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清代学术研究若干领域的新进展及其述评（之二）
周积明/雷平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6年03期
【原文出处】《清史研究》(京)2005年03期第109～124页
【作者简介】周积明，湖北大学教授。（湖北 430062）；
雷平，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2004级博士生。（湖北 430062）
三、关于汉宋之争的探讨
汉宋之争是清代学术史研究中倍受关注的问题。一般认为，乾嘉时期的学术界存在着激烈的汉宋之争，集中体现在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和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上，近年来，对于这一传统意见，学术界颇有不同见解：
一是究竟存不存在汉宋之争。暴鸿昌反对有所谓汉宋之争的说法。他指出，清初无所谓汉宋之分；乾嘉时期汉学鼎盛，但大多数汉学家并不排斥宋学，而此时宋学衰微，鲜有宋学家诋毁汉学，诋毁汉学者多为文士；道咸以降，虽有方东树诋毁汉学，但汉宋调和已经成为主流。（注：暴鸿昌：《清代汉学宋学关系辨析》，《史学集刊》1997年第2期。） 尚小明认为，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有很深的门户之见，而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在为宋学辩护的同时，却有汉宋兼采的意味。（注：尚小明：《门户之争，还是汉宋兼采？——析方东树〈汉学商兑〉之立意》，《思想战线》，2001年第1期。） 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王汎森研究员的《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一文也指出：“《商兑》一书标识着汉宋相融的新发展”，“在《商兑》出版半个世纪后，人们还把它当做是要求汉宋融合的嚆矢”。（注：参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系谱》，河北出版社2001年。） 这一观点对于将《汉学商兑》视为汉宋相争之作的传统说法提出了修正，如果这一观点成立，则所谓的汉宋之争也就缺乏了根基。
二是汉宋之争的焦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余英时就在《清代思想史的新解释》一文中指出，清初考据学是为义理思想服务的。他认为清代考证学兴起的背景是儒学由宋明时期的“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换（注：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自序第3页、7页、349页、67页。）。考证学在最初兴起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取证于经书”，因而，选择什么样的书作为考证对象是由学者的义理背景决定的。如程朱一系的阎若璩考证《古文尚书疏证》，是为了攻击陆王一派借以建立其学说的“虞廷传心”说；而陆王一派的胡渭则选择《周易》作为考证对象，也是为了从根本上削弱程朱的立说根基。90年代，张丽珠女士沿着这一思路进一步思考汉宋之争的有关问题。她针对传统的说法提出质疑：戴震是公认的考据学大师，为何晚年感叹讲义理的《孟子字义疏证》方为“平生著述之大”？阮元既然主张“汉宋兼采”，却又为何在《汉学商兑》中遭到宋学大将方东树的大肆攻击？张丽珠认为传统的“考据”与“义理”争锋的说法不足以揭示个中缘由，她指出：清代“汉宋之争”真正关键性的内容，应在于义理学内部存在着难以调和的汉宋歧见。
笔者认为，乾嘉时期的汉宋关系，不能简单概括为“争”或“不争”，而是“争”与“不争”并存。“不争”在方法论上，双方其实都承认“考据”和“义理”不能偏废。“争”则在义理上，焦循在《雕菰集》卷七《申戴》中说：“东原自得之义理，非讲学家西铭、太极之义理也。”方东树对此极为不满，在《汉学商兑》下卷引焦循之语而加以评论：“夫古今天下，义理一而已，何得戴氏别有一种义理乎？”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汉宋之争的要害从根本上说在于思想的争锋。对于这一点，晚清的皮锡瑞看得很清楚，他在《经学历史》中指出：“戴震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虽与诸子说经相牴牾，亦只是辨一理字。”（注：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3页。） 因而笔者认为，以《四库全书总目》为观察中心，汉宋的义理之争大致围绕四个方面展开：一是“理与气”；二是“理与欲”；三是“义利与王霸”；四是“礼与理”。除了相争的一面外，乾嘉时期的汉宋之间还有“不争”的一面，在《四库全书总目》以及当时许多学者的著述中都可以找到“汉宋兼采”或“不以汉宋立门户”的观点。（注：参见周积明：《乾嘉时期的汉宋之“不争”与“相争”——以〈四库全书总目〉为观察中心》，载《清史研究》2004年第4期。） 因此在研究乾嘉时期的学术格局时，必须超越表层现象，深入其腹地，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进行考察和把握，在历史的场景中理解真实的文化脉络。
四、关于清代礼学的研究
所谓的礼学，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以上古元典《周礼》、《礼记》和《仪礼》为考察对象的研究；二是以具体的礼仪为对象的研究，如对丧礼和婚礼的研究；三是关于礼的社会文化功能的研究。礼是中国文化中的核心范畴之一，触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因为时代的变迁和不同解释模式的叠加而构成一个丰富的文化系统。先秦以降，礼学一直是学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近世以降，在内部新旧更替和西学强烈冲击的双重作用下，中国传统文化开始经历解体、重构的艰难历程。传统的文化范畴、哲学命题、致思方式无不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在这一过程中，礼学的价值受到强烈的质疑。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谈到礼学时，虽然也肯定清人治礼学取得的成绩“十分优良”，然而却又表示：“这门学问到底能否成立，我们不能不根本怀疑……他们的成绩虽然很好，我恐怕这些成绩多半是空的”。他还不无遗憾地写道：“礼学的价值到底怎么样呢？几千年很琐碎很繁重的名物、制度、礼节，劳精敝神去研究他。实在太不值了”。（注：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3页。但是，梁启超在同段文字中又说：“我们试换一个方向，不把他（谓礼学）当做经学，而把他当做史学，那么，都是中国法制史、风俗史……第一期重要资料了……我们若用新史家的眼光去整理他，可利用的地方多着哩。”这方是研究礼学史的科学立场和态度。） 梁书成于1923年冬至1925年春之间，其时，中国文化正在古与今、中与西的纠结碰撞中发生巨变。在此之前的“五四”更是以飓风般的气势冲击了天朝帝国的礼治体系，礼教被斥为“吃人”之学，礼学的价值自然不能被正确认识，从而走向衰落。近二十年来，礼学研究开始复苏，但其重心基本上在先秦礼学，有关清代礼学的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不仅起步比较晚，而且展开的力度和深度也不够，其概况可以参照林存阳的《清代礼学研究散论》（注：林存阳：《清代礼学研究散论》，《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3年第4期。） 一文。90年代后期，台湾学者张寿安教授相继出版著作《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代中叶儒学思想的转变》和《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对清代礼学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寿安女士的研究，包罗了全部清代礼学发展史的内容，但以乾嘉礼学为论述的重点。如前所述，《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代中叶儒学思想的转变》的一个重要贡献即通过剖析凌廷堪等人关于“礼”的思考提出了“乾嘉新义理学”的概念，从而在余英时等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拓开了人们的视野。《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理争论与礼秩重省》是继《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代中叶儒学思想的转变》后的又一部力作，全书“从概念式的探讨转向人伦日用的具体礼制”，并努力透视清儒于“名物度数”考据背后追求礼秩重建的思想性意义。（注：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理争论与礼秩重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2001年版，第11页、107页。） 在这一问题意识的指导下，张寿安女士以思想史的眼光来辨析清儒的考据学成就，在文献的绵密梳理中发掘出一个个鲜活的思想话题，显示了敏锐的学术发现力。其贡献有如下几点：
第一，将清代礼学置于明清社会的特定历史语境中考察，揭示了明清礼学由“私家仪注”的“家礼学”向“以经典为法式”的“仪礼学”的转型。明儒治礼学，重视《家礼》，清儒则重视《仪礼》；明儒以“缘俗则礼行”为理念，清儒则以经典文本为依据。这种变化正反映了清儒期望借经典意义引申以重振社会礼秩的文化关怀。
第二，揭示了清儒礼学的社会关怀。清儒礼学一重考礼，二重议礼。“考礼者，考证古代礼制、仪文、宫室、服饰、器物、度数等；议礼者，议论前代及当代的礼律和礼俗。”（注：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理争论与礼秩重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2001年版，第11页、107页。） 无论是考礼还是议礼，清儒治礼学的目的都在以古礼为参照，更变当下之礼律，矫正民间之礼俗。
第三，在“由概念式的探讨转向人伦日用的具体礼制”的研究中，从清儒关于“礼”的考证中提炼出“亲亲／尊尊”、“为人后”、“姑嫂有服／姑嫂无服”、“成妇／成妻”等四个重要的话题，并通过与宋明理学型礼学思想的对比，揭示出十八世纪礼学考证思想的近代指向意义。如，寿安女士对“亲亲”、“尊尊”两大礼学范畴在历史上的演变与争议进行深入探究，指出，从表面看，亲亲、尊尊界限明晰且毫不艰深，但历代礼学家关于“亲亲”、“尊尊”却有诸多争议，其背后实际隐藏了不同的文化关怀。宋、元、明理学观的礼学以天无二日、士无二王、家无二尊为逻辑出发点，用三纲诠释礼经、建构礼仪，废黜私情而倡导绝对的公义，尊尊遂演成尊君，亲亲渐形卑下。清儒则通过礼文制度的考证，修正了天理观念下尊尊独重的礼秩观念，把“尊父”从尊君中释放出来，把尊母从尊父中释放出来。再如，叔嫂服制是清代学界重重辩论的一个大题目。寿安教授经过细密考证指出：主张“叔嫂有服”，是“渴望为叔嫂此一亲情关系，建立一种丧礼，并纳入礼制”。对婚姻关系何时成立的问题寿安女士也有解释：清儒主张依《礼》亲迎和成妇方标志婚姻关系成立，实质上是反对“以未嫁之身为陌生男子守节”和“家族式的婚姻观念”。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考辨和论证，张寿安女士揭示了清儒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也使得看似烦琐的清代考据具有了鲜活的生命力，不再面目冰冷。
寿安女士的研究思想缜密，辨析微细，为研究清代思想文化史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也为礼学的思想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清代礼学著述卷帙浩繁，但由于不受重视，绝大多数都处于失语状态，如果我们转换视域，深入文献，一定可以发掘出更多的研究议题和思想线索。
五、关于清代学术派别的研究
有清一代，学术发展至为兴盛，大师迭出，若山峰耸峙，学术源远流长，学者间相互砥砺、相互切磋，构成了许多的学派，著名者有乾嘉吴派、乾嘉皖派、浙东学派、扬州学派、常州今文经学派。学派的研究从来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内容，而不同学派的形成，往往也隐藏着思想与学术的脉络。近年来，关于清代学派的研究也颇有新进展，值得关注。
第一，关于乾嘉学派的分派研究。乾嘉时期的学者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表露出将乾嘉学派分为吴派、皖派的倾向。章太炎则在《訄书·清儒》中首次明确将乾嘉学派分为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其后，学者们大多沿袭了这一说法，并以之为不刊之论。
陈祖武先生在研读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关于戴震的论述时受到启发，对吴派和皖派的划分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以吴派、皖派来中分乾嘉学术不够合理，这是因为：第一，就治学领域而言，吴、皖派不能包括一时众望所归的顾栋高、陈祖范等人，而被章太炎划入吴派的汪中却与惠栋没有任何关系；第二，就学者的地理分布而言，吴、皖派不足以概括其他如常州今文经学派、桐城学派以及北方学者的考据学成就；第三，吴、皖两派的划分缺乏对乾嘉学派的动态考察。陈先生认为，与其说乾嘉学派是一个地域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时间概念，从惠栋到戴震体现了乾嘉经学的发展脉络。（注：陈祖武：《乾嘉学术与乾嘉学派》，《文史知识》1994年第9期。） 换言之，惠栋与戴震不是一个共时性关系， 而是历时性关系。对于陈先生的这一意见王俊义教授持不同见解。王俊义认为，肯定以地域为考察点的吴派、皖派之说并没有否定乾嘉学派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也不会掩盖其历史的发展轨迹。实质上，以吴派和皖派来作为乾嘉学派的内部流派划分，也仅仅只是一个代称和概称，人们划分学派的标准主要在于学者之间是否有师承关系及治学宗旨是否一致。（注：王俊义：《关于乾嘉学派成因及流派划分之商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3期。） 台北淡江大学周彦文教授指出，学派的划分，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很难说孰是孰非。
第二，关于浙东学派的研究。浙东学派在清代学术研究中素来受到关注。清中叶以来，章学诚、章太炎、梁启超、钱穆、何炳松等学者先后对浙东学派了发表自己的见解。近年来，在乡土关怀的推动下，浙江籍的学者更是围绕浙东学派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从总体上看来，在浙东学派的研究上，尚缺乏突破性进展。2003年12月，笔者在浙江宁波召开的“明清之际浙东学术文化国际研讨会”上宣读《清代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建构》（注：该文在修改后发表于《学术月刊》2004年第6期。） 一文，该文指出，“历史”实际上是被构建起来的，每一位历史学研究者都是历史的诠释者，在解读史料时都会加上自己的理解。不同的知识背景、问题意识和价值取向会使研究者对同一件历史现象作出不同的“识读”。清代“浙东学派”的形成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最初使用“浙东学术”和“浙东学派”概念的是黄宗羲和徐乾学，但在他们那儿，“浙东学术”和“浙东学派”仅仅只是指“王学”。到了章学诚处，清代“浙东学派”便呈现出一种谱系的构建，其起点是黄宗羲，经万斯同、万斯大，殿军是全祖望、邵晋涵。接着章学诚往下讲“浙东学派”的章太炎，其所构造的“浙东学派”的谱系增加了三位新面孔，即章学诚、黄以周、黄式三。到了梁启超的文章中，这一谱系又发生变化，黄氏父子被去掉，章学诚成为殿军。
章学诚、章太炎和梁启超所构建的不同“浙东学派”学术谱系，恰好显示出历史的建构性特征。无论在章学诚那里还是在章太炎和梁启超那里，清代“浙东学派”的开山人物和殿军，都实际上只是他们各自心目中“浙东学派”的起点和终点。而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在清代“浙东学派”的谱系的构建上章学诚、章太炎、梁启超会有不同的思路，其间隐蔽着什么样的历史内容。
对于章学诚构筑“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潜在意图，余英时有一个解释，他说，章学诚其实把戴震视为劲敌，但由于戴震的经学训诂切合当时的世风，更为一般学者所认可，故章学诚不得不寻求一个“源远流长的学统作为自己的后盾”，否则他将无法和继承朱子之学数传而起的戴震相匹敌。（注：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自序第3页、7页、349页、67页。） 笔者认为，章学诚与戴震之争固然可能是章学诚构筑“浙东学派”的潜在动机，但联系章学诚的思想背景与时代背景，或可发现另一种解释。乾嘉时期，史学严重衰敝，章学诚是一位力主学术经世的学者，而他最为主张的就是以史经世。“六经皆史”之说，虽然并非章学诚首创，但经过他的张大从而产生了重要影响却也是不争之论。为了突出史学的地位并寻求一个“源远流长的学统作为自己的后盾”，以与当时盛极一时的经学分庭对抗，同时也基于复兴区域学术传统的乡土情感，章学诚着意构筑了“浙东学派”的谱系，并特别突出其“重史”的特点：“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考诸史实，章学诚所称道的浙东学者并非专攻史学，而是经史文合一，黄宗羲、全祖望都是如此。同样，被章学诚称为“浙西学术”的代表人物顾炎武，其经学固然为不错，而其史学也实在是蔚为大观。（注：台湾大学教授何佑森早在1974年在《黄梨洲与浙东学术》中就指出：“如果我们将亭林之学归之‘浙西’，则‘浙西’除经学外何尝不重史学？……如果我们将梨洲之学归之‘浙东’，则浙东除史学外又何尝不重经学？”） 有学者比较浙东、浙西史学研究的特点，认为：黄宗羲（包括全祖望）重学术史，顾炎武重经济史；黄宗羲重记述史学，顾炎武重考证史学；黄宗羲重近史，顾炎武重古史。（注：暴鸿昌：《章学诚与浙东学派的关系考辨》，《齐鲁学刊》1994年第3期。） 无论是学术史、经济史、记述史学、考证史学，还是近史、古史，都无疑包含于史学内，只不过领域不同罢了。章学诚将黄宗羲与顾炎武、浙东与浙西划开，并着意淡化浙东一系经学色彩，突出“必究于史”的特点，这样一种构筑学术谱系的努力，正如海登·怀特在《后设历史学》中所指出的：运用史料的语言学立场可以发现事实，但在此之外构建一个历史陈述的任何步骤都是由美学的和伦理的考虑，而非科学的考虑所决定的。
与章学诚一样，章太炎在构筑浙东学术的谱系时也有自己的理论预设。和章学诚比较，章太炎在《清儒》中所说的“浙东学术”有几点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章太炎不太重视黄宗羲的地位，故对黄宗羲一笔带过；第二，章太炎认为浙东学术有三个特点：其一，重史，在这一点上与章学诚相一致。其二，重视礼学研究，因而将“浙东学术”的下限说到黄式三、黄以周父子。其三，汉宋兼采。后两点均为章学诚所未道。
章太炎的浙东学术谱系的构建为什么会体现出与章学诚的不同特点？对此，我们不能不去探寻太炎先生的文化关怀。
首先，章太炎是一位激烈的反满斗士，对于夷夏大防，对于民族大义毫不含糊，他一度推崇乡贤黄宗羲，但1903年章太炎从日本秘密回国后，对黄宗羲的评价开始发生变化，指责“黄太冲以明夷待访为名，陈义虽高，将俟虏之下问”，“以死拒征，而令其子百家从事于徐、叶间”，再加他和康有为的分歧，康、梁尊黄，“多持《明夷待访录》”，章太炎反对康、梁改良主义立场，“常持船山《黄书》相角”。（注：章念弛编《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二十三年，上海书店1986年版。） 正因为以上诸原因，在章学诚的浙东学派学术谱系中，黄宗羲退居若隐若无的位置，在章太炎后来写的《清代学术之系统》中：“清代作史者，首为万斯同的明史稿。”（注：章太炎讲，柴德赓记《清代学术之系统》，《师大月刊》第10期，1934年3月出版。） 黄宗羲连踪影也全无。
其次，章太炎在构筑浙东学派学术谱系时除了突出其史学之长外，还着意彰显浙东学派兼采汉宋和长于礼学的特点。这一思路不仅体现在指出万斯大和万斯同“称说《礼经》，杂事汉宋”，而且强调“浙东学术”“说《礼》者羁縻不绝”。其殿军就是黄式三和黄以周父子。这是因为太炎先生虽然以古文经学大师名世，但他承继乾嘉以来汉宋兼采一路思潮（注：参见笔者所著《四库全书总目与乾嘉时期汉宋兼采思潮》，台湾宜兰“第一届清史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03年10月。），尤其是其师俞樾“为学无常师，左右采获”的学风，对汉宋学力加调和，平息“汉宋争执”。（注：参见张昭军：《儒学近代之境——章太炎儒学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149—157页。） 故侯外庐说：“他已经超出汉宋门户之见。”（注：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术史》，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版，第843页。） 与此同时，乾嘉以降，因凌廷堪“以礼代理”号召的刺激，“礼学”蔚然兴起。黄式三、黄以周父子皆是晚清礼学大家。章太炎虽未真正列黄以周门墙，但“数谒先生”，多次登门受教。他不仅深为崇敬黄以周，以为以周是晚清堪与俞樾、孙诒让鼎足而三的大师，（注：章太炎：《说林下》，《章太炎全集》，第四卷，第119页。） 而且深受黄以周学术思想之影响，于“三礼”均有研究，多有发明。（注：参见张昭军：《儒学近代之境——章太炎儒学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149—157页。） 正因为如此，章太炎扩充浙东学派学统，下及黄氏父子，并强调指出，黄氏父子出后，“浙江上下诸学说，亦至是完集”。
这样，在章太炎的话语中，浙东学派有三条学脉：一是尊史；二是重礼学；三是“杂事汉宋”，“为学不立门户”。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和章学诚以“重史”为唯一特征的“浙东学派”的不同谱系。它再次生动证明了“历史”的被建构的本质。
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受到了章太炎的影响。但是深受章太炎影响的梁启超，其关于“浙东学派”的论说却不同于章太炎。梁启超实际上回到了章学诚，一再强调“浙东学派”“尊史”的特点，“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章太炎关注的“礼学”和“杂事汉宋”则踪影全无。黄式三、黄以周父子则被从章太炎的“浙东学派”谱系中截去。
梁启超重新强调“浙东学派”的“尊史”特点，是因为在他心目中，史学是鼓动民族主义的重要器具。其次，他固然对旧史学激烈批判，发出倡导“新史学”的“史界革命”的呐喊，但他十分注意发掘构建新史学的重要本土资源。“浙东学派”就是他十分看重的一个思想宝库。和对史学的高度关怀形成对照，梁启超对于“礼学”，是评价不高的，他虽然肯定黄以周的《礼书通故》为“清代礼学之大成”，但他更强调的是：“礼学的价值到底怎么样呢？几千年很琐碎很繁重的名物、制度、礼节，劳精蔽神去研究他，实在太不值了。”（注：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3页。但是，梁启超在同段文字中又说：“我们试换一个方向，不把他（谓礼学）当做经学，而把他当做史学，那么，都是中国法制史、风俗史……第一期重要资料了……我们若用新史家的眼光去整理他，可利用的地方多着哩。”这方是研究礼学史的科学立场和态度。） 从章学诚到章太炎到梁启超，“浙东学派”因不同学术谱系的构建呈现出不同的面目，而每一次构建中都被加入了构建者的情感、意志和价值取向。浙东学派的研究就是这样不断深入和发展的，而浙东学派也就在不断的“加法”和“减法”中被构建起来，成为一种“历史事实”。
与笔者遥相呼应，台湾大学国文系教授郑吉雄在浙江宁波召开的“明清之际浙东学术文化国际研讨会”也提交了名为《浙东学术名义之检讨》的文章。该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对“浙东学术”这一名称所包含争议性解释的梳理与辨析。吉雄先生指出：要确立一个学派必须从三方面予以考虑：其一，学派成员如何理解自身所归属的学派？其二，不属于这一个学派的学者如何理解该学派？其三，后世学者站立在一个什么位置、持何种观点审视该学派？但20世纪以来关于“浙东学派”的种种界说对这些因素未加慎重考虑，显示出鲜明的建构性色彩。他尖锐地指出：“我们究竟要遮蔽住多少的‘异’来凸显浙东学者相互间的‘同’？又或应该要删略去多少的‘同’来说明他们彼此之间的‘异’呢？”郑教授所指出的“遮蔽住大量的‘异’来凸显一个学派之内学者相互间的‘同’”以及“删略去大量的‘同’来说明学派彼此之间的‘异’”，正是历史学家建构历史的习以为常的手法。他的思路与《清代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构建》一文不谋而合，可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第二，从思想史的背景入手，对章学诚观念中“浙东学术”的主线重新加以解说。郑先生认为，章学诚所说的“浙东学术重史”，不能简单理解为“重史学”，因为，浙西学派也重史学，浙东学派也重经学。此处的“史学”，其含义是“切人事”。换言之，即“治学切合时代需求，而有特殊创造发明和成就”。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这正是贯穿“浙东学派”的“一种信仰，一项精神，一个主张”。此论是关于“浙东学派”最新也最具说服力的解说之一。第三，郑先生将视野从“浙东”放大到“东亚”，发现了“崇理和崇气两个不同的典范的对立与互动，其实是一个超越国界的普遍现象”。从而极大的扩张了“浙东学派”的研究视野。
第三，关于常州今文经学派的研究。今文经学的复兴是晚清学术界重要的文化事项，历来被学人关注。但在大多数的研究中，今文经学都只是与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主张联系在一起，对其兴起的渊源却缺乏研究。实际上，钱穆早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就曾经提出过常州公羊学根源于惠氏家法的论断。2004年第1 期的《近代史研究》发表罗检秋教授的《从清代汉宋关系看今文经学的兴起》指出，今文经学的兴起是受到了汉宋调和的影响，其见解较为新颖。
在晚清今文经学代表人物的研究上，美国学者艾尔曼先生的研究则颇值得关注。如前所述，在今文经学的研究上，学者们更多的是聚焦与社会政治变迁息息相关的龚、魏、康、梁，对于在今文经学兴起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庄存与等人则关注不够，仅仅只是在叙述龚自珍、魏源的师承关系时略加提起，仿佛这些人物在整个学派的发展过程中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艾尔曼先生将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考察了常州庄氏家族与地域乃至中央政治体系的关系，揭示了今文经学在其兴起之初的文化和思想况味，填充了今文经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上述研究修正了某些传统习见，带来了视角转换的契机，也留下了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值得治清代学术史者借鉴。
六、关于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再研究
学如积薪，后来居上。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所有后来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前贤相关研究基础上的。因而，深入细致地梳理前贤的研究成果，不仅可以超出窠臼，避免剿袭，而且可以获得学术的灵感，发掘新的议题。此外，前贤的相关研究本身也已经构成学术文化的重要内容，具有研究的价值。从这一意义上说，清代学术研究史同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
在清代学术研究史上，有两种以“学术史”为视角展开的路数：
一是对清儒关于前代和当朝学术文化研究的再研究。有清一代学术文化至为繁盛，名作迭出，佳作不断。丰厚的学术成果需要不断的清理和总结，以便为下一阶段的发展提供思想资源。实际上，清代学术史的总结从乾隆后期就已经开始了。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虽然不是专门论述清代学术史的著作，但是其《朱陆》、《浙东学派》诸篇等都对当时的学术风气进行了较多的关注，可谓之清代学术史研究的雏形。嘉庆年间的学者江藩著有《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宋学渊源记》，对清学进行了第一次总结。但是，江氏拘泥于“汉学”立场，对清代学术缺乏全面而公正的评判，尤其是“扬汉抑宋”的立场使其论述的深度大打折扣，遭到了当时许多学者的反对。宋学一系的方东树专门写了《汉学商兑》一书驳斥江藩，对汉学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与江氏的著作一样，方东树的书中也有很深的门户之见，不能客观地总结当时的学术成果。另外，阮元主持编撰有《皇清经解》，王先谦编有《续皇清经解》，汇集了清代经学研究成果，是清代经学史研究的重要参考。道光时期的理学家唐鉴著有《国朝学案小识》，从理学的立场上对清代中叶以前的学术进行了总结。
建国以来，对于清人研究本朝学术的成果一直缺乏清理和研究。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卢钟锋先生出版《中国传统学术史》，致力于“对中国历代的学术思想及其流派作出总结和概括”。（注：卢钟锋：《中国传统学术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导论第1页。） 全书第十至第十五章分别论述清初、清中叶以及晚清以来学者对学术的反思和学术史论著的编订。书中所论述的许多著作，如熊赐履的《学统》、汤斌的《洛学编》，相关研究都非常薄弱，其它如潘世恩的《正学编》、汪佑的《明儒通考》等更是少为人知。因此，卢先生的研究可谓探幽索微，不仅勾勒了学术史发展的清晰线索，而且对后学具有指点门径的功效。
二是对近世以来学者对清代学术的研究进行再研究。在近世清代学术史研究中，梁启超、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无疑具有典范意义，也最受重视。但是，仅仅研究梁启超和钱穆显然是不够的。罗志田教授指出：以往的清代学术史研究“始终没有一个相对均衡的整理”，备受关注的梁启超和钱穆两位先生始终只是道咸以降“新学”一线的代表人物，因此，在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中引入乾嘉汉学系统的章太炎、刘师培二位先生的研究成果进行考察就显得尤为重要。（注：罗志田：《探索思想与学术之间的历史》，载《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0—271页。） 他的意见启示我们应该对章太炎、刘师培的清代学术史研究给予足够的关注。
笔者认为，章太炎、梁启超、钱穆实际上代表了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三种不同理路：章太炎侧重于外在探研，将“论政”与“论学”融为一体；梁启超遵循着类比与建构的理路，以“清学”类比“科学”；钱穆强调内在索求，希望由“宋学”求解民族文化真相。
章、梁、钱三位先生之所以会表现出这些差异主要是由他们各自知识结构和现实关怀的差别造成的。章太炎的旧学根底非常深厚，又出入各派，兼采众家学说之长，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熟稔；同时，他又是近代著名的革命家，对满洲统治者的“异族”身份大为不满，积极投身反满运动。因此，章太炎以学术为武器，力图从清代学术文化发展的历程中找到思想资源。梁启超早年受过较好的乾嘉学术训练，后来又成为著名的今文经学宣传先锋，再后来又“绝口不提新学改制和孔子改制”，同时他又能广泛吸收西学的养分。这些不同的学术成分使梁启超的学术思想表现出多变的特征。他对中国文化有深厚感情，但面对“中学”的衰弱却又不得不借助西方的标准来评判中国文化。钱穆是自学成才的典范，民族主义的情感却非常深厚。但是，钱穆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从未参与实际的政治事务，加上他的学术真正确立之时满清已经成为历史，故他主要从文化的立场来表达他的民族主义情感。
由于出发点不一样，也导致了章、梁、钱三位先生在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不一样。因此，探讨他们论清代学术史的贡献和缺失也显得非常必要：
章太炎在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上有开创之功，他提出了关于乾嘉学术起源的“学隐”说；提出了吴、皖中分乾嘉学术的观点。他又力加阐扬戴震学风，并构建了“浙东学术”的三条发展线索（即经学、史学和礼学）。但同时他也留下了缺憾：首先，他以现实需要为转移，有违学术“求真”的精神；其次，章太炎虽然超出了汉宋门户，但对今文经学的评价却比较苛刻，表明章太炎还没有完全摆脱门户习见。
梁启超注重“时代思潮”的宏观研究；注意学术规律的总结；肯定耶稣会教士来华对清代学术的积极意义；表彰顾炎武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开创性地位；诠释《古文尚书疏证》和《易图明辨》的历史意义；揭橥吴皖两派的不同学风；梳理晚清今文经学的发展流变；既从整体上总结了清代朴学的治学方法，又对具体的校勘学、辨伪学方法进行了探讨；关注地理环境对于学术风气的塑造；张大“浙东学派”；确立“学术史”典范。这些都是梁启超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中作出的巨大贡献。但梁启超的研究也有缺憾，这主要表现在：其一，“理学反动说”割断了清代学术与宋明理学的关系；其二，将“清学”比为“中国之文艺复兴”非贴切之论；其三，文献准备不足，论证有空疏、浅薄之处。
钱穆治学注重考辨源流，他指出清代学术与宋明理学之间存在内在逻辑联系，又考证出“经学即理学”一语非顾炎武首创，认为清初学术的繁荣是由众多学者共同造成的。他从戴震与惠栋的学术渊源关系入手考察，指出吴、皖两学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此外，钱穆还揭示了晚清今文经学与乾嘉学术的关系。他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拘泥于程朱理学的立场论戴震，作出了可加讨论的评价；其二，虽然注意到凌廷堪“礼学”思想的渊源，但却对其创新意义认识不足。
从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来看，梁启超的研究深受章太炎的影响，他在许多问题上参考了章太炎的研究，相应地也避免了前者的某些缺漏；而钱穆在从事清代学术史研究时，又受到梁启超的影响，他的许多观点即明显针对梁启超而引发。以两部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学术史》为例：从形式上看，钱穆选择传统的“学案”形式来论述清代学术，更倾向于“宋学”，而梁启超的同名著作却更倾向于“汉学”；但从内容上说，在学术源流的辨析上，钱著更胜一筹，论证也更为精密。（注：有关研究还可参见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2000届博士张锡辉先生的博士论文《文化危机与诠释传统——论梁启超、胡适对清代学术思想的诠释与意义》。）
在清代学术研究史上，张舜徽先生也据有重要地位，其所著《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清儒学记》，构成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清学史研究系列。华中师范大学刘筱红教授于2001年出版《张舜徽与清代学术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对张舜徽先生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贡献、特点以及方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探索，值得注目清代学术研究史的学者充分注意。
在诸位大师的努力下，清代学术史研究奠定了丰厚的基础。只要站在大师的肩膀上前进，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必然会结出丰硕的果实！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6年03期
【原文出处】《清史研究》(京)2005年03期第109～124页
【作者简介】周积明，湖北大学教授。（湖北 430062）；
雷平，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2004级博士生。（湖北 430062）
汉宋之争是清代学术史研究中倍受关注的问题。一般认为，乾嘉时期的学术界存在着激烈的汉宋之争，集中体现在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和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上，近年来，对于这一传统意见，学术界颇有不同见解：
一是究竟存不存在汉宋之争。暴鸿昌反对有所谓汉宋之争的说法。他指出，清初无所谓汉宋之分；乾嘉时期汉学鼎盛，但大多数汉学家并不排斥宋学，而此时宋学衰微，鲜有宋学家诋毁汉学，诋毁汉学者多为文士；道咸以降，虽有方东树诋毁汉学，但汉宋调和已经成为主流。（注：暴鸿昌：《清代汉学宋学关系辨析》，《史学集刊》1997年第2期。） 尚小明认为，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有很深的门户之见，而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在为宋学辩护的同时，却有汉宋兼采的意味。（注：尚小明：《门户之争，还是汉宋兼采？——析方东树〈汉学商兑〉之立意》，《思想战线》，2001年第1期。） 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王汎森研究员的《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一文也指出：“《商兑》一书标识着汉宋相融的新发展”，“在《商兑》出版半个世纪后，人们还把它当做是要求汉宋融合的嚆矢”。（注：参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系谱》，河北出版社2001年。） 这一观点对于将《汉学商兑》视为汉宋相争之作的传统说法提出了修正，如果这一观点成立，则所谓的汉宋之争也就缺乏了根基。
二是汉宋之争的焦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余英时就在《清代思想史的新解释》一文中指出，清初考据学是为义理思想服务的。他认为清代考证学兴起的背景是儒学由宋明时期的“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换（注：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自序第3页、7页、349页、67页。）。考证学在最初兴起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取证于经书”，因而，选择什么样的书作为考证对象是由学者的义理背景决定的。如程朱一系的阎若璩考证《古文尚书疏证》，是为了攻击陆王一派借以建立其学说的“虞廷传心”说；而陆王一派的胡渭则选择《周易》作为考证对象，也是为了从根本上削弱程朱的立说根基。90年代，张丽珠女士沿着这一思路进一步思考汉宋之争的有关问题。她针对传统的说法提出质疑：戴震是公认的考据学大师，为何晚年感叹讲义理的《孟子字义疏证》方为“平生著述之大”？阮元既然主张“汉宋兼采”，却又为何在《汉学商兑》中遭到宋学大将方东树的大肆攻击？张丽珠认为传统的“考据”与“义理”争锋的说法不足以揭示个中缘由，她指出：清代“汉宋之争”真正关键性的内容，应在于义理学内部存在着难以调和的汉宋歧见。
笔者认为，乾嘉时期的汉宋关系，不能简单概括为“争”或“不争”，而是“争”与“不争”并存。“不争”在方法论上，双方其实都承认“考据”和“义理”不能偏废。“争”则在义理上，焦循在《雕菰集》卷七《申戴》中说：“东原自得之义理，非讲学家西铭、太极之义理也。”方东树对此极为不满，在《汉学商兑》下卷引焦循之语而加以评论：“夫古今天下，义理一而已，何得戴氏别有一种义理乎？”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汉宋之争的要害从根本上说在于思想的争锋。对于这一点，晚清的皮锡瑞看得很清楚，他在《经学历史》中指出：“戴震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虽与诸子说经相牴牾，亦只是辨一理字。”（注：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3页。） 因而笔者认为，以《四库全书总目》为观察中心，汉宋的义理之争大致围绕四个方面展开：一是“理与气”；二是“理与欲”；三是“义利与王霸”；四是“礼与理”。除了相争的一面外，乾嘉时期的汉宋之间还有“不争”的一面，在《四库全书总目》以及当时许多学者的著述中都可以找到“汉宋兼采”或“不以汉宋立门户”的观点。（注：参见周积明：《乾嘉时期的汉宋之“不争”与“相争”——以〈四库全书总目〉为观察中心》，载《清史研究》2004年第4期。） 因此在研究乾嘉时期的学术格局时，必须超越表层现象，深入其腹地，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进行考察和把握，在历史的场景中理解真实的文化脉络。
四、关于清代礼学的研究
所谓的礼学，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以上古元典《周礼》、《礼记》和《仪礼》为考察对象的研究；二是以具体的礼仪为对象的研究，如对丧礼和婚礼的研究；三是关于礼的社会文化功能的研究。礼是中国文化中的核心范畴之一，触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因为时代的变迁和不同解释模式的叠加而构成一个丰富的文化系统。先秦以降，礼学一直是学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近世以降，在内部新旧更替和西学强烈冲击的双重作用下，中国传统文化开始经历解体、重构的艰难历程。传统的文化范畴、哲学命题、致思方式无不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在这一过程中，礼学的价值受到强烈的质疑。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谈到礼学时，虽然也肯定清人治礼学取得的成绩“十分优良”，然而却又表示：“这门学问到底能否成立，我们不能不根本怀疑……他们的成绩虽然很好，我恐怕这些成绩多半是空的”。他还不无遗憾地写道：“礼学的价值到底怎么样呢？几千年很琐碎很繁重的名物、制度、礼节，劳精敝神去研究他。实在太不值了”。（注：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3页。但是，梁启超在同段文字中又说：“我们试换一个方向，不把他（谓礼学）当做经学，而把他当做史学，那么，都是中国法制史、风俗史……第一期重要资料了……我们若用新史家的眼光去整理他，可利用的地方多着哩。”这方是研究礼学史的科学立场和态度。） 梁书成于1923年冬至1925年春之间，其时，中国文化正在古与今、中与西的纠结碰撞中发生巨变。在此之前的“五四”更是以飓风般的气势冲击了天朝帝国的礼治体系，礼教被斥为“吃人”之学，礼学的价值自然不能被正确认识，从而走向衰落。近二十年来，礼学研究开始复苏，但其重心基本上在先秦礼学，有关清代礼学的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不仅起步比较晚，而且展开的力度和深度也不够，其概况可以参照林存阳的《清代礼学研究散论》（注：林存阳：《清代礼学研究散论》，《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3年第4期。） 一文。90年代后期，台湾学者张寿安教授相继出版著作《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代中叶儒学思想的转变》和《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对清代礼学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寿安女士的研究，包罗了全部清代礼学发展史的内容，但以乾嘉礼学为论述的重点。如前所述，《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代中叶儒学思想的转变》的一个重要贡献即通过剖析凌廷堪等人关于“礼”的思考提出了“乾嘉新义理学”的概念，从而在余英时等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拓开了人们的视野。《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理争论与礼秩重省》是继《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代中叶儒学思想的转变》后的又一部力作，全书“从概念式的探讨转向人伦日用的具体礼制”，并努力透视清儒于“名物度数”考据背后追求礼秩重建的思想性意义。（注：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理争论与礼秩重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2001年版，第11页、107页。） 在这一问题意识的指导下，张寿安女士以思想史的眼光来辨析清儒的考据学成就，在文献的绵密梳理中发掘出一个个鲜活的思想话题，显示了敏锐的学术发现力。其贡献有如下几点：
第一，将清代礼学置于明清社会的特定历史语境中考察，揭示了明清礼学由“私家仪注”的“家礼学”向“以经典为法式”的“仪礼学”的转型。明儒治礼学，重视《家礼》，清儒则重视《仪礼》；明儒以“缘俗则礼行”为理念，清儒则以经典文本为依据。这种变化正反映了清儒期望借经典意义引申以重振社会礼秩的文化关怀。
第二，揭示了清儒礼学的社会关怀。清儒礼学一重考礼，二重议礼。“考礼者，考证古代礼制、仪文、宫室、服饰、器物、度数等；议礼者，议论前代及当代的礼律和礼俗。”（注：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理争论与礼秩重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2001年版，第11页、107页。） 无论是考礼还是议礼，清儒治礼学的目的都在以古礼为参照，更变当下之礼律，矫正民间之礼俗。
第三，在“由概念式的探讨转向人伦日用的具体礼制”的研究中，从清儒关于“礼”的考证中提炼出“亲亲／尊尊”、“为人后”、“姑嫂有服／姑嫂无服”、“成妇／成妻”等四个重要的话题，并通过与宋明理学型礼学思想的对比，揭示出十八世纪礼学考证思想的近代指向意义。如，寿安女士对“亲亲”、“尊尊”两大礼学范畴在历史上的演变与争议进行深入探究，指出，从表面看，亲亲、尊尊界限明晰且毫不艰深，但历代礼学家关于“亲亲”、“尊尊”却有诸多争议，其背后实际隐藏了不同的文化关怀。宋、元、明理学观的礼学以天无二日、士无二王、家无二尊为逻辑出发点，用三纲诠释礼经、建构礼仪，废黜私情而倡导绝对的公义，尊尊遂演成尊君，亲亲渐形卑下。清儒则通过礼文制度的考证，修正了天理观念下尊尊独重的礼秩观念，把“尊父”从尊君中释放出来，把尊母从尊父中释放出来。再如，叔嫂服制是清代学界重重辩论的一个大题目。寿安教授经过细密考证指出：主张“叔嫂有服”，是“渴望为叔嫂此一亲情关系，建立一种丧礼，并纳入礼制”。对婚姻关系何时成立的问题寿安女士也有解释：清儒主张依《礼》亲迎和成妇方标志婚姻关系成立，实质上是反对“以未嫁之身为陌生男子守节”和“家族式的婚姻观念”。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考辨和论证，张寿安女士揭示了清儒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也使得看似烦琐的清代考据具有了鲜活的生命力，不再面目冰冷。
寿安女士的研究思想缜密，辨析微细，为研究清代思想文化史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也为礼学的思想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清代礼学著述卷帙浩繁，但由于不受重视，绝大多数都处于失语状态，如果我们转换视域，深入文献，一定可以发掘出更多的研究议题和思想线索。
五、关于清代学术派别的研究
有清一代，学术发展至为兴盛，大师迭出，若山峰耸峙，学术源远流长，学者间相互砥砺、相互切磋，构成了许多的学派，著名者有乾嘉吴派、乾嘉皖派、浙东学派、扬州学派、常州今文经学派。学派的研究从来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内容，而不同学派的形成，往往也隐藏着思想与学术的脉络。近年来，关于清代学派的研究也颇有新进展，值得关注。
第一，关于乾嘉学派的分派研究。乾嘉时期的学者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表露出将乾嘉学派分为吴派、皖派的倾向。章太炎则在《訄书·清儒》中首次明确将乾嘉学派分为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其后，学者们大多沿袭了这一说法，并以之为不刊之论。
陈祖武先生在研读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关于戴震的论述时受到启发，对吴派和皖派的划分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以吴派、皖派来中分乾嘉学术不够合理，这是因为：第一，就治学领域而言，吴、皖派不能包括一时众望所归的顾栋高、陈祖范等人，而被章太炎划入吴派的汪中却与惠栋没有任何关系；第二，就学者的地理分布而言，吴、皖派不足以概括其他如常州今文经学派、桐城学派以及北方学者的考据学成就；第三，吴、皖两派的划分缺乏对乾嘉学派的动态考察。陈先生认为，与其说乾嘉学派是一个地域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时间概念，从惠栋到戴震体现了乾嘉经学的发展脉络。（注：陈祖武：《乾嘉学术与乾嘉学派》，《文史知识》1994年第9期。） 换言之，惠栋与戴震不是一个共时性关系， 而是历时性关系。对于陈先生的这一意见王俊义教授持不同见解。王俊义认为，肯定以地域为考察点的吴派、皖派之说并没有否定乾嘉学派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也不会掩盖其历史的发展轨迹。实质上，以吴派和皖派来作为乾嘉学派的内部流派划分，也仅仅只是一个代称和概称，人们划分学派的标准主要在于学者之间是否有师承关系及治学宗旨是否一致。（注：王俊义：《关于乾嘉学派成因及流派划分之商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3期。） 台北淡江大学周彦文教授指出，学派的划分，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很难说孰是孰非。
第二，关于浙东学派的研究。浙东学派在清代学术研究中素来受到关注。清中叶以来，章学诚、章太炎、梁启超、钱穆、何炳松等学者先后对浙东学派了发表自己的见解。近年来，在乡土关怀的推动下，浙江籍的学者更是围绕浙东学派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从总体上看来，在浙东学派的研究上，尚缺乏突破性进展。2003年12月，笔者在浙江宁波召开的“明清之际浙东学术文化国际研讨会”上宣读《清代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建构》（注：该文在修改后发表于《学术月刊》2004年第6期。） 一文，该文指出，“历史”实际上是被构建起来的，每一位历史学研究者都是历史的诠释者，在解读史料时都会加上自己的理解。不同的知识背景、问题意识和价值取向会使研究者对同一件历史现象作出不同的“识读”。清代“浙东学派”的形成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最初使用“浙东学术”和“浙东学派”概念的是黄宗羲和徐乾学，但在他们那儿，“浙东学术”和“浙东学派”仅仅只是指“王学”。到了章学诚处，清代“浙东学派”便呈现出一种谱系的构建，其起点是黄宗羲，经万斯同、万斯大，殿军是全祖望、邵晋涵。接着章学诚往下讲“浙东学派”的章太炎，其所构造的“浙东学派”的谱系增加了三位新面孔，即章学诚、黄以周、黄式三。到了梁启超的文章中，这一谱系又发生变化，黄氏父子被去掉，章学诚成为殿军。
章学诚、章太炎和梁启超所构建的不同“浙东学派”学术谱系，恰好显示出历史的建构性特征。无论在章学诚那里还是在章太炎和梁启超那里，清代“浙东学派”的开山人物和殿军，都实际上只是他们各自心目中“浙东学派”的起点和终点。而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在清代“浙东学派”的谱系的构建上章学诚、章太炎、梁启超会有不同的思路，其间隐蔽着什么样的历史内容。
对于章学诚构筑“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潜在意图，余英时有一个解释，他说，章学诚其实把戴震视为劲敌，但由于戴震的经学训诂切合当时的世风，更为一般学者所认可，故章学诚不得不寻求一个“源远流长的学统作为自己的后盾”，否则他将无法和继承朱子之学数传而起的戴震相匹敌。（注：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自序第3页、7页、349页、67页。） 笔者认为，章学诚与戴震之争固然可能是章学诚构筑“浙东学派”的潜在动机，但联系章学诚的思想背景与时代背景，或可发现另一种解释。乾嘉时期，史学严重衰敝，章学诚是一位力主学术经世的学者，而他最为主张的就是以史经世。“六经皆史”之说，虽然并非章学诚首创，但经过他的张大从而产生了重要影响却也是不争之论。为了突出史学的地位并寻求一个“源远流长的学统作为自己的后盾”，以与当时盛极一时的经学分庭对抗，同时也基于复兴区域学术传统的乡土情感，章学诚着意构筑了“浙东学派”的谱系，并特别突出其“重史”的特点：“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考诸史实，章学诚所称道的浙东学者并非专攻史学，而是经史文合一，黄宗羲、全祖望都是如此。同样，被章学诚称为“浙西学术”的代表人物顾炎武，其经学固然为不错，而其史学也实在是蔚为大观。（注：台湾大学教授何佑森早在1974年在《黄梨洲与浙东学术》中就指出：“如果我们将亭林之学归之‘浙西’，则‘浙西’除经学外何尝不重史学？……如果我们将梨洲之学归之‘浙东’，则浙东除史学外又何尝不重经学？”） 有学者比较浙东、浙西史学研究的特点，认为：黄宗羲（包括全祖望）重学术史，顾炎武重经济史；黄宗羲重记述史学，顾炎武重考证史学；黄宗羲重近史，顾炎武重古史。（注：暴鸿昌：《章学诚与浙东学派的关系考辨》，《齐鲁学刊》1994年第3期。） 无论是学术史、经济史、记述史学、考证史学，还是近史、古史，都无疑包含于史学内，只不过领域不同罢了。章学诚将黄宗羲与顾炎武、浙东与浙西划开，并着意淡化浙东一系经学色彩，突出“必究于史”的特点，这样一种构筑学术谱系的努力，正如海登·怀特在《后设历史学》中所指出的：运用史料的语言学立场可以发现事实，但在此之外构建一个历史陈述的任何步骤都是由美学的和伦理的考虑，而非科学的考虑所决定的。
与章学诚一样，章太炎在构筑浙东学术的谱系时也有自己的理论预设。和章学诚比较，章太炎在《清儒》中所说的“浙东学术”有几点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章太炎不太重视黄宗羲的地位，故对黄宗羲一笔带过；第二，章太炎认为浙东学术有三个特点：其一，重史，在这一点上与章学诚相一致。其二，重视礼学研究，因而将“浙东学术”的下限说到黄式三、黄以周父子。其三，汉宋兼采。后两点均为章学诚所未道。
章太炎的浙东学术谱系的构建为什么会体现出与章学诚的不同特点？对此，我们不能不去探寻太炎先生的文化关怀。
首先，章太炎是一位激烈的反满斗士，对于夷夏大防，对于民族大义毫不含糊，他一度推崇乡贤黄宗羲，但1903年章太炎从日本秘密回国后，对黄宗羲的评价开始发生变化，指责“黄太冲以明夷待访为名，陈义虽高，将俟虏之下问”，“以死拒征，而令其子百家从事于徐、叶间”，再加他和康有为的分歧，康、梁尊黄，“多持《明夷待访录》”，章太炎反对康、梁改良主义立场，“常持船山《黄书》相角”。（注：章念弛编《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二十三年，上海书店1986年版。） 正因为以上诸原因，在章学诚的浙东学派学术谱系中，黄宗羲退居若隐若无的位置，在章太炎后来写的《清代学术之系统》中：“清代作史者，首为万斯同的明史稿。”（注：章太炎讲，柴德赓记《清代学术之系统》，《师大月刊》第10期，1934年3月出版。） 黄宗羲连踪影也全无。
其次，章太炎在构筑浙东学派学术谱系时除了突出其史学之长外，还着意彰显浙东学派兼采汉宋和长于礼学的特点。这一思路不仅体现在指出万斯大和万斯同“称说《礼经》，杂事汉宋”，而且强调“浙东学术”“说《礼》者羁縻不绝”。其殿军就是黄式三和黄以周父子。这是因为太炎先生虽然以古文经学大师名世，但他承继乾嘉以来汉宋兼采一路思潮（注：参见笔者所著《四库全书总目与乾嘉时期汉宋兼采思潮》，台湾宜兰“第一届清史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03年10月。），尤其是其师俞樾“为学无常师，左右采获”的学风，对汉宋学力加调和，平息“汉宋争执”。（注：参见张昭军：《儒学近代之境——章太炎儒学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149—157页。） 故侯外庐说：“他已经超出汉宋门户之见。”（注：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术史》，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版，第843页。） 与此同时，乾嘉以降，因凌廷堪“以礼代理”号召的刺激，“礼学”蔚然兴起。黄式三、黄以周父子皆是晚清礼学大家。章太炎虽未真正列黄以周门墙，但“数谒先生”，多次登门受教。他不仅深为崇敬黄以周，以为以周是晚清堪与俞樾、孙诒让鼎足而三的大师，（注：章太炎：《说林下》，《章太炎全集》，第四卷，第119页。） 而且深受黄以周学术思想之影响，于“三礼”均有研究，多有发明。（注：参见张昭军：《儒学近代之境——章太炎儒学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149—157页。） 正因为如此，章太炎扩充浙东学派学统，下及黄氏父子，并强调指出，黄氏父子出后，“浙江上下诸学说，亦至是完集”。
这样，在章太炎的话语中，浙东学派有三条学脉：一是尊史；二是重礼学；三是“杂事汉宋”，“为学不立门户”。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和章学诚以“重史”为唯一特征的“浙东学派”的不同谱系。它再次生动证明了“历史”的被建构的本质。
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受到了章太炎的影响。但是深受章太炎影响的梁启超，其关于“浙东学派”的论说却不同于章太炎。梁启超实际上回到了章学诚，一再强调“浙东学派”“尊史”的特点，“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章太炎关注的“礼学”和“杂事汉宋”则踪影全无。黄式三、黄以周父子则被从章太炎的“浙东学派”谱系中截去。
梁启超重新强调“浙东学派”的“尊史”特点，是因为在他心目中，史学是鼓动民族主义的重要器具。其次，他固然对旧史学激烈批判，发出倡导“新史学”的“史界革命”的呐喊，但他十分注意发掘构建新史学的重要本土资源。“浙东学派”就是他十分看重的一个思想宝库。和对史学的高度关怀形成对照，梁启超对于“礼学”，是评价不高的，他虽然肯定黄以周的《礼书通故》为“清代礼学之大成”，但他更强调的是：“礼学的价值到底怎么样呢？几千年很琐碎很繁重的名物、制度、礼节，劳精蔽神去研究他，实在太不值了。”（注：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3页。但是，梁启超在同段文字中又说：“我们试换一个方向，不把他（谓礼学）当做经学，而把他当做史学，那么，都是中国法制史、风俗史……第一期重要资料了……我们若用新史家的眼光去整理他，可利用的地方多着哩。”这方是研究礼学史的科学立场和态度。） 从章学诚到章太炎到梁启超，“浙东学派”因不同学术谱系的构建呈现出不同的面目，而每一次构建中都被加入了构建者的情感、意志和价值取向。浙东学派的研究就是这样不断深入和发展的，而浙东学派也就在不断的“加法”和“减法”中被构建起来，成为一种“历史事实”。
与笔者遥相呼应，台湾大学国文系教授郑吉雄在浙江宁波召开的“明清之际浙东学术文化国际研讨会”也提交了名为《浙东学术名义之检讨》的文章。该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对“浙东学术”这一名称所包含争议性解释的梳理与辨析。吉雄先生指出：要确立一个学派必须从三方面予以考虑：其一，学派成员如何理解自身所归属的学派？其二，不属于这一个学派的学者如何理解该学派？其三，后世学者站立在一个什么位置、持何种观点审视该学派？但20世纪以来关于“浙东学派”的种种界说对这些因素未加慎重考虑，显示出鲜明的建构性色彩。他尖锐地指出：“我们究竟要遮蔽住多少的‘异’来凸显浙东学者相互间的‘同’？又或应该要删略去多少的‘同’来说明他们彼此之间的‘异’呢？”郑教授所指出的“遮蔽住大量的‘异’来凸显一个学派之内学者相互间的‘同’”以及“删略去大量的‘同’来说明学派彼此之间的‘异’”，正是历史学家建构历史的习以为常的手法。他的思路与《清代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构建》一文不谋而合，可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第二，从思想史的背景入手，对章学诚观念中“浙东学术”的主线重新加以解说。郑先生认为，章学诚所说的“浙东学术重史”，不能简单理解为“重史学”，因为，浙西学派也重史学，浙东学派也重经学。此处的“史学”，其含义是“切人事”。换言之，即“治学切合时代需求，而有特殊创造发明和成就”。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这正是贯穿“浙东学派”的“一种信仰，一项精神，一个主张”。此论是关于“浙东学派”最新也最具说服力的解说之一。第三，郑先生将视野从“浙东”放大到“东亚”，发现了“崇理和崇气两个不同的典范的对立与互动，其实是一个超越国界的普遍现象”。从而极大的扩张了“浙东学派”的研究视野。
第三，关于常州今文经学派的研究。今文经学的复兴是晚清学术界重要的文化事项，历来被学人关注。但在大多数的研究中，今文经学都只是与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主张联系在一起，对其兴起的渊源却缺乏研究。实际上，钱穆早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就曾经提出过常州公羊学根源于惠氏家法的论断。2004年第1 期的《近代史研究》发表罗检秋教授的《从清代汉宋关系看今文经学的兴起》指出，今文经学的兴起是受到了汉宋调和的影响，其见解较为新颖。
在晚清今文经学代表人物的研究上，美国学者艾尔曼先生的研究则颇值得关注。如前所述，在今文经学的研究上，学者们更多的是聚焦与社会政治变迁息息相关的龚、魏、康、梁，对于在今文经学兴起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庄存与等人则关注不够，仅仅只是在叙述龚自珍、魏源的师承关系时略加提起，仿佛这些人物在整个学派的发展过程中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艾尔曼先生将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考察了常州庄氏家族与地域乃至中央政治体系的关系，揭示了今文经学在其兴起之初的文化和思想况味，填充了今文经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上述研究修正了某些传统习见，带来了视角转换的契机，也留下了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值得治清代学术史者借鉴。
六、关于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再研究
学如积薪，后来居上。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所有后来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前贤相关研究基础上的。因而，深入细致地梳理前贤的研究成果，不仅可以超出窠臼，避免剿袭，而且可以获得学术的灵感，发掘新的议题。此外，前贤的相关研究本身也已经构成学术文化的重要内容，具有研究的价值。从这一意义上说，清代学术研究史同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
在清代学术研究史上，有两种以“学术史”为视角展开的路数：
一是对清儒关于前代和当朝学术文化研究的再研究。有清一代学术文化至为繁盛，名作迭出，佳作不断。丰厚的学术成果需要不断的清理和总结，以便为下一阶段的发展提供思想资源。实际上，清代学术史的总结从乾隆后期就已经开始了。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虽然不是专门论述清代学术史的著作，但是其《朱陆》、《浙东学派》诸篇等都对当时的学术风气进行了较多的关注，可谓之清代学术史研究的雏形。嘉庆年间的学者江藩著有《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宋学渊源记》，对清学进行了第一次总结。但是，江氏拘泥于“汉学”立场，对清代学术缺乏全面而公正的评判，尤其是“扬汉抑宋”的立场使其论述的深度大打折扣，遭到了当时许多学者的反对。宋学一系的方东树专门写了《汉学商兑》一书驳斥江藩，对汉学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与江氏的著作一样，方东树的书中也有很深的门户之见，不能客观地总结当时的学术成果。另外，阮元主持编撰有《皇清经解》，王先谦编有《续皇清经解》，汇集了清代经学研究成果，是清代经学史研究的重要参考。道光时期的理学家唐鉴著有《国朝学案小识》，从理学的立场上对清代中叶以前的学术进行了总结。
建国以来，对于清人研究本朝学术的成果一直缺乏清理和研究。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卢钟锋先生出版《中国传统学术史》，致力于“对中国历代的学术思想及其流派作出总结和概括”。（注：卢钟锋：《中国传统学术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导论第1页。） 全书第十至第十五章分别论述清初、清中叶以及晚清以来学者对学术的反思和学术史论著的编订。书中所论述的许多著作，如熊赐履的《学统》、汤斌的《洛学编》，相关研究都非常薄弱，其它如潘世恩的《正学编》、汪佑的《明儒通考》等更是少为人知。因此，卢先生的研究可谓探幽索微，不仅勾勒了学术史发展的清晰线索，而且对后学具有指点门径的功效。
二是对近世以来学者对清代学术的研究进行再研究。在近世清代学术史研究中，梁启超、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无疑具有典范意义，也最受重视。但是，仅仅研究梁启超和钱穆显然是不够的。罗志田教授指出：以往的清代学术史研究“始终没有一个相对均衡的整理”，备受关注的梁启超和钱穆两位先生始终只是道咸以降“新学”一线的代表人物，因此，在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中引入乾嘉汉学系统的章太炎、刘师培二位先生的研究成果进行考察就显得尤为重要。（注：罗志田：《探索思想与学术之间的历史》，载《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0—271页。） 他的意见启示我们应该对章太炎、刘师培的清代学术史研究给予足够的关注。
笔者认为，章太炎、梁启超、钱穆实际上代表了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三种不同理路：章太炎侧重于外在探研，将“论政”与“论学”融为一体；梁启超遵循着类比与建构的理路，以“清学”类比“科学”；钱穆强调内在索求，希望由“宋学”求解民族文化真相。
章、梁、钱三位先生之所以会表现出这些差异主要是由他们各自知识结构和现实关怀的差别造成的。章太炎的旧学根底非常深厚，又出入各派，兼采众家学说之长，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熟稔；同时，他又是近代著名的革命家，对满洲统治者的“异族”身份大为不满，积极投身反满运动。因此，章太炎以学术为武器，力图从清代学术文化发展的历程中找到思想资源。梁启超早年受过较好的乾嘉学术训练，后来又成为著名的今文经学宣传先锋，再后来又“绝口不提新学改制和孔子改制”，同时他又能广泛吸收西学的养分。这些不同的学术成分使梁启超的学术思想表现出多变的特征。他对中国文化有深厚感情，但面对“中学”的衰弱却又不得不借助西方的标准来评判中国文化。钱穆是自学成才的典范，民族主义的情感却非常深厚。但是，钱穆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从未参与实际的政治事务，加上他的学术真正确立之时满清已经成为历史，故他主要从文化的立场来表达他的民族主义情感。
由于出发点不一样，也导致了章、梁、钱三位先生在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不一样。因此，探讨他们论清代学术史的贡献和缺失也显得非常必要：
章太炎在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上有开创之功，他提出了关于乾嘉学术起源的“学隐”说；提出了吴、皖中分乾嘉学术的观点。他又力加阐扬戴震学风，并构建了“浙东学术”的三条发展线索（即经学、史学和礼学）。但同时他也留下了缺憾：首先，他以现实需要为转移，有违学术“求真”的精神；其次，章太炎虽然超出了汉宋门户，但对今文经学的评价却比较苛刻，表明章太炎还没有完全摆脱门户习见。
梁启超注重“时代思潮”的宏观研究；注意学术规律的总结；肯定耶稣会教士来华对清代学术的积极意义；表彰顾炎武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开创性地位；诠释《古文尚书疏证》和《易图明辨》的历史意义；揭橥吴皖两派的不同学风；梳理晚清今文经学的发展流变；既从整体上总结了清代朴学的治学方法，又对具体的校勘学、辨伪学方法进行了探讨；关注地理环境对于学术风气的塑造；张大“浙东学派”；确立“学术史”典范。这些都是梁启超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中作出的巨大贡献。但梁启超的研究也有缺憾，这主要表现在：其一，“理学反动说”割断了清代学术与宋明理学的关系；其二，将“清学”比为“中国之文艺复兴”非贴切之论；其三，文献准备不足，论证有空疏、浅薄之处。
钱穆治学注重考辨源流，他指出清代学术与宋明理学之间存在内在逻辑联系，又考证出“经学即理学”一语非顾炎武首创，认为清初学术的繁荣是由众多学者共同造成的。他从戴震与惠栋的学术渊源关系入手考察，指出吴、皖两学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此外，钱穆还揭示了晚清今文经学与乾嘉学术的关系。他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拘泥于程朱理学的立场论戴震，作出了可加讨论的评价；其二，虽然注意到凌廷堪“礼学”思想的渊源，但却对其创新意义认识不足。
从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来看，梁启超的研究深受章太炎的影响，他在许多问题上参考了章太炎的研究，相应地也避免了前者的某些缺漏；而钱穆在从事清代学术史研究时，又受到梁启超的影响，他的许多观点即明显针对梁启超而引发。以两部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学术史》为例：从形式上看，钱穆选择传统的“学案”形式来论述清代学术，更倾向于“宋学”，而梁启超的同名著作却更倾向于“汉学”；但从内容上说，在学术源流的辨析上，钱著更胜一筹，论证也更为精密。（注：有关研究还可参见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2000届博士张锡辉先生的博士论文《文化危机与诠释传统——论梁启超、胡适对清代学术思想的诠释与意义》。）
在清代学术研究史上，张舜徽先生也据有重要地位，其所著《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清儒学记》，构成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清学史研究系列。华中师范大学刘筱红教授于2001年出版《张舜徽与清代学术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对张舜徽先生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贡献、特点以及方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探索，值得注目清代学术研究史的学者充分注意。
在诸位大师的努力下，清代学术史研究奠定了丰厚的基础。只要站在大师的肩膀上前进，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必然会结出丰硕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