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清中叶学术发展的三个转向
武道房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6年02期
【原文出处】《学术月刊》(沪)2005年11期第70～78页
【作者简介】武道房，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历史学博士。
【关 键 词】清中叶/学术/转向/影响
清代嘉庆、道光之际的学术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风行一个多世纪之久的考据学风渐趋走向衰落，一个学术转向的时代悄悄来临。清中叶学术的转向，大致说来主要歧为三途：一是今文经学的兴起，二是宋学势力的回潮，三是汉学的义理化趋向。这三股学术势力的共同点都是反对“为考证而考证”的乾嘉学风，主张学术要张扬忧患意识和救世功能，要发挥义理和经世致用。三种学术思潮的路向不同，但都是激于乾嘉学术的困境以及嘉庆、道光以来政治、风俗、国势的变化而形成的。
一、嘉、道之际考据学渐趋衰落的背景考察
18世纪学术是考据学的世纪。关于清代考据学的缘起，论者一般认为是由于清代的政治高压和“文字狱”所造成的，梁启超和钱穆都持这个观点。葛兆光在此基础上提出：“真正造成清代学术思想失语状态的，除了政治对异端的箝制，还在于皇权对于真理的垄断，‘治统’对于‘道统’的彻底兼并，以及这种道德制高点和合理性基础被权力占据之后，所造成的士人对于真理诠释权力和对于社会指导权力的丧失。”（注：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22页。） 本文认为，此说仍有未妥之处。有清一代，统治者标榜程朱理学，纳道统于治统，但这并不意味着士人丧失了对“真理诠释权力”和“社会指导权力”。中国古代学术一般都是与经世联系在一起的，即使表面看来与现实距离较远的学术，也有其经世的目的存在，倘若有不经世的学术流派那才是不可思议的。乾嘉考据学缘起于经世意图，也是中国经世学术的重要一环，其流弊所及，才成了脱离现实、炫博逞能、饾饤文字、支离破碎的书斋游戏。清代考据学的出现除了由于政治高压和“文字狱”的顾忌，迫使士人不得不埋头学问外，大致还有如下原因：
一是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看，清初及乾嘉考据学是纠宋学之弊而出现的，是对王学乃至程朱理学的反拨。理学发展到明代可以说到了顶峰，正如黄宗羲所说“牛毛茧丝，无不辨析”（注：黄宗羲：《明儒学案·凡例》，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顾炎武也曾慨叹：“今之言学者必求诸语录……今之语录几充栋矣，而淫于禅学者实多。”（注：顾炎武：《亭林诗文全集·卷六·下学指南序》，《四部备要》本。） 清初学人厌倦了理学的空谈心性和游谈无根。他们认为这种空谈、游谈的恶果要么是脱离了圣道，引发士风的放纵；要么迂腐无用，面对明王朝的覆灭束手无策。他们普遍推崇征实的学风，重新重视考据，以期回到儒学原典的经世传统中来。
二是乾嘉汉学自有其经世的意图，并非都是治学忘了世事。汉学家认为，“六经”是个完整的系统。他们一个共喻的前提是，通过考证，可以恢复三代历史制度之真貌。而这种客观的考证，可以破除理学家关于理的不确定性。汉学家认为理学杂于释老，虚构了一个虚幻的本体，以此解经，可谓是“蚀经诬圣”，带来许多流弊。他们真诚地认为，当儒家经典的原义以及制度器数的原貌被恢复以后，圣人的理想便可付诸实行。分析一下乾嘉汉学吴、皖两派的治经意图，便可知道他们也并不是死搞学问，自有其经世的意图在内。元和惠栋以治《易》著名，之所以“凡汉皆好”，固然是因为汉代经学“去圣不远”，但也有与宋儒作难的意思。通过治汉学，杨向奎认为他在两方面反对理学：“一是他否定‘先天’、‘无极’等说，一是他对‘理’字有别解。”（注：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三），齐鲁书社1994年版，第120页。） 惠栋还大胆地批评宋儒：“宋儒之祸，甚于秦灰。”（注：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4页。） 看来，惠氏的汉学有纯洁经典、再扶圣道的经世目的。再看皖派。该派以治三礼著名，戴震及其后学凌廷堪、阮元等人都对礼学有精深的研究。凌氏甚至还提出了“以礼代理”的主张。他们认为礼学的实践性和操作性强，不像理学那样虚妄。他们考礼的目的仍是参与治道，以期社会回到三代之治。对此种治学思路，汉学家江藩说得十分清楚。他先是批评魏晋经学杂糅老庄，继而批评宋代经学杂糅释老，指责他们“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汉代经学才是儒学之正轨，由此入手，才能“被教养之泽”，进入“三代之隆轨”（注：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见钱钟书主编，朱维铮导读：《汉学师承记》（外二种），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6页。）。汉学家除治经外，还以考据的方法治史学和诸子学，从文本看来似乎没有思想，但也不能否定有些汉学家考据背后的经世企图。
但是事物发展到极致也常常走向它的反面，学术思潮也有一个盛极必衰的过程。作为对明末理学的反拨，乾嘉学术不谈义理了。（当然也并非都是如此，戴震、章学诚、焦循等人还是重视义理的，但是戴震作《原善》谈义理，即遭到众学人的耻笑，“群惜其有用精神耗于无用之地”（注：转引自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8页。）。）人们普遍相信，只有通过考证的方法，才能领会经学之真义。到了后来，考证学的经世意义逐渐隐去，为考证而考证成了唯一目的。梁启超说：“自顾亭林高标‘经学即理学’之徽帜，以与空谈性命之陋儒抗，于是二百年来学者家家谈经，著作汗牛充栋。”据梁氏统计，阮氏《皇清经解》、王氏《皇清经解续编》所收作者凡百五十七家，为书三百八十九种，二千七百二十七卷，亦云盛矣；而未收及续出者尚不在其列（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00页。）。号称“汉学护法”的阮元曾津津乐道：“我朝儒学笃实……有束发研经，白首而不能究者，岂如朝立一旨，暮即成宗旨哉！”（注：阮元：《国朝汉学师承记序》，见钱钟书主编，朱维铮导读：《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3页。） 其实学风笃实固然比理学家轻立宗旨可取，但是“白首尚不能穷经”是否也意味着这样把学问给做死了？我们从阮元的话中可以看出，乾嘉时期的考据学风其实是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此不妨推想，即使没有外部政治环境的逼促，仅从学术发展内在的理路看，在嘉道之际也应该到了学术转向的时候。班固曾批评汉代经学“碎义难逃，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故幼童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注：班固：《汉书·艺文志第十》，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767页。）。东汉章句经学的繁芜支离、走向极端，便促成了魏晋玄学家以老庄义理解经，从而使义理之学取代了章句之学。当然乾嘉汉学与汉代经学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是在考据风气的影响下，学术界几乎“家家许郑、人人贾马”，饾饤文字，沉溺于烦琐考据中不知所归，一字聚讼，动辄数千万言，以致“毕世治经无一言几于道，无一念及于用”。如此学风，重蹈汉代经学的覆辙是不可避免的。
促进清中叶由考据学风向经世致用学风转变的主要原因还在于政治形势和人心风俗的变化。自乾隆朝中后期始，社会矛盾开始深化，已呈现出中衰的迹象。进入嘉、道时期，更是“日之将夕”，危机四伏。从嘉庆元年（1796年）至道光二十年（1840）的四十五年间，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就有十余起，平均每三年就爆发一次，涉及的地区几乎遍及全国。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吏治的腐败和贪贿公行。乾隆时期，“侵贪之员，比比皆是”；嘉、道以降，官吏的贪婪更是骇人听闻：“州县舞弊，不过数万，省司则至数十万，部府则至千百万。此犹书吏耳，而堂官大吏，又从可知也。”（注：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8页。） 道、咸时期的官吏张集馨所作《道咸宦海见闻录》披露的官场黑暗和腐败，让人真是触目惊心。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反映出道、咸时期的清王朝面临着内忧外患，已到了“大厦将倾”的时候了。
与官吏的贪污腐败相偕而行的是士风的无耻和对国计民生的冷漠和麻木。龚自珍说：“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堂陛之言，探喜怒以为之节，蒙色笑、获燕闲之赏，则扬扬然以喜，出夸其门生、妻子。小不霁，则头抢地而出，别求夫可以受眷之法。……如是而封疆万一立有缓急，则纷纷鸠燕逝而已”（注：龚自珍：《龚自珍全集·明良论（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2页。）。沈垚谈人心风俗之浇漓：“看到世俗人心，可惧之至！……都下无一事不以利成者，亦无一人以真心相与者，如此风俗，实有书契以来所未见。”（注：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618—619页。） 潘德舆（1785—1839）认为，人心风俗之坏是由学风造成的，学风坏则人心散，士人都去搞所谓“实事求是”的考据之学，重实证轻义理，甚至不谈理想与价值，其结果只能是信仰虚无，造成上下交征利。他说：“数十年来承学之士，华者骋词章，质者研考据。……为士者必恶讲学，不特心性精微之言不一偶关虑，即伦纪理乱、官守清浊、民生利病之大故，父兄于子弟，未敢相诏告敦勖者，况师友间哉！风尚既成，转相祖袭，牢不可诘。天下之士，遂真以为食色为切己，廉耻为务名，攫利禄为才贤，究义理为迷惑。而官箴玷，民俗薄，生计绌，狱讼繁，百害籍籍乘此而起。”（注：潘德舆：《养一斋集·卷十八·晚醒斋随笔序》，清道光二十九年刊本。） 腐败的原因固然可归之于社会制度问题，但在人亡政息，缺乏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与法治精神，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封建社会，提倡德治、增强士人的道德自律以端正士风是保持封建社会长治久安的唯一选择。嘉、道之际，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学术经世的呼声再次响起。潘德舆呼吁：“欲救人事恃人才，欲救人才恃人心，欲救人心恃学术。”（注：潘德舆：《养一斋集·卷二十二·与鲁通甫书》。） 这一切都预示着以考证学为主体的学风已走向穷途末路，一个学术转向的时代即将到来。
二、义理之学的兴起与清中叶学术的转向
清代嘉、道之际学术转向的标志之一是今文经学的复兴。关于清代今文经学，研究成果颇多，兹不详论，仅就其重经世、重义理的特点展开几句。清代今文经学说起来也是汉学之一种。乾嘉时期一批研究春秋公羊学的学者如庄存与、宋翔凤、刘逢录、凌曙、孔广森等其实也是用考据训诂的方法来研究今文经学的。但是，因为西汉时期的今文经师本来就有喜言“微言大义”和联系世务的特点，与东汉经师注重名物、训诂、制度的说经风格不同，故今文经师重义理的作风势必影响到庄存与等人。当阎若璩论证《古文尚书》之伪已成定案后，朝野颇多共鸣，言官学臣甚至“议上言于朝，重写二十八篇于学官，颁赐天下”。于此，庄存与独持异议：“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近者也。……古籍坠湮十之八，颇借伪书存者十之二。……《大禹谟》废，‘人心道心’之旨、‘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诫亡矣；《太甲》废，‘俭德永固’之训坠矣。”（注：龚自珍：《龚自珍全集·武进庄公神道碑铭》，第141页。） 不管经书的伪与不伪，只看对世道人心有用无用，此也算是典型的今文经师作风。庄存与是清代第一位治公羊学的学者，他为嘉、道以降今文学派的复兴奠定了基础。真正把今文经学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则是承庄、刘之风而起的龚自珍、魏源等人，一直到晚清的廖平、康有为、梁启超走的都是这个路线。已有学者指出，“在某种意义说，今文经学的复兴，即是理学精神的复苏”（注：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4页。）。此论对于清中叶的今文经学来说确实如此。今文经师与理学家说经都重微言大义，区别在于理学家重在言心性、言伦理纲常；今文家关心的是政治，他们通过治学谈制度、谈改革及应变之方。我们只要看看龚自珍的《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以及魏源的《诗古微》、《书古微》等书，便可发现这个特点。龚自珍对于理学，态度还是颇同情的，虽然他不是理学家。他对江藩作的《汉学师承记》认为“汉学”名目有“十不安”（注：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与江子屏笺》，第346页。）。魏源受理学影响颇深，尽管他也讥讽宋学家空疏，但主要是从致用角度讲的。总之，龚、魏等今文家的学术都能贯通经史，旁及诸子百家，并且致力于清代的历史、地理以及时政问题。他们治经、治学，重视微言大义和实用，现实感较强。他们的目的在于通过治学给陷入危机的王朝统治开出救世良方，他们的关心的焦点在于政治。
学术转向的第二个标志是汉学的义理化趋向。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汉学”的大概念当然也包括今文经学，但在传统说法上，清代汉学主要是指师法东汉经师以训释文字、名物、制度为学术旨向的学术流派。嘉、道以降，随着考证学派救世热情和经世意图越来越淡，其支离破碎的弊端日益显现，除了社会风俗的腐化和士人道德感的缺失因素外，一些汉学家也在对此反思，孜孜于文字训诂、版本考证，成就固足以炫世；但是读书与做人离析为二，做学问只求客观不求价值判断，或者说只求真不求善，如此必然会造成道德的冷漠和信仰丧失。他们试图将通经、修德、致用再次统一起来的努力有二：
一是反对为考据而考据，主张治经要以求义理为本。他们的“义理”和理学家的义理的区别，在于阐发原始儒学的精神。如焦循对拘泥于汉儒传注、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甚为反感，认为“考据之名，不可不除”（注：焦循：《雕菰集·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14页。）。他治经以戴震为旨归，致力于新义理疏证。焦循所著《论语通释》、《孟子正义》，其所阐发的哲学关注点仍在于世道人心，只是区别于理学家的义理而已。阮元认为，“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他批评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以至偏离了圣道，但他同时也批评考据家“或但求名物，不论圣道”。他认为这就好比是终年徘徊于圣人的“门庑之间”，还没有登堂入室（注：阮元：《揅经室集（一）·拟国史儒林传序》，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2页。）。应该看到，阮元是反理学的汉学家，他的所谓“圣道”也是有别于宋儒的。他从1801年到1823年先后撰写了三篇有关儒家哲学的重要著作，其中以《性命古训》最为著名，以此作出反宋儒的关于“性”、“命”、“仁”的新解释。
二是在汉学的基础上适度肯定宋学。汉学家求客观、重考据，更近似于今天史学的实证研究法，但考古与现实的联系总是隔了一层；而宋儒治经，尽管有臆说之病，但还是有寄托而善于发挥微言大义，容易与现实联系起来。随着形势的发展，一些汉学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尽管他们未必相信宋学，但也不像他们的前辈如惠、戴等人反宋学了。如段玉裁，已意识到白首致力考据于世无甚裨益。有感于“乡无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纷挐”的社会现实，他七十五岁时甚至叹息自己一生“喜言训诂考核”，是“寻其枝叶，略其本根”，结果是“老大无成，追悔已晚”（注：段玉裁：《经韵楼集·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清嘉庆十九年刻本。）。段是戴震的学生，他的《说文解字注》关于“理”、“性”、“道”等字一切变更宋儒故训，尽管他做的是说字的书，但多少也能体现一些乃师反理学之精神。但是到了他的晚年，他的态度有所改变，甚至以学人弃洛闽之学为忧。他认为：“汉人之小学，一艺也；朱子之小学，蒙养之全功也。”对那些言小学崇尚汉人、非议朱子的说法，段氏斥之为“此言尤悖”，他表示自己要常读朱子的书“以省平生之过，以求晚节末路之自全”（注：段玉裁：《经韵楼集·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清嘉庆十九年刻本。）。又据陈寿祺《左海文集·义利辨》：“仪征阮夫子（元）、金坛段若膺（玉裁）寓书来，亦兢兢患风俗之弊。段君曰：‘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之学，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仪征曰：‘近之言汉学者，知宋人虚妄之病，而于圣贤修身立行大节，略而不谈，乃害于其心其事。’二公皆当世通儒，上绍许郑，而其言若是。”（注：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629页。） 此段引文提及阮元，他是有名的汉学“护法”，此时也不再像早期那样鄙薄宋学，而有调合汉宋的倾向了。他说：“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注：阮元：《揅经室集（一）·拟国史儒林传序》，第32页。） 总之，汉学家也认识到死搞学问于世道人心无益了。他们或发挥汉代经学的义理，或适度肯定宋学，调合汉宋，开始有了经世意识和联系治道的自觉性。
嘉、道之际学术转向的标志之三是理学（或曰宋学）势力的回潮。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在下文重点讨论。
三、汉宋之争与理学势力的回潮
清中叶的汉宋之争一般认为是以方东树和江藩的论争为标志的，其实汉宋之争在乾嘉时期（最早可以上溯至康熙中叶）已露端倪。只是乾、嘉时宋学已势单力孤，不足以张其军。直到道光六年（1826年），持宋学立场的方东树写成《汉学商兑》以反击汉学家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形势才有了变化，宋学有卷土重来的趋势。
乾、嘉时期，理学溃不成军，汉学无论从官方到民间，都成了显学。梁启超曾说：“四库馆就是汉学家大本营，《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就这一点论，也可以说是：康熙中叶以来汉宋之争，到开四库馆而汉学派大获全胜。”（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4页。） 梁氏此说大体不错。汉学之所以取代理学，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清初顾炎武“理学即经学”、“以经学之训诂破宋明之语录”的学术路向，对其后的学者影响甚大。学人普遍认为汉代经学去圣不远，未受释道的污染，更切近孔门原旨。其次是阎若璩、胡渭等人对伪古文《尚书》和《易图》的考证无形中动摇了理学的立论基础。再次，理学作为官方哲学，确实也造就了一批口是心非的假道学，人前道貌岸然，人后则为非作歹，致使人们普遍厌弃理学。
理学的衰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皇帝出于专制的需要有意倡导甚至偏袒汉学。关于这一点，钱穆的《国史大纲》说，清廷提倡程朱理学，乃是“利用了元明以来做八股应举的程朱招牌，他们绝不愿学者认真效法程朱，来与闻他们的政权”（注：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61页。）。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理学家一方面是三纲五常的尊奉者；另一方面也标榜“从道不从君”，喜欢以“天理”格君心，成为对帝王专制的牵制者。“文谏死”似乎成了理学家的传统，而这每每引起皇帝的不快。乾隆帝对理学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喜爱到厌恶的过程。原因即是程朱学说中的一些内容易与皇权发生冲突。据洪亮吉纂修的《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对于张廷玉、鄂尔泰、孙嘉淦、朱轼等人“皆侃侃以老成师傅自居”甚为反感，他甚至公开批评宋儒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种种迹象表明，反理学的风气似乎得到统治者某种程度的宽容。咸丰时期，曾国藩受理学精神的鼓舞，给皇帝上了一篇《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尖锐地批评咸丰帝本人的私德，惹得咸丰帝大为不快，几欲治曾的罪。咸丰帝曾经问曾国藩的好友吴廷栋说：“何以学程朱者多拘迂？”（注：参见方宗诚：《吴竹如先生年谱》咸丰二年条下，清光绪四年畿辅志局刊本。） 以上所举，说明了清帝既利用理学又忌讳理学的心态。
在此种背景下，自乾、嘉以至道光初年，理学的地位可谓一落千丈，几乎成了过街之鼠，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弥漫着一股反理学思潮。对这种思潮不满的人则显得有点落落寡合。章学诚说：“至今休、歙之间，少年英俊，不骂程、朱，不得谓之通人，则真罪过，戴氏实为始作俑。”（注：章学诚：《章学诚遗书·补遗·又与朱少白书》，第611页。） 章氏年辈较戴稍晚，基本是同时人，他对戴震的批评是否正确是另一回事，但这段话至少标明了民间反理学势力之高涨。从看官方的态度看，乾隆三十八年（1771年）姚鼐在朱筠的推荐下，进入四库馆撰写提要，但在汉学极盛时代，理学家多受到排斥。由于姚氏的理学背景，所撰提要经常受到其他馆臣的抵制，逼得姚鼐最后辞职离开（注：参见郑福照：《姚惜抱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九年条下，清同治戊辰年刊本。）。让理学家更为难堪的是，元明以来的科举考试一直要求固守朱注，此时却可以与朱熹立异，考试的答策“必诋宋儒”，书店中已买不到濂、洛、关、闽所谓“宋五子”书了。邵懿辰说：“方乾隆中，士大夫骛为考证训诂之学，内不本身心，外不可推行于时，虚声慕古，古籍愈出而经愈裂，文华日盛而质行衰，禁宋以后书不给视，肆人鬻“宋五子”书无过问者，应举为“四书”义敢倍异朱子之说，答策必诋宋儒士。”（注：邵懿辰：《半岩庐遗文·王孝子传》，《仁和邵氏半岩庐所著书》之五，清同治元年刊本。） 乾隆时期的昭梿说：“近世士大夫皆不尚友宋儒，虽江、浙文士之薮，其仕朝者无一人以理学著。”（注：昭梿：《啸亭杂录·满洲二理学之士》，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18页。） 由此可见理学之萧条。
理学萧条的局面之所以会出现，汉学家江藩一段颇为得意的话透露出此中的消息。他在《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中说，乾隆帝钦定或敕撰的“五经”注疏，尽废宋儒义解，几乎全采汉说：“于《诗》则依据毛、郑……于《礼》则以康成为宗，探孔、贾之精微……于《春秋》则取三家之精华，斥安国之迂谬……”我们知道，元明两朝直至康、雍时期的科考经注无一不在朱熹理学范围之内（注：参见侯外庐等编：《宋明理学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乾隆帝一反乃父乃祖甚至元明之成法，“五经”注疏尽废宋说（当然，“四书”仍依朱注），实际上对朱熹的权威是个不小的打击，也难怪应举的士人答策“必诋宋儒”了。
在此种背景下，从乾隆至道光初年的汉宋之争，尽管有程晋芳、翁方纲、姚鼐等宋学派的抗争，但总起来讲，宋学溃不成军，势单力孤。当然情况很复杂，汉宋营垒也不是绝对分明的。汉学家中的有些人物也还同情宋学。如乾嘉时校雠名家顾广圻、《尔雅》专家邵晋涵、考据家刘台拱等人都不满汉学者讥议宋儒，主张兼采汉宋之长。但是总的来说，理学的信仰者甚为寥落。姚鼐虽然不得不对汉学作出妥协，他肯定考据的长处，但反对攻击程朱。他发表了《赠钱献之序》、《复蒋松如书》等一些批评汉学家的文章，但声音小，力量弱，在乾嘉时的汉宋之争中他基本上是个失败者。姚鼐最后不得不辞官，回乡投身教育，执教数十年，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培养出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刘开、陈用光、吴德旋、鲍桂星等名重一时的信奉理学的学者和文人，为道光之后的理学及桐城文派的复兴埋下了种子。
汉宋之争的对峙，以方东树道光十一年（1831年）刊行《汉学商兑》为标志，双方的力量发生了变化，宋学派有东山再起的苗头。方东树（1772—1851），字植之，安徽桐城人，他师从姚鼐，是有名的“姚门四杰”之一。他连应乡试十次，直到五十岁也未能博一第，后不复试。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辗转四方，寻求教职或入幕，借以养家糊口，过着相当贫困的生活。在《答姚石甫书》中，他说：“仆孤穷于世，遝独无见收之人，乃至无一人可共语。”（注：方东树：《仪卫轩文集·答姚石甫书》，清同治七年刊本。） 他的孤立不仅是物质上的贫困，还在于当汉学大炽之时，宗程朱的他显得落落寡合。1818年，汉学家江藩刊印《国朝汉学师承记》，并附有《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将不符合汉儒训诂之学的概摒弃不录，与宋学有一点牵连的也予以拒绝。其书严汉宋之分，而且对宋学不无讥讽，甚至把考证学的开山大师顾炎武、黄宗羲置于最后一卷，原因在于他们的学术仍与理学有牵连。应该说这也是一部充满门户之见的书。受此书的刺激，同样持门户之见的方东树奋起还击，写成《汉学商兑》，对从清初毛奇龄以来的反宋学言论逐一批驳，并对汉学的治学方法大肆抨击，展开了对汉学的全面反攻和清算。
《汉学商兑》的主要内容有如下几点：一是对汉学家群起攻击程朱表示愤慨。他说：“今汉学诸公，口言诵法孔氏，而痛斥义理……不过欲反程朱而已。……平居谈论，若不畔程朱，即非学，言有偶及之者，辄羞恧若将凂焉。若不共戴天之仇，义必如是，而后为丈夫者。”（注：方东树：《汉学商兑》，见钱钟书主编、朱维铮导读：《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401—402、276、405、304—305、279—280页。） 二是为程朱理学辩护。方东树认为，程朱理学严天理人欲之辨，能惩欲窒贪，提升人格，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三是批评汉学家的治经方法。针对汉学家“圣贤义理存乎典章制度”、“训诂明则义理明”的说法，方东树认为，小学并不能取代大学，所谓“以意逆志，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圣人的意思有出于语言文字之外者。再说义理并非都需要从训诂中得出，忠孝信义、进退取予、礼义廉耻等字，不需要读《尔雅》、《说文》，而世无不明者。他讽刺说：“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然则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者也。”（注：方东树：《汉学商兑》，见钱钟书主编、朱维铮导读：《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401—402、276、405、304—305、279—280页。） 四是讥讽汉学家企图通过考礼来恢复三代之治的荒谬。考据家并非全无经世目的，他们企图弄清三代制度并以此作为救世良方。但方东树讽刺说，他们根本弄不清这些制度，到头来互相争吵，不知谁听谁的。比如《周礼》中的《考工记》，对其中三代时的车制：“江氏有《考》，戴氏有《图》，阮氏、金氏、程氏、钱氏皆言车制，同时著述，言人人殊，讫不知谁为定论？”其他如赋役、禄田、宫室、衣服、冕弁，也是“各自专门，亦互相驳斥，不知谁为真知定见”。方东树认为，井田礼乐大端，三代圣人，已不沿袭，按照荀子“法后王”的观点，这些“虽古圣之制，亦尘饭木赀耳”。这些东西，考证出来，固然不错；考不出来，“亦无关于身心性命、国计民生、学术之大”（注：方东树：《汉学商兑》，见钱钟书主编、朱维铮导读：《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401—402、276、405、304—305、279—280页。）。五是批评汉学家与宋儒立异的新义理。如阮元根据郑玄注，重新解释“仁”为“相人偶”，意思是说“必有二人，而仁乃见”。阮氏讽刺宋儒把“仁”解释成玄虚的“生生之意”。方东树反讽道：“‘杀身成仁’，岂必二人同杀，而后成其与人偶乎？”（注：方东树：《汉学商兑》，见钱钟书主编、朱维铮导读：《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401—402、276、405、304—305、279—280页。） 言外之意是说汉学家通过训诂说义理真是扞格不通。又如戴震批评宋儒理欲之辨“祸斯民甚烈”，方东树反驳说：“程朱严辨‘理’、‘欲’，指人主及学人心术邪正言之，乃吃紧本务，与民情同，然好恶之欲迥别。今移此混彼，谓当遂其欲，不当绳之以‘理’，言‘理’则为‘以意见杀人’，此亘古未有之异端邪说。”（注：方东树：《汉学商兑》，见钱钟书主编、朱维铮导读：《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401—402、276、405、304—305、279—280页。） 方氏认为，程朱理欲之辨是针对帝王与学人的心术而言，并非是针对民情好恶而言。他认为戴震的“达情遂欲”说会引发邪欲的流行。
以现代人的思想和眼光看来，汉学家重证据和归纳的治学方法是应该肯定的，这合乎科学的求是精神。即使对三代时的车制和服饰，从现代的史学、考古学、社会学意义上说，也有弄清楚的必要，毕竟求是与致用是两回事。但是在方东树的时代，“以经术饰政术”仍是中国的传统，汉学家治经考经的目的他们自认为仍是为了经世和应用。一旦方东树揭破了他们皇帝的新装，指责他们的考据不仅越考越糊涂，而且于身心性命、国计民生了无益处，这的确也戳到了他们的要害和痛处。方氏的学生苏惇元宣称《汉学商兑》出版之后，考证之学“随之渐熄”（注：方东树：《仪卫轩文集·苏惇元序》，清同治七年刊本。），这当然有点吹捧和夸大的味道，事实上直到晚清，考证学仍在延绵不断，但方东树的指责让汉学家为之气沮倒是实情。
其实，无论汉学还是宋学都是关于儒学的学问，都是读同样的经典，宗共同的祖师，有同样的信仰，本质差别是不太大的。区别在于，理学家的经学是哲学式的研究，是六经注我的方法；而汉学家的经学则是以历史学的方法，以还原经书本义为目的。在理学家那里，儒家伦理道德有天道或本体的支撑，带有宗教家的味道；而汉学家则认为理学家的理本体杂糅了释道，他们试图以训诂的方法将其消解，以恢复原始儒学之真义。说到底，理学家的天理人欲之辨，其实是中世纪时代的一种善良和秩序教育。方东树当然还看不到这一层，他只是觉得汉学家“痛斥穷理，力辟克己反心之学”，会造成人欲横流和社会风俗的败坏。他攻击汉学家为情欲张目，从而“忿欲任情，逾闲荡检，惟以有著述为藏身之固，天下亦遂以此恕之。贪黩卑污者有之，淫纵邪行者有之，愪忿忮克者有之，举无妨于经学通儒之名”（注：方东树：《汉学商兑》，见钱钟书主编、朱维铮导读：《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406页。）。这虽然有些过分，但也不全是污赖之词。如段玉裁当县令贪污；王旭收徒敛财；惠栋的父亲惠士奇被皇帝罚用私财修镇江城，可见其居官敛财之多；毕沅、阮元幕府中汉学家们的丑闻；汪中、焦循、江藩之流的狂狷等等（注：参见朱维铮：《汉学师承记·导言》，见钱钟书主编、朱维铮导读：《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21—22页。）。当然，这些材料或许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汉学家中也有不少为人清介、志节高尚、官声不错的人，如洪亮吉、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孙星衍、江声、武亿等人。同样，道学家中也不是没有拉大旗作虎皮的伪道学和腐败分子。方东树虽然有些偏激和意气用事，但起码说明一点：他对汉学的抨击绝不仅仅局限于治学的技术层面，而是表达了一个知识人对学人通经、修德和致用发生断裂的忧虑。正如日本学者滨口富士雄所指出的，对于鸦片战争前夕吏治腐败、道德堕落、人心风俗和社会环境恶化，方东树认为汉学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鼓吹毫无价值的考证方法应对此负责（注：参见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页。）。
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刊行后再重印，三十年中至少印过五种以上的版本，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注：参见杨怀志、潘忠荣主编：《清代文坛盟主桐城派》，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他说出了一批久受压抑的理学家或同情理学的人物心中想说的话，他们想重新祭起道学家理欲之辨的老调，以表达他们对人欲横流、漠视民瘼、不讲气节等官场风气的不满和对道德问题的关切。如沈垚、藩德舆、陈寿祺、管同、梅曾亮、姚莹、吴廷栋、张海珊等人都言人心风俗之弊，普遍认为“吏治之坏，根于士风；士风之衰，起于不知教化”（注：管同：《因寄轩集初集·与朱干臣书》，清光绪己卯年合肥张士珩本。）。他们认为救世的药石是端正学术、明理欲之辨。理学家倭仁在京师组织“吃糠会”以与奢糜的官场习气相对抗（注：徐珂：《八旗学派》，《清稗类钞》第八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91页。“吃糠会”的记载还见于匡辅之：《倭文端公别传》；李时灿：《中州先哲传·倭仁》。）。唐鉴著《清学案小识》将固守程朱的理学家奉为正宗，大力表彰一批为官清廉的理学名臣。在这样的背景下，曾国藩也受师友影响接受了理学，并调合汉宋，走上了理学经世的道路。所以理学在清中叶的复兴，实非偶然，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出于救世补天的需要而兴起的一股学术思潮。这再一次雄辩地说明，中国学术的发展是无法绕开政治、无法绕开社会现实的。
胡适在评价清中叶学术时说：“这是一个转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上一个世纪获得的知识被保存下来加以巩固，同时产生一种新的怀疑精神，对整个清代学术的健全性与适用性提出疑问，并且探索更新更有用的知识与行动方法，以期有助于内忧外患迫在眉睫的国家。”（注：胡适：《清代名人传略·序》，见A.W.恒慕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译：《清代名人传略》上册，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清中叶学术出现的三个转向， 扭转了乾嘉学术的发展路向，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文经学的大旗由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接过，成为传播西学、鼓吹民主、倡导变法的理论工具。理学的复兴产生了一批严守三纲五常、理欲之辨的“气节”之士，如曾国藩、罗泽南、刘蓉、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当然他们的理学已不同于传统，而是广收杂学，成为理学经世派。这些人物镇压了太平天国，扶清朝的江山于未倒，而且持身严正，清廉自律，促成了社会风气的好转，使清王朝出现了短暂的“同治中兴”局面。汉学的义理化倾向激发了学者在鸦片战争之后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使他们重新思考学以致用的问题。汉学家的科学求是精神与救世热情结合起来，促成了一批士人将汉学的求是研究法由经学扩大到域外地理、典章制度、诸子百家、自然科学等多领域的研究，为后来洋务运动的展开以及科学救国等实学思潮的出现奠定了思维和心理基础。总之，清中叶学术的转向，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风俗形势下对乾嘉学术之反拨，是清代学术发展史上的转捩点和重要环节。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6年02期
【原文出处】《学术月刊》(沪)2005年11期第70～78页
【作者简介】武道房，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历史学博士。
| 【内容提要】 | 嘉庆、道光以降，风行一个多世纪之久的考据学风渐趋走向衰落，中国学术的发展呈现出三个转向：一是今文经学的复兴，二是汉学的义理化倾向，三是宋学势力的回潮。清中叶学术的三个转向，是学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决定的，同时也是在当时恶化了的政治、经济、风俗形势下对乾嘉考据学术之反拨。三个转向规定了近代学术的发展方向，是清代学术发展史上的转捩点和重要环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一、嘉、道之际考据学渐趋衰落的背景考察
18世纪学术是考据学的世纪。关于清代考据学的缘起，论者一般认为是由于清代的政治高压和“文字狱”所造成的，梁启超和钱穆都持这个观点。葛兆光在此基础上提出：“真正造成清代学术思想失语状态的，除了政治对异端的箝制，还在于皇权对于真理的垄断，‘治统’对于‘道统’的彻底兼并，以及这种道德制高点和合理性基础被权力占据之后，所造成的士人对于真理诠释权力和对于社会指导权力的丧失。”（注：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22页。） 本文认为，此说仍有未妥之处。有清一代，统治者标榜程朱理学，纳道统于治统，但这并不意味着士人丧失了对“真理诠释权力”和“社会指导权力”。中国古代学术一般都是与经世联系在一起的，即使表面看来与现实距离较远的学术，也有其经世的目的存在，倘若有不经世的学术流派那才是不可思议的。乾嘉考据学缘起于经世意图，也是中国经世学术的重要一环，其流弊所及，才成了脱离现实、炫博逞能、饾饤文字、支离破碎的书斋游戏。清代考据学的出现除了由于政治高压和“文字狱”的顾忌，迫使士人不得不埋头学问外，大致还有如下原因：
一是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看，清初及乾嘉考据学是纠宋学之弊而出现的，是对王学乃至程朱理学的反拨。理学发展到明代可以说到了顶峰，正如黄宗羲所说“牛毛茧丝，无不辨析”（注：黄宗羲：《明儒学案·凡例》，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顾炎武也曾慨叹：“今之言学者必求诸语录……今之语录几充栋矣，而淫于禅学者实多。”（注：顾炎武：《亭林诗文全集·卷六·下学指南序》，《四部备要》本。） 清初学人厌倦了理学的空谈心性和游谈无根。他们认为这种空谈、游谈的恶果要么是脱离了圣道，引发士风的放纵；要么迂腐无用，面对明王朝的覆灭束手无策。他们普遍推崇征实的学风，重新重视考据，以期回到儒学原典的经世传统中来。
二是乾嘉汉学自有其经世的意图，并非都是治学忘了世事。汉学家认为，“六经”是个完整的系统。他们一个共喻的前提是，通过考证，可以恢复三代历史制度之真貌。而这种客观的考证，可以破除理学家关于理的不确定性。汉学家认为理学杂于释老，虚构了一个虚幻的本体，以此解经，可谓是“蚀经诬圣”，带来许多流弊。他们真诚地认为，当儒家经典的原义以及制度器数的原貌被恢复以后，圣人的理想便可付诸实行。分析一下乾嘉汉学吴、皖两派的治经意图，便可知道他们也并不是死搞学问，自有其经世的意图在内。元和惠栋以治《易》著名，之所以“凡汉皆好”，固然是因为汉代经学“去圣不远”，但也有与宋儒作难的意思。通过治汉学，杨向奎认为他在两方面反对理学：“一是他否定‘先天’、‘无极’等说，一是他对‘理’字有别解。”（注：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三），齐鲁书社1994年版，第120页。） 惠栋还大胆地批评宋儒：“宋儒之祸，甚于秦灰。”（注：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4页。） 看来，惠氏的汉学有纯洁经典、再扶圣道的经世目的。再看皖派。该派以治三礼著名，戴震及其后学凌廷堪、阮元等人都对礼学有精深的研究。凌氏甚至还提出了“以礼代理”的主张。他们认为礼学的实践性和操作性强，不像理学那样虚妄。他们考礼的目的仍是参与治道，以期社会回到三代之治。对此种治学思路，汉学家江藩说得十分清楚。他先是批评魏晋经学杂糅老庄，继而批评宋代经学杂糅释老，指责他们“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汉代经学才是儒学之正轨，由此入手，才能“被教养之泽”，进入“三代之隆轨”（注：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见钱钟书主编，朱维铮导读：《汉学师承记》（外二种），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6页。）。汉学家除治经外，还以考据的方法治史学和诸子学，从文本看来似乎没有思想，但也不能否定有些汉学家考据背后的经世企图。
但是事物发展到极致也常常走向它的反面，学术思潮也有一个盛极必衰的过程。作为对明末理学的反拨，乾嘉学术不谈义理了。（当然也并非都是如此，戴震、章学诚、焦循等人还是重视义理的，但是戴震作《原善》谈义理，即遭到众学人的耻笑，“群惜其有用精神耗于无用之地”（注：转引自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8页。）。）人们普遍相信，只有通过考证的方法，才能领会经学之真义。到了后来，考证学的经世意义逐渐隐去，为考证而考证成了唯一目的。梁启超说：“自顾亭林高标‘经学即理学’之徽帜，以与空谈性命之陋儒抗，于是二百年来学者家家谈经，著作汗牛充栋。”据梁氏统计，阮氏《皇清经解》、王氏《皇清经解续编》所收作者凡百五十七家，为书三百八十九种，二千七百二十七卷，亦云盛矣；而未收及续出者尚不在其列（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00页。）。号称“汉学护法”的阮元曾津津乐道：“我朝儒学笃实……有束发研经，白首而不能究者，岂如朝立一旨，暮即成宗旨哉！”（注：阮元：《国朝汉学师承记序》，见钱钟书主编，朱维铮导读：《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3页。） 其实学风笃实固然比理学家轻立宗旨可取，但是“白首尚不能穷经”是否也意味着这样把学问给做死了？我们从阮元的话中可以看出，乾嘉时期的考据学风其实是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此不妨推想，即使没有外部政治环境的逼促，仅从学术发展内在的理路看，在嘉道之际也应该到了学术转向的时候。班固曾批评汉代经学“碎义难逃，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故幼童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注：班固：《汉书·艺文志第十》，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767页。）。东汉章句经学的繁芜支离、走向极端，便促成了魏晋玄学家以老庄义理解经，从而使义理之学取代了章句之学。当然乾嘉汉学与汉代经学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是在考据风气的影响下，学术界几乎“家家许郑、人人贾马”，饾饤文字，沉溺于烦琐考据中不知所归，一字聚讼，动辄数千万言，以致“毕世治经无一言几于道，无一念及于用”。如此学风，重蹈汉代经学的覆辙是不可避免的。
促进清中叶由考据学风向经世致用学风转变的主要原因还在于政治形势和人心风俗的变化。自乾隆朝中后期始，社会矛盾开始深化，已呈现出中衰的迹象。进入嘉、道时期，更是“日之将夕”，危机四伏。从嘉庆元年（1796年）至道光二十年（1840）的四十五年间，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就有十余起，平均每三年就爆发一次，涉及的地区几乎遍及全国。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吏治的腐败和贪贿公行。乾隆时期，“侵贪之员，比比皆是”；嘉、道以降，官吏的贪婪更是骇人听闻：“州县舞弊，不过数万，省司则至数十万，部府则至千百万。此犹书吏耳，而堂官大吏，又从可知也。”（注：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8页。） 道、咸时期的官吏张集馨所作《道咸宦海见闻录》披露的官场黑暗和腐败，让人真是触目惊心。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反映出道、咸时期的清王朝面临着内忧外患，已到了“大厦将倾”的时候了。
与官吏的贪污腐败相偕而行的是士风的无耻和对国计民生的冷漠和麻木。龚自珍说：“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堂陛之言，探喜怒以为之节，蒙色笑、获燕闲之赏，则扬扬然以喜，出夸其门生、妻子。小不霁，则头抢地而出，别求夫可以受眷之法。……如是而封疆万一立有缓急，则纷纷鸠燕逝而已”（注：龚自珍：《龚自珍全集·明良论（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2页。）。沈垚谈人心风俗之浇漓：“看到世俗人心，可惧之至！……都下无一事不以利成者，亦无一人以真心相与者，如此风俗，实有书契以来所未见。”（注：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618—619页。） 潘德舆（1785—1839）认为，人心风俗之坏是由学风造成的，学风坏则人心散，士人都去搞所谓“实事求是”的考据之学，重实证轻义理，甚至不谈理想与价值，其结果只能是信仰虚无，造成上下交征利。他说：“数十年来承学之士，华者骋词章，质者研考据。……为士者必恶讲学，不特心性精微之言不一偶关虑，即伦纪理乱、官守清浊、民生利病之大故，父兄于子弟，未敢相诏告敦勖者，况师友间哉！风尚既成，转相祖袭，牢不可诘。天下之士，遂真以为食色为切己，廉耻为务名，攫利禄为才贤，究义理为迷惑。而官箴玷，民俗薄，生计绌，狱讼繁，百害籍籍乘此而起。”（注：潘德舆：《养一斋集·卷十八·晚醒斋随笔序》，清道光二十九年刊本。） 腐败的原因固然可归之于社会制度问题，但在人亡政息，缺乏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与法治精神，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封建社会，提倡德治、增强士人的道德自律以端正士风是保持封建社会长治久安的唯一选择。嘉、道之际，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学术经世的呼声再次响起。潘德舆呼吁：“欲救人事恃人才，欲救人才恃人心，欲救人心恃学术。”（注：潘德舆：《养一斋集·卷二十二·与鲁通甫书》。） 这一切都预示着以考证学为主体的学风已走向穷途末路，一个学术转向的时代即将到来。
二、义理之学的兴起与清中叶学术的转向
清代嘉、道之际学术转向的标志之一是今文经学的复兴。关于清代今文经学，研究成果颇多，兹不详论，仅就其重经世、重义理的特点展开几句。清代今文经学说起来也是汉学之一种。乾嘉时期一批研究春秋公羊学的学者如庄存与、宋翔凤、刘逢录、凌曙、孔广森等其实也是用考据训诂的方法来研究今文经学的。但是，因为西汉时期的今文经师本来就有喜言“微言大义”和联系世务的特点，与东汉经师注重名物、训诂、制度的说经风格不同，故今文经师重义理的作风势必影响到庄存与等人。当阎若璩论证《古文尚书》之伪已成定案后，朝野颇多共鸣，言官学臣甚至“议上言于朝，重写二十八篇于学官，颁赐天下”。于此，庄存与独持异议：“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近者也。……古籍坠湮十之八，颇借伪书存者十之二。……《大禹谟》废，‘人心道心’之旨、‘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诫亡矣；《太甲》废，‘俭德永固’之训坠矣。”（注：龚自珍：《龚自珍全集·武进庄公神道碑铭》，第141页。） 不管经书的伪与不伪，只看对世道人心有用无用，此也算是典型的今文经师作风。庄存与是清代第一位治公羊学的学者，他为嘉、道以降今文学派的复兴奠定了基础。真正把今文经学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则是承庄、刘之风而起的龚自珍、魏源等人，一直到晚清的廖平、康有为、梁启超走的都是这个路线。已有学者指出，“在某种意义说，今文经学的复兴，即是理学精神的复苏”（注：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4页。）。此论对于清中叶的今文经学来说确实如此。今文经师与理学家说经都重微言大义，区别在于理学家重在言心性、言伦理纲常；今文家关心的是政治，他们通过治学谈制度、谈改革及应变之方。我们只要看看龚自珍的《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以及魏源的《诗古微》、《书古微》等书，便可发现这个特点。龚自珍对于理学，态度还是颇同情的，虽然他不是理学家。他对江藩作的《汉学师承记》认为“汉学”名目有“十不安”（注：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与江子屏笺》，第346页。）。魏源受理学影响颇深，尽管他也讥讽宋学家空疏，但主要是从致用角度讲的。总之，龚、魏等今文家的学术都能贯通经史，旁及诸子百家，并且致力于清代的历史、地理以及时政问题。他们治经、治学，重视微言大义和实用，现实感较强。他们的目的在于通过治学给陷入危机的王朝统治开出救世良方，他们的关心的焦点在于政治。
学术转向的第二个标志是汉学的义理化趋向。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汉学”的大概念当然也包括今文经学，但在传统说法上，清代汉学主要是指师法东汉经师以训释文字、名物、制度为学术旨向的学术流派。嘉、道以降，随着考证学派救世热情和经世意图越来越淡，其支离破碎的弊端日益显现，除了社会风俗的腐化和士人道德感的缺失因素外，一些汉学家也在对此反思，孜孜于文字训诂、版本考证，成就固足以炫世；但是读书与做人离析为二，做学问只求客观不求价值判断，或者说只求真不求善，如此必然会造成道德的冷漠和信仰丧失。他们试图将通经、修德、致用再次统一起来的努力有二：
一是反对为考据而考据，主张治经要以求义理为本。他们的“义理”和理学家的义理的区别，在于阐发原始儒学的精神。如焦循对拘泥于汉儒传注、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甚为反感，认为“考据之名，不可不除”（注：焦循：《雕菰集·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14页。）。他治经以戴震为旨归，致力于新义理疏证。焦循所著《论语通释》、《孟子正义》，其所阐发的哲学关注点仍在于世道人心，只是区别于理学家的义理而已。阮元认为，“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他批评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以至偏离了圣道，但他同时也批评考据家“或但求名物，不论圣道”。他认为这就好比是终年徘徊于圣人的“门庑之间”，还没有登堂入室（注：阮元：《揅经室集（一）·拟国史儒林传序》，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2页。）。应该看到，阮元是反理学的汉学家，他的所谓“圣道”也是有别于宋儒的。他从1801年到1823年先后撰写了三篇有关儒家哲学的重要著作，其中以《性命古训》最为著名，以此作出反宋儒的关于“性”、“命”、“仁”的新解释。
二是在汉学的基础上适度肯定宋学。汉学家求客观、重考据，更近似于今天史学的实证研究法，但考古与现实的联系总是隔了一层；而宋儒治经，尽管有臆说之病，但还是有寄托而善于发挥微言大义，容易与现实联系起来。随着形势的发展，一些汉学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尽管他们未必相信宋学，但也不像他们的前辈如惠、戴等人反宋学了。如段玉裁，已意识到白首致力考据于世无甚裨益。有感于“乡无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纷挐”的社会现实，他七十五岁时甚至叹息自己一生“喜言训诂考核”，是“寻其枝叶，略其本根”，结果是“老大无成，追悔已晚”（注：段玉裁：《经韵楼集·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清嘉庆十九年刻本。）。段是戴震的学生，他的《说文解字注》关于“理”、“性”、“道”等字一切变更宋儒故训，尽管他做的是说字的书，但多少也能体现一些乃师反理学之精神。但是到了他的晚年，他的态度有所改变，甚至以学人弃洛闽之学为忧。他认为：“汉人之小学，一艺也；朱子之小学，蒙养之全功也。”对那些言小学崇尚汉人、非议朱子的说法，段氏斥之为“此言尤悖”，他表示自己要常读朱子的书“以省平生之过，以求晚节末路之自全”（注：段玉裁：《经韵楼集·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清嘉庆十九年刻本。）。又据陈寿祺《左海文集·义利辨》：“仪征阮夫子（元）、金坛段若膺（玉裁）寓书来，亦兢兢患风俗之弊。段君曰：‘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之学，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仪征曰：‘近之言汉学者，知宋人虚妄之病，而于圣贤修身立行大节，略而不谈，乃害于其心其事。’二公皆当世通儒，上绍许郑，而其言若是。”（注：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629页。） 此段引文提及阮元，他是有名的汉学“护法”，此时也不再像早期那样鄙薄宋学，而有调合汉宋的倾向了。他说：“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注：阮元：《揅经室集（一）·拟国史儒林传序》，第32页。） 总之，汉学家也认识到死搞学问于世道人心无益了。他们或发挥汉代经学的义理，或适度肯定宋学，调合汉宋，开始有了经世意识和联系治道的自觉性。
嘉、道之际学术转向的标志之三是理学（或曰宋学）势力的回潮。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在下文重点讨论。
三、汉宋之争与理学势力的回潮
清中叶的汉宋之争一般认为是以方东树和江藩的论争为标志的，其实汉宋之争在乾嘉时期（最早可以上溯至康熙中叶）已露端倪。只是乾、嘉时宋学已势单力孤，不足以张其军。直到道光六年（1826年），持宋学立场的方东树写成《汉学商兑》以反击汉学家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形势才有了变化，宋学有卷土重来的趋势。
乾、嘉时期，理学溃不成军，汉学无论从官方到民间，都成了显学。梁启超曾说：“四库馆就是汉学家大本营，《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就这一点论，也可以说是：康熙中叶以来汉宋之争，到开四库馆而汉学派大获全胜。”（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4页。） 梁氏此说大体不错。汉学之所以取代理学，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清初顾炎武“理学即经学”、“以经学之训诂破宋明之语录”的学术路向，对其后的学者影响甚大。学人普遍认为汉代经学去圣不远，未受释道的污染，更切近孔门原旨。其次是阎若璩、胡渭等人对伪古文《尚书》和《易图》的考证无形中动摇了理学的立论基础。再次，理学作为官方哲学，确实也造就了一批口是心非的假道学，人前道貌岸然，人后则为非作歹，致使人们普遍厌弃理学。
理学的衰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皇帝出于专制的需要有意倡导甚至偏袒汉学。关于这一点，钱穆的《国史大纲》说，清廷提倡程朱理学，乃是“利用了元明以来做八股应举的程朱招牌，他们绝不愿学者认真效法程朱，来与闻他们的政权”（注：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61页。）。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理学家一方面是三纲五常的尊奉者；另一方面也标榜“从道不从君”，喜欢以“天理”格君心，成为对帝王专制的牵制者。“文谏死”似乎成了理学家的传统，而这每每引起皇帝的不快。乾隆帝对理学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喜爱到厌恶的过程。原因即是程朱学说中的一些内容易与皇权发生冲突。据洪亮吉纂修的《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对于张廷玉、鄂尔泰、孙嘉淦、朱轼等人“皆侃侃以老成师傅自居”甚为反感，他甚至公开批评宋儒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种种迹象表明，反理学的风气似乎得到统治者某种程度的宽容。咸丰时期，曾国藩受理学精神的鼓舞，给皇帝上了一篇《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尖锐地批评咸丰帝本人的私德，惹得咸丰帝大为不快，几欲治曾的罪。咸丰帝曾经问曾国藩的好友吴廷栋说：“何以学程朱者多拘迂？”（注：参见方宗诚：《吴竹如先生年谱》咸丰二年条下，清光绪四年畿辅志局刊本。） 以上所举，说明了清帝既利用理学又忌讳理学的心态。
在此种背景下，自乾、嘉以至道光初年，理学的地位可谓一落千丈，几乎成了过街之鼠，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弥漫着一股反理学思潮。对这种思潮不满的人则显得有点落落寡合。章学诚说：“至今休、歙之间，少年英俊，不骂程、朱，不得谓之通人，则真罪过，戴氏实为始作俑。”（注：章学诚：《章学诚遗书·补遗·又与朱少白书》，第611页。） 章氏年辈较戴稍晚，基本是同时人，他对戴震的批评是否正确是另一回事，但这段话至少标明了民间反理学势力之高涨。从看官方的态度看，乾隆三十八年（1771年）姚鼐在朱筠的推荐下，进入四库馆撰写提要，但在汉学极盛时代，理学家多受到排斥。由于姚氏的理学背景，所撰提要经常受到其他馆臣的抵制，逼得姚鼐最后辞职离开（注：参见郑福照：《姚惜抱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九年条下，清同治戊辰年刊本。）。让理学家更为难堪的是，元明以来的科举考试一直要求固守朱注，此时却可以与朱熹立异，考试的答策“必诋宋儒”，书店中已买不到濂、洛、关、闽所谓“宋五子”书了。邵懿辰说：“方乾隆中，士大夫骛为考证训诂之学，内不本身心，外不可推行于时，虚声慕古，古籍愈出而经愈裂，文华日盛而质行衰，禁宋以后书不给视，肆人鬻“宋五子”书无过问者，应举为“四书”义敢倍异朱子之说，答策必诋宋儒士。”（注：邵懿辰：《半岩庐遗文·王孝子传》，《仁和邵氏半岩庐所著书》之五，清同治元年刊本。） 乾隆时期的昭梿说：“近世士大夫皆不尚友宋儒，虽江、浙文士之薮，其仕朝者无一人以理学著。”（注：昭梿：《啸亭杂录·满洲二理学之士》，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18页。） 由此可见理学之萧条。
理学萧条的局面之所以会出现，汉学家江藩一段颇为得意的话透露出此中的消息。他在《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中说，乾隆帝钦定或敕撰的“五经”注疏，尽废宋儒义解，几乎全采汉说：“于《诗》则依据毛、郑……于《礼》则以康成为宗，探孔、贾之精微……于《春秋》则取三家之精华，斥安国之迂谬……”我们知道，元明两朝直至康、雍时期的科考经注无一不在朱熹理学范围之内（注：参见侯外庐等编：《宋明理学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乾隆帝一反乃父乃祖甚至元明之成法，“五经”注疏尽废宋说（当然，“四书”仍依朱注），实际上对朱熹的权威是个不小的打击，也难怪应举的士人答策“必诋宋儒”了。
在此种背景下，从乾隆至道光初年的汉宋之争，尽管有程晋芳、翁方纲、姚鼐等宋学派的抗争，但总起来讲，宋学溃不成军，势单力孤。当然情况很复杂，汉宋营垒也不是绝对分明的。汉学家中的有些人物也还同情宋学。如乾嘉时校雠名家顾广圻、《尔雅》专家邵晋涵、考据家刘台拱等人都不满汉学者讥议宋儒，主张兼采汉宋之长。但是总的来说，理学的信仰者甚为寥落。姚鼐虽然不得不对汉学作出妥协，他肯定考据的长处，但反对攻击程朱。他发表了《赠钱献之序》、《复蒋松如书》等一些批评汉学家的文章，但声音小，力量弱，在乾嘉时的汉宋之争中他基本上是个失败者。姚鼐最后不得不辞官，回乡投身教育，执教数十年，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培养出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刘开、陈用光、吴德旋、鲍桂星等名重一时的信奉理学的学者和文人，为道光之后的理学及桐城文派的复兴埋下了种子。
汉宋之争的对峙，以方东树道光十一年（1831年）刊行《汉学商兑》为标志，双方的力量发生了变化，宋学派有东山再起的苗头。方东树（1772—1851），字植之，安徽桐城人，他师从姚鼐，是有名的“姚门四杰”之一。他连应乡试十次，直到五十岁也未能博一第，后不复试。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辗转四方，寻求教职或入幕，借以养家糊口，过着相当贫困的生活。在《答姚石甫书》中，他说：“仆孤穷于世，遝独无见收之人，乃至无一人可共语。”（注：方东树：《仪卫轩文集·答姚石甫书》，清同治七年刊本。） 他的孤立不仅是物质上的贫困，还在于当汉学大炽之时，宗程朱的他显得落落寡合。1818年，汉学家江藩刊印《国朝汉学师承记》，并附有《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将不符合汉儒训诂之学的概摒弃不录，与宋学有一点牵连的也予以拒绝。其书严汉宋之分，而且对宋学不无讥讽，甚至把考证学的开山大师顾炎武、黄宗羲置于最后一卷，原因在于他们的学术仍与理学有牵连。应该说这也是一部充满门户之见的书。受此书的刺激，同样持门户之见的方东树奋起还击，写成《汉学商兑》，对从清初毛奇龄以来的反宋学言论逐一批驳，并对汉学的治学方法大肆抨击，展开了对汉学的全面反攻和清算。
《汉学商兑》的主要内容有如下几点：一是对汉学家群起攻击程朱表示愤慨。他说：“今汉学诸公，口言诵法孔氏，而痛斥义理……不过欲反程朱而已。……平居谈论，若不畔程朱，即非学，言有偶及之者，辄羞恧若将凂焉。若不共戴天之仇，义必如是，而后为丈夫者。”（注：方东树：《汉学商兑》，见钱钟书主编、朱维铮导读：《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401—402、276、405、304—305、279—280页。） 二是为程朱理学辩护。方东树认为，程朱理学严天理人欲之辨，能惩欲窒贪，提升人格，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三是批评汉学家的治经方法。针对汉学家“圣贤义理存乎典章制度”、“训诂明则义理明”的说法，方东树认为，小学并不能取代大学，所谓“以意逆志，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圣人的意思有出于语言文字之外者。再说义理并非都需要从训诂中得出，忠孝信义、进退取予、礼义廉耻等字，不需要读《尔雅》、《说文》，而世无不明者。他讽刺说：“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然则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者也。”（注：方东树：《汉学商兑》，见钱钟书主编、朱维铮导读：《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401—402、276、405、304—305、279—280页。） 四是讥讽汉学家企图通过考礼来恢复三代之治的荒谬。考据家并非全无经世目的，他们企图弄清三代制度并以此作为救世良方。但方东树讽刺说，他们根本弄不清这些制度，到头来互相争吵，不知谁听谁的。比如《周礼》中的《考工记》，对其中三代时的车制：“江氏有《考》，戴氏有《图》，阮氏、金氏、程氏、钱氏皆言车制，同时著述，言人人殊，讫不知谁为定论？”其他如赋役、禄田、宫室、衣服、冕弁，也是“各自专门，亦互相驳斥，不知谁为真知定见”。方东树认为，井田礼乐大端，三代圣人，已不沿袭，按照荀子“法后王”的观点，这些“虽古圣之制，亦尘饭木赀耳”。这些东西，考证出来，固然不错；考不出来，“亦无关于身心性命、国计民生、学术之大”（注：方东树：《汉学商兑》，见钱钟书主编、朱维铮导读：《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401—402、276、405、304—305、279—280页。）。五是批评汉学家与宋儒立异的新义理。如阮元根据郑玄注，重新解释“仁”为“相人偶”，意思是说“必有二人，而仁乃见”。阮氏讽刺宋儒把“仁”解释成玄虚的“生生之意”。方东树反讽道：“‘杀身成仁’，岂必二人同杀，而后成其与人偶乎？”（注：方东树：《汉学商兑》，见钱钟书主编、朱维铮导读：《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401—402、276、405、304—305、279—280页。） 言外之意是说汉学家通过训诂说义理真是扞格不通。又如戴震批评宋儒理欲之辨“祸斯民甚烈”，方东树反驳说：“程朱严辨‘理’、‘欲’，指人主及学人心术邪正言之，乃吃紧本务，与民情同，然好恶之欲迥别。今移此混彼，谓当遂其欲，不当绳之以‘理’，言‘理’则为‘以意见杀人’，此亘古未有之异端邪说。”（注：方东树：《汉学商兑》，见钱钟书主编、朱维铮导读：《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401—402、276、405、304—305、279—280页。） 方氏认为，程朱理欲之辨是针对帝王与学人的心术而言，并非是针对民情好恶而言。他认为戴震的“达情遂欲”说会引发邪欲的流行。
以现代人的思想和眼光看来，汉学家重证据和归纳的治学方法是应该肯定的，这合乎科学的求是精神。即使对三代时的车制和服饰，从现代的史学、考古学、社会学意义上说，也有弄清楚的必要，毕竟求是与致用是两回事。但是在方东树的时代，“以经术饰政术”仍是中国的传统，汉学家治经考经的目的他们自认为仍是为了经世和应用。一旦方东树揭破了他们皇帝的新装，指责他们的考据不仅越考越糊涂，而且于身心性命、国计民生了无益处，这的确也戳到了他们的要害和痛处。方氏的学生苏惇元宣称《汉学商兑》出版之后，考证之学“随之渐熄”（注：方东树：《仪卫轩文集·苏惇元序》，清同治七年刊本。），这当然有点吹捧和夸大的味道，事实上直到晚清，考证学仍在延绵不断，但方东树的指责让汉学家为之气沮倒是实情。
其实，无论汉学还是宋学都是关于儒学的学问，都是读同样的经典，宗共同的祖师，有同样的信仰，本质差别是不太大的。区别在于，理学家的经学是哲学式的研究，是六经注我的方法；而汉学家的经学则是以历史学的方法，以还原经书本义为目的。在理学家那里，儒家伦理道德有天道或本体的支撑，带有宗教家的味道；而汉学家则认为理学家的理本体杂糅了释道，他们试图以训诂的方法将其消解，以恢复原始儒学之真义。说到底，理学家的天理人欲之辨，其实是中世纪时代的一种善良和秩序教育。方东树当然还看不到这一层，他只是觉得汉学家“痛斥穷理，力辟克己反心之学”，会造成人欲横流和社会风俗的败坏。他攻击汉学家为情欲张目，从而“忿欲任情，逾闲荡检，惟以有著述为藏身之固，天下亦遂以此恕之。贪黩卑污者有之，淫纵邪行者有之，愪忿忮克者有之，举无妨于经学通儒之名”（注：方东树：《汉学商兑》，见钱钟书主编、朱维铮导读：《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406页。）。这虽然有些过分，但也不全是污赖之词。如段玉裁当县令贪污；王旭收徒敛财；惠栋的父亲惠士奇被皇帝罚用私财修镇江城，可见其居官敛财之多；毕沅、阮元幕府中汉学家们的丑闻；汪中、焦循、江藩之流的狂狷等等（注：参见朱维铮：《汉学师承记·导言》，见钱钟书主编、朱维铮导读：《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21—22页。）。当然，这些材料或许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汉学家中也有不少为人清介、志节高尚、官声不错的人，如洪亮吉、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孙星衍、江声、武亿等人。同样，道学家中也不是没有拉大旗作虎皮的伪道学和腐败分子。方东树虽然有些偏激和意气用事，但起码说明一点：他对汉学的抨击绝不仅仅局限于治学的技术层面，而是表达了一个知识人对学人通经、修德和致用发生断裂的忧虑。正如日本学者滨口富士雄所指出的，对于鸦片战争前夕吏治腐败、道德堕落、人心风俗和社会环境恶化，方东树认为汉学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鼓吹毫无价值的考证方法应对此负责（注：参见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页。）。
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刊行后再重印，三十年中至少印过五种以上的版本，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注：参见杨怀志、潘忠荣主编：《清代文坛盟主桐城派》，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他说出了一批久受压抑的理学家或同情理学的人物心中想说的话，他们想重新祭起道学家理欲之辨的老调，以表达他们对人欲横流、漠视民瘼、不讲气节等官场风气的不满和对道德问题的关切。如沈垚、藩德舆、陈寿祺、管同、梅曾亮、姚莹、吴廷栋、张海珊等人都言人心风俗之弊，普遍认为“吏治之坏，根于士风；士风之衰，起于不知教化”（注：管同：《因寄轩集初集·与朱干臣书》，清光绪己卯年合肥张士珩本。）。他们认为救世的药石是端正学术、明理欲之辨。理学家倭仁在京师组织“吃糠会”以与奢糜的官场习气相对抗（注：徐珂：《八旗学派》，《清稗类钞》第八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91页。“吃糠会”的记载还见于匡辅之：《倭文端公别传》；李时灿：《中州先哲传·倭仁》。）。唐鉴著《清学案小识》将固守程朱的理学家奉为正宗，大力表彰一批为官清廉的理学名臣。在这样的背景下，曾国藩也受师友影响接受了理学，并调合汉宋，走上了理学经世的道路。所以理学在清中叶的复兴，实非偶然，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出于救世补天的需要而兴起的一股学术思潮。这再一次雄辩地说明，中国学术的发展是无法绕开政治、无法绕开社会现实的。
胡适在评价清中叶学术时说：“这是一个转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上一个世纪获得的知识被保存下来加以巩固，同时产生一种新的怀疑精神，对整个清代学术的健全性与适用性提出疑问，并且探索更新更有用的知识与行动方法，以期有助于内忧外患迫在眉睫的国家。”（注：胡适：《清代名人传略·序》，见A.W.恒慕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译：《清代名人传略》上册，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清中叶学术出现的三个转向， 扭转了乾嘉学术的发展路向，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文经学的大旗由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接过，成为传播西学、鼓吹民主、倡导变法的理论工具。理学的复兴产生了一批严守三纲五常、理欲之辨的“气节”之士，如曾国藩、罗泽南、刘蓉、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当然他们的理学已不同于传统，而是广收杂学，成为理学经世派。这些人物镇压了太平天国，扶清朝的江山于未倒，而且持身严正，清廉自律，促成了社会风气的好转，使清王朝出现了短暂的“同治中兴”局面。汉学的义理化倾向激发了学者在鸦片战争之后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使他们重新思考学以致用的问题。汉学家的科学求是精神与救世热情结合起来，促成了一批士人将汉学的求是研究法由经学扩大到域外地理、典章制度、诸子百家、自然科学等多领域的研究，为后来洋务运动的展开以及科学救国等实学思潮的出现奠定了思维和心理基础。总之，清中叶学术的转向，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风俗形势下对乾嘉学术之反拨，是清代学术发展史上的转捩点和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