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16—19世纪马铃薯在中国的传播
翟乾祥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4年04期
【原文出处】《中国科技史料》(京)2004年01期第49～53页
【英文标题】The Spread of Potato in China During the 16th to the 19th Century
ZHAI Qian-xiang
(Tianjin Municipal Historical Museum, Tianjin 300170, China)
【作者简介】翟乾祥，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天津 300170
翟乾祥（1925—），北京人，天津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主要从事中国农史研究。
【日 期】2003-04-07
【关 键 词】土豆/洋芋/马铃薯/引进推广ground bean/foreign taro/potato/introduction and spread
修回日期：2003-07-20
中图分类号：N092：S-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778（2004）01-0049-05
马铃薯最早引种至中土的时、地，半世纪来始终是农学界关注的问题。农史学家万国鼎认为康熙《松溪县志·食货》中的“马铃薯”是马铃薯最早传入东南沿海的证明[1]。目前有关论著多遵循这一说法。1990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对马铃薯的解说，也基本上未脱离前人窠臼。其实，《松溪县志》中的“马铃薯”是盛产于亚热带的黄独的别名[2]。华裔美籍历史学家何炳棣通过对地方志的研究，得出结论是马铃薯传入我国的时间不早于17世纪末[3]。北京农业大学王毓瑚教授说：“好象进入十九世纪末才由英、法从印、缅引入”[4]。近年来，更不断有人参与马铃薯最早引进时、地的辨析，涉及的单位有山西高寒作物研究所、西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和四川大学等，《中国农史》和《西北农大学报》提供了讨论园地[2.5—10]。但是，上述论著大多没有想到明清京畿会成为供应薯种的源头。
马铃薯原产南美洲，它的块茎作为食品出现在人类的历史上可以称为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恩格斯把马铃薯的出现和使用铁器并重，说：“下一步把我们引向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铁已在为人类服务，它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和最重要的一种。所谓最后的，是指马铃薯出现为止。”[11]16世纪，西班牙称雄海上，开辟墨西哥和吕宋乃至中国东南沿海的航线，来自南洋的贸易和朝贡方物，从东南沿海进运河后经天津至京师。在明代，朝贡方物是当时引进外来物品的主渠道，故我国马铃薯多滥觞自京、津。万历年间，晋陵（武进）蒋一葵任北京西城指挥史，他所编的《长安客话》卷二“皇都杂记”称：“土豆绝似吴中落花生及香芋，亦似芋，而此差松甘”，另引会稽（绍兴）徐文长（1521—1593年）诗：“榛实软不及，菰根旨定雌，吴沙落花子，蜀国叶蹲鸱……”[12]。万历太监刘若愚（1541—1623年）编有《酌中志》[13]，明末吕毖从中摘录《明宫史》五卷，其中火集“饮食风尚”载：宫中“灯市十六日后斯时所尚珍味（大内进御口，非时物曰珍）……辽东之松子，蓟北之黄花金针，都中之山药、土豆，南都之苔菜，武当之莺嘴笋、黑精、黄精、北山之榛、栗、枣、桃……不可胜数也”[14]。上述的百种“珍味”，仅有山药、土豆产自北京。明代有上林苑嘉蔬署的专业“菜户”供应皇家蔬菜，当时北京紫禁城附近的隙地从东华门至丽春门（南池子）凡里许，皆种瓜蔬，注水负瓮，宛如村舍。明代上林苑嘉蔬署的皇家菜户在不具备繁育条件下，以其娴熟的技艺筛选繁育出很多品种群。这项工作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为时近百年，为华北提供了薯种源地。这件事在农史上功不可没。徐光启晚年位极显赫，他一定看到过和吃到过土豆，但绝不可能从御菜园得到薯种，更不可能有种植的实践，所以仅能以土豆“味甘美”[15]几个字来表达，而不可能似番薯般先移种沪上，又试植于津南咸水沽，并编出连篇累牍的文章。
清朝取消了明代皇帝供应系统，皇家菜户成为普通农民，土豆也登上了百姓的餐桌。但是，外地的引种是迟后的。乾隆初人口骤增，迫切要求增加粮食的产量，再加上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又明确提出永停编审，户口的管理放松，农民有了迁徙的自由，这样才使土豆引种到晋、冀、鲁、豫和关外的广袤地区。
16世纪末，漳州海澄月港开放“洋市”（外贸），由于地近吕宋，是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故是时“漳、泉民贩吕宋者……人口数万计”[16]，“行货转贩，外通各洋，市易诸夷……亦有我压冬之民教其耕艺，治其城舍”[17]。明朝贡贸易政策推动海交和走私。每年西班牙从美洲进口墨洋百万，成为中土的流通货币。漳、泉人趁季风往返，美洲到达吕宋的土特产从多渠道引至东南沿海，番薯、花生、烟草都能落户桑梓。马铃薯难在亚热带生存，仅能“昙花一现”，不可能纳入闽、浙古方志（注：康熙四十九年福建《松溪县志·食货》中的“马铃薯”为薯蓣科薯蓣属黄独的别名。审视原文“叶依树生”、“味苦甘”，是有苦味的多年生缠绕草本植物，和黄独的性状相符，与茄科茄属马铃薯性状是有差异的。黄独是种清淤祛毒的草药。）。1625年荷兰一度窃据台湾，与西班牙竟夺海上。或认为大陆的马铃薯来自台湾。明末清初大陆和台湾断航，仅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从爪哇海上经穗抵津达京，企图建立商贸关系，清廷以进贡方物对待；继于1663—1792年又五次来华，船上马铃薯常流入途经沿海城市。“爪哇薯”之名源于此。1840年后，各国传教士的足迹深入我国穷乡僻壤、高寒山区，常带来薯种，但决不能成为主流。
马铃薯引至中土的另一渠道为通过印、缅移植滇省，称洋（阳）芋，较东南沿海和北京约迟一百年。滇、川、黔的洋（阳）芋后来传播到西北和西南的辽阔地区。
马铃薯引种各地后就很快融入本地的风土，因时、因地而异，形成很多别名，常造成混淆，甚至在一个区域的推广过程中也能产生不少的俗称。康熙二十年（1682年）编成的《畿辅通志》“物产志”：“土芋（注：《本草纲目》卷二十七“菜”之二：“土芋释名：土卵、黄独，蔓生”。“土芋”在书中明白显示就是蔓生的黄独。况李时珍编书之时，马铃薯尚未引至中土。），一名土豆（注：黄独（Dioscorea bulbifera L）的别名还有土豆、土芋等，故使人易认为北方古方志所记的土豆皆黄独。北方气候不产亚热带的黄独，不可能和马铃薯（土豆，Solanum tuberosum L）相混淆。明确此点，就能够相信明清北方文献中的土豆皆非黄独，而确实都是马铃薯。南方农大杨宝霖先生认为《长安客话》中的土豆非马铃薯而是黄独（《古今农业》，1991年1月），乃考证之疏。），蒸食之味如番薯”。同时，京师的《宛平县志》（注：明代宛平辖区在北京西，从正阳门棋盘衔以西直到西山。京师中、北、南部属大兴。畿辅指京师周边地带，有天津，甚至几乎包括今河北平原。）（1685年）卷三“物产蔬类：地豆”。雍正《直隶深州志》（1732年）卷二“物产蔬类：地豆又名‘土生’”。乾隆二十年《丰润县志》“物产蔬类”：“土芋俗呼土豆”。马铃薯在万历末不可能引种津沽，在《农政全书》卷二十七“树艺：附香芋（形如土豆，味甘美）；土芋一名土豆、一名黄独……”[15]中的“香芋”，很可能即今称的土豆，因徐光启是上海人，南人惯称黄独为土豆，从而把京津地区称的土豆改称为香芋，所以乾隆四年《天津府志》卷五记“蔬类：芋又一种小者，名香芋，俗名土豆。”乾隆七年《威海卫志》卷四载“物产蔬类：近有种香芋者……”，因引种自津门，也称马铃薯为香芋。可见，海河中下游甚至山东某些地方古地方志的蔬菜中的土芋、土豆、土生及香芋都是指马铃薯。薯蓣科山药（Dioscorea Batatas），叶掖生的珠芽称山药豆，马铃薯形味酷似山药豆，故清代北京平民多称土豆为山药豆。迨道光初马铃薯引种到晋北、中，又有了很多新的名称。如道光十年《大同县志》卷八“风土物产，佐食者蔬；白薯，其大如拳，俗名曰‘子山药’”；因系舶来品，祁隽藻在同时的农书《马首（寿阳）农言》（1836年）中还称洋山药；之后还出现山药蛋之名。这些称呼显然从北京的山药豆衍生而来，从而可以看出山西马铃薯（山药蛋）是引种自京畿。和山西马铃薯引种自京畿而称山药蛋一样，陕、甘、青、宁引种自滇、川、黔、鄂、湘皆称为阳（洋、杨）芋。20世纪初，洋芋已融入当地的风土，如西北的谚语：“甘肃有三宝，洋芋、沙锅、大皮袄”。当然，名称的区域划分也不是绝对的。如道光陕西《石泉县志》卷一“地理志”载“‘爪哇薯’俗称洋芋，全境皆产，山内尤多”，在阳（洋）芋的方言区出现“爪哇薯”，反映出马铃薯的引种不仅是靠主渠道。又如何南邻鄂、陕等区域称阳芋，北部傍河多称土豆，还有地区称洋芋，正说明引种过程常是多源与反复的。在我国，从马铃薯的各种不同方言别称，如香（洋）芋、土豆（芋）、山药蛋（豆）、地蛋（豆）、爪哇薯、洋薯，等等，可以发现它在我国大地上传播的途径与名称趋同过程。土豆这个北京方言，经过三百年的积淀，才成为正名，并衍生出山药蛋这个视为大众通俗象征的名称，它们的蕴涵是深厚的。
当代英国农学家霍克斯（P.H.Hawkes）在其《马铃薯的改良科学基础》中说马铃薯约17世纪末由英国教士传入印度，引至中国还稍早些[18]。马铃薯于1553年首先至西班牙，1563—1565年引到英格兰、爱尔兰，很长阶段都作为牲畜的饲料和奇花异草观赏，法国大革命前夕，皇室用薯花作饰品而不敢食用。日本的土豆是荷兰人于1598年带至长崎港。从我们上文讨论内容可以确定，我国土豆的引种时间决不会迟于日本甚至欧洲的一些国家。马铃薯引入欧、亚洲后，在我国首先作为食品，比英法等国进入餐桌早一百多年（注：到19世纪，爱尔兰才把马铃薯作为主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其影响有很多阐述：“爱尔兰在1846年饥谨，牺牲了一百万以上的人命，但被牺牲的都是穷鬼……”（《资本论》1卷）；“1847年马铃薯受害的缘故，爱尔兰发生了大饥荒，饿死了一百万专吃或差不多专吃马铃薯的人，有二百万人逃亡海外……”（恩格斯《从猿到人》））。明清时期，马铃薯不仅是皇家的珍味，家庭盛馔，甚至枝叶都能作成小菜（注：吴其浚（1789—1847年）道光初编成的《植物名实图考》（1848年刊印）卷六“阳芋”：“边疆之地滇、黔有之，山西种之为田。叶味如豌豆苗，按酒侑食，清滑隽永”。吴于道光初宦居云南，编有《云南矿场工器图略》6册，滇地风物均为目睹。他最早把异地的阳芋和山药蛋对比，认为同物异名，并言及其具有广泛的适应性。）。
马铃薯在明万历间传入中土，从东南沿海至北京。当时仅能提供皇室、显贵盛馔。清初虽进入百姓餐桌，也仅局限京畿城市。到乾隆间，人口成倍骤增，迫切垦荒增粮，外来高产作物承担重要角色，尤其马铃薯特别适于高寒山区生长。马铃薯从乾隆三十年后开始引入西南、西北山区，尤其陕南高原（秦巴山地），四方来垦者百万，种植作物以洋芋、玉米为主（注：清乾隆末年四方移民入陕南开垦。乾隆四十九年毕沅《复奏民生吏治疏》：“汉中、兴安、商州各府、州、县……迩年楚、蜀、陇、豫无籍贫民，扶老携幼前来开垦者甚众”。又毕沅《兴安升府奏疏》：“自乾隆卅八年以后，因川、楚有欠收处所，穷民就日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有携家至此者……。近年四川、湖广陆续前来开垦荒田，久而益众，处处俱成村落……”（乾隆四十五年《兴安府志》卷二十五“艺文志”）。乾隆三十年前，本处秋收，以粟、谷为大宗，十年以后，则杂以包谷、洋芋，至乾隆末，则已遍山满谷。马铃薯19世纪初传于新疆哈密，因引种自甘、青，皆名为阳芋。马铃薯在中土推广是引种驯化严格选择的结果。）。严如煜任汉中知县、知府20余年，他的《三省边防备略·民食篇》虽为道光二年刊刻，但追叙了嘉庆间（1796—1820年）该地区农垦过程。如说：“洋芋花紫、叶圆，根下生芋，根长如线，累累结实数十、十数颗。色紫，如指、拳，如小杯，味甘而淡。山沟地一块，挖芋常数十石……洋芋切片堪以久贮，磨粉和荞麦均可作饼、馍”。旷土尽辟之下，马铃薯落户高寒，适得其所（注：高寒地区温差大、日照足，有利马铃薯贮藏养分、胀大薯块。），并成种源区（注：高山具备较强的引种驯化优势。19世纪川、黔高山常作为种源地。如《太平县志》卷三“物产：洋芋性宜高山，耐寒，贮久，种类不一，有红、白、乌、蓝、紫、麻各色。近年复有枝干类葵者，名葵芋。一亩可收数十石，山民倚以为粮，较稻谷相需尤极。”又如晋北优良品种“大白蛋”，亩收4千斤。）。在当时“广济民食”的农业政策指引下，马铃薯的欣欣向荣，在增产粮食上，确实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注：“山药有黄、白、紫数种，三四月下种，八月收，每亩多至二千余斤，边地贫民赖此为养命之源”（民国山西《马邑县志》卷一“谷之属”）。川、黔高寒地区“专以洋芋为粮，粒米不得入口”（光绪四川《太平县志》卷二“风俗”）。“武隆多高山，产洋芋，贫民资以食焉”（同治《涪州志》卷一“物产”）。光绪十五年（1889年）川、黔夏雨成灾，“洋芋腐败，不可食，四乡饿殍甚众。”马铃薯在我国局部地区常作为口粮之半。迨20世纪初，冀北张家口一带仍作为三餐，并掺之面、粟；川、黔高山贫民难粒米入口，仅赖洋芋充饥。），当代一些学者称之为中国粮食生产史上的一次革命。随着马铃薯的传播，因地尽而山，亦造成了对占国土近半的山地、高原的掠夺性的开发。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4年04期
【原文出处】《中国科技史料》(京)2004年01期第49～53页
【英文标题】The Spread of Potato in China During the 16th to the 19th Century
ZHAI Qian-xiang
(Tianjin Municipal Historical Museum, Tianjin 300170, China)
【作者简介】翟乾祥，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天津 300170
翟乾祥（1925—），北京人，天津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主要从事中国农史研究。
| 【内容提要】 | 马铃薯在明末引进中土，随即成为皇家的珍馐。乾隆中叶后，人口增加，急需增加粮食产量，再加上户口管理放松，农民有了迁徙自由，马铃薯才得以向全国推广。马铃薯在各地引种后，很快融入本地风土，形成很多别名，彼此混淆。厘清其名称演变，可以使马铃薯引进推广的过程更加清晰。 Following its introduction into China towards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potato immediately became a delicacy of the imperial family. After the middle period of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there was an urgent need of increasing grain yield due to population increase, and also because of the slackening of residence registration, the peasants came to enjoy the freedom of migration, so potato could be spread to all parts of China. Having been introduced into different regions, this plant quickly merged into the local natural conditions and began to have lots of alternative names that are mixed up with one another. After gaining a clear idea of the evolution of its name, the process of the introduction and spread of potato will become more distinct. |
【关 键 词】土豆/洋芋/马铃薯/引进推广ground bean/foreign taro/potato/introduction and spread
中图分类号：N092：S-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778（2004）01-0049-05
马铃薯最早引种至中土的时、地，半世纪来始终是农学界关注的问题。农史学家万国鼎认为康熙《松溪县志·食货》中的“马铃薯”是马铃薯最早传入东南沿海的证明[1]。目前有关论著多遵循这一说法。1990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对马铃薯的解说，也基本上未脱离前人窠臼。其实，《松溪县志》中的“马铃薯”是盛产于亚热带的黄独的别名[2]。华裔美籍历史学家何炳棣通过对地方志的研究，得出结论是马铃薯传入我国的时间不早于17世纪末[3]。北京农业大学王毓瑚教授说：“好象进入十九世纪末才由英、法从印、缅引入”[4]。近年来，更不断有人参与马铃薯最早引进时、地的辨析，涉及的单位有山西高寒作物研究所、西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和四川大学等，《中国农史》和《西北农大学报》提供了讨论园地[2.5—10]。但是，上述论著大多没有想到明清京畿会成为供应薯种的源头。
马铃薯原产南美洲，它的块茎作为食品出现在人类的历史上可以称为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恩格斯把马铃薯的出现和使用铁器并重，说：“下一步把我们引向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铁已在为人类服务，它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和最重要的一种。所谓最后的，是指马铃薯出现为止。”[11]16世纪，西班牙称雄海上，开辟墨西哥和吕宋乃至中国东南沿海的航线，来自南洋的贸易和朝贡方物，从东南沿海进运河后经天津至京师。在明代，朝贡方物是当时引进外来物品的主渠道，故我国马铃薯多滥觞自京、津。万历年间，晋陵（武进）蒋一葵任北京西城指挥史，他所编的《长安客话》卷二“皇都杂记”称：“土豆绝似吴中落花生及香芋，亦似芋，而此差松甘”，另引会稽（绍兴）徐文长（1521—1593年）诗：“榛实软不及，菰根旨定雌，吴沙落花子，蜀国叶蹲鸱……”[12]。万历太监刘若愚（1541—1623年）编有《酌中志》[13]，明末吕毖从中摘录《明宫史》五卷，其中火集“饮食风尚”载：宫中“灯市十六日后斯时所尚珍味（大内进御口，非时物曰珍）……辽东之松子，蓟北之黄花金针，都中之山药、土豆，南都之苔菜，武当之莺嘴笋、黑精、黄精、北山之榛、栗、枣、桃……不可胜数也”[14]。上述的百种“珍味”，仅有山药、土豆产自北京。明代有上林苑嘉蔬署的专业“菜户”供应皇家蔬菜，当时北京紫禁城附近的隙地从东华门至丽春门（南池子）凡里许，皆种瓜蔬，注水负瓮，宛如村舍。明代上林苑嘉蔬署的皇家菜户在不具备繁育条件下，以其娴熟的技艺筛选繁育出很多品种群。这项工作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为时近百年，为华北提供了薯种源地。这件事在农史上功不可没。徐光启晚年位极显赫，他一定看到过和吃到过土豆，但绝不可能从御菜园得到薯种，更不可能有种植的实践，所以仅能以土豆“味甘美”[15]几个字来表达，而不可能似番薯般先移种沪上，又试植于津南咸水沽，并编出连篇累牍的文章。
清朝取消了明代皇帝供应系统，皇家菜户成为普通农民，土豆也登上了百姓的餐桌。但是，外地的引种是迟后的。乾隆初人口骤增，迫切要求增加粮食的产量，再加上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又明确提出永停编审，户口的管理放松，农民有了迁徙的自由，这样才使土豆引种到晋、冀、鲁、豫和关外的广袤地区。
16世纪末，漳州海澄月港开放“洋市”（外贸），由于地近吕宋，是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故是时“漳、泉民贩吕宋者……人口数万计”[16]，“行货转贩，外通各洋，市易诸夷……亦有我压冬之民教其耕艺，治其城舍”[17]。明朝贡贸易政策推动海交和走私。每年西班牙从美洲进口墨洋百万，成为中土的流通货币。漳、泉人趁季风往返，美洲到达吕宋的土特产从多渠道引至东南沿海，番薯、花生、烟草都能落户桑梓。马铃薯难在亚热带生存，仅能“昙花一现”，不可能纳入闽、浙古方志（注：康熙四十九年福建《松溪县志·食货》中的“马铃薯”为薯蓣科薯蓣属黄独的别名。审视原文“叶依树生”、“味苦甘”，是有苦味的多年生缠绕草本植物，和黄独的性状相符，与茄科茄属马铃薯性状是有差异的。黄独是种清淤祛毒的草药。）。1625年荷兰一度窃据台湾，与西班牙竟夺海上。或认为大陆的马铃薯来自台湾。明末清初大陆和台湾断航，仅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从爪哇海上经穗抵津达京，企图建立商贸关系，清廷以进贡方物对待；继于1663—1792年又五次来华，船上马铃薯常流入途经沿海城市。“爪哇薯”之名源于此。1840年后，各国传教士的足迹深入我国穷乡僻壤、高寒山区，常带来薯种，但决不能成为主流。
马铃薯引至中土的另一渠道为通过印、缅移植滇省，称洋（阳）芋，较东南沿海和北京约迟一百年。滇、川、黔的洋（阳）芋后来传播到西北和西南的辽阔地区。
马铃薯引种各地后就很快融入本地的风土，因时、因地而异，形成很多别名，常造成混淆，甚至在一个区域的推广过程中也能产生不少的俗称。康熙二十年（1682年）编成的《畿辅通志》“物产志”：“土芋（注：《本草纲目》卷二十七“菜”之二：“土芋释名：土卵、黄独，蔓生”。“土芋”在书中明白显示就是蔓生的黄独。况李时珍编书之时，马铃薯尚未引至中土。），一名土豆（注：黄独（Dioscorea bulbifera L）的别名还有土豆、土芋等，故使人易认为北方古方志所记的土豆皆黄独。北方气候不产亚热带的黄独，不可能和马铃薯（土豆，Solanum tuberosum L）相混淆。明确此点，就能够相信明清北方文献中的土豆皆非黄独，而确实都是马铃薯。南方农大杨宝霖先生认为《长安客话》中的土豆非马铃薯而是黄独（《古今农业》，1991年1月），乃考证之疏。），蒸食之味如番薯”。同时，京师的《宛平县志》（注：明代宛平辖区在北京西，从正阳门棋盘衔以西直到西山。京师中、北、南部属大兴。畿辅指京师周边地带，有天津，甚至几乎包括今河北平原。）（1685年）卷三“物产蔬类：地豆”。雍正《直隶深州志》（1732年）卷二“物产蔬类：地豆又名‘土生’”。乾隆二十年《丰润县志》“物产蔬类”：“土芋俗呼土豆”。马铃薯在万历末不可能引种津沽，在《农政全书》卷二十七“树艺：附香芋（形如土豆，味甘美）；土芋一名土豆、一名黄独……”[15]中的“香芋”，很可能即今称的土豆，因徐光启是上海人，南人惯称黄独为土豆，从而把京津地区称的土豆改称为香芋，所以乾隆四年《天津府志》卷五记“蔬类：芋又一种小者，名香芋，俗名土豆。”乾隆七年《威海卫志》卷四载“物产蔬类：近有种香芋者……”，因引种自津门，也称马铃薯为香芋。可见，海河中下游甚至山东某些地方古地方志的蔬菜中的土芋、土豆、土生及香芋都是指马铃薯。薯蓣科山药（Dioscorea Batatas），叶掖生的珠芽称山药豆，马铃薯形味酷似山药豆，故清代北京平民多称土豆为山药豆。迨道光初马铃薯引种到晋北、中，又有了很多新的名称。如道光十年《大同县志》卷八“风土物产，佐食者蔬；白薯，其大如拳，俗名曰‘子山药’”；因系舶来品，祁隽藻在同时的农书《马首（寿阳）农言》（1836年）中还称洋山药；之后还出现山药蛋之名。这些称呼显然从北京的山药豆衍生而来，从而可以看出山西马铃薯（山药蛋）是引种自京畿。和山西马铃薯引种自京畿而称山药蛋一样，陕、甘、青、宁引种自滇、川、黔、鄂、湘皆称为阳（洋、杨）芋。20世纪初，洋芋已融入当地的风土，如西北的谚语：“甘肃有三宝，洋芋、沙锅、大皮袄”。当然，名称的区域划分也不是绝对的。如道光陕西《石泉县志》卷一“地理志”载“‘爪哇薯’俗称洋芋，全境皆产，山内尤多”，在阳（洋）芋的方言区出现“爪哇薯”，反映出马铃薯的引种不仅是靠主渠道。又如何南邻鄂、陕等区域称阳芋，北部傍河多称土豆，还有地区称洋芋，正说明引种过程常是多源与反复的。在我国，从马铃薯的各种不同方言别称，如香（洋）芋、土豆（芋）、山药蛋（豆）、地蛋（豆）、爪哇薯、洋薯，等等，可以发现它在我国大地上传播的途径与名称趋同过程。土豆这个北京方言，经过三百年的积淀，才成为正名，并衍生出山药蛋这个视为大众通俗象征的名称，它们的蕴涵是深厚的。
当代英国农学家霍克斯（P.H.Hawkes）在其《马铃薯的改良科学基础》中说马铃薯约17世纪末由英国教士传入印度，引至中国还稍早些[18]。马铃薯于1553年首先至西班牙，1563—1565年引到英格兰、爱尔兰，很长阶段都作为牲畜的饲料和奇花异草观赏，法国大革命前夕，皇室用薯花作饰品而不敢食用。日本的土豆是荷兰人于1598年带至长崎港。从我们上文讨论内容可以确定，我国土豆的引种时间决不会迟于日本甚至欧洲的一些国家。马铃薯引入欧、亚洲后，在我国首先作为食品，比英法等国进入餐桌早一百多年（注：到19世纪，爱尔兰才把马铃薯作为主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其影响有很多阐述：“爱尔兰在1846年饥谨，牺牲了一百万以上的人命，但被牺牲的都是穷鬼……”（《资本论》1卷）；“1847年马铃薯受害的缘故，爱尔兰发生了大饥荒，饿死了一百万专吃或差不多专吃马铃薯的人，有二百万人逃亡海外……”（恩格斯《从猿到人》））。明清时期，马铃薯不仅是皇家的珍味，家庭盛馔，甚至枝叶都能作成小菜（注：吴其浚（1789—1847年）道光初编成的《植物名实图考》（1848年刊印）卷六“阳芋”：“边疆之地滇、黔有之，山西种之为田。叶味如豌豆苗，按酒侑食，清滑隽永”。吴于道光初宦居云南，编有《云南矿场工器图略》6册，滇地风物均为目睹。他最早把异地的阳芋和山药蛋对比，认为同物异名，并言及其具有广泛的适应性。）。
马铃薯在明万历间传入中土，从东南沿海至北京。当时仅能提供皇室、显贵盛馔。清初虽进入百姓餐桌，也仅局限京畿城市。到乾隆间，人口成倍骤增，迫切垦荒增粮，外来高产作物承担重要角色，尤其马铃薯特别适于高寒山区生长。马铃薯从乾隆三十年后开始引入西南、西北山区，尤其陕南高原（秦巴山地），四方来垦者百万，种植作物以洋芋、玉米为主（注：清乾隆末年四方移民入陕南开垦。乾隆四十九年毕沅《复奏民生吏治疏》：“汉中、兴安、商州各府、州、县……迩年楚、蜀、陇、豫无籍贫民，扶老携幼前来开垦者甚众”。又毕沅《兴安升府奏疏》：“自乾隆卅八年以后，因川、楚有欠收处所，穷民就日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有携家至此者……。近年四川、湖广陆续前来开垦荒田，久而益众，处处俱成村落……”（乾隆四十五年《兴安府志》卷二十五“艺文志”）。乾隆三十年前，本处秋收，以粟、谷为大宗，十年以后，则杂以包谷、洋芋，至乾隆末，则已遍山满谷。马铃薯19世纪初传于新疆哈密，因引种自甘、青，皆名为阳芋。马铃薯在中土推广是引种驯化严格选择的结果。）。严如煜任汉中知县、知府20余年，他的《三省边防备略·民食篇》虽为道光二年刊刻，但追叙了嘉庆间（1796—1820年）该地区农垦过程。如说：“洋芋花紫、叶圆，根下生芋，根长如线，累累结实数十、十数颗。色紫，如指、拳，如小杯，味甘而淡。山沟地一块，挖芋常数十石……洋芋切片堪以久贮，磨粉和荞麦均可作饼、馍”。旷土尽辟之下，马铃薯落户高寒，适得其所（注：高寒地区温差大、日照足，有利马铃薯贮藏养分、胀大薯块。），并成种源区（注：高山具备较强的引种驯化优势。19世纪川、黔高山常作为种源地。如《太平县志》卷三“物产：洋芋性宜高山，耐寒，贮久，种类不一，有红、白、乌、蓝、紫、麻各色。近年复有枝干类葵者，名葵芋。一亩可收数十石，山民倚以为粮，较稻谷相需尤极。”又如晋北优良品种“大白蛋”，亩收4千斤。）。在当时“广济民食”的农业政策指引下，马铃薯的欣欣向荣，在增产粮食上，确实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注：“山药有黄、白、紫数种，三四月下种，八月收，每亩多至二千余斤，边地贫民赖此为养命之源”（民国山西《马邑县志》卷一“谷之属”）。川、黔高寒地区“专以洋芋为粮，粒米不得入口”（光绪四川《太平县志》卷二“风俗”）。“武隆多高山，产洋芋，贫民资以食焉”（同治《涪州志》卷一“物产”）。光绪十五年（1889年）川、黔夏雨成灾，“洋芋腐败，不可食，四乡饿殍甚众。”马铃薯在我国局部地区常作为口粮之半。迨20世纪初，冀北张家口一带仍作为三餐，并掺之面、粟；川、黔高山贫民难粒米入口，仅赖洋芋充饥。），当代一些学者称之为中国粮食生产史上的一次革命。随着马铃薯的传播，因地尽而山，亦造成了对占国土近半的山地、高原的掠夺性的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