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党锢之祸与东林党争
陈宏对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5年05期
【原文出处】《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04期第63～66页
【作者简介】陈宏对，淮南师范学院高教研究所所长，副教授。（安徽 淮南 232001）
【关 键 词】党锢之祸/东林党争/救世悲剧/士人局限
在东汉末年的颓风衰政中，一些正直的士人，以其不屈不挠的无畏精神，振聋发聩令人警醒的言行，激浊扬清、针贬流俗、品核公卿、裁量执政、贬抑豪强，在慷慨激昂的果敢中，张扬救世的激情。出现了以党人为体现的诸多名士，他们以“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诸称号序列，在与皇权的抗争和与宦官集团的对垒中，措辞激烈、不留情面地谏疏、廷争，一步步激怒了皇帝；阶层的高傲，对阉竖的轻蔑和辛辣的指责，与阉党渐成水火。终于在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发生了第一次党锢之祸，司隶校尉李膺等二百余人被诬为党人，并坐下狱。其罪状大抵为结合党徒，指责朝政，破坏风俗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党锢之狱又兴，大举钩党，死者百余人。灵帝熹平二年（公元172年），大狱再兴，太学生遭捕达千余人。至此，党锢之祸实质上已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恐怖行动。阉党籍此挟私报复，到处追捕士林政敌。党锢之祸延续近20年，直至中平元年，黄巾起，天下党人才得大赦。满腔忠直在血腥中被曲解、污蔑，浩劫中的士人激怒了，惴惴不安、观望局促之态一扫而尽。春秋战国以来，漫长历史时期中积淀而成的士人个性再次被激活，并充分彰显出来。他们以义无反顾、视死如归的无畏精神，前赴后继地独承匡时救世的历史责任，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争取士林的价值空间，标榜了士大夫集团的价值取向。
而明末乱世中的东林党争与党锢之祸虽遥隔千余年，但在背景、形式和精神上均有许多相似之处。
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削籍回乡的吏部文选侍郎顾宪成集合同道，在无锡东林书院聚徒讲学。他们抱道忤时，强调明辨事非，主张济物利人。“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皆遥相应和”。[1]显然，顾宪成等人开讲于东林书院，目的在于聚集天下人心士气，影响朝政时局，冷风热血，涤洗乾坤。一时间，东林书院名满天下，政敌诬其意气相投者为“东林党人”。历史上并非真的有过这么一个“党”，而是指历史上有过一批被称为“东林党人”的人士。他们是当时富有责任感、较为正直的士林精英。由于反复遭受打击，名声日隆，“东林党人”成了那个时代正义和良知的代名词。在以浩然之气犯颜直谏，以阶层的高傲痛斥阉党，以置生死于不顾而标凛名节、维护道义等诸多方面，党锢名士与东林党人同理连枝。从容赴死的悲壮，永远是可歌可泣的。而同时，在这两大历史事件中，士林精英，正直之士所受的人身和精神摧残是如此的轮回相似，他们义无反顾的救世行为都以悲剧结束，原因何在，很有必要研究探寻。
一、救世悲剧
党锢之士和东林党争的政治目标都是为了挽救当时日渐衰败的封建政治，均以言论为主要政治行为展开救世运动。
东汉末年的党锢之士政治斗争的主要指向是宦官擅权。中国历史上，阉人深处宫省，因侍奉、取信于天子，虽位卑却易插手国事。宦官拥有重权，广泛参与朝政始于东汉。光武以来，专用阉人传达诏令和掌握文书。和帝、桓帝时，宦官参于诛除窦宪、梁冀，其势日隆，得以参与议事，时有五宦官同日封侯，宠贵无比。秉政弄权的宦官培植亲信，网络党羽，上下错杂，内外而列，逐渐形成了左右朝政的宦官集团。至汉末，宦官几乎全面控制了政权中枢，宦官集团的政治、经济势力迅速膨胀的同时，他们排陷忠良、卖爵分脏、枉法干纪、贪侈骄纵，无恶不作。宦官集团的倒行逆施使东汉后期的政治愈加黑暗腐败。被激怒的正直的士人们，把他们对宦官既有的嫌恶与轻视强化为政治上水火难容的对立和敌视，群集性地口诛笔伐。在大厦将倾之际，扶危持颓的救世热情在蔓延、高涨，士人们自觉承担起社会政治责任。“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执，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2]太学生们群起响应，直言放恣地抨击朝政。面对士人们的政治攻势，宦官们不可能束手待毙，他们一面急切地兑现权力带来的各种利益，一面疯狂地进行反击。
宦官集团有着士人们所不及的政治优势。他们趋奉国主，得以寻机承便奏事，感染皇帝，利用皇权实现自己的政治企图，打击政敌。随着双方的冲突日愈加剧，矛盾和仇恨日见激烈，最终演化成剑拔弩张的较量和殊死决斗。宦官集团利用皇权，以党锢事件的形式于桓帝九年（公元166年）正式向士人们摊牌，这种激烈而残酷的打击，一直迁延至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才告结束。党锢之祸发生之后，慷慨之士毫不退却，不计生命威胁，置诛族之祸于不顾，挺身而出营救党人，并为之辩白。时任太尉的陈蕃不仅拒绝考案李膺等党人罪状，而且以果敢的勇气上疏，极力为党人申辩：“伏见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心无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考案，或禁锢闭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数十年间无复灾眚者，天所弃也。天之于汉，悢悢无已，故殷勤示变，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实在修德。臣位列台司，忧责深重，不敢尸禄惜生，坐观成败。如蒙受录，使身首分裂，异门而出，所不恨也。”[3]他已直言不讳地将桓帝与历史上令人发指的无道昏君相比，将其锁定在亡国之主的序列中，坚定地表白了为匡扶正道、拯救江山死而无怨的磊落情怀。陈蕃这种为践履救世责任而直犯天颜，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的崇高行为，深得时人赞誉。故而，当其即将罹难之际，有官属诸生80余人甘愿追随他共赴危难。抱道守义、无怨无悔的士大夫，成了当时士人们的人格典范，得到正直之士的纷纷效仿，也获得了社会贤良的肯定和敬崇。建宁二年（公元169年），第二次“党锢之祸”起，正废于家中的李膺不肯逃离，他表示：“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生死由命，去将安之？”[4]乃诣诏狱，坦然地等待着自己的死亡。如果说李膺是以不避死亡来完善其作为封建人臣的政治道德的话，那么范滂则用彻底否定自己罪名的形式来表现对自己人生道德的忠实。他断然拒绝狱中罪人祭皋陶的风俗：“皋陶贤者，古之直臣。知滂无罪，将理之于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5]范滂的诘问事实上否认了当时对党人的政治审判。他在回答有关党事活动的审问时，仰天长叹：“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亡日，愿埋滂于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6]显然，范滂在藉文化传统中的道德象征，来证同自己的行为，强化自己的道德信心。建宁二年，大肆捕杀党人，范滂闻讯即就家待捕。县令欲弃官与之一起逃亡，他拒绝道：“滂死而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7]在道德信条与生命悲剧令人难以抉择的冲突中，范滂以自己的死难坚守了士人们的名节。
党锢之士悲壮的救世行为，获得了士林普遍的同情和支持。第二次党锢之祸发生后，一些士大夫抛却前程，想方设法对他们所崇敬的斗士进行救助。陈蕃死后，他的好友朱穆弃官为其收尸，藏匿其子。事发入狱，合门桎梏。为保全陈蕃之子的性命，朱震受尽酷刑，誓死不言。在另一位党锢名士张俭逃亡时，无论名门望族，还是寻常布衣，只要这位作为国家罪人的亡命者望门投止，他们都“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8]相识的和不相识的人们用崇敬和良知铸就的救护之链，到处延伸，不间断地为张俭提供方便，长达十几年之久。许多党锢之士就是在这样的救助下，得全性命。而为此破族屠身者，难以计数。面对这种救助可能出现的血腥后果而前赴后继，不屈不挠，不仅仅是基于对党锢人士的肯定和崇敬，更重要的是士林普遍认为所谓“党祸”，是忠臣志士不幸被奸臣贼子所诬陷。于是，士人与皇权之间的冲突空前激烈，平原相不肯在自己的辖区内执行清除党人的诏令，来自皇帝、宦官的以国家名义进行的镇压，非但未能压服士心，相反，天下多怨，海内失望。
党祸所涉及的人员数目难以确知，史载：仅建宁二年死徙废禁者就达六七百人；喜平元年，办案者“四处逐捕，及太学生，系者千余人”。[9]与大多数政治迫害一样，一些人藉势发泄了其平素积累的私怨，在皇帝和朝廷的名义下进行合法的报复。这种灾难性的打击，使东汉末年士林精英锐减，治理社会的优秀人力资源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遂使朝廷奸佞横行。
东汉末年这场士大夫自发的匡时救世的社会政治运动，并未达到士人们预定的政治目标。节烈之士不惧危难地图存社稷朝廷，终不免于事败身死，显示着时代命运的不可逆转。士林精英的奋起救世，非但未能改变历史的方向、政权的前途，反而身殉多难的国家，与他们所救护的对象一同毁灭。
这种悲剧在明朝末年的东林党争中极为相似地再次重现。
东林党争早期是围绕“立储”问题和如何解决三案（挺击、红丸、移宫）而展开的。基本上是在不同派别的士大夫之间进行的，杂以宫廷势力。官僚集团内部的斗争双方都遵守一定的潜规则。失败者一般并无身家性命之忧，无非遭贬逐，一但机遇来临，仍有东山再起的可能。当人品卑劣的内阁大学士魏广征受到东林党人的参劾后，为了自保而投靠魏忠贤，自称“宗侄”，终于引发宦官集团正式介入明末党争。阉党对东林党人的镇压，完全超出官场常规，变成了一场栽赃陷害、荒谬残忍的疯狂迫害和屠杀。东林党人和党锢名士一样，义无反顾地从容赴死。曾在东林书院讲学的高攀龙得知缇骑已出发来逮捕他，坦然而笑，饮食起居一如平时。当他平静地处理好有关事宜后，投水自尽。留有“遗表”说：“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辱则国辱，故向此叩头，从屈平之遗则。”[9]他以自杀的形式来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对滥施刑辱提出了抗议。左光斗在狱中受尽酷刑，史载其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然而拒不伏罪，其道德自信与名节珍惜构铸了东林名士的精神支柱。
崇祯继位仅三个月就诛杀了魏忠贤及其阉党。东林党人得以昭雪，而东林党同其政敌间的党争则贯穿崇祯一朝之始终。重新进入权力中心的东林党人并未能革弊鼎新，挽救明末颓势。与党锢名士一样，其救世行为末能取得预期的政治效果，最终殉身于倾倒的王朝。
我们不能把历史的不朽与否对应于现实的成败。士人们难以客观地审视自己的成败，他们总是为世俗权威的道义所困绕，并甘愿为其献身。由此，奋斗中的悲壮成就了他们道义上的崇高。于是，名节就成了他们道德生命的惟一表征。对于未来的企盼，使得士人们容易获得内在的鼓舞，他们往往自觉而又充满理想地承担起拯治天下、救助苍生的社会责任。士人们的救世悲剧就在于：他们是朝廷最正直、最忠诚的维护者，却又是备受朝廷摧残的受害者；他们具有满腔的热情，却又缺乏救世的能力和条件，只能成为皇朝的殉葬品。他们的高尚品质，使他们的救世悲剧更令古今扼腕。
二、士人们的局限
导致党锢之士和东林党人的救世悲剧的原因是极为复杂的，主要缘自士人们的自身局限。
自秦大一统以来，尤其是汉武帝“罴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士人就丧失了独立的社会主体地位。其阶层价值的实现，必须依附于政治权势，他们不具备可资独立使用的政治、经济资源。这种困境不仅导致了士人在救世过程中的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且决定着这个阶层在漫长封建时期内的悲剧性历史和传统。而封建统治的体系，又必须依靠士阶层的技术支持。一旦士阶层对社会和皇权的批判过于激烈，就会遭到打击；一旦统治极度困难，又需要士阶层的支持和参与。这决定着士阶层悲剧命运的周而复始。党锢之士和东林党人的基本相似的命运可堪明证。东汉末，黄巾起义使朝廷解除党锢，皇权与士阶层暂时和解；明末，东北边患及政治衰败使东林党人得以洗冤，皇权与士阶层再度联手。
士阶层长期积淀而成的自傲和优越，使之不易与其他阶层平等相处，尤其是对阉人的卑视，往往会激化与宦官集团的矛盾。宦官并非人人奸佞卑鄙，而士阶层往往把他们作为整体斗争对象。冀州刺史朱穆对宦官深恶痛绝，有宦者葬父僭制，他要求郡吏查验，竟剖棺出尸，收捕其家属。后朱穆为尚书，欲除宦官之志愈发坚定，不顾桓帝怨怒，明确要求罢省宦官。在朱穆的观念里，宦官乱政害国是出自他们恶劣的天性。在对宦官的指责抨击中，士人们恣意宣泄着对宦官的敌视和仇恨，甚至对阉人的身体残损进行辱骂。延熹年间，士人们打击宦官及其徒属朋党的行为尤为猛烈。在其管理范围、权限之内对宦官集团纤罪必诛，毫不宽贷。东海相黄浮因中常侍综璜的侄子宣残杀无辜女子而收拷其家属，将徐宣论罪弃市，暴尸示众。并说：“徐宣国贼，今日杀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10]徐宣之罪当死，但黄浮情绪化的言语中张扬着对宦官及其党羽的极大仇恨。其时，弹劫、惩治宦官近臣及其党羽成为考验士大夫的政治责任、立场和勇气的时代焦点。然而，就是在这种士人与宦官冲突白热化而后者占据上风的情况下，仍有宦官背弃了他名义上所属的集团。中常侍吕强为人清忠奉公，黄中起，吕强建议灵帝大赦党人，又欲诛左右贪浊者，整肃吏事，结果为其他宦官所谗害。绝望的吕强愤怒地表示：“吾死，乱起矣。丈夫尽忠国家，岂能对狱卒乎！”[11]遂自杀。他在政治主张上与“党人”和士林完全吻合，庄严自重的情怀使他获得了与士人一样的人格尊严。由此可见，把宦官集团作为整体来打击，显然有失公允，在斗争策略上也是欠妥的，不明智的。
士人们长期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其中多有迂腐和呆板者，缺乏审时度势处理复杂政治事务的灵活机变，并把忠于皇权看作道德的核心准则。名臣陈蕃素来深疾宦官，认为宦官是天下祸乱的罪魁，遂谋欲除之。还在谋划诛除宦官之初，就向天下、向敌人公布了自己的立场。他上疏曰：“臣闻言不正而行不正，则为欺乎天而负乎人。危言极意，则群凶侧目，祸不旋踵，钧此二者，臣宁得祸，不敢欺天也。”继论宦官“元恶大奸，莫此之甚。今不急诛必生变乱，倾危社稷，其祸难量。愿出臣章宣文左右，并令天下诸奸知臣疾之。”[12]他确信自己所进行的救世事业是正义而又光明磊落的，没有必要对群小藏匿自己的观点。这种上不负天、下不负人的深刻自信，不惮于把自己亮于明处。从做人角度看，陈蕃是铮铮硬汉；从政治策略角度看，他无疑给自己的政敌提供了最绝密的信息，使自己的敌人有时间准备应变，保护自己。而士人们的政敌在斗争的手法上却不循规蹈矩，栽赃陷害、造谣中伤，无所不为，魏忠贤就经常矫诏捕杀东林党人。正直没有绝对的标签，因是非标准的不同而见仁见智。历史上忠而见疑者比比皆是，即使是忠心为国者，也可以被认为是“售直取名”、“矫情示忠”。诚如是，在皇帝眼中，孰是孰非往往很难定夺。士大夫往往与皇帝据理力争，不经意中损伤了皇帝的权威和自尊。明崇祯年间，朝臣姜采、熊开元弹劾首辅周延儒，触怒崇祯，姜、熊二人被下大狱，并下密旨，务将二人就狱中打死。都御史刘宗周知情后上殿力争，崇祯仰脸观视房梁，听也不听，从早晨耗到中午，刘宗周也不肯退下。崇祯大怒，遂将刘宗周削职为民。封建王朝，皇权至尊，独断乾纲，说一不二。刘宗周凛然正气，固然可敬，但如是，往往使事情的结果更为糟糕。痴忠则拗，拗则倔，倔则狂，狂则乱。
上述士人们的几种局限，士林对之都缺乏客观的自省，也无法超越。由此而使士人们难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主体，具有无可奈何的政治依附性。而其阶层与生俱来的清高与骄傲又使其政治依附性呈畸型表现。往往把复杂残酷的政治斗争变为单纯的道德原则、精神价值上的冲突和较量，以相对固定的思维和行为反复抗争，即使头破血流，身死族灭，也锲而不舍，不改初衷。他们注重的往往不是政治斗争的结果，而是政治斗争的热情、责任和高风亮节。士人希冀以批判形式匡正皇权政治的失误，但缺乏相应的运作技术，对现实政治的干预往往毫无成效，还可能引发反弹效应。
士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越感，使他们不自觉地将自己的价值取向驾凌于社会其他阶层之上，不屑与其它阶层进行平等的联系，导致了士人们在心理上、情感上与其他阶层的相对隔离。因而士人们在政治斗争中往往较为孤立。而独立又恰恰印证阶层的优越性，使其清高和骄傲的典型心态恣意蔓延。他们难以脚踏实地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纠缠于伦理是非矢志不渝。观党锢之士、东林党人在腥风血雨中的政治呐喊，绝少旨关国计民生的大政方针。不少谏疏、廷争为标名而上，为斗气而立。象姜采、熊开元之流的所做作为，很难说是匡正之举；刘宗周与崇祯的廷争耗时，犹如儿童过家家一般。
士人们的种种局限，导致了该阶层在理想的豪迈与空洞、行为的勇敢与盲目、是非标准的执着与教条、自我意识的强烈和狭隘等诸多方面的难以自拔，注定了他们的救世悲剧和失败命运。
三、结束语
尽管党锢之士和东林党人的救世企盼未能实现，但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彰显了士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的道德品质。中国封建社会就是在该阶层不断的失败中成功发展的。基于这种认知，士人们又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成功群体。他们的优秀品质成为了中华民族绵延不断的优良传统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注：本文撰写，颇多受益于于迎春、陈椿年两位先生的研究成果，特此致谢！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5年05期
【原文出处】《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04期第63～66页
【作者简介】陈宏对，淮南师范学院高教研究所所长，副教授。（安徽 淮南 232001）
| 【内容提要】 | 党锢之祸和东林党争分别为东汉末年和明朝末年两大救世悲剧。两大历史事件遥隔千余年，其间，士人们的救世行为和所遭受的残酷打击颇多相似之处。究其原因，主要缘自士人们的自身局限；士人们不具备独立的社会主体地位；士阶层特有的清高和自傲，不易与其他阶层平等相处；长期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较多迂腐和呆板，缺乏机变处理复杂政治事务的能力；与皇权的激烈对抗。 |
而明末乱世中的东林党争与党锢之祸虽遥隔千余年，但在背景、形式和精神上均有许多相似之处。
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削籍回乡的吏部文选侍郎顾宪成集合同道，在无锡东林书院聚徒讲学。他们抱道忤时，强调明辨事非，主张济物利人。“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皆遥相应和”。[1]显然，顾宪成等人开讲于东林书院，目的在于聚集天下人心士气，影响朝政时局，冷风热血，涤洗乾坤。一时间，东林书院名满天下，政敌诬其意气相投者为“东林党人”。历史上并非真的有过这么一个“党”，而是指历史上有过一批被称为“东林党人”的人士。他们是当时富有责任感、较为正直的士林精英。由于反复遭受打击，名声日隆，“东林党人”成了那个时代正义和良知的代名词。在以浩然之气犯颜直谏，以阶层的高傲痛斥阉党，以置生死于不顾而标凛名节、维护道义等诸多方面，党锢名士与东林党人同理连枝。从容赴死的悲壮，永远是可歌可泣的。而同时，在这两大历史事件中，士林精英，正直之士所受的人身和精神摧残是如此的轮回相似，他们义无反顾的救世行为都以悲剧结束，原因何在，很有必要研究探寻。
一、救世悲剧
党锢之士和东林党争的政治目标都是为了挽救当时日渐衰败的封建政治，均以言论为主要政治行为展开救世运动。
东汉末年的党锢之士政治斗争的主要指向是宦官擅权。中国历史上，阉人深处宫省，因侍奉、取信于天子，虽位卑却易插手国事。宦官拥有重权，广泛参与朝政始于东汉。光武以来，专用阉人传达诏令和掌握文书。和帝、桓帝时，宦官参于诛除窦宪、梁冀，其势日隆，得以参与议事，时有五宦官同日封侯，宠贵无比。秉政弄权的宦官培植亲信，网络党羽，上下错杂，内外而列，逐渐形成了左右朝政的宦官集团。至汉末，宦官几乎全面控制了政权中枢，宦官集团的政治、经济势力迅速膨胀的同时，他们排陷忠良、卖爵分脏、枉法干纪、贪侈骄纵，无恶不作。宦官集团的倒行逆施使东汉后期的政治愈加黑暗腐败。被激怒的正直的士人们，把他们对宦官既有的嫌恶与轻视强化为政治上水火难容的对立和敌视，群集性地口诛笔伐。在大厦将倾之际，扶危持颓的救世热情在蔓延、高涨，士人们自觉承担起社会政治责任。“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执，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2]太学生们群起响应，直言放恣地抨击朝政。面对士人们的政治攻势，宦官们不可能束手待毙，他们一面急切地兑现权力带来的各种利益，一面疯狂地进行反击。
宦官集团有着士人们所不及的政治优势。他们趋奉国主，得以寻机承便奏事，感染皇帝，利用皇权实现自己的政治企图，打击政敌。随着双方的冲突日愈加剧，矛盾和仇恨日见激烈，最终演化成剑拔弩张的较量和殊死决斗。宦官集团利用皇权，以党锢事件的形式于桓帝九年（公元166年）正式向士人们摊牌，这种激烈而残酷的打击，一直迁延至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才告结束。党锢之祸发生之后，慷慨之士毫不退却，不计生命威胁，置诛族之祸于不顾，挺身而出营救党人，并为之辩白。时任太尉的陈蕃不仅拒绝考案李膺等党人罪状，而且以果敢的勇气上疏，极力为党人申辩：“伏见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心无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考案，或禁锢闭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数十年间无复灾眚者，天所弃也。天之于汉，悢悢无已，故殷勤示变，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实在修德。臣位列台司，忧责深重，不敢尸禄惜生，坐观成败。如蒙受录，使身首分裂，异门而出，所不恨也。”[3]他已直言不讳地将桓帝与历史上令人发指的无道昏君相比，将其锁定在亡国之主的序列中，坚定地表白了为匡扶正道、拯救江山死而无怨的磊落情怀。陈蕃这种为践履救世责任而直犯天颜，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的崇高行为，深得时人赞誉。故而，当其即将罹难之际，有官属诸生80余人甘愿追随他共赴危难。抱道守义、无怨无悔的士大夫，成了当时士人们的人格典范，得到正直之士的纷纷效仿，也获得了社会贤良的肯定和敬崇。建宁二年（公元169年），第二次“党锢之祸”起，正废于家中的李膺不肯逃离，他表示：“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生死由命，去将安之？”[4]乃诣诏狱，坦然地等待着自己的死亡。如果说李膺是以不避死亡来完善其作为封建人臣的政治道德的话，那么范滂则用彻底否定自己罪名的形式来表现对自己人生道德的忠实。他断然拒绝狱中罪人祭皋陶的风俗：“皋陶贤者，古之直臣。知滂无罪，将理之于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5]范滂的诘问事实上否认了当时对党人的政治审判。他在回答有关党事活动的审问时，仰天长叹：“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亡日，愿埋滂于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6]显然，范滂在藉文化传统中的道德象征，来证同自己的行为，强化自己的道德信心。建宁二年，大肆捕杀党人，范滂闻讯即就家待捕。县令欲弃官与之一起逃亡，他拒绝道：“滂死而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7]在道德信条与生命悲剧令人难以抉择的冲突中，范滂以自己的死难坚守了士人们的名节。
党锢之士悲壮的救世行为，获得了士林普遍的同情和支持。第二次党锢之祸发生后，一些士大夫抛却前程，想方设法对他们所崇敬的斗士进行救助。陈蕃死后，他的好友朱穆弃官为其收尸，藏匿其子。事发入狱，合门桎梏。为保全陈蕃之子的性命，朱震受尽酷刑，誓死不言。在另一位党锢名士张俭逃亡时，无论名门望族，还是寻常布衣，只要这位作为国家罪人的亡命者望门投止，他们都“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8]相识的和不相识的人们用崇敬和良知铸就的救护之链，到处延伸，不间断地为张俭提供方便，长达十几年之久。许多党锢之士就是在这样的救助下，得全性命。而为此破族屠身者，难以计数。面对这种救助可能出现的血腥后果而前赴后继，不屈不挠，不仅仅是基于对党锢人士的肯定和崇敬，更重要的是士林普遍认为所谓“党祸”，是忠臣志士不幸被奸臣贼子所诬陷。于是，士人与皇权之间的冲突空前激烈，平原相不肯在自己的辖区内执行清除党人的诏令，来自皇帝、宦官的以国家名义进行的镇压，非但未能压服士心，相反，天下多怨，海内失望。
党祸所涉及的人员数目难以确知，史载：仅建宁二年死徙废禁者就达六七百人；喜平元年，办案者“四处逐捕，及太学生，系者千余人”。[9]与大多数政治迫害一样，一些人藉势发泄了其平素积累的私怨，在皇帝和朝廷的名义下进行合法的报复。这种灾难性的打击，使东汉末年士林精英锐减，治理社会的优秀人力资源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遂使朝廷奸佞横行。
东汉末年这场士大夫自发的匡时救世的社会政治运动，并未达到士人们预定的政治目标。节烈之士不惧危难地图存社稷朝廷，终不免于事败身死，显示着时代命运的不可逆转。士林精英的奋起救世，非但未能改变历史的方向、政权的前途，反而身殉多难的国家，与他们所救护的对象一同毁灭。
这种悲剧在明朝末年的东林党争中极为相似地再次重现。
东林党争早期是围绕“立储”问题和如何解决三案（挺击、红丸、移宫）而展开的。基本上是在不同派别的士大夫之间进行的，杂以宫廷势力。官僚集团内部的斗争双方都遵守一定的潜规则。失败者一般并无身家性命之忧，无非遭贬逐，一但机遇来临，仍有东山再起的可能。当人品卑劣的内阁大学士魏广征受到东林党人的参劾后，为了自保而投靠魏忠贤，自称“宗侄”，终于引发宦官集团正式介入明末党争。阉党对东林党人的镇压，完全超出官场常规，变成了一场栽赃陷害、荒谬残忍的疯狂迫害和屠杀。东林党人和党锢名士一样，义无反顾地从容赴死。曾在东林书院讲学的高攀龙得知缇骑已出发来逮捕他，坦然而笑，饮食起居一如平时。当他平静地处理好有关事宜后，投水自尽。留有“遗表”说：“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辱则国辱，故向此叩头，从屈平之遗则。”[9]他以自杀的形式来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对滥施刑辱提出了抗议。左光斗在狱中受尽酷刑，史载其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然而拒不伏罪，其道德自信与名节珍惜构铸了东林名士的精神支柱。
崇祯继位仅三个月就诛杀了魏忠贤及其阉党。东林党人得以昭雪，而东林党同其政敌间的党争则贯穿崇祯一朝之始终。重新进入权力中心的东林党人并未能革弊鼎新，挽救明末颓势。与党锢名士一样，其救世行为末能取得预期的政治效果，最终殉身于倾倒的王朝。
我们不能把历史的不朽与否对应于现实的成败。士人们难以客观地审视自己的成败，他们总是为世俗权威的道义所困绕，并甘愿为其献身。由此，奋斗中的悲壮成就了他们道义上的崇高。于是，名节就成了他们道德生命的惟一表征。对于未来的企盼，使得士人们容易获得内在的鼓舞，他们往往自觉而又充满理想地承担起拯治天下、救助苍生的社会责任。士人们的救世悲剧就在于：他们是朝廷最正直、最忠诚的维护者，却又是备受朝廷摧残的受害者；他们具有满腔的热情，却又缺乏救世的能力和条件，只能成为皇朝的殉葬品。他们的高尚品质，使他们的救世悲剧更令古今扼腕。
二、士人们的局限
导致党锢之士和东林党人的救世悲剧的原因是极为复杂的，主要缘自士人们的自身局限。
自秦大一统以来，尤其是汉武帝“罴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士人就丧失了独立的社会主体地位。其阶层价值的实现，必须依附于政治权势，他们不具备可资独立使用的政治、经济资源。这种困境不仅导致了士人在救世过程中的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且决定着这个阶层在漫长封建时期内的悲剧性历史和传统。而封建统治的体系，又必须依靠士阶层的技术支持。一旦士阶层对社会和皇权的批判过于激烈，就会遭到打击；一旦统治极度困难，又需要士阶层的支持和参与。这决定着士阶层悲剧命运的周而复始。党锢之士和东林党人的基本相似的命运可堪明证。东汉末，黄巾起义使朝廷解除党锢，皇权与士阶层暂时和解；明末，东北边患及政治衰败使东林党人得以洗冤，皇权与士阶层再度联手。
士阶层长期积淀而成的自傲和优越，使之不易与其他阶层平等相处，尤其是对阉人的卑视，往往会激化与宦官集团的矛盾。宦官并非人人奸佞卑鄙，而士阶层往往把他们作为整体斗争对象。冀州刺史朱穆对宦官深恶痛绝，有宦者葬父僭制，他要求郡吏查验，竟剖棺出尸，收捕其家属。后朱穆为尚书，欲除宦官之志愈发坚定，不顾桓帝怨怒，明确要求罢省宦官。在朱穆的观念里，宦官乱政害国是出自他们恶劣的天性。在对宦官的指责抨击中，士人们恣意宣泄着对宦官的敌视和仇恨，甚至对阉人的身体残损进行辱骂。延熹年间，士人们打击宦官及其徒属朋党的行为尤为猛烈。在其管理范围、权限之内对宦官集团纤罪必诛，毫不宽贷。东海相黄浮因中常侍综璜的侄子宣残杀无辜女子而收拷其家属，将徐宣论罪弃市，暴尸示众。并说：“徐宣国贼，今日杀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10]徐宣之罪当死，但黄浮情绪化的言语中张扬着对宦官及其党羽的极大仇恨。其时，弹劫、惩治宦官近臣及其党羽成为考验士大夫的政治责任、立场和勇气的时代焦点。然而，就是在这种士人与宦官冲突白热化而后者占据上风的情况下，仍有宦官背弃了他名义上所属的集团。中常侍吕强为人清忠奉公，黄中起，吕强建议灵帝大赦党人，又欲诛左右贪浊者，整肃吏事，结果为其他宦官所谗害。绝望的吕强愤怒地表示：“吾死，乱起矣。丈夫尽忠国家，岂能对狱卒乎！”[11]遂自杀。他在政治主张上与“党人”和士林完全吻合，庄严自重的情怀使他获得了与士人一样的人格尊严。由此可见，把宦官集团作为整体来打击，显然有失公允，在斗争策略上也是欠妥的，不明智的。
士人们长期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其中多有迂腐和呆板者，缺乏审时度势处理复杂政治事务的灵活机变，并把忠于皇权看作道德的核心准则。名臣陈蕃素来深疾宦官，认为宦官是天下祸乱的罪魁，遂谋欲除之。还在谋划诛除宦官之初，就向天下、向敌人公布了自己的立场。他上疏曰：“臣闻言不正而行不正，则为欺乎天而负乎人。危言极意，则群凶侧目，祸不旋踵，钧此二者，臣宁得祸，不敢欺天也。”继论宦官“元恶大奸，莫此之甚。今不急诛必生变乱，倾危社稷，其祸难量。愿出臣章宣文左右，并令天下诸奸知臣疾之。”[12]他确信自己所进行的救世事业是正义而又光明磊落的，没有必要对群小藏匿自己的观点。这种上不负天、下不负人的深刻自信，不惮于把自己亮于明处。从做人角度看，陈蕃是铮铮硬汉；从政治策略角度看，他无疑给自己的政敌提供了最绝密的信息，使自己的敌人有时间准备应变，保护自己。而士人们的政敌在斗争的手法上却不循规蹈矩，栽赃陷害、造谣中伤，无所不为，魏忠贤就经常矫诏捕杀东林党人。正直没有绝对的标签，因是非标准的不同而见仁见智。历史上忠而见疑者比比皆是，即使是忠心为国者，也可以被认为是“售直取名”、“矫情示忠”。诚如是，在皇帝眼中，孰是孰非往往很难定夺。士大夫往往与皇帝据理力争，不经意中损伤了皇帝的权威和自尊。明崇祯年间，朝臣姜采、熊开元弹劾首辅周延儒，触怒崇祯，姜、熊二人被下大狱，并下密旨，务将二人就狱中打死。都御史刘宗周知情后上殿力争，崇祯仰脸观视房梁，听也不听，从早晨耗到中午，刘宗周也不肯退下。崇祯大怒，遂将刘宗周削职为民。封建王朝，皇权至尊，独断乾纲，说一不二。刘宗周凛然正气，固然可敬，但如是，往往使事情的结果更为糟糕。痴忠则拗，拗则倔，倔则狂，狂则乱。
上述士人们的几种局限，士林对之都缺乏客观的自省，也无法超越。由此而使士人们难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主体，具有无可奈何的政治依附性。而其阶层与生俱来的清高与骄傲又使其政治依附性呈畸型表现。往往把复杂残酷的政治斗争变为单纯的道德原则、精神价值上的冲突和较量，以相对固定的思维和行为反复抗争，即使头破血流，身死族灭，也锲而不舍，不改初衷。他们注重的往往不是政治斗争的结果，而是政治斗争的热情、责任和高风亮节。士人希冀以批判形式匡正皇权政治的失误，但缺乏相应的运作技术，对现实政治的干预往往毫无成效，还可能引发反弹效应。
士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越感，使他们不自觉地将自己的价值取向驾凌于社会其他阶层之上，不屑与其它阶层进行平等的联系，导致了士人们在心理上、情感上与其他阶层的相对隔离。因而士人们在政治斗争中往往较为孤立。而独立又恰恰印证阶层的优越性，使其清高和骄傲的典型心态恣意蔓延。他们难以脚踏实地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纠缠于伦理是非矢志不渝。观党锢之士、东林党人在腥风血雨中的政治呐喊，绝少旨关国计民生的大政方针。不少谏疏、廷争为标名而上，为斗气而立。象姜采、熊开元之流的所做作为，很难说是匡正之举；刘宗周与崇祯的廷争耗时，犹如儿童过家家一般。
士人们的种种局限，导致了该阶层在理想的豪迈与空洞、行为的勇敢与盲目、是非标准的执着与教条、自我意识的强烈和狭隘等诸多方面的难以自拔，注定了他们的救世悲剧和失败命运。
三、结束语
尽管党锢之士和东林党人的救世企盼未能实现，但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彰显了士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的道德品质。中国封建社会就是在该阶层不断的失败中成功发展的。基于这种认知，士人们又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成功群体。他们的优秀品质成为了中华民族绵延不断的优良传统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注：本文撰写，颇多受益于于迎春、陈椿年两位先生的研究成果，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