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清初四书学中的经世思想
朱修春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5年03期
【原文出处】《清史研究》(京)2005年01期第86～92页
【英文标题】The Statecraft Thought of the Four Books Learning in the Early Qing
【作者简介】朱修春(1972—)，女，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上海 200433
【关 键 词】清初/四书学/经世致用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5)-01-0086-07
经世致用之说是清初学术的主干。清初诸儒在反省历史文化传统时的一个共同的趋向 ，就是竭力张扬儒学中的实学传统。自明万历末叶兴起的经世思潮，至清顺治、康熙间空前高涨，“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现实，促使清初的广大学者把视线转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和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在这样的历史情境，实学思潮沿着两个方向发展，即从政治思想上，批判君主专制，张扬民族意识，要求解决现实的政治弊端；从学术思想和学术研究中，批判宋明理学，关注国计民生，要求“崇实黜虚”。两条思路的合流，构成了清初经世致用学说的内容和特色。清初四书学者群体的民主与民族意识笔者另有专文论述，这里，从学术思想和学术研究方面对清初四书学的经世致用特征加以揭示。
一
首先，理学名臣和学术上专宗程朱的学者如陆陇其、王夫之、陆世仪等学者的四书学 中蕴涵着鲜明的经世意识。
在清初，出于用人和行政的需要，康熙皇帝通过对理学的提倡，把清初的理学直接引 向崇实黜虚，强调躬行实践的轨道。这一学术导向得到朝廷理学大臣的呼应。陆陇其是 被清代统治者抬得很高的一位理学大臣，综合其四书著述，其经世致用的思想主要包括 三点：其一，出于经世的立场，学术上尊朱黜王。在《松阳讲义》、《四书讲义困勉录 》等四书著述中，陆陇其对姚江一派的后学黄宗羲、孙奇逢、李颙三派学术详加辨析和严厉驳斥。他指出：“考有明一代盛衰之故，其盛也，学术一而风俗淳，则尊程朱明效也。其衰也，学术歧而风俗坏，则诋毁程朱之效也。每论启、祯丧乱之事而追原祸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姚江，故断然以为今之学非尊程朱黜阳明不可。”(注：陆陇其：《三鱼堂文集》卷8，国家图书馆北海分馆馆藏本。)在考察明亡的历史教训时，陆陇其认为明不亡于盗寇，不亡于朋党，而是亡于姚江学术，故而激烈驳斥王学。其二，提倡实学实行。陆陇其认为，实行必由乎实学，“致知亦包得力行”(注：陆陇其：《松阳讲义》卷3，《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他说：“大抵天下无实行之人则不成世道，然实行必由乎实学。若不学而徒言行，则所谓行者岂能丝毫无歉，或反做成病痛；故自古笃行之人皆好学之人，未有不穷理不读书而能笃行，一无病痛，笃行而已。”(注：陆陇其：《松阳讲义》卷4，《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其三，通过阐发“格物致知”，强调要在学问思辨中致知，在人伦日用间穷理。他说：“夫格物可以致知，犹食可以饱也，今不格物而自谓有知，则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为饱，则其饱者病也。”(注：陆陇其：《松阳讲义》卷1，《四库全书》文渊阁本。)提出“道不外人伦日用之间。人之所以为人，全在乎此，不可须臾离也”(注：陆陇其：《松阳讲义》卷1，《四库全书》文渊阁本。)。鼓励人们于人伦日用之间进行道德践履。
注重以实学经世，同样亦是王夫之四书学的一个特点。王夫之在其四书著述中就常常 参以后代史事，来发表经世议论，如借对“赵孟頫之仕元，许衡之讲学”的讥讽，来影射他对当时知识分子不辨华夏夷狄之大防的看法，强调德与财有本末内外的区别，就是他求学术经世致用的一种体现。他说：“德为万化之本原，而财乃绪余之必有”，认为德是本和内，财为末和外，认为“上惟外末而不聚财，上无过取而人有余资，财散于下而不积于上，则民安其生而生聚蕃矣”(注：王夫之：《四书训义》卷1，《船山全书》，湖南岳麓书社1990年。)。正是从王朝长治久安的角度，王夫之对经济和道德的关系发表了看法。再如他考释《四书稗疏·孟子上篇》“五十而贡七十而助百亩而彻”条云：“《集注》以谓三代授田之制……自杨炎两税以后，古制尽灭，易起群惑。大要古者以田从户，唐、宋以降以户从田，流至今日，遂有随粮带丁之事，一切以田为准，而户口皆为虚设。若古者之制，特致详于户口……若张子之所为者，非愚所敢知也。”(注：王夫之：《四书稗疏·孟子上篇》，《船山全书》，湖南岳麓书社1990年。)通过考辨税制的沿革，考释税制从任力役向任土地的演变，特别是从三代授田制向唐代并庸调入租的两税制及明代张居正随粮带丁制之重征地亩赋税制度的演变，指出当时税制的弊端，并指责后世统治者的残暴。尽管王夫之对经济与道德关系、对税制的看法只是他个人对经济现象的思考，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甚至把他的部分经济思想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比较落后的，但在当时的实学思潮背景下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对税制沿革进行考论本身就颇具经世致用的意义。
再如陆世仪，其《思辨录辑要》一书以《大学》八条目为则，天文、地理、河渠、兵 法、封建、井田、学校无不论列。他强调封建、井田、学校为致知之大纲，认为郡县制 不足以图治，而应当恢复古老的宗法封建，主张复古，以三代之法治天下，强调以三代 之法治天下，其要在于封建，并主张儒治，倡导学校教育，尤其是强调古代学校教育的 内容是学习六艺，具有明显的学术经世取向。尤为可贵的是，他十分强调算学，认为“ 凡天文律历水利兵法农田之类，皆须用算学者”。他说，“数为六艺之一，似缓而实急 ……不知算，虽知算而不精，未可云用世也。宋崇宁中，曾立算学假疑，设数为算问， 是亦一法。然至于另设庠序，以黄帝为先师，则赘而近于戏矣。”(注：陆世仪：《思 辨录辑要》卷1，见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山东齐鲁书社1985-1988年。)在当时， 西方近代科学已经传入中国，陆世仪对西学抱肯定态度，他认为西学有其优长之处，但 也不可偏废中国古代传统的占验之法，直接把谈五星之行提高到谈国运的高度，他说： “西学绝不言占验，其说以为日月之食、五纬之行，皆有常道、常度，岂可据以为吉凶 ，此殊近理。但七政之行虽有常道、常度，然当其时而嚼食凌犯，亦属气运，国家与百 姓皆在气运中，固不能无关涉也。此如星命之家，谈五星之恩仇，五星之行与人无与， 然值之者亦不无小徵验，况国运之大乎。”(注：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14，见杨 向奎《清儒学案新编》，山东齐鲁书社1985-1988年。)陆世仪这种既肯定西学，又信仰 中国古代学术的观点，虽不能与近代意义上的会合中西学术相提并论，但毕竟具有经世 的积极意义。《清儒学案》案语称其“学期于经世，与亭林相近”，可谓是平情之论。
二
其次，出自王学一派的学者黄宗羲、孙奇逢、李颙、毛奇龄等人在四书学著 述中对经世致用思想进行了富有时代特色的阐发。
黄宗羲是清初学术以“经世致用”为归的大儒，全祖望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中评 价黄宗羲的学术时说：“公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 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又谓 ‘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坠 讲学之流弊。公以濂洛之统，综会诸家，横渠之礼教，康节之数学，东莱之文献，艮斋 、止斋之经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璧。自来儒林所未有也。”(注：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10，嘉庆九年刻本。)这段话准确地揭示出，黄宗羲以博学通 儒的气魄担当起“儒者之学，经天纬地”事业的情况。
黄宗羲四书学中经世致用思想表现出三个鲜明的特色。第一，在治学上，抨击理学为 “天崩地坼”“无落吾事”的迂儒之学，倡导面向现实积极进取的清新学风。他在《孟 子师说·原序》中说：“先师子刘子于《大学》有统义，于《中庸》有慎独义，于《论 语》有学案，皆其微言所寄，独《孟子》无成书”，“因成《孟子师说》七卷，以补所 未备。”(注：黄宗羲：《孟子师说》，《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又说，“天下之最难 知者，一人索之而弗获，千万人索之而无弗获矣。天下之最难致者，一时穷之而未尽， 千百年穷之而无不尽矣。《四子》之义，平易近人，非难知难尽也。学其学者讵止千万 人千百年，而明月之珠，尚沉于大泽，既不能当身理会，求其著落，又不能屏去传注， 独取遗经，精思其故。成说在前，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宜其学者之愈多而愈晦也 。”显然，黄宗羲作《孟子师说》目的虽在于发明师说，补其未备，但其宗旨却在于批 判元明以来形成的众口一词、千人一面的理学末流只知宗主朱熹学说的僵化呆滞的学风 。在《孟子师说·孔子在陈章》中，黄宗羲申述：“世道交丧，圣王不作，天下之人， 兆民之众，要不能空然无所挟以行世，则遂以举世之习尚成为学术。但论其可以通行， 不必原其心术，揣摩世态，陪奉人情，在世路则为好人，在朝廷则为鄙夫，凡朝廷之资 格，官府之旧规，往来之情面，胥吏之成例，弥缝周至，无有罅漏。千百年来，靡烂于 文纲世法之中，皆乡愿之薪传也。即有贤者头出头没，不能决其范围，苟欲有所振动， 则举世目为怪魁矣。以是诗文有诗文之乡愿，汉笔唐诗，袭其肤廊；读书有读书之乡愿 ，成败事非，讲贯纪闻，皆有成说；道学有道学之乡愿，所读者止于《四书》、《通书 》、《太极图说》、《近思录》、《东西铭》、《语类》，建立书院，刊注《四书》， 衍辑《语录》，天崩地坼，无落吾事。”(注：黄宗羲：《孟子师说》，《四库全书》 文渊阁本。)正是出于强烈的经世精神，黄宗羲在《孟子师说》中，对理学进行了无情 的抨击和系统的批判。
第二、深切关注有关国计民生之典章制度的研究。
在《孟子师说·滕文公问为国章》中，说“古者以周尺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今以官 尺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亩，周尺当今浙尺七寸四分，今之浙尺当今官尺一尺三分， 绝长补短，则古者百亩当今东田三十三亩有奇，若如今之百亩，则非一夫之力所能耕矣 。殷之尺长于周，夏之尺长于殷，虽有五十、七十之异，皆当周之百亩也。特因尺有长 短，非田有赢缩也”(注：黄宗羲：《孟子师说》，《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在《孟 子师说·有布缕之征章》中说：“布缕之征，唐之所谓调也。出之于地，一地植桑麻耳 ，后来地与田混，两税之夏税秋粮，以蚕成于夏，故谓之夏税。粟米之征，唐之所谓租 也。力役之征，唐之所谓庸也。三代盛时，井田之制，民但助耕公田，未尝征其粟米也 。力役之征，据《周礼》赋法……一乘赋三十人，止供力役，一岁不过三日，岂足为扰 ?布缕之征，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不过尺绢，大段易办，故并用之，而无害。据孟 子之言，其时赋法之厉民，尽破三代之制矣。然数者征之，皆凭户口为政，所以盛世之 编户，非户，而户编之也，必阅其有丁有力能充赋役者，而后著之于籍，辨其贵贱、老 幼、废弱者，此五者皆籍所不书，赋役不及焉……即如唐开宝全盛之时，户不登千万， 若以实论之，浙东西两道之地，其户岂止千万哉?盖下户之不登于版籍者多矣。”(注： 黄宗羲：《孟子师说》，《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在《孟子师说·二十而取一章》说 ：“以二十取一为不可者，亦是封建之制，非什一不足以备用，然当时田授于上，故税 其十以而无愧。今以民所自买之田，必欲仿古自什一，已为不伦，且封建变郡县，苟处 置得宜，以天下而养一人，所入不赀，则二十取一，何为不可汉氏三十而税一，未见其 不足也。”(注：黄宗羲：《孟子师说》，《四库全书》文渊阁本。)通过对夏商周三代 尺度长短不同，但其税法实质一致的考释，通过对租、庸、调的辨析和考辨唐代虽实行 了合庸调于租的两税法，但其“编户，非户，而户之编也”的事实及分析唐开元、天宝 全盛之时，“下户之不登于版籍者多”的历史事实，说明即便唐实行两税制仍然包涵有 一定任力役的精神，不仅从历史的角度叙述税制的演变，而且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指出 当今税法的不合理。再如黄宗羲在《孟子师说·俊杰在位章》中论市里商贾之税法，于 《孟子师说·求也为季氏宰章》论秦“任土地”之苛税，于《孟子师说·周室班爵禄章 》论田制及税制等，这些考释文字不仅表明清初四书学考论丰富的内容，更透露出黄宗 羲对国计民生的深切关注。
第三、重视以史学经世。在《孟子师说》中，黄宗羲常常在对史实旁征博引的过程之 中，结合社会现实，提出他的一些看法，为各种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办法和出路。 如黄宗羲在《孟子师说·梁襄王章》中疏解“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句。后世学者阐释时 多举秦始皇、隋文帝为例，认为他们好杀人，所以尽管能一统天下，国运都不会长久， 从而证明孟子“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结论的正确性。但黄宗羲则独辟蹊径，他根据元明 时代的社会现实，做出了不同于前人的理解。他说：“苏氏云：‘自汉高祖、光武、唐 太宗及宋太祖四君能一天下，皆以不嗜杀人致之’，此言是也。顾后来元明之开创者， 不可称不嗜杀人，而天下为威势所劫，亦就于一，与秦隋无异，未尝不延世久长，盖至 此而天道一变矣，遂不得不有逆取顺守之说，此尚论者之所痛心也。”这里，黄宗羲从 政治应顺应历史和与时俱变的角度，表达了他不尽赞同孟子“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的观 点，同时反映出他对王朝国运长治久安的思考，这应该说与他反省明亡的教训是一致的 ，因而同样也反应出他的四书学在力求经世致用，其他如《孟子师说·放桀伐纣章》、 《孟子师说·伯夷辟纣章》、《孟子师说·君之视臣章》、《孟子师说·民为贵章》无 不广泛地涉及到重大的政治理论和当时现实的政治问题，这些都是黄宗羲面对社会现实 ，在四书说中提出的经天纬地之论。
再如孙奇逢四书学中的一个基本思想也是注重经世。《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孙奇逢《 四书近指》云：“盖奇逢之学兼采朱陆，而大本主于穷则厉行，出则经世，故其说如此 ，虽不一一皆合于经义而读其书者知反身以求实行实用，于学者亦不为无益也。”(注 ：《四库全书总目》卷36“四书类”孙奇逢《四书近指》提要。)此段文字对孙奇逢《 四书近指》有助于“求实行实用”给予了较为充分的评价。孙奇逢的经世致用思想最富 有特色之处，其一是，提出一个“礼”字，对趋于空虚的王学补偏救弊。他说：“《颜 渊问仁章》，此章全重礼字，大中至正，万物各得其理之谓。提出一个把柄，立定一个 主宰，不于无声无形中问本体，而于有条有理众著而成象者见本原也。”把“礼”作为 有条有理的“本原”，作为一个把柄，多少改变了王学中人于“无声无形中问本体”的 现象，这是孙奇逢在清初学术由虚向实转变过程中在理论上的一个贡献之处。其二是， 为了扭转举世陷入乡愿之学的习气，孙奇逢不惜赞扬有进取之心的狂狷者。他说：“进 取之人与不为之人，皆与俗不谐，不为世所喜，然以孔子道眼观之，绝尽世间假冒之习 ，接中行之统者必是此人。”“荆川唐氏曰，谨厚与狷相似而非狷，狷者必乎已谨厚者 役于物，今人多以谨厚为狷亦学问不明之过也。”(注：孙奇逢：《四书近指》卷10， 《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孙奇逢认为，时人误以谨厚为狷是学问不明所造成的，狷者 应能“善用其危行”。他说：“行以持身终无可变之理，言应世自有当孙之时。言孙者 ，正所以善用其危行者也。宋新法之行，程明道谓吾党激成之过，正病在不能言孙耳。 狄仁桀谏武氏立三思，裴度谏敬宗幸都，皆从容不迫，事其有济。”(注：孙奇逢：《 四书近指》卷10，《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他评价秦始皇焚书的时候说：“焚书非始 皇也，书也。焚书非书也，尽信书者也。不开眼界，不大心胸，不去取圣贤，未许读书 。”从对宋新法之行的议论及称赞管仲、秦始皇的英雄本色等论述，孙奇逢四书学中经 世思想十分有特色。
姚江后学李颙在《四书反身录》中也再三致论，指出儒者应该关心经世事宜 。他说：“孔子诸贤，兵农礼乐，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平居各有以自信。今吾人平居 ，其所自信者何在?兵耶，农耶，礼乐耶，三者咸兼耶?仅有其一耶?抑超然于世务之外 ，潇洒自得，志在石隐耶?如志非石隐，便应将经世事宜，实实体究，务求有用。一旦 见知于世，庶有以自效，使斯见儒者作用，斯民被儒者膏泽，方不枉读书一场。若只寻 章摘句，以文字求知章句之外，凡生民之休戚，兵赋之机宜，礼乐之修废，风化之淳漓 ，漠不关心，一登仕途，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无惑乎?国家不得收养士之效，生 民不得蒙至治之泽也。”(注：李颙：《四书反身录》卷5，《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认为学者如果只知道“寻章摘句，以文字求知，章句之外，凡生民之休戚，兵赋之机宜，礼乐之修废，风化之淳漓，漠不关心，一登仕途，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是与国家对士人的培养目标背道而驰，士人不能将其所学转化为经世致用，是“枉读书一场”。他抨击那些穷深极微、高谈性命的士人是假学者，他们的学术为假学术，认为如果学术不和经世事宜相结合，那么学术就失去了根本和本原。作为关心经济之人，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土地兼并等严重的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他也曾发表自己一些观点，如他议论井田说：“井田之行，古今纷如聚讼，有一辈人谓必可复，有一辈人谓必不可复。夫大冬之可为大夏，萌芽之可为合抱，安在井田之必不可复于后世。然大冬之不能遽为大夏，萌芽之不能遽为合抱，又安在井田之能遽行于今日。两家各执一偏而不能相通，宜其抵牾而不合也。即如三代而后，授田之制唐之近古，然实是缘周隋遗制，而缘饰之以成其制。今谓井田之必不可复，何以于王制久湮之后，而唐独能行之。今谓井田之可以遽复，何以于留心均田之周世宗，而终未能行。大率古法无必可复，亦无必不可复，亦视乎其时与人耳。”对于当时争论激烈的复古法等问题，李颙的观点是不执其一偏，认为“古法无必可复，亦无必不可复，亦视乎其时与人”，能否恢复实行古法，关键要结合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客观实际情况和不同为政者的具体施政措施来判断。这些看法鲜明地表现出李颙对现实问题的关注。
再如以考辨见长的姚江后学毛奇龄，在其四书学中对税制和若干重大历史史实的独到 考论亦反映出其以经学经世的价值取向。《四书改错》卷十二“辟草莱任土地”节载： “此本二事，垦草莱是尽民力，任土地是尽地力，两各不同。今辟草莱不注而任土地， 则反曰‘分田与民，使任耕稼’，则以任属民，非任土地矣。考战国秦制，有垦令二十 条，如官不留簿书，禄仕食口，勿使众，勿取工庸，无逆旅之民，抑商贾，令少禁军， 市有女子类，皆去其妨民力者。若任土地，则当时称为度地，又称算地，惟恐民胜地， 则民力有余。地胜民则地力不足。故为国任土地，除山林薮泽，溪谷流水，都邑城郭外 ，分田计亩数，使地力堪任，有任地待役之律，此专较地力不止督民尽力者。今曰李悝 尽地力，则见汉《食货志》，尚有李悝为魏文作尽地力之教，参较地亩而增减其粟。若 商鞅开阡陌，则直是变法改井，画而阡陌之，与任地何涉?”(注：毛奇龄：《四书改错 》卷12，《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此节考辨的旨意，虽在 于纠正宋儒对“辟草莱任土地”的片面注释，明确经注中“辟草莱任土地”句完整的意 义应该是既尽地力又任民力。但毛奇龄通过对战国秦制的考察，明确当时垦令二十条的 实质在于尽民力，度地和李悝“尽地力之教”实质在于尽地力。将垦令二十条、度地、 “尽地力之教”与商鞅开阡陌从实质上区分开，认为商鞅开阡陌的实质是变法改井，根 本谈不上是尽地力。寥寥数语，在准确考释经义的同时，提出了对战国秦制的看法。
三
最后，颜李学派的代表人物颜元、李塨等人从发掘儒学原旨出发，在其四书 著述中对经世思想亦多有发掘。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颜元《四书正误》论及颜元的学术大旨：“元为学主 实用，恶宋儒之空谈心性。其言曰，‘汉宋儒专以读讲著述为学，自幼少历老壮，极一 生心力为之，故发明确透者亦多，然路径不同，下手亦异。凡遇着实用功处，便含糊脱 略过去。或说向精微远大处，更无亲切开豁语。’”(注：《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四书类”《四书正误》提要。)这里揭示出颜元在四书学卑视汉宋儒之学是符合实际 的。
颜元无论是排击汉学还是指斥宋学，一以经世致用为宗旨。颜元批判程朱理学与孔孟 之学相悖。他说：“颜子所好之学，仆不敢言，但七十子于《诗》、《书》、六艺，皆 习而通之。后之大儒全废六艺，只尚《诗》、《书》，其于《诗》、《书》，又非如古 之学且为者，只是读讲以悦口自欺，因以欺世盗名，而好说颜子所好之学。吾不知颜子 之好学，即同七十子之习而通之者而涵养更精乎?抑外七十子习而通之者，别有一种学 而好之乎?噫!从祀孔子庙庭者，非曰滥觞章句，则曰打诨禅宗，皆曰学颜子所学。噫! 孔子门下三千人中仅一颜子，又仅七十一人，何后世人人颜子，不曾见一七十子之学也 ?噫!生民世道，乌得不莫之御而至于此也。”(注：颜元：《四书正误》卷1，《续修四 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颜元认为真儒是礼、乐、射、御、书、数 “六艺”而通习之人，而不是那些整天只是“读讲以悦口自欺，因以欺世盗名”的“滥 觞章句”“打诨禅宗”的程朱理学之人。在颜元看来，无论是汉儒的训诂之学，还是宋 儒的“空静操存”都与孔孟的实学精神相违背，都无法达到孔孟的实学的规模，他说： “井田封建庠序，先王之规矩六律也。战国之君臣处士，别有种种富强捭阖纵横，足致 秦汉以后如彼，而尧、舜、三代之仁政斩焉扫地矣。孟子一生苦心，谆谆成法，读此及 王道诸章，令人扼腕太息。三事、六府、六德、六艺，圣人之规矩六律也。汉、宋之儒 生道学，别有种种训诂章句，空静操存，觉悟禅宗，卒致宋元以来如此，而周公、孔子 七十贤学宗，颓乎坠地。予不自揣，日夜疚心，存学存性，共志无人。予与苍生福薄， 即不敢孔孟复生，安得如胡文昭、韩苑若、杨椒山、吕新吾四先生者，一与之谈学救弊 哉?”(注：颜元：《四书正误》卷1，《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正是从经世致用的立场，颜元对宋明理学“染于禅”和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 进行了鞭辟入里的鞑伐。
不仅如此，颜元还提出“三物之教”和宣扬“实行经济”之学。
在颜元看来，真儒决非坐而论道、空谈道德心性，而不务生理的“僧道”之类，而是 具有经邦济世之实学的人，所以在其四书著作中，强调经世致用的言论和事例比比皆是 。例如颜元说：“明明‘践迹’是‘入室’的真路头、真步法，先生辈何不向周公、孔 子三物上著脚乎?读讲至‘践迹’，独不思如何是‘迹’，如何是‘践’乎?”(注：颜 元：《四书正误》卷1，《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又说：“ 圣贤但一坐便商榷兵农礼乐，但一行便商榷富民教民。所谓行走坐卧，不忘苍生也。是 孔门师弟也。后世静坐读书，居不习兵农礼乐之业，出不建富民教民之功，而云真儒者 ，质之孔门何地乎?故曰，章句禅宗之学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注：颜元：《四书正误》卷1，《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再如他说：“予每向子弟言，生世六十余矣，读《论语》分三截。前二十年见得句 句是文字，中二十年见得句句是习行，末二十年见得句句是经济。看秦汉史，尝说汉高 只行得‘惠则足以使人’一句，便定四百年统业；看韩淮阴那等大豪杰，所感激的只在 解衣推食；楚霸王只犯了‘出纳之吝’一句，便杀身败业。假使汉高能行四五句，便是 三王。”(注：颜元：《四书正误》卷1，《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 95年。)从这些论述中足可见颜元学术经世的主旨。《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评论颜元： “其尤痛愤者，则曰夏殷周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汉唐宋之得天下也以 智，其失天下也以不智。元明二国之得天下也以勇，失天下也以不勇。”又曰：“孟子 定善战者，连诸侯者，辟草莱任土地者，又次之。盖七国皆先生伯叔甥舅。若非三等人 ，启诱搬唆，便不至争城争地，至杀人盈城盈野之惨。近世之祸，则在辽金宋元夏，倘 有三等人，生民不犹受干城之福哉。观此知元抱憾于中国积弱，而思有以振之，其志则 王船山吕晚村也，宜其卑视宋儒矣。”(注：《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书类”《 四书正误》提要。)可以说很好地揭示了其四书学经世致用的内涵。
颜李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李塨亦从经世致用的立场出发，抨击理学之脱离 实践、于世事无补的空洞说教。他反对宋儒之“静坐”说，赞同颜元观点，主张“教士 之道，不外六德六行六艺”。在《中庸传注问》中，李塨说：“承教甚喜，然捷径不敢不辨。愚之所传者，颜习斋先生之学也。自圣道晦而朱陆两分，朱重诵读著 述，陆讥之曰支离；陆重心地澄澈，朱讥之曰捷径，以其斥去闻见，直指性天为顿悟、 为捷径也。今颜先生之学重诗书，习礼乐，博衣杂服，以孙以摩，操心省身，迁善改过 ，日慎月励，未能遽成，路甚不捷矣。海内是此学者渐多，然以实力于学，实见于行， 或畏其难，翁乃以为捷，非洵口之言乎?”(注：李塨：《中庸传注问》，《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在《论语传注问》中，李塨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与孔孟学术不符合之处也多加指斥，如他说：“或问子夏恐人专以记诵辞章为学，故曰敦伦谓之学，旧解自是。曰，非也。专以记诵辞章为学，宋明来则然，春秋时尚无此弊。孔子学在识大识小，孔文子好学而能治宾客，子产有学曰博物，是无论君子小人，皆学礼乐名物，非若今人但俯首伊吾以为学也，子夏何为箴词?且敦伦行也，好学力行，孔子分二事矣。故可曰行自学入，不可曰行即为学。行即为学，是曰无学，是曰冥行。”(注：李颙：《论语传注问》卷1，《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他认为宋明以来的“专以记诵辞章为学”只不过是对孔子学说理解的一个偏见，孔子之学包括礼乐名物，“治宾客”、“博物”等非常广泛的习行内容，决非宋明以来俗儒的“俯首伊吾以为学也”。又如，他说“近宗程朱者，诋陆王顿悟为禅，不知古经无悟字，悟即禅旨，不在特顿也。程朱好诵读，重惺觉，故悟欲渐。陆王轻诵读，专惺觉，故悟欲顿，盖视程朱又甚耳。番用微曰，悟者从未有是景而忽及之，禅家以此为法门。愚谓，《大学》言知在于格物，《论语》先觉，就应事接物言，与一旦豁然，大事顿悟，天渊有分也。”(注：李颙：《论语传注问》卷1，《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既攻击程朱、陆王都遁入禅，又点明《大学》言知在于格物，《论语》先觉其本旨 并不在于后来学者的所谓“悟”，而在于“应事接物”，在于习行。与此同时，偶尔对 朱子有功于实学一些观点也给予肯定。如：“文，诗书六艺也，朱子加之文二字，恐人 仍以书策所载即为艺矣，故去之，然朱子此注甚有功于圣道。邢疏已训文为文字矣，赖 朱注有此踪迹，可与学者共证实学，是其功也。注游艺曰礼乐射御书数甚明，今有宗班 史谓六艺即六经者，非也。朱注明列诗书于六艺外，甚见高于班史文人多矣。”(注： 李颙：《论语传注问》卷1，《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由此亦可见李塨对学术的评判一切以是否有资世用为依据。
除上述论列四书学者之外，其他如吕留良对儒者之曲学阿世的痛斥，对朱子与陈同甫 辨王霸之精义的评论，胡渭、阎若璩等学者对地理名物、历史人物和学校制度等诸大端 的考辨，都是清初四书学中经世致用思潮的组成部分。诚如学者所言，经世致用构成了 清初学术的主干，张扬儒学的“实学”传统是清初学者共同的思想趋向，作为理学经典 之学的四书学，发展至清初，不可避免地被置入了经世致用的因子，经世致用是清初四 书学一个鲜明的特色。
收稿日期：2004-9-10^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5年03期
【原文出处】《清史研究》(京)2005年01期第86～92页
【英文标题】The Statecraft Thought of the Four Books Learning in the Early Qing
【作者简介】朱修春(1972—)，女，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上海 200433
| 【内容提要】 | 经世致用之说是清初学术的主干。作为理学经典之学的四书学，发展至清初，不可避 免地被置入了经世致用的因子，经世致用是清初四书学一个鲜明的特色。 Statecraft represented the intellectual mainstream in the early Qing.As the classic learning of Neo-Confucianism,the Four Books School inescapably was foundational to statecraft thought as it evolved in the early Qing. Statecraft thought was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 of the Fours Books learning in the early Qing. |
经世致用之说是清初学术的主干。清初诸儒在反省历史文化传统时的一个共同的趋向 ，就是竭力张扬儒学中的实学传统。自明万历末叶兴起的经世思潮，至清顺治、康熙间空前高涨，“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现实，促使清初的广大学者把视线转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和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在这样的历史情境，实学思潮沿着两个方向发展，即从政治思想上，批判君主专制，张扬民族意识，要求解决现实的政治弊端；从学术思想和学术研究中，批判宋明理学，关注国计民生，要求“崇实黜虚”。两条思路的合流，构成了清初经世致用学说的内容和特色。清初四书学者群体的民主与民族意识笔者另有专文论述，这里，从学术思想和学术研究方面对清初四书学的经世致用特征加以揭示。
一
首先，理学名臣和学术上专宗程朱的学者如陆陇其、王夫之、陆世仪等学者的四书学 中蕴涵着鲜明的经世意识。
在清初，出于用人和行政的需要，康熙皇帝通过对理学的提倡，把清初的理学直接引 向崇实黜虚，强调躬行实践的轨道。这一学术导向得到朝廷理学大臣的呼应。陆陇其是 被清代统治者抬得很高的一位理学大臣，综合其四书著述，其经世致用的思想主要包括 三点：其一，出于经世的立场，学术上尊朱黜王。在《松阳讲义》、《四书讲义困勉录 》等四书著述中，陆陇其对姚江一派的后学黄宗羲、孙奇逢、李颙三派学术详加辨析和严厉驳斥。他指出：“考有明一代盛衰之故，其盛也，学术一而风俗淳，则尊程朱明效也。其衰也，学术歧而风俗坏，则诋毁程朱之效也。每论启、祯丧乱之事而追原祸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姚江，故断然以为今之学非尊程朱黜阳明不可。”(注：陆陇其：《三鱼堂文集》卷8，国家图书馆北海分馆馆藏本。)在考察明亡的历史教训时，陆陇其认为明不亡于盗寇，不亡于朋党，而是亡于姚江学术，故而激烈驳斥王学。其二，提倡实学实行。陆陇其认为，实行必由乎实学，“致知亦包得力行”(注：陆陇其：《松阳讲义》卷3，《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他说：“大抵天下无实行之人则不成世道，然实行必由乎实学。若不学而徒言行，则所谓行者岂能丝毫无歉，或反做成病痛；故自古笃行之人皆好学之人，未有不穷理不读书而能笃行，一无病痛，笃行而已。”(注：陆陇其：《松阳讲义》卷4，《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其三，通过阐发“格物致知”，强调要在学问思辨中致知，在人伦日用间穷理。他说：“夫格物可以致知，犹食可以饱也，今不格物而自谓有知，则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为饱，则其饱者病也。”(注：陆陇其：《松阳讲义》卷1，《四库全书》文渊阁本。)提出“道不外人伦日用之间。人之所以为人，全在乎此，不可须臾离也”(注：陆陇其：《松阳讲义》卷1，《四库全书》文渊阁本。)。鼓励人们于人伦日用之间进行道德践履。
注重以实学经世，同样亦是王夫之四书学的一个特点。王夫之在其四书著述中就常常 参以后代史事，来发表经世议论，如借对“赵孟頫之仕元，许衡之讲学”的讥讽，来影射他对当时知识分子不辨华夏夷狄之大防的看法，强调德与财有本末内外的区别，就是他求学术经世致用的一种体现。他说：“德为万化之本原，而财乃绪余之必有”，认为德是本和内，财为末和外，认为“上惟外末而不聚财，上无过取而人有余资，财散于下而不积于上，则民安其生而生聚蕃矣”(注：王夫之：《四书训义》卷1，《船山全书》，湖南岳麓书社1990年。)。正是从王朝长治久安的角度，王夫之对经济和道德的关系发表了看法。再如他考释《四书稗疏·孟子上篇》“五十而贡七十而助百亩而彻”条云：“《集注》以谓三代授田之制……自杨炎两税以后，古制尽灭，易起群惑。大要古者以田从户，唐、宋以降以户从田，流至今日，遂有随粮带丁之事，一切以田为准，而户口皆为虚设。若古者之制，特致详于户口……若张子之所为者，非愚所敢知也。”(注：王夫之：《四书稗疏·孟子上篇》，《船山全书》，湖南岳麓书社1990年。)通过考辨税制的沿革，考释税制从任力役向任土地的演变，特别是从三代授田制向唐代并庸调入租的两税制及明代张居正随粮带丁制之重征地亩赋税制度的演变，指出当时税制的弊端，并指责后世统治者的残暴。尽管王夫之对经济与道德关系、对税制的看法只是他个人对经济现象的思考，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甚至把他的部分经济思想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比较落后的，但在当时的实学思潮背景下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对税制沿革进行考论本身就颇具经世致用的意义。
再如陆世仪，其《思辨录辑要》一书以《大学》八条目为则，天文、地理、河渠、兵 法、封建、井田、学校无不论列。他强调封建、井田、学校为致知之大纲，认为郡县制 不足以图治，而应当恢复古老的宗法封建，主张复古，以三代之法治天下，强调以三代 之法治天下，其要在于封建，并主张儒治，倡导学校教育，尤其是强调古代学校教育的 内容是学习六艺，具有明显的学术经世取向。尤为可贵的是，他十分强调算学，认为“ 凡天文律历水利兵法农田之类，皆须用算学者”。他说，“数为六艺之一，似缓而实急 ……不知算，虽知算而不精，未可云用世也。宋崇宁中，曾立算学假疑，设数为算问， 是亦一法。然至于另设庠序，以黄帝为先师，则赘而近于戏矣。”(注：陆世仪：《思 辨录辑要》卷1，见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山东齐鲁书社1985-1988年。)在当时， 西方近代科学已经传入中国，陆世仪对西学抱肯定态度，他认为西学有其优长之处，但 也不可偏废中国古代传统的占验之法，直接把谈五星之行提高到谈国运的高度，他说： “西学绝不言占验，其说以为日月之食、五纬之行，皆有常道、常度，岂可据以为吉凶 ，此殊近理。但七政之行虽有常道、常度，然当其时而嚼食凌犯，亦属气运，国家与百 姓皆在气运中，固不能无关涉也。此如星命之家，谈五星之恩仇，五星之行与人无与， 然值之者亦不无小徵验，况国运之大乎。”(注：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14，见杨 向奎《清儒学案新编》，山东齐鲁书社1985-1988年。)陆世仪这种既肯定西学，又信仰 中国古代学术的观点，虽不能与近代意义上的会合中西学术相提并论，但毕竟具有经世 的积极意义。《清儒学案》案语称其“学期于经世，与亭林相近”，可谓是平情之论。
二
其次，出自王学一派的学者黄宗羲、孙奇逢、李颙、毛奇龄等人在四书学著 述中对经世致用思想进行了富有时代特色的阐发。
黄宗羲是清初学术以“经世致用”为归的大儒，全祖望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中评 价黄宗羲的学术时说：“公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 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又谓 ‘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坠 讲学之流弊。公以濂洛之统，综会诸家，横渠之礼教，康节之数学，东莱之文献，艮斋 、止斋之经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璧。自来儒林所未有也。”(注：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10，嘉庆九年刻本。)这段话准确地揭示出，黄宗羲以博学通 儒的气魄担当起“儒者之学，经天纬地”事业的情况。
黄宗羲四书学中经世致用思想表现出三个鲜明的特色。第一，在治学上，抨击理学为 “天崩地坼”“无落吾事”的迂儒之学，倡导面向现实积极进取的清新学风。他在《孟 子师说·原序》中说：“先师子刘子于《大学》有统义，于《中庸》有慎独义，于《论 语》有学案，皆其微言所寄，独《孟子》无成书”，“因成《孟子师说》七卷，以补所 未备。”(注：黄宗羲：《孟子师说》，《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又说，“天下之最难 知者，一人索之而弗获，千万人索之而无弗获矣。天下之最难致者，一时穷之而未尽， 千百年穷之而无不尽矣。《四子》之义，平易近人，非难知难尽也。学其学者讵止千万 人千百年，而明月之珠，尚沉于大泽，既不能当身理会，求其著落，又不能屏去传注， 独取遗经，精思其故。成说在前，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宜其学者之愈多而愈晦也 。”显然，黄宗羲作《孟子师说》目的虽在于发明师说，补其未备，但其宗旨却在于批 判元明以来形成的众口一词、千人一面的理学末流只知宗主朱熹学说的僵化呆滞的学风 。在《孟子师说·孔子在陈章》中，黄宗羲申述：“世道交丧，圣王不作，天下之人， 兆民之众，要不能空然无所挟以行世，则遂以举世之习尚成为学术。但论其可以通行， 不必原其心术，揣摩世态，陪奉人情，在世路则为好人，在朝廷则为鄙夫，凡朝廷之资 格，官府之旧规，往来之情面，胥吏之成例，弥缝周至，无有罅漏。千百年来，靡烂于 文纲世法之中，皆乡愿之薪传也。即有贤者头出头没，不能决其范围，苟欲有所振动， 则举世目为怪魁矣。以是诗文有诗文之乡愿，汉笔唐诗，袭其肤廊；读书有读书之乡愿 ，成败事非，讲贯纪闻，皆有成说；道学有道学之乡愿，所读者止于《四书》、《通书 》、《太极图说》、《近思录》、《东西铭》、《语类》，建立书院，刊注《四书》， 衍辑《语录》，天崩地坼，无落吾事。”(注：黄宗羲：《孟子师说》，《四库全书》 文渊阁本。)正是出于强烈的经世精神，黄宗羲在《孟子师说》中，对理学进行了无情 的抨击和系统的批判。
第二、深切关注有关国计民生之典章制度的研究。
在《孟子师说·滕文公问为国章》中，说“古者以周尺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今以官 尺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亩，周尺当今浙尺七寸四分，今之浙尺当今官尺一尺三分， 绝长补短，则古者百亩当今东田三十三亩有奇，若如今之百亩，则非一夫之力所能耕矣 。殷之尺长于周，夏之尺长于殷，虽有五十、七十之异，皆当周之百亩也。特因尺有长 短，非田有赢缩也”(注：黄宗羲：《孟子师说》，《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在《孟 子师说·有布缕之征章》中说：“布缕之征，唐之所谓调也。出之于地，一地植桑麻耳 ，后来地与田混，两税之夏税秋粮，以蚕成于夏，故谓之夏税。粟米之征，唐之所谓租 也。力役之征，唐之所谓庸也。三代盛时，井田之制，民但助耕公田，未尝征其粟米也 。力役之征，据《周礼》赋法……一乘赋三十人，止供力役，一岁不过三日，岂足为扰 ?布缕之征，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不过尺绢，大段易办，故并用之，而无害。据孟 子之言，其时赋法之厉民，尽破三代之制矣。然数者征之，皆凭户口为政，所以盛世之 编户，非户，而户编之也，必阅其有丁有力能充赋役者，而后著之于籍，辨其贵贱、老 幼、废弱者，此五者皆籍所不书，赋役不及焉……即如唐开宝全盛之时，户不登千万， 若以实论之，浙东西两道之地，其户岂止千万哉?盖下户之不登于版籍者多矣。”(注： 黄宗羲：《孟子师说》，《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在《孟子师说·二十而取一章》说 ：“以二十取一为不可者，亦是封建之制，非什一不足以备用，然当时田授于上，故税 其十以而无愧。今以民所自买之田，必欲仿古自什一，已为不伦，且封建变郡县，苟处 置得宜，以天下而养一人，所入不赀，则二十取一，何为不可汉氏三十而税一，未见其 不足也。”(注：黄宗羲：《孟子师说》，《四库全书》文渊阁本。)通过对夏商周三代 尺度长短不同，但其税法实质一致的考释，通过对租、庸、调的辨析和考辨唐代虽实行 了合庸调于租的两税法，但其“编户，非户，而户之编也”的事实及分析唐开元、天宝 全盛之时，“下户之不登于版籍者多”的历史事实，说明即便唐实行两税制仍然包涵有 一定任力役的精神，不仅从历史的角度叙述税制的演变，而且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指出 当今税法的不合理。再如黄宗羲在《孟子师说·俊杰在位章》中论市里商贾之税法，于 《孟子师说·求也为季氏宰章》论秦“任土地”之苛税，于《孟子师说·周室班爵禄章 》论田制及税制等，这些考释文字不仅表明清初四书学考论丰富的内容，更透露出黄宗 羲对国计民生的深切关注。
第三、重视以史学经世。在《孟子师说》中，黄宗羲常常在对史实旁征博引的过程之 中，结合社会现实，提出他的一些看法，为各种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办法和出路。 如黄宗羲在《孟子师说·梁襄王章》中疏解“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句。后世学者阐释时 多举秦始皇、隋文帝为例，认为他们好杀人，所以尽管能一统天下，国运都不会长久， 从而证明孟子“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结论的正确性。但黄宗羲则独辟蹊径，他根据元明 时代的社会现实，做出了不同于前人的理解。他说：“苏氏云：‘自汉高祖、光武、唐 太宗及宋太祖四君能一天下，皆以不嗜杀人致之’，此言是也。顾后来元明之开创者， 不可称不嗜杀人，而天下为威势所劫，亦就于一，与秦隋无异，未尝不延世久长，盖至 此而天道一变矣，遂不得不有逆取顺守之说，此尚论者之所痛心也。”这里，黄宗羲从 政治应顺应历史和与时俱变的角度，表达了他不尽赞同孟子“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的观 点，同时反映出他对王朝国运长治久安的思考，这应该说与他反省明亡的教训是一致的 ，因而同样也反应出他的四书学在力求经世致用，其他如《孟子师说·放桀伐纣章》、 《孟子师说·伯夷辟纣章》、《孟子师说·君之视臣章》、《孟子师说·民为贵章》无 不广泛地涉及到重大的政治理论和当时现实的政治问题，这些都是黄宗羲面对社会现实 ，在四书说中提出的经天纬地之论。
再如孙奇逢四书学中的一个基本思想也是注重经世。《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孙奇逢《 四书近指》云：“盖奇逢之学兼采朱陆，而大本主于穷则厉行，出则经世，故其说如此 ，虽不一一皆合于经义而读其书者知反身以求实行实用，于学者亦不为无益也。”(注 ：《四库全书总目》卷36“四书类”孙奇逢《四书近指》提要。)此段文字对孙奇逢《 四书近指》有助于“求实行实用”给予了较为充分的评价。孙奇逢的经世致用思想最富 有特色之处，其一是，提出一个“礼”字，对趋于空虚的王学补偏救弊。他说：“《颜 渊问仁章》，此章全重礼字，大中至正，万物各得其理之谓。提出一个把柄，立定一个 主宰，不于无声无形中问本体，而于有条有理众著而成象者见本原也。”把“礼”作为 有条有理的“本原”，作为一个把柄，多少改变了王学中人于“无声无形中问本体”的 现象，这是孙奇逢在清初学术由虚向实转变过程中在理论上的一个贡献之处。其二是， 为了扭转举世陷入乡愿之学的习气，孙奇逢不惜赞扬有进取之心的狂狷者。他说：“进 取之人与不为之人，皆与俗不谐，不为世所喜，然以孔子道眼观之，绝尽世间假冒之习 ，接中行之统者必是此人。”“荆川唐氏曰，谨厚与狷相似而非狷，狷者必乎已谨厚者 役于物，今人多以谨厚为狷亦学问不明之过也。”(注：孙奇逢：《四书近指》卷10， 《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孙奇逢认为，时人误以谨厚为狷是学问不明所造成的，狷者 应能“善用其危行”。他说：“行以持身终无可变之理，言应世自有当孙之时。言孙者 ，正所以善用其危行者也。宋新法之行，程明道谓吾党激成之过，正病在不能言孙耳。 狄仁桀谏武氏立三思，裴度谏敬宗幸都，皆从容不迫，事其有济。”(注：孙奇逢：《 四书近指》卷10，《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他评价秦始皇焚书的时候说：“焚书非始 皇也，书也。焚书非书也，尽信书者也。不开眼界，不大心胸，不去取圣贤，未许读书 。”从对宋新法之行的议论及称赞管仲、秦始皇的英雄本色等论述，孙奇逢四书学中经 世思想十分有特色。
姚江后学李颙在《四书反身录》中也再三致论，指出儒者应该关心经世事宜 。他说：“孔子诸贤，兵农礼乐，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平居各有以自信。今吾人平居 ，其所自信者何在?兵耶，农耶，礼乐耶，三者咸兼耶?仅有其一耶?抑超然于世务之外 ，潇洒自得，志在石隐耶?如志非石隐，便应将经世事宜，实实体究，务求有用。一旦 见知于世，庶有以自效，使斯见儒者作用，斯民被儒者膏泽，方不枉读书一场。若只寻 章摘句，以文字求知章句之外，凡生民之休戚，兵赋之机宜，礼乐之修废，风化之淳漓 ，漠不关心，一登仕途，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无惑乎?国家不得收养士之效，生 民不得蒙至治之泽也。”(注：李颙：《四书反身录》卷5，《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认为学者如果只知道“寻章摘句，以文字求知，章句之外，凡生民之休戚，兵赋之机宜，礼乐之修废，风化之淳漓，漠不关心，一登仕途，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是与国家对士人的培养目标背道而驰，士人不能将其所学转化为经世致用，是“枉读书一场”。他抨击那些穷深极微、高谈性命的士人是假学者，他们的学术为假学术，认为如果学术不和经世事宜相结合，那么学术就失去了根本和本原。作为关心经济之人，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土地兼并等严重的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他也曾发表自己一些观点，如他议论井田说：“井田之行，古今纷如聚讼，有一辈人谓必可复，有一辈人谓必不可复。夫大冬之可为大夏，萌芽之可为合抱，安在井田之必不可复于后世。然大冬之不能遽为大夏，萌芽之不能遽为合抱，又安在井田之能遽行于今日。两家各执一偏而不能相通，宜其抵牾而不合也。即如三代而后，授田之制唐之近古，然实是缘周隋遗制，而缘饰之以成其制。今谓井田之必不可复，何以于王制久湮之后，而唐独能行之。今谓井田之可以遽复，何以于留心均田之周世宗，而终未能行。大率古法无必可复，亦无必不可复，亦视乎其时与人耳。”对于当时争论激烈的复古法等问题，李颙的观点是不执其一偏，认为“古法无必可复，亦无必不可复，亦视乎其时与人”，能否恢复实行古法，关键要结合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客观实际情况和不同为政者的具体施政措施来判断。这些看法鲜明地表现出李颙对现实问题的关注。
再如以考辨见长的姚江后学毛奇龄，在其四书学中对税制和若干重大历史史实的独到 考论亦反映出其以经学经世的价值取向。《四书改错》卷十二“辟草莱任土地”节载： “此本二事，垦草莱是尽民力，任土地是尽地力，两各不同。今辟草莱不注而任土地， 则反曰‘分田与民，使任耕稼’，则以任属民，非任土地矣。考战国秦制，有垦令二十 条，如官不留簿书，禄仕食口，勿使众，勿取工庸，无逆旅之民，抑商贾，令少禁军， 市有女子类，皆去其妨民力者。若任土地，则当时称为度地，又称算地，惟恐民胜地， 则民力有余。地胜民则地力不足。故为国任土地，除山林薮泽，溪谷流水，都邑城郭外 ，分田计亩数，使地力堪任，有任地待役之律，此专较地力不止督民尽力者。今曰李悝 尽地力，则见汉《食货志》，尚有李悝为魏文作尽地力之教，参较地亩而增减其粟。若 商鞅开阡陌，则直是变法改井，画而阡陌之，与任地何涉?”(注：毛奇龄：《四书改错 》卷12，《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此节考辨的旨意，虽在 于纠正宋儒对“辟草莱任土地”的片面注释，明确经注中“辟草莱任土地”句完整的意 义应该是既尽地力又任民力。但毛奇龄通过对战国秦制的考察，明确当时垦令二十条的 实质在于尽民力，度地和李悝“尽地力之教”实质在于尽地力。将垦令二十条、度地、 “尽地力之教”与商鞅开阡陌从实质上区分开，认为商鞅开阡陌的实质是变法改井，根 本谈不上是尽地力。寥寥数语，在准确考释经义的同时，提出了对战国秦制的看法。
三
最后，颜李学派的代表人物颜元、李塨等人从发掘儒学原旨出发，在其四书 著述中对经世思想亦多有发掘。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颜元《四书正误》论及颜元的学术大旨：“元为学主 实用，恶宋儒之空谈心性。其言曰，‘汉宋儒专以读讲著述为学，自幼少历老壮，极一 生心力为之，故发明确透者亦多，然路径不同，下手亦异。凡遇着实用功处，便含糊脱 略过去。或说向精微远大处，更无亲切开豁语。’”(注：《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四书类”《四书正误》提要。)这里揭示出颜元在四书学卑视汉宋儒之学是符合实际 的。
颜元无论是排击汉学还是指斥宋学，一以经世致用为宗旨。颜元批判程朱理学与孔孟 之学相悖。他说：“颜子所好之学，仆不敢言，但七十子于《诗》、《书》、六艺，皆 习而通之。后之大儒全废六艺，只尚《诗》、《书》，其于《诗》、《书》，又非如古 之学且为者，只是读讲以悦口自欺，因以欺世盗名，而好说颜子所好之学。吾不知颜子 之好学，即同七十子之习而通之者而涵养更精乎?抑外七十子习而通之者，别有一种学 而好之乎?噫!从祀孔子庙庭者，非曰滥觞章句，则曰打诨禅宗，皆曰学颜子所学。噫! 孔子门下三千人中仅一颜子，又仅七十一人，何后世人人颜子，不曾见一七十子之学也 ?噫!生民世道，乌得不莫之御而至于此也。”(注：颜元：《四书正误》卷1，《续修四 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颜元认为真儒是礼、乐、射、御、书、数 “六艺”而通习之人，而不是那些整天只是“读讲以悦口自欺，因以欺世盗名”的“滥 觞章句”“打诨禅宗”的程朱理学之人。在颜元看来，无论是汉儒的训诂之学，还是宋 儒的“空静操存”都与孔孟的实学精神相违背，都无法达到孔孟的实学的规模，他说： “井田封建庠序，先王之规矩六律也。战国之君臣处士，别有种种富强捭阖纵横，足致 秦汉以后如彼，而尧、舜、三代之仁政斩焉扫地矣。孟子一生苦心，谆谆成法，读此及 王道诸章，令人扼腕太息。三事、六府、六德、六艺，圣人之规矩六律也。汉、宋之儒 生道学，别有种种训诂章句，空静操存，觉悟禅宗，卒致宋元以来如此，而周公、孔子 七十贤学宗，颓乎坠地。予不自揣，日夜疚心，存学存性，共志无人。予与苍生福薄， 即不敢孔孟复生，安得如胡文昭、韩苑若、杨椒山、吕新吾四先生者，一与之谈学救弊 哉?”(注：颜元：《四书正误》卷1，《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正是从经世致用的立场，颜元对宋明理学“染于禅”和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 进行了鞭辟入里的鞑伐。
不仅如此，颜元还提出“三物之教”和宣扬“实行经济”之学。
在颜元看来，真儒决非坐而论道、空谈道德心性，而不务生理的“僧道”之类，而是 具有经邦济世之实学的人，所以在其四书著作中，强调经世致用的言论和事例比比皆是 。例如颜元说：“明明‘践迹’是‘入室’的真路头、真步法，先生辈何不向周公、孔 子三物上著脚乎?读讲至‘践迹’，独不思如何是‘迹’，如何是‘践’乎?”(注：颜 元：《四书正误》卷1，《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又说：“ 圣贤但一坐便商榷兵农礼乐，但一行便商榷富民教民。所谓行走坐卧，不忘苍生也。是 孔门师弟也。后世静坐读书，居不习兵农礼乐之业，出不建富民教民之功，而云真儒者 ，质之孔门何地乎?故曰，章句禅宗之学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注：颜元：《四书正误》卷1，《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再如他说：“予每向子弟言，生世六十余矣，读《论语》分三截。前二十年见得句 句是文字，中二十年见得句句是习行，末二十年见得句句是经济。看秦汉史，尝说汉高 只行得‘惠则足以使人’一句，便定四百年统业；看韩淮阴那等大豪杰，所感激的只在 解衣推食；楚霸王只犯了‘出纳之吝’一句，便杀身败业。假使汉高能行四五句，便是 三王。”(注：颜元：《四书正误》卷1，《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 95年。)从这些论述中足可见颜元学术经世的主旨。《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评论颜元： “其尤痛愤者，则曰夏殷周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汉唐宋之得天下也以 智，其失天下也以不智。元明二国之得天下也以勇，失天下也以不勇。”又曰：“孟子 定善战者，连诸侯者，辟草莱任土地者，又次之。盖七国皆先生伯叔甥舅。若非三等人 ，启诱搬唆，便不至争城争地，至杀人盈城盈野之惨。近世之祸，则在辽金宋元夏，倘 有三等人，生民不犹受干城之福哉。观此知元抱憾于中国积弱，而思有以振之，其志则 王船山吕晚村也，宜其卑视宋儒矣。”(注：《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书类”《 四书正误》提要。)可以说很好地揭示了其四书学经世致用的内涵。
颜李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李塨亦从经世致用的立场出发，抨击理学之脱离 实践、于世事无补的空洞说教。他反对宋儒之“静坐”说，赞同颜元观点，主张“教士 之道，不外六德六行六艺”。在《中庸传注问》中，李塨说：“承教甚喜，然捷径不敢不辨。愚之所传者，颜习斋先生之学也。自圣道晦而朱陆两分，朱重诵读著 述，陆讥之曰支离；陆重心地澄澈，朱讥之曰捷径，以其斥去闻见，直指性天为顿悟、 为捷径也。今颜先生之学重诗书，习礼乐，博衣杂服，以孙以摩，操心省身，迁善改过 ，日慎月励，未能遽成，路甚不捷矣。海内是此学者渐多，然以实力于学，实见于行， 或畏其难，翁乃以为捷，非洵口之言乎?”(注：李塨：《中庸传注问》，《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在《论语传注问》中，李塨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与孔孟学术不符合之处也多加指斥，如他说：“或问子夏恐人专以记诵辞章为学，故曰敦伦谓之学，旧解自是。曰，非也。专以记诵辞章为学，宋明来则然，春秋时尚无此弊。孔子学在识大识小，孔文子好学而能治宾客，子产有学曰博物，是无论君子小人，皆学礼乐名物，非若今人但俯首伊吾以为学也，子夏何为箴词?且敦伦行也，好学力行，孔子分二事矣。故可曰行自学入，不可曰行即为学。行即为学，是曰无学，是曰冥行。”(注：李颙：《论语传注问》卷1，《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他认为宋明以来的“专以记诵辞章为学”只不过是对孔子学说理解的一个偏见，孔子之学包括礼乐名物，“治宾客”、“博物”等非常广泛的习行内容，决非宋明以来俗儒的“俯首伊吾以为学也”。又如，他说“近宗程朱者，诋陆王顿悟为禅，不知古经无悟字，悟即禅旨，不在特顿也。程朱好诵读，重惺觉，故悟欲渐。陆王轻诵读，专惺觉，故悟欲顿，盖视程朱又甚耳。番用微曰，悟者从未有是景而忽及之，禅家以此为法门。愚谓，《大学》言知在于格物，《论语》先觉，就应事接物言，与一旦豁然，大事顿悟，天渊有分也。”(注：李颙：《论语传注问》卷1，《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既攻击程朱、陆王都遁入禅，又点明《大学》言知在于格物，《论语》先觉其本旨 并不在于后来学者的所谓“悟”，而在于“应事接物”，在于习行。与此同时，偶尔对 朱子有功于实学一些观点也给予肯定。如：“文，诗书六艺也，朱子加之文二字，恐人 仍以书策所载即为艺矣，故去之，然朱子此注甚有功于圣道。邢疏已训文为文字矣，赖 朱注有此踪迹，可与学者共证实学，是其功也。注游艺曰礼乐射御书数甚明，今有宗班 史谓六艺即六经者，非也。朱注明列诗书于六艺外，甚见高于班史文人多矣。”(注： 李颙：《论语传注问》卷1，《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由此亦可见李塨对学术的评判一切以是否有资世用为依据。
除上述论列四书学者之外，其他如吕留良对儒者之曲学阿世的痛斥，对朱子与陈同甫 辨王霸之精义的评论，胡渭、阎若璩等学者对地理名物、历史人物和学校制度等诸大端 的考辨，都是清初四书学中经世致用思潮的组成部分。诚如学者所言，经世致用构成了 清初学术的主干，张扬儒学的“实学”传统是清初学者共同的思想趋向，作为理学经典 之学的四书学，发展至清初，不可避免地被置入了经世致用的因子，经世致用是清初四 书学一个鲜明的特色。
收稿日期：2004-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