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富章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4年05期
【原文出处】《文史》(京)2004年02期第245～255页

    《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在纂修《四库全书》过程中，在规模空前的图书文献整理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目录学专著。在四部（经、史、子、集）、四十四类、六十五子目构成的框架内，包含着一万多种图书提要。“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四十三[四]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於子目之末，或於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凡例》）。总序、小序、案语、提要，脉络融通，浑然一体，发挥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总体效应，代表了我国传统目录学的最高成就，是纂修《四库全书》过程中学术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为历来四库学者所关注、探讨的重点课题之一。《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2期发表王重民教授《论〈四库全书总目〉》长篇论文，从纂修背景、纂修进程、著录原则、思想内容到日后的影响，作了系统的、深刻的阐述。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例如《四库全书总目》与《四库提要》的关系问题，特别是“浙本翻刻殿本”误说，为众多四库学者所沿用，制约着《总目》整理研究的深入发展，不可不正本清源，详细辨明。
    　　　　一、乾隆时期，《总目》传本先后有：七阁写本、两种稿本以及浙江刻本、武英殿刻本，各本卷端率题“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并无题作“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者。《四库全书总目》与《四库提要》关连至密，但是不能视为同书异名或异名同实
    《总目》撰著完成於乾隆时期，乾隆朝的传本，我看到过七种：1.文津阁写本（藏北京图书馆）；2.文溯阁写本（藏天津图书馆）；3.文澜阁写本（藏浙江图书馆）；4.乾隆四十七至五十三年间修订稿本（藏上海图书馆）；5.乾隆五十七年后修订稿本（藏北京图书馆）；6.乾隆六十年十月浙江刻本；7.乾隆六十年十一月武英殿刻本。七种版本，卷端（以及每卷）皆题“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没有例外。惟浙本增一扉页，题“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同治七年（1868）广东书局重刊浙本，扉页删除“提要”二字，以示更正（注：阮《跋》有“《提要》一书”云云，浙本当是受其影响所致，或为后印者所增附。）。19世纪的《总目》刊印本，我亦见过七种：1.日本文化二年（1805）刊本；2.文化十一年（1814）刊本；3.同治七年（1868）广东书局刊本；4.光绪十四年（1888）上海潄六山庄石印本；5.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点石斋石印本；6.光绪二十年（1894）福建刊本；7.光绪二十五年（1899）广雅书局刊本。这七种刊本，卷端（以及每卷）皆题“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亦无例外；扉页以及封面签题，或“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或“官板四库全书总目”，只有福建一种扉页题“钦定四库全书提要”。20世纪的《总目》印本，我见过十种：1.宣统二年（1910）存古斋石印本；2.民国十五年（1926）上海东方图书馆重印存古斋本；3.民国十五年（1926）上海大东书局石印本；4.民国二十年（1931）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5.1971年台北商务印书馆重印本；6.1965年中华书局缩小影印浙本；7.1983年台北商务印书馆缩小影印殿本；8.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小影印殿本；9.1997年1月中华书局排印殿本（整理本）；10.1999年5月海南出版社排印浙本（整理本）。这十种传本，除第4、5两种排印本之外，卷端皆题“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或“四库全书总目”；扉页、封面签题，或“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1种），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2、3、4、5、10种），或“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第7、8、9种），或“四库全书总目”（第6种），加“提要”二字者略占优势，集中出现在20世纪前期的二十余年间。在《总目》二百多年传播史上，形成过二十几种版本。其卷端书名，除个别排印本之外，皆题“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或“四库全书总目”，根据名从其朔暨书名以卷端所载为准之著录条例，我们不得不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名排除在外，至多在卡片或书本目录之附注项下加小字注“扉页题××”而已。
    王重民先生《论〈四库全书总目〉》自注释题云：
    《四库全书总目》是原来的书题，但依当时的习惯和后世的通称，都称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初一日的上谕，只称“系以《提要》，辑成《总目》”，是由於还没有定出正式名称。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上谕，直称“现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可见当时的拟名是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因为刊行本的书题仅作《四库全书总目》，所以本文内一般都用这个名称；有必要时亦加“提要”二字，或简称《四库提要》。这些名称虽说稍有不同，都是代表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意义。（注：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2期，辑入《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第251—252页。）
    我理解王先生自注的基本精神是：《四库全书总目》与《四库提要》是同书异名，起码也是异名同实。这一见解，跟事实不相符合。世人熟知《四库全书总目》内包含有一万余种图书的《提要》，往往由此而忽略《总目》之外许多种图书《提要》的存在。例如：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一年间辑印《武英殿聚珍版书》一百二十六种（刻印本四种，木活字排印一百二十二种，后来续增十二种，总计一百三十八种），每种图书卷前载有《提要》一篇；乾隆三十八年五月至四十三年岁末选辑《四库全书荟要》四百六十三种，每种图书卷前亦载《提要》一篇；乾隆四十七年缮写完成文渊阁《四库全书》三千五百十二种（此据《续宫史》所载《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目录》统计，殿本《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三千四百四十八种，浙本《总目》著录三千四百六十一种，广雅书局刊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著录三千四百七十种），除个别数种外，每种图书卷前皆载有《提要》一篇；乾隆四十八年后陆续完成的文源、文津、文溯、文宗、文汇、文澜等六阁《四库全书》亦都载有《提要》；还有别集传世的邵晋涵、翁方纲、姚鼐、戴震、周永年、任大椿等纂修官的《四库提要》分纂稿等等。独立於《总目》之外存在的这许多《提要》传本，相互之间差异甚大。如《四库全书荟要》所载《提要》四百六十三篇，跟文渊阁《四库全书》所载比较，不同者二百八十篇，微有不同者四十六篇，合计三百二十六篇，达十分之七以上。
    尤为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提要》稿全部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修改定稿之前形成的，它们跟《总目》内提要的差异更大。仍以《四库全书荟要》为例，“笔者曾一一持之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比对，发现同一种书而《提要》完全不同的达二七一种之多。其他固然差别不大，但文字内容也都略有出入”（注：吴哲夫先生《影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的学术价值》，《出版界》1986年1月特刊。）。文渊阁《四库全书》诸书提要，以及文澜、文溯、文津阁库书提要，就我所能比对的部分而言，跟《总目》本提要几乎无一篇是完全相同的。诸多差异，可归纳为二：《总目》之外的《四库提要》，撰作誊录年代较早，不少讹误阙失被后来的《总目》定稿本所修改补正；另一方面，正由於撰作誊录年代较早，遭受查办禁书的影响较小，因此保存原作精神较多，具备特殊文献价值。这两方面，都不可偏废。所以，我认为《四库提要》与《四库全书总目》不能混为一谈，因为事实并非如此；同时，研讨各本《四库提要》，亦不能置《总目》本提要於不顾，因为割断学术发展阶段之固有联系，无益於四库学之发展。如前所述，文渊阁库书提要誊录於《总目》修改定稿之前，讹误阙失较多，但20世纪80年代的《四库全书》影印者是不能改动的，这是规矩。中华书局1964年版《四库全书总目》同样是影印本，也不能改动原文，事实上也没有“勘误”，各篇《提要》文字是乾隆年间以纪昀为代表的纂修官们改定确认的，他们修改的《总目》誊录多部，颁发各阁，与《四库全书》并存，乾隆六十年浙江据文澜阁本翻刻，稍迟一点，又有最后修定之武英殿刊本问世。中华书局1964年版即缩小影印乾隆六十年的浙江刻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中亦有武英殿刊本《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卷首四卷。阅读文渊阁库书提要，同时参看《总目》，则可免遭“贻误”也。这类事例证明，《四库提要》与《四库全书总目》确实不是一回事，两者既有区别，又互相联系，否认它们的区别，或者割断它们的联系，都是不可取的。四库学者有责任作出准确的说明，示读者以门径，避免陷入误区，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
    王重民先生说：“《四库全书总目》是原来的书题，但依当时的习惯和后世的通称，都称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说：“当时的拟名是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这些说法，同样的跟事实不符。考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上谕：“应俟移取各省购书全到时，即令承办各员，将书中要指括，总叙崖略，粘开卷副页右方，用便观览。”（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6页。据乾隆六十年浙江刻《四库全书总目》卷首所载“圣谕”校改。）此即后来称之为“提要”者。又，同年五月一日上谕：“朕几余懋学，典册时披，念当文治修明之会，而古今载籍未能搜罗大备，其何以裨艺林而光册府？爰命四方大吏，加意采访，汇上於朝。……合之大内所储，朝绅所献，计不下万余种。自昔图书之富，於斯为盛。特诏词臣，详为勘核，厘其应刊、应抄、应存者，系以《提要》，辑成《总目》，依经、史、子、集部分类众，命为《四库全书》，简皇子、大臣为总裁以董之。”（注：《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08页。）所谓“系以提要”，即在万余种图书之开卷副页右方，各粘贴《提要》一篇；所谓“辑成《总目》”，则是将万余种图书提要抄出，会辑而成刘向《别录》式的《总目》一部。又，同年五月十七日上谕：“前经降旨博访遗编，汇为《四库全书》……所有进到各书，并交总裁等，同《永乐大典》内现有各种详加核勘，分别刊钞。择其中罕见之书，有益於世道人心者，寿之梨枣，以广流传；余则选派誊录，汇缮成编，陈之册府；其中有俚浅讹谬者，止存书名；汇为《总目》，以彰右文之盛，此采择《四库全书》本指也。”（注：《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16—117页。）又，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上谕：“四库全书处进呈《总目》，於经、史、子、集内，分晰应刻、应抄及应存书目三项。各条下俱经撰有《提要》，将一书原委，撮举大凡，并详著书人世次爵里，可以一览了然。较之《崇文总目》，搜罗既广，体例加详，自应如此办理。……至现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卷帙甚繁，将来抄刻成书，繙阅已颇为不易，自应於《提要》之外，另刊《简明书目》一编，只载某书若干卷，注某朝某人撰，则篇目不繁而检查较易。俾学者由《书目》而寻《提要》，由《提要》而得全书，嘉与海内之士，考镜源流，用昭我朝文治之盛。著四库全书处总裁等遵照，悉心妥办，并著通谕知之。”（注：《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28—229页。）在纂修《四库全书》之初，就想到需要撰集一部目录学专著以考镜源流，此书定名曰《总目》，即《四库全书总目》，乾隆三次“降旨”，说得明明白白。至于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上谕中“现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二句，王先生断作“现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其实，“多至万余种”的，不是《总目》，而是《提要》，《总目》中的《提要》。当然，乾隆帝所下御旨中，有时把“总目”与“提要”剥离，有时又以“提要”代指“总目”，偶尔亦连称作“总目提要”。以纪昀为首的专家们并没有把这些全当成“圣旨”遵照执行，而是在每卷开端仍旧大写“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并且在《凡例》中申明：“今于所列诸书，各撰为《提要》，分之则散弁诸编，合之则共为《总目》。”《总目》好似一座大厦，《提要》乃建筑材料也。倒是20世纪的研究者，面对实实在在的《总目》原创版本，连个书名也不敢相信；凡是皇帝说过的，不管前后有多么矛盾，都坚信不移，奉为指南，以规范、匡正历史上形成的原始文献，削足适履，怎能行呢？
    我国目录学之传统，以能叙学术源流者为正宗。目录本名“录”。刘向主持校理国家藏书，“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注：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97年，第437页。）。“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注：阮孝绪《七录·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据《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本缩叶影印《广弘明集》，第112页。）。刘向自名为录（如“臣所校《战国策》书录”、“所校中《孙卿》书录”、“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臣向所校《列子》书录”等，“书”字当属上读，犹言某书之录也（注：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中华书局，1963年，第17页。）），实兼包篇目、指意二者言之。刘向奉诏校书，编校之始，本以篇目为主（当年古书多篇卷单行，各本多寡不一），故举目言之，偶尔或谓之“目录”。“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序洪烈”（注：班固《汉书·叙传》，第1076页。）。是“目录”之本义与“录”相同，亦兼包篇目（目）、指意（叙）二者言之。“吾国从来之目录学，其意义皆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由与藏书之簿籍、自名赏鉴、图书馆之编目仅便检查异者也”（注：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第11页。）。进入20世纪，我国各地相继开始由藏书楼向图书馆转变，图书馆事业蓬勃兴起，作为检索工具的目录（卡片目录、书本目录）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应该得到肯定和不断发展的事业。我国传统目录学之基本精神，叙述学术源流之要义，则在不经意间流失。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目录仅仅是记书名、著者而已，乃至於出版《四库全书总目》的人需要在封面或扉页大写“提要”两字来彰显其份量，以收广告宣传之功。所幸20世纪60年代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浙本、80年代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殿本，皆反璞归真，轨复本初矣。
    　　　　二、乾隆六十年十月，浙江布政使谢启昆等刊竣《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卷首一卷，底本是文澜阁所藏的写本一百二十五册，是为《总目》第一刻。所谓“浙本翻刻殿本”之说，纯属向壁虚造
    浙江刊本《总目》卷尾有阮元《恭纪》云：
    四库卷帙繁多，嗜古者未及遍览，而《提要》一书，实备载时地姓名及作书大旨，承学之士，抄录尤勤，毫楮丛集，求者不给。乾隆五十九年，浙江署布政使司臣谢启昆、署按察使司臣秦瀛、都转盐运使司臣阿林保等，请於巡抚兼署盐政臣吉庆，恭发文澜阁藏本，校刊以惠士人。贡生沈青、生员沈凤楼等，咸愿输资，鸠工蒇事，以广流传。六十年工竣。学政臣阮元本奉命直文渊阁事，又籍隶扬州，扬州大观堂所建阁曰文汇，在镇江金山者曰文宗，每见江淮人士，瞻阅二阁，感恩被教，忻幸难名。兹复奉命视学两浙，得仰瞻文澜阁於杭州之西湖，而是书适刊成。士林传播，家有一编，由此得以津逮全书，广所未见，文治涵濡，欢腾海宇，宁有既欤！臣是以敬述东南学人欢忭感激微忱，识於简末，以仰颂皇上教育之恩於万一云尔。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浙江学政臣阮元恭纪。（注：阮元《揅经室二集》卷八《浙江刻四库全书提要跋》同。）
    阮元这篇《恭纪》的信息量实在是大。他告诉我们，浙刻的底本是“文澜阁藏本”，浙刻的功绩是结束了“毫楮丛集，求者不给”的传抄阶段，而步入“士林传播，家有一编”的刊印时期。他还告诉我们浙刻完成的具体时间。考阮元於乾隆五十六年五月端午日奉旨补授詹事府詹事，又奉旨补文渊阁直阁事（文渊阁四库书初成，置官，朱文公首直阁，皇十一子亲刻石印赠公。至是，公以印付先生）。乾隆五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奉旨放山东学政，乾隆六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奉旨调任浙江学政，九月二十八日奉旨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十月初三日交印启程，十一月初一日至杭州，初六日接印（注：详参张鉴《雷塘庵主弟子记》卷一，清道光间刻本。）。阮元於十一月一日到杭州，《总目》“适刊成”，我们可据以把浙本刊版完成的时间定格在乾隆六十年十月，比武英殿刊本要早一个月，称之为《总目》第一刻，当之无愧。
    浙江刻本的底本，阮元所谓“文澜阁藏本”，是何种版本呢？答曰：文澜阁《四库全书》中的写本《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一百二十五册，析为四部，分置《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其绢面颜色亦因库书而异（经绿、史红、子蓝、集灰）。这些都明明白白记录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杭州承办盐商吴恒聚等造《文澜阁四库全书书目清册》之中，同时载录的还有《钦定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册，亦分隶库书经、史、子、集四部；《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八册，置全书之首。三书皆写本。《清册》中没有武英殿刊本或武英殿聚珍本之记载。数十年之后，咸丰末同治初（1861—1864），太平军攻占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散失过半，《总目》分置四部之首，损失尤重，仅存二十七卷，光绪年间由丁丙补抄完整。原写本为绢面包背装，封面签题：“钦定四库全书经部总目卷×”；“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总目卷×”；“钦定四库全书子部总目卷×”；“钦定四库全书集部总目卷×”，扉页贴黄：“详校官内阁中书臣吕光复”；每册首钤“古稀天子之宝”（白文），册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底页署“总校官编修臣彭元珫、检讨臣徐鉴、校对生员臣胡纪勋”；每半叶八行，行二十一字，红格双边，太史连纸，白口，单鱼尾（尾上写“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尾下写卷次、页码）。我在浙江图书馆工作期间，曾取原写本跟浙刻本对校，一一吻合。甚至写本中的讹误文字，刻本亦照原式不改（注：详参拙作《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辨》，《文史》第35辑，中华书局，1992年6月。）。文澜阁写本《总目》颁发入藏在乾隆五十四年前后，六年之后，谢启昆发此本而寿诸梨枣，再晚些时日，殿本《总目》才“刊竣刷印装潢”，卷内“琰”字挖改作“琰”、“琬琰”挖改作“琬炎”，说明殿本《总目》出笼的确切时间已经是嘉庆初年（1796年以后），王重民先生说“1795年浙江士绅出资在杭州翻刻了殿本《四库全书总目》”（注：王重民《跋影印本〈四库全书总目〉》，载《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1984年第1期。），则系不可能之事。
    　　　　三、乾隆六十年十一月，武英殿刊竣刷印装潢《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卷首四卷，刊刻之底本是颁发文澜阁写本之后，纪昀等人继续修订完成的稿本，是为《总目》第二刻。所谓“武英殿聚珍排印本”，并不存在
    武英殿刻印《四库全书总目》一书，始于何年何月，原本无标识可寻。考乾隆四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内阁奉上谕：“前经降旨，令将《四库全书总目》及各书提要，编刊颁行。”（注：《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537页。）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六日内阁奉上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现已办竣呈览，颇为详核，所有总纂官纪昀、陆锡熊著交部从优议叙，其协勘查校各员，俱著照例议叙。”（注：《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292页。）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臣永瑢等谨奏，为《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告成，并改定《总目》，编次《考证》均经完竣，恭摺奏明事。……《总目提要》及《考证》全部，臣等均拟缮写正本，於文渊阁中间东西御案上次第陈设。此系全书纲领，未便仍分四色装潢，应请用黄绢面页，以符中央土色，俾卷轴森严，益昭美备。其文源、文津、文溯三阁，俟书成后照此办理。至《总目提要》及《简明目录》二书，均系仰禀圣裁，折衷考订，兼综百氏，苞括群书，洵足嘉惠艺林，应请交武英殿刊刻颁行，垂示万世”（注：《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602—1603页。）。乾隆四十八年三月十八日军机大臣奏：“臣等遵旨将《四库全书总目》从前於何时进呈及曾否於文渊阁陈设之处，交查四库馆。兹据覆称：《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及《简明目录》二十卷，於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进呈，发下另缮正本四分，於现在缮录。因有各馆未成之书，尚须续纂提要，依类归入，是以未经陈设，现在上紧催办。”（注：《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714页。）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原户部尚书、办理四库全书副总裁曹文埴谨奏：“为刊刻《四库全书总目》竣工，敬谨刷印装潢，恭呈御览事。窃臣於乾隆五十一年奏请刊刻《四库全书总目》，仰蒙俞允，并缮写式样，呈览在案。续因纪昀等奉旨查办四阁之书，其中《提要》有须更改之处，是以停工未刻。今经纪昀将底本校勘完竣，随加紧刊刻毕工。谨刷印装潢陈设书二十部，备赏书八十部，每部计十六函，共一千六百函，恭呈御览。其版片八千二百七十八块，现交武英殿收贮。再，纪昀曾知会臣於书刊成之日，刷印四部，分贮四阁，兹一并印就，请饬交武英殿总裁照式装潢，送四阁分贮。查是书便於繙阅，欲得之人自多，亦应听武英殿总裁照向办官书之例，集工刷印，发交京城各书坊领售，俾得家有其书，以副我皇上嘉惠艺林之至意。伏祈睿鉴。谨奏。”朱批：“知道了。”（注：《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374—2375页。）
    上述文献档案告诉我们：《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乾隆四十六年二月编撰完稿，四十七年七月修改定稿，拟缮写正本四分，於文渊、文源、文津、文溯四阁陈设，并“请交武英殿刊刻颁行”。因有各馆未成之书，尚须续纂提要，依类归入，所以拖到乾隆五十一年曹文埴才奏请开始刊刻，并缮写式样。这时候又有新情况发生，查办禁书活动进入新阶段，且深入到《钦定四库全书》内部。最典型的例子是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军机大臣报告：“查李清所撰《诸史同异录》内悖妄之处，臣等现传续办三分书提调，详加询问。并查取文渊阁所贮此书及其余二分书，并原书底本，详悉核对，再行拟写将总裁、总纂、校对等分别议处治罪谕旨进呈。”十八日，乾隆帝下令：“将文溯、文津阁藏贮李清所撰《诸史同异录》一书，掣出销毁。”十九日，内阁奉上谕：“四库全书处进呈续缮三分书，李清所撰《诸史同异录》书内，称我朝世祖章皇帝与明崇祯四事相同，妄诞不经，阅之殊堪骇异。李清系明季职官，当明社沦亡，不能捐躯殉节，在本朝食毛践土，已阅多年，乃敢妄逞臆说，任意比拟。设其人尚在，必当立正刑诛，用彰宪典。今其身既幸逃显戮，其所著书籍悖妄之处，自应搜查销毁，以杜邪说而正人心。乃从前查办遗书时，该省及办理四库全书之皇子、大臣等未经掣毁，今续三分《全书》，犹复一例缮录，方经朕摘览而得，甚属非是。因检阅文渊、文源两阁所贮书内已删去此条，查系从前覆校官编修许烺初阅时签出拟删，是以未经缮入。但此等悖妄之书，一无可采，既据覆校官签出拟删，该总纂、总校等即应详加查阅，奏明销毁。何以仅从删节，仍留其底本？其承办续三分书之侍读恭泰、编修吴裕德，虽系提调兼司总校，但率任书手误写，均难辞咎。所有办《四库全书》之皇子、大臣，及总纂纪昀、孙士毅、陆锡熊，总校陆费墀、恭泰、吴裕德，从前覆校许烺，俱著交部分别严加议处。至议叙举人之监生朱文鼎，系专司校对之人，岂竟无目者，乃并未校出，其咎更重。朱文鼎本因校书特赐举人，著即斥革，以示惩儆。所有四阁陈设之本及续办三分书内，俱著掣出销毁，其《总目》提要，亦著一体查删。”（注：《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990、1991、1992页。）深文周内，声色俱厉，十九名责任者暨连带责任者（包括和珅、刘墉）被追究，严惩不贷。此例一开，岂止是一部《诸史同异录》，李清的全部著作（《南北史合注》、《南唐书合订》、《历代不知姓名录》）迅速入围；周亮工、吴其贞、潘柽章等等，也一个又一个被揪了出来。由此引发了对《四库全书》的全面清查，并发展为全社会清查禁书的第二次高潮，或全毁（整部毁书铲版）或抽毁违碍篇章字句，并且株连到一批又一批的推许、引用、载录者。禁毁图书运动的累累硕果，几乎无一不牵动着《总目》（包括存目）的同步修改，所以曾因李清案而遭受降级处罚的曹文埴唯恐触犯忌讳，聪明地选择了“停工未刻”。直到乾隆末年，弘历气数已尽，纪昀才得以“校勘完竣”，武英殿刻书处“随加紧刊刻毕工”。曹文埴的奏摺告诉我们：殿本《总目》从乾隆五十一年付刊，至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刊竣刷印装潢（陶湘编《故宫殿本书目》著录为乾隆五十四年刻本不确），共有版片八千二百七十八块，交武英殿收贮（绝对不是如傅以礼说的“聚珍版”）；当时共刷印一百零四部，二十部陈设，八十部备赏，余四部送文渊、文源、文津、文溯四阁分贮。曹文埴的奏摺写得明白，《文澜阁四库全书书目清册》中没有殿本《总目》，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而王重民先生说“乾隆五十八年冬或五十九年春殿本《四库全书总目》才送到了杭州文澜阁，浙江地方大吏和浙江士绅就在五十九年开始了校正翻印的工作”（注：王重民《跋影印本〈四库全书总目〉》。），则是“想当然”耳。
    《四库全书总目》从基本完稿到武英殿刊刻完工，花了近十五年工夫。如上所述，这期间《总目》一直处於修订、调整状态。学术上的纠谬补阙，改不胜改，自不待言；政治上的查办禁书，愈演愈烈，《总目》都必须做出连锁反应。甚至《总目》写定本已经颁发文澜阁之后，修订工作仍在进行。北京图书馆藏有修订稿本六十三卷，行间多修改笔迹，如：卷四六《辽史》提要，底本中“石刻今尚在古尔板苏巴尔汉”一句被勾去，於其旁改添为“石刻今尚在兴中故城（今名古尔板苏巴尔汉，译言三塔也）”。卷一六五《四明文献集》提要“盖捃拾残剩，非其真矣”，改“真”为“旧”；《晞发集》提要“而节概亦卓然可观”，改“可观”为“可传”等等。底本跟文澜阁写本相同，修订部分则跟后出之武英殿刊本相同。此修订稿实系武英殿刊《总目》之稿本的一部分。殿本与文澜阁写本（浙本）比较，四方面不同：1.封面签题不同。殿本大题“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独立为一书；文澜阁写本大题“钦定四库全书”，双行小字注：×部总目卷×，显然是分置四部之首，惟卷次连贯，相对独立，翻刻浙本始集中在一起。2.殿本卷首析为四卷，浙本为一卷，而内容比殿本反而多出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圣谕》一通。3.各部、类诸书提要排列顺序，殿本与库书序列大致相合，浙本则多有颠倒。4.殿本后出，较文澜阁写本修改甚多，个别字、词、句的磨勘，卷数的修改，在四百处以上，而大的改动，整段改写，亦有多处，如卷五五《周忠湣奏疏》提要，浙本“明末积习，好以哗讦取名，其奏议大抵客气浮词，无裨实用。起元诸疏，尚多有关国计民生，非虚矜气节者比，其人其言，足垂不朽，今录其《奏疏二卷》”一段，殿本改写为：“当魏忠贤肆虐之日，国事日非，几几乎毒焰熏天，狂澜泪地，无耻者从风而靡，代为搏噬，无论矣；即皦然自好者亦洁身去之而已。起元独与杨、左诸人奋起而婴其锋，虽率至白骨衔冤，黄泉茹痛，而士大夫尚赖此数十君子知世间有廉耻事，亦不可谓非中流之砥柱也。其人足重，斯其言可传，岂明末台谏连篇累牍、徒以哗讦取名者所可同日语哉！录而存之，以表彰忠义之气也。”文字大增，言词激昂，是深入体会弘历“殷鉴不远，尤当引为炯戒”旨意的作品，也可能与当时惩治钱谦益等贰臣的政治需要有关。
    武英殿刊本《四库全书总目》，跟《武英殿聚珍版书》并无关连，它是刊印单行的。一百多年以后，福建省和广雅书局相继翻刻《武英殿聚珍版书》，并翻刻殿本《总目》增入其中。广雅刊本卷末附刻傅以礼跋称：“是编於乾隆四十七年告成，由武英殿排印通行，即此聚珍版也。”这话不可信，当时摆在傅以礼面前的底本，丰顺丁氏所藏的，就是武英殿原刊本《总目》也。
    19世纪末，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傅以礼撰写《校刊殿本〈总目〉跋》，他原以为文澜阁藏的是殿本，浙本与殿本“亦应无不吻合”，及觉察其差异，“或此有而彼遗，或彼存而此阙，而卷数之多寡，字句之详略，更无论已”，这些都难以用浙本校对不精来解释，於是“荟萃紬绎，胪叙异同，为校勘记”，而不强作解人。可是从此以后，洪业《〈四库全书总目引得〉序》（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排印本，1931年），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出版，商务印书馆发行，1937年），王重民《论〈四库全书总目〉》、《跋影印本〈四库全书总目〉》（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1981年第1期），中华书局影印浙本《出版说明》（1964年12月），昌彼得《影印〈四库全书〉的意义》（《故宫季刊》17卷2期，1982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殿本《弁言》（1983年），华立《四库全书纵横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长沙市中山图书公司《四库全书》研究所之《整理说明》（中华书局排印殿本整理本，1997年1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编委会”之《整理说明》（海南出版社排印浙本整理本，1999年5月）等，皆主“浙本翻刻殿本”说，证据呢？一是把嘉庆初年始颁发北四阁的殿本《总目》（南三阁无），说成“大概乾隆五十八年冬或五十九年春殿本《四库全书总目》才送到杭州文澜阁”（注：王重民《跋影印本〈四库全书总目〉》。）；二是将阮跋“恭发文澜阁藏本，校刊以惠士人”，修改为“文澜阁藏的殿本”（注：王重民《论〈四库全书总目〉》。）。如果说王重民教授使用“大概”二字还留有余地的话，承继者不问证据，言之凿凿，则近乎荒唐了。这样的误导，对正确解释浙本、殿本的差异，进而研究《总目》撰著、修订的全过程，特别是版本校勘，造成的障碍之大是不言而喻的。有鉴於此，笔者在十年前曾作《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辨》（《文史》第35辑），详列二十二种传本，辨析版本源流，无奈“浙本翻刻殿本”误说依然流行，且愈演愈烈，今复辩论如上。“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