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张居正学术思想考论
蒋明宏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4年02期
【原文出处】《学术月刊》(沪)2003年04期第71～76页
【作者简介】蒋明宏，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江南大学副教授。
【关 键 词】张居正/学术思想/渊脉/特征/分期
一、张居正学术渊脉辨析
“东林党”领袖之一的邹元标曾在其上疏中称：“居正才虽可为，学术颇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所设施乖张。”（注：谈迁：《国榷》卷七十，台湾鼎文书局1978年版，第4324、4252页。）由于邹元标因此疏遭杖责并被流戍边卫，直行壮其言论，一时“学术颇偏”（或曰“乖张”）说颇为流行。细细分析，张居正学术是否“颇偏”或“乖张”，实际上首先涉及到了他的学术渊脉。
张居正的学术渊脉，他本人在世时就已是众说纷纭，争议颇大。张居正曾竭力表白，自己没有背离为当时绝大多数人所宗奉的儒学。他在言论中常引儒宗孔孟、圣王尧舜、明室祖宗之语。甚至称“孤今所以上佐明主者，何有一语一事背于尧舜、周孔之道？”（注：《张居正集》卷二十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74页。）但也有称“江陵本申韩之学，其佐治信赏必罚，捷于风雷”（注：谈迁：《国榷》卷七十，台湾鼎文书局1978年版，第4324、4252页。）。朱东润先生则又有“居正论学，直认本真，这是在阳明学派的空气中所得的认识”一说（注：朱东润著：《张居正大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5页。）。而韦庆远先生在其新著中（注：韦庆远著：《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绪论》，广东高教出版社1999年出版。），则认为是张居正“撷取了儒法两大学派的精粹，有所吸收，又有所甄别物弃，筑构比较系统的变革理论”。笔者试以史料为据作一探析。
从众多史料看，张居正的确受儒学影响很大，但他与汉儒以及宋以来的理学以纲常、性理为教条又有很大不同：他所注重的始终是民生国计这一根本（直取孔孟“民贵君轻”主张）。他在其纲领性文献《陈六事疏》中所阐述的所谓“纲纪”、“法令”、“名实”等等，皆以此为根本、核心、标准。他引述《尚书》“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阐发了“惟百姓安乐，家给人足，则虽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无虞”的主张（注：张居正：《陈六事疏》，《张居正集》卷一，第8页。）。他还提出一系列与此有关的主张：如提出吏部考察守令，应“惟以守己端洁，实心爱民，乃以上考称职，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干理簿书，而无实政及于百姓者，虽有才能干局，止于中考”（注：张居正：《陈六事疏》，《张居正集》卷一，第8页。）。又如其《请停止内工疏》对后宫兴土木进行谏阻，称：“省一分，则百姓受一分之赐”（注：《张居正集》卷五、卷八、卷二十四、卷十八、卷四十七，第240、391、829、349、437页。），其《请停止输钱内库供赏疏》亦言：“诸凡无益之费，无名之赏，一切裁省，庶国用可充，民生有赖”（注：《张居正集》卷五、卷八、卷二十四、卷十八、卷四十七，第240、391、829、349、437页。），等等。其“民生”、“国用”之措辞明辨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或君王、贵戚均为轻）”的次序。这正是为先秦法家所忌言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倡言的是“君臣之利异”，认为“臣利立而主利灭”（注：张觉译注：《韩非子全译·内储说下》，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30页。）。当然，他重法令、行法治则与法家主张有相承之处，这些已为众家认可，毋庸赘述。韦庆远先生所论张居正学术思想“撷取儒法精粹又加取剔”，应该说是较合理的。但有一点似乎应当辨明，在张居正的学术思想中，所取乃先儒之本，所用乃法家之手段，有轻重之别；而且所倡之“本”体现的贵民轻君倾向，与明清之际“天下之天下”思想颇有相似之处。如细细斟酌其选官以“实心爱民”为基本标准，而不是以宋明理学乃至汉儒纲常之“忠孝”概念来套用，甚至不论资格、舆论而“视其功能”选官（注：《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五五。），又不难看到他力倡务实致用而开启清初朴学的贡献。
关于王霸义利，亦即治儒治法之辨，张居正曾亲有所论：“后世学术不明，高谈无实。剽窃仁义，谓之王道；才涉富强，便云霸术。不知王霸之辨、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奚必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也？”（注：《张居正集》卷五、卷八、卷二十四、卷十八、卷四十七，第240、391、829、349、437页。）儒家学派向以倡导“王道”、反对“霸道”相标榜，因此，这一段文字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张居正对自己学术渊脉的分辨。他认为自己的学术渊脉是以儒学为本的，这实际上也是张居正对邹元标“学术颇偏”、“所设施乖张”之指责的答辩。这样的答辩在张居正晚年的信函中还有不少，显然是不能忽略的。
张居正学术思想除了与先儒及法家有渊源关系，还汲取了兵家、历代理财改革家、佛老之学及“祖宗法度”等多方面养分。张居正对兵家学说的汲取，从他对东北战事中的各种谋略可见，有时分敌而制之（如隆庆四年纳降鞑靼首领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万历六年反对对误击来降之敌的将士行赏），有时练兵而封贡（如他一面主张加紧练兵，一面借以归还把汉那吉换得叛臣之机，诱使俺答请求与明廷建立封贡关系），有时又疲敌而击之（如他在万历二年给兵部尚书方逢时的信中所谈的“以三镇兵力击其惰归”的破敌计划），对边事的谋划赢得一片赞誉。张居正对于历代理财变法之学更是烂熟于胸，作为一代“钱谷宰相”，他在经济改革中的成就奠定了在历史上的地位，这与他对理财实学的精通有密切关系。“祖宗法度”也是张居正上疏言事经常引用的，《明实录》、《国榷》及张居正的奏议、文牍有关这方面的记述极多，诸如谏抑外戚用度及奖赏费用、外戚子弟恩荫“非有军功不得世袭”，直至有关对官员保举的奏议等等，皆援引“祖宗法度”、“祖宗旧制”。他对佛老之学也颇有心得，曾在阅读《华严经》悲智偈后“发一弘愿：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注：《张居正集》卷五、卷八、卷二十四、卷十八、卷四十七，第240、391、829、349、437页。）。正如其子张敬修在《张文忠公行实》中所述：张居正“少读书破万卷，无所不窥”（注：《张居正集》卷五、卷八、卷二十四、卷十八、卷四十七，第240、391、829、349、437页。）。他正是在各个学派、各种学术基础上兼收并蓄，构建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的。他的学术思想渊源深广，主脉也是清晰的。
二、张居正学术之基本特点
张居正学术思想引起时人及后人的争义，或赞或否，可见其有着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笔者试以史料为据，对张居正学术思想的基本特点考述如下。
1.学术致用，学见于用。这方面资料不可胜数，他自己有述，其他人（无论赞否）有论，所措置有体现。张居正在《答宪长周友山明讲学》一信中曾自述其学术：“今人妄谓孤不喜讲学者，实为大诬。……但孤所为，皆欲身体力行，以是虚谈者无容耳。”（注：《张居正集》卷二十三、卷四十七、卷四十七、卷二十二，第774、439、529、717页。）此话既明其学术特点，又明其学术与时儒、“虚谈者”之异。他声称：要“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注：张居正：《陈六事疏》，《张居正集》卷一，第3页。）。谈迁在论及张居正学术致用、学见于用时云：“江陵志在富强……，力振积弊，务责实效，中外凛凛，毋敢以虚数支塞。行之十年，太仓之积，足备数载。则宰相不问钱谷，真迂腐之言也。”（注：谈迁：《国榷》卷六十八，第4238页。）张居正的反对者邹元标抨击居正的一个重要指控就是“道之功利，学非其学”（注：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二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33页。）。这些话从正反两个方面概括了他的这一学术特点。这一特点有时表现为“学术政治化”，在中世纪“致用”往往由专制的国家机器推行，带有鲜明的专制政治色彩。
2.综合众家，因时弃取。由上述可见，张居正学术思想综合了以往众多学术流派思想之精华，有先儒、有法家，还有兵家、历代理财变法之学、“祖宗法度”，直至佛老之学等，“无所不窥”。其他史料还记述了他“默默潜求国家典故与政务之要切者衷之”（注：《张居正集》卷二十三、卷四十七、卷四十七、卷二十二，第774、439、529、717页。），注意对国家利病、边备战守，及“户口、厄塞、山川形势、人民强弱，一一剳而记之”（注：《张居正集》卷二十三、卷四十七、卷四十七、卷二十二，第774、439、529、717页。）。这些记述反映了张居正学术兼收并蓄、综合众家的特点。张居正在各个学派、各种学问的基础上，因时而宜、自主弃取，形成了自成系统的改革理论。他对先儒之学师其本意而非搬其旧制，多次阐释其师承周孔之学志在“今之时”，正如孔子当东周之时“志在春秋”，在“从周”而不返于殷商。他批评世儒“不务孔氏之所以治世立教者，而甘蹈于反古之罪”（注：《张居正集》卷二十三、卷四十七、卷四十七、卷二十二，第774、439、529、717页。）。对儒学他始终坚持的是“贵民”、“爱民”之根本，而在明道与计功、“人情”与治国（如引起争议的“夺情”之举）、教化与法度等一系列问题上，并不拘于其教条；对法家之学他取其行法治、明赏罚、课事功，但并未废文教、封言路。在这方面，虽有对言“夺情”、倡“虚妄乱政”之学的打击，但他区分言论、学术与治国安民的利害关系，对神宗因李涞上奏感到震怒、欲行杖责严治一事上疏谏阻，其理由即“今次疏中所论者皆江南水灾，乞行蠲恤，意在推广上德，施惠于穷民，皆言官之所当陈者。虽第四款词语妄诞，似亦未敢有所触冒。若因此即加重治，恐未足以服其心。”（注：《明实录·明神宗实录》卷八九，第1842页。）“施惠于穷民”事关张居正坚持的“邦本”，李涞虽有过节于张居正，但张居正却为其辩护，这与禁言论的法家显然不同，这件事发生在“夺情”风波后的言路开闭争议时期，有助于我们认识张居正对所应抑制之言路的观点。对“祖宗法度”，他也不是唯“祖宗”是从。他推崇太祖时的用人选才“三途并用”、每岁秋行死刑之法，推崇世宗时对外戚费用的节制，推崇“严考课”的“祖宗旧例”，推崇“皇祖”不尚华丽色彩的服装以节其易换，而又对世宗弛法度、支费浩繁、“服一御辄易”，对兴工支费之类的“暂行之例”持批评、否定态度。关于这些，《明实录·神宗实录》及《国榷》记载颇多，在其奏疏中也经常援引或辨析。对佛老之学，他弃其出世之玄虚主张，取其“不于自身求利益”。诸如此类，事例极多。
3.不拘“是非”，直认本真。与上一特点相关，张居正不赞成拘泥于儒经章句，也不赞成受制于先儒的具体措置，主张“明大体”、“认本真”。其子张敬修的《张文忠公行实》称他“读书破万卷，无所不窥，然独观大义，惟务宗旨，不求蔓引泛滥”（注：《张居正集》卷四十七、卷二十四、卷二十三、卷二十五、卷二十八、卷二十八，第437、849、748、918、1151、1151页。）。他曾在反驳世儒讥议时阐述其见解：“言不宜不喜道学之为学，不若离是非、绝取舍，而直认本真之为学也。孔子自言，人不如己之好学，……今不谷亦妄自自称曰：凡今之人，不如正之实好学者矣。”（注：《张居正集》卷四十七、卷二十四、卷二十三、卷二十五、卷二十八、卷二十八，第437、849、748、918、1151、1151页。）张居正认为“实心爱民”、“民为邦本”才是孔孟先儒之学之“本真”，只要能实现这一点，怎样措置、“设施”都可因时弃取，什么“夺情”之争、“古制”之例、“王霸之辨”、“道功之分”，都不是儒学“本真”。这确实道出了张居正与世儒在治学上的一大区别，当时学术界章句、性理之学流行，空疏学风贻患后世，张居正则倡行“直认本真”进而“学术达治”，与之形成鲜明反差。
4.言行一致，学重在信。谈迁在评论张居正的《上六事疏》时云：“江陵相业，见于六事。按其言征文，靡不犁然举也。他相多敷陈塞白，身自负之矣。”（注：谈迁：《国榷》卷六十五、卷七十一，第4094、4414页。）张居正在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时，不仅主张神宗及其亲贵应“以为天下先”，而且自己也是躬行在前，严于治身治家（虽然其兄其仆时有违背，但应将其与张居正的态度加以区别）。比如万历六年（1578年）辽东“大捷”，神宗广行奖赏，张居正一方面虽自称“十年之间，措画该镇颇殚心力”，但认为该“捷”消息可疑，可能是兵将错杀了投诚的辽东鞑靼人。指出如确实为滥赏，则“冒得厚赏，将开边将邀功之隙，阻外夷向化之心”，他在神宗已行赏且告谢天地祖宗的情况下，仍致信兵部尚书方逢时及蓟辽督抚，要他们“虚心再审，务求至当”（注：《张居正集》卷四十七、卷二十四、卷二十三、卷二十五、卷二十八、卷二十八，第437、849、748、918、1151、1151页。）。他还致信保定巡抚张卤，对其忠于职守表示赞赏，信中提到在实行禁止私用驿乘的措施后，对其子、其弟皆曾严格督促，并资助费用为旅费，他表示“欲为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之”，“此后望俯谅鄙愚，家人往来，有妄意干泽者，即为擒治。仍乞示知，以便查处，勿曲徇其情。”（注：《张居正集》卷四十七、卷二十四、卷二十三、卷二十五、卷二十八、卷二十八，第437、849、748、918、1151、1151页。）在首辅任上，权倾天下，而能做到如此，并在身后留下了“海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不下四百余万”的富国安民政绩（注：谈迁：《国榷》卷六十五、卷七十一，第4094、4414页。），其言效矣，其学行矣，这是为学的最高境界了。
上述特点互相联系，表现鲜明，大致体现了张居正的学术风格。从中已可见到张居正不谐世儒，标新立异，体现了“朴学”前躯的历史风貌。
三、张居正学术分期刍议
尽管已经概述了张居正学术思想之特征，但只有考察了它的演变及其分期特征，方能全面而准确地把握张居正的学术思想及其“设施”，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笔者以为，张居正学术分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注：本节参考了崔曙庭：《张居正大事年表》，《张居正集》卷四十七，第597—618页。）。
第一阶段，张居正23岁（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之前，为学术奠基阶段。这一阶段中，张居正在三方面下功夫、奠定学术基础：一是务“科举本业”。张居正从读四书五经起步。很年轻时即已开始崭露头角；他十二岁中荆州府头名秀才，十六岁乡试中举人，数年后得中进士。二是“求古匠之芳躅”，或曰“驰骛古典”（注：《张居正集》卷四十七、卷二十四、卷二十三、卷二十五、卷二十八、卷二十八，第437、849、748、918、1151、1151页。），即古代诸家典籍、学说（韦庆远先生称“驰骛古典则不尽然”（注：详见韦庆远著：《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第73—90页。），可能只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的。从张居正平生综众家之学的特点来分析，说他不对众家学说广作涉猎似难以说通）。三是求“合当世之轨辙”（注：《张居正集》卷四十七、卷二十四、卷二十三、卷二十五、卷二十八、卷二十八，第437、849、748、918、1151、1151页。），即广求明代及历史上的理治故事，尤以明代（“当世”）政务措置、典章制度为重，并对现实问题作了相当深入的思考，以致他能在中进士两年之后就上了《论时政疏》（时为25岁，嘉靖二十八年），对时政积弊及改革方略已形成了基本认识及主张。这一阶段的学习对张居正一生影响极大，这是其后来改革思想与“设施”必不可少的基础。其时，政治上要有作为就必须科举入仕，而科举制义又非其所好，使张居正不得不兼顾而又犯难，形成一种“矛盾与冲突”。这正是其奠基阶段治学的特征。
第二阶段，张居正23岁中进士（嘉靖二十六年）至48岁柄政（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为张居正提出基于其学术思想的改革主张，并加以初步推行的阶段。这期间张居正二度提出改革主张：一次是初入政坛时的《论时政疏》（25岁，嘉靖二十八年），虽引起关注但未能被采纳实施，30岁（嘉靖三十三年）时曾称病引退；到第二次隆庆二年时他再上《陈六事疏》，其学术已经趋于成熟，形成了完整体系，形成儒为本（指先儒“民为邦本”），法家、理财家、兵家等为用的学术框架体系，与“外儒内法”及“儒道释合流”之后儒之学形成区别。值得注意的是：（1）在两次上疏之间，包括养病期间，张居正对国家利病、边备战守，及“户口、厄塞、山川形势、人民强弱”等等，进行了颇为广泛深入的察访调查，可见其行实政源于其实学基础及其学风；（2）在隆庆年间，与入阁诸臣比，张居正话语不多，在权力之争中能处好关系，左右逢源，为日后柄政打下了良好基础；（3）此期间张居正自己频频上书进谏，也屡为言官辩护，言路比嘉靖时开放，其“明主不恶危切之言以立名，志士不避犯颜之诛以直谏，是以事无遗策，功流万世”之论，代表了当时他对言论开放的鲜明态度（注：张居正：《论时政疏》，《张居正集》卷十二，第495页。）。而他在《陈六事疏》中提出“省议论”，主张“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其对言论开放应有所选择的态度也随改革推进而日益鲜明。但其时改革还较温和，考成法尚未实施，对书院讲学的控制甚至禁毁等“设施”也尚未推行，因此反对者几乎没有（指对张居正个人及其与高拱推行的新政措施），口碑颇佳，人气也颇旺，新政初见成效。
第三阶段，张居正48岁柄政（隆庆六年六月）至53岁（万历五年，1577年）父亲病故“夺情”，为张居正新政全面推进，一生学术及治国安民大业的高潮阶段。此时，张居正设法清除了竞争对手高拱（虽然一度合作甚洽），确立了奉少主而柄政的地位，登上了权力高峰。在神宗之嫡母李后及太监冯保的支持下，他顺利推行着自己设计的各项新政措施，如著名的考成法、奖惩法、“三途并用”的振兴人才措施、禁止驿乘私用措施等。同时，东北边备加强，边事得以稳定下来。但是，此时空疏学风对新政的干扰在加强，万历三年张居正上《新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提出对书院讲学（讲“王学”）加强控制，并明确“不许别作书院”（尚未有禁毁措施）（注：《张居正集》卷四、卷四，第174、201页。），以杜“空谈废业”之患。然而此时仍说不上言路封禁，万历四年还曾上《乞宥言官疏》（注：《张居正集》卷四、卷四，第174、201页。）。
第四阶段，张居正53岁（万历五年）“夺情”至病故，为张居正力排众议、不言“守制”，继续推进新政，即学术致用的最后阶段。张居正以师承“周孔”、“祖宗旧制”为名推行新政，在此时显示了其变法的真相：“夺情”有违孔子“守制”之礼，行考成法使官吏感受到了压力，杖责反“夺情”者，禁天下私立书院并杀讲王学之何心隐等等，又令人感到改革十分残酷，原“周孔”、“祖宗旧制”的保护作用已挡不住舆论（世儒之讥议）的攻击。虽然边事仍稳定，用潘季驯治河漕十分成功，国家财政也日积月累充实起来，张居正却困于原已预见的“操切”之议、“薄情”之讥，邹元标抨击张居正“学术颇偏”、“所设施乖张”，正是针对“道之功利，则学非其学；忘亲不孝，则志非其志”而发出的（注：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二三，第533页。这段话是邹元标针对神宗以“朕学尚未成，志尚未定”为由下旨命张居正“夺情”而言的。）。此时，张居正虽如上文所引曾于万历七年七月对李涞上奏被论罪进行辩护，区分“言官所当论”和“空言乱政”，但利用国家机器对不同意见进行打击导致一次次血狱，是以前的张居正所罕见的。对此，谈迁的评价值得我们思考：“华亭（徐阶）好道学，书院棋置，士大夫希进者争奔走马下，至衣褐带索之徒，摇唇鼓舌而不休。江陵（张居正）深恶其弊，堤流塞源，亦未为失也。然必概毁之以为快，适增其口，第今后私创者绳之，则游士无所借径矣。江陵亟亟焉不快不止，说者以蔡京、韩侂胄相目。然欤非欤？”（注：谈迁：《国榷》卷七十、卷七十一，第4340、4415页。）策略的失当，成为加强反对势力的不利法码，张居正最终郁郁而终，身后又遭抄家之祸，令人扼腕。海瑞称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注：谈迁：《国榷》卷七十、卷七十一，第4340、4415页。），似乎有理，其实这一策略失当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不利于己身，也不见得利于国家新政之延续。
由上文分段综述可见，张居正学术思想综合众家、因时弃取、力行变革，有功于当时，也开启了后来经世致用之朴学。但是，在“夺情”之后遭受非议时，他对待上疏者及讲学者所采取的严厉打击手段，尽管有区别对待之情，策略却仍显得过当，这是几乎绝大多数人都不太愿意看到的。“夺情”之议作为张居正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也是整个新政命运的转折点，很耐人寻味。在重宗法伦理之中国，这种非议对张居正伤害很深，张居正对此作出激烈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一次十分成功的改革急转而下、功败垂成的结局来看，又令人难以接受。这不啻是一出文化悲剧，也是一出社会悲剧。
学术观点异于时人，措置在后期又出现可商榷之处，这正是邹元标等抨击张居正“学术颇偏”、“所设施乖张”，的主要和直接原因。然而，评价一种学术主张，评价一个人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应当依据它或他对历史的影响与贡献。张居正不拘于经典章句，不满于虚誉空名，以历史进步、民富国强为学术之生命，不仅学术未偏，而且极富创新，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应予以充分重视；“设施”宜于当时，但是因对反对势力反应过当而有过激之处，将学术问题（讲学）用政治手段来解决，难以令人赞成。虽这个别“设施”的失当，并不影响其学术地位和改革家之形象，不过它所造成的悲剧性后果足为后人鉴戒。^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4年02期
【原文出处】《学术月刊》(沪)2003年04期第71～76页
【作者简介】蒋明宏，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江南大学副教授。
| 【内容提要】 | 对张居正的学术思想，历史上一直颇有争议。客观地说，张居正的改革与其学术思想是密切相关的，要完整、恰如其分地把握他的政治、经济改革，分析其成与败，不能不对他的学术思想进行更多、更深入的探讨。本文主要就张居正学术思想的渊脉、基本特征和学术分期略作考论。 |
“东林党”领袖之一的邹元标曾在其上疏中称：“居正才虽可为，学术颇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所设施乖张。”（注：谈迁：《国榷》卷七十，台湾鼎文书局1978年版，第4324、4252页。）由于邹元标因此疏遭杖责并被流戍边卫，直行壮其言论，一时“学术颇偏”（或曰“乖张”）说颇为流行。细细分析，张居正学术是否“颇偏”或“乖张”，实际上首先涉及到了他的学术渊脉。
张居正的学术渊脉，他本人在世时就已是众说纷纭，争议颇大。张居正曾竭力表白，自己没有背离为当时绝大多数人所宗奉的儒学。他在言论中常引儒宗孔孟、圣王尧舜、明室祖宗之语。甚至称“孤今所以上佐明主者，何有一语一事背于尧舜、周孔之道？”（注：《张居正集》卷二十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74页。）但也有称“江陵本申韩之学，其佐治信赏必罚，捷于风雷”（注：谈迁：《国榷》卷七十，台湾鼎文书局1978年版，第4324、4252页。）。朱东润先生则又有“居正论学，直认本真，这是在阳明学派的空气中所得的认识”一说（注：朱东润著：《张居正大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5页。）。而韦庆远先生在其新著中（注：韦庆远著：《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绪论》，广东高教出版社1999年出版。），则认为是张居正“撷取了儒法两大学派的精粹，有所吸收，又有所甄别物弃，筑构比较系统的变革理论”。笔者试以史料为据作一探析。
从众多史料看，张居正的确受儒学影响很大，但他与汉儒以及宋以来的理学以纲常、性理为教条又有很大不同：他所注重的始终是民生国计这一根本（直取孔孟“民贵君轻”主张）。他在其纲领性文献《陈六事疏》中所阐述的所谓“纲纪”、“法令”、“名实”等等，皆以此为根本、核心、标准。他引述《尚书》“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阐发了“惟百姓安乐，家给人足，则虽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无虞”的主张（注：张居正：《陈六事疏》，《张居正集》卷一，第8页。）。他还提出一系列与此有关的主张：如提出吏部考察守令，应“惟以守己端洁，实心爱民，乃以上考称职，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干理簿书，而无实政及于百姓者，虽有才能干局，止于中考”（注：张居正：《陈六事疏》，《张居正集》卷一，第8页。）。又如其《请停止内工疏》对后宫兴土木进行谏阻，称：“省一分，则百姓受一分之赐”（注：《张居正集》卷五、卷八、卷二十四、卷十八、卷四十七，第240、391、829、349、437页。），其《请停止输钱内库供赏疏》亦言：“诸凡无益之费，无名之赏，一切裁省，庶国用可充，民生有赖”（注：《张居正集》卷五、卷八、卷二十四、卷十八、卷四十七，第240、391、829、349、437页。），等等。其“民生”、“国用”之措辞明辨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或君王、贵戚均为轻）”的次序。这正是为先秦法家所忌言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倡言的是“君臣之利异”，认为“臣利立而主利灭”（注：张觉译注：《韩非子全译·内储说下》，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30页。）。当然，他重法令、行法治则与法家主张有相承之处，这些已为众家认可，毋庸赘述。韦庆远先生所论张居正学术思想“撷取儒法精粹又加取剔”，应该说是较合理的。但有一点似乎应当辨明，在张居正的学术思想中，所取乃先儒之本，所用乃法家之手段，有轻重之别；而且所倡之“本”体现的贵民轻君倾向，与明清之际“天下之天下”思想颇有相似之处。如细细斟酌其选官以“实心爱民”为基本标准，而不是以宋明理学乃至汉儒纲常之“忠孝”概念来套用，甚至不论资格、舆论而“视其功能”选官（注：《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五五。），又不难看到他力倡务实致用而开启清初朴学的贡献。
关于王霸义利，亦即治儒治法之辨，张居正曾亲有所论：“后世学术不明，高谈无实。剽窃仁义，谓之王道；才涉富强，便云霸术。不知王霸之辨、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奚必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也？”（注：《张居正集》卷五、卷八、卷二十四、卷十八、卷四十七，第240、391、829、349、437页。）儒家学派向以倡导“王道”、反对“霸道”相标榜，因此，这一段文字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张居正对自己学术渊脉的分辨。他认为自己的学术渊脉是以儒学为本的，这实际上也是张居正对邹元标“学术颇偏”、“所设施乖张”之指责的答辩。这样的答辩在张居正晚年的信函中还有不少，显然是不能忽略的。
张居正学术思想除了与先儒及法家有渊源关系，还汲取了兵家、历代理财改革家、佛老之学及“祖宗法度”等多方面养分。张居正对兵家学说的汲取，从他对东北战事中的各种谋略可见，有时分敌而制之（如隆庆四年纳降鞑靼首领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万历六年反对对误击来降之敌的将士行赏），有时练兵而封贡（如他一面主张加紧练兵，一面借以归还把汉那吉换得叛臣之机，诱使俺答请求与明廷建立封贡关系），有时又疲敌而击之（如他在万历二年给兵部尚书方逢时的信中所谈的“以三镇兵力击其惰归”的破敌计划），对边事的谋划赢得一片赞誉。张居正对于历代理财变法之学更是烂熟于胸，作为一代“钱谷宰相”，他在经济改革中的成就奠定了在历史上的地位，这与他对理财实学的精通有密切关系。“祖宗法度”也是张居正上疏言事经常引用的，《明实录》、《国榷》及张居正的奏议、文牍有关这方面的记述极多，诸如谏抑外戚用度及奖赏费用、外戚子弟恩荫“非有军功不得世袭”，直至有关对官员保举的奏议等等，皆援引“祖宗法度”、“祖宗旧制”。他对佛老之学也颇有心得，曾在阅读《华严经》悲智偈后“发一弘愿：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注：《张居正集》卷五、卷八、卷二十四、卷十八、卷四十七，第240、391、829、349、437页。）。正如其子张敬修在《张文忠公行实》中所述：张居正“少读书破万卷，无所不窥”（注：《张居正集》卷五、卷八、卷二十四、卷十八、卷四十七，第240、391、829、349、437页。）。他正是在各个学派、各种学术基础上兼收并蓄，构建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的。他的学术思想渊源深广，主脉也是清晰的。
二、张居正学术之基本特点
张居正学术思想引起时人及后人的争义，或赞或否，可见其有着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笔者试以史料为据，对张居正学术思想的基本特点考述如下。
1.学术致用，学见于用。这方面资料不可胜数，他自己有述，其他人（无论赞否）有论，所措置有体现。张居正在《答宪长周友山明讲学》一信中曾自述其学术：“今人妄谓孤不喜讲学者，实为大诬。……但孤所为，皆欲身体力行，以是虚谈者无容耳。”（注：《张居正集》卷二十三、卷四十七、卷四十七、卷二十二，第774、439、529、717页。）此话既明其学术特点，又明其学术与时儒、“虚谈者”之异。他声称：要“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注：张居正：《陈六事疏》，《张居正集》卷一，第3页。）。谈迁在论及张居正学术致用、学见于用时云：“江陵志在富强……，力振积弊，务责实效，中外凛凛，毋敢以虚数支塞。行之十年，太仓之积，足备数载。则宰相不问钱谷，真迂腐之言也。”（注：谈迁：《国榷》卷六十八，第4238页。）张居正的反对者邹元标抨击居正的一个重要指控就是“道之功利，学非其学”（注：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二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33页。）。这些话从正反两个方面概括了他的这一学术特点。这一特点有时表现为“学术政治化”，在中世纪“致用”往往由专制的国家机器推行，带有鲜明的专制政治色彩。
2.综合众家，因时弃取。由上述可见，张居正学术思想综合了以往众多学术流派思想之精华，有先儒、有法家，还有兵家、历代理财变法之学、“祖宗法度”，直至佛老之学等，“无所不窥”。其他史料还记述了他“默默潜求国家典故与政务之要切者衷之”（注：《张居正集》卷二十三、卷四十七、卷四十七、卷二十二，第774、439、529、717页。），注意对国家利病、边备战守，及“户口、厄塞、山川形势、人民强弱，一一剳而记之”（注：《张居正集》卷二十三、卷四十七、卷四十七、卷二十二，第774、439、529、717页。）。这些记述反映了张居正学术兼收并蓄、综合众家的特点。张居正在各个学派、各种学问的基础上，因时而宜、自主弃取，形成了自成系统的改革理论。他对先儒之学师其本意而非搬其旧制，多次阐释其师承周孔之学志在“今之时”，正如孔子当东周之时“志在春秋”，在“从周”而不返于殷商。他批评世儒“不务孔氏之所以治世立教者，而甘蹈于反古之罪”（注：《张居正集》卷二十三、卷四十七、卷四十七、卷二十二，第774、439、529、717页。）。对儒学他始终坚持的是“贵民”、“爱民”之根本，而在明道与计功、“人情”与治国（如引起争议的“夺情”之举）、教化与法度等一系列问题上，并不拘于其教条；对法家之学他取其行法治、明赏罚、课事功，但并未废文教、封言路。在这方面，虽有对言“夺情”、倡“虚妄乱政”之学的打击，但他区分言论、学术与治国安民的利害关系，对神宗因李涞上奏感到震怒、欲行杖责严治一事上疏谏阻，其理由即“今次疏中所论者皆江南水灾，乞行蠲恤，意在推广上德，施惠于穷民，皆言官之所当陈者。虽第四款词语妄诞，似亦未敢有所触冒。若因此即加重治，恐未足以服其心。”（注：《明实录·明神宗实录》卷八九，第1842页。）“施惠于穷民”事关张居正坚持的“邦本”，李涞虽有过节于张居正，但张居正却为其辩护，这与禁言论的法家显然不同，这件事发生在“夺情”风波后的言路开闭争议时期，有助于我们认识张居正对所应抑制之言路的观点。对“祖宗法度”，他也不是唯“祖宗”是从。他推崇太祖时的用人选才“三途并用”、每岁秋行死刑之法，推崇世宗时对外戚费用的节制，推崇“严考课”的“祖宗旧例”，推崇“皇祖”不尚华丽色彩的服装以节其易换，而又对世宗弛法度、支费浩繁、“服一御辄易”，对兴工支费之类的“暂行之例”持批评、否定态度。关于这些，《明实录·神宗实录》及《国榷》记载颇多，在其奏疏中也经常援引或辨析。对佛老之学，他弃其出世之玄虚主张，取其“不于自身求利益”。诸如此类，事例极多。
3.不拘“是非”，直认本真。与上一特点相关，张居正不赞成拘泥于儒经章句，也不赞成受制于先儒的具体措置，主张“明大体”、“认本真”。其子张敬修的《张文忠公行实》称他“读书破万卷，无所不窥，然独观大义，惟务宗旨，不求蔓引泛滥”（注：《张居正集》卷四十七、卷二十四、卷二十三、卷二十五、卷二十八、卷二十八，第437、849、748、918、1151、1151页。）。他曾在反驳世儒讥议时阐述其见解：“言不宜不喜道学之为学，不若离是非、绝取舍，而直认本真之为学也。孔子自言，人不如己之好学，……今不谷亦妄自自称曰：凡今之人，不如正之实好学者矣。”（注：《张居正集》卷四十七、卷二十四、卷二十三、卷二十五、卷二十八、卷二十八，第437、849、748、918、1151、1151页。）张居正认为“实心爱民”、“民为邦本”才是孔孟先儒之学之“本真”，只要能实现这一点，怎样措置、“设施”都可因时弃取，什么“夺情”之争、“古制”之例、“王霸之辨”、“道功之分”，都不是儒学“本真”。这确实道出了张居正与世儒在治学上的一大区别，当时学术界章句、性理之学流行，空疏学风贻患后世，张居正则倡行“直认本真”进而“学术达治”，与之形成鲜明反差。
4.言行一致，学重在信。谈迁在评论张居正的《上六事疏》时云：“江陵相业，见于六事。按其言征文，靡不犁然举也。他相多敷陈塞白，身自负之矣。”（注：谈迁：《国榷》卷六十五、卷七十一，第4094、4414页。）张居正在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时，不仅主张神宗及其亲贵应“以为天下先”，而且自己也是躬行在前，严于治身治家（虽然其兄其仆时有违背，但应将其与张居正的态度加以区别）。比如万历六年（1578年）辽东“大捷”，神宗广行奖赏，张居正一方面虽自称“十年之间，措画该镇颇殚心力”，但认为该“捷”消息可疑，可能是兵将错杀了投诚的辽东鞑靼人。指出如确实为滥赏，则“冒得厚赏，将开边将邀功之隙，阻外夷向化之心”，他在神宗已行赏且告谢天地祖宗的情况下，仍致信兵部尚书方逢时及蓟辽督抚，要他们“虚心再审，务求至当”（注：《张居正集》卷四十七、卷二十四、卷二十三、卷二十五、卷二十八、卷二十八，第437、849、748、918、1151、1151页。）。他还致信保定巡抚张卤，对其忠于职守表示赞赏，信中提到在实行禁止私用驿乘的措施后，对其子、其弟皆曾严格督促，并资助费用为旅费，他表示“欲为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之”，“此后望俯谅鄙愚，家人往来，有妄意干泽者，即为擒治。仍乞示知，以便查处，勿曲徇其情。”（注：《张居正集》卷四十七、卷二十四、卷二十三、卷二十五、卷二十八、卷二十八，第437、849、748、918、1151、1151页。）在首辅任上，权倾天下，而能做到如此，并在身后留下了“海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不下四百余万”的富国安民政绩（注：谈迁：《国榷》卷六十五、卷七十一，第4094、4414页。），其言效矣，其学行矣，这是为学的最高境界了。
上述特点互相联系，表现鲜明，大致体现了张居正的学术风格。从中已可见到张居正不谐世儒，标新立异，体现了“朴学”前躯的历史风貌。
三、张居正学术分期刍议
尽管已经概述了张居正学术思想之特征，但只有考察了它的演变及其分期特征，方能全面而准确地把握张居正的学术思想及其“设施”，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笔者以为，张居正学术分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注：本节参考了崔曙庭：《张居正大事年表》，《张居正集》卷四十七，第597—618页。）。
第一阶段，张居正23岁（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之前，为学术奠基阶段。这一阶段中，张居正在三方面下功夫、奠定学术基础：一是务“科举本业”。张居正从读四书五经起步。很年轻时即已开始崭露头角；他十二岁中荆州府头名秀才，十六岁乡试中举人，数年后得中进士。二是“求古匠之芳躅”，或曰“驰骛古典”（注：《张居正集》卷四十七、卷二十四、卷二十三、卷二十五、卷二十八、卷二十八，第437、849、748、918、1151、1151页。），即古代诸家典籍、学说（韦庆远先生称“驰骛古典则不尽然”（注：详见韦庆远著：《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第73—90页。），可能只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的。从张居正平生综众家之学的特点来分析，说他不对众家学说广作涉猎似难以说通）。三是求“合当世之轨辙”（注：《张居正集》卷四十七、卷二十四、卷二十三、卷二十五、卷二十八、卷二十八，第437、849、748、918、1151、1151页。），即广求明代及历史上的理治故事，尤以明代（“当世”）政务措置、典章制度为重，并对现实问题作了相当深入的思考，以致他能在中进士两年之后就上了《论时政疏》（时为25岁，嘉靖二十八年），对时政积弊及改革方略已形成了基本认识及主张。这一阶段的学习对张居正一生影响极大，这是其后来改革思想与“设施”必不可少的基础。其时，政治上要有作为就必须科举入仕，而科举制义又非其所好，使张居正不得不兼顾而又犯难，形成一种“矛盾与冲突”。这正是其奠基阶段治学的特征。
第二阶段，张居正23岁中进士（嘉靖二十六年）至48岁柄政（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为张居正提出基于其学术思想的改革主张，并加以初步推行的阶段。这期间张居正二度提出改革主张：一次是初入政坛时的《论时政疏》（25岁，嘉靖二十八年），虽引起关注但未能被采纳实施，30岁（嘉靖三十三年）时曾称病引退；到第二次隆庆二年时他再上《陈六事疏》，其学术已经趋于成熟，形成了完整体系，形成儒为本（指先儒“民为邦本”），法家、理财家、兵家等为用的学术框架体系，与“外儒内法”及“儒道释合流”之后儒之学形成区别。值得注意的是：（1）在两次上疏之间，包括养病期间，张居正对国家利病、边备战守，及“户口、厄塞、山川形势、人民强弱”等等，进行了颇为广泛深入的察访调查，可见其行实政源于其实学基础及其学风；（2）在隆庆年间，与入阁诸臣比，张居正话语不多，在权力之争中能处好关系，左右逢源，为日后柄政打下了良好基础；（3）此期间张居正自己频频上书进谏，也屡为言官辩护，言路比嘉靖时开放，其“明主不恶危切之言以立名，志士不避犯颜之诛以直谏，是以事无遗策，功流万世”之论，代表了当时他对言论开放的鲜明态度（注：张居正：《论时政疏》，《张居正集》卷十二，第495页。）。而他在《陈六事疏》中提出“省议论”，主张“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其对言论开放应有所选择的态度也随改革推进而日益鲜明。但其时改革还较温和，考成法尚未实施，对书院讲学的控制甚至禁毁等“设施”也尚未推行，因此反对者几乎没有（指对张居正个人及其与高拱推行的新政措施），口碑颇佳，人气也颇旺，新政初见成效。
第三阶段，张居正48岁柄政（隆庆六年六月）至53岁（万历五年，1577年）父亲病故“夺情”，为张居正新政全面推进，一生学术及治国安民大业的高潮阶段。此时，张居正设法清除了竞争对手高拱（虽然一度合作甚洽），确立了奉少主而柄政的地位，登上了权力高峰。在神宗之嫡母李后及太监冯保的支持下，他顺利推行着自己设计的各项新政措施，如著名的考成法、奖惩法、“三途并用”的振兴人才措施、禁止驿乘私用措施等。同时，东北边备加强，边事得以稳定下来。但是，此时空疏学风对新政的干扰在加强，万历三年张居正上《新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提出对书院讲学（讲“王学”）加强控制，并明确“不许别作书院”（尚未有禁毁措施）（注：《张居正集》卷四、卷四，第174、201页。），以杜“空谈废业”之患。然而此时仍说不上言路封禁，万历四年还曾上《乞宥言官疏》（注：《张居正集》卷四、卷四，第174、201页。）。
第四阶段，张居正53岁（万历五年）“夺情”至病故，为张居正力排众议、不言“守制”，继续推进新政，即学术致用的最后阶段。张居正以师承“周孔”、“祖宗旧制”为名推行新政，在此时显示了其变法的真相：“夺情”有违孔子“守制”之礼，行考成法使官吏感受到了压力，杖责反“夺情”者，禁天下私立书院并杀讲王学之何心隐等等，又令人感到改革十分残酷，原“周孔”、“祖宗旧制”的保护作用已挡不住舆论（世儒之讥议）的攻击。虽然边事仍稳定，用潘季驯治河漕十分成功，国家财政也日积月累充实起来，张居正却困于原已预见的“操切”之议、“薄情”之讥，邹元标抨击张居正“学术颇偏”、“所设施乖张”，正是针对“道之功利，则学非其学；忘亲不孝，则志非其志”而发出的（注：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二三，第533页。这段话是邹元标针对神宗以“朕学尚未成，志尚未定”为由下旨命张居正“夺情”而言的。）。此时，张居正虽如上文所引曾于万历七年七月对李涞上奏被论罪进行辩护，区分“言官所当论”和“空言乱政”，但利用国家机器对不同意见进行打击导致一次次血狱，是以前的张居正所罕见的。对此，谈迁的评价值得我们思考：“华亭（徐阶）好道学，书院棋置，士大夫希进者争奔走马下，至衣褐带索之徒，摇唇鼓舌而不休。江陵（张居正）深恶其弊，堤流塞源，亦未为失也。然必概毁之以为快，适增其口，第今后私创者绳之，则游士无所借径矣。江陵亟亟焉不快不止，说者以蔡京、韩侂胄相目。然欤非欤？”（注：谈迁：《国榷》卷七十、卷七十一，第4340、4415页。）策略的失当，成为加强反对势力的不利法码，张居正最终郁郁而终，身后又遭抄家之祸，令人扼腕。海瑞称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注：谈迁：《国榷》卷七十、卷七十一，第4340、4415页。），似乎有理，其实这一策略失当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不利于己身，也不见得利于国家新政之延续。
由上文分段综述可见，张居正学术思想综合众家、因时弃取、力行变革，有功于当时，也开启了后来经世致用之朴学。但是，在“夺情”之后遭受非议时，他对待上疏者及讲学者所采取的严厉打击手段，尽管有区别对待之情，策略却仍显得过当，这是几乎绝大多数人都不太愿意看到的。“夺情”之议作为张居正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也是整个新政命运的转折点，很耐人寻味。在重宗法伦理之中国，这种非议对张居正伤害很深，张居正对此作出激烈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一次十分成功的改革急转而下、功败垂成的结局来看，又令人难以接受。这不啻是一出文化悲剧，也是一出社会悲剧。
学术观点异于时人，措置在后期又出现可商榷之处，这正是邹元标等抨击张居正“学术颇偏”、“所设施乖张”，的主要和直接原因。然而，评价一种学术主张，评价一个人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应当依据它或他对历史的影响与贡献。张居正不拘于经典章句，不满于虚誉空名，以历史进步、民富国强为学术之生命，不仅学术未偏，而且极富创新，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应予以充分重视；“设施”宜于当时，但是因对反对势力反应过当而有过激之处，将学术问题（讲学）用政治手段来解决，难以令人赞成。虽这个别“设施”的失当，并不影响其学术地位和改革家之形象，不过它所造成的悲剧性后果足为后人鉴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