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雅彬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4年04期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于2003年11月28日到12月1日在天津举办了“明清以来华北社会经济研究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华北数省以及日本、韩国的50余位学者出席了会议。历史学院李治安院长致开幕词，魏宏运教授回顾了华北区域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指出“这一领域的研究是大有可为的”。与会学者在讨论中畅所欲言，论争激烈，高潮迭起。现将讨论的主要问题作一概述。
    华北农村经济与农民生活水平。史建云指出，在华北农村新兴的棉纺织手工业区，织布业在小农家庭经济中的地位已从副业上升到了主业，构成新兴手织区的基本特征，是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变革。林刚认为，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农民家庭经济是绝对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传统的家庭经营有与现代经济相容乃至互补的方面。武力依据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保定农村调查材料，分析了农村地权的分散趋势及其原因，说明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农业经营规模的变化。史志宏指出，不同农村社会阶层对土地以外主要生产资料的占有也是不平均的，地主富农对基本生产资源的垄断是他们维持其剥削地位的前提。侯建新认为，只有富裕农民群体的兴起才真正体现农村社会经济的发达和进步，强调富裕农民与现代化启动的关系。李金铮指出，商品化是20世纪冀中农村发展的最重要内容，同时分析了其发展不充分的原因。讨论中有不少问题涉及到彭穆兰“大分流”与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论争，也有不少学者强调判断经济发展与否须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在研究中不要用极端的例子，比较研究应将多种因素综合考察。
    商品流通与市场网络。许檀利用山陕会馆碑刻资料对河南周口、赊旗等商业城镇的发展脉络、流通概况分别进行了考察，并对其商业规模进行了估算。张海英指出，清代江南、华北两地的经济交流已突破单纯的互补性而趋向更高层次。夏明方认为，近代华北农村市场的特点是产品市场相对丰富而要素市场发育不充分，它既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也不能归之为不发达市场，只能是一种“过密化市场”。张思指出，以往学者关于洋纱洋布未能打入华北内地的看法不符合实际，19世纪末天津、烟台二口岸对外贸易的巨大发展是依靠传统市场网络而实现的。深尾叶子、安富步对山东和东北地区市场结构和“传达系统”进行了比较，认为山东的“传达系统”为“网状”，东三省却呈“树状”，“传达系统”的这一差异导致了山东和东北两个地区在近代史上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不过，也有学者指出他们对东北市场结构的结论与实际有出入，还需作进一步的考察。
    国家与基层社会。郑起东考察了以往一直被忽略的国民政府在华北各县推行的县政改革，探讨了县政改革与土劣（即旧绅）回潮之间的关系。王先明、韩振国强调乡村权力建构受到乡村社会权力和村民传统文化心理的制约，力图揭示传统制度与现代体制之间的互动和融通。学者们还就乡绅在农村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绅权的扩张是华北的局部现象还是全国性普遍现象、新绅和旧绅的剧烈冲突是否仅局限于利益冲突，有无进步力量和落后力量之间的较量隐含其中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民间信仰与社会观念。行龙以晋水流域36个村庄对晋祠神灵的祭祀为主线，从多村庄祭典的角度对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进行了讨论。杨念群认为，华北民间对“四大门”的崇拜迥异于上层知识分类所给予的制度性安排，因此应从日常生活的感觉中去理解民众对神祉的信仰。赵旭东分析了仍在中国社会中起作用的“报应”观念，试图对法律诉讼中的调解方式给予一种宇宙观上的解释。张佩国指出，改革以来农民以房产为主体的私产发育已有很大的进展，但家族共财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农民的观念中。讨论中，有学者指出，以往研究中强调“大传统”的建构和改造，而忽略了民间信仰的自主性和主导性，无疑是一个缺憾。因此有必要对过去民间信仰的研究框架进行反思。
    此外，学者们还就华北的水资源、人口与土地、铁路建设与城市发展、20世纪初天津金融风潮、天津社会的边缘阶层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本次会议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所提交的论文大多视野开阔，论证缜密，探讨的问题颇具前沿性。正如陈振江先生在闭幕式上所总结的，本次会议贯穿着实事求是和创新精神，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发掘和利用了很多新资料，大大拓宽了明清史、近代史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