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祁韵士与嘉道西北史地研究
郭丽萍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5年02期
【原文出处】《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06期第79～82页
【英文标题】QiYunshi and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in the Northwestern Areas during the Jiaqing to Daoguang Periods of the Qing Dynasty
GUO Li-ping
（China people University,Beijing 100872）
【作者简介】郭丽萍，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郭丽萍（1967—），女，山西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后。
【日 期】2004-10-14
【关 键 词】祁韵士/清代/嘉道/西北史地研究QiYunshi/The Qing Dynasty/The period from Jiaqing to Daoguang in the Qing Dynasty/The study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in the northwestern areas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370（2004）06-0079-04
本文试图从学术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寻访祁韵士的西北史地研究与前人后世的关联，以期从一个侧面更好地了解当时的西北史地研究这一学术现象。
一、资料汇通：从国史编纂到方志修撰
清代自康熙年间始，随着清政府在西北的用兵设官，中原人士对西域地区的了解增多了。这一了解起始于这样四类著作：有关西北的官修书籍，如《西域图志》、《平定准噶尔方略》等；亲历西北者的行纪、日记等著作；传统史志与蒙元史研究著作，如对《汉书·地理志》的研究著作；任职西北的官员组织修撰的地方志等。这些著述日后成为西北史地研究的重要资料积累。
祁韵士对西北史地的研究开始于国史修撰。他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中进士后，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并开始学习满文。四年之后，他因“谙习满文”而参加《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纂修，从此祁韵士与西北研究结缘。
在修撰《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时，祁韵士首先接触到了一般学者无缘看到、更难以利用的珍贵史料。这样的史料主要有四类：其一，蒙古、新疆等各地区、各部落的“抄送旗册”；其二，内阁大库中的“清字红本”与实录；其三，理藩院所存的外藩各部的“世谱”。这三类资料中，不少是满汉文档案和蒙文报告包括蒙古回部王公的家谱档册、王公源流、升迁调补、恩赏予夺、功过事迹以及承袭次数、事故年月，还有关于户口、田赋、贡输等资料。这些都是外间难见的第一手史料，因其珍贵，其中的理藩院向国史馆送交的资料，待使用结束后，要如数退还给理藩院。这批资料，既有汉文、满文、蒙古文的，也有维吾尔语和藏文书写的。谙熟满文的祁韵士与助手们因编书的需要，也将它们都一一译了出来。其四，军机处所存档案。此外，祁韵士还使用了类似今天的调查资料，由于王公本人世系“无凭可查”，或是王公事迹年隔已久，一时难以查清，或因战乱，档册“遗失无存”，祁韵士等就询访“知事年老人”，以所得的资料补其不足。
祁韵士在《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完成后，还曾先后复校文渊、文源、文溯北三阁《四库全书》。所以他对于《四库全书》中一般文人难得一见的书籍多所涉猎，所谓是“昔年备员史职”，“尝伏读御制文集、诗集及平定准噶尔、回部方略二书，故于新疆旧事，知之最详。”
不过，祁韵士有关蒙古回部的撰述行为是他为官的职责，而不是个人的学术活动。之后，他又在户部供职十年，并未再写过有关西北与蒙古的片言只语，但仕宦的坎坷使祁韵士与西北史地研究再次结缘。
嘉庆九年（1804），户部钱法堂之下的铸钱机构宝泉局亏铜案发，祁韵士受牵连被发配伊犁当差。谪遣伊犁改变了作为官员的祁韵士的现实命运，也改变了作为学人的祁韵士的历史形象。这一次的西赴为他提供了实地目睹西北形势的机缘，当时伊犁将军松筠的修志计划促使这一机缘变成了现实。
松筠在担任伊犁将军之初，就在筹划修撰新疆志书。祁韵士通晓满文、熟悉蒙古，很快就被松筠选为方志修撰人员。祁韵士在汪廷楷未完书稿的基础上重加排纂，后经松筠“亲为厘定”、庚宁增绘舆图而成《西陲总统事略》十二卷。祁韵士又在《西陲总统事略》的基础上辑成了《西陲要略》与《西域释地》二书。
从国史编纂到方志修撰，祁韵士在西北史地研究领域具有独特的优势，他较此前其它研究者掌握了更充分的资料。结合祁韵士的西北著作，我们可以发现，祁韵士至少对以下三类资料十分熟悉：其一、国史官书资料，如他参与其中的《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西域图志》、《平定准噶尔方略》等；二、采自新疆当地的第一手资料，这包括新疆各地送交伊犁的资料、伊犁所存当地的档案文书及祁韵士在西北耳闻目睹所得信息；其三、《西域闻见录》等有关私家著述。
可见，我们在前文所述及有关西北的四类著作中，祁韵士已吸收汇通了其中的三类。在对官修国史资料、私家著述记载和当地征集材料的甄别选择中，祁韵士已经为一个新研究领域的深入奠定了基础，也使西北史地研究与此前的学术资源之间建立起了联系。以后，道光年间西北史地研究的兴盛正是沿着这一趋势、进一步融会各种学术资源的结果。
不过，祁韵士个人的知识特点，决定了他在融合各种学术资源时，对于此前学术界的传统史志与蒙元史的研究成果吸收较少。《西陲总统事略》记述一些源于传统正史记载的旧说辨正，其中所引汉唐史料一般仅限于正史的文本所述，很难说有多少的史料价值，恐怕祁韵士个人对此已有认识，他在由《西陲总统事略》剪裁而成的《西陲要略》中就将这一部份省略不载。这并不表明祁韵士对于学术主流的忽视，相反，在他的西北史地著述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这位徘徊于为官与著述之间的学人对于当时学术中心的向往。
二、学术大势：对学术主流的向往
从资料吸收的角度，祁韵士的西北研究的确根植于前代学术积累之中。但祁韵士的研究与当时的主流学术尚有距离。
祁韵士生活的时代，学术的主流是考据学的发展。精于考证的学者们，在他们的书斋里以精审的考证技术从事着学术研究，传统典籍文献成为他们的研究赖以进行的前提。这样的学术大势之下，有一批学者在传统正史地志及辽金元史的研究中，对西域地区也深有了解。他们的西北研究，其根基深植于中国传统学术的土壤，其方法体现着乾嘉学术的精华，因而与学术界的关系也更为密切。
相较之下，祁韵士西北著作的撰述与学术大势并不相合。从著述起始与动因来看，传统史志研究是乾嘉学术的自然衍生，而祁韵士所进行的国史编纂与方志修撰均旨在满足清代边疆统治之需要，源于学术之外的因素；从关注内容看，祁韵士所述疆域之新之近也不同于传统史志研究所及的汉、唐、辽、金、元等朝代的历史内容；从所用资料看，祁韵士所依据的多是清代的官私记载、档案资料等源于一手的资料，而传统史志研究则侧重历史文献的发掘整理。但在祁韵士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他仍是以当时一般的学术标准来作为衡量著作的尺度，主流学术对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与吸引力。如果说在《西陲总统事略》中，我们看到祁韵士在不自觉中受到学术主流影响的话，在《西陲要略》与《西域释地》中，他已在有意识地向着学术主流靠拢。
在资料的整理中，祁韵士将当时学术界追求的考证方法、求是学风引入西北研究中。如前所述，在祁韵士的西北史地著述中，他不但有条件将此前积累的各种文字资料相互参证，而且有机会去注意“参证见闻”、“证以所见”，将文献考证与亲历目验有了初步的结合。在《西域释地》，他对新疆的疆域、山脉、河流与地名沿革等都进行了考证。他在著述中滤去“讹舛”，追求可信的风格为后世以徐松为代表的学人所继承和沿用。
如果说广征博引、考订求是反映着祁韵士在不自觉中受到主流学风影响的话，“信今而证古”却是祁韵士主动学术追求的写照。祁韵士对西北著述的撰写原则与方法有过这样的考虑：
“近年士大夫役西陲，率携琐谈闻见录等书为枕中秘。惜所载不免附会失实，有好奇志怪之癣，山川沿革，按之历代史乘，皆无考据。又于开辟新疆之始末，仅就传闻耳食为之演叙，讹舛尤多。夫记载地理之书，体裁近史，贵乎简要。倘不足以信今而证古，是无益之书，可以不作”。
这里强调，西北史地之书撰述时应注意两点：体裁与原则。按照祁韵士的想法，《西陲要略》要通过“贵乎简要”的体裁，来贯彻“信今而证古”的原则。这两点在祁韵士的著作里都有体现，《西陲要略》与《西域释地》都是简明扼要之作，其体裁合于祁韵士所言的“贵乎简要”，其记述内容基本是清朝当时当世的现实内容。
祁韵士的知识优势本就在于清朝当代史，即“国初掌故”。早年的《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基本上是以档案等第一手史料来书写的一部当代史，书中所记事迹不早于天命年间。而祁韵士的西北史地著作所吸收的学术资源是官修史书与私家著述，官修史书的主要资料是清代官方档案，而私家著述源自撰者的耳闻目睹，这就决定二者所述内容多始于清康熙年间。至于祁韵士所见的“各城故实”，更多的是嘉庆年间的当地资料。加之西北研究的客观内容是今天的故事多于过去的记述，尤其天山北路各城，如：塔尔巴哈台、伊犁、古城、巴里坤、库尔喀喇乌苏、乌鲁木齐等城均是在乾隆年间修筑的，而南路回疆各城虽多有旧城，但其中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乌什、库车等城在乾隆年间也有新修或重修。
这样，撰著者的个人知识特点、他所参阅的主要资料以及他所记述对象的客观特性等三种因素影响下，《西陲要略》与《西域释地》自然表现出了“言今”的内容。也正因此，祁韵士提出了“信今”，虽然传统史志中不乏关于西北的丰富记载，但汉唐与蒙元史的研究需要精深的专业知识与深厚的学术底蕴。就祁韵士个人，“言今”是他的学识优长，而“证古”却是他的知识缺欠。这时将西北史地作为一个相对独立对象进行的研究尚处发端，它对于既有学术成果的吸收还不充分。所以在祁韵士的著作中“言今”是水到渠成，而“证古”反有点力不从心。
“证古”一词的提出更多体现了祁韵士对于西北史地研究与主流学术关系的思考。当时考据大家常以他们丰厚的学识、证古的兴趣在做着以今证古的学问。同样的资料，在乾嘉学人那里，往往成为他们书斋中一件件学术公案中的新证据。纪昀在哈拉火卓石壁见有“古火州”字，即“证于书”，认为“火州之名始于唐，此刻必在唐以后。宋金及明，疆理不能到此，当是元人所刻”；钱大昕以此佐以《元史·都护传》、虞文靖《高昌王世勳碑》证明“火州在元时，实畏兀儿部之分地”。这样，信今的著作只有能够证古，才有可能在当时的学术界找到一席之地，一种边缘之学才能找到自己与中心之学的接合点。在这一意义上祁韵士为后世的西北史地研究暗示了一个着力的方向，为西北史地研究找到了一个在既有学术土壤中的生长点。
但祁韵士个人并没达到他着意的目的，博采众家却无法接近传统史志与蒙元史的研究成果，心仪考据却缺乏必要的功夫，力图证古而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不过，这里已经隐约折射出未来西北史地研究的学术走向了，后来徐松、张穆等人在祁韵士的研究基础上，重新回归传统史志研究。一旦与前代主流学术相衔接.西北史地研究即在道光朝走向兴盛，成为清代学术史上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三、生前身后：西北史地学人形象的再发现
在嘉庆十二年（1807）《西陲要略》与《西域释地》的编纂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即将显现、呼之欲出的西北史地学人的模糊身影。但祁韵士戍期期满东返之后，他的西北史地研究就中断了。之后的七八年中，他襄助幕务，授书课生，西北似乎已被他彻底遗忘，已完成的西北著作被束之高阁了。他已经为学界贡献了未来将会大有影响的著述，但当时的学术界对此还没有认识，他的著述在当时是寂寞的。不过祁韵士在有意无意间所作的努力，他对各种研究资料的汇通、对文献考证与实地目验的结合，乃至在西北史地研究中向主流学术靠拢的倾向等，都为后世研究者所继承。正因此，祁韵士生前身后的际遇不尽相同。
祁韵士于嘉庆二十年（1815）去世时，他的众多著作中，《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以抄本形式被收入四库，外间少见。《西陲总统事略》由程振甲校刻刊行，但也流传不广。所以辞世二十年后，作为《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撰者之一，祁韵士只不过是成百上千的四库馆臣中的普通一员；即使《西陲总统事略》编者之一的身份，也不足以造成任何的学术影响，就像后人并不了解《西陲总统事略》的初辑者汪廷楷为何人一样。祁韵士的西北史地著作手稿正等待着后人去整理发掘，祁韵士作为西北研究学人形象也正等待着后世的重新发现。
祁氏著作的整理刊行，得益于其子祁俊藻的努力。祁俊藻在祁韵士去世前一年得中进士，从此仕途畅达，后官至军机大臣，因而祁俊藻有条件延请幕友整理并出资刊印父亲的遗作，这是实情，但著作的刊行面世与著者的学术影响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祁韵士之所以能为道光学者所关注，实与当时学术界对西北史地研究的重视有关。祁韵士生活的乾嘉时期，西北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还不为人注意，而道光年间这一研究已成为一时显学，祁韵士作为西北史地学人形象由隐到显的史实，实际上反映的是嘉道西北史地研究由兴起到兴盛的发展过程。
祁韵士的著作在道光年间受到人们的注意首先与当时清西北统治的现实需要有关。康雍乾三朝奠定的西北地区在嘉道之际出现了动荡，自道光初年始时起时伏、绵延数年的平定张格尔战事引起了时人对西北的关注。在当时社会对西北了解的需要中，问世几近二十年的，《西陲要略》与《西域释地》才引起人们的注意。祁俊藻即是在“道光丙午丁亥间。回疆用兵，俊藻暴直之暇，考求边域，证之家著，始略知端绪。”其中所言“道光丙午丁亥间”即道光六年至七年间（1826-1827），“回疆用兵”即指当时清廷对张格尔的征讨。
以记录清朝当代史见长的祁韵士的著作，既能满足人们了解西北的现实需要，也就具有了刊印的现实意义，祁俊藻的岳父陈用光就“曾携《释地》一卷去，拟为校刊”。虽然这次校刊没有结果，但祁韵士的西北史地著作的意义已开始为时人所了解，后来在道光中期学界西北史地研究兴盛的学术背景下，这些著作终被整理刊行。
道光十六年（1836），张穆在与俞正燮、许瀚、沈垚、徐松、龚自珍、程恩泽、何绍基等人的交往中，开始了祁韵士西北著作的整理工作。张穆首先校订《西域释地》，之后他又续校《西陲要略》四卷，校订工作中，张穆得到了徐松的指点与帮助，这大约是他们“烹羊炊饼”、“剧谈西北”的论题之一。
《西域释地》、《万里行程记》与《西陲要略》先后于道光十六（1836）与道光十七年（1837）刊刻问世时，祁韵士的另一著作《皇朝藩部要略》尚是底稿，或称“底册”。这些“底册”是祁韵士在编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时，用国史馆和理藩院等处所存材料编成的资料长编。《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一书完成之后，这些“底册”留在了祁氏手中。后来，祁俊藻出任江苏学政时，结识了江南地理学名家李兆洛，请李兆洛整理这些资料。李兆洛即委托门下弟子毛岳生、宋景昌对这一书稿进行“编次”与“校写”。又因这一底册与收入四库的《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渊源关系，祁俊藻与李兆洛等人“恐有违碍，故于扬州文澜阁（此为文汇阁之误——引者注）中借库本钞出一校，稍更易其例，成私家之书”，其后又附上宋景昌增辑《藩部世袭表》。这样形成了李兆洛称之为“外藩提要”的编校本。这一编校在本道光十九年（1839）完成后并未立即附梓，以后七年间，徐松对其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重订，最终由张穆复审定稿，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刻印。
经过道光年间学者们的十年努力，祁韵士的几部主要著作终于问世，并成为当时西北史地研究者的必备书。后来，这些著作又不断地被重刊，《西域释地》与《西陲要略》在同治二年（1862）被广东伍氏收入《粤雅堂丛书》，《藩部要略》在光绪十年（1884）由浙江书局重印。后人重刻时的底本都是经由张穆等道光学人手校的初刻本。虽然著作完成与刊行之间经历了二十年的时间差，乾嘉官员祁韵士终于在道光年间被恢复了他西北史地学者的形象。由于时代的转变、道光年间经世致用思潮的兴盛，祁韵士著作的“言今”意义被充分发掘，由此，祁韵士的学者形象多少带有着道光学风的印记，如程恩泽曾称其治史“穷源溯流，荟萃贯串，能揽其巨，实经世可施用”。这一时间差也给后人造成了一些小小的错觉，光绪学人胡思敬就在不经意间将祁韵士归入道光学者的行列。
这样，尽管后来的学人无缘向祁韵士当面求教，但以著作为津梁，后进与前贤之间有了承接与继续。徐松在续补祁韵士《西陲总统事略》的同时开始了“地学巨子”的研究生涯，张穆也在祁韵士著作的校订中成长为新一代的西北史地学人。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5年02期
【原文出处】《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06期第79～82页
【英文标题】QiYunshi and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in the Northwestern Areas during the Jiaqing to Daoguang Periods of the Qing Dynasty
GUO Li-ping
（China people University,Beijing 100872）
【作者简介】郭丽萍，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郭丽萍（1967—），女，山西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后。
| 【内容提要】 | 在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中，祁韵士历来被视为嘉道西北史地学的开创者，其生平著述多为人知。本文旨在分析祁韵士在学术史中意义，认为祁韵士较前人更充分地融会了此前有关西北研究的资料，为后来学者提供了研究基础；祁韵士有关著作反映着当时学术风气与治学特点，也预示着西北史地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祁韵士作为西北史地学人形象在道光年间被发掘的史实，显现清代西北史地研究由起始到兴盛的发展过程。 This paper discusses Qi Yunshi'academic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and Gcography of the Northwestern areas. The author holds that Qi fully combined more materials in his study than the other scholars before his time, that benefits lot scholars in their later study.His books displayed clearly the academic atmospher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ursuing studies in his time and directed the trend of the later studies on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Northwestern areas.Qi's restage as a scholar on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Northwestern areas in the period of Emperor Daoguang displays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on Northwestern areas in the Qing Danasty. |
【关 键 词】祁韵士/清代/嘉道/西北史地研究QiYunshi/The Qing Dynasty/The period from Jiaqing to Daoguang in the Qing Dynasty/The study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in the northwestern areas
本文试图从学术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寻访祁韵士的西北史地研究与前人后世的关联，以期从一个侧面更好地了解当时的西北史地研究这一学术现象。
一、资料汇通：从国史编纂到方志修撰
清代自康熙年间始，随着清政府在西北的用兵设官，中原人士对西域地区的了解增多了。这一了解起始于这样四类著作：有关西北的官修书籍，如《西域图志》、《平定准噶尔方略》等；亲历西北者的行纪、日记等著作；传统史志与蒙元史研究著作，如对《汉书·地理志》的研究著作；任职西北的官员组织修撰的地方志等。这些著述日后成为西北史地研究的重要资料积累。
祁韵士对西北史地的研究开始于国史修撰。他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中进士后，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并开始学习满文。四年之后，他因“谙习满文”而参加《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纂修，从此祁韵士与西北研究结缘。
在修撰《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时，祁韵士首先接触到了一般学者无缘看到、更难以利用的珍贵史料。这样的史料主要有四类：其一，蒙古、新疆等各地区、各部落的“抄送旗册”；其二，内阁大库中的“清字红本”与实录；其三，理藩院所存的外藩各部的“世谱”。这三类资料中，不少是满汉文档案和蒙文报告包括蒙古回部王公的家谱档册、王公源流、升迁调补、恩赏予夺、功过事迹以及承袭次数、事故年月，还有关于户口、田赋、贡输等资料。这些都是外间难见的第一手史料，因其珍贵，其中的理藩院向国史馆送交的资料，待使用结束后，要如数退还给理藩院。这批资料，既有汉文、满文、蒙古文的，也有维吾尔语和藏文书写的。谙熟满文的祁韵士与助手们因编书的需要，也将它们都一一译了出来。其四，军机处所存档案。此外，祁韵士还使用了类似今天的调查资料，由于王公本人世系“无凭可查”，或是王公事迹年隔已久，一时难以查清，或因战乱，档册“遗失无存”，祁韵士等就询访“知事年老人”，以所得的资料补其不足。
祁韵士在《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完成后，还曾先后复校文渊、文源、文溯北三阁《四库全书》。所以他对于《四库全书》中一般文人难得一见的书籍多所涉猎，所谓是“昔年备员史职”，“尝伏读御制文集、诗集及平定准噶尔、回部方略二书，故于新疆旧事，知之最详。”
不过，祁韵士有关蒙古回部的撰述行为是他为官的职责，而不是个人的学术活动。之后，他又在户部供职十年，并未再写过有关西北与蒙古的片言只语，但仕宦的坎坷使祁韵士与西北史地研究再次结缘。
嘉庆九年（1804），户部钱法堂之下的铸钱机构宝泉局亏铜案发，祁韵士受牵连被发配伊犁当差。谪遣伊犁改变了作为官员的祁韵士的现实命运，也改变了作为学人的祁韵士的历史形象。这一次的西赴为他提供了实地目睹西北形势的机缘，当时伊犁将军松筠的修志计划促使这一机缘变成了现实。
松筠在担任伊犁将军之初，就在筹划修撰新疆志书。祁韵士通晓满文、熟悉蒙古，很快就被松筠选为方志修撰人员。祁韵士在汪廷楷未完书稿的基础上重加排纂，后经松筠“亲为厘定”、庚宁增绘舆图而成《西陲总统事略》十二卷。祁韵士又在《西陲总统事略》的基础上辑成了《西陲要略》与《西域释地》二书。
从国史编纂到方志修撰，祁韵士在西北史地研究领域具有独特的优势，他较此前其它研究者掌握了更充分的资料。结合祁韵士的西北著作，我们可以发现，祁韵士至少对以下三类资料十分熟悉：其一、国史官书资料，如他参与其中的《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西域图志》、《平定准噶尔方略》等；二、采自新疆当地的第一手资料，这包括新疆各地送交伊犁的资料、伊犁所存当地的档案文书及祁韵士在西北耳闻目睹所得信息；其三、《西域闻见录》等有关私家著述。
可见，我们在前文所述及有关西北的四类著作中，祁韵士已吸收汇通了其中的三类。在对官修国史资料、私家著述记载和当地征集材料的甄别选择中，祁韵士已经为一个新研究领域的深入奠定了基础，也使西北史地研究与此前的学术资源之间建立起了联系。以后，道光年间西北史地研究的兴盛正是沿着这一趋势、进一步融会各种学术资源的结果。
不过，祁韵士个人的知识特点，决定了他在融合各种学术资源时，对于此前学术界的传统史志与蒙元史的研究成果吸收较少。《西陲总统事略》记述一些源于传统正史记载的旧说辨正，其中所引汉唐史料一般仅限于正史的文本所述，很难说有多少的史料价值，恐怕祁韵士个人对此已有认识，他在由《西陲总统事略》剪裁而成的《西陲要略》中就将这一部份省略不载。这并不表明祁韵士对于学术主流的忽视，相反，在他的西北史地著述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这位徘徊于为官与著述之间的学人对于当时学术中心的向往。
二、学术大势：对学术主流的向往
从资料吸收的角度，祁韵士的西北研究的确根植于前代学术积累之中。但祁韵士的研究与当时的主流学术尚有距离。
祁韵士生活的时代，学术的主流是考据学的发展。精于考证的学者们，在他们的书斋里以精审的考证技术从事着学术研究，传统典籍文献成为他们的研究赖以进行的前提。这样的学术大势之下，有一批学者在传统正史地志及辽金元史的研究中，对西域地区也深有了解。他们的西北研究，其根基深植于中国传统学术的土壤，其方法体现着乾嘉学术的精华，因而与学术界的关系也更为密切。
相较之下，祁韵士西北著作的撰述与学术大势并不相合。从著述起始与动因来看，传统史志研究是乾嘉学术的自然衍生，而祁韵士所进行的国史编纂与方志修撰均旨在满足清代边疆统治之需要，源于学术之外的因素；从关注内容看，祁韵士所述疆域之新之近也不同于传统史志研究所及的汉、唐、辽、金、元等朝代的历史内容；从所用资料看，祁韵士所依据的多是清代的官私记载、档案资料等源于一手的资料，而传统史志研究则侧重历史文献的发掘整理。但在祁韵士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他仍是以当时一般的学术标准来作为衡量著作的尺度，主流学术对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与吸引力。如果说在《西陲总统事略》中，我们看到祁韵士在不自觉中受到学术主流影响的话，在《西陲要略》与《西域释地》中，他已在有意识地向着学术主流靠拢。
在资料的整理中，祁韵士将当时学术界追求的考证方法、求是学风引入西北研究中。如前所述，在祁韵士的西北史地著述中，他不但有条件将此前积累的各种文字资料相互参证，而且有机会去注意“参证见闻”、“证以所见”，将文献考证与亲历目验有了初步的结合。在《西域释地》，他对新疆的疆域、山脉、河流与地名沿革等都进行了考证。他在著述中滤去“讹舛”，追求可信的风格为后世以徐松为代表的学人所继承和沿用。
如果说广征博引、考订求是反映着祁韵士在不自觉中受到主流学风影响的话，“信今而证古”却是祁韵士主动学术追求的写照。祁韵士对西北著述的撰写原则与方法有过这样的考虑：
“近年士大夫役西陲，率携琐谈闻见录等书为枕中秘。惜所载不免附会失实，有好奇志怪之癣，山川沿革，按之历代史乘，皆无考据。又于开辟新疆之始末，仅就传闻耳食为之演叙，讹舛尤多。夫记载地理之书，体裁近史，贵乎简要。倘不足以信今而证古，是无益之书，可以不作”。
这里强调，西北史地之书撰述时应注意两点：体裁与原则。按照祁韵士的想法，《西陲要略》要通过“贵乎简要”的体裁，来贯彻“信今而证古”的原则。这两点在祁韵士的著作里都有体现，《西陲要略》与《西域释地》都是简明扼要之作，其体裁合于祁韵士所言的“贵乎简要”，其记述内容基本是清朝当时当世的现实内容。
祁韵士的知识优势本就在于清朝当代史，即“国初掌故”。早年的《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基本上是以档案等第一手史料来书写的一部当代史，书中所记事迹不早于天命年间。而祁韵士的西北史地著作所吸收的学术资源是官修史书与私家著述，官修史书的主要资料是清代官方档案，而私家著述源自撰者的耳闻目睹，这就决定二者所述内容多始于清康熙年间。至于祁韵士所见的“各城故实”，更多的是嘉庆年间的当地资料。加之西北研究的客观内容是今天的故事多于过去的记述，尤其天山北路各城，如：塔尔巴哈台、伊犁、古城、巴里坤、库尔喀喇乌苏、乌鲁木齐等城均是在乾隆年间修筑的，而南路回疆各城虽多有旧城，但其中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乌什、库车等城在乾隆年间也有新修或重修。
这样，撰著者的个人知识特点、他所参阅的主要资料以及他所记述对象的客观特性等三种因素影响下，《西陲要略》与《西域释地》自然表现出了“言今”的内容。也正因此，祁韵士提出了“信今”，虽然传统史志中不乏关于西北的丰富记载，但汉唐与蒙元史的研究需要精深的专业知识与深厚的学术底蕴。就祁韵士个人，“言今”是他的学识优长，而“证古”却是他的知识缺欠。这时将西北史地作为一个相对独立对象进行的研究尚处发端，它对于既有学术成果的吸收还不充分。所以在祁韵士的著作中“言今”是水到渠成，而“证古”反有点力不从心。
“证古”一词的提出更多体现了祁韵士对于西北史地研究与主流学术关系的思考。当时考据大家常以他们丰厚的学识、证古的兴趣在做着以今证古的学问。同样的资料，在乾嘉学人那里，往往成为他们书斋中一件件学术公案中的新证据。纪昀在哈拉火卓石壁见有“古火州”字，即“证于书”，认为“火州之名始于唐，此刻必在唐以后。宋金及明，疆理不能到此，当是元人所刻”；钱大昕以此佐以《元史·都护传》、虞文靖《高昌王世勳碑》证明“火州在元时，实畏兀儿部之分地”。这样，信今的著作只有能够证古，才有可能在当时的学术界找到一席之地，一种边缘之学才能找到自己与中心之学的接合点。在这一意义上祁韵士为后世的西北史地研究暗示了一个着力的方向，为西北史地研究找到了一个在既有学术土壤中的生长点。
但祁韵士个人并没达到他着意的目的，博采众家却无法接近传统史志与蒙元史的研究成果，心仪考据却缺乏必要的功夫，力图证古而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不过，这里已经隐约折射出未来西北史地研究的学术走向了，后来徐松、张穆等人在祁韵士的研究基础上，重新回归传统史志研究。一旦与前代主流学术相衔接.西北史地研究即在道光朝走向兴盛，成为清代学术史上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三、生前身后：西北史地学人形象的再发现
在嘉庆十二年（1807）《西陲要略》与《西域释地》的编纂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即将显现、呼之欲出的西北史地学人的模糊身影。但祁韵士戍期期满东返之后，他的西北史地研究就中断了。之后的七八年中，他襄助幕务，授书课生，西北似乎已被他彻底遗忘，已完成的西北著作被束之高阁了。他已经为学界贡献了未来将会大有影响的著述，但当时的学术界对此还没有认识，他的著述在当时是寂寞的。不过祁韵士在有意无意间所作的努力，他对各种研究资料的汇通、对文献考证与实地目验的结合，乃至在西北史地研究中向主流学术靠拢的倾向等，都为后世研究者所继承。正因此，祁韵士生前身后的际遇不尽相同。
祁韵士于嘉庆二十年（1815）去世时，他的众多著作中，《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以抄本形式被收入四库，外间少见。《西陲总统事略》由程振甲校刻刊行，但也流传不广。所以辞世二十年后，作为《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撰者之一，祁韵士只不过是成百上千的四库馆臣中的普通一员；即使《西陲总统事略》编者之一的身份，也不足以造成任何的学术影响，就像后人并不了解《西陲总统事略》的初辑者汪廷楷为何人一样。祁韵士的西北史地著作手稿正等待着后人去整理发掘，祁韵士作为西北研究学人形象也正等待着后世的重新发现。
祁氏著作的整理刊行，得益于其子祁俊藻的努力。祁俊藻在祁韵士去世前一年得中进士，从此仕途畅达，后官至军机大臣，因而祁俊藻有条件延请幕友整理并出资刊印父亲的遗作，这是实情，但著作的刊行面世与著者的学术影响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祁韵士之所以能为道光学者所关注，实与当时学术界对西北史地研究的重视有关。祁韵士生活的乾嘉时期，西北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还不为人注意，而道光年间这一研究已成为一时显学，祁韵士作为西北史地学人形象由隐到显的史实，实际上反映的是嘉道西北史地研究由兴起到兴盛的发展过程。
祁韵士的著作在道光年间受到人们的注意首先与当时清西北统治的现实需要有关。康雍乾三朝奠定的西北地区在嘉道之际出现了动荡，自道光初年始时起时伏、绵延数年的平定张格尔战事引起了时人对西北的关注。在当时社会对西北了解的需要中，问世几近二十年的，《西陲要略》与《西域释地》才引起人们的注意。祁俊藻即是在“道光丙午丁亥间。回疆用兵，俊藻暴直之暇，考求边域，证之家著，始略知端绪。”其中所言“道光丙午丁亥间”即道光六年至七年间（1826-1827），“回疆用兵”即指当时清廷对张格尔的征讨。
以记录清朝当代史见长的祁韵士的著作，既能满足人们了解西北的现实需要，也就具有了刊印的现实意义，祁俊藻的岳父陈用光就“曾携《释地》一卷去，拟为校刊”。虽然这次校刊没有结果，但祁韵士的西北史地著作的意义已开始为时人所了解，后来在道光中期学界西北史地研究兴盛的学术背景下，这些著作终被整理刊行。
道光十六年（1836），张穆在与俞正燮、许瀚、沈垚、徐松、龚自珍、程恩泽、何绍基等人的交往中，开始了祁韵士西北著作的整理工作。张穆首先校订《西域释地》，之后他又续校《西陲要略》四卷，校订工作中，张穆得到了徐松的指点与帮助，这大约是他们“烹羊炊饼”、“剧谈西北”的论题之一。
《西域释地》、《万里行程记》与《西陲要略》先后于道光十六（1836）与道光十七年（1837）刊刻问世时，祁韵士的另一著作《皇朝藩部要略》尚是底稿，或称“底册”。这些“底册”是祁韵士在编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时，用国史馆和理藩院等处所存材料编成的资料长编。《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一书完成之后，这些“底册”留在了祁氏手中。后来，祁俊藻出任江苏学政时，结识了江南地理学名家李兆洛，请李兆洛整理这些资料。李兆洛即委托门下弟子毛岳生、宋景昌对这一书稿进行“编次”与“校写”。又因这一底册与收入四库的《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渊源关系，祁俊藻与李兆洛等人“恐有违碍，故于扬州文澜阁（此为文汇阁之误——引者注）中借库本钞出一校，稍更易其例，成私家之书”，其后又附上宋景昌增辑《藩部世袭表》。这样形成了李兆洛称之为“外藩提要”的编校本。这一编校在本道光十九年（1839）完成后并未立即附梓，以后七年间，徐松对其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重订，最终由张穆复审定稿，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刻印。
经过道光年间学者们的十年努力，祁韵士的几部主要著作终于问世，并成为当时西北史地研究者的必备书。后来，这些著作又不断地被重刊，《西域释地》与《西陲要略》在同治二年（1862）被广东伍氏收入《粤雅堂丛书》，《藩部要略》在光绪十年（1884）由浙江书局重印。后人重刻时的底本都是经由张穆等道光学人手校的初刻本。虽然著作完成与刊行之间经历了二十年的时间差，乾嘉官员祁韵士终于在道光年间被恢复了他西北史地学者的形象。由于时代的转变、道光年间经世致用思潮的兴盛，祁韵士著作的“言今”意义被充分发掘，由此，祁韵士的学者形象多少带有着道光学风的印记，如程恩泽曾称其治史“穷源溯流，荟萃贯串，能揽其巨，实经世可施用”。这一时间差也给后人造成了一些小小的错觉，光绪学人胡思敬就在不经意间将祁韵士归入道光学者的行列。
这样，尽管后来的学人无缘向祁韵士当面求教，但以著作为津梁，后进与前贤之间有了承接与继续。徐松在续补祁韵士《西陲总统事略》的同时开始了“地学巨子”的研究生涯，张穆也在祁韵士著作的校订中成长为新一代的西北史地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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