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述略
雷平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4年06期
【原文出处】《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武汉)2004年05期第603～607页
【作者简介】雷平，湖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雷平（1979-），男，湖北松滋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日 期】2003-09-28
[中图分类号]K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04）05-0603-05
清代学术在我国传统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一方面它总结了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成就，是传统学术的集大成者。另一方面，它又是近代学术发展的源头，为近代“新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对清代学术的总结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助于了解传统学术史的优长与缺失，从而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创造有利的条件。
实际上，对清代学术史的总结从乾隆后期就已经开始了。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虽然不是专门论述清代学术史的著作，但是其中《朱陆》、《浙东学术》诸篇等都对当时的学术风气进行了较多的关注，可谓之清代学术史研究的雏形。嘉庆年间的学者江藩著有《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宋学渊源记》，对清学进行了第一次总结。但是，江氏拘泥于“汉学”立场，对清代学术缺乏全面而公正的评判，尤其是“扬汉抑宋”的立场使其论述的深度大打折扣，遭到了当时许多学者的反对。宋学一系的方东树专门写了《汉学商兑》一书驳斥江藩，对汉学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与江氏的著作一样，方东树的书中也有很深的门户之见，不能客观地总结当时的学术成果。另外，阮元主持编撰有《皇清经解》，王先谦编有《续皇清经解》，汇集了清代经学研究成果，是清代经学史研究的重要参考。道光时期的理学家唐鉴著有《国朝学案小识》，从理学的立场上对清代中叶以前的学术进行了总结。
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清朝统治的日益衰朽，同时，也因为西学的大量涌入，总结已有的清代学术成果，进而为启蒙或救亡提供思想基础的问题突出起来。清朝灭亡之后，由于纠缠于“中西”、“古今”等问题的争论，许多学者对包括清代在内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总结和评判。就清代学术而言，大致说来，20世纪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世纪初到1949年以前为第一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为第二阶段；1978年到世纪末为第三阶段。本文将从这三个阶段入手对20世纪的清代学术史研究进行介绍。
关于本文有两点说明：其一，对于1949年以后的研究主要只涉及大陆部分；其二，本文主要评述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的有关成果，但对近几年的相关研究也有所涉及。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论著，不对论文进行专门评述。
一
从世纪初到1949年以前为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的研究又主要有三个典型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20世纪初，主要代表人物是章太炎和刘师培。
章、刘二人都是国粹派的著名代表人物。章太炎先生在1903年春左右完成的《清儒》篇是对清代学术提纲挈领的总结（后收入《訄书》修订本，刊于1904年）。在文中，章太炎写到：“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楛；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他又说：“其（清学）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江永、戴震，综形名，任裁断。”[1]（P147）这就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一是在乾嘉考据学兴起原因上的文字狱高压说；一是以吴、皖中分乾嘉学术的观点。《清儒》在学术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周予同先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要了解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一定要读这篇《清儒》，它是清代学术的概论。”接着他又说：”梁氏论述近三百年学术史，实在是从章太炎《清儒》那里来的。”[2]（P863）由此可见，《清儒》在清代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除《清儒》篇之外，章太炎还有许多关于清代学术史的研究文章，如《学隐》阐发了清廷高压政策对于清代学术发展的影响；《汉学论》纵论清代汉学之失在过于“牵于汉学之名”；《释戴》首开近代尊崇戴震之风气，这些文章也都属于清代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成果。章太炎也因为这些研究成果而在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刘师培对清代学术史的发展也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他的《清儒得失论》、《南北考证学风不同论》、《汉学统系论》、《近世汉学变迁论》等也是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名篇。
刘师培认为应该用“考证”来概括清代学术（《南北考证学风不同论》），而“考证之学发源于顺治、康熙间”，其所以兴起与清廷的政治高压有着复杂的关系（《清儒得失论》）；他还指出“古无汉学之名，汉学之名始于近代”（《近世汉学变迁论》）。这些论断虽非不刊之论，但却触及到清代学术的许多重要问题，如考证学的发端、清代汉学的实质等问题，对于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具有重要意义。可惜的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刘师培的清学史研究长期湮没不彰，没有在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中占有相应的地位。学界仅有极少的人注意到刘师培的清代学术史研究成果（注：对刘师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关注，笔者所见仅有陈奇的《刘师培的汉宋学观》（《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和李孝迁的《刘师培与清代学术史研究》（《东南学术》2001年第1期）。方光华著《刘师培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版）和郑师渠著《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版）均有部分内容涉及刘师培的清代学术史研究。罗志田先生主张将刘师培、章太炎与梁启超、钱穆关于清代学术史研究的成果放在一起考察，以便更好地认识清代学术史的真相，见氏著《探索学术与思想之间的历史》（《四川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客观的说，无论是章太炎，还是刘师培，他们对清代学术的研究都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由于他们没有写成专门的著作，论述过于粗线条，不能将宏观把握与微观探析相结合，因而无法囊括清代学术的发展全景。另外，章、刘二人的这些关于清代学术的研究文章大多写于辛亥革命以前，其出发点有为反满革命服务的一层意义，故对清代学术的评价也有许多主观的意味，如过分强调清廷高压政策对学术发展的影响，没有充分注意到清代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
梁启超在这一时期也撰有《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其中的第八章《近世之学术》是梁启超关于清代学术研究的第一次表述。在梁启超看来，从清初诸大师到乾嘉学派，清代的学术是在走下坡路，因而他对清代学术的总体评价不高。比如，他说：“两百年来学者，记诵日博，而廉耻日丧，戴氏其与有罪矣。”[3]（P122）这与后来梁启超对戴震的评价可谓判若两人。同时，他对刘献廷、吕留良都作了过高的评价，这也说明梁启超在这一时期的学术史研究还不够成熟。但梁启超对清代今文经学发展的源流进行了认真梳理，是比较早的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这与他深受今文经学的影响密切相关。另一位今文经学家皮锡瑞在1907年于湖南思贤书局出版了《经学历史》，其中第十章为《经学复盛时代》，对清代学术进行了较为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则为西汉今文经学[4]（P341）。这一论断对于把握清代学术的全貌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二个时期为20世纪20年代，主要的代表有梁启超和胡适。
由于“五·四”运动的促进，“科学”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话语，相对于此前章太炎等人以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治学目的而言，这一时期的学者主要从学术和文化本身来论述清代学术史。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年学术史》堪称全面研究清代学术的第一次，被后来的学者称为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人门读物。《清代学术概论》全书分为33节，按启蒙期、全盘期、衰落期、蜕变期评述清代学术，认为清代学术是以思想解放为目标，以复古为手段，以科学的精神为准则形成的。在关于清代学术的评价上，梁启超将之比为“文艺复兴”。但是，这部书主要是以“论”为主，考察的重点主要放在乾嘉考据学和晚清今文学上，对清初的学术则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是梁启超关于清代学术史的又一力作。所谓的“近三百年”，指的是从1623年到1923年间的历史梁启超认为，这三百年可以构成学术史的单位。相对于《清代学术概论》而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更注重“史”的叙述，这就说明这部书应该是和《清代学术概论》相得益彰的。因而，在全书的开头，梁启超即明言：“希望诸君预备一部（按：指《清代学术概论》）当参考。“从内容上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把握住“学术思潮”这一中心，主要论述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关系、清初实学思潮及其主要代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等三个方面的问题。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创获颇多，特别是以“学术”作为考察单位，在体例上为后来的学术史著作确立了典范。但梁著涉及范围主要只在清代中叶以前，基本上可以算做一部未竟之作。
1924年系戴震的200周年诞辰，由梁启超、胡适发起“戴东原200年生日纪念会”。为此，在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戴震研究热潮。其中，梁启超撰写的《戴东原哲学》与胡适撰写的《戴东原的哲学》最为著名。梁著和胡著虽然只是论述戴震，但对清代学术，尤其是乾嘉学术也进行了一些探析。梁启超和胡适都认为颜李学派是戴震的学术渊源之一。梁启超主要从“客观的理义和主观意见”、“情欲主义”等六个方面论述了戴震的哲学思想。胡适认为戴震治学不限于考据，而是以“明道”为目的，因而，他着重探讨了戴震以自然主义为基础的天道观和人性论。此外，梁启超撰有《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专门讨论学术风气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胡适撰有《清代学者治学方法》极力表彰清代学者注重证据的“科学”方法，也都是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力作。从总体上说，梁启超、胡适的清代学术研究都是在“科学”的语境中出现的，其著述形式也主要采用白话文。因而，与章太炎、刘师培反抗清朝专制的出发点不一样，梁、胡二人更多的是从应对中西文化交锋的角度上去立论的。梁启超表彰清代学术的“科学性”是为了阐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而胡适称赞清代学者治学方法的科学性则是为了建造其“整理国故”的传统基础。但在具体的研究中，梁启超、胡适二人未将近代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科学方法和清代学者的经验主义相区别开，因而有比附嫌疑。
第三个时期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
在这一时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涉及清代学术研究领域，在当时的报纸和杂志上出现了一些相关文章。比如，《中法大学月刊》1932年11月刊载商鸿逵的《清初的理学界》，《北平晨报艺圃》1936年刊载邢立言的《清代汉学概说》，《暨大文学院集刊》1931年1月刊载陈钟凡的《清代三百年总趋势》，这些都是清代学术史研究的成果。而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是钱穆先生和侯外庐先生。钱宾四先生最早论及清代学术史的著作是出版于30年代初的《国学概论》。在这一部书的第九章《清代考证学》和第十章《最近期之学术思想》中钱先生表达了对清代学术的看法。他认为：“言清代学术者，率盛夸其经学考证，固也。然此在乾嘉以下则然耳。若夫清初诸儒，虽已启考证之渐，其经学中心固不在是，不得以考证限也。”[5]（P246）从这一点出发，钱宾四先生对清代的理学、史学进行了初步探讨。1931年，钱穆先生开始为北京大学学生主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后整理成书。钱著与梁任公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同名，但是在具体的论述上却大相径廷。梁任公主要从清代学术对理学的反动入手进行论述，而钱宾四先生则主要从清学对前朝学术的继承上加以展开。他提出了著名的“不识宋学，则无以识汉学”的论断，并以传统的“学案”为体例，对清代学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钱宾四先生是公认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他在论清代学术史时注重考辨源流，着眼于揭示中国文化发展的真实轨迹，在许多问题上都提出了真知灼见，直到今天依然对我们具有启迪意义。40年代，钱穆先生又著成《清儒学案》一书，但可惜书稿后来不幸落入长江，只剩下《序目》一篇。此外，他还写有关于清代学术史的一些论文，后来都收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八册。侯外庐先生著有《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运用唯物主义史学理论，重点考察了清代的启蒙思想。陈祖武先生将侯氏的书与梁任公、钱宾四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合称为近代清学史研究的三足鼎立，足见其地位之重要[6]。
此外，这一阶段于清代学术史具有重要意义的还有《清儒学案》的编撰。这部煌煌巨著是由徐世昌组织众多的学者花费近10年时间写成的。由于其卷帙过于浩繁，评审不够精当，历来不受学者的关注。陈祖武先生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研读此著，历20年而始得通读，对其优劣得失有一个比较简明的评判，可供参考[7]。
二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为第二阶段，主要的代表人物有侯外庐、张舜徽、杨向奎诸位先生。
侯外庐先生于1956年出版《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这部书是在《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全书紧扣“启蒙”这一特征，分三编对17世纪、18世纪和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启蒙思想进行了细微的考察。侯先生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原理，运用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方法，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如他认定王夫之为自然唯物论者，戴震的哲学不能作为清代哲学的建设去看待，这些说法发前人之所未发，颇值得关注。但侯先生对唯物论的运用有机械化的色彩，如对钱穆论戴震的评价就有失公允。另外，侯著以启蒙思想为主要考察对象，而对不在启蒙之列的学者和著述则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张舜徽先生这一时期在清代学术史上的成果颇多，主要有《顾亭林学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清代扬州学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清人文集别录》（中华书局1963年版）。其中，尤以后两部书影响最大。《清代扬州学记》是关于扬州学派系统的梳理。在这部书中，张先生概括了扬州学派的特点、扬州之学的渊源、扬州之学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张舜徽先生说：“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8]（P2）这一论断已成为清代学术史上的经典之论。张先生既肯定了扬州之学对吴派和皖派学术有所继承，同时又指出扬州之学的独到之处，堪称为扬州学派立派第一人。《清人文集别录》是一部清人文集提要性质的专书，共收集了文集600种，而实际经张先生寓目的书有1100多种，在关于这些著作的评判中，张舜徽先生阐述了对清代学术的看法。张先生考订作者行事，记录书中要旨，并于得失处一一加以辨证，对于后学极有帮助。
杨向奎先生所著《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下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也主要论述清代学术。他认为清初的汉学家最初即具有反理学的传统，故形成了“汉宋”之争；而后来的乾嘉学者则去掉了反理学的内容，因而在思想上没有建树。在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杨向奎先生的一篇文章。1964年，杨先生在《新建设》第7号上发表《谈乾嘉学派》一文（后收入《绎史斋学术文集》）指出：“历来谈乾嘉学派的，总是说这一个学派有所谓吴、皖两派之分。其实，与其按地域划分，还不如从发展上看它前后的不同，倒可以看出他们的实质。”[9]（P153）这一说法打破了乾嘉学派研究中“吴”、“皖”两分的传统研究范式，为我们认识乾嘉学术的实质内涵提供了新的视角。后来，陈祖武先生回应了这一研究成果，从考察戴震与惠栋的学术渊源关系入手论证了乾嘉学派应该是一个历时性的发展过程[10]。
从总体上说，这一阶段的学术史研究主要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比较关注社会物质基础对于学术发展变迁的作用。但是，由于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这一阶段关于清代学术的评价从总体上说比较低，也影响了研究的客观性，制约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比如，罗思鼎等人动辄认为：“如何评价清代考据学也是近现代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11]（P217）这就严重制约了人们对乾嘉考据学研究的客观性。
三
1978年到世纪末为第三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学术研究也随之重新活跃起来。1978年之后，清代学术史研究也进一步向前拓展，取得了许多成果。一些专门的研究刊物，如《清史论丛》、《清史研究通讯》（后改名《清史研究》）纷纷出刊，成为发表清史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老一辈的学者兢兢业业，仍然奋战在学术前沿。杨向奎先生著有《清儒学案新编》（共八卷），侧重于学术思想内容的分析，全书始于孙奇逢，终于康有为，“盖欲起学术思想史及学术思想史料的双重作用。”[12]（P3）谢国桢先生著有《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结合明末清初的的社会发展状况来讨论学术的发展。张舜徽先生著有《清人笔记条辨》（中华书局1986年版）和《清儒学记》（齐鲁书社1991年版）。前者以清人笔记为考察对象，收书百家，分为十卷，依时代顺序编排，重点在于“辨章学术，考论史籍”；后者则对清代的重要学者进行分析，堪称张先生清代学术史研究的总结性著作。
从80年代开始，一批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加入到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中来，为清代学术史的研究贡献了一批颇有质量的学术著作。王俊义著有《清代学术探研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和黄爱平合著有《清代学术与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对清代学术进行了宏观的考察。王茂等著有《清代哲学》，对清代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尤其是书中具有远见卓识地指出了考据学也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这是对梁启超以来关于清学“有考据而无思想”论断的修正。陈祖武先生著有《清初学术思辨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主要论述清初学术现象。全书运用社会史与学术史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指出清初学术界始终没有产生对资本主义的绝对要求，没有和世界进步思想相联系的历史自觉。这一论断虽非定论，但作者考证翔实，持之有故，也可成一家之言。漆永祥著有《乾嘉考据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郭康松著有《代考据学研究》（湖北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黄爱平著有《朴学与清代社会》（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考察乾嘉时期的学术。周积明先生的《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再版）以文化史的眼光审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黄爱平的《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则对《四库全书》的编撰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陈其泰的《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汤志钧的《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1989年版）、朱维铮先生的《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则聚焦晚清学术，纵论其得失。姜广辉的《走出理学——清代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引入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认为清代学术从总体说是一个“走出理学”的时代。罗炳良著《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论述乾嘉时期的史学成就，尚小明著《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探讨幕府与学术发展的关系。另外，冯天瑜先生著有《清文化史散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也有不少地方涉及到清代学术。
这里，笔者想就20世纪末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中出现的两种新动向加以展开。
其一，关于乾嘉经世之学的研究。
在传统的观念中，《四库提要》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梁启超语，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它倡导经世实学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但周积明先生却提出了不同意见。他的《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以文化史的眼光审视成书于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总目》。在书中，他以睿智的眼光离析出《总目》背后蕴涵的经世倾向，并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加以分析，他认为“儒家文化通经致用的千年传统，虽然受各种历史因素的制约”，“但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却始终执著的作用于中国文化的心理结构。“经世实学的真正内涵，诚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言，关键在于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国计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初顾炎武等人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属于经世实学的一个层面，而《总目》着意强调“有裨于实用”的关乎国计民生的学术研究也应属于经世实学，[13]（P45—46）。《总目》对历史上经世学风的褒扬，对农学、水利、医学的关注无不显示了乾嘉学者价值观念中的经世意识。周先生的这一论断突破了将顾炎武等人的经世观看成是唯一模式的固有观点，为我们认识乾嘉时代的社会思潮提供了理论借鉴。郭康松教授在《清代考据学研究》中专辟一节论述乾嘉学者的经世思潮，指出戴震、胡渭、汪中诸人对现实都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他们还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古学研究结合起来[14]。
其二，关于“乾嘉新义理学”的研究。
近年来，台湾学者张寿安、张丽珠女士在余英时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了关于“乾嘉新义理学”的研究。大陆学者也开始接受这种新的思路，并作出积极的回应，较有代表性的要数周积明先生。周先生对“乾嘉新义理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尤为可贵的是他对张寿安、张丽珠女士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概括和提升，其突出贡献有三点：第一，在方法论上，周先生进一步强调了两位张女士所提出的以转换视域为前提来理解“义理”内涵的方法论原则，即不以宋明理学为“义理”的唯一形态，并将这一原则放在十分重要和突出的位置。在对“义理”的理解上，周先生梳理了其涵义演变的历程，勾勒出“合于一定伦理道德的行事规则”——“儒家经义”——“思想、义趣、理念、意旨之总称”这样一条发展线索，从而为认识到乾嘉学者同样具有“义理”思想奠定了基础[15]。第二，周先生对“乾嘉新义理学”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这是两位台湾学者都没有明确探讨的重要问题。所谓“乾嘉新义理学”，“主要是指乾嘉时期居于主流的学术文化思潮，它的主要内容包括：力主达情遂欲，反对存理灭欲；力主理气合一，反对理在气先；注重实证、实验、实测以及行为效应和社会功能，摒弃“言心言性言理的形上之学”[15]。第三，周积明先生结合研究《四库全书总目》的心得指出“乾嘉新义理学”是中国早期启蒙学术在乾嘉时期的表现，“是一个广阔社会背景之下的社会文化思潮的涌动”[16]。在此基础上，他进而对整个乾嘉时期的学术进行重新考察，认为乾嘉时期清儒有一种普遍的学统重建的意向，其侧重点有三：汉学学统的重建、经世实学学统的重建以及礼学学统的重建[17]。漆永祥虽然没有使用“新义理学”这样一个概念，但是他认为乾嘉考据学者所论之义理不同于宋明理学家以心性为主要内容的义理。乾嘉考据学者所讲之义理主要有两层含义，即“自得之义理”和“周孔六经之义理”[18]（P234）。王俊义也注意到了“乾嘉新义理学”的研究，他在文章中高度评价了张寿安“以礼代理”一书的价值[19]。在具体的研究中，他也开始选择个案来研究乾嘉学者的义理倾向闺。
笔者认为，对于乾嘉经世实学和“乾嘉新义理学”的研究显示了学者在清学史研究领域中锐意开拓的求知精神。这种研究视角的转换对于认识清代学术的精神内核具有重要意义。但也要把握两点：第一，要注意区分乾嘉时代的经世思想和乾嘉考据学的经世思想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既不囿于成说，在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得出正确的结论，同时又不至于以偏概全，以点带面。第二，要注意新义理学并不能涵盖整个乾嘉学派，更不能以此来否定前人关于乾嘉学派的研究成果。事实上，新义理学只是乾嘉学派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和其他方面的研究是并行不悖的。
最后，还要说一说港台地区及海外的清学史研究。受条件限制，笔者没能详尽地收集到这方面的资料，兹举几例略加说明。余英时著有《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通过分析戴震与章学诚的思想，详细地阐释了“内在理路”说，认为清代学术是由“遵德性”到“道问学”转变的产物。张寿安著《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代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张丽珠著有《清代义理学新貌》（台湾里仁书局1999年版），比较详尽地论述了“新义理学”。胡楚生著有《清代学术史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93年版），林庆彰著有《清初的群经辨伪学》（台湾文津出版社1990年版），也都是清代学术史的力作。美国学者艾尔曼用社会史的方法研究朴学和常州今文经学，著有《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和《经学、政治和宗教——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两书。前者主要考察江南学者群在朴学形成中的作用，后者则指出常州今文学的兴起与庄存与反对和珅的政治斗争相关。
以上所述即是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的概貌，限于学力，笔者难免挂一漏万，但无论如何这些成果都是我们进一步研究不可绕过的，只有在充分吸收这些成果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不断进步。总体说来，20世纪的清代学术史研究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也有不足之处。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没有一部在论述深度和广度上堪与梁、钱二位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媲美的著作，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陈祖武先生的主持下着手编定《乾嘉学术编年》，现已基本完成；陈祖武先生点校的《清儒学案》也即将出版；同时，许多清人的文集和著述也陆续得以刊布，这些都必将促进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而重修清史工程的启动也将会带来清史研究的大发展，相应的也会推动清代学术史研究向前拓展。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4年06期
【原文出处】《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武汉)2004年05期第603～607页
【作者简介】雷平，湖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雷平（1979-），男，湖北松滋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日 期】2003-09-28
清代学术在我国传统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一方面它总结了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成就，是传统学术的集大成者。另一方面，它又是近代学术发展的源头，为近代“新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对清代学术的总结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助于了解传统学术史的优长与缺失，从而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创造有利的条件。
实际上，对清代学术史的总结从乾隆后期就已经开始了。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虽然不是专门论述清代学术史的著作，但是其中《朱陆》、《浙东学术》诸篇等都对当时的学术风气进行了较多的关注，可谓之清代学术史研究的雏形。嘉庆年间的学者江藩著有《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宋学渊源记》，对清学进行了第一次总结。但是，江氏拘泥于“汉学”立场，对清代学术缺乏全面而公正的评判，尤其是“扬汉抑宋”的立场使其论述的深度大打折扣，遭到了当时许多学者的反对。宋学一系的方东树专门写了《汉学商兑》一书驳斥江藩，对汉学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与江氏的著作一样，方东树的书中也有很深的门户之见，不能客观地总结当时的学术成果。另外，阮元主持编撰有《皇清经解》，王先谦编有《续皇清经解》，汇集了清代经学研究成果，是清代经学史研究的重要参考。道光时期的理学家唐鉴著有《国朝学案小识》，从理学的立场上对清代中叶以前的学术进行了总结。
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清朝统治的日益衰朽，同时，也因为西学的大量涌入，总结已有的清代学术成果，进而为启蒙或救亡提供思想基础的问题突出起来。清朝灭亡之后，由于纠缠于“中西”、“古今”等问题的争论，许多学者对包括清代在内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总结和评判。就清代学术而言，大致说来，20世纪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世纪初到1949年以前为第一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为第二阶段；1978年到世纪末为第三阶段。本文将从这三个阶段入手对20世纪的清代学术史研究进行介绍。
关于本文有两点说明：其一，对于1949年以后的研究主要只涉及大陆部分；其二，本文主要评述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的有关成果，但对近几年的相关研究也有所涉及。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论著，不对论文进行专门评述。
一
从世纪初到1949年以前为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的研究又主要有三个典型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20世纪初，主要代表人物是章太炎和刘师培。
章、刘二人都是国粹派的著名代表人物。章太炎先生在1903年春左右完成的《清儒》篇是对清代学术提纲挈领的总结（后收入《訄书》修订本，刊于1904年）。在文中，章太炎写到：“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楛；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他又说：“其（清学）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江永、戴震，综形名，任裁断。”[1]（P147）这就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一是在乾嘉考据学兴起原因上的文字狱高压说；一是以吴、皖中分乾嘉学术的观点。《清儒》在学术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周予同先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要了解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一定要读这篇《清儒》，它是清代学术的概论。”接着他又说：”梁氏论述近三百年学术史，实在是从章太炎《清儒》那里来的。”[2]（P863）由此可见，《清儒》在清代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除《清儒》篇之外，章太炎还有许多关于清代学术史的研究文章，如《学隐》阐发了清廷高压政策对于清代学术发展的影响；《汉学论》纵论清代汉学之失在过于“牵于汉学之名”；《释戴》首开近代尊崇戴震之风气，这些文章也都属于清代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成果。章太炎也因为这些研究成果而在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刘师培对清代学术史的发展也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他的《清儒得失论》、《南北考证学风不同论》、《汉学统系论》、《近世汉学变迁论》等也是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名篇。
刘师培认为应该用“考证”来概括清代学术（《南北考证学风不同论》），而“考证之学发源于顺治、康熙间”，其所以兴起与清廷的政治高压有着复杂的关系（《清儒得失论》）；他还指出“古无汉学之名，汉学之名始于近代”（《近世汉学变迁论》）。这些论断虽非不刊之论，但却触及到清代学术的许多重要问题，如考证学的发端、清代汉学的实质等问题，对于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具有重要意义。可惜的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刘师培的清学史研究长期湮没不彰，没有在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中占有相应的地位。学界仅有极少的人注意到刘师培的清代学术史研究成果（注：对刘师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关注，笔者所见仅有陈奇的《刘师培的汉宋学观》（《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和李孝迁的《刘师培与清代学术史研究》（《东南学术》2001年第1期）。方光华著《刘师培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版）和郑师渠著《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版）均有部分内容涉及刘师培的清代学术史研究。罗志田先生主张将刘师培、章太炎与梁启超、钱穆关于清代学术史研究的成果放在一起考察，以便更好地认识清代学术史的真相，见氏著《探索学术与思想之间的历史》（《四川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客观的说，无论是章太炎，还是刘师培，他们对清代学术的研究都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由于他们没有写成专门的著作，论述过于粗线条，不能将宏观把握与微观探析相结合，因而无法囊括清代学术的发展全景。另外，章、刘二人的这些关于清代学术的研究文章大多写于辛亥革命以前，其出发点有为反满革命服务的一层意义，故对清代学术的评价也有许多主观的意味，如过分强调清廷高压政策对学术发展的影响，没有充分注意到清代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
梁启超在这一时期也撰有《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其中的第八章《近世之学术》是梁启超关于清代学术研究的第一次表述。在梁启超看来，从清初诸大师到乾嘉学派，清代的学术是在走下坡路，因而他对清代学术的总体评价不高。比如，他说：“两百年来学者，记诵日博，而廉耻日丧，戴氏其与有罪矣。”[3]（P122）这与后来梁启超对戴震的评价可谓判若两人。同时，他对刘献廷、吕留良都作了过高的评价，这也说明梁启超在这一时期的学术史研究还不够成熟。但梁启超对清代今文经学发展的源流进行了认真梳理，是比较早的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这与他深受今文经学的影响密切相关。另一位今文经学家皮锡瑞在1907年于湖南思贤书局出版了《经学历史》，其中第十章为《经学复盛时代》，对清代学术进行了较为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则为西汉今文经学[4]（P341）。这一论断对于把握清代学术的全貌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二个时期为20世纪20年代，主要的代表有梁启超和胡适。
由于“五·四”运动的促进，“科学”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话语，相对于此前章太炎等人以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治学目的而言，这一时期的学者主要从学术和文化本身来论述清代学术史。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年学术史》堪称全面研究清代学术的第一次，被后来的学者称为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人门读物。《清代学术概论》全书分为33节，按启蒙期、全盘期、衰落期、蜕变期评述清代学术，认为清代学术是以思想解放为目标，以复古为手段，以科学的精神为准则形成的。在关于清代学术的评价上，梁启超将之比为“文艺复兴”。但是，这部书主要是以“论”为主，考察的重点主要放在乾嘉考据学和晚清今文学上，对清初的学术则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是梁启超关于清代学术史的又一力作。所谓的“近三百年”，指的是从1623年到1923年间的历史梁启超认为，这三百年可以构成学术史的单位。相对于《清代学术概论》而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更注重“史”的叙述，这就说明这部书应该是和《清代学术概论》相得益彰的。因而，在全书的开头，梁启超即明言：“希望诸君预备一部（按：指《清代学术概论》）当参考。“从内容上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把握住“学术思潮”这一中心，主要论述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关系、清初实学思潮及其主要代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等三个方面的问题。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创获颇多，特别是以“学术”作为考察单位，在体例上为后来的学术史著作确立了典范。但梁著涉及范围主要只在清代中叶以前，基本上可以算做一部未竟之作。
1924年系戴震的200周年诞辰，由梁启超、胡适发起“戴东原200年生日纪念会”。为此，在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戴震研究热潮。其中，梁启超撰写的《戴东原哲学》与胡适撰写的《戴东原的哲学》最为著名。梁著和胡著虽然只是论述戴震，但对清代学术，尤其是乾嘉学术也进行了一些探析。梁启超和胡适都认为颜李学派是戴震的学术渊源之一。梁启超主要从“客观的理义和主观意见”、“情欲主义”等六个方面论述了戴震的哲学思想。胡适认为戴震治学不限于考据，而是以“明道”为目的，因而，他着重探讨了戴震以自然主义为基础的天道观和人性论。此外，梁启超撰有《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专门讨论学术风气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胡适撰有《清代学者治学方法》极力表彰清代学者注重证据的“科学”方法，也都是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力作。从总体上说，梁启超、胡适的清代学术研究都是在“科学”的语境中出现的，其著述形式也主要采用白话文。因而，与章太炎、刘师培反抗清朝专制的出发点不一样，梁、胡二人更多的是从应对中西文化交锋的角度上去立论的。梁启超表彰清代学术的“科学性”是为了阐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而胡适称赞清代学者治学方法的科学性则是为了建造其“整理国故”的传统基础。但在具体的研究中，梁启超、胡适二人未将近代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科学方法和清代学者的经验主义相区别开，因而有比附嫌疑。
第三个时期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
在这一时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涉及清代学术研究领域，在当时的报纸和杂志上出现了一些相关文章。比如，《中法大学月刊》1932年11月刊载商鸿逵的《清初的理学界》，《北平晨报艺圃》1936年刊载邢立言的《清代汉学概说》，《暨大文学院集刊》1931年1月刊载陈钟凡的《清代三百年总趋势》，这些都是清代学术史研究的成果。而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是钱穆先生和侯外庐先生。钱宾四先生最早论及清代学术史的著作是出版于30年代初的《国学概论》。在这一部书的第九章《清代考证学》和第十章《最近期之学术思想》中钱先生表达了对清代学术的看法。他认为：“言清代学术者，率盛夸其经学考证，固也。然此在乾嘉以下则然耳。若夫清初诸儒，虽已启考证之渐，其经学中心固不在是，不得以考证限也。”[5]（P246）从这一点出发，钱宾四先生对清代的理学、史学进行了初步探讨。1931年，钱穆先生开始为北京大学学生主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后整理成书。钱著与梁任公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同名，但是在具体的论述上却大相径廷。梁任公主要从清代学术对理学的反动入手进行论述，而钱宾四先生则主要从清学对前朝学术的继承上加以展开。他提出了著名的“不识宋学，则无以识汉学”的论断，并以传统的“学案”为体例，对清代学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钱宾四先生是公认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他在论清代学术史时注重考辨源流，着眼于揭示中国文化发展的真实轨迹，在许多问题上都提出了真知灼见，直到今天依然对我们具有启迪意义。40年代，钱穆先生又著成《清儒学案》一书，但可惜书稿后来不幸落入长江，只剩下《序目》一篇。此外，他还写有关于清代学术史的一些论文，后来都收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八册。侯外庐先生著有《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运用唯物主义史学理论，重点考察了清代的启蒙思想。陈祖武先生将侯氏的书与梁任公、钱宾四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合称为近代清学史研究的三足鼎立，足见其地位之重要[6]。
此外，这一阶段于清代学术史具有重要意义的还有《清儒学案》的编撰。这部煌煌巨著是由徐世昌组织众多的学者花费近10年时间写成的。由于其卷帙过于浩繁，评审不够精当，历来不受学者的关注。陈祖武先生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研读此著，历20年而始得通读，对其优劣得失有一个比较简明的评判，可供参考[7]。
二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为第二阶段，主要的代表人物有侯外庐、张舜徽、杨向奎诸位先生。
侯外庐先生于1956年出版《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这部书是在《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全书紧扣“启蒙”这一特征，分三编对17世纪、18世纪和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启蒙思想进行了细微的考察。侯先生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原理，运用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方法，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如他认定王夫之为自然唯物论者，戴震的哲学不能作为清代哲学的建设去看待，这些说法发前人之所未发，颇值得关注。但侯先生对唯物论的运用有机械化的色彩，如对钱穆论戴震的评价就有失公允。另外，侯著以启蒙思想为主要考察对象，而对不在启蒙之列的学者和著述则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张舜徽先生这一时期在清代学术史上的成果颇多，主要有《顾亭林学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清代扬州学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清人文集别录》（中华书局1963年版）。其中，尤以后两部书影响最大。《清代扬州学记》是关于扬州学派系统的梳理。在这部书中，张先生概括了扬州学派的特点、扬州之学的渊源、扬州之学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张舜徽先生说：“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8]（P2）这一论断已成为清代学术史上的经典之论。张先生既肯定了扬州之学对吴派和皖派学术有所继承，同时又指出扬州之学的独到之处，堪称为扬州学派立派第一人。《清人文集别录》是一部清人文集提要性质的专书，共收集了文集600种，而实际经张先生寓目的书有1100多种，在关于这些著作的评判中，张舜徽先生阐述了对清代学术的看法。张先生考订作者行事，记录书中要旨，并于得失处一一加以辨证，对于后学极有帮助。
杨向奎先生所著《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下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也主要论述清代学术。他认为清初的汉学家最初即具有反理学的传统，故形成了“汉宋”之争；而后来的乾嘉学者则去掉了反理学的内容，因而在思想上没有建树。在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杨向奎先生的一篇文章。1964年，杨先生在《新建设》第7号上发表《谈乾嘉学派》一文（后收入《绎史斋学术文集》）指出：“历来谈乾嘉学派的，总是说这一个学派有所谓吴、皖两派之分。其实，与其按地域划分，还不如从发展上看它前后的不同，倒可以看出他们的实质。”[9]（P153）这一说法打破了乾嘉学派研究中“吴”、“皖”两分的传统研究范式，为我们认识乾嘉学术的实质内涵提供了新的视角。后来，陈祖武先生回应了这一研究成果，从考察戴震与惠栋的学术渊源关系入手论证了乾嘉学派应该是一个历时性的发展过程[10]。
从总体上说，这一阶段的学术史研究主要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比较关注社会物质基础对于学术发展变迁的作用。但是，由于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这一阶段关于清代学术的评价从总体上说比较低，也影响了研究的客观性，制约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比如，罗思鼎等人动辄认为：“如何评价清代考据学也是近现代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11]（P217）这就严重制约了人们对乾嘉考据学研究的客观性。
三
1978年到世纪末为第三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学术研究也随之重新活跃起来。1978年之后，清代学术史研究也进一步向前拓展，取得了许多成果。一些专门的研究刊物，如《清史论丛》、《清史研究通讯》（后改名《清史研究》）纷纷出刊，成为发表清史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老一辈的学者兢兢业业，仍然奋战在学术前沿。杨向奎先生著有《清儒学案新编》（共八卷），侧重于学术思想内容的分析，全书始于孙奇逢，终于康有为，“盖欲起学术思想史及学术思想史料的双重作用。”[12]（P3）谢国桢先生著有《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结合明末清初的的社会发展状况来讨论学术的发展。张舜徽先生著有《清人笔记条辨》（中华书局1986年版）和《清儒学记》（齐鲁书社1991年版）。前者以清人笔记为考察对象，收书百家，分为十卷，依时代顺序编排，重点在于“辨章学术，考论史籍”；后者则对清代的重要学者进行分析，堪称张先生清代学术史研究的总结性著作。
从80年代开始，一批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加入到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中来，为清代学术史的研究贡献了一批颇有质量的学术著作。王俊义著有《清代学术探研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和黄爱平合著有《清代学术与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对清代学术进行了宏观的考察。王茂等著有《清代哲学》，对清代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尤其是书中具有远见卓识地指出了考据学也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这是对梁启超以来关于清学“有考据而无思想”论断的修正。陈祖武先生著有《清初学术思辨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主要论述清初学术现象。全书运用社会史与学术史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指出清初学术界始终没有产生对资本主义的绝对要求，没有和世界进步思想相联系的历史自觉。这一论断虽非定论，但作者考证翔实，持之有故，也可成一家之言。漆永祥著有《乾嘉考据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郭康松著有《代考据学研究》（湖北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黄爱平著有《朴学与清代社会》（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考察乾嘉时期的学术。周积明先生的《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再版）以文化史的眼光审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黄爱平的《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则对《四库全书》的编撰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陈其泰的《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汤志钧的《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1989年版）、朱维铮先生的《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则聚焦晚清学术，纵论其得失。姜广辉的《走出理学——清代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引入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认为清代学术从总体说是一个“走出理学”的时代。罗炳良著《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论述乾嘉时期的史学成就，尚小明著《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探讨幕府与学术发展的关系。另外，冯天瑜先生著有《清文化史散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也有不少地方涉及到清代学术。
这里，笔者想就20世纪末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中出现的两种新动向加以展开。
其一，关于乾嘉经世之学的研究。
在传统的观念中，《四库提要》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梁启超语，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它倡导经世实学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但周积明先生却提出了不同意见。他的《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以文化史的眼光审视成书于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总目》。在书中，他以睿智的眼光离析出《总目》背后蕴涵的经世倾向，并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加以分析，他认为“儒家文化通经致用的千年传统，虽然受各种历史因素的制约”，“但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却始终执著的作用于中国文化的心理结构。“经世实学的真正内涵，诚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言，关键在于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国计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初顾炎武等人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属于经世实学的一个层面，而《总目》着意强调“有裨于实用”的关乎国计民生的学术研究也应属于经世实学，[13]（P45—46）。《总目》对历史上经世学风的褒扬，对农学、水利、医学的关注无不显示了乾嘉学者价值观念中的经世意识。周先生的这一论断突破了将顾炎武等人的经世观看成是唯一模式的固有观点，为我们认识乾嘉时代的社会思潮提供了理论借鉴。郭康松教授在《清代考据学研究》中专辟一节论述乾嘉学者的经世思潮，指出戴震、胡渭、汪中诸人对现实都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他们还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古学研究结合起来[14]。
其二，关于“乾嘉新义理学”的研究。
近年来，台湾学者张寿安、张丽珠女士在余英时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了关于“乾嘉新义理学”的研究。大陆学者也开始接受这种新的思路，并作出积极的回应，较有代表性的要数周积明先生。周先生对“乾嘉新义理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尤为可贵的是他对张寿安、张丽珠女士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概括和提升，其突出贡献有三点：第一，在方法论上，周先生进一步强调了两位张女士所提出的以转换视域为前提来理解“义理”内涵的方法论原则，即不以宋明理学为“义理”的唯一形态，并将这一原则放在十分重要和突出的位置。在对“义理”的理解上，周先生梳理了其涵义演变的历程，勾勒出“合于一定伦理道德的行事规则”——“儒家经义”——“思想、义趣、理念、意旨之总称”这样一条发展线索，从而为认识到乾嘉学者同样具有“义理”思想奠定了基础[15]。第二，周先生对“乾嘉新义理学”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这是两位台湾学者都没有明确探讨的重要问题。所谓“乾嘉新义理学”，“主要是指乾嘉时期居于主流的学术文化思潮，它的主要内容包括：力主达情遂欲，反对存理灭欲；力主理气合一，反对理在气先；注重实证、实验、实测以及行为效应和社会功能，摒弃“言心言性言理的形上之学”[15]。第三，周积明先生结合研究《四库全书总目》的心得指出“乾嘉新义理学”是中国早期启蒙学术在乾嘉时期的表现，“是一个广阔社会背景之下的社会文化思潮的涌动”[16]。在此基础上，他进而对整个乾嘉时期的学术进行重新考察，认为乾嘉时期清儒有一种普遍的学统重建的意向，其侧重点有三：汉学学统的重建、经世实学学统的重建以及礼学学统的重建[17]。漆永祥虽然没有使用“新义理学”这样一个概念，但是他认为乾嘉考据学者所论之义理不同于宋明理学家以心性为主要内容的义理。乾嘉考据学者所讲之义理主要有两层含义，即“自得之义理”和“周孔六经之义理”[18]（P234）。王俊义也注意到了“乾嘉新义理学”的研究，他在文章中高度评价了张寿安“以礼代理”一书的价值[19]。在具体的研究中，他也开始选择个案来研究乾嘉学者的义理倾向闺。
笔者认为，对于乾嘉经世实学和“乾嘉新义理学”的研究显示了学者在清学史研究领域中锐意开拓的求知精神。这种研究视角的转换对于认识清代学术的精神内核具有重要意义。但也要把握两点：第一，要注意区分乾嘉时代的经世思想和乾嘉考据学的经世思想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既不囿于成说，在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得出正确的结论，同时又不至于以偏概全，以点带面。第二，要注意新义理学并不能涵盖整个乾嘉学派，更不能以此来否定前人关于乾嘉学派的研究成果。事实上，新义理学只是乾嘉学派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和其他方面的研究是并行不悖的。
最后，还要说一说港台地区及海外的清学史研究。受条件限制，笔者没能详尽地收集到这方面的资料，兹举几例略加说明。余英时著有《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通过分析戴震与章学诚的思想，详细地阐释了“内在理路”说，认为清代学术是由“遵德性”到“道问学”转变的产物。张寿安著《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代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张丽珠著有《清代义理学新貌》（台湾里仁书局1999年版），比较详尽地论述了“新义理学”。胡楚生著有《清代学术史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93年版），林庆彰著有《清初的群经辨伪学》（台湾文津出版社1990年版），也都是清代学术史的力作。美国学者艾尔曼用社会史的方法研究朴学和常州今文经学，著有《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和《经学、政治和宗教——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两书。前者主要考察江南学者群在朴学形成中的作用，后者则指出常州今文学的兴起与庄存与反对和珅的政治斗争相关。
以上所述即是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的概貌，限于学力，笔者难免挂一漏万，但无论如何这些成果都是我们进一步研究不可绕过的，只有在充分吸收这些成果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不断进步。总体说来，20世纪的清代学术史研究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也有不足之处。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没有一部在论述深度和广度上堪与梁、钱二位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媲美的著作，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陈祖武先生的主持下着手编定《乾嘉学术编年》，现已基本完成；陈祖武先生点校的《清儒学案》也即将出版；同时，许多清人的文集和著述也陆续得以刊布，这些都必将促进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而重修清史工程的启动也将会带来清史研究的大发展，相应的也会推动清代学术史研究向前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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