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拟解地租率
高王凌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6年03期
【原文出处】《读书》(京)2005年11期第65～71页
老友陈支平教授曾在不少场合感叹：中国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以农立国的国家，以至于今，“历史学界居然越来越少有学者对地主——农民这一最基本的问题有兴趣！”《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的出版，“真是喜出望外”。
这本小书里说的是拟解租佃关系的核心——“地租剥削率”的问题。
说起租佃关系，不免要连带引出许许多多的相关问题，使人目眩，我们不妨从一个简单的角度入手。
农民起义和农民斗争，过去有一段时间曾经是史学界的热门话题，可惜的是，农民大起义很少触及地租问题，“文革”时期有一本小册子《罪恶累累的孔府》，却与众不同，谈到了农民的抗租斗争：
一七五八年（清乾隆二十三年），滕县佃户四十余人，代表各村佃户，开会决议“共同一局，抢劫官场”，把被孔府霸占的劳动果实，全部收回，绝不留下一颗一粒。七月，秋谷成熟，孔府派来了爪牙进屯分谷。没料到，各村一致行动，将谷子全部运回自家场内。爪牙们气急败坏、声嘶力竭地阻挡。佃户们摆好阵势，围住他们，有力地警告说：“绝不分给一柴一粒！”
由于这场大规模的有组织斗争的胜利，佃户们认识了自己的力量，此后这里的抗租斗争更是不断发生。一七七七年，二十年前领导过抗租的老将陈荣，又串联二十多户佃户，在一个夜晚把地里的麦子，全部收回农民家里；他们把反对孔府的斗争传统，亲手传给了新的一代。……
文章中的几个小标题分别叫作“组织起来，抗租抗差”，“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集体齐退佃，饿死寄生虫”（山东大学历史系、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调查组编写，《学点历史》丛书，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年）。这样的文字在今日已不多见，语句也十分典型。但问题也出来了，农民的斗争，既然是这样成功，他的成效表现在哪里？显然，农民的反抗和反抗的结果，在这里被割裂了。
如果说反抗的结果，我想，首先就表现在地租率的下降上。
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有不少前辈学者利用各地发现的地主家的收租簿，做了地租“实收率”的研究。他们发现，清代以来，地主实收地租，差不多一直是在下降，总括起来，大约下降了二十多个百分点（其中也包括山东孔府，它在十八世纪下降了一半）。同时，契约上的规定租额也有相应的下调而不是上升（详见第二章）。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在租佃关系研究中，有几个问题，比如地主到底占有多少土地，地租量究竟有多少等，都是研究的重点。有的已获得了一些进展，有的则成为了“老大难”，其中最难解的就是这个地租率问题了（详见第一章）。
过去许多学者都曾试图解开这一问题。他们找到了许多地租契约，以了解地租率是如何规定的。可是却忽略了，所谓“规定”并不等于它的“实施”，所以，千件万件地读下来，在那些几乎千篇一律的契约面前，地租率的研究仍然无法突破。
关注到地租“实收率”，是改变研究状况的一个关键。但可惜的是，地租实收率的研究却没有与租佃关系联系起来，而是把它归结为粮食亩产量的下降。这在一时间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并在学术界引起了好一场争论。如果清代农业生产能力有着如此的下降（百分之二十至三十），那又如何解释清代中国人口巨大增加？清代粮食亩产量即使有所下降，幅度也不会很大，或者是升是降尚在两可之间。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一个略有升降（产量），一个是超过二十个百分点的下滑（地租），这两条曲线怎么能“合”得起来（详见第三章）？
如果我们承认，地租量的下降与农业生产能力的升降没有什么关联，只是由于地主、佃户两者之间的关系，那么，农民是怎样使地租量下降的？本书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回答这一问题（详见第四章）。
不过，如果了解到：过去农民给地主交租的“实收率”只有七八成，地主（特别是清代的那些小地主、土地主）也不能随意“增租夺佃”，至于“打官司”呢，往往也讨不了好去，……面对这些新的素材，对旧社会的租佃关系如何理解？
其实，这些事在过去都不是什么秘密。如乾隆初年工科官员卫廷璞奏：“迩来人情骄恣，即丰稔之年，亦有抗租不交者。……臣生长粤东，由江南知县行取到部，所见大率如此。”
秦蕙田在一篇经筵讲义中说：业佃之间“始也患业户之侵凌，今则忧佃户之抗欠。盖业户中，其田连阡陌者百无一二，大抵多系奇零小户，其势本弱，一遇强佃抗欠，有吞声饮气无可如何者”，“此皆臣平日所亲见”。
应当看到，影响到地租增减的，并不是那些暴力反抗和武装起事，也不是抗不交租，而是农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不起眼的行为。
其中首先就是少交租、迟交租、拖欠敷衍等。章有义先生将其归纳为：一是“硬抗”，即不用任何借口，硬行不交或少交；二是“软磨”，即拖延偿租日期，到时不了了之。佃户常常不肯缴足，这就是“硬交不让”之定额租制下的常情，赵冈先生也说，可见地主对佃户并无绝对优势，无法使用暴力逼租，只能开列名册，并无实力去处分刁佃。
据一些学者看来，在定额租下，农民比较容易拖欠。但在分成租下，地主为了保证剥削收入，对佃户生产活动的各个环节，都要亲自监督，直接干预。特别是到开镰收割之时，地主或代理人还要亲临现场“临田监收”，似乎就无法“作弊”了。但在实际上，这一制度是否更为“有效”，恰面临了如下的一些问题：
首先，临田监收麻烦多、代价高、矛盾大。它固然可以起到一种保证作用，但同时也增大了与农民面对面直接摩擦的机会。因此分成租中已有许多并不临田监分，而是由佃农自行收割。特别重要的是，不管在什么租制之下，农民仍有办法偷割私分（今天的话叫“瞒产私分”）。如庄稼熟后，“先自赴田割稻一担充饥”，“先把好麦割了一半”，“私将谷子割了几把”等等，说的都是这种情况。
因此，把历史上抗租斗争的发展归之于实物定额租的普遍推行，或以为在分益租制为主流的时代，抗租欠租的事情很少发生，恐怕未必正确，甚至可能是倒因为果了。
在这中间，我们还不难发现在农民心里存在着一种“抗欠有理论”，在他们心里，地租似乎就是不应或不必全交的，多少有一些积欠，倒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在许多时候（如因灾歉收，或青黄不接及农民家庭困难时），田主的“逼讨”，往往被视为“为富不仁”。
此外，农民还可以恃强，罢种、逃租、转佃，交“湿谷”、“瘪谷”，或使用“压产”等方法，来对付田主。
读者也许会问，对这样的农民，地主不会把他赶走——“夺佃”么？
但是佃户的田是否就那么容易退掉？他们又能否轻易就范？退田以后又有何处可去？……这些都是在事实上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因此，业主要求退佃通常须有“正当的”理由（例如“自种”），不许“无故退佃”；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田也不是那么好退的，佃户也总有他的许多理由和许多的“反措施”。据史书记载，佃户“一遇退耕，不曰原得批钱，便称夺佃夺命”，以致“业主虽有田产名，而租户反有操纵之实，甚至拖欠累累，连年不结”，甚至出现了“久佃成业”的说法。
即使一个田主达到了退佃的目的，又能怎样呢？“惩戒”前一佃户的目的也许达到了，但对新来的佃户来说，其行为很可能一如旧惯，如史书记载，“无论荒歉，总归拖欠，另欲更佃，仍同故辄”；“曾不数年，而新佃之抗欠视旧佃为更甚”。
还有一种说法：凡佃户租种田亩，先给田主保租银子（押租钱）；“若有欠租，便可扣抵”，好像这样就可以对付佃农的欠租了。但实际上，佃户“既将揽佃银两抵还欠谷，若下次再欠，就没得扣抵了”。所以赵冈先生说：地主往往没有办法强制执行租约，甚至连退佃都办不到。
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里也讲到，退佃并不那么容易。他说：逐出佃户的实际困难在于寻找一个合适的替换者。因此，抱着将来收回租子的希望，宽容拖欠是符合地主的利益的。
“要是碰上那些子事，地主难道不能去打官司？”——这是读者会进一步提出的问题。
研究农民抗租，当然要涉及国家法律和政府政策法令的问题。遗憾的是，历史上政府有关主佃关系的法律和政策，一向是研究的一个薄弱点，并没有受到适当的重视。
就说打官司吧，与一般认为“官府受理词讼必然偏袒某方”的认识相反，过去处理主佃间的纠纷，并不是政府的责任。这种状况到清代雍正初年才有所改变，当时鉴于“田主苛虐佃户”，制订了一个条例，同时考虑到另一方面的情况，加上了“佃户欺慢田主之例”。其主要内容，是规定佃户欠租，业主不得擅自责罚；另一方面，佃户也不得拖欠地租，否则官府皆可出面追究。从《清实录》所载的为数有限的几个案例来看，它主要是惩治了官绅地主。
据史书所说，业户之中，“其田连阡陌者百无一二，大抵多系奇零小户，其势本弱，一遇强佃抗欠，有忍气吞声无可如何者”；“情极送官，未尝不追，然皆有名无实。况田主一经涉讼，未免有守候之盘费与往返之耽延，计所欠之租，即使如数追还，尚然得不偿失，况告官未必即追，追而未必全还乎？”而“地方有司，又未免以业富佃贫，量追了事，究之应得之租十无一二”。地方官府的传统职责，一向不过是“征粮”、“听讼”，其中并不包括征收田租，所以朝廷新的规定无异给地方官员平白增添了许多负担，而与他们应负的主要职责没有多大关系，以故“告追每置不问”，仍如旧惯；若遇佃户抗欠，“地方官率漠然不顾，曰：吾但能催赋，岂能复催租”，仍被置于一个较次要的位置。
清代法律实行的效果如何，毕竟还要看各级政府对待增租、夺佃以及一般租欠等问题的具体态度。它正是政府处理主佃关系时会遇到的主要问题。
增租，在这一问题上，清政府的态度通常并不准许加租，如乾隆朝名臣、直隶总督孙嘉淦说：若业户添租，“租银既重，逋负必多，一遇歉收，弃地而逃，并少租而不可得矣”，反对加重租息。为此，也有不少地方官府曾免除杂租及大斗苛求。对于田主向佃户多加押租，官府往往也是不准的。
政府的这种态度，在对旗地的有关处理中表述得最为清楚。为此曾几次议定“禁止增租夺佃”。
清代还屡次蠲免田赋，并多次令田主照蠲免分数免征佃户田租。到乾隆年间，竟超出了蠲免的范围，而提倡一般性的减收田租（议者的批评也多集中于指责清政府没能强迫地主减租）。
清政府为何不许随意加租？在昭梿一案中，有一条上谕明确表示：政府尚秉承“永不加赋”之则，一般地主业户岂可随意增收地租？！这也许是一条很有分量的说明吧（详见第五章）。
还有学者提出，从租佃契约内容来看，无非是规定佃户交租必须如额交足，“而没有任何限制地主保护佃户佃耕权的规定”；是“容许地主单方面恣意妄为的‘契约’”；“完全体现了地主的旨意”，——如果了解了上述背景，即农民的抗欠行为，可能就会产生不同的想法。恰恰在历史上，大量的现象是，田主（以及债主）一方的这种“权益”很难（完全）保障，它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事实，所以需要在契约中反复强调（反复申述也表明了其议而不行的一面）。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从现代契约的签订中了解这一类租约的当与不当（如你自己把成千上万元钱付给对方后，在合约上应写些什么……）。
但地主收租，到底能收多少呢？是不是通常所说的百分之五十，或百分之五十以上？
为回答这一问题，还有许多事情应该交代。就拿通常的地租率百分之五十来说，其实它是指土地的“主产物”（或“正产物”）而言，并不包括全部产出的。也就是说，过去和现在计算亩产量的方法很不一样。如果算入后者（最明显的例子是南方的小春作物，过去都不计租的），则只有百分之四十左右。如果同意前述地租实收率只有七八成的样子，这样二者相乘，就能得出如下结果：40％×75％＝30％即地租率一般就是百分之三十左右。哪里会有百分之五十呢！
这个结论，是不是会与以下说法——如人口增加导致竞争激烈、剥削强化说，土地集中、地租日益提高说——发生矛盾呢？
张五常先生曾在他的《佃农理论》里说：随着某一地主土地由个别佃户向着更多的佃户出租，地租率将会下降，而总产出却可能上升。如果在这句话前边加上“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后边所发生的，不正是清代中国的历史事实吗？这也许就可以回答那些劳动过密，以及过密只会使佃农更为不利的观点了。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现象的达成，究竟是由于农民的“斗争”，还是地主的“让”（情让、忍让），即中国传统儒家理念作用的结果？为此，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次演讲中，与会学者（农村所、经济所、社会学所、北大、清华等）曾为此发生了有趣的争论。
我在调查中也遇到过访谈者（业主）说，无论丰歉，租子是绝不会收足，总归是要减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家教就是做人要“厚道”，佃户提出要求就不好拒绝。费孝通先生也曾写道：佃户可能很穷，一开口就要求免租或减租，地主则会因人道主义教育的影响，而不愿意勒索佃户。
那么，究竟是应把它称为“阶级斗争”呢，还是某种“情让”（或所谓“道义经济”）的结果？抑或是市场上“交易双方的一种日常性调试”？——对此人们一定会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也很难给出一个断然的回答（详见第六章，全书共六章）。我则希望有更多的同仁关心这一问题，和参加到讨论中来。^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6年03期
【原文出处】《读书》(京)2005年11期第65～71页
这本小书里说的是拟解租佃关系的核心——“地租剥削率”的问题。
说起租佃关系，不免要连带引出许许多多的相关问题，使人目眩，我们不妨从一个简单的角度入手。
农民起义和农民斗争，过去有一段时间曾经是史学界的热门话题，可惜的是，农民大起义很少触及地租问题，“文革”时期有一本小册子《罪恶累累的孔府》，却与众不同，谈到了农民的抗租斗争：
一七五八年（清乾隆二十三年），滕县佃户四十余人，代表各村佃户，开会决议“共同一局，抢劫官场”，把被孔府霸占的劳动果实，全部收回，绝不留下一颗一粒。七月，秋谷成熟，孔府派来了爪牙进屯分谷。没料到，各村一致行动，将谷子全部运回自家场内。爪牙们气急败坏、声嘶力竭地阻挡。佃户们摆好阵势，围住他们，有力地警告说：“绝不分给一柴一粒！”
由于这场大规模的有组织斗争的胜利，佃户们认识了自己的力量，此后这里的抗租斗争更是不断发生。一七七七年，二十年前领导过抗租的老将陈荣，又串联二十多户佃户，在一个夜晚把地里的麦子，全部收回农民家里；他们把反对孔府的斗争传统，亲手传给了新的一代。……
文章中的几个小标题分别叫作“组织起来，抗租抗差”，“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集体齐退佃，饿死寄生虫”（山东大学历史系、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调查组编写，《学点历史》丛书，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年）。这样的文字在今日已不多见，语句也十分典型。但问题也出来了，农民的斗争，既然是这样成功，他的成效表现在哪里？显然，农民的反抗和反抗的结果，在这里被割裂了。
如果说反抗的结果，我想，首先就表现在地租率的下降上。
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有不少前辈学者利用各地发现的地主家的收租簿，做了地租“实收率”的研究。他们发现，清代以来，地主实收地租，差不多一直是在下降，总括起来，大约下降了二十多个百分点（其中也包括山东孔府，它在十八世纪下降了一半）。同时，契约上的规定租额也有相应的下调而不是上升（详见第二章）。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在租佃关系研究中，有几个问题，比如地主到底占有多少土地，地租量究竟有多少等，都是研究的重点。有的已获得了一些进展，有的则成为了“老大难”，其中最难解的就是这个地租率问题了（详见第一章）。
过去许多学者都曾试图解开这一问题。他们找到了许多地租契约，以了解地租率是如何规定的。可是却忽略了，所谓“规定”并不等于它的“实施”，所以，千件万件地读下来，在那些几乎千篇一律的契约面前，地租率的研究仍然无法突破。
关注到地租“实收率”，是改变研究状况的一个关键。但可惜的是，地租实收率的研究却没有与租佃关系联系起来，而是把它归结为粮食亩产量的下降。这在一时间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并在学术界引起了好一场争论。如果清代农业生产能力有着如此的下降（百分之二十至三十），那又如何解释清代中国人口巨大增加？清代粮食亩产量即使有所下降，幅度也不会很大，或者是升是降尚在两可之间。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一个略有升降（产量），一个是超过二十个百分点的下滑（地租），这两条曲线怎么能“合”得起来（详见第三章）？
如果我们承认，地租量的下降与农业生产能力的升降没有什么关联，只是由于地主、佃户两者之间的关系，那么，农民是怎样使地租量下降的？本书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回答这一问题（详见第四章）。
不过，如果了解到：过去农民给地主交租的“实收率”只有七八成，地主（特别是清代的那些小地主、土地主）也不能随意“增租夺佃”，至于“打官司”呢，往往也讨不了好去，……面对这些新的素材，对旧社会的租佃关系如何理解？
其实，这些事在过去都不是什么秘密。如乾隆初年工科官员卫廷璞奏：“迩来人情骄恣，即丰稔之年，亦有抗租不交者。……臣生长粤东，由江南知县行取到部，所见大率如此。”
秦蕙田在一篇经筵讲义中说：业佃之间“始也患业户之侵凌，今则忧佃户之抗欠。盖业户中，其田连阡陌者百无一二，大抵多系奇零小户，其势本弱，一遇强佃抗欠，有吞声饮气无可如何者”，“此皆臣平日所亲见”。
应当看到，影响到地租增减的，并不是那些暴力反抗和武装起事，也不是抗不交租，而是农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不起眼的行为。
其中首先就是少交租、迟交租、拖欠敷衍等。章有义先生将其归纳为：一是“硬抗”，即不用任何借口，硬行不交或少交；二是“软磨”，即拖延偿租日期，到时不了了之。佃户常常不肯缴足，这就是“硬交不让”之定额租制下的常情，赵冈先生也说，可见地主对佃户并无绝对优势，无法使用暴力逼租，只能开列名册，并无实力去处分刁佃。
据一些学者看来，在定额租下，农民比较容易拖欠。但在分成租下，地主为了保证剥削收入，对佃户生产活动的各个环节，都要亲自监督，直接干预。特别是到开镰收割之时，地主或代理人还要亲临现场“临田监收”，似乎就无法“作弊”了。但在实际上，这一制度是否更为“有效”，恰面临了如下的一些问题：
首先，临田监收麻烦多、代价高、矛盾大。它固然可以起到一种保证作用，但同时也增大了与农民面对面直接摩擦的机会。因此分成租中已有许多并不临田监分，而是由佃农自行收割。特别重要的是，不管在什么租制之下，农民仍有办法偷割私分（今天的话叫“瞒产私分”）。如庄稼熟后，“先自赴田割稻一担充饥”，“先把好麦割了一半”，“私将谷子割了几把”等等，说的都是这种情况。
因此，把历史上抗租斗争的发展归之于实物定额租的普遍推行，或以为在分益租制为主流的时代，抗租欠租的事情很少发生，恐怕未必正确，甚至可能是倒因为果了。
在这中间，我们还不难发现在农民心里存在着一种“抗欠有理论”，在他们心里，地租似乎就是不应或不必全交的，多少有一些积欠，倒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在许多时候（如因灾歉收，或青黄不接及农民家庭困难时），田主的“逼讨”，往往被视为“为富不仁”。
此外，农民还可以恃强，罢种、逃租、转佃，交“湿谷”、“瘪谷”，或使用“压产”等方法，来对付田主。
读者也许会问，对这样的农民，地主不会把他赶走——“夺佃”么？
但是佃户的田是否就那么容易退掉？他们又能否轻易就范？退田以后又有何处可去？……这些都是在事实上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因此，业主要求退佃通常须有“正当的”理由（例如“自种”），不许“无故退佃”；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田也不是那么好退的，佃户也总有他的许多理由和许多的“反措施”。据史书记载，佃户“一遇退耕，不曰原得批钱，便称夺佃夺命”，以致“业主虽有田产名，而租户反有操纵之实，甚至拖欠累累，连年不结”，甚至出现了“久佃成业”的说法。
即使一个田主达到了退佃的目的，又能怎样呢？“惩戒”前一佃户的目的也许达到了，但对新来的佃户来说，其行为很可能一如旧惯，如史书记载，“无论荒歉，总归拖欠，另欲更佃，仍同故辄”；“曾不数年，而新佃之抗欠视旧佃为更甚”。
还有一种说法：凡佃户租种田亩，先给田主保租银子（押租钱）；“若有欠租，便可扣抵”，好像这样就可以对付佃农的欠租了。但实际上，佃户“既将揽佃银两抵还欠谷，若下次再欠，就没得扣抵了”。所以赵冈先生说：地主往往没有办法强制执行租约，甚至连退佃都办不到。
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里也讲到，退佃并不那么容易。他说：逐出佃户的实际困难在于寻找一个合适的替换者。因此，抱着将来收回租子的希望，宽容拖欠是符合地主的利益的。
“要是碰上那些子事，地主难道不能去打官司？”——这是读者会进一步提出的问题。
研究农民抗租，当然要涉及国家法律和政府政策法令的问题。遗憾的是，历史上政府有关主佃关系的法律和政策，一向是研究的一个薄弱点，并没有受到适当的重视。
就说打官司吧，与一般认为“官府受理词讼必然偏袒某方”的认识相反，过去处理主佃间的纠纷，并不是政府的责任。这种状况到清代雍正初年才有所改变，当时鉴于“田主苛虐佃户”，制订了一个条例，同时考虑到另一方面的情况，加上了“佃户欺慢田主之例”。其主要内容，是规定佃户欠租，业主不得擅自责罚；另一方面，佃户也不得拖欠地租，否则官府皆可出面追究。从《清实录》所载的为数有限的几个案例来看，它主要是惩治了官绅地主。
据史书所说，业户之中，“其田连阡陌者百无一二，大抵多系奇零小户，其势本弱，一遇强佃抗欠，有忍气吞声无可如何者”；“情极送官，未尝不追，然皆有名无实。况田主一经涉讼，未免有守候之盘费与往返之耽延，计所欠之租，即使如数追还，尚然得不偿失，况告官未必即追，追而未必全还乎？”而“地方有司，又未免以业富佃贫，量追了事，究之应得之租十无一二”。地方官府的传统职责，一向不过是“征粮”、“听讼”，其中并不包括征收田租，所以朝廷新的规定无异给地方官员平白增添了许多负担，而与他们应负的主要职责没有多大关系，以故“告追每置不问”，仍如旧惯；若遇佃户抗欠，“地方官率漠然不顾，曰：吾但能催赋，岂能复催租”，仍被置于一个较次要的位置。
清代法律实行的效果如何，毕竟还要看各级政府对待增租、夺佃以及一般租欠等问题的具体态度。它正是政府处理主佃关系时会遇到的主要问题。
增租，在这一问题上，清政府的态度通常并不准许加租，如乾隆朝名臣、直隶总督孙嘉淦说：若业户添租，“租银既重，逋负必多，一遇歉收，弃地而逃，并少租而不可得矣”，反对加重租息。为此，也有不少地方官府曾免除杂租及大斗苛求。对于田主向佃户多加押租，官府往往也是不准的。
政府的这种态度，在对旗地的有关处理中表述得最为清楚。为此曾几次议定“禁止增租夺佃”。
清代还屡次蠲免田赋，并多次令田主照蠲免分数免征佃户田租。到乾隆年间，竟超出了蠲免的范围，而提倡一般性的减收田租（议者的批评也多集中于指责清政府没能强迫地主减租）。
清政府为何不许随意加租？在昭梿一案中，有一条上谕明确表示：政府尚秉承“永不加赋”之则，一般地主业户岂可随意增收地租？！这也许是一条很有分量的说明吧（详见第五章）。
还有学者提出，从租佃契约内容来看，无非是规定佃户交租必须如额交足，“而没有任何限制地主保护佃户佃耕权的规定”；是“容许地主单方面恣意妄为的‘契约’”；“完全体现了地主的旨意”，——如果了解了上述背景，即农民的抗欠行为，可能就会产生不同的想法。恰恰在历史上，大量的现象是，田主（以及债主）一方的这种“权益”很难（完全）保障，它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事实，所以需要在契约中反复强调（反复申述也表明了其议而不行的一面）。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从现代契约的签订中了解这一类租约的当与不当（如你自己把成千上万元钱付给对方后，在合约上应写些什么……）。
但地主收租，到底能收多少呢？是不是通常所说的百分之五十，或百分之五十以上？
为回答这一问题，还有许多事情应该交代。就拿通常的地租率百分之五十来说，其实它是指土地的“主产物”（或“正产物”）而言，并不包括全部产出的。也就是说，过去和现在计算亩产量的方法很不一样。如果算入后者（最明显的例子是南方的小春作物，过去都不计租的），则只有百分之四十左右。如果同意前述地租实收率只有七八成的样子，这样二者相乘，就能得出如下结果：40％×75％＝30％即地租率一般就是百分之三十左右。哪里会有百分之五十呢！
这个结论，是不是会与以下说法——如人口增加导致竞争激烈、剥削强化说，土地集中、地租日益提高说——发生矛盾呢？
张五常先生曾在他的《佃农理论》里说：随着某一地主土地由个别佃户向着更多的佃户出租，地租率将会下降，而总产出却可能上升。如果在这句话前边加上“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后边所发生的，不正是清代中国的历史事实吗？这也许就可以回答那些劳动过密，以及过密只会使佃农更为不利的观点了。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现象的达成，究竟是由于农民的“斗争”，还是地主的“让”（情让、忍让），即中国传统儒家理念作用的结果？为此，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次演讲中，与会学者（农村所、经济所、社会学所、北大、清华等）曾为此发生了有趣的争论。
我在调查中也遇到过访谈者（业主）说，无论丰歉，租子是绝不会收足，总归是要减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家教就是做人要“厚道”，佃户提出要求就不好拒绝。费孝通先生也曾写道：佃户可能很穷，一开口就要求免租或减租，地主则会因人道主义教育的影响，而不愿意勒索佃户。
那么，究竟是应把它称为“阶级斗争”呢，还是某种“情让”（或所谓“道义经济”）的结果？抑或是市场上“交易双方的一种日常性调试”？——对此人们一定会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也很难给出一个断然的回答（详见第六章，全书共六章）。我则希望有更多的同仁关心这一问题，和参加到讨论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