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明代县衙规制与日常政务处理程序初探
何朝晖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6年03期
【原文出处】《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合肥)2005年06期第12～18页
【作者简介】何朝晖，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历史学博士。（北京 100871）
【关 键 词】明代/县衙/规制/作息时间/政务运作
县衙是明代县级政府的办公官署，可以说是一县的政治中心。县官、佐贰、首领等朝廷职官和六房书吏，按规定都要在县衙中居住和办公，大量的执事差役也在县衙中听候官吏差遣，县级政府的刑名、钱谷等日常政务主要是在县衙中完成的。此外县衙内外还有监狱、仓库、县学、宾馆、驿站、递运所等相关机构和设施。考察明代县衙的布局和结构，以及日常政务在其中的运行流程，对于我们理解明代县级地方政府的实际运作当是极有助益的。（注：关于明代县衙及其政务运转的研究，此前主要有柏桦的《明代州县衙署的建制与州县政治体制》（《史学集刊》1995年第4期）、 《明代州县政治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刘鹏九的《内乡县衙与衙门文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李志荣的《元明清华北华中地方衙署建筑的个案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及美国学者Thomas G. Nimick的博士论文《晚明的县、县官与衙门》（The County, the Magistrate, and the Yamen in Late Ming China. Ph. 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3）。以上成果对研究明代县衙的建筑格局和衙门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对明代县衙的具体规制和政务运作流程还缺乏深入细致的说明。）
一、明代县衙的规制
据学者的新近研究揭示，中国古代地方官衙的建筑格局到明代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这就是明初太祖颁行了地方衙署建设应遵循的“范式”。这一规制与前朝的主要不同在于“府官居地及各吏舍皆置其中”。[1](P22) 洪武初王祎《义乌县兴造记》载：“今天子既正大统，务以礼制匡饬天下。乃颁法式，命凡郡县公廨，其前为听政之所如故，自长贰下逮吏胥，即其后及两傍列屋以居，同门以出入，其外则缭以周垣，使之廉贪相察，勤怠相规，政体于是而立焉。命下郡县，奉承唯谨。”[2](卷九) 这样的建筑格局反映了朱元璋惩前元之旧弊，力图整顿吏治的思想。《大明律·工律·营造·有司官吏不住公廨》规定，有司官吏必须居于官府公廨，不许杂处民间：“凡有司官吏，不住公廨内官房，而住街市民房者，杖八十。”
虽然明初颁布了地方衙署建设的规制，但明代县衙的建筑格局还要受历史遗留下来的衙署格局的影响。从文献记载来看，许多在明初新修或重修衙署的格局的确遵循了新的规制，但也有些地方限于经济条件或历史格局的影响，并不完全符合新的规制，比如在一些地方吏舍并未被纳入到县衙之中。总的来看，明代县衙根据所在地区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的不同，有的较为宏敞，有的则较为简陋，但大多数县衙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封闭性，四周以高墙与外界相隔；二是形制四方规整，中间有一条显著的中轴线。在这条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县门、仪门、大堂、二堂、三堂等主要建筑。中轴线大致可分为三段：仪门之前主要是礼仪性的建筑；仪门至二堂或三堂为县衙的核心区域，为知县审案、办公之所；二堂或三堂之后，为知县内宅。中轴线上的院落一般遵守对称的准则。中轴线两侧，则分布着佐贰官县丞、主簿和首领官典史的衙门和宅邸，以及吏廨、监狱、仓库等建筑。
以下试以隆庆《仪真县志》所载仪真县衙（图1）[3](国朝县治图) 为例，来说明明代县衙的具体构造。
附图
图1 明代仪真县衙图
县衙前有照壁一道，照壁后为牌坊，仪真县衙牌坊上有匾额题“忠廉坊”。牌坊以里为大门，大门两边的墙呈“八”字形，所谓“八字衙门”即由此而来。八字墙上可张贴告示、榜文，公布科举考试录取结果等，有的加上顶棚和栅栏，称“榜廊”或“榜棚”。牌坊以里，设有医学、阴阳学，右侧设有总铺（急递铺），以便于县衙公文的快速递送。牌坊正北为鼓楼或谯楼，为两层，是县衙中最高的建筑，便于报时和瞭望。鼓楼外墙左右，分别建有申明亭、旌善亭，或申明在左、旌善在右，或反之，无一定之规。嘉靖《太平县志》：“申明亭：在县治门外，牧爱坊左。凡民有作奸犯科者书其名揭于壁，而耆民里长会断民讼者亦于是云。旌善亭：在县治门外，牧爱坊右。凡民间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则书其行实揭于亭，以寓劝善之意云。”[4](卷四，公署) 进入鼓楼，也就正式踏进了县衙的大门。有的县没有鼓楼或谯楼，而以县门代之。
鼓楼之后，即是仪门。有的县鼓楼之后还有一道二门，仪门为三门。仪门之左，一般设土地祠、衙神庙、寅宾馆（或迎宾馆），仪门右侧为县狱。仪门中间为正门，平时关闭，只有迎接上级或同级官员造访时才打开，两侧开有角门。
仪门内为衙中最大的一进院落，院中树立一座小亭，称“戒石亭”。亭中石碑南面刻“公生明”三字，语出《荀子·不苟》：“公生明，偏生暗。”碑阴书“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戒石碑下有甬道向北，到达月台，台上即是县衙的核心建筑——大堂。大堂为知县审案、办公之所，一般建得高大轩敞，正中设桌案，堂前设栅栏，前有飞轩甃，其下为露台，上有审案时供人犯下跪的跪石。大堂又称“县厅”、“正厅”、“治厅”、“琴堂”、“牧爱堂”、“亲民堂”、“节爱堂”等。大堂两侧耳房可用作仪仗库、銮架库[5] 等库房。大堂左侧或右侧，有的还设有“典史厅”、“典幕厅”、[6](卷四，建制) “幕厅”、[7](卷二，署廨) “县幕”[8](县治之图) 或“赞政亭”，[3](国朝县治图) 为幕官典史办公之所。
应当说明的是，县衙中幕厅的存在并不能被简单地当作出现县官幕友的证明。（注：柏桦在《明代州县衙署的建制与州县政治体制》（《史学集刊》1995年第4期）中曾认为：“明代州县衙署正堂左厢修有幕厅，从各地方志的公署建筑沿革来看，这个幕厅修建时间最早的州县是在洪武二十八年，说明在洪武末年，幕友制已在州县中出现，从明代洪武以后各州县相继修建幕厅的事实来看，幕友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而在明中叶成为一种不成文却也为时人公认的定规。”后在氏著《明代州县政治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中，对上述观点有所修正，认为幕厅开始是典史厅，但仍认为明代中期后演变为知县幕友的办公场所。见该书第114～116页，第119页。） 幕厅实际上是典史厅，是典史帮助知县处理文案的场所。首先，首领官在明代又被称为“幕职”、“幕官”，（注：“幕职”、“幕官”的称呼自唐宋以来就有，是协助行政主官参酌政务、处理文书的辅助性官职。在明代，首领官的职责与前代幕官类似，因此也被称为幕官。） 主要掌文移出纳，这正是典史的角色。其次，“典史厅”、“幕厅”在众多不同的县志上都出现在大致相同的位置——大堂的东西梢间，说明它们所指的应该是同一个东西，只是在不同的县志编纂者那里使用了不同的称呼而已。如果将这些名称——“典史厅”、“典幕厅”、“幕厅”排列在一起，答案就更清楚了。再次，设有典史厅的县衙同时还设有典史衙，这说明典史厅是典史于本衙办公之外，协助知县处理文卷的场所。典史厅设于大堂之侧就是这个目的。[5](县治之图)[6](县治之图)[9](县治图) 又次，幕友属于知县私人雇佣，因而不宜出现于大堂之侧。在清代，幕友协助知县处理事务，都要在靠近内宅的地方进行。（注：如今存内乡县衙之“刑钱夫子院”，即刑名和钱谷师爷的办公场所，乃位于二堂之后，内宅门之前。见刘鹏九《内乡县衙与衙门文化》所录《内乡县衙全图》，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 幕厅紧邻县衙大堂，属于核心办公区域，幕友到此办公不合情理。最后，清代幕友制盛行后，佐贰官设置极少，也就是说佐贰官的职能大部分为幕友所取代，幕友是在佐贰官作用削弱之后取而代之的。而反观出现“幕厅”字样的几幅县衙布局图，可以发现一般都有数处佐贰官衙宅，佐贰官的设置还相当多，承担着很多行政事务，这至少说明即使出现了幕友，作用也必相当有限，此时在大堂之侧公然出现幕友办公的专门处所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虽然明代中后期的某些方志中有模棱两可的记载，如嘉靖《太平县志》卷四“公署”条：“治厅曰琴堂……左耳房为仪仗库，籍册藏焉，又其左为幕厅，幕僚居之。”李乐《见闻杂记》也说明后期县官常自带主文之类的私人助手上任：“近日友人作令，雇主文行者，十有四五。”[10](卷八，五十二) 但没有证据将幕厅与之挂起钩来。
大堂院内两侧厢房为吏员办事之六房所在，左侧为吏、户、礼三房，右侧为兵、刑、工三房，粮科（房）、马科及承发房、铺长司等也排列于左右厢房中。粮科（房）从户房分出，二者的分工是：“户房止是分派钱粮，收解俱是粮房。”[11](卷二) 马科从兵房分出，“承发吏设管公文及管词状”。[12] 铺长司为急递铺铺长办公之所。北直隶宛平县大堂两侧廊房有多达15个房科。[7](卷二，署廨) 储藏册籍档案的架阁库、册房，以及存放各种器具财物的卤簿库、帑库、銮驾库（仪驾库、銮仪库）等，也位于大堂附近。
大堂之后是二堂。二堂是知县预审案件和大堂审案时的退思、小憩之所，又称“退思堂”、“改絃堂”、“省观堂”等。由于它是一个过渡性的建筑，因而相对较小，也叫“穿堂”、“川堂”、“过堂”等。二堂后一般有宅门，将南边的外衙与北边的内衙分开。宅门内为三堂和知县廨，二者有时合而为一。三堂又称“后堂”、“便堂”，在一些县它是仅次于大堂的建筑；知县廨又称“正衙”、“知县衙”。三堂是知县接待上级官员、商议政事和办公起居之所，有些事涉机密的案件和不便公审的花案，亦在此审理。内衙中一般还有住宅、书房、花厅、后花园等，为知县的生活区。（注：也有的县仅有两个堂，如浙江新昌县衙只有琴堂和后堂，后堂之后也不像一般的县是知县衙，而是县丞衙，正衙（知县衙）反而位于县衙东北角。万历《新昌县志·县衙图》，《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1981年。）
县丞、主簿、典史的衙、宅，分布于县衙后部中轴线两侧，一般典史衙只有一个，县丞衙、主簿衙则可能有多个，视该县所设佐贰官多少而定。
吏舍，即吏员的居所，也分布在县衙中。明代规定，为防止吏员内外勾结舞弊，吏员平时要待在县衙内，不允许擅自出衙。吏舍一般集中位于六房之东西侧，或散布于官廨之间的空地。官吏都须按规定在县衙内居住，一般不许杂处民间。然而由于吏员众多，吏舍难以容纳，许多人只好借住衙外民居。沈榜《宛署杂记》卷二“署廨”云：“吏廨无定所，时补各官廨之空地云。吏大半无廨地，僦借民居。”官舍和吏舍合称“公廨”。关于公廨的规格和等级，弘治《句容县志》卷二载：“知县十间，县丞八间，主簿七间，管马主簿七间，典史六间，吏舍四十间。”
监狱是县衙不可或缺的部分，一般占据了县衙的西南角，故俗称“南监”。分内监（关重犯）、外监（关一般犯人），男监、女监。附近还设有狱神祠或狱神庙。此外，县衙中还有马政厅、马房、官仓、门房、里舍（里甲房）（注：里舍为到县应役之里役所备的住所。嘉靖《应山县志》卷上：“里舍：旧在治房东，亦久废。知县王朝璲、典史傅僾改建于申明、旌善二亭之南，各六间。”《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成化《内乡县志》卷二《公署略》：“里甲房，旧任知县郑时，尝于城中隙地，盖房若干间，区分所属二十五保里长、老人、书手、甲首轮该应役者寓之，以便趋事。”后者转引自川胜守《中国封建国家の支配构造——明清赋役制度史の研究》第83～84页，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 等建筑。
以上所述是典型的县衙，当然也有些县衙不那么规范，比如山东淄川县县衙把一般建于县衙之外的府馆、布政分司、按察分司、养济院、县仓等都包含在县衙中。[13](卷一，县治图) 临朐县的监狱、吏舍则与他县不同，位于县衙之外。[14](临朐县邑内图)
县衙之外还有其他官署和设施，亦为一县行政之所需，计有县学、社学、城隍庙、际留仓、禄米仓、预备仓、便民仓、养济院（疏养孤老无靠之人）、漏泽园（收集埋葬无人认领的遗骨）、府馆（府级官员到县办事驻扎之所）、布政分司、按察分司（省级两司官员巡历所至驻扎之所）、都察院（巡抚至县驻扎之所）、察院（为巡按至县驻扎之所）、公馆（接待过往官员之所）、管河厅（理河厅）、巡捕厅、巡检司、水马驿、急递铺、递运所、社稷坛、山川坛、邑厉坛、僧会司、道会司、税课局、河泊所、工部分司等。
二、县衙的作息时间
明朝政府规定了一些法定假日。“凡每岁正旦节，自初一日为始，文武百官放假五日。冬至节本日为始，放假三日”。[15](卷八○，节假) 洪武六年，太祖“命考古休沐假日，礼部以唐六典假日上，从之。令百官每月五日给假”。[16](卷五，洪武六年闰十一月壬辰) 宣德三年，又定于每年岁首旬休十日。[17](卷四十四，休假)（注：又万历《明会典》卷八○《节假》：“永乐七年，令元宵节自正月十一日为始，赐百官节假十日。”但查《明会要》本条知其为“赐朝参官元宵节假”，并不含地方官。又记：“弘治四年正月癸未，以修省，罢上元节假。”杨联陞认为明清时期，每年冬季从十二月二十号前后开始，有一个月左右的“封印”时间，作为春假。见《国史探微》第48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其所据为清末富察敦崇所著《燕京岁时记》“封印”条：“每至十二月，于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四日之内，由钦天监选择吉期，照例封印，颁示天下，一体遵行。封印之日，各部院掌印司员必应邀请同僚欢聚畅饮，以酬一岁之劳。”及“开印”条：“开印之期，大约于十九、二十、二十一三日之内，由钦天监选择吉日吉时，先行知照，朝服行礼。开印之后，则照常办事矣。”此言清末习俗，而明代已有岁首旬休，不当再有一月之假。） 此外，逢皇帝登基、寿诞、丧葬等，也要停止公务活动。
除政府规定的假日外，县衙每日清晨即开始办公，日暮时方才散衙。“凡官府皆须侵晨署事，日入方散”。[18](卷下，公座) 每日卯时，吏典、隶兵及各种杂役于承发房画押报到，称点卯；下午酉时，散衙归家。“凡公门吏典、兵卒及里长人等，皆须置簿，付承发典吏收掌，每日侵晨于上画卯，至暮画酉”。[18](卷下，卯酉)
县官每日升堂分为早堂（早衙）、中堂（中衙、午堂、午衙）、晚堂（晚衙）。各官对时间的安排，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和各自的性情能力，不尽一致。但“堂事须有定规，各役人犯方便伺候遵守”。若初仕者无经验，“投文听审，俱无定时，自朝至暮，纷纷扰扰，（吏役）终朝伺候”。[11](卷三，投文会客次序)
据载，早堂一般为卯时至辰时，“粮里长等各照都图，挨次站立两廊下，次第升堂，作揖听发放出”。[12] “升堂后皂隶报门，阴阳报时，同僚揖，首领（注：原文此处有一“一”字，疑误。） 揖，六房揖，门库参见，始将公座簿以次佥押。内外巡风、洒扫、提牢、管库等各报无事，自吏房起先将一日行过公文或申或帖或状，依数逐一禀报点对，各房挨次佥押用印”。然后“放里老挨图入见”，[19](公座) “比较里老，催办公事”。[20](坐衙) 中堂为巳时至未时，主要是“问理词讼，干办公务”。[19](公座) “听讼在午、未时，则白昼了然”。[11](卷四，审讼勿夜) 晚堂为申时至酉时，继续清理词讼，审录狱囚，总结一天公务，然后击鼓散堂。
知县一天处理事务总的次序是处理公文、比较钱粮、问理词讼。《官箴集要》称处理公文的顺序是：“其申达上司公文，早衙佥押；其平关牌帖并批牌等项，中衙佥押。”[18](卷上，六房) 大堂上每日设值堂吏和值印吏各一名，“直堂吏一名，专一在堂挂号登记上下公文，并拘勾人犯牌票，以便揭查。直印吏一名，置簿填写某房公文几件，用印几颗，至晚递不致违误，结状以防奸弊”。[21](立定规) 其余吏典于各房办事，非传唤不得上堂。每晚又派巡风吏一人巡视衙门各处，以防奸盗。
三、日常政务的处理程序
县衙中的人员分为官、吏、役三等，在数量上呈金字塔形。在政务上的分工大体为：官主决策，吏理文书，役供差遣。知县、县丞、主簿、典史即正官、佐贰、首领，为朝廷命官，数量极少。知县总管一县之政务，佐贰、首领则分别分工负责劝农、水利、清军、巡缉等某一方面的事务；吏员为在吏部注册的公职人员，主要在六房、粮科、马科等各房科中办事，处理公文账册；衙役则司职站堂、看管、守卫、催科、抓捕等事，听候官吏差遣。
县衙中的公务文书主要由各房科的吏书草拟。与清代县官文移主要倚仗师爷不同，明代吏书在公文的处理中还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县官一应文移，本应亲自为之，但实际上多派相应房科起稿。《大诰三编·农吏第二十七》曾规定：“今后诸衙门官，凡有公事，能书者，务必唤首领官于前，或亲口声说，首领官著笔，或亲笔自稿，照行移格式为之。然后农吏誊真，署押发放。”[22] 但后期普遍的情形却是县官“申上司文移，先令该吏起草”。[21](慎申呈) 由于明代中期以后吏典买充者多，素质普遍降低，通文移者日少，多由各房主文、书手代笔。县官“凡承上发下文移，只问该房取稿，不必管他央何人作，只要好便罢”。[21](远主文) 吏典、首领官对公文应及时办理，不得稽延。《大明令·吏令》规定：内外衙门公事，“小事五日程，中事七日程，大事十日程”。[23] 《大明律·吏律·公式·官文书稽程》规定：“凡官文书稽程者，一日，吏典笞五十，三日加一等，罪止笞四十。首领官各减一等。”《读律琐言》卷三《吏律·官文书稽程》注云：“诸衙门文书，小事五日程，中事十日程，大事二十日程。”
遇有公事，六房吏典向上禀报，须自上而下进行，即首先秉明知县，再赴分管佐贰、首领处商议；签押文书时，则遵从自下而上的顺序，先由下面的吏典首领等官开始，最后至知县处用印施行。“该房该吏凡遇禀复公事，自上而下；佥押文书，自下而上”。[18](卷上，六房) “遇有大小事务，该吏先于长官处明白告禀，次于佐贰官处商确既定，然后当该吏典幕官书卷，才方自下而上以次佥押讫，正官下判日子，当面用使印信，随即施行”。[18](卷下，佥押) 这样做的目的， 可能一方面是为了保证信息上达长官的渠道通畅，不致被中途截断；同时政务处理意见先由下面的该管官吏议定，最后由县官决断施行，也可以减轻知县的理政负担，使各级官吏各负其责。
刑名、钱谷为知县最重之事。县官受理百姓词讼称为“放告”，受理词讼的日子称为“放告日”，每隔三五日一次。一般是逢三、六、九日放告。（注：《新官轨范》：“告示众告状之人，每月三六九日方许递状。”蒋廷璧《璞山蒋公政训·清词状》：“凡三六九日受过词状……”吴遵《初仕录·严告讦》：“放告明开告示，或三或六或九，每放告牌出，挨图逐里进入。”） 也有五日一放告的，更有“民淳事简之地”，只在每月初二、十六放告两次。[11](卷四，准状不妨多) 在农忙时节，为不妨农时，还要止讼几个月。如四至七月农忙时，除人命、强盗等大案外，其他案件不予受理。放告之日，县官升堂后，出“放告牌”，原告捧纸依次递进县衙。凌濛初《拍案惊奇》卷十《韩秀才乘乱聘娇妻 吴太守怜才主姻簿》：“到得府前，正值新太守吴公弼升堂。不逾时，抬出放告牌来，程朝奉随着牌进去。”[24] 状纸递进后，由承发房吏接下挂号。（注：《新官轨范》：“承发吏，设管公文及管词状。”蒋廷璧《璞山蒋公政训·清词状》：“凡词讼，先令承发科挂号。”） 县官接状后为慎重起见，往往并不立即审理，而是退堂后一一细览，第二天再与发落。（注：吴遵《初仕录·审词状》：“公堂事冗，日亦有限。所收状，俱俟退堂细看。”《新官轨范》：“将状子不分有理、无理，俱各接下。省令告状之人，俱各明日来朝听审。当夜用心将状逐一参看，可受理者，紧关去处红笔标下，次日只在红笔去处审理。如无理者，将状扯毁赶出。”《居官格言·放告》：“示仰一应告状人等，除人命强盗重情不拘日期，其余户婚、田土、斗殴等项，俱照后开日期递状，次日听审。”《居官格言·递状日期》：“初三日 初四日听审 初六日 初七日听审 初九日 初十日听审 十三日 十四日听审 十六日 十七日听审 十九日 二十日听审 二十三日 二十四日听审 二十六日 二十七日听审 二十九日 三十日听审。”） 不准状的退回，准状的再传原告、被告、证人三方细审。
钱粮完纳不及时，或差役办差逾期，县官则用刑求、监禁的办法催督，称为“比较”。“凡差人解军、解钱粮，限定日期。如不完批回缴者，即拿的亲家属监候，轮日比较，则事易完”。[21](慎差人) 征比钱粮时，先比较粮长、里老等役，使之催督欠纳户，若再不完，则征比花户。
县官除点视桥梁圩岸、驿传递铺，踏勘灾伤，检尸、捕贼、抄札等事外，不得轻离县衙，有事则以信牌差遣吏役。《大明律·吏律·公式·信牌》规定：“凡府、州、县置立信牌，量地远近，定立程限，随事销缴。违者，一日笞一十，每一日加一等，罪止笞四十。若府、州、县官遇有催办事务，不行依律发遣信牌，辄下所属守并者，杖一百（按谓如府官不许入州衙，州官不许入县衙，县官不许下乡村之类）。其点视桥梁圩岸、驿传递铺，踏勘灾伤，检尸、捕贼、抄札之类，不在此限。”信牌又称“牌票”、“票”、“硃票”，为纸质，上面用墨笔写明所办事情，限定日期，用硃笔签押，并盖官印。关于信牌名称及形制，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辨讹》云：“票，一作慓，疾也，急疾也。今官府有所分付，勾取于下，其札曰‘票’。”[25] 《醒世恒言》卷三十九《汪大尹火焚宝莲寺》：汪大尹“当晚在衙中秉烛而坐，定稿申报上司，猛地想起道：‘我收许多凶徒在监，倘有不测之变，如何抵挡？’即写硃票，差人遍招快手，各带兵器到县，直宿防卫。”[26] 《三刻拍案惊奇》第二十七回《为传花月道 贯讲差使书》，记钱生员伪造官府“纸牌”诈财之事。[27] 《型世言》第二十七回《贪花郎累及慈亲 利财奴祸贻至戚》，写奸徒商德、钱流伪造官府牌票，商写牌，钱用硃笔签押。[28] 吏役事完须将牌交回，称“投牌”、[29](P292) “销牌”。差点差役时又使用签筒，筒中置签，上写各役姓名，差点某役，则抽其名签付之，事完差役将签交回。《治谱》云：“在县呼唤各役，非抽签叫者不许应。出入时须以签筒自随……如在家或轿上，或催夫马或叫人，系紧急事，袖中宜置小签，抽一与门子，门子照名以大签给之，彼事不完，签不得入。……（行刑时）须签上本人用刑。”[11](卷二，置签抽签法)
但牌票亦不可轻给，以维护牌票的严肃性。“凡有小节公事，只可用言语分付催办完结，不必出票。如有大事不能结绝，或各样差使不完，方才出票拘勾。不可泛滥一概出票，致使小民轻易不惧官法。及票俱用县印一颗”。[12] 诸役多有借牌票诈害百姓者。“差人持粮票下乡……黑夜排闼，就床擒锁，举家惊惶，设酒送馈。及去，衣服鸡犬一空。假如欠银五两，此番所费二三两，手头愈空，钱粮愈难完办。及带至县，该差又与商通，雇人代杖而出。一番追呼，始终皆为差人生意，而官逋如故”。[30](卷二十三，御吏) 有的串通吏书，私写牌票，不盖官印，持“白头”牌票下乡欺诈百姓。“吏书欺官讨钱，每于开征（钱粮）之日，一甲写一催票，谓之押差，或谓之总催。每一快手一二十两，贿买户书写就。……盖快手借票催粮，原非为催粮计，不过借印票在手，无端索害乡人。农民多不识字，又多良善之人，彼即有完票在家，快手欲无端害之，几十里外向谁分诉。……一张票，乃一快手几年生活也”。[11](卷五，摘差总差之殊)
牌票是替官府办差的凭证，可发与差役，也可发给在县听差的值年里长，使之勾摄公事。“追会钱粮、军需、刑名、造作，大小公事，不得差人下乡，止是遣牌勾办”。[18](卷下，销缴信牌) 审案时，县官还可将牌票交与原告、干证， 令其持票拘传被告。明初以后里长多在县“承符呼唤”，听领钱粮词状牌票，回乡催征钱粮，勾摄人犯，或措办供应。《海瑞集》上编《兴革条例·户属》：“旧例里长逐日在县应卯，违卯则罚。”[31] 袁黄《宝坻政书》卷四《申道报抚台减粮公移》：“自卑职到任，凡见年里长，皆放归农。”[32] 说明万历十六年袁黄任宝坻知县前，该县值年里长须至县听差。不但里长，甲首也须随里长到官听差，或出“应卯银”（注：海瑞《海瑞集》上编《禁约》：“一、禁甲首不许与里长户轮当里长，每一官丁许出银三分与里长以偿应役之劳。仍旧多取应卯银两者，甲首不时首告。”） 补贴里长劳费。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九十《赋役》：“（嘉靖）四十年正月，御史潘季驯巡按广东，倡行均平里甲之议。……其里长止于在官勾摄公务，甲首悉放归农，广人便之。”[33] 说明广东在潘季驯改革前甲首须随里长到官。
县官有事传唤乡民，应尽量差遣里长，以免差役下乡生事勒索。“凡勾摄公事，不可差皂隶、快手、机兵人等下乡生事害人，致生不虞，负累不便。止许差各里里长转令甲首拘与”。[10] “有等在官人役，有因公差下乡，狐假虎威，虚张声势，指官诓诈，扰害良民。明知乡农少入城市，怕见官府，只得受其凌虐，鸡犬为之不宁。有本差一人，有帮二三人者，一至其家，势如饿虎，不满其心不休也”。[34](卷下，刑类)
以上所论述的是明代县衙中比较常见或一般的运作方式，其中一些材料来自明代的官箴书。官箴书作为明代官员初入仕途的为官指南，反映了当时官场行事的惯例。参以其他资料，可以大体了解明代县衙的实际运作情况。由于明朝疆域辽阔，历时200余年，各个地区、各个时期的情况会有所变化，其间的差异性及其与县政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6年03期
【原文出处】《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合肥)2005年06期第12～18页
【作者简介】何朝晖，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历史学博士。（北京 100871）
| 【内容提要】 | 考察明代县衙的布局和结构，以及日常政务在其中的运行流程，对于我们理解明代县级地方政府的职能及其运作是极有助益的。文章通过对政书、方志、官箴中大量有关资料的钩辑，对明代县衙的规制、县衙的作息时间、县级政府日常政务的处理程序分别进行了考述。 |
一、明代县衙的规制
据学者的新近研究揭示，中国古代地方官衙的建筑格局到明代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这就是明初太祖颁行了地方衙署建设应遵循的“范式”。这一规制与前朝的主要不同在于“府官居地及各吏舍皆置其中”。[1](P22) 洪武初王祎《义乌县兴造记》载：“今天子既正大统，务以礼制匡饬天下。乃颁法式，命凡郡县公廨，其前为听政之所如故，自长贰下逮吏胥，即其后及两傍列屋以居，同门以出入，其外则缭以周垣，使之廉贪相察，勤怠相规，政体于是而立焉。命下郡县，奉承唯谨。”[2](卷九) 这样的建筑格局反映了朱元璋惩前元之旧弊，力图整顿吏治的思想。《大明律·工律·营造·有司官吏不住公廨》规定，有司官吏必须居于官府公廨，不许杂处民间：“凡有司官吏，不住公廨内官房，而住街市民房者，杖八十。”
虽然明初颁布了地方衙署建设的规制，但明代县衙的建筑格局还要受历史遗留下来的衙署格局的影响。从文献记载来看，许多在明初新修或重修衙署的格局的确遵循了新的规制，但也有些地方限于经济条件或历史格局的影响，并不完全符合新的规制，比如在一些地方吏舍并未被纳入到县衙之中。总的来看，明代县衙根据所在地区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的不同，有的较为宏敞，有的则较为简陋，但大多数县衙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封闭性，四周以高墙与外界相隔；二是形制四方规整，中间有一条显著的中轴线。在这条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县门、仪门、大堂、二堂、三堂等主要建筑。中轴线大致可分为三段：仪门之前主要是礼仪性的建筑；仪门至二堂或三堂为县衙的核心区域，为知县审案、办公之所；二堂或三堂之后，为知县内宅。中轴线上的院落一般遵守对称的准则。中轴线两侧，则分布着佐贰官县丞、主簿和首领官典史的衙门和宅邸，以及吏廨、监狱、仓库等建筑。
以下试以隆庆《仪真县志》所载仪真县衙（图1）[3](国朝县治图) 为例，来说明明代县衙的具体构造。
附图
图1 明代仪真县衙图
县衙前有照壁一道，照壁后为牌坊，仪真县衙牌坊上有匾额题“忠廉坊”。牌坊以里为大门，大门两边的墙呈“八”字形，所谓“八字衙门”即由此而来。八字墙上可张贴告示、榜文，公布科举考试录取结果等，有的加上顶棚和栅栏，称“榜廊”或“榜棚”。牌坊以里，设有医学、阴阳学，右侧设有总铺（急递铺），以便于县衙公文的快速递送。牌坊正北为鼓楼或谯楼，为两层，是县衙中最高的建筑，便于报时和瞭望。鼓楼外墙左右，分别建有申明亭、旌善亭，或申明在左、旌善在右，或反之，无一定之规。嘉靖《太平县志》：“申明亭：在县治门外，牧爱坊左。凡民有作奸犯科者书其名揭于壁，而耆民里长会断民讼者亦于是云。旌善亭：在县治门外，牧爱坊右。凡民间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则书其行实揭于亭，以寓劝善之意云。”[4](卷四，公署) 进入鼓楼，也就正式踏进了县衙的大门。有的县没有鼓楼或谯楼，而以县门代之。
鼓楼之后，即是仪门。有的县鼓楼之后还有一道二门，仪门为三门。仪门之左，一般设土地祠、衙神庙、寅宾馆（或迎宾馆），仪门右侧为县狱。仪门中间为正门，平时关闭，只有迎接上级或同级官员造访时才打开，两侧开有角门。
仪门内为衙中最大的一进院落，院中树立一座小亭，称“戒石亭”。亭中石碑南面刻“公生明”三字，语出《荀子·不苟》：“公生明，偏生暗。”碑阴书“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戒石碑下有甬道向北，到达月台，台上即是县衙的核心建筑——大堂。大堂为知县审案、办公之所，一般建得高大轩敞，正中设桌案，堂前设栅栏，前有飞轩甃，其下为露台，上有审案时供人犯下跪的跪石。大堂又称“县厅”、“正厅”、“治厅”、“琴堂”、“牧爱堂”、“亲民堂”、“节爱堂”等。大堂两侧耳房可用作仪仗库、銮架库[5] 等库房。大堂左侧或右侧，有的还设有“典史厅”、“典幕厅”、[6](卷四，建制) “幕厅”、[7](卷二，署廨) “县幕”[8](县治之图) 或“赞政亭”，[3](国朝县治图) 为幕官典史办公之所。
应当说明的是，县衙中幕厅的存在并不能被简单地当作出现县官幕友的证明。（注：柏桦在《明代州县衙署的建制与州县政治体制》（《史学集刊》1995年第4期）中曾认为：“明代州县衙署正堂左厢修有幕厅，从各地方志的公署建筑沿革来看，这个幕厅修建时间最早的州县是在洪武二十八年，说明在洪武末年，幕友制已在州县中出现，从明代洪武以后各州县相继修建幕厅的事实来看，幕友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而在明中叶成为一种不成文却也为时人公认的定规。”后在氏著《明代州县政治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中，对上述观点有所修正，认为幕厅开始是典史厅，但仍认为明代中期后演变为知县幕友的办公场所。见该书第114～116页，第119页。） 幕厅实际上是典史厅，是典史帮助知县处理文案的场所。首先，首领官在明代又被称为“幕职”、“幕官”，（注：“幕职”、“幕官”的称呼自唐宋以来就有，是协助行政主官参酌政务、处理文书的辅助性官职。在明代，首领官的职责与前代幕官类似，因此也被称为幕官。） 主要掌文移出纳，这正是典史的角色。其次，“典史厅”、“幕厅”在众多不同的县志上都出现在大致相同的位置——大堂的东西梢间，说明它们所指的应该是同一个东西，只是在不同的县志编纂者那里使用了不同的称呼而已。如果将这些名称——“典史厅”、“典幕厅”、“幕厅”排列在一起，答案就更清楚了。再次，设有典史厅的县衙同时还设有典史衙，这说明典史厅是典史于本衙办公之外，协助知县处理文卷的场所。典史厅设于大堂之侧就是这个目的。[5](县治之图)[6](县治之图)[9](县治图) 又次，幕友属于知县私人雇佣，因而不宜出现于大堂之侧。在清代，幕友协助知县处理事务，都要在靠近内宅的地方进行。（注：如今存内乡县衙之“刑钱夫子院”，即刑名和钱谷师爷的办公场所，乃位于二堂之后，内宅门之前。见刘鹏九《内乡县衙与衙门文化》所录《内乡县衙全图》，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 幕厅紧邻县衙大堂，属于核心办公区域，幕友到此办公不合情理。最后，清代幕友制盛行后，佐贰官设置极少，也就是说佐贰官的职能大部分为幕友所取代，幕友是在佐贰官作用削弱之后取而代之的。而反观出现“幕厅”字样的几幅县衙布局图，可以发现一般都有数处佐贰官衙宅，佐贰官的设置还相当多，承担着很多行政事务，这至少说明即使出现了幕友，作用也必相当有限，此时在大堂之侧公然出现幕友办公的专门处所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虽然明代中后期的某些方志中有模棱两可的记载，如嘉靖《太平县志》卷四“公署”条：“治厅曰琴堂……左耳房为仪仗库，籍册藏焉，又其左为幕厅，幕僚居之。”李乐《见闻杂记》也说明后期县官常自带主文之类的私人助手上任：“近日友人作令，雇主文行者，十有四五。”[10](卷八，五十二) 但没有证据将幕厅与之挂起钩来。
大堂院内两侧厢房为吏员办事之六房所在，左侧为吏、户、礼三房，右侧为兵、刑、工三房，粮科（房）、马科及承发房、铺长司等也排列于左右厢房中。粮科（房）从户房分出，二者的分工是：“户房止是分派钱粮，收解俱是粮房。”[11](卷二) 马科从兵房分出，“承发吏设管公文及管词状”。[12] 铺长司为急递铺铺长办公之所。北直隶宛平县大堂两侧廊房有多达15个房科。[7](卷二，署廨) 储藏册籍档案的架阁库、册房，以及存放各种器具财物的卤簿库、帑库、銮驾库（仪驾库、銮仪库）等，也位于大堂附近。
大堂之后是二堂。二堂是知县预审案件和大堂审案时的退思、小憩之所，又称“退思堂”、“改絃堂”、“省观堂”等。由于它是一个过渡性的建筑，因而相对较小，也叫“穿堂”、“川堂”、“过堂”等。二堂后一般有宅门，将南边的外衙与北边的内衙分开。宅门内为三堂和知县廨，二者有时合而为一。三堂又称“后堂”、“便堂”，在一些县它是仅次于大堂的建筑；知县廨又称“正衙”、“知县衙”。三堂是知县接待上级官员、商议政事和办公起居之所，有些事涉机密的案件和不便公审的花案，亦在此审理。内衙中一般还有住宅、书房、花厅、后花园等，为知县的生活区。（注：也有的县仅有两个堂，如浙江新昌县衙只有琴堂和后堂，后堂之后也不像一般的县是知县衙，而是县丞衙，正衙（知县衙）反而位于县衙东北角。万历《新昌县志·县衙图》，《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1981年。）
县丞、主簿、典史的衙、宅，分布于县衙后部中轴线两侧，一般典史衙只有一个，县丞衙、主簿衙则可能有多个，视该县所设佐贰官多少而定。
吏舍，即吏员的居所，也分布在县衙中。明代规定，为防止吏员内外勾结舞弊，吏员平时要待在县衙内，不允许擅自出衙。吏舍一般集中位于六房之东西侧，或散布于官廨之间的空地。官吏都须按规定在县衙内居住，一般不许杂处民间。然而由于吏员众多，吏舍难以容纳，许多人只好借住衙外民居。沈榜《宛署杂记》卷二“署廨”云：“吏廨无定所，时补各官廨之空地云。吏大半无廨地，僦借民居。”官舍和吏舍合称“公廨”。关于公廨的规格和等级，弘治《句容县志》卷二载：“知县十间，县丞八间，主簿七间，管马主簿七间，典史六间，吏舍四十间。”
监狱是县衙不可或缺的部分，一般占据了县衙的西南角，故俗称“南监”。分内监（关重犯）、外监（关一般犯人），男监、女监。附近还设有狱神祠或狱神庙。此外，县衙中还有马政厅、马房、官仓、门房、里舍（里甲房）（注：里舍为到县应役之里役所备的住所。嘉靖《应山县志》卷上：“里舍：旧在治房东，亦久废。知县王朝璲、典史傅僾改建于申明、旌善二亭之南，各六间。”《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成化《内乡县志》卷二《公署略》：“里甲房，旧任知县郑时，尝于城中隙地，盖房若干间，区分所属二十五保里长、老人、书手、甲首轮该应役者寓之，以便趋事。”后者转引自川胜守《中国封建国家の支配构造——明清赋役制度史の研究》第83～84页，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 等建筑。
以上所述是典型的县衙，当然也有些县衙不那么规范，比如山东淄川县县衙把一般建于县衙之外的府馆、布政分司、按察分司、养济院、县仓等都包含在县衙中。[13](卷一，县治图) 临朐县的监狱、吏舍则与他县不同，位于县衙之外。[14](临朐县邑内图)
县衙之外还有其他官署和设施，亦为一县行政之所需，计有县学、社学、城隍庙、际留仓、禄米仓、预备仓、便民仓、养济院（疏养孤老无靠之人）、漏泽园（收集埋葬无人认领的遗骨）、府馆（府级官员到县办事驻扎之所）、布政分司、按察分司（省级两司官员巡历所至驻扎之所）、都察院（巡抚至县驻扎之所）、察院（为巡按至县驻扎之所）、公馆（接待过往官员之所）、管河厅（理河厅）、巡捕厅、巡检司、水马驿、急递铺、递运所、社稷坛、山川坛、邑厉坛、僧会司、道会司、税课局、河泊所、工部分司等。
二、县衙的作息时间
明朝政府规定了一些法定假日。“凡每岁正旦节，自初一日为始，文武百官放假五日。冬至节本日为始，放假三日”。[15](卷八○，节假) 洪武六年，太祖“命考古休沐假日，礼部以唐六典假日上，从之。令百官每月五日给假”。[16](卷五，洪武六年闰十一月壬辰) 宣德三年，又定于每年岁首旬休十日。[17](卷四十四，休假)（注：又万历《明会典》卷八○《节假》：“永乐七年，令元宵节自正月十一日为始，赐百官节假十日。”但查《明会要》本条知其为“赐朝参官元宵节假”，并不含地方官。又记：“弘治四年正月癸未，以修省，罢上元节假。”杨联陞认为明清时期，每年冬季从十二月二十号前后开始，有一个月左右的“封印”时间，作为春假。见《国史探微》第48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其所据为清末富察敦崇所著《燕京岁时记》“封印”条：“每至十二月，于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四日之内，由钦天监选择吉期，照例封印，颁示天下，一体遵行。封印之日，各部院掌印司员必应邀请同僚欢聚畅饮，以酬一岁之劳。”及“开印”条：“开印之期，大约于十九、二十、二十一三日之内，由钦天监选择吉日吉时，先行知照，朝服行礼。开印之后，则照常办事矣。”此言清末习俗，而明代已有岁首旬休，不当再有一月之假。） 此外，逢皇帝登基、寿诞、丧葬等，也要停止公务活动。
除政府规定的假日外，县衙每日清晨即开始办公，日暮时方才散衙。“凡官府皆须侵晨署事，日入方散”。[18](卷下，公座) 每日卯时，吏典、隶兵及各种杂役于承发房画押报到，称点卯；下午酉时，散衙归家。“凡公门吏典、兵卒及里长人等，皆须置簿，付承发典吏收掌，每日侵晨于上画卯，至暮画酉”。[18](卷下，卯酉)
县官每日升堂分为早堂（早衙）、中堂（中衙、午堂、午衙）、晚堂（晚衙）。各官对时间的安排，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和各自的性情能力，不尽一致。但“堂事须有定规，各役人犯方便伺候遵守”。若初仕者无经验，“投文听审，俱无定时，自朝至暮，纷纷扰扰，（吏役）终朝伺候”。[11](卷三，投文会客次序)
据载，早堂一般为卯时至辰时，“粮里长等各照都图，挨次站立两廊下，次第升堂，作揖听发放出”。[12] “升堂后皂隶报门，阴阳报时，同僚揖，首领（注：原文此处有一“一”字，疑误。） 揖，六房揖，门库参见，始将公座簿以次佥押。内外巡风、洒扫、提牢、管库等各报无事，自吏房起先将一日行过公文或申或帖或状，依数逐一禀报点对，各房挨次佥押用印”。然后“放里老挨图入见”，[19](公座) “比较里老，催办公事”。[20](坐衙) 中堂为巳时至未时，主要是“问理词讼，干办公务”。[19](公座) “听讼在午、未时，则白昼了然”。[11](卷四，审讼勿夜) 晚堂为申时至酉时，继续清理词讼，审录狱囚，总结一天公务，然后击鼓散堂。
知县一天处理事务总的次序是处理公文、比较钱粮、问理词讼。《官箴集要》称处理公文的顺序是：“其申达上司公文，早衙佥押；其平关牌帖并批牌等项，中衙佥押。”[18](卷上，六房) 大堂上每日设值堂吏和值印吏各一名，“直堂吏一名，专一在堂挂号登记上下公文，并拘勾人犯牌票，以便揭查。直印吏一名，置簿填写某房公文几件，用印几颗，至晚递不致违误，结状以防奸弊”。[21](立定规) 其余吏典于各房办事，非传唤不得上堂。每晚又派巡风吏一人巡视衙门各处，以防奸盗。
三、日常政务的处理程序
县衙中的人员分为官、吏、役三等，在数量上呈金字塔形。在政务上的分工大体为：官主决策，吏理文书，役供差遣。知县、县丞、主簿、典史即正官、佐贰、首领，为朝廷命官，数量极少。知县总管一县之政务，佐贰、首领则分别分工负责劝农、水利、清军、巡缉等某一方面的事务；吏员为在吏部注册的公职人员，主要在六房、粮科、马科等各房科中办事，处理公文账册；衙役则司职站堂、看管、守卫、催科、抓捕等事，听候官吏差遣。
县衙中的公务文书主要由各房科的吏书草拟。与清代县官文移主要倚仗师爷不同，明代吏书在公文的处理中还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县官一应文移，本应亲自为之，但实际上多派相应房科起稿。《大诰三编·农吏第二十七》曾规定：“今后诸衙门官，凡有公事，能书者，务必唤首领官于前，或亲口声说，首领官著笔，或亲笔自稿，照行移格式为之。然后农吏誊真，署押发放。”[22] 但后期普遍的情形却是县官“申上司文移，先令该吏起草”。[21](慎申呈) 由于明代中期以后吏典买充者多，素质普遍降低，通文移者日少，多由各房主文、书手代笔。县官“凡承上发下文移，只问该房取稿，不必管他央何人作，只要好便罢”。[21](远主文) 吏典、首领官对公文应及时办理，不得稽延。《大明令·吏令》规定：内外衙门公事，“小事五日程，中事七日程，大事十日程”。[23] 《大明律·吏律·公式·官文书稽程》规定：“凡官文书稽程者，一日，吏典笞五十，三日加一等，罪止笞四十。首领官各减一等。”《读律琐言》卷三《吏律·官文书稽程》注云：“诸衙门文书，小事五日程，中事十日程，大事二十日程。”
遇有公事，六房吏典向上禀报，须自上而下进行，即首先秉明知县，再赴分管佐贰、首领处商议；签押文书时，则遵从自下而上的顺序，先由下面的吏典首领等官开始，最后至知县处用印施行。“该房该吏凡遇禀复公事，自上而下；佥押文书，自下而上”。[18](卷上，六房) “遇有大小事务，该吏先于长官处明白告禀，次于佐贰官处商确既定，然后当该吏典幕官书卷，才方自下而上以次佥押讫，正官下判日子，当面用使印信，随即施行”。[18](卷下，佥押) 这样做的目的， 可能一方面是为了保证信息上达长官的渠道通畅，不致被中途截断；同时政务处理意见先由下面的该管官吏议定，最后由县官决断施行，也可以减轻知县的理政负担，使各级官吏各负其责。
刑名、钱谷为知县最重之事。县官受理百姓词讼称为“放告”，受理词讼的日子称为“放告日”，每隔三五日一次。一般是逢三、六、九日放告。（注：《新官轨范》：“告示众告状之人，每月三六九日方许递状。”蒋廷璧《璞山蒋公政训·清词状》：“凡三六九日受过词状……”吴遵《初仕录·严告讦》：“放告明开告示，或三或六或九，每放告牌出，挨图逐里进入。”） 也有五日一放告的，更有“民淳事简之地”，只在每月初二、十六放告两次。[11](卷四，准状不妨多) 在农忙时节，为不妨农时，还要止讼几个月。如四至七月农忙时，除人命、强盗等大案外，其他案件不予受理。放告之日，县官升堂后，出“放告牌”，原告捧纸依次递进县衙。凌濛初《拍案惊奇》卷十《韩秀才乘乱聘娇妻 吴太守怜才主姻簿》：“到得府前，正值新太守吴公弼升堂。不逾时，抬出放告牌来，程朝奉随着牌进去。”[24] 状纸递进后，由承发房吏接下挂号。（注：《新官轨范》：“承发吏，设管公文及管词状。”蒋廷璧《璞山蒋公政训·清词状》：“凡词讼，先令承发科挂号。”） 县官接状后为慎重起见，往往并不立即审理，而是退堂后一一细览，第二天再与发落。（注：吴遵《初仕录·审词状》：“公堂事冗，日亦有限。所收状，俱俟退堂细看。”《新官轨范》：“将状子不分有理、无理，俱各接下。省令告状之人，俱各明日来朝听审。当夜用心将状逐一参看，可受理者，紧关去处红笔标下，次日只在红笔去处审理。如无理者，将状扯毁赶出。”《居官格言·放告》：“示仰一应告状人等，除人命强盗重情不拘日期，其余户婚、田土、斗殴等项，俱照后开日期递状，次日听审。”《居官格言·递状日期》：“初三日 初四日听审 初六日 初七日听审 初九日 初十日听审 十三日 十四日听审 十六日 十七日听审 十九日 二十日听审 二十三日 二十四日听审 二十六日 二十七日听审 二十九日 三十日听审。”） 不准状的退回，准状的再传原告、被告、证人三方细审。
钱粮完纳不及时，或差役办差逾期，县官则用刑求、监禁的办法催督，称为“比较”。“凡差人解军、解钱粮，限定日期。如不完批回缴者，即拿的亲家属监候，轮日比较，则事易完”。[21](慎差人) 征比钱粮时，先比较粮长、里老等役，使之催督欠纳户，若再不完，则征比花户。
县官除点视桥梁圩岸、驿传递铺，踏勘灾伤，检尸、捕贼、抄札等事外，不得轻离县衙，有事则以信牌差遣吏役。《大明律·吏律·公式·信牌》规定：“凡府、州、县置立信牌，量地远近，定立程限，随事销缴。违者，一日笞一十，每一日加一等，罪止笞四十。若府、州、县官遇有催办事务，不行依律发遣信牌，辄下所属守并者，杖一百（按谓如府官不许入州衙，州官不许入县衙，县官不许下乡村之类）。其点视桥梁圩岸、驿传递铺，踏勘灾伤，检尸、捕贼、抄札之类，不在此限。”信牌又称“牌票”、“票”、“硃票”，为纸质，上面用墨笔写明所办事情，限定日期，用硃笔签押，并盖官印。关于信牌名称及形制，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辨讹》云：“票，一作慓，疾也，急疾也。今官府有所分付，勾取于下，其札曰‘票’。”[25] 《醒世恒言》卷三十九《汪大尹火焚宝莲寺》：汪大尹“当晚在衙中秉烛而坐，定稿申报上司，猛地想起道：‘我收许多凶徒在监，倘有不测之变，如何抵挡？’即写硃票，差人遍招快手，各带兵器到县，直宿防卫。”[26] 《三刻拍案惊奇》第二十七回《为传花月道 贯讲差使书》，记钱生员伪造官府“纸牌”诈财之事。[27] 《型世言》第二十七回《贪花郎累及慈亲 利财奴祸贻至戚》，写奸徒商德、钱流伪造官府牌票，商写牌，钱用硃笔签押。[28] 吏役事完须将牌交回，称“投牌”、[29](P292) “销牌”。差点差役时又使用签筒，筒中置签，上写各役姓名，差点某役，则抽其名签付之，事完差役将签交回。《治谱》云：“在县呼唤各役，非抽签叫者不许应。出入时须以签筒自随……如在家或轿上，或催夫马或叫人，系紧急事，袖中宜置小签，抽一与门子，门子照名以大签给之，彼事不完，签不得入。……（行刑时）须签上本人用刑。”[11](卷二，置签抽签法)
但牌票亦不可轻给，以维护牌票的严肃性。“凡有小节公事，只可用言语分付催办完结，不必出票。如有大事不能结绝，或各样差使不完，方才出票拘勾。不可泛滥一概出票，致使小民轻易不惧官法。及票俱用县印一颗”。[12] 诸役多有借牌票诈害百姓者。“差人持粮票下乡……黑夜排闼，就床擒锁，举家惊惶，设酒送馈。及去，衣服鸡犬一空。假如欠银五两，此番所费二三两，手头愈空，钱粮愈难完办。及带至县，该差又与商通，雇人代杖而出。一番追呼，始终皆为差人生意，而官逋如故”。[30](卷二十三，御吏) 有的串通吏书，私写牌票，不盖官印，持“白头”牌票下乡欺诈百姓。“吏书欺官讨钱，每于开征（钱粮）之日，一甲写一催票，谓之押差，或谓之总催。每一快手一二十两，贿买户书写就。……盖快手借票催粮，原非为催粮计，不过借印票在手，无端索害乡人。农民多不识字，又多良善之人，彼即有完票在家，快手欲无端害之，几十里外向谁分诉。……一张票，乃一快手几年生活也”。[11](卷五，摘差总差之殊)
牌票是替官府办差的凭证，可发与差役，也可发给在县听差的值年里长，使之勾摄公事。“追会钱粮、军需、刑名、造作，大小公事，不得差人下乡，止是遣牌勾办”。[18](卷下，销缴信牌) 审案时，县官还可将牌票交与原告、干证， 令其持票拘传被告。明初以后里长多在县“承符呼唤”，听领钱粮词状牌票，回乡催征钱粮，勾摄人犯，或措办供应。《海瑞集》上编《兴革条例·户属》：“旧例里长逐日在县应卯，违卯则罚。”[31] 袁黄《宝坻政书》卷四《申道报抚台减粮公移》：“自卑职到任，凡见年里长，皆放归农。”[32] 说明万历十六年袁黄任宝坻知县前，该县值年里长须至县听差。不但里长，甲首也须随里长到官听差，或出“应卯银”（注：海瑞《海瑞集》上编《禁约》：“一、禁甲首不许与里长户轮当里长，每一官丁许出银三分与里长以偿应役之劳。仍旧多取应卯银两者，甲首不时首告。”） 补贴里长劳费。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九十《赋役》：“（嘉靖）四十年正月，御史潘季驯巡按广东，倡行均平里甲之议。……其里长止于在官勾摄公务，甲首悉放归农，广人便之。”[33] 说明广东在潘季驯改革前甲首须随里长到官。
县官有事传唤乡民，应尽量差遣里长，以免差役下乡生事勒索。“凡勾摄公事，不可差皂隶、快手、机兵人等下乡生事害人，致生不虞，负累不便。止许差各里里长转令甲首拘与”。[10] “有等在官人役，有因公差下乡，狐假虎威，虚张声势，指官诓诈，扰害良民。明知乡农少入城市，怕见官府，只得受其凌虐，鸡犬为之不宁。有本差一人，有帮二三人者，一至其家，势如饿虎，不满其心不休也”。[34](卷下，刑类)
以上所论述的是明代县衙中比较常见或一般的运作方式，其中一些材料来自明代的官箴书。官箴书作为明代官员初入仕途的为官指南，反映了当时官场行事的惯例。参以其他资料，可以大体了解明代县衙的实际运作情况。由于明朝疆域辽阔，历时200余年，各个地区、各个时期的情况会有所变化，其间的差异性及其与县政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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