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释“西洋”
——郑和下西洋深远影响的探析
万明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5年02期
【原文出处】《南洋问题研究》(厦门)2004年04期第11～20页
【作者简介】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万明（1953-），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日 期】2004-09-17
【关 键 词】西洋/郑和下西洋/影响
中图分类号：K248.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56（2004）04-0011-10
“研究的基础，是相关概念的界定。“西洋”一词在历史上的渊源及其内涵的衍变，是我们研究郑和下西洋首先应该认识和解释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洋”一词的衍变，正是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认识的一个深化过程。然而迄今为止，中外史学界主要聚焦于东西洋的分界，争议纷纭，莫衷一是。（注：主要论文有：山本达郎《东西洋とぃり称呼の起源に就ぃこ》，《东洋学报》第21卷1号，1933年；宫畸市定《南洋を东西洋に分つ根据に就ぃこ》，《东洋史研究》第7卷4号，1942年；洪建新《郑和航海前后东、西洋地域概念考》，《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1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沈福伟《郑和时代的东西洋考》，《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2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版；刘迎胜《东洋与西洋的由来》、陈佳荣《郑和航行时期的东西洋》，《走向海洋的中国人》，海潮出版社1996年版，等等。虽然讨论重心是在东西洋分界，但其中涉及西洋，均为本文的重要参考。）对“西洋”仍有专门探讨和诠释的必要。在此不揣简陋，试考释如下。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西洋”一词溯源
“西洋”一词，是“西”与“洋”二词叠加而成。“西”，是方位词。日落的方向，西方。《说文》云：“日在西方而鸟栖，故因以为东西之西”；“洋”，本义是古水名，《尔雅》曰：“为洋，多也”；注：“洋，溢也”，是盛多、广大意，引申为海外、外国之意。
“西洋”一词在《辞源》里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首先言“明时爪哇以西的印度洋为西洋，并指沿海的陆地”，出典是《明史》卷三二三《婆罗传》，以文莱为界；其后虽然提到“永乐时巩珍随郑和至南海各国，归纪其事，著书名西洋番国志”，但解释纠缠在东西洋划分上，不但没有确切说明西洋一词的渊源和衍变，而且先称爪哇以西，举例再以文莱为界，概念显然含混不清，自相矛盾。[1]
追根溯源，“西洋”一词何时在中国出现？值得探究。20世纪30年代，中西交通史家冯承钧和张星烺认为始见于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2]40年代，刘铭恕对此提出了异议。（注：刘铭恕《郑和航海事迹之再探》，载金陵齐鲁华西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3卷，1943年。此文为陈高华先生提示并亲自找来给笔者，并将所藏《元大德南海志残本》借阅，谨此深表感谢。）他举出西洋名称见于元人著作，有较早于《岛夷志略》成书时代者，并进而提出了南宋说。他在南宋末年宋人所纂评话中，发现了西洋名称用语。据云：
金虏海陵王荒淫评话有云：女待诏道：该有个得活宝的喜气。贵哥插嘴道：除了西洋国出的走盘珠，缅甸国出的铃，只有人才是活宝。若说起人时，府中且是紧得很，夫人恰是用不着的。你说恁么活宝不活宝？
查上文引自汪乃刚辑《宋人话本八种》[3]，其中收有《碾玉观音》、《菩萨蛮》、《西山一鬼窟》、《志诚张主管》、《拗相公》、《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金虏海陵王荒淫》等8篇，有胡适《序》和句读者汪乃刚的《校读后记》。胡适《序》中以内部证据说明话本产生年代约为南宋末年，并认为未经后人篡改。所以刘氏据此下断语云：“比之前此《岛夷志略》为滥觞说者，更可推早一二世纪乎”！而他在同时也说明这只是单文孤证，还有待探究。由于话本流传委实难以确定年代而论，所以仅凭藉此证，南宋说恐难以确立。南宋说之外，或可以说还有北宋说。
18世纪发现了开封犹太教会堂中的三通汉文碑，其中，最早的一通是明弘治二年（1489年）《重建清真寺记》碑，碑文中明确提到了“西洋布”，特录于下：“噫！教道相传，授受有自来矣。出自天竺，奉命而来。有李、俺、艾、高、穆、赵、金、周、张、石、黄、聂、金、张、左、白，七十姓等，进贡西洋布于宋。帝曰：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
碑文中的“宋”，指的是哪个宋王朝呢？是公元420-477年统治中国的刘宋王朝，还是公元960年-1278年统治中国的赵宋王朝呢？曾对碑文进行研究的西方传教士有不同看法。对此，西班牙传教士管宜穆（Jerorme Tobar）《开封犹太人的碑文与题记》一文注中做了进一步解释（注：见耿异译《中国的犹太人》，第388-389页，注23，大象出版社即将出版。）：英国安立甘会四美主教（George Smith）认为“很可能是于公元419年创建的那个繁荣的中国北方小王朝”（见《中国的犹太人》第70页）。格罗夫（《巴比伦与东方文献》第51卷，第5（6）册，1891年，第130页）最初曾坚信他在碑文的这一部分，发现了对其有关犹太人于公元：惜纪最早定居于中国观点的确认。但他受到拉库佩里 （Terrien de Lacouperie）批驳（同上引书，第134页）：“这个宋朝指刘宋王朝，（都建业，即今之南京）。汴梁即所谓开封，不是其统治部分，汴梁当时尚属于北魏的组成部分。它于960年-1127年才为北宋的首都。毫无疑问，碑文中所参照的正是北宋王朝的皇帝”。格罗夫稍后似乎改变了观点，他于1895年指出（《梅里登科学学会译丛》第26页）：“这里是指大宋王朝”。笔者认为，碑文中的宋王朝，只可能是北宋王朝，因为北宋定都于汴梁，所以才会有来自天竺的犹太人进贡西洋布于汴梁，并发生犹太人留居于那里的事情。
总之，虽然碑文有的部分人姓氏已经因年久不堪卒读，由其他录文复原，但是，碑文清楚地记录了汴梁，即开封的犹太人来自天竺，也就是印度，他们在宋朝时为进贡西洋布来到中国，并就此留居汴梁。“西洋布”名称出现，产地在天竺即印度，是很明确的。问题在于这虽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关于“西洋”的记载，却在年代上较晚，碑文为明弘治年间所刻，内容是一种追述的性质。因此，恐难以此为“西洋”一词于北宋出现的确据。（注：庄为玑：《泉州宋船为蒲家私船考》（《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7页）曾引[清]蔡水蒹《西山杂志》卷1蒲厝条：“宋绍定间（1228年）有进士蒲宗闵，司温陵道通判，后升都察院（即判院）端平丙申中（1236）奉使安南，嘉熙二年（1238年）奉使占城，淳祐七年（1247年）再奉匣渤泥，后卒于官也。其子有三：长子应，次子甲，三子烈。蒲应入渤泥，蒲甲司占城，西洋之转运使，大食、波斯、狮子之邦，蛮人嘉谐。记曰：蒲氏盖从五代留从效使蒲华子蒲有良之占城，司西洋转运使，波斯人咸喜为号矣，故自宋元以来，泉郡之蒲氏名于天南也”。他所引用为“手抄本”，记“由林少川同学提供”。但据此清人追述，恐更难以得出自五代已出现“西洋”一词的看法。）由此可见，元代以前的“西洋”，是一个仍然只能存疑，有待新资料出现再探讨的问题。
二、元代“西洋”确切出现与东西洋并称
让我们再回到元代。元代确实出现了“西洋”一词，不在元末，而是在元初。那么，“西洋”的内涵是什么？细读史料，分阶段来看，元代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元初和元末，其间“西洋”一词内涵并不完全相同，现将所见相关文献资料略作梳理于下。
元朝初年，“西洋”一词出现的重要文献中，首推刘敏中《中庵集》卷一六《敕赐资德大夫中书右丞商议福建等处行中书省事赠荣禄大夫司空景义公布哈尔神道碑铭》，特录于下：
公本名萨题世，西域人。西域有城曰哈喇哈达，其先世所居也。远祖徙西洋。西洋地负海，饶货，因世为贾贩以居。父布哈尔得幸西洋主，使与诸弟齿，弟有五人，布哈尔称六弟。俄总领诸部，益贵富，侍妾至三百人，象床、黄金饰相称。布哈尔没，公克绍其业，王益宠。凡诏命惟以父名，故其名不行，而但以父名称焉。圣朝之平宋也，公闻之喜曰：中国大圣人混一区宇，天下太平矣，盍往归之？独遣使以方物入贡，极诸环异。自是终岁不绝。復通好亲王阿布、哈斯二邸，凡朝廷二邸之使涉海道恒预为舟栰必济乃已。世祖熟其诚款，至元二十八年赐玺书命某部尚书阿尔班、侍郎拜特穆尔列名往谕，且召之。公益感激乃尽捐其妻孥宗戚故业，独以百人自随偕使人觐。既见，世祖加慰谕赐以锦衣及妻廪之公馆，所以恩遇良渥。圣上嗣位，特授资德大夫中书右丞商议福建等处行中书省事。前赐以巨万计，而宠数益隆矣。至是年来巢，遂以病薨，享年四十有九……于是有葬赠谥碑之命……大德四年二月日撰（注：（元）刘敏中：《中庵集》卷16，《敕赐资德大夫中书右丞商议福建等处行中书省事赠荣禄大夫司空景义公布哈尔神道碑铭》，四库全书本。此本与清抄本有不少不同之处。）。
此碑铭撰于大德四年（1300年）。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三点：一是西洋“地负海”，一定是属于沿海地带；二是有“西洋主”，即有国王或酋长，因此有了指代国家的含义；三是元使曾至其地，即元朝与其国通交，故有其国人来华。结合三点来看，显然这里出现的是一个有所实指的沿海国家。据陈高华考证，碑铭中的布哈尔与《元史·马八儿等国传》中的马八儿宰相不阿里，以及朝鲜史籍中马八儿国王子孛哈里为同一人，他的结论是：碑铭中的“西洋国就是马八儿国。或者可以说，西洋国是马八儿国的另一个称呼。（注：陈高华《印度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来华新考》，《南开学报》1980年第4期。以“西洋”为实指国家，更早的记载有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徐明善撰写的《天南行记》，提到了“西洋国黄毛皮子”。）至于马八儿国的地理位置，学者一般认为是在印度东南海岸的科罗曼德尔一带。（注：[法]费瑯编，耿昇、穆根来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22页注③云：“马八儿国即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阿布尔菲达（第2卷第2册第121页）说“伊本·赛义德认为，该地位于东经142°，北纬17°25′，第三气候带，在印度的边远地区”。）陈连庆认为：“马八儿（Ma’bar）是印度大国，位于印度最南端科摩林甲以东地带”。（注：陈连庆《〈大德南海志〉所见西域南海诸国考实》，《文史》第27辑，1986年，第157-158页。而马八儿是否可能在印度西南马拉巴尔海岸，由于音近，似乎也待考证。）以上碑铭内容，说明西洋是有实指的国名。然而年代上同为大德年间的文献又有别说。
大德八年（1304年）陈大震等纂辑的《大德南海志》，是迄今所见记载“西洋”最为详尽的文献，卷七《物产·诸番国》云：
单马令国管小西洋：日啰亭，达剌希，崧古啰，凌牙苏家，沙里，佛啰安，吉兰丹，晏头，丁伽芦，迫嘉，朋亨，口兰丹。
三佛齐国管小西洋：龙牙山，龙牙门，便塾，榄邦，棚加，不理东，监蓖，哑鲁，亭停，不剌，无思忻，深没陀啰，南无里，不斯麻，细蓝，没里琶都，宾撮。
东洋佛坭国管小东洋：麻里芦，麻叶，美昆，蒲端，苏禄，沙胡重，哑陈，麻拿啰奴，文杜陵。
单重布哕国管大东洋：论杜，三哑斯，沙啰沟、塔不辛地，沙棚沟，涂离，遍奴忻，勿里心，王琶华，都芦辛，啰
，西夷涂，质黎，故梅，讫丁银，呼芦漫头，琶设，故提，频底贤，孟嘉失，乌谭麻，苏华公，文鲁古，盟崖，盘檀。
阇婆国管大东洋：孙绦，陀杂，白花湾，淡墨，熙宁，啰心，重伽芦，不直干，陀达，蒲盘，布提，不者啰干，打工，琶离，故鸾，火山，地漫。
在西洋和东洋之后，录“南毗马八儿国”，下面列有：
细蓝，伽一，勿里法丹，差里野括，拨的蛭，古打林。
另外，单列有34国：
大故蓝国，差里也国，政其离国，胡荼辣国，禧里弗丹，宾陀兰纳，迫家鲁，盟哥鲁，条（
），靼拿，阔里株思，家剌都，拔肥离，涂拂，毗沙弗丹，哑靼，鹏茄啰，记施，麻啰华，弼施啰，麻加里，白达，层拔，瞻思，弼琶啰，勿斯离，勿拔，芦眉，瓮蛮，弗蓝，黑家鲁，默茄，茶弼沙，吉慈尼。[4]
以上记述了两个小西洋和小东洋、大东洋，以及南毗和其他国，简言之，包括地域大致包括了今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乃至欧洲。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三点：一是东西洋并列，又分大小；二是具体说“西洋”，分为“单马令国管小西洋”13国，“三佛齐国管小西洋”18国，从所列国家地区的地理位置来看，前者大致属于马来半岛及沿岸一带；后者大致属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沿岸一带，这一区域在今天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境内，属于东南亚的范围；三是马八儿国单列出来，冠以“南毗”，明确表明“西洋”并不包括印度南部的大国马八儿。
以《南海志》与上述碑文对照，同为大德年间的史料，陈大震《南海志》与刘敏中所撰碑文，时间上仅相距4年，语词内涵却发生了如此差异，当作何解释？似乎难以解释。或可做这样的推论：刘敏中所撰碑文是从元朝中央政权出发对交往国家的记述；陈大震则是从沿海地区出发以海域划分来认识的。二者角度不同，认识不同。而“西洋”一词的内涵有了如此差异的并存，可见在元初“西洋”一词的内涵是模糊的。
发展至元末，“西洋”一词出现了变化。元顺帝至正年间，汪大渊撰《岛夷志略》，其中涉及“东洋”3处，“西洋”凡16处。涉及的“东洋”3处，是尖山、爪哇和毗舍耶。涉及“西洋”的16处中，提到“西洋丝布”的有3处：淡邈、古里地闷、须文答剌；“西洋布”1处：无枝拔；涉及“西洋”，而从行文明显可知不在“西洋”之列的，见苏禄提及的“西洋之第三港”，旧港提及的“西洋人”，龙牙门、北溜的“舶往西洋”，崑崙的“舶泛西洋”，大八丹的“国居西洋之后”，万里石塘的“至西洋则百日之外……至西洋遐崑崙之地”，天堂的“西洋亦有路通”，马鲁涧的“西洋国悉臣属焉”，甘埋里的“商贩于西洋互易”。除此以外，值得特别注意的有以下2条：古里佛云：“当巨海之要冲，去僧加剌密迩，亦西洋诸番之马头也”。[5]大乌爹云：“界西洋之中峰……如西洋诸番国，铸为大小金钱使用，与中国铜钱异”。[6]仔细分析，这里实际上将“西洋”已缩到了很小范围，也很具体了。先看古里佛，西方学者柔克义（w.w.Rockhill）最先提出是位于印度西海岸的科泽科德（Calicut）（今译卡里卡特），苏继庼认为是正确的。[7]再说大乌爹，苏继扇认为是奥里萨（Orissa），姚楠案为印度邦名，位于孟加拉湾西北岸。那么我们可以知道是位于南印度东南沿海。苏继庼在此处注释中，对“西洋”作了如下解释：“盖西洋一名，元代殆指南中国海西部榜葛剌海大食海沿岸与东非沿岸各地”。[8]结合上述汪大渊关于西洋的全部记述内容，我们显然不能得出如此范围广阔的认识，古里佛位于印度西南海岸，大乌爹位于印度东南海岸，由此可以认为，当时人认识中的西洋所指是印度南部西南与东南沿海一带。这从北溜的“舶泛西洋”，大八丹的“国居西洋之后”，（注：大八丹，位于马拉巴尔海岸，在坎纳诺尔（Cmmanore）和特里切里（Tellichery）之间。见《岛夷志略校释》第281页注①。）也可以得到佐证。
元末提及西洋的，还有黄溍《松江嘉定等处海运千户杨君墓志铭》。作于元顺帝元统年间，但记述的是大德年间事，也是一篇重要文献，仅将相关部分录于下：
君讳枢，字伯机……大德五年君甫十九，致用院俾以官本船浮海至西洋，遇亲王合赞所遣使
怀等如京师，遂载之以来。（冉耳）怀等朝贡事毕，请仍以君护送西还。丞相哈喇哈斯达尔罕如其请，奏授君忠显校尉海运副千户，佩金符与俱行。以八年发京师，十一年乃至其登陆处，曰忽鲁模思。云是役也，君往来长风巨浪中，历五星霜，凡舟楫糗粮物器出颁一出于君，不以烦有司，既又用私钱市其土五白马、黑犬、琥珀、蒲萄酒、番盐之属，以进平章政事。[9]
这里所表明的是元朝初年海运副千户杨枢事迹，至于他以官本船“浮海至西洋”，“西洋”实指一国，曾遣使到元朝朝贡。而这一国家的地理位置并不清楚，杨枢的“登陆处”在忽鲁模思，是已达到了波斯湾，似也可理解为包括在“西洋”国中，因此地点是颇为模糊的。
涉及忽鲁谟斯，元末周致中《异域志》卷上《虎六母思》云：“其国在西南海中，回纥之国，其地至热，出番布、珍宝，与西洋国颇同。（注：周致元《异域志》卷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此书原无撰者姓名，书前胡惟庸序，言吴元年时处士周致中所作，献于军门，初名《臝虫录》；开济跋云：其兄得之于太子宫中，乃国初故物，其兄重编后定名异域志。清人修《四库全书》时考订年代，认为是有人依托，又因行文简略，故列于存目（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现存目丛书本为万历夷门广牍本，已是晚明刻本，此书很可能是后来明朝人所作，而非元人所作。）”这里明确说明虎六母思，也即忽鲁谟斯的异译，并非是“西洋国”，西洋国另有所在。
同书有《西洋国》云：“在西南海中，地产珊瑚、宝石等物，所织绵布绝细，莹洁如纸。其人首，以白布缠头，以金为钱交易，国人至富。[10]”这里虽是确定的对于西洋国的表述，可惜地理位置仅记为“在西南海中”，令人完全无法确知其国地在何处。这段史料的价值就在于，它表明元末明初“西洋国”仍是一实指的国度，以“绵布”闻名于世。
实际上在元朝，“西洋”以布而闻名中国。当时人以西洋布作为礼品相赠，已是一种风尚。赵孟頫《松雪斋集》卷下《与晋之》云：“数日来心腹之疾大作，作恶殊甚。今亲至得所惠书，知安善为慰不可言。付至西洋布及惠法物一一拜领，感激无喻。”[11]这是友人之间以西洋布馈赠的真实记录。
对此还有诗为证。谢应芳《龟巢稿》卷二《全佥宪自黄州以西洋布遣骑见惠，作诗谢之》云：“十月北风方怒号，故人西布似绨袍。远劳使者传书信，笑看家人落剪刀。留得海图飞凤鸟，绝胜山罽集鹅毛。岁寒冰雪空山里，千里相思报木桃。”[12]
诗人在这里将“西布”比作绨袍。绨的本义是古代一种粗厚光滑的丝织品。《说文》：“绨，厚缯也”。《史记·范雎蔡泽传》云：“取绨袍赐之”。由此可见西洋布是有薄有厚的，并不都只是很薄的织物，不只有如上所述单薄如纱的丝布，而且有织得非常光滑的粗厚织物。黄州，元时为黄州路，治所在今湖北黄冈，那里并不靠近西域地区，出现以西洋布馈赠友人，可知此布在当时流传较广，但另一方面，作为礼品馈赠，又说明了西洋布属于一种来自异域的贵重物品，在社会上也不会很普遍 。
马格里布旅行家伊本·赛义德（Ibn Sa'id，1208年或1214年-1274年或1286年）曾说：“马八儿因旅行者而闻名，正是通过此地，该国的平纹细布才扬名天下，尽人皆知”。 [13]由此可知，马八儿国曾以“平纹细布”闻名于世，所谓西洋布，也与马八儿这一西洋国有关。这里也说明了“西洋布”产于印度是无疑的。
在元朝人的生活中，“西洋”代表域外情调，可见于文人诗中。张翥《蜕菴集》卷四《初度日》云：“八十一翁乌角巾，尊前才放自由身。病须善药休离手，衰借佳醪可养神。谁谓仲连为侠士，或传方朔是仙人。行当小筑西洋墅，种杏栽桃作好春。”[14]诗的作者曾为《岛夷志略》作序，因此，诗中提到的“小筑西洋墅”，可以想见是具有明显海外异域情调的比喻。
值得注意的，元末还有“西洋路”用法的出现。孙存吾辑《元风雅后集》卷三王尚志《暹国迴使歌》云：“……东南岛夷三百六，大者只数暹与倭。……方今圣人霑德化，继呈壤贡朝鸾和。……卉裳口口钱塘客，能以朔译通南讹。……楼船归指西洋路，向国夜夜瞻星河。……（注：孙存吾《皇元风雅后集》卷3，清抄本。刘铭恕根据诗序，推测此诗作于在顺帝即位初。）”这里出现的“西洋路”，当是指往返西洋的海上路程。
综上所述，元朝初年以迄末年的文献资料说明，“西洋”一词在元代出现并确定下来。“西洋”一词的出现，应该是与人们对海域的认识和区分相关，学者们关于东西洋分界的讨论中对此已有不少论述，在此不赘。归纳见于元代文献史料中的“西洋”，大致有如下几种：“西洋”，“小西洋”，“西洋布”，“西洋路”。概言之，元初当时人对于“西洋”有两种认识：一种认识可以说是从元朝中央政权来看，遣使西洋，与南印度马八儿国建立联系，当时的马八儿国代表西洋，是一个具体的朝贡国；与中央这种实指国度不同，是另一种认识，就是沿海地区出现的一种“小西洋”的观念，将小西洋看作一个地理区域，包括东南亚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一带诸国，时人将小西洋区域与小东洋、大东洋并称，并且将马八儿单列为“南毗”，不在“西洋”之列；发展到元末，“西洋”一词有所变化，此时马八儿国已衰亡，在《岛夷志略》中仅见“马八儿屿”，不见马八儿国就是证明。元末的“西洋”一词透露出两层重要信息：一是“西洋国”，指代印度南部沿海国度；二是地域认识上，“小西洋”已不见载记，“西洋”的地理区域业已西移至印度南部沿海。值得注意的是，两重信息在方位上的指向趋同。但是，虽然“西洋”范围已比较明确，“西洋”一词的利用率高于“东洋”，我们还是不能忽视，当时仍是以东西洋并称的。
三、明初“西洋”的凸显
将“西洋”作为一个区域来整体看待，并将这种称谓固定下来，被人们广泛地接受、采纳和统一应用，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简言之，“西洋”一词的确立，经过了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开端是在元代，而它的完成是在明初下西洋时代。
明初，从“西洋”一词的衍变看，大致也可划分为两个阶段：洪武年间和永乐年间。
洪武初修《元史》，遍检这部官修史书，其中未见“西洋”一词出现。所设《外夷传》，是全书关于海外记载最集中的部分，收入《外夷传》的有以下各国：高丽、耽罗、日本、安南、缅、占城、暹、爪哇、琉球、三屿、马巴儿等国。[15]
然而，《元史》中没有“西洋”一词出现，不等于洪武年间没有对“西洋”的认识。当时明太祖不但遣使四出，联络通交，而且立《皇明祖训》，其中将“西洋国”正式列入了不征之国。《祖训》以方位列，“西洋国”列于西南方面。“西南：安南国、真腊国、暹罗国、占城国、苏门答剌国、西洋国、爪哇国、湓亨国、白花国、三佛齐国、渤泥国”。[16]由此可见，“西洋”在明初很显然是有所特指的国度。而从它的位置是摆在苏门答剌与爪哇之间来看，似乎又是元代所称小西洋的位置。
明初人继承元朝人的观念，来自元末的恐怕更为直接。翻检明人文集，发现明初人出使资料值得注意，特录于下。
龚（学文）《鹅湖集》卷五《赠刘叔勉奉使西洋回序》云：“洪武二年春，皇帝若曰：海外之地不内之日久矣，盖自中唐以来五六百年于兹，然亦天地之所覆载，日月之所照临，朕岂忍弃之不使沾中州文明之化哉？其令刘叔勉持节往宣朕意。承命喜跃，即日就道。海舶间关风涛万里，三年夏才至西洋。其渠帅戎落越境出迎，叔勉以皇上之意慰谕再三，莫不感泣舞蹈，遂奉表入臣。”[17]查《明太祖实录》卷三八，载有洪武二年（1369年）遣使事：“遣使以即位诏谕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诸国。”[18]
可作为旁证的，是《实录》在洪武三年（1370年）三月，记载派遣莱州府同知赵秩诏谕日本国王良怀时提及“比尝遣使持书飞谕四夷高丽、安南、爪哇、西洋琐里”之事。[19]这里首次出现了西洋琐里的国名。我们可以由此得知刘叔勉出使的西洋国，应就是西洋琐里国。有学者认为那里也许就是印度东海岸的Cauverypatam地区。[20]
《实录》卷五六有洪武二年遣使的结果：“西洋国王别里提遣使臣亦迭纳瓦里沙等来朝，进金叶表文，贡黑虎一、兜罗绵被四幅、漫折的花被八幅，皮剔布四匹、槁尼布三匹、沙马达里布二匹。先是，尝遣刘叔勉等颁即位诏于西洋等国，至是遣其臣偕叔勉入贡。”[21]以上是刘叔勉于明初洪武二年至三年出使西洋国的事迹。由西洋国贡品来看，以绵布为主，说明了西洋国以布闻名的事实，而这一明初彰显的西洋国，地理位置是在马八儿国故地。
紧随刘叔勉之后，出使西洋琐里的还有塔海帖木儿。《实录》于洪武三年六月记录了此事，[22]又于五年（1372年）正月记录了与使臣同来的琐里国王使臣：“奉金叶表，贡马一匹、红撒哈剌一连、红八者蓝布四匹、红番布二匹、觊木里布四匹、白苾布四匹、珠子项串一幅，并绘其土地山川以献”。当时明太祖对中书省臣提到“西洋琐里世称远番，涉海而来”。[23]从此，西洋琐里国便以“新附远邦”而闻名于明朝。[24]
此外，明朝出使西洋国的还有周君玉。明初林弼《林登州集》卷二三《书周君玉安患轩记后》云：“钱塘周君君玉，善学笃义，时誉特推，先被命使西洋。万里涉海以投异域，人皆难之，而君不恤也。因名其寓轩为安患而自记之。嗟夫！世之懦夫由士溺于所安，足迹不忍离堂簷一遇忧患，失身丧气，无复人色。然则周君之安以处患，其可谓君子也已。” [25]林弼是元至正八年（1348年）进士，为漳州路知事。明初以儒士修礼乐书，授吏部主事官，后至登州府知府。他曾与王廉同使安南，以却金为明太祖所器重。他所备加称赞的周君玉，其出使西洋事迹免于湮沉，幸赖林弼此记保存。
以上资料表明西洋乃是一实指的国度。洪武初年到洪武末年，西洋仍以具体国度而出现。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更定蕃国朝贡仪”，将西洋琐里列于南方；[26]洪武三十年（1397年）八月礼部上奏时，明太祖话语中将“西洋”国列于“海外诸番”“三十国”以内，[27]均可为证明。值得注意的是，列入的是“海外诸番”。
到永乐年间，《实录》载元年（1402年）十月有“西洋剌泥回回哈只马哈没奇剌泥等来朝，贡方物”。[28]西洋剌泥，有学者认为是在西印度古吉拉特地区中部。[29]
“西洋”一词出现重要变化，变化始自郑和“奉使西洋”。以下以时间为序，略作归纳。
首先，出现了西洋与古里的连用。西洋国再次落到了实处，然而却并非是在以往同一地理位置上，而是从印度东海岸移到了西海岸。《实录》载永乐三年（1405年）九月，古里国酋长沙米的遣使来贡，遂封为国王，给以印绶。[30]同月出现了“西洋古里”之称。 [31]无独有偶，正是在这一年，郑和开始了第一次下西洋。而他七下西洋，古里国是每次必到之处。
其次，是把“西洋”与“诸番”连在了一起。马欢《序》中“往西洋诸番开读赏赐”，就是一例。然而我们发现，这里并不是首次出现这种连用。《实录》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载：“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还”。[32]是目前所见“西洋诸国”的首次连用。永乐五年是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回国，事实上立即就出现了这一把“西洋”与下西洋所至各国连接起来的语词用法。
第三，出现了“西洋”一词与动词的新搭配，即“下西洋”。这是在以往“命使西洋”、“奉使西洋”基础上出现的新用法。《实录》永乐九年六月载：“内官郑和等使西洋诸番国还”。[33]同年八月，“礼部、兵部议奏下西洋官军锡兰山战功升赏例”。[34]还出现了“下西洋”与“诸番”连用。表述清楚的是明仁宗的《即位诏》，此诏为杨士奇所作：“以明年为洪熙元年……一下西洋诸番等国宝船悉皆停止。”[35]
第四，“西洋”与“西域”在范围和用法上，出现了重合现象。《实录》永乐十八年五月载：“凡使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回还旗官，二此至四次者俱升一级”。[36]这是“西洋”与“忽鲁谟斯”连用的实例。上文所述，西洋与古里连用，是不奇怪的，由于古里本身就是西洋大国，而在此前的史籍中，忽鲁谟斯却一直是以西域大国见称的，此时又被列入西洋诸国之列，西洋与忽鲁谟斯连用，说明以下西洋所到之国通称为西洋诸国之义已见。
第五，“西洋”一词整合为一个新词，成为代表海外世界的新名词出现。为了说明这一点，首先让我们从明朝人对“西洋”的应用入手，来看由此反映出的当时人如何理解“西洋”之义。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和巩珍《西洋蕃国志》，是记载郑和下西洋的三部最重要的史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作者都曾跟随郑和下西洋，是亲历海外者所撰写的。其中，记述详实、史料价值最高的是马欢《瀛涯胜览》。现以此书为例，[37]将其中涉及“西洋”处均列于下，以便分析。
《纪行诗》：“阇婆又往西洋去”。《序》（马欢作于永乐十四年）：“永乐十一年，太宗文皇帝敕命正使太监郑和统领宝船往西洋诸番开读赏赐”。《旧港》：“永乐五年，朝廷差太监郑和等统领西洋大（舟宗）宝船到此处”。《苏门答腊》：“其处乃西洋之总路”。《南浡里国》：“西北海内有一平顶峻山……名帽山，其山以西亦皆大海，正是西洋也，名那没黎洋。西来过洋船只收帆，俱望此山为准”。《古里国》：“即西洋大国……西洋大国正此地也”。《忽鲁谟厮国》：“差其头目人等跟随钦差西洋回还宝船赴阙进贡”。
以上“西洋”凡8见，仅古里国一国就两见。由此可见，冯承钧指出“当时所谓之西洋，盖指印度洋也”，“以爪哇以西之海洋为西洋”，[38]所言大致不差。但是明朝人没有印度洋的概念，而是名为没黎洋。按照马欢的表述，在当时人看来，苏门答腊“乃西洋之总路”，“西洋”更确切地说，是南浡里国西北海中的帽山以西的海洋。关于南浡里国，冯承钧认为即Lambri，Lamure，英国学者米尔斯的解释比较清楚，他认为是位于苏门答腊北部海岸的Atjeh地区；帽山，即Kelembak Mountain，位于苏门答腊北部Poulo Weh岛；那没黎洋，是沿着苏门答腊北部海岸和Poulo Weh岛以西延伸的海域。[39]
总之，以上反映的是明朝当时人具体理解的“西洋”之义。
其次，在具体理解之上，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当时更有一个引申之义的出现。向达指出：“明代以交趾、柬埔寨、暹罗以西今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小巽他群岛，以至于印度、波斯、阿拉伯为西洋”。[40]他所指出的正是郑和下西洋以后，“西洋”一词进一步出现的衍变。
据郑和于宣德六年（1431年）在福建长乐所立《天妃之灵神应记》碑文，郑和“自永乐三年（1405年）奉使西洋……七次，所历番国，由占城国、爪哇国、三佛齐国、暹罗国，直踰南天竺锡兰山国、古里国、柯枝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大小凡三十余国”。伴随下西洋，明朝对外交往扩大发展，西洋与诸番国联系起来。经过“西洋”与“诸番等国”反复连用的形式，出现了一个经过新的整合意义的“西洋”，一个赋予了新的词义的“西洋”。
跟随郑和下西洋，马欢述“往西洋诸番”，费信载“历览西洋诸番之国”，而巩珍所著书名《西洋番国志》，顾名思义，是将下西洋所到国家和地区，包括占城、爪哇、旧港乃至榜葛拉国、忽鲁谟厮国、天方国，一律列入了西洋诸番国，换言之，他把下西洋所至诸国都列入了“西洋”界限以内，无疑极大地扩展了“西洋”的范围。此后，约作于正德十五年（1520年）的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更进一步，将“朝贡之国甚著者”全都列入了“西洋”的范围，编辑的23国，包括了广阔的区域，其中赫然列有东洋的浡泥国、苏禄国、琉球国。[41]于是“西洋”不仅极大的彰显，而且无疑前所未有地扩大到了包括东西洋，乃至海外各国之义了。
从此，“西洋”一词凸显，广泛流行于明代社会。自此以后，“西洋”有了狭义和广义的区别。狭义的“西洋”，包括郑和下西洋所到的今天印度洋至波斯湾、北非红海一带；广义的“西洋”，是一个象征整合意义的西洋，有了引申海外诸国、外国之义。时代赋予了“西洋”一词新义，从东西洋并列到西洋凸显，至囊括了东洋，进而成为海外国家的通称。语词的衍变，即内涵增值过程，反映了人们观念的变化，一个新的“西洋”概念就此形成了。我们注意到这一概念形成后，即使西方东来，也不过是引申义更扩大了范围而已，基本义不变，经历了几百年，至今仍然存活在我们生活的现代社会。
四、结语
“西洋”一词沿用至今，尽人皆知，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尽管今天的“西洋”词义与郑和时代已有很大差别，然而追根溯源，元代出现的这一词汇，它的凸显，是与明代郑和下西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更重要的是，下西洋时代赋予这一词汇的新义一直存活至今。从语言学的角度追寻“西洋”一词的衍变轨迹，“西洋”一词引申指代海外、外国之义流传至今，显示出郑和下西洋极为深远的影响力当非虚言。今天是从昨天走过来的，历史不能断绝，文化不可割裂，传统与现代不是截然两分的，这也由语词衍变的追寻而得到了例证。
就此意义而言，明代“西洋”的凸显，就是海洋的凸显，是大陆文明到海洋文明转换的标识；因此，下西洋不仅是对传统的一次历史性总结，而且同时也标志了一个新世纪——海洋世纪的开端，在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5年02期
【原文出处】《南洋问题研究》(厦门)2004年04期第11～20页
【作者简介】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万明（1953-），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 【内容提要】 | “西洋”一词在历史上的渊源及其内涵的衍变，是我们研究郑和下西洋首先应该认识和解释的问题。但是迄今为止，中外史学界对东、西洋的界分争议纷纭，莫衷一是，遮掩了对“西洋”一词的探究。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语词衍变的视角考察“西洋”一词的渊源何在，在明初的涵义及其衍变，揭示郑和下西洋的影响力。 |
【关 键 词】西洋/郑和下西洋/影响
“研究的基础，是相关概念的界定。“西洋”一词在历史上的渊源及其内涵的衍变，是我们研究郑和下西洋首先应该认识和解释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洋”一词的衍变，正是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认识的一个深化过程。然而迄今为止，中外史学界主要聚焦于东西洋的分界，争议纷纭，莫衷一是。（注：主要论文有：山本达郎《东西洋とぃり称呼の起源に就ぃこ》，《东洋学报》第21卷1号，1933年；宫畸市定《南洋を东西洋に分つ根据に就ぃこ》，《东洋史研究》第7卷4号，1942年；洪建新《郑和航海前后东、西洋地域概念考》，《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1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沈福伟《郑和时代的东西洋考》，《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2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版；刘迎胜《东洋与西洋的由来》、陈佳荣《郑和航行时期的东西洋》，《走向海洋的中国人》，海潮出版社1996年版，等等。虽然讨论重心是在东西洋分界，但其中涉及西洋，均为本文的重要参考。）对“西洋”仍有专门探讨和诠释的必要。在此不揣简陋，试考释如下。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西洋”一词溯源
“西洋”一词，是“西”与“洋”二词叠加而成。“西”，是方位词。日落的方向，西方。《说文》云：“日在西方而鸟栖，故因以为东西之西”；“洋”，本义是古水名，《尔雅》曰：“为洋，多也”；注：“洋，溢也”，是盛多、广大意，引申为海外、外国之意。
“西洋”一词在《辞源》里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首先言“明时爪哇以西的印度洋为西洋，并指沿海的陆地”，出典是《明史》卷三二三《婆罗传》，以文莱为界；其后虽然提到“永乐时巩珍随郑和至南海各国，归纪其事，著书名西洋番国志”，但解释纠缠在东西洋划分上，不但没有确切说明西洋一词的渊源和衍变，而且先称爪哇以西，举例再以文莱为界，概念显然含混不清，自相矛盾。[1]
追根溯源，“西洋”一词何时在中国出现？值得探究。20世纪30年代，中西交通史家冯承钧和张星烺认为始见于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2]40年代，刘铭恕对此提出了异议。（注：刘铭恕《郑和航海事迹之再探》，载金陵齐鲁华西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3卷，1943年。此文为陈高华先生提示并亲自找来给笔者，并将所藏《元大德南海志残本》借阅，谨此深表感谢。）他举出西洋名称见于元人著作，有较早于《岛夷志略》成书时代者，并进而提出了南宋说。他在南宋末年宋人所纂评话中，发现了西洋名称用语。据云：
金虏海陵王荒淫评话有云：女待诏道：该有个得活宝的喜气。贵哥插嘴道：除了西洋国出的走盘珠，缅甸国出的铃，只有人才是活宝。若说起人时，府中且是紧得很，夫人恰是用不着的。你说恁么活宝不活宝？
查上文引自汪乃刚辑《宋人话本八种》[3]，其中收有《碾玉观音》、《菩萨蛮》、《西山一鬼窟》、《志诚张主管》、《拗相公》、《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金虏海陵王荒淫》等8篇，有胡适《序》和句读者汪乃刚的《校读后记》。胡适《序》中以内部证据说明话本产生年代约为南宋末年，并认为未经后人篡改。所以刘氏据此下断语云：“比之前此《岛夷志略》为滥觞说者，更可推早一二世纪乎”！而他在同时也说明这只是单文孤证，还有待探究。由于话本流传委实难以确定年代而论，所以仅凭藉此证，南宋说恐难以确立。南宋说之外，或可以说还有北宋说。
18世纪发现了开封犹太教会堂中的三通汉文碑，其中，最早的一通是明弘治二年（1489年）《重建清真寺记》碑，碑文中明确提到了“西洋布”，特录于下：“噫！教道相传，授受有自来矣。出自天竺，奉命而来。有李、俺、艾、高、穆、赵、金、周、张、石、黄、聂、金、张、左、白，七十姓等，进贡西洋布于宋。帝曰：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
碑文中的“宋”，指的是哪个宋王朝呢？是公元420-477年统治中国的刘宋王朝，还是公元960年-1278年统治中国的赵宋王朝呢？曾对碑文进行研究的西方传教士有不同看法。对此，西班牙传教士管宜穆（Jerorme Tobar）《开封犹太人的碑文与题记》一文注中做了进一步解释（注：见耿异译《中国的犹太人》，第388-389页，注23，大象出版社即将出版。）：英国安立甘会四美主教（George Smith）认为“很可能是于公元419年创建的那个繁荣的中国北方小王朝”（见《中国的犹太人》第70页）。格罗夫（《巴比伦与东方文献》第51卷，第5（6）册，1891年，第130页）最初曾坚信他在碑文的这一部分，发现了对其有关犹太人于公元：惜纪最早定居于中国观点的确认。但他受到拉库佩里 （Terrien de Lacouperie）批驳（同上引书，第134页）：“这个宋朝指刘宋王朝，（都建业，即今之南京）。汴梁即所谓开封，不是其统治部分，汴梁当时尚属于北魏的组成部分。它于960年-1127年才为北宋的首都。毫无疑问，碑文中所参照的正是北宋王朝的皇帝”。格罗夫稍后似乎改变了观点，他于1895年指出（《梅里登科学学会译丛》第26页）：“这里是指大宋王朝”。笔者认为，碑文中的宋王朝，只可能是北宋王朝，因为北宋定都于汴梁，所以才会有来自天竺的犹太人进贡西洋布于汴梁，并发生犹太人留居于那里的事情。
总之，虽然碑文有的部分人姓氏已经因年久不堪卒读，由其他录文复原，但是，碑文清楚地记录了汴梁，即开封的犹太人来自天竺，也就是印度，他们在宋朝时为进贡西洋布来到中国，并就此留居汴梁。“西洋布”名称出现，产地在天竺即印度，是很明确的。问题在于这虽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关于“西洋”的记载，却在年代上较晚，碑文为明弘治年间所刻，内容是一种追述的性质。因此，恐难以此为“西洋”一词于北宋出现的确据。（注：庄为玑：《泉州宋船为蒲家私船考》（《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7页）曾引[清]蔡水蒹《西山杂志》卷1蒲厝条：“宋绍定间（1228年）有进士蒲宗闵，司温陵道通判，后升都察院（即判院）端平丙申中（1236）奉使安南，嘉熙二年（1238年）奉使占城，淳祐七年（1247年）再奉匣渤泥，后卒于官也。其子有三：长子应，次子甲，三子烈。蒲应入渤泥，蒲甲司占城，西洋之转运使，大食、波斯、狮子之邦，蛮人嘉谐。记曰：蒲氏盖从五代留从效使蒲华子蒲有良之占城，司西洋转运使，波斯人咸喜为号矣，故自宋元以来，泉郡之蒲氏名于天南也”。他所引用为“手抄本”，记“由林少川同学提供”。但据此清人追述，恐更难以得出自五代已出现“西洋”一词的看法。）由此可见，元代以前的“西洋”，是一个仍然只能存疑，有待新资料出现再探讨的问题。
二、元代“西洋”确切出现与东西洋并称
让我们再回到元代。元代确实出现了“西洋”一词，不在元末，而是在元初。那么，“西洋”的内涵是什么？细读史料，分阶段来看，元代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元初和元末，其间“西洋”一词内涵并不完全相同，现将所见相关文献资料略作梳理于下。
元朝初年，“西洋”一词出现的重要文献中，首推刘敏中《中庵集》卷一六《敕赐资德大夫中书右丞商议福建等处行中书省事赠荣禄大夫司空景义公布哈尔神道碑铭》，特录于下：
公本名萨题世，西域人。西域有城曰哈喇哈达，其先世所居也。远祖徙西洋。西洋地负海，饶货，因世为贾贩以居。父布哈尔得幸西洋主，使与诸弟齿，弟有五人，布哈尔称六弟。俄总领诸部，益贵富，侍妾至三百人，象床、黄金饰相称。布哈尔没，公克绍其业，王益宠。凡诏命惟以父名，故其名不行，而但以父名称焉。圣朝之平宋也，公闻之喜曰：中国大圣人混一区宇，天下太平矣，盍往归之？独遣使以方物入贡，极诸环异。自是终岁不绝。復通好亲王阿布、哈斯二邸，凡朝廷二邸之使涉海道恒预为舟栰必济乃已。世祖熟其诚款，至元二十八年赐玺书命某部尚书阿尔班、侍郎拜特穆尔列名往谕，且召之。公益感激乃尽捐其妻孥宗戚故业，独以百人自随偕使人觐。既见，世祖加慰谕赐以锦衣及妻廪之公馆，所以恩遇良渥。圣上嗣位，特授资德大夫中书右丞商议福建等处行中书省事。前赐以巨万计，而宠数益隆矣。至是年来巢，遂以病薨，享年四十有九……于是有葬赠谥碑之命……大德四年二月日撰（注：（元）刘敏中：《中庵集》卷16，《敕赐资德大夫中书右丞商议福建等处行中书省事赠荣禄大夫司空景义公布哈尔神道碑铭》，四库全书本。此本与清抄本有不少不同之处。）。
此碑铭撰于大德四年（1300年）。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三点：一是西洋“地负海”，一定是属于沿海地带；二是有“西洋主”，即有国王或酋长，因此有了指代国家的含义；三是元使曾至其地，即元朝与其国通交，故有其国人来华。结合三点来看，显然这里出现的是一个有所实指的沿海国家。据陈高华考证，碑铭中的布哈尔与《元史·马八儿等国传》中的马八儿宰相不阿里，以及朝鲜史籍中马八儿国王子孛哈里为同一人，他的结论是：碑铭中的“西洋国就是马八儿国。或者可以说，西洋国是马八儿国的另一个称呼。（注：陈高华《印度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来华新考》，《南开学报》1980年第4期。以“西洋”为实指国家，更早的记载有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徐明善撰写的《天南行记》，提到了“西洋国黄毛皮子”。）至于马八儿国的地理位置，学者一般认为是在印度东南海岸的科罗曼德尔一带。（注：[法]费瑯编，耿昇、穆根来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22页注③云：“马八儿国即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阿布尔菲达（第2卷第2册第121页）说“伊本·赛义德认为，该地位于东经142°，北纬17°25′，第三气候带，在印度的边远地区”。）陈连庆认为：“马八儿（Ma’bar）是印度大国，位于印度最南端科摩林甲以东地带”。（注：陈连庆《〈大德南海志〉所见西域南海诸国考实》，《文史》第27辑，1986年，第157-158页。而马八儿是否可能在印度西南马拉巴尔海岸，由于音近，似乎也待考证。）以上碑铭内容，说明西洋是有实指的国名。然而年代上同为大德年间的文献又有别说。
大德八年（1304年）陈大震等纂辑的《大德南海志》，是迄今所见记载“西洋”最为详尽的文献，卷七《物产·诸番国》云：
单马令国管小西洋：日啰亭，达剌希，崧古啰，凌牙苏家，沙里，佛啰安，吉兰丹，晏头，丁伽芦，迫嘉，朋亨，口兰丹。
三佛齐国管小西洋：龙牙山，龙牙门，便塾，榄邦，棚加，不理东，监蓖，哑鲁，亭停，不剌，无思忻，深没陀啰，南无里，不斯麻，细蓝，没里琶都，宾撮。
东洋佛坭国管小东洋：麻里芦，麻叶，美昆，蒲端，苏禄，沙胡重，哑陈，麻拿啰奴，文杜陵。
单重布哕国管大东洋：论杜，三哑斯，沙啰沟、塔不辛地，沙棚沟，涂离，遍奴忻，勿里心，王琶华，都芦辛，啰
，西夷涂，质黎，故梅，讫丁银，呼芦漫头，琶设，故提，频底贤，孟嘉失，乌谭麻，苏华公，文鲁古，盟崖，盘檀。阇婆国管大东洋：孙绦，陀杂，白花湾，淡墨，熙宁，啰心，重伽芦，不直干，陀达，蒲盘，布提，不者啰干，打工，琶离，故鸾，火山，地漫。
在西洋和东洋之后，录“南毗马八儿国”，下面列有：
细蓝，伽一，勿里法丹，差里野括，拨的蛭，古打林。
另外，单列有34国：
大故蓝国，差里也国，政其离国，胡荼辣国，禧里弗丹，宾陀兰纳，迫家鲁，盟哥鲁，条（
），靼拿，阔里株思，家剌都，拔肥离，涂拂，毗沙弗丹，哑靼，鹏茄啰，记施，麻啰华，弼施啰，麻加里，白达，层拔，瞻思，弼琶啰，勿斯离，勿拔，芦眉，瓮蛮，弗蓝，黑家鲁，默茄，茶弼沙，吉慈尼。[4]以上记述了两个小西洋和小东洋、大东洋，以及南毗和其他国，简言之，包括地域大致包括了今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乃至欧洲。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三点：一是东西洋并列，又分大小；二是具体说“西洋”，分为“单马令国管小西洋”13国，“三佛齐国管小西洋”18国，从所列国家地区的地理位置来看，前者大致属于马来半岛及沿岸一带；后者大致属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沿岸一带，这一区域在今天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境内，属于东南亚的范围；三是马八儿国单列出来，冠以“南毗”，明确表明“西洋”并不包括印度南部的大国马八儿。
以《南海志》与上述碑文对照，同为大德年间的史料，陈大震《南海志》与刘敏中所撰碑文，时间上仅相距4年，语词内涵却发生了如此差异，当作何解释？似乎难以解释。或可做这样的推论：刘敏中所撰碑文是从元朝中央政权出发对交往国家的记述；陈大震则是从沿海地区出发以海域划分来认识的。二者角度不同，认识不同。而“西洋”一词的内涵有了如此差异的并存，可见在元初“西洋”一词的内涵是模糊的。
发展至元末，“西洋”一词出现了变化。元顺帝至正年间，汪大渊撰《岛夷志略》，其中涉及“东洋”3处，“西洋”凡16处。涉及的“东洋”3处，是尖山、爪哇和毗舍耶。涉及“西洋”的16处中，提到“西洋丝布”的有3处：淡邈、古里地闷、须文答剌；“西洋布”1处：无枝拔；涉及“西洋”，而从行文明显可知不在“西洋”之列的，见苏禄提及的“西洋之第三港”，旧港提及的“西洋人”，龙牙门、北溜的“舶往西洋”，崑崙的“舶泛西洋”，大八丹的“国居西洋之后”，万里石塘的“至西洋则百日之外……至西洋遐崑崙之地”，天堂的“西洋亦有路通”，马鲁涧的“西洋国悉臣属焉”，甘埋里的“商贩于西洋互易”。除此以外，值得特别注意的有以下2条：古里佛云：“当巨海之要冲，去僧加剌密迩，亦西洋诸番之马头也”。[5]大乌爹云：“界西洋之中峰……如西洋诸番国，铸为大小金钱使用，与中国铜钱异”。[6]仔细分析，这里实际上将“西洋”已缩到了很小范围，也很具体了。先看古里佛，西方学者柔克义（w.w.Rockhill）最先提出是位于印度西海岸的科泽科德（Calicut）（今译卡里卡特），苏继庼认为是正确的。[7]再说大乌爹，苏继扇认为是奥里萨（Orissa），姚楠案为印度邦名，位于孟加拉湾西北岸。那么我们可以知道是位于南印度东南沿海。苏继庼在此处注释中，对“西洋”作了如下解释：“盖西洋一名，元代殆指南中国海西部榜葛剌海大食海沿岸与东非沿岸各地”。[8]结合上述汪大渊关于西洋的全部记述内容，我们显然不能得出如此范围广阔的认识，古里佛位于印度西南海岸，大乌爹位于印度东南海岸，由此可以认为，当时人认识中的西洋所指是印度南部西南与东南沿海一带。这从北溜的“舶泛西洋”，大八丹的“国居西洋之后”，（注：大八丹，位于马拉巴尔海岸，在坎纳诺尔（Cmmanore）和特里切里（Tellichery）之间。见《岛夷志略校释》第281页注①。）也可以得到佐证。
元末提及西洋的，还有黄溍《松江嘉定等处海运千户杨君墓志铭》。作于元顺帝元统年间，但记述的是大德年间事，也是一篇重要文献，仅将相关部分录于下：
君讳枢，字伯机……大德五年君甫十九，致用院俾以官本船浮海至西洋，遇亲王合赞所遣使
怀等如京师，遂载之以来。（冉耳）怀等朝贡事毕，请仍以君护送西还。丞相哈喇哈斯达尔罕如其请，奏授君忠显校尉海运副千户，佩金符与俱行。以八年发京师，十一年乃至其登陆处，曰忽鲁模思。云是役也，君往来长风巨浪中，历五星霜，凡舟楫糗粮物器出颁一出于君，不以烦有司，既又用私钱市其土五白马、黑犬、琥珀、蒲萄酒、番盐之属，以进平章政事。[9]这里所表明的是元朝初年海运副千户杨枢事迹，至于他以官本船“浮海至西洋”，“西洋”实指一国，曾遣使到元朝朝贡。而这一国家的地理位置并不清楚，杨枢的“登陆处”在忽鲁模思，是已达到了波斯湾，似也可理解为包括在“西洋”国中，因此地点是颇为模糊的。
涉及忽鲁谟斯，元末周致中《异域志》卷上《虎六母思》云：“其国在西南海中，回纥之国，其地至热，出番布、珍宝，与西洋国颇同。（注：周致元《异域志》卷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此书原无撰者姓名，书前胡惟庸序，言吴元年时处士周致中所作，献于军门，初名《臝虫录》；开济跋云：其兄得之于太子宫中，乃国初故物，其兄重编后定名异域志。清人修《四库全书》时考订年代，认为是有人依托，又因行文简略，故列于存目（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现存目丛书本为万历夷门广牍本，已是晚明刻本，此书很可能是后来明朝人所作，而非元人所作。）”这里明确说明虎六母思，也即忽鲁谟斯的异译，并非是“西洋国”，西洋国另有所在。
同书有《西洋国》云：“在西南海中，地产珊瑚、宝石等物，所织绵布绝细，莹洁如纸。其人首，以白布缠头，以金为钱交易，国人至富。[10]”这里虽是确定的对于西洋国的表述，可惜地理位置仅记为“在西南海中”，令人完全无法确知其国地在何处。这段史料的价值就在于，它表明元末明初“西洋国”仍是一实指的国度，以“绵布”闻名于世。
实际上在元朝，“西洋”以布而闻名中国。当时人以西洋布作为礼品相赠，已是一种风尚。赵孟頫《松雪斋集》卷下《与晋之》云：“数日来心腹之疾大作，作恶殊甚。今亲至得所惠书，知安善为慰不可言。付至西洋布及惠法物一一拜领，感激无喻。”[11]这是友人之间以西洋布馈赠的真实记录。
对此还有诗为证。谢应芳《龟巢稿》卷二《全佥宪自黄州以西洋布遣骑见惠，作诗谢之》云：“十月北风方怒号，故人西布似绨袍。远劳使者传书信，笑看家人落剪刀。留得海图飞凤鸟，绝胜山罽集鹅毛。岁寒冰雪空山里，千里相思报木桃。”[12]
诗人在这里将“西布”比作绨袍。绨的本义是古代一种粗厚光滑的丝织品。《说文》：“绨，厚缯也”。《史记·范雎蔡泽传》云：“取绨袍赐之”。由此可见西洋布是有薄有厚的，并不都只是很薄的织物，不只有如上所述单薄如纱的丝布，而且有织得非常光滑的粗厚织物。黄州，元时为黄州路，治所在今湖北黄冈，那里并不靠近西域地区，出现以西洋布馈赠友人，可知此布在当时流传较广，但另一方面，作为礼品馈赠，又说明了西洋布属于一种来自异域的贵重物品，在社会上也不会很普遍 。
马格里布旅行家伊本·赛义德（Ibn Sa'id，1208年或1214年-1274年或1286年）曾说：“马八儿因旅行者而闻名，正是通过此地，该国的平纹细布才扬名天下，尽人皆知”。 [13]由此可知，马八儿国曾以“平纹细布”闻名于世，所谓西洋布，也与马八儿这一西洋国有关。这里也说明了“西洋布”产于印度是无疑的。
在元朝人的生活中，“西洋”代表域外情调，可见于文人诗中。张翥《蜕菴集》卷四《初度日》云：“八十一翁乌角巾，尊前才放自由身。病须善药休离手，衰借佳醪可养神。谁谓仲连为侠士，或传方朔是仙人。行当小筑西洋墅，种杏栽桃作好春。”[14]诗的作者曾为《岛夷志略》作序，因此，诗中提到的“小筑西洋墅”，可以想见是具有明显海外异域情调的比喻。
值得注意的，元末还有“西洋路”用法的出现。孙存吾辑《元风雅后集》卷三王尚志《暹国迴使歌》云：“……东南岛夷三百六，大者只数暹与倭。……方今圣人霑德化，继呈壤贡朝鸾和。……卉裳口口钱塘客，能以朔译通南讹。……楼船归指西洋路，向国夜夜瞻星河。……（注：孙存吾《皇元风雅后集》卷3，清抄本。刘铭恕根据诗序，推测此诗作于在顺帝即位初。）”这里出现的“西洋路”，当是指往返西洋的海上路程。
综上所述，元朝初年以迄末年的文献资料说明，“西洋”一词在元代出现并确定下来。“西洋”一词的出现，应该是与人们对海域的认识和区分相关，学者们关于东西洋分界的讨论中对此已有不少论述，在此不赘。归纳见于元代文献史料中的“西洋”，大致有如下几种：“西洋”，“小西洋”，“西洋布”，“西洋路”。概言之，元初当时人对于“西洋”有两种认识：一种认识可以说是从元朝中央政权来看，遣使西洋，与南印度马八儿国建立联系，当时的马八儿国代表西洋，是一个具体的朝贡国；与中央这种实指国度不同，是另一种认识，就是沿海地区出现的一种“小西洋”的观念，将小西洋看作一个地理区域，包括东南亚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一带诸国，时人将小西洋区域与小东洋、大东洋并称，并且将马八儿单列为“南毗”，不在“西洋”之列；发展到元末，“西洋”一词有所变化，此时马八儿国已衰亡，在《岛夷志略》中仅见“马八儿屿”，不见马八儿国就是证明。元末的“西洋”一词透露出两层重要信息：一是“西洋国”，指代印度南部沿海国度；二是地域认识上，“小西洋”已不见载记，“西洋”的地理区域业已西移至印度南部沿海。值得注意的是，两重信息在方位上的指向趋同。但是，虽然“西洋”范围已比较明确，“西洋”一词的利用率高于“东洋”，我们还是不能忽视，当时仍是以东西洋并称的。
三、明初“西洋”的凸显
将“西洋”作为一个区域来整体看待，并将这种称谓固定下来，被人们广泛地接受、采纳和统一应用，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简言之，“西洋”一词的确立，经过了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开端是在元代，而它的完成是在明初下西洋时代。
明初，从“西洋”一词的衍变看，大致也可划分为两个阶段：洪武年间和永乐年间。
洪武初修《元史》，遍检这部官修史书，其中未见“西洋”一词出现。所设《外夷传》，是全书关于海外记载最集中的部分，收入《外夷传》的有以下各国：高丽、耽罗、日本、安南、缅、占城、暹、爪哇、琉球、三屿、马巴儿等国。[15]
然而，《元史》中没有“西洋”一词出现，不等于洪武年间没有对“西洋”的认识。当时明太祖不但遣使四出，联络通交，而且立《皇明祖训》，其中将“西洋国”正式列入了不征之国。《祖训》以方位列，“西洋国”列于西南方面。“西南：安南国、真腊国、暹罗国、占城国、苏门答剌国、西洋国、爪哇国、湓亨国、白花国、三佛齐国、渤泥国”。[16]由此可见，“西洋”在明初很显然是有所特指的国度。而从它的位置是摆在苏门答剌与爪哇之间来看，似乎又是元代所称小西洋的位置。
明初人继承元朝人的观念，来自元末的恐怕更为直接。翻检明人文集，发现明初人出使资料值得注意，特录于下。
龚（学文）《鹅湖集》卷五《赠刘叔勉奉使西洋回序》云：“洪武二年春，皇帝若曰：海外之地不内之日久矣，盖自中唐以来五六百年于兹，然亦天地之所覆载，日月之所照临，朕岂忍弃之不使沾中州文明之化哉？其令刘叔勉持节往宣朕意。承命喜跃，即日就道。海舶间关风涛万里，三年夏才至西洋。其渠帅戎落越境出迎，叔勉以皇上之意慰谕再三，莫不感泣舞蹈，遂奉表入臣。”[17]查《明太祖实录》卷三八，载有洪武二年（1369年）遣使事：“遣使以即位诏谕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诸国。”[18]
可作为旁证的，是《实录》在洪武三年（1370年）三月，记载派遣莱州府同知赵秩诏谕日本国王良怀时提及“比尝遣使持书飞谕四夷高丽、安南、爪哇、西洋琐里”之事。[19]这里首次出现了西洋琐里的国名。我们可以由此得知刘叔勉出使的西洋国，应就是西洋琐里国。有学者认为那里也许就是印度东海岸的Cauverypatam地区。[20]
《实录》卷五六有洪武二年遣使的结果：“西洋国王别里提遣使臣亦迭纳瓦里沙等来朝，进金叶表文，贡黑虎一、兜罗绵被四幅、漫折的花被八幅，皮剔布四匹、槁尼布三匹、沙马达里布二匹。先是，尝遣刘叔勉等颁即位诏于西洋等国，至是遣其臣偕叔勉入贡。”[21]以上是刘叔勉于明初洪武二年至三年出使西洋国的事迹。由西洋国贡品来看，以绵布为主，说明了西洋国以布闻名的事实，而这一明初彰显的西洋国，地理位置是在马八儿国故地。
紧随刘叔勉之后，出使西洋琐里的还有塔海帖木儿。《实录》于洪武三年六月记录了此事，[22]又于五年（1372年）正月记录了与使臣同来的琐里国王使臣：“奉金叶表，贡马一匹、红撒哈剌一连、红八者蓝布四匹、红番布二匹、觊木里布四匹、白苾布四匹、珠子项串一幅，并绘其土地山川以献”。当时明太祖对中书省臣提到“西洋琐里世称远番，涉海而来”。[23]从此，西洋琐里国便以“新附远邦”而闻名于明朝。[24]
此外，明朝出使西洋国的还有周君玉。明初林弼《林登州集》卷二三《书周君玉安患轩记后》云：“钱塘周君君玉，善学笃义，时誉特推，先被命使西洋。万里涉海以投异域，人皆难之，而君不恤也。因名其寓轩为安患而自记之。嗟夫！世之懦夫由士溺于所安，足迹不忍离堂簷一遇忧患，失身丧气，无复人色。然则周君之安以处患，其可谓君子也已。” [25]林弼是元至正八年（1348年）进士，为漳州路知事。明初以儒士修礼乐书，授吏部主事官，后至登州府知府。他曾与王廉同使安南，以却金为明太祖所器重。他所备加称赞的周君玉，其出使西洋事迹免于湮沉，幸赖林弼此记保存。
以上资料表明西洋乃是一实指的国度。洪武初年到洪武末年，西洋仍以具体国度而出现。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更定蕃国朝贡仪”，将西洋琐里列于南方；[26]洪武三十年（1397年）八月礼部上奏时，明太祖话语中将“西洋”国列于“海外诸番”“三十国”以内，[27]均可为证明。值得注意的是，列入的是“海外诸番”。
到永乐年间，《实录》载元年（1402年）十月有“西洋剌泥回回哈只马哈没奇剌泥等来朝，贡方物”。[28]西洋剌泥，有学者认为是在西印度古吉拉特地区中部。[29]
“西洋”一词出现重要变化，变化始自郑和“奉使西洋”。以下以时间为序，略作归纳。
首先，出现了西洋与古里的连用。西洋国再次落到了实处，然而却并非是在以往同一地理位置上，而是从印度东海岸移到了西海岸。《实录》载永乐三年（1405年）九月，古里国酋长沙米的遣使来贡，遂封为国王，给以印绶。[30]同月出现了“西洋古里”之称。 [31]无独有偶，正是在这一年，郑和开始了第一次下西洋。而他七下西洋，古里国是每次必到之处。
其次，是把“西洋”与“诸番”连在了一起。马欢《序》中“往西洋诸番开读赏赐”，就是一例。然而我们发现，这里并不是首次出现这种连用。《实录》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载：“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还”。[32]是目前所见“西洋诸国”的首次连用。永乐五年是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回国，事实上立即就出现了这一把“西洋”与下西洋所至各国连接起来的语词用法。
第三，出现了“西洋”一词与动词的新搭配，即“下西洋”。这是在以往“命使西洋”、“奉使西洋”基础上出现的新用法。《实录》永乐九年六月载：“内官郑和等使西洋诸番国还”。[33]同年八月，“礼部、兵部议奏下西洋官军锡兰山战功升赏例”。[34]还出现了“下西洋”与“诸番”连用。表述清楚的是明仁宗的《即位诏》，此诏为杨士奇所作：“以明年为洪熙元年……一下西洋诸番等国宝船悉皆停止。”[35]
第四，“西洋”与“西域”在范围和用法上，出现了重合现象。《实录》永乐十八年五月载：“凡使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回还旗官，二此至四次者俱升一级”。[36]这是“西洋”与“忽鲁谟斯”连用的实例。上文所述，西洋与古里连用，是不奇怪的，由于古里本身就是西洋大国，而在此前的史籍中，忽鲁谟斯却一直是以西域大国见称的，此时又被列入西洋诸国之列，西洋与忽鲁谟斯连用，说明以下西洋所到之国通称为西洋诸国之义已见。
第五，“西洋”一词整合为一个新词，成为代表海外世界的新名词出现。为了说明这一点，首先让我们从明朝人对“西洋”的应用入手，来看由此反映出的当时人如何理解“西洋”之义。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和巩珍《西洋蕃国志》，是记载郑和下西洋的三部最重要的史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作者都曾跟随郑和下西洋，是亲历海外者所撰写的。其中，记述详实、史料价值最高的是马欢《瀛涯胜览》。现以此书为例，[37]将其中涉及“西洋”处均列于下，以便分析。
《纪行诗》：“阇婆又往西洋去”。《序》（马欢作于永乐十四年）：“永乐十一年，太宗文皇帝敕命正使太监郑和统领宝船往西洋诸番开读赏赐”。《旧港》：“永乐五年，朝廷差太监郑和等统领西洋大（舟宗）宝船到此处”。《苏门答腊》：“其处乃西洋之总路”。《南浡里国》：“西北海内有一平顶峻山……名帽山，其山以西亦皆大海，正是西洋也，名那没黎洋。西来过洋船只收帆，俱望此山为准”。《古里国》：“即西洋大国……西洋大国正此地也”。《忽鲁谟厮国》：“差其头目人等跟随钦差西洋回还宝船赴阙进贡”。
以上“西洋”凡8见，仅古里国一国就两见。由此可见，冯承钧指出“当时所谓之西洋，盖指印度洋也”，“以爪哇以西之海洋为西洋”，[38]所言大致不差。但是明朝人没有印度洋的概念，而是名为没黎洋。按照马欢的表述，在当时人看来，苏门答腊“乃西洋之总路”，“西洋”更确切地说，是南浡里国西北海中的帽山以西的海洋。关于南浡里国，冯承钧认为即Lambri，Lamure，英国学者米尔斯的解释比较清楚，他认为是位于苏门答腊北部海岸的Atjeh地区；帽山，即Kelembak Mountain，位于苏门答腊北部Poulo Weh岛；那没黎洋，是沿着苏门答腊北部海岸和Poulo Weh岛以西延伸的海域。[39]
总之，以上反映的是明朝当时人具体理解的“西洋”之义。
其次，在具体理解之上，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当时更有一个引申之义的出现。向达指出：“明代以交趾、柬埔寨、暹罗以西今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小巽他群岛，以至于印度、波斯、阿拉伯为西洋”。[40]他所指出的正是郑和下西洋以后，“西洋”一词进一步出现的衍变。
据郑和于宣德六年（1431年）在福建长乐所立《天妃之灵神应记》碑文，郑和“自永乐三年（1405年）奉使西洋……七次，所历番国，由占城国、爪哇国、三佛齐国、暹罗国，直踰南天竺锡兰山国、古里国、柯枝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大小凡三十余国”。伴随下西洋，明朝对外交往扩大发展，西洋与诸番国联系起来。经过“西洋”与“诸番等国”反复连用的形式，出现了一个经过新的整合意义的“西洋”，一个赋予了新的词义的“西洋”。
跟随郑和下西洋，马欢述“往西洋诸番”，费信载“历览西洋诸番之国”，而巩珍所著书名《西洋番国志》，顾名思义，是将下西洋所到国家和地区，包括占城、爪哇、旧港乃至榜葛拉国、忽鲁谟厮国、天方国，一律列入了西洋诸番国，换言之，他把下西洋所至诸国都列入了“西洋”界限以内，无疑极大地扩展了“西洋”的范围。此后，约作于正德十五年（1520年）的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更进一步，将“朝贡之国甚著者”全都列入了“西洋”的范围，编辑的23国，包括了广阔的区域，其中赫然列有东洋的浡泥国、苏禄国、琉球国。[41]于是“西洋”不仅极大的彰显，而且无疑前所未有地扩大到了包括东西洋，乃至海外各国之义了。
从此，“西洋”一词凸显，广泛流行于明代社会。自此以后，“西洋”有了狭义和广义的区别。狭义的“西洋”，包括郑和下西洋所到的今天印度洋至波斯湾、北非红海一带；广义的“西洋”，是一个象征整合意义的西洋，有了引申海外诸国、外国之义。时代赋予了“西洋”一词新义，从东西洋并列到西洋凸显，至囊括了东洋，进而成为海外国家的通称。语词的衍变，即内涵增值过程，反映了人们观念的变化，一个新的“西洋”概念就此形成了。我们注意到这一概念形成后，即使西方东来，也不过是引申义更扩大了范围而已，基本义不变，经历了几百年，至今仍然存活在我们生活的现代社会。
四、结语
“西洋”一词沿用至今，尽人皆知，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尽管今天的“西洋”词义与郑和时代已有很大差别，然而追根溯源，元代出现的这一词汇，它的凸显，是与明代郑和下西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更重要的是，下西洋时代赋予这一词汇的新义一直存活至今。从语言学的角度追寻“西洋”一词的衍变轨迹，“西洋”一词引申指代海外、外国之义流传至今，显示出郑和下西洋极为深远的影响力当非虚言。今天是从昨天走过来的，历史不能断绝，文化不可割裂，传统与现代不是截然两分的，这也由语词衍变的追寻而得到了例证。
就此意义而言，明代“西洋”的凸显，就是海洋的凸显，是大陆文明到海洋文明转换的标识；因此，下西洋不仅是对传统的一次历史性总结，而且同时也标志了一个新世纪——海洋世纪的开端，在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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