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明及清前期保守主义的海外贸易政策形成的原因及历史后果
史志宏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5年02期
【原文出处】《中国经济史研究》(京)2004年04期第34～42页
【作者简介】史志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00836
【关 键 词】重农轻商/华夷观念/海禁
一、保守主义的海外贸易政策的形成原因
从明到清前期，准确说是从明中期欧洲人地理大发现到清代鸦片战争前这段时间，正是西欧资本主义崛起并向全世界扩张，从而引发了世界传统秩序格局大变化的时代。这是一个张扬海权、原来因地理阻隔而总体上处于分散发展状态的世界各地文明日益彼此交汇、撞击，从而整个世界日益联系成为一体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引领潮流从而获得发展的国家，是那些力争海权、重视商业和海洋贸易的国家。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后来的英国无一不是通过争取海权、发展海洋贸易而走向世界的。而反观中国，正如笔者在《明及清前期保守主义的海外贸易政策》一文中所指出的，这个当时并非不具备航海技术条件和发展海洋贸易内部动力的世界文明古国，却在这段时间里与时代潮流相悖，采取了固守海岸，限制、某些时期甚至是禁止海外贸易的保守主义政策。这里面的原因何在呢？笔者以为，文化历史传统、两朝的现实政治、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大国经济等因素都是应当加以考察和分析的。
（一）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
古代中华文明的主要承载体华夏民族是农耕民族，华夏文明以农业文明为其特色。重视农业，视其为社会财富之源和“本业”，另一方面轻视商业，将其看作“末业”，主张“强本抑末”、“重农抑商”，是在先秦战国时期就已提出并形成了体系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秦汉以后，这一思想为历代统治者所信奉和推行，成为中国封建历史时代的一项基本国策。封建后期，尽管随着工商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大，传统的轻商思想受到了挑战，如宋人叶适就认为“四民交致其用而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注：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19。），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更明确提出“工商皆本”（注：参见《明夷待访录》财计三。原文为：“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但是以农立国、重农轻商思想的统治地位并没有改变。在传统的轻商思想下，商业至多被看成是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通货财”作用的一种补充，虽不可或缺，却也不值得大力提倡，更不能过分发展以致冲击本业。中国传统的轻商思想是将商人和商业与“趋利”、“鬻奇”、“奢靡”联系在一起的，认为过度的商业发展将恶化风俗，导致作为立国之本的农业的危机。所谓“工商盛而本业荒”、“末盛则本亏”（注：《盐铁论·本议篇》。）、“商贾者，王者之所必抑”（注：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4。）的认识和主张，在中国封建时代根深蒂固。清朝的雍正皇帝就曾经明确说过：“养民之道惟在劝民务本，若皆舍本逐末，争趋目前之利，不肯尽力畎亩，殊非经常之道”（注：雍正：《珠批谕旨》，雍正二年九月初八日孔毓珣奏折硃批。）。中国传统的重农轻商思想及政策主张，与海通时代重视商业的作用，追逐海外贸易的潮流无疑是南其辕而北其辙的。地理大发现以后风靡西欧的主流经济思想是重商主义，各主要航海国家无不强调商品流通和贵金属的输入对于国家富强的重要意义，无不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去积极支持海外商业的发展。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殖民地贸易、荷兰人的“海上马车夫”时代以及英国人“日不落帝国”的建立，都是在重商主义思想和国家政策推动下实现的。中国明清两代封建王朝在这样一个时代却仍在高唱“强本抑末”老调，当然不可能指望它们实行鼓励商人走出国门，到辽阔的海洋上去一闯天下的海外政策。无论明后期的开放海禁，还是清康熙朝的重开海禁，都不含有鼓励和积极推行海外贸易的内容。明后期的开海骨子里仍然是“于通之（商）之中申禁之之法”（注：许孚远：《疏通海禁疏》，载《明经世文编》卷400。）。清康熙朝重开海禁也不过是为“闽粤边海生民”开放一条谋生之路及企望其有益于“闽粤兵饷”而已，并不指望通过海外贸易来富强国家。
传统的“华夷”观念也是导致明清时期实行保守主义的海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华夷”观念是以中国为中心看待周围世界和其他民族，认为中华文明优于其他民族的一种政治文化心态。视自己为世界中心，认为本土文明高于世界其他文明的自我中心意识是古代一切较为发达的文明的共同特点，古代的希腊、罗马、中世纪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和欧洲基督教文明都莫不如此，并不独以中国为然。究其根源，这是古代各地区文明分散发展，人们对“世界”的认识都只能局限于自己所了解的那一部分的缘故。但是，由于中国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以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长期以来一直是东亚国家和民族中最先进的，文明发展程度在所知世界范围内没有匹敌，古代中国人的自我中心意识特别强烈，形成了完整系统的“华夷”观念及与之相关联的一整套处理自己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方式和准则。中国地处东北亚洲，东面和东南面是浩瀚无际的太平洋，北面是广袤无垠的茫茫草原和荒漠，西面和西南面是海拔高度位列世界之最、难以逾越的雪域高原或莽莽丛林的热带瘴疠地区。处在这样一个四周都有天然屏障阻隔的地理环境之中，古代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地区文明的相互了解和交往自然要受到极大的限制。可以说，越往古代，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就越局限在上述地理界限以内；对这以外的地区，虽然也逐渐有所了解，但那多是间接的，因而也是模糊的、不清晰的。而在界限以内，从秦长城以南的中原农耕地区发展起来的华夏/汉民族文明很早就辉煌灿烂并确立了对周边民族的优越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将华夏与周边其他民族相区别，以华夏为尊的“华夷”观念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华夷”观念远在周代已经形成，秦汉以后，随着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和儒家正统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就更加定型化并成为指导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和民族关系的准则。在传统的“华夷”观念中，“礼义教化之邦”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是“天朝上国”，中华皇帝作为“天子”恭承天命统治“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华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区以外，则为“蛮夷”之地，其文明开化程度不能与天朝相提并论。但是，中华皇帝“德被四海”，向往教化的“蛮夷”愿与中国来往的，天朝从来都愿意接纳并与之建立起宗藩臣属关系。中华皇帝向它们册封使其获得对它们自己那块土地的合法统治权，它们则要向中华皇帝进贡以示臣服。古代中国皇帝对世界政治秩序的最高理想，就是建立起自己为天下共主，四海外夷宾服，“万方来朝”的天下大一统局面。
“华夷”观念中以中国为尊、天下一统的思想，在封建前期国势强盛的时代，例如汉、唐时期，曾经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对外开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扩大对外交往能够充分满足统治者“天朝上国”的心理优越感，因之也就有了张骞通西域、唐盛世敞开胸怀欢迎世界各地陆、海来客的开放时期。明初永乐、宣德时派遣大规模的郑和远洋船队七下西洋，主要也是出于对外宣示大国声威，展现中国天子“统驭万国”、“四海一家”的盛世图景。
然而，“华夷”观念在本质上并不是外向的、进取的。“华夷”观念固然强调华夏为尊、天下一统，却并不主张对外扩张，而是主张“为国以礼”，用榜样的力量“德”被天下，即所谓“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四夷自服”（注：《贞观政要》卷9。）。“华夷”观念区分中华与外夷，着重点是在维护中国自己内部的统治秩序。正因如此，传统的“华夷”观念在强调华夏为尊、天下一统的同时，还要求“严华夷之防”。在中国封建统治者看来，中国作为礼义教化之邦的内部统治秩序，即基于儒家传统的纲常名教及君臣、父子、夫妻、贵贱等一整套宗法封建等级制度和礼仪风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这些是未受教化的外夷所不具有的。因此，在中、外之间划分一条明确的界限，以避免中国内部的统治秩序受到外夷的影响，是绝对必要、万万不可含糊的。外夷只有在“倾心向化”，遵守中国风俗礼仪的情况下才会受到中国的欢迎、礼遇和优待；若不遵教化，无视或挑战中国的风俗礼仪，那就是不开化的野蛮人，理所当然地应该被拒之门外。“严华夷之防”，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在对外交往中一以贯之遵循的准则，在封建后期表现得尤为突出。正是在“严华夷之防”思想的指导下，明代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几乎把全部的对外贸易活动都置于政府统制的朝贡贸易体系之下，视一切中外民间交往和私市为非法；后期虽然允许民间海上贸易，也仍然有种种限制。清前期，由于外部形势的变化，对“华夷之防”更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一时期，西方国家与中国的交往渐多，其所代表的另一种不同质的文化在炮舰武力的护卫下如潮而来，频频扣门，而这种文化，至少在“奇技淫巧”方面不次于中国甚至更有过之。在这种形势下，清朝统治者的华夏文明优越感就又同一种对异质的西方文明的本能恐惧和防范心理交织、揉和在一起，由是较之前代更加强调“严华夷之防”，千方百计限制对外交往。这一时期，清王朝在对外交往中尤其注重对中华体制的维护。无论是康熙皇帝与罗马教廷关于是否允许中国教徒遵循传统的敬天、祀孔、祭祖的礼仪之争，还是乾隆、嘉庆时期顽固地把英国先后派遣的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两个通商使团当作“贡使”，要求他们遵守中国制度向皇帝行跪拜礼，否则不予接待，目的都是要维护天朝的“法度”和“规矩”，是“严华夷之防”政策的具体体现，充分显露出这一时期对外政策的内向和保守主义性质。
（二）现实政治的原因
现实政治的因素对明清两代海外政策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任何政权制定政策，维护自己统治的安全总是第一位的目标。明太祖初年原不禁海。洪武四年底“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注：《明太祖实录》卷70，洪武四年十二月丙戌。），直接的原因是倭寇侵扰不止，对日交涉又没有结果，同时也是因为当时亡命海上的方国珍、张士诚余部仍然盘据岛屿，勾结倭寇，不时劫掠滨海州县，对刚建立的明政权构成了威胁。退出中原的蒙元政权在明初仍时常寇扰边境，伺机恢复失去的统治，使明政权被迫一再对漠北用兵，也对当时在沿海方面采取防御态势的保守政策有间接的影响。明中期，王朝内部各种矛盾尖锐，社会动荡，朝政腐败，宦官专权与内阁党争不止，国家武备废弛，与此同时外部“北虏南倭”问题日趋严重，内忧外患两方面的因素，更使明王朝难于推行积极外向的海外政策。嘉靖时期撤废市舶司及严令禁海，同这种背景、特别是同当时的沿海局势密切相关。隆庆以后开放海禁，则是与长期困扰明王朝的“北虏南倭”问题的基本解决相联系的。
清初禁海乃至“迁海”，更首先是刚刚建立、尚未完全站稳脚跟的清政权为了使自己能够生存下去的政治性决策。康熙晚年禁止南洋贸易、乾隆二十二年实行只准广州一口通商，这些政策的直接出发点也都是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禁止南洋贸易是为了防范国内汉人与海外反清势力勾连，于清朝统治不利（注：康熙时期，不但国内不断有民间秘密会社和起义打着“朱三太子”、“反清复明”旗号从事反清活动，海外也时常风闻有此类消息，康熙帝对此十分警惕，曾秘密派人到海外打探。康熙五十六年下令禁止南洋贸易，同他当时听说吕宋有“前明苗裔”活动直接有关。）。一口通商的直接导火索是英国商船不断北上宁波贸易，乾隆帝恐怕洋人在“滨海要地”聚集，“日久弊生”，因而决定以后只开广州一口，洋船都到广东收泊，便于稽查，以肃海防。乾隆中期以后，西欧殖民国家的后起之秀英国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原始积累向工业革命过渡并于19世纪前半期完成了工业革命，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以炮舰武力为后盾全力开拓海外市场，对中国的冲击和威胁远远超过早期的葡、西、荷等殖民先驱。而同一时期，清王朝却正处在盛极而衰走下坡路的阶段，统治者的首要任务是应付国内统治危机，对外部威胁全力防范尚且力有不逮，更不可能企望其推行积极的海外政策。
（三）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及大国经济因素的影响
经济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明清时期，尽管中国国内的商品经济较之两宋又有新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某些经济部门还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就当时经济发展的总体而言，仍然是自给、半自给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经济，脱离农业的独立手工业的发展有限，商业在整体国民经济体系中仍然主要是起着在小生产者之间、各地区之间调剂余缺即所谓“通货财”的作用。无论明代还是清前期，商品性农业、独立手工业和商业只是在部分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才较为发达，资本主义萌芽也只是在这些地方才有稀疏的表现。当时对海外贸易的需求，主要是来自于有海外贸易传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各省，而就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经济发展的总体来说，则尚未产生强烈的此种需求。正因为如此，明代和清前期，每当朝廷里发生是否实行海禁的政策辩论时，反对的声音大多来自沿海省份的疆吏及籍贯出身于那里的官员，并不能取得舆论上的优势。这些人反对禁海的意见，着眼点也主要在沿海居民生计、社会稳定以及朝廷的税饷，而极少能像西方重商主义者那样从更积极的意义上去理解海外贸易对国家的作用。当时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尚不足以推动这样的理论的产生。
其次，中国是个大国，经济部门齐全，内部市场广大，自己需要的产品基本能够在国内解决，对外部商品输入的依赖有限。当时对外输出的商品，如生丝、茶叶、瓷器等等，同时也拥有广大的国内市场，并非没有海外市场，生产这些产品的行业就不能生存。不管海外贸易对当时部分地区、部分生产部门及与之相联系的部分人口已经有多么重要的影响，就国民经济整体和绝大部分地区、绝大部分人口而言，海外贸易的影响仍然极其微弱，只对国民经济的运转起着补充的作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清朝皇帝在答复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请求扩大通商的谕旨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巾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注：《清高宗实录》卷1435，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这段十分有名的话，一方面固然反映出这位“天朝大国”统治者的自满陶醉及对外部世界的无知，但在另一方面，他说的也并非全无现实依据。大国经济对海外贸易依赖有限这个客观状况，使得统治者在决策中面对不同选择权衡利弊时，政治安全往往更能得到优先的考虑。
二、保守主义的海外贸易政策的历史后果
当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欧早期殖民国家开始海外扩张的时候，中国仍然是一个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等各方面都毫不落后的世界先进大国。由于国家规模巨大，领土辽阔，人口众多，政权统一，当时中国的整体实力更要远远超过那些刚从欧洲出发扬帆远航的西方国家。但是，如历史所昭示的，中国在近代的落伍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了。地理大发现开始了一个张扬海权，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再闭关自守、独立发展的世界历史新时代，而中国这个本来高度发达、完全有条件去参与大航海时代的国际竞争的文明古国，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反而日益封闭，反而实行限制、某些时期甚至禁绝海外贸易的政策，其结果就是一再失去跟上潮流发展自己的机遇，最终导致了在近代的全面落伍。
世界大航海开始的时候，中国并非不具备远洋航海的条件。中国很早就有发达的海上贸易，造船及航海技术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在唐代就已经制造出设置有“水密仓”的大型海船，使海上航行的安全系数大为提高，而世界其他国家要晚到18世纪末才采用这一技术。宋、元时期，不但造船业空前发达，可以建造出多种形式、适应不同航海条件的远洋船只，而且早在宋代中国的海船就已经应用指南针导航了。明初，从永乐三年到宣德八年（1405—1433年），宦官郑和率领庞大的官船队七下西洋，28年里“涉沧溟十余万里”，出南海，过马六甲海峡入印度洋，航行孟加拉湾、阿拉伯海和波斯湾，直至阿拉伯半岛南端的红海口阿丹（亚丁）以及东非海岸的多处地方，航迹遍及于东南亚、南亚、西亚及非洲东北部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奏响了15世纪人类航海史上第一曲壮丽的凯歌。郑和航海比欧洲人迪亚士、哥伦布等的远航要早半个世纪以上，其船队规模之大与所乘船只之先进（注：郑和船队的人员编制包括正、副使、随员、水手、买办、医生及随船官兵等都在内多达27000余人，所乘船只总数达 100—200艘，其中长44丈、宽18丈、容1000余人的大型“宝船”每次都有数十艘，最多时达60余艘。），更远非这些欧洲航海家可比。正如一位欧洲研究者所评论的：郑和航海证明了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力量，它的造船技术和航海能力为任何其他国家所不及”（注：Bruce Swanson：Eighth Voyage of the Dragon，Annapolis，Md.Naval Institute Pr.，1982，P.28.）。可惜的是，这种由国家组织的大规模航海活动自郑和以后便成为历史绝响。当几十年后欧洲人发现好望角，经由印度洋来到东方，同时向西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新大陆并最终完成环球航行，扬帆驰骋于世界各大洋面的时候，本来具有“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力量”、“造船技术和航海能力为任何其他国家所不及”的中国却反而只作壁上观，呆在家里与航海而来的欧洲人进行了最初的接触。
世界大航海开始的时候，中国也并非不具备发展海外贸易的内在经济动力。明朝自中叶以后，经济日趋繁荣，农业、手工业高度发达，生产水平较之前代进一步提高，社会分工扩大，商品经济的活跃超过两宋达到历史上的新高峰。当时的农业生产除粮食产量提高外，经济作物的种植日趋扩大，商品性农业得到发展，出现了一些有地域特色的经济作物集中产区，如北直隶、山东、河南、两淮及江南松江、江浙沿海、湖广东部平原丘陵地带的棉花种植，太湖流域的湖州、嘉兴、杭州等府的蚕桑生产，闽广的甘蔗和果木种植，安徽、浙江的茶树种植，闽赣山区的蓝靛、杉漆生产，等等，都已经有相当的规模。民间手工业也自明中叶起日益取代官手工业而蓬勃兴起。丝织业、铜铁等矿产的开采和冶炼业、铁器制造业以及陶瓷、漆器、造纸、印刷等行业，依托于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都已有发达的民营生产并形成了集中生产中心。一些地区名产如苏杭丝绸、湖州生丝、江西景德镇瓷器、广东佛山铁器、江浙闽赣等省的漆器及浙闽赣川等省的多种纸产品等等，声名远播。棉纺织虽然还主要是小农家庭的副业生产，但在一些地方也已形成了商品化程度颇高的集中产区，如江南松江、嘉定等地就是当时最大的商品棉布产区，所出棉布“衣被天下”。商品性农业和民间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各种农产品、手工业品不仅在国内市场广泛流通，许多更远走海外，日益扩大自己的国际市场。东南沿海的民间私人海外贸易从15世纪中、后期起就冲破统治者的禁令逐渐兴起，进入16世纪日趋活跃，明后期开海以后更繁盛一时。当时生丝、丝绸、棉布、瓷器、茶叶、农畜产品、水产品、干鲜果品、金属制品、纸张及文化用品、各种工艺品、中草药等等，都有出口，尤以生丝、丝绸、瓷器和蔗糖为出口之大宗。这些中国商品东贩日本、朝鲜，南走吕宋及东南亚各地，经转贩更远销中、南美洲、南亚、中东、北非以及西欧，可以说遍及全世界。有人记述嘉靖时东南各海口私人出海贸易的盛况说：每当夏季到来，宁波一带“大船数百艘，乘风挂帆，蔽大洋而下，而台、温、汀、漳诸处商贾，往往相追逐”；闽、广沿海也是“富商大贾，帆樯如栉，物货浩繁，应无虚日”（注：张邦奇：《西亭饯别诗序》，载《明经世文编》卷147。）。嘉靖中，原本是福建漳州海滨荒僻小港的月港因海上走私贸易而兴起为“闽南一大都会”，“方物之珍，家贮户藏，而东连日本，西接暹罗，南通佛郎、彭亨诸国”。隆庆开海以后月港成为新设海澄县的治所，东、西两路贸易更盛，“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注：乾隆：《海澄县志》卷15《风俗》。）。
15世纪中、后期明朝私人海外贸易兴起的时候，欧洲人还没有找到通往东方的航路，其航海先驱葡萄牙人正在沿着非洲西海岸艰难地向南探索。其时中国与东南亚及穿过马六甲海峡的印度洋的航路因郑和下西洋而十分畅通，本是大力发展中国海外贸易的有利时机。设若当时明王朝继续实行永乐及宣德前期那样积极经略海外的政策，以当时中国的航海和国家经济实力，中国的海外贸易肯定会得到更加蓬勃的发展，不仅会促进国内经济的进一步繁荣，而且，当15世纪末欧洲人终于绕过非洲来到东方并于16世纪初与中国初次接触的时候，双方相会的地点就很可能在印度洋，而不是在太平洋中国自己的家门口。那样，世界的历史也许就会改写。可惜这并没有成为事实。明王朝自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返航以后就实行“不务远略”的海外政策，不但不再派遣官方船队到海外去招徕入贡通商及进行国门以外的官方贸易活动，同时重申过去的不准商民私自出海禁令，“严私通番国之禁”（注：《明宜宗实录》卷103，宜德八年七月己未。）。此后，虽然对私人出海的管制时严时松，但海禁法令始终没有取消。明王朝中期收缩、保守的海外贸易政策使中国的海外贸易在欧洲人东来以前的有利外部形势下却丧失了发展的先机。
从16世纪起，西方国家以葡萄牙为先锋跨越重重大洋终于来到久已神往的东方大地。葡萄牙人于15—16世纪之交沿其开辟的欧洲—印度洋航线东来后，首先从阿拉伯人和印度人手里夺取了对印度洋贸易的控制权。继之，经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太平洋。葡萄牙人之后，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也都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相继来到西太平洋。它们在东南亚及中国大陆东南海域的岛屿地带到处占夺殖民地，建立贸易据点，做生意，当海盗，并彼此之间展开激烈的贸易霸权争夺。西方人的到来打破了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原有的国际秩序及贸易格局，中国沿海的安全也日益受到西方人的威胁。在这种情势下，如何应对，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可是，明王朝统治者对海外形势的变化懵懂无知，也根本无意去了解，继续顽固坚守祖宗成法，使中国再次失去发展的机会。
16世纪初，首先东来的西方国家葡萄牙在攻灭满剌加（马六甲），占据了通往太平洋的交通孔道以后不久，于1517年（明武宗正德十二年）派遣使臣来华要求通商。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首次交往。由于明王朝不满意葡萄牙此前吞并中国的传统朝贡国满剌加，又对其使团在华期间的种种行径有所误解，此次葡萄牙遣使的目的最终没有达到，所遣使团先遭驱逐，离境前又被扣留，关入牢狱。单纯当作一个外交事件，明王朝对葡萄牙此次遣使要求通商的处理无可厚非。问题是，由于对西方国家东来后海外形势的变化完全无知，明王朝没有理解这次中、西交往的真正意义所在并适时做出应对海外新形势的政策调整。事实上，明王朝对此次葡萄牙派遣使臣只是当作普通的海外国家前来朝贡看待。虽然通过有限的了解和实际交往，明王朝隐隐感觉到了这个以前从未来往过的国家不是那么恭顺，“最好凶诈”，但想出的对付办法却只是“却其贡献，明示顺逆”，“悉驱在澳番舶及夷人潜住者，禁私通，严守备”（注：《明武宗实录》卷194，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己丑。），仍然是传统的将不恭顺的外夷拒之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范思维。更有甚者，通过这次事件，明王朝宣布：“自今海外诸夷及期如贡者抽分如例；或不赍勘合及非期而以货至者，皆绝之”（注：《明世宗实录》卷4，正德十六年七月己卯。）。这是从正德初年已经放宽的对海外国家来华贸易的勘合及贡期限制的立场后退，又回到了明初“非入贡不许贸易”的政策。明王朝做出此项宣示是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武宗死、世宗嘉靖皇帝刚即位的时候。两年后，嘉靖二年（1523年），明王朝又以倭寇扰边为由，宣布实行海禁并停罢市舶司，对来自海上的威胁采取了全面收缩退守的极端保守主义政策。这与当时国内经济发展对扩大海外贸易的客观要求完全背道而驰，也与当时西方国家积极争取海洋控制权的政策形成反差极大的对照。
在16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西方殖民扩张势力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形成气候。其时在这一地区活跃着的西方国家还只有葡萄牙一国，而当时葡萄牙的殖民和贸易重点是在印度洋及靠近马六甲的南洋地区。葡萄牙自明武宗正德时遣使来华要求通商遭拒以后，30多年里与中国没有直接的贸易关系。在西方国家真正深入东亚及东南亚这一传统由中国主导的西太平洋贸易带之前，如果明王朝能够洞悉海外形势的变化，采取积极外向的应对措施，按照当时中国的国力及日趋强劲的民间海外贸易的发展势头，是完全可以大有作为的。不幸的是，由于明王朝的愚蠢政策，中国只能又一次丧失发展的良机。
隆、万以后，明王朝在民间海外走私贸易浪潮势不可挡的客观情势下，并出于政府财政的考虑，被迫开放了海禁，“准贩东、西洋”（日本除外）。但如前文所说，当时对商民出海仍然设定了许多限制，“于通之之中，申禁止之法”，因此开海后的海外贸易政策在本质上依然是保守的而不是积极进取的。明后期开放海禁，丝毫不具有国家推动、鼓励海外贸易，与西方国家在海上争强的意义。正因为没有国家的力量做后盾，当时中国的海外贸易并没有得到与国力相称的发展。明后期中国的经济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中国的丝织品、瓷器等商品销行于世界各地，拥有全球性的市场。但是，连接世界各大贸易区的航线却都控制在拥有制海权的西方诸强手中，中国商人的活动范围依然只能局限在“东西洋”传统的贸易地带之内，所得商业利益与充当“二道贩子”的西方国家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尽管如此，开放海禁毕竟扩大了中国的海外贸易，大量的商品输出对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都有积极的促进、刺激作用。大量的商品输出还给明王朝带来了巨量的白银输入。当时中国的商品输出远远大于外国商品的输入，每年都有大量白银作为世界购买中国货的支付手段流入国内。据估计，从隆庆五年到明末的七八十年间，仅通过中国-吕宋一墨西哥这条太平洋“大帆船贸易”路线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就不下6000万比索，折合成库平银当在4000万两以上。大量的白银输入甚至导致明后期白银对金的比价不断下跌：明朝嘉靖年间（16世纪上半期）的金、银比价约为1∶6—7，隆庆-万历间（16世纪下半期）为1∶8，万历后期（17世纪初）为1∶10，崇祯年间更达到了1∶13（注：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709—714页。）。明朝自中期以后商品经济日益活跃，白银渐成为市场上流通的主要货币，政府税收也逐渐以银为主，因而对白银的需求量大增。外部白银的输入适应了这一需求，是当时商品经济繁荣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明后期的相对开放只维持了七八十年就被明、清王朝的更替所打断。清朝最初40年间出于政治和军事斗争的需要实行远比明朝更为严厉的海禁，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海，才又重新恢复明后期允许商民出海并允许外国来华贸易的政策。这次开海的时机，对于中国是很有利的。17世纪后半期，西方早期殖民先锋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上霸权已经衰落，后起的荷兰也已度过了海外扩张的高峰期而正处在衰落的过程中，并且当时荷兰的主要精力都投在印度和东印度群岛的殖民搜刮及与英国进行殖民地和海上霸权的争夺，已不是东亚地区主要的海上力量。英国当时还未走出革命后的内政困扰，其向东亚的大规模扩张是18世纪以后的事情。从17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前半期，可以说是中国向海外发展的又一个有利时机，也是世界近代历史提供给中国的最后一次机会。当时清王朝的统治已经稳定下来，国内经济正在从明清之际的破坏中恢复过来并逐渐超过前朝，到18世纪初重现“盛世”的繁荣景象。虽然当时中国的政治制度、科学技术以及军事和火器制造的许多方面都已经较之西方落后，但作为一个大国的整体实力仍不容小窥。其时中国的海外贸易，无论对东洋还是南洋，仍是大量出超，每年都有巨量白银流入国内，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据说当时对日本的贸易，“大抵内地价一，至倭可得五；及回货，则又以一得二”（注：见《华夷变态》上册《解说》。）。对南洋贸易的利润更加丰厚，“利可十倍”（注：乾隆《海澄县志》卷15《风俗》。）；“内地贱菲无足轻重之物，载至番境皆同珍贝，……岁收诸岛银钱货物百十万人我中土”（注：蓝鼎元：《鹿洲初集》卷3《论南洋事宜书》。）。在当时有利的国际形势下，如果清王朝能够积极经略海上，大力推进中国的海外贸易，同时在国内锐意改革，军事及科学技术上向西方的先进水平急起直追，中国未始没有重现昔日辉煌，避免后来被别人打败的悲惨命运的可能。
然而，正如历史的实际发展所显示的，这个机会最终还是被愚蠢的封建统治者放过了。康熙开海以后的大约30年间，是清王朝海外政策最开明的时期，但即便是在这个时期，清王朝也没有丝毫经营海外的念头。康熙皇帝算是清朝统治者中头脑最清醒、对西方的了解和认识最深入的，他甚至已经意识到当时与中国交往渐多的西方国家日后要对中国形成威胁，“恐受其累”，但他却没有提出任何消解这种威胁的积极办法，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应对措施。他在对付陆地上的敌人如吴三桂、葛尔丹以及北方沙俄的威胁方面武功赫赫，卓有远见，但对东南海上的政策，除去统一台湾这件事外，却甚少积极进取精神和超出前人的眼光。终康熙一生，其对海上的政策，始终是消极防御性的，最多也不过就是沿海岸线修建几座炮台，增添若干兵丁加强防守，而从未动过走出国门，到海上去张扬清王朝大国声威的念头。其对海外防范的重点也不在西方，而是念念不忘防止海内外汉人联合起来造反。他也与以前的统治者一样，当感受到有来自海上的威胁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关闭大门，防止内外私通。正是这种消极保守的思维，促使康熙帝在晚年命令中止南洋贸易，使刚刚从清初长时间海禁的萧条中恢复过来，正在日趋繁荣的海外贸易再次失去发展的势头。康熙以后，雍正、乾隆时期的海外政策，一代比一代收紧，限制人民出洋，严禁住洋，禁止火药、兵器、钢铁、马匹、粮食、书籍、甚至生丝出口，对外国来华贸易限定于广州一口并不准中外私相交接，加强对来华外国人的监管，等等。海外贸易完全服从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政治考虑，当然就更谈不上什么扩大发展了。
当清王朝的海外政策日趋收缩、一步步走向闭关自守时，代替昔日葡、西、荷老牌殖民国家的英国却正如日中天般在世界上崛起。18世纪中、后期，英国最终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并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首先开始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使英国拓展海外市场的热情空前高涨，中国这个尚未被攻破的东亚最大堡垒当然就成为其首选目标。据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的数字，乾隆四十年（1775年）以前，英国每年来华的商船通常只有5艘左右，个别年份达到8艘，而这以后便明显增加，1775—1792年间来华商船总数多达526艘，平均每年近30艘，较之此前约增加5倍（注：各年来华船数见该书（区宗华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卷，第472页。）。1792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使团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来华要求扩大通商，企图通过外交途径打开中国市场，终因其所提要求含有侵犯中国主权的不可接受内容及双方在礼仪问题上的争执无功而返。本来，这又是清王朝了解西方及海外情势的一个机会，但思想早已僵化的“天朝”统治者却根本无此意愿，仍然把前来进行通商谈判的英国使臣当作“贡使”，仍在夜郎自大地做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的迷梦，对英使带来展示其国先进科技实力和军事力量的礼物，更斥之为“奇巧”玩器而不屑一顾。乾隆皇帝不知道，这时的中、西强弱形势正在迅速逆转，天朝大国可以闭关自守的日子已经无多，急起直追尚恐难以回天，更何况继续固步自封、无视世界的大趋势呢？历史是无情的。在海通时代仍然坚守“天朝体制”、“天朝法度”、“华夷之别”，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而不求进取、革新，到头来只能断送国家和民族的前途。1840年的鸦片战争及其以后100年间的民族耻辱，就是历史对海通以来封建王朝无视世界潮流，顽固坚持保守主义的海外政策，一再错失发展良机的回报。^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5年02期
【原文出处】《中国经济史研究》(京)2004年04期第34～42页
【作者简介】史志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00836
| 【内容提要】 | 本文是《明及清前期保守主义的海外贸易政策》一文的续篇，进一步讨论该时期中国保守主义海外政策的形成原因及历史后果。认为文化传统、现实政治因素、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大国经济的自给性是这一时期封建王朝实行保守主义海外贸易政策的主要原因。违反时代潮流的保守主义的海外政策，使中国在世界近代史上一次又一次失去了继续保持大国领先地位的宝贵机遇并最终被西方所打败。 |
从明到清前期，准确说是从明中期欧洲人地理大发现到清代鸦片战争前这段时间，正是西欧资本主义崛起并向全世界扩张，从而引发了世界传统秩序格局大变化的时代。这是一个张扬海权、原来因地理阻隔而总体上处于分散发展状态的世界各地文明日益彼此交汇、撞击，从而整个世界日益联系成为一体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引领潮流从而获得发展的国家，是那些力争海权、重视商业和海洋贸易的国家。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后来的英国无一不是通过争取海权、发展海洋贸易而走向世界的。而反观中国，正如笔者在《明及清前期保守主义的海外贸易政策》一文中所指出的，这个当时并非不具备航海技术条件和发展海洋贸易内部动力的世界文明古国，却在这段时间里与时代潮流相悖，采取了固守海岸，限制、某些时期甚至是禁止海外贸易的保守主义政策。这里面的原因何在呢？笔者以为，文化历史传统、两朝的现实政治、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大国经济等因素都是应当加以考察和分析的。
（一）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
古代中华文明的主要承载体华夏民族是农耕民族，华夏文明以农业文明为其特色。重视农业，视其为社会财富之源和“本业”，另一方面轻视商业，将其看作“末业”，主张“强本抑末”、“重农抑商”，是在先秦战国时期就已提出并形成了体系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秦汉以后，这一思想为历代统治者所信奉和推行，成为中国封建历史时代的一项基本国策。封建后期，尽管随着工商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大，传统的轻商思想受到了挑战，如宋人叶适就认为“四民交致其用而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注：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19。），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更明确提出“工商皆本”（注：参见《明夷待访录》财计三。原文为：“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但是以农立国、重农轻商思想的统治地位并没有改变。在传统的轻商思想下，商业至多被看成是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通货财”作用的一种补充，虽不可或缺，却也不值得大力提倡，更不能过分发展以致冲击本业。中国传统的轻商思想是将商人和商业与“趋利”、“鬻奇”、“奢靡”联系在一起的，认为过度的商业发展将恶化风俗，导致作为立国之本的农业的危机。所谓“工商盛而本业荒”、“末盛则本亏”（注：《盐铁论·本议篇》。）、“商贾者，王者之所必抑”（注：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4。）的认识和主张，在中国封建时代根深蒂固。清朝的雍正皇帝就曾经明确说过：“养民之道惟在劝民务本，若皆舍本逐末，争趋目前之利，不肯尽力畎亩，殊非经常之道”（注：雍正：《珠批谕旨》，雍正二年九月初八日孔毓珣奏折硃批。）。中国传统的重农轻商思想及政策主张，与海通时代重视商业的作用，追逐海外贸易的潮流无疑是南其辕而北其辙的。地理大发现以后风靡西欧的主流经济思想是重商主义，各主要航海国家无不强调商品流通和贵金属的输入对于国家富强的重要意义，无不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去积极支持海外商业的发展。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殖民地贸易、荷兰人的“海上马车夫”时代以及英国人“日不落帝国”的建立，都是在重商主义思想和国家政策推动下实现的。中国明清两代封建王朝在这样一个时代却仍在高唱“强本抑末”老调，当然不可能指望它们实行鼓励商人走出国门，到辽阔的海洋上去一闯天下的海外政策。无论明后期的开放海禁，还是清康熙朝的重开海禁，都不含有鼓励和积极推行海外贸易的内容。明后期的开海骨子里仍然是“于通之（商）之中申禁之之法”（注：许孚远：《疏通海禁疏》，载《明经世文编》卷400。）。清康熙朝重开海禁也不过是为“闽粤边海生民”开放一条谋生之路及企望其有益于“闽粤兵饷”而已，并不指望通过海外贸易来富强国家。
传统的“华夷”观念也是导致明清时期实行保守主义的海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华夷”观念是以中国为中心看待周围世界和其他民族，认为中华文明优于其他民族的一种政治文化心态。视自己为世界中心，认为本土文明高于世界其他文明的自我中心意识是古代一切较为发达的文明的共同特点，古代的希腊、罗马、中世纪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和欧洲基督教文明都莫不如此，并不独以中国为然。究其根源，这是古代各地区文明分散发展，人们对“世界”的认识都只能局限于自己所了解的那一部分的缘故。但是，由于中国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以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长期以来一直是东亚国家和民族中最先进的，文明发展程度在所知世界范围内没有匹敌，古代中国人的自我中心意识特别强烈，形成了完整系统的“华夷”观念及与之相关联的一整套处理自己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方式和准则。中国地处东北亚洲，东面和东南面是浩瀚无际的太平洋，北面是广袤无垠的茫茫草原和荒漠，西面和西南面是海拔高度位列世界之最、难以逾越的雪域高原或莽莽丛林的热带瘴疠地区。处在这样一个四周都有天然屏障阻隔的地理环境之中，古代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地区文明的相互了解和交往自然要受到极大的限制。可以说，越往古代，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就越局限在上述地理界限以内；对这以外的地区，虽然也逐渐有所了解，但那多是间接的，因而也是模糊的、不清晰的。而在界限以内，从秦长城以南的中原农耕地区发展起来的华夏/汉民族文明很早就辉煌灿烂并确立了对周边民族的优越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将华夏与周边其他民族相区别，以华夏为尊的“华夷”观念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华夷”观念远在周代已经形成，秦汉以后，随着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和儒家正统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就更加定型化并成为指导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和民族关系的准则。在传统的“华夷”观念中，“礼义教化之邦”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是“天朝上国”，中华皇帝作为“天子”恭承天命统治“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华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区以外，则为“蛮夷”之地，其文明开化程度不能与天朝相提并论。但是，中华皇帝“德被四海”，向往教化的“蛮夷”愿与中国来往的，天朝从来都愿意接纳并与之建立起宗藩臣属关系。中华皇帝向它们册封使其获得对它们自己那块土地的合法统治权，它们则要向中华皇帝进贡以示臣服。古代中国皇帝对世界政治秩序的最高理想，就是建立起自己为天下共主，四海外夷宾服，“万方来朝”的天下大一统局面。
“华夷”观念中以中国为尊、天下一统的思想，在封建前期国势强盛的时代，例如汉、唐时期，曾经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对外开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扩大对外交往能够充分满足统治者“天朝上国”的心理优越感，因之也就有了张骞通西域、唐盛世敞开胸怀欢迎世界各地陆、海来客的开放时期。明初永乐、宣德时派遣大规模的郑和远洋船队七下西洋，主要也是出于对外宣示大国声威，展现中国天子“统驭万国”、“四海一家”的盛世图景。
然而，“华夷”观念在本质上并不是外向的、进取的。“华夷”观念固然强调华夏为尊、天下一统，却并不主张对外扩张，而是主张“为国以礼”，用榜样的力量“德”被天下，即所谓“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四夷自服”（注：《贞观政要》卷9。）。“华夷”观念区分中华与外夷，着重点是在维护中国自己内部的统治秩序。正因如此，传统的“华夷”观念在强调华夏为尊、天下一统的同时，还要求“严华夷之防”。在中国封建统治者看来，中国作为礼义教化之邦的内部统治秩序，即基于儒家传统的纲常名教及君臣、父子、夫妻、贵贱等一整套宗法封建等级制度和礼仪风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这些是未受教化的外夷所不具有的。因此，在中、外之间划分一条明确的界限，以避免中国内部的统治秩序受到外夷的影响，是绝对必要、万万不可含糊的。外夷只有在“倾心向化”，遵守中国风俗礼仪的情况下才会受到中国的欢迎、礼遇和优待；若不遵教化，无视或挑战中国的风俗礼仪，那就是不开化的野蛮人，理所当然地应该被拒之门外。“严华夷之防”，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在对外交往中一以贯之遵循的准则，在封建后期表现得尤为突出。正是在“严华夷之防”思想的指导下，明代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几乎把全部的对外贸易活动都置于政府统制的朝贡贸易体系之下，视一切中外民间交往和私市为非法；后期虽然允许民间海上贸易，也仍然有种种限制。清前期，由于外部形势的变化，对“华夷之防”更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一时期，西方国家与中国的交往渐多，其所代表的另一种不同质的文化在炮舰武力的护卫下如潮而来，频频扣门，而这种文化，至少在“奇技淫巧”方面不次于中国甚至更有过之。在这种形势下，清朝统治者的华夏文明优越感就又同一种对异质的西方文明的本能恐惧和防范心理交织、揉和在一起，由是较之前代更加强调“严华夷之防”，千方百计限制对外交往。这一时期，清王朝在对外交往中尤其注重对中华体制的维护。无论是康熙皇帝与罗马教廷关于是否允许中国教徒遵循传统的敬天、祀孔、祭祖的礼仪之争，还是乾隆、嘉庆时期顽固地把英国先后派遣的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两个通商使团当作“贡使”，要求他们遵守中国制度向皇帝行跪拜礼，否则不予接待，目的都是要维护天朝的“法度”和“规矩”，是“严华夷之防”政策的具体体现，充分显露出这一时期对外政策的内向和保守主义性质。
（二）现实政治的原因
现实政治的因素对明清两代海外政策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任何政权制定政策，维护自己统治的安全总是第一位的目标。明太祖初年原不禁海。洪武四年底“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注：《明太祖实录》卷70，洪武四年十二月丙戌。），直接的原因是倭寇侵扰不止，对日交涉又没有结果，同时也是因为当时亡命海上的方国珍、张士诚余部仍然盘据岛屿，勾结倭寇，不时劫掠滨海州县，对刚建立的明政权构成了威胁。退出中原的蒙元政权在明初仍时常寇扰边境，伺机恢复失去的统治，使明政权被迫一再对漠北用兵，也对当时在沿海方面采取防御态势的保守政策有间接的影响。明中期，王朝内部各种矛盾尖锐，社会动荡，朝政腐败，宦官专权与内阁党争不止，国家武备废弛，与此同时外部“北虏南倭”问题日趋严重，内忧外患两方面的因素，更使明王朝难于推行积极外向的海外政策。嘉靖时期撤废市舶司及严令禁海，同这种背景、特别是同当时的沿海局势密切相关。隆庆以后开放海禁，则是与长期困扰明王朝的“北虏南倭”问题的基本解决相联系的。
清初禁海乃至“迁海”，更首先是刚刚建立、尚未完全站稳脚跟的清政权为了使自己能够生存下去的政治性决策。康熙晚年禁止南洋贸易、乾隆二十二年实行只准广州一口通商，这些政策的直接出发点也都是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禁止南洋贸易是为了防范国内汉人与海外反清势力勾连，于清朝统治不利（注：康熙时期，不但国内不断有民间秘密会社和起义打着“朱三太子”、“反清复明”旗号从事反清活动，海外也时常风闻有此类消息，康熙帝对此十分警惕，曾秘密派人到海外打探。康熙五十六年下令禁止南洋贸易，同他当时听说吕宋有“前明苗裔”活动直接有关。）。一口通商的直接导火索是英国商船不断北上宁波贸易，乾隆帝恐怕洋人在“滨海要地”聚集，“日久弊生”，因而决定以后只开广州一口，洋船都到广东收泊，便于稽查，以肃海防。乾隆中期以后，西欧殖民国家的后起之秀英国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原始积累向工业革命过渡并于19世纪前半期完成了工业革命，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以炮舰武力为后盾全力开拓海外市场，对中国的冲击和威胁远远超过早期的葡、西、荷等殖民先驱。而同一时期，清王朝却正处在盛极而衰走下坡路的阶段，统治者的首要任务是应付国内统治危机，对外部威胁全力防范尚且力有不逮，更不可能企望其推行积极的海外政策。
（三）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及大国经济因素的影响
经济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明清时期，尽管中国国内的商品经济较之两宋又有新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某些经济部门还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就当时经济发展的总体而言，仍然是自给、半自给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经济，脱离农业的独立手工业的发展有限，商业在整体国民经济体系中仍然主要是起着在小生产者之间、各地区之间调剂余缺即所谓“通货财”的作用。无论明代还是清前期，商品性农业、独立手工业和商业只是在部分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才较为发达，资本主义萌芽也只是在这些地方才有稀疏的表现。当时对海外贸易的需求，主要是来自于有海外贸易传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各省，而就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经济发展的总体来说，则尚未产生强烈的此种需求。正因为如此，明代和清前期，每当朝廷里发生是否实行海禁的政策辩论时，反对的声音大多来自沿海省份的疆吏及籍贯出身于那里的官员，并不能取得舆论上的优势。这些人反对禁海的意见，着眼点也主要在沿海居民生计、社会稳定以及朝廷的税饷，而极少能像西方重商主义者那样从更积极的意义上去理解海外贸易对国家的作用。当时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尚不足以推动这样的理论的产生。
其次，中国是个大国，经济部门齐全，内部市场广大，自己需要的产品基本能够在国内解决，对外部商品输入的依赖有限。当时对外输出的商品，如生丝、茶叶、瓷器等等，同时也拥有广大的国内市场，并非没有海外市场，生产这些产品的行业就不能生存。不管海外贸易对当时部分地区、部分生产部门及与之相联系的部分人口已经有多么重要的影响，就国民经济整体和绝大部分地区、绝大部分人口而言，海外贸易的影响仍然极其微弱，只对国民经济的运转起着补充的作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清朝皇帝在答复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请求扩大通商的谕旨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巾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注：《清高宗实录》卷1435，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这段十分有名的话，一方面固然反映出这位“天朝大国”统治者的自满陶醉及对外部世界的无知，但在另一方面，他说的也并非全无现实依据。大国经济对海外贸易依赖有限这个客观状况，使得统治者在决策中面对不同选择权衡利弊时，政治安全往往更能得到优先的考虑。
二、保守主义的海外贸易政策的历史后果
当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欧早期殖民国家开始海外扩张的时候，中国仍然是一个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等各方面都毫不落后的世界先进大国。由于国家规模巨大，领土辽阔，人口众多，政权统一，当时中国的整体实力更要远远超过那些刚从欧洲出发扬帆远航的西方国家。但是，如历史所昭示的，中国在近代的落伍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了。地理大发现开始了一个张扬海权，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再闭关自守、独立发展的世界历史新时代，而中国这个本来高度发达、完全有条件去参与大航海时代的国际竞争的文明古国，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反而日益封闭，反而实行限制、某些时期甚至禁绝海外贸易的政策，其结果就是一再失去跟上潮流发展自己的机遇，最终导致了在近代的全面落伍。
世界大航海开始的时候，中国并非不具备远洋航海的条件。中国很早就有发达的海上贸易，造船及航海技术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在唐代就已经制造出设置有“水密仓”的大型海船，使海上航行的安全系数大为提高，而世界其他国家要晚到18世纪末才采用这一技术。宋、元时期，不但造船业空前发达，可以建造出多种形式、适应不同航海条件的远洋船只，而且早在宋代中国的海船就已经应用指南针导航了。明初，从永乐三年到宣德八年（1405—1433年），宦官郑和率领庞大的官船队七下西洋，28年里“涉沧溟十余万里”，出南海，过马六甲海峡入印度洋，航行孟加拉湾、阿拉伯海和波斯湾，直至阿拉伯半岛南端的红海口阿丹（亚丁）以及东非海岸的多处地方，航迹遍及于东南亚、南亚、西亚及非洲东北部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奏响了15世纪人类航海史上第一曲壮丽的凯歌。郑和航海比欧洲人迪亚士、哥伦布等的远航要早半个世纪以上，其船队规模之大与所乘船只之先进（注：郑和船队的人员编制包括正、副使、随员、水手、买办、医生及随船官兵等都在内多达27000余人，所乘船只总数达 100—200艘，其中长44丈、宽18丈、容1000余人的大型“宝船”每次都有数十艘，最多时达60余艘。），更远非这些欧洲航海家可比。正如一位欧洲研究者所评论的：郑和航海证明了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力量，它的造船技术和航海能力为任何其他国家所不及”（注：Bruce Swanson：Eighth Voyage of the Dragon，Annapolis，Md.Naval Institute Pr.，1982，P.28.）。可惜的是，这种由国家组织的大规模航海活动自郑和以后便成为历史绝响。当几十年后欧洲人发现好望角，经由印度洋来到东方，同时向西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新大陆并最终完成环球航行，扬帆驰骋于世界各大洋面的时候，本来具有“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力量”、“造船技术和航海能力为任何其他国家所不及”的中国却反而只作壁上观，呆在家里与航海而来的欧洲人进行了最初的接触。
世界大航海开始的时候，中国也并非不具备发展海外贸易的内在经济动力。明朝自中叶以后，经济日趋繁荣，农业、手工业高度发达，生产水平较之前代进一步提高，社会分工扩大，商品经济的活跃超过两宋达到历史上的新高峰。当时的农业生产除粮食产量提高外，经济作物的种植日趋扩大，商品性农业得到发展，出现了一些有地域特色的经济作物集中产区，如北直隶、山东、河南、两淮及江南松江、江浙沿海、湖广东部平原丘陵地带的棉花种植，太湖流域的湖州、嘉兴、杭州等府的蚕桑生产，闽广的甘蔗和果木种植，安徽、浙江的茶树种植，闽赣山区的蓝靛、杉漆生产，等等，都已经有相当的规模。民间手工业也自明中叶起日益取代官手工业而蓬勃兴起。丝织业、铜铁等矿产的开采和冶炼业、铁器制造业以及陶瓷、漆器、造纸、印刷等行业，依托于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都已有发达的民营生产并形成了集中生产中心。一些地区名产如苏杭丝绸、湖州生丝、江西景德镇瓷器、广东佛山铁器、江浙闽赣等省的漆器及浙闽赣川等省的多种纸产品等等，声名远播。棉纺织虽然还主要是小农家庭的副业生产，但在一些地方也已形成了商品化程度颇高的集中产区，如江南松江、嘉定等地就是当时最大的商品棉布产区，所出棉布“衣被天下”。商品性农业和民间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各种农产品、手工业品不仅在国内市场广泛流通，许多更远走海外，日益扩大自己的国际市场。东南沿海的民间私人海外贸易从15世纪中、后期起就冲破统治者的禁令逐渐兴起，进入16世纪日趋活跃，明后期开海以后更繁盛一时。当时生丝、丝绸、棉布、瓷器、茶叶、农畜产品、水产品、干鲜果品、金属制品、纸张及文化用品、各种工艺品、中草药等等，都有出口，尤以生丝、丝绸、瓷器和蔗糖为出口之大宗。这些中国商品东贩日本、朝鲜，南走吕宋及东南亚各地，经转贩更远销中、南美洲、南亚、中东、北非以及西欧，可以说遍及全世界。有人记述嘉靖时东南各海口私人出海贸易的盛况说：每当夏季到来，宁波一带“大船数百艘，乘风挂帆，蔽大洋而下，而台、温、汀、漳诸处商贾，往往相追逐”；闽、广沿海也是“富商大贾，帆樯如栉，物货浩繁，应无虚日”（注：张邦奇：《西亭饯别诗序》，载《明经世文编》卷147。）。嘉靖中，原本是福建漳州海滨荒僻小港的月港因海上走私贸易而兴起为“闽南一大都会”，“方物之珍，家贮户藏，而东连日本，西接暹罗，南通佛郎、彭亨诸国”。隆庆开海以后月港成为新设海澄县的治所，东、西两路贸易更盛，“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注：乾隆：《海澄县志》卷15《风俗》。）。
15世纪中、后期明朝私人海外贸易兴起的时候，欧洲人还没有找到通往东方的航路，其航海先驱葡萄牙人正在沿着非洲西海岸艰难地向南探索。其时中国与东南亚及穿过马六甲海峡的印度洋的航路因郑和下西洋而十分畅通，本是大力发展中国海外贸易的有利时机。设若当时明王朝继续实行永乐及宣德前期那样积极经略海外的政策，以当时中国的航海和国家经济实力，中国的海外贸易肯定会得到更加蓬勃的发展，不仅会促进国内经济的进一步繁荣，而且，当15世纪末欧洲人终于绕过非洲来到东方并于16世纪初与中国初次接触的时候，双方相会的地点就很可能在印度洋，而不是在太平洋中国自己的家门口。那样，世界的历史也许就会改写。可惜这并没有成为事实。明王朝自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返航以后就实行“不务远略”的海外政策，不但不再派遣官方船队到海外去招徕入贡通商及进行国门以外的官方贸易活动，同时重申过去的不准商民私自出海禁令，“严私通番国之禁”（注：《明宜宗实录》卷103，宜德八年七月己未。）。此后，虽然对私人出海的管制时严时松，但海禁法令始终没有取消。明王朝中期收缩、保守的海外贸易政策使中国的海外贸易在欧洲人东来以前的有利外部形势下却丧失了发展的先机。
从16世纪起，西方国家以葡萄牙为先锋跨越重重大洋终于来到久已神往的东方大地。葡萄牙人于15—16世纪之交沿其开辟的欧洲—印度洋航线东来后，首先从阿拉伯人和印度人手里夺取了对印度洋贸易的控制权。继之，经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太平洋。葡萄牙人之后，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也都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相继来到西太平洋。它们在东南亚及中国大陆东南海域的岛屿地带到处占夺殖民地，建立贸易据点，做生意，当海盗，并彼此之间展开激烈的贸易霸权争夺。西方人的到来打破了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原有的国际秩序及贸易格局，中国沿海的安全也日益受到西方人的威胁。在这种情势下，如何应对，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可是，明王朝统治者对海外形势的变化懵懂无知，也根本无意去了解，继续顽固坚守祖宗成法，使中国再次失去发展的机会。
16世纪初，首先东来的西方国家葡萄牙在攻灭满剌加（马六甲），占据了通往太平洋的交通孔道以后不久，于1517年（明武宗正德十二年）派遣使臣来华要求通商。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首次交往。由于明王朝不满意葡萄牙此前吞并中国的传统朝贡国满剌加，又对其使团在华期间的种种行径有所误解，此次葡萄牙遣使的目的最终没有达到，所遣使团先遭驱逐，离境前又被扣留，关入牢狱。单纯当作一个外交事件，明王朝对葡萄牙此次遣使要求通商的处理无可厚非。问题是，由于对西方国家东来后海外形势的变化完全无知，明王朝没有理解这次中、西交往的真正意义所在并适时做出应对海外新形势的政策调整。事实上，明王朝对此次葡萄牙派遣使臣只是当作普通的海外国家前来朝贡看待。虽然通过有限的了解和实际交往，明王朝隐隐感觉到了这个以前从未来往过的国家不是那么恭顺，“最好凶诈”，但想出的对付办法却只是“却其贡献，明示顺逆”，“悉驱在澳番舶及夷人潜住者，禁私通，严守备”（注：《明武宗实录》卷194，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己丑。），仍然是传统的将不恭顺的外夷拒之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范思维。更有甚者，通过这次事件，明王朝宣布：“自今海外诸夷及期如贡者抽分如例；或不赍勘合及非期而以货至者，皆绝之”（注：《明世宗实录》卷4，正德十六年七月己卯。）。这是从正德初年已经放宽的对海外国家来华贸易的勘合及贡期限制的立场后退，又回到了明初“非入贡不许贸易”的政策。明王朝做出此项宣示是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武宗死、世宗嘉靖皇帝刚即位的时候。两年后，嘉靖二年（1523年），明王朝又以倭寇扰边为由，宣布实行海禁并停罢市舶司，对来自海上的威胁采取了全面收缩退守的极端保守主义政策。这与当时国内经济发展对扩大海外贸易的客观要求完全背道而驰，也与当时西方国家积极争取海洋控制权的政策形成反差极大的对照。
在16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西方殖民扩张势力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形成气候。其时在这一地区活跃着的西方国家还只有葡萄牙一国，而当时葡萄牙的殖民和贸易重点是在印度洋及靠近马六甲的南洋地区。葡萄牙自明武宗正德时遣使来华要求通商遭拒以后，30多年里与中国没有直接的贸易关系。在西方国家真正深入东亚及东南亚这一传统由中国主导的西太平洋贸易带之前，如果明王朝能够洞悉海外形势的变化，采取积极外向的应对措施，按照当时中国的国力及日趋强劲的民间海外贸易的发展势头，是完全可以大有作为的。不幸的是，由于明王朝的愚蠢政策，中国只能又一次丧失发展的良机。
隆、万以后，明王朝在民间海外走私贸易浪潮势不可挡的客观情势下，并出于政府财政的考虑，被迫开放了海禁，“准贩东、西洋”（日本除外）。但如前文所说，当时对商民出海仍然设定了许多限制，“于通之之中，申禁止之法”，因此开海后的海外贸易政策在本质上依然是保守的而不是积极进取的。明后期开放海禁，丝毫不具有国家推动、鼓励海外贸易，与西方国家在海上争强的意义。正因为没有国家的力量做后盾，当时中国的海外贸易并没有得到与国力相称的发展。明后期中国的经济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中国的丝织品、瓷器等商品销行于世界各地，拥有全球性的市场。但是，连接世界各大贸易区的航线却都控制在拥有制海权的西方诸强手中，中国商人的活动范围依然只能局限在“东西洋”传统的贸易地带之内，所得商业利益与充当“二道贩子”的西方国家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尽管如此，开放海禁毕竟扩大了中国的海外贸易，大量的商品输出对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都有积极的促进、刺激作用。大量的商品输出还给明王朝带来了巨量的白银输入。当时中国的商品输出远远大于外国商品的输入，每年都有大量白银作为世界购买中国货的支付手段流入国内。据估计，从隆庆五年到明末的七八十年间，仅通过中国-吕宋一墨西哥这条太平洋“大帆船贸易”路线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就不下6000万比索，折合成库平银当在4000万两以上。大量的白银输入甚至导致明后期白银对金的比价不断下跌：明朝嘉靖年间（16世纪上半期）的金、银比价约为1∶6—7，隆庆-万历间（16世纪下半期）为1∶8，万历后期（17世纪初）为1∶10，崇祯年间更达到了1∶13（注：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709—714页。）。明朝自中期以后商品经济日益活跃，白银渐成为市场上流通的主要货币，政府税收也逐渐以银为主，因而对白银的需求量大增。外部白银的输入适应了这一需求，是当时商品经济繁荣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明后期的相对开放只维持了七八十年就被明、清王朝的更替所打断。清朝最初40年间出于政治和军事斗争的需要实行远比明朝更为严厉的海禁，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海，才又重新恢复明后期允许商民出海并允许外国来华贸易的政策。这次开海的时机，对于中国是很有利的。17世纪后半期，西方早期殖民先锋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上霸权已经衰落，后起的荷兰也已度过了海外扩张的高峰期而正处在衰落的过程中，并且当时荷兰的主要精力都投在印度和东印度群岛的殖民搜刮及与英国进行殖民地和海上霸权的争夺，已不是东亚地区主要的海上力量。英国当时还未走出革命后的内政困扰，其向东亚的大规模扩张是18世纪以后的事情。从17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前半期，可以说是中国向海外发展的又一个有利时机，也是世界近代历史提供给中国的最后一次机会。当时清王朝的统治已经稳定下来，国内经济正在从明清之际的破坏中恢复过来并逐渐超过前朝，到18世纪初重现“盛世”的繁荣景象。虽然当时中国的政治制度、科学技术以及军事和火器制造的许多方面都已经较之西方落后，但作为一个大国的整体实力仍不容小窥。其时中国的海外贸易，无论对东洋还是南洋，仍是大量出超，每年都有巨量白银流入国内，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据说当时对日本的贸易，“大抵内地价一，至倭可得五；及回货，则又以一得二”（注：见《华夷变态》上册《解说》。）。对南洋贸易的利润更加丰厚，“利可十倍”（注：乾隆《海澄县志》卷15《风俗》。）；“内地贱菲无足轻重之物，载至番境皆同珍贝，……岁收诸岛银钱货物百十万人我中土”（注：蓝鼎元：《鹿洲初集》卷3《论南洋事宜书》。）。在当时有利的国际形势下，如果清王朝能够积极经略海上，大力推进中国的海外贸易，同时在国内锐意改革，军事及科学技术上向西方的先进水平急起直追，中国未始没有重现昔日辉煌，避免后来被别人打败的悲惨命运的可能。
然而，正如历史的实际发展所显示的，这个机会最终还是被愚蠢的封建统治者放过了。康熙开海以后的大约30年间，是清王朝海外政策最开明的时期，但即便是在这个时期，清王朝也没有丝毫经营海外的念头。康熙皇帝算是清朝统治者中头脑最清醒、对西方的了解和认识最深入的，他甚至已经意识到当时与中国交往渐多的西方国家日后要对中国形成威胁，“恐受其累”，但他却没有提出任何消解这种威胁的积极办法，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应对措施。他在对付陆地上的敌人如吴三桂、葛尔丹以及北方沙俄的威胁方面武功赫赫，卓有远见，但对东南海上的政策，除去统一台湾这件事外，却甚少积极进取精神和超出前人的眼光。终康熙一生，其对海上的政策，始终是消极防御性的，最多也不过就是沿海岸线修建几座炮台，增添若干兵丁加强防守，而从未动过走出国门，到海上去张扬清王朝大国声威的念头。其对海外防范的重点也不在西方，而是念念不忘防止海内外汉人联合起来造反。他也与以前的统治者一样，当感受到有来自海上的威胁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关闭大门，防止内外私通。正是这种消极保守的思维，促使康熙帝在晚年命令中止南洋贸易，使刚刚从清初长时间海禁的萧条中恢复过来，正在日趋繁荣的海外贸易再次失去发展的势头。康熙以后，雍正、乾隆时期的海外政策，一代比一代收紧，限制人民出洋，严禁住洋，禁止火药、兵器、钢铁、马匹、粮食、书籍、甚至生丝出口，对外国来华贸易限定于广州一口并不准中外私相交接，加强对来华外国人的监管，等等。海外贸易完全服从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政治考虑，当然就更谈不上什么扩大发展了。
当清王朝的海外政策日趋收缩、一步步走向闭关自守时，代替昔日葡、西、荷老牌殖民国家的英国却正如日中天般在世界上崛起。18世纪中、后期，英国最终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并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首先开始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使英国拓展海外市场的热情空前高涨，中国这个尚未被攻破的东亚最大堡垒当然就成为其首选目标。据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的数字，乾隆四十年（1775年）以前，英国每年来华的商船通常只有5艘左右，个别年份达到8艘，而这以后便明显增加，1775—1792年间来华商船总数多达526艘，平均每年近30艘，较之此前约增加5倍（注：各年来华船数见该书（区宗华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卷，第472页。）。1792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使团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来华要求扩大通商，企图通过外交途径打开中国市场，终因其所提要求含有侵犯中国主权的不可接受内容及双方在礼仪问题上的争执无功而返。本来，这又是清王朝了解西方及海外情势的一个机会，但思想早已僵化的“天朝”统治者却根本无此意愿，仍然把前来进行通商谈判的英国使臣当作“贡使”，仍在夜郎自大地做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的迷梦，对英使带来展示其国先进科技实力和军事力量的礼物，更斥之为“奇巧”玩器而不屑一顾。乾隆皇帝不知道，这时的中、西强弱形势正在迅速逆转，天朝大国可以闭关自守的日子已经无多，急起直追尚恐难以回天，更何况继续固步自封、无视世界的大趋势呢？历史是无情的。在海通时代仍然坚守“天朝体制”、“天朝法度”、“华夷之别”，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而不求进取、革新，到头来只能断送国家和民族的前途。1840年的鸦片战争及其以后100年间的民族耻辱，就是历史对海通以来封建王朝无视世界潮流，顽固坚持保守主义的海外政策，一再错失发展良机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