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清史编纂暨编译工作座谈会”综述
王大庆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4年02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3年06期第109～118页
【作者简介】王大庆，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工作。
2003年7月17-18日，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办的“清史编纂暨编译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和敬府宾馆召开。参加会议的包括世界史、中外关系史、清史及外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编译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共47人，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内蒙古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单位。
开幕式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马大正教授主持。他宣布了本次会议的两个议题：第一，李岚清同志在今年1月28日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编写清史要有“世界眼光”，今天的会议邀请了国内包括世界史在内的各个方面的专家，希望大家在这个问题上集思广益，多出主意。第二，为了进行有关清史的外国文献和研究成果的介绍和翻译工作，编委会成立了编译处，对于如何使编译工作尽快走上正轨，也希望各方面的专家提出宝贵的意见。
会议开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成崇德教授首先介绍了清史编纂工作的情况，并对半年来的启动工作作了一个简要的回顾。他说，清史纂修这一重大的文化工程是党中央国务院在2002年8月份正式批准的，去年11月成立了由14个部委负责同志组成的领导小组，12月成立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2003年1月，国务院在中南海召开了一个清史纂修工作的座谈会，会上李岚清同志就关于清史纂修整个工作的定位、时间安排、怎么做发表讲话。最后，成崇德简要汇报了清史启动半年以来的主要工作情况。他指出，戴逸教授十分重视让包括世界史在内的各方面的专家参与到这项文化工程的事情，编委会的主任会议也多次讨论研究如何把李岚清同志讲的“世界眼光”落到实处，戴逸教授亲自提出于沛同志来主持这方面的工作，他希望各位与会专家为如何体现“世界眼光”以及编译处的工作出谋划策，拿出可以操作的方案。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教授在开幕式上作了主题发言。他说，清史与过去的历史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世界和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清代历史很多方面深受世界的影响，离开世界这个背景，清代的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就难以解释清楚。研究清史，很多问题不联系世界，就看不清楚。接着，他简要地回顾了近代以来世界走向一体化以及清王朝融入世界的过程，指出，清朝统治者在汉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选择了汉文化，对代表西方文化的来华传教士也由接纳转变为拒斥，这种抉择对中国近代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到了18世纪，中西方的文化交流虽然暂时中断了，但经济上的交流却大大加强了。在康乾时代，由于国内安定、重视农业生产、南美洲作物的推广以及墨西哥白银的大量流入等内外因素，中国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出现了“康乾盛世”。但是，到底怎样评价这一盛世局面，还需要中国史和世界史的专家共同讨论和研究。到了晚清，鸦片战争之后，国门被迫打开，列强蜂拥而入，中国就被彻底卷入了世界历史的漩涡中。这个时候，研究中国历史，已经离不开世界历史。戴逸教授指出，晚清与外国人打交道非常多，外国的传教士、政治家、军事家、记者写了大量的东西，虽然描述中带有偏见，但在某些方面还是反映了中国的历史，具有史料价值，目前这方面的东西很多都没有翻译过来。了解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也是把清代历史和当时的世界历史联系起来考察的一个重要内容。为了把这类资料进行一定限度的整理，我们成立了编译处，希望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最后，他希望与会专家在如何从世界一体化的角度研究中国历史、如何吸纳国外的研究成果等问题上充分发表意见，共同参与到清史纂修工作当中来。
为了使学者们充分了解体裁体例工作的重要性和工作进展情况，体裁体例工作小组的负责人陈其泰教授也在大会上作了专门的介绍。他主要谈了三个问题：第一，半年多来，经过大量的学术调研工作和多方面的征集意见，全国大多数专家都赞成由通纪、编年、典志、传记、史表和图录六大部件组成的新综合体，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为进一步的讨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对新综合体的界定和特点作了说明。第二，在大的部件确定之后，还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比如，在通纪和编年部分的具体设计上还存在不同的理解。第三，陈其泰教授建议，下面的工作一方面应该对现有方案的利弊作出充分的讨论，在吸纳各种方案长处的基础上，制定出合理的方案。另一方面，通过反复研讨，使六大部件进一步细化。最后，他希望各方面专家共同努力，把这座宏伟大厦的蓝图设计好。
开幕式的最后一项议程是于沛研究员讲话。他主要谈了四个问题：第一，李岚清同志提出清史编纂要体现出“世界眼光”的问题之后，戴逸先生作为这项工程的负责人十分重视，这次会议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研讨如何把“世界眼光”具体地落实到编纂工作中去。第二，不应该把中国史和世界史人为地割裂开来，尤其是清朝的历史表现了中国逐步融入世界的过程，我们在编写清史的时候绝不能离开这一特定的世界历史背景，希望各位专家为落实这项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作为我们今后工作的指导。第三，这次座谈会的意义还不仅在于编写清史本身，还在于以编写清史为契机，加强中国史和世界史学科的交流和联系，这次会议对推动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第四，希望各位专家在两天的会议中对编译处的工作方案提出宝贵的意见，并在今后继续关心和支持我们的工作。
在接下来为期两天的分组讨论中，专家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阐发清史如何体现出“世界眼光”，同时，为编译处的工作献计献策，提出了许多宝贵和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一、关于清史编纂如何体现“世界眼光”，以及与体裁体例的关系问题
首先，与会学者对于清史编纂要体现出“世界眼光”的看法普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王晓秋教授（北京大学）认为，过去搞中国史最大的一个缺陷就是就中国论中国，眼光不够开阔，这次的新清史不同于此前的二十五史的一大特色就是“世界的眼光”。虞和平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也指出，前面的史书中也有反映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的内容，也有当时的世界观，但并不像我们这次修清史当中给这个问题一个清晰和明确的定位。吴必康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指出，清史编纂“世界眼光”的提出有其必然性的一面，因为历代王朝修史的时候，世界仍然处于分散的状态，而清朝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全方位地进入到世界史当中去了，清朝的衰落也是在世界格局中发生的，也有世界性的一面。因此，清史如果离开世界史是没有办法写的。何兆武教授（清华大学）也指出，清史与二十四史不同的地方在于清史有一个错位，即清史正好跨在古代和近代的界限上，而近代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化的一个部分了，利用和研究国外的资料也就成为清史编纂的必然要求。余伟民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注意到，以前几次有关清史编纂的会议并没有把这个问题表达出来，《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调研报告》中有关清史编纂的指导原则的部分也没有明确的阐述，因此，他建议应该把“世界眼光”的问题放到编纂总则中去，以便落实到具体编写工作当中。
对于“世界眼光”的内涵以及如何界定，学者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刘家和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提出，“世界眼光”的提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使用“世界史的眼光”更为明确和完备一些。王晓秋教授指出，“世界眼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要有世界的视野，有国际的观念，研究当时的国际关系，把中国作为世界的一个部分来看待；第二要有世界的意识，把中国人如何看世界和外国人如何看中国在清史中体现出来，这就需要重视、参考和利用国外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刘桂生教授（清华大学）认为，“世界眼光”包含几个层次的内容：（1）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2）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3）世界结构形成过程中中心和边缘的互动关系；（4）包括民主、共和、法制在内的世界思想的传播；（5）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上的变化。赵轶峰教授（华南师范大学）指出，清史的“世界眼光”有以下几个具体内容：（1）适当关注清代所处的国际环境；（2）注重中外关系的演变；（3）关注国际史学界关于清史研究的成果、理论和方法；（4）反映清代中国文化对外部世界的影响；（5）把握清代中国人文与历史的特色。侯建新教授（天津师范大学）提出，所谓“世界眼光”就是要顾及“左右”和“上下”，“左右”就是外国，“上下”就是指中国的传统。赵世瑜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指出，在重视今人的世界眼光的同时，也不容忽视清朝人的世界眼光，因为中国传统的华夷观和天下观就是当时的世界眼光，这种世界眼光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在历史上不断变化，例如，当时的地图最能够反映清朝人世界眼光的变化。刘新成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也提出，应该把今人的世界眼光和清朝人的世界眼光区分开，二者不能混淆。陈志强教授（南开大学）认为，应该注意到清朝人对外国的认识过程，为此，建议在清史编纂中提升外国史在清史中的地位，设立“外国志”，或细分为“东洋志”、“西洋志”，记载有清一代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看法。何平教授（四川大学）认为，清史是否能够体现出“世界眼光”还有一个重要的检验标准，就是新修的清史首先应该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认可，其次还要得到国外汉学家和海外华人的认可。
要在清史编纂中体现出世界历史的眼光，树立一种明确与合理的世界史观念是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学者们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比较热烈的讨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王玮教授（山东师范大学）指出，清代的时候，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树立一个具有全球化眼光的世界史观成为当代史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要把清史作为世界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研究已经成为大家的一个共识。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不仅仅是翻译和借鉴外国资料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把中国文明放在世界文明的进程中比较和定位的问题，而且是对现有的世界史观念和理论进行改造的问题。他从世界史的发展动力、现代化问题等角度说明了树立世界史观念的重要性。余伟民教授指出，要用世界历史眼光编纂清史，首先涉及到理论定位问题，这个定位需要世界历史观念，但现在很难统一。个人著作可以选择某一种世界历史观，但修国史则需要一种统一的观念。另外，如果仅仅吸纳外国学者的东西，对历史的诠释很难说是中国人的创造。因此，中国人的世界眼光，里面有很大矛盾，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深入讨论。吴必康研究员也提出，中国人要不要有自己的世界史观？要不要有我们自己的世界史体系？回答无疑是肯定的，但难度很大，在清史编纂中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大的挑战。刘北成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指出，清史编纂中史观和史学方法的统一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它决定了编写者选取什么材料、谈什么问题、研究的角度以及得出的结论，因此选取什么样的史观从一开始就要明确。王旭东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认为，应该在清史编纂的总体框架上有一个全球理念，这个全球理念不是我们后人人为地贴上去的，而是尊重客观事实的结果。李世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指出，清史用世界史的眼光作为指导思想，就会牵涉到历史理论和历史方法的问题。要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马克思的生产关系引起历史的变化的学说应该予以重视。钱乘旦教授（南京大学）认为，体裁体例是可以统一的，但是学术思想如何统一？因为历史编纂是离不开思想的。他还提出了以下四个问题：（1）清史从什么样的观察角度撰写，是从上到下（即帝王将相到人民群众），还是从下到上；（2）是从中国历史的轨迹看清代史，还是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看中国清代史？如果从前者看，会得出外国的闯入破坏了自身正常的发展道路的看法，而如果从后者看，则会得出中国融入世界是正常的结论；（3）这部清史的“世界眼光”是要说明“中国在世界上”还是“世界在中国里”，不同的角度又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前者是说中国要跟世界潮流走，后者则以中国为本，世界只不过是陪衬而已；（4）采取什么样的史学方法，是中国传统的史学方法，还是当代世界的史学方法？两种不同的方法做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黄洋教授（复旦大学）指出，“世界眼光”是很必要的，但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大家提到的“世界眼光”有很多种含义，比如“文化中心的理论”、“全球化”、“现代化”等等，清史作为一部完整的史书，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眼光，他建议成立一个课题小组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王皖强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指出，在清史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尤其是在中外关系方面，西方学者在价值判断上跟我国学者存在较大的分歧，因此在史学观念的借鉴上要慎重，虽然价值中立是不能完全实现的，但采取一种公允的态度还是应该的，这也是“世界眼光”的一种体现。
在论及“世界眼光”的时候，很多学者都谈到了历史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刘家和教授指出，编译处的成立是必要的，可是要体现“世界眼光”，并不是单单编译史料就能完成的，要回答清朝皇帝在中西文化之间的抉择这样的大问题，清朝和当时世界各国的比较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比较研究可以说是这部清史不同于前史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所以他建议，编译处的规划中还应该有历史比较研究的内容，这里面可以发掘的东西很多，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学者大有用武之地。王晋新教授（东北师范大学）提出，为了把“世界眼光”在清史编纂中体现出来，能不能从文明史的角度作为切入点。从历史发生学上来看，在清代，文明的扩张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包括奥斯曼土耳其、沙皇俄国、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和清帝国的前期都在向外扩张；从历史类型学的角度看，只有建立起清王朝为代表的东亚文明和欧洲文明、南亚文明等其他文明的多重比较体系，才能对清王朝的价值和意义有一个全面而客观的评价，所以，历史的比较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在讨论中，很多学者都对戴逸教授提出的清朝统治者在西方文化和汉文化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试图从历史比较的角度进行回答。刘家和教授认为，当时世界上有两个或多个文化中心，每个中心都形成一个“引力场”，清朝统治者选择汉文化就像日尔曼人选择罗马文化一样，看起来是自由的，实际上则是必然的。侯建新教授指出，文明的抉择其实不是几个人的问题或是统治者的问题，而是有着更深层的社会原因，要把清史放到整个中国传统文明和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去考察，尤其是与外国文明进行比较，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钱乘旦教授指出，与康熙大帝所面临的东西方的抉择相似，俄国的彼得大帝也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当时的中国和俄罗斯也没有多大的差别，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西方，把俄罗斯强行拉入到西方的行列中。何兆武教授提出，康乾时代在中国历史上看无疑是盛世，但如果放在世界范围里来看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许海云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提出，为了使世界史学者更好地参与其中，建议从一开始就从宏观的、世界史的、中外对比的眼光进行规划和设计，建立起中国史和世界史学者相互合作与沟通的机制。总之，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历史比较研究是体现和落实“世界眼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那么，“世界跟光”如何在清史的具体编纂中进行落实呢？这是学者们最关心、发表看法最多的一个问题。
赵世瑜教授指出，新综合体和世界眼光怎样结合，要有具体实践，要做“试验田”。他认为，如果在“通纪”中仅仅把世界历史作为背景，或是在“编年”中把当时的世界大事放进去，或是在“志”中把来华的外国人写进去，虽然这些传统的做法是必要的，是“世界眼光”的一种体现，但这是远远不够的。朱政惠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提出，清史体裁体例要考虑与前面的历史的接续问题，考虑民族传统的问题，纪传体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但是还要有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创新，二是“世界眼光”。怎样落到实处，最关键的部分是“通纪”。因为“通纪”是章节体，是大思路，可以反映“世界眼光”。他提议，可以召开大型的学术讨论会，把清史中的重大问题提出来，统一思想，然后贯彻到“通纪”中。另外，志、表、传、年表也可以从技术上体现世界眼光。例如，图可以加照片，附录中把中外重大文献作为文证材料放进去。
赵轶峰教授在认真研读《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调研报告》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和系统地提出了他对体裁体例问题的看法：第一，清史不必以承接二十四史为目的，定位于国家编纂的、规模宏大的、有清一代的信史就可以了；（2）清史编纂不同于清史研究，传统的纪传体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3）正史的说法应该淡化，以避免编纂中可能会出现重政府、轻社会，重政治、轻文化的弊端；（4）修史书和修史著的区别不大，写成纯描述性的历史不可能，但要少讲大道理，少讲理论，这样过时很快；（5）清史不应该仅面对高层次的人，因为这部分人毕竟是少数。耿升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指出，修史毕竟不是写史著，还是要以纪传体为主，章节体为辅，尽量做到客观，不要过多地评论和定性，这样才能和二十四史衔接。李根蟠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则认为，清史没有必要把自己定位于二十四史的延续，经过改造的新综合体是一个创新，但具体编写恐怕还要用章节体，这样做符合现代学术规范，可以更好地吸纳和体现新的研究成果。
学者们对“通纪”部分承担起体现“世界眼光”的任务都报以很大的期望，但在“通纪”的写法上却存在分歧。刘家和教授提出，“通纪”是否可以叫“引论”，其任务与《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和《汉书》的“叙传”相似，就是交代这本书的来龙去脉，包括史料的根据、研究状况、理论问题、各家看法等内容，表明对清史的总体看法，不写具体史实，这样既可以避免重复，又能够表现出时代性。虞和平研究员则认为，“通纪”的名称对于整部清史来说还是比较合适，因为气势较大。沈坚教授（浙江大学）认为，“通纪”不应该仅以政治史为中心来写，应该强调综合性的东西，着重于清代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综合阐述，写出总体史的特色。王加丰教授（浙江师范大学）提出，“通纪”中应该有一条基本线索，世界史眼光必须通过这条基本线索才能体现出来。侯建新教授认为，“通纪”不要搞成政治史，应该反映广泛的社会和群体生活。
此外，对于如何从体裁体例上体现世界眼光，学者们还提出了一些很有启发性的建议。向荣教授（武汉大学）指出，有“世界眼光”是对的，但如何落实到章节体中却比较困难。一个做法是，我们在写作的时候只要心中有世界就行了，不必刻意追求。另外一种办法是在“通纪”中把世界背景的内容加进来。此外，他提议，能否借鉴国外的做法，就是在清史之外，结合世界史再写一个简编的清代历史，作为世界眼光的载体，与主体研究呼应。虞和平研究员则认为，把世界装进心中固然很重要，但还是应该有一些具体的写作要求，要有一些体现世界眼光的内容，比如比较、互动、依存、区位、网络等问题。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尽管在清史编纂中体现“世界眼光”在操作上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但这个方向和原则是应该坚持的，这次会议本身就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是“世界眼光”的一种体现。刘存宽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指出，很多年以前，他就曾呼吁中国史和世界史学界加强合作，但没有结果，今天，中国史和世界史学者能够坐在一起，共同参与编修清史的事业，这确实是一个创举。庞卓恒教授（天津师范大学）认为，这次会议是中国史和世界史学科的第一次汇合，虽然以前也搞过一些协作，不过这次是体制上的合作，是个很好的开端。如果这部清史编纂成功，很可能使中国史学的地位在国际上上一个台阶，成为中国史学走向国际史坛的一个突破点，那时，国际史学大会也将在中国召开。
二、清史编纂编译工作的设想和建议
首先是编译工作的定位问题。赵世瑜教授指出，清史资料的编译应具有双重功能，既有为纂修清史服务的功能，又有相对独立地展示国际清史研究成果的功能。向荣教授认为，编译处一方面为编清史服务，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史和世界史的交流提供一个平台。刘桂生教授提出，除了编译外文和少数民族清史研究资料，编译处还应该有一个规划，就是建设中外学者对话和国际文化交流的平台，可以设计一些题目，请外国学者来做，或与中国学者展开对话。因此，编译处不仅是找好书来翻译，还应该以问题意识为纲，整理和研究有关清史的一些具有国际性的问题。侯建新教授指出，如果从为清史服务的角度来看，编译工作要先行，至于先行到哪一步，还得在时间上进行确定。但是，除了服务功能，还有为我们国家进行学术基础建设的任务，这个工作可以继续做下去，时间可以适当放长一些，因为资金充足，作一些学术基础工作，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虞和平研究员指出，资料和研究工作应该既有分工，又有合作，资料和写作不能分开，建立相互沟通和互动的机制，否则，修史就会受到一定的局限。
编译资料的范围、重点以及选择原则是学者们讨论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赵世瑜教授认为，无论是文献还是研究著作，关键是如何选择的问题，应该确定一个原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根据经费规模来定，另一个是根据需求来定。比如，我们的这部清史目前最缺哪方面的资料，可以拿过来。另外，在选择翻译作品时，不要太限定时段，因为很多西文著作都是以问题作为出发点，是跨时段的。吴必康研究员提出了资料建设的“三要原则”，即找资料要宽，选资料要准，译资料要精。赵轶峰教授认为，对于选书的原则，最初应该多了解一些信息，网撒得大一点儿，以后再一点一点收。首先应该选择最明显应该翻译的，从最重要的、最有把握的做起，有疑问的可以缓译，这样可以避免范围太大而无从下手。
耿升研究员认为，清史编译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学术界多少年一直想出但由于资金等原因不能出的大部头的、非常重要的传世名著。第二是清代外国人写的东西，而不是现代人写的东西，因为这些实录性质的作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另外，教务档、海关档和外交档等档案资料要给予重视。刘桂生教授的建议十分独特。他认为，清史编译工作应该把眼光放得长远和广泛一些，要有问题意识，套用一句话就是“跳出三字外，仍在清史中”，三字指清代的史料、译著和汉学家的著作。例如，关于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问题的著作，表面看书名中没有“清”字，既不是清史史料，也不是汉学家的著作，但对于研究清史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陈志强教授十分强调外文原始文献的调研工作，建议编译处设立外文原始文献调查工作组，在出版计划中加入“外文原始文献总目”一项，十年做不完可以继续做，不求十分完备，只要把文献的名称、文种、收藏点弄清楚，再有一个简练的概要就可以了。崔志海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认为，编译工作主要是两个部分，即研究成果和研究资料。对于前一个部分，应该对国外的研究状况和价值有一个深入的思考和明确的判断。他认为，应该把编译重点放在资料上。例如，英美国家政府档案中有关清代的史料就十分重要。另外，清代外国来华人员的著述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其中汉学家的著作又高于传教士的水平，因此更有价值。
在翻译资料的选择问题上，钱乘旦教授另辟蹊径，提出了编译工作中的三个悖论，十分耐人寻味。第一，我们的初衷是把最好的材料找出来，但最好的材料在哪里呢？可能是外行人去找，那么找到的是最好的材料吗？这是一个悖论。第二，选取资料要有一定的史学思想为指导，这样一来，也就不存在好不好的问题了，你要什么，我就干什么，这是第二个悖论。由此引出第三个悖论，就是我先找的东西你不要，你要的东西，你也不知道有没有，所以才要我去找，但我找了你又不要。因此，编译处要有一个指导思想，否则会出现盲无头绪的情况。
对于如何选出最优秀的著作，学者们也提出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方法。刘家和教授指出，翻译工作一定要确定范围，这个工作看起来很难，实际上也不太难，比如可以找几本主要的书，像《剑桥清代史》、《剑桥晚清史》，其中有一个参考书目，西方的具有代表性的论著基本都收入了，然后再加以损益，就大致不差了。不要贪多，控制在一定的范围是必要的。赵轶峰教授指出，美国亚洲学会的会刊经常发一些书评，都是由著名学者写的，评价比较客观，可以作为选书的一条捷径。
许多学者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经验出发为清史的编译工作提供了很多可贵的线索。王晓秋教授指出，近年来日本学者在清史研究方面出版了大量的专著，其研究的特色是比较实证，从史料出发，重视档案的利用，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齐木德道尔吉和白拉都格其（内蒙古大学）两位教授介绍了国内蒙文档案的收藏和整理现状，并指出，外蒙古也有大量的蒙文档案史料，他们认为，利用修清史的机会整理和保存一批民族文献资料是十分必要的。李世安教授指出，要重视近代以来外国人在中国办的报纸。另外，像《泰晤士报》这样的海外报纸也十分重要，上面对清朝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都有非常详细的报道，建议组织力量把这部分东西搞过来，很有价值。张西平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结合自己近年来对传教士著作的翻译工作的体会，详细地介绍了清代传教士文献的特点和收藏情况以及现在的翻译现状，并提出了系统的编译计划和建议。他建议，利用清史编纂的机遇，对国外传教士文献做一个全面的调查和描述，作出一个目录，其中包括每本书的藏点和概要，然后由编译处的专家进行筛选和论证，最后委托给合适的人员进行编译。刘存宽教授介绍了他到英国查阅有关香港的文献档案的经过，弄清楚了很多从前只看中文材料没有解决的问题，说明了研究清史和近代史不看外文材料是不行的。他还介绍了英国和俄罗斯有关机构收藏的有关清代的文献档案的情况。吴元丰教授谈到了清史编纂中对少数民族文字档案利用的重要性，在谈到少数民族文字的问题时，赵世瑜教授指出，清代特别重视西北边疆的问题，除了满文和蒙文，还要注意与西北穆斯林有关的文字。此外，西南少数民族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徐思彦教授（《历史研究》编辑部）认为，对于已经翻译和正在翻译的著作应该充分地了解，避免重复劳动。对于拟翻译的东西，应该对学术论文给予足够的重视。她还介绍了近年来美国关于清史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包括：（1）18世纪的中国经济，比较典型的是黄宗智和彭慕兰的争论；（2）清代的法律实践；（3）晚清城市；（4）清代国家与社会的互动；（5）晚清的妇女问题；（6）清代的知识分子；（7）满族的社会生活。
在编译方式上，很多学者提出，应该区别对待，形成不同的成果形式。王玮教授提出，应该处理好编和译的关系，他认为，译的工作十分艰苦，但编的工作更难。可以分成几层来处理，非常重要的翻译，当然既可以全译，也可以摘译，另外一些不一定翻译，只要把原文拷贝过来提供给编写者即可。向荣教授也提出，史料的翻译工作量非常大，而且非常困难，全部翻译过来是不可能的，是否可以借鉴西方人的做法，编译处可以把搜集来的资料作一个摘要，然后把研究者需要的资料提供给他就可以了，如果能做到这一步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贡献了。
翻译的质量也是学者们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赵世瑜教授指出，外文的翻译队伍应该慎之又慎，清史不同于以前的历史，引用的材料很多都不容易找到，要找既懂清史外文又好的人来翻译。刘家和教授认为，翻译是一个很难的事业，很多人不注重语法，“跟着感觉走”，没有进一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看东西似懂非懂，这样翻译过来的东西不能用，所以翻译人员一定要精选。千万不能为了经济效益，丢了学术效益。《大分流》的译者史建云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指出，翻译的东西一定要由专业的人来做。何兆武教授指出，翻译资料是“不朽的事业”，翻译人员必须对外国有所了解，否则错误百出。对资料的译稿、译著应该实行集体审核，严格把关。
在编译人员和编译队伍的建设上，学者们也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吴必康研究员指出，清史的编译工作要有效地动员人力资源，其中包括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外部资源就是如何动用国外的研究专家，由于这是一个国家项目，建议由政府向海外呼吁一下。内部资源，就是如何组织协调好国内的专家，这是一门大学问。张西平教授认为，国外的留学生资源应充分利用起来，另外，国内从事中国历史文献翻译的专业人员数量十分有限，应该鼓励部分外语人才进入编译队伍。陈志强教授认为，要保证大清史的质量，人员的组织和聘任办法是一个急待解决的大问题，建议国家应该出台一项政策：第一，凡是进入大清史项目的都按照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计算，凡是通过审查合格的成果都按照国家最重要的刊物计算；第二，凡是参加项目的人员可以借用一段时间，借用期间的工资待遇一切照发。侯建新教授提出，编译人员的选择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人员是流动的，还是固定的，另外要根据投入确定队伍的大小。吴元丰教授指出，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人员数量十分有限，例如，以满文为例，全世界懂满文能够参加整理编译的人员可能不超过50人，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耿升研究员认为，应该充分利用国内的学术编译力量，他向大家介绍了国内翻译力量比较雄厚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情况。
学者们普遍认为，要保质保量地完成编译任务，使清史编纂贯彻好“世界眼光”的原则，吸纳和利用国外的专家学者参与到这项工程中来是十分必要的。赵世瑜教授指出，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是很重要的，这个委员会应该由中外清史专家组成，对资料和研究成果进行筛选和把关。李世安教授提出，应该与海外的清史研究中心建立合作关系，实现资料共享，同时加强与海外学者的联系，尤其是华侨和清朝人物的后裔，他们有很多珍贵的资料。向荣教授建议，能不能聘请一到两位海外的汉学家或美籍华人到编译处工作，对翻译进行把关。徐思彦教授指出，在选书和翻译的过程中，有两种力量应该充分利用：一是在国外已经就业，甚至已经学有所成，成为国外大学的客座教授和系主任的人，他们对国外的中国研究相当了解，对文章和著作的评判比较有权威性。第二是经常往来于大陆和国外的人，他们比较了解哪些前沿成果有价值，其意见可以参考。张卫平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指出，要体现出世界眼光，中外学者应该建立对话的机制，不能无视国外汉学界的研究成果。
最后，如何在清史编纂及编译工作过程中使用包括网络、数据库在内的高科技手段，从而提高工作效率，转换史学观念，也是与会学者们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赵世瑜教授指出，要注意清史资料信息的网络化，除了搜集资料提供给清史编纂者的功能之外，网络还能不断地交流信息，使信息工作事半功倍。朱政惠教授认为，建立网站是一个迫不及待的问题，国家清史编纂这么大的工程，可以利用网站发布信息，可以不断地从国内外各个方面得到反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王旭东研究员指出，清史资料如此庞杂，全面占有是不可能的。要解决这个矛盾，只能进行数字化处理，包括：第一，充分利用互联网上的有关清史的资源。他详细介绍了互联网上的英文和俄文的学术资源状况，提议可以进行网上论坛，信息检索，以及分类研究。第二，利用互联网上的免费图书资源。第三，他建议建立一个清史专家自定义的数据库，一个交互性、研究性和知识性的网站系统，为学术交流提供平台，同时，也最大限度地为清史编纂者提供强有力的资源、信息支持。一句话，文献要数字化、电子化。
座谈会经过两个半天的分组讨论，于2003年7月18日下午举行了闭幕式。会议由成崇德教授主持。大会的第一项议程是各个小组的代表发言。刘家和、赵世瑜、耿升、王晋新、钱乘旦、韩琦总和汇报了各自小组的讨论情况。
小组代表的发言结束之后，编译处负责人于沛研究员就会议的情况作了简短的总结发言。他说，两天来，学者们就清史编纂体裁体例问题，尤其是纂修清史如何体现“世界眼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发表了很多重要的意见，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这些真知灼见在今后的清史编纂过程中将发挥积极作用，产生深远的影响。他认为，这次座谈会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在以下两个基本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第一，清史编纂是当代中国的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在编纂清史的时候应该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这就要求我们的编纂工作要建立在对当代中国的一系列复杂问题的认识和思考上，同时也应该建立在对当代世界一系列复杂问题的认识和思考的基础上，所谓要有世界性的眼光就是其中之一。第二，这次座谈会的意义不仅在于我们撰写清史这件事情本身，而在于通过这样一件事情第一次把中国史、世界史两个学科—实际上这是一个学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对于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全体与会者由衷地向促成这次盛会召开的戴逸教授表示敬意，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其他领导同志表示感谢。关于编译工作，两天会议的收获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问题上：第一，我们一定要明确编译工作的目标，划定编译工作的范围；第二，编译工作切忌盲目崇拜史料，要有研究和选择的过程，需要眼光，需要知识，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第三，编译处的工作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性的、或纯粹工艺性的劳动，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它需要科学的世界观，需要很坚实的历史学理论，需要很熟练的方法论训练；第四，加快网络数据库的建设，这不仅是一个工作效率和工作手段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指导思想和历史观念的问题。最后，于沛研究员希望大家今后进一步加强联系，建立合作，关心清史纂修，关心编译工作，同心同德，齐心协力，为完成好这项光荣的任务做出自己的贡献。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4年02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3年06期第109～118页
【作者简介】王大庆，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工作。
开幕式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马大正教授主持。他宣布了本次会议的两个议题：第一，李岚清同志在今年1月28日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编写清史要有“世界眼光”，今天的会议邀请了国内包括世界史在内的各个方面的专家，希望大家在这个问题上集思广益，多出主意。第二，为了进行有关清史的外国文献和研究成果的介绍和翻译工作，编委会成立了编译处，对于如何使编译工作尽快走上正轨，也希望各方面的专家提出宝贵的意见。
会议开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成崇德教授首先介绍了清史编纂工作的情况，并对半年来的启动工作作了一个简要的回顾。他说，清史纂修这一重大的文化工程是党中央国务院在2002年8月份正式批准的，去年11月成立了由14个部委负责同志组成的领导小组，12月成立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2003年1月，国务院在中南海召开了一个清史纂修工作的座谈会，会上李岚清同志就关于清史纂修整个工作的定位、时间安排、怎么做发表讲话。最后，成崇德简要汇报了清史启动半年以来的主要工作情况。他指出，戴逸教授十分重视让包括世界史在内的各方面的专家参与到这项文化工程的事情，编委会的主任会议也多次讨论研究如何把李岚清同志讲的“世界眼光”落到实处，戴逸教授亲自提出于沛同志来主持这方面的工作，他希望各位与会专家为如何体现“世界眼光”以及编译处的工作出谋划策，拿出可以操作的方案。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教授在开幕式上作了主题发言。他说，清史与过去的历史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世界和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清代历史很多方面深受世界的影响，离开世界这个背景，清代的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就难以解释清楚。研究清史，很多问题不联系世界，就看不清楚。接着，他简要地回顾了近代以来世界走向一体化以及清王朝融入世界的过程，指出，清朝统治者在汉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选择了汉文化，对代表西方文化的来华传教士也由接纳转变为拒斥，这种抉择对中国近代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到了18世纪，中西方的文化交流虽然暂时中断了，但经济上的交流却大大加强了。在康乾时代，由于国内安定、重视农业生产、南美洲作物的推广以及墨西哥白银的大量流入等内外因素，中国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出现了“康乾盛世”。但是，到底怎样评价这一盛世局面，还需要中国史和世界史的专家共同讨论和研究。到了晚清，鸦片战争之后，国门被迫打开，列强蜂拥而入，中国就被彻底卷入了世界历史的漩涡中。这个时候，研究中国历史，已经离不开世界历史。戴逸教授指出，晚清与外国人打交道非常多，外国的传教士、政治家、军事家、记者写了大量的东西，虽然描述中带有偏见，但在某些方面还是反映了中国的历史，具有史料价值，目前这方面的东西很多都没有翻译过来。了解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也是把清代历史和当时的世界历史联系起来考察的一个重要内容。为了把这类资料进行一定限度的整理，我们成立了编译处，希望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最后，他希望与会专家在如何从世界一体化的角度研究中国历史、如何吸纳国外的研究成果等问题上充分发表意见，共同参与到清史纂修工作当中来。
为了使学者们充分了解体裁体例工作的重要性和工作进展情况，体裁体例工作小组的负责人陈其泰教授也在大会上作了专门的介绍。他主要谈了三个问题：第一，半年多来，经过大量的学术调研工作和多方面的征集意见，全国大多数专家都赞成由通纪、编年、典志、传记、史表和图录六大部件组成的新综合体，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为进一步的讨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对新综合体的界定和特点作了说明。第二，在大的部件确定之后，还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比如，在通纪和编年部分的具体设计上还存在不同的理解。第三，陈其泰教授建议，下面的工作一方面应该对现有方案的利弊作出充分的讨论，在吸纳各种方案长处的基础上，制定出合理的方案。另一方面，通过反复研讨，使六大部件进一步细化。最后，他希望各方面专家共同努力，把这座宏伟大厦的蓝图设计好。
开幕式的最后一项议程是于沛研究员讲话。他主要谈了四个问题：第一，李岚清同志提出清史编纂要体现出“世界眼光”的问题之后，戴逸先生作为这项工程的负责人十分重视，这次会议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研讨如何把“世界眼光”具体地落实到编纂工作中去。第二，不应该把中国史和世界史人为地割裂开来，尤其是清朝的历史表现了中国逐步融入世界的过程，我们在编写清史的时候绝不能离开这一特定的世界历史背景，希望各位专家为落实这项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作为我们今后工作的指导。第三，这次座谈会的意义还不仅在于编写清史本身，还在于以编写清史为契机，加强中国史和世界史学科的交流和联系，这次会议对推动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第四，希望各位专家在两天的会议中对编译处的工作方案提出宝贵的意见，并在今后继续关心和支持我们的工作。
在接下来为期两天的分组讨论中，专家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阐发清史如何体现出“世界眼光”，同时，为编译处的工作献计献策，提出了许多宝贵和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一、关于清史编纂如何体现“世界眼光”，以及与体裁体例的关系问题
首先，与会学者对于清史编纂要体现出“世界眼光”的看法普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王晓秋教授（北京大学）认为，过去搞中国史最大的一个缺陷就是就中国论中国，眼光不够开阔，这次的新清史不同于此前的二十五史的一大特色就是“世界的眼光”。虞和平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也指出，前面的史书中也有反映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的内容，也有当时的世界观，但并不像我们这次修清史当中给这个问题一个清晰和明确的定位。吴必康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指出，清史编纂“世界眼光”的提出有其必然性的一面，因为历代王朝修史的时候，世界仍然处于分散的状态，而清朝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全方位地进入到世界史当中去了，清朝的衰落也是在世界格局中发生的，也有世界性的一面。因此，清史如果离开世界史是没有办法写的。何兆武教授（清华大学）也指出，清史与二十四史不同的地方在于清史有一个错位，即清史正好跨在古代和近代的界限上，而近代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化的一个部分了，利用和研究国外的资料也就成为清史编纂的必然要求。余伟民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注意到，以前几次有关清史编纂的会议并没有把这个问题表达出来，《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调研报告》中有关清史编纂的指导原则的部分也没有明确的阐述，因此，他建议应该把“世界眼光”的问题放到编纂总则中去，以便落实到具体编写工作当中。
对于“世界眼光”的内涵以及如何界定，学者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刘家和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提出，“世界眼光”的提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使用“世界史的眼光”更为明确和完备一些。王晓秋教授指出，“世界眼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要有世界的视野，有国际的观念，研究当时的国际关系，把中国作为世界的一个部分来看待；第二要有世界的意识，把中国人如何看世界和外国人如何看中国在清史中体现出来，这就需要重视、参考和利用国外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刘桂生教授（清华大学）认为，“世界眼光”包含几个层次的内容：（1）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2）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3）世界结构形成过程中中心和边缘的互动关系；（4）包括民主、共和、法制在内的世界思想的传播；（5）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上的变化。赵轶峰教授（华南师范大学）指出，清史的“世界眼光”有以下几个具体内容：（1）适当关注清代所处的国际环境；（2）注重中外关系的演变；（3）关注国际史学界关于清史研究的成果、理论和方法；（4）反映清代中国文化对外部世界的影响；（5）把握清代中国人文与历史的特色。侯建新教授（天津师范大学）提出，所谓“世界眼光”就是要顾及“左右”和“上下”，“左右”就是外国，“上下”就是指中国的传统。赵世瑜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指出，在重视今人的世界眼光的同时，也不容忽视清朝人的世界眼光，因为中国传统的华夷观和天下观就是当时的世界眼光，这种世界眼光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在历史上不断变化，例如，当时的地图最能够反映清朝人世界眼光的变化。刘新成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也提出，应该把今人的世界眼光和清朝人的世界眼光区分开，二者不能混淆。陈志强教授（南开大学）认为，应该注意到清朝人对外国的认识过程，为此，建议在清史编纂中提升外国史在清史中的地位，设立“外国志”，或细分为“东洋志”、“西洋志”，记载有清一代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看法。何平教授（四川大学）认为，清史是否能够体现出“世界眼光”还有一个重要的检验标准，就是新修的清史首先应该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认可，其次还要得到国外汉学家和海外华人的认可。
要在清史编纂中体现出世界历史的眼光，树立一种明确与合理的世界史观念是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学者们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比较热烈的讨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王玮教授（山东师范大学）指出，清代的时候，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树立一个具有全球化眼光的世界史观成为当代史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要把清史作为世界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研究已经成为大家的一个共识。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不仅仅是翻译和借鉴外国资料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把中国文明放在世界文明的进程中比较和定位的问题，而且是对现有的世界史观念和理论进行改造的问题。他从世界史的发展动力、现代化问题等角度说明了树立世界史观念的重要性。余伟民教授指出，要用世界历史眼光编纂清史，首先涉及到理论定位问题，这个定位需要世界历史观念，但现在很难统一。个人著作可以选择某一种世界历史观，但修国史则需要一种统一的观念。另外，如果仅仅吸纳外国学者的东西，对历史的诠释很难说是中国人的创造。因此，中国人的世界眼光，里面有很大矛盾，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深入讨论。吴必康研究员也提出，中国人要不要有自己的世界史观？要不要有我们自己的世界史体系？回答无疑是肯定的，但难度很大，在清史编纂中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大的挑战。刘北成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指出，清史编纂中史观和史学方法的统一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它决定了编写者选取什么材料、谈什么问题、研究的角度以及得出的结论，因此选取什么样的史观从一开始就要明确。王旭东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认为，应该在清史编纂的总体框架上有一个全球理念，这个全球理念不是我们后人人为地贴上去的，而是尊重客观事实的结果。李世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指出，清史用世界史的眼光作为指导思想，就会牵涉到历史理论和历史方法的问题。要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马克思的生产关系引起历史的变化的学说应该予以重视。钱乘旦教授（南京大学）认为，体裁体例是可以统一的，但是学术思想如何统一？因为历史编纂是离不开思想的。他还提出了以下四个问题：（1）清史从什么样的观察角度撰写，是从上到下（即帝王将相到人民群众），还是从下到上；（2）是从中国历史的轨迹看清代史，还是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看中国清代史？如果从前者看，会得出外国的闯入破坏了自身正常的发展道路的看法，而如果从后者看，则会得出中国融入世界是正常的结论；（3）这部清史的“世界眼光”是要说明“中国在世界上”还是“世界在中国里”，不同的角度又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前者是说中国要跟世界潮流走，后者则以中国为本，世界只不过是陪衬而已；（4）采取什么样的史学方法，是中国传统的史学方法，还是当代世界的史学方法？两种不同的方法做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黄洋教授（复旦大学）指出，“世界眼光”是很必要的，但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大家提到的“世界眼光”有很多种含义，比如“文化中心的理论”、“全球化”、“现代化”等等，清史作为一部完整的史书，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眼光，他建议成立一个课题小组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王皖强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指出，在清史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尤其是在中外关系方面，西方学者在价值判断上跟我国学者存在较大的分歧，因此在史学观念的借鉴上要慎重，虽然价值中立是不能完全实现的，但采取一种公允的态度还是应该的，这也是“世界眼光”的一种体现。
在论及“世界眼光”的时候，很多学者都谈到了历史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刘家和教授指出，编译处的成立是必要的，可是要体现“世界眼光”，并不是单单编译史料就能完成的，要回答清朝皇帝在中西文化之间的抉择这样的大问题，清朝和当时世界各国的比较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比较研究可以说是这部清史不同于前史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所以他建议，编译处的规划中还应该有历史比较研究的内容，这里面可以发掘的东西很多，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学者大有用武之地。王晋新教授（东北师范大学）提出，为了把“世界眼光”在清史编纂中体现出来，能不能从文明史的角度作为切入点。从历史发生学上来看，在清代，文明的扩张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包括奥斯曼土耳其、沙皇俄国、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和清帝国的前期都在向外扩张；从历史类型学的角度看，只有建立起清王朝为代表的东亚文明和欧洲文明、南亚文明等其他文明的多重比较体系，才能对清王朝的价值和意义有一个全面而客观的评价，所以，历史的比较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在讨论中，很多学者都对戴逸教授提出的清朝统治者在西方文化和汉文化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试图从历史比较的角度进行回答。刘家和教授认为，当时世界上有两个或多个文化中心，每个中心都形成一个“引力场”，清朝统治者选择汉文化就像日尔曼人选择罗马文化一样，看起来是自由的，实际上则是必然的。侯建新教授指出，文明的抉择其实不是几个人的问题或是统治者的问题，而是有着更深层的社会原因，要把清史放到整个中国传统文明和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去考察，尤其是与外国文明进行比较，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钱乘旦教授指出，与康熙大帝所面临的东西方的抉择相似，俄国的彼得大帝也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当时的中国和俄罗斯也没有多大的差别，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西方，把俄罗斯强行拉入到西方的行列中。何兆武教授提出，康乾时代在中国历史上看无疑是盛世，但如果放在世界范围里来看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许海云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提出，为了使世界史学者更好地参与其中，建议从一开始就从宏观的、世界史的、中外对比的眼光进行规划和设计，建立起中国史和世界史学者相互合作与沟通的机制。总之，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历史比较研究是体现和落实“世界眼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那么，“世界跟光”如何在清史的具体编纂中进行落实呢？这是学者们最关心、发表看法最多的一个问题。
赵世瑜教授指出，新综合体和世界眼光怎样结合，要有具体实践，要做“试验田”。他认为，如果在“通纪”中仅仅把世界历史作为背景，或是在“编年”中把当时的世界大事放进去，或是在“志”中把来华的外国人写进去，虽然这些传统的做法是必要的，是“世界眼光”的一种体现，但这是远远不够的。朱政惠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提出，清史体裁体例要考虑与前面的历史的接续问题，考虑民族传统的问题，纪传体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但是还要有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创新，二是“世界眼光”。怎样落到实处，最关键的部分是“通纪”。因为“通纪”是章节体，是大思路，可以反映“世界眼光”。他提议，可以召开大型的学术讨论会，把清史中的重大问题提出来，统一思想，然后贯彻到“通纪”中。另外，志、表、传、年表也可以从技术上体现世界眼光。例如，图可以加照片，附录中把中外重大文献作为文证材料放进去。
赵轶峰教授在认真研读《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调研报告》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和系统地提出了他对体裁体例问题的看法：第一，清史不必以承接二十四史为目的，定位于国家编纂的、规模宏大的、有清一代的信史就可以了；（2）清史编纂不同于清史研究，传统的纪传体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3）正史的说法应该淡化，以避免编纂中可能会出现重政府、轻社会，重政治、轻文化的弊端；（4）修史书和修史著的区别不大，写成纯描述性的历史不可能，但要少讲大道理，少讲理论，这样过时很快；（5）清史不应该仅面对高层次的人，因为这部分人毕竟是少数。耿升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指出，修史毕竟不是写史著，还是要以纪传体为主，章节体为辅，尽量做到客观，不要过多地评论和定性，这样才能和二十四史衔接。李根蟠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则认为，清史没有必要把自己定位于二十四史的延续，经过改造的新综合体是一个创新，但具体编写恐怕还要用章节体，这样做符合现代学术规范，可以更好地吸纳和体现新的研究成果。
学者们对“通纪”部分承担起体现“世界眼光”的任务都报以很大的期望，但在“通纪”的写法上却存在分歧。刘家和教授提出，“通纪”是否可以叫“引论”，其任务与《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和《汉书》的“叙传”相似，就是交代这本书的来龙去脉，包括史料的根据、研究状况、理论问题、各家看法等内容，表明对清史的总体看法，不写具体史实，这样既可以避免重复，又能够表现出时代性。虞和平研究员则认为，“通纪”的名称对于整部清史来说还是比较合适，因为气势较大。沈坚教授（浙江大学）认为，“通纪”不应该仅以政治史为中心来写，应该强调综合性的东西，着重于清代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综合阐述，写出总体史的特色。王加丰教授（浙江师范大学）提出，“通纪”中应该有一条基本线索，世界史眼光必须通过这条基本线索才能体现出来。侯建新教授认为，“通纪”不要搞成政治史，应该反映广泛的社会和群体生活。
此外，对于如何从体裁体例上体现世界眼光，学者们还提出了一些很有启发性的建议。向荣教授（武汉大学）指出，有“世界眼光”是对的，但如何落实到章节体中却比较困难。一个做法是，我们在写作的时候只要心中有世界就行了，不必刻意追求。另外一种办法是在“通纪”中把世界背景的内容加进来。此外，他提议，能否借鉴国外的做法，就是在清史之外，结合世界史再写一个简编的清代历史，作为世界眼光的载体，与主体研究呼应。虞和平研究员则认为，把世界装进心中固然很重要，但还是应该有一些具体的写作要求，要有一些体现世界眼光的内容，比如比较、互动、依存、区位、网络等问题。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尽管在清史编纂中体现“世界眼光”在操作上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但这个方向和原则是应该坚持的，这次会议本身就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是“世界眼光”的一种体现。刘存宽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指出，很多年以前，他就曾呼吁中国史和世界史学界加强合作，但没有结果，今天，中国史和世界史学者能够坐在一起，共同参与编修清史的事业，这确实是一个创举。庞卓恒教授（天津师范大学）认为，这次会议是中国史和世界史学科的第一次汇合，虽然以前也搞过一些协作，不过这次是体制上的合作，是个很好的开端。如果这部清史编纂成功，很可能使中国史学的地位在国际上上一个台阶，成为中国史学走向国际史坛的一个突破点，那时，国际史学大会也将在中国召开。
二、清史编纂编译工作的设想和建议
首先是编译工作的定位问题。赵世瑜教授指出，清史资料的编译应具有双重功能，既有为纂修清史服务的功能，又有相对独立地展示国际清史研究成果的功能。向荣教授认为，编译处一方面为编清史服务，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史和世界史的交流提供一个平台。刘桂生教授提出，除了编译外文和少数民族清史研究资料，编译处还应该有一个规划，就是建设中外学者对话和国际文化交流的平台，可以设计一些题目，请外国学者来做，或与中国学者展开对话。因此，编译处不仅是找好书来翻译，还应该以问题意识为纲，整理和研究有关清史的一些具有国际性的问题。侯建新教授指出，如果从为清史服务的角度来看，编译工作要先行，至于先行到哪一步，还得在时间上进行确定。但是，除了服务功能，还有为我们国家进行学术基础建设的任务，这个工作可以继续做下去，时间可以适当放长一些，因为资金充足，作一些学术基础工作，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虞和平研究员指出，资料和研究工作应该既有分工，又有合作，资料和写作不能分开，建立相互沟通和互动的机制，否则，修史就会受到一定的局限。
编译资料的范围、重点以及选择原则是学者们讨论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赵世瑜教授认为，无论是文献还是研究著作，关键是如何选择的问题，应该确定一个原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根据经费规模来定，另一个是根据需求来定。比如，我们的这部清史目前最缺哪方面的资料，可以拿过来。另外，在选择翻译作品时，不要太限定时段，因为很多西文著作都是以问题作为出发点，是跨时段的。吴必康研究员提出了资料建设的“三要原则”，即找资料要宽，选资料要准，译资料要精。赵轶峰教授认为，对于选书的原则，最初应该多了解一些信息，网撒得大一点儿，以后再一点一点收。首先应该选择最明显应该翻译的，从最重要的、最有把握的做起，有疑问的可以缓译，这样可以避免范围太大而无从下手。
耿升研究员认为，清史编译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学术界多少年一直想出但由于资金等原因不能出的大部头的、非常重要的传世名著。第二是清代外国人写的东西，而不是现代人写的东西，因为这些实录性质的作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另外，教务档、海关档和外交档等档案资料要给予重视。刘桂生教授的建议十分独特。他认为，清史编译工作应该把眼光放得长远和广泛一些，要有问题意识，套用一句话就是“跳出三字外，仍在清史中”，三字指清代的史料、译著和汉学家的著作。例如，关于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问题的著作，表面看书名中没有“清”字，既不是清史史料，也不是汉学家的著作，但对于研究清史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陈志强教授十分强调外文原始文献的调研工作，建议编译处设立外文原始文献调查工作组，在出版计划中加入“外文原始文献总目”一项，十年做不完可以继续做，不求十分完备，只要把文献的名称、文种、收藏点弄清楚，再有一个简练的概要就可以了。崔志海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认为，编译工作主要是两个部分，即研究成果和研究资料。对于前一个部分，应该对国外的研究状况和价值有一个深入的思考和明确的判断。他认为，应该把编译重点放在资料上。例如，英美国家政府档案中有关清代的史料就十分重要。另外，清代外国来华人员的著述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其中汉学家的著作又高于传教士的水平，因此更有价值。
在翻译资料的选择问题上，钱乘旦教授另辟蹊径，提出了编译工作中的三个悖论，十分耐人寻味。第一，我们的初衷是把最好的材料找出来，但最好的材料在哪里呢？可能是外行人去找，那么找到的是最好的材料吗？这是一个悖论。第二，选取资料要有一定的史学思想为指导，这样一来，也就不存在好不好的问题了，你要什么，我就干什么，这是第二个悖论。由此引出第三个悖论，就是我先找的东西你不要，你要的东西，你也不知道有没有，所以才要我去找，但我找了你又不要。因此，编译处要有一个指导思想，否则会出现盲无头绪的情况。
对于如何选出最优秀的著作，学者们也提出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方法。刘家和教授指出，翻译工作一定要确定范围，这个工作看起来很难，实际上也不太难，比如可以找几本主要的书，像《剑桥清代史》、《剑桥晚清史》，其中有一个参考书目，西方的具有代表性的论著基本都收入了，然后再加以损益，就大致不差了。不要贪多，控制在一定的范围是必要的。赵轶峰教授指出，美国亚洲学会的会刊经常发一些书评，都是由著名学者写的，评价比较客观，可以作为选书的一条捷径。
许多学者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经验出发为清史的编译工作提供了很多可贵的线索。王晓秋教授指出，近年来日本学者在清史研究方面出版了大量的专著，其研究的特色是比较实证，从史料出发，重视档案的利用，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齐木德道尔吉和白拉都格其（内蒙古大学）两位教授介绍了国内蒙文档案的收藏和整理现状，并指出，外蒙古也有大量的蒙文档案史料，他们认为，利用修清史的机会整理和保存一批民族文献资料是十分必要的。李世安教授指出，要重视近代以来外国人在中国办的报纸。另外，像《泰晤士报》这样的海外报纸也十分重要，上面对清朝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都有非常详细的报道，建议组织力量把这部分东西搞过来，很有价值。张西平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结合自己近年来对传教士著作的翻译工作的体会，详细地介绍了清代传教士文献的特点和收藏情况以及现在的翻译现状，并提出了系统的编译计划和建议。他建议，利用清史编纂的机遇，对国外传教士文献做一个全面的调查和描述，作出一个目录，其中包括每本书的藏点和概要，然后由编译处的专家进行筛选和论证，最后委托给合适的人员进行编译。刘存宽教授介绍了他到英国查阅有关香港的文献档案的经过，弄清楚了很多从前只看中文材料没有解决的问题，说明了研究清史和近代史不看外文材料是不行的。他还介绍了英国和俄罗斯有关机构收藏的有关清代的文献档案的情况。吴元丰教授谈到了清史编纂中对少数民族文字档案利用的重要性，在谈到少数民族文字的问题时，赵世瑜教授指出，清代特别重视西北边疆的问题，除了满文和蒙文，还要注意与西北穆斯林有关的文字。此外，西南少数民族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徐思彦教授（《历史研究》编辑部）认为，对于已经翻译和正在翻译的著作应该充分地了解，避免重复劳动。对于拟翻译的东西，应该对学术论文给予足够的重视。她还介绍了近年来美国关于清史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包括：（1）18世纪的中国经济，比较典型的是黄宗智和彭慕兰的争论；（2）清代的法律实践；（3）晚清城市；（4）清代国家与社会的互动；（5）晚清的妇女问题；（6）清代的知识分子；（7）满族的社会生活。
在编译方式上，很多学者提出，应该区别对待，形成不同的成果形式。王玮教授提出，应该处理好编和译的关系，他认为，译的工作十分艰苦，但编的工作更难。可以分成几层来处理，非常重要的翻译，当然既可以全译，也可以摘译，另外一些不一定翻译，只要把原文拷贝过来提供给编写者即可。向荣教授也提出，史料的翻译工作量非常大，而且非常困难，全部翻译过来是不可能的，是否可以借鉴西方人的做法，编译处可以把搜集来的资料作一个摘要，然后把研究者需要的资料提供给他就可以了，如果能做到这一步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贡献了。
翻译的质量也是学者们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赵世瑜教授指出，外文的翻译队伍应该慎之又慎，清史不同于以前的历史，引用的材料很多都不容易找到，要找既懂清史外文又好的人来翻译。刘家和教授认为，翻译是一个很难的事业，很多人不注重语法，“跟着感觉走”，没有进一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看东西似懂非懂，这样翻译过来的东西不能用，所以翻译人员一定要精选。千万不能为了经济效益，丢了学术效益。《大分流》的译者史建云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指出，翻译的东西一定要由专业的人来做。何兆武教授指出，翻译资料是“不朽的事业”，翻译人员必须对外国有所了解，否则错误百出。对资料的译稿、译著应该实行集体审核，严格把关。
在编译人员和编译队伍的建设上，学者们也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吴必康研究员指出，清史的编译工作要有效地动员人力资源，其中包括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外部资源就是如何动用国外的研究专家，由于这是一个国家项目，建议由政府向海外呼吁一下。内部资源，就是如何组织协调好国内的专家，这是一门大学问。张西平教授认为，国外的留学生资源应充分利用起来，另外，国内从事中国历史文献翻译的专业人员数量十分有限，应该鼓励部分外语人才进入编译队伍。陈志强教授认为，要保证大清史的质量，人员的组织和聘任办法是一个急待解决的大问题，建议国家应该出台一项政策：第一，凡是进入大清史项目的都按照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计算，凡是通过审查合格的成果都按照国家最重要的刊物计算；第二，凡是参加项目的人员可以借用一段时间，借用期间的工资待遇一切照发。侯建新教授提出，编译人员的选择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人员是流动的，还是固定的，另外要根据投入确定队伍的大小。吴元丰教授指出，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人员数量十分有限，例如，以满文为例，全世界懂满文能够参加整理编译的人员可能不超过50人，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耿升研究员认为，应该充分利用国内的学术编译力量，他向大家介绍了国内翻译力量比较雄厚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情况。
学者们普遍认为，要保质保量地完成编译任务，使清史编纂贯彻好“世界眼光”的原则，吸纳和利用国外的专家学者参与到这项工程中来是十分必要的。赵世瑜教授指出，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是很重要的，这个委员会应该由中外清史专家组成，对资料和研究成果进行筛选和把关。李世安教授提出，应该与海外的清史研究中心建立合作关系，实现资料共享，同时加强与海外学者的联系，尤其是华侨和清朝人物的后裔，他们有很多珍贵的资料。向荣教授建议，能不能聘请一到两位海外的汉学家或美籍华人到编译处工作，对翻译进行把关。徐思彦教授指出，在选书和翻译的过程中，有两种力量应该充分利用：一是在国外已经就业，甚至已经学有所成，成为国外大学的客座教授和系主任的人，他们对国外的中国研究相当了解，对文章和著作的评判比较有权威性。第二是经常往来于大陆和国外的人，他们比较了解哪些前沿成果有价值，其意见可以参考。张卫平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指出，要体现出世界眼光，中外学者应该建立对话的机制，不能无视国外汉学界的研究成果。
最后，如何在清史编纂及编译工作过程中使用包括网络、数据库在内的高科技手段，从而提高工作效率，转换史学观念，也是与会学者们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赵世瑜教授指出，要注意清史资料信息的网络化，除了搜集资料提供给清史编纂者的功能之外，网络还能不断地交流信息，使信息工作事半功倍。朱政惠教授认为，建立网站是一个迫不及待的问题，国家清史编纂这么大的工程，可以利用网站发布信息，可以不断地从国内外各个方面得到反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王旭东研究员指出，清史资料如此庞杂，全面占有是不可能的。要解决这个矛盾，只能进行数字化处理，包括：第一，充分利用互联网上的有关清史的资源。他详细介绍了互联网上的英文和俄文的学术资源状况，提议可以进行网上论坛，信息检索，以及分类研究。第二，利用互联网上的免费图书资源。第三，他建议建立一个清史专家自定义的数据库，一个交互性、研究性和知识性的网站系统，为学术交流提供平台，同时，也最大限度地为清史编纂者提供强有力的资源、信息支持。一句话，文献要数字化、电子化。
座谈会经过两个半天的分组讨论，于2003年7月18日下午举行了闭幕式。会议由成崇德教授主持。大会的第一项议程是各个小组的代表发言。刘家和、赵世瑜、耿升、王晋新、钱乘旦、韩琦总和汇报了各自小组的讨论情况。
小组代表的发言结束之后，编译处负责人于沛研究员就会议的情况作了简短的总结发言。他说，两天来，学者们就清史编纂体裁体例问题，尤其是纂修清史如何体现“世界眼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发表了很多重要的意见，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这些真知灼见在今后的清史编纂过程中将发挥积极作用，产生深远的影响。他认为，这次座谈会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在以下两个基本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第一，清史编纂是当代中国的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在编纂清史的时候应该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这就要求我们的编纂工作要建立在对当代中国的一系列复杂问题的认识和思考上，同时也应该建立在对当代世界一系列复杂问题的认识和思考的基础上，所谓要有世界性的眼光就是其中之一。第二，这次座谈会的意义不仅在于我们撰写清史这件事情本身，而在于通过这样一件事情第一次把中国史、世界史两个学科—实际上这是一个学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对于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全体与会者由衷地向促成这次盛会召开的戴逸教授表示敬意，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其他领导同志表示感谢。关于编译工作，两天会议的收获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问题上：第一，我们一定要明确编译工作的目标，划定编译工作的范围；第二，编译工作切忌盲目崇拜史料，要有研究和选择的过程，需要眼光，需要知识，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第三，编译处的工作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性的、或纯粹工艺性的劳动，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它需要科学的世界观，需要很坚实的历史学理论，需要很熟练的方法论训练；第四，加快网络数据库的建设，这不仅是一个工作效率和工作手段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指导思想和历史观念的问题。最后，于沛研究员希望大家今后进一步加强联系，建立合作，关心清史纂修，关心编译工作，同心同德，齐心协力，为完成好这项光荣的任务做出自己的贡献。