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明清传教士的当代中国史
——以16～18世纪在华耶稣会士作品为中心的考察
张国刚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4年06期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04年02期第131～139页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历史系
【关 键 词】耶稣会传教士/明清时代/中国知识/文化交流
明清在华西方传教士是西方汉学研究的先驱。他们通过书信、报告和著作向欧洲介绍了一个自己理解的历史中国和现实中国，构筑起启蒙时代西方关于中国形象的基础。（注：关于17世纪耶稣会士报告的中国形象请参见张国刚《中国传统文化在十七世纪的欧洲》，《中华文史论丛》第7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版。）最早向西方描述中国的耶稣会士是沙勿略。1548年，为回答葡萄牙驻印度总督的提问，他根据一位商人提供的材料写了一份关于中国的报告，内容涉及中国人的宗教习惯、对外国学者的态度、教育方式、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文人学者的地位、一夫多妻制和中国的穆斯林。该报告被收入《印度及日本记事》。沙勿略最终也没能进入中国内地，1552年病死在上川岛。《记事》在欧洲出版，但他所有关于中国的消息都来自传闻，其性质与早期游记较接近。此后，1552～1582年间出版的16本耶稣会士印度书信集间或涉及中国，1570年和1575年的日本书信集也提到中国，但真正写于中国的第一批耶稣会士书简是1583～1584年间罗明坚、巴范济、弗朗西斯科·卡普莱勒（Francesce Cabral）和利玛窦等人的书信。这批书信于1585年12月到达罗马，1586年出版的日本书信集从中节录了8封，以20页的篇幅发表。这些由真正生活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写来的书简立刻在欧洲人中引起波澜。从此，继印度书简和日本书简之后，来自中国的耶稣会士报告成为耶稣会重要的欧洲出版物。
一、出版报告的意图
耶稣会成立之初就规定成员们要定期向罗马上交详细描述其活动的报告，但同时也形成了严格区分可公开刊行的材料和只供长上审阅的内部材料的制度，这种做法在17和18世纪一直延续。按照最初的设想，不能公开的材料往往涉及私人问题，如某人述说自己或其他人的缺点，或者虽然是一些值得赞扬的事，但却不打算让大众知道。（注：Paul A.Rule，"Jesuit Sources"，in Donald D.Leslie（ed.），Essays on the Sources for Chinese History，Canberre，1973，p.182.）而耶稣会士公开部分材料则是有明确目的的，它们“不是作为客观的历史学术记录，而是想要引起人们对他们传教工作的兴趣，博得对他们的支持”（注：林斯特拉：《〈1583～1584年在华耶稣会士信简〉序言》，《国际汉学》第二辑，第249页，第250页。）。如何才能最大程度获得人们的支持，这受制于欧洲不同时期的条件和需求，而耶稣会士的报告要求坦白详尽，于是耶稣会的信检工作日趋复杂，这在关于中国传教区的书信问题上尤为典型。
16世纪末利玛窦等人初入中国刚刚开始尝试适应政策时，“欧洲的编辑者要传播一种基督教的胜利和欧洲文化优越的思想，而传教士所写的，却是欧洲基督教要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下站住脚，就需要有的文化改变”。（注：林斯特拉：《〈1583～1584年在华耶稣会士信简〉序言》，《国际汉学》第二辑，第249页，第250页。）第一批中国书简看来与耶稣会的整体取向不大一致，于是编辑者们着力突出传教士的工作成果，表现中国土地蕴涵着传播福音的无限生机，而其中对利玛窦等人的工作方法和中国文化及社会的描述比较含糊。读者从中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地方官员对耶稣会士优渥有加，学者绅士乐于问道，普通百姓心怀好感，而这是耶稣会士们谦谨仁和的态度、托庇上层官吏的路线、通过学习中文与中国人顺利交流的各种努力的结果。总之一切都似乎显示出“上帝已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为我们准备了丰硕的收获，它的实现大有希望”。（注：卡普莱勒1584年12月8日寄自澳门的书信。此信以及其他7封信的中译文（万明译）见《国际汉学》第二辑，第254—269页。）但是这些经罗马的耶稣会文书们处理过的信件和首批传教士的切身体会间究竟有多少差别，还要对比之后才能分晓。
17世纪之后，在中国采取适应方法已经被耶稣会主流接受，中国文明昌和的形象也被耶稣会上下默认，而耶稣会的敌对修会陆续进入中国有可能对他们不利，在此情况下，编者们就有必要省略可能削弱传教士工作价值或对中国流露出可供敌对修会利用的不同意见的部分。因此17世纪公开的耶稣会士材料显示出淡化对中国的批评和向统治阶层展现工作效率的倾向。（注：Macherras，Colin，Western Images of China，New York，1991，p.34.）到17、18世纪之交，礼仪问题急剧升温，耶稣会士要表现出对敌一致而不能让外人知道他们内部的分歧，对于来自中国的报告加以全文刊发时就需要按照这一原则仔细编辑。当罗马反对公开有关礼仪问题的内容后，耶稣会士信检员当然更加谨慎。（注：Rule，“Jesuit Sources”，in Donald D.Leslie（ed.），Essays on the Sources for Chinese History，p.182.）从下文将要介绍的重要耶稣会士出版物中，将看到其中所描绘的中国形象在这种整体利益需求下表现出的长期一致性。
关于耶稣会编辑书简的方法，有学者曾经对16世纪的亚洲书简集作过分析。这些书信原稿通常为西班牙文或葡萄牙文，出版时则多被译为意大利文，同时要删去一般欧洲读者不大感兴趣的大量行政事务细节，再加上书信作者往往对报导传教团的成功过度热情，所以亚洲书简的可靠性早在1566年就作为问题提出。来自中国的第一批信件是用意大利文写成而无须转译，信件本身也没有夸大传教团的成功，但它们同样遭到删节。一类删节是编者出于对读者兴趣的简单率直的判断而剔除行政事务细节。第二类是将想象中一般读者理解有困难的材料部分删除，而无论读者是否对它们有兴趣，如涉及中国社会结构的内容。第三类是由于审查造成的删节，编者选择符合他们思想的内容，并改造传教士原来的表述。（注：林斯特拉的分析见《〈1583～1584年在华耶稣会士信简〉序言》，《国际汉学》第二辑，第248—249页。）这三类删节在18世纪的出版书简中仍基本延续，《耶稣会士书简集》便“精心从中排除一切对当时的鉴赏力来说可能会显得过分晦涩和生硬的内容”，（注：毕诺（Vergile Pinot）著，耿升译：《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63页。）同时消除在华耶稣会士对中国古史纪年和礼仪问题方面的分歧。不过也有人指出，通过比较已刊发书信和它们的原件，发现编辑的程度在论述中有些被夸大。编辑工作通常包括省略被认为是多余的或触及讨论禁区的部分，以及一些形式上的修饰，很少有重写或篡改文章的。”（注：Rule，“Jesuit Sources”，Essays on the Ssources for Chinese History，in Leslie，pp.182-183.Rule的评论便是针对毕诺对巴黎编者删节耶稣会士报告的论述（第159—190页）。）
不过，欧洲的编辑根据要求修改耶稣会士书信是一个方面，却不应忽视传教士们的写作本身就体现出时代变迁下的倾向性变化。17世纪初期的耶稣会士作家虽然景仰中国，却仍然描述中国人生活中许多被认为是不及欧洲的地方，如金尼阁和庞迪我的作品。到曾德昭于1642年之前写《大中国志》时，已经明显表现出捍卫耶稣会士在中国的地位和行为并反对敌对修会的竞争与批评这种考虑，于是对中国赞扬更多。卫匡国1655年出版的《中国新地图集》中更加清楚地体现出礼仪之争的影响，他显得对中国更加热衷以至偶尔会将中国人的品质理想化和夸大。但17世纪前半叶的作品与后来的作品相比，都还没有被弥漫欧亚的围绕耶稣会士中国政策的论争所严重扭曲。（注：Lach & van Kley，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vol.Ⅲ，Book 4，Chicago & London，1993，pp.1566-1567.）17世纪后半叶，耶稣会士出版物日渐增多，也越来越多地关注捍卫耶稣会士在礼仪争论中的立场，它们所讨论的话题比较狭窄，传递的信息偏见日深且较不可信。随着礼仪之争升温而大量涌现的反耶稣会士作品也存在同样问题。不过17世纪前半叶的耶稣会士作品通常刻画出一个静止而缺少变化的中国，17世纪后半叶的作品中则因为礼仪问题和清兵入关事件而更加有动感和有时事性，且不管怎么说也使欧洲读者获得的有关中国的信息飞速增长。（注：Ibid.，pp.1676-1677.）1735年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的问世代表着这类辩护性耶稣会士作品的顶峰，但礼仪问题所体现的巨大纷争和耶稣会士读物的高度一致性形成强烈反差，导致耶稣会士出版物在18世纪逐渐遭受争议，而《中华帝国全志》的问世也标志这种争议达到顶峰。于是18世纪中期以来，那些未刊发的“私人”通信在很多欧洲人心目中变得更重要。且18世纪以法国人为主的在华耶稣会士越来越具有学术气质，也越来越多与欧洲知识界建立直接联系，这导致部分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超过了耶稣会士的预期。礼仪之争遭禁止、耶稣会失势以及在华耶稣会士的兴趣转移，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使得耶稣会士出版物在18世纪中期步入整体性的衰落。
二、重要的耶稣会士报告
17世纪前半期，由于北京的耶稣会士们不断提供报告，欧洲的中国的知识存量飞速增长。海外传教士的书信依然按惯例定期出版，而来自中国的报告开始占据一个较大且不断增长的分量，其中有些还广为流传。1603～1611年间编发的五卷本耶稣会传教士书信汇编中，有关中国的报告数量显著增加。1608～1614年间出版的三卷本东印度传教资料中，亦有大量篇幅涉及中国。上述这些作品详细叙述了耶稣会中国传教区的开端与发展。（注：Ibid.，pp.1564-1565.）
但是耶稣会总部出版亚洲书简集的工作在1673至1702年间被迫停止，因为教皇下令耶稣会士的著作必须由传信部审阅批准方可出版，而传信部对耶稣会不很友善。1702年法国耶稣会士恢复这一传统，他们挑选一些不易受到攻击的报告，取名为《有益而有趣的书简》结集出版，通称为《耶稣会士书简集》。（注：许明龙：《欧洲18世纪“中国热”》，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书简集》在1702～1776年间共编发34集，第一任主编郭弼恩（le Gobien）在1702～1708年间出版了8集，第二任主编杜赫德（Du Halde）在1711～1743年间出版了9—26集，杜赫德之后还有两位主编帕杜耶（Louis Patouillet）和马雷夏尔（Maréchal），他们在1749～1776年间出版了27—34集。34集《书简集》中包括世界各地耶稣会士的报告，而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涉及中国。（注：Rule“Jesuit Sources”，in Leslie（cd.），Essays on the Sources for Chinese History，p.182。）
其实18世纪的《耶稣会士书简集》之所以在巴黎编辑出版，与前文叙述过的法国传教区的成立密切相关，《书简集》中大约包括144份来自中国的书信与报告，（注：据梅里戈版本统计，其中有几份是数篇书信的摘要合编，因此实际书信篇目应多于144。所谓中国，也包括一些尚为中国属地的越南的书信，见Henri Cordier，Bibliotheca Sinica，vol.Ⅱ，column 930-937。）而绝大多数出自法国耶稣会士之手，他们在忠实地履行路易十四所吩咐的、传教与学术研究同时进行的指示。从内容上看，《书简集》“不仅提供了有关传教区的资料，而且还提供了有关耶稣会士在遥远地区从事归化的数目可观的资料，同时还是由于它们提供了有关这些不太为人熟悉的地区的资料”，（注：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79页，第163页，第189页。）这正是该文集为人瞩目的重要原因。就中国而言，它涉及政治制度、风俗习惯、历史地理、哲学、工商等各种情况，接近于一部关于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任何论述中国的人都可从中寻找支持材料，像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霍尔巴赫都从中汲取过资料。
从风格上看，“它们在提供许多新鲜事物的同时，表现得多少有点像游记一般”，（注：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79页，第163页，第189页。）也就是保留了“亲眼所见”的特征，表现出是简单转载了传教区耶稣会士的直接记述，“这本书一旦被打开，它就会给人一种神奇的天真和往往要发展到愚蠢的坦率真诚印象……其中的语言和文笔、记述和评论都很简朴，有时甚至是平庸的，可以使广大读者中的大多数人都会感到心醉神迷”。但事实上这种典型的语气是经过编者加工润色而特意保留的，是为了投合格外喜欢游记的18世纪上半期的读者，凭这种手段“把善良人的所有同情都吸引到传教区的事业上来”。（注：参见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第179—180页。）就此而言，它的确获得了巨大成功，但也因为这种做法，《耶稣会士书简集》遭到后世学者不少激烈批评：“《耶稣会士书简集》略显矫揉造作一些。这是一部护教性著作，其中的一些书简可能会显得朴实无华，但实际上却是伪装的，而不是真实的天真无邪。那些在华通讯人的真正天真的性格，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中国人的一种相差甚殊的思想。他们甚至没有隐瞒中国人有时也有醉鬼或放荡堕落之徒。他们无疑都赞扬中国人的道德，但却在这幅美好画面上投下了某些阴影。杜赫德神父使中国人成了18世纪赞赏的道德典范，因为这些通信都是进行伦理教育的，同样也是进行宗教教育的书简。”（注：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79页，第163页，第189页。）不过杜赫德并非始作俑者，只是在延续前任郭弼恩的惯例，而对书简的任何一位编者来说，“有意识地选择和公布赞赏中国的材料，以驳斥反对者们塑造的无神论文化的形象”（注：Mackerras，Western Images of China，P.35.）都是作为基本政策来执行，这是耶稣会所处的复杂情势下的需要。至于这一中国形象的具体特征，在介绍过耶稣会士的重要作品后将集中分析。
通信之外，耶稣会士也出版了许多关于中国的著作。据说17世纪最早出版的耶稣会士著作是蓝方济（Lombard）神父所著《大中华王国新见解》及《中华王国、日本、莫卧尔王国……新见解》，两书分别于1602及1604年在巴黎推出法译本，（注：此条信息见孟华：《1740年前的法国对儒家思想的接受》，《学人》第4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23页。费赖之《列传》及荣振华《补编》都未见有关Lombard的介绍，虽有一人名蓝方济，但为中国人，且生活于18世纪后半叶。）但并不太为读者关注，而17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作品出自金尼阁、曾德昭和卫匡国。
金尼阁（Michel Trigault）1615年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利玛窦遗著《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利玛窦原作为意大利文，1614年金尼阁奉命返欧时，在旅途中将其译为拉丁文，其间对原文有所增删并补写利玛窦身后哀荣。从1616年开始出版了各种文字的版本。此书是耶稣会士第一部详尽记述中国的著作，仿照门多萨作品的形式，第一卷为中国概述，第二卷为基督教在华传教史。概述包括地理位置、疆域物产、百工技艺、文人学士、数学天文、政治制度、民情风俗，特别评述了儒释道三教，把儒教称为文人的宗教，以赞颂的口吻首次提到孔子，认为佛教在发展过程中背叛了真理，对道教则无情嘲笑。传教史截止1610年，重点讲述利玛窦的活动经历。此书以利玛窦长时间的实地观察为基础，所述较为客观、正确，既向欧洲介绍中国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优良之处，又指出中国社会许多弊端，如崇敬中国的哲学成就，但欧洲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有优越性，科举制制约中国科学和学术研究的发展；又如他不过分赞扬中国人的自然道德，对异教徒中国人的迷信常常深表惋惜。书中还对中西文化、风俗、制度、科技的优劣短长进行多方面的比较与分析。
曾德昭的《大中国志》手稿为葡萄牙文，1642年在马德里出版西班牙文本，其后又用多种文字出版。是书亦仿门多萨作品，分为中国概述和传教史两部分。概述中广涉国名的由来、地理位置、疆域、土地、物产、工艺、科技、政府机构等，传教史则回顾1638年之前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金尼阁和曾德昭讲述的传教史对于年度书简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基本上是简单的重复。（注：Lach&van Kley，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vol.Ⅲ，Book 4，p.1566.）但曾德昭在中国生活二十余年，书中的中国概述多记载亲眼所见，一大特点是生动而具体，如对科举制、围棋和汉语的介绍；另一特点是对中国由衷称颂，认为中国人天生具有一些美好的品质，谴责那些视中国人为野蛮人的欧洲人；称赞中国的政府组织和政治制度，并认为中国政府的行事原则源于儒家学说；为中国教育描绘一幅理想图画，还从亲身感受判断中国监狱的条件总体上优于欧洲。但曾德昭对中国也有不少较深刻的批评，如中国政府忽视武装力量建设，科举仅以文章取仕，造成重文轻武，导致明朝被满人覆灭；御史谏议制度有名无实。
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1655年以拉丁文初版，其后多次再版。此书是一部地理学专著，且基本上是一部地图集。它也以中国概述开篇，但比金尼阁和曾德昭的概述短得多。概述之后不是传教史，而是关于明代中国各省（两京13布政使司）统计地理、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和政治地理的细致描述，并分别配有各省地图，地图空白处还添上一些表现中国人物和事物的插图，在15幅分省图之外还有1幅中国全图和1幅日本地图，地图中以地图标志注明行政中心、矿区、耶稣会士住院和山河湖泊等地理细节。卫匡国大量参考晚明方志文献，通过严格的文献比较得出结论，他也参考耶稣会士同僚的已有作品，因此他的地图和相应的描述排除了中国国内地理的一些错误观念并确立了欧洲人关于中国的舆地形象。（注：Foss，“A Western Interpretation of China：Jesuit Cartography”，in Charles E.Roman &，Bonnie B.C.Oh ed.，East Meets West：The Jesuits in China，1582-1773，Chicago，1982，p.216；Lach&van Kley，Asis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vol.Ⅲ，Book 4，p.1566.）这些地图在整个17世纪都无人能超越取代，安文思感叹说：“卫匡国神父在他的《中国新地图集》中对中华帝国作出如此详尽和充分的地理描述，几乎不能指望还给我们留下什么叙述余地。”（注：Gabriel de Magalh
es，A New History of China，London，1688，preface.）在《中华帝国全志》中的地图问世以前，卫匡国的图集一直是欧洲人绘制中国地图的基本参考。它们为欧洲读者提供了较此前作品更为详尽和安排得当的有关中国的信息。
17世纪中期的耶稣会士著作中令欧洲人非常感兴趣的一件事是中国的政权递嬗，通过对这场战争的描写，此前比较沉闷板滞的中国显出了一些生气和变化。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1652年抵达威尼斯，以图代南明永历政权向罗马教廷求援。此事终于未果，但为配合此举，他出版了一部《中国天主教状况与皇室成员皈依略记》，是他1652年9月在罗马所作意大利文演讲的译文，书之末尾简要记录了满人入关经过。作为南明朝廷代言人，卜弥格的叙述自然没有将满洲人放在主体位置，他认为永历才是当时中国真正的皇帝并且将延续明朝的基业。（注：Lach&van Kley，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vol.Ⅲ，Book 4，P.1664；沙不烈（Robert Chabrié）：《卜弥格传》，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三卷，第152页。）此书1653年出版一个法文本，也版本众多。（注：沙不烈：《卜弥格传》，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三卷，第152—153页。Thevenot的《行纪》还有1666、1696年版本，其中都有卜弥格该书，沙不烈还提到1652年在罗马、1657年在帕尔马（Parma）分别出意大利文本，但伯希和认为没有，并见伯希和：《〈卜弥格传〉补正》，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三卷，第221—223页。）
对满人入关最著名的描写是卫匡国的《鞑靼战纪》，是书写于他返回欧洲的途中，1654年在安特卫普以拉丁文首版，立刻成为关于中国战争的权威报道，在很短的时间内又有6种拉丁文本问世，还被译为多种欧洲文字。1654～1706年间，此书以各种欧洲语言发行了25次，有的版本还附有插图版画。（注：Cordier，Bibliotheca Sinica，vol.I，column 623-627；John Lust，Western Books，p.109.）该书回顾了中国与北部少数民族的敌对历史，讨论了满洲人的风俗、政府、军事技巧和满洲人的崛起，分析了明朝种种社会和政治弊端，叙述李自成内乱、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及满洲人截止1651年的征服经过，也深深关注战争带来的不幸。卫匡国显然认为满洲人的入侵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与卜弥格相反，他坚持认为崇祯就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这场征服意味着中华帝国悲惨地沦入外国入侵者之手。但他并不像同时代一些欧洲人那样，认为这是野蛮对文明的征服，而是大量列举满人在此前的汉化表现，认为满洲人在征服中国之时已不再是野蛮人。在他的描述下，清朝看来就是中国传统政权的延续，因为他们努力完整地保存中国固有文明。卫匡国此书具有新闻报道的特点，记述耳闻目睹之事，对满洲人征服的叙述细节准确且分析公允，它既是一本备受读者欢迎的通俗读物，又为后来从各个角度描述这段历史的欧洲人提供了丰富细节。（注：参见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139页。）
17世纪后半叶出版的最详尽准确的中国通论是安文思的《中国新志》（Nouvelle relation de la Chine）。安文思自1648年起在北京连续居住29年，1668年用葡萄牙文编写《中国十二绝》，柏应理1682年返欧时将此带回交人译为法文，1688年以《中国新志》之名在巴黎出版，同年在英国出版英译本。法文版1689和1690年两次再版。（注：Cordier，Bibliotheca Sinica，vol.I，column 36～37.）与17世纪后半叶关注传教区历史或为传教区辩护的写作主流不同，安文思主要继承了金尼阁和曾德昭的人种历史学（注：Ethnohistory，尤指研究非西方的人种和文化的历史，Lach用这个词来指门多萨、金尼阁等人的著作。）叙述传统，但礼仪之争的影响也有体现。不过他的描述还是非常公道，书中较全面地介绍中国的各个方面，如历史、语言、政治、人民的习俗、北京和皇宫等，总体上对中国给予好评，但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有中肯批评，认为中国人因为自我封闭而盲目自大；中国政治中存在理论与实际脱节的现象。在地理方面他补充了卫匡国没有记述的辽东省，并用中国、西班牙、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长度计量单位给出中国版图大小。安文思对前辈耶稣会士著作也有批评。总之，此书通俗易懂，可读性强，在向欧洲一般读者普及中国历史知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也许是强化和补充早先由门多萨、金尼阁、曾德昭和卫匡国勾勒的中国形象的最佳单式资料”。（注：Lach&van Kley，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vol.Ⅲ，Book 4，pp.1679.）
李明（Louis Le Comte）的《中国现势新志》1696年在巴黎首发法文本后，多次以法文再版，如1697年分别在巴黎、阿姆斯特丹和佛罗伦萨，1698年在阿姆斯特丹。另外，1697、1698和1699年在伦敦有多个英文版，1698和1699年分别有德文版。（注：Cordier，Bibliotheca Sinica，vol.I，column 39～42.）单从版本情况来看，也是畅销一时。该书采用书信体，包括12封长信，叙述他和同伴的旅行经历，途中见闻；中国的气候、土地、河流、道路和运河；中国人的性格和特点、悠久历史、崇高精神；中国的语言、书籍和道德；中国人的思想特征；中国的政治体制、古今宗教和基督教在中国的情况。书中提供了许多中国历史、宗教和文化的准确信息，也及时介绍了新朝廷下的生活和政府。然而此书因为支持耶稣会士礼仪立场的目的十分明显而很快成为一个争议焦点。耶稣会士的对手们群起声讨，此书终于在1700年被宣布为禁书，但这反倒更抬高它的身价，当年就有法兰克福/莱比锡出德文版，1701年巴黎又出两个法文版。李明的叙述带着礼仪之争的偏见和对中国文明的过度热情，然而《中国现势新志》在形成欧洲人的中国观方面恐怕比其他叙述更加准确的作品更有影响力，这大概与它的描述生动具体和语言通俗流畅分不开。
白晋的《康熙帝传》是一部相对来说脱离礼仪争论的作品，它颂扬的是康熙皇帝而非耶稣会士群星捧戴的孔子。白晋将康熙描绘成一位聪明而又仁慈的专制君主，一流的领导者，勇敢的战士和不倦的猎手，卓越的智者，勤奋的学者，个人道德的典范，和期待他归化的耶稣会士们的保护者。总之，康熙很像路易十四。（注：白晋著，马绪祥译：《康熙帝传》，载《清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耶稣会士编译的几部关于中国编年史的重要著作也反映了其中国观。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1658年以拉丁文首版于慕尼黑，翌年在阿姆斯特丹再版，1692年巴黎出法文版。（注：Cordier，Bibliotheca Sinica，vol.I，column 580.）此书内容上起传说中的伏羲，下迄西汉末年，取材于儒学典籍和官方正史（主要是《春秋》、《论语》、《孟子》、〈史记》），细致描述了中国的圣贤帝王、编年史和几个古代王朝。此书首先是一部朝廷编年纪，以大量篇幅叙述帝王将相、政局变化及周边关系。书中也谈到宗教和哲学，比如诸子百家、儒学的深入发展和秦汉时代的道教。卫匡国同时使用中国的干支纪年和基督教历法来表示皇帝登基的时间，对于其他事件他则以皇帝的年号纪年而以西历纪日期。总之，卫匡国为欧洲读者提供了一部相当详细的叙述公元前中国朝代历史的作品。（注：Ibid.，p.1682.）从版本情况来看，此书显然不及那些概述中国的通俗读物流行，但它的价值在学者群中得到很好体现，费赖之评价说，冯秉正的《中国通史》问世之前，“记公元前中国古代史之书，只此一本足备参考”（注：费赖之：《列传》，第265页。）。卫匡国对中国编年史的叙述展示了中国历史的古老性，后来耶稣会士及某些欧洲学者的同类著作或相关论述基本以此为参照，而在18世纪欧洲关于中国古史的讨论中，它占据着显著地位，这在下一章谈到该问题时将继续讨论。卫匡国曾打算续写《中国上古史》，似乎已有手稿，但没有出版。（注：Cordier，Bibliatheca Sinica，vol.I，column 580.）
柏应理的《中华帝国历史年表》1686年在巴黎以拉丁文出版，1703年于维也纳再版。（注：Cordier，Bibliotheca Sinica，vol.I，column 559；Juhn Lust，Western Books on China Published up to 1850，Bamboo Publishing Ltd，London，1987，p.97.n.394；费赖之：《列传》第317页，第1117页。译为《中国帝王年表》也许更恰当。）此表上起公元前2952年，下至康熙当政的1683年。柏应理没有像卫匡国那样按照各个皇帝划分章节，而是在每一轮干支循环的开始注明相应的西历年份。年表主要取材于《书经》、《史记》、《资治通鉴》、《通鉴纲目》，可能也利用了耶稣会士们经常使用的一些官方史籍，切实而又详尽地叙述了中国朝代史和传说中的史前史。（注：Lach&van Kley，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vol.Ⅲ，Book 4，pp.1683-1684.）在1687年出版的《中国贤哲孔子》一书中也附录柏应理的数份年表，其一为《六十年一循环的公元前中国帝王年表》，其二为《自中国第一个皇帝黄帝以后统治中国的三个朝代的纪年表——此间该国共有86位君王，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2457年》，其三为《六十年一循环的中国帝王年表，从公元1年至当前的1683年》，其中第三份年表1686年在巴黎发行过单行本。（注：Cordier，Bibliotheca Sinica，vol.I，column 559。费赖之《列传》第371页谈到附于《中国贤哲孔子》后的数篇年表1686及1687年刻有单行本，并不准确。）
17世纪后半叶的专题著作中除历史类外，主要以卜弥格的生物和医学类作品为著。他的《中国植物》1656年在维也纳出版，书中列举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的植物20种，奇异动物数种，附图23幅，但刻工粗糙。他在书中还指明，有几种植物是上个世纪自美洲传入后在中国南方栽培。他的《中国药物标本》1682年出版，此书与前一书都是撰写中国的人经常引用或参考的名著。（注：Lach&van Kley，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vol.Ⅲ，Book 4，p.1681。）卜弥格另著《中医脉诀》1686年出版。包括从汉文书籍翻译的脉诊四卷；精通中医的西士所作脉诀汇集；精通中医的西士所辑中医著作拾零；辨舌色苔特征及金木五行论病症。（注：费赖之：《列传》，第279页。）
三、耶稣会士报告的改编本——《中华帝国全志》
杜赫德（Jean Baptists du Halde，1674～1743）1708年加入耶稣会，因编辑《耶稣会士书简集》之故而能掌握极其丰富并经常是第一手的在华耶稣会士关于中国的资料，这成为他编写《中华帝国全志》的基础，他的作品可以说就是对这些书信的汇编。杜赫德可以利用耶稣会士同僚的出版作品和未公开手稿，并通过与传教区的书信往来而澄清疑惑之处，他还曾想过将书稿寄往中国以求审订，碰巧这时在中国生活了32年的龚当信来巴黎并用了一年时间帮他增删改订（注：“The Preface”，in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London，1741。此序言是经过英译者编写的序言，但基本内容与杜赫德原序一致。），这段叙述表明此书是一部精益求精、真实可信的著作。
杜赫德在序言中列出了被他参考过作品的27位耶稣会士名录：卫匡国（Martin Martini）、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柏应理（Philip Couplet）、安文思（Gabriel Maghelaens）、洪若翰（John de Fontaney）、白晋（Joachim Bouvet）、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卫方济（Francis Noel）、李明（Louis le Comte）、刘应（Claudius Visdelou）、雷孝思（John Baptist Regis）、马若瑟（Joseph Henry de Premare）、殷弘绪（Francis-Xavier Dentrecolles）、赫苍璧（Julian Placidus Hervien）、龚当信（Cyr Contancin）、戈维里（Peter de Goville）、夏德修（John Armand Nyel）、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杜德美（Peter Jartoux）、汤尚贤（Vincent de Tartre）、冯秉正（Joseph-Anne-Mary de Mailla）、郭中传（John Alexis Gollet）、彭加德（Claudius Jacquemin）、卜文气（Louis Porquet）、沙守信（Emerickde Chavagnac）、宋君荣（Antony Gaubil）、杨嘉禄（John Baptist Jacques）。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在华耶稣会士中最有名的作家和学者都被杜赫德尽数搜罗，而从这些传教士的活动时间来看，远至刊发论中国著作的先驱卫匡国，近至1723年才到北京的宋君荣和杨嘉禄，这一切似乎也在表现杜赫德著作的详尽程度和权威性。需要注意的是，除了起首4人，其余23位皆为法国人，这与《耶稣会士书简集》中作者的国籍分布是一致的。
《中华帝国全志》1735年在巴黎以4卷对开本首刊，对开页共2500页，仅篇幅就显出是煌煌巨著。此书不仅是耶稣会士报告的分类汇编，也是18世纪上半叶欧洲有关中国知识的总汇，极受大众欢迎，巴黎初版之后，很快风行欧洲，一直到19世纪“都是欧洲关于中国知识的标准著作”。（注：Berger，Will Richard，China-Bild und China-Mode in Europ der Aufklrung，K
ln/Wien，1990，pp.49-50.）
此书内容涉及中国的地理、历史、政治、宗教、经济、民俗、物产、科技、教育、语言、文学，几乎无所不包。第一卷包括综述、政区、西部少数民族、自宁波到北京的路程、自中国到暹罗的陆上行程和分省地理；第二卷包括截止1732年的中国编年史、皇帝的权责与宫廷开销、政府与官制、军事力量、城市控制与街道、贵族世家、土地、工匠技艺、中国人性格、中国人的气质面貌、风尚、住宅、公共建筑、礼仪和各种风俗、监狱和罪犯、自然资源、水运系统、币制、贸易、漆器、瓷器、丝业、语言、中国字的欧洲式拼读法、语法、文房用品和印刷术；第三卷包括考试、宗教、理学、艺术和科学、《今古奇观》的四个短篇、十几首《诗经》的诗、元曲《赵氏孤儿》、反佛道事迹与言论、孔子生平与《四书》、医书概论、《本草》摘译；第四卷包括中国医学、中国人健康长寿、满洲与蒙古地理和历史、张诚的《鞑靼纪行》、雷孝思关于朝鲜地理的观察报告、中国人关于朝鲜的记录、伯林（Beering）船长的西伯利亚之行、西藏地理与历史、经纬度观测点目录、资料目录。
《中华帝国全志》的主要成就在于提供的信息广泛和具体，此书是作为大众读物而非学术专著推出的，它的重要角色是向欧洲普及中国文化。该书成为当时西方人中国形象的一个关键来源，孟德斯鸠、德经、百科全书派、卢梭、伏尔泰、休谟和哥德斯密都属于靠杜赫德的作品获取中国知识的那部分欧洲人（注：Mackerras，Western Images of China，p.35.），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就多次引用杜赫德作品。总之，那些与北京没有通讯关系的读者大众是该书最广大的读者群。对他们来说“杜赫德神父的著作无论如何始终也都是他们有关古今中国知识的一种重要源泉，而且也是他们可以得到这种知识的惟一来源”。（注：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第207页。）
那么大多欧洲人通过杜赫德看到的是怎样的中国呢？杜赫德对中国通篇正面描述，他称赞中国社会和人民的每一方面，他相信中国被很好地治理，中国极其富庶，中国人令人满意，他们温顺和善谦逊，尽管在被激怒时会暴躁，他对中国女子的举止和社会地位也都留下良好印象，甚至对他那个时代中国的法律体系也持肯定态度。而杜赫德显然也明白中国社会有某些缺点，但他即便对中国有所批评，也是以一种捍卫中国的姿态出现，比如他在富庶之外也谈到了贫穷，谈到中国人口众多，有杀婴弃婴现象，但这与中国人的品质无关。他承认中国人所富有的智慧不是一种发明性、探索性、洞察性的智慧，他们也并不因为这种智慧而被引向需要敏锐与洞察的深奥的科学研究，但他立刻说然而我不打算去发掘他们能力的缺陷，因为很显然，如同深奥的科学研究需要深刻的洞察力，他们在其他需要伟大天才的事情上取得了成功。杜赫德经常将中国同欧洲比较，但绝大多数时候是为了表现中国的状况比欧洲强。（注：Mackerras，Western Images of China，p.35.）
这样的中国已经不够真实了，更何况这些启蒙思想家们的兴趣只在从中国寻找能够支持欧洲启蒙运动的内容，他们对中国的认识被现代学者评价为当时欧洲认识中国的类型中最浅薄的一种，他们的认识方式导致对中国文化最大程度的歪曲。（注：Mungello，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Lanham，1999，P.84.）但无论如何，只能通过杜赫德作品来阅读中国的欧洲人毕竟是绝大多数，而这本书又确实被广泛阅读，所以它对于欧洲人一段时期内的中国观有着巨大影响力，它的最大价值体现于欧洲思想史的发展而非汉学史。当有人说它“真正是一部宏伟巨著且无论如何也是汉学史上较重要的里程碑”（注：Mackerras，Western Images of China，p.35.）时，我们也可以从学术性汉学的前奏是中国知识在欧洲的大范围传播这个角度来理解。
自16世纪开始，就会有一些没有到过中国的欧洲人根据已出版或未公布的耶稣会士材料撰写有关中国的作品，或为弥补耶稣会士出版物内容的不完整，或为通过汇编而体现自己对中国的兴趣与认识。他们的作品从内容上看，无法像在华耶稣会士的作品那样具有整体上的一致性，而是分别专注于自己感兴趣的某一方面。但18世纪之前的这一类作品基本上还是比较忠实地进行汇编或转述，可以视为耶稣会士报告的延伸。进入18世纪、尤其是中期，欧洲人对耶稣会士报告的运用就精致复杂得多。这些问题涉及面很广，笔者已另撰文讨论。
从利玛窦到钱德明的耶稣会传教士，实际上通过自己的报告向欧洲记述了一部活生生的明清时期的当代中国史，传教士的这些报告和书信等也就构成了早期西方关于中国历史学的珍贵文献：“当他们在自己的传教区内向中国解释基督教遭致失败之时，却在向西方解释中国方面取得卓越的成功。通过书信、手册、对开本出版物、旅行笔记、译作以及渊博的论文，他们源源不断地向欧洲返回关于中国历史与现状每一方面的信息。”（注：Otto Berkelbach van der Sprenkel，“Western Sources”，in Leslie，Essays on the Sources for Chinese History，p.156.）如果说其关于历史中国的叙述主要得之于同中国儒生接触所获得的书本知识，那么，他们关于中国现状的描述则主要本之于自己的观察和体会，这些叙述“都出自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又有着无法餍足的好奇心之人的个人观察，他们的一切动机都是为了唤起他们国内的同胞和同会会友们对这中央之国的兴趣。”（注：Ibid.）就唤起兴趣而言，耶稣会士们取得极大的成功，但在唤起兴趣之后欧洲对耶稣会和对中国的挑剔态度，却是很多耶稣会士所始料不及的。^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4年06期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04年02期第131～139页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历史系
| 【内容提要】 | 明清在华西方传教士是西方汉学研究的先驱。他们通过书信、报告和著作向欧洲介绍了一个自己理解的历史中国和现实中国，构筑起启蒙时代西方关于中国形象的基础。传教士的这些报告和书信等也就构成了早期西方关于中国历史学的珍贵文献。如果说其关于历史中国的叙述主要得之于同中国儒生接触所获得的书本知识，那么，他们关于当代中国的描述则主要本之于自己的观察和体会，虽然不乏出于传教目的的歪曲和夸张，但是，即使是歪曲的形象，也足以作为早期西方中国史学的珍贵文本加以研究。本文试图以传教士的报告、书信和著作为中心，对传教士的当代中国史学文献作一简略的考察。 |
一、出版报告的意图
耶稣会成立之初就规定成员们要定期向罗马上交详细描述其活动的报告，但同时也形成了严格区分可公开刊行的材料和只供长上审阅的内部材料的制度，这种做法在17和18世纪一直延续。按照最初的设想，不能公开的材料往往涉及私人问题，如某人述说自己或其他人的缺点，或者虽然是一些值得赞扬的事，但却不打算让大众知道。（注：Paul A.Rule，"Jesuit Sources"，in Donald D.Leslie（ed.），Essays on the Sources for Chinese History，Canberre，1973，p.182.）而耶稣会士公开部分材料则是有明确目的的，它们“不是作为客观的历史学术记录，而是想要引起人们对他们传教工作的兴趣，博得对他们的支持”（注：林斯特拉：《〈1583～1584年在华耶稣会士信简〉序言》，《国际汉学》第二辑，第249页，第250页。）。如何才能最大程度获得人们的支持，这受制于欧洲不同时期的条件和需求，而耶稣会士的报告要求坦白详尽，于是耶稣会的信检工作日趋复杂，这在关于中国传教区的书信问题上尤为典型。
16世纪末利玛窦等人初入中国刚刚开始尝试适应政策时，“欧洲的编辑者要传播一种基督教的胜利和欧洲文化优越的思想，而传教士所写的，却是欧洲基督教要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下站住脚，就需要有的文化改变”。（注：林斯特拉：《〈1583～1584年在华耶稣会士信简〉序言》，《国际汉学》第二辑，第249页，第250页。）第一批中国书简看来与耶稣会的整体取向不大一致，于是编辑者们着力突出传教士的工作成果，表现中国土地蕴涵着传播福音的无限生机，而其中对利玛窦等人的工作方法和中国文化及社会的描述比较含糊。读者从中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地方官员对耶稣会士优渥有加，学者绅士乐于问道，普通百姓心怀好感，而这是耶稣会士们谦谨仁和的态度、托庇上层官吏的路线、通过学习中文与中国人顺利交流的各种努力的结果。总之一切都似乎显示出“上帝已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为我们准备了丰硕的收获，它的实现大有希望”。（注：卡普莱勒1584年12月8日寄自澳门的书信。此信以及其他7封信的中译文（万明译）见《国际汉学》第二辑，第254—269页。）但是这些经罗马的耶稣会文书们处理过的信件和首批传教士的切身体会间究竟有多少差别，还要对比之后才能分晓。
17世纪之后，在中国采取适应方法已经被耶稣会主流接受，中国文明昌和的形象也被耶稣会上下默认，而耶稣会的敌对修会陆续进入中国有可能对他们不利，在此情况下，编者们就有必要省略可能削弱传教士工作价值或对中国流露出可供敌对修会利用的不同意见的部分。因此17世纪公开的耶稣会士材料显示出淡化对中国的批评和向统治阶层展现工作效率的倾向。（注：Macherras，Colin，Western Images of China，New York，1991，p.34.）到17、18世纪之交，礼仪问题急剧升温，耶稣会士要表现出对敌一致而不能让外人知道他们内部的分歧，对于来自中国的报告加以全文刊发时就需要按照这一原则仔细编辑。当罗马反对公开有关礼仪问题的内容后，耶稣会士信检员当然更加谨慎。（注：Rule，“Jesuit Sources”，in Donald D.Leslie（ed.），Essays on the Sources for Chinese History，p.182.）从下文将要介绍的重要耶稣会士出版物中，将看到其中所描绘的中国形象在这种整体利益需求下表现出的长期一致性。
关于耶稣会编辑书简的方法，有学者曾经对16世纪的亚洲书简集作过分析。这些书信原稿通常为西班牙文或葡萄牙文，出版时则多被译为意大利文，同时要删去一般欧洲读者不大感兴趣的大量行政事务细节，再加上书信作者往往对报导传教团的成功过度热情，所以亚洲书简的可靠性早在1566年就作为问题提出。来自中国的第一批信件是用意大利文写成而无须转译，信件本身也没有夸大传教团的成功，但它们同样遭到删节。一类删节是编者出于对读者兴趣的简单率直的判断而剔除行政事务细节。第二类是将想象中一般读者理解有困难的材料部分删除，而无论读者是否对它们有兴趣，如涉及中国社会结构的内容。第三类是由于审查造成的删节，编者选择符合他们思想的内容，并改造传教士原来的表述。（注：林斯特拉的分析见《〈1583～1584年在华耶稣会士信简〉序言》，《国际汉学》第二辑，第248—249页。）这三类删节在18世纪的出版书简中仍基本延续，《耶稣会士书简集》便“精心从中排除一切对当时的鉴赏力来说可能会显得过分晦涩和生硬的内容”，（注：毕诺（Vergile Pinot）著，耿升译：《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63页。）同时消除在华耶稣会士对中国古史纪年和礼仪问题方面的分歧。不过也有人指出，通过比较已刊发书信和它们的原件，发现编辑的程度在论述中有些被夸大。编辑工作通常包括省略被认为是多余的或触及讨论禁区的部分，以及一些形式上的修饰，很少有重写或篡改文章的。”（注：Rule，“Jesuit Sources”，Essays on the Ssources for Chinese History，in Leslie，pp.182-183.Rule的评论便是针对毕诺对巴黎编者删节耶稣会士报告的论述（第159—190页）。）
不过，欧洲的编辑根据要求修改耶稣会士书信是一个方面，却不应忽视传教士们的写作本身就体现出时代变迁下的倾向性变化。17世纪初期的耶稣会士作家虽然景仰中国，却仍然描述中国人生活中许多被认为是不及欧洲的地方，如金尼阁和庞迪我的作品。到曾德昭于1642年之前写《大中国志》时，已经明显表现出捍卫耶稣会士在中国的地位和行为并反对敌对修会的竞争与批评这种考虑，于是对中国赞扬更多。卫匡国1655年出版的《中国新地图集》中更加清楚地体现出礼仪之争的影响，他显得对中国更加热衷以至偶尔会将中国人的品质理想化和夸大。但17世纪前半叶的作品与后来的作品相比，都还没有被弥漫欧亚的围绕耶稣会士中国政策的论争所严重扭曲。（注：Lach & van Kley，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vol.Ⅲ，Book 4，Chicago & London，1993，pp.1566-1567.）17世纪后半叶，耶稣会士出版物日渐增多，也越来越多地关注捍卫耶稣会士在礼仪争论中的立场，它们所讨论的话题比较狭窄，传递的信息偏见日深且较不可信。随着礼仪之争升温而大量涌现的反耶稣会士作品也存在同样问题。不过17世纪前半叶的耶稣会士作品通常刻画出一个静止而缺少变化的中国，17世纪后半叶的作品中则因为礼仪问题和清兵入关事件而更加有动感和有时事性，且不管怎么说也使欧洲读者获得的有关中国的信息飞速增长。（注：Ibid.，pp.1676-1677.）1735年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的问世代表着这类辩护性耶稣会士作品的顶峰，但礼仪问题所体现的巨大纷争和耶稣会士读物的高度一致性形成强烈反差，导致耶稣会士出版物在18世纪逐渐遭受争议，而《中华帝国全志》的问世也标志这种争议达到顶峰。于是18世纪中期以来，那些未刊发的“私人”通信在很多欧洲人心目中变得更重要。且18世纪以法国人为主的在华耶稣会士越来越具有学术气质，也越来越多与欧洲知识界建立直接联系，这导致部分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超过了耶稣会士的预期。礼仪之争遭禁止、耶稣会失势以及在华耶稣会士的兴趣转移，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使得耶稣会士出版物在18世纪中期步入整体性的衰落。
二、重要的耶稣会士报告
17世纪前半期，由于北京的耶稣会士们不断提供报告，欧洲的中国的知识存量飞速增长。海外传教士的书信依然按惯例定期出版，而来自中国的报告开始占据一个较大且不断增长的分量，其中有些还广为流传。1603～1611年间编发的五卷本耶稣会传教士书信汇编中，有关中国的报告数量显著增加。1608～1614年间出版的三卷本东印度传教资料中，亦有大量篇幅涉及中国。上述这些作品详细叙述了耶稣会中国传教区的开端与发展。（注：Ibid.，pp.1564-1565.）
但是耶稣会总部出版亚洲书简集的工作在1673至1702年间被迫停止，因为教皇下令耶稣会士的著作必须由传信部审阅批准方可出版，而传信部对耶稣会不很友善。1702年法国耶稣会士恢复这一传统，他们挑选一些不易受到攻击的报告，取名为《有益而有趣的书简》结集出版，通称为《耶稣会士书简集》。（注：许明龙：《欧洲18世纪“中国热”》，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书简集》在1702～1776年间共编发34集，第一任主编郭弼恩（le Gobien）在1702～1708年间出版了8集，第二任主编杜赫德（Du Halde）在1711～1743年间出版了9—26集，杜赫德之后还有两位主编帕杜耶（Louis Patouillet）和马雷夏尔（Maréchal），他们在1749～1776年间出版了27—34集。34集《书简集》中包括世界各地耶稣会士的报告，而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涉及中国。（注：Rule“Jesuit Sources”，in Leslie（cd.），Essays on the Sources for Chinese History，p.182。）
其实18世纪的《耶稣会士书简集》之所以在巴黎编辑出版，与前文叙述过的法国传教区的成立密切相关，《书简集》中大约包括144份来自中国的书信与报告，（注：据梅里戈版本统计，其中有几份是数篇书信的摘要合编，因此实际书信篇目应多于144。所谓中国，也包括一些尚为中国属地的越南的书信，见Henri Cordier，Bibliotheca Sinica，vol.Ⅱ，column 930-937。）而绝大多数出自法国耶稣会士之手，他们在忠实地履行路易十四所吩咐的、传教与学术研究同时进行的指示。从内容上看，《书简集》“不仅提供了有关传教区的资料，而且还提供了有关耶稣会士在遥远地区从事归化的数目可观的资料，同时还是由于它们提供了有关这些不太为人熟悉的地区的资料”，（注：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79页，第163页，第189页。）这正是该文集为人瞩目的重要原因。就中国而言，它涉及政治制度、风俗习惯、历史地理、哲学、工商等各种情况，接近于一部关于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任何论述中国的人都可从中寻找支持材料，像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霍尔巴赫都从中汲取过资料。
从风格上看，“它们在提供许多新鲜事物的同时，表现得多少有点像游记一般”，（注：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79页，第163页，第189页。）也就是保留了“亲眼所见”的特征，表现出是简单转载了传教区耶稣会士的直接记述，“这本书一旦被打开，它就会给人一种神奇的天真和往往要发展到愚蠢的坦率真诚印象……其中的语言和文笔、记述和评论都很简朴，有时甚至是平庸的，可以使广大读者中的大多数人都会感到心醉神迷”。但事实上这种典型的语气是经过编者加工润色而特意保留的，是为了投合格外喜欢游记的18世纪上半期的读者，凭这种手段“把善良人的所有同情都吸引到传教区的事业上来”。（注：参见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第179—180页。）就此而言，它的确获得了巨大成功，但也因为这种做法，《耶稣会士书简集》遭到后世学者不少激烈批评：“《耶稣会士书简集》略显矫揉造作一些。这是一部护教性著作，其中的一些书简可能会显得朴实无华，但实际上却是伪装的，而不是真实的天真无邪。那些在华通讯人的真正天真的性格，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中国人的一种相差甚殊的思想。他们甚至没有隐瞒中国人有时也有醉鬼或放荡堕落之徒。他们无疑都赞扬中国人的道德，但却在这幅美好画面上投下了某些阴影。杜赫德神父使中国人成了18世纪赞赏的道德典范，因为这些通信都是进行伦理教育的，同样也是进行宗教教育的书简。”（注：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79页，第163页，第189页。）不过杜赫德并非始作俑者，只是在延续前任郭弼恩的惯例，而对书简的任何一位编者来说，“有意识地选择和公布赞赏中国的材料，以驳斥反对者们塑造的无神论文化的形象”（注：Mackerras，Western Images of China，P.35.）都是作为基本政策来执行，这是耶稣会所处的复杂情势下的需要。至于这一中国形象的具体特征，在介绍过耶稣会士的重要作品后将集中分析。
通信之外，耶稣会士也出版了许多关于中国的著作。据说17世纪最早出版的耶稣会士著作是蓝方济（Lombard）神父所著《大中华王国新见解》及《中华王国、日本、莫卧尔王国……新见解》，两书分别于1602及1604年在巴黎推出法译本，（注：此条信息见孟华：《1740年前的法国对儒家思想的接受》，《学人》第4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23页。费赖之《列传》及荣振华《补编》都未见有关Lombard的介绍，虽有一人名蓝方济，但为中国人，且生活于18世纪后半叶。）但并不太为读者关注，而17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作品出自金尼阁、曾德昭和卫匡国。
金尼阁（Michel Trigault）1615年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利玛窦遗著《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利玛窦原作为意大利文，1614年金尼阁奉命返欧时，在旅途中将其译为拉丁文，其间对原文有所增删并补写利玛窦身后哀荣。从1616年开始出版了各种文字的版本。此书是耶稣会士第一部详尽记述中国的著作，仿照门多萨作品的形式，第一卷为中国概述，第二卷为基督教在华传教史。概述包括地理位置、疆域物产、百工技艺、文人学士、数学天文、政治制度、民情风俗，特别评述了儒释道三教，把儒教称为文人的宗教，以赞颂的口吻首次提到孔子，认为佛教在发展过程中背叛了真理，对道教则无情嘲笑。传教史截止1610年，重点讲述利玛窦的活动经历。此书以利玛窦长时间的实地观察为基础，所述较为客观、正确，既向欧洲介绍中国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优良之处，又指出中国社会许多弊端，如崇敬中国的哲学成就，但欧洲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有优越性，科举制制约中国科学和学术研究的发展；又如他不过分赞扬中国人的自然道德，对异教徒中国人的迷信常常深表惋惜。书中还对中西文化、风俗、制度、科技的优劣短长进行多方面的比较与分析。
曾德昭的《大中国志》手稿为葡萄牙文，1642年在马德里出版西班牙文本，其后又用多种文字出版。是书亦仿门多萨作品，分为中国概述和传教史两部分。概述中广涉国名的由来、地理位置、疆域、土地、物产、工艺、科技、政府机构等，传教史则回顾1638年之前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金尼阁和曾德昭讲述的传教史对于年度书简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基本上是简单的重复。（注：Lach&van Kley，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vol.Ⅲ，Book 4，p.1566.）但曾德昭在中国生活二十余年，书中的中国概述多记载亲眼所见，一大特点是生动而具体，如对科举制、围棋和汉语的介绍；另一特点是对中国由衷称颂，认为中国人天生具有一些美好的品质，谴责那些视中国人为野蛮人的欧洲人；称赞中国的政府组织和政治制度，并认为中国政府的行事原则源于儒家学说；为中国教育描绘一幅理想图画，还从亲身感受判断中国监狱的条件总体上优于欧洲。但曾德昭对中国也有不少较深刻的批评，如中国政府忽视武装力量建设，科举仅以文章取仕，造成重文轻武，导致明朝被满人覆灭；御史谏议制度有名无实。
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1655年以拉丁文初版，其后多次再版。此书是一部地理学专著，且基本上是一部地图集。它也以中国概述开篇，但比金尼阁和曾德昭的概述短得多。概述之后不是传教史，而是关于明代中国各省（两京13布政使司）统计地理、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和政治地理的细致描述，并分别配有各省地图，地图空白处还添上一些表现中国人物和事物的插图，在15幅分省图之外还有1幅中国全图和1幅日本地图，地图中以地图标志注明行政中心、矿区、耶稣会士住院和山河湖泊等地理细节。卫匡国大量参考晚明方志文献，通过严格的文献比较得出结论，他也参考耶稣会士同僚的已有作品，因此他的地图和相应的描述排除了中国国内地理的一些错误观念并确立了欧洲人关于中国的舆地形象。（注：Foss，“A Western Interpretation of China：Jesuit Cartography”，in Charles E.Roman &，Bonnie B.C.Oh ed.，East Meets West：The Jesuits in China，1582-1773，Chicago，1982，p.216；Lach&van Kley，Asis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vol.Ⅲ，Book 4，p.1566.）这些地图在整个17世纪都无人能超越取代，安文思感叹说：“卫匡国神父在他的《中国新地图集》中对中华帝国作出如此详尽和充分的地理描述，几乎不能指望还给我们留下什么叙述余地。”（注：Gabriel de Magalh
es，A New History of China，London，1688，preface.）在《中华帝国全志》中的地图问世以前，卫匡国的图集一直是欧洲人绘制中国地图的基本参考。它们为欧洲读者提供了较此前作品更为详尽和安排得当的有关中国的信息。17世纪中期的耶稣会士著作中令欧洲人非常感兴趣的一件事是中国的政权递嬗，通过对这场战争的描写，此前比较沉闷板滞的中国显出了一些生气和变化。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1652年抵达威尼斯，以图代南明永历政权向罗马教廷求援。此事终于未果，但为配合此举，他出版了一部《中国天主教状况与皇室成员皈依略记》，是他1652年9月在罗马所作意大利文演讲的译文，书之末尾简要记录了满人入关经过。作为南明朝廷代言人，卜弥格的叙述自然没有将满洲人放在主体位置，他认为永历才是当时中国真正的皇帝并且将延续明朝的基业。（注：Lach&van Kley，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vol.Ⅲ，Book 4，P.1664；沙不烈（Robert Chabrié）：《卜弥格传》，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三卷，第152页。）此书1653年出版一个法文本，也版本众多。（注：沙不烈：《卜弥格传》，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三卷，第152—153页。Thevenot的《行纪》还有1666、1696年版本，其中都有卜弥格该书，沙不烈还提到1652年在罗马、1657年在帕尔马（Parma）分别出意大利文本，但伯希和认为没有，并见伯希和：《〈卜弥格传〉补正》，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三卷，第221—223页。）
对满人入关最著名的描写是卫匡国的《鞑靼战纪》，是书写于他返回欧洲的途中，1654年在安特卫普以拉丁文首版，立刻成为关于中国战争的权威报道，在很短的时间内又有6种拉丁文本问世，还被译为多种欧洲文字。1654～1706年间，此书以各种欧洲语言发行了25次，有的版本还附有插图版画。（注：Cordier，Bibliotheca Sinica，vol.I，column 623-627；John Lust，Western Books，p.109.）该书回顾了中国与北部少数民族的敌对历史，讨论了满洲人的风俗、政府、军事技巧和满洲人的崛起，分析了明朝种种社会和政治弊端，叙述李自成内乱、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及满洲人截止1651年的征服经过，也深深关注战争带来的不幸。卫匡国显然认为满洲人的入侵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与卜弥格相反，他坚持认为崇祯就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这场征服意味着中华帝国悲惨地沦入外国入侵者之手。但他并不像同时代一些欧洲人那样，认为这是野蛮对文明的征服，而是大量列举满人在此前的汉化表现，认为满洲人在征服中国之时已不再是野蛮人。在他的描述下，清朝看来就是中国传统政权的延续，因为他们努力完整地保存中国固有文明。卫匡国此书具有新闻报道的特点，记述耳闻目睹之事，对满洲人征服的叙述细节准确且分析公允，它既是一本备受读者欢迎的通俗读物，又为后来从各个角度描述这段历史的欧洲人提供了丰富细节。（注：参见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139页。）
17世纪后半叶出版的最详尽准确的中国通论是安文思的《中国新志》（Nouvelle relation de la Chine）。安文思自1648年起在北京连续居住29年，1668年用葡萄牙文编写《中国十二绝》，柏应理1682年返欧时将此带回交人译为法文，1688年以《中国新志》之名在巴黎出版，同年在英国出版英译本。法文版1689和1690年两次再版。（注：Cordier，Bibliotheca Sinica，vol.I，column 36～37.）与17世纪后半叶关注传教区历史或为传教区辩护的写作主流不同，安文思主要继承了金尼阁和曾德昭的人种历史学（注：Ethnohistory，尤指研究非西方的人种和文化的历史，Lach用这个词来指门多萨、金尼阁等人的著作。）叙述传统，但礼仪之争的影响也有体现。不过他的描述还是非常公道，书中较全面地介绍中国的各个方面，如历史、语言、政治、人民的习俗、北京和皇宫等，总体上对中国给予好评，但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有中肯批评，认为中国人因为自我封闭而盲目自大；中国政治中存在理论与实际脱节的现象。在地理方面他补充了卫匡国没有记述的辽东省，并用中国、西班牙、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长度计量单位给出中国版图大小。安文思对前辈耶稣会士著作也有批评。总之，此书通俗易懂，可读性强，在向欧洲一般读者普及中国历史知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也许是强化和补充早先由门多萨、金尼阁、曾德昭和卫匡国勾勒的中国形象的最佳单式资料”。（注：Lach&van Kley，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vol.Ⅲ，Book 4，pp.1679.）
李明（Louis Le Comte）的《中国现势新志》1696年在巴黎首发法文本后，多次以法文再版，如1697年分别在巴黎、阿姆斯特丹和佛罗伦萨，1698年在阿姆斯特丹。另外，1697、1698和1699年在伦敦有多个英文版，1698和1699年分别有德文版。（注：Cordier，Bibliotheca Sinica，vol.I，column 39～42.）单从版本情况来看，也是畅销一时。该书采用书信体，包括12封长信，叙述他和同伴的旅行经历，途中见闻；中国的气候、土地、河流、道路和运河；中国人的性格和特点、悠久历史、崇高精神；中国的语言、书籍和道德；中国人的思想特征；中国的政治体制、古今宗教和基督教在中国的情况。书中提供了许多中国历史、宗教和文化的准确信息，也及时介绍了新朝廷下的生活和政府。然而此书因为支持耶稣会士礼仪立场的目的十分明显而很快成为一个争议焦点。耶稣会士的对手们群起声讨，此书终于在1700年被宣布为禁书，但这反倒更抬高它的身价，当年就有法兰克福/莱比锡出德文版，1701年巴黎又出两个法文版。李明的叙述带着礼仪之争的偏见和对中国文明的过度热情，然而《中国现势新志》在形成欧洲人的中国观方面恐怕比其他叙述更加准确的作品更有影响力，这大概与它的描述生动具体和语言通俗流畅分不开。
白晋的《康熙帝传》是一部相对来说脱离礼仪争论的作品，它颂扬的是康熙皇帝而非耶稣会士群星捧戴的孔子。白晋将康熙描绘成一位聪明而又仁慈的专制君主，一流的领导者，勇敢的战士和不倦的猎手，卓越的智者，勤奋的学者，个人道德的典范，和期待他归化的耶稣会士们的保护者。总之，康熙很像路易十四。（注：白晋著，马绪祥译：《康熙帝传》，载《清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耶稣会士编译的几部关于中国编年史的重要著作也反映了其中国观。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1658年以拉丁文首版于慕尼黑，翌年在阿姆斯特丹再版，1692年巴黎出法文版。（注：Cordier，Bibliotheca Sinica，vol.I，column 580.）此书内容上起传说中的伏羲，下迄西汉末年，取材于儒学典籍和官方正史（主要是《春秋》、《论语》、《孟子》、〈史记》），细致描述了中国的圣贤帝王、编年史和几个古代王朝。此书首先是一部朝廷编年纪，以大量篇幅叙述帝王将相、政局变化及周边关系。书中也谈到宗教和哲学，比如诸子百家、儒学的深入发展和秦汉时代的道教。卫匡国同时使用中国的干支纪年和基督教历法来表示皇帝登基的时间，对于其他事件他则以皇帝的年号纪年而以西历纪日期。总之，卫匡国为欧洲读者提供了一部相当详细的叙述公元前中国朝代历史的作品。（注：Ibid.，p.1682.）从版本情况来看，此书显然不及那些概述中国的通俗读物流行，但它的价值在学者群中得到很好体现，费赖之评价说，冯秉正的《中国通史》问世之前，“记公元前中国古代史之书，只此一本足备参考”（注：费赖之：《列传》，第265页。）。卫匡国对中国编年史的叙述展示了中国历史的古老性，后来耶稣会士及某些欧洲学者的同类著作或相关论述基本以此为参照，而在18世纪欧洲关于中国古史的讨论中，它占据着显著地位，这在下一章谈到该问题时将继续讨论。卫匡国曾打算续写《中国上古史》，似乎已有手稿，但没有出版。（注：Cordier，Bibliatheca Sinica，vol.I，column 580.）
柏应理的《中华帝国历史年表》1686年在巴黎以拉丁文出版，1703年于维也纳再版。（注：Cordier，Bibliotheca Sinica，vol.I，column 559；Juhn Lust，Western Books on China Published up to 1850，Bamboo Publishing Ltd，London，1987，p.97.n.394；费赖之：《列传》第317页，第1117页。译为《中国帝王年表》也许更恰当。）此表上起公元前2952年，下至康熙当政的1683年。柏应理没有像卫匡国那样按照各个皇帝划分章节，而是在每一轮干支循环的开始注明相应的西历年份。年表主要取材于《书经》、《史记》、《资治通鉴》、《通鉴纲目》，可能也利用了耶稣会士们经常使用的一些官方史籍，切实而又详尽地叙述了中国朝代史和传说中的史前史。（注：Lach&van Kley，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vol.Ⅲ，Book 4，pp.1683-1684.）在1687年出版的《中国贤哲孔子》一书中也附录柏应理的数份年表，其一为《六十年一循环的公元前中国帝王年表》，其二为《自中国第一个皇帝黄帝以后统治中国的三个朝代的纪年表——此间该国共有86位君王，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2457年》，其三为《六十年一循环的中国帝王年表，从公元1年至当前的1683年》，其中第三份年表1686年在巴黎发行过单行本。（注：Cordier，Bibliotheca Sinica，vol.I，column 559。费赖之《列传》第371页谈到附于《中国贤哲孔子》后的数篇年表1686及1687年刻有单行本，并不准确。）
17世纪后半叶的专题著作中除历史类外，主要以卜弥格的生物和医学类作品为著。他的《中国植物》1656年在维也纳出版，书中列举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的植物20种，奇异动物数种，附图23幅，但刻工粗糙。他在书中还指明，有几种植物是上个世纪自美洲传入后在中国南方栽培。他的《中国药物标本》1682年出版，此书与前一书都是撰写中国的人经常引用或参考的名著。（注：Lach&van Kley，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vol.Ⅲ，Book 4，p.1681。）卜弥格另著《中医脉诀》1686年出版。包括从汉文书籍翻译的脉诊四卷；精通中医的西士所作脉诀汇集；精通中医的西士所辑中医著作拾零；辨舌色苔特征及金木五行论病症。（注：费赖之：《列传》，第279页。）
三、耶稣会士报告的改编本——《中华帝国全志》
杜赫德（Jean Baptists du Halde，1674～1743）1708年加入耶稣会，因编辑《耶稣会士书简集》之故而能掌握极其丰富并经常是第一手的在华耶稣会士关于中国的资料，这成为他编写《中华帝国全志》的基础，他的作品可以说就是对这些书信的汇编。杜赫德可以利用耶稣会士同僚的出版作品和未公开手稿，并通过与传教区的书信往来而澄清疑惑之处，他还曾想过将书稿寄往中国以求审订，碰巧这时在中国生活了32年的龚当信来巴黎并用了一年时间帮他增删改订（注：“The Preface”，in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London，1741。此序言是经过英译者编写的序言，但基本内容与杜赫德原序一致。），这段叙述表明此书是一部精益求精、真实可信的著作。
杜赫德在序言中列出了被他参考过作品的27位耶稣会士名录：卫匡国（Martin Martini）、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柏应理（Philip Couplet）、安文思（Gabriel Maghelaens）、洪若翰（John de Fontaney）、白晋（Joachim Bouvet）、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卫方济（Francis Noel）、李明（Louis le Comte）、刘应（Claudius Visdelou）、雷孝思（John Baptist Regis）、马若瑟（Joseph Henry de Premare）、殷弘绪（Francis-Xavier Dentrecolles）、赫苍璧（Julian Placidus Hervien）、龚当信（Cyr Contancin）、戈维里（Peter de Goville）、夏德修（John Armand Nyel）、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杜德美（Peter Jartoux）、汤尚贤（Vincent de Tartre）、冯秉正（Joseph-Anne-Mary de Mailla）、郭中传（John Alexis Gollet）、彭加德（Claudius Jacquemin）、卜文气（Louis Porquet）、沙守信（Emerickde Chavagnac）、宋君荣（Antony Gaubil）、杨嘉禄（John Baptist Jacques）。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在华耶稣会士中最有名的作家和学者都被杜赫德尽数搜罗，而从这些传教士的活动时间来看，远至刊发论中国著作的先驱卫匡国，近至1723年才到北京的宋君荣和杨嘉禄，这一切似乎也在表现杜赫德著作的详尽程度和权威性。需要注意的是，除了起首4人，其余23位皆为法国人，这与《耶稣会士书简集》中作者的国籍分布是一致的。
《中华帝国全志》1735年在巴黎以4卷对开本首刊，对开页共2500页，仅篇幅就显出是煌煌巨著。此书不仅是耶稣会士报告的分类汇编，也是18世纪上半叶欧洲有关中国知识的总汇，极受大众欢迎，巴黎初版之后，很快风行欧洲，一直到19世纪“都是欧洲关于中国知识的标准著作”。（注：Berger，Will Richard，China-Bild und China-Mode in Europ der Aufkl
rung，Kln/Wien，1990，pp.49-50.）此书内容涉及中国的地理、历史、政治、宗教、经济、民俗、物产、科技、教育、语言、文学，几乎无所不包。第一卷包括综述、政区、西部少数民族、自宁波到北京的路程、自中国到暹罗的陆上行程和分省地理；第二卷包括截止1732年的中国编年史、皇帝的权责与宫廷开销、政府与官制、军事力量、城市控制与街道、贵族世家、土地、工匠技艺、中国人性格、中国人的气质面貌、风尚、住宅、公共建筑、礼仪和各种风俗、监狱和罪犯、自然资源、水运系统、币制、贸易、漆器、瓷器、丝业、语言、中国字的欧洲式拼读法、语法、文房用品和印刷术；第三卷包括考试、宗教、理学、艺术和科学、《今古奇观》的四个短篇、十几首《诗经》的诗、元曲《赵氏孤儿》、反佛道事迹与言论、孔子生平与《四书》、医书概论、《本草》摘译；第四卷包括中国医学、中国人健康长寿、满洲与蒙古地理和历史、张诚的《鞑靼纪行》、雷孝思关于朝鲜地理的观察报告、中国人关于朝鲜的记录、伯林（Beering）船长的西伯利亚之行、西藏地理与历史、经纬度观测点目录、资料目录。
《中华帝国全志》的主要成就在于提供的信息广泛和具体，此书是作为大众读物而非学术专著推出的，它的重要角色是向欧洲普及中国文化。该书成为当时西方人中国形象的一个关键来源，孟德斯鸠、德经、百科全书派、卢梭、伏尔泰、休谟和哥德斯密都属于靠杜赫德的作品获取中国知识的那部分欧洲人（注：Mackerras，Western Images of China，p.35.），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就多次引用杜赫德作品。总之，那些与北京没有通讯关系的读者大众是该书最广大的读者群。对他们来说“杜赫德神父的著作无论如何始终也都是他们有关古今中国知识的一种重要源泉，而且也是他们可以得到这种知识的惟一来源”。（注：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第207页。）
那么大多欧洲人通过杜赫德看到的是怎样的中国呢？杜赫德对中国通篇正面描述，他称赞中国社会和人民的每一方面，他相信中国被很好地治理，中国极其富庶，中国人令人满意，他们温顺和善谦逊，尽管在被激怒时会暴躁，他对中国女子的举止和社会地位也都留下良好印象，甚至对他那个时代中国的法律体系也持肯定态度。而杜赫德显然也明白中国社会有某些缺点，但他即便对中国有所批评，也是以一种捍卫中国的姿态出现，比如他在富庶之外也谈到了贫穷，谈到中国人口众多，有杀婴弃婴现象，但这与中国人的品质无关。他承认中国人所富有的智慧不是一种发明性、探索性、洞察性的智慧，他们也并不因为这种智慧而被引向需要敏锐与洞察的深奥的科学研究，但他立刻说然而我不打算去发掘他们能力的缺陷，因为很显然，如同深奥的科学研究需要深刻的洞察力，他们在其他需要伟大天才的事情上取得了成功。杜赫德经常将中国同欧洲比较，但绝大多数时候是为了表现中国的状况比欧洲强。（注：Mackerras，Western Images of China，p.35.）
这样的中国已经不够真实了，更何况这些启蒙思想家们的兴趣只在从中国寻找能够支持欧洲启蒙运动的内容，他们对中国的认识被现代学者评价为当时欧洲认识中国的类型中最浅薄的一种，他们的认识方式导致对中国文化最大程度的歪曲。（注：Mungello，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Lanham，1999，P.84.）但无论如何，只能通过杜赫德作品来阅读中国的欧洲人毕竟是绝大多数，而这本书又确实被广泛阅读，所以它对于欧洲人一段时期内的中国观有着巨大影响力，它的最大价值体现于欧洲思想史的发展而非汉学史。当有人说它“真正是一部宏伟巨著且无论如何也是汉学史上较重要的里程碑”（注：Mackerras，Western Images of China，p.35.）时，我们也可以从学术性汉学的前奏是中国知识在欧洲的大范围传播这个角度来理解。
自16世纪开始，就会有一些没有到过中国的欧洲人根据已出版或未公布的耶稣会士材料撰写有关中国的作品，或为弥补耶稣会士出版物内容的不完整，或为通过汇编而体现自己对中国的兴趣与认识。他们的作品从内容上看，无法像在华耶稣会士的作品那样具有整体上的一致性，而是分别专注于自己感兴趣的某一方面。但18世纪之前的这一类作品基本上还是比较忠实地进行汇编或转述，可以视为耶稣会士报告的延伸。进入18世纪、尤其是中期，欧洲人对耶稣会士报告的运用就精致复杂得多。这些问题涉及面很广，笔者已另撰文讨论。
从利玛窦到钱德明的耶稣会传教士，实际上通过自己的报告向欧洲记述了一部活生生的明清时期的当代中国史，传教士的这些报告和书信等也就构成了早期西方关于中国历史学的珍贵文献：“当他们在自己的传教区内向中国解释基督教遭致失败之时，却在向西方解释中国方面取得卓越的成功。通过书信、手册、对开本出版物、旅行笔记、译作以及渊博的论文，他们源源不断地向欧洲返回关于中国历史与现状每一方面的信息。”（注：Otto Berkelbach van der Sprenkel，“Western Sources”，in Leslie，Essays on the Sources for Chinese History，p.156.）如果说其关于历史中国的叙述主要得之于同中国儒生接触所获得的书本知识，那么，他们关于中国现状的描述则主要本之于自己的观察和体会，这些叙述“都出自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又有着无法餍足的好奇心之人的个人观察，他们的一切动机都是为了唤起他们国内的同胞和同会会友们对这中央之国的兴趣。”（注：Ibid.）就唤起兴趣而言，耶稣会士们取得极大的成功，但在唤起兴趣之后欧洲对耶稣会和对中国的挑剔态度，却是很多耶稣会士所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