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浅析(之二)
何孝荣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6年02期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京)2005年04期第119～137页
【作者简介】何孝荣，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关 键 词】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原因/影响
二
明代皇帝为何多崇奉藏传佛教？我们结合藏传佛教的教义及修持特点，试作如下分析。
第一，藏传佛教宣扬“即身成佛”是明代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的重要原因。藏传佛教形成于10世纪后半期至13世纪的后弘期，有许多教派。尽管他们在传承与修持方法上有所差别，但“信仰的教义内容则是一致的，都属于佛教大乘空宗和密宗”（注：丁汉儒、温华等：《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页。）。大乘空宗（显宗）的教义，大体上就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创教学说， 如四圣谛说、因缘说、业力说、无常说、无我说等，与汉传佛教基本一致。藏传佛教尤重密宗，密宗是其主要内容和鲜明特色。其教义认为，世界万物、佛和众生皆由地、水、火、风、空、识“六大”所造。前“五大”为“色法”，属胎藏界，“识”为“心法”，属金刚界。色、心不二，金、胎为一，两者赅宇宙万有，而又皆具众生心中。佛与众生体性相同，本无差别。众生根据宗教导师（喇嘛）的秘密传授，通过设坛、供养、诵咒、灌顶等种种仪式，严格依法修行，身结印契（“身密”），口诵真言（“语密”），意观本尊（“意密”），就能使身、口、意“三业”清净，受到佛陀“三密”的加持，佛与众生三密相应，融和无间，此身即可成佛。与显宗（除禅宗以外）的须经三大阿僧祗劫、修六度万行始得证佛果相比，密宗的仅修三密妙行即可现生成佛更为简易快速（注：参阅《佛光大辞典》（新版、电子版），“密宗”、“三密加持”条。）。这也是藏传佛教吸引民众信仰、崇奉的重要原因。明代皇帝多皈依、崇信藏僧，接受灌顶，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无不反映他们对藏传佛教教义的接受，对即身成佛观念的信持。
第二，藏传佛教重视仪式巫术，强调男女“双修”的修行方法，是吸引明代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的另一重要原因。由于记载缺乏，明代居京藏僧所属的宗派大多不很清楚。不过，重视仪式巫术、强调男女双修是藏传佛教密宗各派的共同特点，这对明代最高统治者来说，不仅神秘而且新奇，颇具吸引力。藏传佛教“本身具有令人畏服的神秘色彩”，通过“侈设仪式，讲究修法，演习咒术等”（注：黄玉生等：《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页。），广作法事，据说可以沟通神佛世界与人间，驱邪避凶。而一些藏僧“熟悉魔术，擅长咒语和诳话”（注：丁汉儒、温华等：《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第133页。），作法多著“灵验”。明太祖请来惺吉坚藏等结坛作法，“广施济度”，据说有“天雨宝花”、黑气聚散开合等异象，“似此者七昼夜，妖气始灭，不复作矣”（注：《金陵梵刹志》卷一七，释道果《鸡鸣寺施食台记》。）。明代在宫中举行的“跳步叱”（藏语称为跳“恰穆”，蒙语称为跳“布扎”），就是藏传佛教的跳神仪式，藏地一般在年终举行，“表示除去旧岁的鬼崇和不祥，迎接新年，平安如意”（注：弘学：《藏传佛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9页。）。明代皇帝之所以多崇奉藏传佛教，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很大程度上因为它们据说能够沟通神佛世界与人间，驱邪避凶。
另外，藏传佛教中掺杂有大量的医占历算知识，藏僧往往精通医占历算，可能也是明朝皇帝崇奉藏传佛教的不可忽视的原因。如释迦也失用医药和传授灌顶为成祖治好了重病，为成祖所崇信，就是一个例证。
第三，宫廷中浓厚的藏传佛教信仰之风也对后朝皇帝崇奉藏传佛教产生一定影响。如前所述，明代从成祖开始，在宫中设立番经厂，作为准藏传佛教寺院，宦官接受专门培训者成百上千，经常举行藏传佛教法事。宫中英华殿、隆德殿、钦安殿，也是供奉藏传佛教佛像、举行藏传佛教法事的场所（注：《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再如大善佛殿，“内有金、银佛像并金、银函贮佛骨、佛头、佛牙等物”，世宗评曰“朕思此物，听之者智曰邪秽，必不欲观”（注：《明世宗实录》卷一八七，嘉靖十五年五月乙丑。），可知它们也是藏传佛教佛像法物。甚至乾清宫梁栱之间也“遍雕佛像，以累百计”（注：王誉昌：《崇祯宫词》，载《明宫词》，第81页。）。从小在宫廷中成长的太子、皇子，耳闻目睹随处可见的藏传佛教佛像及频繁举行的藏传佛教法事，不时接触入宫藏僧，并与为数众多的受过藏传佛教法事训练的宦官朝夕相处，不能不受影响。一旦他们继位为帝，便会像其父、祖一样，迅速走上崇奉藏传佛教的老路。
第四，藏传佛教提倡喇嘛崇拜、皈依四宝，是明朝皇帝大量封授和供养藏僧、为其建寺造塔等的根本原因。藏传佛教特别注重师徒传承，宣扬喇嘛是救度众生的宗教导师，众生不依喇嘛的引导，不会知有佛教；不从喇嘛的教诲传承，不能入佛、成佛；皈依喇嘛，然后才能皈依佛、法、僧三宝。因此，喇嘛“包括了佛、法、僧三宝的全部”，“积聚善根的主要方法，也就是供事喇嘛”。藏传佛教提倡皈依喇嘛，并对喇嘛僧团也绝对皈依崇拜，“须竭尽一切的财物来供奉喇嘛”（注：释圣严：《西藏佛教史》，第125—129页。）。明朝皇帝不能不受此影响，因此大量封授和供养藏僧、为其建寺造塔等也就毫不足奇。
三
明朝统治集团中，崇奉藏传佛教者主要限于皇帝个人，而不像元朝那样包括皇帝、后妃乃至廷臣等整个蒙古贵族统治阶级上层；明朝皇帝不再封授帝师，在京法王等不能凌驾于皇权之上，藏僧在内地没有干预政治的权力；宫中、京中虽然不断举行法事，但规模、次数都大大逊于元朝；明帝虽为藏僧修建寺院等，但数量及耗费钱财也与元朝无法相比；明朝统治者基本上不再对内地藏僧、寺院大量赏赐土地、佃户等，这与元代也大相径庭。但是，明代尤其是明代中期的皇帝崇奉藏传佛教，仍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不小的影响。
首先看其消极影响。
第一，明代尤其是明代中期的皇帝在京师大量封授藏僧，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崇信藏僧，加剧了明朝政治的黑暗腐朽。
明代中期以后，皇帝多昏庸怠政，宦官间或专权，大臣不断争斗攻讦，明朝政治日益黑暗腐朽。而各朝皇帝崇奉藏传佛教，在京师大量封授藏僧，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崇信藏僧，又大大加剧了这一趋势。
大量封授藏传佛教僧人，严重破坏了官员的选拔和升用制度，造就了庞大的无关于国计民生的官员队伍。我们知道，明代选官，主要有科举、荐举、学校等几个途径。在京藏僧的封授，皆由恩幸得官，与上述几途无涉，这破坏了正常的官员选拔制度。在京藏僧有法王、西天佛子、灌顶国师、大国师、国师、禅师等名目，其中灌顶国师为二品，大国师为四品，国师为五品，禅师为六品（注：《明宣宗实录》卷一四、一五，宣德元年二月戊寅、三月庚子。），法王、西天佛子的官品则更高。封建官吏的职责是辅君治民，协助皇帝治理天下。而在京藏僧基本上“与乌斯藏本土关系不大”，“不具政治内容”（注：伊伟先：《明代藏族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217页。），无补于国计民生。成化年间，即有官员说，“当今号佛子、法王、真人者，无片善寸长可采”（注：《明宪宗实录》卷七七，成化六年三月辛巳。），“在京番僧既无化导番人之功”，“实滥恩典”（注：《明宪宗实录》卷二二六，成化十八年四月丙午。）。藏僧的升授，按制由吏部题奏、皇帝批准。但明代中期，皇帝往往直接派宦官传奉圣旨，封授藏僧等。吏部官员得旨后，“则次日依例于御前补奏”。到成化年间，“僧、道官传奉寖盛”，吏部尚书尹旻等“无旬日不赴左顺门候接传奉”。最后连传旨宦官也嫌烦，“谕令勿复补奏，至废易旧制而不恤云”（注：《明宪宗实录》卷一五九，成化十二年十一月癸卯。）。大量封授藏僧，“幸门大开”，“滥误名器”（注：《明孝宗实录》卷二，成化二十三年九月丁未。）。
明朝皇帝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而对上朝听政、出席经筵日讲等却多持消极态度。如，宪宗“颇留意佛事”，经常召藏僧入内。他迷恋“秘密教”，即房中术，荒淫废政，“十五六年未尝与群臣相见”，“上下否隔，朝政日非”（注：赵翼：《陔余丛考》卷一八《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孝宗日从事于“烧炼斋醮”，“视朝渐晏”，章奏“或稽留数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滞，有妨政体”，经筵进讲“每岁不过数日”（注：《明史》卷一八一《徐溥传》。）。武宗以藏僧自居，时与藏僧混处狎昵，“异言日沃，忠言日远”，“用舍之颠倒，举措之乖方，政务之废弛，岂不宜哉”（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一七，正德九年十月甲午。），朝政更加黑暗腐朽。
一些藏僧利用皇帝的崇信，横行恣肆于内地。如，成祖时，有西宁藏僧张答里麻，为僧录司左觉义，“恩宠日厚”，“遂骄蹇放恣”，甚至“招纳逋逃为僧，交通西番，侵夺各寺院山园田地”（注：《明太宗实录》卷二一○，永乐十七年三月辛酉。）。正统年间，崇国寺杨禅师“视君上如弟子，轻公侯如行童”（注：《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三，正统十四年九月戊子。）。宪宗时，藏僧“服食器用僭拟王者，出入乘棕舆，卫卒执金吾杖前导，达官贵人莫敢不避路”（注：《明宪宗实录》卷五三，成化四年四月庚戌。）。武宗时，藏僧领占绰节儿、绰供札失回藏，“辎重相属于道，所过烦费，行道避之，无贵贱，皆称两人国师云”（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二一，正德十年二月戊戌。）。武宗遣藏僧领占、札巴等往西藏封阐化王，他们“科索无厌，州县驿递俱被陵轹。至吕梁，群殴管洪主事李瑜濒死。其纵恣如此”（注：《明武宗实录》卷一六四，正德十三年七月丙午。）。
第二，明代皇帝大量征召、供养藏僧，频繁举办藏传佛教法事等，浪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加剧了明代中期以后的财政危机。
明代皇帝在京师供养大量藏僧，为他们提供丰厚的酒肉饭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宣德年间，京中藏僧的每日酒食，“俱系光禄寺支待，有日支酒馔一次、三次，又支廪饩者，有但支廪饩者”（注：《明英宗实录》卷一七，正统元年五月丁丑。）。景帝时，对藏僧“逐日光禄寺酒肉供给，所费颇繁”（注：《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六，正统十四年十二月己未。）。成化年间，藏僧札巴坚参、札实巴等“服食器用僭拟王者”（注：《明宪宗实录》卷五三，成化四年四月庚戌。）。后因官员们要求驱遣藏僧，宪宗下令“供给俱省其半”（注：《明宪宗实录》卷二六○，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不仅如此，在京藏僧还有相应的人夫供役使。如，正统年间，京师大慈恩等寺分住国师、禅师、喇嘛等三百四十四人，占用会同馆夫二百一十三人，以至外国及边境少数民族使至，会同馆“乏人供应，不得已而雇觅市人代之”（注：《明英宗实录》卷七九，正统六年五月甲寅。）。成化年间，京中供养藏僧达一千二百余人，“光禄寺日供应下程并月米，及随从馆夫、军校动以千计”（注：《明孝宗实录》卷四，成化二十三年十月丁卯朔。），以至“廪饩、膳夫供应不足”（注：《明宪宗实录》卷二六○，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而武宗为迎取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八世活佛弥觉多吉，耗费物力、人力更是不可胜计。据实录记载：“（刘允等）以珠琲为幡幢，黄金为供具，赐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馈赐，以巨万计，内府黄金为之一匮……又所经略，带盐、茶之利，亦数十万计。允未发，导引相续。已，至临清，运船为之阻截。入峡江，舟大难进，易以觏舻，相连二百余里。至成都，有司先期除新馆，督造旬日而成，日支官廪百石，蔬菜银亦百两。锦官驿不足，旁取近城数十驿供之。又给入番物料，估值银二十万，镇巡争之，减为十三万。取百工杂造，遍于公署，日夜不休。居岁余，始行，率四川指挥、千户十人，甲士千人俱西。逾两月，入其地……番人夜袭之，夺其宝货、器械以去，军职死者二人，士卒数百人，伤者半之。”（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三一，正德十年十一月己酉。）
明朝皇帝在京中频繁举办藏传佛教法事，也花费大量财力。景泰时，频繁举行佛教法事，“耗费钱粮，不可胜计”（注：《明英宗实录》卷二三九，景泰五年三月乙丑。）。宪宗时，“内府造作及修斋醮、写经咒，并不时赏赉，费耗甚多”（注：《明宪宗实录》卷一五○，成化十二年二月己亥。）。仅以果品来说，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十二月，有官员反映，“岁时及斋醮等事，所用果品曩皆散撮，近乃黏砌，皆用尺盘，往用八斤，近增至十三斤。试以二十桌计之，尺盘合用一千余斤，桌数、斤数日见加增”（注：《明宪宗实录》卷九九，成化七年十二月辛巳。）。孝宗时，“光禄寺日用食桌数百，南京成造器皿十余万，取香数十万斤，皆为斋醮而设”（注：《明孝宗实录》卷一六三，弘治十三年六月戊申。），法事规模愈大，耗费也愈惊人。
为藏僧建寺造塔也耗费了大量财力、人力。如成化年间，大应法王札实巴死，“所司祭祀之品，乃逾于王者，造塔之费，将几于山陵。而亲王之薨，大臣之卒，顾不及焉”（注：《明宪宗实录》卷一二六，成化十年三月庚戌。）。正德年间，建造豹房及大慈恩寺僧舍等，“工役并作，商货屡贷，公帑告竭”（注：《明武宗实录》卷九九，正德八年四月戊午。）。明中期，国家财政收入大减，支出剧增，“倭寇交讧，仍岁河決，国用耗殚”（注：《明史》卷七八《赋役》。）。其时，边军缺饷，赈济乏粮，国库匮乏， 封建国家财政危机日甚，以至于统治者不得不卖官鬻爵、出售度牒（注：何孝荣：《论明代的度僧》，《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1期。），武宗甚至冒着官逼民反的危险，“加天下赋一百万”（注：《明史》卷一六《武宗纪》。），千方百计地筹集和搜刮钱粮。但即使如此，各朝皇帝仍然大量供养藏僧，频繁举行法会，建寺造塔，耗费了大量物力、财力，无疑加剧了当时的财政危机。
不过，明代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客观上也有其积极的一面。
第一，明朝不时利用在京藏僧协助办理藏区事务，并派往蒙古传教，对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尽管明代皇帝在京大量封授和供养藏僧等行为在政治上的消极影响很大。但是，客观地说，它们对明朝治藏靖边也有一定的补益。明代皇帝在藏区封授藏传佛教各派首领和扶持藏传佛教，与他们在宗教上崇奉藏传佛教，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如，明初封授的几位在京著名藏僧，均为明朝治藏立下很大功绩。如，僧智光在洪武、永乐年间几次奉命出使西藏、四川及尼泊尔等地，联络当地僧俗首领，并迎请大宝法王噶玛巴，使他们相随来朝（注：杨荣：《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西天佛子大国师塔铭》，第76—78页。）。大宝法王噶玛巴、 大乘法王贡嘎扎西以及西天佛子释迦也失，后来都回到藏区，化导弭患，“终明世，奉贡不绝”，“无番寇之患”（注：《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班丹扎释多次奉命往藏区联络，并曾化解了朝廷与前藏帕木竹巴地方政权之间的误会，安定了当地人心和秩序（注：陈楠：《大智法王考》，《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
明代中期，诸帝也常以在京藏僧为使，到藏区传达政令，处理一些藏区事务。如，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十二月，大能仁寺都纲舍剌藏卜、静修弘善大国师锁南坚参等“奉命往临洮等处回，各献马、驮等物”（注：《明宪宗实录》卷一七三，成化十三年十二月癸卯。）。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八月，武宗“遣大慈恩寺都纲札巴也失充正使，大能仁寺都纲锁南短竹充副使，赍诰敕、赏物往封灵藏赞善王端竹坚昝，以其徒喇嘛十人与俱”（注：《明武宗实录》卷二九，正德二年八月乙亥。）。至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十月，因往封阐化王的藏僧远丹班麻等在中途“肆为骚扰”，世宗下令以后不再委派藏僧，“封诸藏之不遣京寺番僧，自此始也”（注：《明世宗实录》卷五二六，嘉靖四十二年十月癸丑。）。
明代后期，一些京中藏僧受朝廷派遣，前往蒙古传教。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正月，蒙古顺义王俺答“请给金字番经及遣剌麻番僧传习经咒”（注：《明穆宗实录》卷六五，隆庆六年正月丙子。），得到明穆宗的同意。其后，隆庆、万历年间，朝廷几次因应俺答等人请求，颁赐“番经”，派京中藏僧札巴、班麻等数往传教（注：《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一九、三○、三五、一一一、一一六、二五六，万历元年三月己亥、元年十一月癸未、二年十月甲子、三年二月乙未、九年四月庚申、九年九月庚寅、二十一年正月戊辰。）。“俺答封贡”使蒙古贵族从对朝廷的贡市中得到好处，加上藏传佛教的影响，俺答等“奉佛诵经，忏悔戒杀”（注：《明神宗实录》卷三○，万历二年十月甲子。），基本停止了对明朝北边的袭扰，“因之边陲晏然”（注：《万历野获编》卷二七《释教盛衰》。）。
总之，明朝在京藏僧对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不过，与前述政治上的消极影响相比，这一积极作用颇为有限。因为无论是藏区的“终明世，奉贡不绝”，“无番寇之患”，还是明代后期蒙古的“边陲晏然”，都主要不是在京藏僧的活动的结果。
第二，明朝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促进了藏传佛教在北京等内地的传播，以及藏地文化的发展，加强了汉藏文化交流。
其一，大量藏僧聚居北京，授徒传戒，内地汉人习学藏传佛教，使藏僧人数不断增加。明初僧智光“所度弟子，中外无虑数千人”（注：李贤：《大通法王碑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二册，第31页。）。净戒禅师班丹托思巴“于正统年间，本寺国师、禅师、僧官、都纲、剌麻、僧众、中贵官、大臣、宰辅□□，授戒千余员”（注：释道深：《五台净戒禅师塔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二册，第123页。）。成化时封圆修慈济国师三曼答室哩，“所度徒者百有余，皆能解悟”（注：释道深：《大明诰封圆修慈济禅师塔铭》，第142页。）。成百上千的藏僧聚居京城，统治者动辄开度数千名藏僧行童，无疑是明代藏传佛教在北京存留和传播的最有力证据。
其二，藏僧在京中频繁举办藏传佛教法事。明朝皇帝在宫中及京中各寺频繁举办藏传佛教法事的情况，前文已多有反映。嘉靖以后，民间也举行藏传佛教法事。万历时人记载：“京城向有戒坛之游，中涓以妓舍僧，浮棚满路，前僧未出，后僧倚候。平民偶一闯，群僧棰之且死”（注：王士性：《广志绎》卷二《两都》，中华书局1981年版。）。这显然是藏传佛教密宗法会（注：参阅丁汉儒、温华等《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第88页。）。
其三，京中出现了不少藏传佛教寺院。前述禁中番经厂、豹房中的护国禅寺，以及京城中的藏僧聚居的大隆善寺、大慈恩寺、大能仁寺、大护国保安寺、宝庆寺等，皆为藏传佛教寺院。这些寺院中，雕塑的是藏传佛教佛像。如，大隆善寺，著名文学家袁宏道往游，“观曼殊诸大士变像，蓝面猪手，肥而矬，遍身带人头，有十六足骈生者，所执皆兵刃，形状可骇，僧言乌思藏所供多此像”（注：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九《崇国寺游记》，崇祯刻本。）。嘉靖年间，京中藏传佛教寺院多数遭到拆毁或圮废（注：何孝荣：《论明世宗禁佛》，《明史研究》第7辑，黄山书社2001年版。）。嘉靖以后，统治者不再禁佛，京师又有藏传佛教寺院兴建。如，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在阜城门外二里沟建西域双林寺，“寺殿所供，折法中三大士，西番变相也。相皆裸而跣，有冠，有裳，有金璎珞，吼、象、狮各出其座下。中金色，勇猛丈夫也，五佛冠。上二，交而杵铃。下二，趺而坐。左右各蓝色，三目，彩眉，耳旁二面，顶累二首，乃髻。首三项腰，各周以骷髅，而带以蛇……”（注：《帝京景物略》卷五《西域双林寺》。）
其四，在历朝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的影响下，不少京城人也信奉藏传佛教。有些民众向藏僧礼拜。如，天顺年间，有藏僧“短发衣虎皮，自称西天活佛弟子，京城男女礼拜者盈衢”（注：《明英宗实录》卷二九九，天顺三年正月辛卯。）。有的以土地布施于藏传佛寺。如，宣德年间，宛平县民“以果园地施崇国寺，请蠲其税”（注：《明宣宗实录》卷八三，宣德六年九月辛未。）。当藏僧去世时，他们还送葬哀悼。如，宣德年间，妙济禅师绰巴扎释死后，“奉襄之日，道俗相送者奚啻百千万人，莫不嗟悼尽伤，而复称叹希有”（注：释圆瀞：《妙济塔铭》，第63页。）。适应民众信奉藏传佛教的需要，藏传佛教的法器也在京中畅销，甚至有人造假以牟利。如，成化年间，有叶玘、靳鸾等“发人墓，取骷髅及顶骨，以为葛巴剌碗并数珠，假以为西番所产，乘时市利”，京师“愚民竞趋之”（注：《明宪宗实录》卷二七三，成化二十一年十二月戊子。）。
北京之外，藏传佛教也在南京、五台山等地流传。如，洪武、永乐年间，一直有许多藏传佛教僧人在当时的都城南京以及五台山等地传教。释迦也失在南京等地“传布黄教，宏扬道法，设斋供众”（注：释妙舟：《蒙藏佛教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版，第34页。）。他又赴五台山作法事，“在五台山建了六座寺院，这些寺院按照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修行次第修习佛法”（注：陈庆英：《论明朝对藏传佛教的管理》，《中国藏学》2000年第3期。）。释迦也失被誉为在汉地首建格鲁派（黄教）本宗之人，“五台山等处之黄教派，皆以（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为鼻祖”（注：释法尊：《宗喀巴大师传》，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5页。）。嘉靖初年，世宗开始禁绝佛教， 但藏传佛教并未在内地绝迹。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七月，有官员提出，“诸郡邑名山古刹如有佛子、法师假以讲经，聚众至百人者，一体禁止”（注：《明世宗实录》卷三一三，嘉靖二十五年七月壬戌。）。可见，还有藏僧在各地传教。而明代后期成书的世情小说《金瓶梅》也描写，在山东清河县城外永福寺禅堂有一“胡僧”，自称是“西域天竺国密松林齐腰峰寒庭寺下来的胡僧”，“酒肉齐行”。西门庆“问他求房术的药儿”，“胡僧”应求施药，称“乃老君炼就，王母传方，非人不度，非人不传，专度有缘”，云云（注：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四十九回《请巡按屈体求荣，遇胡僧现身施药》，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324—327页。）。从该僧精通汉语及中国历史来看，他更像是作者塑造的一位长期在汉地修习传教的藏传佛教僧人的形象。
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加强了汉藏文化交流，对藏区文化的发展也起了促进作用。成百上千的各教派藏僧走出闭塞的藏区，来到文明程度更高的中原，居于京师，服务于历朝皇帝。他们不仅自己增长了见识，拓宽了视野，许多人在回藏后也必然把汉地先进的文化介绍给藏区，加强了汉藏同胞的了解和文化交流。如，永乐年间，释迦也失从京师回藏后，以朝廷赏赐物资等建成色拉寺，并将从汉地带回的十六尊者像及藏文大藏经甘珠尔等供奉其中，其所携甘珠尔为西藏现存最早的藏文刻版佛经及最早的藏文印刷品（注：班钦·索南查巴著、黄颢译：《新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0页。）。这些，无疑对藏区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6年02期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京)2005年04期第119～137页
【作者简介】何孝荣，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 【内容提要】 | 明代尤其是明中期皇帝，多在京城封授、供养大批藏僧，不断举行藏传佛教法事，为藏僧建寺造塔，大量开度藏僧行童。有的皇帝还亲自习学藏传佛教，从事诵经演法活动，自称藏传佛教法王，表现出对藏传佛教的极度崇奉。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的原因有，藏传佛教宣扬“即身成佛”、重视仪式巫术、强调男女“双修”等。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加剧了明朝政治的黑暗腐朽和明代中期以后的财政危机，消极影响很大。但是，它对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也有一定积极意义，而且促进了藏传佛教在北京等内地的传播，加强了汉藏文化交流。 |
明代皇帝为何多崇奉藏传佛教？我们结合藏传佛教的教义及修持特点，试作如下分析。
第一，藏传佛教宣扬“即身成佛”是明代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的重要原因。藏传佛教形成于10世纪后半期至13世纪的后弘期，有许多教派。尽管他们在传承与修持方法上有所差别，但“信仰的教义内容则是一致的，都属于佛教大乘空宗和密宗”（注：丁汉儒、温华等：《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页。）。大乘空宗（显宗）的教义，大体上就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创教学说， 如四圣谛说、因缘说、业力说、无常说、无我说等，与汉传佛教基本一致。藏传佛教尤重密宗，密宗是其主要内容和鲜明特色。其教义认为，世界万物、佛和众生皆由地、水、火、风、空、识“六大”所造。前“五大”为“色法”，属胎藏界，“识”为“心法”，属金刚界。色、心不二，金、胎为一，两者赅宇宙万有，而又皆具众生心中。佛与众生体性相同，本无差别。众生根据宗教导师（喇嘛）的秘密传授，通过设坛、供养、诵咒、灌顶等种种仪式，严格依法修行，身结印契（“身密”），口诵真言（“语密”），意观本尊（“意密”），就能使身、口、意“三业”清净，受到佛陀“三密”的加持，佛与众生三密相应，融和无间，此身即可成佛。与显宗（除禅宗以外）的须经三大阿僧祗劫、修六度万行始得证佛果相比，密宗的仅修三密妙行即可现生成佛更为简易快速（注：参阅《佛光大辞典》（新版、电子版），“密宗”、“三密加持”条。）。这也是藏传佛教吸引民众信仰、崇奉的重要原因。明代皇帝多皈依、崇信藏僧，接受灌顶，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无不反映他们对藏传佛教教义的接受，对即身成佛观念的信持。
第二，藏传佛教重视仪式巫术，强调男女“双修”的修行方法，是吸引明代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的另一重要原因。由于记载缺乏，明代居京藏僧所属的宗派大多不很清楚。不过，重视仪式巫术、强调男女双修是藏传佛教密宗各派的共同特点，这对明代最高统治者来说，不仅神秘而且新奇，颇具吸引力。藏传佛教“本身具有令人畏服的神秘色彩”，通过“侈设仪式，讲究修法，演习咒术等”（注：黄玉生等：《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页。），广作法事，据说可以沟通神佛世界与人间，驱邪避凶。而一些藏僧“熟悉魔术，擅长咒语和诳话”（注：丁汉儒、温华等：《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第133页。），作法多著“灵验”。明太祖请来惺吉坚藏等结坛作法，“广施济度”，据说有“天雨宝花”、黑气聚散开合等异象，“似此者七昼夜，妖气始灭，不复作矣”（注：《金陵梵刹志》卷一七，释道果《鸡鸣寺施食台记》。）。明代在宫中举行的“跳步叱”（藏语称为跳“恰穆”，蒙语称为跳“布扎”），就是藏传佛教的跳神仪式，藏地一般在年终举行，“表示除去旧岁的鬼崇和不祥，迎接新年，平安如意”（注：弘学：《藏传佛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9页。）。明代皇帝之所以多崇奉藏传佛教，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很大程度上因为它们据说能够沟通神佛世界与人间，驱邪避凶。
另外，藏传佛教中掺杂有大量的医占历算知识，藏僧往往精通医占历算，可能也是明朝皇帝崇奉藏传佛教的不可忽视的原因。如释迦也失用医药和传授灌顶为成祖治好了重病，为成祖所崇信，就是一个例证。
第三，宫廷中浓厚的藏传佛教信仰之风也对后朝皇帝崇奉藏传佛教产生一定影响。如前所述，明代从成祖开始，在宫中设立番经厂，作为准藏传佛教寺院，宦官接受专门培训者成百上千，经常举行藏传佛教法事。宫中英华殿、隆德殿、钦安殿，也是供奉藏传佛教佛像、举行藏传佛教法事的场所（注：《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再如大善佛殿，“内有金、银佛像并金、银函贮佛骨、佛头、佛牙等物”，世宗评曰“朕思此物，听之者智曰邪秽，必不欲观”（注：《明世宗实录》卷一八七，嘉靖十五年五月乙丑。），可知它们也是藏传佛教佛像法物。甚至乾清宫梁栱之间也“遍雕佛像，以累百计”（注：王誉昌：《崇祯宫词》，载《明宫词》，第81页。）。从小在宫廷中成长的太子、皇子，耳闻目睹随处可见的藏传佛教佛像及频繁举行的藏传佛教法事，不时接触入宫藏僧，并与为数众多的受过藏传佛教法事训练的宦官朝夕相处，不能不受影响。一旦他们继位为帝，便会像其父、祖一样，迅速走上崇奉藏传佛教的老路。
第四，藏传佛教提倡喇嘛崇拜、皈依四宝，是明朝皇帝大量封授和供养藏僧、为其建寺造塔等的根本原因。藏传佛教特别注重师徒传承，宣扬喇嘛是救度众生的宗教导师，众生不依喇嘛的引导，不会知有佛教；不从喇嘛的教诲传承，不能入佛、成佛；皈依喇嘛，然后才能皈依佛、法、僧三宝。因此，喇嘛“包括了佛、法、僧三宝的全部”，“积聚善根的主要方法，也就是供事喇嘛”。藏传佛教提倡皈依喇嘛，并对喇嘛僧团也绝对皈依崇拜，“须竭尽一切的财物来供奉喇嘛”（注：释圣严：《西藏佛教史》，第125—129页。）。明朝皇帝不能不受此影响，因此大量封授和供养藏僧、为其建寺造塔等也就毫不足奇。
三
明朝统治集团中，崇奉藏传佛教者主要限于皇帝个人，而不像元朝那样包括皇帝、后妃乃至廷臣等整个蒙古贵族统治阶级上层；明朝皇帝不再封授帝师，在京法王等不能凌驾于皇权之上，藏僧在内地没有干预政治的权力；宫中、京中虽然不断举行法事，但规模、次数都大大逊于元朝；明帝虽为藏僧修建寺院等，但数量及耗费钱财也与元朝无法相比；明朝统治者基本上不再对内地藏僧、寺院大量赏赐土地、佃户等，这与元代也大相径庭。但是，明代尤其是明代中期的皇帝崇奉藏传佛教，仍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不小的影响。
首先看其消极影响。
第一，明代尤其是明代中期的皇帝在京师大量封授藏僧，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崇信藏僧，加剧了明朝政治的黑暗腐朽。
明代中期以后，皇帝多昏庸怠政，宦官间或专权，大臣不断争斗攻讦，明朝政治日益黑暗腐朽。而各朝皇帝崇奉藏传佛教，在京师大量封授藏僧，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崇信藏僧，又大大加剧了这一趋势。
大量封授藏传佛教僧人，严重破坏了官员的选拔和升用制度，造就了庞大的无关于国计民生的官员队伍。我们知道，明代选官，主要有科举、荐举、学校等几个途径。在京藏僧的封授，皆由恩幸得官，与上述几途无涉，这破坏了正常的官员选拔制度。在京藏僧有法王、西天佛子、灌顶国师、大国师、国师、禅师等名目，其中灌顶国师为二品，大国师为四品，国师为五品，禅师为六品（注：《明宣宗实录》卷一四、一五，宣德元年二月戊寅、三月庚子。），法王、西天佛子的官品则更高。封建官吏的职责是辅君治民，协助皇帝治理天下。而在京藏僧基本上“与乌斯藏本土关系不大”，“不具政治内容”（注：伊伟先：《明代藏族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217页。），无补于国计民生。成化年间，即有官员说，“当今号佛子、法王、真人者，无片善寸长可采”（注：《明宪宗实录》卷七七，成化六年三月辛巳。），“在京番僧既无化导番人之功”，“实滥恩典”（注：《明宪宗实录》卷二二六，成化十八年四月丙午。）。藏僧的升授，按制由吏部题奏、皇帝批准。但明代中期，皇帝往往直接派宦官传奉圣旨，封授藏僧等。吏部官员得旨后，“则次日依例于御前补奏”。到成化年间，“僧、道官传奉寖盛”，吏部尚书尹旻等“无旬日不赴左顺门候接传奉”。最后连传旨宦官也嫌烦，“谕令勿复补奏，至废易旧制而不恤云”（注：《明宪宗实录》卷一五九，成化十二年十一月癸卯。）。大量封授藏僧，“幸门大开”，“滥误名器”（注：《明孝宗实录》卷二，成化二十三年九月丁未。）。
明朝皇帝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而对上朝听政、出席经筵日讲等却多持消极态度。如，宪宗“颇留意佛事”，经常召藏僧入内。他迷恋“秘密教”，即房中术，荒淫废政，“十五六年未尝与群臣相见”，“上下否隔，朝政日非”（注：赵翼：《陔余丛考》卷一八《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孝宗日从事于“烧炼斋醮”，“视朝渐晏”，章奏“或稽留数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滞，有妨政体”，经筵进讲“每岁不过数日”（注：《明史》卷一八一《徐溥传》。）。武宗以藏僧自居，时与藏僧混处狎昵，“异言日沃，忠言日远”，“用舍之颠倒，举措之乖方，政务之废弛，岂不宜哉”（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一七，正德九年十月甲午。），朝政更加黑暗腐朽。
一些藏僧利用皇帝的崇信，横行恣肆于内地。如，成祖时，有西宁藏僧张答里麻，为僧录司左觉义，“恩宠日厚”，“遂骄蹇放恣”，甚至“招纳逋逃为僧，交通西番，侵夺各寺院山园田地”（注：《明太宗实录》卷二一○，永乐十七年三月辛酉。）。正统年间，崇国寺杨禅师“视君上如弟子，轻公侯如行童”（注：《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三，正统十四年九月戊子。）。宪宗时，藏僧“服食器用僭拟王者，出入乘棕舆，卫卒执金吾杖前导，达官贵人莫敢不避路”（注：《明宪宗实录》卷五三，成化四年四月庚戌。）。武宗时，藏僧领占绰节儿、绰供札失回藏，“辎重相属于道，所过烦费，行道避之，无贵贱，皆称两人国师云”（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二一，正德十年二月戊戌。）。武宗遣藏僧领占、札巴等往西藏封阐化王，他们“科索无厌，州县驿递俱被陵轹。至吕梁，群殴管洪主事李瑜濒死。其纵恣如此”（注：《明武宗实录》卷一六四，正德十三年七月丙午。）。
第二，明代皇帝大量征召、供养藏僧，频繁举办藏传佛教法事等，浪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加剧了明代中期以后的财政危机。
明代皇帝在京师供养大量藏僧，为他们提供丰厚的酒肉饭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宣德年间，京中藏僧的每日酒食，“俱系光禄寺支待，有日支酒馔一次、三次，又支廪饩者，有但支廪饩者”（注：《明英宗实录》卷一七，正统元年五月丁丑。）。景帝时，对藏僧“逐日光禄寺酒肉供给，所费颇繁”（注：《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六，正统十四年十二月己未。）。成化年间，藏僧札巴坚参、札实巴等“服食器用僭拟王者”（注：《明宪宗实录》卷五三，成化四年四月庚戌。）。后因官员们要求驱遣藏僧，宪宗下令“供给俱省其半”（注：《明宪宗实录》卷二六○，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不仅如此，在京藏僧还有相应的人夫供役使。如，正统年间，京师大慈恩等寺分住国师、禅师、喇嘛等三百四十四人，占用会同馆夫二百一十三人，以至外国及边境少数民族使至，会同馆“乏人供应，不得已而雇觅市人代之”（注：《明英宗实录》卷七九，正统六年五月甲寅。）。成化年间，京中供养藏僧达一千二百余人，“光禄寺日供应下程并月米，及随从馆夫、军校动以千计”（注：《明孝宗实录》卷四，成化二十三年十月丁卯朔。），以至“廪饩、膳夫供应不足”（注：《明宪宗实录》卷二六○，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而武宗为迎取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八世活佛弥觉多吉，耗费物力、人力更是不可胜计。据实录记载：“（刘允等）以珠琲为幡幢，黄金为供具，赐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馈赐，以巨万计，内府黄金为之一匮……又所经略，带盐、茶之利，亦数十万计。允未发，导引相续。已，至临清，运船为之阻截。入峡江，舟大难进，易以觏舻，相连二百余里。至成都，有司先期除新馆，督造旬日而成，日支官廪百石，蔬菜银亦百两。锦官驿不足，旁取近城数十驿供之。又给入番物料，估值银二十万，镇巡争之，减为十三万。取百工杂造，遍于公署，日夜不休。居岁余，始行，率四川指挥、千户十人，甲士千人俱西。逾两月，入其地……番人夜袭之，夺其宝货、器械以去，军职死者二人，士卒数百人，伤者半之。”（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三一，正德十年十一月己酉。）
明朝皇帝在京中频繁举办藏传佛教法事，也花费大量财力。景泰时，频繁举行佛教法事，“耗费钱粮，不可胜计”（注：《明英宗实录》卷二三九，景泰五年三月乙丑。）。宪宗时，“内府造作及修斋醮、写经咒，并不时赏赉，费耗甚多”（注：《明宪宗实录》卷一五○，成化十二年二月己亥。）。仅以果品来说，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十二月，有官员反映，“岁时及斋醮等事，所用果品曩皆散撮，近乃黏砌，皆用尺盘，往用八斤，近增至十三斤。试以二十桌计之，尺盘合用一千余斤，桌数、斤数日见加增”（注：《明宪宗实录》卷九九，成化七年十二月辛巳。）。孝宗时，“光禄寺日用食桌数百，南京成造器皿十余万，取香数十万斤，皆为斋醮而设”（注：《明孝宗实录》卷一六三，弘治十三年六月戊申。），法事规模愈大，耗费也愈惊人。
为藏僧建寺造塔也耗费了大量财力、人力。如成化年间，大应法王札实巴死，“所司祭祀之品，乃逾于王者，造塔之费，将几于山陵。而亲王之薨，大臣之卒，顾不及焉”（注：《明宪宗实录》卷一二六，成化十年三月庚戌。）。正德年间，建造豹房及大慈恩寺僧舍等，“工役并作，商货屡贷，公帑告竭”（注：《明武宗实录》卷九九，正德八年四月戊午。）。明中期，国家财政收入大减，支出剧增，“倭寇交讧，仍岁河決，国用耗殚”（注：《明史》卷七八《赋役》。）。其时，边军缺饷，赈济乏粮，国库匮乏， 封建国家财政危机日甚，以至于统治者不得不卖官鬻爵、出售度牒（注：何孝荣：《论明代的度僧》，《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1期。），武宗甚至冒着官逼民反的危险，“加天下赋一百万”（注：《明史》卷一六《武宗纪》。），千方百计地筹集和搜刮钱粮。但即使如此，各朝皇帝仍然大量供养藏僧，频繁举行法会，建寺造塔，耗费了大量物力、财力，无疑加剧了当时的财政危机。
不过，明代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客观上也有其积极的一面。
第一，明朝不时利用在京藏僧协助办理藏区事务，并派往蒙古传教，对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尽管明代皇帝在京大量封授和供养藏僧等行为在政治上的消极影响很大。但是，客观地说，它们对明朝治藏靖边也有一定的补益。明代皇帝在藏区封授藏传佛教各派首领和扶持藏传佛教，与他们在宗教上崇奉藏传佛教，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如，明初封授的几位在京著名藏僧，均为明朝治藏立下很大功绩。如，僧智光在洪武、永乐年间几次奉命出使西藏、四川及尼泊尔等地，联络当地僧俗首领，并迎请大宝法王噶玛巴，使他们相随来朝（注：杨荣：《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西天佛子大国师塔铭》，第76—78页。）。大宝法王噶玛巴、 大乘法王贡嘎扎西以及西天佛子释迦也失，后来都回到藏区，化导弭患，“终明世，奉贡不绝”，“无番寇之患”（注：《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班丹扎释多次奉命往藏区联络，并曾化解了朝廷与前藏帕木竹巴地方政权之间的误会，安定了当地人心和秩序（注：陈楠：《大智法王考》，《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
明代中期，诸帝也常以在京藏僧为使，到藏区传达政令，处理一些藏区事务。如，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十二月，大能仁寺都纲舍剌藏卜、静修弘善大国师锁南坚参等“奉命往临洮等处回，各献马、驮等物”（注：《明宪宗实录》卷一七三，成化十三年十二月癸卯。）。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八月，武宗“遣大慈恩寺都纲札巴也失充正使，大能仁寺都纲锁南短竹充副使，赍诰敕、赏物往封灵藏赞善王端竹坚昝，以其徒喇嘛十人与俱”（注：《明武宗实录》卷二九，正德二年八月乙亥。）。至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十月，因往封阐化王的藏僧远丹班麻等在中途“肆为骚扰”，世宗下令以后不再委派藏僧，“封诸藏之不遣京寺番僧，自此始也”（注：《明世宗实录》卷五二六，嘉靖四十二年十月癸丑。）。
明代后期，一些京中藏僧受朝廷派遣，前往蒙古传教。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正月，蒙古顺义王俺答“请给金字番经及遣剌麻番僧传习经咒”（注：《明穆宗实录》卷六五，隆庆六年正月丙子。），得到明穆宗的同意。其后，隆庆、万历年间，朝廷几次因应俺答等人请求，颁赐“番经”，派京中藏僧札巴、班麻等数往传教（注：《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一九、三○、三五、一一一、一一六、二五六，万历元年三月己亥、元年十一月癸未、二年十月甲子、三年二月乙未、九年四月庚申、九年九月庚寅、二十一年正月戊辰。）。“俺答封贡”使蒙古贵族从对朝廷的贡市中得到好处，加上藏传佛教的影响，俺答等“奉佛诵经，忏悔戒杀”（注：《明神宗实录》卷三○，万历二年十月甲子。），基本停止了对明朝北边的袭扰，“因之边陲晏然”（注：《万历野获编》卷二七《释教盛衰》。）。
总之，明朝在京藏僧对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不过，与前述政治上的消极影响相比，这一积极作用颇为有限。因为无论是藏区的“终明世，奉贡不绝”，“无番寇之患”，还是明代后期蒙古的“边陲晏然”，都主要不是在京藏僧的活动的结果。
第二，明朝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促进了藏传佛教在北京等内地的传播，以及藏地文化的发展，加强了汉藏文化交流。
其一，大量藏僧聚居北京，授徒传戒，内地汉人习学藏传佛教，使藏僧人数不断增加。明初僧智光“所度弟子，中外无虑数千人”（注：李贤：《大通法王碑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二册，第31页。）。净戒禅师班丹托思巴“于正统年间，本寺国师、禅师、僧官、都纲、剌麻、僧众、中贵官、大臣、宰辅□□，授戒千余员”（注：释道深：《五台净戒禅师塔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二册，第123页。）。成化时封圆修慈济国师三曼答室哩，“所度徒者百有余，皆能解悟”（注：释道深：《大明诰封圆修慈济禅师塔铭》，第142页。）。成百上千的藏僧聚居京城，统治者动辄开度数千名藏僧行童，无疑是明代藏传佛教在北京存留和传播的最有力证据。
其二，藏僧在京中频繁举办藏传佛教法事。明朝皇帝在宫中及京中各寺频繁举办藏传佛教法事的情况，前文已多有反映。嘉靖以后，民间也举行藏传佛教法事。万历时人记载：“京城向有戒坛之游，中涓以妓舍僧，浮棚满路，前僧未出，后僧倚候。平民偶一闯，群僧棰之且死”（注：王士性：《广志绎》卷二《两都》，中华书局1981年版。）。这显然是藏传佛教密宗法会（注：参阅丁汉儒、温华等《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第88页。）。
其三，京中出现了不少藏传佛教寺院。前述禁中番经厂、豹房中的护国禅寺，以及京城中的藏僧聚居的大隆善寺、大慈恩寺、大能仁寺、大护国保安寺、宝庆寺等，皆为藏传佛教寺院。这些寺院中，雕塑的是藏传佛教佛像。如，大隆善寺，著名文学家袁宏道往游，“观曼殊诸大士变像，蓝面猪手，肥而矬，遍身带人头，有十六足骈生者，所执皆兵刃，形状可骇，僧言乌思藏所供多此像”（注：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九《崇国寺游记》，崇祯刻本。）。嘉靖年间，京中藏传佛教寺院多数遭到拆毁或圮废（注：何孝荣：《论明世宗禁佛》，《明史研究》第7辑，黄山书社2001年版。）。嘉靖以后，统治者不再禁佛，京师又有藏传佛教寺院兴建。如，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在阜城门外二里沟建西域双林寺，“寺殿所供，折法中三大士，西番变相也。相皆裸而跣，有冠，有裳，有金璎珞，吼、象、狮各出其座下。中金色，勇猛丈夫也，五佛冠。上二，交而杵铃。下二，趺而坐。左右各蓝色，三目，彩眉，耳旁二面，顶累二首，乃髻。首三项腰，各周以骷髅，而带以蛇……”（注：《帝京景物略》卷五《西域双林寺》。）
其四，在历朝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的影响下，不少京城人也信奉藏传佛教。有些民众向藏僧礼拜。如，天顺年间，有藏僧“短发衣虎皮，自称西天活佛弟子，京城男女礼拜者盈衢”（注：《明英宗实录》卷二九九，天顺三年正月辛卯。）。有的以土地布施于藏传佛寺。如，宣德年间，宛平县民“以果园地施崇国寺，请蠲其税”（注：《明宣宗实录》卷八三，宣德六年九月辛未。）。当藏僧去世时，他们还送葬哀悼。如，宣德年间，妙济禅师绰巴扎释死后，“奉襄之日，道俗相送者奚啻百千万人，莫不嗟悼尽伤，而复称叹希有”（注：释圆瀞：《妙济塔铭》，第63页。）。适应民众信奉藏传佛教的需要，藏传佛教的法器也在京中畅销，甚至有人造假以牟利。如，成化年间，有叶玘、靳鸾等“发人墓，取骷髅及顶骨，以为葛巴剌碗并数珠，假以为西番所产，乘时市利”，京师“愚民竞趋之”（注：《明宪宗实录》卷二七三，成化二十一年十二月戊子。）。
北京之外，藏传佛教也在南京、五台山等地流传。如，洪武、永乐年间，一直有许多藏传佛教僧人在当时的都城南京以及五台山等地传教。释迦也失在南京等地“传布黄教，宏扬道法，设斋供众”（注：释妙舟：《蒙藏佛教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版，第34页。）。他又赴五台山作法事，“在五台山建了六座寺院，这些寺院按照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修行次第修习佛法”（注：陈庆英：《论明朝对藏传佛教的管理》，《中国藏学》2000年第3期。）。释迦也失被誉为在汉地首建格鲁派（黄教）本宗之人，“五台山等处之黄教派，皆以（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为鼻祖”（注：释法尊：《宗喀巴大师传》，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5页。）。嘉靖初年，世宗开始禁绝佛教， 但藏传佛教并未在内地绝迹。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七月，有官员提出，“诸郡邑名山古刹如有佛子、法师假以讲经，聚众至百人者，一体禁止”（注：《明世宗实录》卷三一三，嘉靖二十五年七月壬戌。）。可见，还有藏僧在各地传教。而明代后期成书的世情小说《金瓶梅》也描写，在山东清河县城外永福寺禅堂有一“胡僧”，自称是“西域天竺国密松林齐腰峰寒庭寺下来的胡僧”，“酒肉齐行”。西门庆“问他求房术的药儿”，“胡僧”应求施药，称“乃老君炼就，王母传方，非人不度，非人不传，专度有缘”，云云（注：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四十九回《请巡按屈体求荣，遇胡僧现身施药》，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324—327页。）。从该僧精通汉语及中国历史来看，他更像是作者塑造的一位长期在汉地修习传教的藏传佛教僧人的形象。
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加强了汉藏文化交流，对藏区文化的发展也起了促进作用。成百上千的各教派藏僧走出闭塞的藏区，来到文明程度更高的中原，居于京师，服务于历朝皇帝。他们不仅自己增长了见识，拓宽了视野，许多人在回藏后也必然把汉地先进的文化介绍给藏区，加强了汉藏同胞的了解和文化交流。如，永乐年间，释迦也失从京师回藏后，以朝廷赏赐物资等建成色拉寺，并将从汉地带回的十六尊者像及藏文大藏经甘珠尔等供奉其中，其所携甘珠尔为西藏现存最早的藏文刻版佛经及最早的藏文印刷品（注：班钦·索南查巴著、黄颢译：《新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0页。）。这些，无疑对藏区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