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代西北边镇研究述评
田澍/毛雨辰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5年04期
【原文出处】《西域研究》(乌鲁木齐)2005年02期第104～114页
【作者简介】田澍 毛雨辰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关 键 词】明代/西北边镇/防御体系/防御工事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明史研究中，明代“九边”一直是史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分布在西北边境的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镇，做为明长城防线上的“九镇”中的四大重镇，其地位在整个防御体系中举足轻重。为了便于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课题，有必要对有关西北边镇的学术研究成果做一简要的评述。在资料搜索中，难免挂一漏万，不妥之处，敬请专家斧正。
一、明代北部防御体系构建的时代背景及西北四镇的设置
有明一代对北部的防务建设始终是明朝的头等大事。元顺帝虽在明军的强大攻势下逃往漠北，但仍有很强的军事力量，对明朝的国防安全造成了巨大而持久的威胁。华夏子认为，元顺帝逃至塞北后，“占有东至呼伦贝尔湖，西至天山，北抵额尔齐斯河及叶尼塞河上游，南至现在长城一线的广阔领土。在陕西、甘肃有河南王扩廓帖木尔的十八万人马。在辽东方面有右尉纳哈出指挥下的二十万军队。在云南则有元宗室梁王的一支力量。元顺帝以辽东和陕甘为左、右翼，居中调度，时刻都在想收复失地，重主中原。”（注：华夏子：《明长城考实》，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29～30页。）肖立军也认为：“蒙古是明王朝最大的威胁，对此朱元璋及以后的历朝君臣都十分清楚。洪武初年，已稳坐江山的朱元璋说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一是历代传国玺在胡；二是统兵王保保未擒；三是前元太子不闻问。’所言三事无一不与蒙古有关，直到晚年，他仍然‘对北鄙尤加系心’。到了嘉靖时期，甚至有人认为‘今日之事莫大于边防’。明代的北部边防主要是为防御蒙古而设。”（注：肖立军：《明代中后期九边兵制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页。）可以说，欲图复辟的残元势力是明朝在北部的主要边患，也是明廷特别重视北部防御的主要原因。这是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
战略防御是明王朝一贯奉行的军事方略，这一策略是建立在当时明蒙双方军事力量基本均衡基础上的。不论是明前期曾一度采取的进攻态势，还是中后期的退守策略，都是当时双方力量对比变化的反映。刘仲华认为：明朝初年，“封建统治者诉诸武力，欲一举歼灭北元政权，先后北征数次，虽削弱了蒙古军事实力，但始终没能使蒙古臣服。在通过战争征服不了蒙古的情况下，明朝改变了策略，从洪武年间就开始进行全面的防御布置，到永乐年间，修筑了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绵延万里的防线。”（注：刘仲华：《明代嘉隆两朝九边消极的防守策略》，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华夏子认为：由于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明朝想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缓和社会矛盾，恢复生产力。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明王朝无力彻底解决蒙古族在塞北的压力。”他还认为：朱元璋在洪武五年大举进攻漠北的失败，使其深刻认识到，明朝是“不可能彻底消灭蒙古族军事力量的，虽然以后又有多次对蒙古族的征战，但也是以攻为守，并没有改变战略上的防御局面。”（注：华夏子：《明长城考实》，第30页。）
明朝北部防线的形成及建设的基本格局，是洪武至永乐年间奠定的，在正统以后逐渐充实和完善的。华夏子认为朱元璋五次北征，“基本上奠定了明朝边地的稳定局面。”（注：华夏子：《明长城考实》，第30页。）韦占彬认为：“明代北部边防的建设始于明太祖洪武时期。”（注：韦占彬：《明代“九边”设置时间辨析》，载《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3期。）而对“九镇”的形成，肖立军认为：“辽东、甘肃、大同三镇设立于洪武时期；宁夏、宣府、蓟镇设立于永乐即位之初；延绥镇设立于正统年间。”设镇的具体时间多不可详考，总的说来，“九边肇设于明初，正统、弘治、嘉靖等时不断充实，形成边镇防线。”（注：肖立军：《明代中后期九边兵制研究》，第81～82页。）
明代西北的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镇，是明朝在西北的四大军政重镇，也是明朝北部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四镇的设置与当时经济、政治、军事等诸多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对此，学者从不同方面予以论述。华夏子认为：残元各部先后“进入河套，并以此为根据地，出河套则寇宣府、大同、三关以震畿辅；入河套则寇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以扰关中。”（注：华夏子：《明长城考实》，第37页。）史念海认为：“嘉峪关东的甘州设有甘肃镇，若北来的进攻者冲过甘肃镇，企图东入关中，固原一途也是必经之路。延绥镇固在关中之北，然有河套南下的鞑靼，却也扩展其抄掠的地区，不以延绥为限。”（注：史念海：《论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其历史军事地理》（下篇），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3辑。）韦占彬指出：“甘肃、青海一带正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控制着中原王朝通使西域的惟一途经。该地区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原王朝与西域地区诸政权的正常往来。”（注：韦占彬：《明初西北边镇述略》，载《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1期。）明朝边镇是在沿边都司卫所设置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并在历朝统治者的关注下逐步完善的。赵毅、胡凡认为：“沿边都司与卫所的设立，是洪武年间乃至整个明代北部边防的基本建设，它是北边防线的物质基础。”（注：赵毅、胡凡：《论明代洪武时期北部边防建设》，载《东北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对于各边镇的设置，肖立军认为：“一般说来，边防都司或镇守武将的设置表明该镇的初设，而巡抚一职的定设则表明此镇最后形成。”（注：肖立军：《明代中后期九边兵制研究》，第72页。）现就西北四镇的研究概况分述如下：
1.延绥镇
延绥镇亦称榆林镇，为明朝初设的边镇之一。学界对延绥镇设置的时间有不同的看法，华夏子认为：“镇守延绥总兵挂镇西将军印，为洪熙元年（1425年）所领。”（注：华夏子：《明长城考实》，第72页。）史念海论道：“明代长城西起嘉峪关，东抵鸭绿江畔，绵亘万里，只好分地守卫。明代为此，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注：史念海：《论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其历史军事地理》（下篇）。）肖立军则认为：“正统以前，延绥总兵官至少没有定设。”（注：肖立军：《明代中后期九边兵制研究》，第79页。）赵毅、胡凡也认为延绥不应该为明代初设军镇，“延绥之成为军事重镇，乃是正统以后的事，《明史》将延绥列为初设之四镇，揆诸史实，殊为谬误。国内学者不察，论述明代九边时基本按照此说，统而论之。”（注：赵毅、胡凡：《论明代洪武时期北部边防建设》，载《东北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韦占彬则认为延绥设镇似在天顺年初期，说：“杨信为延绥总兵官是在天顺二年（1458年），这与‘初设’之说显然相矛盾。天顺初鞑靼部崛起，出入河套，直接威胁到陕北的安全，所以，天顺二年，明王朝封镇守延绥都督同知杨信为彰武伯，‘命充总兵官，佩征虏副将军印，镇守延绥等处地方’。这是延绥总兵官设置之始，此后相沿不变，成为常设官职。所以，延绥设镇时间应为天顺二年。”（注：韦占彬：《明代“九边”设置时间辨析》。）
学界对延绥在明代北部边防的战略地位认识基本一致。史念海认为：“延绥之北就是河套，敌骑奔驰，不仅累次冲毁长城向南抄掠，而且还时时企图东越黄河，进扰山西。”进而论道：“自明初就弃东胜，其后鞑靼入据河套，遂使延绥无险可守，所恃的只是长城及其内外的一些城堡，每当秋高马肥之际，长城就常为敌骑所突破，不仅西安、固原往往因之一夕数掠，就是都城北京也不免感到威胁。”（注：史念海：《论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其历史军事地理》（下篇）。）显而易见，在明代西北四镇中，蒙古“套寇”每每南下，延绥受到的威胁最大。
2.宁夏镇
宁夏镇为明代设置较早的边镇之一。尹钧科认为：“宁夏设镇，当在永乐年间。明代第一位以伯爵并挂征西将军印镇守宁夏者是陈懋。陈懋是泾国公陈享少子，永乐元年封宁阳伯，禄千石。六年（1408年）三月佩征西将军印，镇宁夏，善扶将卒。懋在镇久，威名震漠北。由此可见，宁夏称镇当始于永乐六年。”（注：尹均科：《宁夏镇成为明代九边重镇之一的军事地理因素试析》，载《大同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4年第2期。）韦占彬则认为：“宁夏总兵官之设应是在明成祖即位之初的建文四年（1402年）八月。当时明成祖登基仅两个月，便命右军都督府左都督何福佩征虏前将军印，充总兵官，驻镇陕西、宁夏等处。此后，宁夏总兵官之设相沿不变，成为定制。所以，宁夏镇属于初设之镇，设置时间应为建文四年。”（注：韦占彬：《明代“九边”设置时间辨析》。）
关于宁夏镇战略地位，华夏子认为：“顾祖禹称宁夏为‘关中之屏蔽，河陇之上之噤喉’，在明朝放弃内蒙古河套平原，退守宁夏之后，失去了地利。宁夏镇特别是黄河以东地势较为开阔的今盐池、灵武一带就首当其冲，成为游牧民族南下的突破口。”（注：华夏子：《明长城考实》，第73页。）尹钧科认为：“由于元明两代民族矛盾的激化和明政府的腐败等原因，致使有明一代边患之惨烈，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加强北部边防，始终是明廷要务。在这种军事情形下，加上宁夏固有的地理条件，遂使宁夏成为九边重镇之一。成化以后，因蒙古部落入居河套，宁夏镇的边防地位益加重要。”（注：尹均科：《宁夏镇成为明代九边重镇之一的军事地理因素试析》。）
3.甘肃镇
在明代九镇之中，甘肃镇位于最西端，是设镇最早的边镇之一。华夏子认为：“据《重修肃州新志》载‘明洪武五年（1372年），宋国公冯胜将兵略定河西。甘肃镇，即汉河西四郡地。明初，下河西，弃敦煌到嘉峪关为界。由庄浪迤南三百余里为姑藏地，置镇番卫。’”（注：华夏子：《明长城考实》，第79页。）肖立军也认为：“洪武五年六月戊寅征西将军冯胜至甘肃同月壬寅奏捷。洪武十年正月甲午，置陕西行都指挥使司于庄浪（今甘肃永登），后徙甘州。洪武二十年癸酉‘命都督宋晟为总兵，其西凉、山丹诸卫军马凡有征调，悉听节制。’这是洪武期间北边较早的总兵官。洪武二十八年六月乙丑，肃王之国。所以说甘肃镇设于洪武时期。”（注：肖立军：《明代中后期九边兵制研究》，第81页。）韦占彬认为，甘肃镇“在永乐元年（1403年）正式派设总兵官前往镇守，自此甘肃镇守总兵官成为常设。《九边考》、《明史》将其列为继设边镇的说法明显不符实，甘肃镇应是初设边镇之一，时间为永乐元年（1403年）。”（注：韦占彬：《明代“九边”设置时间辨析》。）尽管对甘肃镇设置的时间看法不尽相同，但学者对于甘肃镇应为明代初设边镇的认识基本一致。
甘肃镇在明代九镇中具有特殊性，田澍认为：“甘肃镇北有蒙古，西有诸番，朱元璋担心两者如若联合起来共同对明朝，那将会造成严重的军事危机，西北地区永无宁日”，而“甘肃镇内外复杂的民族关系，使其在九镇中更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注：田澍：《明代甘肃镇边境保障体系述论》，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3期。）特别是在西域朝贡贸易中，甘肃镇的“首要职责就是确保丝路贡道的畅通和安全，这是西域朝贡贸易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也是昭示世界大国明朝形象的一个窗口。”（注：田澍：《明代甘肃镇与西域朝贡贸易》，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1期。）
4.固原镇
固原镇在九镇中地位比较特殊，建镇情况与明代边防形势发展变化密切相关，所以该镇设置时间比其他三镇时间较晚。华夏子认为固原镇为弘治十四年（1501年）始设。韦占彬认为固原镇“是在边防中逐渐形成的。在宣德时期明朝在陕西设镇守，延绥镇设置后，陕西镇守所辖地区邻近的地方已很有限，‘所备者靖虏一面耳’。成化以后，鞑靼诸部侵占河套，形势发生变化。尤其在弘治十四年，‘固原一带遂为虏冲’。在这种情况下，明廷认识到固原一带边防的重要性。弘治十五年，明王朝命户部尚书兼督察院右副督御史秦豌为陕三边总制，由于总制屯驻固原，所以固原一带屯聚了相当数量的军队，至此，一个新的防区开始形成。弘治十八年，陕西镇守移驻固原。”（注：韦占彬：《明代“九边”设置时间辨析》。）
固原镇的军事地理位置是在明以后开始显现重要的。随着蒙古鞑靼诸部占据河套，明朝北部边防形势发生变化。史念海认为：“明宪宗成化二年（1466年）大入延绥之役，就曾散掠平凉，入灵州及固原，长驱为寇于静宁、隆德诸处。这都显示了固原镇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因此当时驻在西安的陕西巡抚，防秋时也移驻固原。”（注：《论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其历史军事地理》（下篇）。）可见，固原是蒙古南下的必经之路，是挡敌的要塞。所以说，固原镇与西北其他三镇均是明代在西北防务体系上的重要边镇。
二、西北边镇的防御体系及后勤供给
明代九边的设置是建立在明朝被动防守战略基础上的，北部边防建立与之战略地位相适应的完备的边境防御体系，是明朝统治者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1.西北边镇的组织管理体系
从洪武年间开始，明朝在平定西北的过程中，先后在各地设立卫所，用来加强对占领区的控制。田澍在论及甘肃镇的组织管理体系时说到：“设立陕西行都指挥司和卫所等军事机构管理河西是明朝的独创。”“在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的基础上，明廷又不断地增设巡抚、总兵官、镇守太监等官职和连续地派遣重臣巡视甘肃或专督兵马，建立了一整套‘文经武纬、杜渐防危、提纲振目’的完备的制度。”（注：田澍：《明代甘肃镇边境保障体系述论》。）韦占彬认为：“明朝建立西北边防体系从设置卫所开始。卫所是明朝军队的基本建制，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一千户所，千户所下辖十个百户所。‘度地要害，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在西北地区则主要依据地势的险易、位置的缓冲和形势的需要，建卫设所。如宁夏附近设四卫，甘州署五卫。西北地区的卫所可分为三类：一为极边卫所，如甘州、肃州、宁夏诸卫，倚塞而建，与北元势力相邻相望，有警首当其冲；二为次边卫所，如洮州、岷州等诸卫，邻近边塞，既为极边卫所者援，也是腹里的又一屏障；三为腹里卫所，如西安等诸卫，从地理位置上说，已离边较远。这些卫所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西北地区，使西北边防形成了严密的层次性。”（注：韦占彬：《明初西北边镇述略》。）卫所之上受督司节制，洪武时期，朱元璋数次变更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的治所，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将其治所移至甘州（今甘肃张掖），统辖甘青地区的卫所。在弘治时期，陕西督指挥使司移至固原，所谓“总制三边，以一事权”，总辖陕西、甘肃、延绥、宁夏军务。
卫所制度的废弛则是明中后期的事。吴奈夫认为，明代卫所制度废弛的原因有三：“首先是军屯制度破坏；其次是卫所军丁困于役作；第三是将校军吏营私舞弊。”（注：吴奈夫：《略论明代卫所制度及其演变》，载《中学历史》1984年第3期。）正由于此，卫所军丁不断逃亡，导致明代卫所制度日渐瓦解，并逐步由营兵制所替代。关于明代中后期的营兵制，肖立军认为：“明代中后期镇戍兵制（即营兵制）后来居上，其地位及影响逐渐超过了卫所兵制。永乐时期确立了总兵官镇守边防的体制，北边的卫所制逐渐向镇戍制转变。在明代中后期，北边的镇戍制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兵制。”进而论道：“明中后期的镇戍制是以卫所为基础，镇戍兵制与卫所制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明中期虽以镇戍制居主导地位，但卫所的作用并未完全消失。”（注：肖立军：《明代中后期九边兵制研究》，第82页。）
2.“关西七卫”的设立对西北边镇的影响
明代洪武和永乐时期，在今嘉峪关以西、哈密以东以及青海湖、柴达木盆地一带先后建立了七卫。王玉祥认为：“明朝设立关外卫的目的是巩固西北边防，加强对西域地区的控制，维护明朝与阿拉伯和中亚各国的道路畅通，并为朝贡提供某些服务。”（注：王玉祥：《浅说明朝的关外卫》，载《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关于关西七卫的战略位置，田澍认为：“关西七卫犹如甘肃镇西部的‘长城’，与甘肃镇互为表里，宛如唇齿。唇亡齿寒，七卫不守，甘肃则不安。为了巩固七卫与甘肃镇的这一特殊关系，确保西北边疆的安定，明朝对于七卫的经营也是非常关注的。”（注：田澍：《明代甘肃镇边境保障体系述论》。）唐景绅尤其强调了哈密卫在七卫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认为：“哈密卫西接吐鲁番，北邻瓦刺，东接罕东、赤斤等卫，战略地位重要。新疆各地方势力，要东进甘肃，首先必须夺取哈密，明朝则以哈密为甘肃藩屏，势在必保。并且明朝与七卫在政治上建立隶属关系的同时，也以‘茶马互市’、‘贡赐贸易’进行经济交往，哈密是新疆进入甘肃的门户，以哈密为枢纽，古老的丝绸之路仍然是明代中西陆上贸易的主要通道。”（注：唐景绅：《明代关西七卫述论》，载《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3期。）关西七卫的设置较关内卫有所不同。王玉祥认为：“首先，关外卫的组织形式较为特殊。内地的卫所一般都以汉人为主体，关外卫则由居住在当地的少数民族组成，其官员则有各族首领担任；其次，关外卫的设立不会给明朝带来财政负担。明朝给各部落首领授以官爵后，只是颁发一些赏赐，或在进行朝贡贸易时给予一些优惠。”（注：王玉祥：《浅说明朝的关外卫》，载《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正德以后，随着明统治者的日趋腐败和土鲁番日渐强盛，明朝失去对关西七卫的控制，七卫日渐残破，部众相继内迁，不复存在。田澍提出了“哈密危机”的概念，认为嘉靖初年哈密危机的解决，“标志着长期以来明朝以闭关绝贡为主要手段试图收复哈密的策略的终结。从此以后，明朝与土鲁番的关系由矛盾对抗转为友好往来，并因此与西域各国的关系趋于稳定。”（注：田澍：《明代哈密危机述论》，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4期。）对明代关西七卫的作用，唐景绅曾作过如下的概括：“从明初置关西七卫到嘉靖初年罢废，经历了整整一个半世纪。在这期间，各族人民在共同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族斗争的基础上，通过互相通婚，互易牧地，人民交流，战争中掠夺人口，内迁后插花式地交互耕牧等途径，逐渐接近、融合，使蒙、藏、回、维等民族共同体更加巩固发展，并逐步形成了一些新的民族。”（注：唐景绅：《明代关西七卫述论》。）
3.西北边镇的防御工事体系
对于明代北部防御体系，学界从不同侧面进行了考察。肖立军认为：“北边防御工事主要分为城堡、墩台和边墙（长城）三大类。”（注：肖立军：《明代中后期九边兵制研究》，第168页。）日本学者松本隆晴在叙说万里长城时，又将防卫工事归为“边墙”、“营和堡”（注：松本隆晴撰、南炳文译：《试论余子俊修筑万里长城》，载《大同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4年第1期。）。华夏子将甘肃镇防御工事分为“墙、壕、墩、堡”。（注：华夏子：《明长城考实》，第79页。）史念悔指出：“说起长城，一般都认为是构筑于地面上的防御工事，或以石累筑，或以土夯实。其实，作为防御工事并不是都要垒石堆土筑为墙垣的。作为墙垣自是后来的发展。可是壕沟依然有其作用，并未完全废去。（注：史念海：《论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历史军事地理》（上篇）。）可见，壕也应列入明代防御工事之列。田澍在论述甘肃镇防御体系时说到：“明廷在河西的防御体系主要是由墩堡、驿站和边墙三部分组成的。”（注：田澍：《明代甘肃镇边境保障体系述论》。）对于城堡，肖立军认为：“城和堡略有不同，城大多建立较早，堡的设立一般晚于城，分布在城的外围，或防守薄弱之地。西北的关城以‘嘉峪关为代表’，关城修于重要通道，长城修成后相当于长城的一个大门，两边与长城连于一体。除内城外，还有‘瓮城’，在内城东门外，不与内城门直通，有回护作用。罗城，在关城之西与西瓮城衔接，为一道厚墙，形成重关。外城，黄土围墙，在关城东、北、西三面。关城外还有城壕，又称护城河。这样，该城成了甘肃南北向长城间的一把锁钥。”（注：肖立军：《明代中后期九边兵制研究》，第168～169页。）就堡而言，田澍认为：“明朝规定，在五、七屯或四、五屯内，选择近而便利之地修筑一大堡，堡墙高七八尺或一二丈不等，堡墙四面开入门以供军民出入；近屯辎重粮草都集中于大堡之内。每一大堡设堡长一人，屯堡一人；小堡只设屯长一人，大堡设有守备、操守、防守等官，堡则设防御掌堡官或总旗。他们平时‘守护城池，有警则收敛人畜’。凡‘农务已毕，或有警收敛，则皆归墩之内。’”（注：田澍：《明代甘肃镇边境保障体系述论》。）
墩台可分为墙外墩台和跨墙墩台两类，可统称为瞭望台，在墩上瞭望敌情，有警及时传报。外墩多建于边墙以外。杨辛、章启群在考察榆林镇北台后写到：“镇北台是明代长城中最大的一座烽火台，建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镇北台基础宽大而严整，分4层，总高30余米。台基北长82米，南长76米，东西各长64米，周长286米，向上逐层收缩。第一层高10.74米，第二层高11.35米，第三层高4.15米，第四层高4.5米。第四层的周长缩小到60米。”（注：杨辛、章启群：《关于长城的美学思考》，载《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关于跨墙墩台，肖立军也有详尽的描述，认为：“跨墙墩台分为两种，一种是墙台，本身并不高，只是在长城顶上搭建小棚一类建筑，供士卒巡逻、射击或休息。另一种称敌台，实际上是高级墩台，多骑墙（边墙，即长城）而建。嘉靖初年，陕西三边总制王琼修筑宁夏边墙，沿墙间设敌台，‘比城（边墙）尤高七尺阔二丈，上筑空洞八尺，内盖天棚一所，棚上再盖小房一间，端备墩军瞭望’。这是两层建筑。并且各地墩台密度不一样，成化时余子俊建议‘每城二里须墩一座’。嘉靖初，王琼总督陕西，筑宁夏长城一百四十里零八丈，‘每里处设敌台一座，端备墩军、值军瞭望’。”（注：肖立军：《明代中后期九边兵制研究》，第171页。）
边墙是明代北部防御体系的主要内容，是明代统治者在原来的基础上修葺完善的。松本隆晴认为：“边墙不是一时修成的，它的修筑经过了自明代中期至明朝末年大约二百年左右的漫长时间。”（注：松本隆晴撰、南炳文译：《试论余子俊修筑万里长城》。）明代西北防线绵长，据尹钧科考证，“西北四镇守御的地界共达5000余里，占九边防御全界的三分之二之多。”（注：尹均科：《宁夏镇成为明代九边重镇之一的军事地理因素试析》。）明朝守军在西北这条绵长的防线上，并无太多的自然山川险要来做防守屏障。史念海认为：“河套之南，明朝的防边布置，分属延绥、固原、宁夏三镇。东西距约一千二三百里。这样遥远的距离，从事补苴自要多费一番功夫。按照明人的惯例，补苴这里的自然形势就是筑长城。”（注：史念海：《论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历史军事地理》（下篇）。）西北边境上的边墙虽是明代各朝不断修葺完善的，但规模较大的是成化时期余子俊大修延绥边墙。艾冲认为：“余子俊所修的边墙是以‘缮塞为垣’，所谓‘缮塞为垣’，即沿袭长城旧路线而帮筑。”他还认为，“延绥镇边墙有南、北二道，分别称为‘大边墙’和‘二边墙’，确切地说，二边墙实际是一道蜿蜒曲折的沟堑，并非夯土筑墙的工程。余子俊所筑延绥边墙的长度暂时采用‘一千一百五里’，表示余子俊所筑延绥大边墙的长度比较合适。”（注：艾冲：《余子俊修筑延绥边墙的几个问题》，载《历史地理研究》。）除余子俊大规模修筑延绥边墙以外，有史料可载的还有弘治年间秦告修筑固原边墙；嘉靖时期王琼修筑宁夏边墙；杨博修筑河西边墙等。这些都是朝廷在西北边地大修边墙的事例。修筑边墙的材料因地制宜。杨辛、章启群认为：“与东部的崇山峻岭不一样，西部的长城大多坐落于戈壁大漠之中。由于缺少砖石材料，这里的长城基本上都用黄土夹以芦苇和柳条夯制而成。”（注：杨辛、章启群：《关于长城的美学思考》，载《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松本隆晴在论及榆林、延绥边墙时也指出：“边墙所使用的材料，在黄河折向南流的地点以东与以西，互不相同。以东用砖砌成，很坚固。其西，即自清水营紫城茨起，越过宁夏、南到嘉峪关，除了各处关门附近，原则上是版筑而成的土壁。”（注：松本隆晴撰、南炳文译：《试论余子俊修筑万里长城》。）关于边墙的高度和厚度，肖立军认为：“正德初杨一清所修宁夏边墙高厚‘皆逾两丈’。嘉靖间王琼所修边墙，底宽2丈，顶阔1丈5尺，上安女墙。共高2丈5尺。”（注：肖立军：《明代中后期九边兵制研究》，第174页。）松本隆晴也认为：“边墙的高度为‘二丈五尺’，如果将明代的一尺按31.1厘米来计算的话，二丈五尺则约合8米78厘米。”（注：松本隆晴撰、南炳文译：《试论余子俊修筑万里长城》。）
明代西北地区远离京师且防线绵长，为了确保交通运输和信息传播，朝廷在沿西北边墙一线设立了驿站。田澍在论及驿站时，以甘肃镇的驿站为例，说明了驿站作为西北防御工事的职能，指出：“在明代，驿递在京师称会同馆，在外称水马驿和递运所。在甘肃镇只有马驿。马驿的交通工具是马、骡、驴所牵引的车辆，并配有人数不等的甲军。在甘肃镇从庄浪至嘉峪关的狭长地带中，相隔四五十里的驿递将甘肃镇的众多卫所紧密地连结在一起，最大限度地强化了各卫所之间的联系。”（注：田澍：《明代甘肃镇边境保障体系述论》。）又认为：“甘肃镇驿站的另一个主要功能是扮演明朝与西域各国通贡贸易的枢纽角色，送往迎来各国贡使。”（注：田澍：《明代甘肃镇边境保障体系述论》。）所以说，分布在西北边境上的驿站是西北防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4.西北边镇的军需供给
在明代西北边境漫长的军事防御线上边兵的军需是边防的生命线，也是困扰明廷的一大难题。明代九镇中有四镇在西北边境，所以在西北地区驻扎着相当数量的军队。关于明代西北四镇驻扎的具体军队数量，学者的论述不尽一致。华夏子认为：“在九镇中的榆林、宁夏、固原、甘肃四镇合计实在军官二十一万八千五百零一员，实在马十万二千二百九十二匹。”（注：华夏子：《明长城考实》，第70～82页。）梁淼泰则列表说明明永乐至崇祯各朝九边的军数，总计西北四镇的军数为“190812”。（注：梁淼泰：《明代“九边”的军数》，载《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张萍认为：陕西四镇一般均有军数“二十万”。（注：张萍：《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载《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可见，西北四镇的军数约为20万左右。有关明代军士粮饷的供应标准，杨艳秋认为：“一般军士月粮为一石。”（注：杨艳秋：《明代初期北边边粮供应制度探析》，载《中州学刊》1999年第1期。）张萍也采用这个标准，认为：“明朝士兵军饷支给方法为‘洪武二十五年令，各处极边军士，不拘口数多少，月支粮一石’。以后虽或米钞兼支，但标准大体相当。”（注：张萍：《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按照每名军士月粮一石的标准计算，西北四镇20万军士一年的军饷就是240万石粮食（尚不算十余万匹马的草料）。除了如此大批量的粮食供应以外，其他军需的供给量同样不小，最主要的当是棉布、棉花等的需求。据张萍换算，“以陕西四镇二十万军队计，每年需布六十万匹左右，棉花三十万斤。”（注：张萍：《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从以上可以看出，明廷的边防开支中，仅西北四镇的开支是非常庞大的。为了解决军饷问题，明朝政府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屯田、起运和开中三项。明代西北地区地旷人稀，屯田法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杨艳秋认为：“明初北边屯田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韦正治宁夏即有‘开屯数万顷，兵食饶足’之说。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经过军屯的西北庄浪、河州、洮州、岷州、西宁、凉州、宁夏、临洮等八卫月粮充足，米价日减，每石折钞二贯五百文。据《大明会典》卷28各镇饷额计算九边总饷额约为4562196石，其中屯田粮为2686456石，后占比例约为百分之五十九。无疑，军屯粮是北边边粮的最主要来源。”（注：杨艳秋：《明代初期北边边粮供应制度探析》。）所谓“起运”即是明廷对财政供给的军粮采用对拨的方法，责令纳粮户直接运送供给。邱义林认为，明时“西北几镇大概由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北等省供给。对拨各地卫所军粮，视各地军屯自给程度而宜，彼消此长，此长彼消。”（注：邱义林：《明代中前期军费供给特点的形成与演变》，载《江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对于“起运”供军，杨艳秋认为：“对拨边粮采取就近原则。延绥镇由陕西河南布政司供给；兰州、凉州、岷州、宁夏、洮州、庄浪、西宁、临洮、甘肃、山丹、永昌等西北军卫的边粮陕西、西安的平凉、巩昌等府沿大路官仓纳粮供给。为了便于转运，明政府在驿道有军民处广建仓储保证边粮足额。”（注：杨艳秋：《明代初期北边边粮供应制度探析》。）所谓“开中”就是明政府为利用盐的专卖权对盐商采取的办法。邱义林认为：“开中即盐茶专卖，商人入粟塞下，换取政府盐引，米缺则纳米中盐，马缺则纳马中盐，灵活机动而又及时的补充了军饷的不足。”（注：邱义林：《明代中前期军费供给特点的形成与演变》。）田澍以甘肃镇为例，探讨了明朝对河西走廊的财政政策，认为“明廷通过直接拨款、减免税粮、开中法等手段，不断地向河西走廊划拨所需费用或运送所需物资。同时，河西走廊所在的陕西布政司亦采取相应的政策，从钱、物等方面对河西走廊予以长期支付。通过中央和地方双重财政的支持，使河西走廊始终起着稳定明代西北边疆的积极作用。”（注：田澍：《明朝对河西走廊的财政政策》，载《甘肃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三、西北边镇对西北地区的作用和影响
明朝设置西北边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抵御北元和安抚西番以保证西北边疆的稳定和安宁，学界对其作用和影响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邓沛认为，九边的设置，“不但考虑了敌军从正面（即蓟州、宣府、大同诸镇）发起的进攻，而且考虑了敌军取甘、陕、晋组织战略迂回的可能，其军事考虑是相当缜密的，战略眼光是独到的，充分体现了环形防御的军事战略思想。”（注：邓沛：《明代“九边”考述》，载《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4期。）历史实践证明，其设置后所产生的实际防御效果，反映了这一战略思想的成功。田澍认为：“尽管战争和兵灾时时笼罩着甘肃镇，甘肃镇仍常保持和平与安宁。”（注：田澍：《明代甘肃镇边境保障体系述论》，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3期。）松本隆晴也认为，在余子俊和杨一清修筑延绥边墙以后的二十年间，“蒙古没有对延绥地区进行侵犯。蒙古的入寇事例，也以成化十年为界急剧地减少了，这就是说，边墙的军事效果可以认为是有相当程度的。”（注：松本隆晴撰、南炳文译：《试论余子俊修筑万里长城》。）马雪芹亦言：“自边墙修成以后，榆林兵士增加，边境渐宁，于是沿边军民得以安心耕种。”（注：马雪芹：《明代西北地区农业经济开发的历史思考》，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同时，由于西北边镇各级官员能够切实地执行明政府对西番各部的政策，不仅成功地割断了北元与西番的联合，而且有效地安抚了西域各少数民族。韦占彬认为：“明朝西北地区军事的部署获得了成功，既有效的阻遏住了北元势力的进攻，又及时镇压了西番中的叛乱，起了震慑作用，保障了西北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注：韦占彬：《明初西北边政述略》，载《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3月第1期。）
西北边镇的设置客观上带动了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城堡的设立加速了城镇的兴起。张萍认为，“自延绥镇建立以后，各大堡的规模与明代陕西小规模的州县城池基本相当。”（注：张萍：《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城镇的发展自然带动了人口的聚集。张萍认为：“明清陕西以农业为立命根本，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城居人口数量并不大。而陕北沿边军事营堡因驻扎军户而构成的居民群体动辄即达五六百户。有些地理位置重要的营堡，驻军户口在千户以上，榆林镇更高达三千余户，这样规模的营堡不亚于明代的州，县城居人口数量，甚至有过之。”（注：张萍：《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而交通建设促进了内地的联系。张萍认为：“一镇军事上的供给取于内地，故内地与各营堡间的路线成为这一带最重要的交通线。”（注：张萍：《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同时西北边镇的消费市场的日渐形成，城堡建设带动了居地人口商品交换的需求，利益驱动又带动了政府和商贾的参与，于是“在沿边形成了一个以军事消费为主的稳固市场区。”（注：张萍：《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
在西北地区形成的市场中最典型的当为“马市”和“茶马互市”。姚继荣认为：“明代西北边防甚重，单靠仆苑自身孽牧，难能保证各边军骑征备御的需要。所以，明朝通过番族的纳马与贡马、商人中盐马、钱钞市马、丝绸布帛易马和马市互易等多种渠道采办马匹。”（注：姚继荣：《明代西北马政述论》，载《青海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田澍认为：“茶马互市是一种政府行为，具体事宜由朝廷专设的茶马司负责。茶马司的设置，是明朝不断控制互市的集中反映。当茶马互市成为明朝与甘肃镇周边各族民众贸易形式之后，便标志着明代西北边疆的日益巩固。”（注：田澍：《明代甘肃镇边境保障体系述论》。）
明朝统治者在西北设置边镇的初衷，在于抵御蒙古族的入侵和割断其与各少数民族的联合，但却难以实现。边墙没有也不可能阻断各民族之间的交往。相反，在西北边境的各民族通过军需斗争、生产斗争、人口掠夺、兵士逃亡、通贡互市等方式，进一步加强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交流以实现经济互补。华夏子认为：“蒙古部族无论是瓦刺也先，还是达延汗，在完成其霸业后，都积极要求明廷允许互市贸易。”（注：华夏子：《明长城考实》，第38页。）嘉靖时，蒙古的俺答汗多次要求通贡互市之举就反映了蒙古各部族的这种愿望。同时，经过长期经营，西番部族不仅接受了明王朝的统治，而且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与中原的联系日益加强。一些学者将沿长城一带划分为农、牧两大经济区。李凤山认为：“根据人类自身生存与生活和发展的需要，农、牧两大区域自始就不断的进行着大规模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并通过相互之间的交流，促进了各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丰富了各大区域内人们的社会生活，同时，也促进了各区域人类自身的发展与繁荣。”（注：李凤山：《长城带经济文化交流述略》，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战争在客观上是一种交往，史念海认为：“经过争执至于战争这样一些交往，双方都会有更多的了解，化干戈为玉帛，最后都联合在一起。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自然是有很多途径，经过争执到了解，更进而相互和睦共处，应该也是其中重要的途径。”（注：史念海：《论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历史军事地理》（下篇）。）
包括西北四镇的九边设置自然有其消极的一面。诸多学者在肯定九边防御基本取得满意效果的同时，也指出了其负面影响。一些学者特别对屯田给边境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带来的生态破坏提出了批评。梁四宝认为：“明代九边地区推行的屯田垦荒，对黄河流域自然环境产生了非常深远的恶劣影响，直至现代难以消除其后患。”（注：梁四宝：《明代“九边”屯田引起的水土流失问题》，载《山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马雪芹也认为：“西北地区明代以后许多地方沙漠出现扩大，是和明代在这里过度开垦直接关系的。”（注：马雪芹：《明代西北地区农业经济开发的历史思考》。）
四、结语
综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诸多学者围绕“九边”特别是西北边镇的形成、加强、完善和其作用等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给人们以多角度的启发。在充分肯定已取得的成就的同时，还应看到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这主要反映在对西北诸边镇集中研究的深度不够，即：一是对西北边镇专题探讨的论著相对较少，而系统研究的论著少之又少。二是选题一般过大，涉及的范围广、问题多，难以深入。三是对西北诸镇的特殊性方面的探讨不足。只有放宽视野，将“九边”的宏观研究与各镇的微观研究紧密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细致、深入的研究，才能在这一领域取得更大的成绩。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5年04期
【原文出处】《西域研究》(乌鲁木齐)2005年02期第104～114页
【作者简介】田澍 毛雨辰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 【内容提要】 | 出于国防安全和对外交流的考虑，对西北边镇的经营始终是明朝关注的热点之一，亦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明代北部防御体系形成的时代背景、西北四镇的设置、后勤供给以及对西北地区所起的作用和影响。 |
一、明代北部防御体系构建的时代背景及西北四镇的设置
有明一代对北部的防务建设始终是明朝的头等大事。元顺帝虽在明军的强大攻势下逃往漠北，但仍有很强的军事力量，对明朝的国防安全造成了巨大而持久的威胁。华夏子认为，元顺帝逃至塞北后，“占有东至呼伦贝尔湖，西至天山，北抵额尔齐斯河及叶尼塞河上游，南至现在长城一线的广阔领土。在陕西、甘肃有河南王扩廓帖木尔的十八万人马。在辽东方面有右尉纳哈出指挥下的二十万军队。在云南则有元宗室梁王的一支力量。元顺帝以辽东和陕甘为左、右翼，居中调度，时刻都在想收复失地，重主中原。”（注：华夏子：《明长城考实》，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29～30页。）肖立军也认为：“蒙古是明王朝最大的威胁，对此朱元璋及以后的历朝君臣都十分清楚。洪武初年，已稳坐江山的朱元璋说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一是历代传国玺在胡；二是统兵王保保未擒；三是前元太子不闻问。’所言三事无一不与蒙古有关，直到晚年，他仍然‘对北鄙尤加系心’。到了嘉靖时期，甚至有人认为‘今日之事莫大于边防’。明代的北部边防主要是为防御蒙古而设。”（注：肖立军：《明代中后期九边兵制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页。）可以说，欲图复辟的残元势力是明朝在北部的主要边患，也是明廷特别重视北部防御的主要原因。这是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
战略防御是明王朝一贯奉行的军事方略，这一策略是建立在当时明蒙双方军事力量基本均衡基础上的。不论是明前期曾一度采取的进攻态势，还是中后期的退守策略，都是当时双方力量对比变化的反映。刘仲华认为：明朝初年，“封建统治者诉诸武力，欲一举歼灭北元政权，先后北征数次，虽削弱了蒙古军事实力，但始终没能使蒙古臣服。在通过战争征服不了蒙古的情况下，明朝改变了策略，从洪武年间就开始进行全面的防御布置，到永乐年间，修筑了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绵延万里的防线。”（注：刘仲华：《明代嘉隆两朝九边消极的防守策略》，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华夏子认为：由于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明朝想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缓和社会矛盾，恢复生产力。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明王朝无力彻底解决蒙古族在塞北的压力。”他还认为：朱元璋在洪武五年大举进攻漠北的失败，使其深刻认识到，明朝是“不可能彻底消灭蒙古族军事力量的，虽然以后又有多次对蒙古族的征战，但也是以攻为守，并没有改变战略上的防御局面。”（注：华夏子：《明长城考实》，第30页。）
明朝北部防线的形成及建设的基本格局，是洪武至永乐年间奠定的，在正统以后逐渐充实和完善的。华夏子认为朱元璋五次北征，“基本上奠定了明朝边地的稳定局面。”（注：华夏子：《明长城考实》，第30页。）韦占彬认为：“明代北部边防的建设始于明太祖洪武时期。”（注：韦占彬：《明代“九边”设置时间辨析》，载《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3期。）而对“九镇”的形成，肖立军认为：“辽东、甘肃、大同三镇设立于洪武时期；宁夏、宣府、蓟镇设立于永乐即位之初；延绥镇设立于正统年间。”设镇的具体时间多不可详考，总的说来，“九边肇设于明初，正统、弘治、嘉靖等时不断充实，形成边镇防线。”（注：肖立军：《明代中后期九边兵制研究》，第81～82页。）
明代西北的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镇，是明朝在西北的四大军政重镇，也是明朝北部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四镇的设置与当时经济、政治、军事等诸多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对此，学者从不同方面予以论述。华夏子认为：残元各部先后“进入河套，并以此为根据地，出河套则寇宣府、大同、三关以震畿辅；入河套则寇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以扰关中。”（注：华夏子：《明长城考实》，第37页。）史念海认为：“嘉峪关东的甘州设有甘肃镇，若北来的进攻者冲过甘肃镇，企图东入关中，固原一途也是必经之路。延绥镇固在关中之北，然有河套南下的鞑靼，却也扩展其抄掠的地区，不以延绥为限。”（注：史念海：《论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其历史军事地理》（下篇），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3辑。）韦占彬指出：“甘肃、青海一带正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控制着中原王朝通使西域的惟一途经。该地区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原王朝与西域地区诸政权的正常往来。”（注：韦占彬：《明初西北边镇述略》，载《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1期。）明朝边镇是在沿边都司卫所设置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并在历朝统治者的关注下逐步完善的。赵毅、胡凡认为：“沿边都司与卫所的设立，是洪武年间乃至整个明代北部边防的基本建设，它是北边防线的物质基础。”（注：赵毅、胡凡：《论明代洪武时期北部边防建设》，载《东北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对于各边镇的设置，肖立军认为：“一般说来，边防都司或镇守武将的设置表明该镇的初设，而巡抚一职的定设则表明此镇最后形成。”（注：肖立军：《明代中后期九边兵制研究》，第72页。）现就西北四镇的研究概况分述如下：
1.延绥镇
延绥镇亦称榆林镇，为明朝初设的边镇之一。学界对延绥镇设置的时间有不同的看法，华夏子认为：“镇守延绥总兵挂镇西将军印，为洪熙元年（1425年）所领。”（注：华夏子：《明长城考实》，第72页。）史念海论道：“明代长城西起嘉峪关，东抵鸭绿江畔，绵亘万里，只好分地守卫。明代为此，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注：史念海：《论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其历史军事地理》（下篇）。）肖立军则认为：“正统以前，延绥总兵官至少没有定设。”（注：肖立军：《明代中后期九边兵制研究》，第79页。）赵毅、胡凡也认为延绥不应该为明代初设军镇，“延绥之成为军事重镇，乃是正统以后的事，《明史》将延绥列为初设之四镇，揆诸史实，殊为谬误。国内学者不察，论述明代九边时基本按照此说，统而论之。”（注：赵毅、胡凡：《论明代洪武时期北部边防建设》，载《东北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韦占彬则认为延绥设镇似在天顺年初期，说：“杨信为延绥总兵官是在天顺二年（1458年），这与‘初设’之说显然相矛盾。天顺初鞑靼部崛起，出入河套，直接威胁到陕北的安全，所以，天顺二年，明王朝封镇守延绥都督同知杨信为彰武伯，‘命充总兵官，佩征虏副将军印，镇守延绥等处地方’。这是延绥总兵官设置之始，此后相沿不变，成为常设官职。所以，延绥设镇时间应为天顺二年。”（注：韦占彬：《明代“九边”设置时间辨析》。）
学界对延绥在明代北部边防的战略地位认识基本一致。史念海认为：“延绥之北就是河套，敌骑奔驰，不仅累次冲毁长城向南抄掠，而且还时时企图东越黄河，进扰山西。”进而论道：“自明初就弃东胜，其后鞑靼入据河套，遂使延绥无险可守，所恃的只是长城及其内外的一些城堡，每当秋高马肥之际，长城就常为敌骑所突破，不仅西安、固原往往因之一夕数掠，就是都城北京也不免感到威胁。”（注：史念海：《论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其历史军事地理》（下篇）。）显而易见，在明代西北四镇中，蒙古“套寇”每每南下，延绥受到的威胁最大。
2.宁夏镇
宁夏镇为明代设置较早的边镇之一。尹钧科认为：“宁夏设镇，当在永乐年间。明代第一位以伯爵并挂征西将军印镇守宁夏者是陈懋。陈懋是泾国公陈享少子，永乐元年封宁阳伯，禄千石。六年（1408年）三月佩征西将军印，镇宁夏，善扶将卒。懋在镇久，威名震漠北。由此可见，宁夏称镇当始于永乐六年。”（注：尹均科：《宁夏镇成为明代九边重镇之一的军事地理因素试析》，载《大同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4年第2期。）韦占彬则认为：“宁夏总兵官之设应是在明成祖即位之初的建文四年（1402年）八月。当时明成祖登基仅两个月，便命右军都督府左都督何福佩征虏前将军印，充总兵官，驻镇陕西、宁夏等处。此后，宁夏总兵官之设相沿不变，成为定制。所以，宁夏镇属于初设之镇，设置时间应为建文四年。”（注：韦占彬：《明代“九边”设置时间辨析》。）
关于宁夏镇战略地位，华夏子认为：“顾祖禹称宁夏为‘关中之屏蔽，河陇之上之噤喉’，在明朝放弃内蒙古河套平原，退守宁夏之后，失去了地利。宁夏镇特别是黄河以东地势较为开阔的今盐池、灵武一带就首当其冲，成为游牧民族南下的突破口。”（注：华夏子：《明长城考实》，第73页。）尹钧科认为：“由于元明两代民族矛盾的激化和明政府的腐败等原因，致使有明一代边患之惨烈，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加强北部边防，始终是明廷要务。在这种军事情形下，加上宁夏固有的地理条件，遂使宁夏成为九边重镇之一。成化以后，因蒙古部落入居河套，宁夏镇的边防地位益加重要。”（注：尹均科：《宁夏镇成为明代九边重镇之一的军事地理因素试析》。）
3.甘肃镇
在明代九镇之中，甘肃镇位于最西端，是设镇最早的边镇之一。华夏子认为：“据《重修肃州新志》载‘明洪武五年（1372年），宋国公冯胜将兵略定河西。甘肃镇，即汉河西四郡地。明初，下河西，弃敦煌到嘉峪关为界。由庄浪迤南三百余里为姑藏地，置镇番卫。’”（注：华夏子：《明长城考实》，第79页。）肖立军也认为：“洪武五年六月戊寅征西将军冯胜至甘肃同月壬寅奏捷。洪武十年正月甲午，置陕西行都指挥使司于庄浪（今甘肃永登），后徙甘州。洪武二十年癸酉‘命都督宋晟为总兵，其西凉、山丹诸卫军马凡有征调，悉听节制。’这是洪武期间北边较早的总兵官。洪武二十八年六月乙丑，肃王之国。所以说甘肃镇设于洪武时期。”（注：肖立军：《明代中后期九边兵制研究》，第81页。）韦占彬认为，甘肃镇“在永乐元年（1403年）正式派设总兵官前往镇守，自此甘肃镇守总兵官成为常设。《九边考》、《明史》将其列为继设边镇的说法明显不符实，甘肃镇应是初设边镇之一，时间为永乐元年（1403年）。”（注：韦占彬：《明代“九边”设置时间辨析》。）尽管对甘肃镇设置的时间看法不尽相同，但学者对于甘肃镇应为明代初设边镇的认识基本一致。
甘肃镇在明代九镇中具有特殊性，田澍认为：“甘肃镇北有蒙古，西有诸番，朱元璋担心两者如若联合起来共同对明朝，那将会造成严重的军事危机，西北地区永无宁日”，而“甘肃镇内外复杂的民族关系，使其在九镇中更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注：田澍：《明代甘肃镇边境保障体系述论》，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3期。）特别是在西域朝贡贸易中，甘肃镇的“首要职责就是确保丝路贡道的畅通和安全，这是西域朝贡贸易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也是昭示世界大国明朝形象的一个窗口。”（注：田澍：《明代甘肃镇与西域朝贡贸易》，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1期。）
4.固原镇
固原镇在九镇中地位比较特殊，建镇情况与明代边防形势发展变化密切相关，所以该镇设置时间比其他三镇时间较晚。华夏子认为固原镇为弘治十四年（1501年）始设。韦占彬认为固原镇“是在边防中逐渐形成的。在宣德时期明朝在陕西设镇守，延绥镇设置后，陕西镇守所辖地区邻近的地方已很有限，‘所备者靖虏一面耳’。成化以后，鞑靼诸部侵占河套，形势发生变化。尤其在弘治十四年，‘固原一带遂为虏冲’。在这种情况下，明廷认识到固原一带边防的重要性。弘治十五年，明王朝命户部尚书兼督察院右副督御史秦豌为陕三边总制，由于总制屯驻固原，所以固原一带屯聚了相当数量的军队，至此，一个新的防区开始形成。弘治十八年，陕西镇守移驻固原。”（注：韦占彬：《明代“九边”设置时间辨析》。）
固原镇的军事地理位置是在明以后开始显现重要的。随着蒙古鞑靼诸部占据河套，明朝北部边防形势发生变化。史念海认为：“明宪宗成化二年（1466年）大入延绥之役，就曾散掠平凉，入灵州及固原，长驱为寇于静宁、隆德诸处。这都显示了固原镇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因此当时驻在西安的陕西巡抚，防秋时也移驻固原。”（注：《论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其历史军事地理》（下篇）。）可见，固原是蒙古南下的必经之路，是挡敌的要塞。所以说，固原镇与西北其他三镇均是明代在西北防务体系上的重要边镇。
二、西北边镇的防御体系及后勤供给
明代九边的设置是建立在明朝被动防守战略基础上的，北部边防建立与之战略地位相适应的完备的边境防御体系，是明朝统治者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1.西北边镇的组织管理体系
从洪武年间开始，明朝在平定西北的过程中，先后在各地设立卫所，用来加强对占领区的控制。田澍在论及甘肃镇的组织管理体系时说到：“设立陕西行都指挥司和卫所等军事机构管理河西是明朝的独创。”“在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的基础上，明廷又不断地增设巡抚、总兵官、镇守太监等官职和连续地派遣重臣巡视甘肃或专督兵马，建立了一整套‘文经武纬、杜渐防危、提纲振目’的完备的制度。”（注：田澍：《明代甘肃镇边境保障体系述论》。）韦占彬认为：“明朝建立西北边防体系从设置卫所开始。卫所是明朝军队的基本建制，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一千户所，千户所下辖十个百户所。‘度地要害，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在西北地区则主要依据地势的险易、位置的缓冲和形势的需要，建卫设所。如宁夏附近设四卫，甘州署五卫。西北地区的卫所可分为三类：一为极边卫所，如甘州、肃州、宁夏诸卫，倚塞而建，与北元势力相邻相望，有警首当其冲；二为次边卫所，如洮州、岷州等诸卫，邻近边塞，既为极边卫所者援，也是腹里的又一屏障；三为腹里卫所，如西安等诸卫，从地理位置上说，已离边较远。这些卫所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西北地区，使西北边防形成了严密的层次性。”（注：韦占彬：《明初西北边镇述略》。）卫所之上受督司节制，洪武时期，朱元璋数次变更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的治所，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将其治所移至甘州（今甘肃张掖），统辖甘青地区的卫所。在弘治时期，陕西督指挥使司移至固原，所谓“总制三边，以一事权”，总辖陕西、甘肃、延绥、宁夏军务。
卫所制度的废弛则是明中后期的事。吴奈夫认为，明代卫所制度废弛的原因有三：“首先是军屯制度破坏；其次是卫所军丁困于役作；第三是将校军吏营私舞弊。”（注：吴奈夫：《略论明代卫所制度及其演变》，载《中学历史》1984年第3期。）正由于此，卫所军丁不断逃亡，导致明代卫所制度日渐瓦解，并逐步由营兵制所替代。关于明代中后期的营兵制，肖立军认为：“明代中后期镇戍兵制（即营兵制）后来居上，其地位及影响逐渐超过了卫所兵制。永乐时期确立了总兵官镇守边防的体制，北边的卫所制逐渐向镇戍制转变。在明代中后期，北边的镇戍制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兵制。”进而论道：“明中后期的镇戍制是以卫所为基础，镇戍兵制与卫所制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明中期虽以镇戍制居主导地位，但卫所的作用并未完全消失。”（注：肖立军：《明代中后期九边兵制研究》，第82页。）
2.“关西七卫”的设立对西北边镇的影响
明代洪武和永乐时期，在今嘉峪关以西、哈密以东以及青海湖、柴达木盆地一带先后建立了七卫。王玉祥认为：“明朝设立关外卫的目的是巩固西北边防，加强对西域地区的控制，维护明朝与阿拉伯和中亚各国的道路畅通，并为朝贡提供某些服务。”（注：王玉祥：《浅说明朝的关外卫》，载《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关于关西七卫的战略位置，田澍认为：“关西七卫犹如甘肃镇西部的‘长城’，与甘肃镇互为表里，宛如唇齿。唇亡齿寒，七卫不守，甘肃则不安。为了巩固七卫与甘肃镇的这一特殊关系，确保西北边疆的安定，明朝对于七卫的经营也是非常关注的。”（注：田澍：《明代甘肃镇边境保障体系述论》。）唐景绅尤其强调了哈密卫在七卫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认为：“哈密卫西接吐鲁番，北邻瓦刺，东接罕东、赤斤等卫，战略地位重要。新疆各地方势力，要东进甘肃，首先必须夺取哈密，明朝则以哈密为甘肃藩屏，势在必保。并且明朝与七卫在政治上建立隶属关系的同时，也以‘茶马互市’、‘贡赐贸易’进行经济交往，哈密是新疆进入甘肃的门户，以哈密为枢纽，古老的丝绸之路仍然是明代中西陆上贸易的主要通道。”（注：唐景绅：《明代关西七卫述论》，载《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3期。）关西七卫的设置较关内卫有所不同。王玉祥认为：“首先，关外卫的组织形式较为特殊。内地的卫所一般都以汉人为主体，关外卫则由居住在当地的少数民族组成，其官员则有各族首领担任；其次，关外卫的设立不会给明朝带来财政负担。明朝给各部落首领授以官爵后，只是颁发一些赏赐，或在进行朝贡贸易时给予一些优惠。”（注：王玉祥：《浅说明朝的关外卫》，载《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正德以后，随着明统治者的日趋腐败和土鲁番日渐强盛，明朝失去对关西七卫的控制，七卫日渐残破，部众相继内迁，不复存在。田澍提出了“哈密危机”的概念，认为嘉靖初年哈密危机的解决，“标志着长期以来明朝以闭关绝贡为主要手段试图收复哈密的策略的终结。从此以后，明朝与土鲁番的关系由矛盾对抗转为友好往来，并因此与西域各国的关系趋于稳定。”（注：田澍：《明代哈密危机述论》，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4期。）对明代关西七卫的作用，唐景绅曾作过如下的概括：“从明初置关西七卫到嘉靖初年罢废，经历了整整一个半世纪。在这期间，各族人民在共同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族斗争的基础上，通过互相通婚，互易牧地，人民交流，战争中掠夺人口，内迁后插花式地交互耕牧等途径，逐渐接近、融合，使蒙、藏、回、维等民族共同体更加巩固发展，并逐步形成了一些新的民族。”（注：唐景绅：《明代关西七卫述论》。）
3.西北边镇的防御工事体系
对于明代北部防御体系，学界从不同侧面进行了考察。肖立军认为：“北边防御工事主要分为城堡、墩台和边墙（长城）三大类。”（注：肖立军：《明代中后期九边兵制研究》，第168页。）日本学者松本隆晴在叙说万里长城时，又将防卫工事归为“边墙”、“营和堡”（注：松本隆晴撰、南炳文译：《试论余子俊修筑万里长城》，载《大同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4年第1期。）。华夏子将甘肃镇防御工事分为“墙、壕、墩、堡”。（注：华夏子：《明长城考实》，第79页。）史念悔指出：“说起长城，一般都认为是构筑于地面上的防御工事，或以石累筑，或以土夯实。其实，作为防御工事并不是都要垒石堆土筑为墙垣的。作为墙垣自是后来的发展。可是壕沟依然有其作用，并未完全废去。（注：史念海：《论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历史军事地理》（上篇）。）可见，壕也应列入明代防御工事之列。田澍在论述甘肃镇防御体系时说到：“明廷在河西的防御体系主要是由墩堡、驿站和边墙三部分组成的。”（注：田澍：《明代甘肃镇边境保障体系述论》。）对于城堡，肖立军认为：“城和堡略有不同，城大多建立较早，堡的设立一般晚于城，分布在城的外围，或防守薄弱之地。西北的关城以‘嘉峪关为代表’，关城修于重要通道，长城修成后相当于长城的一个大门，两边与长城连于一体。除内城外，还有‘瓮城’，在内城东门外，不与内城门直通，有回护作用。罗城，在关城之西与西瓮城衔接，为一道厚墙，形成重关。外城，黄土围墙，在关城东、北、西三面。关城外还有城壕，又称护城河。这样，该城成了甘肃南北向长城间的一把锁钥。”（注：肖立军：《明代中后期九边兵制研究》，第168～169页。）就堡而言，田澍认为：“明朝规定，在五、七屯或四、五屯内，选择近而便利之地修筑一大堡，堡墙高七八尺或一二丈不等，堡墙四面开入门以供军民出入；近屯辎重粮草都集中于大堡之内。每一大堡设堡长一人，屯堡一人；小堡只设屯长一人，大堡设有守备、操守、防守等官，堡则设防御掌堡官或总旗。他们平时‘守护城池，有警则收敛人畜’。凡‘农务已毕，或有警收敛，则皆归墩之内。’”（注：田澍：《明代甘肃镇边境保障体系述论》。）
墩台可分为墙外墩台和跨墙墩台两类，可统称为瞭望台，在墩上瞭望敌情，有警及时传报。外墩多建于边墙以外。杨辛、章启群在考察榆林镇北台后写到：“镇北台是明代长城中最大的一座烽火台，建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镇北台基础宽大而严整，分4层，总高30余米。台基北长82米，南长76米，东西各长64米，周长286米，向上逐层收缩。第一层高10.74米，第二层高11.35米，第三层高4.15米，第四层高4.5米。第四层的周长缩小到60米。”（注：杨辛、章启群：《关于长城的美学思考》，载《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关于跨墙墩台，肖立军也有详尽的描述，认为：“跨墙墩台分为两种，一种是墙台，本身并不高，只是在长城顶上搭建小棚一类建筑，供士卒巡逻、射击或休息。另一种称敌台，实际上是高级墩台，多骑墙（边墙，即长城）而建。嘉靖初年，陕西三边总制王琼修筑宁夏边墙，沿墙间设敌台，‘比城（边墙）尤高七尺阔二丈，上筑空洞八尺，内盖天棚一所，棚上再盖小房一间，端备墩军瞭望’。这是两层建筑。并且各地墩台密度不一样，成化时余子俊建议‘每城二里须墩一座’。嘉靖初，王琼总督陕西，筑宁夏长城一百四十里零八丈，‘每里处设敌台一座，端备墩军、值军瞭望’。”（注：肖立军：《明代中后期九边兵制研究》，第171页。）
边墙是明代北部防御体系的主要内容，是明代统治者在原来的基础上修葺完善的。松本隆晴认为：“边墙不是一时修成的，它的修筑经过了自明代中期至明朝末年大约二百年左右的漫长时间。”（注：松本隆晴撰、南炳文译：《试论余子俊修筑万里长城》。）明代西北防线绵长，据尹钧科考证，“西北四镇守御的地界共达5000余里，占九边防御全界的三分之二之多。”（注：尹均科：《宁夏镇成为明代九边重镇之一的军事地理因素试析》。）明朝守军在西北这条绵长的防线上，并无太多的自然山川险要来做防守屏障。史念海认为：“河套之南，明朝的防边布置，分属延绥、固原、宁夏三镇。东西距约一千二三百里。这样遥远的距离，从事补苴自要多费一番功夫。按照明人的惯例，补苴这里的自然形势就是筑长城。”（注：史念海：《论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历史军事地理》（下篇）。）西北边境上的边墙虽是明代各朝不断修葺完善的，但规模较大的是成化时期余子俊大修延绥边墙。艾冲认为：“余子俊所修的边墙是以‘缮塞为垣’，所谓‘缮塞为垣’，即沿袭长城旧路线而帮筑。”他还认为，“延绥镇边墙有南、北二道，分别称为‘大边墙’和‘二边墙’，确切地说，二边墙实际是一道蜿蜒曲折的沟堑，并非夯土筑墙的工程。余子俊所筑延绥边墙的长度暂时采用‘一千一百五里’，表示余子俊所筑延绥大边墙的长度比较合适。”（注：艾冲：《余子俊修筑延绥边墙的几个问题》，载《历史地理研究》。）除余子俊大规模修筑延绥边墙以外，有史料可载的还有弘治年间秦告修筑固原边墙；嘉靖时期王琼修筑宁夏边墙；杨博修筑河西边墙等。这些都是朝廷在西北边地大修边墙的事例。修筑边墙的材料因地制宜。杨辛、章启群认为：“与东部的崇山峻岭不一样，西部的长城大多坐落于戈壁大漠之中。由于缺少砖石材料，这里的长城基本上都用黄土夹以芦苇和柳条夯制而成。”（注：杨辛、章启群：《关于长城的美学思考》，载《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松本隆晴在论及榆林、延绥边墙时也指出：“边墙所使用的材料，在黄河折向南流的地点以东与以西，互不相同。以东用砖砌成，很坚固。其西，即自清水营紫城茨起，越过宁夏、南到嘉峪关，除了各处关门附近，原则上是版筑而成的土壁。”（注：松本隆晴撰、南炳文译：《试论余子俊修筑万里长城》。）关于边墙的高度和厚度，肖立军认为：“正德初杨一清所修宁夏边墙高厚‘皆逾两丈’。嘉靖间王琼所修边墙，底宽2丈，顶阔1丈5尺，上安女墙。共高2丈5尺。”（注：肖立军：《明代中后期九边兵制研究》，第174页。）松本隆晴也认为：“边墙的高度为‘二丈五尺’，如果将明代的一尺按31.1厘米来计算的话，二丈五尺则约合8米78厘米。”（注：松本隆晴撰、南炳文译：《试论余子俊修筑万里长城》。）
明代西北地区远离京师且防线绵长，为了确保交通运输和信息传播，朝廷在沿西北边墙一线设立了驿站。田澍在论及驿站时，以甘肃镇的驿站为例，说明了驿站作为西北防御工事的职能，指出：“在明代，驿递在京师称会同馆，在外称水马驿和递运所。在甘肃镇只有马驿。马驿的交通工具是马、骡、驴所牵引的车辆，并配有人数不等的甲军。在甘肃镇从庄浪至嘉峪关的狭长地带中，相隔四五十里的驿递将甘肃镇的众多卫所紧密地连结在一起，最大限度地强化了各卫所之间的联系。”（注：田澍：《明代甘肃镇边境保障体系述论》。）又认为：“甘肃镇驿站的另一个主要功能是扮演明朝与西域各国通贡贸易的枢纽角色，送往迎来各国贡使。”（注：田澍：《明代甘肃镇边境保障体系述论》。）所以说，分布在西北边境上的驿站是西北防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4.西北边镇的军需供给
在明代西北边境漫长的军事防御线上边兵的军需是边防的生命线，也是困扰明廷的一大难题。明代九镇中有四镇在西北边境，所以在西北地区驻扎着相当数量的军队。关于明代西北四镇驻扎的具体军队数量，学者的论述不尽一致。华夏子认为：“在九镇中的榆林、宁夏、固原、甘肃四镇合计实在军官二十一万八千五百零一员，实在马十万二千二百九十二匹。”（注：华夏子：《明长城考实》，第70～82页。）梁淼泰则列表说明明永乐至崇祯各朝九边的军数，总计西北四镇的军数为“190812”。（注：梁淼泰：《明代“九边”的军数》，载《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张萍认为：陕西四镇一般均有军数“二十万”。（注：张萍：《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载《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可见，西北四镇的军数约为20万左右。有关明代军士粮饷的供应标准，杨艳秋认为：“一般军士月粮为一石。”（注：杨艳秋：《明代初期北边边粮供应制度探析》，载《中州学刊》1999年第1期。）张萍也采用这个标准，认为：“明朝士兵军饷支给方法为‘洪武二十五年令，各处极边军士，不拘口数多少，月支粮一石’。以后虽或米钞兼支，但标准大体相当。”（注：张萍：《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按照每名军士月粮一石的标准计算，西北四镇20万军士一年的军饷就是240万石粮食（尚不算十余万匹马的草料）。除了如此大批量的粮食供应以外，其他军需的供给量同样不小，最主要的当是棉布、棉花等的需求。据张萍换算，“以陕西四镇二十万军队计，每年需布六十万匹左右，棉花三十万斤。”（注：张萍：《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从以上可以看出，明廷的边防开支中，仅西北四镇的开支是非常庞大的。为了解决军饷问题，明朝政府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屯田、起运和开中三项。明代西北地区地旷人稀，屯田法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杨艳秋认为：“明初北边屯田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韦正治宁夏即有‘开屯数万顷，兵食饶足’之说。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经过军屯的西北庄浪、河州、洮州、岷州、西宁、凉州、宁夏、临洮等八卫月粮充足，米价日减，每石折钞二贯五百文。据《大明会典》卷28各镇饷额计算九边总饷额约为4562196石，其中屯田粮为2686456石，后占比例约为百分之五十九。无疑，军屯粮是北边边粮的最主要来源。”（注：杨艳秋：《明代初期北边边粮供应制度探析》。）所谓“起运”即是明廷对财政供给的军粮采用对拨的方法，责令纳粮户直接运送供给。邱义林认为，明时“西北几镇大概由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北等省供给。对拨各地卫所军粮，视各地军屯自给程度而宜，彼消此长，此长彼消。”（注：邱义林：《明代中前期军费供给特点的形成与演变》，载《江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对于“起运”供军，杨艳秋认为：“对拨边粮采取就近原则。延绥镇由陕西河南布政司供给；兰州、凉州、岷州、宁夏、洮州、庄浪、西宁、临洮、甘肃、山丹、永昌等西北军卫的边粮陕西、西安的平凉、巩昌等府沿大路官仓纳粮供给。为了便于转运，明政府在驿道有军民处广建仓储保证边粮足额。”（注：杨艳秋：《明代初期北边边粮供应制度探析》。）所谓“开中”就是明政府为利用盐的专卖权对盐商采取的办法。邱义林认为：“开中即盐茶专卖，商人入粟塞下，换取政府盐引，米缺则纳米中盐，马缺则纳马中盐，灵活机动而又及时的补充了军饷的不足。”（注：邱义林：《明代中前期军费供给特点的形成与演变》。）田澍以甘肃镇为例，探讨了明朝对河西走廊的财政政策，认为“明廷通过直接拨款、减免税粮、开中法等手段，不断地向河西走廊划拨所需费用或运送所需物资。同时，河西走廊所在的陕西布政司亦采取相应的政策，从钱、物等方面对河西走廊予以长期支付。通过中央和地方双重财政的支持，使河西走廊始终起着稳定明代西北边疆的积极作用。”（注：田澍：《明朝对河西走廊的财政政策》，载《甘肃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三、西北边镇对西北地区的作用和影响
明朝设置西北边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抵御北元和安抚西番以保证西北边疆的稳定和安宁，学界对其作用和影响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邓沛认为，九边的设置，“不但考虑了敌军从正面（即蓟州、宣府、大同诸镇）发起的进攻，而且考虑了敌军取甘、陕、晋组织战略迂回的可能，其军事考虑是相当缜密的，战略眼光是独到的，充分体现了环形防御的军事战略思想。”（注：邓沛：《明代“九边”考述》，载《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4期。）历史实践证明，其设置后所产生的实际防御效果，反映了这一战略思想的成功。田澍认为：“尽管战争和兵灾时时笼罩着甘肃镇，甘肃镇仍常保持和平与安宁。”（注：田澍：《明代甘肃镇边境保障体系述论》，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3期。）松本隆晴也认为，在余子俊和杨一清修筑延绥边墙以后的二十年间，“蒙古没有对延绥地区进行侵犯。蒙古的入寇事例，也以成化十年为界急剧地减少了，这就是说，边墙的军事效果可以认为是有相当程度的。”（注：松本隆晴撰、南炳文译：《试论余子俊修筑万里长城》。）马雪芹亦言：“自边墙修成以后，榆林兵士增加，边境渐宁，于是沿边军民得以安心耕种。”（注：马雪芹：《明代西北地区农业经济开发的历史思考》，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同时，由于西北边镇各级官员能够切实地执行明政府对西番各部的政策，不仅成功地割断了北元与西番的联合，而且有效地安抚了西域各少数民族。韦占彬认为：“明朝西北地区军事的部署获得了成功，既有效的阻遏住了北元势力的进攻，又及时镇压了西番中的叛乱，起了震慑作用，保障了西北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注：韦占彬：《明初西北边政述略》，载《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3月第1期。）
西北边镇的设置客观上带动了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城堡的设立加速了城镇的兴起。张萍认为，“自延绥镇建立以后，各大堡的规模与明代陕西小规模的州县城池基本相当。”（注：张萍：《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城镇的发展自然带动了人口的聚集。张萍认为：“明清陕西以农业为立命根本，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城居人口数量并不大。而陕北沿边军事营堡因驻扎军户而构成的居民群体动辄即达五六百户。有些地理位置重要的营堡，驻军户口在千户以上，榆林镇更高达三千余户，这样规模的营堡不亚于明代的州，县城居人口数量，甚至有过之。”（注：张萍：《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而交通建设促进了内地的联系。张萍认为：“一镇军事上的供给取于内地，故内地与各营堡间的路线成为这一带最重要的交通线。”（注：张萍：《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同时西北边镇的消费市场的日渐形成，城堡建设带动了居地人口商品交换的需求，利益驱动又带动了政府和商贾的参与，于是“在沿边形成了一个以军事消费为主的稳固市场区。”（注：张萍：《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
在西北地区形成的市场中最典型的当为“马市”和“茶马互市”。姚继荣认为：“明代西北边防甚重，单靠仆苑自身孽牧，难能保证各边军骑征备御的需要。所以，明朝通过番族的纳马与贡马、商人中盐马、钱钞市马、丝绸布帛易马和马市互易等多种渠道采办马匹。”（注：姚继荣：《明代西北马政述论》，载《青海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田澍认为：“茶马互市是一种政府行为，具体事宜由朝廷专设的茶马司负责。茶马司的设置，是明朝不断控制互市的集中反映。当茶马互市成为明朝与甘肃镇周边各族民众贸易形式之后，便标志着明代西北边疆的日益巩固。”（注：田澍：《明代甘肃镇边境保障体系述论》。）
明朝统治者在西北设置边镇的初衷，在于抵御蒙古族的入侵和割断其与各少数民族的联合，但却难以实现。边墙没有也不可能阻断各民族之间的交往。相反，在西北边境的各民族通过军需斗争、生产斗争、人口掠夺、兵士逃亡、通贡互市等方式，进一步加强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交流以实现经济互补。华夏子认为：“蒙古部族无论是瓦刺也先，还是达延汗，在完成其霸业后，都积极要求明廷允许互市贸易。”（注：华夏子：《明长城考实》，第38页。）嘉靖时，蒙古的俺答汗多次要求通贡互市之举就反映了蒙古各部族的这种愿望。同时，经过长期经营，西番部族不仅接受了明王朝的统治，而且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与中原的联系日益加强。一些学者将沿长城一带划分为农、牧两大经济区。李凤山认为：“根据人类自身生存与生活和发展的需要，农、牧两大区域自始就不断的进行着大规模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并通过相互之间的交流，促进了各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丰富了各大区域内人们的社会生活，同时，也促进了各区域人类自身的发展与繁荣。”（注：李凤山：《长城带经济文化交流述略》，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战争在客观上是一种交往，史念海认为：“经过争执至于战争这样一些交往，双方都会有更多的了解，化干戈为玉帛，最后都联合在一起。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自然是有很多途径，经过争执到了解，更进而相互和睦共处，应该也是其中重要的途径。”（注：史念海：《论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历史军事地理》（下篇）。）
包括西北四镇的九边设置自然有其消极的一面。诸多学者在肯定九边防御基本取得满意效果的同时，也指出了其负面影响。一些学者特别对屯田给边境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带来的生态破坏提出了批评。梁四宝认为：“明代九边地区推行的屯田垦荒，对黄河流域自然环境产生了非常深远的恶劣影响，直至现代难以消除其后患。”（注：梁四宝：《明代“九边”屯田引起的水土流失问题》，载《山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马雪芹也认为：“西北地区明代以后许多地方沙漠出现扩大，是和明代在这里过度开垦直接关系的。”（注：马雪芹：《明代西北地区农业经济开发的历史思考》。）
四、结语
综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诸多学者围绕“九边”特别是西北边镇的形成、加强、完善和其作用等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给人们以多角度的启发。在充分肯定已取得的成就的同时，还应看到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这主要反映在对西北诸边镇集中研究的深度不够，即：一是对西北边镇专题探讨的论著相对较少，而系统研究的论著少之又少。二是选题一般过大，涉及的范围广、问题多，难以深入。三是对西北诸镇的特殊性方面的探讨不足。只有放宽视野，将“九边”的宏观研究与各镇的微观研究紧密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细致、深入的研究，才能在这一领域取得更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