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明代翰林院的政治功能
吴琦/唐金英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6年04期
【原文出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武汉)2006年1期第96～101页
【作者简介】吴琦，唐金英，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吴琦(1962—)，男，江西吉安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史和中国社会史研究；
唐金英(1981—)，女，广东湛江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
【日 期】2005-05-10
【关 键 词】明代/翰林院/政治功能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456(2006)01-0096-06
“翰林”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本指文学之林，是文翰荟萃之所，并未与职官制度产生直接的联系。翰林设为官署，始自唐代。迨至明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初的翰林院融合了以往学士院、翰林院等制度的内容，在政治上占有重要地位。永乐以后，翰林院顾对君主的职能逐渐为内阁取代，但并非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向唐旧翰林院回归，走上了重文词、远政治的道路”[1]。明代翰林院在政治生活中的直接、间接功能依然十分巨大，但学术界的研究甚有不足①。
一、明代翰林院的建制及职掌
明代的翰林院始建于吴元年(1367)五月，“初置翰林国史院，设学士、侍讲学士、直学士、修撰、典簿、编修”[2] (p616)。洪武元年(1368)，改为翰林院。
洪武二年(1369)正月，定翰林院学士承旨正三品，学士从三品，侍讲学士正四品，侍读学士从四品，直学士正五品，典簿正七品，属官待制从五品，修撰正六品，应奉正七品，编修正八品，典籍从八品。洪武十八年(1385)三月，明太祖更定品官：正官学士一人，正五品；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二人，从五品；首领官孔目一人，未入流；属官侍读侍讲各二人，正六品；五经博士五人，正八品；典籍二人，从八品；侍书二人，正九品；待诏六人，从九品；史官修撰三人，从六品；编修四人，正七品；检讨四人，从七品(黄佐《翰林记》卷1《官制沿革》)。后又因“诸进士未更事，欲优待之，俾观政于诸司，俟谙练然后任之”(黄佐《翰林记》卷3《庶吉士铨选》)，即进入翰林院或承旨监等近侍衙门，此为庶吉士，无定员。明成祖仍承此制。
翰林院虽为五品衙门，但其职掌范围却很广。据《明史·职官志二》记载，学士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以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备天子顾问。凡经筵日讲，撰修实录、玉牒、史志诸书，编撰六曹章奏，皆奉敕而统承之。诰敕，以学士一人兼领；大政事，大典礼，集诸臣会议，并与诸司参决其可否。侍读、侍讲掌讲读经史。五经博士各掌专经讲义，不治世事，后因优予圣贤、先儒后裔世袭，不治院事。史官掌修国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礼乐、兵刑诸大政，及诏敕、书檄，批答王言，皆籍而记之，以备实录。国家有撰修著作之事，则分掌考辑、撰述之事。经筵充展卷官，乡试充考试官，会试充同考官，殿试充收卷官。凡记注起居，编撰六部章奏，誊黄，册封等等，皆由充之。庶吉士读书翰林院，以一学士教习之。侍书掌以六书供侍。侍诏掌应对。孔目掌文移。
从《明史》记载可知，翰林院的职掌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知制诰与考议。制诰为国家重典，官不轻授，“宋朝分内外两制，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对掌之。本朝(明)独归其任于翰林”[3] (p275)。正统十年(1445)十二月，选翰林院侍讲、侍读以下官入东阁习制诰。弘治七年(1494)八月，李东阳升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专管诰敕。明初翰林院参预考议各项制度，供皇帝裁定颁行，明太祖经常与翰林儒臣探讨古今治国的得失，每遇政务有大事大疑，“则命翰林儒臣折衷古今而后行之”(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9《拟旨》)。以皇帝名义颁发的制诏文件及奏章的批答，多由翰林官代笔起草。许多朝廷礼仪制度也多由翰林官参预制定。
2、侍从顾问。洪武三十一年(1398)正月，升翰林院修撰张信为侍读，编修戴彝为侍讲，谕之曰：“官翰林者，虽以论思为职，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国家政治得失，生民利害，当知无不言。”[4] (p342)可见，明代翰林设官之初意即有期望其侍从顾问。建文时，始诏翰林官入直文渊阁备顾问，顾问内容一般有咨询道理、商榷政务，翰林官要援据古今、随事献纳。
3、经筵讲学。经筵是围绕皇帝而举行的一种研读经史的所谓御前讲席活动，讲官进讲规定好的科目和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还讲《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补》、《太极图》、《贞观政要》、《历朝实录》、《宝训》等。经筵讲读分为经筵和日讲，翰林院的大学士、侍读、侍讲都可担任讲官。
4、充任考官。为国家选拔人才是明代翰林院的一项重要职能。廷试中，翰林充当读卷官，“共阅对策，拟定名次，候临轩，或如所拟，或有所更定，传制唱第”；“初制，两京乡试，主考皆用翰林”；会试则按一定比例配备翰林充任考官，“初制，会试同考八人，三人用翰林，五人用教职”，景泰五年，“从礼部尚书胡濙请，俱用翰林、部曹”[5] (p1699)。其后各朝翰林所占比例虽有所变动，但翰林始终是主持和参与主持各级科举考试的主要力量。
5、编修史志。明代凡修实录、史志等书，由阁臣充任总裁，翰林学士等则具体修撰。明代翰林院与史馆合二为一，史官之职隶于翰林，讲史与撰史融为一体。
二、明代翰林官的升转
单从职掌来看，翰林官的活动多属朝廷日常性工作。按品秩，翰林院不过是一个五品衙门，尚不如一个地方的府级单位，但其政治上的特殊性和重要性，绝不是其他同品级衙门所能比肩或代替的。
(一)翰林官与内阁
从内阁建立的过程来看，内阁是由翰林院发展而来的。更重要的是，内阁与翰林院在人事上始终存在着密切关系。
明太祖废除丞相后，独揽大权。但他也强烈意识到“不可无辅臣”，并设四辅官，但“诸人皆老儒，起田家，淳朴无他长”[5] (p3944)，于是很快废止。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把目光转向品秩低而有一定政务能力的翰林近侍官员身上。洪武十四年(1381)，“命法司录囚，会翰林院、给事中及春坊官会议平允以闻”；又“命翰林、春坊官考驳诸司章奏”[5] (p36)，以为“平允”，因“署其衔曰：‘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事某官某’，列名书之”[5] (p1786)。十五年(1382)，仿宋制设殿阁大学士，八位殿阁大学士中，翰林出身占一半。这时的殿阁大学士都是正五品，“称近臣，不为置僚属，亡所治”[6] (p833)，“侍左右，备顾问而已”[2] (p465)。其职能权责未能超出翰林官“职在论思”的范围。永乐朝，朱棣夺得帝位后，面对复杂的政局，迅速选拔了职位卑微、但忠于自己的解缙等七人，并值文渊阁。这批阁臣都与翰职挂钩②，表明这时的翰林官与阁臣均属内制近侍性质。“太宗章皇帝时，内阁止设翰林学士及讲读、编修等官，备顾问而已”(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23《内阁一》)。此时内阁被视为翰林院的内署，与诸司公文往来，仍用翰林院名义，内阁无论在职责上还是职官形式上都没有超出洪武时期翰林院“侍左右以备顾问”和参预机务的范围。
但宣德以后，内阁掌握了票拟大权，地位日见重要，逐渐突破了以往翰林职责的限制。王其榘先生认为，建文时期的翰林院官员有代皇帝批答的任务，也即有了票拟之权[7] (p27)。这并不准确，票拟与翰林官替皇帝拟旨不同，翰林官拟旨是笔录皇帝对各种章奏的指示，永乐、洪熙时，“批答出自御笔，未尝任之他人”。而“宣庙时始令内阁杨士奇辈及尚书兼詹事蹇义、夏元吉，于凡中外奏章，许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以进，谓之条旨”③。即阁臣将汇集于内阁的各种奏章预先列出处置意见，贴于章奏上进呈皇帝裁决。这就使阁臣直接掌握了处理国家政事的大权。正统时“始专命内阁条旨”(黄佐《翰林记》卷2《传旨条旨》)。以后票拟批答成为定制。票拟的出现，使内阁突破了翰林院旧制的藩篱。然而，尽管如此，内阁仍然不是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终于无法彻底超脱翰林院的窠臼。
内阁是由翰林院脱胎而出，分割了翰林院的部分职能，但内阁和翰林院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这突出表现在内阁的人选上。明人王世贞所言：“内阁，故翰林学士任也”[6] (p833)。从明代阁臣的出身来看，终明之世，阁臣的绝大部分均出自翰林，而翰林院则成为进身内阁的重要阶梯。
表1显示，以初官而言，入阁者大部分都有翰林院的经历，有近80％的阁臣都是由科举进士入翰林，只有很少一部分为外官或未经科举而直接由地方官入阁。总体而言，天顺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⑤ 逐渐成为一种定式。《明史·职官志二》记载：“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
表1 明代阁臣初官出身分类④
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记叙，洪武到万历年间的120名翰林学士中，入阁者就有65人，占总数的54％。其实，翰林官日常从事的起草诰敕、纂修书史、经筵侍讲等工作，都是对其今后入阁执政的着意培养——以皇帝名义颁发的各种诰敕本，但实际上，一般的文件多由翰林学士代笔，这项工作有助于翰林官对朝廷政务的熟悉；对明代历朝实录的编写由阁臣领衔，翰林官实际纂修，这项工作则加强了翰林官对以往政典故事的深入了解。而在经筵侍讲中，翰林官不断熟悉朝仪典制，并加强与皇帝的联系，增强对政局的理解。这些都使翰林官不断积累政治经验，为其日后入阁准备了较好的政治素养。无怪人们视翰林院为“储相之所”。
(二)翰林官与科道
科道即都察院、各道监察御史及六科给事中的统称。明代科道官专以建言纠劾、谏诤推弹上至皇帝、下至各级地方官员为职事。明代翰林官以论思为职，与科道同为近侍清要之职，翰林官兼任科道或实改科道的不乏其人，而庶吉士散馆后，科道官是未得留馆的庶吉士的主要出路之一。
据《天府广记》记载：翰林兼科道者，嘉靖朝夏言以侍讲学士兼吏科都给事中；改科道者，永乐中孔谔以中允⑥ 改御史，洪熙初侍读李时勉、罗汝伦俱以言事改御史，正统中金幼孜子检讨达改给事中，成化中检讨李昊改南礼科给事中，洪武中编修马亮、任敬、王琏、王辉、陈敏、张惟俱改御史，正统间徐埕以侍读改浙江道御史，杨鼎以中允改河南道御史，检讨王玉改江西道御史，崇祯中金声以编修改御史，张晋彦以侍读改兵科，俱以知兵改任[4] (p344)。
庶吉士介于官与非官之间。严格说来，庶吉士不算翰林官，但因自永乐始，庶吉士专隶于翰林院，所以，庶吉士也被认为是翰林官。庶吉士“三年学成，优者留翰林为编修、检讨，次者出为给事、御史，谓之散馆”[5] (p1701)，出馆者多为科道官。庶吉士为科道官始于洪武，如庶吉士解缙初官为御史。永乐、宣德时部分庶吉士授为科道官，但还不是每科都有为科道官的。正统以后，不仅每科都有出为科道官，而出馆者多为科道官，甚至嘉靖五年(1526)“散馆尽授科道部属”[3] (p263)。据《明实录》统计，从成化五年(1469)至崇祯元年(1628)的35科馆选中，有22科出馆者全为科道官[8]。可见庶吉士出为科道官之普遍。
庶吉士不仅关心自己的学业，也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他们不时上书言事，较为著名的庶吉士有永乐时的沈升，成化时的邹智，万历时的刘纲，崇祯时的庶吉士刘之伦、金声、解胤越等更是纷纷上奏建言，献救国之策。可见，庶吉士阶段的学习与经历与科道的言事职责有着一种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
翰林作为天子近臣，又常常充当着谏官的角色，“圣祖立国不设谏官，使人人皆得以尽言，而尤责备于近侍”(黄佐《翰林记》卷8《责尽言》)——“洪武中，太祖尝祀方丘，患心不宁，以问学士宋濂，对曰：孟柯有言，养心莫善于寡欲，审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上深然之”(黄佐《翰林记》卷8《备顾间》)；“洪武中太祖欲省刑，思所以优礼臣工学士。詹同承顾问，顿首赞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之庆也。因言古者刑不下大夫。上深然之”(黄佐《翰林记》卷8《将顺》)。
(三)翰林官之外转
有的学者认为：“翰林官之外转，指翰林官出为地方官之制，为清代首创。明代翰林官不赴外任，专待入阁。出路狭窄，坐耗资奉。”[9] (p154)但事实上，明代就已经有了翰林官之外转。
据《翰林记》卷5《改调外擢》记载：
吴二年，修撰朱梦炎转山西行省员外郎，此改调外擢之始也。洪武三年，学士陶安出为江西行省参政。八年，编修朱右以稽古不能详，上遣之出为晋府长史。九年，编修张凤擢广西行省参政。十六年八月以侍讲学士李羽为浙江右布政使。永乐中，解缙曾出为广西右参政。正统元年，正月，大学士杨士奇举侍讲刘永清出为广东右布政使。十三年十月，侍讲陈文亦以大学士高谷荐为云南右布政使。太祖时，起居注王讳出为南康府同知。正德时学士张丙出为镇江府同知，修撰何瑭以抗直不跪逆瑾，出为开州同知。
但翰林被授任州县府官，不啻为降罚措施。在明代仕子的心目中，七品以下的编修、检讨为最佳选择，其次为给事中、御史，再次为各部主事，而被授任州县官则为最不如意的选择。这看似奇怪，其实“非翰林不入内阁”的格局使这种选择成为必然，作为翰林官有更多的机会成为位尊权重之人。
明代翰林之外转有少数是由皇帝亲擢，巡抚一省。而多数则是由于忤旨、言事、坐事或“稽古不称”等原因而遭降谪，出为府州县官。如洪武十六年(1383)，典籍吴伯宗忤旨被贬为金县知县；正统中，编修赖世隆坐事降为浙江台州府经历。成化元年(1465)，学士黄谏坐罪降广州府通判；二年(1466)，侍讲学士钱溥坐罪降顺德知县；三年(1467)，修撰罗伦以言大学士李贤夺情起复事件忤旨，降福建泉州市舶司副提举；五年(1469)编修张懋、黄仲昭、检讨庄泉因疏谏触怒了皇帝，懋及仲昭被调为知县，泉为判官；十二年(1476)，学士江朝宗坐事降为广东市舶司提举。但无论是亲擢外转，或降谪外转，“未尝有一斥不复还者”(黄佐《翰林记》卷5《降谪》)，由此可见明代翰林官的重要地位。
三、翰林与经筵讲学
明代经筵讲官由翰林官担任，自正统以后，各朝均开经筵，彤庭侍讲遂成为翰林官的重要职责。儒臣对讲学之于君主治天下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嘉靖二年(1523)，首辅杨廷和说：“人君之治天下，其所当务者有二焉：曰勤政，曰讲学，而二者之中讲学尤为急务”(杨廷和《杨文忠三录》卷2《请讲学勤政疏》)。《明武宗毅皇帝宝训》记载弘治阁臣刘健言：“人君治天下，必先讲学，明理，正心修德，然后可以裁决政务，统御臣民。”有时候大臣对经筵讲学的重视程度甚于皇帝。
经筵成为常仪之后，每月逢二在文华殿进讲，每月三次，寒暑暂免。万历时又定二月十二至五月二日为春讲，八月十二日至十月二日为秋讲。经筵举行的时间一般在早朝之后。由两位讲官进行讲授，左边讲官讲授的是“四书”，右边讲官讲的是经或史。完毕后赐酒饭，即经筵之“筵”。
作为皇帝的讲学活动，除了经筵之外，还有日讲。日讲被称为“小经筵”，只有讲官侍班，礼仪逊于经筵。据称：“经筵有二案，而日讲则止一御案，第以经书置案上，讲官指书口讲，无讲章也”[10] (p208)。日讲有讲章是崇祯时才有的事。日讲时，“侍班讲读等官入见，行叩头礼后，东西分立。先读书，次讲经，或读史，每伴读十数遍后，讲官直说大义，惟在明白易晓。讲读后，侍书官侍上习字毕，各官叩头退”[4] (p345)。
御经筵是皇帝学经史、汲取以往经验教训并与讲官探讨问题的机会，同时也是向世人显示其尊儒好学的一种姿态。充任讲官者，多是精通经史、饱读诗书的翰林精英分子。这对皇帝整体素质的提高，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
基于翰林讲读官对于皇帝的重要影响，名臣杨士奇在宣德末年英宗嗣位时上疏，就侍从官(包括讲读官)的选择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凡起居出入一应随侍及使用之人，皆宜选择，行动端庄，立心行己正当者，使在左右，如或其人举动轻佻，言语亵慢，立心行己不正者，皆宜早去，随侍已久，情意相恰，不觉其非，言听计从，后来欲去，其势难矣。此在常人尚须慎择，况天子之左右？”(黄佐《翰林记》卷9《开经筵》)这从一方面反映了侍从官对皇帝的巨大影响力。我们很难具体地说皇帝日后的执政中哪一点受到了经筵讲读的影响，但是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黄佐《翰林记》卷9《讲官陈论》载：
祖宗时，讲官于讲书后得言时政阙失，及陈论所见。洪武中，大学士吴沈进讲毕，进去邪勿疑之说，因曰，小人中怀奸邪，甚似忠信，不可不察。上曰，然。宪宗在东宫时，学士刘王羽讲周书无逸篇文王怀保惠鲜章，遂及时事数十，天颜豫悦，虽不言而深有契于心，未几，嗣大位，即却贡献，减财赋，罢诸道镇守官，皆昔所论也。弘治中，侍讲学士李东阳大旱应昭言事，摘经筵所讲孟子中要论切于政道，析为数条，极论其理而时政得失，以类附焉，上嘉纳之，虽非面陈，然均为启沃之义。
从经筵讲学的内容来看，主要是四书五经，但这种纯理论的经典显然无法推进皇帝能力的全面发展，于是后来又增加了《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补》，以帮助皇帝更好地理解和领会经义的精义，万历时又进讲《帝鉴图说》，此外，还有《贞观政要》、《历朝实录》等，其目的就是为了全面提升皇帝的政治素质与执政能力。
就臣下而言，经筵是启沃君心、对皇帝施加影响的重要机会和途径。由于皇帝身处深宫，平时除了朝见之外，即使是高官要员也很少有机会见到皇帝，因此要使自己的政治主张、治国方法获知于皇帝是十分困难的。而讲官在经筵日讲中近距离接触皇帝，不仅有益于增进双方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可以把自己的观点贯穿于经筵讲读之中，获知于皇帝，并不同程度地影响皇帝。隆庆时的编修朱庚，于万历六年(1578)，以侍读为日讲官。当时宫中方兴土木，建苑囿，朱赓讲《宋史》，极言“花石纲”之害，皇帝为之震动。
对君主极高的角色期望。在他们看来，理想的君主应是集理想的君德与理想的君政于一身。为了使皇帝成为符合这种理想的君主，翰林官无疑是要充分利用经筵讲学的机会，对皇帝灌输其儒家的政治理想，使皇帝真正理解儒家经典要义。
翰林官“一朝获知于皇上则进身之阶由此畅通”[11] (p66)。能成为经筵日讲的讲官，与皇帝有着一种既君臣、又师生的关系。这种不一般的关系，往往使许多的翰林官的仕途从此畅通。穆宗时，宠臣高拱在内阁的斗争中，将政敌徐阶、陈以勤、赵贞吉、李春芳和殷士儋一一赶出内阁，与他曾担任穆宗为裕王时的讲官、与穆宗感情深厚有直接的关系。而且由于这层关系，他们多能得到皇帝的信任，他们的劝谏也比较容易为皇帝所接受。
可见，翰林官的讲读活动使其易于接近皇帝，获知于皇帝，同时影响、感化皇帝，这不仅对皇帝素质培养与施政趋向十分重要，而且对翰林官政治前途也不无裨益。
四、结语
明代翰林院既是国家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咨议政事的职官机构，同时又成为国家重要的选才、育才、储才之地。正如张居正所说的一样，翰林院是一个“敦本务实，以眇眇之身，任天下之重，豫养其所有为”[12] (p378)的地方。明代翰林院除了其职掌范围的政治职能外，在升转等方面体现出了其不可忽视的政治功能，对于明代的政治生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明代翰林院远非只是普通的文职机构。
首先，在职官升迁上，翰林官久居清要之地，不涉繁剧衙门，颇有些蓄德养廉的含义，在日常工作中又给予翰林官博及经史、通晓典故庶务的机会，这些无疑都是为了造就和培养阁臣。尹直《謇斋琐缀录》记载，明宪宗曾谈到，翰林是储才之地，翰林官“必文学核博，操履端慎，方为称职”。阁臣的翰林院经历，使翰林官积累了一定的政治经验，增广知识，扩大视野，自律砥砺，深蕴厚积，渐趋成熟，为入阁辅弼积累一定的政治素养。
其次，翰林院作为选才、育才、储才之所，与庶吉士制度相结合，对官员能力的培养是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的，特别是对中央官员的处理政务的能力的培养。即使他们出为科道官或州县府官，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进士进入翰林，经过庶吉士阶段，一般都会得到较快的拔擢，且因在翰林院内能得到亲炙鸿儒、接近权要的机会，又能饱览史料邸报，参加某些重要会议，很便于其对时事政治具体深入的了解。能被选中当庶吉士，被认为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历练和上升的机会。正由于庶吉士有机会接受翰苑的学术熏陶，又可以通过一定期间的习学和观政，获取必要的经验，这便确保这些未来官员的政治、文化修养。钱穆先生对明代翰林院的储才功能颇有赞许：
明清两代许多的有名人，都出在翰林院。因为考取进士以后，留在中央这几年，对政府一切实际政事，逐渐都了解。政府又给他一个好出身，将来定获做大官，他可以安心努力。他在进士留馆时期及翰林院时期，一面读书修学，一面获得许多政治知识，静待政府大用。进士与翰林成为政府一个储才养望之阶梯。科举本只能物色人才，并不能培植人才。而在明清两代进士翰林制度下，却可培植些人才。这种人才，无形中集中在中央，其影响就很大。……许多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多半从进士翰林出身，并不是十年窗下，只懂八股文章，其他都不晓得。……他们负有清望，是政府故意栽培的人才。在政府论，应该要有一个储才之所，把下辈的人培养在那里，培养他的学识，培养他的资望，如是才可以接上气。汉代培养人才在椽属，唐代培养人才在门第，宋代培养人才在馆阅校理之职。到明清两代，始把培养人才的机构归并到考试制度里，当然，做翰林的不一定全好，然而政治家学问家都由这里面出来，那亦是事实。[13] (p129)
再次，明代翰林作为天子近臣，在直谏、评荐以及选拔人才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翰林以论思为职，因此实际上是翰臣和谏臣兼而有之，而且翰林的进谏与其近侍的职责相关，因而翰林官在忠言直谏、促进政治清明方面，一直发挥着比较积极的作用。官员的任用是否得当，这是关乎吏治清浊和王朝兴衰的大事，凡是有作为的君主，对此都十分重视，除依靠吏部的慎重铨选和宪台的严格监控外，翰林对官员的品评与举荐意见也十分重要。同时，不管是正规的殿试、会试、两京乡试，还是其他的考核，翰林院在为国家选拔人才上确实肩负重任。而由于经筵讲读在翰林与皇帝之间建立起来的特殊关系，使得翰臣在直谏、评荐以及选拔人才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加有效。
然而，不可讳言，明代翰林院的政治功能有其消极的一面。其一，明代阁臣都有翰林的出身和经历，由于在朝中长期任职，逐渐形成朋党势力。他们崭露头角，进入内阁之后，便有一些同僚、同乡、门生及亲信官员聚结在周围，形成门户。阁臣的翰林院经历本是为培养其辅政能力，使其能在入阁后就能担起辅弼之任，但却也使其过早地沾染了官场的习气，拉帮结派，卷入了酷烈的党争之中。其二，翰林官久滞翰苑，熟读经史，工于诗文，能圆满地回答皇帝提出的各种问题，但缺乏实际的政治经验，尤其是对于全国性政务缺乏直接的接触和认识，入阁后，仅凭以往的旧例办事，缺乏创新精神，又不调查研究，依赖于长官意志，无法承担政治中枢的重任。这不能不说是翰林院制度对内阁制度发展的限制。
注释：
①关于明代翰林院的研究成果极少，主要论文有林桦的《明代翰林院制度述论》(《贵州文史论丛》1994年第5期)、孙力楠的《论明代翰林院》(《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赵子富的《明代翰林院与内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林桦的《略论明代翰林院与内阁的关系》(《史学月刊》1990年第3期)等，杨果的《中国翰林制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和邸永君《清代翰林院制度》两种著作以及其他明代政治的论著也有涉及。从总体研究情况看，以上研究，多从制度梳理、明代翰林院与内阁的关系这两个方面着手，没有对明代翰林院政治关系与政治功能进行总体把握和深入探讨。
②解缙以翰林待诏升侍读入，黄淮以翰林侍读入，胡广以翰林修撰入，杨士奇以翰林编修入，金幼孜以翰林检讨入，杨荣以翰林编修入，胡俨以翰林检讨入。
③此记载于黄佐《翰林记》卷2《传旨条旨》，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45中也有记载：“内阁臣职在司内外制而已，未有所谓调旨也。自宣德中大学士二杨公与尚书蹇、夏始有调旨之说。”
④表中州府官包括训导、长史、推官、知府和教授。县官包括知县、典史、教谕。王府官包括审理。其他包括御史、行人司行人、司京局洗马等。总数是163人，不包括挂名内阁的权谨(表据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95页)。
⑤《明史》卷70《选举二》：“天顺二年后，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
⑥《天府广记》卷26《翰林院升转》记载：“洪武定制，内外官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始定升黜。编修九年升侍读，检讨九年升修撰，又皆九年升中允。”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6年04期
【原文出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武汉)2006年1期第96～101页
【作者简介】吴琦，唐金英，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吴琦(1962—)，男，江西吉安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史和中国社会史研究；
唐金英(1981—)，女，广东湛江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
| 【内容提要】 | 明代翰林院在明代政治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除了职掌方面的作用外，在人才尤其是高层政治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是国家重要的选才、育才、储才之地，同时翰林院的经筵与日讲活动，对于启沃君心、提高皇帝处理政务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但明代翰林院的政治功能也不乏消极的一面，翰林的经历使其在入阁时，已久染官场习气，常结成朋党，卷入酷烈的党争之中，并缺乏创新精神，长官意志浓厚。 |
【关 键 词】明代/翰林院/政治功能
“翰林”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本指文学之林，是文翰荟萃之所，并未与职官制度产生直接的联系。翰林设为官署，始自唐代。迨至明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初的翰林院融合了以往学士院、翰林院等制度的内容，在政治上占有重要地位。永乐以后，翰林院顾对君主的职能逐渐为内阁取代，但并非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向唐旧翰林院回归，走上了重文词、远政治的道路”[1]。明代翰林院在政治生活中的直接、间接功能依然十分巨大，但学术界的研究甚有不足①。
一、明代翰林院的建制及职掌
明代的翰林院始建于吴元年(1367)五月，“初置翰林国史院，设学士、侍讲学士、直学士、修撰、典簿、编修”[2] (p616)。洪武元年(1368)，改为翰林院。
洪武二年(1369)正月，定翰林院学士承旨正三品，学士从三品，侍讲学士正四品，侍读学士从四品，直学士正五品，典簿正七品，属官待制从五品，修撰正六品，应奉正七品，编修正八品，典籍从八品。洪武十八年(1385)三月，明太祖更定品官：正官学士一人，正五品；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二人，从五品；首领官孔目一人，未入流；属官侍读侍讲各二人，正六品；五经博士五人，正八品；典籍二人，从八品；侍书二人，正九品；待诏六人，从九品；史官修撰三人，从六品；编修四人，正七品；检讨四人，从七品(黄佐《翰林记》卷1《官制沿革》)。后又因“诸进士未更事，欲优待之，俾观政于诸司，俟谙练然后任之”(黄佐《翰林记》卷3《庶吉士铨选》)，即进入翰林院或承旨监等近侍衙门，此为庶吉士，无定员。明成祖仍承此制。
翰林院虽为五品衙门，但其职掌范围却很广。据《明史·职官志二》记载，学士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以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备天子顾问。凡经筵日讲，撰修实录、玉牒、史志诸书，编撰六曹章奏，皆奉敕而统承之。诰敕，以学士一人兼领；大政事，大典礼，集诸臣会议，并与诸司参决其可否。侍读、侍讲掌讲读经史。五经博士各掌专经讲义，不治世事，后因优予圣贤、先儒后裔世袭，不治院事。史官掌修国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礼乐、兵刑诸大政，及诏敕、书檄，批答王言，皆籍而记之，以备实录。国家有撰修著作之事，则分掌考辑、撰述之事。经筵充展卷官，乡试充考试官，会试充同考官，殿试充收卷官。凡记注起居，编撰六部章奏，誊黄，册封等等，皆由充之。庶吉士读书翰林院，以一学士教习之。侍书掌以六书供侍。侍诏掌应对。孔目掌文移。
从《明史》记载可知，翰林院的职掌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知制诰与考议。制诰为国家重典，官不轻授，“宋朝分内外两制，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对掌之。本朝(明)独归其任于翰林”[3] (p275)。正统十年(1445)十二月，选翰林院侍讲、侍读以下官入东阁习制诰。弘治七年(1494)八月，李东阳升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专管诰敕。明初翰林院参预考议各项制度，供皇帝裁定颁行，明太祖经常与翰林儒臣探讨古今治国的得失，每遇政务有大事大疑，“则命翰林儒臣折衷古今而后行之”(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9《拟旨》)。以皇帝名义颁发的制诏文件及奏章的批答，多由翰林官代笔起草。许多朝廷礼仪制度也多由翰林官参预制定。
2、侍从顾问。洪武三十一年(1398)正月，升翰林院修撰张信为侍读，编修戴彝为侍讲，谕之曰：“官翰林者，虽以论思为职，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国家政治得失，生民利害，当知无不言。”[4] (p342)可见，明代翰林设官之初意即有期望其侍从顾问。建文时，始诏翰林官入直文渊阁备顾问，顾问内容一般有咨询道理、商榷政务，翰林官要援据古今、随事献纳。
3、经筵讲学。经筵是围绕皇帝而举行的一种研读经史的所谓御前讲席活动，讲官进讲规定好的科目和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还讲《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补》、《太极图》、《贞观政要》、《历朝实录》、《宝训》等。经筵讲读分为经筵和日讲，翰林院的大学士、侍读、侍讲都可担任讲官。
4、充任考官。为国家选拔人才是明代翰林院的一项重要职能。廷试中，翰林充当读卷官，“共阅对策，拟定名次，候临轩，或如所拟，或有所更定，传制唱第”；“初制，两京乡试，主考皆用翰林”；会试则按一定比例配备翰林充任考官，“初制，会试同考八人，三人用翰林，五人用教职”，景泰五年，“从礼部尚书胡濙请，俱用翰林、部曹”[5] (p1699)。其后各朝翰林所占比例虽有所变动，但翰林始终是主持和参与主持各级科举考试的主要力量。
5、编修史志。明代凡修实录、史志等书，由阁臣充任总裁，翰林学士等则具体修撰。明代翰林院与史馆合二为一，史官之职隶于翰林，讲史与撰史融为一体。
二、明代翰林官的升转
单从职掌来看，翰林官的活动多属朝廷日常性工作。按品秩，翰林院不过是一个五品衙门，尚不如一个地方的府级单位，但其政治上的特殊性和重要性，绝不是其他同品级衙门所能比肩或代替的。
(一)翰林官与内阁
从内阁建立的过程来看，内阁是由翰林院发展而来的。更重要的是，内阁与翰林院在人事上始终存在着密切关系。
明太祖废除丞相后，独揽大权。但他也强烈意识到“不可无辅臣”，并设四辅官，但“诸人皆老儒，起田家，淳朴无他长”[5] (p3944)，于是很快废止。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把目光转向品秩低而有一定政务能力的翰林近侍官员身上。洪武十四年(1381)，“命法司录囚，会翰林院、给事中及春坊官会议平允以闻”；又“命翰林、春坊官考驳诸司章奏”[5] (p36)，以为“平允”，因“署其衔曰：‘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事某官某’，列名书之”[5] (p1786)。十五年(1382)，仿宋制设殿阁大学士，八位殿阁大学士中，翰林出身占一半。这时的殿阁大学士都是正五品，“称近臣，不为置僚属，亡所治”[6] (p833)，“侍左右，备顾问而已”[2] (p465)。其职能权责未能超出翰林官“职在论思”的范围。永乐朝，朱棣夺得帝位后，面对复杂的政局，迅速选拔了职位卑微、但忠于自己的解缙等七人，并值文渊阁。这批阁臣都与翰职挂钩②，表明这时的翰林官与阁臣均属内制近侍性质。“太宗章皇帝时，内阁止设翰林学士及讲读、编修等官，备顾问而已”(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23《内阁一》)。此时内阁被视为翰林院的内署，与诸司公文往来，仍用翰林院名义，内阁无论在职责上还是职官形式上都没有超出洪武时期翰林院“侍左右以备顾问”和参预机务的范围。
但宣德以后，内阁掌握了票拟大权，地位日见重要，逐渐突破了以往翰林职责的限制。王其榘先生认为，建文时期的翰林院官员有代皇帝批答的任务，也即有了票拟之权[7] (p27)。这并不准确，票拟与翰林官替皇帝拟旨不同，翰林官拟旨是笔录皇帝对各种章奏的指示，永乐、洪熙时，“批答出自御笔，未尝任之他人”。而“宣庙时始令内阁杨士奇辈及尚书兼詹事蹇义、夏元吉，于凡中外奏章，许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以进，谓之条旨”③。即阁臣将汇集于内阁的各种奏章预先列出处置意见，贴于章奏上进呈皇帝裁决。这就使阁臣直接掌握了处理国家政事的大权。正统时“始专命内阁条旨”(黄佐《翰林记》卷2《传旨条旨》)。以后票拟批答成为定制。票拟的出现，使内阁突破了翰林院旧制的藩篱。然而，尽管如此，内阁仍然不是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终于无法彻底超脱翰林院的窠臼。
内阁是由翰林院脱胎而出，分割了翰林院的部分职能，但内阁和翰林院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这突出表现在内阁的人选上。明人王世贞所言：“内阁，故翰林学士任也”[6] (p833)。从明代阁臣的出身来看，终明之世，阁臣的绝大部分均出自翰林，而翰林院则成为进身内阁的重要阶梯。
表1显示，以初官而言，入阁者大部分都有翰林院的经历，有近80％的阁臣都是由科举进士入翰林，只有很少一部分为外官或未经科举而直接由地方官入阁。总体而言，天顺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⑤ 逐渐成为一种定式。《明史·职官志二》记载：“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
表1 明代阁臣初官出身分类④
初职官署 人数(人) 占总数的百分比(％) 翰林院 126 77.3 中书舍人 6 3.7 六部主事、给事中 6 3.7 州府官 8 4.9 县官 11 6.7 王府官 2 1.3 其他 4 2.4 |
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记叙，洪武到万历年间的120名翰林学士中，入阁者就有65人，占总数的54％。其实，翰林官日常从事的起草诰敕、纂修书史、经筵侍讲等工作，都是对其今后入阁执政的着意培养——以皇帝名义颁发的各种诰敕本，但实际上，一般的文件多由翰林学士代笔，这项工作有助于翰林官对朝廷政务的熟悉；对明代历朝实录的编写由阁臣领衔，翰林官实际纂修，这项工作则加强了翰林官对以往政典故事的深入了解。而在经筵侍讲中，翰林官不断熟悉朝仪典制，并加强与皇帝的联系，增强对政局的理解。这些都使翰林官不断积累政治经验，为其日后入阁准备了较好的政治素养。无怪人们视翰林院为“储相之所”。
(二)翰林官与科道
科道即都察院、各道监察御史及六科给事中的统称。明代科道官专以建言纠劾、谏诤推弹上至皇帝、下至各级地方官员为职事。明代翰林官以论思为职，与科道同为近侍清要之职，翰林官兼任科道或实改科道的不乏其人，而庶吉士散馆后，科道官是未得留馆的庶吉士的主要出路之一。
据《天府广记》记载：翰林兼科道者，嘉靖朝夏言以侍讲学士兼吏科都给事中；改科道者，永乐中孔谔以中允⑥ 改御史，洪熙初侍读李时勉、罗汝伦俱以言事改御史，正统中金幼孜子检讨达改给事中，成化中检讨李昊改南礼科给事中，洪武中编修马亮、任敬、王琏、王辉、陈敏、张惟俱改御史，正统间徐埕以侍读改浙江道御史，杨鼎以中允改河南道御史，检讨王玉改江西道御史，崇祯中金声以编修改御史，张晋彦以侍读改兵科，俱以知兵改任[4] (p344)。
庶吉士介于官与非官之间。严格说来，庶吉士不算翰林官，但因自永乐始，庶吉士专隶于翰林院，所以，庶吉士也被认为是翰林官。庶吉士“三年学成，优者留翰林为编修、检讨，次者出为给事、御史，谓之散馆”[5] (p1701)，出馆者多为科道官。庶吉士为科道官始于洪武，如庶吉士解缙初官为御史。永乐、宣德时部分庶吉士授为科道官，但还不是每科都有为科道官的。正统以后，不仅每科都有出为科道官，而出馆者多为科道官，甚至嘉靖五年(1526)“散馆尽授科道部属”[3] (p263)。据《明实录》统计，从成化五年(1469)至崇祯元年(1628)的35科馆选中，有22科出馆者全为科道官[8]。可见庶吉士出为科道官之普遍。
庶吉士不仅关心自己的学业，也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他们不时上书言事，较为著名的庶吉士有永乐时的沈升，成化时的邹智，万历时的刘纲，崇祯时的庶吉士刘之伦、金声、解胤越等更是纷纷上奏建言，献救国之策。可见，庶吉士阶段的学习与经历与科道的言事职责有着一种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
翰林作为天子近臣，又常常充当着谏官的角色，“圣祖立国不设谏官，使人人皆得以尽言，而尤责备于近侍”(黄佐《翰林记》卷8《责尽言》)——“洪武中，太祖尝祀方丘，患心不宁，以问学士宋濂，对曰：孟柯有言，养心莫善于寡欲，审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上深然之”(黄佐《翰林记》卷8《备顾间》)；“洪武中太祖欲省刑，思所以优礼臣工学士。詹同承顾问，顿首赞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之庆也。因言古者刑不下大夫。上深然之”(黄佐《翰林记》卷8《将顺》)。
(三)翰林官之外转
有的学者认为：“翰林官之外转，指翰林官出为地方官之制，为清代首创。明代翰林官不赴外任，专待入阁。出路狭窄，坐耗资奉。”[9] (p154)但事实上，明代就已经有了翰林官之外转。
据《翰林记》卷5《改调外擢》记载：
吴二年，修撰朱梦炎转山西行省员外郎，此改调外擢之始也。洪武三年，学士陶安出为江西行省参政。八年，编修朱右以稽古不能详，上遣之出为晋府长史。九年，编修张凤擢广西行省参政。十六年八月以侍讲学士李羽为浙江右布政使。永乐中，解缙曾出为广西右参政。正统元年，正月，大学士杨士奇举侍讲刘永清出为广东右布政使。十三年十月，侍讲陈文亦以大学士高谷荐为云南右布政使。太祖时，起居注王讳出为南康府同知。正德时学士张丙出为镇江府同知，修撰何瑭以抗直不跪逆瑾，出为开州同知。
但翰林被授任州县府官，不啻为降罚措施。在明代仕子的心目中，七品以下的编修、检讨为最佳选择，其次为给事中、御史，再次为各部主事，而被授任州县官则为最不如意的选择。这看似奇怪，其实“非翰林不入内阁”的格局使这种选择成为必然，作为翰林官有更多的机会成为位尊权重之人。
明代翰林之外转有少数是由皇帝亲擢，巡抚一省。而多数则是由于忤旨、言事、坐事或“稽古不称”等原因而遭降谪，出为府州县官。如洪武十六年(1383)，典籍吴伯宗忤旨被贬为金县知县；正统中，编修赖世隆坐事降为浙江台州府经历。成化元年(1465)，学士黄谏坐罪降广州府通判；二年(1466)，侍讲学士钱溥坐罪降顺德知县；三年(1467)，修撰罗伦以言大学士李贤夺情起复事件忤旨，降福建泉州市舶司副提举；五年(1469)编修张懋、黄仲昭、检讨庄泉因疏谏触怒了皇帝，懋及仲昭被调为知县，泉为判官；十二年(1476)，学士江朝宗坐事降为广东市舶司提举。但无论是亲擢外转，或降谪外转，“未尝有一斥不复还者”(黄佐《翰林记》卷5《降谪》)，由此可见明代翰林官的重要地位。
三、翰林与经筵讲学
明代经筵讲官由翰林官担任，自正统以后，各朝均开经筵，彤庭侍讲遂成为翰林官的重要职责。儒臣对讲学之于君主治天下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嘉靖二年(1523)，首辅杨廷和说：“人君之治天下，其所当务者有二焉：曰勤政，曰讲学，而二者之中讲学尤为急务”(杨廷和《杨文忠三录》卷2《请讲学勤政疏》)。《明武宗毅皇帝宝训》记载弘治阁臣刘健言：“人君治天下，必先讲学，明理，正心修德，然后可以裁决政务，统御臣民。”有时候大臣对经筵讲学的重视程度甚于皇帝。
经筵成为常仪之后，每月逢二在文华殿进讲，每月三次，寒暑暂免。万历时又定二月十二至五月二日为春讲，八月十二日至十月二日为秋讲。经筵举行的时间一般在早朝之后。由两位讲官进行讲授，左边讲官讲授的是“四书”，右边讲官讲的是经或史。完毕后赐酒饭，即经筵之“筵”。
作为皇帝的讲学活动，除了经筵之外，还有日讲。日讲被称为“小经筵”，只有讲官侍班，礼仪逊于经筵。据称：“经筵有二案，而日讲则止一御案，第以经书置案上，讲官指书口讲，无讲章也”[10] (p208)。日讲有讲章是崇祯时才有的事。日讲时，“侍班讲读等官入见，行叩头礼后，东西分立。先读书，次讲经，或读史，每伴读十数遍后，讲官直说大义，惟在明白易晓。讲读后，侍书官侍上习字毕，各官叩头退”[4] (p345)。
御经筵是皇帝学经史、汲取以往经验教训并与讲官探讨问题的机会，同时也是向世人显示其尊儒好学的一种姿态。充任讲官者，多是精通经史、饱读诗书的翰林精英分子。这对皇帝整体素质的提高，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
基于翰林讲读官对于皇帝的重要影响，名臣杨士奇在宣德末年英宗嗣位时上疏，就侍从官(包括讲读官)的选择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凡起居出入一应随侍及使用之人，皆宜选择，行动端庄，立心行己正当者，使在左右，如或其人举动轻佻，言语亵慢，立心行己不正者，皆宜早去，随侍已久，情意相恰，不觉其非，言听计从，后来欲去，其势难矣。此在常人尚须慎择，况天子之左右？”(黄佐《翰林记》卷9《开经筵》)这从一方面反映了侍从官对皇帝的巨大影响力。我们很难具体地说皇帝日后的执政中哪一点受到了经筵讲读的影响，但是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黄佐《翰林记》卷9《讲官陈论》载：
祖宗时，讲官于讲书后得言时政阙失，及陈论所见。洪武中，大学士吴沈进讲毕，进去邪勿疑之说，因曰，小人中怀奸邪，甚似忠信，不可不察。上曰，然。宪宗在东宫时，学士刘王羽讲周书无逸篇文王怀保惠鲜章，遂及时事数十，天颜豫悦，虽不言而深有契于心，未几，嗣大位，即却贡献，减财赋，罢诸道镇守官，皆昔所论也。弘治中，侍讲学士李东阳大旱应昭言事，摘经筵所讲孟子中要论切于政道，析为数条，极论其理而时政得失，以类附焉，上嘉纳之，虽非面陈，然均为启沃之义。
从经筵讲学的内容来看，主要是四书五经，但这种纯理论的经典显然无法推进皇帝能力的全面发展，于是后来又增加了《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补》，以帮助皇帝更好地理解和领会经义的精义，万历时又进讲《帝鉴图说》，此外，还有《贞观政要》、《历朝实录》等，其目的就是为了全面提升皇帝的政治素质与执政能力。
就臣下而言，经筵是启沃君心、对皇帝施加影响的重要机会和途径。由于皇帝身处深宫，平时除了朝见之外，即使是高官要员也很少有机会见到皇帝，因此要使自己的政治主张、治国方法获知于皇帝是十分困难的。而讲官在经筵日讲中近距离接触皇帝，不仅有益于增进双方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可以把自己的观点贯穿于经筵讲读之中，获知于皇帝，并不同程度地影响皇帝。隆庆时的编修朱庚，于万历六年(1578)，以侍读为日讲官。当时宫中方兴土木，建苑囿，朱赓讲《宋史》，极言“花石纲”之害，皇帝为之震动。
对君主极高的角色期望。在他们看来，理想的君主应是集理想的君德与理想的君政于一身。为了使皇帝成为符合这种理想的君主，翰林官无疑是要充分利用经筵讲学的机会，对皇帝灌输其儒家的政治理想，使皇帝真正理解儒家经典要义。
翰林官“一朝获知于皇上则进身之阶由此畅通”[11] (p66)。能成为经筵日讲的讲官，与皇帝有着一种既君臣、又师生的关系。这种不一般的关系，往往使许多的翰林官的仕途从此畅通。穆宗时，宠臣高拱在内阁的斗争中，将政敌徐阶、陈以勤、赵贞吉、李春芳和殷士儋一一赶出内阁，与他曾担任穆宗为裕王时的讲官、与穆宗感情深厚有直接的关系。而且由于这层关系，他们多能得到皇帝的信任，他们的劝谏也比较容易为皇帝所接受。
可见，翰林官的讲读活动使其易于接近皇帝，获知于皇帝，同时影响、感化皇帝，这不仅对皇帝素质培养与施政趋向十分重要，而且对翰林官政治前途也不无裨益。
四、结语
明代翰林院既是国家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咨议政事的职官机构，同时又成为国家重要的选才、育才、储才之地。正如张居正所说的一样，翰林院是一个“敦本务实，以眇眇之身，任天下之重，豫养其所有为”[12] (p378)的地方。明代翰林院除了其职掌范围的政治职能外，在升转等方面体现出了其不可忽视的政治功能，对于明代的政治生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明代翰林院远非只是普通的文职机构。
首先，在职官升迁上，翰林官久居清要之地，不涉繁剧衙门，颇有些蓄德养廉的含义，在日常工作中又给予翰林官博及经史、通晓典故庶务的机会，这些无疑都是为了造就和培养阁臣。尹直《謇斋琐缀录》记载，明宪宗曾谈到，翰林是储才之地，翰林官“必文学核博，操履端慎，方为称职”。阁臣的翰林院经历，使翰林官积累了一定的政治经验，增广知识，扩大视野，自律砥砺，深蕴厚积，渐趋成熟，为入阁辅弼积累一定的政治素养。
其次，翰林院作为选才、育才、储才之所，与庶吉士制度相结合，对官员能力的培养是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的，特别是对中央官员的处理政务的能力的培养。即使他们出为科道官或州县府官，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进士进入翰林，经过庶吉士阶段，一般都会得到较快的拔擢，且因在翰林院内能得到亲炙鸿儒、接近权要的机会，又能饱览史料邸报，参加某些重要会议，很便于其对时事政治具体深入的了解。能被选中当庶吉士，被认为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历练和上升的机会。正由于庶吉士有机会接受翰苑的学术熏陶，又可以通过一定期间的习学和观政，获取必要的经验，这便确保这些未来官员的政治、文化修养。钱穆先生对明代翰林院的储才功能颇有赞许：
明清两代许多的有名人，都出在翰林院。因为考取进士以后，留在中央这几年，对政府一切实际政事，逐渐都了解。政府又给他一个好出身，将来定获做大官，他可以安心努力。他在进士留馆时期及翰林院时期，一面读书修学，一面获得许多政治知识，静待政府大用。进士与翰林成为政府一个储才养望之阶梯。科举本只能物色人才，并不能培植人才。而在明清两代进士翰林制度下，却可培植些人才。这种人才，无形中集中在中央，其影响就很大。……许多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多半从进士翰林出身，并不是十年窗下，只懂八股文章，其他都不晓得。……他们负有清望，是政府故意栽培的人才。在政府论，应该要有一个储才之所，把下辈的人培养在那里，培养他的学识，培养他的资望，如是才可以接上气。汉代培养人才在椽属，唐代培养人才在门第，宋代培养人才在馆阅校理之职。到明清两代，始把培养人才的机构归并到考试制度里，当然，做翰林的不一定全好，然而政治家学问家都由这里面出来，那亦是事实。[13] (p129)
再次，明代翰林作为天子近臣，在直谏、评荐以及选拔人才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翰林以论思为职，因此实际上是翰臣和谏臣兼而有之，而且翰林的进谏与其近侍的职责相关，因而翰林官在忠言直谏、促进政治清明方面，一直发挥着比较积极的作用。官员的任用是否得当，这是关乎吏治清浊和王朝兴衰的大事，凡是有作为的君主，对此都十分重视，除依靠吏部的慎重铨选和宪台的严格监控外，翰林对官员的品评与举荐意见也十分重要。同时，不管是正规的殿试、会试、两京乡试，还是其他的考核，翰林院在为国家选拔人才上确实肩负重任。而由于经筵讲读在翰林与皇帝之间建立起来的特殊关系，使得翰臣在直谏、评荐以及选拔人才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加有效。
然而，不可讳言，明代翰林院的政治功能有其消极的一面。其一，明代阁臣都有翰林的出身和经历，由于在朝中长期任职，逐渐形成朋党势力。他们崭露头角，进入内阁之后，便有一些同僚、同乡、门生及亲信官员聚结在周围，形成门户。阁臣的翰林院经历本是为培养其辅政能力，使其能在入阁后就能担起辅弼之任，但却也使其过早地沾染了官场的习气，拉帮结派，卷入了酷烈的党争之中。其二，翰林官久滞翰苑，熟读经史，工于诗文，能圆满地回答皇帝提出的各种问题，但缺乏实际的政治经验，尤其是对于全国性政务缺乏直接的接触和认识，入阁后，仅凭以往的旧例办事，缺乏创新精神，又不调查研究，依赖于长官意志，无法承担政治中枢的重任。这不能不说是翰林院制度对内阁制度发展的限制。
注释：
①关于明代翰林院的研究成果极少，主要论文有林桦的《明代翰林院制度述论》(《贵州文史论丛》1994年第5期)、孙力楠的《论明代翰林院》(《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赵子富的《明代翰林院与内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林桦的《略论明代翰林院与内阁的关系》(《史学月刊》1990年第3期)等，杨果的《中国翰林制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和邸永君《清代翰林院制度》两种著作以及其他明代政治的论著也有涉及。从总体研究情况看，以上研究，多从制度梳理、明代翰林院与内阁的关系这两个方面着手，没有对明代翰林院政治关系与政治功能进行总体把握和深入探讨。
②解缙以翰林待诏升侍读入，黄淮以翰林侍读入，胡广以翰林修撰入，杨士奇以翰林编修入，金幼孜以翰林检讨入，杨荣以翰林编修入，胡俨以翰林检讨入。
③此记载于黄佐《翰林记》卷2《传旨条旨》，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45中也有记载：“内阁臣职在司内外制而已，未有所谓调旨也。自宣德中大学士二杨公与尚书蹇、夏始有调旨之说。”
④表中州府官包括训导、长史、推官、知府和教授。县官包括知县、典史、教谕。王府官包括审理。其他包括御史、行人司行人、司京局洗马等。总数是163人，不包括挂名内阁的权谨(表据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95页)。
⑤《明史》卷70《选举二》：“天顺二年后，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
⑥《天府广记》卷26《翰林院升转》记载：“洪武定制，内外官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始定升黜。编修九年升侍读，检讨九年升修撰，又皆九年升中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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