况相比，它回落的势头不是那么强劲。河南在最盛的乾隆朝年均设置书院数为1.58所，最少的咸丰年间为0.45所，其比率为3.5∶1。[1] 则甘肃为1.5∶1。河南地处中原，相对靠近政治中心和东南沿海地区，更多地受到时局的影响，包括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及太平天国起义的战争破坏，其书院发展出现大幅度的倒退是不可避免的。甘肃地处西北边陲，受战争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所以书院发展的停滞和倒退幅度要小一些。
晚清，中国社会在列强的坚船利炮的进逼之下，被动地开始了社会转型，作为传统教育资源的书院为适应现实的要求，不断变革并融入到这一历史的进程之中。先是尝试着引入“西学”课程，最终实现改制。甘肃书院的变革肇始于“甲午战争”之后，光绪二十二年(1896)，总督陶模率先在兰山、求古两书院添加算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兰州士绅刘尔炘在五泉书院引入算学、格致、舆地等西学课程。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实行新政。兴学堂、育人才是新政的核心内容。改书院为学堂，大力发展近代新式教育是其举措之一。虽然清廷有书院改制的明确谕令，但大部分省份还处在观望和徘徊之中，因为科举未废，士子依旧醉心功名。伴随着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的废止，各地督抚闻风而动，全国性的书院改制进入到具体的实施阶段。据笔者统计，就在光绪三十一年前后，甘肃共有59所书院完成了改制。其中兰山、求古两所省级书院分别改为优级师范学堂和初级师范学堂，各府(直隶州)属书院改为中学堂，共计11所，除固原、安西、泾州三直隶州中学堂新建外，其他府(直隶州)均由书院改制，县(州)、乡村书院改为小学堂，共计46所。甘肃书院的改制基本遵循清廷谕令，原有的书院经费和学田划归学堂所有。书院的改制其实是对旧有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仅就书院改制一项，使甘肃学堂的学科建设初具规模，“各郡邑虽书院改造，按之学科，亦能完备”，原有书院经费等资源即“移以充用也”。[6] (卷35《学校志·书院》)从这个意义上讲，甘肃书院的改制有利于甘肃近代教育制度的迅速建立。同时，也意味着存在了千年之久的书院教育的终结。
三、甘肃设省对书院发展的推动
康熙年间，甘肃省的设立，对甘肃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初，西北的行政建制沿袭明朝。康熙三年(1664)，陕西布政使司分设左、右两个布政使，左驻西安，右驻巩昌(治今甘肃陇西县)。康熙六年(1667)，改陕西右布政司为巩昌布政司，七年(1668)，又改为甘肃布政使司，治所移至兰州。其后，陕甘总督驻兰州，甘肃遂成为西北的政治中心。
省治设立后，甘肃直接隶属于清廷，不仅各种信息畅通便捷，更能得到政策上的优惠。雍正十一年(1733)，清政府谕令各省建立省级大书院，并赐足额经费(千金)予以支持。时隔两年，即雍正十三年(1735)，时任甘肃巡抚的许容奉旨修建兰山书院，“筹膏奖，增月课，躬亲训迪，士风由是蒸蒸日上。”[6] (卷56《职官志·大吏传下》)兰山书院以其规模宏敞，藏书丰富，肄业人数众多(道光年间达到三、四百人)，声名远播。在兰山书院的带动下，各府州县书院亦蓬勃发展：“雍正年间，命各省城设立书院，甘肃兰山书院因建焉，自是府州县俱仿行之。”[6] (卷35《学校志·书院》，秦维岳《建修五泉书院碑记》)“惟世宗宪皇帝敕直省各建书院，嗣是郡县守令亦仰承德意，所在创兴。”[6] (卷35《学校志·书院》，冯祖悦《甘泉书院碑记》)兰山书院的设立，无疑推动了各府州县书院的发展，并成为各省书院的范式，“兰山建书院，各书院之本立。”[6] (《学校志·书院》，孙承弼《灵文书院碑记》)光绪九年(1883)，总督谭钟麟、学政陆廷黻在省会兰州建立求古书院。自此，甘肃就有两所省级大书院，成为全省士子肄业之处。兰山、求古两书院成为全省书院的龙头，陕甘分闱后，历次乡试，“每科中式者，两书院几占其半。”[11] (卷25)甘肃乡试定额40名，两书院每隔三年将会产生将近20名举人。
甘肃建省后，省会兰州自然成了全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成为全省的首要之地和首善之区。对书院教育发展来说，省会兰州拥有着多方面的有利因素，如人才荟萃、名院汇集、经济发达、人口众多、交通便利等，这些因素都会有利于书院教育的发展。从书院数量来看，兰州府属各县拥有着较多的书院，皋兰有书院4所，在全省县级行政区划中拥有的数量最多。靖远、河州分别有书院3所，在全省名列前茅。金县(榆中)和狄道(临洮)分别有2所书院。清代甘肃实现了书院教育的普及化，基本上每县(州、厅)都拥有一所书院。相对而言，兰州府是清代甘肃书院教育的发达地区，这与其所拥有的区位优势密不可分。换言之，是甘肃建省的结果。
甘肃建省初，乡试仍旧合闱陕西，甘肃士子长途跋涉，赴西安乡试，多有不便。有些士子“穷经皓首，一试无缘”。[6] (卷33《贡院》，总督左宗棠《奏请甘肃分闱疏》)后经左宗棠多方努力，兰州建贡院，陕甘分闱，每科中额40名，永成定制。光绪元年(1875)，新皇帝登基，清廷令各省举行纪元恩科乡试，决定甘肃分闱，独自筹办。另外，分设学政，光绪二年(1876)，甘肃分派了第一任学政，主持甘肃学务。甘肃分闱并分设学政，史无前例，千年旷举，足慰士心，有力地激发了陇原士子向学的热情，同时也推动了书院的发展。这一系列新举措能够付诸实施，是以甘肃设立省制为前提的。
四、左宗棠与同、光时期甘肃书院的复兴
左宗棠受命于危难之际，奉调陕甘总督，主办陕甘两省及西北其他一些地方事务。从同治五年(1866)至光绪六年(1880)的十余年时间里，左宗棠在戎马倥偬间隙，鼓励文武官吏和士民纷纷兴学。据不完全统计，左氏在任期间，先后新建书院15所，原有书院在兵事中毁去的，或年久失修废置的，此刻也先后修复，共计18所。[12] (PP. 254-256)
关于左宗棠陇原兴学，论者多有，本文并不想展开。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左宗棠把兴办教育、推广儒家文化，看成是他经营西北方略中重要一环。作为洋务运动的主将，左宗棠重视实业兴办、水利开凿、交通修建，更把教育放在兴省的高度。摆脱贫穷落后，消除社会动乱，是他发展地方教育的主要目标。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左宗棠除了拨用有限的地方财政，鼓励官民兴学并以身作则，捐俸捐廉外，甚至还冒险动用军费开支。
他来到甘肃，慨叹陇中苦瘠甲天下，“自有天地以来，此方不沾圣人教泽”。[13] (《札件》，P316)经过多年努力，他留给甘肃大地的不仅是新建、修复的数十所书院和数以百计的义学，更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兴复陇原教育过程中，他往往为崭露头角的甘肃士子而欢欣，为新建的宽敞书院而鼓舞，一介封疆大吏所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精神，无论是在远去的封建专制时代，还是民主化的今日，都是极其可贵的。当政者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并能以身作则，身为表率，必将有利于地方事业的发展。
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倡办书院和义学，广布儒家文化，渴望化民成俗，解决动乱根源。同治平乱后，新设化平厅，令有司建书院，教导回族子弟，有司推诿，宗棠立斥：“代生英杰，何地无才，顾视培植者如何耳。”“限三月内将书院修理完竣，大门题额，即以‘归儒’名之。”[11] (卷23)左宗棠《归儒书院碑记》：“人所别于禽兽者，何也？曰性善也。孩提之童子，孝弟发于性，虽戎与狄无异也。则就所发者，推之君臣之义从孝出也，夫妇朋友从弟出也。同本而异枝，滋乎此，必去乎彼也。故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虽然，性之善，戎狄无异也，而犯上作乱无所顾忌，中国有之矣，戎狄为尤甚，何也？曰此非性之异，教之异也。”[6] (卷35《学校志·书院》)此番议论，其立论不出儒家道统，同时还有着一种对儒家文化过于自尊的陈腐，左宗棠也许并不十分清楚民族冲突的社会根源。但在客观上，他重视民族地区的教育，有利于实现民族的平等，儒家文化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有利于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价值认同，对相互理解，消除彼此隔阂，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
五、余论
一个朝段书院建设数量有的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乾隆朝，甘肃书院设置最多，原因有以下三端：清廷对书院建设的鼓励政策；清王朝正处在盛世，国泰民安，人心思定，官员积极兴学；清政府在西北实行有利于西北发展的民族政策。有的主要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同、光两朝，全国书院建设处于低谷，而甘肃却迎来了一次书院建设的高潮，这是时任陕甘总督，被誉为“中兴名臣”的左宗棠经营西北的结果，他身居要职，具有着强大的干预能力，更能躬行实践，身为表率，慷慨解囊，捐俸助学，对其他官员是一种无形的示范作用。另外，甘肃省制的设立，对整个清代甘肃书院的发展都起着推动作用。
在清代甘肃书院发展中，由回民起义引发的战争对书院的破坏不容低估。包括顺治五年(1648)由米喇印、丁国栋领导的甘州回民起义；乾隆四十六年(1781)爆发于青海循化地区的苏四十三领导的回、撒拉哲赫林耶教派的反清起义；乾隆四十八年(1783)田五等人领导的甘肃通渭石峰堡起义；咸、同年间(1861—1873)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下爆发的陕甘回民大起义；光绪二十一年(1894)发生的河湟事变等。[14] 战乱所及，首先破坏的是书院建筑及公共设施。张国香《五泉书院修理经费碑记》：“骄乔悍勇，据为邸馆，桃李为薪，窗扇尽废，惟余数楹破厦，四壁残碑，与蓬蒿相掩映而已。”[6](卷35《学校志·书院》)“横经之士，日辗转于颠沛流离中。”[11] (卷23)其次，书院的日常经费主要通过发商生息的渠道获得，战乱中，商人破产，书院就断了经费来源。同治年间，为皋兰书院提供日常经费的茶商的破产，致使书院停学数载。再次，战乱中，无法进行正常的岁、科考试，甚至士子无法参加乡试。严重地挫伤了士人求学的热情。陕甘分闱之前，学政驻陕西三原县，每三年按临一次，自从同治元年回民起义爆发，“生、童未应试者十余年矣！”[11] (卷23)当时，甘肃士子应乡试要赴陕西西安，自战乱以来，“民俗凌夷，人心浮动，劫杀争夺视为故常，动辄啸聚多人，恣为不法，民间诗书已焚，经济困难，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11] (卷22)如此险恶的环境，士子必将断了登进的念头。
甘肃地处边远，地瘠民贫，书院修建及日常经费多来自官民捐纳，一座书院的修建到投入使用，往往因经费的短绌，时断时续，一波三折，但一场战火可能让耗尽众人心血的教育设施毁于一旦。战乱对教育的破坏还不只在于教育设施，它更能摧抑一地兴学的热情，这个损失是难以估量的。左宗棠督甘期间，重视少数民族的教育，其出发点无疑是为了大清王朝的统治，对民族起义的根源也许并不十分清楚，只是从一个有良知的士大夫的理念出发，深信在少数民族地区广布儒家文化，即能化民成俗，消除战乱的根源，在当时来说，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注释：
①前人对清代甘肃书院的研究尚少。就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宣统《甘肃新通志》卷35《学校志·书院》对甘肃书院史料进行了收集整理，登录书院82所，辑录“书院碑记”和“书院记”以及“书院章程或条规”共计36篇。民国《甘肃通志稿》卷44《教育二·书院》基本遵此，无多新内容。其他地方志亦有书院情况的记录，但大多失之太略或语焉不详，稍有例外者如光绪《重修皋兰县志》和光绪《西宁府续志》对所在区域的书院有较为详尽的载录。当代书院学文献类著作如季啸凤主编《中国书院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附《中国书院名录》以现行政区为准，收甘肃书院57所，宁夏11所，青海13所，共计81所。清代甘肃政区包括今宁夏、青海地区。王炳照著《中国古代书院》(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附《各省(区)历代书院统计表》亦以现行政区为准，收甘肃书院62所，宁夏11所，青海3所，共计76所。两书对清代甘肃书院的统计有一定的出入，其中漏收、错收的地方亦不少。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收录清代甘肃“书院碑记”、“书院章程或条规”共计29篇。一些综合性论著，如盛朗西著《中国书院制度》(中华书局1934年版)；陈元晖著《中国古代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白新良著《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胡青著《书院的社会功能及其文化特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李国钧、王炳照主编《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多以南方书院为例，很少提及北方书院，更遑论甘肃书院了。一些专述性论文在取材上亦是如此，此类论文太多，从略。以甘肃书院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有，蒋制心、张嘉馥《浅谈清代兰州的书院》(《兰州学刊》1987年第5期)；王迎喜《简谈清代甘肃书院》(《西北史地》1988年第1期)；漆子扬《甘肃书院考》(《西北史地》1994年第4期)；王励勤《兰山书院及其他》载《悠久的甘肃历史》(甘肃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张世清《西北书院制度略论》(《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笔者从大量方志、金石录、书院志入手并参稽当代人的研究成果，考得清代甘肃有书院103所。并以历史的角度，分析其时间分布状况及其原因，对今天的教育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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