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世界历史上的大清帝国
何芳川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4年04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2004年01期第22～34页
【作者简介】何芳川，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邮编：100871
【关 键 词】大清帝国/康雍乾盛世/“华夷秩序”/产业革命
大清帝国的龙旗落地，距今已近百年。这个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的辉煌壮丽，它的黑暗腐朽，都已化作历史的云烟。按照我国的传统，早该给它修一部正史，以盖棺论定。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这一修史的条件，是否各方面均告成熟，至今仍难定音。好在条件也是人创造的，许多条件的成熟也正是一个人的主观努力的过程。
清史的编纂，是一个盛举。共襄盛举的，清史学界自然责无旁贷，此外，还应有包括世界史在内的整个中国史学界。不仅如此，作为21世纪的宏伟学术成果，它还应该是跨学科综合研究的结晶，体现新世纪对学术研究的时代要求。为此，本文试图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提出一些浅见，将大清帝国放进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去观察。
一
当人们谈论一部中华帝国史，总不忘汉唐明清。这当然有欠准确。因为秦，毕竟是中华帝国之肇始；而元，也是一个曾经拓疆万里、存在了近一个世纪的庞然大物。让我们姑且从俗，就谈汉、唐、明、清吧。大清帝国，就与前面三大帝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就在于它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发生了质的巨变。
汉唐明清四大帝国，都有一个外部环境、外部世界，也都有一个与外部环境、外部世界沟通交流、相互影响的问题。但前三大帝国在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影响中，始终居于一种中心的、主角的地位，一种积极、主动影响甚至制约外部世界的核心地位。而大清帝国，从它立国伊始，就在毫不自知的情况下，处于被外部世界从宏观上影响与制约的态势中。在这种被动的宏观态势下，大清帝国虽然依历史的惯性，仍然力图发挥昔日的主角作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这种积极、主动的作用，但在宏观的视角下看来，那也只不过是全面被动形势下的局部主动罢了。而且，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局部主动也在内外条件的动态发展中逐渐丧失，直至鸦片战争后迅速走向完全的受制状态。
大清帝国的这个外部环境、外部世界的特点，正是世界历史的发展所决定的。马克思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页。）这就是说，作为比较完整和正规意义上的世界史，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人类历史漫长发展的结果。在古代，特别是上古时期，在我们这座星球的各个地区生息、繁衍的人类社会创立了国家和文明。然而，从今天的世界地图上看，古代人类所创建的国家与文明，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局限下，最初都是规模很小、彼此分散，甚至显得支离破碎。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去追溯历史，探讨乃至努力勾勒一个世界的古代，但那追溯、探讨、勾勒的结果，只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在世界的古代，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完整的古代世界，那个被我们勾勒而成的“世界”，是分散的、零星的，甚至是支离的。这种状况甚至影响了人们的主观认识，以至当时人们头脑中的世界，仅不过是他们赖以生产、生活的局部地区，至多不过是他们与之进行交换、贸易的边远地区而已。直到国家规模庞大，出现了疆土辽阔的帝国，人们头脑中的世界，仍然是有限的。在古希腊、罗马人头脑里，世界指的就是地中海及其周边地区，亦即我们今天常说的“地中海世界”。在“地中海世界”人们看来，当时这个世界之外，特别是埃及、红海以东以南地区，都被笼统地称之为“埃塞俄比亚”。这个“埃塞俄比亚”，并非指今日东非的那个著名的文明古国，其意为“晒黑的面庞”，指的是此外一切未知地带。同样地，在古代中国人头脑中，世界也是局限着的。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再加上对中亚、西亚和南亚比较模糊的认知，大致就是当时中国人的“天下”了。由于古代中华文明的高度发展，特别是精神文明层面的极度丰富，中国人对世界的探求是无与伦比的。太史公司马迁记载了春秋时期邹衍的世界观：“中国外如赤悬神洲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通焉。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也。”（注：《史记》传七十四。）但这个头脑中的世界，带有很大的模糊性与猜测性，虽有智慧的闪光，却距现实遥远。
因此，在古代，直到中世纪时期，一部正规意义上的世界史还在准备与雏形时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哪一个国家、民族创建了国土广袤、人口众多、社会经济繁荣，总体文明程度领先的王国或帝国，在与当时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就会占据主动的地位。我国古代的汉、唐、明等几个大帝国，在对外交往与文明交汇中基本上都是居于一种高屋建瓴的态势。当时的外部世界还没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文明和更为高级的社会形态以及建立在这种更高文明、更高社会形态上的强大国家或国家群，能够对中华帝国的兴衰与社会发展作出质的影响与制约。因此，如果我们修撰汉、唐、明等王朝的历史，它们的外部环境或对外关系固然也不应忽视，但比起修撰清史来，其重要性就相差不知几许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一部二十四史，所有王朝的外部环境加起来，也没有大清帝国的外部环境来得重要。
“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开始的”。清王朝（1644—1911年）存在的268年，正好处在这个历史时代。正是从16世纪开始，世界走向一个巨大的质变，近代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占据了文明的制高点。资产阶级在组织世界市场的过程中，将这个世界编织到一体，从而创造并书写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而这个崭新的历史进程，逐渐地并不可逆转地将大清帝国纳入了它的框架之中，从外部影响、制约直至通过其内部变化，规定了帝国的衰亡与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因此，在修撰清史时，就不能不时时刻刻、方方面面考量着它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以何种方式、怎样的力度日渐深入地介入了帝国的发展，在帝国内部运动中起了何种催化、腐蚀、破坏与革新准备的作用。
近三个世纪的大清帝国史，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与此同时，帝国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也是动态的、发展的。而且比较起来，后者比前者变动与发展的速度，更是迅猛的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大清帝国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就越来越落后，越来越被动，因而越来越异化，终于从一个雄强一世的东方大帝国、一个中央王国，异化为一个半殖民地、一艘在怒海惊涛中下沉的破船。
大清帝国的历史，是有阶段性可寻的。大体而言，似乎可以划分为早期，即初创期，大约从1644年到平定三藩之乱；全盛期，即康雍乾盛世；中后期，即问题期，大致在嘉道年间；晚期，即中国近代史前期，1840—1911年。从更宽泛意义上，我们也不妨注意一下世界近代史的阶段性。一般而论，世界近代史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即早期原始资本积累时期，从16世纪到18世纪；然后是产业革命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下半叶；再就是帝国主义时期，从19世纪下半叶到1945年。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进入现当代时期，另当别论。这样，我们看到：大清帝国存在的268年，正好处在世界近代史上第一阶段晚期到第三阶段前期。这一对照的意义在于，它向我们清晰地指出：大清帝国的初创期和全盛期，大致在世界近代史上的第一阶段，即原始积累时期，而大清帝国的问题期与晚期，则正好处在世界近代史上的第二、三阶段，即产业革命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与早期帝国主义时期。由此，大清帝国在与其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其兴衰轨迹不是更加生动，更加鲜明了么？！
二
1644年，当八旗入关，小皇帝福临在北京金銮殿上彷徨的时候，近代西方殖民主义东来已经一个半世纪了。在这一百多年间，葡萄牙人经好望角，占据了印度的果阿、马来半岛南端的马六甲、我国的澳门等地，建立了它线型的东方海上帝国。与此同时，西班牙人依托其拉丁美洲殖民地，占领了菲律宾群岛，几乎将太平洋变成了西班牙内湖。
以西班牙、葡萄牙为代表的早期殖民主义，反映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社会需求，因此也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当时东来的西方殖民者，在《马可波罗游记》的鼓舞下，到东方图谋香料、金银以及一切精美的产品和工艺品，同时，他们高举传布福音的旗帜，给自己充满功利主义的野心，蒙上一层正义和美好的包装。可惜，基督的福音换不来任何物质的果实，而殖民者又拿不出什么高档的产品或硬通货与东方进行交换。于是，出路只有一条：赤裸裸的暴力劫掠。从西方殖民者一踏上东方国家的海岸开始，赤裸裸的暴力劫掠就如影随形地陪伴着他们。他们带着火和剑来到东方，留下的是用火和血的文字写下的记录。在东非，瓦斯科·达·伽马首航印度返程中，炮轰了摩加迪沙城邦，达·伽马的后继者阿尔美达，于1505年血洗了曼巴萨城邦：“无论男女老少以至无辜幼儿，全都不免一死。……不仅是人遭殃，甚至天上的飞鸟也被射杀殆尽。”（注：J.S.Kirkman ed., The Portuguese Period in East Africa, Nairobi,1968,p.73.）在东北非，葡萄牙殖民者在埃塞俄比亚制造了长期的社会冲突与动乱，造成了8，000人丧生。在他们被年轻的“万王之王”法西利达斯驱逐之后，人民欢呼：“西方的豺狼再也不能奴役我们的埃塞俄比亚！”（注：R.Greenfield, Ethiopia, A New Political History, London, p.61.）在东南亚，1511年当攻占马六甲时，葡驻印总督阿布尔柯克竟下令对城中男女老少一律格杀勿论，并纵容部下在城内大肆劫掠。（注：梁英明等：《近现代东南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葡萄牙殖民者还是罪恶滔天的非洲黑人奴隶贩卖的始作俑者。（注：参见郑家馨主编：《殖民主义史·非洲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157页。）至于西班牙殖民者在拉丁美洲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式掠夺罪行，更是罄竹难书。
早期殖民主义在东方的暴力劫掠，造成了亚非与拉丁美洲许多处在文明发展较低梯次的民族和国家的巨大破坏，甚至中断了这些国家、民族正常的社会发展进程。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来说，他们的命运受到了不可逆转的扭曲与摧残。殖民主义的负面历史作用，是巨大的，甚至毁灭性的。
早期殖民主义的触角伸到中国，是在明朝中叶。受其自身特征规律性的支配，来到中国的早期西方殖民者，并没有改变其暴力劫掠的恶的本质。葡萄牙殖民者甫抵我国广东沿海，就“拐掠城市男妇人口，卖夷以取货，每岁不知其数”；“所到之处，硝磺刃铁，子女玉帛，公然搬运，沿海乡村，被其杀掠，莫敢谁何”。（注：史澄：《广洲府志》卷一二二。）西班牙殖民者在占领菲律宾群岛后，北上入侵我国台湾。荷兰殖民者更在1624年，即晚明天启四年，侵入台湾，建立赤嵌城，并掠夺土地，搜刮赋税，掠卖人口，实行残酷的殖民占领和统治。另一方面，西方传教士，特别是天主教耶稣会士自16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我国内地传教。在这一过程中，开始了近代中西文明的交汇。事实上，当我们回顾明中叶以后的中西交往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伴随着这一交往的展开，西方传教士的活动日益凸显，而殖民者的暴力劫掠活动则渐有软化的趋势。西方殖民者并非不想将他们在华暴力劫掠活动无本万利的继续下去，而是碰到中国这个庞然大物——东方封建帝国，使他们不得不收敛本性，改变策略。
即使到了16世纪20年代，大明帝国早已盛世不再，葡萄牙殖民者在大明水师面前依然是碰得个鼻青脸肿。“中国官吏令葡萄牙人退出屯门岛，葡人不从，中国战舰遂攻之，葡人大败而归。”（注：Emil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as, Vol. Ⅱ,p.319,London,1910.）1523年发生在西草湾的海战，更是“生擒别都卢、疏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俘被掠男女十人，获其二舟”（注：《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年三月。）。经过反复的交往，碰撞与冲突，葡萄牙殖民者终于向中华帝国软化。1553年，葡人“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占据了澳门。“海道副使汪柏徇贿许之。”（注：郭棐：《广东通志》。）这是近代西方殖民者用行贿的手法，首次搞“洋腐败”，击中了第一名中国贪官，“非暴力”获取了澳门。此后，澳门葡萄牙当局更向中国政府缴租纳税，甚至助兵平叛，终于成了中华天朝眼中的“良夷”。由于长期的传教与贸易，澳门葡萄牙殖民当局与明廷关系良好。大清立国后，南明小朝廷还不断有人希望借助澳门葡人的力量，挽狂澜于既倒。而澳门的葡萄牙人也在相当一段时日里，怀抱着同情亡明的立场。然而，前产业革命西方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局限，加之葡萄牙这个地处西南欧一隅的小国国力的局限。葡萄牙殖民者对大清帝国的建立，竟完全无力施加任何影响与制约，只能坐等与之修好的时机。
至于17世纪崛起的荷兰，虽则侵占我国台湾，并在打击老牌殖民者葡萄牙时毫不手软，占尽优势，但在中华帝国面前亦显得力不从心。在明清改朝换代之际，荷兰人与葡萄牙、西班牙人一样，难有作为。至多不过拿海外华侨作为欺凌对象，恣意屠杀，显露其原始积累时期恶的本性。有时，荷兰殖民者怕影响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内心恐慌，事后还要专门遣使向中国皇帝谢罪。至于荷兰人侵占的台湾，则根本无须待大清帝国动手。一位统领25，000名精兵的抗清英雄郑成功，一次成功的跨海作战，就将宝岛收复，将荷兰殖民者赶下了大海。
三
西方殖民主义影响、制约不了大清帝国的建立。同样也影响、制约不了康雍乾盛世的到来。因为，在康雍乾盛世的辉煌时期，世界资本主义还处于原始资本积累的晚期，处于向产业革命过渡的阶段。
按照一般的判断，1733年开伊发明飞梭，标志着产业革命的开始；到1785年，瓦特改良蒸汽机，英国率先完成了产业革命。至于欧洲大陆以及北美地区的产业革命的完成，则要后推至19世纪中叶了。英国完成产业革命，大英帝国开始了它的崛起。但此时已是康雍乾盛世的尾声。“十全老人”乾隆皇帝已经是75岁高龄。当年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宇衣宵食、励精图治的时候，西方产业资产阶级正初出茅庐，刚刚登上历史舞台。西方殖民列强“船坚炮利”的日子还在后面。靠个把开伊制造的飞梭，哈格里斯夫制造的珍妮纺纱机和瓦特改良的蒸汽机，是动不了大清盛世的。完全有理由说，当时中国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还能够允许大清盛世的出现，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制约甚至扭转中国沿着它既定的轨道发展、运行。
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应该怎样来看待和评判康雍乾盛世这个大清帝国的全盛期呢？我认为，还是应该从正负两个方面给予这个盛世一个全面、辩证的认识与评价。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都要说够、评足。就是说，要评说到位。
康雍乾盛世，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大致有六大贡献可以彪炳青史，垂范千秋。第一，基本上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疆域，奠定了今天中国56个民族大家庭的基础；第二，大致完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成熟、完备、前近代型的行政管理体制，能够很好地为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制度服务；第三，重视农业生产，努力推动以农业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全面高涨；第四，注意农业人口的合理负担，政策导向比较妥当，从而促进了人口的巨大发展。这里要说明的是，和今天知识经济时代不同，大清帝国所处的自然经济时代，衡量一个国家、民族或社会发达与否的主要标准，是看其人口的多寡。这也是一个家族为什么祈求多子多孙，一个国家为什么希望广土众民的实质所在；第五，由于疆土广袤、人口众多、国势雄强，因此在平定三藩之后，帝国大致维持了一个半世纪的安定局面。其间虽有内征准噶尔之役、大小金川之役等一定规模的军事行动，也有外抗沙俄的雅克萨之役，但大体而言，没有全局性的帝国对外战争。这样，在帝国的中原与江南等主要农业区，社会生产不受干扰，人民生活比较安定。这就促成了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的高度繁荣；第六，作为东方最为强大富庶的帝国，大清帝国一如既往诸王朝的传统，经略“华夷秩序”，除了与缅甸进行过一场中方应多负责任的冲突外，基本上与周边远近诸国保持了和平、友善的关系，从而维系了东亚国际格局的稳定与安全。
以上这六个方面的贡献，尽管其中许多内容是承袭了秦汉以来历代中国封建王朝上升时期励精图治的传统，尽管其中也含有封建主义带来的负面因素，但从中国历史的发展看，仍然是积极、巨大，有的甚至是带有原创性的进步。这一历史性进步，的确超越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更不必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了。不过，从世界历史的发展看，康雍乾盛世比较起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开元之治，乃至明初洪永熙宣盛世来，有一个重大的缺憾。
我们知道，从两汉到明初，人类社会一直在古代和中世纪的历史条件下摸索前进。在包含中世纪在内的整个古代，中华文明可以说始终处于领先地位。环视全球，在两汉帝国时期，只有西方的希腊罗马文明璀璨辉煌，与东亚的中华文明交相辉映。罗马帝国与汉帝国是站在同一个文明梯次，并驾齐驱的时代弄潮儿、历史领先者。同样地，当大唐帝国气宇恢宏、英名远布的时候，西亚伊斯兰崛起阿拉伯帝国与穆斯林文明。也正是处在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同一层面，大唐文明与穆斯林文明之间，互相吸引，互相羡慕。大唐对伊斯兰的流布，抱着宽厚的包容态度。同样，先知穆罕默德在《圣训》中也教导弟子们说：“你们求学，哪怕去中国！”（注：纳忠：《阿拉伯通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0页。）阿巴斯王朝哈里发曼苏尔奠都巴格达时更明确指出：“这里有底格里斯河，可以把我们和遥远的中国联系起来。”（注：转引自郭应德：《古代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经济关系》，载《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史论丛》，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9页；原载塔巴里：《历代民族和帝王史》第6卷，开罗1939年版，第143页。）上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明初的洪永熙宣之治。可以说大清以前的历代盛世，都以自己骄人的成就领先世界。在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方面，都是当时世界的前驱、时代的先觉。
康雍乾盛世则不然。此时中国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发生了质的巨变，集中到一点，就是一个新的社会经济形态，一个新的社会阶级：近代资本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已经开始进入历史舞台的中央，一种新的文明，近代资本主义的文明，正以其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以其前所未有的野蛮方式，开始以高屋建瓴之势压倒包括古代中华文明在内的世界上一切前近代类型的文明。如此一来，康雍乾盛世在中国历史上看则无疑为盛；从世界历史上看则可能是衰，或者渐入衰境的一个动态过程。
凡历史事物，有比较方能鉴别。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就古代社会生产力条件而言，大清盛世的确达到了一个惊人的高度。以农业这个封建社会国民经济的基础而论，18世纪末，即康雍乾盛世之末，全国耕地约为10.5亿亩，粮食产量达2040亿斤；其总产量与亩产量均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朝代，同世界当时先进国家相比也不遑多让（注：戴逸主编：《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5页。），以致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奈盛赞当时中国农业“是近代农业科学出现以前历史上最科学和最发达者”（注：郭棐：《广东通志》。）。然而，正是在中世纪晚期，中国与西欧农业生产的对比开始发生急剧的逆转。例如，在英国，以圈地运动这一原始资本积累的手段为杠杆，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13—14世纪农业劳动生产率还不过每户2，369公斤，可能远不及中国；到15—16世纪则上升为每户5，520公斤（注：侯建新：《中世纪晚期中英农业发展趋向的比较》，载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146页。），明显地高于中国。这就是说，大清盛世盛则盛矣，却不能为产业革命创造任何生长的空间。这个以农业繁荣为基础的盛世，仍然走不出中国历代王朝盛世最终由盛而衰的怪圈，找不到向更高社会经济形态过渡的出路。
在政治生活方面，以军机处的创立为代表的行政体制的变革，进一步强化与完善了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封建政治制度。这一政治制度与行政体制在管理、支撑庞大而情况复杂的大清帝国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同时，也就压制直至窒息了国内一切新鲜的进步的思想、政治活动，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正是在同一时期，欧洲诸国不仅出现了被恩格斯称之为“瓦解中的封建君主制和萌芽中的资产阶级君主制”的专制王权，在扶助近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市民阶层反抗封建贵族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客观作用，而且还在大清立国的前夕，就爆发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当康熙大帝励精图治、大清盛世正在全面展开的时候，英国资产阶级通过1688年的光荣革命，已经巩固了自己的政权；而当乾隆皇帝由于春秋日高，为政日渐驰怠昏庸，社会危机四伏，盛世已成一具美丽的外壳时，攻占巴士底狱的炮火和列克星敦的枪声，报道着从西欧到北美大陆世界资产阶级政治大革命时代的来临。在《人权宣言》和《独立宣言》那闪光的大旗面前，大清龙旗显得是多么古旧；在近代资产阶级议会面前，军机处显得已多么落伍；在华盛顿两届总统任期完成时发表的告国人书面前，乾隆皇帝太上皇的苦涩显得又是多么难堪！
作为一个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的封建王朝，清朝统治者在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时候，带有更大的残酷与野蛮色彩。文字狱几乎是与大清盛世相终始，即使是在康雍乾当时，再无耻的御用文人也无法将它歌颂成为一桩“盛事”。大清盛世的这个负面，在与外部世界相比较时，甚至令今天的中国人也感到羞愧。谁人不知，当死去多时的徐述夔因其诗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而被剖棺戳尸时，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中已涌现出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毕封、卢梭、博马舍等一大批优秀的思想家，他们的不朽著述，凝炼了自由、平等、博爱等近代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进步思想，至今仍给人类文明的进步以丰富的启迪。
最后，在对外关系方面，大清盛世一仍其旧，在前代的传承与基础上继续经略“华夷秩序”，使其更加一以贯之，更加成熟与完备。不过，如果说在汉、唐、宋、明诸朝，在世界还处在前资本主义历史时代，中华帝国在营造“华夷秩序”中还在扮演一种历史的积极创造者的角色，而“华夷秩序”这种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体系还在以它和平、友善、稳定的作用，在人类的文明交往与文化交流领域中处于领先地位，那么大清盛世时，几位堪称英明的皇帝和整个中国的统治集团还在那里精雕细刻地经略“华夷秩序”，恐怕就只能成为一种盲目和庸庸碌碌的作为了。这是因为，大清盛世时的“华夷秩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依其惯性，让中华帝国在对外关系上继续维持一种中心的主动地位，让中华文明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继续保持着一种文明或文化的顺差，但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一个即将取代这一古代国际关系体系的新型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由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推出的条约体系，正在破坏古老的“华夷秩序”。正是在康雍乾时期，西方殖民主义第二次大潮，即产业革命所造成的大机器生产产品的洪流已基本酝酿完毕。1757年，当乾隆皇帝正在四十余岁的盛年，英国与印度公司发动普拉赛战役，开始了对印度次大陆的殖民征服历程。而在此前后，乾隆皇帝还在忙于其“回部”战争与大小金川之役。此时，“华夷秩序”的外围如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等地区早已崩塌。（注：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西方殖民列强的新主角，英、法两国的殖民触角也开始向东南亚腹地——印度支那、缅甸等地渗透，并步步近逼大清帝国。对外部世界的这一巨大威胁，大清帝国竟然懵然无知。从乾隆皇帝对马戛尔尼使团的接待，就可以看出整个清廷对于世界大势是多么的颟顸了。
四
19世纪中叶，经过嘉道问题期的挣扎，大清帝国终于以鸦片战争为转折点，急剧下滑，并走向衰亡。在这一下滑与衰亡的过程中，外部世界、即西方殖民列强加上后来的日本，成为一种扭转、催化和规制的原发力量。当然，这种来自外部的原发力量，还要通过中国社会内部因素的变化，才能发挥其作用。但无论如何，这种外部力量已经可以决定大清帝国运行的转轨，即从一个古代类型的、独立的东方封建帝国，转向一个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控制的半殖民地附庸。
盛极必衰，这本是中国历代王朝自身发展的必然规律，但这衰亡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而且，在旧的王朝灭亡之后，乱而后治，会崛起另一个新的封建王朝。大清帝国的外部世界力量，打破了这个规律。这个动态发展着力量——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虽则无力阻止大清王朝的创立，并难以制约大清盛世的到来，却足以在这个王朝的后期从根本上扭转它的运行轨道，加速其衰亡。更有甚者，这个巨大的外部力量，还不以其自身意志为转移地决定了，在大清帝国覆灭后，不会再有一个新的封建王朝、新的帝国来接替它。在此后中华大地上苦撑的，将是一个中国历史从未曾有过的、与世界潮流接轨的共和政体；崛起的，将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
如果说，在大清帝国上升时期，我们应该较多注意将它与正在走上世界历史舞台中央的西方殖民主义、资本主义诸国相比较，从而给这个盛极一时的大帝国在世界历史上一个更加清晰、更加准确的定位；那么，到了它的下降时期，我们就应该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外部世界对它制约的阶段性上，并从东方各国被侵略、被奴役与边缘化的共同轨迹以及它们反制约的苦斗中，找出大清帝国与中华民族命运的共存与分野。在1840年到1911年这段时期，大清帝国的外部环境是险恶的。不过，从险恶的程度看，又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以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为分界，分为此前的自由资本主义晚期和此后的帝国主义早期。
自由资本主义外部环境之险恶，在于西方列强挟其产业革命后对东方的全面优势，在“自由”的旗帜下，以炮舰为先导与后盾，横冲直撞，大搞表面上平等即贸易自由、买卖平等掩盖下的实质不平等，即用廉价的大机器产品的重炮摧毁东方自然经济下的手工业生产。一句话，以自由贸易的形式，对东方各国实行殖民剥削与奴役。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就是这一时期殖民列强所迫求的一般范式。当然，在炮舰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对弱小国家实行殖民占领，甚或对中国也来个顺手牵羊，将香港割去，也可以称作是附带的题中之义。
不过，对此时的西方列强来说，占领殖民地，实行直接的殖民统治，并非它们的首选，更不是它们的必然。例如，大英帝国这个西方殖民列强的领头羊，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将自己的殖民扩张政策的重点，放在所谓“无形帝国”的经略上（注：高岱、郑家馨：《殖民主义史·总论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英国著名政治家迪斯累里在1852年还认为，“殖民地是吊在英国脖子上的磨盘”，直到1866年，在给首相德比勋爵的信中他还坚持说，“英国只有放弃印度和地中海以外的一切殖民地才能获胜”。（注：高岱、郑家馨：《殖民主义史·总论卷》，第56页。）这就是说，直到19世纪70年代以前，东方国家即使已经被西方用炮舰和大机器产品驱上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轨道，如果它们自身有着足够的内因，它们仍然有机会使自己的命运来一个逆转。因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外部环境，还有如西山背后那抹晚霞一样，给东方各国留下独立发展的最后一个稍纵即逝的空间与机会。我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就是依赖自己的内因，抓住机遇，从这个迅速闭合的缝隙中冲出去，一飞冲天，走上近代资本主义道路的。大清帝国也力图冲击这个缝隙。不幸，它失败了。这次冲击，就是著名的洋务运动。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对于中国的外部世界的认识，终于有了一定的历史自觉性。他们注意到世界历史潮流的趋势，注意到历史时代的变化，称之为“千古之变局”、“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在洋务派的推动下，“师夷之长以制夷”。“长技为何？一在战舰之精也，一在机器之利也”。在与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交往中，曾、左、李是文明局部认输者。他们承认中国在器物文明层面上，技不如人。无论如何，这个认识要高出乾隆皇帝君臣许多。为了维护大清帝国的统治，洋务派在19世纪60年代建立了新式陆军，70年代又建立了新式海军。同时，近代化机器制造枪炮、舰船、军需用的近代纺织工厂，采煤、冶铁业都发展起来。一时间，大清帝国东部海疆，龙旗猎猎，炮声隆隆。编队行进的北洋水师，雄视西太平洋海域。大清新军的声势，甚至令大英帝国怦然心动。为了抵御沙俄势力的南下，那位著名的英国大臣寇松，竟一度想选择大清帝国作英国在东亚抗俄的盟友。
然而，比较日本的明治维新，洋务运动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在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层面上，整个洋务派都是抱残守缺，顽固不化的。用洋务运动主将，同时也是洋务派中最开明、先进者李鸿章的话来讲，就是：“中国文物制度迥异于外洋榛狉之俗，所以郅治保国邦，国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正因为如此，当日本使节森有礼向李鸿章详细介绍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李鸿章旗帜鲜明地断然表态说：“我国绝不进行这种变革！”（注：木村匡：《森先生传》。）直到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洲，英国的舆论仍批评他说：“就内政而论，中堂来英后，未遑考吾英之善政，而惟留意于船台枪炮与夫铁路电报之属，未免逐末而忘本。”这番批评，真是一针见血！甲午之战打败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了，一大块祖国的领土——宝岛台湾割走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出赔了，你李鸿章还执迷不悟啊！还在那里船台枪炮、铁路电报问个不休，而“吾英之善政”，君主立宪的英国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思想等方面，竟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岂不怪哉！
李鸿章们的上述时代的、社会的局限，实际上也是大清帝国时代的、社会的局限。大清帝国社会内部诸因素的局限，制约了那场表面上似乎风光一时的“同光新政”，只是一场浮在表层的改革。这场改革由于缺乏新时代所需要的深层底蕴，而终于在甲午战争的惨败中崩溃。“同治中兴”，成为大清帝国生命中的回光返照。
与大清帝国同时向自由资本主义晚期所容留的那个稍纵即逝空间实行冲击的，除了日本与中国外，还有许多东方国家。放眼四望，在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前后，曾经出现过19世纪二三十年代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1848—1851年伊朗的密尔扎·塔吉汗改革；以1839年《御园敕令》为顶点的奥斯曼帝国的改革；缅甸曼同王的改革；埃塞俄比亚西奥多二世的改革以及泰国、马达加斯加、突尼斯等国的上层改革。由于所有其他东方国家同中国一样，缺乏日本明治维新社会条件中那些比较成熟的主客观因素，因而它们都成为大清帝国的难兄难弟，在封建上层的自强自救奋斗中，被淘汰出局。（注：何芳川：《十九世纪中叶东方国家的上层改革活动》，《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
大致在19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开始向早期帝国主义发展。受垄断资本需要的支配，西方殖民列强纷纷致力于海外领地的独占，由此展开了瓜分世界的争斗。在这种情势下，东方国家再想走上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已经再无可能。此时的大英帝国政治家们，一改往常在殖民地问题上的自由主义态度。本杰明·迪斯累里和约翰·张伯伦急剧转变立场，力主帝国的殖民扩张（注：欣斯利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31页。）。大英帝国在非洲疯狂活动，企图实现其从开罗（Cairo）到开普（Cape）殖民统治的2C计划；在亚洲，经1885年第三次英缅战争征服了缅甸，并向我国西藏、云南渗透，法国在中法战争（1884—1885年）后占领了整个印度支那地区；德国狂呼“需要蓝天下的地盘”；刚刚摆脱沦为殖民地命运的日本，更加穷凶极恶，灭琉球，攻我台湾，渗透朝鲜半岛。与此同时，列强开始在华划分势力范围。俄划东北，法划西南，德划山东，日划福建，大英帝国作为列强侵略之龙头，则划长江流域。
此时，外部环境已经严密地堵死了大清帝国的出路。洋务运动的自身局限，使清王朝错失了自救的最后一个机会。待到康梁维新派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推行变法，不仅内部政治力量对比依旧不利于维新，外部环境也不允许这个在水准上接近明治维新的运动走上坦途。维新派领袖们对这一外部形势之严峻，是有所认识和警觉的。还在19世纪80年代末，康有为就敏锐地看到：“于今俄筑铁路于北而近盛京，法规越南于南以取滇粤，英启滇藏于西，日伺高丽于东，四邻皆强，我危逼极矣！”他指出，“中国发愤，只有此数年闲暇，及时变法，犹可支持，过此不治！”康有为没有认识到，按当时的国际形势，“数年闲暇”也是一个过高的估计。实际上，就是马上变法，恐怕也为时过晚，终归也是“不治”。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扶桑，痛定思痛，才有了一个比较准确的总结。1898年10月6日，他在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中，对比了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国际条件，指出：“贵邦三十年前，外患未亟，其大忧仅在内讧，故专恃国内之力而即可以底定。敝邦今日如以一羊处于群虎之间，情形之险，百倍贵国。”（注：梁启超：《新党某君上日本政府政党论中日政变书》，《戊戌变法》（二）。）果然，未几而八国联军攻占北京。1901年的《辛丑条约》，不仅规定了大清完全半殖民地化的地位，同时也敲响了这个彻底腐朽封建老大帝国的丧钟。
五
从1840—1911年这70年，大清帝国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命运，从同轨走向分途。
当着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的时候，大清帝国虽然颟顸，却仍然扮演着中华民族捍卫者的角色。正因为如此，林则徐的禁烟活动，使他名彪青史，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他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名句，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为中华民族的尊严与复兴而献身。关天培、陈化成等爱国将领牺牲了，但三元里平英团的旗帜继续高扬起来。即便是那个半是偏执、半是昏庸的道光皇帝，也曾派出自己的两名皇侄统兵南下，抗击英国殖民侵略者。
此时，大清帝国的抗争，就是中华民族的抗争；大清帝国的屈辱，就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大清帝国，对外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利益。两者的命运，大致是同轨的。这种同轨状态，并不限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可以说，在此后的70年间，每逢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以武力侵犯中国，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激化的时候，大清帝国总是以程度不同的状态，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利益。大清帝国的命运，总是程度不同地与中华民族的命运处于同轨状态。因此，凡是在卫国战争中作出过贡献直至捐躯的大清将士，包括统治集团的成员，都是中华民族的英烈，或是应予在某种程度上肯定的历史人物。同时，凡是在国家进步的事业中有所作为的人士与活动，也均应给予某种程度的注意与认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中华民族的丰碑上镌刻下冯子材、刘永福、邓世昌、林永升等人的名字，我们在中华民族的庙堂上留下左宗棠的座位；我们甚至给洋务运动的若干举措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步史上安排若干篇章。这种同轨状态，却并不总是可歌可泣的。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大清帝国盛极必衰的自身规律在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外部力量催化下，日益加剧表现出来。这样一来，日益腐朽的帝国与中华民族命运的同轨状态大受影响，其时段越来越短，其程度越来越弱。二者分道扬镳的趋势，则越来越强。
大清帝国与中华民族命运的“星分异畛”，源自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外力影响下剧烈变动的中国社会。当着西方殖民侵略使中国社会发生结构性的震动，从而造成并加剧中国内部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中国的下层群众则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对面临着的社会危机和隐藏在社会危机后面的民族危机作出反应。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大起义，就是这类情况的典型。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下层民众——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命运，便不再以大清帝国为依托。他们的殊死抗争，正是人民大众不愿随大清帝国的陨落而跌进被西方奴役的深渊，因此奋起力图掌握自己命运的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洪秀全和他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代表着中华民族命运的前瞻。
我们不难看到，太平天国义旗高扬下的农民与手工业者，仍然是大清统治下的中世纪社会的草根大众。因此，他们赖以抗争的精神武器，仍然来自其旧的精神家园，在中世纪的历史条件下，“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1页。）这一次，洪秀全索性将西方基督教“拿来”，引进中国，加以中国草根大众化，建立了拜上帝会，激发了无数下层民众献身天国的精神力量。
乡村知识分子洪秀全的教育水平与文化修养有限。定都天京后，这位太平天王迅速腐化，带着数以十计的嫔妃在天王府后苑里游玩，写出的记游诗也甚为粗鄙：“乃车对面向路行，有阻回头看兜平，苑内游行真快活，百鸟作乐和歌声。”（注：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太平天国》，台北远流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页。）
就是这么一位“快活”天子，公然指斥清廷为“阎罗妖”，宣告了同大清帝国命运的绝裂，率领起义民众，将后者打得威信扫地。无论在夺取初步胜利后，他本人与起义的领导集团何等迅速腐败，但在万千中下层起义军民献身神圣事业的理想主义能量释放完毕之前，太平天国毕竟挺立了14个年头。
太平天国运动的宗教色彩，并不是孤立的。在19世纪的东方，它在许多东方国家的民族运动和社会运动中都可以听到对自己的应响。从形式上看，众多的这类披着宗教外衣的斗争，颇与时代脱节。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更是将近代西方基督新教加以前资本主义化，这似乎显然是一种倒退。然而，从历史的长河看问题，这种倒退正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下层民众的状态，正是为了与下层民众的领悟水平挂上勾，然后拉动他们前进。在这个意义上，倒退正是为了进步：前资本主义化，正是为了向资本主义前进作出某种准备。
诚然，洪秀全的理想、理念中，有着大量对基督教义的扭曲。这些扭曲令西方传教士大惊失色。（注：洪秀全的业师、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就拒绝给洪氏受洗。）但是，洪秀全引进了天下一家，俱是兄弟姐妹等基督教平权思想，却令曾国藩兴起“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注：曾国藩：《讨粤匪檄》。）那种深深的恐惧。这种借鉴，正是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序幕；它所播下的基因，在此后中国社会的变迁中发挥作用。（注：孙中山就自称“洪秀全第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是可以说，孙中山以三民主义与农民秘密结社联手，毛泽东以马列主义领导新式农民战争，都早在太平天国大起义时得到了预演么？！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大清帝国命运分道扬镳的一次预演。统治阶级的腐朽，使大清帝国日益与时代脱节，外不能抵御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内不能跟上社会进步与国家现代化的需求，终于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大潮的弃儿，时代的落伍者。待到八国联军之役后，清廷再无与外国帝国主义较量的胆气，只剩下“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在列强面前摇尾乞怜，大清帝国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数了。
然而，大清帝国的气数已尽，绝不等于中华民族也从此沉向深渊。有着数千年文明和一以贯之的历史的中华民族，自有无穷的活力。太平天国失败了，下层民众反抗的火种还在。当康梁维新派尚无觉悟与力量，将自己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活动，与草根大众相结合的时候，草根大众的抗争，甚至会以更为原始、更为落后的形式爆发出来，掀起义和团运动。这一运动虽则落后到了具有某种讽刺意味，但运动中下层民众表现出来的那种视死如归的精神，却令即将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望而却步。那视死如归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绝然不同于大清帝国的地方，后者已气息奄奄，前者却生机无限！
当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终于以共和思想武装了自己的头脑，并高扬起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大旗时，千百革命派青年投身到士兵中去，到下层社会去，到海外劳苦华侨大众中去，与那里的民众与秘密结社相结合。这种活动的结果，终于酿成了辛亥革命。恰当此时，欧洲帝国主义列强正在分裂、组合，形成两大军事集团，为了争夺全球霸权，全力准备着一场空前的强盗之间的大厮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脚步早已悄然逼近。外部世界难以聚合力量，再一次组织什么八国联军来干涉中国内政，挽救大清帝国。孙中山领导的比较完整和正规意义上的共和革命，遂得以在这又一稍纵即逝的外部缝隙中冲击成功。大清帝国终于灭亡。^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4年04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2004年01期第22～34页
【作者简介】何芳川，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邮编：100871
| 【内容提要】 | 在大清帝国的历史上，外部环境的因素十分重要。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时代所带来的变化，是根本性的、世界性的巨大变化。这一变化虽然尚不能影响大清帝国的建立，不能阻止康雍乾盛世的到来，但已从外部大势上决定了帝国历史的此后性质。这一强大的外势终于决定了帝国的衰亡。大清帝国的命运也从与中华民族的命运同轨走向分途。大清帝国灭亡了，中华民族却仍生机无限。 |
清史的编纂，是一个盛举。共襄盛举的，清史学界自然责无旁贷，此外，还应有包括世界史在内的整个中国史学界。不仅如此，作为21世纪的宏伟学术成果，它还应该是跨学科综合研究的结晶，体现新世纪对学术研究的时代要求。为此，本文试图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提出一些浅见，将大清帝国放进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去观察。
一
当人们谈论一部中华帝国史，总不忘汉唐明清。这当然有欠准确。因为秦，毕竟是中华帝国之肇始；而元，也是一个曾经拓疆万里、存在了近一个世纪的庞然大物。让我们姑且从俗，就谈汉、唐、明、清吧。大清帝国，就与前面三大帝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就在于它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发生了质的巨变。
汉唐明清四大帝国，都有一个外部环境、外部世界，也都有一个与外部环境、外部世界沟通交流、相互影响的问题。但前三大帝国在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影响中，始终居于一种中心的、主角的地位，一种积极、主动影响甚至制约外部世界的核心地位。而大清帝国，从它立国伊始，就在毫不自知的情况下，处于被外部世界从宏观上影响与制约的态势中。在这种被动的宏观态势下，大清帝国虽然依历史的惯性，仍然力图发挥昔日的主角作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这种积极、主动的作用，但在宏观的视角下看来，那也只不过是全面被动形势下的局部主动罢了。而且，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局部主动也在内外条件的动态发展中逐渐丧失，直至鸦片战争后迅速走向完全的受制状态。
大清帝国的这个外部环境、外部世界的特点，正是世界历史的发展所决定的。马克思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页。）这就是说，作为比较完整和正规意义上的世界史，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人类历史漫长发展的结果。在古代，特别是上古时期，在我们这座星球的各个地区生息、繁衍的人类社会创立了国家和文明。然而，从今天的世界地图上看，古代人类所创建的国家与文明，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局限下，最初都是规模很小、彼此分散，甚至显得支离破碎。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去追溯历史，探讨乃至努力勾勒一个世界的古代，但那追溯、探讨、勾勒的结果，只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在世界的古代，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完整的古代世界，那个被我们勾勒而成的“世界”，是分散的、零星的，甚至是支离的。这种状况甚至影响了人们的主观认识，以至当时人们头脑中的世界，仅不过是他们赖以生产、生活的局部地区，至多不过是他们与之进行交换、贸易的边远地区而已。直到国家规模庞大，出现了疆土辽阔的帝国，人们头脑中的世界，仍然是有限的。在古希腊、罗马人头脑里，世界指的就是地中海及其周边地区，亦即我们今天常说的“地中海世界”。在“地中海世界”人们看来，当时这个世界之外，特别是埃及、红海以东以南地区，都被笼统地称之为“埃塞俄比亚”。这个“埃塞俄比亚”，并非指今日东非的那个著名的文明古国，其意为“晒黑的面庞”，指的是此外一切未知地带。同样地，在古代中国人头脑中，世界也是局限着的。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再加上对中亚、西亚和南亚比较模糊的认知，大致就是当时中国人的“天下”了。由于古代中华文明的高度发展，特别是精神文明层面的极度丰富，中国人对世界的探求是无与伦比的。太史公司马迁记载了春秋时期邹衍的世界观：“中国外如赤悬神洲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通焉。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也。”（注：《史记》传七十四。）但这个头脑中的世界，带有很大的模糊性与猜测性，虽有智慧的闪光，却距现实遥远。
因此，在古代，直到中世纪时期，一部正规意义上的世界史还在准备与雏形时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哪一个国家、民族创建了国土广袤、人口众多、社会经济繁荣，总体文明程度领先的王国或帝国，在与当时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就会占据主动的地位。我国古代的汉、唐、明等几个大帝国，在对外交往与文明交汇中基本上都是居于一种高屋建瓴的态势。当时的外部世界还没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文明和更为高级的社会形态以及建立在这种更高文明、更高社会形态上的强大国家或国家群，能够对中华帝国的兴衰与社会发展作出质的影响与制约。因此，如果我们修撰汉、唐、明等王朝的历史，它们的外部环境或对外关系固然也不应忽视，但比起修撰清史来，其重要性就相差不知几许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一部二十四史，所有王朝的外部环境加起来，也没有大清帝国的外部环境来得重要。
“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开始的”。清王朝（1644—1911年）存在的268年，正好处在这个历史时代。正是从16世纪开始，世界走向一个巨大的质变，近代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占据了文明的制高点。资产阶级在组织世界市场的过程中，将这个世界编织到一体，从而创造并书写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而这个崭新的历史进程，逐渐地并不可逆转地将大清帝国纳入了它的框架之中，从外部影响、制约直至通过其内部变化，规定了帝国的衰亡与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因此，在修撰清史时，就不能不时时刻刻、方方面面考量着它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以何种方式、怎样的力度日渐深入地介入了帝国的发展，在帝国内部运动中起了何种催化、腐蚀、破坏与革新准备的作用。
近三个世纪的大清帝国史，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与此同时，帝国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也是动态的、发展的。而且比较起来，后者比前者变动与发展的速度，更是迅猛的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大清帝国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就越来越落后，越来越被动，因而越来越异化，终于从一个雄强一世的东方大帝国、一个中央王国，异化为一个半殖民地、一艘在怒海惊涛中下沉的破船。
大清帝国的历史，是有阶段性可寻的。大体而言，似乎可以划分为早期，即初创期，大约从1644年到平定三藩之乱；全盛期，即康雍乾盛世；中后期，即问题期，大致在嘉道年间；晚期，即中国近代史前期，1840—1911年。从更宽泛意义上，我们也不妨注意一下世界近代史的阶段性。一般而论，世界近代史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即早期原始资本积累时期，从16世纪到18世纪；然后是产业革命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下半叶；再就是帝国主义时期，从19世纪下半叶到1945年。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进入现当代时期，另当别论。这样，我们看到：大清帝国存在的268年，正好处在世界近代史上第一阶段晚期到第三阶段前期。这一对照的意义在于，它向我们清晰地指出：大清帝国的初创期和全盛期，大致在世界近代史上的第一阶段，即原始积累时期，而大清帝国的问题期与晚期，则正好处在世界近代史上的第二、三阶段，即产业革命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与早期帝国主义时期。由此，大清帝国在与其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其兴衰轨迹不是更加生动，更加鲜明了么？！
二
1644年，当八旗入关，小皇帝福临在北京金銮殿上彷徨的时候，近代西方殖民主义东来已经一个半世纪了。在这一百多年间，葡萄牙人经好望角，占据了印度的果阿、马来半岛南端的马六甲、我国的澳门等地，建立了它线型的东方海上帝国。与此同时，西班牙人依托其拉丁美洲殖民地，占领了菲律宾群岛，几乎将太平洋变成了西班牙内湖。
以西班牙、葡萄牙为代表的早期殖民主义，反映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社会需求，因此也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当时东来的西方殖民者，在《马可波罗游记》的鼓舞下，到东方图谋香料、金银以及一切精美的产品和工艺品，同时，他们高举传布福音的旗帜，给自己充满功利主义的野心，蒙上一层正义和美好的包装。可惜，基督的福音换不来任何物质的果实，而殖民者又拿不出什么高档的产品或硬通货与东方进行交换。于是，出路只有一条：赤裸裸的暴力劫掠。从西方殖民者一踏上东方国家的海岸开始，赤裸裸的暴力劫掠就如影随形地陪伴着他们。他们带着火和剑来到东方，留下的是用火和血的文字写下的记录。在东非，瓦斯科·达·伽马首航印度返程中，炮轰了摩加迪沙城邦，达·伽马的后继者阿尔美达，于1505年血洗了曼巴萨城邦：“无论男女老少以至无辜幼儿，全都不免一死。……不仅是人遭殃，甚至天上的飞鸟也被射杀殆尽。”（注：J.S.Kirkman ed., The Portuguese Period in East Africa, Nairobi,1968,p.73.）在东北非，葡萄牙殖民者在埃塞俄比亚制造了长期的社会冲突与动乱，造成了8，000人丧生。在他们被年轻的“万王之王”法西利达斯驱逐之后，人民欢呼：“西方的豺狼再也不能奴役我们的埃塞俄比亚！”（注：R.Greenfield, Ethiopia, A New Political History, London, p.61.）在东南亚，1511年当攻占马六甲时，葡驻印总督阿布尔柯克竟下令对城中男女老少一律格杀勿论，并纵容部下在城内大肆劫掠。（注：梁英明等：《近现代东南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葡萄牙殖民者还是罪恶滔天的非洲黑人奴隶贩卖的始作俑者。（注：参见郑家馨主编：《殖民主义史·非洲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157页。）至于西班牙殖民者在拉丁美洲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式掠夺罪行，更是罄竹难书。
早期殖民主义在东方的暴力劫掠，造成了亚非与拉丁美洲许多处在文明发展较低梯次的民族和国家的巨大破坏，甚至中断了这些国家、民族正常的社会发展进程。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来说，他们的命运受到了不可逆转的扭曲与摧残。殖民主义的负面历史作用，是巨大的，甚至毁灭性的。
早期殖民主义的触角伸到中国，是在明朝中叶。受其自身特征规律性的支配，来到中国的早期西方殖民者，并没有改变其暴力劫掠的恶的本质。葡萄牙殖民者甫抵我国广东沿海，就“拐掠城市男妇人口，卖夷以取货，每岁不知其数”；“所到之处，硝磺刃铁，子女玉帛，公然搬运，沿海乡村，被其杀掠，莫敢谁何”。（注：史澄：《广洲府志》卷一二二。）西班牙殖民者在占领菲律宾群岛后，北上入侵我国台湾。荷兰殖民者更在1624年，即晚明天启四年，侵入台湾，建立赤嵌城，并掠夺土地，搜刮赋税，掠卖人口，实行残酷的殖民占领和统治。另一方面，西方传教士，特别是天主教耶稣会士自16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我国内地传教。在这一过程中，开始了近代中西文明的交汇。事实上，当我们回顾明中叶以后的中西交往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伴随着这一交往的展开，西方传教士的活动日益凸显，而殖民者的暴力劫掠活动则渐有软化的趋势。西方殖民者并非不想将他们在华暴力劫掠活动无本万利的继续下去，而是碰到中国这个庞然大物——东方封建帝国，使他们不得不收敛本性，改变策略。
即使到了16世纪20年代，大明帝国早已盛世不再，葡萄牙殖民者在大明水师面前依然是碰得个鼻青脸肿。“中国官吏令葡萄牙人退出屯门岛，葡人不从，中国战舰遂攻之，葡人大败而归。”（注：Emil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as, Vol. Ⅱ,p.319,London,1910.）1523年发生在西草湾的海战，更是“生擒别都卢、疏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俘被掠男女十人，获其二舟”（注：《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年三月。）。经过反复的交往，碰撞与冲突，葡萄牙殖民者终于向中华帝国软化。1553年，葡人“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占据了澳门。“海道副使汪柏徇贿许之。”（注：郭棐：《广东通志》。）这是近代西方殖民者用行贿的手法，首次搞“洋腐败”，击中了第一名中国贪官，“非暴力”获取了澳门。此后，澳门葡萄牙当局更向中国政府缴租纳税，甚至助兵平叛，终于成了中华天朝眼中的“良夷”。由于长期的传教与贸易，澳门葡萄牙殖民当局与明廷关系良好。大清立国后，南明小朝廷还不断有人希望借助澳门葡人的力量，挽狂澜于既倒。而澳门的葡萄牙人也在相当一段时日里，怀抱着同情亡明的立场。然而，前产业革命西方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局限，加之葡萄牙这个地处西南欧一隅的小国国力的局限。葡萄牙殖民者对大清帝国的建立，竟完全无力施加任何影响与制约，只能坐等与之修好的时机。
至于17世纪崛起的荷兰，虽则侵占我国台湾，并在打击老牌殖民者葡萄牙时毫不手软，占尽优势，但在中华帝国面前亦显得力不从心。在明清改朝换代之际，荷兰人与葡萄牙、西班牙人一样，难有作为。至多不过拿海外华侨作为欺凌对象，恣意屠杀，显露其原始积累时期恶的本性。有时，荷兰殖民者怕影响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内心恐慌，事后还要专门遣使向中国皇帝谢罪。至于荷兰人侵占的台湾，则根本无须待大清帝国动手。一位统领25，000名精兵的抗清英雄郑成功，一次成功的跨海作战，就将宝岛收复，将荷兰殖民者赶下了大海。
三
西方殖民主义影响、制约不了大清帝国的建立。同样也影响、制约不了康雍乾盛世的到来。因为，在康雍乾盛世的辉煌时期，世界资本主义还处于原始资本积累的晚期，处于向产业革命过渡的阶段。
按照一般的判断，1733年开伊发明飞梭，标志着产业革命的开始；到1785年，瓦特改良蒸汽机，英国率先完成了产业革命。至于欧洲大陆以及北美地区的产业革命的完成，则要后推至19世纪中叶了。英国完成产业革命，大英帝国开始了它的崛起。但此时已是康雍乾盛世的尾声。“十全老人”乾隆皇帝已经是75岁高龄。当年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宇衣宵食、励精图治的时候，西方产业资产阶级正初出茅庐，刚刚登上历史舞台。西方殖民列强“船坚炮利”的日子还在后面。靠个把开伊制造的飞梭，哈格里斯夫制造的珍妮纺纱机和瓦特改良的蒸汽机，是动不了大清盛世的。完全有理由说，当时中国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还能够允许大清盛世的出现，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制约甚至扭转中国沿着它既定的轨道发展、运行。
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应该怎样来看待和评判康雍乾盛世这个大清帝国的全盛期呢？我认为，还是应该从正负两个方面给予这个盛世一个全面、辩证的认识与评价。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都要说够、评足。就是说，要评说到位。
康雍乾盛世，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大致有六大贡献可以彪炳青史，垂范千秋。第一，基本上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疆域，奠定了今天中国56个民族大家庭的基础；第二，大致完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成熟、完备、前近代型的行政管理体制，能够很好地为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制度服务；第三，重视农业生产，努力推动以农业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全面高涨；第四，注意农业人口的合理负担，政策导向比较妥当，从而促进了人口的巨大发展。这里要说明的是，和今天知识经济时代不同，大清帝国所处的自然经济时代，衡量一个国家、民族或社会发达与否的主要标准，是看其人口的多寡。这也是一个家族为什么祈求多子多孙，一个国家为什么希望广土众民的实质所在；第五，由于疆土广袤、人口众多、国势雄强，因此在平定三藩之后，帝国大致维持了一个半世纪的安定局面。其间虽有内征准噶尔之役、大小金川之役等一定规模的军事行动，也有外抗沙俄的雅克萨之役，但大体而言，没有全局性的帝国对外战争。这样，在帝国的中原与江南等主要农业区，社会生产不受干扰，人民生活比较安定。这就促成了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的高度繁荣；第六，作为东方最为强大富庶的帝国，大清帝国一如既往诸王朝的传统，经略“华夷秩序”，除了与缅甸进行过一场中方应多负责任的冲突外，基本上与周边远近诸国保持了和平、友善的关系，从而维系了东亚国际格局的稳定与安全。
以上这六个方面的贡献，尽管其中许多内容是承袭了秦汉以来历代中国封建王朝上升时期励精图治的传统，尽管其中也含有封建主义带来的负面因素，但从中国历史的发展看，仍然是积极、巨大，有的甚至是带有原创性的进步。这一历史性进步，的确超越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更不必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了。不过，从世界历史的发展看，康雍乾盛世比较起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开元之治，乃至明初洪永熙宣盛世来，有一个重大的缺憾。
我们知道，从两汉到明初，人类社会一直在古代和中世纪的历史条件下摸索前进。在包含中世纪在内的整个古代，中华文明可以说始终处于领先地位。环视全球，在两汉帝国时期，只有西方的希腊罗马文明璀璨辉煌，与东亚的中华文明交相辉映。罗马帝国与汉帝国是站在同一个文明梯次，并驾齐驱的时代弄潮儿、历史领先者。同样地，当大唐帝国气宇恢宏、英名远布的时候，西亚伊斯兰崛起阿拉伯帝国与穆斯林文明。也正是处在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同一层面，大唐文明与穆斯林文明之间，互相吸引，互相羡慕。大唐对伊斯兰的流布，抱着宽厚的包容态度。同样，先知穆罕默德在《圣训》中也教导弟子们说：“你们求学，哪怕去中国！”（注：纳忠：《阿拉伯通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0页。）阿巴斯王朝哈里发曼苏尔奠都巴格达时更明确指出：“这里有底格里斯河，可以把我们和遥远的中国联系起来。”（注：转引自郭应德：《古代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经济关系》，载《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史论丛》，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9页；原载塔巴里：《历代民族和帝王史》第6卷，开罗1939年版，第143页。）上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明初的洪永熙宣之治。可以说大清以前的历代盛世，都以自己骄人的成就领先世界。在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方面，都是当时世界的前驱、时代的先觉。
康雍乾盛世则不然。此时中国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发生了质的巨变，集中到一点，就是一个新的社会经济形态，一个新的社会阶级：近代资本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已经开始进入历史舞台的中央，一种新的文明，近代资本主义的文明，正以其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以其前所未有的野蛮方式，开始以高屋建瓴之势压倒包括古代中华文明在内的世界上一切前近代类型的文明。如此一来，康雍乾盛世在中国历史上看则无疑为盛；从世界历史上看则可能是衰，或者渐入衰境的一个动态过程。
凡历史事物，有比较方能鉴别。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就古代社会生产力条件而言，大清盛世的确达到了一个惊人的高度。以农业这个封建社会国民经济的基础而论，18世纪末，即康雍乾盛世之末，全国耕地约为10.5亿亩，粮食产量达2040亿斤；其总产量与亩产量均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朝代，同世界当时先进国家相比也不遑多让（注：戴逸主编：《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5页。），以致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奈盛赞当时中国农业“是近代农业科学出现以前历史上最科学和最发达者”（注：郭棐：《广东通志》。）。然而，正是在中世纪晚期，中国与西欧农业生产的对比开始发生急剧的逆转。例如，在英国，以圈地运动这一原始资本积累的手段为杠杆，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13—14世纪农业劳动生产率还不过每户2，369公斤，可能远不及中国；到15—16世纪则上升为每户5，520公斤（注：侯建新：《中世纪晚期中英农业发展趋向的比较》，载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146页。），明显地高于中国。这就是说，大清盛世盛则盛矣，却不能为产业革命创造任何生长的空间。这个以农业繁荣为基础的盛世，仍然走不出中国历代王朝盛世最终由盛而衰的怪圈，找不到向更高社会经济形态过渡的出路。
在政治生活方面，以军机处的创立为代表的行政体制的变革，进一步强化与完善了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封建政治制度。这一政治制度与行政体制在管理、支撑庞大而情况复杂的大清帝国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同时，也就压制直至窒息了国内一切新鲜的进步的思想、政治活动，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正是在同一时期，欧洲诸国不仅出现了被恩格斯称之为“瓦解中的封建君主制和萌芽中的资产阶级君主制”的专制王权，在扶助近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市民阶层反抗封建贵族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客观作用，而且还在大清立国的前夕，就爆发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当康熙大帝励精图治、大清盛世正在全面展开的时候，英国资产阶级通过1688年的光荣革命，已经巩固了自己的政权；而当乾隆皇帝由于春秋日高，为政日渐驰怠昏庸，社会危机四伏，盛世已成一具美丽的外壳时，攻占巴士底狱的炮火和列克星敦的枪声，报道着从西欧到北美大陆世界资产阶级政治大革命时代的来临。在《人权宣言》和《独立宣言》那闪光的大旗面前，大清龙旗显得是多么古旧；在近代资产阶级议会面前，军机处显得已多么落伍；在华盛顿两届总统任期完成时发表的告国人书面前，乾隆皇帝太上皇的苦涩显得又是多么难堪！
作为一个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的封建王朝，清朝统治者在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时候，带有更大的残酷与野蛮色彩。文字狱几乎是与大清盛世相终始，即使是在康雍乾当时，再无耻的御用文人也无法将它歌颂成为一桩“盛事”。大清盛世的这个负面，在与外部世界相比较时，甚至令今天的中国人也感到羞愧。谁人不知，当死去多时的徐述夔因其诗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而被剖棺戳尸时，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中已涌现出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毕封、卢梭、博马舍等一大批优秀的思想家，他们的不朽著述，凝炼了自由、平等、博爱等近代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进步思想，至今仍给人类文明的进步以丰富的启迪。
最后，在对外关系方面，大清盛世一仍其旧，在前代的传承与基础上继续经略“华夷秩序”，使其更加一以贯之，更加成熟与完备。不过，如果说在汉、唐、宋、明诸朝，在世界还处在前资本主义历史时代，中华帝国在营造“华夷秩序”中还在扮演一种历史的积极创造者的角色，而“华夷秩序”这种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体系还在以它和平、友善、稳定的作用，在人类的文明交往与文化交流领域中处于领先地位，那么大清盛世时，几位堪称英明的皇帝和整个中国的统治集团还在那里精雕细刻地经略“华夷秩序”，恐怕就只能成为一种盲目和庸庸碌碌的作为了。这是因为，大清盛世时的“华夷秩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依其惯性，让中华帝国在对外关系上继续维持一种中心的主动地位，让中华文明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继续保持着一种文明或文化的顺差，但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一个即将取代这一古代国际关系体系的新型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由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推出的条约体系，正在破坏古老的“华夷秩序”。正是在康雍乾时期，西方殖民主义第二次大潮，即产业革命所造成的大机器生产产品的洪流已基本酝酿完毕。1757年，当乾隆皇帝正在四十余岁的盛年，英国与印度公司发动普拉赛战役，开始了对印度次大陆的殖民征服历程。而在此前后，乾隆皇帝还在忙于其“回部”战争与大小金川之役。此时，“华夷秩序”的外围如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等地区早已崩塌。（注：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西方殖民列强的新主角，英、法两国的殖民触角也开始向东南亚腹地——印度支那、缅甸等地渗透，并步步近逼大清帝国。对外部世界的这一巨大威胁，大清帝国竟然懵然无知。从乾隆皇帝对马戛尔尼使团的接待，就可以看出整个清廷对于世界大势是多么的颟顸了。
四
19世纪中叶，经过嘉道问题期的挣扎，大清帝国终于以鸦片战争为转折点，急剧下滑，并走向衰亡。在这一下滑与衰亡的过程中，外部世界、即西方殖民列强加上后来的日本，成为一种扭转、催化和规制的原发力量。当然，这种来自外部的原发力量，还要通过中国社会内部因素的变化，才能发挥其作用。但无论如何，这种外部力量已经可以决定大清帝国运行的转轨，即从一个古代类型的、独立的东方封建帝国，转向一个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控制的半殖民地附庸。
盛极必衰，这本是中国历代王朝自身发展的必然规律，但这衰亡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而且，在旧的王朝灭亡之后，乱而后治，会崛起另一个新的封建王朝。大清帝国的外部世界力量，打破了这个规律。这个动态发展着力量——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虽则无力阻止大清王朝的创立，并难以制约大清盛世的到来，却足以在这个王朝的后期从根本上扭转它的运行轨道，加速其衰亡。更有甚者，这个巨大的外部力量，还不以其自身意志为转移地决定了，在大清帝国覆灭后，不会再有一个新的封建王朝、新的帝国来接替它。在此后中华大地上苦撑的，将是一个中国历史从未曾有过的、与世界潮流接轨的共和政体；崛起的，将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
如果说，在大清帝国上升时期，我们应该较多注意将它与正在走上世界历史舞台中央的西方殖民主义、资本主义诸国相比较，从而给这个盛极一时的大帝国在世界历史上一个更加清晰、更加准确的定位；那么，到了它的下降时期，我们就应该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外部世界对它制约的阶段性上，并从东方各国被侵略、被奴役与边缘化的共同轨迹以及它们反制约的苦斗中，找出大清帝国与中华民族命运的共存与分野。在1840年到1911年这段时期，大清帝国的外部环境是险恶的。不过，从险恶的程度看，又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以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为分界，分为此前的自由资本主义晚期和此后的帝国主义早期。
自由资本主义外部环境之险恶，在于西方列强挟其产业革命后对东方的全面优势，在“自由”的旗帜下，以炮舰为先导与后盾，横冲直撞，大搞表面上平等即贸易自由、买卖平等掩盖下的实质不平等，即用廉价的大机器产品的重炮摧毁东方自然经济下的手工业生产。一句话，以自由贸易的形式，对东方各国实行殖民剥削与奴役。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就是这一时期殖民列强所迫求的一般范式。当然，在炮舰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对弱小国家实行殖民占领，甚或对中国也来个顺手牵羊，将香港割去，也可以称作是附带的题中之义。
不过，对此时的西方列强来说，占领殖民地，实行直接的殖民统治，并非它们的首选，更不是它们的必然。例如，大英帝国这个西方殖民列强的领头羊，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将自己的殖民扩张政策的重点，放在所谓“无形帝国”的经略上（注：高岱、郑家馨：《殖民主义史·总论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英国著名政治家迪斯累里在1852年还认为，“殖民地是吊在英国脖子上的磨盘”，直到1866年，在给首相德比勋爵的信中他还坚持说，“英国只有放弃印度和地中海以外的一切殖民地才能获胜”。（注：高岱、郑家馨：《殖民主义史·总论卷》，第56页。）这就是说，直到19世纪70年代以前，东方国家即使已经被西方用炮舰和大机器产品驱上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轨道，如果它们自身有着足够的内因，它们仍然有机会使自己的命运来一个逆转。因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外部环境，还有如西山背后那抹晚霞一样，给东方各国留下独立发展的最后一个稍纵即逝的空间与机会。我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就是依赖自己的内因，抓住机遇，从这个迅速闭合的缝隙中冲出去，一飞冲天，走上近代资本主义道路的。大清帝国也力图冲击这个缝隙。不幸，它失败了。这次冲击，就是著名的洋务运动。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对于中国的外部世界的认识，终于有了一定的历史自觉性。他们注意到世界历史潮流的趋势，注意到历史时代的变化，称之为“千古之变局”、“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在洋务派的推动下，“师夷之长以制夷”。“长技为何？一在战舰之精也，一在机器之利也”。在与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交往中，曾、左、李是文明局部认输者。他们承认中国在器物文明层面上，技不如人。无论如何，这个认识要高出乾隆皇帝君臣许多。为了维护大清帝国的统治，洋务派在19世纪60年代建立了新式陆军，70年代又建立了新式海军。同时，近代化机器制造枪炮、舰船、军需用的近代纺织工厂，采煤、冶铁业都发展起来。一时间，大清帝国东部海疆，龙旗猎猎，炮声隆隆。编队行进的北洋水师，雄视西太平洋海域。大清新军的声势，甚至令大英帝国怦然心动。为了抵御沙俄势力的南下，那位著名的英国大臣寇松，竟一度想选择大清帝国作英国在东亚抗俄的盟友。
然而，比较日本的明治维新，洋务运动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在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层面上，整个洋务派都是抱残守缺，顽固不化的。用洋务运动主将，同时也是洋务派中最开明、先进者李鸿章的话来讲，就是：“中国文物制度迥异于外洋榛狉之俗，所以郅治保国邦，国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正因为如此，当日本使节森有礼向李鸿章详细介绍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李鸿章旗帜鲜明地断然表态说：“我国绝不进行这种变革！”（注：木村匡：《森先生传》。）直到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洲，英国的舆论仍批评他说：“就内政而论，中堂来英后，未遑考吾英之善政，而惟留意于船台枪炮与夫铁路电报之属，未免逐末而忘本。”这番批评，真是一针见血！甲午之战打败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了，一大块祖国的领土——宝岛台湾割走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出赔了，你李鸿章还执迷不悟啊！还在那里船台枪炮、铁路电报问个不休，而“吾英之善政”，君主立宪的英国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思想等方面，竟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岂不怪哉！
李鸿章们的上述时代的、社会的局限，实际上也是大清帝国时代的、社会的局限。大清帝国社会内部诸因素的局限，制约了那场表面上似乎风光一时的“同光新政”，只是一场浮在表层的改革。这场改革由于缺乏新时代所需要的深层底蕴，而终于在甲午战争的惨败中崩溃。“同治中兴”，成为大清帝国生命中的回光返照。
与大清帝国同时向自由资本主义晚期所容留的那个稍纵即逝空间实行冲击的，除了日本与中国外，还有许多东方国家。放眼四望，在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前后，曾经出现过19世纪二三十年代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1848—1851年伊朗的密尔扎·塔吉汗改革；以1839年《御园敕令》为顶点的奥斯曼帝国的改革；缅甸曼同王的改革；埃塞俄比亚西奥多二世的改革以及泰国、马达加斯加、突尼斯等国的上层改革。由于所有其他东方国家同中国一样，缺乏日本明治维新社会条件中那些比较成熟的主客观因素，因而它们都成为大清帝国的难兄难弟，在封建上层的自强自救奋斗中，被淘汰出局。（注：何芳川：《十九世纪中叶东方国家的上层改革活动》，《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
大致在19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开始向早期帝国主义发展。受垄断资本需要的支配，西方殖民列强纷纷致力于海外领地的独占，由此展开了瓜分世界的争斗。在这种情势下，东方国家再想走上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已经再无可能。此时的大英帝国政治家们，一改往常在殖民地问题上的自由主义态度。本杰明·迪斯累里和约翰·张伯伦急剧转变立场，力主帝国的殖民扩张（注：欣斯利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31页。）。大英帝国在非洲疯狂活动，企图实现其从开罗（Cairo）到开普（Cape）殖民统治的2C计划；在亚洲，经1885年第三次英缅战争征服了缅甸，并向我国西藏、云南渗透，法国在中法战争（1884—1885年）后占领了整个印度支那地区；德国狂呼“需要蓝天下的地盘”；刚刚摆脱沦为殖民地命运的日本，更加穷凶极恶，灭琉球，攻我台湾，渗透朝鲜半岛。与此同时，列强开始在华划分势力范围。俄划东北，法划西南，德划山东，日划福建，大英帝国作为列强侵略之龙头，则划长江流域。
此时，外部环境已经严密地堵死了大清帝国的出路。洋务运动的自身局限，使清王朝错失了自救的最后一个机会。待到康梁维新派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推行变法，不仅内部政治力量对比依旧不利于维新，外部环境也不允许这个在水准上接近明治维新的运动走上坦途。维新派领袖们对这一外部形势之严峻，是有所认识和警觉的。还在19世纪80年代末，康有为就敏锐地看到：“于今俄筑铁路于北而近盛京，法规越南于南以取滇粤，英启滇藏于西，日伺高丽于东，四邻皆强，我危逼极矣！”他指出，“中国发愤，只有此数年闲暇，及时变法，犹可支持，过此不治！”康有为没有认识到，按当时的国际形势，“数年闲暇”也是一个过高的估计。实际上，就是马上变法，恐怕也为时过晚，终归也是“不治”。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扶桑，痛定思痛，才有了一个比较准确的总结。1898年10月6日，他在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中，对比了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国际条件，指出：“贵邦三十年前，外患未亟，其大忧仅在内讧，故专恃国内之力而即可以底定。敝邦今日如以一羊处于群虎之间，情形之险，百倍贵国。”（注：梁启超：《新党某君上日本政府政党论中日政变书》，《戊戌变法》（二）。）果然，未几而八国联军攻占北京。1901年的《辛丑条约》，不仅规定了大清完全半殖民地化的地位，同时也敲响了这个彻底腐朽封建老大帝国的丧钟。
五
从1840—1911年这70年，大清帝国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命运，从同轨走向分途。
当着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的时候，大清帝国虽然颟顸，却仍然扮演着中华民族捍卫者的角色。正因为如此，林则徐的禁烟活动，使他名彪青史，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他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名句，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为中华民族的尊严与复兴而献身。关天培、陈化成等爱国将领牺牲了，但三元里平英团的旗帜继续高扬起来。即便是那个半是偏执、半是昏庸的道光皇帝，也曾派出自己的两名皇侄统兵南下，抗击英国殖民侵略者。
此时，大清帝国的抗争，就是中华民族的抗争；大清帝国的屈辱，就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大清帝国，对外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利益。两者的命运，大致是同轨的。这种同轨状态，并不限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可以说，在此后的70年间，每逢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以武力侵犯中国，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激化的时候，大清帝国总是以程度不同的状态，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利益。大清帝国的命运，总是程度不同地与中华民族的命运处于同轨状态。因此，凡是在卫国战争中作出过贡献直至捐躯的大清将士，包括统治集团的成员，都是中华民族的英烈，或是应予在某种程度上肯定的历史人物。同时，凡是在国家进步的事业中有所作为的人士与活动，也均应给予某种程度的注意与认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中华民族的丰碑上镌刻下冯子材、刘永福、邓世昌、林永升等人的名字，我们在中华民族的庙堂上留下左宗棠的座位；我们甚至给洋务运动的若干举措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步史上安排若干篇章。这种同轨状态，却并不总是可歌可泣的。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大清帝国盛极必衰的自身规律在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外部力量催化下，日益加剧表现出来。这样一来，日益腐朽的帝国与中华民族命运的同轨状态大受影响，其时段越来越短，其程度越来越弱。二者分道扬镳的趋势，则越来越强。
大清帝国与中华民族命运的“星分异畛”，源自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外力影响下剧烈变动的中国社会。当着西方殖民侵略使中国社会发生结构性的震动，从而造成并加剧中国内部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中国的下层群众则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对面临着的社会危机和隐藏在社会危机后面的民族危机作出反应。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大起义，就是这类情况的典型。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下层民众——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命运，便不再以大清帝国为依托。他们的殊死抗争，正是人民大众不愿随大清帝国的陨落而跌进被西方奴役的深渊，因此奋起力图掌握自己命运的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洪秀全和他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代表着中华民族命运的前瞻。
我们不难看到，太平天国义旗高扬下的农民与手工业者，仍然是大清统治下的中世纪社会的草根大众。因此，他们赖以抗争的精神武器，仍然来自其旧的精神家园，在中世纪的历史条件下，“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1页。）这一次，洪秀全索性将西方基督教“拿来”，引进中国，加以中国草根大众化，建立了拜上帝会，激发了无数下层民众献身天国的精神力量。
乡村知识分子洪秀全的教育水平与文化修养有限。定都天京后，这位太平天王迅速腐化，带着数以十计的嫔妃在天王府后苑里游玩，写出的记游诗也甚为粗鄙：“乃车对面向路行，有阻回头看兜平，苑内游行真快活，百鸟作乐和歌声。”（注：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太平天国》，台北远流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页。）
就是这么一位“快活”天子，公然指斥清廷为“阎罗妖”，宣告了同大清帝国命运的绝裂，率领起义民众，将后者打得威信扫地。无论在夺取初步胜利后，他本人与起义的领导集团何等迅速腐败，但在万千中下层起义军民献身神圣事业的理想主义能量释放完毕之前，太平天国毕竟挺立了14个年头。
太平天国运动的宗教色彩，并不是孤立的。在19世纪的东方，它在许多东方国家的民族运动和社会运动中都可以听到对自己的应响。从形式上看，众多的这类披着宗教外衣的斗争，颇与时代脱节。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更是将近代西方基督新教加以前资本主义化，这似乎显然是一种倒退。然而，从历史的长河看问题，这种倒退正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下层民众的状态，正是为了与下层民众的领悟水平挂上勾，然后拉动他们前进。在这个意义上，倒退正是为了进步：前资本主义化，正是为了向资本主义前进作出某种准备。
诚然，洪秀全的理想、理念中，有着大量对基督教义的扭曲。这些扭曲令西方传教士大惊失色。（注：洪秀全的业师、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就拒绝给洪氏受洗。）但是，洪秀全引进了天下一家，俱是兄弟姐妹等基督教平权思想，却令曾国藩兴起“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注：曾国藩：《讨粤匪檄》。）那种深深的恐惧。这种借鉴，正是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序幕；它所播下的基因，在此后中国社会的变迁中发挥作用。（注：孙中山就自称“洪秀全第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是可以说，孙中山以三民主义与农民秘密结社联手，毛泽东以马列主义领导新式农民战争，都早在太平天国大起义时得到了预演么？！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大清帝国命运分道扬镳的一次预演。统治阶级的腐朽，使大清帝国日益与时代脱节，外不能抵御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内不能跟上社会进步与国家现代化的需求，终于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大潮的弃儿，时代的落伍者。待到八国联军之役后，清廷再无与外国帝国主义较量的胆气，只剩下“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在列强面前摇尾乞怜，大清帝国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数了。
然而，大清帝国的气数已尽，绝不等于中华民族也从此沉向深渊。有着数千年文明和一以贯之的历史的中华民族，自有无穷的活力。太平天国失败了，下层民众反抗的火种还在。当康梁维新派尚无觉悟与力量，将自己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活动，与草根大众相结合的时候，草根大众的抗争，甚至会以更为原始、更为落后的形式爆发出来，掀起义和团运动。这一运动虽则落后到了具有某种讽刺意味，但运动中下层民众表现出来的那种视死如归的精神，却令即将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望而却步。那视死如归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绝然不同于大清帝国的地方，后者已气息奄奄，前者却生机无限！
当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终于以共和思想武装了自己的头脑，并高扬起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大旗时，千百革命派青年投身到士兵中去，到下层社会去，到海外劳苦华侨大众中去，与那里的民众与秘密结社相结合。这种活动的结果，终于酿成了辛亥革命。恰当此时，欧洲帝国主义列强正在分裂、组合，形成两大军事集团，为了争夺全球霸权，全力准备着一场空前的强盗之间的大厮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脚步早已悄然逼近。外部世界难以聚合力量，再一次组织什么八国联军来干涉中国内政，挽救大清帝国。孙中山领导的比较完整和正规意义上的共和革命，遂得以在这又一稍纵即逝的外部缝隙中冲击成功。大清帝国终于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