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明清以来苏州、徽州的区域互动与江南社会的变迁
唐力行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4年04期
【原文出处】《史林》(沪)2004年02期第1～12页
【作者简介】唐力行，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200233
【关 键 词】明清/苏州/徽州/区域互动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4）02-0001-12
区域研究已引起中外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苏州与徽州的研究尤为引人注目。在区域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应该进而关注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任何区域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必然会与其他相关区域发生人员、经济、文化等的交往与互动。一方面，各个区域的地理、物产、区位、交通、文化、乃至经济社会结构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另一方面区域之间的互动互补也是各区域形成并保持这些特点的必要条件。因此区域互动关系的研究必将把区域研究引向深化。本书对苏州与徽州这两个区域间的互动加以考察，进而探讨区域互动对两地发展以及整个江南社会（注：对于江南的区域范围，各家均有不同的界定。本文界定为苏南、浙北和皖南。）变迁的影响。
一 苏州与徽州的历史渊源、区位差异
苏州与徽州在历史上长期同属一个行政区。上古九州传说中，苏州与徽州就同属扬州之域。早在商末，姬姓首领古公亶父之子泰伯、仲雍避位让贤，从陕西歧山下的周原南奔，在江南建“勾吴之国”。吴梦寿25年（公元前561年），吴国二十世国君诸樊南迁都于今苏州。阖闾元年（前514）大臣伍子胥受命建城，为苏州建城之始。当时，徽州尚为山越居住的蛮荒之地，归属于吴。弘治《徽州府志》卷1《地理一·建置沿革》说：其他“春秋属吴。吴亡属越。战国时属楚”。徽州正式有建置是在秦，“秦置黟、歙二县，属鄣郡”。此后，苏州、徽州的统属时有分合，如三国时同属吴国；南朝时，曾同辖于扬州；唐初同归浙西节度；宋朝同隶江南道、两浙路；元朝同属江南行省；明朝同归南直隶，清初同为江南省。直至康熙六年，安徽建省，徽州分属安徽（注：《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12《徽州府一》。）。由地缘的原因，徽州人认同为江南人，有时也认同为吴人。如隋末徽州绩溪人汪华起兵割据徽州，“兼有宣、杭、睦、婺、饶之地，称吴王”（注：弘治《徽州府志》卷1《地理一·建置沿革》。）。
苏州与徽州虽同在江南，其地理、区位却迥然不同。苏州东有大海，西有太湖，运河傍城而过，乃长江冲积平原和太湖水网平原地区，一马平川，河网如织，四通八达。江南大运河开通后，优越的区位和地理条件，使苏州成为唐朝江南唯一的雄州。宋时，全国经济重心南移，“苏常（州）熟，天下足”（注：陆游：《奔牛水闸记》。），苏州被称为“天堂”，逐渐成为江南经济文化的中心以及全国财货集散、转运和信息交流的中心。经济日益发达，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创造条件。自唐宋以降，苏州共出状元45名，占全国的7.5％。明清时期，苏州社会经济更是发展到了巅峰，从倦于宦海沉浮的官僚、文人，到衣食无着的流民，天下人无不乐居苏州，加之本地人口的增长，以致苏州人地矛盾日益尖锐。而历代统治者视苏州为取之不竭的聚宝盆，明代丘浚濬云：“江南财赋之渊薮也，自唐宋以来，国计咸仰于是”（注：《大学衍义补》卷24。）。明初，朱元璋怒苏人助张士诚，大幅度增长苏州赋税，地丁之重甲于全国。《明会典》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苏州府田土九万八千五百零六顷七十一亩，占全国1％，实征税粮米麦合计2810490石，占全国实征税粮的9.6％。就税粮总数、亩平均赋税、人口平均赋税等各个方面来看，苏州府不仅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十倍，而且也高出江南地区其它府县。此外还有漕粮、白粮之征扰民。在重赋与人口双重压力下，苏州人巧为应对，农业管理更趋精细，种桑植棉，发展手工业，成为国内丝绸、棉布等手工业生产的中心之一，吴绫苏布远销海内外。苏州城内五方杂处、百业俱兴、万商云集、市曹繁荣。为保障财赋收入，历朝历代尤其是明清以来对苏州的政治控制十分严密，乡绅、官宦的地方自治功能被削弱，市隐心态十分浓重，转而构筑私家园林，移山林于市井。或书画、或歌吟，于是有吴门画派、吴门书派、昆曲评弹之美。有清一代苏州状元达26人，占全国的22.8％。于是有状元、优伶为苏州土产之说。
徽州属内地山区，原为“椎髻鸟语”的山越所居之地，其“东有大鄣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扼”（注：道光《徽州府志》卷1《地理·形势》。），“险阻四塞几类蜀之剑阁矣，而僻在一隅，用武者莫之顾，中世以来兵燹鲜焉”（注：方弘静：《方氏家谱序》。）。考察徽州的地理环境，不仅要注意到它的封闭性，还要注意到该区域整体所处的地理位置。徽州山区毗邻江浙平原地区，随着江南的开发以及战乱向江南平原地区的蔓延，中原士族南迁的避难地便因地理之便而逐渐深入徽州山区了。根据明刻本《新安名族志》的记载，两汉时迁入徽州的仅两族。此后，中原士族迁徽时间集中在三个阶段：一为两晋，二为隋唐五代，三为宋元。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是直接由北方南迁进入徽州的，而是从邻近地区迁入的。北方士族从江南平原地区向江南山地的进一步迁徙，一方面反映了人口迁徙的持续性，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徽州作为避难处的地理优越性。所谓“山川复阻，风气醇凝，世治则诗书、什一之业足以自营；世乱则洞壑、溪山之险，亦足以自保。水旱兵戈所不能害，固宜其有强宗巨姓雄峙于其间”（注：《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9《城东许氏重修族谱序》。）。如“昉溪在城北四十里，平畴沃壤不啻千亩，四山环合如城，第宅栉比鳞次皆右族许氏所居焉。其人物衣冠甲于他族”（注：《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卷5《寿昌许公八秩序》。）。但多山的地理环境，同时也造成徽州物产的瘠薄。徽州民谚云：“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顾炎武亦指出：“徽郡保界山谷，土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独宜菽麦红虾籼，不宜稻粱。壮夫健牛，日不过数亩，粪壅缉栉，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又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二十》。）。粮食不能支十之一，与农田仅占二十之一是相对应的。由此，历朝对徽州征收的税赋并不苛重。弘治《徽州府志》卷2《食货一》说：“本府万山中，不可舟车，田地少，户口多，土产微，贡赋薄，以取足于目前日用观之则富郡，一遇小灾及大役则大窘，故自唐以前，贡赋率轻”。唐末之后，徽州长期在“偏据一隅”的割据政权统治下，处于“征敛无节，甚至取砚亦有专务”的压力下。入明后，朱元璋优待家乡，多次减免家乡及徽州等地的税赋，所以明清两代徽州税赋为轻。国家对地方的控制也远不及苏州之严厉，乡绅在地方社会的自治权因此而远高于苏州。乡绅借助宗族组织强化对地方社会的控制，造成“新安各族聚姓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注：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11。）的宗族社会，无人能脱离宗族组织。徽州宗族社会形成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原士族在徽州复制的宗族生活，是酿造程朱理学的酵母。反之，程朱理学又加固了徽州的宗族秩序。新安文化的内核就是程朱理学酿造出的宗族文化，明代徽州文人汪道昆在《太函集·黄氏建友于堂序》中说：“新安多世家强盛，其居室大抵务壮丽，然而子孙能世守之，视四方最久远，此遵何德哉！新安自昔礼义之国，习于人伦，即布衣编氓，途巷相遇，无论期功强近，尊卑少长以齿。此其遗俗醇厚，而揖让之风行，故以久特闻贤于四方。”汪氏将“世家强盛”与“礼仪之国，习于人伦”相提并论，足见宗族文化与理学关系的密切。《徽州府志·风俗》说：“徽州自朱子而后，为士者多明义理，称为‘东南邹鲁’。”据朱彭寿《旧典备征》统计，有清一代（自顺治至光绪）各省状元人数，安徽居第3位，计有9人。安徽有8府5州，其中仅徽州1府便占4人，居苏州之后的第二位。宗族聚居、物产瘠薄，徽州自古以来土地与人口的矛盾就很突出。宋淳熙《新安志》就引用当时宣歙观察使卢坦的话：“宣歙土狭谷少，所仰四方之来者”（注：淳熙《新安志》卷9。）。而徽州人只有用当地山产竹、木、茶、漆及新安四宝笔、墨、纸、砚来换取粮食。因而徽州人自古就有经商的传统。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徽商足迹几遍全国，执掌中国商界牛耳数百年。宗族与徽商可以说是徽州的二大土产。
历史上苏州的发展总是比徽州要领先一步。从经济上来说，早在汉武帝时，苏州已成为“东南一都会”（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而当时的徽州乃是山越居住的蛮荒之地。从文化上来说，《吴郡志》载，唐肃宗时，团练观察使李栖筠在苏州设立学庐课士。由于官绅倡导文化，一改六朝之前吴人好剑尚武之俗。而徽州文化由尚武至尚文的变化则要慢一步，据淳熙《新安志》卷1《风俗》载，“其人自昔多以材力保捍乡土为称，其后寝有文士，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兴则名臣辈出。”两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位差，造成了徽州向苏州的流动，这是两地互动的最基本的方向。
二 16世纪以来苏州与徽州间的区域互动
区域互动可划分为沟通、相互作用、知觉三个层面，它们是相互联系的一个统一体。主要内容包括经济互动、文化互动和人的互动等方面。苏州与徽州之间的互动给两地社会带来了一系列共同的和相异的变化。
（一）苏州与徽州间的沟通。如果从地图上看，苏州与徽州的直线距离仅为270余公里，可谓相邻。但两个区域的互动并不便利，《徽商便览·徽州总论》指出：徽州“惟万山环绕，交通不便。大鄣昱岭雄其东；浙岭五岭峻其西；大鳙、白际互其南；黄山、武亭险其北。路皆鸟道，凿险缒幽”（注：吴日法：《徽商便览·徽州总论》。）。因此，陆路交通十分困难，水路就成了两地互动的主要通道。但徽州的河流与苏州不同。苏州的水平缓、四季盈盈，而徽州的水湍急、季节性强。由于徽州地势高峻，“天目于浙江之山最高，然仅与新安之平地等”（注：归有光：《震川先生集·汉口志序》。），徽州的水有高屋建瓴之势，滩高流急，从而形成难进易出之势。徽州至苏州的水道有二：北可由青弋江至芜湖，顺长江而下，在镇江入运河，可抵苏州。东由新安江至杭州，再转入运河至苏州。千百年来徽州商人不避艰难，或攀行于山间鸟道，或挽舟逆水而行，将徽州与苏州沟通起来。
苏州与徽州两地自古以来就有密切联系。据《新安名族志》载，有陆、朱、张、叶四姓的始迁祖分别于唐、宋两代由苏州迁入徽州。苏州四大名族中，除顾姓外，陆、朱、张多有迁居徽者。另据语言学者对徽语的田野考察，北方移民多由吴地或经由吴地沿新安江进入徽州（注：曹志耘：《语言学视野下的新安文化论纲》，载《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给徽州带来中原及吴地的文化。可见，苏州、徽州最先的互动是由北向南互动的继续，是在江南范围内的由东向西的互动。这种互动，主要体现为逃避战乱的中原移民对徽州的经济与文化的开发。
而由徽州乡村向苏州都市的自西向东的移动，则稍迟于东西向的移动。其原动力则为经济要素。“徽介万山之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赡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注：《休宁县志》卷7《汪伟奏疏》。）。“今邑之人众几于汉一大郡，所产谷粟不能供百分之一，安得不出而糊口于四方也。谚语以贾为生意，不贾则无望，奈何不亟亟也。”“吾邑之不能不贾者，时也，势也，亦情也”（注：万历《歙志·货殖》。）。最早关于徽人经商的记录是西晋。许承尧在《日新录记徽俗二则》一文中说：“《知新录》云：徽俗好离家，动经数、十年不归。读司马晞传有云，晞未败时，䜩会辄令娼妓作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其声甚怨。后晞果徙新安。则知此风自昔已然。盖新安居万山之中，土少人稠，非经营四方，绝无治生之策矣”（注：许承尧：《歙事闲谭》卷26。）。此后，徽州人外出经商不绝如缕。南宋建都临安，徽州商人得到一个较大发展的机会。只不过明清以前这种由西向东的移动相比由东向西的移民主流，仅是一脉支流。由西向东的移民方向变为主流，始于万历年间盐政改革，实行票盐制，徽商垄断淮盐与浙盐两大盐场，积累巨额资本，这为徽州人进军江南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苏州，从而形成两地密切互动创造了条件。明唐寅《阊门即事》云：“吴阊到枫桥，列肆二十里”。阊门外二十里的街市，是苏州最繁华的商业区，也是徽商的天下，苏州与徽州互动的力度前所未有地加强。
苏州与徽州两地的互动，是沿海与内地的互动、平原与山地的互动、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互动，这就决定了互动的媒介主要是依靠内地、山地和落后地区的居民——主要是徽商来充任。因此，考察徽州商人与徽州家族向苏州的移徙，以及他们在定居地发展及其与家乡的长久联系，是我们探讨两地互动必不可少的环节。大阜潘氏（注：参见同治八年修《大阜潘氏支谱》；光绪三十四年修《大阜潘氏支谱》；民国十六年修《大阜潘氏支谱》；潘世恩编：《潘氏科名草·自叙》，稿本；潘世恩撰，潘曾莹录：《潘文恭公遗训》；潘奕隽嘉庆九年《展墓日记》；咸丰四年潘氏刻本潘祖荫《潘文勤公奏疏》光绪刻本；潘钟瑞：《歙行日记》上，见《香禅精舍集》六，光绪苏城谢文翰斋刻本等。）原是徽州商贾世家，清初徙入苏州，经过百余年的发展，至乾嘉以后成为苏州势力最为煊赫的科第世家、官宦世家、积善世家，同时还是晚清苏州酱园业的待业领袖。而那些留在大阜以及后来由苏州迁回故里的潘氏族人则日渐式微，生活困窘。大阜潘氏分居徽苏两地，尽管往来不断，互有影响，但由于徽苏两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巨大差异，两地家族的发展结果却有霄壤之别。通过对徽苏两地潘氏家族的迁徙过程和互动形式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明清时期徽州与苏州乃至其他地区的家族迁徙及其文化互动具有如下特点：一、徽州家族的迁徙主要是经商的形式向外迁出，徽商尽管也大量回流到故里，但仍有不少徽商滞留在外，而这些滞留在外的徽商往往就是徽商中精英人物，他们对苏州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二、与徽商大量外流相比，徽州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外地人流入徽州的极少，因而徽州与外地之间的家族迁徙和人口流动主要表现为单向性的外流，地域间的互动主要是通过徽州人自己来实现。徽州人在促进了异地繁荣的同时，却不断地借助于资金的回流，将宗族意识输回故里，在徽州建宗祠、编宗谱、立义庄、修族墓等，从而保证了徽州社会的相对稳定和持续静止状态，进一步扩大了徽苏两地社会发展的差距。
（二）相互作用。在16—20世纪的传统中国社会转型期，苏州与徽州互动互补，交往密切。在互动的第二个层面——相互作用上，其总的趋势是：在经济上，苏州是江南的经济中心，并孕育资本主义萌芽；财力雄厚的徽商将巨额的商业资本汇聚到苏州，大大增强了苏州的活力。在社会发展上，苏州随人口和经济发展经济结构渐渐变动，承接着传统的经济优势，自发、缓慢地发生社会转型，徽商的经营活动客观上推动着苏州等地的社会转型。徽商在苏州异常活跃，获取大宗商业利润。其商业利润输回徽州，却加固着徽州宗族社会的旧秩序；徽州由于宗族制度普遍存在，束缚了社会转型。在文化上，苏州和徽州都是儒学发达之地，清代又以吴学和皖学相对峙，教育、科举昌盛，人才辈出。徽商把苏州等大都市的经济文化住处和生活方式输入徽州，使徽州社会经济发生变动；同时，徽商把徽州深厚的宗族制度和文化凝入经济和社会生活之中，一些徽州的精英也在苏州定居下来。以下，我们就苏州与徽州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异向发展的具体表现，择要作出比较。
首先是社会基本结构：家庭—宗族结构的异同。处于平原地区的苏州是容纳天下商贾的大都会，社会流动性大，商业竞争激烈，商品经济直接瓦解着这里的宗族和大家庭结构。所以，尽管宋代范仲淹在苏州首创义庄，但是数百年来苏州义庄发展的规模却不大。《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注：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碑刻集》，第174号碑，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以下凡引自该书的碑文，均在文中括注碑号。）第174号碑指出：义田赡族“文正创于苏郡，自宋迄今，效法文正踵而为之者数十家矣”。这个估计保守了一些，据民国20年吴县社会调查处编制的《吴县城区慈善救济团体调查表》载，吴县城区共有义庄32所，如加上郊县当不下百所之谱，但在苏州区域范围内仍是少数。难怪林则徐在其撰写的《邹太学家传》中，一方面对清季邹珏设义田的义举大加赞叹；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慨叹，邹氏的义行“世多有笑之者。嗟夫士之强立特行，卓然不囿于流俗者，其不为众人所笑也几希矣”（177号碑）。徽商与其他各地的商人瓦解着苏州的宗族组织，而徽商的商业利润输送回徽州却加固了家乡的宗族组织。绩溪人进士胡晓在《新安名族志》序中指出：“新安则异是矣。……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宛然俱在。以言乎派，则如江淮河汉，汪汪千顷，会于海而不乱；以言乎宗，则如泰华之松，枝叶繁茂，归一本而无二”。徽州的宗族组织覆盖了整个区域，无一人不在宗族的血缘网络之中，即便外出经商者也不例外。如寓居苏州的歙县的潘氏，分为贵潘与富潘两支。在苏州都有巨大的产业，都建有祠堂，保持宗族组织，与徽州潘氏宗族保持密切联系。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上个世纪中叶土地改革之时。
再来看家庭结构。一般来说，商品经济的发展会促使家庭的分化。但是，我们却发现，在商品经济繁荣的苏州，其家庭规模反而比徽州来得大。就核心家庭所占的比重来看，徽州约占65.1％，而苏州仅占29.11％；就主干家庭而言，徽州仅占34.9％，而苏州则占48.73％（注：参见唐力行：《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苏州的小家庭结构比徽州来得大。原因有二：一是总体家庭结构的不同，徽州是在大宗族下的小家庭，因其宗族血缘合作比较完善，核心小家庭就可以应对生产和灾变，而且家庭规模越小便越利于减缓商业财富共有所造成的家庭矛盾。苏州绝大多数的小家庭之上没有大宗族，缺乏宗族血缘的合作，因此保持6至8人的家庭规模是应对生产和灾变所必要的。一是年龄构成的不同，徽州男性平均年龄是53.5岁，女性是55岁，（注：参见唐力行：《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而苏州男女性均达63岁弱。苏州人的平均年龄要比徽州人高5.75岁，这与生活条件相关。徽州山区，生存空间小，自然条件贫瘠，生活艰苦。徽州人虽受到宗族的保护，但宗族内部却是有贫富的分野，大多数族之贫困者在徽商余唾的笼络下，虽不至饿死于沟壑，但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其贫苦的生活。徽州的年龄构成，限制了他们三代共同生活的时间，使主干家庭的比例较小。生活在被誉为“天堂”的苏州人，生存条件优于徽州，较高的年龄构成，使三代以上共同生活的可能性增大，这是苏州主干家庭的比例反高于徽州的原因所在。应该说明清以来苏州与徽州的家庭结构有相似之处，两地同以小家庭为主，但徽州的小家庭之上还有个大宗族，而苏州的小家庭大多是独立的。前者以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强化了封建的统治秩序，后者则是与社会转型的方向相一致的。
其次是市镇结构的不同。明清时期徽商是苏州与徽州市镇互动的媒介。苏州市镇作为徽商麇集盘踞之地，深受“无徽不成镇”格局的影响。徽商在苏州市镇的经营活动是无孔不入的，他们对苏州市镇的贡献也是无所不在的。但是，苏州与徽州两地市镇有着诸多的不同：如两地市镇的布局不同。苏州为鱼米之乡，河道纵横，水网密集，市镇多依水而设，既有利于市镇与相邻四方村落的密切联系，同时又使得每一市镇影响的范围不是很大，从而在苏州地区形成乡村——基层市镇——中心都市的经济社会分层结构。市镇的分布相应呈网状结构。徽州由于道途梗阻，交通乏便，对外联系依靠水路，市镇也沿江沿河而设，形成线状结构分布（注：杨春雷：《试论明清徽州市镇与社会转型——兼与江浙市镇比较》，《安徽史学》1996年第4期。）。两地市镇规模的不同。明清时期苏州地区市镇经济发达，市镇规模一般都较大。很多市镇人户超过千家，形成与政治中心相类似的城市结构。徽州市镇多以中小型规模为主。两地市镇的功能也不同。苏州已形成以“专业化”生产为特色的市镇经济功能，而徽州市镇在很大程度上是应商品集散所需而建立的。两地市镇社会文化结构有着很大的差异，苏州市镇以地缘与业缘为主，外来商人群体在镇建立起各种地缘性的会馆和业缘性的公所以取代血缘性的宗族组织，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苏州市镇宗族组织迅速瓦解。而徽州市镇仍保持宗族社会实态，据《岩镇志草》记载，岩镇以一镇之地而拥有21个祠堂，充分展示宗族血缘文化的浓烈。
再次是是社会管理与社会保障系统的不同。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苏州原有的社会秩序失范，出现了种种新的社会问题。为了协调社会关系，保障社会的正常运作，苏州各级衙门加强了社会管理。在失范与规范不断磨合的过程中，社区管理日趋细密和完善，分为商业管理；赋役、治安、宗族、寺观的管理；环境和市政管理等，古老的苏州城缓慢地实现着自身的转型。徽州的管理则较为简单，乡绅在国家与地方间发挥积极作用，主要为宗族管理。徽州商人将财富输回家乡后，在家乡购置族田，导致大土地发展，宗族保障使贫富分化导致的社会矛盾趋于缓和。而在苏州由于土地分化频繁导致贫富分化严重和宗族保障的极其有限，在宗族保障外，还有行业保障和一般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合作。苏州的行业保障主要由商业组织会馆、公所来承担，市民社会合作主要是官府与商人共同举办的善堂，“吾苏全盛时，城内外善堂可偻指数者不下数十。生有养，死有葬，老者、废疾者、孤寡者、婴者，部分类叙，日饩月给，旁逮惜字、义塾、放生之属，靡弗周也”（注：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碑刻集》第276号碑。）。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作用日益明显。
从社会阶层来说，例如妇女，两地既有共性又有不同处。明清以来，苏州与徽州的妇女都是生活在封建纲常伦理的重压之下。由于苏州与徽州妇女生活的环境不同，她们的处境有所不同，社会生活也各具特色。苏州妇女生活在江南经济文化的中心，这里商品经济发达，加之上平原地区，交通发达、社会风气较为开明。顾炎武曾指出苏州田赋之重：“苏州之田居天下八十八分之一弱，而赋约居天下十分之一弱”（注：顾炎武：《日知录·苏松二府田赋之重》。）。徐光启则进而指出重赋所造成的后果：“苏、杭、常、镇之币帛枲纻，嘉湖之丝矿，皆持此女红末业，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所由供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注：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5。）。这时的女织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经济的补充，而是苏人赖以生存的产业了。徽州妇女则生活在江南山区，交通乏便，信息不通，宗族组织严密。由于物产瘠薄，所以徽人外出经商者众多，徽商的事业虽然离不开商人妇，但是妇女很少直接参与商业活动，她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功能只是辅助性的，《徽州府志·风俗》云：徽州“女人犹称能俭，居乡者数月，不占鱼肉，日挫针治缝纫绽。黟祁之俗织木绵，同巷夜从相纺织，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徽俗能蓄积，不至卮漏者，盖亦由内德矣”。所以与苏州妇女相比较，她们的经济社会地位相对也要低一些。明清时期，徽州被称为“程朱阙里”、“东南邹鲁”、“文物之乡”。程朱理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许承尧在为歙县志烈女传所书序中指出：“歙为山国，素崇礼教，又坚守程学朱说，闺闱渐被砥砺，廉贞扇淑扬馨，殆成特俗。（注：民国《歙县志》卷11，《人物志·烈女》。）”赵吉士云：“新安节烈最多，一邑当他省之半。（注：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11。）”
在苏州的妇女中形成了一个光彩夺目的才女群。才女群作为苏州文人的组成部分，具有区域性的特征，一方面她们也不能免俗，追求功名富贵，她们大多生活优裕。另一方面她们又温文高雅，有着强烈的市隐心态。在众才慧中有一位“不著姓氏”的“有节行而能诗”的“做诗娘娘”，她有诗云：“读书盼望为官早，毕竟为官逊读书”。十分维妙地表现了苏州才女的矛盾心态。徽州才女生活在宗族世界之中，她们的诗作也不免多了一点道学之气。写有“家君伊川后，理学存遗风”的才女汪纻身上正是体现了徽州才女的特质，其为诗则“粹然几于儒者之言”。“可铭座右”（注：许承尧：《歙事闲谭》卷11载有《汪荌〈雅安书屋诗集〉》）。又如程妙嫚在丈夫亡故后，“传经，训族邻子弟。跻高年终”（注：许承尧：《歙事闲谭》卷2《程氏诸闺秀诗》。）。徽州妇女的另一情感特质：离愁别怀。徽州人十之七八外出经商，久滞不归。所以程妙嫚以诗寄夫，诗中书写孤独的情状：“坐向篱边对落英”。程碧霞也以菊花自况，面对着“别知己”、又一年”、“隔幽谷”、“长自念”，她也只得感叹：“何人如菊淡，惆怅晚风前。”程云的“莫打鸳鸯散”也是寄托的同样情怀。程璋的丈夫“久客未归”，她所做的柳叶诗催人泪下、感人至深。其所作《原愁》虽未见其文，内中所蕴离愁别绪当可揣度。难怪她仅二十一岁而郁郁弃世。所以，在徽州民间流行的是妇女的《哭歌词》，而在苏州妇女中流行的《山戨》（冯梦龙所收集）却是充满了活力和人性，反映了明代苏州民间妇女的真实生活。这些热辣辣的唱词，是对封建伦理公开的嘲讽，是对自由爱情的炽热而大胆的追求。
徽州妇女之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商人妇，在清代有不少随夫而迁居经商地。康熙《徽州府志》卷2《风俗》云：“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甚且舆其祖父骸骨葬于他乡，不稍顾惜。”《五杂俎》中关于这些移居他乡商人妇的记载，称她们中或有“颇僻自用，动笑夫家之贫”、“一切孝公姑、睦妯娌、敬师友、惠臧获者，概未有闻”等等。谢肇浙分析造成丈夫惧内的原因，一是“贫贱相守，艰苦备尝，一见天日，不复相制”；二是“齐大非偶，阿堵生威，太阿倒持，令未己出”。这二条都是与经济相关的，可见苏州与徽州的互动，使一部分妇女脱离了礼教森严的徽州，来到商业大都会，她们参与商业活动，经济地位的提高，也改变了自己的处境。
苏州与徽州两地的民间信仰也有异同。多元、多神是中国民间信仰的最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在两地民间信仰中都有着非常明显的体现，显示了民间信仰内在的一致性。但是这种多元性同时又受制于两地不同的社会人文条件，从而在两地有着不尽相同的表达与实践方式。在徽州，由于理学的盛行与家族势力的强大，使得这种多元的特征虽然存在，但却始终处于受压抑的状态，得不到完全的释放。《歙风俗礼教考》指出：“徽州不尚佛老之教，僧人道士惟用之以事斋醮耳，无敬信崇奉之者。所居不过施汤茗之寮，奉香火之庙，求其崇宏壮丽，所设浮屠老子之宫，绝无有焉。于以见文公道学之邦，有不为歧路途惑者，其教泽入人深哉”。“徽州独无教门，亦缘族居之故，非惟乡村中难以错处，即城中诸大姓，亦各分段落。所谓天主之堂、礼拜之寺，无从建矣。故教门人间有贸易来徽者，无萃聚之所，遂难久停焉”。所以徽州民间虽有各种信仰，但都是受压制的，惟有理学处于独尊的地位。这有利于加强以血缘与地缘为纽带的内聚力。正是这种心理内聚力造成了徽州科举、商业和宗族的共生系统。而与此相异是，在苏州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宗族势力的削弱，民间信仰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徽州。苏州人信佛道者甚多，民间往往佛道兼敬。佛教的出世、轮回、因果报应，道教的遁世绝俗、幽隐山林，及求长生富贵的教义，与苏州人长期以来在政治经济重压之下求生存、求发展的境遇，相互渗透并浸淫累积为苏州人强烈的功名心态和市隐心态。社会信仰的多元化，造成一种开放的心态，并由此而造成苏州人心态多元、变通、求实的特征。这一方面造成苏州科举的全国之最，另一方面也造成苏州商业的全国之最。
两地民间信仰是互为传播的。一些徽州神灵由徽商传播到了苏州，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五通神。五通神是明清时代江南地区颇有影响的神灵，但它的最初出现却是在唐代的婺源一带，至宋宣和五年五神人受封为通贶侯、通佑侯、通泽侯、通惠侯、通济侯，俗称五通。（注：弘治《徽州府志》卷5《祀典》。）五通神产生之初只是山民的保护神而已，并没有多大的特点，而其声名则是随着它在外地的传播而逐渐显赫起来的。据美国学者韩森研究，早在北宋大中祥符（1008—1016）年间苏州便已出现了五显神的分庙，而它是“徽州商人外出贸易途中建立的”（注：韩森：《变迁之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徽商之所以会把它带出徽州，其初始是为了借助它的神力保佑商旅安全。《歙风俗礼教考》认为“大概徽宁人行商远贾者多，五猖之祀以资捍御，亦由军行，冀无往不利耳，故亦有称五福者”，（注：许承尧：《歙事闲谈》卷18《歙风俗礼教考》。）出身徽州的五通神到了明清时期，成了苏州最有影响的神祗。民间“家祀户祝，饮食必祭，求利之徒书契券向神乞贷纸钱，后家道日兴，岁竭精力，千倍偿之，”（注：乾隆《元和县志》卷7《坛祠》，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商贾市肆之人谓称贷于神可以致富，偿值还债，神报必丰”（注：《集说诠真》，见王秋桂、李丰茂主编《中国民间信仰资料汇编》（第一辑），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版。）。五通神所在之上方山“远近之人奔走如鹜，牲牢酒醴之飨，歌舞笙簧之声，昼夜喧闹，男女杂沓，经年无时间歇，岁费金钱，何止数十百万”。（注：汤斌《禁毁淫祠疏》，乾隆《长洲县志》卷31《艺文志》，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五通已经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商业神灵，而如此特色实在是由于苏州商品经济的发展所造成的，其俗沿袭至今。
明清以来徽州本土五通神仍旧为徽民众所信奉，如休宁五显行祠，“嘉隆以来五方居民每年四月朔日诣祠，拈香阄请，俗传阄得一五之神为喜，则不得亦不敢以好恶争竞，唯凭阄定出山，择日游行，五方不拘伦序，听其后先，出游之日，旗帜仪仗与王者捋，好事者施以黄白珠翠，务以奇巧为胜”，其规模可与同时期的苏州相媲。但徽州民众在神的身上究竟想得到些什么呢？下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即神“四时有祷必应”，可见徽州的五通神主要还是一个农业神灵。（注：（清）徐卓辑：《休宁碎事》卷1（嘉庆十五年海棠书巢刻本）。）在当地的社屋中，往往立有五猖堂，《黟县三志》卷末《补遗》载有胡朝贺《西川社庙群神考》一文，认为五通神“并祀于社，亦以类相从耳”，由此亦可见其社神的性质。正由于此，当地文人也一直为其辩护，将他与江南其他地方特别是苏州的五通神相区分。当然，徽州的五通神也不仅只是一个农业神灵，它也具有商业神的性质，只是在缺乏商品经济氛围的农耕社会中，这样的性质永远只能处于次要的位置，或者也只是返乡徽商心目中的神格。因此，主要作为农业神灵的五通是缺乏旺盛生命力的，爰至民国年间，当苏州的路头神继续在爆竹声中享受牲醴的时候，民国《歙县志》中却已经找不到一丝五通神的痕迹了。（注：现在徽州民间还有一些关于五通神的传说，但却已经是面目全非，被认为“原来是五个强盗，后改邪归正，仗义行善”，而其功能也只是普通的“有求必应”而已。见绩溪县宅坦村志《龙井春秋》（2001年内部出版）第176页。）反之，明代出现于苏州的神灵，如李王庙、总管庙等，晚清时也由徽商传入徽州（注：参见嘉庆《绩溪县志》卷7《祀典志》，民国《歙县志》卷2《营建志·秩祀》。）。
此外，苏州与徽州的风尚习俗也有所不同。苏州习俗以奢华为尚，“产相十而用相百”，徽州则崇尚俭朴“其啬日日以甚”。康熙《徽州府志》卷2《风俗》载：“上贾之所入，当上家之产，中贾之所入，当中家之产，小贾之所入，当下家之产。善识低昂，时取予，以故贾之所入视旁郡倍厚。（原注：明末徽最富，遭兵火之余，渐逐萧条，今乃不及前之十一矣。）然多雍容雅都，善仪容，有口才，而贾之名擅海内。然其家居也，为俭啬而务畜积。贫者日再食，富者三食，食惟饘粥，客至不为黍，家不畜乘马，不畜鹅鹜。其啬日日以甚，不及姑苏之间诸郡，产相十而用相百，即池阳富人子，犹不能等埒，而反以富名，由为贾者在外售虚名云（原注：徽人居于维扬、苏松者未尝贫，但其生平不一至故乡，而居徽地者反受富名之累，不惟贫民，并官于此土者，亦且累于地方之虚名。留心民瘼者，尚其念之。）当其出也，治装一月，三十里之外即设形容，袨新装，饰冠剑，连车骑，若是者将以媒贷高赀，甚至契领官货。诸见者啛啛就目，徽多富贾不知既不能偿责，坐是蒙罪戾者比比皆是。汪京兆循曰：‘徽之贾售虚名而受实祸’。其信然哉”。但是苏州的奢糜之风却也影响着徽州社会风尚，妇女的服饰是风尚变化的风向标。《歙风俗礼教考》云：“冠服采章，普天率土，悉遵时制，罔敢或异。而女人服饰，则六邑各有所尚。大概歙近淮扬，休近苏松，婺黟祁近江右，绩近宁国。而歙休较侈，数十年前，虽富贵家妇人，衣裘者绝少，今则比比皆是，而珠翠之饰，亦颇奢矣，大抵由商于苏扬者启其渐也”（注：《歙事闲谭》第18册《歙风俗礼教考》。）。“商于苏扬者启其渐也”，揭示了苏州、徽州互动对徽州社会的影响。嘉、万年间，很多材料都反映了这种“商启其渐”的变化。如歙县丰南一村，据《丰南志》称：“吾宗（吴氏）莫盛于今日（万历）。”其表现是：“里妇竞富，服饰甚郁”，“纨绔子方与新妇盛簪珥、饰车骑以夸乡党”。风气变化的原因则是“转毂遍四方”的商业。
社会风尚变化导致徽州人价值观念变革。“徽俗，商者率数岁一归。其妻孥宗党全视所获多少，为贤不肖而爱憎焉”（注：蔡羽：《辽阳海神传》。）。获多者为贤为爱，获少者为不肖为憎。价值观的变革，冲击着封建时代传统的观念和秩序。万历《歙志·风土》描述这种影响对徽州社会的冲击过程：徽州习俗原先是“妇人纺织，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至正德、嘉靖初“出贾既多，土田不重”，发展到万历时已是“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注：万历《歙志·风土》。）。
（三）互动的第三个层次，也是最高的层次——认知。苏州在徽州人的心目中是美好的，“沈归愚《国朝诗别裁集》选歙人诗，……其论吴茵次诗则赏其《虎丘酒楼》句：‘七里水环花市辟，一楼山向酒人青。’谓‘写山塘风景如画’”（注：《歙事闲谭》卷12《沈归愚评歙人诗》。）。苏州不仅有虎丘、山塘如画的风景，还是徽州人的淘金地。徽州人眼中之苏州才女也是聪慧灵秀、才艺超人。《歙事闲谭》卷15《汪讱庵家姬妾》介绍了乾隆年间兵部郎中徽州人汪启淑（号讱庵）家的两位苏州才女：“《续印人传》云：杨姬瑞云，字丽卿，吴县人。幼颖慧嗜学，针黹之余，拓衍波临池，抚唐贤小欧书，娟娟秀挺，多逸致。癸未季春，归予簉室，予以其娴静，更字之曰静娥。时予有幽忧之疾，方寄情丝竹以自陶写。姬见猎心喜，偕诸姬肄习。不匝月，凡鼙婆萧阮采庸之属，皆精通。从予受古才媛文百余篇。自检《说文》，释其大义。历岁余，矮笺短牍，皆娴雅可观。随予三次归歙扫墓，道经佳山水，对林峦幽峭，溪流潆折，或禽鸟弄声，野花争笑，辄低徊留之不忍去。与烟霞泉石，若有宿契者。胡姬佩兰、庄姬月波，皆余侍姬也。佩兰尝即景为小诗，姬羡之，思与抗衡。遂手抄唐宋诗分古今体为数帙，昕夕吟诵，至忘寝食。遂有得，时与月波相唱和。刻意求工，虑佩兰窃笑。脱稿后，辄焚弃，故存者绝少。又云：金素娟，长洲县人。幼多病，弱不胜衣。既失父母，无以自存，鬻于予家。怜其羸也，不任洒扫织纴，使与侍姬叶贞为女伴。叶姬素善歌，工弦索。暇时授予之时曲。上口辄悟，教之操缦安弦，皆能领略。比长，举止娴静，懒傅脂粉。令识字作书，博奕投壶，稍稍涉猎，俱中程式。一日予偶以铁笔遗兴，素娟侍侧。阍人报客至，予出肃之。素娟乘闲取刀，试续成之，虽人工未到，而天趣浑然，是在性成者。因篆石命镌，纵横如意，竟不失绳墨。及传以小篆，章法刀法，能解悟。期年后殊有可观，特选数钮入谱，盖怜其有志好学，非敢以康成之婢自诩也。“
作为苏州与徽州互动的媒介徽商来到五方杂处、市曹繁荣的苏州后，他们希望为苏州人所认同。一般的苏州市民是如何认识徽州人的呢？
在苏州市民最为喜闻乐见的评弹中也有关于徽州人的描述，其实这正是市民眼中的徽州人。如长篇弹词《描金凤》（注：《描金凤》卷12，光绪丙子孟冬重刻本。）就塑造了一个明代万历年间的徽州典当商汪宣（先）的形象。应该说苏州人认知的徽州人还是合于实际的。故事是从在苏州开隆兴典当行的汪朝奉赏雪回来看到了钱玉翠，十分中意，想讨来做两头大开始的。所谓“两头大”。是指徽商在家娶的妻，与在经商地纳的妾，也许一辈子也不见面，所以经商地的妾的实际地位与家乡的妻一样高，都为“大”，而无“大”、“小”之别。汪宣托媒人送来千两银子和其它聘礼，定于正月初三完婚。但是，钱玉翠已与落难书生徐蕙兰私定终身。钱玉翠之父钱子敬是以“笃笤”卜课为业的江湖术士，他爱徐公子才华，将银子送于徐公子，又去找汪宣套钱。汪宣浑然不觉，又慷慨送钱子敬350两银子。正如《五杂俎》所云：“新安人衣食亦甚菲啬，薄糜盐齑，欣然一饱矣。惟娶妾、宿妓、争讼则挥金如土”（注：谢肇浙：《五杂俎》卷4。）汪宣为红绣鞋化了这么多银子，不仅没有成功这门亲事，还因此打起官司。钱玉翠称“徽州人往往多奸巧”。评弹中讥讽汪宣为“徽猫”、“徽狗”、“徽鳖”、“徽州厌子”、“灰鳖”、“徽州人生性十分蛮”、“徽州人，万恶刁，犹如空中楼阁造浮桥”、“徽州人喂勿饱”等。苏州人骂徽州人的专用脏话很多。可见，苏州人对精于筹算，在苏州发财的徽州人颇有反感，甚至有些妒忌。这也显现了苏州人浇薄的一面。书中说到汪宣状告钱志节赖婚，官府判其败诉，当堂责打汪宣时，“涌上徽州人一班，叩头求告开恩典”。上夹棍时“只些徽州人还在旁侧观，……一起跪下来叩头（求情）”，也是合于徽州人的习性的。顾炎武说：“新都人……商贾在外，遇乡里之讼，不啻身尝之，醵金出死力，则又以众帮众，无非亦为己身地也”（注：顾炎武：《肇域志》第3册。）。汪宣官司打败、一贫如洗，万念俱灰，在苏州日以嫖娼为事，花完了本钱，也无脸回徽州老家去。唱词有：“穷苦如何回故乡，也曾寄信归家里，只说本钱短少骗妻房。哪晓得一封书信空回去，倒被她埋怨汪宣没主张”。钱子敬后来得了机缘做了护国军师，在京城想起了往日汪宣对他的饭酒之恩，而自己把汪宣算计得这样苦，所以为报答汪宣，给汪宣谋了南昌府同知职衔。而汪宣做了官后，却是为官清正（注：《汪宣断案》，1957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单行本。），做了不少好事，改变了苏州人对徽州人的印象。
徽州人在苏州经商，以儒商自居，讲究以义取利的长久之道，但良莠不齐，不免有欺诈和刻薄的行为，引起苏州人的反感。所以徽商力图改变苏州人对徽州人的认知。士大夫是社会舆论的中心，徽商在苏州十分注意与士的交游。歙县潘之恒，经商苏州，“以文名交天下士”（注：汤显祖：《汤显社集》卷41《有明处士潘仲公暨吴孺人合葬志铭》。）。婺源李贤，“乐与贤大夫亲，故随所在，吴士大夫咸愿与之游”（注：《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168页。）。“新安程君少而客于吴，吴之士大夫皆喜与之游……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程氏“子孙繁衍，散居海宁、黟、歙间，无虑数千家，并以诗书为业。君岂非所谓士而商者欤？（注：归有光《震川先生集·白庵程翁八十寿序》。）”歙县黄明芳，以资雄懋迁，“一时人望如沈石田、王太宰、唐子畏、文征明、祝允明辈皆纳交无间”（注：《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82页。）。徽商与文人相交而相知，这对他们融入苏州社会和经营活动是很有好处的。徽州文人汪道昆一语道破了其中的好处，指出：“其（休宁商吴用良）出入吴会，游诸名家，购古图画尊彝，一当意而贾什倍”（注：《太函集》卷52《明故太学生吴用良墓志铭》。）。于是，又有讥讽徽商见到苏州文人如“蝇聚一膻”。周晖在《二续金陵琐事》中对此作了批驳：“凤州公（王世贞）同詹东图（詹景凤）在瓦官寺中。凤州公偶云：‘新安贾人见苏州文人如蝇聚一膻。’东图曰：‘苏州文人见新安贾人亦如蝇聚一膻’。凤州公笑而不语。”可见，王世贞是颇为赞同的此一说的。
苏州文人对徽州真正深层的认知，是在亲临徽州大好山水之后。《歙事闲谭》卷12《王弇州诸人游歙》记载了申时行、王世贞、祝枝山等苏州文人到徽州的感受：“汪印苔《歙浦余辉录》记申时行归吴后，游新安，造许文穆，载惠泉数百瓮，舟达歙浦，见江水澄沏，潭不掩鳞，乃语人曰：‘新安遍地惠泉也，奚以此为！’命悉覆之。至今故犹传其事”。“又载王弇州游歙，过千秋里，访汪伯玉，淹留数月。过潜溪，宿故友汪如玉家。赠以诗。又为如玉兄珩作传。续稿中有《与南溟肇林社唱和》诗。按：上申、徐二说，未知何本。张心斋作《洪愫庵玉图歙问序》亦云王弇州先生来游黄山时，三吴两浙诸宾客，从游者百余人，大都各擅一技，世鲜有能敌之者，欲以傲于吾歙。邑中汪南溟先生，闻其至，以黄山主人自任，僦名园数处，俾吴来者，各各散处其中，每一客必一二主人为馆伴。主悉邑人，不外求而足。大约各称其伎，以书家敌书家，以画家敌画家，以至琴、奕、篆刻、堪舆、星相、投壶、蹴鞠、剑槊、歌吹之属无不备。与之谈，则酬酢纷纷，如黄河之水，注而不竭。与之角技，宾时或屈于主。弇州大称赏而去”。“又按，祝枝山游歙，主西山汪氏弥月，为书《黄庭》。沈石田游歙，主临河程氏，为画一虎；又主潭渡黄氏，亦留画去。董玄宰、陈眉公先后至歙，俱主溪南吴用卿余清斋。吴名廷，即以米南宫书迹与玄宰。玄宰作跋，所谓‘吴太学书画船为之减色，然尚藏有右军官奴帖真本’者也”。如果说申时行的感受，还只是“新安遍地惠泉也”，那么，由王世贞为首的“三吴两浙诸宾客，从游者百余人”的感知则更为全面而深入了，这些“大都各擅一技”的文人高士与徽州文人摆开擂台，斗文斗艺，“宾时或屈于主”。苏州文化名人，纷纷到访徽州，与徽州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董其昌为诸生时，游新安，江村一鹤迎馆于家，课其子必名。居年余去。所遗书画真迹最多。陈继儒亦与一鹤友善，每来新安，多主其家。为题诸园亭联额。沈周游新安时，江念祖师事之，延诸村中，为作《瑞金秋霁》、《长湖烟雨》诸图。赵宦光与江村沉华庵僧涤凡善，尝寓居庵中，为题迦耶室联额。涤凡通禅理，静默寡言，尝升坛说偈，地涌灵泉，一时名宿，赋诗记瑞。见《澄阳散志》”（注：许承尧：《歙事闲谭》卷18《沈周、董其昌、陈继儒、赵宦光皆曾至江村》。）。归有光、王世贞、王世懋兄弟、焦竑、陈子龙、冯梦祯、陈继儒、茅坤、吴伟业、钱谦益、汪琬、钱大昕辈都为徽商撰写过充满理解、又不乏褒美之辞的墓志铭。苏州人与徽州人相互的认知越深，则相互吸引力越大，互动越易成功和顺畅。
苏州与徽州的互动，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进入社会文化、大众心态的核心层面。由沟通而相互作用、相互认知，这是一个循环往复而逐渐提升的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两个江南小区域不断走向繁荣，同时又保持了各自的社会发展路向，从而使江南社会呈现多元的局面。
三 苏州、徽州的互动与江南社会变迁
苏州与徽州的互动虽然使苏州与徽州16世纪以来走上了不同的历史路向，但它们的互动，却共同造成了江南区域社会整体的繁荣。江南作为一个经济区，就是在互动中形成的。首先是南北互动。开发江南比之疏松的黄土高原需要更高的生产力。北方先发展起来。商末泰伯、仲雍奔江南，建勾吴，带来了中原的文明。吴立国后，江南内部也有东西互动，如吴楚相争。但主要还是南北的。吴国曾开邗沟以沟通南北，北上争霸。但最终还是被强势的北方政权所征服。历史上北方人民的三次大规模南迁，以及隋朝大运河的开通，江南的经济在互动中终于赶上（唐末五代）并超过（宋代）北方。物质互动的必然伴随精神的。文化的传承与经济发展几乎同步，从中原的儒学到宋代江南的新安理学。南北互动中，江南内部的东西互动也在发展。北方移民进一步向西部山地的移动，江南西部得以开发。明清以来，长江的重要性日渐显示出来，东西互动所占的比重增强。苏州与徽州的互动，造成江南“无徽不成镇”的格局，徽商在江南的中心苏州以及江南市镇造成一个由坐贾、行商与海商所构成的商业网络。这一网络又使苏州与徽州的互动、平原与山地的互动，带动起江南与大海的互动。这个互动也就与十六世纪形成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了。
我们知道徽州远离海洋，而苏州虽通海，却又是在统治者的严厉控制之下。苏州太仓刘家港是元代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明统治者厉行海禁，规定“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注：《明太祖实录》卷221，洪武二十七年五月甲寅。）。只是在永乐年间，作为郑和下西洋的启碇港，刘家港才一度繁荣。此后，刘家港虽仍作为外贸港，但功能仅限于贡舶贸易。长期的海禁，使明末“海口之河（娄江）望其淤塞”（注：乾隆《镇洋县志》卷3，水利。），刘家港失去通江达海的地理优势。清代康熙中叶一度开海，刘家港也不再有外贸港的地位，而是降为南北商品交易港，受到清政府的严格控制，“海舡必须身家殷实，取具地邻保结，方准编烙给照，呈明海关，给牌驾驶。非同内河舡兵，随处揽载，漫无稽查者比”。“出入海口，又系层层盘诘”（注：王国平、唐力行：《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资料集》，第436号《太仓州奉宪取缔海埠以安海商碑》。）。因此，明清以来海外所需之货物，如丝棉、丝绸、瓷器、棉布、铁器、茶叶和药材等等违禁物品，是不可能通过刘家港走私海外的。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江南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行业主要是以苏州为中心的丝织业。丝织品的消费者为达官贵人，其国内市场十分有限。我们知道，在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下，没有市场的充分发展，生产规模就不可能扩大，生产方式也不可能改变，就不会有江南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也不会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广阔的海外市场为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在海禁的历史条件下，只有靠走私贸易，江南的生产才能与世界市场相联系。江南的走私贸易是怎样突破统治者的海禁呢？首先，徽州海商选择浙闽沿海，尤其是地形复杂的舟山群岛作为走私贸易的据点。在明代嘉靖、隆庆年间，以汪直为首的徽州武装走私集团一度控制了中国与日本的航线。同时，在“无徽不成镇”的苏州乃至江南，徽商与苏州商人生产并收购海外需要的货物。徽州行商则将收购的物资运往浙闽沿海，与海商直接交易，并将海外运来的苏木、胡椒、象牙、犀角、玳瑁和银币等等输送回江南。徽州海商的走私贸易，构成一个生产与流通相互作用的良性循环系统。苏州与整个江南地区的农副业和手工业生产为走私贸易提供了充足、适销的货源；反之海外市场的扩大也极大地刺激、推动了江南地区生产的发展。在这个系统里，把徽州海商经营活动的海商、行商、坐贾和手工作坊主联成一体的是徽州宗族制度和地域观念。徽州海商在激烈的竞争中之所以胜筹在握，不能仅仅用善于经营来解释，更为深层的原因是徽商具有特殊的优势，他们将徽州根深蒂固的宗族血缘、地缘关系带到了商业活动中，从而将“桑梓同志”联结成“声应气求”、“营道同术”的徽州商帮。徽州海商与行商之间就是凭恃着特殊的优势，冲决海禁的罗网，使走私贸易得以兴旺发达。血缘、地域纽带和三个层次相交叉，使徽州海商的经营活动成为一个网络状的整体。这里，血缘、地域纽带具有使系统在不利的环境中（即严厉的海禁制度下）稳定运行的机制，在徽州海商的经营活动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注：参见唐力行：《论徽州海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
苏州与徽州的互动，是在世界的范围内进行的。汪直、许二、徐海是徽州人，是海外贸易的核心层次；苏州海外商品的生产地，属海外贸易的外围层次。苏州通过徽商与世界市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促成了民营丝织业手工工场的兴起。据应天巡抚曹时聘称：万历时苏州“染坊罢而织工散者数千人，机户罢而织工散者数千人”（注：《明神宗实录》卷361，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条。）。顾炎武也指出，明末苏州“城中机户数千人”（注：顾炎武：《中宪大夫山西按察副使寇公墓志铭》，《亭林文集》。）。丝织业生产规模的扩大还改变了江南市镇与农村的经营方式。如苏州吴江盛泽镇的“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以至“丝之丰歉，绫绸价之低昂”，决定着这一带居民“有岁无岁之分”。震泽镇及其“近镇各村居民乃尽逐凌绸之利”（注：乾隆《吴江县志》卷38。）。从而使农民转而从事专业化商品作物生产。商品生产由都市向市镇再向四周农村的扩散，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使呈板块状的传统经济结构出现了松动，出现了一个突破口。农民种桑盋蚕植棉，使宋以来“苏常熟，天下足”让位于正德、嘉靖以后的“湖广熟，天下足”。明末以后，湖广米长途运到江浙、闽粤的经济作物区。同时，江南手工业的发展及其对原料需求的增长，还刺激了其他地区农业经济作物生产的发展，例如山东、河南的农民就有许多从事棉花的生产，以供江南棉织业之需。明末，经济作物的专业经营区域与手工业产地的地域分工日益明显。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及随之而出现的长途贩运等一系列的变化，都是传统经济结构的松动所引起的连锁反应。这些变化都有利于新经济因素的生长和江南社会的转型。
16世纪海道大通，世界市场开始形成，作为当时雄踞东方的政治经济巨人的中国，亦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而中国社会中商品经济最为活跃的苏州与徽州自是首当其冲，它们的互动也带有一定程度的世界历史性。但总的来说，传统社会的属性占据着主导地位。
区域比较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因为两块相互联系的区域，即使处在同一经济文化发达地带，由于自身内在的经济社会结构、文化价值和行为取向的不同，它们的社会经济结构、社会发展路向会有很大差异。苏州与徽州的互动，江南山地、平原与海洋的互动造成了江南的繁荣，使16世纪以来的江南始终在全国居于领先一步的地位。探讨内地、山区和沿海、平原两类区域发展路向异同的根源，会对今天内地与沿海、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互补互动、共同发展提供有益的指导。^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4年04期
【原文出处】《史林》(沪)2004年02期第1～12页
【作者简介】唐力行，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200233
| 【内容提要】 | 明清以来随着徽商向江南经济中心苏州的移徙，两地经济、文化互动日趋频繁。财力雄厚的徽商将巨额的商业资本汇聚到苏州，大大增强了苏州的活力。徽商的商业利润输回徽州，却加固着徽州宗族社会的旧秩序。苏州与徽州的互动，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 |
区域研究已引起中外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苏州与徽州的研究尤为引人注目。在区域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应该进而关注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任何区域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必然会与其他相关区域发生人员、经济、文化等的交往与互动。一方面，各个区域的地理、物产、区位、交通、文化、乃至经济社会结构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另一方面区域之间的互动互补也是各区域形成并保持这些特点的必要条件。因此区域互动关系的研究必将把区域研究引向深化。本书对苏州与徽州这两个区域间的互动加以考察，进而探讨区域互动对两地发展以及整个江南社会（注：对于江南的区域范围，各家均有不同的界定。本文界定为苏南、浙北和皖南。）变迁的影响。
一 苏州与徽州的历史渊源、区位差异
苏州与徽州在历史上长期同属一个行政区。上古九州传说中，苏州与徽州就同属扬州之域。早在商末，姬姓首领古公亶父之子泰伯、仲雍避位让贤，从陕西歧山下的周原南奔，在江南建“勾吴之国”。吴梦寿25年（公元前561年），吴国二十世国君诸樊南迁都于今苏州。阖闾元年（前514）大臣伍子胥受命建城，为苏州建城之始。当时，徽州尚为山越居住的蛮荒之地，归属于吴。弘治《徽州府志》卷1《地理一·建置沿革》说：其他“春秋属吴。吴亡属越。战国时属楚”。徽州正式有建置是在秦，“秦置黟、歙二县，属鄣郡”。此后，苏州、徽州的统属时有分合，如三国时同属吴国；南朝时，曾同辖于扬州；唐初同归浙西节度；宋朝同隶江南道、两浙路；元朝同属江南行省；明朝同归南直隶，清初同为江南省。直至康熙六年，安徽建省，徽州分属安徽（注：《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12《徽州府一》。）。由地缘的原因，徽州人认同为江南人，有时也认同为吴人。如隋末徽州绩溪人汪华起兵割据徽州，“兼有宣、杭、睦、婺、饶之地，称吴王”（注：弘治《徽州府志》卷1《地理一·建置沿革》。）。
苏州与徽州虽同在江南，其地理、区位却迥然不同。苏州东有大海，西有太湖，运河傍城而过，乃长江冲积平原和太湖水网平原地区，一马平川，河网如织，四通八达。江南大运河开通后，优越的区位和地理条件，使苏州成为唐朝江南唯一的雄州。宋时，全国经济重心南移，“苏常（州）熟，天下足”（注：陆游：《奔牛水闸记》。），苏州被称为“天堂”，逐渐成为江南经济文化的中心以及全国财货集散、转运和信息交流的中心。经济日益发达，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创造条件。自唐宋以降，苏州共出状元45名，占全国的7.5％。明清时期，苏州社会经济更是发展到了巅峰，从倦于宦海沉浮的官僚、文人，到衣食无着的流民，天下人无不乐居苏州，加之本地人口的增长，以致苏州人地矛盾日益尖锐。而历代统治者视苏州为取之不竭的聚宝盆，明代丘浚濬云：“江南财赋之渊薮也，自唐宋以来，国计咸仰于是”（注：《大学衍义补》卷24。）。明初，朱元璋怒苏人助张士诚，大幅度增长苏州赋税，地丁之重甲于全国。《明会典》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苏州府田土九万八千五百零六顷七十一亩，占全国1％，实征税粮米麦合计2810490石，占全国实征税粮的9.6％。就税粮总数、亩平均赋税、人口平均赋税等各个方面来看，苏州府不仅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十倍，而且也高出江南地区其它府县。此外还有漕粮、白粮之征扰民。在重赋与人口双重压力下，苏州人巧为应对，农业管理更趋精细，种桑植棉，发展手工业，成为国内丝绸、棉布等手工业生产的中心之一，吴绫苏布远销海内外。苏州城内五方杂处、百业俱兴、万商云集、市曹繁荣。为保障财赋收入，历朝历代尤其是明清以来对苏州的政治控制十分严密，乡绅、官宦的地方自治功能被削弱，市隐心态十分浓重，转而构筑私家园林，移山林于市井。或书画、或歌吟，于是有吴门画派、吴门书派、昆曲评弹之美。有清一代苏州状元达26人，占全国的22.8％。于是有状元、优伶为苏州土产之说。
徽州属内地山区，原为“椎髻鸟语”的山越所居之地，其“东有大鄣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扼”（注：道光《徽州府志》卷1《地理·形势》。），“险阻四塞几类蜀之剑阁矣，而僻在一隅，用武者莫之顾，中世以来兵燹鲜焉”（注：方弘静：《方氏家谱序》。）。考察徽州的地理环境，不仅要注意到它的封闭性，还要注意到该区域整体所处的地理位置。徽州山区毗邻江浙平原地区，随着江南的开发以及战乱向江南平原地区的蔓延，中原士族南迁的避难地便因地理之便而逐渐深入徽州山区了。根据明刻本《新安名族志》的记载，两汉时迁入徽州的仅两族。此后，中原士族迁徽时间集中在三个阶段：一为两晋，二为隋唐五代，三为宋元。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是直接由北方南迁进入徽州的，而是从邻近地区迁入的。北方士族从江南平原地区向江南山地的进一步迁徙，一方面反映了人口迁徙的持续性，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徽州作为避难处的地理优越性。所谓“山川复阻，风气醇凝，世治则诗书、什一之业足以自营；世乱则洞壑、溪山之险，亦足以自保。水旱兵戈所不能害，固宜其有强宗巨姓雄峙于其间”（注：《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9《城东许氏重修族谱序》。）。如“昉溪在城北四十里，平畴沃壤不啻千亩，四山环合如城，第宅栉比鳞次皆右族许氏所居焉。其人物衣冠甲于他族”（注：《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卷5《寿昌许公八秩序》。）。但多山的地理环境，同时也造成徽州物产的瘠薄。徽州民谚云：“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顾炎武亦指出：“徽郡保界山谷，土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独宜菽麦红虾籼，不宜稻粱。壮夫健牛，日不过数亩，粪壅缉栉，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又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二十》。）。粮食不能支十之一，与农田仅占二十之一是相对应的。由此，历朝对徽州征收的税赋并不苛重。弘治《徽州府志》卷2《食货一》说：“本府万山中，不可舟车，田地少，户口多，土产微，贡赋薄，以取足于目前日用观之则富郡，一遇小灾及大役则大窘，故自唐以前，贡赋率轻”。唐末之后，徽州长期在“偏据一隅”的割据政权统治下，处于“征敛无节，甚至取砚亦有专务”的压力下。入明后，朱元璋优待家乡，多次减免家乡及徽州等地的税赋，所以明清两代徽州税赋为轻。国家对地方的控制也远不及苏州之严厉，乡绅在地方社会的自治权因此而远高于苏州。乡绅借助宗族组织强化对地方社会的控制，造成“新安各族聚姓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注：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11。）的宗族社会，无人能脱离宗族组织。徽州宗族社会形成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原士族在徽州复制的宗族生活，是酿造程朱理学的酵母。反之，程朱理学又加固了徽州的宗族秩序。新安文化的内核就是程朱理学酿造出的宗族文化，明代徽州文人汪道昆在《太函集·黄氏建友于堂序》中说：“新安多世家强盛，其居室大抵务壮丽，然而子孙能世守之，视四方最久远，此遵何德哉！新安自昔礼义之国，习于人伦，即布衣编氓，途巷相遇，无论期功强近，尊卑少长以齿。此其遗俗醇厚，而揖让之风行，故以久特闻贤于四方。”汪氏将“世家强盛”与“礼仪之国，习于人伦”相提并论，足见宗族文化与理学关系的密切。《徽州府志·风俗》说：“徽州自朱子而后，为士者多明义理，称为‘东南邹鲁’。”据朱彭寿《旧典备征》统计，有清一代（自顺治至光绪）各省状元人数，安徽居第3位，计有9人。安徽有8府5州，其中仅徽州1府便占4人，居苏州之后的第二位。宗族聚居、物产瘠薄，徽州自古以来土地与人口的矛盾就很突出。宋淳熙《新安志》就引用当时宣歙观察使卢坦的话：“宣歙土狭谷少，所仰四方之来者”（注：淳熙《新安志》卷9。）。而徽州人只有用当地山产竹、木、茶、漆及新安四宝笔、墨、纸、砚来换取粮食。因而徽州人自古就有经商的传统。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徽商足迹几遍全国，执掌中国商界牛耳数百年。宗族与徽商可以说是徽州的二大土产。
历史上苏州的发展总是比徽州要领先一步。从经济上来说，早在汉武帝时，苏州已成为“东南一都会”（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而当时的徽州乃是山越居住的蛮荒之地。从文化上来说，《吴郡志》载，唐肃宗时，团练观察使李栖筠在苏州设立学庐课士。由于官绅倡导文化，一改六朝之前吴人好剑尚武之俗。而徽州文化由尚武至尚文的变化则要慢一步，据淳熙《新安志》卷1《风俗》载，“其人自昔多以材力保捍乡土为称，其后寝有文士，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兴则名臣辈出。”两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位差，造成了徽州向苏州的流动，这是两地互动的最基本的方向。
二 16世纪以来苏州与徽州间的区域互动
区域互动可划分为沟通、相互作用、知觉三个层面，它们是相互联系的一个统一体。主要内容包括经济互动、文化互动和人的互动等方面。苏州与徽州之间的互动给两地社会带来了一系列共同的和相异的变化。
（一）苏州与徽州间的沟通。如果从地图上看，苏州与徽州的直线距离仅为270余公里，可谓相邻。但两个区域的互动并不便利，《徽商便览·徽州总论》指出：徽州“惟万山环绕，交通不便。大鄣昱岭雄其东；浙岭五岭峻其西；大鳙、白际互其南；黄山、武亭险其北。路皆鸟道，凿险缒幽”（注：吴日法：《徽商便览·徽州总论》。）。因此，陆路交通十分困难，水路就成了两地互动的主要通道。但徽州的河流与苏州不同。苏州的水平缓、四季盈盈，而徽州的水湍急、季节性强。由于徽州地势高峻，“天目于浙江之山最高，然仅与新安之平地等”（注：归有光：《震川先生集·汉口志序》。），徽州的水有高屋建瓴之势，滩高流急，从而形成难进易出之势。徽州至苏州的水道有二：北可由青弋江至芜湖，顺长江而下，在镇江入运河，可抵苏州。东由新安江至杭州，再转入运河至苏州。千百年来徽州商人不避艰难，或攀行于山间鸟道，或挽舟逆水而行，将徽州与苏州沟通起来。
苏州与徽州两地自古以来就有密切联系。据《新安名族志》载，有陆、朱、张、叶四姓的始迁祖分别于唐、宋两代由苏州迁入徽州。苏州四大名族中，除顾姓外，陆、朱、张多有迁居徽者。另据语言学者对徽语的田野考察，北方移民多由吴地或经由吴地沿新安江进入徽州（注：曹志耘：《语言学视野下的新安文化论纲》，载《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给徽州带来中原及吴地的文化。可见，苏州、徽州最先的互动是由北向南互动的继续，是在江南范围内的由东向西的互动。这种互动，主要体现为逃避战乱的中原移民对徽州的经济与文化的开发。
而由徽州乡村向苏州都市的自西向东的移动，则稍迟于东西向的移动。其原动力则为经济要素。“徽介万山之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赡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注：《休宁县志》卷7《汪伟奏疏》。）。“今邑之人众几于汉一大郡，所产谷粟不能供百分之一，安得不出而糊口于四方也。谚语以贾为生意，不贾则无望，奈何不亟亟也。”“吾邑之不能不贾者，时也，势也，亦情也”（注：万历《歙志·货殖》。）。最早关于徽人经商的记录是西晋。许承尧在《日新录记徽俗二则》一文中说：“《知新录》云：徽俗好离家，动经数、十年不归。读司马晞传有云，晞未败时，䜩会辄令娼妓作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其声甚怨。后晞果徙新安。则知此风自昔已然。盖新安居万山之中，土少人稠，非经营四方，绝无治生之策矣”（注：许承尧：《歙事闲谭》卷26。）。此后，徽州人外出经商不绝如缕。南宋建都临安，徽州商人得到一个较大发展的机会。只不过明清以前这种由西向东的移动相比由东向西的移民主流，仅是一脉支流。由西向东的移民方向变为主流，始于万历年间盐政改革，实行票盐制，徽商垄断淮盐与浙盐两大盐场，积累巨额资本，这为徽州人进军江南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苏州，从而形成两地密切互动创造了条件。明唐寅《阊门即事》云：“吴阊到枫桥，列肆二十里”。阊门外二十里的街市，是苏州最繁华的商业区，也是徽商的天下，苏州与徽州互动的力度前所未有地加强。
苏州与徽州两地的互动，是沿海与内地的互动、平原与山地的互动、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互动，这就决定了互动的媒介主要是依靠内地、山地和落后地区的居民——主要是徽商来充任。因此，考察徽州商人与徽州家族向苏州的移徙，以及他们在定居地发展及其与家乡的长久联系，是我们探讨两地互动必不可少的环节。大阜潘氏（注：参见同治八年修《大阜潘氏支谱》；光绪三十四年修《大阜潘氏支谱》；民国十六年修《大阜潘氏支谱》；潘世恩编：《潘氏科名草·自叙》，稿本；潘世恩撰，潘曾莹录：《潘文恭公遗训》；潘奕隽嘉庆九年《展墓日记》；咸丰四年潘氏刻本潘祖荫《潘文勤公奏疏》光绪刻本；潘钟瑞：《歙行日记》上，见《香禅精舍集》六，光绪苏城谢文翰斋刻本等。）原是徽州商贾世家，清初徙入苏州，经过百余年的发展，至乾嘉以后成为苏州势力最为煊赫的科第世家、官宦世家、积善世家，同时还是晚清苏州酱园业的待业领袖。而那些留在大阜以及后来由苏州迁回故里的潘氏族人则日渐式微，生活困窘。大阜潘氏分居徽苏两地，尽管往来不断，互有影响，但由于徽苏两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巨大差异，两地家族的发展结果却有霄壤之别。通过对徽苏两地潘氏家族的迁徙过程和互动形式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明清时期徽州与苏州乃至其他地区的家族迁徙及其文化互动具有如下特点：一、徽州家族的迁徙主要是经商的形式向外迁出，徽商尽管也大量回流到故里，但仍有不少徽商滞留在外，而这些滞留在外的徽商往往就是徽商中精英人物，他们对苏州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二、与徽商大量外流相比，徽州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外地人流入徽州的极少，因而徽州与外地之间的家族迁徙和人口流动主要表现为单向性的外流，地域间的互动主要是通过徽州人自己来实现。徽州人在促进了异地繁荣的同时，却不断地借助于资金的回流，将宗族意识输回故里，在徽州建宗祠、编宗谱、立义庄、修族墓等，从而保证了徽州社会的相对稳定和持续静止状态，进一步扩大了徽苏两地社会发展的差距。
（二）相互作用。在16—20世纪的传统中国社会转型期，苏州与徽州互动互补，交往密切。在互动的第二个层面——相互作用上，其总的趋势是：在经济上，苏州是江南的经济中心，并孕育资本主义萌芽；财力雄厚的徽商将巨额的商业资本汇聚到苏州，大大增强了苏州的活力。在社会发展上，苏州随人口和经济发展经济结构渐渐变动，承接着传统的经济优势，自发、缓慢地发生社会转型，徽商的经营活动客观上推动着苏州等地的社会转型。徽商在苏州异常活跃，获取大宗商业利润。其商业利润输回徽州，却加固着徽州宗族社会的旧秩序；徽州由于宗族制度普遍存在，束缚了社会转型。在文化上，苏州和徽州都是儒学发达之地，清代又以吴学和皖学相对峙，教育、科举昌盛，人才辈出。徽商把苏州等大都市的经济文化住处和生活方式输入徽州，使徽州社会经济发生变动；同时，徽商把徽州深厚的宗族制度和文化凝入经济和社会生活之中，一些徽州的精英也在苏州定居下来。以下，我们就苏州与徽州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异向发展的具体表现，择要作出比较。
首先是社会基本结构：家庭—宗族结构的异同。处于平原地区的苏州是容纳天下商贾的大都会，社会流动性大，商业竞争激烈，商品经济直接瓦解着这里的宗族和大家庭结构。所以，尽管宋代范仲淹在苏州首创义庄，但是数百年来苏州义庄发展的规模却不大。《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注：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碑刻集》，第174号碑，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以下凡引自该书的碑文，均在文中括注碑号。）第174号碑指出：义田赡族“文正创于苏郡，自宋迄今，效法文正踵而为之者数十家矣”。这个估计保守了一些，据民国20年吴县社会调查处编制的《吴县城区慈善救济团体调查表》载，吴县城区共有义庄32所，如加上郊县当不下百所之谱，但在苏州区域范围内仍是少数。难怪林则徐在其撰写的《邹太学家传》中，一方面对清季邹珏设义田的义举大加赞叹；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慨叹，邹氏的义行“世多有笑之者。嗟夫士之强立特行，卓然不囿于流俗者，其不为众人所笑也几希矣”（177号碑）。徽商与其他各地的商人瓦解着苏州的宗族组织，而徽商的商业利润输送回徽州却加固了家乡的宗族组织。绩溪人进士胡晓在《新安名族志》序中指出：“新安则异是矣。……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宛然俱在。以言乎派，则如江淮河汉，汪汪千顷，会于海而不乱；以言乎宗，则如泰华之松，枝叶繁茂，归一本而无二”。徽州的宗族组织覆盖了整个区域，无一人不在宗族的血缘网络之中，即便外出经商者也不例外。如寓居苏州的歙县的潘氏，分为贵潘与富潘两支。在苏州都有巨大的产业，都建有祠堂，保持宗族组织，与徽州潘氏宗族保持密切联系。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上个世纪中叶土地改革之时。
再来看家庭结构。一般来说，商品经济的发展会促使家庭的分化。但是，我们却发现，在商品经济繁荣的苏州，其家庭规模反而比徽州来得大。就核心家庭所占的比重来看，徽州约占65.1％，而苏州仅占29.11％；就主干家庭而言，徽州仅占34.9％，而苏州则占48.73％（注：参见唐力行：《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苏州的小家庭结构比徽州来得大。原因有二：一是总体家庭结构的不同，徽州是在大宗族下的小家庭，因其宗族血缘合作比较完善，核心小家庭就可以应对生产和灾变，而且家庭规模越小便越利于减缓商业财富共有所造成的家庭矛盾。苏州绝大多数的小家庭之上没有大宗族，缺乏宗族血缘的合作，因此保持6至8人的家庭规模是应对生产和灾变所必要的。一是年龄构成的不同，徽州男性平均年龄是53.5岁，女性是55岁，（注：参见唐力行：《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而苏州男女性均达63岁弱。苏州人的平均年龄要比徽州人高5.75岁，这与生活条件相关。徽州山区，生存空间小，自然条件贫瘠，生活艰苦。徽州人虽受到宗族的保护，但宗族内部却是有贫富的分野，大多数族之贫困者在徽商余唾的笼络下，虽不至饿死于沟壑，但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其贫苦的生活。徽州的年龄构成，限制了他们三代共同生活的时间，使主干家庭的比例较小。生活在被誉为“天堂”的苏州人，生存条件优于徽州，较高的年龄构成，使三代以上共同生活的可能性增大，这是苏州主干家庭的比例反高于徽州的原因所在。应该说明清以来苏州与徽州的家庭结构有相似之处，两地同以小家庭为主，但徽州的小家庭之上还有个大宗族，而苏州的小家庭大多是独立的。前者以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强化了封建的统治秩序，后者则是与社会转型的方向相一致的。
其次是市镇结构的不同。明清时期徽商是苏州与徽州市镇互动的媒介。苏州市镇作为徽商麇集盘踞之地，深受“无徽不成镇”格局的影响。徽商在苏州市镇的经营活动是无孔不入的，他们对苏州市镇的贡献也是无所不在的。但是，苏州与徽州两地市镇有着诸多的不同：如两地市镇的布局不同。苏州为鱼米之乡，河道纵横，水网密集，市镇多依水而设，既有利于市镇与相邻四方村落的密切联系，同时又使得每一市镇影响的范围不是很大，从而在苏州地区形成乡村——基层市镇——中心都市的经济社会分层结构。市镇的分布相应呈网状结构。徽州由于道途梗阻，交通乏便，对外联系依靠水路，市镇也沿江沿河而设，形成线状结构分布（注：杨春雷：《试论明清徽州市镇与社会转型——兼与江浙市镇比较》，《安徽史学》1996年第4期。）。两地市镇规模的不同。明清时期苏州地区市镇经济发达，市镇规模一般都较大。很多市镇人户超过千家，形成与政治中心相类似的城市结构。徽州市镇多以中小型规模为主。两地市镇的功能也不同。苏州已形成以“专业化”生产为特色的市镇经济功能，而徽州市镇在很大程度上是应商品集散所需而建立的。两地市镇社会文化结构有着很大的差异，苏州市镇以地缘与业缘为主，外来商人群体在镇建立起各种地缘性的会馆和业缘性的公所以取代血缘性的宗族组织，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苏州市镇宗族组织迅速瓦解。而徽州市镇仍保持宗族社会实态，据《岩镇志草》记载，岩镇以一镇之地而拥有21个祠堂，充分展示宗族血缘文化的浓烈。
再次是是社会管理与社会保障系统的不同。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苏州原有的社会秩序失范，出现了种种新的社会问题。为了协调社会关系，保障社会的正常运作，苏州各级衙门加强了社会管理。在失范与规范不断磨合的过程中，社区管理日趋细密和完善，分为商业管理；赋役、治安、宗族、寺观的管理；环境和市政管理等，古老的苏州城缓慢地实现着自身的转型。徽州的管理则较为简单，乡绅在国家与地方间发挥积极作用，主要为宗族管理。徽州商人将财富输回家乡后，在家乡购置族田，导致大土地发展，宗族保障使贫富分化导致的社会矛盾趋于缓和。而在苏州由于土地分化频繁导致贫富分化严重和宗族保障的极其有限，在宗族保障外，还有行业保障和一般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合作。苏州的行业保障主要由商业组织会馆、公所来承担，市民社会合作主要是官府与商人共同举办的善堂，“吾苏全盛时，城内外善堂可偻指数者不下数十。生有养，死有葬，老者、废疾者、孤寡者、婴者，部分类叙，日饩月给，旁逮惜字、义塾、放生之属，靡弗周也”（注：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碑刻集》第276号碑。）。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作用日益明显。
从社会阶层来说，例如妇女，两地既有共性又有不同处。明清以来，苏州与徽州的妇女都是生活在封建纲常伦理的重压之下。由于苏州与徽州妇女生活的环境不同，她们的处境有所不同，社会生活也各具特色。苏州妇女生活在江南经济文化的中心，这里商品经济发达，加之上平原地区，交通发达、社会风气较为开明。顾炎武曾指出苏州田赋之重：“苏州之田居天下八十八分之一弱，而赋约居天下十分之一弱”（注：顾炎武：《日知录·苏松二府田赋之重》。）。徐光启则进而指出重赋所造成的后果：“苏、杭、常、镇之币帛枲纻，嘉湖之丝矿，皆持此女红末业，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所由供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注：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5。）。这时的女织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经济的补充，而是苏人赖以生存的产业了。徽州妇女则生活在江南山区，交通乏便，信息不通，宗族组织严密。由于物产瘠薄，所以徽人外出经商者众多，徽商的事业虽然离不开商人妇，但是妇女很少直接参与商业活动，她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功能只是辅助性的，《徽州府志·风俗》云：徽州“女人犹称能俭，居乡者数月，不占鱼肉，日挫针治缝纫绽。黟祁之俗织木绵，同巷夜从相纺织，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徽俗能蓄积，不至卮漏者，盖亦由内德矣”。所以与苏州妇女相比较，她们的经济社会地位相对也要低一些。明清时期，徽州被称为“程朱阙里”、“东南邹鲁”、“文物之乡”。程朱理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许承尧在为歙县志烈女传所书序中指出：“歙为山国，素崇礼教，又坚守程学朱说，闺闱渐被砥砺，廉贞扇淑扬馨，殆成特俗。（注：民国《歙县志》卷11，《人物志·烈女》。）”赵吉士云：“新安节烈最多，一邑当他省之半。（注：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11。）”
在苏州的妇女中形成了一个光彩夺目的才女群。才女群作为苏州文人的组成部分，具有区域性的特征，一方面她们也不能免俗，追求功名富贵，她们大多生活优裕。另一方面她们又温文高雅，有着强烈的市隐心态。在众才慧中有一位“不著姓氏”的“有节行而能诗”的“做诗娘娘”，她有诗云：“读书盼望为官早，毕竟为官逊读书”。十分维妙地表现了苏州才女的矛盾心态。徽州才女生活在宗族世界之中，她们的诗作也不免多了一点道学之气。写有“家君伊川后，理学存遗风”的才女汪纻身上正是体现了徽州才女的特质，其为诗则“粹然几于儒者之言”。“可铭座右”（注：许承尧：《歙事闲谭》卷11载有《汪荌〈雅安书屋诗集〉》）。又如程妙嫚在丈夫亡故后，“传经，训族邻子弟。跻高年终”（注：许承尧：《歙事闲谭》卷2《程氏诸闺秀诗》。）。徽州妇女的另一情感特质：离愁别怀。徽州人十之七八外出经商，久滞不归。所以程妙嫚以诗寄夫，诗中书写孤独的情状：“坐向篱边对落英”。程碧霞也以菊花自况，面对着“别知己”、又一年”、“隔幽谷”、“长自念”，她也只得感叹：“何人如菊淡，惆怅晚风前。”程云的“莫打鸳鸯散”也是寄托的同样情怀。程璋的丈夫“久客未归”，她所做的柳叶诗催人泪下、感人至深。其所作《原愁》虽未见其文，内中所蕴离愁别绪当可揣度。难怪她仅二十一岁而郁郁弃世。所以，在徽州民间流行的是妇女的《哭歌词》，而在苏州妇女中流行的《山戨》（冯梦龙所收集）却是充满了活力和人性，反映了明代苏州民间妇女的真实生活。这些热辣辣的唱词，是对封建伦理公开的嘲讽，是对自由爱情的炽热而大胆的追求。
徽州妇女之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商人妇，在清代有不少随夫而迁居经商地。康熙《徽州府志》卷2《风俗》云：“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甚且舆其祖父骸骨葬于他乡，不稍顾惜。”《五杂俎》中关于这些移居他乡商人妇的记载，称她们中或有“颇僻自用，动笑夫家之贫”、“一切孝公姑、睦妯娌、敬师友、惠臧获者，概未有闻”等等。谢肇浙分析造成丈夫惧内的原因，一是“贫贱相守，艰苦备尝，一见天日，不复相制”；二是“齐大非偶，阿堵生威，太阿倒持，令未己出”。这二条都是与经济相关的，可见苏州与徽州的互动，使一部分妇女脱离了礼教森严的徽州，来到商业大都会，她们参与商业活动，经济地位的提高，也改变了自己的处境。
苏州与徽州两地的民间信仰也有异同。多元、多神是中国民间信仰的最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在两地民间信仰中都有着非常明显的体现，显示了民间信仰内在的一致性。但是这种多元性同时又受制于两地不同的社会人文条件，从而在两地有着不尽相同的表达与实践方式。在徽州，由于理学的盛行与家族势力的强大，使得这种多元的特征虽然存在，但却始终处于受压抑的状态，得不到完全的释放。《歙风俗礼教考》指出：“徽州不尚佛老之教，僧人道士惟用之以事斋醮耳，无敬信崇奉之者。所居不过施汤茗之寮，奉香火之庙，求其崇宏壮丽，所设浮屠老子之宫，绝无有焉。于以见文公道学之邦，有不为歧路途惑者，其教泽入人深哉”。“徽州独无教门，亦缘族居之故，非惟乡村中难以错处，即城中诸大姓，亦各分段落。所谓天主之堂、礼拜之寺，无从建矣。故教门人间有贸易来徽者，无萃聚之所，遂难久停焉”。所以徽州民间虽有各种信仰，但都是受压制的，惟有理学处于独尊的地位。这有利于加强以血缘与地缘为纽带的内聚力。正是这种心理内聚力造成了徽州科举、商业和宗族的共生系统。而与此相异是，在苏州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宗族势力的削弱，民间信仰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徽州。苏州人信佛道者甚多，民间往往佛道兼敬。佛教的出世、轮回、因果报应，道教的遁世绝俗、幽隐山林，及求长生富贵的教义，与苏州人长期以来在政治经济重压之下求生存、求发展的境遇，相互渗透并浸淫累积为苏州人强烈的功名心态和市隐心态。社会信仰的多元化，造成一种开放的心态，并由此而造成苏州人心态多元、变通、求实的特征。这一方面造成苏州科举的全国之最，另一方面也造成苏州商业的全国之最。
两地民间信仰是互为传播的。一些徽州神灵由徽商传播到了苏州，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五通神。五通神是明清时代江南地区颇有影响的神灵，但它的最初出现却是在唐代的婺源一带，至宋宣和五年五神人受封为通贶侯、通佑侯、通泽侯、通惠侯、通济侯，俗称五通。（注：弘治《徽州府志》卷5《祀典》。）五通神产生之初只是山民的保护神而已，并没有多大的特点，而其声名则是随着它在外地的传播而逐渐显赫起来的。据美国学者韩森研究，早在北宋大中祥符（1008—1016）年间苏州便已出现了五显神的分庙，而它是“徽州商人外出贸易途中建立的”（注：韩森：《变迁之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徽商之所以会把它带出徽州，其初始是为了借助它的神力保佑商旅安全。《歙风俗礼教考》认为“大概徽宁人行商远贾者多，五猖之祀以资捍御，亦由军行，冀无往不利耳，故亦有称五福者”，（注：许承尧：《歙事闲谈》卷18《歙风俗礼教考》。）出身徽州的五通神到了明清时期，成了苏州最有影响的神祗。民间“家祀户祝，饮食必祭，求利之徒书契券向神乞贷纸钱，后家道日兴，岁竭精力，千倍偿之，”（注：乾隆《元和县志》卷7《坛祠》，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商贾市肆之人谓称贷于神可以致富，偿值还债，神报必丰”（注：《集说诠真》，见王秋桂、李丰茂主编《中国民间信仰资料汇编》（第一辑），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版。）。五通神所在之上方山“远近之人奔走如鹜，牲牢酒醴之飨，歌舞笙簧之声，昼夜喧闹，男女杂沓，经年无时间歇，岁费金钱，何止数十百万”。（注：汤斌《禁毁淫祠疏》，乾隆《长洲县志》卷31《艺文志》，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五通已经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商业神灵，而如此特色实在是由于苏州商品经济的发展所造成的，其俗沿袭至今。
明清以来徽州本土五通神仍旧为徽民众所信奉，如休宁五显行祠，“嘉隆以来五方居民每年四月朔日诣祠，拈香阄请，俗传阄得一五之神为喜，则不得亦不敢以好恶争竞，唯凭阄定出山，择日游行，五方不拘伦序，听其后先，出游之日，旗帜仪仗与王者捋，好事者施以黄白珠翠，务以奇巧为胜”，其规模可与同时期的苏州相媲。但徽州民众在神的身上究竟想得到些什么呢？下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即神“四时有祷必应”，可见徽州的五通神主要还是一个农业神灵。（注：（清）徐卓辑：《休宁碎事》卷1（嘉庆十五年海棠书巢刻本）。）在当地的社屋中，往往立有五猖堂，《黟县三志》卷末《补遗》载有胡朝贺《西川社庙群神考》一文，认为五通神“并祀于社，亦以类相从耳”，由此亦可见其社神的性质。正由于此，当地文人也一直为其辩护，将他与江南其他地方特别是苏州的五通神相区分。当然，徽州的五通神也不仅只是一个农业神灵，它也具有商业神的性质，只是在缺乏商品经济氛围的农耕社会中，这样的性质永远只能处于次要的位置，或者也只是返乡徽商心目中的神格。因此，主要作为农业神灵的五通是缺乏旺盛生命力的，爰至民国年间，当苏州的路头神继续在爆竹声中享受牲醴的时候，民国《歙县志》中却已经找不到一丝五通神的痕迹了。（注：现在徽州民间还有一些关于五通神的传说，但却已经是面目全非，被认为“原来是五个强盗，后改邪归正，仗义行善”，而其功能也只是普通的“有求必应”而已。见绩溪县宅坦村志《龙井春秋》（2001年内部出版）第176页。）反之，明代出现于苏州的神灵，如李王庙、总管庙等，晚清时也由徽商传入徽州（注：参见嘉庆《绩溪县志》卷7《祀典志》，民国《歙县志》卷2《营建志·秩祀》。）。
此外，苏州与徽州的风尚习俗也有所不同。苏州习俗以奢华为尚，“产相十而用相百”，徽州则崇尚俭朴“其啬日日以甚”。康熙《徽州府志》卷2《风俗》载：“上贾之所入，当上家之产，中贾之所入，当中家之产，小贾之所入，当下家之产。善识低昂，时取予，以故贾之所入视旁郡倍厚。（原注：明末徽最富，遭兵火之余，渐逐萧条，今乃不及前之十一矣。）然多雍容雅都，善仪容，有口才，而贾之名擅海内。然其家居也，为俭啬而务畜积。贫者日再食，富者三食，食惟饘粥，客至不为黍，家不畜乘马，不畜鹅鹜。其啬日日以甚，不及姑苏之间诸郡，产相十而用相百，即池阳富人子，犹不能等埒，而反以富名，由为贾者在外售虚名云（原注：徽人居于维扬、苏松者未尝贫，但其生平不一至故乡，而居徽地者反受富名之累，不惟贫民，并官于此土者，亦且累于地方之虚名。留心民瘼者，尚其念之。）当其出也，治装一月，三十里之外即设形容，袨新装，饰冠剑，连车骑，若是者将以媒贷高赀，甚至契领官货。诸见者啛啛就目，徽多富贾不知既不能偿责，坐是蒙罪戾者比比皆是。汪京兆循曰：‘徽之贾售虚名而受实祸’。其信然哉”。但是苏州的奢糜之风却也影响着徽州社会风尚，妇女的服饰是风尚变化的风向标。《歙风俗礼教考》云：“冠服采章，普天率土，悉遵时制，罔敢或异。而女人服饰，则六邑各有所尚。大概歙近淮扬，休近苏松，婺黟祁近江右，绩近宁国。而歙休较侈，数十年前，虽富贵家妇人，衣裘者绝少，今则比比皆是，而珠翠之饰，亦颇奢矣，大抵由商于苏扬者启其渐也”（注：《歙事闲谭》第18册《歙风俗礼教考》。）。“商于苏扬者启其渐也”，揭示了苏州、徽州互动对徽州社会的影响。嘉、万年间，很多材料都反映了这种“商启其渐”的变化。如歙县丰南一村，据《丰南志》称：“吾宗（吴氏）莫盛于今日（万历）。”其表现是：“里妇竞富，服饰甚郁”，“纨绔子方与新妇盛簪珥、饰车骑以夸乡党”。风气变化的原因则是“转毂遍四方”的商业。
社会风尚变化导致徽州人价值观念变革。“徽俗，商者率数岁一归。其妻孥宗党全视所获多少，为贤不肖而爱憎焉”（注：蔡羽：《辽阳海神传》。）。获多者为贤为爱，获少者为不肖为憎。价值观的变革，冲击着封建时代传统的观念和秩序。万历《歙志·风土》描述这种影响对徽州社会的冲击过程：徽州习俗原先是“妇人纺织，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至正德、嘉靖初“出贾既多，土田不重”，发展到万历时已是“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注：万历《歙志·风土》。）。
（三）互动的第三个层次，也是最高的层次——认知。苏州在徽州人的心目中是美好的，“沈归愚《国朝诗别裁集》选歙人诗，……其论吴茵次诗则赏其《虎丘酒楼》句：‘七里水环花市辟，一楼山向酒人青。’谓‘写山塘风景如画’”（注：《歙事闲谭》卷12《沈归愚评歙人诗》。）。苏州不仅有虎丘、山塘如画的风景，还是徽州人的淘金地。徽州人眼中之苏州才女也是聪慧灵秀、才艺超人。《歙事闲谭》卷15《汪讱庵家姬妾》介绍了乾隆年间兵部郎中徽州人汪启淑（号讱庵）家的两位苏州才女：“《续印人传》云：杨姬瑞云，字丽卿，吴县人。幼颖慧嗜学，针黹之余，拓衍波临池，抚唐贤小欧书，娟娟秀挺，多逸致。癸未季春，归予簉室，予以其娴静，更字之曰静娥。时予有幽忧之疾，方寄情丝竹以自陶写。姬见猎心喜，偕诸姬肄习。不匝月，凡鼙婆萧阮采庸之属，皆精通。从予受古才媛文百余篇。自检《说文》，释其大义。历岁余，矮笺短牍，皆娴雅可观。随予三次归歙扫墓，道经佳山水，对林峦幽峭，溪流潆折，或禽鸟弄声，野花争笑，辄低徊留之不忍去。与烟霞泉石，若有宿契者。胡姬佩兰、庄姬月波，皆余侍姬也。佩兰尝即景为小诗，姬羡之，思与抗衡。遂手抄唐宋诗分古今体为数帙，昕夕吟诵，至忘寝食。遂有得，时与月波相唱和。刻意求工，虑佩兰窃笑。脱稿后，辄焚弃，故存者绝少。又云：金素娟，长洲县人。幼多病，弱不胜衣。既失父母，无以自存，鬻于予家。怜其羸也，不任洒扫织纴，使与侍姬叶贞为女伴。叶姬素善歌，工弦索。暇时授予之时曲。上口辄悟，教之操缦安弦，皆能领略。比长，举止娴静，懒傅脂粉。令识字作书，博奕投壶，稍稍涉猎，俱中程式。一日予偶以铁笔遗兴，素娟侍侧。阍人报客至，予出肃之。素娟乘闲取刀，试续成之，虽人工未到，而天趣浑然，是在性成者。因篆石命镌，纵横如意，竟不失绳墨。及传以小篆，章法刀法，能解悟。期年后殊有可观，特选数钮入谱，盖怜其有志好学，非敢以康成之婢自诩也。“
作为苏州与徽州互动的媒介徽商来到五方杂处、市曹繁荣的苏州后，他们希望为苏州人所认同。一般的苏州市民是如何认识徽州人的呢？
在苏州市民最为喜闻乐见的评弹中也有关于徽州人的描述，其实这正是市民眼中的徽州人。如长篇弹词《描金凤》（注：《描金凤》卷12，光绪丙子孟冬重刻本。）就塑造了一个明代万历年间的徽州典当商汪宣（先）的形象。应该说苏州人认知的徽州人还是合于实际的。故事是从在苏州开隆兴典当行的汪朝奉赏雪回来看到了钱玉翠，十分中意，想讨来做两头大开始的。所谓“两头大”。是指徽商在家娶的妻，与在经商地纳的妾，也许一辈子也不见面，所以经商地的妾的实际地位与家乡的妻一样高，都为“大”，而无“大”、“小”之别。汪宣托媒人送来千两银子和其它聘礼，定于正月初三完婚。但是，钱玉翠已与落难书生徐蕙兰私定终身。钱玉翠之父钱子敬是以“笃笤”卜课为业的江湖术士，他爱徐公子才华，将银子送于徐公子，又去找汪宣套钱。汪宣浑然不觉，又慷慨送钱子敬350两银子。正如《五杂俎》所云：“新安人衣食亦甚菲啬，薄糜盐齑，欣然一饱矣。惟娶妾、宿妓、争讼则挥金如土”（注：谢肇浙：《五杂俎》卷4。）汪宣为红绣鞋化了这么多银子，不仅没有成功这门亲事，还因此打起官司。钱玉翠称“徽州人往往多奸巧”。评弹中讥讽汪宣为“徽猫”、“徽狗”、“徽鳖”、“徽州厌子”、“灰鳖”、“徽州人生性十分蛮”、“徽州人，万恶刁，犹如空中楼阁造浮桥”、“徽州人喂勿饱”等。苏州人骂徽州人的专用脏话很多。可见，苏州人对精于筹算，在苏州发财的徽州人颇有反感，甚至有些妒忌。这也显现了苏州人浇薄的一面。书中说到汪宣状告钱志节赖婚，官府判其败诉，当堂责打汪宣时，“涌上徽州人一班，叩头求告开恩典”。上夹棍时“只些徽州人还在旁侧观，……一起跪下来叩头（求情）”，也是合于徽州人的习性的。顾炎武说：“新都人……商贾在外，遇乡里之讼，不啻身尝之，醵金出死力，则又以众帮众，无非亦为己身地也”（注：顾炎武：《肇域志》第3册。）。汪宣官司打败、一贫如洗，万念俱灰，在苏州日以嫖娼为事，花完了本钱，也无脸回徽州老家去。唱词有：“穷苦如何回故乡，也曾寄信归家里，只说本钱短少骗妻房。哪晓得一封书信空回去，倒被她埋怨汪宣没主张”。钱子敬后来得了机缘做了护国军师，在京城想起了往日汪宣对他的饭酒之恩，而自己把汪宣算计得这样苦，所以为报答汪宣，给汪宣谋了南昌府同知职衔。而汪宣做了官后，却是为官清正（注：《汪宣断案》，1957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单行本。），做了不少好事，改变了苏州人对徽州人的印象。
徽州人在苏州经商，以儒商自居，讲究以义取利的长久之道，但良莠不齐，不免有欺诈和刻薄的行为，引起苏州人的反感。所以徽商力图改变苏州人对徽州人的认知。士大夫是社会舆论的中心，徽商在苏州十分注意与士的交游。歙县潘之恒，经商苏州，“以文名交天下士”（注：汤显祖：《汤显社集》卷41《有明处士潘仲公暨吴孺人合葬志铭》。）。婺源李贤，“乐与贤大夫亲，故随所在，吴士大夫咸愿与之游”（注：《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168页。）。“新安程君少而客于吴，吴之士大夫皆喜与之游……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程氏“子孙繁衍，散居海宁、黟、歙间，无虑数千家，并以诗书为业。君岂非所谓士而商者欤？（注：归有光《震川先生集·白庵程翁八十寿序》。）”歙县黄明芳，以资雄懋迁，“一时人望如沈石田、王太宰、唐子畏、文征明、祝允明辈皆纳交无间”（注：《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82页。）。徽商与文人相交而相知，这对他们融入苏州社会和经营活动是很有好处的。徽州文人汪道昆一语道破了其中的好处，指出：“其（休宁商吴用良）出入吴会，游诸名家，购古图画尊彝，一当意而贾什倍”（注：《太函集》卷52《明故太学生吴用良墓志铭》。）。于是，又有讥讽徽商见到苏州文人如“蝇聚一膻”。周晖在《二续金陵琐事》中对此作了批驳：“凤州公（王世贞）同詹东图（詹景凤）在瓦官寺中。凤州公偶云：‘新安贾人见苏州文人如蝇聚一膻。’东图曰：‘苏州文人见新安贾人亦如蝇聚一膻’。凤州公笑而不语。”可见，王世贞是颇为赞同的此一说的。
苏州文人对徽州真正深层的认知，是在亲临徽州大好山水之后。《歙事闲谭》卷12《王弇州诸人游歙》记载了申时行、王世贞、祝枝山等苏州文人到徽州的感受：“汪印苔《歙浦余辉录》记申时行归吴后，游新安，造许文穆，载惠泉数百瓮，舟达歙浦，见江水澄沏，潭不掩鳞，乃语人曰：‘新安遍地惠泉也，奚以此为！’命悉覆之。至今故犹传其事”。“又载王弇州游歙，过千秋里，访汪伯玉，淹留数月。过潜溪，宿故友汪如玉家。赠以诗。又为如玉兄珩作传。续稿中有《与南溟肇林社唱和》诗。按：上申、徐二说，未知何本。张心斋作《洪愫庵玉图歙问序》亦云王弇州先生来游黄山时，三吴两浙诸宾客，从游者百余人，大都各擅一技，世鲜有能敌之者，欲以傲于吾歙。邑中汪南溟先生，闻其至，以黄山主人自任，僦名园数处，俾吴来者，各各散处其中，每一客必一二主人为馆伴。主悉邑人，不外求而足。大约各称其伎，以书家敌书家，以画家敌画家，以至琴、奕、篆刻、堪舆、星相、投壶、蹴鞠、剑槊、歌吹之属无不备。与之谈，则酬酢纷纷，如黄河之水，注而不竭。与之角技，宾时或屈于主。弇州大称赏而去”。“又按，祝枝山游歙，主西山汪氏弥月，为书《黄庭》。沈石田游歙，主临河程氏，为画一虎；又主潭渡黄氏，亦留画去。董玄宰、陈眉公先后至歙，俱主溪南吴用卿余清斋。吴名廷，即以米南宫书迹与玄宰。玄宰作跋，所谓‘吴太学书画船为之减色，然尚藏有右军官奴帖真本’者也”。如果说申时行的感受，还只是“新安遍地惠泉也”，那么，由王世贞为首的“三吴两浙诸宾客，从游者百余人”的感知则更为全面而深入了，这些“大都各擅一技”的文人高士与徽州文人摆开擂台，斗文斗艺，“宾时或屈于主”。苏州文化名人，纷纷到访徽州，与徽州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董其昌为诸生时，游新安，江村一鹤迎馆于家，课其子必名。居年余去。所遗书画真迹最多。陈继儒亦与一鹤友善，每来新安，多主其家。为题诸园亭联额。沈周游新安时，江念祖师事之，延诸村中，为作《瑞金秋霁》、《长湖烟雨》诸图。赵宦光与江村沉华庵僧涤凡善，尝寓居庵中，为题迦耶室联额。涤凡通禅理，静默寡言，尝升坛说偈，地涌灵泉，一时名宿，赋诗记瑞。见《澄阳散志》”（注：许承尧：《歙事闲谭》卷18《沈周、董其昌、陈继儒、赵宦光皆曾至江村》。）。归有光、王世贞、王世懋兄弟、焦竑、陈子龙、冯梦祯、陈继儒、茅坤、吴伟业、钱谦益、汪琬、钱大昕辈都为徽商撰写过充满理解、又不乏褒美之辞的墓志铭。苏州人与徽州人相互的认知越深，则相互吸引力越大，互动越易成功和顺畅。
苏州与徽州的互动，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进入社会文化、大众心态的核心层面。由沟通而相互作用、相互认知，这是一个循环往复而逐渐提升的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两个江南小区域不断走向繁荣，同时又保持了各自的社会发展路向，从而使江南社会呈现多元的局面。
三 苏州、徽州的互动与江南社会变迁
苏州与徽州的互动虽然使苏州与徽州16世纪以来走上了不同的历史路向，但它们的互动，却共同造成了江南区域社会整体的繁荣。江南作为一个经济区，就是在互动中形成的。首先是南北互动。开发江南比之疏松的黄土高原需要更高的生产力。北方先发展起来。商末泰伯、仲雍奔江南，建勾吴，带来了中原的文明。吴立国后，江南内部也有东西互动，如吴楚相争。但主要还是南北的。吴国曾开邗沟以沟通南北，北上争霸。但最终还是被强势的北方政权所征服。历史上北方人民的三次大规模南迁，以及隋朝大运河的开通，江南的经济在互动中终于赶上（唐末五代）并超过（宋代）北方。物质互动的必然伴随精神的。文化的传承与经济发展几乎同步，从中原的儒学到宋代江南的新安理学。南北互动中，江南内部的东西互动也在发展。北方移民进一步向西部山地的移动，江南西部得以开发。明清以来，长江的重要性日渐显示出来，东西互动所占的比重增强。苏州与徽州的互动，造成江南“无徽不成镇”的格局，徽商在江南的中心苏州以及江南市镇造成一个由坐贾、行商与海商所构成的商业网络。这一网络又使苏州与徽州的互动、平原与山地的互动，带动起江南与大海的互动。这个互动也就与十六世纪形成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了。
我们知道徽州远离海洋，而苏州虽通海，却又是在统治者的严厉控制之下。苏州太仓刘家港是元代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明统治者厉行海禁，规定“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注：《明太祖实录》卷221，洪武二十七年五月甲寅。）。只是在永乐年间，作为郑和下西洋的启碇港，刘家港才一度繁荣。此后，刘家港虽仍作为外贸港，但功能仅限于贡舶贸易。长期的海禁，使明末“海口之河（娄江）望其淤塞”（注：乾隆《镇洋县志》卷3，水利。），刘家港失去通江达海的地理优势。清代康熙中叶一度开海，刘家港也不再有外贸港的地位，而是降为南北商品交易港，受到清政府的严格控制，“海舡必须身家殷实，取具地邻保结，方准编烙给照，呈明海关，给牌驾驶。非同内河舡兵，随处揽载，漫无稽查者比”。“出入海口，又系层层盘诘”（注：王国平、唐力行：《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资料集》，第436号《太仓州奉宪取缔海埠以安海商碑》。）。因此，明清以来海外所需之货物，如丝棉、丝绸、瓷器、棉布、铁器、茶叶和药材等等违禁物品，是不可能通过刘家港走私海外的。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江南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行业主要是以苏州为中心的丝织业。丝织品的消费者为达官贵人，其国内市场十分有限。我们知道，在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下，没有市场的充分发展，生产规模就不可能扩大，生产方式也不可能改变，就不会有江南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也不会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广阔的海外市场为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在海禁的历史条件下，只有靠走私贸易，江南的生产才能与世界市场相联系。江南的走私贸易是怎样突破统治者的海禁呢？首先，徽州海商选择浙闽沿海，尤其是地形复杂的舟山群岛作为走私贸易的据点。在明代嘉靖、隆庆年间，以汪直为首的徽州武装走私集团一度控制了中国与日本的航线。同时，在“无徽不成镇”的苏州乃至江南，徽商与苏州商人生产并收购海外需要的货物。徽州行商则将收购的物资运往浙闽沿海，与海商直接交易，并将海外运来的苏木、胡椒、象牙、犀角、玳瑁和银币等等输送回江南。徽州海商的走私贸易，构成一个生产与流通相互作用的良性循环系统。苏州与整个江南地区的农副业和手工业生产为走私贸易提供了充足、适销的货源；反之海外市场的扩大也极大地刺激、推动了江南地区生产的发展。在这个系统里，把徽州海商经营活动的海商、行商、坐贾和手工作坊主联成一体的是徽州宗族制度和地域观念。徽州海商在激烈的竞争中之所以胜筹在握，不能仅仅用善于经营来解释，更为深层的原因是徽商具有特殊的优势，他们将徽州根深蒂固的宗族血缘、地缘关系带到了商业活动中，从而将“桑梓同志”联结成“声应气求”、“营道同术”的徽州商帮。徽州海商与行商之间就是凭恃着特殊的优势，冲决海禁的罗网，使走私贸易得以兴旺发达。血缘、地域纽带和三个层次相交叉，使徽州海商的经营活动成为一个网络状的整体。这里，血缘、地域纽带具有使系统在不利的环境中（即严厉的海禁制度下）稳定运行的机制，在徽州海商的经营活动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注：参见唐力行：《论徽州海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
苏州与徽州的互动，是在世界的范围内进行的。汪直、许二、徐海是徽州人，是海外贸易的核心层次；苏州海外商品的生产地，属海外贸易的外围层次。苏州通过徽商与世界市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促成了民营丝织业手工工场的兴起。据应天巡抚曹时聘称：万历时苏州“染坊罢而织工散者数千人，机户罢而织工散者数千人”（注：《明神宗实录》卷361，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条。）。顾炎武也指出，明末苏州“城中机户数千人”（注：顾炎武：《中宪大夫山西按察副使寇公墓志铭》，《亭林文集》。）。丝织业生产规模的扩大还改变了江南市镇与农村的经营方式。如苏州吴江盛泽镇的“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以至“丝之丰歉，绫绸价之低昂”，决定着这一带居民“有岁无岁之分”。震泽镇及其“近镇各村居民乃尽逐凌绸之利”（注：乾隆《吴江县志》卷38。）。从而使农民转而从事专业化商品作物生产。商品生产由都市向市镇再向四周农村的扩散，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使呈板块状的传统经济结构出现了松动，出现了一个突破口。农民种桑盋蚕植棉，使宋以来“苏常熟，天下足”让位于正德、嘉靖以后的“湖广熟，天下足”。明末以后，湖广米长途运到江浙、闽粤的经济作物区。同时，江南手工业的发展及其对原料需求的增长，还刺激了其他地区农业经济作物生产的发展，例如山东、河南的农民就有许多从事棉花的生产，以供江南棉织业之需。明末，经济作物的专业经营区域与手工业产地的地域分工日益明显。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及随之而出现的长途贩运等一系列的变化，都是传统经济结构的松动所引起的连锁反应。这些变化都有利于新经济因素的生长和江南社会的转型。
16世纪海道大通，世界市场开始形成，作为当时雄踞东方的政治经济巨人的中国，亦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而中国社会中商品经济最为活跃的苏州与徽州自是首当其冲，它们的互动也带有一定程度的世界历史性。但总的来说，传统社会的属性占据着主导地位。
区域比较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因为两块相互联系的区域，即使处在同一经济文化发达地带，由于自身内在的经济社会结构、文化价值和行为取向的不同，它们的社会经济结构、社会发展路向会有很大差异。苏州与徽州的互动，江南山地、平原与海洋的互动造成了江南的繁荣，使16世纪以来的江南始终在全国居于领先一步的地位。探讨内地、山区和沿海、平原两类区域发展路向异同的根源，会对今天内地与沿海、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互补互动、共同发展提供有益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