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明清工商会馆“馆市合一”模式初论
——以山陕会馆为例
李刚/宋伦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4年03期
【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2004年01期第35～40页
【作者简介】李刚，宋伦，西北大学 社会科学系，陕西 西安 710069
【日 期】2003-06-20
【关 键 词】明清/工商会馆/“馆庙合一”/“馆市合一”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04）01-0035-06
治明清工商会馆史者普遍认为，“馆庙合一”是工商会馆的基本特征之一，如彭泽益先生指出明清工商会馆的特征是“合庙堂与会馆也”。（注：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上）第17页，（下）第732页。）但当我们在市场经济因素框架下研究山陕会馆时发现，明清时期与工商会馆“馆庙合一”特征并存的还有一个“馆市合一”的趋势。这是明清时期存在现代化因子条件下“馆庙合一”特征的必然延伸和发展，也是工商会馆与其他会馆相区别的重要标志，以及明清时期社会转型在整合会馆作用过程中的反映。本文以山陕会馆为例探讨这一变化过程，以引起大家对这一问题研究的重视。
一，明清工商会馆从“馆庙合一”向“馆市合一”转变的原因
明清时期产生的工商会馆基本功能之一就是“联乡谊，敬神庥”。因此“馆庙合一”是其基本特征。而这种“馆庙合一”本身是明清以来商品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激烈的产物。
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到明清时期，已达到它在传统社会所能达到的最高峰，随之市场竞争进一步激烈。顾炎武在《歙志风土论》中描绘当时市场竞争的情形是“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睫，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辎珠必竞，互相凌夺，各处张皇。于是诈伪萌矣，讦争起矣”。（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三册。）在这种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流寓异地的客帮商人，久滞逆旅，远别家乡，人地生疏，祸福难料，他们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充满了恐惧，不得不祈求于神灵，保佑自己在客地的经贸活动能够逢凶化吉，经营和顺，以摆脱内心处于希望和恐惧之间摇摆不安定的恐慌状态。这是明清工商会馆神灵崇拜的原因之一。正如河南泌阳山陕会馆《重修关帝庙碑文》所记载的那样：“商贾捐资之易，抑亦去父母之邦营利千里之外，身与家相睽，时与命相关，析灾患之消除惟仰赖神明之福佑，故竭力崇奉”。（注：道光《泌阳县志》卷十·艺文志；卷二，第5页，第5页。）
同时，封建社会在官府对市场的具体运做采取自由放任政策，一般不多加干涉的情况下，商家无法定规则可循，不得不依靠神灵的威慑力量来抑制市场竞争中存在着的不正当行为，以“人神共愤”来规范市场竞争的正常秩序，这是工商会馆实行神灵崇拜的第二个原因。对此，北京正乙祠《整饬义园记》指出“贾人所以答神庥，以谓人无论智愚，未有对明神而敢肆厥志者”。（注：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4页。）四川宣汉县《重修禹王宫碑记》也说，会馆祭祀神灵是因为“惧人心之不齐，或有相欺相诈者，因质诸神明以为凭，而培修痤祀之不绝，以致其尊崇而抒城敬”。（注：民国《宣汉县志》卷三·祠祀。）
而且会馆祭祀神灵又是以乡土神作为团结凝聚同籍商人的精神纽带和张扬本土文化优势的标志，以激励和支持同籍商人在异地的经贸活动。由于关公是山西运城人，陕西是关公的改姓之地，加之关公又是武财神，所以明清以来山陕会馆一般都崇拜关公，被称为“关帝庙”，或“三公祠”。这些都使得明清时代出现的工商会馆多呈现出“馆庙合一”的特征。
明清时期工商会馆“馆庙合一”有两种形式，或是借庙为馆，或是建馆为庙。前者如湖北随州山陕会馆，“关帝庙在南东关街，康熙中，山西诸商公建……道光初易名山陕会馆”。（注：同治《随州志》卷十四·寺庙。）湖北陨西山陕会馆最初为关岳庙，雍正九年知县马坦建三代祠于庙后，乾隆六年知县王必昌改梓潼庙为武庙“山陕客民遂以此为会馆”。（注：民国《陨西县志》卷二·建设志。）安徽芜湖秦晋会馆最初在护国庵，后来因为与山东商帮有矛盾，在官府协调下迁移到严家山下定慧寺旧址建筑会馆，易名为山陕会馆。（注：民国《芜湖县志》卷十三·建置。）后者如甘肃康县陕甘会馆，其会馆在关帝庙“县南六十里之岸镇口……院宇宽广，正厅有关圣帝君全像，右厢房为娘娘殿，左厢房为陕甘会馆，前有戏楼，楼宇辉煌，为岸镇名胜之地”。（注：民国《（新纂）康县县志》卷九·坛遗。）四川会理的山陕会馆也是如此。会理山陕会馆最初为武帝三公祠，后由商人们改建为“山陕会馆”。其州志曰“乾隆辛亥州刺史曾公韧建于殿西，制度未备，旋就倾圮，道光辛已北省士商集议，存积租息买郑姓地一区，迨在正殿后囤材鸠匠兴工，已丑庚寅落成后，计费千九百五十五缗”。（注：同治《会理州志》卷十一·艺文。）陕西永寿县监军镇山陕会馆也是“龙王庙，在县南四十里监军镇，乾隆三十二年山陕商民建会馆，遂第次经营诸神庙。”（注：光绪《永寿县志》卷二·寺庙。）
对于明清时期工商会馆存在的“馆庙合一”现象，我们在对山陕会馆的研究中发现不能作绝对的理解。因为明清时期的工商会馆是在中国已经出现了现代化因子即市场经济因素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会馆的“敬神庥”活动便不可能只是单纯的宗教活动，而必然与市场因素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会馆从本质上讲是“馆”，是商人们聚会议事的行帮办事机构，而不是单纯的庙宇。商人们建造会馆并不是单纯的祭祀神灵，而是借助神灵来推进他们的商贸事业。使得会馆“敬神庥”的宗教活动同商人“谋商利”的市场需要结合在一起，促使会馆活动朝着服从商务活动需要的方向发展，呈现出“馆市合一”的发展趋势。这种“馆市合一”趋势的出现，主要是基于以下的原因：
第一，明清工商会馆本身是适应同籍商人商务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工商会馆最早就是同乡商人的招待所和食宿地，是为了解决商人们存放货物，招待行旅的现实困难而建立起来的。如山东聊城山陕会馆，《旧米市街汰汾公所碑》记载，建筑会馆最初的目的就是因为，聊城“吾乡之商贩者云集，而汰汾两府尤伙，自国朝初康熙间来者踵相接，侨寓旅舍几不能容”，于是众商集资才另购旧宅一区，建立“汰汾公所”。（注：竟放：《山陕会馆》金陵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北京山西颜料会馆的设立也是因为“诸货之有行也，所以为收发客装”。（注：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苏州的全秦会馆也叫陕西会馆，据该会馆《新修陕西会馆碑记》云，其修建会馆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士商之游处四方者，道路无燥湿之虞，行李有聚处之乐”。（注：《江苏省明清碑刻资料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1页。）而乾隆年间一场围绕会馆的官司更充分证明了会馆最初建立的商业化用途。乾隆年间，杭州包括山陕商人在内的布商们修建了钱江会馆，1774年一个携眷上任的新官占用钱江会馆三十间房子，该会馆商人向官府提出抗议，申述会馆建立的商务目的是“商贾捐资，建设会馆，所以便往还而通贸易。或存货于斯，或客栖于斯，诚为经营交易时不可缺之所……若借作公馆，使客货反无依归，势必另为觅地安顿，良多未便”。（注：《永禁官占钱江会馆碑》，《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这都说明，商人们建设工商会馆最初就是为了招待行旅，存放货物，其活动必然与市场息息相通。
第二，明清工商会馆的馆务活动也使得会馆更多的与市场发生联系。明清时代设立工商会馆本身就是为了加强对同籍商人市场活动的管理，“议商事，评市价”成为会馆的基本功能之一。北京山西《颜料会馆碑记》中就说“诸行之有会馆也，所以为评论市价”。（注：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申报》说汉口会馆存在的合理性是：“汉皋地方辽阔，商贩辐辏，各业皆有帮口，有会馆，既可以议规整条，复可以教睦乡谊，两有稗益，故官宪亦不之禁”。（注：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上）第17页，（下）第732页。）诚如《永禁官占钱江会馆碑》中所言，会馆为商人们市场“交易经营时不可缺之所”。同籍商人们厘定行规业律要在会馆进行，奖惩市场行为要在会馆进行，联络乡情，开发地缘人际关系资源要在会馆进行，会馆成为同籍商人“敬业，乐群”的经常性商务活动中心。成都的陕西会馆每年活动有230次之多，湖北沙市包括山陕商帮在内的十三帮在旃檀庵设立公所“各行业的物价也由十三帮掌握和控制，各行业的货物涨价，要先写一个议单，到旃檀庵张贴并演半本或一本戏，戏一唱就算通过了”，（注：毛鸣峰：《沙市的工商业与十三帮》，见《湖北沙市文史资料》第三辑，第4页。）只有当十三帮会馆挂牌开市，整个沙市的商贸活动才能启动，充分说明会馆活动本身是市场商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必然促使会馆活动日益紧密的与市场接轨，形成“馆市合一”的趋势。
第三，明清时期工商会馆的庙会活动进一步促进了“馆市合一”。会馆作为庙宇在乡土神诞辰或其他传统节日要举行庙会祭祀的宗教活动，使得“敬神庥”成为会馆的基本活动。但是，明清时期会馆的庙会宗教活动是在已经存在市场经济因素条件下发生的，这就使得会馆的庙会宗教活动必然染上商业经营的色彩。商人们以“寻常一物经波斯之眼，便价增百倍”，独到的眼光，对庙会的宗教活动有着自己世俗的务实考虑。如汉口山陕会馆对于住馆主持的僧侣有专门的规定，其《酌定会馆条规》规定“招僧主持原为供奉香火，僧侣必须在殿伺候，以便士商恭谒，平日不能外出游玩”。（注：《汉口山陕会馆志》，第12页。）说明商人们对于天国的朝拜，说到底是为了陈铺尘世的生活。因而庙会活动被商人们逐渐演变为经营商贸的市场活动。《续修陕西通志稿》就记述了这种变化，指出庙会活动是“每借祀神开设而实在行销土货”。（注：《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百九十八·岁时。）而河南《汝南县志》则对此描述的更为具体，其县志说会馆庙会活动是“俗人借会馆以为娱乐，农工商借会馆以为交易物品”。（注：民国《汝南县志》卷二十二。）这便使得会馆的庙会活动逐渐转化为商品交易活动，每每商贾辐辏，百货云集，会馆活动走出了封闭的小天地，而日益具有开放性和群众性，日益紧密的和市场联系在一起。所以有人准确的论述到“从经商角度借庙会之机，推销商品，乃商家最好之机遇，故会馆者皆庙宇也”。（注：彭大海：《周口会馆记略》见《周口文史资料》第三辑第96页。）
第四，明清时期工商会馆的会戏活动又强化了“馆市合一”。会馆演家乡戏，聊以慰籍商人绵缠的乡愁，张扬本土文化的优越是其又一基本功能。因此，工商会馆都筑有辉煌的戏楼和万人观戏庭院，其中山陕会馆尤为典型。山陕会馆在各地多被俗称为“花戏楼”，戏楼下常有万人庭院。如汉口山陕会馆内就筑有六所戏楼，聊城山陕会馆戏楼下有万人庭院，河南社旗山陕会馆戏楼下的庭院可容纳上万人，河南开封山陕甘会馆的戏楼庭院也不小。这里“万人庭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量概念，而包含着某些本质的变化，唱戏观剧每每万人以上，这就使得会馆打破地域乡籍的限制，而实行对外开放，使会馆演剧唱戏成为当地群众性的社区文化活动。问题在于明清时期会馆的唱戏演剧文化活动，是在市场经济因素已经存在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就使得它不可能是单纯的文化活动，也被商人们打上了市场经营的深深烙印。使演剧唱戏常常成为商人们招揽顾客，张扬本土文化的市场营销方式。对此，河南《汤阴县志》有很好的说明，其县志曰“有会必有戏，非戏则会不闹，不闹则趋之者寡，而贸易因之而少矣”。（注：引自刘文锋：《山陕商人与梆子戏》，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182页。）而且会馆的演剧唱戏活动还是拉动市场需求的重要因素，清人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说，苏州“金阊商贾云集，宴会无时，戏馆酒馆凡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注：钱泳：《履园丛话》卷一。）
凡此均说明，在明清时代工商会馆确实存在着一个由“馆庙合一”向“馆市合一”转变的趋势。四川《什邡县志》曾对明清工商会馆的这一发展规律有精当说明，其县志曰：“清康雍乾时代，各省人来什（邡）者先建设会馆，增修寺观，创立神会。复购置田房收租金，为演剧、酬神、燮献之用，迄道咸同光时庙产益富，神会愈多，至光绪中极盛”。（注：民国《重修什邡县志》卷七·风俗。）今人曲彦斌先生也谈到这种趋势，他指出明清时期“行会以庙名，多为祭祀行业师祖之所，也兼为议事活动的会所。再者，设庙处相伴有庙会，形成庙市，可进行商贸活动”。（注：曲彦斌：《行会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二，明清工商会馆“馆市合一”的基本内容
明清工商会馆“馆市合一”模式表现在会馆活动的各个方面。主要有：
第一，会馆即是市场。工商会馆作为商货停积之所，本身会发展成为日常交易市场。其著名者如寄居北京的山西商人所创立的临襄会馆。该会馆《油市成立始末缘由专事记载碑记》载：“油市之设，创自前明，后于清康熙年间，移至临襄会馆，迄今已数百年。该馆极宏敞，可容数百人，最宜建为商市。然实因管理得人，苦心筹划，力为布置，用多数之金钱，成宽阔之地基，使同行无不称便，实为吾油市之幸。油市成立，距今数百余年，履蹈信义，弊端毫无，足证当初定法良善。”（注：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河南泌阳山陕会馆在修筑会馆时已充分考虑到贸易的需要“祠内宽畅，两厢均有回廊，以为买卖摆物置棚之所。”（注：道光《泌阳县志》卷十·艺文志；卷二，第5页，第5页。）河南周口山陕会馆，庙前是一个牲畜市场，占地约十五亩，在周口地区很有名，该会馆在庙内许多地方，原先都开有商业店铺，人们在瞻拜关帝之余，顺便可以逛逛市场，买点东西。（注：彭大海：《周口会馆记略》见《周口文史资料》第五辑第96页。）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当时建造时，虽用地吃紧，但仍自街面后退数米，邻街建店铺，招商开店营业，使会馆成为当地的商业中心，时至今日依保持着这种市场格局。这些说明工商会馆本身就是为商市而设立的。
第二，工商会馆的资金运作使会馆直接进入市场营运。工商会馆的资金分为常年经费和临时经费两种。常年经费来自本籍商人、学徒所缴纳的会员费；临时经费来自各商号的捐纳银两或对过往商品所抽取的厘分。这些集腋成裘的资金，数量很可观，常常在维持会馆日常开销后，有大量结余。清代同治年间，甘肃布政使恩麟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就指出：“陕甘富商巨贾，在川贸易各属地方，公建陕西会馆，历年积有会底银两，核拨一半，借供兵饷。”（注：《清穆宗实录》卷一百一十三，第52页。）这说的基本是实情，如汉口山陕会馆，结余的会底银两数量就十分巨大，该会馆仅春秋楼开光一项各商号捐银就共计249066.8两，而常年支出才每岁“银110两，钱2033600文。”（注：《汉口山陕会馆志》，第45页。）这些会底银两常常被会馆经营者运作起来，投资生利，使会馆与市场直接联系。其方式有三：
一是投资本帮商号，分取利润。会馆将会底银两作为投资，与本帮商号合资经营，使接受投资的本帮商号成为会馆的“领东掌柜”，由会馆按时提取盈金。其著名者如新疆乌鲁木齐最大的国药店“凝德堂”就是由乌鲁木齐的陕西会馆会底银两投资支持的，它每年带给会馆的收入，亦属可观。（注：簪玉林：《会馆漫记》，《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八辑，第86页。）
二是存号取息。如青海西宁的山陕会馆规定，加入会馆的商号“每家要交会馆银24两，并规定本银不交会，仍存在本号营生，但每月按本银之数，每两交纳二分半的利息。”（注：《清末民初-1929年建省前的西宁商业情况》，青海省图书馆油印本。）
三是购置街房，出赁收租。如汉口山陕会馆《纪产续置》条便记载“会馆重建，较前壮观，以房租之收入，供会馆之所出，终岁沛然而有余……仅将续买浮屋六所略录姓名，价值基地五段，改置市屋，照契详录”。该会馆每年仅房地产收入就高达“银964.3两，钱828900文。”（注：《汉口山陕会馆志》，第35页。）这里“改置市屋，照契详录”是会馆直接经营市场的有力例证。佛山《山陕会馆碑记》也记载有“与众房客修补……应杂项支银”的记录。（注：《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页。）凡此均说明，工商会馆在明清之际，本身作为市场主体，进入市场营运，其市场化因素清晰可鉴。
第三，会馆成为定期的集市市场。由于山陕会馆多祭祀关羽，成为当地的著名庙宇。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关羽诞辰或其他祭祀日，会馆与当地民众举办大型庙会活动，使会馆转化成为定期庙会集市，成为当地农村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其著名如：河南泌阳山陕会馆“每年九月有大会，百货灿陈，商贾鳞集”，其县令倪进明写诗记叙当时的交易盛况是“千年广厦群回廊，百货喧陈大会场；自惜祠基传水府，于今庙貌壮西商；摊钱估客居成肆，入市游人浆列行；最是城西逢九月，开棚九日醉梨殇。”（注：道光《泌阳县志》卷十·艺文志；卷二，第5页，第5页。）山西浮山县山陕会馆，因“浮邑地处僻壤，商贾不通，购置货物甚艰……十月初六日，南门外关帝庙……逢会，召集远近商贾，鬻诸般货物，邑人称便焉。”（注：民国《浮山县志》卷四十二。）河北阳原县山陕会馆“庙会……六月中旬举行，均以售百货为主……所演之腔，乃山西北路帮子，与蒲陕大调大同小异，偶演秦腔，声悲音锐。”（注：民国《阳原县志》卷十八。）湖北随州“王恕园关帝庙有庙场香会，积陈百货，互相贸易。”（注：光绪《随州志》卷十·赛会。）乌鲁木齐陕西会馆“过会象庙会一样……卖小吃的卖零星物品的商贩，在会馆前摆的水泄不通。”（注：簪玉林：《会馆漫记》，《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八辑，第86页。）而最有代表性的则是河南许昌八里桥山陕会馆。该会馆在八里桥关帝庙，据该会馆清代碑刻《移集呈稿》记载“阖保只有一集，旧址在半坡铺，向属西路差役摧管，因买卖不成，同治初年议请迁于七里店……数年以来，生意日溅淡薄，近则生意全无……重修关帝庙宇，鸟革翼飞，金碧焕然，而河中客商之船亦接踵而来，于是阖保居咸欲将集移于八里桥上。”（注：赵波：《关公文化大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页。）使八里桥成为许昌著名的集市。
第四，会馆直接转化为市场。典型的如河南正阳的山陕会馆，1935年后转化为粮食贩运市场。（注：阮紫滨：《正阳县山陕会馆》，《正阳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171页。）山东方城拐河镇的山西会馆后来也转化为粮食市场。（注：林永旭：《拐河镇山西会馆》，《方城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第12页。）湖北当阳之山陕会馆“市井中货迁服贾者大多来自远方，侨居既久，各建祠宇以为恭桑敬梓之地，耸翠流丹，足令山川增色矣。旧志止山陕、江西会馆，兹推而广之，附于古祠之后，亦见商贾辐辏，为民物滋丰之一助也。”（注：民国《当阳县志》卷九·祠宇。）可见会馆的一部分亦转化为市场。汉口山陕会馆的附产马王庙市，“先由庙僧及骡市骡店经营……后由汉阳县断归西会馆”（注：《汉口山陕会馆志》，第67页。）成为当地著名的骡马市场。
三，明清工商会馆“馆市合一”的性质
明清工商会馆由“馆庙合一”向“馆市合一”转变，深刻反映了明清以来由于存在市场经济的因素，引起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最初转变带来的一系列新变化，它是社会转型时期在整合会馆作用过程中的具体反映。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馆市合一”是工商会馆区别于其他会馆的重要标志。明清以来所产生的会馆最初是“科举会馆”，由于科举有期，停试期间会馆使用低下，一些官吏士绅开始借寓科举会馆，使得科举会馆转化为“士绅会馆”。但是，无论科举会馆还是士绅会馆都不允许商人居住或借用，如北京的科举会馆就规定，会馆“专为公车及应试京兆而设，其贸易客商自有行寓，不得于馆内居住以及停顿货物”。（注：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4页。）扬州虹桥修契的盛会，也不许商人们参加，他们称商人们为“呆子”，讥刺他们缺乏文化修养。（注：朱正海《盐商与扬州》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页。）这便迫使商人不得不自筹资金，建立起自己的商人会馆或工商会馆。由于工商会馆的主体是商人，他们对会馆活动的设计和管理就不能不从经商贸易的实际需要出发，使会馆的管理和活动服从于商务活动的需要。这便使得会馆带有深刻的市场经济因素的特征，日益朝着“馆市合一”的方向发展。而其他科举会馆和士绅会馆都因具有严格的排他性和垄断性，封闭在士人官吏狭小的圈子里，而没有同市场接轨，结果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旅馆业的发展而退出了历史舞台。惟独工商会馆由于同市场的联系，逐渐接近现代化因素的需要而长期存在下来。以致于改革开放以后，各地会馆又如同雨后春笋般的遍地滋生，正表现了工商会馆所具有的市场经济因素性质。
第二，“馆市合一”是社会转型在整合会馆作用过程中的表现。中国历史发展到十六世纪以后，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产生了“现代化因素”，也就是市场经济的因素，其标志就是大商帮的兴起。（注：吴承明：《从传统经济到现代经济的转变》，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一期。）这种现代化因素的存在和发展，必然会导致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不同于以前的变化，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因素社会的转变。而这种转变也必然反映在整合会馆作用过程中。因为在社会转型时期，会馆活动也不可能是孤立于社会之外的孤岛，会馆本身所具有的地域性、排他性，和封闭性受到了市场经济因素的冲击和挑战，迫使会馆不得不整合自己的作用，打开山门，使其活动更多的同墙外的市场联系，无论是会馆制定行规的商务活动，还是定期举行庙会，无论是会馆敬神吃饭的联谊活动，还是演剧唱戏的文化活动，都必然同与当地的市民社会发生越来越深刻的联系，逐渐改变了过去那种“非同乡莫入”，“凡异类驱逐”的封闭状态，越来越具有开放性和群众性。这正是社会转型在整合会馆作用过程中的表现。
第三，“馆市合一”是明清工商会馆兴旺的内在因素。明清以来的工商会馆因其所具有的地域性、排他性，而使会馆作用本身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能否开门办馆，与市场经济因素接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会馆的兴衰存亡。事实上进入晚清和民国以后，工商会馆本身发生着深刻的分化。那些关门办馆，拒绝走向市场的会馆，固步自封，不能适应这种新的变化，如北京的南方银楼在1770年的章程中规定“建此殿宇旨在敬神，非消遣享乐之地。会外人不得租借唱戏”，还阻止妇女进入会馆，认为那样会“使神灵受辱”。（注：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66页）最终都成为沉浸在传统社会里的“木乃伊”，被称为“阴会馆”，即“死人会馆”。而那些凡是和市场经济因素接轨，走向“馆市合一”的工商会馆，由于做到了与时俱进，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最后在转变为公所、商会的过程中继续存活下来，被称为“活人会馆”即“向阳会馆”。如西宁的山陕会馆进入民国后成为青海省商会的所在地，继续操纵着当地的经贸活动。（注：《清末民初-1929年建省前的西宁商业情况》，青海省图书馆油印本。）河南开封山陕甘会馆由于“会馆畅开胸怀热情地拥抱古都居民”，使会馆充满了“馆内好戏连台，馆外徐府街集市上人海如潮……真是会馆因集市而兴，集市因会馆而旺”的生动景象。（注：王瑞安：《山陕甘会馆》中洲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7页。）这些都说明从“馆庙合一”走向“馆市合一”是明清以来工商会馆兴旺发达的内在动因。^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4年03期
【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2004年01期第35～40页
【作者简介】李刚，宋伦，西北大学 社会科学系，陕西 西安 710069
| 【内容提要】 | 通过在市场经济因素框架下对山陕会馆的研究，发现在明清时期工商会馆存在着一个从“馆庙合一”向“馆市合一”的转变过程，并详细论证了这种“馆市合一”模式产生的原因、基本内容及其性质。指出明清时期工商会馆出现的“馆市合一”是工商会馆“馆庙合一”基本特征的延伸和发展，是工商会馆区别于其他会馆的重要标志，以及明清社会转型时期在整合会馆作用过程中的反映。 |
【关 键 词】明清/工商会馆/“馆庙合一”/“馆市合一”
治明清工商会馆史者普遍认为，“馆庙合一”是工商会馆的基本特征之一，如彭泽益先生指出明清工商会馆的特征是“合庙堂与会馆也”。（注：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上）第17页，（下）第732页。）但当我们在市场经济因素框架下研究山陕会馆时发现，明清时期与工商会馆“馆庙合一”特征并存的还有一个“馆市合一”的趋势。这是明清时期存在现代化因子条件下“馆庙合一”特征的必然延伸和发展，也是工商会馆与其他会馆相区别的重要标志，以及明清时期社会转型在整合会馆作用过程中的反映。本文以山陕会馆为例探讨这一变化过程，以引起大家对这一问题研究的重视。
一，明清工商会馆从“馆庙合一”向“馆市合一”转变的原因
明清时期产生的工商会馆基本功能之一就是“联乡谊，敬神庥”。因此“馆庙合一”是其基本特征。而这种“馆庙合一”本身是明清以来商品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激烈的产物。
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到明清时期，已达到它在传统社会所能达到的最高峰，随之市场竞争进一步激烈。顾炎武在《歙志风土论》中描绘当时市场竞争的情形是“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睫，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辎珠必竞，互相凌夺，各处张皇。于是诈伪萌矣，讦争起矣”。（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三册。）在这种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流寓异地的客帮商人，久滞逆旅，远别家乡，人地生疏，祸福难料，他们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充满了恐惧，不得不祈求于神灵，保佑自己在客地的经贸活动能够逢凶化吉，经营和顺，以摆脱内心处于希望和恐惧之间摇摆不安定的恐慌状态。这是明清工商会馆神灵崇拜的原因之一。正如河南泌阳山陕会馆《重修关帝庙碑文》所记载的那样：“商贾捐资之易，抑亦去父母之邦营利千里之外，身与家相睽，时与命相关，析灾患之消除惟仰赖神明之福佑，故竭力崇奉”。（注：道光《泌阳县志》卷十·艺文志；卷二，第5页，第5页。）
同时，封建社会在官府对市场的具体运做采取自由放任政策，一般不多加干涉的情况下，商家无法定规则可循，不得不依靠神灵的威慑力量来抑制市场竞争中存在着的不正当行为，以“人神共愤”来规范市场竞争的正常秩序，这是工商会馆实行神灵崇拜的第二个原因。对此，北京正乙祠《整饬义园记》指出“贾人所以答神庥，以谓人无论智愚，未有对明神而敢肆厥志者”。（注：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4页。）四川宣汉县《重修禹王宫碑记》也说，会馆祭祀神灵是因为“惧人心之不齐，或有相欺相诈者，因质诸神明以为凭，而培修痤祀之不绝，以致其尊崇而抒城敬”。（注：民国《宣汉县志》卷三·祠祀。）
而且会馆祭祀神灵又是以乡土神作为团结凝聚同籍商人的精神纽带和张扬本土文化优势的标志，以激励和支持同籍商人在异地的经贸活动。由于关公是山西运城人，陕西是关公的改姓之地，加之关公又是武财神，所以明清以来山陕会馆一般都崇拜关公，被称为“关帝庙”，或“三公祠”。这些都使得明清时代出现的工商会馆多呈现出“馆庙合一”的特征。
明清时期工商会馆“馆庙合一”有两种形式，或是借庙为馆，或是建馆为庙。前者如湖北随州山陕会馆，“关帝庙在南东关街，康熙中，山西诸商公建……道光初易名山陕会馆”。（注：同治《随州志》卷十四·寺庙。）湖北陨西山陕会馆最初为关岳庙，雍正九年知县马坦建三代祠于庙后，乾隆六年知县王必昌改梓潼庙为武庙“山陕客民遂以此为会馆”。（注：民国《陨西县志》卷二·建设志。）安徽芜湖秦晋会馆最初在护国庵，后来因为与山东商帮有矛盾，在官府协调下迁移到严家山下定慧寺旧址建筑会馆，易名为山陕会馆。（注：民国《芜湖县志》卷十三·建置。）后者如甘肃康县陕甘会馆，其会馆在关帝庙“县南六十里之岸镇口……院宇宽广，正厅有关圣帝君全像，右厢房为娘娘殿，左厢房为陕甘会馆，前有戏楼，楼宇辉煌，为岸镇名胜之地”。（注：民国《（新纂）康县县志》卷九·坛遗。）四川会理的山陕会馆也是如此。会理山陕会馆最初为武帝三公祠，后由商人们改建为“山陕会馆”。其州志曰“乾隆辛亥州刺史曾公韧建于殿西，制度未备，旋就倾圮，道光辛已北省士商集议，存积租息买郑姓地一区，迨在正殿后囤材鸠匠兴工，已丑庚寅落成后，计费千九百五十五缗”。（注：同治《会理州志》卷十一·艺文。）陕西永寿县监军镇山陕会馆也是“龙王庙，在县南四十里监军镇，乾隆三十二年山陕商民建会馆，遂第次经营诸神庙。”（注：光绪《永寿县志》卷二·寺庙。）
对于明清时期工商会馆存在的“馆庙合一”现象，我们在对山陕会馆的研究中发现不能作绝对的理解。因为明清时期的工商会馆是在中国已经出现了现代化因子即市场经济因素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会馆的“敬神庥”活动便不可能只是单纯的宗教活动，而必然与市场因素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会馆从本质上讲是“馆”，是商人们聚会议事的行帮办事机构，而不是单纯的庙宇。商人们建造会馆并不是单纯的祭祀神灵，而是借助神灵来推进他们的商贸事业。使得会馆“敬神庥”的宗教活动同商人“谋商利”的市场需要结合在一起，促使会馆活动朝着服从商务活动需要的方向发展，呈现出“馆市合一”的发展趋势。这种“馆市合一”趋势的出现，主要是基于以下的原因：
第一，明清工商会馆本身是适应同籍商人商务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工商会馆最早就是同乡商人的招待所和食宿地，是为了解决商人们存放货物，招待行旅的现实困难而建立起来的。如山东聊城山陕会馆，《旧米市街汰汾公所碑》记载，建筑会馆最初的目的就是因为，聊城“吾乡之商贩者云集，而汰汾两府尤伙，自国朝初康熙间来者踵相接，侨寓旅舍几不能容”，于是众商集资才另购旧宅一区，建立“汰汾公所”。（注：竟放：《山陕会馆》金陵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北京山西颜料会馆的设立也是因为“诸货之有行也，所以为收发客装”。（注：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苏州的全秦会馆也叫陕西会馆，据该会馆《新修陕西会馆碑记》云，其修建会馆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士商之游处四方者，道路无燥湿之虞，行李有聚处之乐”。（注：《江苏省明清碑刻资料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1页。）而乾隆年间一场围绕会馆的官司更充分证明了会馆最初建立的商业化用途。乾隆年间，杭州包括山陕商人在内的布商们修建了钱江会馆，1774年一个携眷上任的新官占用钱江会馆三十间房子，该会馆商人向官府提出抗议，申述会馆建立的商务目的是“商贾捐资，建设会馆，所以便往还而通贸易。或存货于斯，或客栖于斯，诚为经营交易时不可缺之所……若借作公馆，使客货反无依归，势必另为觅地安顿，良多未便”。（注：《永禁官占钱江会馆碑》，《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这都说明，商人们建设工商会馆最初就是为了招待行旅，存放货物，其活动必然与市场息息相通。
第二，明清工商会馆的馆务活动也使得会馆更多的与市场发生联系。明清时代设立工商会馆本身就是为了加强对同籍商人市场活动的管理，“议商事，评市价”成为会馆的基本功能之一。北京山西《颜料会馆碑记》中就说“诸行之有会馆也，所以为评论市价”。（注：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申报》说汉口会馆存在的合理性是：“汉皋地方辽阔，商贩辐辏，各业皆有帮口，有会馆，既可以议规整条，复可以教睦乡谊，两有稗益，故官宪亦不之禁”。（注：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上）第17页，（下）第732页。）诚如《永禁官占钱江会馆碑》中所言，会馆为商人们市场“交易经营时不可缺之所”。同籍商人们厘定行规业律要在会馆进行，奖惩市场行为要在会馆进行，联络乡情，开发地缘人际关系资源要在会馆进行，会馆成为同籍商人“敬业，乐群”的经常性商务活动中心。成都的陕西会馆每年活动有230次之多，湖北沙市包括山陕商帮在内的十三帮在旃檀庵设立公所“各行业的物价也由十三帮掌握和控制，各行业的货物涨价，要先写一个议单，到旃檀庵张贴并演半本或一本戏，戏一唱就算通过了”，（注：毛鸣峰：《沙市的工商业与十三帮》，见《湖北沙市文史资料》第三辑，第4页。）只有当十三帮会馆挂牌开市，整个沙市的商贸活动才能启动，充分说明会馆活动本身是市场商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必然促使会馆活动日益紧密的与市场接轨，形成“馆市合一”的趋势。
第三，明清时期工商会馆的庙会活动进一步促进了“馆市合一”。会馆作为庙宇在乡土神诞辰或其他传统节日要举行庙会祭祀的宗教活动，使得“敬神庥”成为会馆的基本活动。但是，明清时期会馆的庙会宗教活动是在已经存在市场经济因素条件下发生的，这就使得会馆的庙会宗教活动必然染上商业经营的色彩。商人们以“寻常一物经波斯之眼，便价增百倍”，独到的眼光，对庙会的宗教活动有着自己世俗的务实考虑。如汉口山陕会馆对于住馆主持的僧侣有专门的规定，其《酌定会馆条规》规定“招僧主持原为供奉香火，僧侣必须在殿伺候，以便士商恭谒，平日不能外出游玩”。（注：《汉口山陕会馆志》，第12页。）说明商人们对于天国的朝拜，说到底是为了陈铺尘世的生活。因而庙会活动被商人们逐渐演变为经营商贸的市场活动。《续修陕西通志稿》就记述了这种变化，指出庙会活动是“每借祀神开设而实在行销土货”。（注：《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百九十八·岁时。）而河南《汝南县志》则对此描述的更为具体，其县志说会馆庙会活动是“俗人借会馆以为娱乐，农工商借会馆以为交易物品”。（注：民国《汝南县志》卷二十二。）这便使得会馆的庙会活动逐渐转化为商品交易活动，每每商贾辐辏，百货云集，会馆活动走出了封闭的小天地，而日益具有开放性和群众性，日益紧密的和市场联系在一起。所以有人准确的论述到“从经商角度借庙会之机，推销商品，乃商家最好之机遇，故会馆者皆庙宇也”。（注：彭大海：《周口会馆记略》见《周口文史资料》第三辑第96页。）
第四，明清时期工商会馆的会戏活动又强化了“馆市合一”。会馆演家乡戏，聊以慰籍商人绵缠的乡愁，张扬本土文化的优越是其又一基本功能。因此，工商会馆都筑有辉煌的戏楼和万人观戏庭院，其中山陕会馆尤为典型。山陕会馆在各地多被俗称为“花戏楼”，戏楼下常有万人庭院。如汉口山陕会馆内就筑有六所戏楼，聊城山陕会馆戏楼下有万人庭院，河南社旗山陕会馆戏楼下的庭院可容纳上万人，河南开封山陕甘会馆的戏楼庭院也不小。这里“万人庭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量概念，而包含着某些本质的变化，唱戏观剧每每万人以上，这就使得会馆打破地域乡籍的限制，而实行对外开放，使会馆演剧唱戏成为当地群众性的社区文化活动。问题在于明清时期会馆的唱戏演剧文化活动，是在市场经济因素已经存在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就使得它不可能是单纯的文化活动，也被商人们打上了市场经营的深深烙印。使演剧唱戏常常成为商人们招揽顾客，张扬本土文化的市场营销方式。对此，河南《汤阴县志》有很好的说明，其县志曰“有会必有戏，非戏则会不闹，不闹则趋之者寡，而贸易因之而少矣”。（注：引自刘文锋：《山陕商人与梆子戏》，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182页。）而且会馆的演剧唱戏活动还是拉动市场需求的重要因素，清人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说，苏州“金阊商贾云集，宴会无时，戏馆酒馆凡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注：钱泳：《履园丛话》卷一。）
凡此均说明，在明清时代工商会馆确实存在着一个由“馆庙合一”向“馆市合一”转变的趋势。四川《什邡县志》曾对明清工商会馆的这一发展规律有精当说明，其县志曰：“清康雍乾时代，各省人来什（邡）者先建设会馆，增修寺观，创立神会。复购置田房收租金，为演剧、酬神、燮献之用，迄道咸同光时庙产益富，神会愈多，至光绪中极盛”。（注：民国《重修什邡县志》卷七·风俗。）今人曲彦斌先生也谈到这种趋势，他指出明清时期“行会以庙名，多为祭祀行业师祖之所，也兼为议事活动的会所。再者，设庙处相伴有庙会，形成庙市，可进行商贸活动”。（注：曲彦斌：《行会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二，明清工商会馆“馆市合一”的基本内容
明清工商会馆“馆市合一”模式表现在会馆活动的各个方面。主要有：
第一，会馆即是市场。工商会馆作为商货停积之所，本身会发展成为日常交易市场。其著名者如寄居北京的山西商人所创立的临襄会馆。该会馆《油市成立始末缘由专事记载碑记》载：“油市之设，创自前明，后于清康熙年间，移至临襄会馆，迄今已数百年。该馆极宏敞，可容数百人，最宜建为商市。然实因管理得人，苦心筹划，力为布置，用多数之金钱，成宽阔之地基，使同行无不称便，实为吾油市之幸。油市成立，距今数百余年，履蹈信义，弊端毫无，足证当初定法良善。”（注：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河南泌阳山陕会馆在修筑会馆时已充分考虑到贸易的需要“祠内宽畅，两厢均有回廊，以为买卖摆物置棚之所。”（注：道光《泌阳县志》卷十·艺文志；卷二，第5页，第5页。）河南周口山陕会馆，庙前是一个牲畜市场，占地约十五亩，在周口地区很有名，该会馆在庙内许多地方，原先都开有商业店铺，人们在瞻拜关帝之余，顺便可以逛逛市场，买点东西。（注：彭大海：《周口会馆记略》见《周口文史资料》第五辑第96页。）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当时建造时，虽用地吃紧，但仍自街面后退数米，邻街建店铺，招商开店营业，使会馆成为当地的商业中心，时至今日依保持着这种市场格局。这些说明工商会馆本身就是为商市而设立的。
第二，工商会馆的资金运作使会馆直接进入市场营运。工商会馆的资金分为常年经费和临时经费两种。常年经费来自本籍商人、学徒所缴纳的会员费；临时经费来自各商号的捐纳银两或对过往商品所抽取的厘分。这些集腋成裘的资金，数量很可观，常常在维持会馆日常开销后，有大量结余。清代同治年间，甘肃布政使恩麟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就指出：“陕甘富商巨贾，在川贸易各属地方，公建陕西会馆，历年积有会底银两，核拨一半，借供兵饷。”（注：《清穆宗实录》卷一百一十三，第52页。）这说的基本是实情，如汉口山陕会馆，结余的会底银两数量就十分巨大，该会馆仅春秋楼开光一项各商号捐银就共计249066.8两，而常年支出才每岁“银110两，钱2033600文。”（注：《汉口山陕会馆志》，第45页。）这些会底银两常常被会馆经营者运作起来，投资生利，使会馆与市场直接联系。其方式有三：
一是投资本帮商号，分取利润。会馆将会底银两作为投资，与本帮商号合资经营，使接受投资的本帮商号成为会馆的“领东掌柜”，由会馆按时提取盈金。其著名者如新疆乌鲁木齐最大的国药店“凝德堂”就是由乌鲁木齐的陕西会馆会底银两投资支持的，它每年带给会馆的收入，亦属可观。（注：簪玉林：《会馆漫记》，《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八辑，第86页。）
二是存号取息。如青海西宁的山陕会馆规定，加入会馆的商号“每家要交会馆银24两，并规定本银不交会，仍存在本号营生，但每月按本银之数，每两交纳二分半的利息。”（注：《清末民初-1929年建省前的西宁商业情况》，青海省图书馆油印本。）
三是购置街房，出赁收租。如汉口山陕会馆《纪产续置》条便记载“会馆重建，较前壮观，以房租之收入，供会馆之所出，终岁沛然而有余……仅将续买浮屋六所略录姓名，价值基地五段，改置市屋，照契详录”。该会馆每年仅房地产收入就高达“银964.3两，钱828900文。”（注：《汉口山陕会馆志》，第35页。）这里“改置市屋，照契详录”是会馆直接经营市场的有力例证。佛山《山陕会馆碑记》也记载有“与众房客修补……应杂项支银”的记录。（注：《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页。）凡此均说明，工商会馆在明清之际，本身作为市场主体，进入市场营运，其市场化因素清晰可鉴。
第三，会馆成为定期的集市市场。由于山陕会馆多祭祀关羽，成为当地的著名庙宇。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关羽诞辰或其他祭祀日，会馆与当地民众举办大型庙会活动，使会馆转化成为定期庙会集市，成为当地农村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其著名如：河南泌阳山陕会馆“每年九月有大会，百货灿陈，商贾鳞集”，其县令倪进明写诗记叙当时的交易盛况是“千年广厦群回廊，百货喧陈大会场；自惜祠基传水府，于今庙貌壮西商；摊钱估客居成肆，入市游人浆列行；最是城西逢九月，开棚九日醉梨殇。”（注：道光《泌阳县志》卷十·艺文志；卷二，第5页，第5页。）山西浮山县山陕会馆，因“浮邑地处僻壤，商贾不通，购置货物甚艰……十月初六日，南门外关帝庙……逢会，召集远近商贾，鬻诸般货物，邑人称便焉。”（注：民国《浮山县志》卷四十二。）河北阳原县山陕会馆“庙会……六月中旬举行，均以售百货为主……所演之腔，乃山西北路帮子，与蒲陕大调大同小异，偶演秦腔，声悲音锐。”（注：民国《阳原县志》卷十八。）湖北随州“王恕园关帝庙有庙场香会，积陈百货，互相贸易。”（注：光绪《随州志》卷十·赛会。）乌鲁木齐陕西会馆“过会象庙会一样……卖小吃的卖零星物品的商贩，在会馆前摆的水泄不通。”（注：簪玉林：《会馆漫记》，《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八辑，第86页。）而最有代表性的则是河南许昌八里桥山陕会馆。该会馆在八里桥关帝庙，据该会馆清代碑刻《移集呈稿》记载“阖保只有一集，旧址在半坡铺，向属西路差役摧管，因买卖不成，同治初年议请迁于七里店……数年以来，生意日溅淡薄，近则生意全无……重修关帝庙宇，鸟革翼飞，金碧焕然，而河中客商之船亦接踵而来，于是阖保居咸欲将集移于八里桥上。”（注：赵波：《关公文化大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页。）使八里桥成为许昌著名的集市。
第四，会馆直接转化为市场。典型的如河南正阳的山陕会馆，1935年后转化为粮食贩运市场。（注：阮紫滨：《正阳县山陕会馆》，《正阳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171页。）山东方城拐河镇的山西会馆后来也转化为粮食市场。（注：林永旭：《拐河镇山西会馆》，《方城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第12页。）湖北当阳之山陕会馆“市井中货迁服贾者大多来自远方，侨居既久，各建祠宇以为恭桑敬梓之地，耸翠流丹，足令山川增色矣。旧志止山陕、江西会馆，兹推而广之，附于古祠之后，亦见商贾辐辏，为民物滋丰之一助也。”（注：民国《当阳县志》卷九·祠宇。）可见会馆的一部分亦转化为市场。汉口山陕会馆的附产马王庙市，“先由庙僧及骡市骡店经营……后由汉阳县断归西会馆”（注：《汉口山陕会馆志》，第67页。）成为当地著名的骡马市场。
三，明清工商会馆“馆市合一”的性质
明清工商会馆由“馆庙合一”向“馆市合一”转变，深刻反映了明清以来由于存在市场经济的因素，引起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最初转变带来的一系列新变化，它是社会转型时期在整合会馆作用过程中的具体反映。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馆市合一”是工商会馆区别于其他会馆的重要标志。明清以来所产生的会馆最初是“科举会馆”，由于科举有期，停试期间会馆使用低下，一些官吏士绅开始借寓科举会馆，使得科举会馆转化为“士绅会馆”。但是，无论科举会馆还是士绅会馆都不允许商人居住或借用，如北京的科举会馆就规定，会馆“专为公车及应试京兆而设，其贸易客商自有行寓，不得于馆内居住以及停顿货物”。（注：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4页。）扬州虹桥修契的盛会，也不许商人们参加，他们称商人们为“呆子”，讥刺他们缺乏文化修养。（注：朱正海《盐商与扬州》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页。）这便迫使商人不得不自筹资金，建立起自己的商人会馆或工商会馆。由于工商会馆的主体是商人，他们对会馆活动的设计和管理就不能不从经商贸易的实际需要出发，使会馆的管理和活动服从于商务活动的需要。这便使得会馆带有深刻的市场经济因素的特征，日益朝着“馆市合一”的方向发展。而其他科举会馆和士绅会馆都因具有严格的排他性和垄断性，封闭在士人官吏狭小的圈子里，而没有同市场接轨，结果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旅馆业的发展而退出了历史舞台。惟独工商会馆由于同市场的联系，逐渐接近现代化因素的需要而长期存在下来。以致于改革开放以后，各地会馆又如同雨后春笋般的遍地滋生，正表现了工商会馆所具有的市场经济因素性质。
第二，“馆市合一”是社会转型在整合会馆作用过程中的表现。中国历史发展到十六世纪以后，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产生了“现代化因素”，也就是市场经济的因素，其标志就是大商帮的兴起。（注：吴承明：《从传统经济到现代经济的转变》，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一期。）这种现代化因素的存在和发展，必然会导致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不同于以前的变化，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因素社会的转变。而这种转变也必然反映在整合会馆作用过程中。因为在社会转型时期，会馆活动也不可能是孤立于社会之外的孤岛，会馆本身所具有的地域性、排他性，和封闭性受到了市场经济因素的冲击和挑战，迫使会馆不得不整合自己的作用，打开山门，使其活动更多的同墙外的市场联系，无论是会馆制定行规的商务活动，还是定期举行庙会，无论是会馆敬神吃饭的联谊活动，还是演剧唱戏的文化活动，都必然同与当地的市民社会发生越来越深刻的联系，逐渐改变了过去那种“非同乡莫入”，“凡异类驱逐”的封闭状态，越来越具有开放性和群众性。这正是社会转型在整合会馆作用过程中的表现。
第三，“馆市合一”是明清工商会馆兴旺的内在因素。明清以来的工商会馆因其所具有的地域性、排他性，而使会馆作用本身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能否开门办馆，与市场经济因素接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会馆的兴衰存亡。事实上进入晚清和民国以后，工商会馆本身发生着深刻的分化。那些关门办馆，拒绝走向市场的会馆，固步自封，不能适应这种新的变化，如北京的南方银楼在1770年的章程中规定“建此殿宇旨在敬神，非消遣享乐之地。会外人不得租借唱戏”，还阻止妇女进入会馆，认为那样会“使神灵受辱”。（注：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66页）最终都成为沉浸在传统社会里的“木乃伊”，被称为“阴会馆”，即“死人会馆”。而那些凡是和市场经济因素接轨，走向“馆市合一”的工商会馆，由于做到了与时俱进，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最后在转变为公所、商会的过程中继续存活下来，被称为“活人会馆”即“向阳会馆”。如西宁的山陕会馆进入民国后成为青海省商会的所在地，继续操纵着当地的经贸活动。（注：《清末民初-1929年建省前的西宁商业情况》，青海省图书馆油印本。）河南开封山陕甘会馆由于“会馆畅开胸怀热情地拥抱古都居民”，使会馆充满了“馆内好戏连台，馆外徐府街集市上人海如潮……真是会馆因集市而兴，集市因会馆而旺”的生动景象。（注：王瑞安：《山陕甘会馆》中洲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7页。）这些都说明从“馆庙合一”走向“馆市合一”是明清以来工商会馆兴旺发达的内在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