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2003年明史研究综述
张金奎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4年04期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动态》(京)2004年05期第2～10页
【作者简介】张金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本年度的明史研究由于非典型肺炎的影响，论文数量相对减少，第十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等一批学术会议被迫取消或延迟，不过佳作并不少。现就目之所及，概要介绍，以资备览。
一、学术著作
本年度的学术著作数量大抵与上年度持平，涉及领域比较宽。张显清、林金树主编的《明代政治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柏桦《明代州县政治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艳红《明代充军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政治史领域有较大突破，填补了相关空白。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学林出版社）、谢贵安《明实录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分别在学术史和史学史领域做出新的贡献。滕新才《且寄道心与明月：明代人物风俗考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社会文化史方面的新尝试。〔美〕邓恩著，余三乐、石蓉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上海古籍出版社）促进了中外学术交流。在古籍标点整理方面，《张璁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皇明制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以及国家图书馆善本部金石组编辑的《明清石刻文献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等先后问世。
二、政治史
重要制度。陈时龙《论明初大都督府之创设——兼论朱元璋以诸子节制北部军事思想之萌芽》（《军事历史研究》1期）分析了以往为人们所忽视的朱元璋创设大都督府的表面原因，即扶植朱文正，在自身之外设置另一道朱姓藩篱。田澍《嘉靖前期监察制度改革述论》（《兰州大学学报》4期）分析了嘉靖前期科道互纠、更定“宪纲”等约束言官的政策。唐克军《略论明代的马政》（《史林》3期）指出明代马政经历了由明初害民误官到后来取消，官民双方都获得自由的过程。柏桦《明代州县区划及其沿革》（《史学月刊》1期）探讨了州县疆界的设定标准、州县等级划分、设置原因与程序及政治效应等问题。黄忠怀《明代县以下区划的层级结构及其功能》（《史学月刊》1期）指出，南方、北方基层区划的差异主要基于人口数量、密度的不同，并就其性质和功能作了初步探讨。〔加拿大〕卜正民撰，孙竟昊译《明清时期的国家图书检查与图书贸易》（《史林》3期）指出明代印刷业、图书业已经可以影响政治，但由官僚查禁图书的做法效率低下，作用不大。
政策分析。晁中辰《论建文新政》（《史学集刊》2期）探讨了建文改革的各项举措及其得失；其《明初政策的消极倾向》（《东岳论丛》4期）一文分析了明初重农抑商、催折士人、海禁等政策的负面影响；他在《“仁宣之治”还是“永宣之治”》（《山东大学学报》2期）一文中指出由于朱棣靠篡夺登位，其功绩被后人抹煞，明初盛世应从永乐开始，“仁宣之治”只是余绪。黄松筠《明清在东北治边政策之比较》（《社会科学战线》2期）分析了东北在两朝政府眼中不同的战略地位及明朝固守传统的羁縻治边政策的恶果。陈戍国《论明代外交与相关礼制（续）》（《湖南大学学报》1期）论述了明代重视德治、讲究大国礼节的外交特点。龚小峰《论明代的赈粥》（《东南大学学报》4期）探讨了明代荒政中的重要一环——粥场的对象、方式、粮食来源、管理等问题及其运行状况与败坏的原因。
重大事件。李珂《试论明初“郭恒案”背后的政治深意》（《历史档案》2期）指出郭恒案与胡蓝之狱不同，它兼具排除异己、整顿吏治、掌控完善赋税体系、在经济领域加强集权等多重功效。陈超《明代“大礼议”前后的内阁体势变化》（《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期）分析了嘉靖前期内阁从事实上的行政系统核心到权力弱化，受控于皇权却尴尬地凌驾于行政系统之上的变化过程及其影响。何宗美《张居正改革对晚明党争及文人结社的影响》（《社会科学辑刊》4期）分析了张居正改革对官僚体制的负面影响。
军事与法律。王日根《明代东南海防中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探讨了明代海防由盛转衰及明末官民协防、招安海盗、重振海防的过程。彭勇《论明代州县军户制度》（《中州学刊》1期）以嘉靖《商城县志》为例，分析了州县军户的户籍管理、来源与卫所分布、与卫所军户的关系等问题。王景泽《明末的“辽人”与“辽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分析了“辽人”的组成以及祖大寿之“关宁辽军”由后金南下时明朝的抗敌主力逐渐归降变为清军南下主力的过程。陈学霖《朱元璋惩贪“剥皮实草”酷刑重研》（《明史论丛》第二辑，王春瑜主编，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论丛》）通过对《太祖皇帝钦录》、《纪事录》、《建文朝野汇编》等稀见史料的研究，指出明代确实存在“剥皮实草”酷刑和皮场庙，且此酷刑不仅存在于明初。王毅《明代中后期法律文化的逆现代性》（同上）指出明代法律存在法外法横行、缺少公正性目的和程序正义、胥吏害民、司法腐败制度化等弊端，对整个社会走出中世纪没有任何帮助。
南明。刘中平《史可法“定策”失误论》（《历史教学》6期）分析了史可法在拥立潞王还是福王继承皇位问题上的失误及其灾难性后果。李建军《明末农民起义军与云南沐氏家族关系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5期）探讨了起义军余部进入云南后与沐氏地方政权由对抗到联合抗清的变化过程。
其他。吴琦、唐洁《寿龄与政治：明代阁臣寿龄及其影响因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4期）探讨了阁臣高寿现象的成因及影响。郭培贵《论明中后期铨选的“独重进士”》（《河南师范大学学报》5期）指出官僚供求关系的变化和进士的优势是其独尊的原因。杨寄林《试论明清进士前三名遴选中的异常现象》（《内蒙古大学学报》5期）分析了与凭文而取、兼及形貌原则不相符的13种异常现象，指出这是封建传统意识驱动下向正反两极倾斜与回归的表现，是皇权至上的产物，并带有周期性嬗变的规律。郭福祥《藏贤与明武宗时期伶官干政局面的形成》（《东南文化》5期）考证了藏贤的家世、受宠的外部条件以及其特殊身份所带来的两重性格。雷炳炎《明代中期罪宗庶人管理问题初探》（《船山学刊》1期）、《明代中期罪宗庶人归类论析》（《湖南社会科学》2期）二文分别探讨了获罪宗室的安置、管理、获罪原因等问题。
三、经济史
生产发展。陈冬生《明代运河南北地区农耕生产技术发展述论》（《东岳论丛》2期）介绍了南北方在耕作制度、作物栽培、生产经营方面的发展及区别。姚兆宗《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农业开发的技术路径与生态效应》（《中国农史》4期）分析了移民、水利建设、落后生产技术的采用对生态的破坏。
财政金融。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期）依据427件徽州土地契约文书指出，明代白银货币化发源于民间，成、弘以后得到官方认可。它启动了晚明社会的变迁，是向近代转型的重要标志。高寿仙《明代京通二仓述略》（《中国史研究》1期）探讨了京通二仓的管理制度、漕粮使用方向及储粮额的变化与后果。
经济制度。尹玲玲《明代的渔政制度及其变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期）以机构设置沿革为例，探讨了河泊所的设置以及公署规制，官员的配置、职任、待遇、人选、素质等问题。孙晋浩《明代解盐行销区域之变迁》（《晋阳学刊》4期）分析了明代前松后紧的行盐政策及食盐生产过剩的幕后原因。卞利《明代户籍法的调整与农村社会的稳定》（《江海学刊》“纪念创刊45周年专号”）就户等划分，户帖制，黄册制度，逃、流民籍等问题作了探讨。张仁玺、冯昌琳《明代土贡考略》（《学术论坛》3期）对土贡政策的原则、贡品种类、运送保管等问题作了初步探讨。纪慧娟、宗韵《明代驿递夫役佥派方式之变化》（《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期）分析了夫役随田粮佥派到纳银代役的变化过程及其原因与影响。
对外贸易。杨国桢《十七世纪海峡两岸贸易的大商人——商人Hambuan文书试探》（《中国史研究》2期）根据Hambuan的十封信函研究了他在两岸贸易及中荷交涉中的作用，指出Hambuan并非林亨万，进而提出不能抹煞自由商人存在的史实。樊树志《“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复旦学报》1期）研讨了晚明在经济全球化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张乃和《15—17世纪中英海外贸易商人主体权利之比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研讨了中英海外贸易商人的兴起原因、社会成分、法律地位、组织方式等方面的同异及影响。李蕾《十七世纪中前期台湾地区对外贸易网络的展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期）利用荷兰文献，勾勒出台湾地区贸易网络的形态及建构过程。和洪勇《明前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朝贡贸易》（《云南社会科学》1期）探讨了朝贡的条件准备、措施、鼎盛表现及其意义。
人口、商业、城市。丁柏峰《明代移民入滇与中国西南边疆的巩固》（《青海社会科学》1期）分析了移民入滇的途径、数量及影响。孙强《论明代的居间信用》（《史学集刊》3期）分析了明代牙行居间的以财产保证和人情关系为基础自发形成的交易代理性质及其运行状况。吴奈夫《明代苏州的城市建设及其管理》（《扬州大学学报》4期）对苏州的城市管理做了初步探讨。
经济思想及其他。黄彩霞《林中的响箭——评明代中叶陆楫的经济思想》（《安徽史学》3期）分析了陆楫类似百年后英国人孟迪维尔的消费观及解决宗室禄米压力的方案。宁生《浅析明代浙东水旱灾害》（《论丛》）一文分析了浙东兼有人为因素的灾害的特点、治灾经验及其对当地人文的影响。
四、社会史、思想文化史
基层社会管理。卞利《论明中叶至清前期乡里基层组织的变迁——兼评所谓“第三领域”问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期）分析了保甲＋乡约的基层组织产生原因及在明清两代的变化，认为由民间独立调解不受政府控制的“第三领域”不可能存在。常建华《明代徽州的宗族乡约化》（《中国史研究》3期）对徽州宗族以乡约化为特征的组织化发展历程、作用及其历史背景做了分析；其《明代徽州宗祠的特点》（《南开学报》5期）一文指出宗祠建设以嘉靖十五年祭祖令为契机，带有明显的地域性因素及统宗合族的目的。王日根《论明清乡约属性与职能的变迁》（《厦门大学学报》2期）研讨了乡约的源流、明代重新倡导的过程及其职能在清代的迁移。
社会群体。汤锦台《闽南海商势力的扩张与台湾早期汉人社会的形成》（《论丛》）分析了葡萄牙人、荷兰人东来与中国本土海商之间的互动对台湾的影响，认为台湾早期汉人社会是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下中西互动的产物。冯贤亮《明清江南的富民阶层及其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期）探讨了政府对富民的控制与利用及其财富的聚散、贡献与作用等问题。陈时龙《晚明书院结群现象研究——东林书院网络的构成、宗旨与形成》（《安徽史学》5期）探讨了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吴中书院网络及其克服无善无恶论的宗旨与讲会联结方式。刘晓东《“地位相悖”与“身份悬浮”——生存状态视角下的明代士人社会地位刍议》（《社会科学战线》2期）指出以科举和入仕为依托的士人地位有很大的悬浮性，阻碍了士人的生存与独立发展。彭勇《明代士夫追求润笔现象试析》（《史林》2期）对商品经济发展推动的明代中后期普遍化的润笔现象及其文化商品化的性质作了分析。吴琦、赵秀丽《佛儒互补：明清易代之际岭南士人的行为特征》（《中南民族大学学报》3期）探讨了岭南士人出家或殉道背后的佛儒互补、基督教与儒教共同作用的思想根源。张德建《明代山人群体的生成演变及其文化意义》（《中国文化研究》夏之卷）探讨了山人名号、生成原因及流变，指出明代山人已经由“自适”演变为“闲适”，是一彻底世俗化的依附性群体，消解了晚明的思想解放。
社会生活。陈江《明代江南俗语所见之社会情态》（《史林》1期）探讨了俗语反映出的明代江南人在人际关系、价值观念、人生追求、处世为人、两性婚姻等方面的变化。常建华《明代墓祠祭祖述论》（《天津师范大学学报》4期）指出，嘉万间盛行于南方的墓祠祭祖与宗祠普遍化、宗族组织化同步，具有组织族人的作用并被士人认可。赵轶峰《晚明北方下层民众价值观与商业社会的发展》（《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期）分析了儒家伦理观念和下层民众的伦理价值观念体系与近代意义上的商业行为之间的不同关系以及韦伯主义在分析中国社会历史问题上的失误。胡中生《明清徽州的人口买卖与婚配》（《安徽史学》2期）探讨了徽州人口买卖、婚配的状况、背景，认为这是生存压力及性别比例失调的反映，体现了下层社会两性结合的灵活性。赵克生、于海涌《明代淫祠之禁》（《社会科学辑刊》3期）指出政府禁毁淫祠的原因在于其异端色彩冲击了正统统治，但其具有的特定功能使之屡禁而不止。柏桦《从收继婚风俗看明代的律例》（《北京行政学院学报》3期）分析了比较普遍的同辈收继婚非法存在的原因及法律上的不足。李真瑜《明中后期北京的戏剧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4期）分析了京城戏曲领域从南戏、北戏共存到南戏上升北戏消退的变化过程。滕新才《明代中后期饮食文化探赜》（《论丛》）探讨了明中后期的饮食方式、心态、器具以及保健等问题，认为这是商品经济作用下消费意识更新的体现。
教育与学术史。陈宝良《明代学校生员的别称与种类》（《中州学刊》2期）对生员的别称与种类做了细致考辨，认为这是其社会地位变化的真实反映；其《明代地方学校生员考试制度考述》（《北京行政学院学报》3期）一文对生员考试制度及其运行情况做了综合考辨与梳理。唐克军《明代政府与监生》（《学术月刊》6期）分析了明代国子监从兴盛到壅滞无用的过程，指出其败坏的内在原因在于不能持续满足人们的需要。王铁钧《明代的倭患与中国的日本学研究》（《华侨大学学报》1期）探讨了倭患与日本学研究兴起的互动关系。郭德君、潘畅和《中日阳明学不同社会文化功能之探源》（《人文杂志》6期）分析了阳明学本身维护封建统治和反体制性的矛盾以及中日阳明学产生和传播的不同文化背景、关注点与功用。陈奇《明朝前期吴与弼的兼采朱陆之学》（《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期）分析了吴与弼兼采朱陆之学的学术特点及其对后世王学的影响。陶清《明末哲学论战及其理论意义》（《学术界》3期）研讨了王门后学之间的论战对明末清初哲学思想演变以及实学思潮的影响。黄卓越《前七子乐府诗制作与明中期的民间化运动》（《中国文化研究》秋之卷）分析了前七子模拟乐府诗背后的丰富社会需求及其对民间化运动的积极反应。鱼宏亮《晚明政治危机与〈明夷待访录〉的写作动因》（《清史研究》4期）指出黄宗羲是站在明朝立场上总结得失，反思晚明政治的。林拓《明清时期福建文化地域格局的演变》（《中国史研究》4期）认为明清福建文化地域格局是行政空间体系和经济空间结构双重作用的产物。
学术思想。葛荣晋《明清实学与中国资本主义》（《人文杂志》1期）指出作为中国儒学的最高发展形态，实学蕴含着与传统不同的价值观取向，既为资本主义萌芽开路又奠定了接受西方挑战的思想基础。周晓光《明代中后期心学在徽州的传播和影响》（《安徽史学》5期）探讨了以湛若水、王守仁心学思想为中心的新安理学的两大阵营及其丰富性与复杂性。程念祺《阳明四句教法与正心功夫》（《史林》4期）解释了四句教法的内涵及王阳明对王畿、钱宽思想之异同的态度。史降云《王阳明的学习思想》（《晋阳学刊》1期）探讨了王阳明以“致良知”为目的，“诗、书、礼”为核心内容，“知行统一”为原则的学术思想体系。蒋明宏《张居正学术思想考论》（《学术月刊》4期）探讨了张居正学术思想的渊源、特点及学术分期。陶清《性学：晚明思潮演衍的一个纽结——兼论刘宗周性学思想的理论得失》（《江淮论坛》2期）、李光福《李贽与中国的自由传统》（《南开学报》2期）、朱义禄《论明清之际启蒙学者对“家天下”的批判》（《同济大学学报》2期）分别对刘宗周的性学思想、李贽极具现代精神的自由观以及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启蒙思想做了分析。孟广林《李贽“人文主义”人性论评析——兼与西欧人文主义思想比较》（《河南大学学报》5期）指出李贽只是反叛传统却找不到出路的异端思想家，其思想并不含有人文主义内涵。朱端强《徐霞客与鸡足山——关于此题的明清史背景片想》（《云南民族大学学报》6期）探讨了晚明实学思潮对云南的影响及晚明士风等问题。
宗教。吴强华《晚明士大夫与“天学”传播》（《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期）探讨了士大夫从视天学为济世良方而热情传播到易代之后热情减退的过程；其《从利玛窦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看中西文化交流》（《学术月刊》5期）探讨了利玛窦的“天学”理论及其影响。万俊人《为何基督教更容易进入中国文化——从利玛窦传教中国的进入方式看宗教与道德的文化亲缘性》（《东方文化》4期）指出基督教的宗教伦理化与儒教美德宗教化之间的相容性是利玛窦传教局部成功的原因。陈登《明末王门后学与天主教的传播》（《湖南大学学报》2期）指出王学的自由解放精神为天主教传播提供了良好氛围和思想基础，但也因此忽视了天主教对终极价值的信仰。程利英《试论元明之际西域、甘肃伊斯兰教的发展》（《青海民族研究》3期）分析了蒙古人改信伊斯兰教及明朝官方的态度对该教东传的重要影响。喻松青《〈八牛宝赞〉探研》（《论丛》）探讨了明末黄天道经卷《普明古佛遗留八牛宝赞》的基本内容、编撰时间及教义宣扬反叛明朝这一重大改变的背景。
民间信仰。赵世瑜《一般的思想及其背后：庙会中的行善积功——以明清京师泰山信仰的碑刻资料为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期）探讨了为不同阶层以不同形式加以实践的泰山信仰的动机和目的，指出其成因在于对社会道德危机的普遍认同。
五、中外关系史
郑和研究。随着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的临近，相关研究成果日渐增多。英国业余历史学家加文·孟席斯撰，姚继德译《〈1421年：中国发现了世界〉写作缘起及郑和环球航海新证据》（《回族研究》2期）介绍了孟席斯“郑和舰队首次完成环球航行、郑和是环球航行的第一伟人”的新观点及主要论据。林贻典《再论美洲由郑和船队发现的见解》（《郑和研究》专刊）一文附和孟席斯，认为郑和船队发现了美洲、澳洲。金国平、吴志良《郑和下西洋葡萄牙史料之分析》（《史学理论研究》2期）则对孟席斯书中所引用的史料进行了系统剖析，指出其存在错误，澄清了部分史实。李庆新《再议郑和下西洋：以两次从广东启航为中心》（《广东社会科学》2期）指出下西洋作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手段，拓展了外交空间，客观上促进了与外界的交流，有利于沿海居民外迁侨居，开拓生存空间。林振草《郑和下西洋反思》（《贵州大学学报》1期）分析了郑和下西洋寻求天下共主、贸采琛异的目的、手段及其带来的恶果。万明《关于郑和研究的再思考》（《中国史研究动态》7期）着重强调了郑和研究破除欧洲中心论框架的重要性，并对东西方两种不同的航海模式做了扼要的对比分析。徐凌《郑和迷题和李约瑟难题的比较及其启迪》（《海交史研究》1期）探讨了郑和迷题、李约瑟难题产生原因的同异、联系、历史启示及其研究的深远意义。徐作生《郑和舟师履菲新证——古苏禄国本头公英文墓铭考释》（同上）考证了郑和下西洋滞留菲律宾的军士白本头的生平。戴念祖《“针迷舵失”试探——中国14至15世纪初航海的地磁影响》（同上）分析了元明两代地磁偏角对航海的影响。
中日、中朝关系。南炳文《“朱成功献日本书”的送达者非桂梧、如昔和尚说》（《史学集刊》2期）指出《华夷变态》一书中所载郑成功1658年致德川幕府的信由于出版时误印，造成后人对送信人的误解；其《南明政权对日通好求助政策的形成过程》（《南开学报》2期）一文分析了南明政权由初期沿用前朝的断交政策到后来逐渐转化为通好、求助的变化过程及其原因。张辉《“铁岭立卫”与辛隅朝出师攻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指出明朝设立铁岭卫意在确认以鸭绿江为中朝分界线，辛隅攻辽是长期扩张倾向的产物。王致《朝鲜太宗与明朝争夺建州女真所有权述论》（《延边大学学报》3期）描述了朝鲜阻挠猛哥帖木儿归附明朝、打击毛怜卫把儿逊的史实及其背后原因。王剑《论明代中前期使臣的走私贸易》（《吉林大学学报》5期）探讨了走私贸易这一中朝间经济往来的特殊形式。宋慧娟《1627—1636年间后金（清）与朝鲜关系演变新探》（《东疆学刊》2期）研讨了后金（清）与朝鲜从兄弟之盟的半附属关系到宗藩礼成的演变过程。
中西关系。徐晓望《论17世纪荷兰殖民者与福建商人关于台湾海峡控制权的争夺》（《福建论坛》2期）根据荷兰档案材料，探讨了荷兰殖民者侵略台湾的目的在于垄断中国商品出口，阻断中国与东南亚的联系以及双方长期争夺的过程、结果。石元蒙《中西文明的最初碰撞——葡萄牙人入居澳门与明政府对策》（《甘肃社会科学》1期）探讨了葡萄牙人对华策略的演变及明朝政府的应对措施。林中泽《利玛窦与庞迪我关系辨析》（《史学月刊》1期）认为两人思想观念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利玛窦人文主义的工作方式与庞迪我奉行中世纪的传教方式之间；其《利玛窦在孝嗣关系问题上的“是孔非孟”策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期）一文则探讨了利玛窦在传教过程中忽视实际情况，片面呼应政治上排挤孟子的形势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谢贵安《西器东传与前近代中国社会》（《学术月刊》8期）探讨了传入中国的西方器具的类型和传入途径及其对中国社会生活、思想的影响与作用。吕凌峰、石万里《明末中西历法争论中回回历的推算精度——以六次日月食预报记录为例》（《回族研究》4期）指出回回历并不比大统历精确，其测算结果更接近原编制地点——南京的食况。
六、民族史
西北民族。杨林坤《明代哈密察合台后王统治世系考》（《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期）对塔木儿、奄克孛刺的统治地位及明朝弃卫后哈密的统治阶层做了初步探讨。彭勇《明代“达官”在内地卫所的分布及其社会生活》（《内蒙古社会科学》1期）探究了广泛分布的达官的任职和生活情况，认为这促进了民族融合、社会稳定与发展。张文德《入附明朝的撒马儿罕回回》（《西北民族研究》3期）分析了明朝的安置政策及这些人在政府中的作用。
西南民族。邓前程《元末明初藏区地方豪势变局与明王朝治藏》（《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期）分析了元末明初西藏萨迦教派衰微、帕竹势力上升，各派都无力统一全藏的不平衡发展状况及其对明朝治藏政策的影响；其《传承与现实之间：对明初治藏方略出炉之由的诠释》（《社会科学战线》2期）一文指出，明初治藏政策是客观形势与中原汉族政权不断加深对藏区实况了解的产物，成功承袭了前代对西藏的主权，且代价很小，维护了藏区的稳定。伍新福《明代湘黔边“苗疆”堡哨“边墙”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期）考证了“苗疆”堡哨的沿革兴废及其正反两方面的作用。
东北民族。张士尊《奴儿干都司职能分析》（《辽宁大学学报》5期）认为奴儿干都司是组织化、制度化、正规化的招抚机构，没有其他职能。张炳旭《明代女真人商品经济发展之轨迹》（《满族研究》3期）对女真族商品经济的产生、贸易的品种等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七、人物研究
林延清《仁宗张皇后与明初政治》（《论丛》）对张皇后在宣宗即位、促成仁宣治世、打击宦官等方面的功绩做了深入探讨。何丙仲《试论十六、十七世纪台湾在远东的地位及郑成功之驱荷复台》（同上）指出台湾是当时各派力量在远东的争夺焦点，郑成功收复台湾结束了远东海域160余年的争斗，维护了海权与和平。陈在正《歌颂郑成功复台的两则重要史料》（同上）利用明遗臣王忠孝的《东宁上帝序》、《东宁急需开济诗勖同人》研讨了郑成功在被大量明朝遗臣误解的条件下复台，开发台湾、传播中华文化方面的贡献。高致华《日人观点中的郑成功——以稻垣孙兵卫〈郑成功〉与寺尾善雄〈明末の风云儿郑成功〉为文本》（同上）分析了日本人借郑成功“半个日本人”的身份进行的宗教同化政策。唐克军《论朱元璋的国家观念》（《华中师范大学学报》3期）探讨了朱元璋强调君权和民利的思想、忠君利民政府的建构以及实施中的矛盾。王戎笙《李自成禅隐夹山寺仅仅是个传说——〈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南分册〉读后》（《论丛》）重申了李自成不可能在湖南石门出家为僧的观点。王春南《从一幅题字看明初宋濂心态》（《论丛》）分析了宋濂“伴君如伴虎”心理形成的原因。傅玉璋《简评陶安》（《安徽史学》1期）分析了陶安在朱元璋幕下以及黄州、饶州知府任上的功绩。智喜君《戍边名将刘江毕恭勋绩述略》（《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期）介绍了刘江、毕恭在守卫辽东边防上的功勋。任崇岳、薛顺兴《陈友谅身世考辨》（《中州学刊》4期）认为陈友谅祖籍湖北仙桃谢家湾，与浙江谢氏没有关系。方良《评晚明社会活动家张溥》（《江南大学学报》1期）探讨了张溥组建复社及政治上失败的原因。方志远《阳明史事三题》（《江西师范大学学报》4期）探讨了王守仁与刘瑾的关系、“通濠”、惧内三个问题。王明辉《徐渭与胡宗宪》（《文史知识》11期）分析了徐文长进入胡宗宪幕府的动机及两人相互利用的事实。本年度，樊树志在《文史知识》上接连发表《张居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4期）、《钱谦益与马士英阮大铖》（7期）、《毛文龙的功过是非》（9期）等文章，分别对张居正获罪的原因、钱谦益的人格弱点、毛文龙的功绩与袁崇焕的错误进行了分析，文字浅显易懂，在学术研究和知识普及相结合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八、其他
商传《史学传统与晚明史研究》（《历史研究》1期）回顾了一百年来“新史学”的三次高潮及其经验教训，提出历史研究既要反对教条，又不能抛弃中国史学传统，21世纪是汉学的史学，不能是西学的史学。南炳文《〈万历起居注〉、〈明神宗实录〉和〈李文节集〉中的李廷机内阁奏疏》（《论丛》）以李廷机的奏疏为例，指出阅读阁臣的章奏应该将上述三种史籍相互参照阅读。黄宣民《明代永新贺氏传世文献述略》（《论丛》）研究了江西永新贺氏家族的主要人物及其著述。韦祖辉《吕楠及其〈泾野子内篇〉版本和学术价值评述》（同上）对吕楠的生平、学术思想及《泾野子内篇》的版本等问题做了分析。湖南省安化县档案馆《有关南明尹三聘的几件史料》（《历史档案》1期）公布了9份馆藏珍贵档案资料。张正明《明代山西碑刻选刊（35通）》（《论丛》）介绍了山西现存35通明代碑刻的内容和保存情况。陈勇《明代兖州鲁王和王府》（《中州今古》1期）考证了朱檀以下鲁府历代亲王、朱以海的死因以及王府生活概况。丁春梅《明代官府公文用纸与档案的保护》（《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期）就明代的28种公文用纸的规格、来源以及档案保护问题作了探讨。^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4年04期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动态》(京)2004年05期第2～10页
【作者简介】张金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一、学术著作
本年度的学术著作数量大抵与上年度持平，涉及领域比较宽。张显清、林金树主编的《明代政治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柏桦《明代州县政治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艳红《明代充军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政治史领域有较大突破，填补了相关空白。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学林出版社）、谢贵安《明实录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分别在学术史和史学史领域做出新的贡献。滕新才《且寄道心与明月：明代人物风俗考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社会文化史方面的新尝试。〔美〕邓恩著，余三乐、石蓉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上海古籍出版社）促进了中外学术交流。在古籍标点整理方面，《张璁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皇明制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以及国家图书馆善本部金石组编辑的《明清石刻文献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等先后问世。
二、政治史
重要制度。陈时龙《论明初大都督府之创设——兼论朱元璋以诸子节制北部军事思想之萌芽》（《军事历史研究》1期）分析了以往为人们所忽视的朱元璋创设大都督府的表面原因，即扶植朱文正，在自身之外设置另一道朱姓藩篱。田澍《嘉靖前期监察制度改革述论》（《兰州大学学报》4期）分析了嘉靖前期科道互纠、更定“宪纲”等约束言官的政策。唐克军《略论明代的马政》（《史林》3期）指出明代马政经历了由明初害民误官到后来取消，官民双方都获得自由的过程。柏桦《明代州县区划及其沿革》（《史学月刊》1期）探讨了州县疆界的设定标准、州县等级划分、设置原因与程序及政治效应等问题。黄忠怀《明代县以下区划的层级结构及其功能》（《史学月刊》1期）指出，南方、北方基层区划的差异主要基于人口数量、密度的不同，并就其性质和功能作了初步探讨。〔加拿大〕卜正民撰，孙竟昊译《明清时期的国家图书检查与图书贸易》（《史林》3期）指出明代印刷业、图书业已经可以影响政治，但由官僚查禁图书的做法效率低下，作用不大。
政策分析。晁中辰《论建文新政》（《史学集刊》2期）探讨了建文改革的各项举措及其得失；其《明初政策的消极倾向》（《东岳论丛》4期）一文分析了明初重农抑商、催折士人、海禁等政策的负面影响；他在《“仁宣之治”还是“永宣之治”》（《山东大学学报》2期）一文中指出由于朱棣靠篡夺登位，其功绩被后人抹煞，明初盛世应从永乐开始，“仁宣之治”只是余绪。黄松筠《明清在东北治边政策之比较》（《社会科学战线》2期）分析了东北在两朝政府眼中不同的战略地位及明朝固守传统的羁縻治边政策的恶果。陈戍国《论明代外交与相关礼制（续）》（《湖南大学学报》1期）论述了明代重视德治、讲究大国礼节的外交特点。龚小峰《论明代的赈粥》（《东南大学学报》4期）探讨了明代荒政中的重要一环——粥场的对象、方式、粮食来源、管理等问题及其运行状况与败坏的原因。
重大事件。李珂《试论明初“郭恒案”背后的政治深意》（《历史档案》2期）指出郭恒案与胡蓝之狱不同，它兼具排除异己、整顿吏治、掌控完善赋税体系、在经济领域加强集权等多重功效。陈超《明代“大礼议”前后的内阁体势变化》（《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期）分析了嘉靖前期内阁从事实上的行政系统核心到权力弱化，受控于皇权却尴尬地凌驾于行政系统之上的变化过程及其影响。何宗美《张居正改革对晚明党争及文人结社的影响》（《社会科学辑刊》4期）分析了张居正改革对官僚体制的负面影响。
军事与法律。王日根《明代东南海防中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探讨了明代海防由盛转衰及明末官民协防、招安海盗、重振海防的过程。彭勇《论明代州县军户制度》（《中州学刊》1期）以嘉靖《商城县志》为例，分析了州县军户的户籍管理、来源与卫所分布、与卫所军户的关系等问题。王景泽《明末的“辽人”与“辽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分析了“辽人”的组成以及祖大寿之“关宁辽军”由后金南下时明朝的抗敌主力逐渐归降变为清军南下主力的过程。陈学霖《朱元璋惩贪“剥皮实草”酷刑重研》（《明史论丛》第二辑，王春瑜主编，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论丛》）通过对《太祖皇帝钦录》、《纪事录》、《建文朝野汇编》等稀见史料的研究，指出明代确实存在“剥皮实草”酷刑和皮场庙，且此酷刑不仅存在于明初。王毅《明代中后期法律文化的逆现代性》（同上）指出明代法律存在法外法横行、缺少公正性目的和程序正义、胥吏害民、司法腐败制度化等弊端，对整个社会走出中世纪没有任何帮助。
南明。刘中平《史可法“定策”失误论》（《历史教学》6期）分析了史可法在拥立潞王还是福王继承皇位问题上的失误及其灾难性后果。李建军《明末农民起义军与云南沐氏家族关系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5期）探讨了起义军余部进入云南后与沐氏地方政权由对抗到联合抗清的变化过程。
其他。吴琦、唐洁《寿龄与政治：明代阁臣寿龄及其影响因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4期）探讨了阁臣高寿现象的成因及影响。郭培贵《论明中后期铨选的“独重进士”》（《河南师范大学学报》5期）指出官僚供求关系的变化和进士的优势是其独尊的原因。杨寄林《试论明清进士前三名遴选中的异常现象》（《内蒙古大学学报》5期）分析了与凭文而取、兼及形貌原则不相符的13种异常现象，指出这是封建传统意识驱动下向正反两极倾斜与回归的表现，是皇权至上的产物，并带有周期性嬗变的规律。郭福祥《藏贤与明武宗时期伶官干政局面的形成》（《东南文化》5期）考证了藏贤的家世、受宠的外部条件以及其特殊身份所带来的两重性格。雷炳炎《明代中期罪宗庶人管理问题初探》（《船山学刊》1期）、《明代中期罪宗庶人归类论析》（《湖南社会科学》2期）二文分别探讨了获罪宗室的安置、管理、获罪原因等问题。
三、经济史
生产发展。陈冬生《明代运河南北地区农耕生产技术发展述论》（《东岳论丛》2期）介绍了南北方在耕作制度、作物栽培、生产经营方面的发展及区别。姚兆宗《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农业开发的技术路径与生态效应》（《中国农史》4期）分析了移民、水利建设、落后生产技术的采用对生态的破坏。
财政金融。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期）依据427件徽州土地契约文书指出，明代白银货币化发源于民间，成、弘以后得到官方认可。它启动了晚明社会的变迁，是向近代转型的重要标志。高寿仙《明代京通二仓述略》（《中国史研究》1期）探讨了京通二仓的管理制度、漕粮使用方向及储粮额的变化与后果。
经济制度。尹玲玲《明代的渔政制度及其变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期）以机构设置沿革为例，探讨了河泊所的设置以及公署规制，官员的配置、职任、待遇、人选、素质等问题。孙晋浩《明代解盐行销区域之变迁》（《晋阳学刊》4期）分析了明代前松后紧的行盐政策及食盐生产过剩的幕后原因。卞利《明代户籍法的调整与农村社会的稳定》（《江海学刊》“纪念创刊45周年专号”）就户等划分，户帖制，黄册制度，逃、流民籍等问题作了探讨。张仁玺、冯昌琳《明代土贡考略》（《学术论坛》3期）对土贡政策的原则、贡品种类、运送保管等问题作了初步探讨。纪慧娟、宗韵《明代驿递夫役佥派方式之变化》（《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期）分析了夫役随田粮佥派到纳银代役的变化过程及其原因与影响。
对外贸易。杨国桢《十七世纪海峡两岸贸易的大商人——商人Hambuan文书试探》（《中国史研究》2期）根据Hambuan的十封信函研究了他在两岸贸易及中荷交涉中的作用，指出Hambuan并非林亨万，进而提出不能抹煞自由商人存在的史实。樊树志《“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复旦学报》1期）研讨了晚明在经济全球化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张乃和《15—17世纪中英海外贸易商人主体权利之比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研讨了中英海外贸易商人的兴起原因、社会成分、法律地位、组织方式等方面的同异及影响。李蕾《十七世纪中前期台湾地区对外贸易网络的展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期）利用荷兰文献，勾勒出台湾地区贸易网络的形态及建构过程。和洪勇《明前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朝贡贸易》（《云南社会科学》1期）探讨了朝贡的条件准备、措施、鼎盛表现及其意义。
人口、商业、城市。丁柏峰《明代移民入滇与中国西南边疆的巩固》（《青海社会科学》1期）分析了移民入滇的途径、数量及影响。孙强《论明代的居间信用》（《史学集刊》3期）分析了明代牙行居间的以财产保证和人情关系为基础自发形成的交易代理性质及其运行状况。吴奈夫《明代苏州的城市建设及其管理》（《扬州大学学报》4期）对苏州的城市管理做了初步探讨。
经济思想及其他。黄彩霞《林中的响箭——评明代中叶陆楫的经济思想》（《安徽史学》3期）分析了陆楫类似百年后英国人孟迪维尔的消费观及解决宗室禄米压力的方案。宁生《浅析明代浙东水旱灾害》（《论丛》）一文分析了浙东兼有人为因素的灾害的特点、治灾经验及其对当地人文的影响。
四、社会史、思想文化史
基层社会管理。卞利《论明中叶至清前期乡里基层组织的变迁——兼评所谓“第三领域”问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期）分析了保甲＋乡约的基层组织产生原因及在明清两代的变化，认为由民间独立调解不受政府控制的“第三领域”不可能存在。常建华《明代徽州的宗族乡约化》（《中国史研究》3期）对徽州宗族以乡约化为特征的组织化发展历程、作用及其历史背景做了分析；其《明代徽州宗祠的特点》（《南开学报》5期）一文指出宗祠建设以嘉靖十五年祭祖令为契机，带有明显的地域性因素及统宗合族的目的。王日根《论明清乡约属性与职能的变迁》（《厦门大学学报》2期）研讨了乡约的源流、明代重新倡导的过程及其职能在清代的迁移。
社会群体。汤锦台《闽南海商势力的扩张与台湾早期汉人社会的形成》（《论丛》）分析了葡萄牙人、荷兰人东来与中国本土海商之间的互动对台湾的影响，认为台湾早期汉人社会是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下中西互动的产物。冯贤亮《明清江南的富民阶层及其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期）探讨了政府对富民的控制与利用及其财富的聚散、贡献与作用等问题。陈时龙《晚明书院结群现象研究——东林书院网络的构成、宗旨与形成》（《安徽史学》5期）探讨了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吴中书院网络及其克服无善无恶论的宗旨与讲会联结方式。刘晓东《“地位相悖”与“身份悬浮”——生存状态视角下的明代士人社会地位刍议》（《社会科学战线》2期）指出以科举和入仕为依托的士人地位有很大的悬浮性，阻碍了士人的生存与独立发展。彭勇《明代士夫追求润笔现象试析》（《史林》2期）对商品经济发展推动的明代中后期普遍化的润笔现象及其文化商品化的性质作了分析。吴琦、赵秀丽《佛儒互补：明清易代之际岭南士人的行为特征》（《中南民族大学学报》3期）探讨了岭南士人出家或殉道背后的佛儒互补、基督教与儒教共同作用的思想根源。张德建《明代山人群体的生成演变及其文化意义》（《中国文化研究》夏之卷）探讨了山人名号、生成原因及流变，指出明代山人已经由“自适”演变为“闲适”，是一彻底世俗化的依附性群体，消解了晚明的思想解放。
社会生活。陈江《明代江南俗语所见之社会情态》（《史林》1期）探讨了俗语反映出的明代江南人在人际关系、价值观念、人生追求、处世为人、两性婚姻等方面的变化。常建华《明代墓祠祭祖述论》（《天津师范大学学报》4期）指出，嘉万间盛行于南方的墓祠祭祖与宗祠普遍化、宗族组织化同步，具有组织族人的作用并被士人认可。赵轶峰《晚明北方下层民众价值观与商业社会的发展》（《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期）分析了儒家伦理观念和下层民众的伦理价值观念体系与近代意义上的商业行为之间的不同关系以及韦伯主义在分析中国社会历史问题上的失误。胡中生《明清徽州的人口买卖与婚配》（《安徽史学》2期）探讨了徽州人口买卖、婚配的状况、背景，认为这是生存压力及性别比例失调的反映，体现了下层社会两性结合的灵活性。赵克生、于海涌《明代淫祠之禁》（《社会科学辑刊》3期）指出政府禁毁淫祠的原因在于其异端色彩冲击了正统统治，但其具有的特定功能使之屡禁而不止。柏桦《从收继婚风俗看明代的律例》（《北京行政学院学报》3期）分析了比较普遍的同辈收继婚非法存在的原因及法律上的不足。李真瑜《明中后期北京的戏剧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4期）分析了京城戏曲领域从南戏、北戏共存到南戏上升北戏消退的变化过程。滕新才《明代中后期饮食文化探赜》（《论丛》）探讨了明中后期的饮食方式、心态、器具以及保健等问题，认为这是商品经济作用下消费意识更新的体现。
教育与学术史。陈宝良《明代学校生员的别称与种类》（《中州学刊》2期）对生员的别称与种类做了细致考辨，认为这是其社会地位变化的真实反映；其《明代地方学校生员考试制度考述》（《北京行政学院学报》3期）一文对生员考试制度及其运行情况做了综合考辨与梳理。唐克军《明代政府与监生》（《学术月刊》6期）分析了明代国子监从兴盛到壅滞无用的过程，指出其败坏的内在原因在于不能持续满足人们的需要。王铁钧《明代的倭患与中国的日本学研究》（《华侨大学学报》1期）探讨了倭患与日本学研究兴起的互动关系。郭德君、潘畅和《中日阳明学不同社会文化功能之探源》（《人文杂志》6期）分析了阳明学本身维护封建统治和反体制性的矛盾以及中日阳明学产生和传播的不同文化背景、关注点与功用。陈奇《明朝前期吴与弼的兼采朱陆之学》（《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期）分析了吴与弼兼采朱陆之学的学术特点及其对后世王学的影响。陶清《明末哲学论战及其理论意义》（《学术界》3期）研讨了王门后学之间的论战对明末清初哲学思想演变以及实学思潮的影响。黄卓越《前七子乐府诗制作与明中期的民间化运动》（《中国文化研究》秋之卷）分析了前七子模拟乐府诗背后的丰富社会需求及其对民间化运动的积极反应。鱼宏亮《晚明政治危机与〈明夷待访录〉的写作动因》（《清史研究》4期）指出黄宗羲是站在明朝立场上总结得失，反思晚明政治的。林拓《明清时期福建文化地域格局的演变》（《中国史研究》4期）认为明清福建文化地域格局是行政空间体系和经济空间结构双重作用的产物。
学术思想。葛荣晋《明清实学与中国资本主义》（《人文杂志》1期）指出作为中国儒学的最高发展形态，实学蕴含着与传统不同的价值观取向，既为资本主义萌芽开路又奠定了接受西方挑战的思想基础。周晓光《明代中后期心学在徽州的传播和影响》（《安徽史学》5期）探讨了以湛若水、王守仁心学思想为中心的新安理学的两大阵营及其丰富性与复杂性。程念祺《阳明四句教法与正心功夫》（《史林》4期）解释了四句教法的内涵及王阳明对王畿、钱宽思想之异同的态度。史降云《王阳明的学习思想》（《晋阳学刊》1期）探讨了王阳明以“致良知”为目的，“诗、书、礼”为核心内容，“知行统一”为原则的学术思想体系。蒋明宏《张居正学术思想考论》（《学术月刊》4期）探讨了张居正学术思想的渊源、特点及学术分期。陶清《性学：晚明思潮演衍的一个纽结——兼论刘宗周性学思想的理论得失》（《江淮论坛》2期）、李光福《李贽与中国的自由传统》（《南开学报》2期）、朱义禄《论明清之际启蒙学者对“家天下”的批判》（《同济大学学报》2期）分别对刘宗周的性学思想、李贽极具现代精神的自由观以及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启蒙思想做了分析。孟广林《李贽“人文主义”人性论评析——兼与西欧人文主义思想比较》（《河南大学学报》5期）指出李贽只是反叛传统却找不到出路的异端思想家，其思想并不含有人文主义内涵。朱端强《徐霞客与鸡足山——关于此题的明清史背景片想》（《云南民族大学学报》6期）探讨了晚明实学思潮对云南的影响及晚明士风等问题。
宗教。吴强华《晚明士大夫与“天学”传播》（《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期）探讨了士大夫从视天学为济世良方而热情传播到易代之后热情减退的过程；其《从利玛窦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看中西文化交流》（《学术月刊》5期）探讨了利玛窦的“天学”理论及其影响。万俊人《为何基督教更容易进入中国文化——从利玛窦传教中国的进入方式看宗教与道德的文化亲缘性》（《东方文化》4期）指出基督教的宗教伦理化与儒教美德宗教化之间的相容性是利玛窦传教局部成功的原因。陈登《明末王门后学与天主教的传播》（《湖南大学学报》2期）指出王学的自由解放精神为天主教传播提供了良好氛围和思想基础，但也因此忽视了天主教对终极价值的信仰。程利英《试论元明之际西域、甘肃伊斯兰教的发展》（《青海民族研究》3期）分析了蒙古人改信伊斯兰教及明朝官方的态度对该教东传的重要影响。喻松青《〈八牛宝赞〉探研》（《论丛》）探讨了明末黄天道经卷《普明古佛遗留八牛宝赞》的基本内容、编撰时间及教义宣扬反叛明朝这一重大改变的背景。
民间信仰。赵世瑜《一般的思想及其背后：庙会中的行善积功——以明清京师泰山信仰的碑刻资料为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期）探讨了为不同阶层以不同形式加以实践的泰山信仰的动机和目的，指出其成因在于对社会道德危机的普遍认同。
五、中外关系史
郑和研究。随着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的临近，相关研究成果日渐增多。英国业余历史学家加文·孟席斯撰，姚继德译《〈1421年：中国发现了世界〉写作缘起及郑和环球航海新证据》（《回族研究》2期）介绍了孟席斯“郑和舰队首次完成环球航行、郑和是环球航行的第一伟人”的新观点及主要论据。林贻典《再论美洲由郑和船队发现的见解》（《郑和研究》专刊）一文附和孟席斯，认为郑和船队发现了美洲、澳洲。金国平、吴志良《郑和下西洋葡萄牙史料之分析》（《史学理论研究》2期）则对孟席斯书中所引用的史料进行了系统剖析，指出其存在错误，澄清了部分史实。李庆新《再议郑和下西洋：以两次从广东启航为中心》（《广东社会科学》2期）指出下西洋作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手段，拓展了外交空间，客观上促进了与外界的交流，有利于沿海居民外迁侨居，开拓生存空间。林振草《郑和下西洋反思》（《贵州大学学报》1期）分析了郑和下西洋寻求天下共主、贸采琛异的目的、手段及其带来的恶果。万明《关于郑和研究的再思考》（《中国史研究动态》7期）着重强调了郑和研究破除欧洲中心论框架的重要性，并对东西方两种不同的航海模式做了扼要的对比分析。徐凌《郑和迷题和李约瑟难题的比较及其启迪》（《海交史研究》1期）探讨了郑和迷题、李约瑟难题产生原因的同异、联系、历史启示及其研究的深远意义。徐作生《郑和舟师履菲新证——古苏禄国本头公英文墓铭考释》（同上）考证了郑和下西洋滞留菲律宾的军士白本头的生平。戴念祖《“针迷舵失”试探——中国14至15世纪初航海的地磁影响》（同上）分析了元明两代地磁偏角对航海的影响。
中日、中朝关系。南炳文《“朱成功献日本书”的送达者非桂梧、如昔和尚说》（《史学集刊》2期）指出《华夷变态》一书中所载郑成功1658年致德川幕府的信由于出版时误印，造成后人对送信人的误解；其《南明政权对日通好求助政策的形成过程》（《南开学报》2期）一文分析了南明政权由初期沿用前朝的断交政策到后来逐渐转化为通好、求助的变化过程及其原因。张辉《“铁岭立卫”与辛隅朝出师攻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指出明朝设立铁岭卫意在确认以鸭绿江为中朝分界线，辛隅攻辽是长期扩张倾向的产物。王致《朝鲜太宗与明朝争夺建州女真所有权述论》（《延边大学学报》3期）描述了朝鲜阻挠猛哥帖木儿归附明朝、打击毛怜卫把儿逊的史实及其背后原因。王剑《论明代中前期使臣的走私贸易》（《吉林大学学报》5期）探讨了走私贸易这一中朝间经济往来的特殊形式。宋慧娟《1627—1636年间后金（清）与朝鲜关系演变新探》（《东疆学刊》2期）研讨了后金（清）与朝鲜从兄弟之盟的半附属关系到宗藩礼成的演变过程。
中西关系。徐晓望《论17世纪荷兰殖民者与福建商人关于台湾海峡控制权的争夺》（《福建论坛》2期）根据荷兰档案材料，探讨了荷兰殖民者侵略台湾的目的在于垄断中国商品出口，阻断中国与东南亚的联系以及双方长期争夺的过程、结果。石元蒙《中西文明的最初碰撞——葡萄牙人入居澳门与明政府对策》（《甘肃社会科学》1期）探讨了葡萄牙人对华策略的演变及明朝政府的应对措施。林中泽《利玛窦与庞迪我关系辨析》（《史学月刊》1期）认为两人思想观念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利玛窦人文主义的工作方式与庞迪我奉行中世纪的传教方式之间；其《利玛窦在孝嗣关系问题上的“是孔非孟”策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期）一文则探讨了利玛窦在传教过程中忽视实际情况，片面呼应政治上排挤孟子的形势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谢贵安《西器东传与前近代中国社会》（《学术月刊》8期）探讨了传入中国的西方器具的类型和传入途径及其对中国社会生活、思想的影响与作用。吕凌峰、石万里《明末中西历法争论中回回历的推算精度——以六次日月食预报记录为例》（《回族研究》4期）指出回回历并不比大统历精确，其测算结果更接近原编制地点——南京的食况。
六、民族史
西北民族。杨林坤《明代哈密察合台后王统治世系考》（《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期）对塔木儿、奄克孛刺的统治地位及明朝弃卫后哈密的统治阶层做了初步探讨。彭勇《明代“达官”在内地卫所的分布及其社会生活》（《内蒙古社会科学》1期）探究了广泛分布的达官的任职和生活情况，认为这促进了民族融合、社会稳定与发展。张文德《入附明朝的撒马儿罕回回》（《西北民族研究》3期）分析了明朝的安置政策及这些人在政府中的作用。
西南民族。邓前程《元末明初藏区地方豪势变局与明王朝治藏》（《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期）分析了元末明初西藏萨迦教派衰微、帕竹势力上升，各派都无力统一全藏的不平衡发展状况及其对明朝治藏政策的影响；其《传承与现实之间：对明初治藏方略出炉之由的诠释》（《社会科学战线》2期）一文指出，明初治藏政策是客观形势与中原汉族政权不断加深对藏区实况了解的产物，成功承袭了前代对西藏的主权，且代价很小，维护了藏区的稳定。伍新福《明代湘黔边“苗疆”堡哨“边墙”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期）考证了“苗疆”堡哨的沿革兴废及其正反两方面的作用。
东北民族。张士尊《奴儿干都司职能分析》（《辽宁大学学报》5期）认为奴儿干都司是组织化、制度化、正规化的招抚机构，没有其他职能。张炳旭《明代女真人商品经济发展之轨迹》（《满族研究》3期）对女真族商品经济的产生、贸易的品种等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七、人物研究
林延清《仁宗张皇后与明初政治》（《论丛》）对张皇后在宣宗即位、促成仁宣治世、打击宦官等方面的功绩做了深入探讨。何丙仲《试论十六、十七世纪台湾在远东的地位及郑成功之驱荷复台》（同上）指出台湾是当时各派力量在远东的争夺焦点，郑成功收复台湾结束了远东海域160余年的争斗，维护了海权与和平。陈在正《歌颂郑成功复台的两则重要史料》（同上）利用明遗臣王忠孝的《东宁上帝序》、《东宁急需开济诗勖同人》研讨了郑成功在被大量明朝遗臣误解的条件下复台，开发台湾、传播中华文化方面的贡献。高致华《日人观点中的郑成功——以稻垣孙兵卫〈郑成功〉与寺尾善雄〈明末の风云儿郑成功〉为文本》（同上）分析了日本人借郑成功“半个日本人”的身份进行的宗教同化政策。唐克军《论朱元璋的国家观念》（《华中师范大学学报》3期）探讨了朱元璋强调君权和民利的思想、忠君利民政府的建构以及实施中的矛盾。王戎笙《李自成禅隐夹山寺仅仅是个传说——〈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南分册〉读后》（《论丛》）重申了李自成不可能在湖南石门出家为僧的观点。王春南《从一幅题字看明初宋濂心态》（《论丛》）分析了宋濂“伴君如伴虎”心理形成的原因。傅玉璋《简评陶安》（《安徽史学》1期）分析了陶安在朱元璋幕下以及黄州、饶州知府任上的功绩。智喜君《戍边名将刘江毕恭勋绩述略》（《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期）介绍了刘江、毕恭在守卫辽东边防上的功勋。任崇岳、薛顺兴《陈友谅身世考辨》（《中州学刊》4期）认为陈友谅祖籍湖北仙桃谢家湾，与浙江谢氏没有关系。方良《评晚明社会活动家张溥》（《江南大学学报》1期）探讨了张溥组建复社及政治上失败的原因。方志远《阳明史事三题》（《江西师范大学学报》4期）探讨了王守仁与刘瑾的关系、“通濠”、惧内三个问题。王明辉《徐渭与胡宗宪》（《文史知识》11期）分析了徐文长进入胡宗宪幕府的动机及两人相互利用的事实。本年度，樊树志在《文史知识》上接连发表《张居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4期）、《钱谦益与马士英阮大铖》（7期）、《毛文龙的功过是非》（9期）等文章，分别对张居正获罪的原因、钱谦益的人格弱点、毛文龙的功绩与袁崇焕的错误进行了分析，文字浅显易懂，在学术研究和知识普及相结合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八、其他
商传《史学传统与晚明史研究》（《历史研究》1期）回顾了一百年来“新史学”的三次高潮及其经验教训，提出历史研究既要反对教条，又不能抛弃中国史学传统，21世纪是汉学的史学，不能是西学的史学。南炳文《〈万历起居注〉、〈明神宗实录〉和〈李文节集〉中的李廷机内阁奏疏》（《论丛》）以李廷机的奏疏为例，指出阅读阁臣的章奏应该将上述三种史籍相互参照阅读。黄宣民《明代永新贺氏传世文献述略》（《论丛》）研究了江西永新贺氏家族的主要人物及其著述。韦祖辉《吕楠及其〈泾野子内篇〉版本和学术价值评述》（同上）对吕楠的生平、学术思想及《泾野子内篇》的版本等问题做了分析。湖南省安化县档案馆《有关南明尹三聘的几件史料》（《历史档案》1期）公布了9份馆藏珍贵档案资料。张正明《明代山西碑刻选刊（35通）》（《论丛》）介绍了山西现存35通明代碑刻的内容和保存情况。陈勇《明代兖州鲁王和王府》（《中州今古》1期）考证了朱檀以下鲁府历代亲王、朱以海的死因以及王府生活概况。丁春梅《明代官府公文用纸与档案的保护》（《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期）就明代的28种公文用纸的规格、来源以及档案保护问题作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